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帝王之象？一两句话恐怕说不清楚，但认真归纳起来，也不外乎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要有远大的志向和坚韧的毅力，不要为一时一地的得失所迷惑；二是要有卓越的见识，即超出别人的政治远见；三是要有识人之明和用人之术；四是要有容人之量和纳贤之德。
唐太宗像如果我们把这四个方面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问题的话，前三个方面属于人的思想、能力、水平的问题，而后一个方面却是属于人的胸怀、修养的问题。也就是说，前三个方面是硬的问题，达不到就是达不到，第四个方面则是软的问题，人人皆可做到，但真正做到的人却又少之又少。其实，纵观历史，能够做到前三个方面的并不少，但能够做到最后一个方面的人却不多，如果能够在前三个方面的基础上做到第四个方面，恐怕也就具备了帝王之象了。
第四个方面之所以难于做到，其根本原因在于难以战胜人性的弱点，难以战胜自己。如果一个人克服了人性的弱点，战胜了自己，祛除了私欲、贪欲。克服了个人的好恶和偏见，那还有什么事做不成呢？
在容纳人才方面，唐太宗李世民更有容纳百川的胸怀，他不仅不为渊驱鱼，而且还主动任用当初那些坚决反对过他的人，对于自己的亲戚本家，他也无所偏袒。也许，在他的众多的优点之中，这一点才是使他成为明君的主要原因之一。
李世民当了皇帝后，曾经论功行赏，史书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兹摘译如下：
9月24日，皇上亲自确定了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封邑，叫陈叔达在殿下唱名宣示给大家，并且说：“我叙定你们的功赏，可能有不恰当的，应该各自谈谈。”当时，诸将争功，乱哄哄地闹个不停。淮安王李神通（李世民的叔父）说：“臣在关西举兵，首先响应起义的大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专靠耍笔杆子，功劳却在我上面，我心里不服气。”皇上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起义举兵，大概也是为了免祸。后窦建德吞并山东时，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度叛乱来攻，叔父又被打得望风而逃。
而房玄龄等人如同张良一样运筹帷幄，坐在那里就安定了社稷，论功行赏，本来该在叔父的前面。叔父是国家至近的亲人，对于您，我还有什么可以吝啬的呢？只是不能凭私情而随便封赏罢了。”诸将这才说：“皇上真是公道极了，即便是对淮安王，也没有私心，我们难道还敢不安分吗？”于是都心悦诚服。
唐朝初年，经过战乱，各派的人士尚不知道李世民对待自己的态度，大多数人都处在徘徊观望之中，有的甚至怀有异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过去的问题就非常重要了。
隋朝末年，王世充之子王太镇守河阳，聘请邓世隆为宾客，邓世隆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又非常讲究恩义，所以十分受器重。唐太宗率军攻打洛阳时，派人送书信给王太，劝王太及早弃暗投明。王太命邓世隆代写复信，拒绝投降。邓世隆不仅写了复信，还在信中盛赞王世充圣明而有天子的威仪，对高祖、太宗多有贬斥乃至辱骂之辞。太宗平定洛阳以后，邓世隆深知自己为王太写给太宗的复信大有言过其实之处，闯下了杀身灭门之祸，于是改变姓名，自称隐玄先生，逃到白鹿山隐居。
贞观初年，太宗知其文名。知道他是个很贤能的人，就派出专使去征召他，拜他为国子主簿，与崔仁师、慕容善行等人一起任修史学士。邓世隆虽应召任职，但过去触犯太宗的旧罪，使他终日提心吊胆，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不知何时将大祸临头。唐太宗得知了他的情况，就专门派宰相房玄龄前来安抚他。
房玄龄向邓世隆传下的太宗的话道：“你替王太给天子写复信，出言不逊，确实应该从重处罚，但那时只是各为其主，跖犬尚且吠尧，这是人之常情，哪里是你的过错呢？皇帝岂能对你有什么恶意。
天子正在用人之际，怎能追责平民百姓过去犯下的罪过呢？你应该安心供职，用不着心怀恐惧，皇帝不会把你的旧罪放在心上。皇帝还让我转达你，他没有关心到您，使您终日忧虑，他感到十分不安，这是他的过错。”
邓世隆听了房玄龄传达太宗的话，万分感激，急忙叩头谢恩。邓世隆的同僚、亲友、家属听说了太宗的这番话，也都深为太宗的宽宏大度所感动，尤其是那些当初反对过他的人，听说了这件事后就更加安心地为唐朝服务，于是，经过多年征战的混乱局面所遗留下来的矛盾很快就解决了，人心很快就收拢了起来。
对于人才的重要性，诸葛亮在出师伐魏时给后主刘禅写的著名的《出师表》说得极其恳切透彻，他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及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正所谓得人才者得天下，如果真正做到“亲贤臣，远小人”，那也就真正具备了所谓的帝王之象！
得谋臣者得天下
房玄龄像现代领导体制基本上是实行领导一人负责制。应该说，这个体制并没有错，问题是在这种领导体制中仿佛领导都是超人，一定比被领导者各方面的水平都高，这就不对了。尤其是到达了一定的职位之后，被捧到了某个位置上，领导者如果没有极其清醒的头脑和超常的毅力是很难把握住自己的，其结果自然是被捧杀。无论何时，以实事求是和谦虚谨慎的态度发挥属下的集体智慧，应该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其实，发挥属下的集体智慧古今都有，这种智慧集体在古代被称为谋士，在现代被称为智囊团。现代社会的许多成与败的实例都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集体智慧的作用。洪迈对这个问题曾经有过很好的论述。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这样说：自从夏启破坏了“禅让制”，自立为王以后，帝王宝座就成了天下人争夺的目标。然而，商、周、秦、汉、隋、唐到宋朝，没有哪个雄才大略的帝王创业不是靠一大批贤明睿智的佐命大臣帮助才成功的。商时的伊尹、周武王灭商纣时的周公，竭诚辅佐君王，名留《诗》、《书》，迹遗后世。汉朝的萧何、唐代的房玄龄、宋时的赵普等，也都是声名显赫的佐命元臣。
刘邦起兵于秦末乱世，开始不过据有沛县一隅之地。自从得到了萧何的辅佐，才如虎添翼，进军潼关。刘邦攻克咸阳时，大多数将领沉浸于胜利之中，只顾享乐，忘乎所以。他手下的众将都争先恐后跑进仓库分抢财宝。只有萧何一人将秦国丞相御史大夫所保管的法律、政令、典籍等全部收缴，并妥善保管。后来刘邦之所以能够对地形地势、人口多少、何处强、何处弱、老百姓反对的是什么等有细致的了解，就是靠萧何将秦国的图书典籍全部弄到手的缘故。
在后来的楚汉相争中，刘邦的军事力量不及项羽，被项羽分封为汉王。刘邦的部将周勃、灌婴、樊哙等人准备与项羽硬拚，只有萧何劝阻刘邦说：“现在敌众我寡，如果交战，每战必败，不如暂回汉中，安抚民众，招揽人才，先治巴蜀，以为立足之地，然后再平定关中，以图成就统一霸业。”刘邦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就接受了这个关系到刘姓帝王大业的建议，遂封萧何为丞相。在萧何的鼎力推荐下，刘邦任用足智多谋、勇敢善战的韩信为大将，派一支奇兵向关中、燕、赵等地进军，垓下一战中，韩信与刘邦合兵一处，彻底击败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萧何根据汉初局面，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萧何临终前又荐引曹参为丞相，以继承自己没有完成的事业。汉代能够维持三百年之久的基业，功劳应该首推萧何。
唐太宗李世民早年随父亲李渊创业时，就非常器重谋臣的作用，尤其对他的重要谋臣房玄龄更是言听计从。房玄龄也深蒙知遇之恩，尽心尽力地帮助他，为李世民笼络了许多有用的人才，把将领团结在李世民周围。后来，李世民登基为皇帝，房玄龄被任命为宰相，因此，他为唐朝的繁荣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首先制定了唐初在州下设县的行政格局，在经济上积极推行租庸调制度，军事上实行内重外轻的府兵制，加大了中央集权制的力度，在用人上，把进谏的责任交给敢于犯颜直谏的魏征等人，而把军权交给了有卓越的军事才能的将领李靖等人。可以说，正是以房玄龄为首的一大批佐命元臣开创了唐代三百年的基业。唐玄宗以后，节度使制度代替了府兵制，两税法代替了租庸调，中央设立了神策军，从而形成外重内轻的政治格局和军事格局，至此，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制度都彻底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名臣辅佐，也不能挽救唐朝没落的命运。
宋太祖赵匡胤创业之时，赵普为之出谋划策，对大宋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他首先帮助宋太祖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全国战略，这在当时是十分英明的策略，在实现统一的同时，又汲取了唐末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发生叛乱的教训，为宋太祖设计了“杯酒释兵权”的巧妙做法，削夺了大将的兵权，由中央直接控制地方财政，把精兵猛将都集中在中央禁军，在各州设通判，分散知州的权利，又设转运使和提点刑狱等，分管各郡的财政、司法。还严明法律，严惩贪官，重视生产，合理用人，力图与民休息，发展经济。这些政策措施，到现在还大部分被沿袭下来，起到了利国利民的重大作用。
即使在今天看来，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对唐朝、宋朝的稳定和繁荣的评论也是十分有道理的。
什么是领导者？要想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很难的，但我们可以从某些特定的角度来界定领导者的素质或特质。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领导者本身并不一定要有特别超群的具体能力，关键是要具有统帅群雄，发挥集体力量的人格和能力，也就是说，领导者就是那些善于团结众人、调动众人，使众人的力量集中到自己所希望的方向的人。孔子讲“君子不器”，如果从上述的角度来理解，君子不是像器皿一样起具体作用的人，而是不善于做具体的事情但善于管理人的人。这也许是古人对于领导者最经典的理解和定义。
机会是人创造出来的
外国流行这样一句话：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其实，中国人也是十分注重机会的，然而，我们似乎容易忘记这样一个道理，机会不是固定的，不是僵硬的，更不是守株待兔就能等来的，而是人创造出来的。
唐朝的建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隋炀帝无道，天下大乱已成定势，李渊、李世民父子做好了准备，终于成就了事业。
隋炀帝即位不久就猜忌李渊，李渊得知，十分恐惧。当时唐公李渊是太原留守。隋炀帝从辽东征战归来，召见唐公。李渊在到达炀帝的驻跸地后，恰巧得病未愈，所以没能按时朝拜隋炀帝。唐公李渊的外甥女王氏被选入后宫，隋炀帝在召见她时问道：“您的舅舅当时为什么来得那么晚？”李渊的外甥女如实回答，炀帝说：“那病会让他死吗？”
李渊知道这件事后，认为皇帝不想让自己活了，非常害怕。
李渊任太原留守时，因讨伐突厥不利，担心被隋炀帝责骂惩罚，当时李世民也随军出征，他知道隋朝将要灭亡，就暗中谋划平定天下的义举。他晋见李渊说：“大人为什么这样忧虑呢？当今皇上荒淫无道，黎民百姓怨声载道，穷苦不堪，出城之后，强盗比比皆是，您若仍旧恪守小节，那我们的灾难马上就要来了。若是我们发兵起义，正好顺从了民众的意愿。
再说，晋阳也是适宜用兵之地，食物、兵员都很充足，大人据有此地，可谓是上天赐予我们的良机，我们正好借此时机避祸趋福，成就大业。既然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不去收取，反而忧虑，又有什么好处呢？”李渊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又惊又怕，但还是厉声拒绝了李世民的建议。
第二天，李世民又劝说李渊说：“这是万全之策，可以挽救灭族之祸啊。当今朝廷，纲纪混乱，民间盗贼遍布，大人受王命讨捕贼人，但贼人是讨捕得尽的吗？如果捕不尽，那自身就会获罪了。再说，世人又纷传李氏的姓应验图谶，因此李金才德高位尊，虽然无罪，但还是被主上满门抄斩。就算大人能讨尽贼人，功劳再高也不得奖赏，还想凭这来求得名声，又怎能得到呢？”
隋炀帝像李渊的脸色缓和了一些，就说：“昨晚我整整一夜都在深思你的话，你说的话不无道理。今天便是家破人亡也由你了，变家为国也听你了。”
李渊便筹划计谋，命令儿子李世民与晋阳县令刘文静，以及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等招募士兵。十多天内，便有万人应征。李渊等人斩杀了反对他们的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并采纳了晋阳宫副监裴寂的计策，效仿伊尹放逐太甲、霍光放逐昌邑王的先例，尊奉隋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皇帝，安抚隋王室；而后到各郡县传布檄文，以表明其师出有义。秋天的时候，调派三万精兵，向西攻取关中地区。李渊手擎白旗在太原的郊外誓师起义，统领大军踏上征途，最终灭了隋王室，由此缔造了大唐。
晋阳县令刘文静曾经暗中观察过李世民的风度气质，对裴寂说：
“李世民真的绝非常人啊，有高祖刘邦的气量，魏武帝曹操的威武神态，年纪虽轻，却是上天放入凡间的英才。”后来，刘文静因为是李密的亲戚，被打入监牢。李世民暗中去监狱探望。刘文静欣喜异常，看出李世民有非常的意图，便感慨地说：“天下大乱，尚需汉高祖、光武帝般的英才方能安定。”李世民明白他的意思，就说：“您怎么知道现在没有这样的人呢？怕是担心一般人看不出来吧。”
文静高兴地起身说：“我早就知道公子是潜伏水底的蛟龙啊。如今的时势，正是您纵横驰骋的大好时机，您平时就能顺乎民心征兆。现在仍旧有平定天下之才，人们定能找到依附的希望，我刘文静也找到了所应攀附的人。”李世民高兴地说：“您有什么谋划吗？”刘文静说：“如今李密长久围困东都洛邑，皇上却在南方淮南一带巡游；大的贼人跨州连郡，小的占据山泽中，其人数数以万计。若有真命天子感召驾驭这些人，天人感应，那只需举旗一呼，就足以平定四海。如今并州一带的百姓，为躲避盗贼都搬入了晋阳城内。我刘文静作了几年县令，认识一些豪杰之士，只要招集他们，马上就可得到几万人马，再加上您父亲所统领的几万军队，一言出口，谁敢不从！我们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便可成就帝王之业。”李世民笑着说：“您的话正合我意。”由此他就部署宾客，暗中策划起义。李渊则派刘文静伪造隋炀帝的诏书，以他的名义命令太原、雁门、马邑（今山西省朔县）等几个郡年纪在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人全部当兵，规定年底在涿郡集结。此时人心惶惶，叛乱造反之众越来越多。后来，又派刘文静和裴寂伪造符录，利用官库内的钱财物品，用作留守军费。
再招募聚集军兵而起事，改旗易帜以示正义之举。
另外又派刘文静前去说服突厥结盟，突厥的始毕可汗说：“唐公起义，想做什么呢？”刘文静说：“隋文帝杨坚废掉嫡长子，把帝位传给了后主杨广，招致天下这般大乱。唐公是皇室的亲族，不忍静坐眼看国家衰亡，要废掉不当为王的人。所以希望与可汗您的兵马一同进入京都，事成之后，百姓和土地归属唐公，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全归突厥。”始毕可汗非常高兴，随即调遣兵马跟随刘文静前来，李渊等人军事上威势更加浩大。
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如果您没有准备，机会对于您就不是机会，机会就会擦肩而过。因此，与其哀叹命运不眷顾您，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做好准备，不如创造机会，不如主动地抓住机会。
帝王将相的功与过
俱往矣，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他们的功过是非没有因时间的流逝和朝代的更替而消失，相反，正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朝代的更替，历史上的是是非非才越来越清晰，因此，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引得后人议论纷纷，他们也正是在这种议论中定位的。唐代的赵蕤著的《长短经》
对一些帝王将相作了评论，其中不乏独具慧眼之处，让我们摘引数则。
魏文帝曹丕问吴国的使者赵咨说：“吴王是怎样的一位君主？”赵咨回答说：“是一位聪睿、明达、仁爱、智慧、志向高远、富有谋略的君主。”曹丕问他有何具体表现，赵咨回答说：“鲁肃出身贫寒，他能起用，这表明了他的聪睿；吕蒙是一普通士兵，他能提拔，这表明了他的明达；抓获了于禁而不加害，这表明了他的仁爱；兵不血刃就攻占了荆州，这表明了他的智慧；占据三州，虎视天下，这表明了他的志向高远；委曲求全，敬奉陛下，这表明了他的谋略。”
虞世南像孙策中箭后，箭伤发作严重，他把弟弟孙权叫来说：“统率江东的人马，与敌人对阵决战，与天下争雄，您不如我；选拔任用人才，使他们各尽其才，以保全江东，我不如您。”
陈寿说：“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人之杰也。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也。”孙权像越王勾践一样是人中的豪杰，所以他才能雄踞江南，成就三国鼎立的基业。
晋宣帝司马懿老谋深算，诸葛亮盖世奇才，他们二人谁更高明？
虞世南说：“司马懿是读书人出身，参与辅佐建立魏国，能够救助社会的危难，治理好朝政，文才武略，确实有可以称道的地方。然而他喜欢玩弄阴谋，做事不讲仁义，性情多疑、残忍，诡计多端。
例如他故意说胡话装病，蒙骗李胜，使曹爽放松了警惕，最后消灭了曹爽；他把何晏等人下狱后，任由狱吏审讯拷打，最后连诛三族。像这些伤天害理、昧尽良心的事，正人君子是不会做的。在中原会战中，假如双方势均力敌，以司马懿的奸谋来对付孔明的指挥若定，恐怕司马懿就不是对手了。”
吴国的张微在《默记》中谈论到司马懿和诸葛亮二人的优劣时说：
“汉朝灭亡，天下分崩离析，司马懿和诸葛亮二人在这种形势下相遇，各自投靠了明主。孔明从蜀汉开始发展，只有一个州的地盘，与大国相比，约有它的九分之一，指挥着数万步兵，从祁山长驱而出，慷慨激昂，大有饮马黄河、洛水的雄心壮志。司马懿拥有十倍于孔明的天下，统率来自各地的大军，占据坚固的城池，拥有精锐的军队，却没有擒获敌人的意图，而只求自保。假如形势像这样发展下去而孔明不过早病死，要不了多久，胜负的形势就可以决定了。比起司马懿来，孔明不是更高明吗？”
后汉衰落混乱，归咎于汉桓帝、汉灵帝二人，那么，他们谁的品德更坏呢？
虞世南说：“汉桓帝因国舅梁冀把握朝纲，为非作歹，盛怒之下，联合宦官密谋将其诛灭，这一举动表现出了他刚毅果断的气概。然而，宦官也因此专权，李膺和太学士郭泰等二百余人联合反对宦官势力，被宦官集团以‘党人乱政’的罪名逮捕下狱，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宦官势力从此不可遏止，这便是史称的‘党锢之祸’。由此而知，朝政的动乱起源于汉桓帝。古话说：‘民不聊生，天下哀号，这正是新的君王兴起的良机。’汉灵帝即位时，百姓疲惫不堪，正好便于施行仁政。百姓关心国事，都希望国家能重新得到振兴。可是汉灵帝重蹈覆辙。又以‘党锢之祸’诛杀了一批大臣，危害比桓帝时更严重，终于导致国家灭亡。像他这种人没有死于非命，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虞世南说：“王莽是一个生性残酷、奸诈、虚伪的人。没有发达的时候，沽名钓誉；达到目的之后，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伪装的画皮一旦撕掉，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他不听规劝，自高自大，至死不知道悔悟，天下人饱受冤屈迫害，最终被汉光武帝刘秀所推翻。”
虞世南说：“曹操深通谋略，无人能比，所以他能开创基业。他虽然是朝廷的丞相，实际上却具有雄才大略。然而他为人谲秘诡诈，反复无常，心中多猜忌，以至于杀害伏皇后，毒死谋士荀彧，杀了孔融、崔琰。娄生只因为说错一句话就被他处死；桓劭已经自首，跪下求饶，最后还是被杀。抛弃仁德，只用刑戮，曹操实在是太暴虐了，但他闲谈时却自比周文王，实际上根本不是周文王那种人。汝南名士许劭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个评价非常恰当。”
曹操的谋士郭嘉劝曹操说：“汉末的政治失败在于太宽松，袁绍却以宽松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领。您用强硬的法规来纠正，上下就会知道制度在哪里了。”这是说实行严刑的必要。所以《左传》中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人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政策宽松，老百姓就会散漫，对散漫应当用猛烈的法令来纠正；太猛烈了，人就会变得残忍，这时就应当再实施宽松的政策。用宽松来调济猛烈，用猛烈来调济宽松，政治因此才能达到和谐。《尚书》
中说：“意思是刑罚世轻世重。”刑罚的使用，有时轻有时重。《周礼》中说：
“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也就是说治理新建的国家刑罚要轻，治理动乱的国家刑罚要重，治理安定的国家刑罚要适中。
由此看来，法治的使用，要看在什么时候。怎么可以轻视严刑峻法的作用呢！
夏代的少康、汉代的光武帝刘秀，都是中兴之君，谁更为出色呢？
虞世南说：“这两位帝王都是复兴先人未竟的功业，使帝王的事业发扬光大的人，他们中兴之名相同，实际内容却不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呢？光武帝刘秀利用处乱思治的老百姓，诛灭独夫民贼王莽，乘着混乱打败亡命之徒，比较成功容易。至于少康，夏氏灭亡已有二代（后羿和寒浞），小时就没有父亲，还在母亲胎中，母亲就怀着他逃亡在外，生在异国他乡。没有受过父亲的教诲，没有强大、亲近的亲人，遭受背井离乡的战乱，流离失所，但是他却能在国破家亡中历尽艰难坎坷，终于成就了帝王大业。中兴的帝王，少康应为第一。”
“三国鼎立中的三个君主（刘备、曹操、孙权）哪一个更出色呢？”
刘备对原益州牧刘璋以礼相待，一切事情听任诸葛亮而从不怀疑，作为君王的品德，这是最美好的表现。孔明是举世闻名的奇才，可与辅佐商汤的伊尹和辅佐周武王的吕望相比。君臣同心，如鱼得水。只因国小兵弱，偏居西南蜀地一隅，要同时对付魏、吴两方，与大国抗衡，显得力不从心。假如刘备与曹操互换地方，施展他的远大计谋，发挥关羽、张飞的勇武，充分利用诸葛亮的才能，那么他的霸王之业就一定会获得成功。
