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才、帅才、王霸之才，是三种性质不同的才。何谓将才？将才可以率领战士冲锋陷阵，进则能胜，退则有序，谋则有道；何谓帅才？帅才可以统御众将，指挥群雄，胸怀全局，深谋远虑，国家有难则可独当一面；所谓王霸之才，可以通观时事，洞察未来，既善于与世推移，又独具慧眼，还要刚毅坚韧而又知人善任。
刘邦像据说刘邦生时有异象。刘邦的母亲有事外出，路过一个大泽，觉得乏力，就坐在泽边休息，不觉中竟迷迷糊糊地睡去，就在似睡未睡之际，蓦然看见一个金甲神人从天而降，即时就惊晕过去，不知神人干了些什么。刘邦的父亲见妻子久不归来，担心有事，便出去寻找。刚走到大泽附近，见半空中有云雾罩住，隐约露出鳞甲，似有蛟龙往来，等云开雾散，见泽边躺着一个妇人，正是自己的妻子。问起刚才的事，她竟茫然不知。从此，刘邦的母亲便怀了身孕，后来生下一个男孩，就是刘邦。
刘邦生有异秉，长颈高鼻，左边大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刘邦的父亲知道他不同一般，就取名为邦。但等长大以后，刘邦却不喜和父亲、哥哥们一起务农，整日游手好闲，父亲多次劝戒，总是不改。
后来刘邦的哥哥娶了妻子，嫂子就嫌他好吃懒做，坐耗家产，不免口出怨言。刘邦的父亲知道以后，干脆把长子一家分出另过，刘邦仍随父母居住。
刘邦长到弱冠之年，仍是不改旧性，父亲就斥责他说：
“你真是个无赖，你要向你哥哥学一学，他分家不久，就置了一些地产，你什么时候才能买地置房！”刘邦不仅不觉悟，还经常带着一伙狐朋狗友到哥哥家吃饭。嫂子被吃急了，就厉声斥责，刘邦也不以为意。一次，他又带朋友去吃，嫂子一急，计上心来，连忙跑入厨房，用勺子猛劲地刮锅，弄出了震天的响声，刘邦一听，知道饭已吃完，自叹来迟，只好请朋友回去。没想到自己到厨房一看，锅灶上正热气蒸腾。刘邦这才知长嫂使诈，他长叹一声，转身而去，从此不再来。
楚、汉相争之时，刘邦曾经兵败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自己只身逃走，两个孩子也被冲散。刘邦逃了几天，遇见部将夏侯婴，才算稍稍心安，其后又在逃难人群中发现了自己的一子一女，也觉得安慰。但不久楚将季布率兵追来，刘邦慌忙逃走。楚兵越追越紧，刘邦嫌车重太慢，竟将自己的两个年幼子女推下车去。夏侯婴看见，急忙把两个孩子放回车中。如此反复了三次。刘邦说：“我如此危机，难道还要收管两个孩子，自丧性命吗？”夏侯婴反驳说：“这是大王的亲骨肉，怎么能舍弃呢！”刘邦竟然发怒，拔剑就砍夏侯婴，夏侯婴闪过，这才不敢把孩子放回车中，只好挟在腋下，骑马跟刘邦一起逃亡。
楚、汉两军对峙的时候，项羽曾把刘邦的父亲捉拿到军中，想以此来要挟刘邦。
一次，两军对阵，项羽把刘邦的父亲推到阵前说：“你如果不撤兵，我就把你的父亲烹煮了。”刘邦竟然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们俩曾经结拜为兄弟，我父亲就是你父亲，你父亲就是我父亲，你若把你父亲煮了来吃，请把肉汤分一杯给我喝（分我一杯羹）。”项羽见这一招治不住刘邦，最后只得把刘邦的父亲放了。
刘邦最后拥有天下，建立了汉朝，在一次群臣聚集的庆功会上，刘邦居然当着群臣的面腆着脸向父亲问道：“父亲您看，我和哥哥相比，谁的产业更多呢？”刘邦的父亲见他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气得哼了一声，转身走入殿内。
刘邦就是这样一个流氓无赖，不过，刘邦却有一个别人无法比拟的长处，就是善于听从别人的意见，善于团结将领，善于隐忍，善于使用人才。
在汉朝开国不久，刘邦和韩信等群臣曾经议论过各位将领的才能。
刘邦问韩信说：“你看我能不能统率百万大军呢？”韩信说：“不能。”
刘邦又问：“那能否统率十万大军呢？”韩信说：“不能。”刘邦生气地问道：“依你说，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能带一万就不错了！”刘邦反问道：“那么，你能带多少兵呢？”韩信毫不客气地回答说：“至于我么，带得越多越好（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刘邦既不解又气愤地问：
“那为什么我做皇帝，你只能做将军呢？”韩信又回答说：“陛下虽不善将兵，却善将将。”
的确，“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刘邦不如张良；输粮草、保供给，治国安民，刘邦又不如萧何；亲临前线，挥兵杀敌，刘邦又不如韩信。但刘邦的长处就是能把这些人聚拢起来，让他们发挥各自的能力和长处，为自己服务。
刘邦确实是一个善于“将将”的人。韩信明知刘邦是这样一个人，却也逃不出刘邦的手掌。且看刘邦是如何“将”韩信的。
项羽失败后，其部将钟离昧、季布只得四处逃亡。刘邦称帝后，立即诏令全国通缉，悬赏捉拿。举国搜捕，钟离昧走投无路，因与韩信同乡，一直友善，便往投韩信。韩信顾念旧情，就收留了他，将他藏在楚王府中。
后来，此事不知被谁密报了刘邦，刘邦闻后大惊。他一直在提防韩信，恐其为乱，现韩信又收留钟离昧，是否有反心？于是，他颁下诏书，命韩信把钟离昧送入都城。韩信接到诏书，不忍将钟离昧献出，托言钟离昧并未在此，请使者回报了刘邦。刘邦接到回报，内心仍存疑惑，于是派人暗中探察。韩信初到他的封地时，常带着兵马出入，车马喧嚣，声势显赫。来人看到这些，密报了刘邦，说韩信兵马甚多，恐有反意。
刘邦立即召集众将领，商讨对付韩信的办法。众人都主张讨伐，向刘邦进言道：“韩信造反，请陛下发兵征讨。”刘邦听后，没有讲话。后来陈平来见，刘邦便向他请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陈平对于韩信是否确有反意，还在怀疑，但对刘邦所问，又不能不答，就说：“诸将态度如何？”刘邦说：“都劝我发兵征讨。”陈平说：“陛下怎知韩信要造反？”刘邦说：“有人密书奏报。”陈平接着问道：“除上书人外，还有没有人知道韩信要反？”刘邦道：“尚无人知道。”陈平又问：“韩信可知道有人上书？”刘邦又说不知。陈平问：“陛下现有士卒，能否胜过韩信的楚兵？”刘邦摇首道：“不能。”陈平又说：“陛下用兵之将，有谁能比得上韩信？”刘邦连说没有。陈平听后，说道：“今兵不如楚精，将又不如韩信，如发兵征讨，促成战事，恐怕韩信不反也要反了。”刘邦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说：“这该怎么办呢？”陈平沉思片刻，说：“臣有一计，请陛下考虑。古代天子巡狩，必定大会诸侯。我听说南方有云梦泽，是游览的胜地。陛下伪称出游云梦，遍召诸侯，会集陈地。陈与楚西境相接。楚王韩信闻陛下无事出游，一定前来拜见，乘他拜见之时，伏下甲兵将他拿下，这不是唾手可得吗？”刘邦同意了他的计策，当即遣使四出，说要出游云梦，召各诸侯会集陈地。
韩信得命，当然要怀疑，他曾被刘邦两次夺去了兵权，深知刘邦性格多疑，为此格外小心。这次刘邦突然游览云梦，如果不去迎驾，就有失君臣之礼，如去迎驾，又恐出意外。属将见他迟疑不决，有人进言道：
“大王并无过失，不过就是收留了钟离昧，违犯了君命，不如斩了钟离味，献于陛下，陛下一定会十分高兴，如此一来，您还怕什么呢？”韩信觉得有理，便找到钟离昧，话中露出了为难的意思。钟离昧说：“汉所以不敢攻楚，是恐我与你联合造反，同心抗汉。如果把我擒献给刘邦，那么，我昧今日死，明日你就必亡。”说完后，见韩信毫无反映，便起座骂韩道：“你不是个成大事的君子，我不该往投你处！”说完，拔剑自刎而死。韩信见钟离昧已死，便命人割下他的头，前往陈地面谒刘邦。
刘邦派出使臣，不等回报，便从洛阳起身直达陈地。韩信在陈已等候了数日，见刘邦到来，当即呈上钟离昧的首级。忽听刘邦厉声说道：
“给我拿下韩信！”话音刚落，从车队中涌出许多武士，将韩信反绑起来。
韩信并不惊讶，说：“果如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刘邦道：“有人告你谋反，所以擒你。”说着，令将韩信放置后车，也不再游什么云梦，并传令诸侯，不必来会，当即返回洛阳去了。
刘邦返回洛阳，因思韩信功多过少，且说他谋反，也缺少实据，便把他从狱中放出，由楚王降为淮阴侯。
在楚、汉相争之时，韩信帮助项羽，则项羽可以统一天下，韩信帮助刘邦，则刘邦可以统一天下，如果韩信背叛刘邦，自树一帜，则可与项羽、刘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而且当时的具体情况为韩信提供了多次可以自立的机会，也有很多人极力劝告韩信自立为王，但他没有把握住。
西汉建立以后，他被封为王，而韩信多少又觉得委屈，“心怀怨恨”。因此刘邦为了防患于未然，先削了他的爵位，解除了他的大部分权力，使之困居在都城，不久，刘邦的妻子吕雉又与萧何密谋，把韩信诳入朝堂，诬以谋反的罪名，伏兵将他当场杀死。
毫无疑问，韩信是将才、帅才，但不是王霸之才，刘邦善于“将将”，是王霸之才，但又是流氓。刘邦之“将”韩信，在术不在其德，在传统社会，以术治国治民者往往取得某些成功，以德治国治民者，有时却并不能获得成功。谁说只有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流氓无赖亦能得天下！流氓无赖何以得天下？得人才者得天下！说到此处，真是读书人一声长叹！
吕雉的智谋
说来也怪，中国人似乎人人生来就能成为权谋家甚至政治家，一个出身低微并且无特殊之处的女人，当了皇后之后，也能智谋百出，凌驾群臣，把一个个出生入死斩敌百万的将军视若无物，玩弄于股掌之上，终于成为实际上的皇帝，甚至在某些方面还颇得后人的好评。这不能不令我们望洋兴叹！这个人就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结发妻子吕雉。
据说，刘邦与吕雉之间，有一段奇异的姻缘。还在刘邦做泗水亭长的时候，他的朋友萧何前来闲谈，无意间谈起了单父县中来了一位姓吕的绅士，是为避仇前来投靠县令的。县令为了顾全友情，下令凡县吏都应出资相贺。刘邦随口答应道：“贵客辱临，应当重贺。”萧何以为他开个玩笑，也未在意。谁知到了贺会的日子，刘邦竟然长驱直入。这时萧何早已在前厅站立，替吕公收受贺礼，他见刘邦来了，故意高喊道：
“贺礼不满千钱的，坐在堂下。”刘邦一听，拿出自己的名片，上面写上贺钱满万，递了进去。吕公见刘邦贺资独厚，慌忙迎了出来，请他上座。吕公素善相术，见刘邦龟背斗胸，日角龙股，更是礼敬有加。萧何知道刘邦没带钱来，就在一边嘲笑他说：“刘家小子恐怕专好大言欺人，没什么贺礼。”吕公明明已听到却并未改变对刘邦的态度。等到开了筵席，吕公竟把刘邦让入上座，刘邦也不多管，只是自顾豪饮。等到筵席散了，吕公举目示意，要刘邦留下。刘邦虽无一钱，却也并不慌张，哪知吕公问道：“我平素遇到的像貌奇异的人，没有一个赶得上您，不知您娶了妇人没有？”刘邦说尚未娶妻。吕公十分坦诚地说：“我有个小女儿，希望能配给您做妻子，请不要嫌弃。”刘邦一听，真是喜从天降，当即跪下磕头行礼。
吕雉像后来吕公的夫人责备吕公说：“你经常说我们的女儿有贵相，多少大户人家求亲你都不许，却偏偏配给刘邦这么一个穷极无聊的人。”吕公说：
“刘邦生就贵相，日后必君临人上。”就这样，吕雉与刘邦结为夫妻。
刘邦斩蛇起义以后，吕雉及两个幼子均被捕入狱，多亏萧何及狱吏解救。才被释放，后来吕雉带着子女在芒砀山中找到了刘邦，一直跟随在刘邦的身边。
在楚、汉相争时，刘邦兵败彭城，自己只身逃走，他的父亲及吕雉被掳往项羽军中，后来被项羽放还。吕雉与刘邦本是结发夫妻，又是患难夫妻，刘邦做了皇帝之后，吕雉即为皇后，立吕雉子盈为太子，但吕雉和太子的地位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原来，在楚、汉相争之时，刘邦曾在彭城被项羽打败，只身一人落荒而逃，逃到一处人家，乞饭借宿，这家主人听说他是汉王，就把女儿许配给他，这就是戚夫人。后来刘邦打败了项羽，就把戚夫人接来，逐渐疏远了吕后，专宠于戚夫人。
戚姬年纪既轻，又长得十分漂亮，善于舞蹈，还能弹会唱，粗通文墨，又会体贴奉迎，以至刘邦溺爱成癖。戚姬既得专宠，为了自己的未来，便五次三番地乞求刘邦立她生的儿子如意为太子，刘邦开始不同意，戚姬就时常哭泣哀求。刘邦不免动心，尤其是太子刘盈生性软弱，刘邦素来不喜，而如意却聪慧刚毅，刘邦觉得很像自己，十分爱惜。刘邦也想趁早废了刘盈，立如意为太子，这样既可保住汉室，又能安慰爱妃。
吕后早已察觉到这一点，日夜心惊胆颤，但刘邦全部身心都在戚姬身上，自己无由接近，只能空自焦急。
正巧如意已满十岁，按惯例应当改封，如意也应当到封地去。戚姬听到这一消息，大惊失措，因为如意一旦到了封地，就很难见到皇上。更不用说日夕侍候在皇上身边了，这样就会疏远感情，再也无法讨得皇上的欢心了。
戚姬见到刘邦，跪在地上痛哭不已。刘邦窥破了戚姬的心意，说：
“你莫非是为了如意改封太子的事吗？我本想立如意为太子，只是废长立幼，废嫡立庶，总觉得名不正、言不顺，等等再说罢。”戚姬更加哭泣哀求，刘邦不禁动摇，最后决定第二天跟群臣商量改立太子的事。
第二天早朝，群臣毕集，刘邦提出废立太子事宜，大臣们都觉惊惧，都说太子册立数年，并无过失，无端废立，恐怕会引起混乱。刘邦不听，催命词臣草诏，就在这时，御史大夫周昌大呵“不可”，周昌口吃，越是情急，就越是说不出语，憋了半天，才说：“臣口不能言，但期期知不可行。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周昌连续说出了两个“期期”，刘邦忍不住笑了，满朝群臣也笑出声来。刘邦这一笑反解了刚才的怒气，就不再催写诏书，罢朝而去。
周昌走到东厢门外，见吕后正站在那里等候，正要上去行礼，不料吕后却突然向他跪倒，周昌不知所以，也慌忙跪倒，吕后连忙把他扶起来说：“今日若非您据理力争，太子恐怕已被废了，我感念您保全了太子，所以才行此大礼。”周昌忙说：“为公不为私，皇后不必多礼。”
其实，这一方面表达了吕后对周昌的感激，另一方面也是吕后故作姿态，让群臣知道太子轻易废除不得。但吕雉也深知道，刘邦只是一时罢议，到了一定时候，他又会重新提出废立太子的事。她自己想不出保全太子的办法，便拉拢张良，让张良替他出谋划策。张良说：“如果让一些贤能而又卓有名望的人辅佐太子，皇上就会觉得太子既贤明又得人心，即使要废，也要慎重考虑。如果这样，或许能保全太子。”吕后连忙又问哪里有这样的人，张良说：“听说陕西的商山一带有四位年老的隐士，称为“商山四皓”，皇上曾多次聘请征召，都被拒绝了，如果能请得他们前来，或许有用。”于是，吕雉就派人千方百计地请来了“商山四皓”。
刘邦在平定了英布等人的叛乱以后，鞍马劳顿，再加征战中所受的箭伤复发，病势沉重。戚姬日夜待候在旁，暗想万一高祖驾崩，自己母子绝无生路，便婉转哀求刘邦设法保全其母子的生命。刘邦想来想去，并无其他方法，只有重提废立太子一事。
张良为太子少傅，听说了这事，立刻去拜见刘邦。张良说了许多道理，刘邦居然不理。张良自跟从刘邦以来，刘邦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唯独这次例外，张良知道难以劝谏，便在家里装病。太子太傅叔孙通听说了，进宫直言抗谏说：“从前晋献公宠爱骊姬，废去太子，晋国乱了二十年；秦始皇不早立扶苏，致使秦国灭亡，这是您亲眼看见的。吕后与陛下是患难夫妻，只生太子一人，且太子仁孝，天下共知，为什么要无端废弃呢？如果不听，我便以死相谏。”说着就要拔剑自刎，刘邦连忙制止他说：“我本是说说而已，并未当真。”
不久，刘邦特召太子宴饮，实际上想考察虚实。“商山四皓”听说了，也跟太子一起进宫，刘邦见太子身后坐着四位须眉似雪的老者，十分惊异地问是什么人。四位老者一一自叙姓名。刘邦非常惊愕地说：
“我访聘你们已有好几年，你们总是不来，现在难道是跟我的儿子交游吗？”“四皓”齐声回答说：“陛下轻贱士人，随便辱骂，我们忍受不了污辱，才不来见您。现在听说太子仁厚爱士，天下士人都伸长了脖子盼望太子，愿为太子效死。我们几个人特意远道而来，是想敬奉辅佐太子。”刘邦听了，叹息不已。等太子和“四皓”离开时，刘邦急忙把戚姬叫来，指点着“四皓”的背影说：“不是我不愿立如意为太子，实在是太子羽翼已成，已不能废弃了。”戚姬听后，知道再无希望，当即悲凄欲绝。刘邦也不免伤感，为戚姬作“鸿鹄高飞”词，高声吟唱，音调凄楚。
应该说，张良用“商山四皓”为太子提高威望的这一招，并非张良的独创，早在《战国策》中就有记载了。当时，苏代为燕国游说齐国，在没有见到齐威王之前，先对淳于髡说：“有一个要卖骏马的人，一连三天，每天早上都牵着马站在市场上，但没有人知道这是一匹骏马，所以无人问津。他去见伯乐说：‘我有匹骏马想卖掉它，接连三天早晨我都来到市场上，却没人来问价。希望您能够绕着我的马细看一番，在离开以后，再回过头来看看我的马，请允许我献给您一早晨的费用，不知是否可以？’伯乐答应了，于是就绕着马细看一番，离开后又回过头来看了一下。这样一来，这匹马当天早晨就长了十倍的价钱。如今我想把‘骏马’送给齐王看看，可是我找不到替我前后周旋的人。先生有意做我的伯乐吗？请让我献上白璧一双、黄金千镒，以此作为您饲马的费用。”
淳于髡说：“我愿意听从您的命令。”于是入宫劝说齐王接见并重用苏代。结果齐王非常喜欢苏代，苏代也因而受到了信任和重用。这虽是纵横家编造的一个故事，但在政治上却屡试不爽。自此以后，刘邦就再也没有动过更换太子的念头。
