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在文学创作领域来说，算是对作家最考验的一种体裁了吧。真的是要费力气的，一旦要决定写，像我这个写作速度，一般得写一两年，所以要慎重。我曾经集中十年时间写了《第二十幕》，不久前中央台八套播的那个电视剧《经纬天地》，就是根据这部书改编的。是什么触动了我创作《预警》呢？其实我一直觉得恐怖主义的兴起，是我们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大事件，作为军人应该对这个事件给予关注；而且我们确实也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威胁。用一部小说来反映当下这种恐怖主义对人类生活的威胁，是我心中慢慢生出的一个愿望。于是，《预警》这部小说的雏形就在我脑子里渐渐出现了。我想用这部小说来提醒我的战友们，一场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已经悄悄来到了我们身边，我们应该做好迎接的准备。
小说的名字所以定为《预警》，有几层考虑。第一个层面，就是想提醒我的战友们，恐怖分子正在千方百计地接近我们的中枢指挥人员，就是掌握国家核心机密的一些军人。他们的目的是想在窃取这方面情报的同时，获得杀伤力巨大的武器。第二个层面，是想对每个人的人生发出一个预警，因为这里边的主人公，他生活在和平年代，在北京这个大都市生活，他没想到他的人生会出现这种突然的意外的变故。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明天会遇到什么。在《预警》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孔德武的人生计划里，根本没有这么一项，根本没准备迎接这么残酷的事情。可是没办法，人生之路上就有这种不可预测的陷阱。这些年来，地震、洪水、泥石流、空难等等，有多少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遇到了灾难，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开。第三个层面，就是想对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做一个预警。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直是朝向更高更好的阶段发展，有时候它会有倒退，而且倒退得非常可怕，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多国家卷入战争，几千万人的生命没有了，那是一次大倒退。当下的世界，也满是不安全的因素，从2001年美国遭受突然的恐怖袭击开始，世界上恐怖袭击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我们的世界进入了一个恐怖事件频发的时期，人类原本已学会了保护儿童和老人，可现在却又拿他们的生命去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个倒退。这个倒退应该引起我们所有的人类学家、政治家，也包括我们军事家的注意。这就是说人类文明进程并不是一直向好的方面发展，它随时可能往后倒退。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
我们那一代人刚好赶上了“文革”，大学都停办了。初中的时候就开始不好好上学，学校基本上停课了。在那之前有高小、初小，老师不断地向我们灌输，科学能够救国，科学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科技强国，所以那会儿就想当科学家；这个愿望实现不了以后，就开始萌生参军的愿望，那时候我认为军队可以保卫国家，这是最直接的一种动因吧。当然内在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军队的生活条件好，我们在乡村的生活条件差，大家把当兵作为一条出路，也是改变人生的一条路。这是很实在的想法。
我家在河南邓州，现在叫邓州市，过去叫邓县。我们那儿的人主要是以种粮为生，但是当我1970年底走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生活条件非常差。我那时是十八岁，差不多天天吃不饱。当时觉得部队待遇好，至少能吃饱穿暖。农村那时穿衣缝被靠发布票，布票常常不够，做件衣服很难，因此大家都有一个逃离乡村的愿望。我参军最初到了山东的一个野战部队，在山东泰安管辖下的肥城县。一开始我当的是炮兵部队的测地兵，就是负责给炮兵射击提供方向、高程、距离等射击诸元的兵，经常用一种光学仪器经纬仪进行大地测量，然后通过三角函数计算，算出火炮射击的方向、高程和距离。