孙权凭借他哥哥孙策奠定的基业，任用前朝的文臣武将，依靠长江天险，仅仅能做到自保，与曹操、刘备二人相比，应该是力所不及的。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说：“刘备的智谋才干，比不上曹操，所以他开辟的基业地域也比较狭窄。”然而张辅却说：“拨乱反正的君主，应当首先以得到好的将相为根本，仅凭自身一人善于作战是不行的。诸葛亮通晓礼义，善于应变，算得上是具有辅佐帝王创业治国才能的人才。刘备没有强大的势力，却能让他鞠躬尽瘁；关羽、张飞都是英雄豪杰，心悦诚服地为他效力。人与人相处的原则是指：聪明的人不会愿意为愚蠢的人所使用，有能力的人不会愿意为平庸的人所使用。曹操虽然很强大，这些人却不愿为他效力，更何况他处在危难之际呢？假如让刘备拥有中原，他开创的基业将会与周朝媲美，怎么会只与曹操齐名，并称二杰呢？”
有人说：“汉宣帝明察政事，难道不是汉光武帝一类的国君吗？”
虞世南说：“汉宣帝在市井里巷长大，知道民间的疾苦，所以处理政务非常认真，善于重用优秀人才。分析他实行严刑重法的原因，是受法家申不害、韩非子的影响。
古人说过：“追求王业不成，还足以成就霸业；追求霸业不成，将会是什么后果呢？只能身败名裂。”汉光武帝以仁义治国，是追求王业的皇帝。汉宣帝以法治国，是追求霸业的皇帝。将这二人相比较，恐怕他们不属于同一类型。”
汉元帝在做太子时，曾向汉宣帝进谏，认为他执法太严。宣帝变了脸说：“我汉家向来交错使用霸道、王道，怎么能单纯依靠道德教化而危害政权呢？”虽然就这句话而言，知道汉宣帝的抱负不够远大，但是他实行宽严相济的制度还是有根据的。从前汉高祖进入秦国，曾约法三章，秦人感到很高兴。这就是减轻刑罚的好处。
有人问道：“汉元帝多才多艺，温文尔雅，是保持文治的好皇帝吗？”
虞世南说：“帝王的才能，主要表现在文治武功上。在文的方面，要有经天纬地的非凡治国才能，善于制定政策法令；在武的方面，要能够制止暴乱，平息战争，安抚百姓。这才是做帝王的宏图大略。至于鼓瑟吹箫，和诗作曲，这是宫廷中乐官的职责，哪里是天子应该做的事情呢！”
汉元帝多才多艺，善于弹琴，但这并不是最可贵的优点。为什么这样说呢？东汉末哲学家徐干在《中论》中说：“对小事情明白，对大道理却忽略，对眼前的事情清楚，对长远的发展却糊涂，从古到今，没有像这样而不发生动乱的，没有像这样而不亡国的。”这里所说的‘小事情明白，眼前的事情清楚’，是指能听出音乐、歌曲是否和谐；能看出书法雕刻是否漂亮；出口成章，能言善辩，对答如流；对小说诗词心领神会；擅长射击、驾车、书法、算术。所谓长远的发展、大道理，是指仁慈足以覆盖苍生，恩惠足以抚养百姓，光明足以普照四方，智慧足以统帅万物，权谋足以应付变化莫测的情况，仁义足以使人民富裕，威望足以遏止坏人为非作歹，勇武足以平定暴乱。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懂得任用官吏。明白兴亡的根源，通晓安危的道理。能做到这些，做皇帝的素质就具备了。”
从前鲁庄公能歌善舞，诗人写诗讽刺他；鲁昭公善于修饰仪容，因而招来逃亡晋国的祸患。这样说来，做国君的即使视力像离娄一样锐利，听力像师旷一样敏锐，射箭像后羿一样准确，书法像史籀一样高明，只能说是能够胜任负责某方面事务的官职，对治理国家有什么好处呢？
西汉匡衡在规劝汉元帝的《改政书》中说：“开国皇帝，追求的是创立基业建立制度，世世代代地传下去。继承政权的君主，一定要致力于继承传播先王的德行，使先王的功业发扬光大。如今陛下的圣明贤德有上天庇佑，能爱护天下百姓，然而阴阳不和，邪恶奸诈的势力没有受到制止，大概是由于参政议政的官吏们没有弘扬先帝的丰功伟绩，却争相说制度不合适。国家把乐于成功的事业放在一边，而把精力浪费在这无益的纷争上，对此我深感遗憾。希望陛下深入考虑治理国家的事情。这样才能保持先帝的基业啊！”
有人问：“看那建立伪新朝政权的王莽，开始时为人谦恭礼让，可以称得上是一代名士。但等到他当了皇帝以后，却骄奢淫逸，残酷暴虐。
他为什么会前后判若两人呢？”
汉桓帝曾问侍中爰延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爰延回答说：
“在汉朝帝王里属中等。”桓帝问：“何以知之？”爰延说：“尚书令陈蕃主持政务，国家就可以治理好；宦官们干预朝政，国家就发生混乱。因此知道陛下既可以行仁政做好事，也可以行暴政做坏事。这就叫做中主。”
虞世南说：“在泯江的源头，水流只能浮起酒杯。等到了下游江面只有乘船才能渡过。汉元帝的时候，任用佞臣弘恭、石显，到了后汉桓帝、灵帝的时候，却更加信任宦官单超、张让，败坏了伦常道德，使国家最后走向灭亡。发展到这一步，是有一个逐步加剧的过程的。所以说，星星之火不及时扑灭，到了燎原之势就没有办法了。可见在事情的开始就要慎重对待。呜呼，百代之后，都要以此为鉴啊！”
古语云：“寒冷的人不挑剔衣服，饥饿的人不挑剔食物。”晁错说：
“自己国家富强，而邻国动乱，这正是帝王成就大业的好机会。”
由此说来，昏君实在是并为明主制造机会啊！
自从汉朝政权衰落，天下分崩离析，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凭借蜀道之险，孙权依靠长江之固，三分天下，成鼎立之势，都开创了帝王基业，实现了霸图。
历代帝王似乎都想青史留名，但人性贪卑，天违人愿，本想赢得好评如潮，谁知落得个骂名滚滚。倒是元人张养浩的一首小令道出了千古真谛：“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唐太宗的人才策略
三国时期的刘备有一段名言，经常被人们引用：“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
对此，我们往往只看到了刘备的宽仁，其实，在这句话里，还隐含着另一个意思，就是曹操的“术”也可成事。只是刘备在这方面的特长无法与曹操相比，才采取了宽仁的策略罢了。看看唐太宗李世民的例子，我们也会知道，一味的宽仁有时也是不合时宜的。
尉迟敬德原是刘武周手下的一员偏将。公元619年（唐武德二年），刘武周命尉迟敬德与宋金刚等人向南侵入了山西等地，攻陷了晋州（治所在今临汾东北）、浍州，使得新建立的唐朝受到威胁。恰好唐将吕崇茂在夏县（今陕西韩城南）造反，寻相、尉迟敬德率军深入至夏县接应吕崇茂，击溃了唐朝的永安王李孝基的军队，俘获了唐将独孤怀恩、唐险等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关中震骇。
唐高祖李渊听说了这种情况，亲笔书写敕令说：“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河京（今山西省），谨守关西（潼关以西，今陕西）而已。”李世民觉得这样做太保守，不是立国之道，就上表章谏道：“太原是王业的基础，是国家的根本，河东（今山西省）富足，是京城物资供应的基地，如果把这些地方全都放弃，我内心实在感到遗憾。我愿请兵三万，必能消灭刘武周，克复汾州、晋州。”高祖了解李世民，知道他善打硬仗，就把关中的兵马都调归李世民指挥，而且亲自到长春宫为李世民送行。
尉迟敬德像是年十一月，李世民率军奔赴龙门关，大军踏冰渡过黄河，进驻柏壁（今山西新绛县西南），与宋金刚的军队相对峙。寻相、尉迟敬德在接应唐朝叛将吕崇茂之后欲撤回浍州，李世民见这是战机，就派殷开山、秦叔宝在美良川截击，把寻相、尉迟敬德打得大败。于是众将请战，想乘胜追击，取得更大的战果。李世民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对众将说道：
“宋金刚率军远行千里，深入我方地域，已犯了兵家大忌，敌人的精兵强将都集中在这里。刘武周虽然占据太原，但完全依赖宋金刚作前卫，敌人的士兵虽多，实际上后方是空虚的，因此他们想速战速决。如果我们此时出击，正好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当下之计，应该坚守营寨，养精蓄锐，以挫敌人的锐气，待敌人粮尽计穷时逃走时再行追击。”诸将同意李世民的看法。
公元620年（武德三年）2月，宋金刚终于因军粮接济不上而率军逃跑，李世民指挥大军追击敌人，到达了介休（今山西省介休县，位于山西省中部），宋金刚见无法逃脱唐军的追击，只好列阵抗拒唐军，李世民指挥唐军三面夹击，宋金刚军溃败，自己也逃奔突厥。此时，尉迟敬德收拾残部，退守介休城。
唐军把介休城四面围定，尉迟敬德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陷于绝境。
李世民派任城王李道宗、宇文士及入城劝说尉迟敬德投降。尉迟敬德早就听说了李世民礼贤下士的名声，就与寻相率全城八千士兵来降。李世民见劝降成功，非常高兴，对尉迟敬德十分信任，仍然让尉迟敬德统领降军，而且降军营与唐军营就驻扎在一起。
李世民部下行军元帅长史屈突通担心尉迟敬德、寻相会再度叛变，请李世民预先采取防范措施。李世民说道：“过去，萧王刘秀推赤心置人腹中，他手下的人都忠于使命，现在，我信任尉迟敬德，委以重任，何必怀疑他呢？”
屈突通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不久，寻相与原刘武周部下的降将再度叛变而去，众将都怀疑尉迟敬德也一定会叛变，就将他囚禁在军营中。
屈突通与殷开山都对李世民说：“尉迟敬德刚刚归顺国家，情志不稳，此人极其勇猛。我们已拘禁他很久了，他既被我们猜疑，必生怨恨之心。
留着他恐是养虎贻患，请立即杀掉他。”
李世民说：“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尉迟敬德若怀有背叛之心，难道会在寻相之后吗？恐怕早就叛变了。”说完，立即命人将尉迟敬德释放出来，命人把他领进自己的卧室之中，赐给他金银珠宝，对他说：“大丈夫期望的是讲大义气，对小的怀疑不要介意。我不会听信谗言而残害忠良，您应该相信这一点。如果您一定要离我而去，现在我就把这些东西当做赠给您的路费，以表达这一段时间共事的情谊。”尉迟敬德感激涕零，表示不会离开李世民。
当天，李世民就让尉迟敬德跟从自己到榆窠去打猎。恰巧王世充带领数万步兵骑兵来战，与李世民迎面相遇。王世充部下的勇将单雄信跃马挺槊，直取李世民，李世民的形势非常危机。就在此时，尉迟敬德大吼一声，拍马上前，一槊刺单雄信于马下。敌军见主将落马，纷纷后退，尉迟敬德保护李世民冲出重围后，再率军返回，与王世充军交战，将王世充的军队击溃，并且生擒了王世充的部将陈智略，还俘获敌军六千余人。
过后，李世民对尉迟敬德说道：“当初，众人认为您必定会叛变，是上天引导我排除众议，认识了您，保住了您。福和善都是有证验的，回报得真是快呀！”于是，李世民赐给尉迟敬德一箱金银，对尉迟敬德也越来越信任了。
后来，尉迟敬德跟从李世民征窦建德，讨刘黑闼，屡立战功，被授予秦王府左二副军之职。
太子李建成与李元吉等人为了争夺皇位企图谋害李世民，派人秘密送书信及重礼收买尉迟敬德。尉迟敬德坚定地推辞说：“我出身微贱，适逢隋亡，天下土崩瓦解，我没有安身的地方，长期沦落于逆地，实在是罪不容诛。秦王对我有知遇之恩，让我在门下任职，我只能以身报恩。
我对殿下（指李建成）无功，不敢接受这样的厚赐。我若私自答应殿下的要求，就是对秦王怀有二心。我若为了私利而丢掉忠心，对殿下又有什么用处呢？”李建成见不能收买尉迟敬德，心中十分恼怒。
不久，尉迟敬德把李建成、李元吉想收买他的事报告了李世民。李世民说：“您的忠心，郁结如山，我自然深知，即使成斗的黄金，也不能使您转移。不过，以后他们只要送来礼物，您就应该收下，不必顾虑。若不收下，他们就会忌恨您，恐怕您将遭受陷害，您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了。况且，您了解了他们的阴谋，还可以及时告诉我，好让我采取对策。”
李元吉等人十分嫉恨尉迟敬德，但又没有什么好办法，几次派人前去刺杀他，尉迟敬德故意把大门打开，让刺客进来，但刺客慑于他的威名，不敢靠近。李元吉见刺杀不成，就捏造罪名，在高祖面前诬陷他。高祖听信了谗言，降旨把尉迟敬德拘禁审讯，险些把他杀掉。最终经李世民一再苦谏，并罗列证据，尉迟敬德才得以获释。
后来，尉迟敬德听说李建成和李元吉要杀害李世民，就与长孙无忌等人力劝李世民赶紧采取措施。公元626年（武德九年）6月4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打败了李建成，尉迟敬德亲手诛杀李建成、李元吉。
甲子日，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八月癸亥日，高祖退位，传位于皇太子，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位，是为唐太宗。
李世民登帝位之后，仍以诚信待部下。公元634年（贞观八年），尉迟敬德曾在庆善宫侍宴，当时有的人座位在尉迟敬德之上，尉迟敬德性情暴躁，当即恼怒地质问：“你有什么功劳，敢坐在我的上位？”任城王李道宗的座位在敬德之下，觉得尉迟敬德有些过分，就上来解劝。敬德勃然大怒，一拳打中了李道宗的眼睛，几乎把眼睛打瞎。太宗李世民十分不悦，宣布罢宴。后来，李世民对尉迟敬德说：“我阅读汉朝的史书，看到高祖的功臣保全性命的极少，当时我总是责怪他。自从我登基以来，总是想着保全功臣，不加诛戮，使他们子孙继续不断。可是，您做官却经常违反国家法令，到现在我才知道韩信、彭越为什么遭到杀戮了，看来那不是汉高祖的过失。国家大事，只有通过赏与罚来办理，不恰当的恩宠，不能屡次实行，请您自我检点，免得使自己将来再后悔。”
尉迟敬德听了，汗如雨下。
公元637年（贞观十一年），拜尉迟敬德为宣州刺史，改封为鄂国公。
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尉迟敬德请求告老还乡，太宗授予敬德开府仪同三司，准许他只在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上朝。不久，敬德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名功臣的画像被挂上凌烟阁。
在中国历史上李世民是一位没有疑议的明君，明君之明，除了其他方面以外，能够正确地识别人才、使用人才是其关键，如果没有这一点，他恐怕就无法在战争中取胜，也无法在与兄弟的争夺中得到皇位。李世民的确是以宽、信、仁、慈的策略来笼络人才的，但是，到他登基以后，就不完全实行这种策略了。为什么呢？看看他在上面对尉迟敬德说的话就知道了。一味地宽、信、仁、慈，对那些战争年代过来的将领是无法约束的，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如果没有法度，那些居功自傲的功臣就会贪得无厌，就会肆无忌惮，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好在李世民毕竟是明君，没有像刘邦那样杀尽功臣。
女皇武则天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真正的女皇。
她死后在乾陵立了一块中国唯一的无字大碑。
她又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能与皇帝合葬的女人。
她所占的“唯一”实在太多，在无数杰出的古代女性当中，在数不清的争权称制的帝妃皇后当中，能占得到一个“唯一”的，就已很了不起，而武则天却在许多方面都“创下了历史记录”。如果把中国的历史比作一场群雄逐鹿的运动会的话，那么，武则天不仅囊括了女子项目的绝大多数金牌，连男子项目的一些奖牌，她也当仁不让地摘走了！
武则天像正像武则天所立的无字碑一样，让我们怎么评价这位绝无仅有的女皇呢？真像时下流行的说法，“这是一个无言的结局”吗？还是先不忙评价，看看她的政治生涯和生命历程，或许能感悟到些什么。
中国的古代社会的确是极为复杂而又奇特的，明明是一个男权制社会，男子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却偏偏允许“母后临朝”，历代都有帝妃皇后争权干政的事例，有很多朝代还由帝妃皇后把持大权，其中虽不乏卓有建树者，但绝大多数是祸乱国家的，更为奇特的是，就在大唐治世，还出现了一位具有绝对权威的地地道道的女皇。在其间的几十年里，中国的男人们俯首贴耳地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大做恭顺的臣民，实在是一大历史奇观。
决不是为男权主义鸣不平，也决无亵渎女皇的尊严之意，只是想透过这种历史现实，来看看中国的古代文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看看所谓的“阴盛阳衰”、“龙凤易位”、“乾坤颠倒”是怎样形成的。
武则天，名明；山西文水人，生于公元624年（唐武德七年）。其父出身于木材商人，官拜正三品工部尚书都督等大官。其母杨氏，出身名门大族，其父杨达是隋朝的宗室宰相，到了唐代，杨家在京城里也还是显赫的宗族。
尽管如此，武则天的家庭在当时也还是不入上流社会的“寒族”。武则天的父亲靠做木材生意致富，后结织李渊，在晋阳起兵以后，李渊命他为行军府司铠参军，一直为唐军提供军需，直到唐军进入长安，被李渊尊为“太原元从功臣”。然而，这并不能改变他的家族出身，按当时的门阀观念，所谓名门望族，是在一百多年间一直控制着西魏、北周和隋、唐政权的关陇集团，只有出身于这些家族的人，才能获得朝廷的承认，才有资格在朝廷中担任重要的官职。按武则天父亲的经历和官位，当然可以跻身于士族之列，但论其血统出身，却是寒微之族。唐太宗贞观十二年，朝廷修《氏族志》，不列武姓，“不叙武氏本望”，社会上也攻击武家是下等族姓，甚至连突厥人都称：“武，小姓”。武家被排斥在贵族之外，想取得很高的权力和职位，是十分渺茫的。
武则天就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既有着上流社会的荣华富贵，又有着寒门微族的“历史出身”。上流社会的生活刺激了她的权势欲，寒门微族的出身又使她无法实现攫取权势的欲望。武则天自小就在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下长大，逐渐养成了她那种仇视名门士族、不择一切手段地攫取权力的性格特征。的确，在她的身上，是看不到多少“贵族气质”的。
公元636年（唐太宗、贞观十年）1月，长孙皇后去世，次年，太宗听说武则天长得端庄漂亮，操行方正，就把她召入宫中，立为才人，并赐名曰“武媚”。召她入宫之时，武则天年仅十四岁，一般说来，这种年龄的女子都不愿离开父亲，况且一入深宫，如同生离死别。而小小年纪的武则天却把这看成是一个进身的机会，并且可以摆脱兄长们的管束和压抑，因此，她很高兴进入宫廷。当时，她的母亲“恸泣与诀”，武则天反到觉得大可不必，而是笑着劝慰母亲说：“我去见天子，怎么能知道不是福缘呢？为什么要哭哭涕涕，作儿女之悲？”
武则天为人聪慧，又爱读史学习，爱考虑政事人情，遇事愿意多听多看多想，性格刚毅果断，几近残忍。据《鹤林玉露》记载：吐蕃国进贡给太宗一匹极其名贵的马，叫作“狮子骢”，十分猛烈强悍，难以驯服。太宗亲自去驾驭，也无法制伏。当时，武则天侍立一边，大声说：“只有我能制服它！”太宗忙问她有什么办法，武则天回答说：“我有三样东西可以制伏它。开始用铁鞭狠劲地抽它，如果不服，就用铁棍狠狠地打它，如果还不服，就用匕首刺入它的咽喉。”一个小小的宫女竟有如此的胆略和气魄，太宗不禁大为惊异。
从十四岁到二十六岁的这十二年里，武则天只能在深宫空耗年华。
她当时是正四品的才人身份，是最低级的内官。只能料理皇上的生活，无法取得太宗的宠幸。不久，太宗病重。武则天见太子李治经常出入宫廷探视，就灵机一动，希望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比自己小四岁的太子。
于是，她就想方设法地接近太子，并取得他的好感。太子李治生性懦弱，遇事没有主张，乍遇武则天这么一个美丽端庄、通达事理而又善于理事的年轻女子，不禁倾心。
不久太宗病重，他担心西汉吕雉专权的局面再度出现，便决定把武则天赐死。一天。太子李治和武则天一起在床前服侍太宗，太宗对武则天说：“我自从得了痢疾以来，医药无效，反而越来越重。你多年服侍我，我不忍心把你扔下，我死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武则天一听，即刻吓出了一身冷汗，但她很快地镇静下来，对太宗说：“我蒙皇上的恩宠，本该以死来报答皇上的大恩大德。但您的身体未必不能痊愈，所以我也不敢马上就去死。情愿削去头发，披上黑衣，吃斋拜佛，为圣上祈祷，聊以报答圣上的恩德。”武则天的回答非常机智，在当时看来，唯有出家才是一条自我保全之道。太宗想了一想说：
“好吧，你既有这个想法，马上就出宫去吧，也免得我替你操心了！”
武则天如同得了大赦一般，急忙收拾行装，准备出家为尼。太子李治虽然不舍，但也无法挽留，后来听得太宗喃喃自语说：“我本想把她赐死，又觉得实在不忍心，她既削发为尼，也就罢了，世上总没有尼姑当权的。”
不久太宗驾崩，武则天就和一些没有生育过子女的宫女被送进感业寺，削发为尼。太子李治即位后，对武则天十分思念，只是无理由把她请回宫中。
到了唐太宗去世一周年的时候，唐高宗（即太子李治）借父亲忌日去感业寺进香为名见到了武则天。史书上记载说：“忌日，上诣寺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泣。”唐高宗虽然思念武则天，可因为她曾奉事过唐太宗，还是不敢公然把她弄回宫中。两人相见一事被高宗的王皇后知道了，当时，高宗正宠爱萧淑妃，王皇后吃醋，就鼓动高宗把武则天接回宫中，目的是为了分萧淑妃的宠。有皇后的主动支持，高宗这才把武则天接回宫中。
武则天在进宫之初，非常清楚自己的境地，就采取了卑躬屈膝的态度奉事皇后；皇后十分喜欢她，曾多次在高宗面前说她的好话。但不久，高宗就专宠武则天，把她封为昭仪，皇后与萧妃同时失宠，于是，两人就又联合起来对付武则天，武则天胸有城府，并不惧怕。
但是，王皇后是有强大的门阀士族的势力支持的，当武则天怀孕的消息传出以后，王皇后因自己没有生子，就十分恐惧，恐怕武则天一旦生子，自己的皇后之位以及未来就会受到威胁。于是，就联络她的舅父中书令柳爽等人，立后宫刘氏所生的唐高宗的长子李忠为太子，并把当时的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等人拉进了辅佐太子的班子，经营得如同铁桶一般。
宫廷内外联合起来抢立太子事件深深地刺激了武则天，从此她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即使没有当过太宗的妃子，也不可能得到大臣们的支持，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自己出身寒微。她从此看清了，内廷中王皇后容不得她，外廷中士族大臣更容不得她，她处于内外夹击的地位上，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靠正常的手段是不行的了。
武则天的性格是遇强则怒，迎难而上。她大肆收揽人心，凡是王皇后和萧淑妃不喜欢的人，她都倾力接纳，把自己得到的赏赐全都分给他们，因此，皇后和萧淑妃的动静她全都知道，每每都把这些事情告诉给高宗。然而，只靠这些，还远远不够。武则天在寻找时机。
公元654年（高宗永徽五年）春，武则天生下一个女儿，极其灵秀可爱。王皇后听说，也前去探视抚抱。王皇后刚走，武则天就闻报高宗要来，她浑身一震，觉得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到了。于是，她把手抻进被窝，狠狠地掐住女儿的脖子，直到掐死，然后再把被子盖上，若无其事地出去迎接高宗。
等高宗进来，武则天承笑如前，毫无慌乱之举，待高宗打开被子想看女儿时，却发现女儿已经死了。武则天故作吃惊，大声悲号。高宗忙问左右的侍女，都说王皇后刚刚来过，高宗愤怒地说：“皇后杀了我的女儿。”武则天又乘机历数王皇后的罪过，王皇后是有口难辩了。自此，高宗就下决心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在当时的情况下，恐怕踩着自己女儿的尸体往上爬是唯一有效的方法，除此之外，真还无计可施，但就是这样，也非一帆风顺。