刘邦死后，刘盈即位，是为惠帝，吕雉操纵了大权。她不仅加紧排斥刘氏势力，更是首先把以往恨之入骨的眼中钉戚姬打入冷宫。吕雉令人剃光了戚姬的满头乌发，又用铁箍子束住她的头颈，再扒下她的宫装，换上赭红色的粗布村装，赶入永巷内圈禁起来，让她整天舂米劳作。
戚姬从未舂过米，感到满腹的悲愤，且哭且舂。不久，她慢慢地编出了一首“舂歌”，在舂米时边舂边唱：
子为王，母为虏。
终日舂簿暮，常与死为伍。
相离三千里，当使谁告汝？
吕雉知道后，大怒如狂，愤然骂道：“贱奴尚敢依靠儿子吗？”公元前194年，吕雉让人毒杀了赵隐王如意。
吕雉既杀死了戚姬的儿子，就更加惨无人道地迫害戚姬。先把她的手指脚趾斩掉，再割去乳房，又剜掉双眼，并熏聋耳朵，饮以哑药，然后放入厕所。吕雉给戚姬取了个名字叫“人猪”。过了几天，吕雉竟叫惠帝前来观看，惠帝问那是什么，有人告诉他那就是戚姬。第二天，戚姬就死了。
惠帝见到戚姬的遭遇后，回到宫中大哭不已，生病一年，不能起床。
后来托人传话给吕雉说：“把戚姬治成那个样子，不是人能干出的事。
我作为您的儿子，到底还是不能治理天下。”从此，汉惠帝纵酒淫乐，不理朝政，消极颓废，于公元前188年忧郁而死。
有人说女人的嫉妒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武器，但像吕雉对戚姬这样的嫉妒和复仇，恐怕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是典型的“中国风格”。也许，中国的女人具有特殊的秉赋吧，她们的权谋总与残忍相连。吕雉不仅对待同性对手如此残忍，对待异性也毫不手软。
汉朝初年，天下始定，但人心仍未统一，特别是某些重兵在握的将领，总想窥伺时机，以图天下，因此，刘邦格外小心。他在出征叛将陈豨的时候，宫廷之内委于吕雉，宫廷之外委于萧何，他才放心离去。吕雉实在是个有心人，她决不放过任何一个树立权威、培植势力的机会，以便日后能够独揽大权。
刘邦怀疑韩信谋反，把他降封留在长安。恰在这时，韩信的舍人栾说派他的弟弟前来送信，报称韩信与陈豨通谋，以前已有密约，这次约定乘夜间不备，打开囚牢，放出囚犯，袭击皇太子，与陈豨遥相呼应。
吕雉得书后忙与萧何商量，密谋商定诛除韩信。吕雉派遣一心腹军士，潜出长安，绕到北方，再复入长安，谎称是刘邦派来，报告已平定陈豨叛乱的消息。群臣不知有诈，都来朝中称贺。吕雉的本意是将韩信诳到宫中，但韩信称病未来拜贺，萧何就被迫走一趟。他来到韩信的家里，韩信只得出见，萧何说韩信的病无关紧要，韩信无奈，只得跟着萧何来到朝廷之上，尚未拜贺，即被拿下。韩信知道不好，急呼萧何，望他救助，谁知萧何早已躲开。
武士把韩信带到吕雉面前，吕雉拿出栾说送来的书信作为谋反的“证据”，韩信当然不服，吕雉说：“现奉皇上诏命，陈豨已就擒，供出由你主使，你的舍人也有书信来告，证据确凿。”韩信还想申辩，吕雉怕夜长梦多，立命推出斩首。就这样，一员功勋卓著的开国大将不明不白地死在吕雉的刀下。
萧何追回韩信，使为大将；又设计拘逮，使之殒命，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萧何何以如此，皆因彼一时，此一时也。彼时刘邦急需人才，此时刘邦要兔死狗烹，吕雉又要压服人心，所以为将为鬼都是出于当时的需要。萧何之为人，也无太多的正直可言，无非是一个足智多谋、谨慎小心、善于趋时避祸的权谋之士罢了。
吕雉杀了韩信，还嫌不够，又借故杀了梁王彭越。刘邦讨伐陈豨的时候，曾到梁地征兵，当时恰值梁王彭越生病，未能前去，刘邦大怒，怀疑彭越谋反。这时恰好梁太仆报称彭越谋反，刘邦就把他抓了起来。
经过调查审讯，弄清了彭越虽镇压叛乱不积极，却并未有谋反的事实，就把他贬为庶人，押在洛阳宫中。后又把他迁至蜀地居住。彭越西行至郑，正碰上从长安到洛阳的吕雉，彭越竟自投杀星，向吕雉哭诉自己无罪，并请居故地昌邑。吕雉满口答应替他说情，把他带至洛阳。暗中教人诬告彭越谋反，将彭越杀于洛阳城外，并把他的三族一起抓来，斩草除根。
吕雉杀了这两位王侯功臣，确实震惊了朝中大臣，令人刮目相看，也拉拢了部分势力。也许，她杀死这些开国大将，还有一个远期目的，那就是为她将来独掌大权扫清道路。
但同时也暴露了她的政治野心。刘邦早看出了这一点，为了在自己死后刘氏政权不致灭亡，他与大臣们一起杀了白马，歃血盟誓说：“如果不是刘氏宗族而被封为王，天下人就一起来讨伐他！”
刘邦死后，刘盈即位，刘盈懦弱，吕雉独操大权。不久，刘盈被吕雉惊吓而死。吕雉只有刘盈一个亲生儿子，就找了一个宫女生的名叫刘恭的男孩即位，同时杀掉了他的生母。至此，吕雉临朝称制。吕雉临朝称制的八年间，打破了刘邦非刘氏宗族不可称王的规定，大封诸吕，封吕台为吕王，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吕通为燕王；其妹吕须（樊哙之妻）为临光侯。
刘氏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改成为吕氏政权了。
刘恭年龄渐大，知道自己不是吕雉的亲生儿子，有一次恨恨地说：
“太后怎能杀死我母而将我立为皇帝呢？我长大以后，一定要报仇。”吕雉听说后，立即把他幽禁起来，不久后即废掉杀死，然后又立恒山王刘弘为傀儡皇帝。
公元前180年（高后八年）7月，吕雉病重，她知道群臣不服，她死后必生大乱，提前对诸吕做了军事安排，并告诫他们说：“我死之后，大臣恐变，一定不要出宫为我送葬，以免为别人控制，要紧握兵权，守住皇宫。”
是月吕雉病死。汉初开国功臣周勃及丞相陈平等人联合其他将领，利用诸吕的犹豫慌乱，一举剪除了他们，将其诛杀殆尽，迎立代王刘恒为汉文帝。吕雉苦心经营的吕氏政权彻底破产。
吕雉虽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皇。在她临朝称制的八年间，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社会得到了进一步的安定和发展，应当是有一定历史功绩的。
吕雉从布衣荆钗而至九五之尊，在中国历史上独此一个，绝无第二。
纵观她的一生，可以说机遇占一半，个人的努力也占了一半。前一半是他作为刘邦之妻，贵为皇后，有着别人无可比拟的优势；后一半则靠他自己处处着意、时时留心的长期努力和刚毅残忍的手腕。同是皇帝的妻子，戚姬比吕雉占有更多的优势，但戚姬不会利用，只是一味地哀求刘邦，终于失败，而吕雉则内外兼攻，刚柔并施，终于树立了威望，压服了群臣。
其实，纵观吕雉的一生，其成功的秘诀当在机诈和残忍两点上。中国的封建宫廷，大概是世界上最不讲理、最无道德的地方，在一定情况下，只要有一点点人情，就会败下阵来。为了权力，可以完全不惜付出物质、道德、亲情上的代价，可以昧绝一切良心。
在封建宫廷斗争中，权欲与人性时时交锋，往往是权欲胜、人性败。
当我们捡起失败者的头颅审视的时候，也许可以发现一点点的人性；当我们仰视胜利者的微笑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有权欲！
英雄韩信的遗憾
在中国历史上，韩信的名字实在是太著名了，就是汉高祖刘邦，与他相比，恐怕都要逊色三分。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有三：一是韩信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他起自布衣，早年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差点被斩首，后来时来运转，遇到了萧何，才得以施展才华。其间受胯下之辱、漂母赐饭、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二是他为刘邦所忌，为吕雉所杀，其悲剧命运令人惋惜。其三就是他犹豫不决，该称王时没有称王自立，为天下的有志英雄所扼腕叹息。
在上述的三个原因中，第三个原因似乎不是主要的，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原因，上面的两个原因才显得不同寻常。
韩信为何不称王？为何不成王？为何最终身首异处？为何为后世英雄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公元前203年（汉高帝四年）10月，刘邦进攻项羽，韩信率兵东进，平定赵、燕二国后，又移兵往东攻齐。大军行至平原渡（今山东西北部），韩信接到探马来报，说汉王遣说客郦食其到齐，已说服了齐王田广归汉。韩信想，郦大夫既已说下齐国，我还有何求？应当回师，助汉王攻打楚王。主意已定，便下令扎营，准备择日回师。数日后，韩信升帐议事，说明原因，就要下令拔营而归。这时，谋士蒯通出来劝阻，说道：
“不可！不可！”韩信问道：“齐王归顺，我改道而返，为什么不可呢？”
蒯通说：“将军奉命伐齐，久经周折，才兵至齐国的国境。今汉王遣郦生使齐，凭一张嘴就说降了齐国，是否真实，尚有疑问。何况汉王并未颁下明令，制止将军，怎可凭一传语，就仓猝回军呢？再说，郦生乃一介儒生，凭三寸不烂之舌，能降齐国七十余城。将军带甲数万，转战年余，才得赵国五十余城，试想为将数年，反不如一介儒生，岂不惭愧吗？
今为将军计，不如乘齐军不备，长驱直入，扫平齐国。如此，大功才能归于将军。”
韩信闻言，沉吟了片刻，觉得蒯通之言十分有理，但如发兵攻齐，又岂不害了郦食其？当即说道：“你说的虽然有理，但我如果这样做的话，齐国必定杀害郦生，此事使不得！”蒯通听后，笑道：“将军实在是很讲究恩德的啊！我知道将军不肯负郦生，但听说郦生是自荐说齐的，他明知将军正在领兵伐齐，还要如此做，岂不先负了将军吗？”
韩信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勃然而起，即刻调动人马，渡过平原河，直逼历下（今山东济南市西）。齐兵无备，被杀得大败。韩信乘胜追击，斩齐将田解，擒华无伤，一路顺风，直至临淄（今山东临淄市）城下。
齐王田广，齐相田横，本已被郦食其说服，同意归顺汉王，忽闻汉兵杀到，不由大惊，急忙召来郦食其，当面叱道：“我听信你言，本以为可避免刀兵之祸，不想你心怀鬼胎，表面上劝我归汉撤兵，暗使韩信发兵前来，覆我邦家，实在是罪不可赦！”郦食其申辩答道：“韩信发兵，是不知齐地实情，愿大王遣一使臣，同我去面见韩信，我定令他就地止兵，撤出齐境。”齐相田横在旁插言道：“到那时，你定会逃之夭夭，我怎能再受你欺骗！”说着，不容郦食其再行辩解，下令将他投入油鼎，烹杀而死。
公元前203年（汉高帝四年）11月，韩信斩龙且，杀齐王田广、平定了齐国。此时，已拥兵数十万，其实力有举足轻重之势，当时的情形是，韩信背汉降楚则汉亡，助汉攻楚则楚灭，自立则会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这就引起了楚、汉的重视。
其时，楚汉相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韩信攻破了项羽所设立的齐国之后，听从了别人的劝告，就派使者去见刘邦，要刘邦封他为齐地的假王。刘邦一听，怒火中烧，自己这里形势吃紧，韩信不但不率兵解救，反而利用这个机会进行要挟，想做齐王，刘邦当时就想大骂韩信的使者，刘邦的谋臣张良私下里对刘邦说：
“这时候可不能训斥韩信的使臣，更不能攻打韩信。现在韩信帮助您，则楚就会灭亡；如果韩信背叛了您，去帮助楚王，那您可就危险了。韩信派人来，无非是想试探一下您的态度，您不如干脆封他为齐王，让他守住齐地，至于其他的事，等灭了楚国再说。”刘邦听了张良的话，回头对韩信的使者说：“大丈夫要当就当真王，何必当个假王！”于是，在第二年的二月，刘邦派张良携带印信，到齐地去封韩信为齐王。
汉王刘邦册封韩信为齐王，韩信欣然接受；楚王项羽遣使臣武涉说信归楚，韩信辞谢令回。
谋士蒯通想说服韩信背汉自立，于是面谒韩信说道：“臣近来学习相术，相君之面，不过封侯；相君之背，则贵不可言。”韩信听他话中有话，就把他带入密室，这才问道：“你刚才所言，是何用意？”蒯通直言道：“当初发难，群雄四起，人才云集，主要是为了灭秦。秦灭之后，楚、汉相争，人民遭难。项王起兵彭城，转战南北，直逼荥阳，威震天下，今久困广武，连年难以进展。汉王率众数十万，据有巩洛，凭借山河，一日数战，却无尺寸之功，反连遭失败。臣观天下大势，非有贤者，不能息争。将军可乘机崛起，介于楚、汉之间，助汉则汉胜，为楚则楚胜，楚、汉两主的性命，就操在将军手中。如能听臣计，不如两不相助，三分天下，鼎足而立，静待时机。像将军之大才，据有强齐，齐吞燕赵，拥甲兵数十万，得时西进，为民请命，天下何人不服，何国不从？将来主宰天下，分封诸侯，诸侯皆感德畏威，争相朝齐，岂成就霸王之业吗？
臣闻天与不取，是违背了天命，反受其咎；时至不行，是不用其时，反受其祸。愿将军深思熟虑，勿失良机！”
韩信听后，良久才道：“汉王待我甚厚，怎能见利忘恩呢？”蒯通见韩信被忠、恩所绊，继续说：“越大夫文种，存亡越、霸勾践，立功成名，尚且被杀，兔死狗烹，是不易之论。试想，将军的忠信，恐比不过越大夫文种吧！且臣闻将勇震主，往往自危，功盖天下，往往不赏。今将军已蹈此辙，归楚楚不信，归汉汉必惧，那又到何处去安身？”韩信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但又下不了决心，于是打断蒯通的话，说：“先生不要再说，待我深思后，再作决定。”
蒯通见韩信已经动心，便告辞退出。
蒯通走后，韩信想，我以前奉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计不从。自归汉后，汉王授我将军印，令我统兵数万，解衣衣我，推食食我，现又封我为齐王，我若负德，必至不祥。且我擒魏豹、平赵、定燕、灭齐，战功颇多，汉王又怎能负我！于是，决定谢蒯通之言。
蒯通本来以为韩信是个胸有大志的人，他静候数日，却杳无音信，就又找到韩信，说道：“愿将军速作决断，时机难得，失不再来。”此时，韩信已下了决心，不背汉王，当即答道：“先生勿要再言，我功劳甚多，又以忠信待汉王，汉王必不负我！”蒯通听后，知再说无益，转身退出。
蒯通辞退后，恐久居祸来，于是假作疯癫，离开汉营，不知去向。
公元前197年（汉高帝十年）9月，代相反，自立为代王。汉高祖刘邦决定领兵亲征。临行，将都中政事，内委吕后，外委萧何。不久，吕后设计擒住了韩信，把韩信押往宫侧钟室斩首。临刑，韩信仰天长叹：
“我不听蒯通之言，反为女子所诈，这岂非天命？”
刘邦平叛回来以后，知道韩信已经被诛杀，也就承认了既成事实。
他听说韩信临死以前说到了蒯通，便派专人调查，将其捉住后，蒯通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刘邦而被释放。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当然反对军阀混战，不主张韩信称王；但从个人的决断看，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且不说这些，单讲个人的智计，无论是刘邦，还是项羽，都下韩信远甚，韩信称王，最后三家争雄，最后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但韩信以诚信待汉王，以道德代政治，结果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了。
韩信无决断，不能统摄全局，恐怕也只是个将才！
拒腐蚀，永不沾
常言道：自古伴君如伴虎。
所谓雷霆易怒，天威难测。奉事君主实在是一门极其高深的艺术，任何官场上的成功者，是不是一个政治家，姑且不论，但说他是一个玩弄权术的艺术家，那是绝对错不了的。因为稍一不慎，或是稍稍失策，那就会被同行排挤掉，更有甚者，皇帝老子一翻脸，你自己脑袋不保还是次要的，你的父母兄弟乃至七姑八舅也要跟你一起呜呼哀哉。所以，对那些成功的封建官僚，与其称他们什么政治家之类，倒不如送他们一个官场艺术家的雅号来得更为贴切。
但也不可一概而论。中国的封建官场虽是一个大染缸，进去的人难免会染成一身血红或是黑紫，但毕竟还是有“拒腐蚀，永不沾”的硬骨头在，如果不是这样，那中国的封建社会真是永远不见天日了。
明目张胆地抵制上司固然“该死”，一心为皇上效力该不该死呢？如果效力无方，事君乏术，照样“该死”，汉朝文帝、景帝时期的周亚夫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周亚夫是汉朝开国将军周勃的儿子，可以算是名将之后，他通晓兵法，善于治军，也可算得上是一代名将，只因他不善于揣摸皇上及皇亲贵戚的旨意，终于落得个饿死的悲惨下场。
公元前162年（汉文帝后元二年），周亚夫被封为条侯，在此之前三年，他已是河内郡守了。在河内郡守任上，他文武兼任，担任掌管民政与军事的最高长官，在任期间，他在文、武两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作为个人，他也取得了治理军政事务的很多经验。
公元前166年，匈奴首领单于率匈奴骑兵十四万人侵入朝那、肖关，杀死北地郡尉，一直到达甘肃省镇原东南地区，匈奴骑兵的侦察员则一直深入到离汉朝都城长安只有二、三百里地的地方，使汉朝朝野上下大为震惊。在这种情况下，汉文帝一方面用安抚的措施，准备同匈奴和亲，另一方面则积极备战。这样，周亚夫就被从河内调至关中，担任守卫长安的重要任务。
