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要求人们生产的东西都成为商品，中国严肃小说的生产者们在这个规律的作用下多少有点陷入了窘境，出书难、订数低、读者少就是这种窘境的表现。摆脱这种窘境的方法肯定有好多种，用通俗的外衣将自己的产品做一番包装也可能是方法之一。

    用社会流行大众认可的“外衣”去裹住自己的真身，从而达到吸引读者注意的目的，这种例子在中国的小说发展史上并不是没有。我们人所共知的小说《红楼梦》，就其思情寓意来说，传达出的是一种有违当朝传统规范，在当时很不易得到认可、理解的东西，但它采用的却是能克服读者逆反心理，在当时流行的最通俗化的章回体说故事的形式。读者们被这种“通俗的形式”吸引，带着消遣的目的去读《红楼梦》，读完后得到的却是对人生、对社会全新的认识和思悟。

    20世纪的世界小说发展历史，也曾经给我们提供过这种寻找通俗外衣的经验。当年法国“新小说”派的作家们，就经常采用侦探故事的题材而给自己的小说披上了侦探小说的外衣。他们明白要想使最不通俗化的东西被人接受，就必须采取最通俗化的形式。“新小说”派的主将罗伯·葛利叶的处女作《橡皮块》，是新小说运动的开路之作，但当时的巴黎《文学新闻》周刊只把它称为一部“侦探小说”。罗伯·葛利叶的第二部“新小说”，写的又是一桩奸杀案件。这种通俗的外衣成功地把读者的目光吸引到了他的书上，但读者们读完全书之后，得到的却是他们不曾料到的崭新的东西。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小说界，个别的作家已进行过这种寻找通俗外衣的试验并取得了胜利。大家公认的最富创新精神的小说大家王蒙先生，就曾写过“推理”小说（记得曾发在《十月》上）。还有一些严肃作家不断地将凶杀、侦破、武打作为自己小说的题材，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堕落，而是因为他们想用这种醒目的外衣去俘虏读者，一旦读者真的陷入了他们的小说之中，所获得的就决不仅仅是一点感官的刺激。80年代部分作家这种试验的成功，不会不给90年代的作家们以启发。

    寻找通俗的外衣可能是小说家们应付社会经济发展样式骤变而采用的权宜之计，即使热起来持续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小说家们决不会长久让自己屈服于这种压力，只要情况稍有好转，他们会立刻抛弃这种通俗的外衣，让自己的小说穿上他们为其精制的五彩斑斓新颖独特的衣裳。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