武则天早在掐死女儿之前，就已设法让王皇后的坚决支持者柳爽被迫辞职，现在剩下的关键人物是太尉长孙无忌，武则天请母亲去说情，并和高宗一起亲自去看望，封官许愿，软缠硬磨，一概无效。武则天终于明白，她是无法取得关陇贵族集团的支持的，于是，她到一群不得志的寒门庶族出身的官吏那里去寻找支持者，如中书舍人李义府、王德俭、御史大夫崔义玄、御史中丞袁公瑜以及许敬宗等人，武则天在朝廷中得到了这批人的支持，她就软的不行，来硬的了。李义府首发其难，率先上表请求废王皇后而立武则天，永徽六年（655年）八月，唐高宗正式提出废立皇后事宜，长孙无忌一派当然是“濒死固争”，褚遂良等人也来谏劝，并说皇后出自名家，不可轻易废弃，即便要立新皇后，也应选择名门淑女，不该立武则天这种奉事过先帝的人，并举出妲己、褒姒等妖女亡国的前朝事例，谏阻唐高宗。在当时的宰相中，唯有李勣没有参预抢立太子李忠之事，因此他在这时不冷不热地说：“这是陛下自己家里的私事，何必要问外人呢？”
九月，先贬褚遂良出朝，十月，下诏废王皇后为庶人，立武则天为皇后。十一月，李勣主持册后典礼。第二年，太子李忠被贬为梁王，立武则天之子李弘为太子。
武则天当皇后的目的达到了，她的第二步计划是攫取权力。当务之急是把原皇后一党彻底整垮。她把王皇后、萧淑妃禁死于冷宫，把褚遂良贬死在爱州，逼令长孙无忌自杀，又杀柳爽于象州，韩瑗被逼死在振州，这些人的主要亲属也都被杀或遭贬谲。至公元659年（高宗显庆四年），长孙无忌的权力集团被彻底摧垮，“自是政归中宫矣”。
据史书记载，高宗不仅懦弱寡断，而且身体不好，经常头晕目眩，不能理事，政事均交武后处理。“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定之。后性敏捷，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说她的权力与高宗相等，还是轻了，其实实权还是操在武则天的手里，尤其显庆年间以后，更是如此，以至与高宗并称“二圣”，与皇帝无异。
武则天专权日久，必然会产生多方面问题。一是她自己一反过去卑躬屈膝的常态，作威作福起来；二是高宗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常常觉得很愤怒。在这种情况下，高宗授意宰相上官仪起草诏书，要把武则天废为庶人，上官仪也正想如此，就欣然从命。
武则天安插在上官仪身边的暗探见事不好，急忙跑去告诉武则天，武则天当即跑到高宗那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居然说服了高宗，使高宗觉得武则天的作为情有可原。高宗心一软，就说自己本无此意，是宰相上官仪先提出来的。于是，武则天就使人诬告上官仪与过去的太子李忠一起谋反，上官仪、上官庭芝父子被处死，上官仪的妻子及女儿上官婉儿没入宫廷为奴。李忠被赐死于黔州。
从此以后，高宗更加依靠武则天，每当上朝，武则天总是垂帘听政，黜陟、生杀之权皆归中宫，天子唐高宗只做了武则天的应声虫而已。
公元674年（咸亨五年）8月，“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至此，长达十几年的皇后——太子权位之争以武则天的完全胜利而告终结。这场胜利，决不仅仅是武则天一人的胜利，也代表了一定的历史性的转折，因为代表寒门庶族地主的政治力量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场斗争中，王皇后长孙无忌一边是一百年来形成并延续的门阀士族地主力量的代表，是部曲佃客制经济的代表；而在武则天——李勣这一边，是新进的寒门庶族地主力量的代表，是契约佃农制经济的代表。武则天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庶族地主的胜利，这次胜利标志着魏晋以来四百多年由门阀士族掌握国家政权的历史结束了，而新兴的地主阶级逐步掌握了实权。
这对解放思想、活跃生产力、促进中国历史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武则天充分显示了她的政治家的气魄，在称“天后”后的四个月，她即以皇后的身分向高宗提出了十二条政治建议，史称“建言十二事”。
这十二项内容，是武则天经过对唐代社会长期的观察和仔细的研究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的，其中包括：一、劝农桑，簿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终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为了从观念上彻底打击旧的门阀士族，也多少有泄愤的目的，武则天另修《姓氏录》，以取代太宗时期修的《氏族志》。《氏族志》不载武氏宗族，武则天受尽了恶气，这次，她重修的《姓氏录》，把皇后的家族列为第一，按当时官品的高下分为九等，凡五品以上的官员皆可入录，升入士流。这样，大批出身于寒门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蜂拥而来，确实给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生气，这对促进当时社会的发展，确有好处。而那些关陇门阀士族的余孽们，完全丧失了凭祖先留下的族望而升官的政治优势。他们当然极为不满，讽刺《姓氏录》是赏军功的“勋格”，根本不是贵族志。但武则天不管这一套，她用行政的方式强行收回《氏族志》，推行《姓氏录》，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高宗疾病缠身，随着年龄的增长，病势越来越重，他想把皇位传给太子李弘。太子李弘“仁孝谦谨，上甚爱之”，又加上“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颇有政治才能，因此，高宗对他甚为看重。但武则天却不喜欢他，有一次，李弘发现宫中幽闭着萧淑妃生的两位年逾三十的姐姐，就奏请让她们出嫁，还有几次也违忤了武则天的心意，使之失宠于母亲。其实，这是次要的，关键是李弘势必与武则天争权。于是武则天用毒酒毒死了亲生儿子李弘，李弘死时七窍流血，很象他的肺疾发作。
李弘死后，立武则天的次子李贤为太子。经李弘之死的打击，高宗病势更加沉重，头晕目眩不能视事，就想让位于太子，但武则天坚决反对，高宗只得打算让位于皇后。过了几年，高宗还是想让李贤监国，而李贤并不愿听武则天的话，于是，武则天就又以李贤“颇好声色”为由，把他废为庶人，押至京师幽禁起来。继而立三子李显为太子。
公元683年（弘道元年）唐高宗病死，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
高宗临终遗诏说：“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分临朝称制。一次，中宗想让岳父韦玄贞为宰相，并授给乳母的儿子一个五品官，宰相裴炎觉得不妥。跟中宗争执起来，中宗年轻气盛，发怒说：“我就是把天下交给韦玄贞，又怕什么？”裴炎感到很害怕，就跑去告诉了武则天，为了防患于未然，武则天下诏“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下殿”，改由其四子北豫王李旦为睿宗，但睿宗住在另一个地方，不得参预政事。同时，武则天又派人逼死了废太子李贤。武则天清除了一切阻碍势力，准备好了登基称帝的工作，李唐宗室知道武则天称帝必然要除尽李氏宗族，所以十分害怕，人人自危，不断有人起义。
在武则天临朝称制后的第七个月，扬州发生了徐敬业叛乱，朝中宰相裴炎也与之相勾结，可谓内忧外困。但武则天临危不乱，她先不失时机地斩除了裴炎、程务挺等人，以除肘腋之患，又急调三十万大军，在不到五十天的时间里平定了徐敬业之乱。武则天在平定判乱后对内臣叛变十分恼火，她严厉训诫群臣说：“我奉事先帝二十多年，为天下操劳忧虑可谓至忠至勤！各位公卿的富贵，都是我给你们的；天下安定，百姓康乐，也是我促成的。等到先帝去世，把天下托付于我，而我不爱惜自己却爱惜百姓。现在叛乱的人，都是出自将相，你们为什么这样忘恩负义呢？在你们这些元老重臣之中，倔强难制有超过裴炎的吗？纠结亡命之徒率众征战有超过徐敬业的吗？在握兵的宿将之中，攻占必胜有超过程务挺的吗？这三个人，都是素有威望的，我还是把他们杀了。你们当中，如果有人在能力上超过了这三个人，想反叛就试一试。如果自认为超不过，那就洗心革面，好好地奉事我，不要再乱说乱动，贻笑天下了！”公元688年（垂拱四年），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看到武则天登基称帝的时机已经成熟，就暗地里派人在一块白石凿上：“圣母临人，永圣帝业”的字样，并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之，谎称获之于洛水。武则天闻讯大喜，当即下诏把这块石头称之为“宝石图”，并准备于当年五月选择吉日，亲临洛水拜受宝石。武则天把献图有功的唐同泰提拔为游击将军，让他参预办理此事。到了选定的日期，武则天“告谢昊天，礼毕御明堂。朝群臣”，不久即正式加尊号曰：“圣母神皇”，从这个时候起，武则天开始称“陛下”。
李唐宗室众人十分清明，武则天已是实际上的皇帝了，至于名义上的登基改号，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李唐宗室所面临的，却是一场灭顶之灾。出于自我保全之计，他们纷纷起兵。
首先，李唐宗室以“迎还中宗”，“救拔睿宗”为旗号号召众人，但因范阳王李霭出首，密谋败露，仓促之间，韩王李元嘉首先起兵，继而琅琊王李冲在博州起兵，越王李员在豫州起兵，霍王李元轨在青州起兵，鲁王李灵夔在邢州起兵。但这时国家较为安定，人民不愿为一家一姓的名利再去生什么内乱，于是，李氏诸王的军队皆无斗志，武则天的兵马一到，不是坠城投降，就是纷纷逃走，根本不堪一击。在很短的时间内，李氏诸王的这次叛乱就被武则天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了。李氏诸王的这次失败也说明，关陇贵族门阀在社会上也逐渐丧失了人心。因为一百多年以来，这些门阀士族在大众中很有影响，很有号召力，李渊起兵后人心迅速归附，就是最好的例证。在唐朝社会安定发展了几十年以后，庶族地主的力量兴起，逐渐取代了门阀士族的影响，人们开始不愿为一家一姓效力，开始考虑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而李氏贵族集团历代以武力为胜，如今其子孙也失去了祖先的雄威，看来，门阀士族的衰落已是无法挽回的了。
在镇压了这次叛乱以后，武则天果真决心清除敌对势力了。她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鼓励告密：二是严刑逼供；三是任用酷吏。武则天把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酷吏提拔上来，专门进行“肃反”，他们密秘观察李氏宗族中的王公大臣的行迹，一有可乘之机，他们立即加以逮捕，酷刑逼供，诬其谋反。武则天在朝堂之上设立了一个铜制的告密箱，专门用来接受告密的文书。并明确规定，任何官员不得过问此事，凡是告密的人，不论职位高低，哪怕是农夫樵子，也一律按五品官员的标准供应食宿。更妙的一条是，如果告密有功，那就破格封官；如果告密失实，也绝不加以追究。如此以来，“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酷吏编写《告密罗织经》，教授门徒，以便罗织害人，并创制出“方梁压髁”、“猕猴钻火”、“驴驹拔橛”、“凤凰亮翅”
等酷刑和“求即死”、“死猪愁”、“定百脉”等刑具。这样，这三个酷吏每个人都杀了数千人，其中尤以来俊臣为最，所破获“罪犯”就连及千余家。在这次运动中，大臣被杀者数百家，李唐宗室被杀达数百人，刺史以下官吏被杀者更是不计其数。武则天的这种十分过火的恐怖政策，造成了无数人的屈死。
当然，按武则天的想法，杀尽了李唐宗室，又使得朝野上下“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应该是无人敢于造反了。
至此，武则天的第三步计划其实已完全实现，至于做皇帝的名号，只是一个手续问题。公元690年（载初元年）7月，东魏国寺里的僧人写了几卷经书，书中说武则天乃是弥勒佛投胎转世，应该代替唐朝作阎浮提主（即东方之主），不久，侍御史傅游艺率领关中的百姓九百多人来到长安的宫门外，上表请求把大唐的国号改为周，武则天假装推辞，没有应允，但升了傅游艺的官，把他提拔为给事中。不久，朝中百官及宗室、远近百姓，四方边远地区的酋长以及沙门、道士一共六万多人，组成了一支极其庞大的请愿队伍，重复傅游艺的请求。
武则天见“民意不可违”，只有顺从，于是，在公元690年9月（载初元年）9日，宣布改唐为周，立称号为“圣神皇帝”，她身穿皇帝服饰，光彩奕奕，在洛阳登上了大周皇帝的宝座。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就此正式诞生了。
武则天称皇以后，也并不是万事顺利的。首先，她必须解决两个矛盾，一是她同李唐宗室争夺地位的矛盾，一是因滥杀而造成的她与大臣之间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延，她与李氏的矛盾逐渐淡化下来，要解决与大臣之间的矛盾，那批酷吏，可就成了替罪羊，武则天禁锢了当年滥告滥杀的二十七名酷吏，处决了来俊臣等人，使矛盾渐渐地缓和下来。
应当说，武则天晚年时期的政治气氛还是比较宽松自由的，她的统治也是比较稳固的。
但新的危机又出现了。武则天虽与群臣在表面上维持着良好的君臣关系，但当年的滥杀所造成的阴影始终无法彻底驱除，因此，她的晚年应当说是很孤独的。在这种心态下，她求助于自己的男宠，先是憎怀义（冯小宝）和御医沈南，后逐渐不太满意，在这时候，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把年轻貌美又精通音律的张宗昌推荐给了母亲，武则天一见之下，十分宠爱，不久，张宗昌又把哥哥张易之拉了进来，于是，两兄弟就代替了前面的两人，成为武则天的又一代男宠。由于武则天在私生活上很需要他们，又在政治上依靠他们，所以，他们两人的权势越来越大，以至连武三思、武承嗣这样权贵，也都争相趋奉他们，称张易之为“五郎”，张宗昌为“六郎”。
无字碑二张得势以后，经常胡作非为，贪赃枉法，随意打击不顺从自己的官吏，又私自杀害了议论二张兄弟权势过大的李显的长子和他的妹妹永泰郡主、妹夫武承嗣之子武延基，引起了朝廷官员的愤怒。一些大臣多次收集张氏兄弟的犯罪证据，想将其绳之以法，但都被武则天赦免。官员们看到用法律制裁不了二张，就准备用武力将其杀掉。
政变的目的起初并非为了推翻武则天，仅是为了杀掉张氏兄弟。宰相张柬之等五位朝廷的重要人物，联络羽林军将领以及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等一大群势力，乘武则天卧病不起之机，攻占了玄武门，突出宫中，在武则天的迎仙宫搜出张易之、张宗昌，就地处死，完全控制了武则天。事情既已至此，就顺便把武则天请下皇位，迎立中宗。政变的第二天，武则天下诏《命皇太子监国制》，第三天，武则天宣布传位太子，第四天中宗宣布复位，武周政权即告结束。
公元705年（中宗神龙元年）11月，八十二岁的武则天在洛阳上阳宫愤恨而没。死前遗嘱：“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
第二年，其子唐中宗不顾众人的强烈反对，为母亲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护灵柩回长安，与唐高宗合葬乾陵。
武则天称帝十五年，前后专政近五十年，在她掌握政权期间，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她首先重视发展农业，推行均田制，抑制豪强和土地兼并，奖励垦荒，做得很有成效。在她统治期间，全国人口由三百八十万户增长到六百一十五万户。其次是发展科举制度，并亲自主持考试，选拔了一大批庶族地主出身的优秀人才，并开“武举”科，选拔有军事才能的人。
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间，共取进士二百零五人，而在唐高宗和武则天统治的五十五年间，取进士一千多人。她还极其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倡导编纂了许多文化典籍。她还重视加强边防，改善同少数民族的周边关系，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边防、发展商业等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当然，武则天晚年生活靡费很大，让她的侄子武三思及男宠张氏兄弟把持朝政也造成了政治的混乱，尤其是她纵容女儿太平公主争权夺利，做了许多坏事。另外，她任用酷吏，大杀宗室大臣，李唐宗室近支被杀尽，除自己的亲生儿子李显、李旦以外，唐高祖、太宗、高宗的子孙全部诛除。十四年间的五十八个宰相，被杀被贬各有二十一人，占百分之七十二以上。武则天终于落下了一个“千古忍人”的恶名。
无论如何，武则天还是像一颗流星划过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苍穹，闪烁着夺目的光辉，引发着后人无限的思考。她的所有的意义，就在于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
的确，她想把李唐王朝变为武周王朝的目的是落空了，后人谈起武周时期，只是把它当做唐朝的一个小插曲，或是唐朝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本不把它看成是一个独立的朝代，更何况武则天临死之前，还政于李氏，仿佛本来是李家的政权，自己只是代为管理一段而已，连自己都不承认有独立的皇帝资格。
当然，武则天更没有把中国变为一个“女儿国”，没有把中国的男皇制改为女皇制，尽管她不服，尽管她采取了许多畸形的手段进行抗争，但她还是失败了，她所争取到的最大的荣誉是能与高宗合葬，这或许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她有着同皇帝平等的女皇的地位，但要想压倒男皇，那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
然而，已经够了，武则天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皇帝宝座上，给门阀士族势力以毁灭性的一击，使这块板结的土壤开始松动，也给黑沉沉的男人世界以沉重的一击，使中国的男人们终于被迫正眼看看女人，也重重地当众打了中国宗法观念一记耳光，让中国男人从此不敢忘记中国女人的威力。
我们决不作把古代社会的男皇制换成女皇制的无聊之想，只是想通过武则天的成败，看看女人为中国历史注入的活力，这对于从深层里解放我们的思想，或许不无好处。
自律与自责
我们今天大谈特谈自律问题，仿佛自律是灵丹妙药，一谈自律就万事大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大概是因为“他律”已经失效，只好转而求助自律罢。那么，什么是自律和他律？说得白一点，自律就是道德与良心，他律就是法律与制度。由此看来，自律是以道德为基础的，如果不提倡道德，自律将无从谈起。
古人自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对我们今人来说，他们对道德的尊崇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他们有时也善于自律，因自律而自责，又因自责而行德政。
楚昭王遭受吴王阖闾带来的灾祸，国家灭亡，被迫出逃，楚国的父老都赶来送行。楚昭王说：“父老们，你们回去吧，不要担心你们没有国君。”楚国的父老们说：“那能再有您这样贤明的国君！”于是就一起跟随楚昭王出逃。申包胥则跑到秦国，在秦王朝宫廷上哭着请求秦国出兵救援楚，最终请来了救兵，楚国最终因此而复兴。
刘邦进入关中后，召集各县的豪绅说：“百姓受秦朝苛酷的刑法已经很久了。现在我统治关中，不过是要和父老定下三条法律而已。我进关，是为了替父老们除去祸害，不是为了虐待和抢劫百姓，大家放心好了！”于是刘邦又派人和秦朝官吏一起巡行各地，向老百姓解释说明，秦朝的百姓们了解了刘邦的真实意图之后，非常高兴。不久，项羽的军队又进入关中，所到之处都残酷地虐待百姓，使人们大失所望。这样刘邦得到了民心，从此奠定了四百年江山的基业。
唐玄宗李隆基为躲避安禄山的叛乱，逃离京师长安。走到扶风（今陕西宝鸡东）时，跟随他的士兵都觉得他是咎由自取，很想逃走，便制造谣言，士兵也故意找麻烦，图谋叛乱。唐玄宗把士兵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我用人不当，招致了安禄山的叛乱，现在必须到远处去避叛军的锐气。大家仓促之间跟随我出走，来不及与父母妻子告别，我觉得非觉惭愧。现在请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家去吧，我仍要和自己的子弟前往四川，现在就和大家告别。你们回去见到父母及长安的父老们，请代我向他们致意问候。”随从的士兵听后都很感动，都流着泪说：陛下既然这样说了，是死是活我们都跟着皇上。”从此谣言便消失了，大家一直保护着他。
张巡和许远等将领不顾自己的势力单薄，坚决与安禄山的叛军作战，在雍岳（今河南枯县）遭到安禄山的围攻，手下的大将劝张巡投降，张巡把唐玄宗的画像拿出来，带领将士朝拜，将士在玄宗的画像前抱头痛哭。张巡把劝他投降的六位将领带到将士们面前，用忠孝大义斥责他们，然后斩首示众，极大地鼓舞了将士们抗敌的决心。他们两人最后战败被俘，不屈而死。成为唐代著名的将领。后来，大文学家韩愈写《张中丞传后序》，高度赞扬了他们两人的气节和对唐朝平定叛军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唐德宗时，河北四镇发动叛乱，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朱滔称冀王。李抱真派贾林劝说王武俊，假托唐德宗的话说：
“我以前确实做了错事，朋友之间有不同的意见，还要道歉认错，何况我是一个大国的君主呢？”王武俊于是就首倡服从朝廷指挥。等到唐德宗在奉天颁布罪己诏后，王武俊又派人对田悦说：“天子正为国家大事忧愁费心，还用恩德安抚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悔过自新、归顺朝廷呢？”
王庭凑割据成德时，韩愈奉命前去安抚。王庭凑剑拔弩张，迎接韩愈。到旅馆后，王庭凑在堂上布满了武装的士兵。韩愈面不改色，讲论安史之乱以来背叛和归顺朝廷的利害，王庭凑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他害怕军心动摇，就挥手让韩愈出去。他最终还是做了唐朝的地方长官。
黄巢占领长安后，发布的赦诏传到凤翔，节度使郑畋没有出庭接受。
当奏起音乐时，将领们都失声痛哭。黄巢的使者感到很奇怪，郑畋的幕僚说：“因为郑畋患了手脚麻木的病，不能前来，他们因此伤心。”其实，这是他们的掩饰之辞。黄巢的使者见此情景，深感叹息，百姓听说此事没有不流泪的。他说：“我就知道人民还不厌烦唐朝，强盗们很快就会被平定的。”他于是起兵，并倡议各地唐军，共同收复京师长安。
陆贽劝唐德宗下罪己诏，沉痛追究自己的过失，用真诚的语言来向天下表示自己的过错和诚心诚意的悔改之情。诏书发出后，即使是武夫悍卒，也没有不感动得流泪的。有识之士由此还知道，叛乱不难平定。