但周亚夫真正成为一位著名的将军，则是从驻军细柳时开始的。公元前158年，匈奴骑兵分两路入侵，前锋直逼太原郡，当时是“烽火通于甘泉、长安”。为了阻止匈奴继续南下，文帝让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驻守狐口；以苏意为将军，驻守句注；以张武为将军，驻守北地。同时，还在长安的东、西、北三面驻重兵，以防匈奴突袭长安。当时长安的军事布署是：祝滋侯徐厉驻守北棘门；宗正刘礼驻守霸上，以周亚夫为将屯兵细柳。
汉文帝是一位节俭谨慎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为了慎重起见，他亲自到西军和北军去视察，所到之处，无不倾营出动，候迎天子。文帝看到这种情景，深为忧虑，真不知一旦匈奴袭来，他们如何对敌。
但等到了周亚夫军中，情况则完全不同。司马迁的《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有一段详细真实的描述，极能说明当时的情形，兹摘译大意如下：
汉文帝亲自到军中去慰劳军士，车驾直接驰进宫门，无人阻拦，将军以下的各将领都乘马出来迎接。等到了细柳营，只见军吏士卒都手拿利刃、身披铠甲，机弩上也搭着箭枝。天子的先行官来到营门，立刻被军士挡住，无法进去，他便对守营门的军吏说：“天子即将驾到了！”守卫营门的都尉却说：“军营中只听将军的号令，不闻有天子的诏命，将军曾经严肃告诫过。”过了一会儿，天子的车驾到了，但军吏仍不开门，文帝无法，只好派人拿着天子的符节去见周亚夫说：“天子要亲自劳军。”
周亚夫这才传命打开营门。
守门的军吏又对天子的随从说：“将军有规定，军营中任何人的车马都不能奔驰，违命者斩。”于是，天子只得让人牵着马缰绳慢慢地前行。
等到了营内，周亚夫也并未跪拜迎接，他身穿盔甲，对文帝长揖道：“臣甲胄在身，不能下拜，仅以军中之礼相见。”汉文帝终于被周亚夫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他起身扶着车前的横木，改变了原来严肃的面容，并派人向周亚夫称谢说：“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慰劳完毕，天子的车马就离开了。
随行的大臣看到这种情景，都为周亚夫捏了一把汗。因为周亚夫虽是为国治军，为汉室江山治军，且并无越轨之处，但毕竟对皇帝显得有点傲慢无礼，不如其他的军营显得隆重恭敬。谁知汉文帝在看完了周亚夫的细柳营后，却十分感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先前霸上的驻军和棘门的驻军，与周亚夫的细柳营一比，真如儿戏一般。那两位将军，是很容易被袭破而俘虏的，至于周亚夫将军，谁能打败他呢！”大臣们听到文帝这样称赞周亚夫，才放下了心。
其实，文帝虽然知道周亚夫是为国为君，但也隐隐地觉得他做得过分，觉得皇帝的尊严还是受到了损伤，自己的虚荣心多少受到了一点刺激。他可能会重用周亚夫，但他不会喜欢周亚夫，这一点是肯定的。
多亏汉文帝是一代明君，他虽对周亚夫有隐隐的不快之感，但因他能克制自己，能从国家大事考虑，还不至于表现出来，甚至在临死的时候对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说道：“如果将来国家发生了急难，特别是有人叛乱时，周亚夫可以委以重任。”
果然，汉景帝初年，晁错提议削藩，使早就图谋不轨的吴、楚等七国联合叛乱。危机之时，汉景帝忽然想起了文帝临死前说的话，在站列两边的群臣中找出周亚夫，授他太尉之职，要他指挥军队前去平叛。周亚夫既未推辞，又未谦让，只是接受任务，更无其他言语。汉景帝虽然找到了一位愿意前去平叛的将军，觉得高兴，但同时又觉得周亚夫有些傲慢，可能有点不大尊重或者看不起自己这个年轻的皇帝。
周亚夫也确实不负景帝之望，出兵之后，屡破敌计，屡设奇谋，仅三个月，吴王刘濞被杀，吴、楚叛乱被平定。吴、楚是叛军主力，他们失败后，其余五国也在汉将的攻击之下节节败退，没过多久，作乱藩王或是自杀，或是伏诛，七国叛乱很快就平定了。
平定七国叛乱，周亚夫功劳很大，赢得了人们的一致称誉，汉景帝也重用了他。公元前150年（景帝前元七年），周亚夫被擢升为丞相，丞相为文官之长，帮助天子处理各项事务，职位是十分显要的，但弄不好也极容易把自己陷进去，像周亚夫这种性格，绝对干不长久。
首先找周亚夫麻烦的人就是梁王刘武。刘武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是一奶同胞的兄弟，而且只有这兄弟两人。窦太后十分宠爱小儿子刘武，对他“赏赐不可胜道”，刘武自己也往往“人则侍景帝周辇，出则同车游猎”。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偏偏恨上了周亚夫，这恐怕就栽下了祸根。
梁王刘武之所以恨周亚夫，还是因为公事。当时，周亚夫主持平叛，率领军队开到了河南一带。吴、楚联军正全力攻梁，周亚夫等人分析了形势，认为吴、楚联军锐气正盛，汉军难与争锋，决定把梁交给吴、楚联军，任由他们攻打。梁王向汉景帝求救，景帝也命周亚夫援梁，但周亚夫给他来了个“不奉诏”，而是派骑兵截断了吴、楚联军的粮道。吴、楚联军久攻不下，锐气尽失，又断粮草，被迫找汉军主力决战，周亚夫则深沟壁垒，养精蓄锐，一举打败了吴、楚联军。虽然平叛胜利了，但却与梁国结怨。
周亚夫只知谋国，不知谋身，终使梁王怨恨。因此，梁王每逢入朝，经常与母亲窦太后说起周亚夫，极尽中伤诬陷之能事。时间一长，假话也成真话，何况梁王所说并非假话，只是对事实的理解不合实际而已。
窦太后听信了梁王的谗毁，经常向景帝说周亚夫的坏话。
公元前153年（景帝前元四年）景帝，立长子刘荣为皇太子，但因其母栗姬逐渐失宠，景帝就想废掉太子，另立王皇后之子刘彻为太子。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立太子是大事，因为将来国家社稷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都握在他一个人的手里，稍一不慎，就会引起巨大的灾难，况且废长立幼一般是不允许的。周亚夫初登相位，认为太子并无过失，随意废立，会引起混乱。周亚夫秉性直爽，不懂劝谏艺术，与景帝发生了争执。后来景帝说废立太子是家事，不需外人插手，周亚夫这才无奈罢休。周亚夫的劝谏不仅未能说服景帝，反而使景帝觉得他太过张狂，太蔑视皇帝，因而深为愤怒。
公元前147年（景帝中元三年），窦太后要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王皇后为人十分乖觉，专会讨好窦太后，因而博得了窦太后的欢心，稳住了地位。至于封外戚为侯，并非没有先例，但景帝估计周亚夫不会同意，就先去找他做工作。果然，周亚夫断然否决，他说：“高祖皇帝曾经与诸大臣歃血盟誓：非刘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击之。”
周亚夫搬出刘邦的话压人，倒还罢了，还直言不讳地说：“王信虽是皇后的哥哥，但却并无功劳，如果把他封了侯，那就是违犯了高祖的规约。”这自然使景帝十分恼怒，只是周亚夫持之有故，言辞确凿，无懈可击，景帝才不便发火，只能“默然而沮”。周亚夫阻止了王信封侯，但从此加深了与景帝之间的矛盾，更得罪透了王信。梁王与王信过从甚密，又都恨极周亚夫，于是，两人联手，内外夹攻，一起陷害周亚夫。
这件事发生不久，匈奴部酋六人来降，景帝非常高兴，并想把他们都封为列侯。其中有一人，是以前汉朝投降匈奴的将领卢绾的孙子，名叫它人。卢绾曾伺机南归，但终不得愿，郁郁而死。卢绾的儿子也曾潜行入汉，病死在汉朝。卢它人乘隙南归，才有这六人来降。周亚夫认为不能封卢它人为侯，便对景帝说：“他的先人背弃了汉朝而投降了匈奴，现在他又背叛匈奴而投降汉朝，陛下如果封这样的人做侯，那么又怎么能责备做臣子的不忠于君主呢？”这次，景帝认为“丞相之议不可用”，断然拒绝了周亚夫的建议，封六人为侯。其实，周亚夫的话很难说对与错，这本就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景帝拒绝周亚夫，倒不全是出于他的话的对与错，多半出于这样的心理：
不能事事都听你的，总得听我一次。
周亚夫见景帝不从，也还知趣，就上书称病辞官，景帝也不挽留，任他辞退。
如果事情到此了结，那也罢了，问题是周亚夫既然得罪了景帝，又有功劳威望，景帝便不会对他放心。一次，景帝专门宣召周亚夫，想“考验”一下，看他是不是个知足的人。
一日，景帝特赐食于周亚夫。周亚夫虽已免官，尚居都中，见召即到。周亚夫趋入宫中，见景帝兀自独坐在那里，行了拜谒之礼，景帝跟他随便说了几句话，就命摆席。景帝让周亚夫一起吃饭，周亚夫也不好推辞。只是席间并无他人，只有一君一臣，周亚夫就感到有些慌惑，等他到了席前，发现自己面前只有一只酒杯，并无筷子，菜肴又只是一整块大肉，无法进食。周亚夫觉得这是景帝在戏弄他，忍不住地就想发火。
转头看见了主席官，便对他说：“请拿双筷子来！”主席官早受了景帝的嘱咐，装聋作哑，站着不动。周亚夫正要再说，景帝忽然插话道：
“这还未满君意吗？”周亚夫一听，又愧又恨，被迫起座下跪，脱下帽子谢罪。景帝才说了一个“起”字，周亚夫就起身而去，再也没有说话。
几天过后，突然有使者到来，叫他入廷对簿。对簿就是当面质问，澄清事实，核实错误罪行。周亚夫一听，就知末日已到，但还不知犯了什么罪。
等周亚夫到了廷堂，问官交给他一封信，周亚夫阅后，全无头绪。原来周亚夫年老，要准备葬器之类，就让儿子去操办。买了五百副甲盾，原是为护丧使用，又有许多朝廷使用的木料等，可能是周亚夫的儿子贪图便宜，买了下来，他使佣工拉回家去，又未给钱，使得佣工怀恨在心，上书诬陷。景帝见书十分恼怒，正好借机找茬，派人讯问。周亚夫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无从对答。问官还以为他倔强不服，就报告了景帝。景帝怒骂道：“我何必一定要他对答呢！”就把他交大理寺审讯。周亚夫入狱，其子惊问何故，等弄清了原委，才慌忙禀告父亲。周亚夫听了以后，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长叹了一口气。
大理寺当堂审讯，问道：“你为什么要谋反呢？”周亚夫说：“我的儿子所买的东西全系丧葬所用，怎能谈得上谋反呢？”
大理卿无话可说，但又知皇上欲置其于死地，必须找个借口，于是发出了石破天惊之判词：“你就是不想在地上谋反，也想死了以后在地下谋反！”
周亚夫一听，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再也无话可说。被关入狱中后，他五日不食，绝食而死。
一代名将竟落此下场！
其实，周亚夫不明白的地方在于，国与君是不同的，国为公，君为私，忠君未必是爱国，爱国就更未必是忠君。在封建社会里，虽然理论上把君、国看做一体，把国看做君的一家之产业，而实际上并非如此。
如果你损害了君的一己之私欲而为国谋福利，你必定会大倒其霉。高调唱得好听，其实也只是为了使自己的私欲合理化而已。如果真是君、国等同，那中国历史上也就不会走马灯般地改朝换代了。
“不反地上，亦反地下”，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判词。其实也不必奇怪，在传统的中国，最不讲理的地方有两个，一是妓院，一是宫廷。
妓院是社会的最下层，只认钱不认理，有钱就有理。宫廷是社会的最上层，谁也管不了，有权就有理。因而，妓院和宫廷又是最没有道理的地方。妓院里的昏天黑地，宫廷里的黑白颠倒，实在是一模一样的事。
不过，周亚夫死在宫廷总比死在妓院好，还能落个忠臣直吏的美名，倘若跑到妓院里去维护正义，被人一拳打死，那会落个什么名声呢？
识时务者为俊杰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但这句话也要辩证地看，如果一味地“识时务”，没有原则，甚至寡廉鲜耻，这样的人还算俊杰吗？因此，如何辨别时势与英雄的关系，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下面选取了一些古人对时势与英雄评论的事例，可资借鉴。
《长短经》上有这样的记载。有人问道：“季布是汉初有名的壮士，在穷途末路的时候，一反往日刚强豪迈的气概，剃发毁容，四处逃亡，这样做对吗？”司马迁说：“以西楚霸王项羽那样‘力拔山兮’的气概，季布仍然能以勇武扬名楚军，身先士卒，多次夺旗斩将，确实称得上是壮士。可是项羽失败后，刘邦下令通缉他，要处死他的时候，他宁愿作别人的奴隶也要逃避死亡，又显得多么低下呀！他肯定是坚信自己具有非凡的才能，所以受到屈辱却不感到耻辱，希望有机会施展自己还没有充分发挥的才能，因此最终成为汉代的名将。这说明，贤能的人，确实很看重死，不会轻易地去死。那些愚夫愚妇，心胸狭隘，为了一点小事，就气得自杀，这并不是勇敢，而是他们计穷力竭，感到无法挽回局面而绝望自杀。”
有人问道：“叔孙通迎合秦二世的心意，这是应该的吗？”司马迁回答说：“根据君王的情况而决定自己的进退，这是前代哲人所认可的。
叔孙通顺从世俗的做法，分析时务，制定礼制，最后终于成了汉朝的儒学宗师。古代的君子，正直而不僵硬，灵活而不屈服，大直若曲，道的实行要曲折前进，大概说的就是叔孙通的这种做法。”
司马迁说：“魏豹、彭越虽然出身低贱，但是他们后来可以率军队席卷千里，南面称王，经常在作战中取得胜利。他们心怀叛逆，遭到失败后，没有自杀而被俘虏，沦为囚犯，结果被处死，他们为什么这样呢？
中等才能以上的人，也会为这种行为感到羞耻，更何况是君王呢？他们之所以这样，没有别的缘故，只因为他们的智慧、谋略超人，惟一担心的是失去生命而不再有机会施展才能。他们只要掌握一点权力，就会尽力施展才能，以便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他们宁愿做囚犯也不愿自杀。
这些人是豪放不拘的人，他们所追求的是建功立业。”
司马迁又在《蔺相如列传》的赞语中说：“当一个人知道要死时，必定会很勇敢，这时对死者并不难，难的是处死死者的人。当蔺相如捧着和氏璧，眼睛盯着柱子，怒斥秦王身边的人时，当时形势下他最多不过是被杀，但是在场的秦国文武百官有的却吓得不敢轻举妄动。蔺相如一下子气势夺人，威镇秦国。回到赵国后又对廉颇百般谦让，使廉颇负荆请罪，将相和好，从而名重泰山。蔺相如可以称得上是智勇双全啊！”
这就是忠贞的臣子，真正懂得什么情况下该死，什么情况下不该死。
姜太公说：“官吏不愿意提意见，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官吏。”朱云和张禹两个人都是汉成帝的老师，当时正是王莽家族掌权的时候，民间怨恨到了极点，各地的奏章报到中央，都被张禹压下来不给皇帝看。朱云在朝廷上责问张禹说：“您一心只想保住自己的官位，使上下的意见无法沟通，该杀！”
班固说：“顺从世俗，就败坏了道义；违背世俗，又将面临危险，这是古人之所以不愿意做官的原因。”由此说来，生存与死亡，应该如何选择呢？范晔认为，“只讲道义，而不顾生命，就会伤害生命；只为求生而不顾道义，就会损害道义。如果道义比生命更重要，就舍生取义；如果生命比道义更重要，就可保全生命。”
有人问道：“这样说来，后汉的窦武、陈蕃，与宦官斗争抗衡，最终被宦官所杀，难道他们做错了吗？”
范晔说：“在汉桓帝、汉灵帝的时期，像陈蕃这样的人，是能够树立好的风气的，与当时不良的世俗风气抗争，犹如骏马驰骋在坎坷崎岖的险途中。他们与宦官斗争，最终遭到杀害，并不是他们不能做到洁身自好。
他们悲悯当时一些人以逃避现实为清高、而不顾人伦道德的做法。他们不赞同逃避现实的做法，所以他们屡遭贬斥而不离开。他们以仁义之心为己任，虽然明知任重道远，意志却更加坚定。等到一有时机，陈蕃就协同窦武谋划扫除宦官势力，真可谓是历史上少有的壮举。虽然他们没有成功，但他们的信义却足以影响世人的心灵。”
这就是所谓的道义重于生命，可以舍生取义的事例。
世人认为西汉时郦寄出卖朋友，因为他把朋友吕禄骗到郊外游玩，给了周勃等人推翻吕氏的机会。这件事从道理上怎么讲呢？
班固说：“所谓出卖朋友，是指那种见利忘义的行为。至于郦寄，其父郦食其是汉朝的功臣，而吕氏家族阴谋篡夺汉朝政权，他在这场劫难中，虽然用欺骗手段摧毁了吕氏家族，但目的是安定国家，保存君王和父辈开创的大业，从道义上讲是允许的。”
司马迁像东汉末年，广陵太守张超委托臧洪管理政务，后来袁绍也和臧洪成了朋友。等到曹操在雍丘（今河南杞县）包围了张超，臧洪闻讯后，光着脚大哭，纠集军队去救张超，同时还向袁绍求援，袁绍没有答应。雍丘被攻破后，张超被曹操灭族。臧洪因此怨恨袁绍，和他绝交，袁绍派兵围攻臧洪，广陵城破之后，臧洪被杀死。臧洪在合纵连横的动荡时代，却像在和平安居时那样讲道义，他不是建功立业的人才。
管仲说：“我不以被囚禁而感到耻辱，而以天下不能得到治理为耻辱；不以没有为公子纠死而感到耻辱，而以不能让齐国称霸诸侯为耻辱。”这就是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以济世救民为人生抱负的人。