我是高中生，算是当时部队里的知识分子了，所以就来到这个需要有文化的专业分队。在这儿当了兵以后，就萌生一个愿望，想从事大地测量的研究，写一本关于大地测量的书，因为我从小就对写书的人非常敬佩，觉得能写出一本书才是人生真正的成功。不过后来领导很快就把我提升为排长，不久又把我调到团里政治处，开始写机关公文，写材料，这个时候我就没法再搞大地测量研究了。从这时开始，我又想和我的工作结合起来，写一本关于中国生产力状况的书。那时候虽然年轻，但就是一直想写书。这期间，我写了好多关于中国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论文，寄到咱们中国社科院的经济研究杂志，但都给退回来了。
我当新兵时，一个月的津贴是六块钱，以后军龄每增一年，月津贴加一块。好在那时候书便宜，几毛钱一本，我通过内部书店，买了好多书。那会儿对经济学有那么浓厚的兴趣，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国家太穷了，当时就想着怎么把我们的生产力提高上去。年轻人什么都不怕，也没有什么顾虑，老读书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投出去的稿子都给我退回来了，因为那个年代你有思想是不行的，你写的东西稍微违反宣传的精神，那也是不行的。没过多久“文革”结束了，人的思想一下子解放了，诗歌热潮出现，小说也开始兴盛起来，老作家们都恢复了写作，出现了一些好作品。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写小说的，开始用小说来表达我心中的想法。
我一开始就想写长篇小说。我想写一个反映台湾老兵思乡的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这是最初关于长篇小说的创意。小说名字就叫《思乡》吧，用铅笔写了三十来万字，让周围的朋友看了以后，都说：“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太差了。”第一篇小说就受到了打击，我也不敢拿出来了，到后来也没敢交给出版社，直到一次搬家时把它烧掉了。此后我就开始写电影剧本。所以想写电影剧本，是因为在“文革”期间，有几部电影一直在放，《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地道战》，电影当时对人的影响非常大。我写了三个电影剧本，投出去以后，也都给我退回来了。当时电影剧本的成活率是五千分之一，很低的，因为全国一年就拍三四部电影。我很失望。恰好这时候短篇小说开始兴盛，一些文学刊物开始在全国发行，报纸的副刊也开始刊登短篇小说，这就又激起了我写短篇小说的兴致。那会儿我记得最有影响的短篇小说是卢新华的《伤痕》，当时大家都争着读，给我的刺激也很强，我想我要是不写那个长篇，写个短篇现在不也成功了吗？所以我就开始写短篇，写了好多，一开始寄出去也都没有发表。直到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我的一些战友去参战，他们给我写信，这个事启发了我，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叫《前方来信》，刊登在《济南日报》1979年3月份的一期副刊上，这是我第一篇在地方报刊公开发表的小说作品。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当时特别高兴，把寄给我的稿费都买东西给朋友们吃了。那时候稿费也不多，几十块钱，但几十块钱在当时就很不少了。
这件事让我信心大增，然后我就开始不停地写，在我们军区的报纸、刊物，山东省的一些地级刊物、省级刊物，一直到北京的国家级刊物，后来在1985—1986年度的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中，我的小说《汉家女》获了奖。这一下激起了我不干别的的决心，彻底不想当官了，就想当一个作家。从那以后，我就写短篇、中篇，后来又写长篇，一直写到今天。