对于所谓的正统观念来讲，皇帝是上天之子，是天道的象征，是没有过错的，正所谓老子无过天无过。但同样是正统观念，又认为皇帝是人不是神，和常人一样有错误，皇帝如果知错善改，便是明君。
在中国历史上，能够下罪己诏的皇帝并不多，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皇帝的罪己诏才显得难能可贵。有人说，这是笼络人心的一种方法，其实，哪一种方法不是在笼络人心呢？问题是，漫长的中国历史证明，人们往往是等待着被笼络，而统治者偏偏不去笼络！
用人以才
俗话说：“洗澡不一定要去江海中，只要能洗去污垢就行；马不一定要是千里马，只要它善跑就行；用人不一定要求贤德，只要他懂得道理就行；娶妻不一定要出身高贵，只要她守贞节就行。”为什么这么说呢？用人以才，不用其德，用人以德，不用其才，这是根据具体的情况而论的。
更有甚者，感叹自己的身边无才，有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因为自己水平太低，不能发现和使用人才。
鲁仲连对孟尝君说：“您说您重视人才，其实不是这样。”孟尝君说：“那是因为我没有得到人才的缘故。”鲁仲连说：“您马厩中的上百匹马，没有一匹不是身披绣衣、吃精料的，难道它们都是千里马？后宫中的十个妃子，都身穿绫罗绸缎，吃美味佳肴，难道她们都是西施？美女、骏马要用现在的，而人才为什么一定要用古代的呢？所以说，您说您重视人才，其实不然。”
淳于髡对齐宣王说：“古人喜欢马，大王也喜欢马；古人喜欢美味，大王也喜欢美味；古人喜欢美女，大王也喜欢美女；古人喜欢人才，大王却偏偏不喜欢。”齐宣王说：“国家没有人才啊。如果有人才，我也会喜欢他们。”淳于髡说：“古代有千里马，现在没有，大王从众多的马中选出好马，这说明大王是喜欢马的；古代有人喜欢吃大象的胎盘，现在没有，大王从众多食物中挑选出美味佳肴，这说明大王是喜欢美味的；从前有毛嫱、西施，现在没有，大王就从众多美女中挑选丽人，这说明大王是喜欢美女的。大王一定要等尧舜禹汤时的人才出现，才去喜欢他们，那么尧舜禹汤时的人才，也不会喜欢大王啊。”
张敞在《与朱邑书》中说：“饥饿的人吃糟糠都感到好吃，吃饱了的人吃美味佳肴也感到没味。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有还是没有。
从前陈平虽然贤明，必须通过魏无知才能得到任用；韩信虽然有奇才，必须依靠萧何才被信任。所以每个人才的发达都要有一定的时机。如果要等待古代的英才，必定要像吕望那样的人推荐他，那么这些人也不需要通过您来求得重用了。”
《淮南子》中说：“要等待有飞兔这样的骏马才驾车，那世上的人就不能乘车了；要等有西施这样的美女才娶妻，那终身就别想成家。不要坐等古代的英才出现，您只要对现有的人才充分加以利用，那么，手下的人才就足够多了。”俗语说：“美玉做的船和桨，没有渡江的功用；金玉做成的弓弦，没有射箭的功能。因此品德高尚而不善于处理政事的人，不是拨乱反正的人才；温文尔雅而无治理国家才能的人，不是辅佐帝王的人才。”何以见得呢？魏无知把陈平推荐给汉王刘邦，刘邦任用了陈平。周勃和灌婴说陈平的坏话：“陈平和他嫂子私通，还接受过贿赂。”刘邦责备魏无知，魏无知说：“我所说的是才能；陛下所听说的是品行。现在如果有像尾生一样坚守信约的人，却对战争的胜负毫无作用，陛下会重用他吗？现在楚汉相争，我举荐有奇谋的人才，只考虑他的计谋确实对国家有好处而已。陈平与嫂子私通，接受贿赂，又何必因此而怀疑他的才能呢？”汉王说：“您讲得好。”
宋燕做齐国的宰相，遭到罢免后，回来对他的大夫们说：“有谁愿意跟我去投奔其他诸侯吗？”大家都整齐地站在那里，谁也不回答。
宋燕说：“可悲啊！为什么士大夫容易得到而却难以任用呢？”陈饶说：“并不是士大夫容易得到难以任用，是您不善于用他们啊！您不善于使用他们，士大夫就会愤愤不平，这是您不会用人的过失，您却反而责怪他们。”宋燕说：“您这话是什么意思？”陈饶回答说：“士人连三升粮食都领不到，而您养的鸟却有多余的粮食，这是您的第一个过错；园子里的果子很多，后宫的妇女们互相投掷果子玩，而士人却连一个都尝不到，这是您的第二个过错；漂亮的绫罗绸缎堆在屋里都腐烂了，士人却得不到一件，这是您的第三个过错。财物是您所轻视的，而对于死，却是士人所看重的。您不能给予您所轻视的财物，却要求士人们献出他们珍重的生命，这就好比把这些士人像铅做的刀子一样存放着，却要把他们当做干将那样的宝剑使用，这不是太难了吗？”宋燕承认说：“这确实是我的过错啊！”
黄石公说：“品行高洁的人，不能靠爵位、俸禄来吸引；坚守节操的人，不能靠威胁来使他屈服。招引品行高洁的人，要注重礼节；招引坚守节操的人，要重视道义。”何以见得呢？郭隗劝说燕昭王的话就是很好的说明，郭隗说：“称帝者与老师相处，称王者与朋友相处，称霸者与臣子相处，亡国者与奴仆相处。如果礼贤下士，虚心求教，那么就会得到强于自己百倍的人才；如果主动求贤、虚心求教但不能持久，那么就会得到强于自己十倍的人才；如果人家主动前来，自己才去迎接，那么就会得到才能与自己差不多的人；如果高高在上，对人颐指气使，那么就只能得到做差役的人；如果放纵暴戾，动辄打骂，那么就只能得到做奴隶的人了。”这是古代招揽人才的办法。
黄石公说：“吸引人才归服靠的是礼义，激励勇士去死靠的是赏赐。
只要明确了礼义和赏赐，所需要的人才就会到来。”何以见得呢？魏文侯的太子向田子方行礼，田子方不还礼，太子很不高兴，对田子方说：
“不知道是贫贱的人傲慢呢，还是富贵的人傲慢？”田子方说：“当然是
骆驼载乐佣贫贱的人傲慢啦！富贵的人怎敢傲慢呢？国君傲慢就会失去国家，大夫傲慢就会失去封地，而贫贱的人傲慢却不会失去什么，如果不顺心了穿上鞋就走，到哪儿还不是一样的贫贱？”
《论语》中说：“眼力相同的人才能看见同样的东西，听力相同的人才能听见同样的声音。同心同德的人没有见面相互也会感到亲近；声音的频率相同，即使在不同的地方也会互相呼应。”韩非子说：“志趣相同才会彼此欣赏，志趣不同就会互相排斥。”何以见得呢？楚襄王问宋玉说：“先生您难道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吗？为什么大家都这样不称赞您呢？”宋玉回答说：“鸟中有凤凰，鱼中有巨鲸。凤凰一飞，冲上九万里云霄，翱翔于太空之中，那笼中的鹌鹑怎能与它一样知道天有多高？鲸鱼早晨从昆仑出发，晚上在孟津休息，那小水池里的小鱼，怎能与它一样知道海有多大？所以不单是鸟中有凤，鱼中有鲸，士人中也有与凤和鲸一样的人啊。圣人有非凡的抱负，远远超过一般的人，那些世俗的人，又怎么能了解我的所作所为呢？”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用则满目俊才，弃则满地糟糠的情况是极多的。
盛唐之盛有二，一是锦天绣地，二是满目俊才。无锦天绣地，怎显盛唐之盛，无满目的俊才，又怎得锦天绣地。上面引自《长短经》的事例固然有代表性，但似乎还都不如唐朝名相马周的“发迹”史更能说明唐朝之盛的原因。
公元631年唐太宗贞观五年，天下大旱。有一段时间，唐太宗李世民浑身燥热，坐立不安。按传统的老规矩，认为这一定是朝廷政治出了问题导致的，所以上天才会示警，要求皇帝检查自己是否有什么过错。所以唐太宗便颁布诏书，令文武百官上书，允许畅所欲言，揭露、指责皇帝和朝廷的一切毛病。
对于官员们来说，这是一次显示才干的好机会，于是纷纷上书，奏章雪片般地飞入皇宫。却有一位官员抓耳搔腮，十分为难。原来，这人是中郎将常何。常何是个武夫，虽然官职不小，但没有文化，不知该说些什么，就是对朝政有些不同的看法，也写不出来，连怎么说也不知道。
出人意料的是，唐太宗不久即收到常何的奏章。他知道常何写不出什么来，但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还是漫不经心地打开看了，但马上被其中洋洋洒洒的议论吸引住了。文章写得极有条理，批评和建议罗列了20多条，都是很中肯、很有价值的建议。唐太宗很兴奋，又很奇怪，便说：常何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能耐？随即传旨宣常何上殿。
常何也不知是福是祸，见到皇帝十分紧张。太宗问道：“这奏章很好！是您写的吗？”常何心里舒了一口气，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我哪有这个本事，是我的门客马周替我写的。”
马周是山东人。从小孤独一人，贫困潦倒，他曾经流落新丰，在集市上酣饮，但无人能够理解他的才华。前些日子流浪到长安，寄居在常何家中作门客。
那天，见常何在室内发愁，便进去问他自己能帮些什么忙。问明情况后，便答应立即代他起草了那个奏章。
唐太宗是个十分爱才的皇帝，连忙召见马周。等了一会儿不见来，非常心急，又一连派出使者催促。马周进来后，同唐太宗进行了一番交谈，唐太宗简直心花怒放，立即让他在门下省任职。后来，马周步步高升，最后成为宰相，名彪史册。常何也因此而得福，皇帝没有亏待他，唐太宗因为他实事求是，让他得到了马周这样的人才，便赏赐给他三百段绢帛。
然而，话又说回来，马周的命运毕竟是个别的，而怀才不遇才是普遍的。中唐诗人李贺一生潦倒，他十分羡慕马周，在一首著名的诗里歌咏“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希望自己也能像马周那样有朝一日能够得到皇帝的重用。然而，最后他还是在无限的郁闷中赍志而没。
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家有贤妻，男儿不做坏事”。现在人对这句话的诠释是：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看来古今一理，妻子对于丈夫的支持和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
长孙皇后十三岁时与唐太宗成婚，当时年龄很小，不可能对唐太宗有什么帮助。公元618年（武德元年），她被册立为秦王妃，此时就开始对唐太宗有所影响了。公元626年（武德九年），她被册封为皇太子妃。八月，太宗即皇帝位，立为皇后。
长孙皇后崇尚节俭，为人十分平和，服饰用具，力求简省。太宗觉得她深明大义，对政务往往有很好的见解，就经常与长孙皇后谈论朝廷赏罚之事。皇后却非常谦虚，她引用《尚书·牧誓》中的话回答道：
“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我是个妇人，不能干预国家的政事！”太宗坚持与皇后谈论，皇后始终不发一言。在这一点上，她是十分明智的。但这并不是说她就什么都不管，而是用自己特殊的方式来影响唐太宗。
长孙皇后有个异母兄长，名叫长孙安业，他酗酒，脾气暴躁，经常寻衅滋事，不务正业。皇后的父亲长孙晟去世的时候，皇后和长孙无忌都还年幼，长孙安业就把他们兄妹俩赶回他们的舅舅家里，自己独霸了家业，不管他们两人。皇后对此事毫不介意，时常请太宗厚待长孙安业，长孙安业的官位做到监门将军。但他并不知道感恩戴德，后来长孙安业与刘德裕密谋叛乱，按照法律，太宗要杀掉长孙安业，长孙皇后叩头流泪说：“长孙安业死有余辜，可是他早年对我不仁慈的事，天下人都知道，现在若您对他处以极刑，人们会猜测是我倚仗皇帝的宠幸而报复自己的兄长，这对我倒没有什么，但损害了陛下和圣朝的威德和名誉却是件大事，您要慎重考虑。”唐太宗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长孙安业才得以免去死刑。
长孙皇后确实是出于为唐太宗和朝廷的声誉着想才这么做的，并不是为了替自己的哥哥说情。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与太宗皇帝早在少年时期就交往密切，二人可谓情投意合，又是辅佐太宗取得成功的元勋，并且很有才能，太宗对他十分信任，他经常出入内宫。太宗把朝廷重任委托给他，让他来帮助自己治理国家。而这一次，皇后坚持认为不可，对太宗说：“我既已托身紫宫，尊贵已到了极点，实在不愿让我的兄弟子侄在朝廷提任要职。汉朝吕氏、霍氏两家外戚专权，最后的结局是祸国殃民，应该引为教训，本朝不要重蹈覆辙，让我的兄长担任宰相。”太宗没有采纳皇后的意见，最终任命长孙无忌为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后来，虽然没有发生像长孙皇后所说的那样严重的情况，但长孙无忌的结局也是很悲惨的。
长孙皇后对太子李承乾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太子的起居条件很简陋，他的乳母遂安夫人常对长孙皇后说：“东宫的用具缺少，想奏请皇上、皇后予以添置。”皇后不答应，说道：“作为太子，所担忧的是美德不立、美名不扬，何必计较用具少呢？”
长乐公主为长孙皇后所生，太宗特别疼爱。到长乐公主将要出嫁时，太宗命令有司，陪送的嫁妆要是长公主的一倍。魏征进谏道：“长公主，应该比公主尊贵，感情远近虽有差别，但礼义是没有等级差别的。如果让公主的礼仪超过长公主，恐怕于理不合，请陛下考虑。”太宗回到内宫后，把魏征的话告诉了长孙皇后，皇后非常佩服魏征，叹息着说：“我听说陛下十分器重魏征，但不了解其中的缘故，听陛下刚才说的事，我才知道他实在是能用义来制止皇上感情用事的，他真称得上是国家正直的大臣了。我与陛下是结发的夫妻，深受礼遇，情义深重，可是每当进言时，我还要看陛下脸色行事，不敢轻易冒犯陛下的威严，何况臣下感情比我与您要远，礼节上又有君臣之隔呢。魏征实在是难得啊！韩非子因为向君主进言难专门写了文章来提醒君王注意，东方朔也说向君方进言不容易，确实是这样啊！忠言虽然逆耳，可是对行事有利。有关国家事务的意见，若采纳，则社会安定，若拒绝，则政局混乱，我诚恳地希望您仔细考虑，则天下人都十分幸运。”长孙皇后就是用这种方式来鼓励唐太宗听从忠臣的劝告的。她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让魏征觉得因为减少自己女儿的嫁妆而对他有什么看法，就派内宫太监带着五百匹帛，前往魏征的住宅赏赐给他。
有一次，唐太宗在宫廷上被魏征毫不客气地顶撞了，他嫌魏征总是与他过不去，下朝后说：“早晚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听说后，立刻换上一套衣服，给唐太宗道喜说：“我听说，君明臣直，陛下有魏征这样的直臣，正说明陛下是明君。”唐太宗听了她的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于是就转怒为喜，魏征因此避免一场大祸。
公元634年（贞观八年），长孙皇后陪太宗住在九成宫，不幸染病，病势沉重，太子李承乾入宫侍奉，秘密启奏皇后道：“医药已经用尽，您的病不见好转，请让我奏请父皇赦免囚犯，并度人入道观，希望能得到上天赐福助。”皇后不同意这种看法，说：“人的死生由命注定，不是人力所给予的。若做善事就能延长寿命，那么我平时从未作恶；若做善事无效，又有什么福可求呢？赦罪是国家的大事，岂能因为我一个妇人而扰乱国家的法令？”
听了母后的这番话，太子十分感动，不敢向父皇提出这个要求。太子把皇后的话告诉了左仆射房玄龄？房玄龄又把这些话奏闻太宗，太宗和侍臣们听了这些话，无不流泪叹息。朝臣们都请求大赦天下罪犯，太宗答应了朝臣的请求，长孙皇后听说以后，坚决要求撤销赦罪的决定，这个决定才没有实行。
长孙皇后在病危时与太宗诀别。当时，宰相房玄龄因为小的过失触怒了太宗，被免官回家，皇后强撑着病体对太宗说道：“房玄龄事奉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可谓是个至忠至勤的人。您的各种定国大计，都是他参预策划，他始终不曾透露过一个字，他没有什么大的过失，希望您不要抛弃他。另外，我家族之人，侥幸成为皇亲，既然不是因德高望重而被抬举，就容易踏上危险境地，若要永久保全，一定不要让他们把握重权，只以外戚的身份朝见皇上就很幸运了。我在世时，既对国家没有什么益处，死了也不要厚葬。况且所谓葬，就是藏的意思，就是让人们看不见。自古以来的圣人、贤人，都崇尚节俭、薄葬，只有无道的朝代，才大造陵墓，劳民伤财，被有智识的人们嘲笑。我死后只求依山而葬，不起坟墓，不用棺椁，埋葬我所需的物品，都用瓦木造就。俭薄送终，就是对我的怀念。”
公元636年（贞观十年）6月，长孙皇后在立政殿去世，享年三十六岁。
长孙皇后曾撰述古代妇女的善事，刻成十卷《女则》，皇后亲自为这部书写了序言。还著论批评东汉明帝马皇后，认为她不抑退外戚，使他们当朝掌握重权，是开其祸患之源而节其末节。并且告诫主管的官员道：
“这些文章是我用来约束自己的。妇人的著述没有条理，不想让皇上看到，千万不要对皇上说。”皇后去世后，宫中的官员把这些事奏明太宗，太宗读了以后，把这些书拿给臣下们看，并且说：“皇后此书，足可以流传后代。难道我能割断思念之情吗？她常能规劝我，补足我的缺漏，如今，我再不能听到她的话了，我失去了一位贤德的助手，因此令人哀痛啊！”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出色的皇后，但长孙皇后似乎属于那种贤妻型的，他像一位普通的妻子一样相夫教子，像一位普通的妇女一样处理人情世故，但是，她也有着非同凡响的一面，即她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表现出了自己的远见卓识。正是因为她淡漠了权势、财富和名声，为丈夫计深远，为子女计深远，才表现出了自己特有的“贤惠”。这种“贤惠”，不仅对家庭具有重大的意义，对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也具有正面的意义，因此，我们不应该鄙视这种“贤惠”，而应该将其合理的因素发扬光大。
儒家谋略
儒家谋略是一种非智谋的大智谋，它运谋的方法不是谋智，即不是像法家或兵家那样用强硬而直接的智慧迫使对方服从，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使人主动地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为王道理想献身。
如果用今天的现实来阐释当年儒家智谋的话，那就是儒家并不首先向人们宣扬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要求人们被迫执行，而是非常注重做“政治思想工作”，首先为人们描绘一幅美好的蓝图，并百折不挠地到处宣传这种理想。直到人们心悦诚服，把儒家的价值观念内化到自己的灵魂之中。由于儒家的道理是最富有人情味、最温情脉脉的，所以它也就最富有感动人的力量。即使有人明智地认识到自己是在被别人所谋，被一种观念在谋，也是心甘情愿的。但这已经不是儒家谋略的高明之处，更不是儒家谋略比别的学派的谋略狡诈。在这里，它已经上升到了人性、人道的范畴，这说明儒家的智谋在其最深处是符合人性和人道的基本原则的。这就是儒家智谋的合理性之所在，也是其成为真正的大智谋的根本原因。
唐朝时期的长孙顺德是太宗长孙皇后的族叔，曾仕隋，任右勋卫，后逃到太原，投奔了李渊，深得高祖、太宗的信任，多有战功。
高祖即位，拜长孙顺德为左骁卫大将军，封为薛国公。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长孙顺德与秦叔宝等参加了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政变，为唐太宗即位立了大功。太宗登上皇位以后，特赐给长孙顺德宫女，长孙顺德也受到特别的允许，常在皇宫内住宿。但后来长孙顺德让自己的管家接受了别人赠绢，被人告发。按照唐朝的法律，是要受到很严重的处罚的。但太宗不忍心处置他，对身边的近侍大臣说：
“长孙顺德处在外戚的地位，功劳属于开国元勋之列，官位高，俸禄丰厚，可以称得上富有尊贵，只是他读书太少。他若能勤于读书，通览古今之事，作为自己的鉴戒，就会与现在不一样了。他如此不遵守节操，不顾名声，而贪图一点贿赂，使丑闻暴露，真让我觉得难为情啊！”
在他受贿的事被告发以后，太宗不仅没有加以惩处，还在朝廷上当众赐给他绢数十匹，使他内心感到非常的惭愧。大理寺少卿胡演进谏说：
“长孙顺德违法受贿，罪过不能饶恕，为什么又赐给他绢呢？”太宗说：
“人是有良知、有悟性的，得到绢比受惩处更厉害：如果不知惭愧，就不过是一头禽兽罢了。如果是一头禽兽，即使杀了他，又有什么益处？”
不久，长孙顺德因与李孝常勾结犯罪，这回唐太宗无法再护他了，就这样，他被除名。过了一年多，太宗看功臣图，见到了长孙顺德的画像，还是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派宇文士及前去察看长孙顺德的生活情况，宇文士及见长孙顺德精神很不好，经常醉酒自责，朝中大臣都认为他已经悔悟，于是，太宗又将他召回京，授予泽州刺史的官职，恢复了他封爵和食邑。
对这件事，朝中的大臣们颇有感慨，觉得唐太宗实在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对待孩子的过错总是给予改正的机会，没有责罚的念头。这样一来，大臣们就对唐太宗更加心悦诚服了。
东吴的孙权对待吕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许，孙权更多的是出于真正的感情，但这种感情本身就是符合慈忍之道的，只要这种感情不在一定的时候完全失去控制就可以了。
吕蒙是孙权手下得力的干将，不但勇敢，且有智谋，对孙权也非常忠诚，为东吴立有大功，孙权极其爱护这位将军。吕蒙的旧病发作，孙权听说后，异常着急。当时，孙权正在公安，立即把吕蒙接到自己的宫殿中，千方百计给他治病。他不仅亲自请医问药，还贴榜召募名医，布告天下，谁能治愈吕蒙的病就赏给黄金千两。有个医生采取针灸的方法给吕蒙治病，孙权在一旁看到他受折磨而难过落泪。孙权关心他的病情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为了能经常观看吕蒙的面色，但又怕吕蒙为迎接他受到劳累，就在室外悄悄地通过墙上的洞眼察看吕蒙的病情。当他见吕蒙稍微能吃下一点饭菜时，心情就特别好，高兴地与身边侍从又说又笑：如果发现吕蒙吃不下东西，心情马上就坏起来，愁容满面，唉声叹气，晚上牵挂得睡不着觉。有一阵，吕蒙病情好像有所好转，孙权就特别高兴，竟然宣颁赦免令，并请大臣们前来庆贺。后来，吕蒙的病情愈来愈重，孙权每天请道士在星空下为其祈祷。并亲自守护在吕蒙的病榻前。吕蒙的病到底也没有治愈，终于去世。孙权极其悲哀，自己穿上素白丧服为吕蒙守灵，很多日子都心神恍惚，不思饮食。
孙权对吕蒙身后事的安排想得十分周到，为他修筑了很好的坟墓，还安排了三百户人家为死者守墓。
在儒家谋略中，慈忍之道是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慈，就是慈爱，这种慈爱就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是一种无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给予，比儒家的讲究正义原则的以德为本又高出了一层。慈之服人，决不在外在的收服，而是要让被收服者充分领受到慈爱。它没有以理服人的外在性，因此也就避免了被收服者的内在情感疏离，它会自然地使那些被收服的人永远地、心甘情愿地报答和捍卫你。儒家谋略的成功，是一种内在的成功，长远的成功。
结心得死士
人是利益的动物，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法宝就是“晓以利害”。可不要轻看了这四个字，有多少人就是被这四个字说服，又有多少人被这几个字葬送！但同时，人又是有感情的动物，是道义高过生命的动物，否则，人就真的与别的动物没有区别了。所以，利益可以打动人，感情和道义更可以打动人。