有人问说：“东汉末年臧洪为救朋友张超而死，可以称得上是义举吧？”范晔说：“曹操兵围雍丘，张超处境危急，臧洪作为朋友感到十分悲愤，这种情感十分壮烈。他光着脚奔走呼号，带兵赴救，确实值得同情。可是英雄豪杰的取舍，与普通人的信守节义是否不一样呢？像那些为了缔结联盟条约，相互欺诈以求胜过对方，这都是形势和利益的需要。
更何况当时雍丘是个非常危险的偏城，曹操、袁绍正是友好相处的时候，臧洪徒劳地指望从与曹操联盟的袁绍处借兵，来解救朋友的燃眉之急，并且，率充满忿恨的军队去打仗，是兵家之大忌。这与楚国的申包胥到秦国请兵，在秦廷哭了七天七夜一样，虽然很感人，却于事无补。”
这些都是士人选择死与不死的明显的效果。
有人问道：“南北朝宋时的宗悫出身低贱，被同乡庾业瞧不起。等到后来宗悫发达了，做了豫州太守，不但不记庾业轻辱他的旧恨，反而请庾业来做他的长史。这种做法怎么样？”
裴子野说：“一个人在穷困时不感到忧愁，在微贱时不感到苦闷，怡然自得，弘扬这种精神的，是孔子学生曾子、原宪的品德；倒霉的时候，降低自己的理想标准，忍受人格的侮辱，低头弯腰，屈居平庸之辈之下，得势之后则驰骋于群雄之上，韩信、黥布的志向就是这样的。这两种人，他们地位卑贱的情况是相同的，可是他们在处于卑贱时的心态却不同。像宗悫受辱时不觉得惭愧，具有韩信、黥布的气度。得志以后，抛弃旧恶，真是宽厚的长者啊！”
魏文帝曹丕问王朗等人说：“从前子产治理郑国，人们不能骗他；孔子的学生子贱治理单父，受他道德的感化，人们不忍心欺骗他；西门豹治理邺，人们不敢骗他。这三个人的才能与君主的德行，哪个最好？”
王朗回答说：“君主以德治理，那么臣下就感念他的恩义而不忍心欺骗他；君主明察秋毫，那么臣下害怕被觉察而不能欺骗他；君主严明刑法，那么臣下就害怕被处罚而不敢欺骗他。以德治理，让臣下感激恩义，与依靠道德礼仪来治理，使臣下懂得羞耻而行为合乎准则，效果是相同的；靠明察秋毫和让臣下害怕犯罪，与依靠政治法令来治理，使臣下遵守法令而免受处罚，达到的目的也是相同的。这两种方法差别很大，关键在于君主权衡把握，而不只是计较细小的差别。”
有人问说：“东汉末年，靳允为了守城，置母亲的安危于不顾，可以称得上是忠吗？”
徐众说：“当时靳允与曹操之间并没有形成君臣关系，所以从道义上讲，靳允应该为母亲的安危而去，不该为曹操守城。从前刘邦的大将王陵的母亲被项羽抓了起来，王陵的母亲看出刘邦肯定会得天下，因此自杀，以坚定王陵的意志，然后跟随刘邦尽忠尽节。战国时卫国的公子开方在齐国做官，十年没有回国看望父母。有人说开方这样忠于职守，可以提拔他为丞相，但管仲却认为他不怀念自己父母，又怎么会爱君王呢，不能做丞相。因此要去孝子之家寻求忠臣。靳允应该先去救母亲。还有一个事例，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抓获，刘备就让徐庶回去。想得到天下的人，要顾全儿子对母亲的感情，曹操也应该让靳允离开。”
曹操带兵征讨冀州，派程昱留守甄城。这时，张邈叛变。曹操只好亲自迎战吕布。吕布把范城守将靳允的母亲捉去，想胁迫靳允归顺。曹操派留守甄城的程昱去游说靳允，要靳允不要考虑母亲的安危，固守范城。靳允流着眼泪说：“一定守好范城，不敢有二心。”
有人问说：“季文子、公孙弘这两个人，都能放下架子，生活俭朴，但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却一毁一誉，截然不同，这是为什么呢？”
范晔说：“认为仁对自己有利的人，就可能以仁为手段来谋取利益；真正实行义的人，不刻意去实行义，但行为却总能合乎义。季文子身为宰相，他的爱妾却从不穿绫罗绸缎，鲁国人将此作为美谈。汉武帝时的宰相公孙弘穿身布衣，监察御史汲黯讥讽他假装简朴。他们的行为是一样的，但是季文子受到赞誉，公孙弘却受到诋毁，这是为什么呢？是自然的实行仁义与借仁义来谋利二者的差别吗？仁义的人安心实行仁义，智慧的人把仁义当做有利的事去做，害怕犯罪的人勉强去做合乎仁义的事，比较这几种情况，他们实行仁义的事情没有什么差别，但考察他们实行仁义的动机，却各自不同。安心实行仁义的人，是本性善良；把仁义当做有利的事的人，是努力地去做；勉强实行仁义的人，是不得已而为之。三者相比较，当然是安心实行仁义的人最好。”
时势与英雄的关系，与人的才德和秉性密切相关。孔子评论他的学生时说：曾参迟钝，颛孙师不诚实，仲由鲁莽。由此看来，品德完美的人实在太少了！品德完美的人既然很少，就要通过纠正自己的缺点来努力达到完美。但是世人又讨厌约束自己，而喜欢放纵自己的天性。假如一个人天性贪婪愚笨，能认为他是好的吗？回答当然会说：唉，怎么能这么讲呢？人是秉承天地之性而生，也具备阴阳之性。虽然性情有清秀、混浊、贤良、愚蠢等的不同，但是追求嗜好欲望的打算则是相同的。所以美丽的容貌，是人们都喜爱的；乘坚车，骑骏马，是人们都喜欢的；苦其心志，坚守节操，是人们都感到困难的；大公无私，是人们都感到痛苦的。假如不用礼教节制自己，怎么愿意吃苦耐劳，坚贞高洁，一心为公，面对财物保持廉洁，行为合乎道义？所以《礼记》中说：“欲望不可放纵，心志不可自满。”古语说：“廉洁的人不是不爱财，而是取之以道。”《诗经》中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都是说要纠正、克制自己。假如放纵愚蠢和卑鄙，还美其名曰“顺其自然”，并且赞赏这样，这就会成为先王的罪人。因此，我认为纠正、克制，是礼义的开始；放任自流，是导致贪婪卑劣的主要原因。
由此看来，不同时势中的不同的选择，是由人的才德与秉性决定的。
人才很重要
中国的古代史是十分奇怪的，一方面产生那样多正统的理论，而另一方面，许多成功者又不是按这些理论去做的，尤其是封建帝王，更是如此，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比如说，孟子讲“仁者无敌”，历代统治者对此也是众口一词，但真正行仁政的统治者并不多见，上焉者尚且王霸杂之，下焉者不堪闻问。倒是对于人才的招揽，历代统治者都做得不遗余力。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得一士而国兴，失一士而国亡的例子屡见不鲜，因此，在统治者看来，招揽人才远比施行仁政来得快捷有效。
秦朝末年，淮阴人韩信，父母双亡，家贫如洗，只有一把宝剑，常随身携带。他因不善于务农、经商，只得靠别人的接济为生。但他熟读兵书，心怀大志，总想有朝一日，一展宏图，封侯拜将。
一日无事，他腰挂宝剑，信步街头，迎面碰上一个屠夫的儿子。此人是个好事之徒，见韩信衣服褴褛，但身上却挂着一把宝剑，在街上闲逛，便心里感到别扭，瞧不起他，有意上前滋事，将韩信拦于道中。韩信见道路被阻，刚想转身绕过，屠夫之子却用手指着他的鼻子说：“韩信，你平日出来，常挂宝剑，看你身材高大，怎么如此怯弱呢？”韩信目视屠夫之子，知他无端挑衅，便闭口不答。此时，已有不少人前来围观。
屠夫之子见韩信绝口不答，更加胆大气粗，就又当众嘲弄韩信道：“你如果是条好汉，就拔出剑来刺我，否则，你就从我胯下钻过去！”说着，就叉开两腿，立于道中。韩信见此，知今日之事难以躲过，他思考了好一会儿，便伏下身子，从屠夫之子的胯下，慢慢爬了过去。周围观望的人，看韩信如此怯弱，都大笑不已。而韩信却不以为然，站起身来，拍掉身上的土，扬长而去。韩信也从此落下了一个“胯下之夫”的坏名声。韩信经过了许多的挫折和奔波，一直没有找到可以为之效命的主人，他本人也一直穷困潦倒。
韩信像后来，韩信仗剑投楚，被用为郎中。曾多次向项羽献计，都未被采用，郁郁不得志。公元前206年（汉高帝元年），韩信背楚投汉，被刘邦用为连敖（管理粮仓的小官），仍无法一展宏图，于是牢骚满腹，并因此与同僚多人获罪当斩。当时，监斩官是夏侯婴，这些人陆续被斩首，轮到韩信，他面无惧色，忽然大叫说：“汉王不是想得天下吗？那为何要杀壮士！”夏侯婴听后，急令停刑，将他叫到面前一问，才知叫韩信，见他身材高大，言吐不凡，觉他非同常人。于是令人将他押回大牢，自己前往刘邦处禀报，说韩信是个可用之才，不可因小过问斩，并建议刘邦委与重任。刘邦听后，下令赦免韩信，并将其提升为治粟都尉，但没有重用。
丞相萧何知道此事后，派人叫来韩信，见他相貌不凡，十分高兴，谈论起天下大势来，韩信对楚汉形势了如指掌，说起兵法，对如何治军、如何布阵，更是滔滔不绝。萧何深感韩信是当世不可多得的将才，于是向韩信保证，将向汉王刘邦竭力保荐。
当时，萧何是刘邦的国相，刘邦对他言听计从，韩信得到萧何赞许，满以为自己定会得到汉王重用，可以实现建功立业的心愿了。岂知，萧何数次向刘邦推荐韩信，都没有得到刘邦的答复。数日之后，韩信见没有动静，心知不能被汉王重用，决心另投他处。一天傍晚，他收拾好行装，只身离开了汉营。萧何闻讯后，如失至宝，忙骑上一匹快马，向韩信出走的方向追去。萧何因走得匆忙，没来得及通知刘邦。第二天清晨，有人来报，说丞相逃走了。刘邦听后，大惊，心想：我待萧何如手足，他怎能轻易弃我而去！忙派人四处找寻。两天后，正当刘邦焦急的时候，
萧何带着韩信又返回了汉营。刘邦一见萧何，又喜又怒，问道：“你为何不辞而别呢？”萧何说：“我怎敢私逃，实在是因为是追人！”刘邦以为他去追什么重要人物去了，便问：“你追的是何人？”萧何说：“追的是都尉韩信！”因为当时逃走的人很多，刘邦闻言，不禁大怒，说：“我自关中到南郑，逃走的人很多，你都不去追。为何只去追韩信？”萧何回道：“别的所逃之人，无关轻重，去留自便，唯独韩信，乃是国士，怎可让他逃去？大王若愿久留汉中，可以不用韩信，如要争夺天下，除韩信外，无人能担此重任，所以臣去将他追回。”
刘邦听了他的话，这才觉得韩信有些重要，说：“我怎能长居此地，定要挥兵东进！”萧何听后，接着说：“既如此，就一定要重用韩信，用韩信，信则留，不用，韩信定会离去。”刘邦见萧何如此力荐韩信，不禁问道：“你多次举荐韩信，韩信果有真才实学吗？”萧何说：“臣已考察日久，韩信确是当今奇才！”刘邦见事已至此，只好说：“那就用他为将，一试优劣。”萧何说：“只用为将，仍不能留住韩信。”刘邦沉思了片刻，遂说：“那我就拜他为大将！”萧何听后，这才放下心来，急忙辞别刘邦，将此消息转告了韩信。
数日后，刘邦设坛拜韩信为大将。自此，韩信辅佐刘邦定三秦，平定魏、赵、齐，围歼项羽于垓下，为刘邦统一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与项羽相比，刘邦有“六不如”：声望不如，势力不如，英勇不如，仁义不如，信义不如，对士卒的亲爱不如。刘邦虽然在上述的六个方面远远比不上项羽，但刘邦却有项羽比不上的一样好处，就是刘邦善于使用人才，使得手下强将如云，谋士如林，而项羽则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最后兵败垓下，乌江自刎。人才对于兴亡的关键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一朝天子一朝臣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这的确是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总结，也是封建官场的根本特征之一。实际上也并非完全如此，如果你善于官场经营，也许可以历仕多朝，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当然，成功的官场经营者总是少数，更多的还是失败者。看看审食其的命运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
汉惠帝时，辟阳侯审食其得幸于吕太后，但他行为不端，引起了公愤。惠帝借故将他捕入大狱，准备处死。审食其虽被拘狱中，但有恃无恐。认为吕太后定会出面援救。吕太后闻审食其被捕，心如火焚，但又不好直接向惠帝说情，只望朝中大臣代为救免。众臣都知审食其平日劣迹，恨不得立即将他谋杀，以申国法，竟无人出面相救。审食其在狱中得知后，这才真地焦急起来，思来想去，只有平原君朱建，昔日曾受我厚惠，或许能为我出谋划策。于是，乘着探视的机会，全家往求朱建。
朱建，楚人。曾为淮南王英布相，英布欲反时，朱建曾极力劝阻，英布不听。等到英布被诛，刘邦得知此事，故封朱建为平原君，朱建也因此得名。及徙居长安，公卿大臣，多愿与其交往。辟阳侯审食其，当时得宠于吕太后，闻朱建之名，也欲交结，但朱建为人刚正，多次将其拒之门外。不久，朱建母不幸病亡，因朱建平日清廉，家无余资，无钱安置其母。朱建的朋友陆贾听说了这件事，忙找到审食其，向他道贺说：
“平原君母不幸病亡。”审食其十分不高兴，不待说完，就说：“平原君母死，与我何干？”陆贾道：“君曾欲与平原君交识。平原君因老母在堂，不敢轻受君惠，以身相许。今其母已亡，你若厚礼相馈，平原君必感君盛情，将来您遇到什么难事，平原君必以死相报，这岂不应贺？”审食其素知朱建行不苟合、受惠必报的秉性，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立即派人送去百金，助建葬母。朱建正愁治丧之资，只得暂时收下。一些趋炎附势的朝臣，闻审食其厚赠朱建，也乐得乘机交结，向朱建赠送丧资，少则数金，多则数十，统计约有五百金之多。及朱建丧事办完，不得不亲往道谢，审食其便乘机与朱建相识，且有往来。
朱建知道审食其前来拜见的意思，说：“朝廷要严办此案，我不敢入狱相见，烦请转告辟阳侯。”审食其闻知，认为朱建不肯出面相救，憎恨他负恩忘德。
朱建打发走了审食其的家人，心中十分关切。他想欲救审食其，必须说动惠帝的幸臣，但朝中重臣因不齿审食其为人，不肯出面相救，看来只有设法说动内侍。朱建对一位极受惠帝宠爱的内侍说：“辟阳侯下狱，外人皆云为足下所谗，究竟有无此事？”这位内侍听后，大惊道：“我与辟阳侯素无怨仇，谗他何用？”朱建道：“众口籍籍，难下定论，但恐今日辟阳侯死，明日足下大祸将至！何以见得呢？足下得宠陛下，而辟阳侯得幸太后。今天下重臣，名归陛下，实为太后所握，试想，辟阳侯被诛，太后能放过足下吗？太后不会把皇帝怎么样，难道不会拿你们这些得宠的人出气吗？”内侍顿时吓得目瞪口呆，忙问：“君有何计，能使我免此灾祸？”朱建道：“事到如今，足下只有在陛下面前求情，放辟阳侯出狱，如此太后必感足下，足下亦可得两主欢心，您也将会更加富贵。”内侍听后，点头道：“劳君指教，我一定照办。”朱建见目的达到，便起身告辞退出。
数日后，朝廷颁下诏令，赦审食其无罪，释放回家。审食其出狱后，始知为朱建所救，遂备下重礼，往谢朱建。
这件事，审食其做得还算不错，但问题是他不能未雨绸缪，就难免有杀身之祸了。
淮南厉王刘长，为刘邦少子，他的母亲原为赵王张敖的美人，赵姓。
公元前199年（汉高帝八年）时，刘邦讨伐匈奴，经过赵地，张敖把赵美人献给了刘邦，得刘邦所幸，生子，即刘长。
公元前198年（汉高帝九年），赵相贯高因为觉得自己命运难测，欲谋杀刘邦，事泄之后，赵氏与赵王张敖、赵相贯高等，一齐被捕押在长安。赵氏遂将怀孕的事通过有关的官吏告诉了刘邦。其时，刘邦正因贯高等人的谋杀之事牵怒于张敖，对赵氏未加理睬。赵氏弟赵兼见此，忙往拜辟阳侯审食其，想托他言于吕后。吕后本来就十分嫉妒，听后不肯转告刘邦，审食其也就没有坚持。
不久，赵氏生下厉王，因怨而自杀身亡，刘邦得知后，才觉得后悔，遂将厉王交给吕后抚养，葬赵氏于真定。
公元前196年（汉高帝十一年），刘长被立为淮南王。刘邦驾崩以后，刘长在吕后的抚养下长大成人，渐渐地从母舅赵兼口中得知自己的母亲冤死狱中，辟阳侯审食其不肯尽力救母。自此，他就对审食其怀恨在心，伺机将他杀死。但审食其为吕后宠臣，又是朝廷的老臣，一时无法下手，只有耐心地等待时机。
吕后死后，文帝刘恒即位。刘长自以为与文帝十分亲善，就渐渐地骄横起来，经常不奉法令。文帝觉得他是自己的幼弟，自小失母，就对他格外宽容。公元前177年（汉文帝三年），刘长从淮南来到长安，常与文帝外出射猎，往往与文帝同乘一辇，且不顾名分，直呼文帝为大兄。文帝知道他的性格脾气，也就不与他计较。刘长看到皇帝这样对待他，心中暗喜，心想，我此次来郡，本意就是斩杀审食其，为母报仇。若报于陛下，陛下必定不肯让我杀掉先帝的旧臣，我不如先斩后奏。陛下待我甚厚，我造成了既成事实，皇帝也不会加罪于我。他定下了这个主意，便伺机而动。
一日，刘长在袖中暗藏着铁椎，带领数人，乘车往访审食其。审食其忽闻淮南王来访，不知是什么缘故，慌忙迎到门外，俯首作揖。刘长并不搭话，翻身下车，走到审食其面前，猝然下手，手起椎落，击在审食其头部。审食其未加防备，当时就被击倒在地，脑浆迸裂。刘长立即命令手下割下首级，登车而走。
审食其家人因事发仓猝，救护不及，而且杀人的是皇帝的亲弟弟，也不敢追捕，只好往报朝廷。审食其的家人尚未到达文帝那里，刘长已驱车来到宫前，求见文帝。文帝闻刘长匆忙求见，便传令召入。刘长步入大殿，长跪不起，肉袒请罪。文帝见他这个样子，十分吃惊，忙问：“出了什么事，使你如此惊慌？”刘长道：“臣母前居赵国，与贯高谋杀先帝的事毫无牵连。
辟阳侯明知臣母冤枉，却不在吕后面前全力相救，这是第一条罪状；赵王如意母子，本来无罪，枉遭杀害，辟阳侯得幸吕后，没有设法相护，这是第二条罪状；吕后封诸吕为王，欲危刘氏，辟阳侯又默不一言，这是第三条罪状；辟阳侯身受国恩，不一心为公，专门营私，身犯三罪，未加治罪。现在，臣仅为天下诛贼，上除国蠹，下报母仇！只是事前未曾征得陛下的同意，擅诛罪臣，臣实在有罪，故伏殿自陈，肉袒请罪。请陛下治罪。”
文帝本来就不大喜欢审食其，听到被刘长杀死，也觉得出了一口气。
虽先斩后奏，一则理解刘长为母报仇之心；二则自己现存只此一弟，遂不加治罪，令他赶快回到自己的封地去。