一直到1986年之前，我的创作都是在业余进行的。我是先当排长，当副指导员，然后到师里政治部当干事，这都是有工作的。到军区宣传部当干事后，每天你得写机关公文，写作只能放在晚上或者中午。我基本上是中午睡半个小时赶紧起来，一年四季都是这样。晚上一般是十二点以后睡觉，那时候就利用这个时间来写作。读书也是这样，只要有一点时间就赶紧读，所以那时候身体也受到了损失，那时不太懂得爱惜身体，总认为我有使不完的劲。总认为自己年轻，饭也不好好吃。那时候读书，好多书是通过内部渠道发行的一些所谓参考书，包括文学书它也让内部书店卖，我就跟泰安市、济南市卖内部书的人搞好关系，然后我自己去买。我的藏书还是比较丰富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有时间就读书，各种各样的书，看到什么就读什么，买到了就把它读完，再有就是到图书馆里去，不过这样的机会不多，因为那会儿很少有机会让你上地方图书馆去借书，基本上是自己买。
写作没有大量的阅读是写不出来的。对我启发最大的是两位作家，一个是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就是写《复活》的那个。我在连队当战士的时候，一位老班长有这样一本书，只是书皮和书脊都没了，他读的时候大概是1972年、1973年吧，我发现他读得非常认真，就悄悄地趁他不在的时候把书拿过来读，一读就把我吸引住了。玛丝洛娃与聂赫留朵夫那个情爱故事写得实在是好，这也是我以后开始写小说的一个动因吧。就觉得这部书这么抓人，一个人能写这么一部书真是很伟大。我也不知道是哪个作者，就觉得这本书写得好，以后才渐渐知道，这是列夫·托尔斯泰写的。然后我就买了他的《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等书来读，我很快就读完了，读后觉得这个作家确实很伟大，他强调的是博爱，爱这个世界、爱所有的人，他提倡的这个东西对我影响很大，这个观念深植我心，因为人生活在世上不容易，爱是最重要的。
这是一个俄国作家对我的影响。对我影响大的中国作家是沈从文。改革开放以后，沈从文的作品开始大量印行。沈从文他是写湘西生活的，湘西和我们豫西南那种偏僻的程度、那种贫穷的程度很相似，人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也很相似。他写的人物我都能理解，也都能在我们乡村中找到那种人。所以在看他的作品时，很能引起我的共鸣，感到特别亲切，也特别感动我。然后就启发我，以自己家乡作为观察表现的对象。我们豫西南南阳是一个小盆地，北边是伏牛山，西边是伏牛山，东边是桐柏山，南面是大洪山，就是武当山那一带。这些大山把南阳、邓州围起来，使得这些地方相对偏僻。我也写我熟悉的各种各样的小人物，我想把这些普通人活着的那种艰难、那种坚韧、那种对生活的执着，那种精神状态表现出来，因为这里面既有愚昧的，落后的东西，也有支撑我们民族前进的东西。这个地方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是从这个小地方能看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中华文明历尽万难没有被毁掉的原因。
我有一个远房叔叔，他识字，看过《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冬天的晚上下大雪，那时候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收音机，书也不多，怎么办呢？村里有一个养牛的大棚子，在里边生上火很暖和，然后我们都坐在那儿听他讲故事，他的故事对我来说是一个最早的文学启蒙。他就把《三国》一段一段讲，《红楼梦》也一段一段地讲，《水浒传》也一段一段讲。我那时候识字还不是很多，文学世界通过他的口传达给我，使我对文学最早生了兴趣。这是一个人。还有一个人是我们附近一个村里说大鼓书的，就像北京的京韵大鼓，演员敲着鼓说书，我们河南也有大鼓书。这个说书人也是讲故事，什么三侠五义，他把它编成一段一段，夏天每天晚上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大家都乘凉，都在外边，月亮照着，妇女抱着孩子，老人叼着烟袋，他就站在那儿说，几百个人坐在那儿听，鸦雀无声。那时候电影也很难到乡村，听鼓书就成为了我们为数不多的一种娱乐，一种文化享受，也是对我的文学启蒙。再有就是乡村戏曲，唱豫剧、曲剧、越调，我们河南三种戏，一个公社组织一个剧团唱戏，逢年过节的时候，搭简单的舞台，就像鲁迅先生写的《社戏》那个样，我们都坐在下边，夜壶里头倒上油，点很粗的捻子，然后我们就在灯下看，看得模模糊糊，看不清，可就是那种影影绰绰的效果特别好，因为那时的戏里面有男扮女装，我们觉得感动得不行，也觉得男子扮的姑娘长得非常漂亮。戏剧、说鼓书、远房叔叔讲故事，这些对我的文学滋养是最早的。那会儿也小，但听得懂，有兴趣。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天生爱听故事，其实每个孩子都爱听故事，妈妈抱着他，给他讲故事他就听。你要光给他讲一些逻辑性很强的东西是行不通的，孩子都愿意听那种能激起紧张情绪的故事。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里，要么就是有一个很会说故事的外婆、奶奶，要么就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父亲、母亲，我这就有这样一个很会说故事的远房叔叔。