李勣于公元625年（武德八年）、公元629年（贞观三年）曾经两次出击突厥，为唐朝的边防巩固立下大功。当时，高宗为晋王，遥领并州大都督，太宗任李勣为光禄大夫，并同时兼任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勣在并州前后共十六年，令行禁止，治理有方，颇有政绩。太宗对他的评价甚高，曾对近臣说：“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臣良将守卫边境。只知道修筑长城来防备突厥的侵扰，真是头脑昏惑！我现在委任李勣镇守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突厥畏惧他的威势，远远逃遁，边境得以保安宁，这岂不远胜修筑长城吗？李勣就是我的长城啊！”
公元641年（唐贞观十五年），太宗征召李勣回朝，拜为兵部尚书。
李勣尚未来得及到京城，大度设率骑兵八万人南侵李思摩部落。太宗遂派李勣为朔州（今山西朔县）行军总管，率轻骑三千追击薛延施，直到青山（在今甘肃环县西），大破敌人，斩其名王一人，俘获其首领，并俘虏五万余人。
后来，李勣生病，医生在处方中说，要用胡须烧成灰作药引配药方可治疗李勣的病，太宗听说后，就把自己的胡须全都剪下来，为李勣配药。李勣知道以后，深受感动，叩头流血，哭着对太宗恳切地表示谢意。
太宗说：“你也是为国家的前途着想，我应该感谢你，不必烦劳你深表谢意。”
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高宗被立为皇太子，太宗征调李勣任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加位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这实际上是对李勋的极大的信任，为李勣的政治前途做好铺垫。太宗对李勣说：“我儿新登储君之位，你原是他部下的长史，现在把太子宫的事委托给您，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虽然委屈了您的官阶、资历，但责任重大，请你不要见怪。”李勣当时感激涕零。
太宗曾在一次宴会上对李勣说：“我将把太子托付给朝廷重臣，思来想去，觉得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你过去跟从李密时，不肯辜负李密的托付，现在岂能辜负我的重托啊！”李勣泣不成声，咬破手指发誓，要竭忠尽智，辅佐太子。过了一会儿，李勣因喝醉而睡着了，太宗就脱下自己的御衣，给李勣盖在身上。
公元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卧病，对高宗说：“你对李勣没有恩惠，他就是想报答你也没有理由。现在，我要责罚他，让他离开京城。我死后，你要将他调回京城，授给他仆射的官职，他蒙受了你的恩惠，必定会为你尽忠竭力。”于是太宗真的找了个借口将李勣责出京城，任垒州都督。高宗即位后，当月即召李勣拜洛州刺史，不久又加开府仪同三司，令同中书、门下，参预掌管国家的机密大事。当年又拜李勣为尚书左仆射。完全如太宗临终安排的一样。
李勣仍如太宗在世时一样，兢兢业业，为国家屡建奇勋。后来，李勣任辽东道行军总管，征伐高丽，渡过鸭绿江，一直打到平壤，俘虏了高丽王高藏，将高藏献于昭陵，洗雪了太宗征高丽失利的耻辱。
李世民对待人才有他十分独特的地方，他既不像曹操那样用“术”，也不完全像刘备那样用“宽”、“仁”，而是用信任与真情。看看那些心甘情愿地为李世民效劳的人，大多是对李世民有着深厚感情的。
大概，这些人正是从这种感情中找到了价值感，而价值感是给人提供精神动力的源泉。
做良臣而不做忠臣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说过这样的话，意思是说那些作忠臣的读书人十分无聊，如果皇帝不听他的意见，这些忠臣便“浊气上涌”，动不动就自杀，即所谓的“文死谏”。这些话虽然不免有些以偏概全，稍嫌刻薄，但在揭露某些忠臣的虚伪方面的确是一语中的。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所谓的忠臣，往往是诸葛亮所说的“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没有什么经世济时的实际本领，而且他们思想迂腐，想要沽名钓誉，于是便想出“文死谏”的招来。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忠臣都是如此，他们变愚忠为巧忠，忠之有道，忠之有术，忠之有效。唐太宗时期的魏征就曾对李世民说：“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听后很吃惊，就问：“难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么？”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获罪被杀，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良臣与忠臣之辩，是值得我们深思而慎行的。
公元580年（北周静帝大象二年）。其时，天下大乱，魏征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曾经出仕隋朝，做过地方官，但很早去世了，所以，魏征年轻时候家庭生活十分清贫，但胸怀大志，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他就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在学问和政治才干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魏征像魏征三十八岁时参加了李密的起义军，但当时的地位很低，他没有任何发言权。当时，李密的瓦岗军声势浩大，占领了隋朝最主要的粮仓河南的洛口仓、回洛仓和黎阳仓，开仓救济饥民，使起义军发展到了全盛阶段。然而，隋朝大将王世充据守洛阳，与起义军展开了生死搏斗。
魏征清醒地看到了起义军中的许多不足，曾经主动进谏说：“起义军虽有重大胜利，但伤亡也很大，军中费用紧张，储备有限，且赏罚不均，不宜同隋军硬拼硬打。目前之计，在于深沟高垒，以待敌军粮尽，等敌军撤兵，再行追击，可获大胜。”李密决定速战，大军列营而不设垒，被王世充火攻加奇袭，惨遭失败。经此一役，瓦岗军彻底覆灭。
李密被迫率残部投降了李渊，开始尚受重用，后来渐被冷落。
李密心有不甘，又到洛阳一带招抚旧部，重新起兵，反对李渊。不久，李密即兵败被杀。而魏征认为李唐政权较有前途，就向李渊请求前去招抚李密的旧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他在征得了李渊的同意之后，以国君之礼葬了李密，并为李密撰写了《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把他比作垓下失败的项羽，意即虽然失败，也还是一位大英雄。魏征如此评价李密，竟不怕李渊的追究，对李密，他也不以屡次拒纳正确建议为忤，而是实事求是地描述他的一生。他的这种态度和精神，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赞扬，并没有人指责他背叛李密，投降李渊。后来，魏征又受到起义军首领窦建德的器重和胁迫，在其军中历时一年半。随后，窦建德、王世充被李世民打败，魏征就又与人一起再次投奔李渊。
魏征原先招抚李密旧部有功，但被胁入农民军中一年半，再度归唐后就很难被重用。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既有才华又有才能，就把他找来，给了他一个管理图书经籍的小官，叫做洗马。在这一阶段，魏征虽有文名，实际上并未产生多大的作用，只是给李建成提过一个建议，让他带兵去攻打不堪一击的刘黑闼，既可建立军功，又可暗结豪杰，太子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李唐政权把握了天下大势之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李世民也知道魏征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闲人物，就立刻招见了他。责问他说：
“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呢？”
魏征没有巧言机辩，而是据理回答，他说：“人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信了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我忠于李建成，又有什么错呢？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的带钩吗？”
李世民听他说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举出了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不能显得没有气度，就赦免了他，并封他为主簿。至此魏征结束了他不得其主的生涯。
李世民即位为皇帝不久，就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这真是得其所哉！
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成就了魏征的名声，魏征敢于犯颜直谏，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性格，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同样名垂青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它既无足轻重，又重要无比；它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听还是不听。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皇帝了。
在政治方面，魏征坚决主张怀柔招抚，反对镇压。当时，太子李建成的部下遍布全国，在“玄武门之变”过后，一时人心惶惶，许多人准备造反。魏征向李世民建议说：“要不计私仇，对他们要以公处之。否则杀之不尽，有无穷之祸。”李世民听从了他的话，就派他为特使，给他以便宜行事的权力，让他去太子势力较为集中的河北一带安抚人心。他到了河北，见到两辆去长安的囚车里面关着在“玄武门之变”中逃走的李建成的部下。魏征说：“我离开长安以前，朝廷就已下令赦免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如今又把他们逮捕，岂不是自食其言、失信于人吗？如今，我来招抚还恐怕人家不愿相信我，怎么能把人押送长安呢？临行的时候，太宗让我便宜行事，把李治安和李思行放了，让他们跟我一起去招抚别人，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别人都很同意魏征的意见，他们就放了那两个人，并给唐太宗写了报告。由于魏征的正确做法，很快就安抚了河北一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唐太宗很赞赏魏征的做法，也就越加器重他。
在治理国家的方略上，魏征主张轻徭簿赋，休养生息。魏征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在于扰民太多，国家赋税极重，徭役繁多，以至民不聊生。
“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因此，在整个贞观年间，朝廷的赋税和徭役不算太重，这是贞观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
在治理国家的整体方略上，尤其是在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魏征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太宗即位之时，天下初定，百废待举。一天，他问魏征说：“贤明的君主治理好国家也该需要一百多年的时间吧？”魏征不同意他的想法。
他认为：“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象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就可见到效果，三年见效就太晚了，怎么要等百年才能治好呢？”尚书仆射封德彝认为：“自古以降，人心江河日下，日趋奸诈，秦用严刑，汉用霸道，都没把人心教化成功，魏征想用这些满是书生气的话来治理国家，那必然败亡。”魏征则针锋相对地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像饿极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如果人心如流水一般向下堕落，今天的人也都成了鬼怪，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呢？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事在人为，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唐太宗基本上听从了魏征的意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只过了三两年，唐朝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在执法方面，魏征主张宽缓明确。他坚决反对像秦朝那样实行严刑酷法，把人民当做鱼肉来宰割，但同时又坚决主张明正典刑，反对循私枉法。一次，唐太宗任命卢祖尚为交州刺史，卢祖尚开始答应了，但又反悔托病辞命，唐太宗当面劝他，他还是不肯去。唐太宗一怒之下，就把他杀了。事后，唐太宗觉得做得太过分了，认为没按法律办事，魏征就借议论北齐皇帝高洋批评唐太宗说：“高洋觉得自己理亏了还能向别人认错，这也是他的长处。”唐太宗就借机表示了后悔。濮州刺史庞相寿是唐太宗做秦王时的老部下，在任上因贪污被人告发，受到了追回赃物、解除职务的处分。庞相寿向唐太宗求情，唐太宗觉得于心不忍，就送给他一百匹绢，让他继续去做刺史，只是告诉他以后千万不可再贪污了。魏征知道后，就对唐太宗说：“您这是循私枉法了。庞相寿犯了罪，您还给他优厚的赏赐，让他留任原官，您做秦王时的部下很多，如果他们都照庞相寿的例子犯罪，那您怎么办呢？”他还对唐太宗说：“奖赏的时候，不要忘了疏远的人；惩罚的时候，不要给亲贵留情。要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才能让人心服。”在魏征的坚持下，唐太宗不得不同意原来的处理方案。
魏征还主张取信于民，不要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唐朝原定政策是十八岁的男子才能参加征兵服役，有一次，为了多征兵戍边境，唐太宗要求十六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应征，魏征不同意。按照当时的规定，皇帝的命令要等与会的大臣全部签字以后才能生效，魏征认为这个法令与唐朝以前的法令相冲突，而且过于苛刻，便屡次拒签。唐太宗十分生气，当面责问他为什么阻挠皇帝的命令，魏征回答说：“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是杀鸡取卵的做法。兵不在多而在精，何必为了充数，把不够年龄的人也弄来当兵呢？况且这也是失信于民。”唐太宗问自己是否有失信于民的事，魏征列举了一串例子，证明他办了不少出尔反尔、失信天下的事，把唐太宗弄得张口结舌。最后，唐太宗不得不同意了魏征的意见。
唐太宗知道自己很容易受情绪的左右，他就提醒周围的大臣注意纠正他偏激的决定，并把批评朝政制度化。他建立了前朝所没有的新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种制度不仅能够保证谏官、史官能够及时了解朝政的内幕，使得有所劝谏，还起到了一定的监察作用，使宰相及其他官员不敢谎报政绩。这种制度还规定，在会议之上，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如有过失和不当之处，谏官可当面指出，予以辩论。
再者，史官也了解皇帝大臣的许多情况，根据第一手材料写出起居注，对他们也是一种监督。
魏征就是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做谏官的，他劝谏的内容从长治久安的军国大计，到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涉及到许多方面。对唐太宗及唐朝贞观年间的政治，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使用人才方面，魏征主张在不同的时期要对德才有所取舍。他对唐太宗说：“在天下未定之时，用人的标准是重视才能，不过多地考虑他的品德操行；天下平定以后，则非德才兼备不可用。”在魏征的影响下，唐太宗“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有一次，他还主动地对魏征说：“选择任用官吏，是不能轻率马虎的。用一个君子，那么君子就会纷纷而来；用一个小人，那么小人也就会钻营投奔而来。”
尤其在个人享乐方面，魏征紧紧监督唐太宗，经常犯颜直谏，不让他大兴土木。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打猎，车马都准备好了，最后还是没敢去。魏征问他为什么没有出去。唐太宗说：“我起初是想去打猎，可又怕你责备，就不敢出去了。”
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唐太宗决定修建洛阳宫，中牟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劝阻，言辞激烈。唐太宗发怒，要治皇甫德参的罪，魏征连忙拿汉朝的贾谊为皇甫德参辩护，证明自古上书言辞不激烈就不能打动君主的心，唐太宗这才作罢。后来，河南、陕西一带大雨，泛滥成灾，偏在这时，唐太宗又要修建洛阳的正山宫，魏征听说了，赶忙上奏说：
“隋朝所以很快灭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隋炀帝大修亭台楼榭，百姓不堪役使，才起义反对他。如今，现有的宫观楼台已经足够居住的了，如果想到隋朝的灭亡，甚至还应该拆掉宫殿。如果舍不得拆掉，起码不该再修大的宫殿了。如果不想到得天下的艰难，不断地扩大宫殿建筑，追求华丽和享乐，增加百姓的劳役，那就会像隋朝一样的灭亡。”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建议，停修宫殿，把材料运到了水灾区，帮灾民建造了房屋。
公元638年（贞观十二年），公卿大臣都请求太宗登泰山封禅，只有魏征认为现在举行封禅仪式不妥。太宗对魏征说：“我希望您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难道是我的功劳不高吗？是我的德行不淳厚吗？是国家还没有平定吗？是远方的异族人不仰慕大唐的高义吗？是吉祥尚未降临吗？是农业没有丰收吗？为什么我不能封泰山呢？”魏征说：“陛下的功劳虽然是极高的，可是百姓并未感受到陛下的恩惠；陛下的德行虽是淳厚的，但陛下的德政尚未传及全国各地；全国虽然安定，但并不能为兴办事业提供足够的资财；远方的部族仰慕陛下的高义，但朝廷却没有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吉祥的征兆虽然出现，但法网仍然密集；虽然连续几年农业丰收，但粮仓仍然空虚，这是我认为目前不宜封禅的原因。我不能用遥远的东西打比方，姑且用人作比喻。现在有个人患了十年的重病，到将要治愈时，已经瘦得皮包着骨头，马上让他扛起一石米，每天走一百里路，他一定不能做到。隋朝天下大乱已经不止十年，陛下平定了全国的混乱局面。虽然现在天下已经平定，但国库尚不充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向天地报告事业已经成功，我暗自对如此作法持怀疑态度。
况且陛下若东封泰山，各国的使者都要聚集到那里，周边各国人，无不奔走相告。现在西起伊水、洛水流域，东到泰山、东海、荒草滩、沼泽地，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之声不闻，道路萧条，行进艰难，岂可招来城外部族之人，把我国的虚弱状况展示他们？即使我们用尽财物赏赐他们，也不能满足远方之人的愿望；即使连续两年免除徭役，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苦。如果遇到水旱灾害，风雨之变，服役的民夫横加议论，即使后悔，也无法挽回损失。岂只是我一个人恳请陛下免去封禅之事？成千上万的百姓都乞望陛下恩准。”太宗听了魏征的一番话，也深感国家虽然初步安定，但生产远未恢复，国库仍然空虚，如此严峻的形势，有何功德以告慰天地？遂将封禅泰山之事搁置了下来。
有一次，唐太宗由长安去洛阳的显仁宫，因为当地供应的东西不好，唐太宗觉得很气愤。魏征觉得如此下去将不好收拾，便对唐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为无限制地追求享乐而灭亡的。现在因为供应不好就发脾气，以后必然上行下效，拼命供奉陛下，以求陛下满意。供应是有限的，商人的奢侈欲是无限的，如此下去，隋朝的悲剧又该重演了。”魏征的这一番话使唐太宗悚然心惊，以后便很注意节俭。
对于唐太宗个人的品德修养，魏征也很重视。有一次，魏征直言不讳地对唐太宗说：“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魏征还引用荀子的话对唐太宗说：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对唐太宗震动很大，他牢记在心，并用这句垂诫太子，让他永志不忘。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怎样才能做一个“明君”，而不要成为一个“暗君”，魏征就给他讲了隋朝虞世基的故事。隋朝的虞世基专门投隋炀帝之所好，专说顺话，不讲逆耳之言；专报喜，不报忧，结果隋朝灭亡。由此，魏征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最著名的是魏征关于忠臣和良臣的辩论。有一次，唐太宗听信了其他人的谗言，批评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经魏征辩论，唐太宗知道自己错了。魏征趁机说道：“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听后很吃惊。就问：“难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么？”
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唐太宗听了以后，十分感动，他连声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送给了他好绢五百匹。
当然，唐太宗是人不是神，对魏征的劝谏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地接受，有时是既恨又怕，甚至还想干脆杀掉他！
