董其昌创造了一种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超尘拔俗的书法境界，他强调书法“贵有古意”，认为书法必须“熟后能生”，即以生拙之态来掩饰技法的娴熟，借以表现书法的“士气”。他重视书法家的文化艺术修养，主张多阅、多临古人真迹，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提高艺术的悟性。他的艺术实践和主张在生前和身后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据《明史·文苑传》载：
“董其昌天才俊逸，少负重名。初，华亭自沈度、沈粲以后，南安知府张弼、詹事陆深、布政莫如忠及子莫是龙以善书称。其昌后出，超越诸家，始以米芾为宗，后自成一家，名闻外国。其画集宋、元诸家之长，行以己意，潇洒生动，非人力所能及也。四方金石之刻，得其制作手书，以为二绝。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人拟之米芾、赵孟頫云。”
这段文字基本概括了董氏一生的书法成就，并将其定位在与米芾、赵孟頫相仿佛的地位，可见董其昌的影响之大和声誉之隆。
其挚友袁宏道（1568—1610年）在万历三十年致董其昌的信中，将其与唐宋的王维、苏轼相提并论。他说：
“不佞尝叹世无兼才，而足下殆奄有之。性命骚雅，书苑画林，古之兼斯道者，唯王右丞（王维）、苏玉局（苏轼），而摩诘（王维）无临池（指书法）之誉，坡公染翰仅能为枯竹巉石。不佞将班足下于王、苏之间，世当以为知言也。”
以董其昌的才艺和成就来看，袁宏道之誉似不为过。董其昌成名较早，70岁前后书法更是威震朝野，“名闻外国”，当时高丽、琉球使者求之不绝，其书传至朝鲜后，曾风靡一时，效仿者甚众。
明谢肇淛《五杂俎》云：“今之书名之振世者，南则太史玄宰（董其昌），北则邢太仆子愿（邢侗），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清书家王文治《论书绝句》称董其昌书法为“书家神品”，并作诗赞曰：“书家神品董华亭（董其昌），楮墨空元透性灵。除却平原（颜真卿）俱避席，同时何必说张邢（张瑞图、邢侗）。”后人把董其昌和邢侗、张瑞图、米万钟并称为“邢、张、米、董”晚明四家，实际上其他三人影响均不及董远甚。尤其是邢、米二家，邢之局促，米之锋棱全无，比之同时代的黄道周、王铎不及远甚，更不用说和董其昌比了，对此历史早已作出评判。
董其昌晚年书名大盛，求书者甚众，使其应接不暇，一时间代笔者和作伪者应运而生，据史料记载，董氏书法代笔人公认的是吴翘、杨彦冲二人，一为其弟子，一为其友人，至于作伪者在其家乡和吴门亦时有出现。董氏80岁时题跋云：“……今长公子固嘱余重题，以别余吾里之赝鼎，赝鼎多有胜余漫笔者，当重余愧耳。崇祯七年中秋，董其昌识。”（董书《临古》长卷跋，见谢稚柳《谈董其昌的代笔》）可见董氏同乡作伪者苦心孤诣之仿作，功力亦不同寻常，连董其昌本人也自叹“胜余漫笔”。这些代笔者和作伪者的做法固然为人所不齿，但客观上却有利于董其昌书法的传播。
那么，董其昌书法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何处呢？兹略述如下：
（一）董其昌与云间书派
松江古称华亭，苏州古称吴中，明代松江、苏州两地毗邻，皆为江南经济文化之重镇，可谓名人辈出，书家众多。两地书家一直以来就存在着互相竞争的局面，早期还比较含蓄，后来发展为公开化。松江书派在莫氏父子（莫如忠、莫是龙）、董其昌及陈继儒的带领下声价渐居吴门书家之上，董其昌历官既久，交游亦广，学生众多，故名气和影响力最大。董氏在66岁前后，其书法声誉极高之时，开始营构属于自己的书法流派，实现青年时代就立志要突破“吴门派”的夙愿。他在《画禅室随笔》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述：
“吾松书自陆机、陆云，创于右军之前，以后遂不复继响。二沈及张南安、陆文裕、莫方伯稍振之，都不甚传世，为吴中文、祝二家所掩耳。文、祝二家一时之标，然欲突破二沈未能也。以空疏无实际，故余书则并去诸君子而自快，不欲争也，以待知书者品之。”