审食其有小聪明而无大智慧，可谋一事而不能谋终身。根据当时的情况，审食其是完全可以预见到自己的结局的，也完全有时间有机会为自己设计出路，但他不能左右逢源，终于在险恶复杂的封建官场上败下阵来，被捶得脑浆迸裂，也可谓是一个典型。
当断不断，自取其乱
在楚汉相争时期，刘邦的大将韩信的势力越来越大。当时的情况是，韩信帮刘邦，则刘邦胜；韩信帮项羽，则项羽胜；韩信自立，则会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因此，当时的许多有志之士都想趁此机会分天下一杯羹。
蒯通想让韩信背汉自立，便对韩信说：“能够听取别人的善意的劝告，就能预见事情成败的征兆；能反复思考，就能把握事情成功的关键。听取意见而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决策失误而能长治久安的人，是没有的。善于听取意见而很少判断失误的人，就不能用花言巧语去迷惑他；智计筹划能够分清轻重缓急、不本末倒置的人，就不能用花言巧语去迷乱他。甘愿做劈柴喂马的差事的人，就会失掉成为万乘之国的主人的机会；现实中很难有所谓“十全十美”的人。无论是选材，还是交友，安心微薄俸禄的人是得不到公卿宰相的高位的。所以办事坚决果断，是聪明人的表现；犹豫不决则是成功的祸害。专在细小的事情上用心思，就会失掉大事，有判断是非的智慧和才能，决定后又不敢决然行动，这是所有成大事的祸根。所以俗话说：‘猛虎犹豫不能决断，不如黄蜂、蝎子的一螫；骏马徘徊不前，不如劣马安然慢步；勇士孟贲狐疑不定，不如凡夫俗子的决心实干；即使有虞舜、夏禹的智慧，如果闭嘴不讲话，不如聋哑人借助打手势更能起作用。’这些俗话是说行动是最宝贵的。所有的事业都是成功难而失败易，时机难以抓住而容易失掉。时机啊时机，丢掉了就不会再来。希望您认真考虑斟酌我的话。”
韩信犹豫不决，不忍心背叛汉王，又自认为功勋卓著，汉王不会夺去自己的齐国，于是谢绝了蒯通。蒯通的规谏没有被韩信采纳，就假装疯癫逃走了。
在刘邦取得政权建立西汉后，韩信备受猜疑，最后被吕后借故杀害。
蒯通的一番话可谓是说出了成功者的基本素质。当断不断，自取其乱，是中国官场上的一句谚语，同时也是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总结。但如何才是正确的断，这就要看人的水平了。韩信并非没认识到应该早下决断，但他不忍心背叛刘邦，这就不是一个纯粹的谋略智计问题了。
大行不顾细谨
《史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意思是说，做大事不要考虑细小的得失，行大义不要害怕小的责备。这的确是千古以来的至理名言。如果处处斤斤计较，处处想做好人，结果只能是妇人之仁，与大事无缘。
陈胜、项梁等人发动起义，各路将领攻城掠地，经过高阳之地的有数十人，但郦食其听说这些人都是一些斤斤计较、喜欢烦琐礼节、刚愎自用、不能听大度之言的小人，于是他就深居简出，隐藏起来，不去逢迎这些人。后来，他听说沛公刘邦带兵攻城掠地来到陈留，刘邦部下的一个骑兵恰恰是郦食其邻里故人的儿子，沛公时常向他打听他家乡的贤士俊杰。一天，这个骑兵回家，郦食其看到他，对他说：“我听说沛公傲慢无礼，看不起人，但他有许多远大的谋略，这才是我要真正追随的人，只是苦于无人帮我引荐。你如果见到沛公，可以这样对他说：‘我的家乡有位郦先生，年纪已有六十多岁，身高八尺，人们都称他是狂生，但他自己说他并非狂生。’”骑土回答说：“刘邦并不喜欢儒生，许多头戴儒生帽子的人来见他，他就立刻当众把他们的帽子摘下来，往里边撒尿。在和人谈话的时候，动不动就破口大骂，所以您最好不要以儒生的身份去向他游说。郦食其说：“我教你这样说，你就只管这样说好了。”
骑士回去之后，就把郦生嘱咐的话告诉了刘邦。
后来沛公来到高阳，在旅舍里住下，派人去召郦食其前来拜见，郦食其到了旅舍，先递进自己的名片，沛公正坐在床边伸着两腿让两个女人洗脚，就叫郦生来进见。郦生进去，只是作个长揖而没有屈身下拜，并且说：“您是想帮助秦国攻打诸侯呢，还是想率领诸侯灭掉秦国？”沛公骂道：“你个奴才相儒生！天下的人同受秦朝的荼毒已经很久了，所以诸侯们才陆续起兵反抗暴秦，你怎么说帮助秦国打诸侯呢？”郦生说：
“如果您下决心聚合民众，召集义兵来进攻无道的秦王朝，那就不应该用这种无礼的态度来对待长者。”于是沛公立刻停止了洗脚，穿整齐衣裳，把郦生请到了上座，并且向他道歉。
郦生向刘邦讲了六国合纵连横所用的谋略，刘邦喜出望外，命人端上饭来，让郦生进餐，然后问道：“那您看我们今天的策略应该怎么制定呢？”郦生说道：“您把乌合之众、散乱之兵全部集合起来，总共也不满一万多人，如果以此来直接和强秦对抗，那就是人们常说的虎口拔牙啊！陈留是天下的交通要道，四通八达之地，仓房中又有许多粮草，是个驻兵的好地方。我和陈留的县令是好朋友，我先去走一趟，劝他前来投降，他如果不愿意，您再发兵去攻打他，我还可以在城内作内应。”刘邦同意了郦生的建议，派他去了陈留。在攻取了陈留后，刘邦封郦生为广野君。
可以说，从小的礼节看，刘邦和郦生都有过失。刘邦不应该对郦生傲慢无礼，郦生也不应该当面顶撞刘邦。但郦生知道刘邦有大志，刘邦也欣赏郦生的直率和见识，两人都重大节，轻小过，才促成了这一段佳话。其实，在现实当中，“大节”和“小节”往往是冲突的，因此难以兼顾。即使从理论讲可以兼顾，又有谁能够做到呢？所以，现实中很难有所谓“十全十美”的人。无论是选材，还是交友，甚至托付终身，只要能从大处着眼，重大节，轻小过，就不会有大错。
随机应变
现在的闹市之中到处都摆着《易经》算命的大摊小摊，孰不知，《易经》所反对的就是“命”，一部《易经》的宗旨，若从预测学的角度讲，也就是教人四个字：趋吉避凶。吉既可趋，凶既可避，人力既可为，何“命”之有？那么，中国人到底怎样处理天命和人事之间的关系呢？
要想用一两句话说清这个问题，当然十分困难，也许用这句话能够略略概括一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中国人还是相信人事的力量的，还是认为可以通过人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的，中国人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有着自己突出的特色。尤其在封建官场上，中国人的随机应变也就成了谋取成功，获得最大利益极为有效的策略。
在中国历史上，不知是因为有了《史记》这部书，还是西汉的史实确实与众不同，反正西汉——尤其是西汉的建立和西汉初年的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讲有着特殊的魅力。例如，围绕着吕后就发生了一系列的耐人寻味的故事。
汉十二年（前195年）四月，汉高祖刘邦在长乐宫驾崩。吕后素怀野心，想趁此机会挟持幼帝，把持朝政。于是，她召来自己的心腹辟阳侯审食其共同商议，最后决定先秘不发丧，借刘邦病重为名，召群臣入宫，受遗辅政，事先伏下甲兵，待功臣到齐，全部诛杀。
然而，事不隔日，此事立即让曲周侯郦商知道了。郦商十分焦虑，恐怕吕后的毒计如果得以实现，功臣被杀不说，一定会导致天下大乱，上危朝政，下祸百姓。为国家社稷着想，一定要设法阻止。他经过仔细思考，决定前往拜见审食其。
郦商见到审食其，让他屏去左右，然后小声对他说：“你将大祸临头了！”审食其突闻此言，吓了一大跳，忙问：“您何出此言？”郦商说：“我听说陛下已驾崩四日了，宫中至今秘不发丧，吕后还要设计尽诛功臣，如果这样，天下定将大乱！你想一想，现在陈平、灌婴统十万兵马驻守荥阳（今荥阳东北），樊哙、周勃领兵二十万在外征讨代地，如果他们听说陛下归天，诸将被杀，就一定会合兵一处，回攻关中。那时，朝中肯定没有人支持你们，而外边的将士又师出有名，皇后、太子还能依靠谁呢？你原为陛下家臣，现又是皇后的心腹，众将定会认为你是此事的参与者，试想，你全家性命还能保全吗？”审食其听后，暗暗感到害怕，但他善于掩饰自己，嘴上仍说：“我绝对不知道这件事，这恐是外边的谣传，待我禀明皇后，便知真伪了。”郦商见自己的话已起了作用，目的已经达到，便告辞退出。
郦商走后，审食其思前想后，越想越觉得郦商的话有道理，坐立难安，于是赶忙入宫报知皇后。吕后见风声已泄，计划根本无法实行，于是随机应变，一面令审食其去告诉郦商，就说此事纯属谣言，令他不可再传；一面发下命令，听任众臣入官哭灵。这场屠戮功臣甚至要引起天下大乱的悲剧暂时没有发生。
在吕后采取随机应变的策略的同时，陈平也随机应变了一次，这才保住了自己的项上人头。
刘邦因征英布时被流矢所伤，病情十分严重。这时。有一个向来与樊哙不和的侍臣，见机便向刘邦进谗道：“樊哙为皇后的妹夫，与吕氏结为死党，我听说他暗地里设谋，待陛下千秋万岁之后，引兵入都，尽诛戚夫人、赵王如意等人，您不可不防！”
刘邦本来就非常宠爱戚夫人，忧虑日后戚氏母子的安危，闻后大怒，不管事情的真伪，立即召陈平、周勃于榻前，说：“樊哙伙同吕后，盼我速死，今命你二人，持诏前往燕地，速斩樊哙，不得有误！”又叮嘱周勃道：“樊哙被斩后，你可代哙为将，讨伐叛王卢绾。”二人闻令大惊，见刘邦盛怒，且重病在身，也不敢问明原因，只得奉命退出，整装北行。
在路上，二人私语道：“樊哙本是陛下的故人，积功甚多，又是吕后的妹夫，事关皇亲贵戚。主上不知听了何人谗言，盛怒之下，欲斩樊哙，难免事毕后悔。我们最好权宜行事，将樊哙擒住后押往京师，请主上亲自发落。”二人议好后，星夜赶往燕。数日后，二人已入燕境，行至距樊哙军营几里处停下，筑好坛，派人持节往召樊哙。此时，樊哙正欲发兵追赶卢绾，听说汉使来召，只得随使来到坛前，跪地听诏。陈平登坛宣敕，才读到一半，突有武士数人，从坛下窜出，乘樊哙不备，将其擒获。樊哙正要挣扎，陈平忙从坛上走下，向樊哙低言数语，樊哙方服绑。二人见目的达到，周勃自去统军，陈平押着樊哙，赶往长安。
陈平押解樊哙，故意缓缓而行。这一天，正在走路，忽然听到刘邦驾崩的消息，陈平怕吕后、吕须迁怒于自己，就令车马慢慢行进，自己打马先行，匆匆入都，直奔宫中，在刘邦灵前跪下，边拜边哭。吕后见陈平已回，忙问樊哙情况。陈平道：“臣奉命往斩樊哙，因念哙有大功，不敢加刑，现已押解来京，听候发落。”吕后听后，方转忧为喜，令陈平下去休息。陈平因怕有谗得逞，固请留在宫中，充当宿卫。吕后见陈平办事有心，当即拜其为郎中令，叫他傅相嗣君。至此，陈平才放下心来，起身谢恩，告辞而出。数日之后，樊哙到都，吕后诏令，赦其无罪，复其爵邑。
吕后可谓是个聪明人，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她善于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具体策略，也就是所谓的善于随机应变。如果不是这样，吕后后来绝对不可能临朝称制七年之久。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成功者，都不是拘泥死板的教条主义者，而是善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进而制定出灵活对策的“实事求是”的人。其实如果我们纵观吕后的一生，我们就不难发现，吕后就是这样一个既坚持不懈又善于随机应变的人，所以，她能取得后来的权势，是有其性格原因的，且是必然的。陈平其人在西汉初年算不上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但因为他善于随机应变，能够八面玲珑，不仅得保首级，还能节节高升。其中的奥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而慎行之。
在一般人那里，随机应变不过是一种小的处世技巧，但在政治家那里，随机应变却是一种大智慧。在这一意义上讲，随机应变不再是一种技巧，而是上升到了策略的高度，即为了完成既定的目的而采取的方式方法。随机应变不再是一个贬义词甚至中性词，而是一个褒义词，它负载着我们自《易经》以来的文化传统，如果我们能够从正面弘扬这一文化传统，我们将会在民族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可谓妇孺皆知，司马相如以辞赋流传千古，卓文君也以大胆追求个人的爱情而名垂后世。
据说，西汉才子司马相如少时贫穷，曾在富豪卓王孙家做客，见卓王孙孀居的女儿卓文君十分美丽，便以琴曲《凤求凰》表达爱慕之心，赢得了卓文君的爱情，卓文君便深夜与司马相如一起私奔。卓王孙一怒之下，不承认卓文君是自己的女儿，司马相如便与卓文君一起当街开了一家酒店，二人亲自招呼顾客，结果，卓王孙因怕丢脸而给予资助。后来，汉武帝的太监杨得意因与司马相如是同乡，就向汉武帝推荐了司马相如，据说汉武帝读了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后，飘飘有凌云之气，司马相如遂飞黄腾达，他们的爱情故事也传为佳话。
我们也许只知道这个美丽的故事，只知道卓文君慧眼识英豪，却不知道卓文君的祖先也曾独具只眼，见人所未见，成就了富甲天下的基业。
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公元前222年（赵代王六年），秦王赢政以王贲为将，进攻代王赵嘉。赵嘉乃赵王迁之子，公元前228年（赵王迁八年），秦将王翦等人率秦兵攻赵，大破赵兵，斩杀了赵将赵葱，赵将颜聚败走，遂克赵国的都城邯郸，俘虏赵王迁。公子赵嘉率宗族数百人奔代地（今河北蔚县东北），被赵国大夫拥立为代王，与燕兵联合抗秦。赵嘉称王六年后，被秦将王贲俘虏，赵国遂亡。
秦国攻灭赵国后，为了防止当地军民反秦，将大批居民及战俘迁徙到荒凉的边远地区。在被迫迁徙的人中，有卓氏夫妻二人。赵亡后，卓氏一家遭到秦兵虏掠，财物被洗劫一空。夫妻二人衣衫褴褛，推着一辆破旧的小车，混杂在被迫迁徙的人群中，步履蹒跚，艰难地向边远地区走去，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在被迁徙的人中，有些人稍稍有些余财，便争着将钱物送给管事的官吏，乞求将他们迁往近处。那些受到贿赂的官吏，也真的格外开恩，便将他们安置在距赵较近的葭萌（今四川广元县西南）地区。
卓氏夫妻二人私下商议道：“葭萌地域狭小，土地贫瘠，难以生存和发展。听说汶山之下，土地辽阔，田野肥沃，地中自然生长着许多大芋，有大芋当粮充饥，至死也不会挨饿。那里的百姓又善于交易，做买卖极为方便，不如我们要求到那个地区去。”商议已定，夫妻二人便向官吏苦苦哀求，乞求官吏将他们迁往远处。官吏们当然颇感惊奇，别人求近，他们却求远，正是十分难得，便没有难为他们，将他们迁往边远的临邛（今四川邛崃）地区。
到了那里，他们夫妻俩就开动脑筋筹划。他们见垦荒耕田，难以发展，便想冶铁致富。卓氏的祖先，曾在赵国冶铁致富，此地山中矿源丰富，恰可冶铁。二人意见一拍即合，计议已定，便往居深山冶铸。二人利用祖上所传的冶铁技术，很快就炼出精铁，然后拿到集市上卖掉。时光荏苒，几年之后，他们开辟的矿区规模越来越大，远近地区购铁的富商大贾纷沓而至，竟至供不应求。很快他们就变成了大富翁，置办了豪华的府第，积蓄了无数的财产，家有奴仆千人，衣锦绣，食珍馐，乘骏马，富贵压倒滇蜀地区居民，享受的田池射猎之乐可与国君相比。
比起上面的例子来，范蠡弃政经商的故事则更为有名。越王勾践为报会稽灭国之耻，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任用范蠡、文种等贤臣整顿国政，终于转弱为强，遂灭吴国，吴王夫差自杀身亡。范蠡侍奉越王勾践，备尝艰辛，勤奋努力，为勾践谋划了二十二年，终于灭掉了吴国。后又向北进兵，渡过淮河，直逼齐、晋，称霸中原，使勾践成为霸主，向中原各国发号施令，范蠡号称上将军。范蠡回国后，认为勾践的为人，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同安乐。便向勾践辞职道：“君主执行自己的命令，臣子实行自己的意愿，我的作用已经完了，我应该走了。”随后即收拾细软财物，与其亲信随从乘船而去。
范蠡浮海到了齐国，改名换姓，自称“鸱夷子皮”，耕种于海边，不辞辛苦，发奋努力，父子二人苦心经营，不久，便赢得了数十万财产。
齐君闻听他才智双全，就要拜他为相国。范蠡喟然长叹道：“居家可以赢得千金财产，做官可以做到卿相，一个布衣平民能够如此，可算是到达顶点了。我还想干什么呢？况且，‘久受尊名，不祥。’”便归还了相印，将他的全部家财，散发给好友及乡亲，带着贵重的财宝，悄悄离开，到了陶邑（今山东定陶县西北），自称为“朱公”。
范蠡居陶，回想起当初贤臣计然为越王勾践制订的七条治国方略，即：“平价售粮，调整其他物价，使市场供应和关卡税收都不缺乏；积贮货物，务求质高、完好、牢固，不要有滞销的弊病；以物相贸易，勿留腐败易蚀之货，不要冒险囤居以待涨价；研究物品的盈与缺，就会了解物品贵或贱的原因；物品贵到极点则反贱，贱到极点则反贵；物品须乘极贵时售出，视如粪土而不惜；物品降到极贱时须及时买进，视如珠玉而惜之；务使财货钱币流通如流水。”思之良久，喟然长叹道：“既然富国之策有七条，越王勾践仅用了其中五条就使国家富强，实现了报仇雪耻的愿望。既然施之于国行而有效，那么，以此来治家也应同样有效，如今我要以此来治家。”
于是，他决定按照计然的策略来经营。