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好的鹞鹰，自己非常喜欢，就把他驾在手臂上玩。远远地看到魏征来了，十分紧张，赶紧把鹞鹰捂在怀里，怕魏征看到或是听到。其实呢，魏征早就看到了，他为了不让唐太宗贪恋声色犬马，就故意没完没了地禀奏公事，估摸着鹞鹰差不多憋死了，他才离开。等魏征走了，唐太宗赶忙从怀中取出鹞鹰，拿起一看，早已闷死了。这使他觉得十分窝火又说不出话来。
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回来，气冲冲地对皇后说：“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下佬。”皇后非常贤德，赶忙问要杀谁，唐太宗说：“魏征这家伙老是在朝廷上折辱我。”皇后听了这话，连忙回去换了一身朝服，恭恭敬敬地站在庭院里。太宗见了，十分惊讶，问她这是在干什么，皇后说：“我听说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有正直的臣下；现在魏征正直敢言，全是由陛下的英明所致呀，我怎敢不表示我的祝贺呢？”太宗听了，觉得很高兴。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送医送药，使者相望于道路，来往不绝，并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把衡山公主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魏征去世后，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并为之亲自撰写碑文，刻于石上。
太宗对他思念不已，他跟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哀荣了！
忠臣好做而良臣难当，何也？大概是因为想做忠臣只要有一颗忠君爱国之心就差不多了，但如果想做良臣可就不一样了，不仅要有忠君爱国之心，还要有经世济时的真本领和处理政事、奉事君主的艺术，否则，在处处充满陷阱和危险的封建官场里，恐怕也只能是“杀身成仁”了。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大忠”和“小忠”的问题，所谓“大忠”就是忠国不忠君，忠事不忠人；所谓“小忠”，就是忠君不忠国，忠人不忠事。一个人只有到达了“大忠”的境界，才能真正地胸怀开阔，无私无畏，如果再有处事的艺术，也许就可以做一个良臣了。至于魏征，在一定意义上应该说接近了“大忠”的境界，他虽然数易其主，但几乎没有人为此而责难他，因为他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或是苟延残喘而去朝秦暮楚。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准则，那就是上安君国，下报黎民。因此，魏征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典型的良臣之一。
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一直是中国最高的政治理想，任何朝代的帝王将相都希望能用最小的力气来获得最大的政绩，但做到这一点却是十分困难的。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也只有寥寥数人和寥寥几个朝代的特定阶段而已。
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列举了能够无为而治的七位大臣。
汉初曹参继萧何之后为汉惠帝时宰相。他继续推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为了便于国家政治、经济政策能够一脉相承，曹参对萧何制订的一切措施往往不做任何改动，他自己很清闲地沉醉在酒乡之中，什么事也不管，他的属下饮酒，曹参不去禁酒，就是属下办事稍有小误，也往往替为遮掩。属吏感德，但朝中大臣，往往感到不解，有的便把曹参的作为，报告了惠帝。惠帝查问此事，曹参忙伏拜在地，顿首谢罪，问惠帝道：“陛下自思，您的圣明英武，可比得上高祖？”惠帝道：“朕怎敢与先帝相比！”曹参又问道：“陛下察臣才，与故丞相萧何比，谁优谁劣？”
惠帝不知参所问为何，还是答道：
“恐不及萧丞相。”曹参这才说道：
“陛下所言圣明，确实如此。从前高祖及萧丞相定天下，法令、制度都已完备，今陛下垂拱临朝，臣等能守职奉法，遵前制而不令有失，便算是能继承前人了，难道还想胜过一筹吗？”惠帝听了以后，才了解了曹参的真正意图，说：“朕已知道你的意思了，请退下休息吧！”
曹参直到病死，主持相府整整三年。曹参为政，竟得讴歌。他本人原来就善长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这倒还在其次，关键是汉初在经过了长期的战乱之后，也正需要休养生息，所以，萧规曹随，无为而治，似乎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曹参，实在是由于刘邦和萧何任人得当的功劳。
东晋王导也是一个十分有头脑的人，他的性格有些与当时的名士相近，他历仕元、明、成三帝，他主张治理国家，应清静无为，到了晚年，他尤其注意不要过多地处理政事，当别人误解他的时候，他总是说：
“现在的世人都说我无所事事，但后人一定会思念我无所作为给国家带来的稳固和安宁。”
杜如晦像东晋另一位宰相谢安也是非常有胸怀和见识的人，他主张不必事必躬亲，他志向远大而性情疏阔，在轻松愉快中就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唐朝宰相房玄龄、杜如晦辅佐李世民治国安邦，形成了唐初贞观之治的局面。然而，史书上对他们功劳的记载远不如他们实际上所建立的多。他们虽然对前代的制度多有改革，但他们也有着顺其发展、无为而治的一面。
宋初赵普为宋太祖的宰相，他注意笼络人心、团结官吏，尤其是对待官吏的过错，他特别注意要慎重对待，甚至主张不予处理，以宽容的态度来顺其自然。每当收到士大夫之间相互告发和揭短的文书，不看一眼就扔进提前准备好的两个大瓮中，装满了就烧掉。这就防止了官吏之间勾心斗角、危害国家，保证了大宋江山的稳固。这好像是不负责任，但实际上对维护当时的安定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
宋代的李沆也是一位大智若愚的贤相，每当各种建议呈报上来时，他都不批准，而是主张不变祖宗之法，并对人说：“我以这种方式报效国家，也就足够了！”
曹参、王导、谢安、房玄龄、杜如晦、赵普、李沆七位佐命大臣，虽身处显位，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然而，为了国家从不哗众取宠，从不宣扬自己的名声，真不愧是贤明的宰相！当然，更不能说他们是无所作为的宰相。
夏、商、周三代的初期一直是我们向往的大同世界的典范，据说那时是无为而治，西汉初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据说也是无为而治的典范，除此以外，似乎很难找出哪一个朝代、哪一个时期是无为而治，可见无为而治是多么不易做到。为什么会如此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无为而治需要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帝王和官吏少私寡欲，而这，又有哪个朝代能做得到？
有机会就要抓住
人常有生不逢时的慨叹。
人亦常有怀才不遇的烦恼。
这的确是人常常遇到的境况，否则，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该有多少雄才、英才呢？可在历史上能镌刻下名字的人又有几个呢？由此看来，绝大多数才智卓绝、雄心勃勃的人都被压在了历史的沉积层里，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沙子，永远地沉默下去；其中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成为星星，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这些人的成功，是因为他们得遇机会。
机会这个东西，实在是十分微妙，难以尽述的。我们不相信宿命的东西，也不相信在冥冥中有鬼神相助，有神灵保佑，但是我们不能不相信，机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却绝对不是平等的。且不说有人生来就有优势，就是两个才智一模一样的人，干着一模一样的事，他们的机遇也会迥然不同。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人生就是撞大运！
然而，如果把一生都寄托在“撞”字上，那你就绝不是一个智者，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个游荡人生的平庸之辈，永远不能成其大事。即便你能有幸碰见一只撞死的兔子，命运之神也不会永远眷顾于你，等你采取了守株待兔的策略之后，你的下场只能是饿得瘦骨伶仃。
真正的智者，对待机会的态度，一是要积极创造条件，二是要等待、寻找。二者是一种相辅相承而又相互促进的关系，缺一不可。机会不来，你强取蛮干，只能撞得头破血流。如果你没有平日的积累，没有良好的准备，没有优良的素质，机会即使来了，也不会落在你的头上，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让别人抢去。
所谓时来运转，在人生旅途中是经常出现的。据说姜子牙八十岁以前总是交华盖运，就是做点小生意，连上天都一阵风把他箩中的面给吹跑，可谓倒霉透顶了，连他的六十多岁的老婆都觉得实在没有指望，不相信这位“贤人”能有什么出息，跟他离了婚。等到周公请他做了国家总管，他就时来运转了，终于帮助周公一起灭了商朝，建立了周朝，被封在了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经济开发区”齐国，成为天下最富强的诸侯之一。
韩信在未遇萧何之前，还不是受人赐饭，钻人裤裆，要被人杀头。等遇到了萧何，他就吉星高照了。其实，在现实当中，时来运转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甚至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过。
机会是等来的，找来的，更是积极创造出来的，在机会出现的时候，一定要不失时机地抓住。
中国历史上，善于抓住机会的人是很多的，有的人只因抓住了一次机会，就一举成名，“脱颖而出”了。
公元前258年（秦昭襄王四十九年），秦将白起带兵围困赵国的国都邯郸，情况十分危机，城中简直“易子而食”，“以骨为柴”，赵王就派平原君去向楚国求救。平原君的门下有几千门客，但要想从中找出二十个合适的外交人员，真还不容易。平原君找来找去，只找了十九个文武全才的人，要想找第二十个，怎么也想不出来。这时候，有一个叫毛遂的人向平原君自我推荐，说他愿跟平原君一起出使楚国。
平原君不相信毛遂，就对他说：“有才能的人生活在世上，好比锥子放在口袋里，那锥子尖立刻就透露出来。现在先生在我的门下已经三年了，我身边的人对您没有什么称道，我也没有听说什么，这表明先生没有什么能力。先生不行啊，您还是留下吧！”毛遂说：“我今天才请您把我搁在口袋里呀！要是您早把我搁在口袋里，我早就像一个谷穗子一样露出来了，何止仅露出一个小小的尖呢？”平原君见他态度坚决，也只好让他同行。其余的十九人则不断对他冷嘲热讽。
平原君来到楚国，同楚王谈论联合抗秦的事。从太阳刚一出来一直谈到太阳正午，毫无结果。这时，毛遂按剑登上了台阶，进了大殿，跟平原君说：“联合抗秦的利害，两句话就决定了。从日出说到日中，还未说出个道理来，是怎么搞的呢？”楚王大怒道：“还不下去，我跟你的主人谈话，你算干什么的！”
毛遂按剑走上前说：“大王所以敢怒斥我，无非是仗着楚国的人多。
现在十步以内，大王的人再多，也没有用！现在大王的性命操在我的手中。在我的主人面前，你喝斥什么？再者，我听说商汤凭借七十里的土地而统有了天下，周文王依靠百里的土地而臣服诸侯。难道他们靠的是土多人众吗？其根本原因是他们能够审时度势，发扬威力啊！而今楚国领土五千里，武装百万兵，这是大王称霸的资本啊！凭现在楚国的强大，天下是没有对手的。白起不过是个小小的奴才罢了，可白起率领几万人，头一仗就拿下了楚国的郢都，第二仗就火烧了楚国先王的坟墓夷陵，第三仗就凌辱了大王的先人，这种百世之仇，连我们赵国都引以为耻，而大王却无羞耻之心！联合抗秦为的是楚国，难道为的是我们赵国吗？你为什么要在我的主人面前喝斥我呢？”
楚王听到这里，真是汗流浃背，对毛遂说：“先生教导得很对，我决心郑重地以整个国家来从命。”毛遂又问道：“联合抗秦决定了吗？”
楚王说：“决定了！决定了！”于是，毛遂就让楚王的侍臣们拿来了鸡、狗、马的血，毛遂捧着盛血的铜盘跪在楚王面前说：“大王先来歃血盟誓，其次是我的主人，再其次是我。”于是，楚国与赵国歃血盟誓。
在回到赵国以后，平原君说：“我赵胜再也不敢以眼来观天下士人了！”于是，把毛遂待为上宾。
这是成语典故“毛遂自荐”、“脱颖而出”的由来，也是善于抓住时机，勇敢创造的成功的典范。
但在中国历史上，正面成功的事例似乎不如反面成功的事例多，尤其在宫廷的太监之中，他们更善于寻找机会，获取权力。
太监是一群极为特殊的人，他们是“刑余之人”，社会没有为他们提供大有作用的广阔环境，因此，他们只能在宫廷里活动，就像厕所里的蛆虫一样，不断地蠕动爬行，别看其行不速，但因“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权力的中心地带稍加翻动，就能掀起滔天的巨浪。又由于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他们取得信任和获取权力的方式往往与正常人不同，他们是随时随地地窥伺时机，见缝插针。
北宋时期的宋真宗有一位刘皇后，此人生性颖悟，通晓诗书，对历史的治乱成败颇有研究，因此，宋真宗对她很敬重，遇事也常常同她商量。真宗晚年多病，许多政事就委托刘皇后处理，刘皇后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但是，她一生未曾生下一个儿子，正在为此事着急的时候，李宸妃生了一个儿子，刘皇后就派人把这孩子抱来，说是自己所生，并告诉李宸妃，说她生的儿子生病死了。李宸妃地位低下，惧怕刘皇后的权势，不敢过问。
刘皇后把李宸妃的儿子立为皇子，后来即位，是为宋仁宗。宋仁宗起初并不知道自己是李宸妃所生，就对刘太后十分尊敬和孝顺，就是刘太后干政，他也能容忍。在李宸妃死时，刘太后居然要用一般妃子的规格去埋葬她。这时，宰相吕夷简出面干预了，他知道，仁宗迟早会知道李宸妃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此时替李宸妃说话，将来仁宗一定会感激自己的。
吕夷简问刘太后说：“听说宫中有妃子病逝了，怎么没听说有治丧的内旨发出来呢？”刘太后不高兴地说：“宰相也干预宫中的事吗？”吕夷简态度很坚决，他说：“臣待职宰相，事无大小，都得闻知参予！”
刘太后不愿跟他多说，便拉着仁宗退朝回去了。后来，刘太后心里不踏实，就单独把吕夷简召进宫来问道：“李宸妃不过是个一般的宫妃，你为什么要用厚礼去葬她呢？”吕夷简意味深长地说：“她可不是一般的宫妃啊！”这话把刘太后说得心里发毛，遂命人按吕夷简所奏，厚礼安葬了李宸妃。
刘太后死后，燕王告诉了仁宗的身世，仁宗才知自己为李宸妃所生，不禁号啕大哭，竟连续几日不上朝。后尊李宸妃为皇太后，谥庄懿，对刘太后深恨不已。
对刘太后之恨，仁宗便迁怒到她所使用的大臣上来，有一天一次就罢免了张煮、夏竦、陈尧佐、范雍、赵稹、晏殊、钱惟演七个人的官，回到后宫，还恨恨不休，对郭皇后说：“这些人阿附巴结刘太后，在同宰相吕夷简商量了以后，一下子就都罢了他们的官，总算出了我一口恶气！”谁知郭皇后也不是个懦弱无知的人物，对于朝政，她也十分了解，她“哼”了一声，对仁宗说：“难道吕夷简就没有阿附过刘太后吗？”仁宗一听，即刻下旨，免了吕夷简的宰相职务。
吕夷简本以为罢官风潮已经过去，自己已逃过了这一关，没想到罢官的诏书竟送到了自己的家里，他百思不得其解，不知毛病出在哪里，就托宫中的宦官阎文应打听。
阎文应是开封人，因他善于见风使舵，不断升迁，到仁宗时，已升为内副都知。经过详细的了解，阎文应终于知道吕夷简遭免是郭皇后所致，于是，两人合谋，想寻找时机废掉郭皇后。
吕夷简事先做的铺垫工作果然有成效，经过一番活动，仁宗觉得吕夷简为自己母亲的葬礼出了力，也算为自己争了一些面子，就又恢复了他的宰相职位。吕夷简大权在握之后，便进一步同阎文应勾结，要把郭皇后废掉。
恰在这时，宋仁宗的妻妾之间发生了一场冲突，被阎文应及时地利用了。当时，宋仁宗最宠爱的妃子有两个，一个是杨美人，一个是尚美人，两人相互争宠，但同时又联合起来对付郭皇后，生怕郭皇后专宠，让仁宗弃了她们两人，因此，杨美人、尚美人和郭皇后的矛盾就越来越深。郭皇后又是个好强斗胜之人，不甘于被两个美人分宠，就经常训斥她们。一次，郭皇后当着仁宗的面训斥尚美人，尚美人见仁宗在场，就有恃无恐地顶撞了她几句。郭皇后怒火上冲，一巴掌打在了尚美人的脸上。尚美人不敢还手，连哭带喊地跑到仁宗的背后躲避，郭皇后紧追不舍，竟一巴掌打在了仁宗的脖子上，留下了几条血印。这下子惹恼了仁宗，也吓坏了郭皇后。但事已至此，郭皇后只好赔罪，但仁宗仍拂袖而去。
阎文应看到了这件事，觉得捞权的机会到了，若能废了郭皇后，再立一位新皇后，哪有不受宠信的道理？他从一旁煽风点火，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郭皇后的坏处，弄得仁宗更加气恼，决定废掉郭皇后。但仁宗生性谨慎怕事，胆小懦弱，他担心随便废立皇后会引起大臣的不满，就问阎文应该怎么办？阎文应一听，正中下怀，对仁宗说：“陛下圣明，虑事周密，这本是陛下的家事，朝臣不应干涉，但陛下愿意交给朝臣讨论，实在是英明仁厚之举。不过，像您脖子上被打了几条血印这种事，恐怕不好当众展看。陛下可把宰相吕夷简召进宫来，让他验看，他若没有异议，其他朝官就不会阻拦了。”
宋仁宗像仁宗觉得阎文应说得很有道理，就把吕夷简召进宫来，吕夷简早由阎文应告知，一见仁宗脖子上的血痕，当即显出痛心疾首之状，而且引经据典，大谈君臣之道，极力主张废掉郭皇后，并建议谁不同意废掉郭皇后，谁就是不通君臣大义，就坚决罢掉谁的官。在吕夷简的大力支持下，仁宗顺利地废掉了郭皇后。
郭皇后被废以后，阎文应不仅得到了皇帝的进一步信任，后宫的嫔妃也都对他倍感敬畏，尚美人和杨美人也对他感激不尽。只是两位美人生性轻薄，郭皇后被废以后，两人更加肆无忌惮，日夜纠缠不休，弄得仁宗沉溺酒色，有时连早朝都不上，后来干脆病倒在床。于是，宫廷内外议论纷纷，都说杨美人、尚美人淫荡成性，妖害君主。
阎文应见显示自己忠心、取得皇上信任的时机又来了，就三番五次地劝仁宗要保重身体，弃绝两位美人。仁宗听得烦了，就顺口说了一句：
“好吧！”阎文应一听，即刻来到两位美人居住的地方，喝令小太监把两位美人强行拉上车子，推出宫外。两位美人哭泣求情，阎文应口称是奉了皇上的旨意，无人敢违。杨美人还想再见皇上，阎文应骂道：“你们这两个宫廷奴婢，别再痴心妄想了，赶快出宫去吧！”
第二天，阎文应向仁宗汇报了这件事，仁宗瞠目结舌，不知以对。但他总不能再让人把两位美人请回来，只好承认这种现实，诏令她俩做了尼姑。
仁宗的身体好转后，越发觉得阎文应忠心，朝廷内外也都交口称誉阎文应是一位公忠体国的宦官。
自两位美人被逐以后，仁宗又想念起废后郭氏来，大有再复立郭氏做皇后之意。阎文应听了，十分担心，恐怕郭氏复立后对自己不利，就想寻机害死她。正巧郭氏偶染小病，阎文应就胁迫医生，故意错开药方，使郭氏的病越来越重，终于致死。医生深知其中利害，当然绝不敢说。
阎文应害死郭皇后以后，在宫廷之中自然独霸了天下，上下莫不畏之如虎，其权势之大，可以想见。阎文应得意忘形，经常以权谋私，并专权害人，逐渐引起了部分正直大臣的不满，在大臣们的压力下，仁宗不得不将他贬为外官，后死于相州任所。
阎文应的专权过程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他没有刻意的追求，没有惊人的壮举，但当机会来时，他就见缝插针，顺水推舟，积极利用矛盾，蛊惑别人，表现自己，一步步地走向了权力的顶峰。当然，他的不正当的手段和他的卑鄙的作为是不足取的，我们要看到的是，在宫廷这一特殊环境里，太监是怎样取得权力的。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宦官屡屡专权。其致权之术是多种多样的，但见缝插针、顺水推舟，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采取什么样的进取策略。在什么样的人际关系中采取什么样的处世方针，既能审时度势，又能顺时应世，既要有耐心的等待，又要有积极的进取，应当是明智之人所采取的明智之举，古人的所谓的“与世推移”，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壮烈之士固然是应当值得尊敬的，因为他们是殉道者，是为理想与信念而捐躯的志士，他们的作用是激励后人。且不管他们所信奉的东西是否合理，就他们能为信念而献身这一点来讲，就足可称道。但是，要实现一种理想，仅靠这种精神是不够的，真正具有实践价值的，是把努力、创造、等待、寻找和时机有机地结合起来！
赵匡胤的权术
权是什么，在封建专制社会，权是财富，是尊严，是欲望的满足，是为所欲为，是一切。因而，在纵观中国历史之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好像要改一改，应是“人为权死，鸟为食亡”。老百姓很难得权，就把财当做人生的目的了，其实，有财并不一定能有权，有权则可以有财，所以，“人为权亡”才最贴切。因而，怎样抓权，怎样保权，一直是中国帝王的恒久课题。但权术再高明，经验再丰富，也逃脱不了封建王朝的必然规律：那就是播下龙种，生出跳蚤。老子可能是英雄，儿子未必是好汉；开国者也许是人杰，后继者就可能是人渣。更何况老子未必是好汉，开国者也不一定是人杰呢？
权者，把柄也。有了把柄固然有操纵之便利，但要被操纵者顺从，就要为人着想，尽量克制一己之私欲。因此，得民心者，其权自生；失民心者，有权不保！
赵匡胤即宋太祖，是宋朝的开国皇帝。据说，赵匡胤出生之时，有红光绕室闪烁，有异香盈室，经久不散，赵匡胤也体罩金光，三日不变。
但无论后人怎样附会，他还是人，还是肉胎俗种。
赵匡胤像赵匡胤生于公元927年（唐天成二年），祖籍涿郡，其父赵弘殷，是后周的一员高级将领。虽然如此，赵匡胤也只能读上几年的书，无力继续深造，不过，这也不是什么遗憾，因为赵匡胤本不喜欢“子曰诗云”，倒是极爱枪棒，又兼生就力大无比，在不经意间就学了一身武艺。在二十一岁时娶妻，因见跟着父亲仕途无望，就决心独闯天下。
关于赵匡胤的传说是很多的。在明代小说“三言二拍”中，就有《宋太祖千里送京娘》一篇，描述他如何急人之难，又如何仗义疏色，以至弄得京娘最后羞愧自杀，让后人读后往往产生一种说不清的滋味。
据说赵匡胤力气很大，而且皮坚肉厚。一次，他骑马穿过城门，没想到马忽然颠狂，在狂奔中将他掀起，赵匡胤的头撞在城门的拱顶上，撞下马来。别人以为赵匡胤已经脑浆迸裂了，可他从地上爬起来，追上奔马，一跃而上。有一次，赵匡胤看见一群麻雀在地上吃食，他猛扑过去，想捉住麻雀，没想到用力过猛，一下子撞到屋墙上，连屋子也给撞塌了。
人说赵匡胤有金甲神护身，遇难不死，其实无非身强力壮兼会武功而已。
赵匡胤到处投亲告友，屡屡令他失望，以至囊空如洗，与人赌钱，被流氓围住痛打，可见其窘迫之状。在穷极无聊之际，一个老和尚送了他一点盘缠，指点他去投靠郭威从军，对于这次从军，赵匡胤也未存什么特别的信心，在路过一座庙宇时，他见人们都在占卜算卦，他带着一种玩玩的心理，也挤进人群，拿起竹签，准备算上一卦。