在这里，董其昌追本溯源，将云间书派（亦称松江派、华亭派）的历史追溯到西晋的陆机，之后极力鼓吹云间书法，而诋毁吴门书派，为自己的最后亮相做好铺垫。虽表示“不欲争也”，但还是自称“余书则并去诸君子而自快”，其自信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最后一句定论“以待知书者品之”，更是明显地流露出其强烈的流派意识。在以文征明、祝枝山为首的吴门书派因近亲繁殖、陈陈相因而逐渐走下坡路时，董其昌领导的云间书派大有异军突起之势，在开立新面上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实事求是地说，云间书派除董其昌一人风靡朝野以外，诸如二沈、张弼、陆深、莫氏父子等中坚影响并不大，他们之间也并没有明确的师承和风格上的传递关系，想要和文、祝时代的吴门书派相抗衡还是不太可能的。董氏之前，“天下书法归吾吴”（王世贞语），已是公认的事实，是董其昌无法抹杀的。
松江书法就其影响来说可以分为三个流派。
一是以“二沈”（沈度、沈粲兄弟）为首的“台阁体”流派。此流派在永乐后一直左右着朝廷文案的书写，到清代衍变为官方流行的“匀圆丰满”、千人一面的官楷——馆阁体，因重实用远艺术而走向末路。
二是以“二张”（张弼、张骏）为首的大草书。在风靡一时的台阁体之外开辟了一个纯艺术发展的空间，虽不能成为主流，却备受社会关注，对明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就是董其昌的书法。他在明末领袖群伦，出尽风头，由于他官高位尊，门人众多，形成较强大的阵容。如邓太素、邹虎臣、倪后瞻、王双白、祁子祥等人均是董门中佼佼者，对发扬董书起着重要作用。董其昌的老乡、挚友陈继儒亦是其流派中的重要一员，书法也直接受益于董，二人一朝一野，互相呼应，相得益彰。
（二）董其昌书法对清人的影响
董其昌去世七年后，大明王朝在满族八旗铁骑的践踏下走向覆灭，受董氏影响的在世书家都成了由明入清的遗民，董其昌的影响自然延续到清朝。在清初的遗民书画家中，受董其昌影响最大的数查士标、沈荃、担当，其他泛泛之流更是数不胜数。即使是八大山人、傅山等个性强烈的书家，其初始阶段的书法亦学自董书。可以说，是董其昌的书法为他们后来的变法出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查士标（1615—1698年），字二瞻，号梅壑散人，安徽休宁人。善书画、工诗文、精鉴赏。流寓扬州、镇江、南京，明亡后弃举子业，书法宗董，萧散简淡，《江南通志》称：“二瞻书法精妙，人谓米、董再世。”为华亭书派中之佼佼者。
担当（1593—1673年）原名普荷，担当是其号，僧人。俗名唐泰，字大来，云南晋宁人。明天启以后以明经赴京对内廷，曾师事晚年的董其昌，书法、山水能得董氏精髓。
沈荃（1624—1684年），字贞蕤，号绎堂，松江人。顺治九年（1652年）探花，授编修，累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侍郎，卒谥文恪。自幼倾慕董其昌书法，极得董书的笔法特点与风神。爱好董其昌书法的康熙皇帝曾向他学书，是他专习董书而影响到康熙皇帝对董书的偏爱和重用，并因此获得入值南书房的殊荣，这使得他的身价扶摇直上。当时“上自元公巨卿碑版之文，下至遐陬荒徼琳宫梵宇，争得公书以为荣。以是公名动天下，与赵承旨、董文敏相埒”。
沈荃以“帝师”身份决定了其“名动天下”的影响，但因其书法始终没能跳出董书樊篱，而遗憾地成为董其昌书法风格的继承和追随者。沈荃的价值更在于，他把董其昌的书法完整地传入清朝，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使董书征服了刚刚熟悉汉文化的满族统治者。