范蠡认为陶邑是天下的交易中心，各国的货物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交流货物是极为便利的。他便囤积居奇，贱入贵出，此卖彼进，运用智巧经商发财，而不靠出卖人力经营。由于贸易有方，不久，便积累家财钜万，富甲天下。范蠡年老后，其子孙承其业，又使家财增之无数。以致人们每当谈论发家致富的富翁时，都盛誉“陶朱公”。
对于卓王孙，司马迁评论说：“富无经业，财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与王者同乐。”其意是说，发家致富没有固定的职业，财货也没有固定的主人；有才干者能够发财致富，不肖之徒则会败家失财。千金之家可与一方列侯比富，巨万家财可以象国君一样享乐。司马迁对卓王孙独特的智慧和超人的成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文种与范蠡一同辅佐越王，结果，文种不识时务，被勾践赐死；而范蠡功成身退，隐姓埋名，先治理产业，后转而经商，随机应变，遂成天下豪富。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范蠡能够以愚为智，以退为进，与时推移，与时俱进，实不愧是中国古代智者的典范。
功高不震主
国家天下是皇帝家的，大臣将军也无非是皇帝家的管家和护院的兵丁。如果你的功劳太大，以至于皇帝无法酬谢你的时候，那可就十分危险了，因为皇帝总不能把自己的家让给你，所以，皇帝就必然会找个借口除掉你，这就是所谓的功高震主；如果你的权力太大，皇帝管不了你，那就更加危险，轻则一人贬官杀头，重则全家全族完蛋，这就是所谓的权大压主；如果你的才能太过突出，把皇帝比了下去，又不懂谦逊退让之道，使皇帝见了你就自我感觉不良好，那你就长久不了，迟早会被寻个由头贬官，只是这类情况的结果比上两类都好一些，这就是所谓的才大欺主。功高震主、权大压主、才大欺主是为人臣的“三大忌”。
春秋战国时期，具有经天纬地之才、匡世济时之略的管仲，总算得遇齐桓公这样一位千载难逢的明主，得以大展雄才。只是有一点。他未把内政权、外交权尤其是军权集于一身，才能得以善终，否则，别说不能施行改革、帮助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恐怕早就身首异处了。
其实，齐桓公也不傻，历史清楚的记载了这一点。
齐桓公对管仲极为信赖，有一天，他在朝堂上对大臣们说：“我想立管仲做我的仲父，不知你们有什么意见。我们现在来表决一下，同意我立管仲为仲父的人进门以后往左走，不同意的人进门以后往右走。”他说完以后，群臣各分左右，入门后站定，唯有东郭牙既不往左走，也不往右走，竟然站在门的正当中。桓公感到很奇怪，问东郭牙说：“我要立管仲为仲父，同意的人往左走，不同意的人往右走，您为什么立在中间呢？难道先生没有听见吗？”东郭牙说：“以管仲的才能可以谋划天下大事吗？”齐桓公说：“当然能。”东郭牙又问：“以管仲的决断能干大事吗？”齐桓公说：“当然能。”东郭牙说：“那好，管仲的智谋足以谋划天下大事，管仲的决断足以干大事情，您现在又要把国家的大权交给他，如果他用自己的智谋才能，凭借着您的威势，来治理齐国，请问，您的政权能不危险吗？”齐桓公听后悚然而惊，对东郭牙说：“您的意见很有道理。”于是，就不再立管仲为仲父，也不把所有的大权交给他，而是让隰朋治理内政，让管仲治理外交，使他们分权并立。
汉朝的开国功臣萧何是刘邦当泗水亭长时的相识，当时，亭长职务是负责处理乡里较小的诉讼案件，遇有大事，便向县里详细汇报，因此与县中官吏十分熟悉。萧何是沛县功曹，与刘邦同乡，又十分熟悉法律，刘邦对他就格外尊重和信服，因此，刘邦每有什么处理不当的事，萧何就从旁指点，也代为掩饰通融，两人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刘邦斩蛇起义以后，萧何一直跟随他，刘邦差不多对他言听计从，楚、汉相争乃至汉朝开国的大政方针，几乎都出于萧何之手，萧何可谓劳苦功高。当然，刘邦对萧何也不是毫无防备之心，但他能较好地处理，没有造成权大压主的态势。
楚、汉战争之始，汉王刘邦令丞相萧何留守关申，辅佐太子刘盈，治理郡县，征集军饷，自统大军东讨项羽。
公元前204年（汉高帝三年），楚、汉两军在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一线对峙，战斗异常惨烈。但刘邦却接连派出数批使臣返回关中，专门慰问萧何。对此，萧何未加注意，而门客鲍生却找到萧何说：“现今，汉王领兵在外，风餐露宿，倍尝辛苦，反而几次派人前来慰问丞相，这是对丞相产生了疑心。为避免生出祸端，丞相不如在亲族中挑选出年青力壮的，让其押运粮食草，前往荥阳从军，这样一来，汉王就不会有疑心了。”
萧何听后，才猛然醒悟，于是按计而行，派了许多兄弟子侄，押着粮草，前往荥阳。刘邦听丞相运来了军饷，并派不少亲族子弟前来从军，心中大悦，传令亲自接见。当问到萧丞相近况时，萧家子弟齐道：“丞相托大王洪福，一切安好，但常念大王栉风沐雨，驰骋沙场，恨不得亲来相随，分担劳苦。现特遣臣等前来从军，愿大王录用。”刘邦非常高兴地说道：“丞相为国忘家，真是忠诚可嘉！”当即，召入部吏，令他将萧家子弟，量才录用。对萧何的疑虑，也因此而解。
为什么有这“三忌”呢？道理很简单，你犯了这“三大忌”，皇帝总不会把他家让给你，所以你就危险了。因此，中国传统的政治家们在看清了这一点之后，就不那么勇往直前了，而是要先给自己留条后路。只是留后路的方式多种多样，或明或暗，或隐或显，或是激流勇退、功成身退，或是激流勇进以进为退，不一而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历史上，那些后路留得越好、越巧妙的政治家，往往官做得越大、越稳。这看似滑稽，其实大有深意。
桃李不言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是一首妇孺皆知的诗，其中表达了对李广的无限赞扬和期待之情。
然而，又有多少人真正知道李广的不幸遭遇呢？李广是抗击匈奴的“飞将军”，但直至白首未得封侯，最后自杀而死，真如有人所说的是“李广与功勋无缘”吗？实在不是他的命运不好，而是因为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使然。不过，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为李广立传，这是千百个万户侯也无法比拟的。李广不言，后人怀之，又哪里是当时的那些权贵所能预料的呢？
司马迁为李广作传，融进了自己的酸甜苦辣和身世之慨，的确是一篇“无韵之《离骚》”。且看《李将军列传》中的一段。
李广将军是陇西成纪人。他的祖先李信，就是在秦朝时做将军、曾经抓获太子丹（燕国的君主）的那个人。李广的祖籍在槐里，后来迁移到了成纪。李广家世世代代传授学习射箭的技艺，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规模入侵萧关，李广以良家子弟的身份参军抗击匈奴，因为他非常善于骑马射箭，杀敌时斩首和虏获很多，便做了汉朝的侍郎。李广的堂弟李蔡，也做了汉朝的侍郎。二人都做了武骑常侍，按官职享俸禄八百石。
李广曾随从汉文帝出行，有过冲锋陷阵、攻敌以及与猛兽格斗的事迹。
汉文帝说：“可惜呀你没遇到适当的时候，假如让你生在高祖争夺天下的时代，封个万户侯难道还在话下么？”
到汉景帝刚即位时，李广做陇西都尉，后又调做骑郎将。吴楚七国叛乱时，李广做骁骑都尉，跟从太尉周亚夫进击吴楚军，李广夺取了敌军的军旗，立功扬名于昌邑城下。但因为梁王授给李广将军印，回到朝廷后，没有获得奖赏。后又调为上谷太守。
李广每天跟敌人交锋打仗，典属国公孙昆邪对皇上哭着说：“李广的才气，天下无双，可是他凭着自己的才能，屡次与匈奴正面作战，时间长了，恐怕会失掉他。”于是皇上就调他为上郡太守。李广曾做过陇西、北地、雁门各郡的太守，都以奋力作战而闻名。
匈奴大规模侵入上郡，天子派一名受宠幸的宦官跟随李广到军中练兵，抗击匈奴。一次，这位宦官率领几十个骑兵放马奔驰，碰上了三个匈奴人，跟他们打了起来。三个匈奴人转身放箭，伤了这个宦官，把跟随他的骑兵也射杀得快完了。这个宦官跑到李广那里把事情告诉了他，李广说：“这一定是射雕的能手。”于是立即亲自率领百名骑兵前往追歼那三个人。三个人失掉了马步行，已走出了几十里，李广命令他的骑兵分开左、右两冀包抄，而李广自己射那三个人，杀死了其中的两个，活捉了一个。果然是匈奴中善于射雕的人。
李广把他捆好上马，忽然看见远处有数千名匈奴的骑兵。他们看见李广，认为是诱骗他们的骑兵，都很吃惊，急忙上山布阵，李广的一百名骑兵都非常害怕，想驰马逃跑。李广说：“我们离部队好几十里，现在就这样凭一百名骑兵往回逃，匈奴如果追射我们，就全完了。假如现在我们停下不动，匈奴必然以为我们是大部队派来引诱他们的，一定不敢袭击我们。”
于是李广命令众骑兵说，“前进！”众兵前进，在不到匈奴阵地二里左右的地方停了下来，李广下令说：“全部下马，解下马鞍！”他的骑兵说：“匈奴人多而且很近，一旦有紧急情况，怎么办呢？”李广说：“这些匈奴人认为我们会逃跑，现在全部解下马鞍来表示不逃，用来坚定他们认为我们是诱骑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匈奴骑兵就没敢出击。
有一个骑白马的匈奴将领出来监护他的士兵，李广跨上马跟十几个骑兵奔向前去，射杀了匈奴的白马将，而后回到他的骑兵中，解下马鞍，命令士兵全都放开战马，卧在地上。这时，正赶上黄昏，匈奴始终对他们感到奇怪不解，不敢出击。半夜的时候，匈奴也以为汉朝有伏兵在旁边，打算夜里攻取他们，因此都带兵离去了。天快亮了，李广才回到他的大军之中。大军因为不知李广他们的去向，所以没有跟从。
过了很久，汉景帝死了，武帝登位，皇帝左右的亲信认为李广是名将，应该重用，因此李广从上郡太守的职位调到朝廷做了未央宫卫尉，程不识也被任命为长乐官卫尉。程不识过去与李广同以边防太守的职衔率领军队驻守边防。到了进击匈奴的时候，李广行军没有严格的部队编制和行列阵势，到有好水草的地方就驻扎，部队驻扎后，人人自便，不用敲击刁斗巡查的方法来自卫。军中办公机构书写公文、登记册子等事很简化，虽然他也使哨兵在较远的地方警戒，但从没有遇到过祸患。程不识严格地管理部队的行军、驻营、列阵，敲击刁斗巡查，军中办公的官员治理文书一直到天亮，将士不能休息，然而也未曾遇到祸患。程不识说：“李广治军十分简单省事。但是如果敌人仓猝之间来侵犯，却是无法阻挡的。可是他的战士也安逸快乐，都乐意为他效命。我治军虽然制度烦琐多事，但是敌人也不能侵犯我。”
在那时，汉朝边境上李广和程不识都是名将，然而匈奴惧怕李广的谋略，士兵也多愿意跟随李广，以跟从程不识为苦。程不识在汉景帝的时候因多次直言规谏，做了太中大夫，为人正直，谨于法度。
后来，汉朝用马邑城引诱单于，派大军埋伏在马邑旁边的谷中，李广被任命为骁骑将军，受护军将军韩安国的统领。其时，单于发觉了汉朝的谋略，率军离去，汉朝的军队全都没有立功。
从那以后四年，李广从卫尉调为将军，由雁门出发攻打匈奴。匈奴的兵多，打败了李广的军队，活捉了李广。单于听说李广一向贤能，下命令说：“抓到李广必须活着送来。”匈奴的骑兵抓了李广，李广当时受伤很重，他们把李广放在两马中间，结了个网兜，让李广躺卧在里面。走了十几里，李广装死，斜眼看见旁边有一少年骑着一匹好马，李广突然跃起窜上那少年的马，推落了少年，取过他的弓，鞭马向南飞奔。跑了几十里，集合了其他散余的军队，于是带领他们进入关内。匈奴又派数百骑追捕李广，李广边逃边取出那少年的弓，射杀追兵，因此才得以逃脱。于是逃到汉朝，汉朝廷把李广交给法官处理，法官判处李广的军队损失众多，自己又被敌人活捉，论罪为斩头，李广出钱赎罪，免于死刑，降为平民。
李广在家里闲居了几年，隐居山野，常在蓝田南山中打猎。曾经夜里带着几个随骑出门，跟人在田野间一同饮酒。回来时走到霸陵亭。守亭的尉官喝醉了酒，大声喝斥，阻止李广。李广的随骑说：“这是从前的李将军！”亭尉说：“现在的将军尚且不能夜行，何况是从前的呢！”
就把李广扣留，宿在驿亭下。没过多久，匈奴侵入汉朝边境，杀死了辽西太守，打败了韩安国将军。此后韩将军调到右北平，死在了那里，于是天子就召来李广，任命他为右北平太守，李广马上请霸陵亭尉跟他一同前往，到了军中就把亭尉杀了。
李广为人正直廉洁，得到赏赐，就分给他的部下。吃饭喝水都跟士兵在一起。李广一生中，做俸禄二千石的官有四年，但他家里却从来没有多余的财产，一直到死也不谈置办家产的事。
李广身材高大，有象猿一样灵活而长的臂膀，善于射箭是他的天赋。
即使是他的子孙或别的什么人向他学习射箭，也赶不上李广。李广口吃，说话少，跟人在一起闲呆着的时候，就在地上画出布阵的行列，从高处向宽窄的行列放箭，用射箭来赌酒。他把射箭当做游戏，一直到死。
李广率领军队如果到了缺粮断水的地方，发现了水，士兵不全都喝过，李广不接近水；士兵不全都吃过，李广一口不尝。他对士卒宽大、不严酷，士兵因而乐意被李广所用。李广射箭，见到敌情紧急，不在数十步之内，估计射不中，就不放箭，放箭就让敌人随着弦声而倒下。因此，李广率兵多次受到敌人的围困和逼迫，他射猛兽也曾被猛兽扑伤。
过了不久，石建死了。于是皇帝下诏书令李广代替石建做郎中令。
元朔六年，李广又做了后将军，跟从大将军卫青，从定襄出发攻击匈奴。
众将领大多因斩了敌人的首级，俘获敌人的人数达到了朝廷行赏的标准，凭着功劳得以封侯，然而李广的军队没有立功。此后三年，李广以郎中令的身份率四千骑兵从右北平出发攻打匈奴。博望侯张骞率领一万骑兵跟他一同出发，分道进军。前进了大约有几百里路，匈奴左贤王率领四万骑兵包围了李广。李广军中的士兵都很恐慌，李广于是就派他的儿子李敢前往冲击敌人。李敢只带了几十个骑兵，一直穿过匈奴的阵地，从左右两侧冲了回来，告诉李广说：“匈奴容易对付！”军士们才安定下来。李广布成圆形的阵势，所有的人都面朝外。匈奴也不敢攻击，箭就象下雨般地射来。汉军的战士死亡大半，箭也将要射完了。李广于是命令士兵拉满弓但不要射，而李广亲自用大黄强弓射杀了匈奴的副将。一连射死好几人，匈奴就越来越懈怠了。这时，正赶上日落，双方的官吏、士卒都面无人色，李广却神色不变，跟平时一样，更用心地整顿军队。李广军中的人，从这以后更佩服他的英勇。
第二天，他们又奋力作战，这时博望侯的军队到了，匈奴的军队这才解围离去。汉军因为太疲乏，没有追击。这时，李广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罢兵返回。按汉朝的法律，博望侯行军迟缓，在约定会合的日期之后才到达，应判死刑，他出钱赎罪，被降为平民；李广军队所立的军功与应得的惩罚相抵，所以没有受赏。
当初，李广的堂弟李蔡跟李广都在汉文帝时做官。汉景帝时，李蔡积累功劳做到二千石的官。汉武帝时又做了代国的国相。在元朔五年作为轻车将军，跟从大将军出击右贤王，有功，按国家行赏的标准，封为了乐安侯。元狩二年中，代替公孙弘为丞相。李蔡的为人是下等里的中等，名声在李广之下太远了。而李广却得不到封邑，官位也只不过在九卿之列。
李广曾跟望云气以测凶吉的先生王朔私下交谈，李广说：“自从汉朝抗击匈奴以来，我李广没有一次不在其中，然而许多校尉以下的官员，才能赶不上中等人，可是因抗击匈奴立功而得到封侯的有几十人，而我李广不在人后，竟然没有因为积累下一点功劳而得到封邑，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我的相貌不应当封侯吗？还是本来命定的呢？”王朔说：“将军你自己想想，难道曾有什么遗憾的事吗？”李广回答：“我过去做陇西太守的时候，羌族人曾起兵反汉，我使他们投降，投降的有八百多人，我假装同意他们投降，而在同一天把他们都杀了，到今天为止，最大的遗憾只此一件事了。”王朔说：“没有比杀戮已经投降的人更大的灾祸了，这就是将军您为什么得不到封侯的原因啊！”
卫青像此后两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大规模地进军攻打匈奴。
李广屡次亲自请求随行参战。汉武帝以李广年事已高，没有答应。过了好久，才答应了这事，任命他为前锋。这一年正是元狩四年，李广跟随着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出了关塞后，卫青捕到了一个俘虏，得知了匈奴首领单于的位置，就亲自率领精兵去追单于，却命令李广的军队合并到右将军的部队中去，从东边出击。东路稍微绕远，而卫青他们大部队的道路上，水草很少，势必不能屯兵宿营。李广请求说：“我本来是前将军，如今，大将军下令调我从东路出兵。且我从年轻束发时起就一直与匈奴作战，今天才得到了一个与单于对战的机会，我愿意担当先锋，先与单于拼一死战。”
而大将卫青暗中受了皇帝的告诫，认为李广年纪巳老，命运不好，不要让他与单于对战，怕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而这时公孙敖刚刚失掉封侯，担任中将军跟从大将军出击匈奴，大将军想让公孙敖跟自己一起与单于作战，以便建立功劳，恢复封爵，所以调开了前将军李广。李广当时也知道这些内情，因此，坚决地向大将军拒绝这个命令。大将军不听，命令长史写了一道命令，直接送到李广的军部，并说，赶快到右将军的军部去，照命令上所说的办。李广没向大将军卫青辞行就起程了，心里特别生气地来到军部，率领军队与右将军赵食其会师从东道出发。