我们那个地方偏僻，母亲不识字，但是她喜欢抱着我去听鼓书。母亲非常勤劳，整天就知道干活养育我们，她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母亲对于我来说教会了我善良，与人为善，要多为别人想想。我们家里再穷，如果有人来讨饭，一定要给人家，其实自己家里还吃不饱。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母亲的散文，将来你可以看看。（说到此处落泪）我现在不想讲，一讲我就会非常激动。在乡下的时候，我们经历过饥饿，如果没有母亲我们就活不了了。那会儿家里有我和弟弟两个孩子。现在的孩子生活在很幸福的时代，饥饿从来不会来惊扰他们，但是我们那一代人确实是经历了这一个阶段。1960年的时候，我曾经十八天没有吃过粮食，十八天没有一粒粮食供你吃，全靠母亲给弄野菜野草、树皮吃，棉花籽把那个壳去掉，让我吃仁儿。那年一个村死好多人。
父亲整天到地里去干活，很忙、很辛苦。我上学时，父亲老是挑着粮食，挑着柴火，挑着菜送给我。我们在学校吃饭，学校离家有六里地，上高小以后就没法儿回家了，就在学校那儿吃。那会儿也可以在学校交钱吃饭，可是我们家连吃饭的钱都没法给我，那时一个月四块五毛钱的伙食费对我们家来说已经很贵。今天是没法想象，四块五也就买一个冰糕，但是当时就拿不起四块五毛钱。没办法，母亲在家里把杂面条擀好，父亲把柴火挑上，把面条、红薯（就是地瓜）挑到学校附近，在一个村子里找一个亲戚家，然后给我弄好锅，盐，什么都放好，放学之后我自己烧饭。
我们那个村子，真正一直坚持让孩子上学的人家不多，我家是其中之一，其他人家孩子说不上就不上了。一个是我有上学的愿望，再者，家里一直支持，即使再穷也没有停止我上学。最后就我一个人读下来了。那会儿父母对我也没有提出一些具体的期望，希望你长大以后怎么样，他们就是希望你读书识字，因为他们吃够了不认字的苦，所以他们就希望你能识字。还有，就是他们坚信只有识字才能有出路。至于孩子识字将来能做多大的事情，他们没想那么多，他们就觉得识字好。我们那里春节的时候，家家都要在墙上贴一个红字条：敬惜字纸，就是你见到一张有字的纸，都要把它捡起来，不要烧掉。老百姓虽然不识字，但是对读书人一直怀有一份尊敬，对书籍怀有一份敬仰，这就是我当初为什么说我总想写一本书。我们那个地方是楚文化和汉文化的交汇地，虽然我们这个乡村识字的人不多，但是前辈传下来的对文化人的尊重是一直有的。
《湖光山色》关注的就是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因为我的亲人们现在还生活在农村，所以我经常回到农村，对乡村的一切事情都感兴趣，我希望我的父老乡亲们生活得好……（说到此处再次落泪）我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因为经常写作吧，写着写着就能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父老乡亲们的生活状态我一直在牵挂着，我希望用我的作品来反映当下乡村的变化。目前，城市资本开始向农村流动，部分乡村在资本的运作下开始变富。有人说一些乡亲被这种资本流动冲击得失去了方向，应该是一种实情。很多人并没有做好迎接这种变化的精神准备。你看现在一些小镇上，也有小洗头房，有网吧，有洗浴中心，对于乡村的一些年轻人来说，这些东西具有极大诱惑力，弄不好就会出问题。当然，城市资本在向乡村流动的过程中，也给乡村带去了正面的变化，这是没有问题的，乡村里很多楼房盖起来了，商品供应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好起来了。但不能否认，有一些负面的东西，一些腐蚀人心灵的很不美好的东西也开始出现了。传统的乡村生活正面临着冲击，古老的乡村世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身为作家，我想把这种景况表现出来，以引起读者的关注。