董其昌的书法之所以在清代风靡一时，实与帝王的喜好关系甚大。康熙本人喜好书法，曾以擅长书法、专学董其昌的沈荃为师，故极为偏爱董其昌的风格，大臣中能模仿董书风格者往往会格外得到皇帝赏识重用。康熙曾亲临手摹其书迹，列于座右晨夕观赏。1705年康熙南巡时曾专门到松江，为董其昌祠堂题书“芝英云气”匾额。康熙曾在董其昌的书迹上题长跋盛赞道：“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风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绝伦。临摹最多，每谓天姿功力俱优，良不易也。”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王的喜好必然影响到臣下。我们知道，科举考试中书法的好坏是评判的一项重要标准，殿试由皇帝主持，能写得一手让皇帝熟悉且喜欢的字体，在阅卷时将占有十分重要的优势。所以，清朝阅卷官员阅卷时都以帝王的好恶为标准。这样，在帝王的大力倡导下，自然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一时追逐功名的士子几乎都以研习董书为求仕捷径。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其书法影响甚至超过了明代。在康熙、雍正朝书坛上享盛誉者，基本上都是属于来自浙江一代、气格近乎董其昌的书家。康熙还拣择翰林词臣中品学兼优者集中到他读书处——南书房，或代拟谕旨，或备顾问咨询，或讲求学业，其职责相当于皇帝的文字秘书。以书法见长的沈荃、高士奇、查昇、陈邦彦等人都曾在南书房任职，能直接与皇帝接触，在当时十分荣耀，以至于高士奇权势煊赫一时。
与沈荃同时，还出现了人称“康熙四家”的姜宸英、汪士铉、何焯和陈邦彦，他们的书法也主要以董书为主，卓有成就。后来还有张照、孙岳须等人，亦颇可称述。
姜宸英（1628—1699年），字西溟，号湛园，又号苇间，浙江慈溪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探花，年七十时授编修。初以布衣荐修明史，与朱彝尊、严绳孙称“三布衣”。康熙己卯年（1699年）为顺天乡试考官，因科场舞弊案牵连，死于狱中。撰有《湛园未定稿》《西溟文钞》等，为清代帖学的代表人物。书法以摹古为根本，少年时学米芾、董其昌，即有书名，后融各家之长为己用，各体兼善，以小楷为第一，多存董书韵致，但拘谨少变化。梁同书说他：“本朝书以苇间先生为第一……胸中书卷浸淫酝酿所致。”
陈邦彦（1678—1752年），字世南，号春晖、匏庐，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海宁陈氏是当地望族，康熙巡视江南时曾驻跸其家，名声显赫，收藏亦富。董其昌未成名时曾在陈氏家族中当过教师，故陈氏所藏董其昌书画甚多，陈家子弟学书也多从董入手，家族善书者甚多，陈邦彦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书得董其昌神髓，深得康熙帝赏识，至乾隆帝时，仍命其缮写御制诗。由于他学董而得其神髓，故往往被裁去名款，冒充董其昌真迹谋利。
查昇（1650—1707年），字仲韦，又字汉中，号声山，浙江海宁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进士，累官至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入值南书房。据说他殿试时因书法精妙而被定为状元，后因其族叔查嗣韩兼擅《五经》，成绩突出，拔至鼎甲，查昇只有屈尊二等。查昇书法于董其昌亦步亦趋，婉转流畅，飘逸秀润，在当时是名噪一时的书家。
张照（1691—1745年），字得天，号泾南，晚号天瓶居士，华亭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年仅25岁便获入值南书房的殊荣。据说乾隆早年书法大都由他代笔，雍正、乾隆年间两任刑部尚书。死后，赐谥文敏，这一谥号与赵孟頫、董其昌相同，可见他在乾隆心中之地位。张照多才多艺，书画诗文以外，亦精通音律、戏曲。清内廷上演的戏剧，多由他谱曲。
早年学书受其舅父影响，“初从董香光入手，继乃出入颜米，天骨开张，气魄浑厚，雄跨当代，深被宸赏”（《书画纪略》）。张照收藏董其昌墨迹数十种，一生学董、藏董，于董氏书迹时时揣摩，深研有得。后能在董书基础上，写出点画活泼爽利和气势鼓荡雄强的特色，在同时代书家中十分突出，终能“雄跨当代”。