他先问能否当个小校，卦象不吉。赵匡胤心中愤懑，心想凭浑身的劲力武艺，连一个小校都当不上？不由激发了他倔强的脾气，就连算几卦，而且越问越大，卦象皆不吉。赵匡胤发怒，干脆问能否当节度使，仍是不吉。赵匡胤一不做二不休，节度使之上就是天子，干脆问能否做天子吧，这一次，卦象大吉。据说从此时开始，赵匡胤就树立了当皇帝的雄心大志。
在漫游之中，他见到几个文人在对着初生的旭日咏诗，见他们穷酸做作的样子，赵匡胤不禁失笑，继而豪兴大发，脱口胡诌道：
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
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
这非诗非文非歌非谣的东西据说是龙吟虎啸，有帝王气象。
不过，五代时期，正是群雄逐鹿之时。正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近三百年的大唐帝国，一经破败，便有支离破碎之际，不仅南北方不得统一，就是南北方各自的朝代更迭亦如走马灯般地转换。唐以后的北方，经历了五个朝代：后梁（公元907年—934年）、后唐（公元923年—934年）、后晋（公元936年—944年）、后汉（公元947年—948年）、后周（公元951年—959年），长则十几年，短则几年。到赵匡胤投奔郭威之时，也正是郭威拥兵自立，准备取后汉而代之之日。在拥立郭威的过程中，作为禁军中的一员，赵匡胤表现十分突出。郭威在将领们的拥立之下当了后周太祖，赵匡胤也被提拔为东西班行首，当了一个中级禁军军官，总算有了安身立命之地。其实，这是次要的，主要的是通过这次事变使他知道了禁军的重要性，知道了禁军发动政变可以拥立皇帝。在军阀战争中，赵匡胤总算有了用武之地，他作战十分勇敢，可以说身先士卒，能冲锋陷阵，又兼他机变百出，智谋迭现，为后周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他对大将柴荣表现得非常忠诚，逐渐取得了柴荣的信任。
不久，郭威病死，养子柴荣继位，是为周世宗。周世宗一当皇帝，即提拔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
这个职位是禁军的最高首领，和郭威当年在后汉所处的位置是完全一样的。不久，周世宗又病死，七岁幼子柴宗训继位，孤儿寡母秉政，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而这时正是赵匡胤窃取帝位的千载良机。
赵匡胤在周世宗病死前就精心组织了这支禁军队伍。他受周世宗的委托，在军中选择最为精壮的军士编成“殿前诸班”，由于他亲自组织建立起了这支军队，再加上他尽心结纳军士和军官，因此，这支军队中布满了他的亲信，他也就牢牢地掌握了这支精锐之师。周世宗死后，后周王朝中就没有一个人能同他争锋了。
公元959年后周恭帝六年11月，赵匡胤以镇州、定州的名义谎报军情，说割据山西的北汉汇合契丹人向后周发动进攻，宰相范质、王溥等昏庸无能，不辨真假，立命赵匡胤率大军出征阻挡。该月初三，赵匡胤率军出发，当晚到达离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历史事件即将发生。
当天晚上，赵匡胤的亲信赵普和弟弟赵匡义在军队中散布舆论说：
当今皇上年幼，不明世态人情，即便将士们拚死征战，回来也难以领功受赏。如果能拥立赵匡胤为皇帝，再去打仗，情况就不一样了，立功的将士一定会有高官厚禄。军队中本来就有很多赵匡胤的亲信，这么一煽动，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了。于是，赵普和赵匡义严令将领，严格管束军士，兵变后不得抢掠烧杀，要绝对保证“兴王易姓”的顺利进行。
这天晚上，赵匡胤假装不知，喝得大醉，沉沉睡去，到了第二天早上还未醒来。等他慢腾腾地爬起来，赵普和赵匡义把早已准备好的黄袍“强行”披到他的身上。赵匡胤假意推辞责怪，赵普就率百官跪拜恳求，赵匡胤据说是不好拂逆众意，才勉强答应下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袍加身”事件。
这也真是报应不爽。郭威以禁军兵变夺取了后汉的政权，事隔八、九年，郭威的部下赵匡胤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仿效郭威，以禁军兵变夺了后周孤儿寡母的皇位。
赵匡胤是明智的。前代的“兴王易位”，将士们趁机抢掠，弄得新王声名狼籍，赵匡胤很善于接受前代的教训，在率军回开封时，他勒马对将领们说：“你们因为贪图富贵而拥立我，但你们必须服从我的命令，否则，这个皇帝我是不能当的！”将士们一心想领功受赏，好不容易找了个当拥立功臣的机会，怎肯错过，就都答应了赵匡胤的要求。赵匡胤命令：一，不得抢掠百姓；二，对太后和小皇帝“不得惊犯”；三，对后周的公卿“不得侵凌”；四，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赵匡胤派人同守卫开封的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联系，二人也巴不得立功，赵匡胤一到，便立即开门迎接，个别将领想反抗，即被杀死。宰相范质等人无奈，只得帮助赵匡胤举行了禅让仪式。因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任所在宋州，就以“宋”为国号，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宋朝的开始。
赵匡胤很会收揽人心，他兵不血刃地占了开封，对前朝重臣大加笼络。他把原后周皇帝改为郑王，对宰相范质等人给以优厚的赏赐，并让他们官保原职。这样，洛阳很快就安定了下来。外藩中也多数归附，至于个别反对的藩镇节度使，也因不得人心，很快被平服下去。赵匡胤遂坐稳了北宋的龙廷。
接下来的问题是统一全国。一天夜里，赵匡胤因苦思统一全国的策略而失眠，干脆出门，找到他的弟弟赵匡义，两人一起去找赵普，想听听他的意见。
赵普闻报急忙出迎，见二人立在雪中，十分惊讶。下面的一段对话决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大策。赵普问：“夜深大雪，皇上为何还来找我？”
赵匡胤说：“现在一榻之外，尽是他人地盘，我如何能够安眠？故来找你商量！”
赵普说：“陛下现在还是小天下，南征北战，统一中国，时机已成熟了。不知陛下打算怎么办？”
赵匡胤显出犹豫不定的样子说：“吾想先收复太原。”
赵普沉默片刻说：“这不是我所预料的。”赵匡胤忙问赵普所料为何，赵普说：“太原地处南北二边，如果占为已有，那么，辽朝南下之患就要由宋来独挡了。如果暂留太原作北方屏障，等平定南方诸国之后，太原会不攻自破。”
赵匡胤听完，长吁了一口气说：“吾早有此意，只是未敢轻决，此来专为听听你的意见啊！”于是，“先南后北”的正确方针就此确定了。
然而，并不能马上出征，因为还有一个重大的后顾之忧尚未解决，就是禁军的指挥权问题。以政变上台的赵匡胤，深知禁军的重要，他本就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更何况他已亲身经历过两次禁军兵变呢？早在公元961年（建隆二年），赵匡胤在扑灭了扬州李重进的叛乱之后，就以自己曾经担任过殿前都点检这一职务为由，说是出于避嫌或是避讳，解除了慕容延钊的这一职务，从此这一禁军中的最高职务就消失了。但赵匡胤仍不放心，他觉得禁军中的高级将领如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虽然曾经拥立过自己，但还谈不上是自己的心腹，况且他们在军中日久，根基益深，自己如果出征在外，实在放心不下。于是，他想出了一条解除他们兵权的计策。
就在这一年的七月，赵匡胤专门设宴，把石守信等人招来一起饮酒，在酒会之上，赵匡胤特意劝大家开怀畅饮，在酒酣耳热之际，赵匡胤忽然屏退左右，装出一副深有感慨而又推心置腹的样子，长叹一声说：
“我若不是靠你们出力，哪里能当皇帝？但你们不知道，当皇帝也真是太难了，倒不如当个节度使痛快些。我啊，晚上就从来没有睡过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一听，觉得慌惑不解，连问为了什么，赵匡胤说：“这还不明白吗？我这个皇帝的位子谁不想坐呢？”
石守信等人听了，知道赵匡胤话中有话，明摆着是怀疑将领们有谋权篡位之心了，慌忙跪下，边叩头边问道：“陛下怎么这么说呢？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赵匡胤慢悠悠地说：“是啊，你们是没有异心，但你们怎么知道你们手下的人不贪图富贵呢？一旦有人把黄袍加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是不想当皇帝，也是推脱不掉的啊！”
石守信等人一听，真是吓得汗流浃背，慌忙跪下，顿首哭道：“我们这些人愚昧得很，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请求陛下开恩，给我们指示一条生路。”
赵匡胤见火候已到，就缓和了一下紧张的气氛，真心地劝他们说：
“人生好比白驹过隙，飞逝而过，所好者也无非就是富贵，不过想多积钱财，厚自娱乐，造福子孙。你们何不释去兵权，出外当个地方官，再多买些良田美宅，多置些歌儿舞女，日夜宴饮，以终天年。我再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这样一来，臣君相安，两无猜忌，该是多好的事啊！”
赵匡胤的这一番话，说得石守信等人真是茅塞顿开，拨云见日。马上谢恩说：“陛下替我们想得真是太周到了，真是生死大恩啊！”
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辉等人见赵匡胤已把话说得如此明白，决无回旋的余地，而赵匡胤当时在禁军中的地位还不可动摇，就只好在第二天上表称病，乞求解除兵权。赵匡胤一见大喜，当即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那么，用什么样的人来代替这些人来做禁军的将领呢？条件有三：
一是资历浅；二是威望不高；三是能力不强。再加上一种新的统治方法：
使之相互牵制，各个单线管理。其后的结果是，赵匡胤稳定了内部，集中精力向南向西发展，迅速平定了南方与西方，建立了稳固的北宋王朝。
真的，在整个北宋乃至南宋王朝不仅没有发生禁军兵变，就是一般的军事叛乱，也不多见，赵匡胤的这一招的确有效，能够保数十代赵宋王朝，实在“英明”得很！只是有一条，那就是宋代由此对武将的权力限制很严格，使得武备松弛；对于文职官员，不仅在权力上，就是待遇上也比同级武职官员高得多。
秦皇汉武以来，是以武治文，但到了这位宋祖这里，却是以文治武了。因此，宋朝的武备一直积弱不振，不断被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侵扰，金、辽、西夏蚕食北宋，南宋最后灭亡在蒙古人的手中。不过，中国的帝王历来有一个“光荣”传统，到了慈禧太后总算给总结出来，叫做“宁与外贼，不与家奴”。至于外族入侵，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要家奴造不了反，就算治国有方。即使到了地下，也可面对祖宗乃至前代诸朝的帝王了！
大事别糊涂
前些年流行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个读书人不打扫自己的房子，但自己却表示有高远的志向，于是别人说他“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这个故事被引入中学生作文，主题是只有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才能实现远大的理想。但不久又出来了一个反题，认为“一室不扫，正是为了扫天下”，让人觉得耳目一新，更有道理。在历史上，细大不捐的人固然不少，值得尊敬，但毕竟要求太高，一般人很难做到，实际上，如果能做到小事不在乎，大事讲原则，也就够了。
公元960年（宋建隆元年）初，赵匡胤在陈桥发动了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宋朝，史称北宋。但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全国尚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中。朝政不稳，国内许多势力各霸一方，伺机进攻北宋，需要各个击破。而在周围的边境上，今天的宁夏、甘肃及陕西北部一带，聚居着党项族，也虎视眈眈地准备骚扰北宋。因此，采用怎样的策略来对待北方少数民族，是一个关系到北宋安危的大问题。
北宋统一南方诸国后，党项族首领李继筠曾派兵援助宋军攻打北汉。
李继筠死后，其弟李继捧继任党项族首领，于公元982年（宋太平兴国七年）亲自来到北宋东京（今河南开封市）表示愿归顺宋朝。宋太宗赵光义封李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并把李氏家族迁到东京开封。
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不愿意迁往开封，就率人马逃到夏州以北的一个叫地泽的地方进行反抗。当时，北宋已经稳定下来，便对李继迁的反抗坚决镇压，宋军所到之处，焚烧党项人的庐帐，劫掠财物，强迫其内迁，这样一来，就引起了党项人更激烈的反抗，他们便聚集到李继迁周围，奉他为首领，积极地反抗北宋的进攻。开始的时候，李继迁由于势力弱小，便一方面积极与辽接触，寻求辽的支援和帮助，另一方面，他又对宋的大举进攻采取诈降之策，经常以投降的方式来取得北宋的暂时的信任，求得喘息的机会，李继迁时降时叛，非常难以对付，令宋太宗赵光义颇为头疼。宋太平兴国八年（986年），宋军在地泽打败李继迁的军队，李继迁逃走，他的母亲与妻子却被宋军俘获。赵光义知道以后十分高兴，因李继迁为乱西北，不断袭扰边关，便想杀掉李继迁的母亲，以解心头之恨。当时，寇准任枢密副使，上朝时赵光义单独召见寇准，向他寻问如何处理这件事。寇准同宋太宗赵光义商量，但还没有作出决定，回来时正好碰到吕端。
吕端自幼敏悟好学、宽厚大度、为官持重，小事不在乎，大事讲原则，“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说的就是这个吕端。他深得宰相赵普的赏识，赵光义也非常欣赏他的性格和办事作风，当时吕端也是宰相之一。他猜想寇准一定同宋太宗赵光义在商议大事，而且要瞒着自己，便拉住寇准，对他说：“皇上告诫你有事不要对吕端说么？”
寇准装作没有事的样子回答说：“没有啊。”并解释说只是同皇上商议边境上的小事，不是什么大事。吕端说：“边境上的一般的小事，我不必全要知道，但往往是关系重大的事，若事关军国大计，我身为宰相，就应该知道。你说说看，是什么样的小事要皇上同你单独商议。”寇准便把宋军俘获李继迁母亲的事告诉了吕端。吕端忙问：“皇上准备如何处理这件事？”寇准说：“皇上打算在保安军北门外把李继迁的母亲杀了，以此惩戒叛逆者李继迁。”
吕端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十分不妥，说：“这样做不好，你先在这儿等等，我去见皇上。”于是吕端去求见皇上。见到皇上后，吕端对宋太宗赵光义说：“从前楚汉相争时，项羽抓住了刘邦的父亲，便想把他煮了，目的是以此威胁刘邦。但项羽实际上是做了一件十分愚蠢的事，因为这样更容易激起别人的愤怒。汉高祖刘邦与项羽曾是结义兄弟，所以他说：‘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的父亲就是我的父亲，你把我的父亲炖好了以后，希望你也分给我一碗肉汤喝。’结果弄得项羽毫无办法，那些干大事业的人都不会顾念他们的亲人，何况像李继迁这样叛逆之人呢。陛下现在把他的母亲杀了，明天就能抓到李继迁吗？如果不能，那么杀了他的母亲就只能是徒结仇怨，他的反叛之心则会更加坚决。”
宋太宗赵光义听了他的这一番话，恍然大悟，觉得十分有道理，说：
“既然这样，那么现在这事该如何处置呢？”吕端说：“以臣之愚见，最好将李继迁的母亲安置在延州，好好地看养起来，让李继迁知道我们在善待他的母亲，这样以来，就可诱使他来投降，即使李继迁不来投降，也能让他始终牵挂着他的母亲。让他知道，他母亲生死命运全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最起码也是一种挟制。”赵光义听了吕端的话，十分赞成地说：“要不是你来劝阻，就差点误了我的大事”。于是赵光义采纳了吕端的计策。
后来，李继迁的母亲在延州病死，李继迁不久也在攻打西凉府的战争中为吐蕃族所打而死。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继任党项族的首领，他对宋朝采取了和好的政策，这种局面的出现便是得益于吕端当初的建议。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句话对诸葛亮和吕端的概括实在是太深刻准确了。有人小事聪明，大事糊涂，这样的人也只能过一份不太坏的小日子而已，但如果想治国治民，那就要大事不糊涂了。
居官治民
如何居官治民，是我们至今仍在探索的一门大学问，其实，古人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论述，即使今天读来，恐怕也不无启发。
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意味深长，借一个社会最底层的种树者郭橐驼的种树之道来比喻居官之理，讽刺了那些根本不懂生产，不懂如何治理政事的官吏，尖锐地指出他们只会烦苛政令，干扰人民。同时，还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刻同情，认为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居官之理应该顺应社会的自然规律，不要做戕害事物本性的蠢事。
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这样说：
郭橐驼，不知道原先叫什么名字，他因病而后背隆起，俯伏身子走路，有点像骆驼的样子，所以乡里人称他为“橐驼”。他听到后说：
“很好，这样叫我正好合适。”于是，就舍弃他的本名，也自称“橐驼”了。
橐驼的家乡在丰乐乡，在长安城的西面。他以种树为职业，长安城里有钱有势的人家为观赏游玩以及那些卖果子的人，都争着把他接到家中去。
请橐驼种树，他种的树没有不活的，并且高大茂盛，果实结得又早又多。
别的种树人虽然偷看模仿，却没人能赶得上他。
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郭橐驼并不是能使树木活得好而且繁茂，只不过顺应树木自然生长的规律，充分发展它的本性罢了。大凡种树的规律，树根要舒展，培土要均匀，移时要旧土，捣土要细密踏实。
这样做了以后，就不要去动它，离开后不要再去管它。栽种时要像爱护自己的子女，栽完后把它搁在一边，这样树木的生长规律就得到保全，而本性也就能得以发展。所以我只是不妨害它生长罢了，并不是有什么法子使它的果实结得又早又多。
“别的种树人就不是这样，树根缠在一起，移栽又总换上新土，培土不是过多就是不够。如能不这样做的，却又对树木爱得过于殷切，担心得过头。早晨晚上，走开了还要回头看看。更严重的，用指甲抓破树皮看树的死活，摇动树木来察看树根的松或紧，这样，树的本性就一天天丧失了。虽说是爱树，其实是害了树；虽说是担心，实是树的仇敌。所以比不上我啊，我又能做什么呢？”
问的人说：“把您种树的道理，移用到当官的治民上，是否可以呢？”橐驼说：“我只知道种树而已，治民，不是我的职业。但是我住在乡里，看到那些当官的繁琐地发布命令，好像是爱护百姓，结果却因此给人民带来灾难。每天早晚，差吏来喊：“上官有令，督促你们耕田，劝你们播种，督促你们收割。早点抽好你的丝，早早地织好你的线。乳好你的孩子，喂好你的鸡和猪。”一会又敲鼓把百姓聚集起来，一会儿又敲木梆把百姓召来，我们小百姓停止做饭、吃饭去接待差吏，尚且没有闲空，又怎能使我们发展生产和使生活安定呢？所以都困顿而且疲惫。
像这样，与种树那同行，也许有相似之处吧。”
问的人感叹地说：“这不说得很好吗？我问养树的事，却得到了养民的办法。”
柳宗元既是唐代的大文学家，又是一位极有见地的思想家，他的许多政治主张在今天看来还都是很有教益的。他主张应该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反对苛刻繁复的政令，揭露了当时“长人者好烦其令”的社会弊端。
文章用种树来比喻治民，用“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类比治民要“顺民之天以致民之性”，用种树“其莳也若子”类比做官要爱护老百姓，用种树要“其置也若弃”类比治民要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用“忧之太勤”类比“长人者好烦其令”的道理。
在许多方面都构成了对比。这一系列对比，将种树过程中的是与非、正与误、利与弊都衬托得十分清晰。文中写“他植者”种树的两种错误态度时，详写“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方面，这是为了与文中的“长人者好烦其令”
的社会弊端相对应，揭示出“过犹不及”的治国治民的道理。
知人善用
知人是治理天下的关键，也是每一位领导者的头等大事。人非圣贤，谁又有能力从事各种行业，懂得各种道理呢？所以舜统管各个部门，根据每个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职务；汉高祖刘邦谈论功臣，认为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人各有长短。何况一般人还不能和这些人相比，又怎么可以求全责备呢？
刘邵的《人物志》中对不同个性的人具有的长处和短处作了论述说：
性格刚强、粗犷的人，不善于处理细节，所以他们总的说来有雄才大略，却又有不拘小节、粗心大意的弊病；太严厉的人，缺乏灵活性，他们在依法办事上严格公正，但说到变通却格格不入；宽宏大量的人，不够敏捷，他们为人宽厚周全，可谓仁至义尽，但在抓紧时机办事上却行动迟缓，跟不上要求；喜欢与众不同的人，追求超凡脱俗，标新立异，他们如果运用权谋会显得卓异出众，而致力于清静无为之道，则会违背常理、不切实际。
其实，不仅人有长短，任何一个政策和制度也皆有长有短。王道德化的政策，适合于全局性、长远性的治理，用来处理具体事务就显得不切实际；讲究谋略的政策，适合于治理充满危难的乱世，用来治理太平时期就不会有很大的效果；矫枉过正的政策，适合于治理奢侈浪费的风气，用来治理贪污腐败，则会使国家遭到破坏；公正严厉的政策，适用于打击朝廷中的邪恶势力，用来治理边疆，就容易失去民众；威严猛烈的政策，适合于讨伐叛乱，用来治理善良的老百姓就成为暴政了；注重工艺技能的政策，适宜于治理经济发达的时期，用来治理贫穷的时期，则会劳民伤财，使老百姓陷于困境。
以上列举的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问题：任何人和任何政策，都各有特长，又各有局限性。
从前伊尹负责修筑宫殿时，让身强力壮的人来背土，让瞎了一只眼但又能看见的人来推车，让驼背的人来抹墙……让各种人做适宜他们做的事，从而使每个人的优势都得到了充分发挥。管仲对齐桓公说：“熟悉揖让、进退等各种礼仪，我不如隰朋，请任用他为大行；开荒种地，充分发挥地利，发展农业，我不如宁戚，请任用他为司田；指挥大队人马作战，一声令下，使三军将士视死如归，勇往直前，我不如王子城父，请任用他为大司马；处理案件，秉公执法，不杀无辜之人，不冤枉无罪之人，我不如宾胥无，请任用他为大理；敢于犯颜直谏，不怕生命危险，不贪图荣华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任用他为大谏。您如果想要富国强兵，有这五个人在就可以了。如果想要成就霸业，有我管仲在就可以了。”黄石公说：“要善于使用聪明的人、勇敢的人、贪婪的人、愚蠢的人。聪明的人喜欢立功，勇敢的人喜欢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贪婪的人决心获取利益，愚蠢的人不怕死。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性情来使用他们，这是用兵最微妙的权谋。”