在写《湖光山色》之前，我专门回到了我的故乡，在一个朋友的陪同下，沿着丹江口水库也就是书中的丹湖湖岸，走了很长时间。跟乡村里的各种人物都有接触，了解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也有了很多感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才动手写的。丹江口水库是我们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大概几年后，北京人就要喝到那边的水了。那边的人们都是我的乡亲，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惶惑忧虑，使我的心很不平静，所以我就写成了《湖光山色》。当时写作的时候很激动，沉在一种激情里，花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我写作的时候就是想着要把自己的话说出来，把想写的人物写出来，仅此而已。
完成于1998年的作品《第二十幕》，是我用了将近十年时间来构思创作的一部作品，我说写完这个，就算我对家乡有了一份回报了。在这部书里，我把我对人生、对社会、对大自然和对南阳这块土地的认识、感受都写出来了，作为一个从南阳盆地走出来的人，我做完这件事情，松了一口气。我想，以后的人们在回忆20世纪中国人生存状态的时候，可以拿它作为一个标本。想了解中原地域人们的生活时，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样本来审看。我写的是南阳人，表现的是中国人，我想通过对这个地域里人们的生存状态的表现，展现我们中华民族在20世纪里的命运遭际。
当时书出来以后，评论界的反映还不错，至于有人说它是中国的《百年孤独》，那自然是鼓励之言，我自己明白它和《百年孤独》还是差得很远。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评奖的时候给它评了一个奖，还得了“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吧，反正不管它得没得奖，我自己确实是用尽我的力量和当时所有的艺术准备，全力去完成这部书的。将近十年间，虽也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但主要在做这一件事。中间因为有病，还有其他的事情，我也担心我完不成，因为它毕竟太长了，将近一百万字。后来总算完成了，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全是手写的，一个字一个字写，写了以后还得改，改完了再抄，写的是一百万字，其实是三四百万字。
从1976年开始写，到现在三十四年了。这其中我觉得最难的就是突破自己。写一段时间以后，就面临除了超越别人，还得突破自己的问题，得有变化，也就是创新。创作必须是一部和一部作品完全不一样，这才是创造。如果重复自己或者重复别人，那都不行，所以这个是最困难的。突破和超越，其实就是折磨自己。作家为什么受折磨，可能主要是在这个方面，自我折磨。如何写得跟前一部作品不一样？题材是没触及过的，语言韵味是新的，人物是没写过的，故事是原创的，思想含蕴是独有的，这很难。需要不停地思考，不停地琢磨，这个是最痛苦的也是最艰难的。
写严肃文学或叫雅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你得在思想上有新的发现，得给读者一点启示和启迪，让人读了以后，既得到了精神愉悦，又能在思想上有所收获。一本好书有时能影响人的一生，可以让人长久地记住，这才是严肃作家应该做到的。我一直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当然，这是个人美好的愿望，真正写出一本好书并不容易。总之，每写一篇作品每写一本书，你得能给别人提供一点新的东西，新的审美经验或对社会新的思考，不能没有新的，老是重复别人已经发现的东西，或者重复自己已经发现的东西，那就没意思了，那就是只为了赚钱。现在我们发现一些作家的写作就是在一个水平线上滑行，不做提升，只是为了赚版税，我觉得没有多少意义。
我最早的写作就是想倾诉，想把我心里的话告诉别人，想把自己对世界的感受告诉别人。当然也想要挣钱养家糊口，还想要成名，那种年轻人的功利心我都曾有过。写作一开始都是有这个的。但是写到今天，到我这个年纪，钱和名声都不重要了。就是希望能把自己活这么多年对人性和人生的一些认识，对社会和民族、国家的一些认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通过作品传达给我的读者，能在精神上和我的读者进行交流。我的书销量有一些，但不属于畅销书，一本书能对几万个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一点影响，能让他们的精神生活因你而更有意思些，这就不得了了。不敢说去影响全世界、影响全中国，那不可能。