在张照等人探索努力下，乾隆初期帖学书风有所转变，乾隆中期，“香光告退，子昂代起，赵书又大为世贵”（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十二）。当时书法逐渐转向整齐圆润，后来发展为程式化的“馆阁体”，继张照后涌现出了“清四家”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翁方刚以及铁保等一批对当时和后世颇有影响的帖学名家。虽乾隆转而推重赵孟頫，但赵孟頫一统天下已不可能，此时的学赵，实际却是赵、董的结合。著名书家刘墉、王文治和梁同书等都曾学董，所以学董之风一直延续至清末。
刘墉（1717—1804年），字崇如，号石庵、青原、香岩、日观峰道人。大学士刘统勋之子，山东诸城县逄戈庄（今属高密市）人。乾隆、嘉庆两朝重臣，乾隆十六年进士，累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因为官清廉正直，卒谥文清。著有《石庵诗集》，刻有《清爱堂帖》。
刘墉师古而不拘泥，是一位善学前贤而又有创造性的书法家。其书法体丰骨劲，味厚神藏，有廊庙气度，是清代最有名的帖学大家。因作书喜用浓墨，故世人称其为“浓墨宰相”。乾隆间，与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并称四大家。沙孟海认为：“清初帖学家，张照、刘墉，都负盛名。刘的名声，比张更大，实则他们程度相埒。”
王文治（1730—1802年），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探花，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授翰林院侍读，并充会试考官，一年后任云南临安知府。后因下属失职被罢官。其后活动于江浙一带，在多所书院执教。
他学书早年从前辈笪重光入手，后服膺董其昌，还受南宋张即之影响，用笔有扁薄的习气。论者对其褒贬不一。褒之者认为“秀逸天成”“风流倜傥”，以其与刘墉相并列，称为“浓墨宰相，淡墨探花”；贬之者嫌其“柔媚”“浮浪”“为女郎书”。
王文治在书法以外还擅长诗文，与著名散文家姚鼐交谊深厚。据史料记载说，他酷爱音乐戏曲，曾花很多钱供养一童伶戏班。难怪其书会偏于轻盈秀美一路，实与其个人秉性有关。
梁同书（1723—1815年），字元颖，号山舟，晚自署不翁、新吾长，钱塘人。大学士梁诗正之子。乾隆十七年（1752年）参加会试落第，在乾隆帝的特许下，以举人身份参加殿试，特赐进士，并入翰林院。后来以编修的官衔先后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和会试同考官，参与政府衡文选士的阅卷工作。乾隆二十三年，升任侍讲。不久，又担任日讲起居注官。
梁同书12岁时就能书写擘窠大字，擅长楷书、行书，到晚年还能写蝇头小楷。其书法典雅洒脱，动人和谐，不激不励，颇具书卷气。他强调在学习过程中，应注入自己的创造精神。梁同书习书六十余年，久负盛名，所书碑刻极多。曾奉命与庄培因等人负责缮录《昭明文选》。
可以说，清代帖学一派的构成是以董其昌为首的华亭书派为核心的。清中叶尽管碑学兴起，但董书并未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是以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今天，在回归传统，复兴“二王”的大环境中，董其昌的书法仍有着广泛的影响，其作品也早已成为海内外收藏界极为追捧的“绩优股”。
总之，董其昌不仅为晚明书坛奉献了一个崭新的自我，还围绕他形成了一个颇具阵容和影响的书法流派。“这个流派既是历史的延续，又以平淡有禅味的意境而迥异于历代书法大师，故而董其昌应被视为自钟、王发端以来，文人流派书法史上追求意境最为成功的书法家。”（黄惇《董其昌的书法世界》）
见贤思齐，这是历史给我们后人最好的馈赠，值得我们去好好珍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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