军队没有向导，有时迷失了道路，在与大将军约会的日期之后到达。
大将军与匈奴交战，单于逃跑了，未能捉获他，只得回军。向南前进，横穿沙漠，遇到了前将军。李广见了大将军，就回到自己的军中。大将军派长史拿着酒饭馈赠李广，借机询问李广、赵食其迷失道路的情况。
卫青准备上书报告天子有关军事的详情，李广不予回答。大将军派长史马上督责李广军部的僚属前去对质听审。李广说：“众校尉都没有过错，是我自己迷失了道路，我现在就亲自到大将军的军部上报军情。”李广对他的部下说：“我从年青束发的时候开始，跟匈奴打了大大小小的七十多次仗，而今很幸运地跟从大将军出征，有了跟单于交战的机会，然而大将军又调开了部队，从东路出击行军绕远，而且又迷失了道路，这难道不是天意吗？况且我李广已经六十多岁了，终究不能面对那些执法官吏的审问了。”说完就抽出刀来自杀了。
李广军中的军士、大夫、全军上下都痛哭失声。老百姓听说了这件事，无论认识他的还是不认识他的，也不论是年老的还是年幼的，都为他流了泪。而右将军赵食其被单独交给了执法官吏，罪当斩，他出钱赎罪，降为平民。
太史公说：“《论语》上说：‘为官的人本身行得正，即使没有命令，人们也会跟你去做；为官者本身行为不正，即使有命令，人们也不会遵从。’这话说的正是李将军吧。我看到的是，李广老实憨厚得像个乡下人，嘴不善于说话。但等到他死的那天，天下人无论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的，都为他的死感到极度悲哀。
那忠诚的心，真是被士大夫所信任啊！谚语说：‘桃树李树虽然不说话，但树下自然地被踏出一条小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话说的虽然是小事，却可以说明更大的道理。”
这是《史记》中诸多著名人物的传记中十分优秀的一篇，记叙了西汉名将李广的的战斗生活，赞扬了他抗击匈奴的卓越功绩。司马迁以具体生动的事例，描述了李广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英雄本色，塑造出了血肉丰满的“飞将军”形象。同时，作者也记叙了李广长期遭受压抑、最终被迫自杀的不幸遭遇，揭露了任人唯亲、贪功诿过的真实面貌。叙述时虽不着一句议论，但字里行间却渗透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体现出他对李广遭遇的同情。而末尾的评语，更可见他对李广的由衷敬仰。
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李广虽白首未得封侯，但多少万户侯早已沉入历史的尘埃，倒是这位身无爵位的李广却能够名垂青史。
贞洁烈女
贞妇烈士是为人们所赞扬的，人才也好比贞妇烈士一样，只有具备了这种品格，才可堪信任。但是，要想识别贞妇烈士一样的人才，却需要有超常的见识和宽广的胸襟，否则，即使有真正的人才，也不会为你所用。
西汉曹参做宰相的时候，很懂得用礼节对待贤人，他让著名的辩士蒯通做了他的上宾。有个人想向蒯通推荐贤士，便对蒯通讲了下面的话。
从前，齐王田荣非常怨恨项羽，打算起兵背叛他，便首先劫持齐国的士人，有不服从的，便杀死。齐国有两个处士，一个叫东郭先生，一个叫梁石君，也都在被劫之列，勉强服从了田荣，等到田荣败死之后，二人以为自己顺从田荣是丑事，便一同到深山中去，隐居不出来。有个客人对蒯通说：“先生在曹相国那里，收拾遗漏，举发错误，显扬贤人，齐国没有人能和先生相比的了。你既知道梁石君、东郭先生是俗人所不及的，为什么不把他们推荐给曹相国呢？”
蒯通说：“对。臣的家乡有个妇女，和邻居中的诸母非常要好。一天，她的婆婆夜里丢了一块肉，以为是她偷吃的，便发起怒来，把她赶了出去。第二天早晨，那个妇女要走的时候，到要好的诸母处辞行，并把这件事告诉了她。诸母说：‘你先慢慢地走，我去叫你家人追你回来。’于是，她拿了一束麻，到失肉的那家讨火，说：‘昨天傍晚我们的狗得了一块肉，众狗互相抢夺，弄得死掉了，讨个火去煮了它。’失肉的那家听了这话，便慌忙追他的媳妇回来。她并不是游说之士，她只是用借火的办法，使那个被驱逐的妇人回来罢了。虽然事物都有相互关联的地方，不过，事情要做得恰到好处，我去讨火于曹相国。”
于是便去见曹相国说：“有的妇女，丈夫死了三天便嫁人，但也有幽居守寡不肯出门的，你如果娶夫人，要那一种呢？”曹相国说：“娶不嫁的。”蒯通说：“照这样说来，选臣子，也是如此啊！现在那东郭先生、梁石君都是齐国的英才，居于深山之中，不肯嫁人，也不曾卑躬屈膝地求官做，臣很愿意您派人聘他们来。”曹相国说：“敬遵命。”就去聘二人来做了上宾。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贤与不肖各归其类。战国时期，淳于髡在一天之内就向齐宣王推荐了七个贤人。齐宣王也许觉得太多了，便对淳于髡说：“我曾经听说，方圆千里才有一个贤人，百代之中才出一个圣人，就是这样，人们还认为太多了，仿佛一个接着一个似的，可你一天之内就向我推荐了七个士人，这士人是不是太多了一点呢？”淳于髡说：“不是这样，鸟有翅膀，可以一起飞翔，野兽有腿脚，可以一起奔跑。如果到草木丛生的地方去寻找桔梗和柴胡，那是终生也找不到的；但要到万里远的梁父山之北去采集，就可以用车子来装载。所以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道理很简单，因为我是贤人，所以大王要从我这里寻找贤人，那就如往河中舀水；用燧石取火一样。我不仅觉得不多，还正准备再给您推荐贤士，哪里仅限于七个人呢？”
有一天，楚威王问莫敖子华说：“从先君文王一直到我这代，其中是不是有不图爵位的封赏、俸禄奖励而只为国家命运担忧的人呢？”莫敖子华说：“像我这样的人恐怕还不能知道这样的事情。”楚威王说：“您要是不知道。别人就更无从说起了。”莫敖子华说：“我不知道您要问些怎样的人。这其中有为官清廉、为国担忧而又安于贫困的；也有为提高他的爵位、增加他的俸禄才肯为国担忧的；更有刎颈剖腹，以死殉国的；也有不图功名利禄而为国担忧的。”莫敖子华滔滔不绝地说了这些，楚威王问：“先生说的实有其人吗？”
莫敖子华说：“从前，令尹子文穿着黑粗绸做的衣服，平常家居时穿的是鹿皮做的袍子（注：皮衣在当时是下等衣服），天还没亮就上朝，天黑了才回家吃饭，而且吃了早饭不考虑有无晚饭，家中没有一月的存粮。所以安于贫困、为官清廉而又为国家担忧的人，就是令尹子文。从前，叶公子高出身在村野，而有擎天之才。他平定了白公之乱，安定了楚国的局势，使先君的德业弘扬到方城之外，四境不受侵扰，声名不为诸侯所辱。在那时，天下诸侯不敢兴兵南犯，叶公子高也因此得封地六百畛。所以说为了提高他的爵位、加厚俸禄才肯为国担忧的人，就是叶公子高。从前，吴国与楚国战于柏举，两军对阵之间，莫敖大心拍着车夫的手叹息说：‘唉，你啊！楚国亡国之日到了，我将要深入吴军之中，你能打倒一个敌人，抓住一个敌人，以此来帮我，楚国也许还会有希望。’所以说那种折颈剖腹，双眼一闭永远离开人间，不求一己之利，而为国家担忧的人，就是莫敖大心。
莫敖子华意犹未尽，接着如数珍宝地说：“从前吴国与楚国战于柏举，三战而吴军攻入郢都，楚王从郢都逃出，大臣们也跟他一齐逃走，老百姓都流离失所。焚冒勃苏说：“我如果披甲执戈，冲向强敌而战死，不过是等同于一个小卒而已，不如往诸侯国去求救兵。于是他带着干粮，悄然出发，翻过高山，越过深溪，走破了脚底，磨伤了膝盖，七天后来到秦国朝廷。他站着一动不动，只是昼夜哭泣，过了七天还没有让他见秦哀公。他滴水不沾，终于晕倒在地，人事不省，秦哀公听说后，急忙跑来看望，连衣冠都来不及穿戴整齐。哀公用左手捧着焚冒勃苏的头，右手用水润他的口，焚冒勃苏才醒来。秦哀公问：‘你是什么人？’焚冒勃苏说：‘我是新获罪于秦的楚国使臣焚冒勃苏。吴国与楚国在柏举交战，三战而吴军攻破了郢都，楚国国王从都城逃出，大臣也都跟着跑了，老百姓流离失所，楚王命令我来报告失败的消息，并请求救兵。’秦哀公回头看了一下焚冒勃苏说：‘我曾经听说一个大国的国君，如果冒犯了一位义士，对其国家也是不详的，说的就是你这种人吧。’于是，秦王派出兵车千乘，士兵万人，大败吴军。所以说，那种劳累身体、愁苦心志而为国担忧的人，就是焚冒勃苏了。从前吴国与楚国战于柏举，三战而吴军攻入郢都，楚昭王从郢都逃出，大臣们也跟他一齐逃走，老百姓都流离失所，蒙谷离开战阵，逃回郢都，说：‘如果楚国尚有司君在，楚国还是有希望的。他进入楚宫，背起法典顺江漂浮而下，一直逃到了云梦。等楚昭王返回郢都，百官们因无法典为据，无法处理国事，民间纷乱频生。这时蒙谷把法典献上，百官执典为据，百事俱得安排。蒙谷献典的功劳，可以与保全国家的功劳相比，因此楚王对蒙谷封爵赏田。蒙谷发怒说：‘我蒙谷不但是君王的臣子，也是国家的臣子，只要国家不亡，我还怕没有国君吗？’于是，他离开朝廷，隐居于磨山之中，至今还没有爵位。
所以说，那种不图爵位封赏而能为国担忧的人，就是蒙谷了。”
楚威王听到这里，叹息说：“这些都是古时的人了，现在的人哪会有这样的精神呢？”莫敖子华说：“过去楚灵王喜欢细腰的人，楚国的百姓便节食，身体弱得靠着东西才能站直，扶着东西才能站起来。食物本是人之所欲，但有人就是忍着不吃，死是人厌恶的，但有人就是死而不避。我听说，‘那些爱好射箭的君王，他的臣子也都学习射箭’，大王只是不爱好贤才罢了，如果君王真的喜爱贤才，像上面所述的五个臣子那样的人，都可以让他们来到您的跟前。”
“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王爱贤才，则贤才毕至；王爱小人，则小人云集。楚威王不从自身找原因，反而埋怨身边没有贤人，实在是本末倒置、糊涂之至。莫敖子华历数古代楚国的贤人，实际上就是对楚威王无形的讽刺和揭露，楚威王不悟，反而感叹自己的朝廷里没有贤人，不知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其实，愿娶不嫁之妇的道理在战国时期就已经为人所接受了。
陈轸曾给秦王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个楚国人，他有两个妻子，有人调戏那个年长者，挨了骂；调戏那个年轻的，却得逞了。后来，她们的丈夫死了，有人问那个调戏者说：‘你愿意娶哪一个呢？’那人说：‘我要娶那个年纪大的。’别人不解地问：‘年纪小的答应了你，而年纪大的痛骂了你，你为什么要娶年纪大的呢？’那个调戏者说：‘她是别人的妻子的时候，我希望她答应我，她是我的妻子，我则希望她骂那些调戏她的人。’”
娶妻如此，选取臣子也是这样，那些朝秦暮楚的人是万万相信不得的。三国时期的吕布有万夫不挡之勇，但因为没有一定的主张，不能忠心报主，做了“三姓家奴”，那些试图笼络吕布的人，到头来反为所害，吕布也成为“妨主”的典型，最后被曹操所杀，是其必然的下场。因此，愿娶不嫁之妇与招纳重视忠臣烈士，实是家国一体的至理。
公私要分明
人非圣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这本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问题是有些人因自己的爱好而因私废公，就不可取了。汉文帝却能够做到偏私不偏袒。也算是贤明的君主了。
记载西汉历史的史书上说：汉文帝任用申徒嘉为宰相，申徒嘉为人正直，汉文帝很器重他。当时有一个郎官叫邓通的，很受汉文帝的宠幸。
有一次申徒嘉上朝，看到邓通在文帝旁边，依仗文帝的宠幸，形态轻浮态度怠慢，申徒嘉随即就向文帝进谏说：“您喜欢哪个臣下的话，最好是赏赐他财物，让他生活富裕甚至豪华，也就足够了。至于在朝廷中的礼节，则不能不严格遵守。”等到退朝之后，他立即在宰相的府衙中起草了一封文书，叫邓通来宰相府衙，并且声称：“如果不肯来，就可以立即把他杀掉。”邓通看到文书之后，非常害怕，就向文帝求救。文帝知道申徒嘉是在拿朝廷的礼数来教训邓通，而邓通也确实犯了朝廷的律条，只好让他去见宰相。
邓通到了宰相府上，摘下帽子、脱了鞋子，脑袋像捣蒜似地向宰相赔不是。申徒嘉教训他道：“朝廷是最讲究礼法的地方，你一个小臣竟然敢在朝廷上十分轻狂，犯了‘大不敬’的重罪，按律条应当斩首。”于是就命令武士拉出去，要将邓通斩首。邓通吓得只管磕头赔罪，脑袋都磕出了鲜血。申徒嘉的愤恨还是没有消解。文帝估计邓通已经在宰相那里磕头赔罪了，这才派手下的人拿着自己的凭信去传邓通上朝，同时向宰相道歉，申徒嘉这才放过了邓通。邓通回到文帝身边，痛哭流涕地说：“我几乎被宰相给杀了。”
汉文帝宠幸邓通，使邓通敢于在朝廷上当着大臣的面放纵怠慢。这件事当初发生的时候，不能说文帝没有过错，而当申徒嘉直言论罪、依法处置邓通的时候，文帝一点也没有袒护邓通，明知道宰相要治他死罪，还让他冒死赔罪，使得宰相能有申斥邓通的机会，邓通也不敢在宰相盛怒的时候再依仗文帝的宠幸继续放肆了。如果不是圣明的君主，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生男生女都一样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里这样写道：“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这是说杨家姐妹得宠，皆列土分封，光耀门户。这是对当时皇帝昏庸、政治腐败的讽刺，但我们可以借白居易的话来看看中国女子的作用，他们有时并不比男人逊色。
齐地有一个名叫淳于意的人，家居临淄，曾做过太仓令（掌管城中粮仓的官吏）。他的医术十分高明，就辞官前往同郡阳庆处学医。三年后学成，于是辞师回乡，为人治病。
因淳于意医道高明，治好不少疑难病症，所以名声远扬，求医的人也越来越多，每日门庭若市，应接不暇。淳于意医术虽高，但日接百人，日久天长，就感到十分劳累。有时为避烦扰，淳于意故意离家出游，有时好长时间才归来。因此，当地有些病重的人，因得不到良医治疗往往死亡。病人家属遂将怨气指向了淳于意。时日长了，积的怨就越来越多，他们蓄意找他的麻烦，这就给淳于意带来了一场灾难。
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十三年）初，有人向官府告发淳于意，说他借医欺人，轻视生命，草菅人命。地方有司依告将他捉拿入狱，判处肉刑，因淳于意曾为太仓令，地方官未敢擅施刑罚，于是上报朝廷。朝廷诏令，将他押赴长安。
淳于意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临行时，不由地叹道：“生女不生男，急时无所用！”他的小女缇萦，听了父亲的叹言，一股救父之气油然而生。当即收拾行装，不顾众人的劝阻，随父入都，设法相救。
一到长安，淳于意立即被下入大狱。缇萦暂住馆舍，苦思良久，并无良策，只好拼死上书，替父赎罪。汉文帝是个较为开明的君主，他听说有少女上书，觉得非常惊奇，忙令左右呈上，展开一看，只见书中写道：“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判肉刑，妾暗自感伤，死者不能复生，经肉刑者不能复原，虽欲改过自新，也已没有机会。妾愿自没入官婢，以赎父罪，以使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文帝阅毕了她的奏章，动了恻隐之心，一个弱女子有如此的孝心，而且肉刑也显得实在过于残酷了。文帝手持缇萦的奏章，沉思了良久，遂提笔写了两道诏书：一诏写道：特赦淳于意无罪，可挈女回家。”一诏写道：“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过为善，而又无道可行，朕甚怜之！肉刑可使人断肢体，刻肌肤，终身难复，使人痛苦且不道德，这岂是为民父母者的本意？现令废除肉刑，以它刑代之！”
丞相张仓、御史大夫冯敬奉诏，遂将黥刑改为苦工，将割鼻改为笞三百，将断肢改为笞五百。自此，汉代肉刑皆被废弃。
其实，这类事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过。齐景公有一棵心爱的槐树，他派官吏小心地守护着，还在树的周围栽下了木桩，悬挂上木牌，上面写着他的命令：“如果触碰了槐树的就判刑，伤害了槐树的就要处死。”
有个人不知道这条命令，喝醉了酒，碰伤了槐树。景公知道后说：
“这是第一个违犯我命令的人，要把他处死。”于是，便派官吏把他抓起来，准备严加惩处。
这个醉汉的女儿是个十分有智谋的人，她找到晏子的家，向晏婴的守门人说：“我是住在城外的一户人家的女儿，虽然不能满足相国的愿望，但请求在婢妾的行列中充个数。”晏子听了这样的禀报，笑着说：
“难道我是贪恋女人的人吗？为什么年老了还有女子来私奔我呢？虽然如此，其中必有缘故。”于是令人叫那女子进府。
那女子进了相府的大门，晏子远远望见她说：“奇怪啊！她好像怀着很深的忧愁。”便把她叫到跟前询问：“你在为什么事情忧愁啊？”那女子回答说：“大王在槐树前悬挂木牌，说触碰槐树者判刑，伤槐树者处死。我父亲不知道大王的命令，喝醉了酒，不慎碰伤槐树，官吏要治他重罪。我听说，贤明的君主管理国家，不减少臣下的俸禄，也不增加国家的刑罚，还不因为个人的怨恨破坏国家的信誉；贤明的君主不因为禽兽而损害百姓的利益，不因为草木之故伤害禽兽，也不因为野草而伤害庄稼，这是因为贤明的的君主懂得尊卑贵贱的缘故啊！现在，大王因为一棵槐树被碰伤就使我孤苦无依，这道命令的实行实际上是给齐国增加了新的法律。我听说，勇猛的人不依仗人的力量而跟单弱的人较量，贤明的君主不背人之常情而任意妄为。比如说，一个人收拾鱼虾，只要去掉腥臊气味就可以了，同不能在漆黑的夜里自己睡觉而让别人正襟端坐一样。发号施令，假如可以有利于国，对后世有好处，我的父亲就是死了也值得，但大王的命令却根本不是这样的，仅仅因为树木被碰了一下，就给我父亲治罪，这样的做法实在使我担忧，这样做会破坏国家的制度，有损国君仁义的美德，如果邻国一旦得知，就会说我们的国君爱树木而轻贱人命，难道可以这样吗？”