《淮南子》说：“天下的东西没有毒过附子这种草药的，但是高明的医生却把它收藏起来，这是因为它有独特的药用价值。麋鹿上山的时候，善于奔驰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时候，牧童也能追得上。这说明，任何才能都有长处和短处。北方的胡人熟悉骑马，南方的越人熟悉驾船。形式和种类各不相同，相互换过来去做各自不熟悉的事，就不行了。”魏武帝曹操下诏说：“有进取心的人，不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进取心。陈平难道是忠厚的人？苏秦难道是守信用的人？
但陈平为奠定汉王朝基业发挥了重要作用，苏秦帮助弱小的燕国收复了失地，这是用其所长的结果。”
由此看来，让韩信去皓道穷经，让董仲舒去横刀立马，让于公去游说四方，让陆贾去执法办案，他们一定不会有以前那样大的功勋，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显赫的名声。所以，“用人所长”的道理，不能不仔细研究。
魏人桓范说：“帝王用人，是根据时代的需要任用不同的人才。”
争夺天下的时候，首先要任用富有谋略的人，夺取天下以后，首先要任用忠臣义士。晋文公重耳夺取政权前按舅舅狐偃咎犯的计谋行事，夺取政权后奖赏雍季的忠言。汉高祖刘邦争夺天下的时候采用陈平的智谋，临终时却把自己死后巩固政权的事托付给了周勃。”古语说：“和平年代，德高望重的人地位尊贵；战乱时期，功劳多的人得到重赏。”诸葛亮说：“老子善于修身养性，却不适合应付危难；商鞅善于进行法治，却不适合施行教化；苏秦、张仪善于游说，却不适合缔结盟约；白起善于攻城掠地，却不适合团结民众；伍子胥善于图谋敌国，却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尾生的优点是守信用，却不适合应变；前秦王嘉善于与英明的君主相处，却不适合侍奉昏君；许子将善于评论别人的优劣好坏，却不会笼络人才。”这就是用人之所长的韬略。
我们想讲一个故事来评论上面的话。春秋战国时期，燕王对苏代说：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那种说谎话的人。”苏代说，让我来给您举个例子说：
“周地看不起媒人，因为她两面说好话。到男方家说女子长得漂亮，到女家又说男家有钱。然而周地没有自行娶妻的习惯。如果年轻的女子没有媒人作介绍，即使老了也还是嫁不出去，如果不通过媒人而自己到处夸耀，也会困在家里嫁不出去。要想顺从当地的习俗而不使自己的女儿困在家中，只有靠媒人才行。国家的事情也是一样，不靠权术就无法立足，不靠势力就难以成功。而能让人坐享其成的，只有说谎话了。”燕王说：
“您说得真是太好了！”
看来，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人，在什么场合用什么样的人，实在是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
天时、地利、人和决定成败
成吉思汗像在中国古老的传统中，“天时、地利、人和”被认为是决定事情成败的三个关键因素，即使在今天，如果能用正确的观点看待，也是极有道理的。所谓“天时”，就是社会诸种条件的集合，是事物发展的总趋势，谁能利用好这一趋势，谁就能获得成功。所谓“地利”，应该理解为当事人所处的具体位置，这一点决定了当事人采取行动的具体方式、方法和时间。所谓“人和”，指的是人际关系，尤指能否得人心。在这三条当中，“地利”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去改进或是获取，“人心”也可以通过努力结纳、招揽，唯有“天时”最为难得，不仅平时难见，甚至百年不得一遇，用千载难逢去形容，有时亦不为过，况且一旦到来，天下英雄豪杰争之抢之者不知有多少，所以，三者之中，“天时”最为重要。
同得“天时”，占“地利”者胜；同得“天时”、“地利”，占“人和”者胜。这就是天时虽降于每一个人的身上，而成功者却极少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查一查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几位开国皇帝，哪一位不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呢？元世祖忽必烈可以说是一位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君主，是一位智勇超人、顺世应时的开国皇帝。
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其中一些民族的悍勇，至今想来，犹令人惊叹不已。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后，正值西夏衰落，金朝腐败之时，可以说得尽了“天时”，又加上他的雄才大略，蒙古军的铁蹄踏灭了西夏，如狂风骤雨般直扫欧洲大陆。今日想见其威风，还会使人觉得振奋不已。
成吉思汗为他的子孙留下了一片大好的基业。成吉思汗生有四子，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四子拖雷，成吉思汗死后，经历了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之后，才传到忽必烈手中。在公元1241（宋淳祐十一年）年至1251（宋淳祐十一年）年之间，蒙古国政事混乱，百姓蒙受荼毒。自窝阔台死后，皇后乃马真摄政，但下属诸官不愿受她节制，公元1246年（宋淳祐六年），窝阔台长子贵由即位，但不久又死于“西巡”的途中。在此之后，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系诸王和三子窝阔台系诸王激烈争夺汗位，以至使大蒙古国“三岁无君”，直到公元1251年（宋淳祐二年），拖雷长子蒙哥才继承了汗位，从此，汗位从窝阔台系转到了拖雷系的手中。作为拖雷的次子，忽必烈就在哥哥蒙哥汗的统治下度过了一个潜藩时期。
忽必烈的母亲深通汉族文化，因此，忽必烈受母亲的影响很深，自小就对汉族文化极感兴趣，步入青年时期，他就“思大有为于天下”了。
公元1242年，忽必烈曾把一位著名的禅师叫到他的官邸，他不问佛禅，却问治国之道。他说：“佛法中亦有安天下之法吗？”
禅师答道：“欲寻治国安邦之道，应当去寻找天下的大贤硕儒，佛门之中虽有这样的人才，但不能尽如人意。”他把弟子刘秉忠推荐给了忽必烈，刘秉忠才、学、识具备，深得忽必烈的欢心。不久，忽必烈又从附近访求到了名儒赵璧，向他虚心学习。由此可见，忽必烈在青年时期就已向往中原的文治了。这为他以后成为一个政治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拖雷生有四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在这四子中，唯有忽必烈的才干最为突出。当时，蒙古人虽占领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但“汉地不治”，很难成为蒙古军东征西伐的稳固的后方根据地，蒙哥虽做了大汗，他对忽必烈的才能也不得不承认，于是，在公元1251年（宋淳祐十一年）6月，蒙哥命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的军国庶事，忽必烈听了，极为高兴，因这么一来，他就可以龙归大海，虎上深山了，他当即就要欢宴群臣，大加庆贺，但他的幕僚中有一个名叫姚枢的名儒，劝他韬光养晦，不要喜行于色，锋芒太露，忽必烈悚然一惊，当即取消了大宴群臣的打算。
公元1252年（宋淳祐十二年），他把藩府移到了桓州（今内蒙正蓝旗）一带，在那里开设了幕府，到处寻访有治国安邦之才的汉族知识分子，经过相当的努力，忽必烈终于建立起了一个汉族地主知识分子为主的顾问团。在这期间，忽必烈在各地设立安抚司等机构，“选人以任职，颁俸以养廉，去污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做了许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好事，减轻了这些地区的农民负担，这些政策，对全国占领过的地区来说，尤显得必要。
也就是这一年的六月，蒙哥为了对南宋形成完整的军事包围，命忽必烈率兵征大理。他带领姚枢、刘秉忠等随行。十二月过黄河，经陕西，出六盘山，并命姚枢经营关陇地区。姚枢在这里劝农桑、兴学校，使之呈现出一派兴旺的景象，既为忽必烈南下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又使忽必烈看到了汉法的巨大效力。然后，忽必烈分兵三路南下，“经行山谷二千余里”，亲自乘革囊渡江，攻陷了大理城，追杀了大理国王段兴智和主将高祥等人，收取了大理的八府、四部、三十七郡。留下大将兀良合台驻守，于公元1253年（宋宝祐元年）12月班师，公元1254年（宋宝祐二年）秋天回到滦河驻地。忽必烈这次由北向南出征，经大渡河，大雪山和金沙江，实在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次壮举。
忽必烈在军事上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在中原治理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使他在汉人以及蒙古贵族中的威望日增，他用汉法治理河南、陕西一带，也直接损害了蒙古贵族和西域商人的利益，甚至影响了蒙哥的财政税收，这样一来，谣言四起，说忽必烈心怀异志，想自立为王等等。俗语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蒙哥也开始怀疑起忽必烈来。公元1257年（宋宝祐五年），蒙哥撤掉了忽必烈的军权，同时还派一些亲信大臣到陕西一带催要钱粮，对忽必烈的部下，妄加罪名，肆意迫害。忽必烈在这种危难的处境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全盘皆输。在姚枢等人的劝告下，忽必烈把妻子和儿女送到蒙哥汗那里做人质，以表明自己并无异志。在这年的秋天，忽必烈还亲自去朝见蒙哥汗，兄弟俩终于尽释前嫌，重归于好。
出于消灭南宋、统一全国的需要，蒙哥汗又让忽必烈重掌军权。公元1258年（宋宝祐六年）2月，蒙哥决定出征，留幼弟阿里不哥守和林，自率西路军进攻四川，命塔察儿、张柔率中路军攻长江中游，命忽必烈率东路军攻黄州一带，命留守在大理的兀良合台攻南宋的南侧，形成了南北夹击乃至包围之势。蒙哥所部进攻四川的合州钓鱼城，因城建在山上，城防坚固，军民同心，久攻不下。在攻战之中，蒙哥亲冒矢石，结果身受重伤，不久，伤发而死。
蒙哥去世的消息既传到了忽必烈军中，也传到了留守和林的阿里不哥那里。阿里不哥因驻守后方，享有很大的主动权，在一些人的策划下，准备继承汗位。但阿里不哥不论在个人才能还是文治武功上，都远不如忽必烈。他为了防止忽必烈带兵北上争位，便秘密调动大漠南北的军队，准备阻击忽必烈。忽必烈的妻子察必看出形势有些不妙，就连忙派人密报给忽必烈。忽必烈在处理这件事上充分听取了臣下的意见，郝经上《班师议》，认为应当先与南宋秘密媾和，然后迅速班师。否则，阿里不哥一旦宣称有蒙哥汗的遗诏，忽必烈虽有重兵，也难得回去。当今之计，应先派人截住蒙哥汗的灵车，收夺皇帝的印玺，并通知诸兄诸王会葬蒙哥汗。然后自率轻骑，日夜兼程，奔赴燕都，稳定中原一带的局势。于是，忽必烈做出要猛攻南宋的姿态，贾似道便慌忙求和，在与南宋订立了和约之后，忽必烈率师北还。
到达燕京时，忽必烈就发现脱里赤正在征集训练军队，脱里赤托辞是受了先帝之命而为，忽必烈已看清了阿里不哥的真实意图，就解散了脱里赤队伍，并不理阿里不哥的会葬蒙哥汗的通知，率军来到开平。在取得了相当数量王侯的支持下，忽必烈抢先一步登上了汗位。
忽必烈像所谓“先发制人，后发人制”，阿里不哥一见忽必烈称汗，自己反而落后，就连忙召集一些大臣诸王，宣布继承汗位。正像当时的俗语所说：
“一口锅里煮不下两个羊头”，兄弟俩之间发生了战争。战争的局势一开始就较为明朗，一方面支持忽必烈的诸王较多，具有雄厚的军事势力；另一方面，忽必烈的军事、政治才能和经验也远比阿里不哥丰富；其三，是忽必烈占据了广大的地盘，尤其是中原地区，取得了巩固的根据地，因而经过多次较量之后，忽必烈终于取得了胜利。1264年7月，阿里不哥在大败之后，看看没了希望，只得带着身边的一些人来投忽必烈，表示归降。忽必烈问他：“你凭心而论，我们兄弟俩谁该继承汗位呢？”阿里不哥说：“原先我是对的，现在大汗您是对的。”这话的意思只是承认忽必烈战胜了，却并未承认忽必烈继承汗位是正确的。忽必烈听了一笑，就赦免了成吉思汗的子孙，其余叛臣被斩首。
忽必烈称汗以后，积极推行汉法，他在相当于今天的就职宣誓的即位诏书中，竟公开宣称成吉思汗在五十多年的创业生涯中“武功迭兴，文治多缺”，认为必行汉法，乃可长久。在他后来的施政实践中，也确实把施行汉法摆在了第一位。他所施行的汉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鼓励农业发展。这一条政策，对于转变游牧民族的观念，安定汉族人心，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的发展有着很大的作用。他先后设立了许多劝农、督农的行政机构，“劝诱百姓，开垦田土，种植桑枣”，并于1264年起，把“户口增，田野辟”当做考核官吏成绩的重要标准，并采取了许多招集逃亡、限制蒙古军占良田为牧场的措施。十多年后，这些措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中原地区久遭破坏的农业生产基本得以恢复。
其二，承认汉族文化是主导文化。设立官学，用汉族文化教导训诫蒙古贵族子弟。忽必烈对许多大儒礼敬有加，并大量任命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做各个部门的官吏。公元1267年（元至元四年），忽必烈在上都重建孔子庙，并亲往祭祀。这些措施，对于蒙古人取得汉族人的好感和信任，起了很大的作用，也有助于稳定汉族的人心。
其三，仿照汉族先朝的体制，确定中央集权制的专制统制，建立完备的国家机构。在这以前，蒙古人虽有一套国家机构，但比较简单，只适于军事作战，不适于复杂的国家管理。忽必烈就命刘秉忠等人考定前代的典式，制订出了一套完备的制度，即使对于故老遗臣，山林隐逸也多所录用，忽必烈的这套做法，很适合汉人的心理，让汉人觉得自己并非是在异族人的统治之下。
其四，建立国号、年号和礼仪制度，公元1264年（元至元年）8月，阿里不哥归顺之后，忽必烈改年号为“至元”，又将“大蒙古”国号改为“大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开平府为上都，改中都为大都。
他这一系列措施，均遵从汉制，充分表现了各民族融合的趋势。
忽必烈成为元世祖，成为元代的真正的开国皇帝。但就在他大行汉制的时候，山东淮南的行政长官李璮发动叛乱，李璮在山东一带经营了三十多年，拥有重兵，且根深蒂固，他的叛乱极大地震动了忽必烈，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战，忽必烈才镇压了这次叛乱。从李璮之乱中，忽必烈吸取了很多教训，自此以后，他采取了许多有效的防范措施，以免汉人发动叛乱。
在此之后，忽必烈唯一的心头大事就是消灭南宋。在蒙哥汗伐宋的时候，因为南宋沿长江天险设了三个重点防区，上游的重庆一带，中游的襄阳一带和下游的建康（南京）一带，以便首尾照应。所以，蒙哥汗就采取三路出击的办法。到了忽必烈时期，上游和下游的防范比较空虚，无力相互支援，南宋降将刘整就建议由襄阳直取鄂州，从中路进逼南宋。忽必烈接受了这一正确建议，忽必烈从公元1268年（元至元五年）开始，就派阿术、刘整进攻襄阳。
襄阳守将吕文焕苦战不退，城内死伤殆尽，粮草皆无，而南宋小朝廷中奸臣贾似道弄权，不予援救，不得已，吕文焕只好出城投降，襄阳被围五年方下，是蒙古军自征战以来费力最大的一座城池。
元军节节推进，至公元1275年（元至元十二年），贾似道无法，只得亲带十多万精兵到芜湖督阵，他根本不思抗元，而是巴结元丞相伯颜，乞求议和。伯颜认为贾似道上次撕毁和议，拒不进贡，还扣押使者，便不再应允，而是率军猛冲贾似道。贾似道临阵脱逃，乘小舟奔回临安，结果军队大乱，粮草尽为元军所夺，军士也所剩无几。由于这次大败，贾似道引起了公愤，被朝廷贬黜，在赴任所的途中，被押解官摔死在厕所里。此后，元军三路人马不断南下，南宋完全失去抵抗能力，不断派使求和，先表示可向元人称侄纳币，称侄不许，又求称子孙，再不许，求称臣。后来见元人旨在灭宋，宋恭帝只有出降。公元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5月，元人把宋恭帝押至大都，忽必烈废其帝号，降为瀛国公。
宋端宗即位，又被追杀在海岛之上，陆秀夫等南宋大臣又尊八岁的赵眘即位，又被元军困住，陆秀夫不愿受辱，负帝眘投海而死。至此，南宋被忽必烈灭亡。
在忽必烈的晚年，趋向于保守和穷兵黩武。忽必烈信任大臣阿合马，阿合马以善能“理财”著名，实际上是破坏忽必烈的汉制，按照蒙古贵族的一贯旧的做法勒逼财物。在阿合马专权时期，许多官府的职能被破坏，各地政府不得不按阿合马的规定把财物源源不断地送交中央，许多汉族地主叫苦不迭。虽然有许多大臣弹劾阿合马，但因忽必烈离不开阿合马替他搜刮财物，所以一直未加处置。益都千户王著痛恨阿合马的专权残酷，就联络了八十多人，密铸了一个大铁锤，趁忽必烈外出，骗出阿合马，将其锤死。当“平乱”之兵赶来时，王著泰然就缚，还慷慨激昂地说：“我为天下人除害，如今被缚就死，死不足惜，将来会有人记述我的事迹的！”阿合马死后，忽必烈又起用卢世荣、桑哥等人理财，均被杀死。
忽必烈晚年的政策，逐渐露出了其贪婪残暴的面目。在穷兵黩武方面，表现得极为突出。他先后出兵攻打周围的邻国，包括高丽、日本、安南、缅甸、占城乃至爪哇，这些战争持续不断，一直到忽必烈死去。
从这些无谓的战争可以看出，忽必烈确实还是代表了古代游牧民族喜欢征杀、酷爱掠夺的特点。
对于西北、东北诸王的叛乱，他也毫不容情。自阿里不哥取消汗号，归顺忽必烈后，支持阿里不哥的西北、东北诸王就没有停止过叛乱，忽必烈晚年花大力气平定叛乱，解决了边防问题，巩固了元朝的统一。公元1294年（元至元三十一年），忽必烈死，传位给皇孙铁木尔，是为元成宗。
说忽必烈智勇超人，是因为一方面倾慕汉族文化，专行汉制，以图长久，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也是一个高明的决策，如果仍像成吉思汗那样统治中原和江南地方，势必连几十年的安定也无法得到；另一方面，忽必烈还算得上是一位军事家，他不仅能出谋划策，还能亲冒矢石、身先士卒，取得了许多战役的胜利。在中国历史上，像他这样文武全才的皇帝并不是很多。
忽必烈在顺世应时方面做得尤为出色，他把握住了“天时”、“地利”与“人和”三个方面。
蒙哥汗战死，蒙古国要立新汗，更重要的是天下大势是要立一位能推行汉制、逐步改进游牧民族弱点的全新君主，这是“天时”，这对忽必烈来说，是十分有利的。忽必烈当时手握重兵，且占有中原、关陇一带稳固的根据地，是为“地利”。第三条就是忽必烈有诸王的支持，又有能谋善断的臣僚，是为“人和”。三者俱占而能成为元世祖，是谓顺世应时。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上，许多朝代的建立都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
开创者未必成功，后继者才能完成大业。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烽火是由陈胜、吴广点燃的，但陈胜、吴广起义军来势虽猛，却很快被秦军镇压下去，陈胜、吴广也随之身亡。在陈胜、吴广起义的旋风里，项羽、刘邦也分别拉起了各自的队伍，在抗击秦军的过程当中，这两支队伍迅速壮大起来，最后灭亡了秦朝。后来项羽和刘邦经过四年的楚汉之争，刘邦战胜了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
在反隋的农民大起义中，翟让、李密领导了瓦岗军，窦建德曾建夏国，杜伏威等人也领导了一支强大的起义军。这三支义军，把隋朝冲得七零八落，奄奄一息，但他们都没有得到天下，倒是后来反隋的关陇贵族李渊、李世民父子既镇压了农民起义军，又推倒了隋朝，建立了唐朝，开创了中国古代史上最为繁荣鼎盛的时代。
元朝也是如此，成吉思汗虽具雄才大略，也只是统一了蒙古各部落，称为大汗，到了其子孙的手里，才灭了金国，又灭了南宋，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元朝。
明朝的建立跟汉朝、唐朝的建立有极其相似之处。韩山童、刘福通首举义旗，创建红巾军，声势浩大，整个元廷为之震动，但他们没有成功，不久便败亡了。倒是其部下朱元璋率领义军一部度过难关，获得了发展，既推翻了元朝，又打败了陈友谅率领的另一支农民起义军，最后建立了明朝。
清朝的建立跟元朝的建立有十分相似之处。清王朝的奠基者是努尔哈赤，他跟成吉思汗一样，具有雄才大略，统一了满清的各个部落，但他虽称清太祖，实未统一全中国，真正的清朝的开创者，是他的后代，清太宗皇太极。元朝和清朝这两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均是先统一了自己的部落，经历了两三代人的艰苦奋斗才统一中国的。
其实，如果把汉朝看做西汉和东汉两个部分，不仅西汉建国是如此，东汉建国也不例外。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的烽火烧遍了大半个中国，把新朝王莽的大军打得一败涂地。但最后成功的不是首倡义军的王匡、王凤和樊崇等人，而是随之起义的汉室宗亲、南阳豪强地主刘秀。
刘秀后来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攻灭了义军，重建了汉朝，称之为东汉。
如此算来，中国古代竟有一大半王朝是以这种方式建立的，为什么开创者很难成功，而后继者却易于成功呢？其实，这并非上天不公，而是改朝换代的一种规律。看透了，其原因也很简单：第一，开创者首先对前一个腐朽的王朝进行了猛烈的打击，使其处于垂死的境地，为后继者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第二，开创者往往不是能够做政治家的人，只能振臂一呼，逞血气之勇，缺少一个淘汰选择的过程，又兼缺少经验，所以易于败亡。第三，后继者有三条优势，其一是继承了前人的基础，其二是继承了前人的经验，其三是领导者多是从艰苦的斗争中磨练淘汰而来，具备了做政治家的品格，有此三条优势，就易于取得成功。或许，上述的现象也算作是一条“历史规律”吧！
看看历史，真令人想起“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俗语，首创者不能成大功，后继者才得建大业，中国古代改朝换代的这一“历史规律”
恐怕很难否认。其实，岂止是中国古代如此？岂止是改朝换代如此？其他许多事情不也有相同之处吗？正眼看看历史，也许会少些浮躁情绪：
历史会为许多人提供各种不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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