当年我去前线不是参战是采访，是随着几位新闻记者一块去的。到前线以后，我们可以走进军、师指挥部和团、营指挥所，可以和一些连排干部和战士交谈，能够近距离地感受战争的残酷和危险。我们去师指挥部的路上，有一段公路是敌人直瞄火炮封锁的地段，是直瞄的八五加农火炮轰击的路段。在这段路上，敌人看我们的车看得非常清楚，可能随时开火，我们去之前，敌人已经用炮弹打坏我们不少汽车。那段路大概有一千多米的长度，不能绕开，必须走。载着我们的汽车开上这段路后，开得很快，而且不时做猛停的动作，以躲开炮弹。我们到了位于大山洞里的师指挥部后，还能听到冷炮响，南方多雾，很多时候只能听见炮响，看不见炸点。这种冷炮实际上防不住，它突然就打了过来，我们一些军官和战士就是被冷炮打中死亡的。冷炮，就是只打一发，落到哪儿谁也不知道。敌人打冷炮其实也没有什么目标，但是知道这儿有我们的人，他就乱打，落到你身边就该你倒霉。听到冷炮响，有时就在洞口外边炸响，是有点让人心惊。我们往阵地走的时候，有两个战士护送，路是小道，两边都是灌木和深草，草都是一人多深，据说敌人的特工就经常潜藏在这些荒草里边，他们有时候会突然扑上来抱住途经的战士，往山下一滚就抓走了。那两个护送我们的战士，他们身上背着吃的，冲锋枪在腰里挎着，手指头都在扳机上扣着，一有动静，他只要手一动，一梭子子弹就可以打出去。为了保护我们，他们前面一个、后面一个。他们腰带上还挂了一个雷，敌人一旦抱紧他们，没法开枪时，只能弄响雷和敌人同归于尽。那天发给我们每个人一把手枪，没有冲锋枪，因为大雾弥漫所以我的确非常紧张，这可是在真正的战场上，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那天我们没出任何事情，但这种紧张的战场气氛是强烈感受到了。然后就是采访，听官兵们讲他们战斗、负伤和战友牺牲的事迹，内心深受感动。回来后写了几个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其中包括《汉家女》，在《汉家女》这个短篇小说里，我描绘了一个女军人的内心世界，当时赢得了许多人的喝彩，当然也引起了争论。
大概是因为我母亲的关系，我一直认为女性是在人生中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性别。在男女两性中，我觉得男性从事破坏性的事情较多，战争一般都是男性发动的，还有打架、酗酒、吸毒、抢劫、暗杀这些事，一般都是男性去干的。女性孕育孩子、护理病人、料理家务、赡养老人等等事情，都属于建设性的。所以在两性中，我愿把我的歌颂性文字更多地献给女性。这也可能与我接触了很多善良美好的女性有关，所以我的作品里好多都是以女性为主角的。我愿意歌颂她们，我愿意把她们描绘得非常好，非常美丽，非常善良，我希望通过这些美好的女性形象，能让我的读者对人生、对社会充满着美好的希望，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人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很温暖，很美好的，我就是这样想的。
现实生活中我的妻子人就很好，很善良很勤劳。我和她是中学同学，但成为夫妻却是别人介绍的，在学校时我们都还小，再说那时候也不许谈恋爱，也没有胆量谈恋爱，再加上我当兵在山东，她后来去武汉上大学。说起经营家庭，我做得很差，因为我写作的时候经常沉浸在思考状态中，过去一般一写就是一天，会很累，不想干什么活，我爱人她牺牲很多，家务活全是她干的，我在家里很懒，想想真的很对不起她。
虽然我大多把女性的形象刻画得很美好，但是一些爱情故事却多是以悲剧性的结尾告终。这可能和我的世界观有关系，因为人生不管多么美好，最后都要走向死亡，这是非常让人绝望可又无法改变的。就是这个大悲剧，这个人生结局的悲惨，让我去留心观察人生中很多不如意的地方，然后我就想把这种人生中不美的地方写出来，让人们对其心生警惕，别让这些东西再毁坏我们只有几十年长度的生活。很多人说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觉得也差不多，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可能也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觉得生命过程中充满了遗憾，没有办法改变，可是又觉得太难受了。所以在写作中，不知不觉就把生命必死这个大悲剧变换成小悲剧来表现了。其实，生活中确实是时时都可能发生悲剧的。
英雄，其实是人类在成长过程中为自己创造的榜样。最初的英雄就是比别人多做了些事情的人，他们办事的能力比一般人大了点。接下来人们的生活标准更高了，这个时候体力好的、能保证大家安全的人，便成了英雄。再从氏族过渡到国家，忠于自己的国家、保护自己国家的人就成为了英雄。到了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分成这么多民族、国家，一个国家要有自己的军队，军人里边优秀的官员和士兵便被称为英雄。这是人类成长过程必会出现的事情。尽管今天西方有人说英雄已死，说如今已不需要英雄，但其实在人们生活中英雄一直存在。我们写军事题材的时候自然不能避开这个，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懂得发现英雄、尊重英雄，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命运就可能发生改变。身为军旅作家，自然应该去发现和表现我们军队中的英雄，用他们的榜样力量，提升全体军人的素质。
和平年代的军人仍然承担着繁重的任务，除了平时的训练，边疆的防务，还要应付一些突发的恐怖事件；还有非战争军事行动，就像抗震抗洪、泥石流救援等等，都是军人最先冲到抢险救灾的第一线。在这些事件中出现的特别的人物，其实就是英雄，英雄就在我们身边。
我从小喜欢看电影。虽然我写的是小说，但我的小说故事性相对强一些，而且我写东西的时候，总是会有画面在脑子里出现。写到什么场景，就有什么画面呈现在脑海里。我平时也是个爱幻想的人，一想到什么，画面跟着就出现了。我有时跟人谈话，不论谈到什么，都会有画面出现，我怀疑我的脑子被什么人改造过，其中充满了画面，随时都可以调出来一些供自己观看。这样，我写作的时候，画面感就强，这大概是一些导演喜欢我作品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现在的纯文学作品受众面是越来越小了，因为大家都很忙，看书成为一桩很奢侈的事情，除非我们这种喜欢阅读的人。大部分人都很忙，生活节奏很快，白天上一天班，回家又要处理家务，没有时间读那么厚的书。文学可以借助影视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来吸引人们读书。但是文学作品不能等同于影视剧本，因为影视它全靠讲故事，电影还好些，还可以传达些思考；电视剧面向大众，基本上就是讲故事，讲的故事越紧张，观众就越喜欢看。可是这不是文学的全部任务，文学还要让故事含蕴深刻的思想，要带给读者精神上的震撼。
阅读严肃文学作品，是一个民族提升其精神素质的重要渠道。严肃文学作品的任务不是只提供愉悦，故它的读者不会很多，通常是社会的精英阶层才读的，但就是这种阅读，保证了一个民族当中总有一部分人在思考。写这种作品的人，赚钱不会多，可是每个民族都需要有这样一批人，由他们做出牺牲，过相对清贫的生活。这样，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素养不断往上提升。像美国那么商业化的国家，它的图书销售很多，一部畅销书能卖几千万美元，畅销书作家可以坐在自家的游泳池边写作，物质享受非常好。可是它们仍然有一些著作销量不多、有深刻思考的作家在艰苦地进行创作，他们的名声和收入没有那些通俗作家大和多，但正是他们让美利坚合众国不被人轻看。
现在，时尚写作、迎合式的写作越来越多，因为能赚钱，这在商业社会里是正常的现象。但还是我刚才说的，还要有一部分人要沉下心来，要思考一些大问题。像以前的一些科学家，他们去思考天体的变化，你说这能带来多少现实价值？可是对于整个人类来说，那却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同样，我们社会的发展，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生很多不可捉摸的问题，需要作家来思考，当然人类学家也要思考，可是作家的思考具有形象性，它更能吸引人们，影响人群。影响的力量是很大的。这样的作家也不一定要很多，可就是得有一部分，要不然大家都去赚钱，那就是对民族不负责任，是民族的悲哀。
我近些年的创作明显向豫西南那个小盆地倾斜了，对于军旅文学我还是要写的，但是还在寻找，如果我找到了使我冲动的题材和人物，找到了新东西，包括新的表现方式，找到了让我不写就难以安生的东西，那我肯定会写的。我相信我还会有一部军事题材的作品写出来，但是什么时候写出来那说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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