晏婴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说：“这样做确实是太过分了，我会为你在大王面前进言的。”说罢，就派人送这位女子回家。
第二天，晏子将这事报告了齐景公，并说：“用尽百姓的财力来满足自己的嗜好欲望，推崇玩乐，把它弄到了威严不可侵犯的地步，做倒行逆施之事，伤了无辜之人，这是自古以来的贤明君主所极力避免的。现在，大王竭尽百姓的财力，使自己的饮食器具十分华美；您在树下悬牌明示，使其享有君王一样的威严，这就是倒行逆施的证明。触犯槐树的人要处罚，伤害槐树的人要判刑，这样一来，赏罚不公，名实不符，残害百姓也太深重了。大王如果再继续实行这种邪僻的行为，我真怕这样下去您不能再治理国家和百姓了。”
齐景公听了，恍然大悟，就立即命令取下牌子，取消了这项法令。
女儿救父的事在中国历史上时有发生，但最著名的还是上述缇萦救父的故事。一个弱不禁风的少女，为了使自己的父亲不至于遭受无法挽回的断肢割鼻的肉刑，竟然敢于上书皇帝，这在当时确实是十分不寻常的。而汉文帝也确实是一位开明的君主，为缇萦的一片真情所感动，终至废除了肉刑。二人虽一是平民，一是皇帝，却同因一事而名垂青史，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历史上，改变刑罚的事并不少见，何以唯独缇萦救父为人们传颂？也许，女人做出成绩，更容易得到大家的承认吧。
汉武帝的晚年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在如云烟过客般的芸芸帝王中，唯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几个封建皇帝还常常被后人提起。这四位皇帝，文治武功，各有所长，往往被看做封建帝王的代表。
秦皇是指秦始皇，他统一全国，建立了完整的封建国家，其开创之功不容堙没；汉武指汉武帝，他雄才大略，也好大喜功，把中国的封建社会推向了一个发展的高峰；唐宗指唐太宗李世民，他勇武仁爱，善于纳谏，被看做是理想明君的象征；宋祖指宋太祖赵匡胤，他统一中国，加强文治，在中国的政治史上也算是个划时代的人物。
但他们并非完人，不仅不是完人，在某些历史时期，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还是昏庸嗜杀的暴君。尤其是一些能够得享天年的君主，晚年更是昏聩暴虐。说来也很有意思，翻开帝王谱看看，封建帝王能够长寿的很少，一般来说，能够中寿而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也许真是上天有眼，不让封建皇帝们一个个地长寿，因为他们一旦得享遐年高寿，晚年往往作恶多端，不仅祸乱宫廷，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就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似乎也逃脱不了这一规律，别的不说，汉武帝的晚年就很值得研究，我们不看他给人们带来了多少灾难，只看看他的糊涂残暴就很受启发了。
汉武帝生逢其时。他即位之时，汉朝正处于上升时期，前面的“文景之治”也为他铺好了继续发展的道路，因此，武帝上台之后，整顿军队，起用将领，消除边患，开疆拓土，应当说做了一番事业，当然，随之而来的也有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一面。但他做了五十多年的皇帝，到了晚年，可就“晚节不终”了。
汉武帝像武帝年轻时就相信长生不老之术，晚年之际，就更加迷恋。在太始和征和年间，他数次东巡，仿照秦始皇派徐福去东海求仙，企图得遇神仙。但神仙缥缈，踪迹难寻，反遇连年水涝旱灾不断，五谷不收，把武帝弄得心情更加郁闷。
征和元年的一天，年纪已显衰老的武帝在建章宫中闲坐，恍惚中看见一个男子，佩带宝剑，直闯进宫来。武帝惊觉，连忙喝斥武士拿下，但随侍左右的武士并未看见那男子，遍搜建章宫，也不见踪影。唯独武帝说亲眼看见，绝无虚假。武帝责怪守门的官吏失职，诛杀了几个人，又派兵搜索上林苑，仍未拿到。最后关闭城门，挨家挨户地搜查，冤枉者不少，真犯始终未能拿获。搜到这个份上，也只得作罢。
武帝本来就相信神仙鬼怪之事，经这次闹腾，更不怀疑，认为有人暗中施弄巫术，要谋害他，于是就引用方士巫师，清除巫蛊。因此，只要有门路可钻，方士巫觋们都辗转引荐，出入宫廷。一个堂堂的皇家宫殿，成了鬼蜮的世界。
武帝正在疑神疑鬼之际，忽有一个囚犯上书，告发丞相公孙贺及其儿子曾使巫婆在宗祠中祷告，咒诅宫廷，并把木偶人埋在去甘泉宫的大路边，武帝看罢奏章，勃然大怒。原来，丞相公孙贺的夫人是汉武帝的皇后卫夫人的亲姐姐，其子公孙敬声行止不端，后来竟擅自挪用军饷一千九百万钱，被人揭发后遭到逮捕，系押狱中。公孙贺爱子心切，想把公孙敬声救出来。这时恰巧有阳陵侠客朱安世来到都城，到处作案，一直拿不到他。其实，衙门公差大都与朱安世相识，只是因为朱安世杀富济贫、仗义疏财，大家全都暗中护持，不愿拿他归案。公孙贺就上书要求以朱安世换出儿子，武帝也答应了。于是，公孙贺给公门捕差下了死命令，如果拿不到朱安世，即以包庇窝藏罪处死。捕差无奈，只得给朱安世说明情况，把他送给公孙贺。朱安世冷笑说：“丞相要害我，恐怕自己一家先是难保了。”
朱安世在狱中上书，告发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并施巫术咒诅宫廷。武帝阅奏后立即逮捕了公孙贺一家，交给廷尉杜周审办。杜周是有名的酷吏，乐于罗织罪名，牵连构陷。杜周先把阳石公主坐进案中，阳石公主是武帝的亲女儿，与诸邑公主是同父异母的姊妹，诸邑公主是卫皇后所生，与卫皇后的弟弟卫青的儿子卫伉为中表亲，卫伉本承袭了父亲的爵封，后因犯罪被削封，多少有些怨言。就这样，杜周全部网罗坐罪，入狱囚系。公孙贺父子毙死狱中，卫伉被处斩，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也不得再生，均被武帝下诏杀死。
一件巫蛊案，死了六七人，其中有绝无干系之人，更有武帝的亲生骨肉，但武帝不仅不自悔残暴，反以为杜周办理得宜，多有褒赏。丞相空缺，由涿郡太守刘屈牦担任。此时汉武帝已年近七十，在中国封建帝王中，已算是很长寿的了，但他仍恐不能延年，时时处处寻求延年益寿之方，经常派人访求吐纳导引之法。他曾在宫中铸一巨形铜像，高二十丈，用手托盘，承接早上的露水，名为仙人掌。再用所得露水调和玉屑药物等，每日取作饮料。在今天看来，这虽属荒诞可笑，但对调理人体也不无好处。汉武帝本来身强力壮，精力充沛，自然延年，本非难事。
怎奈封建帝王几乎无不好色者，长期淫乱，必然伐空体性，难保长久。
汉武帝先宠爱陈皇后，因陈皇后不能生子，又移宠卫皇后，卫皇后年长色衰，再宠爱王夫人和李夫人。王、李二夫人病逝之后，又有尹姬和邢姬争宠后宫。据说，尹婕妤和邢女井娥两人都长得十分漂亮，但为避免争宠吃醋，武帝从不让他们两人相会。一次，尹婕妤忍耐不住。请求武帝让她们见上一面，比比看谁更漂亮。武帝知道尹婕妤比不上邢女井娥，就派宫女梳妆顶替。两人相见，尹婕妤一眼就看出她是宫女假扮的，越发激起了她的好奇心，非要与邢女井娥相见不可。等到邢女井娥出来，虽是便衣淡妆，却是丽质照人。尹婕妤见了，半晌目瞪口呆，等邢女井娥走了之后，才俯首低泣。从此之后，两人不再会面，后人称之为尹邢避面。
至于钩弋夫人，更有奇特的传说和身际遭遇。据说汉武帝北巡渡过黄河，见有青紫之气缭绕天空，武帝觉得奇怪，就找方士询问。方士说：
“青紫纠结，此间必有奇女子！”武帝命人搜寻，果如其言，在河间查到了一个赵姓女子，艳丽绝伦。奇怪的是两手自胎中生下就不能伸开。武帝命人按摩推拿，无一人能使他伸开手指，武帝纳闷，就亲自动手。谁知无需费力，赵女的手指随着武帝的手一下子就伸开了，手掌中各握着一个玉钩。武帝非常惊奇，当即把她载在车后，带入后宫。并在宫中专辟一处，供她居住，称做钩弋宫，称赵女为钩弋夫人，亦名拳夫人。
过了一年多，钩弋夫人生下一子，取名弗陵，升钩弋夫人为婕妤。
据说钩弋夫人怀孕十四个月才生下孩子，上古时期的尧母也是怀孕十四个月才生尧。所以汉武帝又把钩弋宫称为尧母门。生弗陵之时，武帝已近七十，人们都说此时武帝已无力生子，定是钩弋夫人通晓黄帝的素女之术，能使武帝返老还童，老蚌生珠。
后来武帝杀死了太子，立弗陵为太子，但他怕子少母壮，将来必思干预朝政，决定将钩弋夫人杀死。武帝就故意对钩弋夫人寻隙斥责，钩弋夫人脱簪谢罪，竟使武帝发怒，令左右把她牵出送入掖庭狱中。钩弋夫人临走之时，频频回顾，意态可怜。汉武帝则说：“快走快走，你恐怕是活不成了。”当晚，就下诏赐死狱中。
武帝因宠幸钩弋夫人，又兼年纪已大，渐觉病邪侵体，特别是前次见男子佩剑入宫，遍搜不得，至今不忘，再加上公孙贺案件，赐死亲生二女，也是心神不安，如此一来，便觉精神恍惚。一天在宫中睡午觉，忽然梦见许多木偶小人，手拿木棰，舞动击打，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惕然而醒。醒后尚心惊肉跳，久久不能平静。
恰在这时，江充求见。江充靠告密起家，心狠手辣，深得武帝的信任。江充原是赵王彭祖的门客，他曾经得罪了赵王，怕赵王治罪，便逃到汉武帝那里，揭发赵王与姐妹通奸，赵王因此获罪削爵。武帝见江充形貌壮伟，言辞便给，就拜他为直指使者，专门督察近臣贵戚的过失。
一次，江充跟随武帝到甘泉宫去，路上遇见太子家人驾车在中道行驶，便拦车扣截，太子知道后，急忙向他求情，要他不要报告，但江充还是报告了武帝。武帝以为他忠直，说“人臣正该如此”，便升他为衡水都尉。这时武帝见了江充，告知他梦中的情景，江充深深地懂得武帝的心里，便趁机断定是巫蛊所为。武帝一听，正中下怀，就派江充代为查办。
江充正好乘机使奸，他引用几个胡巫，到处胡挖乱掘。一旦挖出木偶，即逮捕讯问。其实江充挖出的木偶，都是他让巫师们事先埋好的。为了体察主意，邀功请赏，江充用烧红的烙铁烤烙官民，逼他们承认埋藏木人，诅咒宫庭。起初被捕的官民不肯承认，但总因耐不住严刑逼供，最后大多自诬供认，这样，前前后后被江充害死的人达数万之多。
这时江充正得势，他便为自己的后路考虑。江充有多件事得罪了太子，一是弹劾太子家人，一是卖直干宠，再者他制造蛊巫冤狱，诛杀大众，太子也颇有怨言。江充知道，一旦太子即位，自己非被诛戮不可，因此，他要趁自己得势的时候搞垮太子。
太子刘据为卫夫人所生，生性谨厚，愿意代人减罪免狱，颇有声名。
武帝起初很喜欢他，但后来觉得他才具一般，不似自己，所以不太满足，多亏卫夫人提醒，要他曲承皇上的意愿，才未被废。江充利用武帝的这种心理，伙同黄门侍郎苏文谗毁太子。
一次，太子进宫去谒见母后，很长时间没有出来，苏文就主动地对武帝说：“太子终日在宫中不出，恐怕是与宫女们厮混吧！”武帝没有答腔，只是把东宫妇女二百人拨给太子。太子觉得事情不对，留心调查，才知道是被苏文谗毁，由此就更加注意检点，不敢稍微大意。苏文又与小黄门常融勾结，让他伺机进谗。一次，武帝生病，让常融去传召太子，常融回来说，太子听后面有喜容，等太子进来，武帝发现太子的脸上尚存泪痕，这才知道常融陷害太子，把他推出斩首。
江充见计谋受挫，认为更应抓住武帝欲求长生、信奉神巫的心理去作文章。他暗中派一个名叫檀柯的胡巫向武帝报告，说宫中有蛊气隐现，如果不赶快清除，皇上的病是很难好的。武帝一听，果然相信，立刻派江充留宫中挖蛊治理。
江充手持诏书，与按道侯韩说、御史章戆、黄门苏文及胡巫檀柯进宫挖蛊，别处挖出的不多，唯独皇后、太子宫中，掘出了许多木人，特别是太子的宫中，还掘出了帛书，上面写着一些邪乱难解的文字，显然是符图，江充不问青红皂白，当做证据，扬言说要奏告皇上。
太子并未埋藏木偶，但如今被挖掘上来，百口难辩，他知道武帝的脾气，当即就慌了手脚，不知如何应付。连忙召来少傅石德，向他问计。
石德知道其中的利害，恐怕受牵连被诛，就向太子献计说：“前丞相公孙贺父子及两位公主就是因受此罪的牵连而被诛杀，现在从你的宫里掘出了木人帛书，即使明知陷害，那也是无法辩明的了。如今之计，不如先抓住江充等人，问清事实，再想办法。”太子惊问道：“江充等人是拿着皇上的诏书来的，难道能擅自逮捕吗？”石德说：“皇上在甘泉宫养病，不能理事，奸臣敢这样胡为，定是欺蒙了皇上，若不从速发兵，岂不要重蹈秦朝太子扶苏的的覆辙吗？”太子听这么一说，也觉得有理。只是未加任何布置准备，就假传圣旨，征调武士，捉住了江充。韩说等人战死，苏文、章戆却逃往甘泉宫。
太子处死了江充，烧死了胡巫檀柯，并派人持节入未央宫通报太后，打开宫中的武库，令人守备长乐宫门。
苏文等奔回甘泉宫，说太子已经造反，江充等人已被捉去。汉武帝此时还算明白，对苏文说：“太子生变，恐是为江充掘出巫蛊之事，快把他叫来，我要查问清楚。”使者临去之时，苏文对他连使眼色，使者既明白苏文的意思，又恐被苏文杀掉，不敢去传召太子，落得卖个情，就在甘泉宫外躲避多时，复回来向武皇说：“太子确已谋反，不仅不愿前来，还差点把我杀掉。”
武帝闻言大怒，马上命令丞相刘屈牦发兵拘捕太子，又下诏命令都城近郊各县的兵马均归丞相指挥。刘屈牦接到命令，即刻发兵攻打长乐宫。太子闻报，想不出其他办法，假借皇帝命令尽赦都城里的囚徒，令他们武装作战。由石德及宾客张光率领，分兵迎敌。一边又到处宣称说，皇上病危，奸臣作乱，要大家领兵讨逆。两边都是皇帝的名义，群臣不知是真是假，茫无头绪，也不敢妄动，只得暂时观望。
太子与丞相督兵交战，打了三天三夜，仍未见胜负。直到第四天，武帝驾到建章宫，事情才弄清楚，原来是太子矫诏，子伐父亲。大臣武将仍纷纷帮助丞相，讨伐太子，就是市井民间，也纷纷传言太子造反。
太子越来越危急，连忙跑到护军使者任安那里，给他赤节，令他发兵。
任安平时与太子十分交好，当面不好推辞，便收下了赤节，但跑到军内，再不出见。太子没有办法，又让都中的百姓当兵作战，打了两夜，终于兵败，石德、张光也被杀死。
太子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逃往城门，城门本早已关闭，碰田仁当值，他见太子带着两个儿子，情状可怜，不忍捉拿，就放他出去了。丞相刘屈牦追到城边，查明是田仁放走了太子，当即就要处斩田仁。御史暴胜之止住他说：“田仁是二千石的官，不能擅自斩首，应当奏明武帝再行处置。”
武帝听说太子逃走，暴怒异常。不仅杀了田仁，还追查暴胜之为什么袒护田仁，吓得他自杀了，甚至连护军使者任安私自受节，并未发兵也被逮捕，关入狱中，候日腰斩。武帝又收了卫后的印绶，卫后大哭一场，上吊而死，卫氏家族，全被杀死，包括太子的妃妾，也全部自杀，至于随同太子造反的东宫官吏，也全被处死。
武帝诛杀了这么多人以后，尚不解气，发诏缉捕太子，群臣没有敢进谏的，惟有壶关三老上书说：“江充只不过是一布衣，陛下把他当做忠诚之士大加任用，以致江充处处假借皇帝的旨意，迫害太子。江充狡诈虚伪，极善掩饰，使得太子进不能见到皇帝，退则被乱臣困扰。过去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皆知，如今又要谗毁太子，太子结冤无告，身处危急之中，不得已而杀江充，只求自保而已，并无邪心。”武帝看了这道奏章，也多少有些悔悟，但尚未下定决心赦免太子。
太子逃到湖县，藏在泉鸠里，那里的人虽留住了太子，但家境却十分贫困，无法供给。太子便写信给湖县的一位朋友，觉得他家境殷实，可以帮忙，谁知竟因此走漏了风声。地方官前往拘捕，围住泉鸠里，太子见走投无路，便上吊自杀。太子的两个儿子同泉鸠里人一起抵抗，也都被杀死。
此时，汉武帝未必想杀太子，但太子既已被杀，也不能再行反悔，只好照原来的许诺，照常封赏了那些捉拿太子的人。武帝这才有所认识，派人调查江充等人挖木偶的事，不久即查清楚，多是江充等人弄虚作假，迎合自己。武帝怒极，诏令灭了江充的全家。
太子死后，汉武帝的儿子们争谋代立，此祸才消，彼祸又起。真是人生如泡影，富贵如幻梦。正如明朝崇祯皇帝所说：“愿世世勿生帝王家！”
希望延年益寿以至成仙，本是人之常情，并非怪诞，只是常人怀此希望，也只是希望而已，并不能兴师动众去供他驱遣。但如果是皇帝如此，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无限的欲望，加上无限的权力，那就会生出无限的祸患来。尤其到了晚年，越是长寿，就越是怕死；越是建立过功业，就越想占有一切，乃至想成佛成仙，长生不老，秦穆公是如此，秦始皇是如此，汉武帝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历史上的其他皇帝，虽不如他们那样求仙若狂，但宠信方士、吞丹服药者则大有人在！
人性的贪婪是可怕的，做了人间皇帝尚嫌不足，还想得道升仙：如果真能成为仙佛，他只要还是人，就一定还嫌不足，正所谓欲壑难填！
贪欲如无权力的限制，恐怕会吞噬整个人类。
不过，历史的发展毕竟还有可靠的一面，皇权虽属无限，一旦滥用，也往往引火烧身，这在中国历史上已被无数次地证明过了。
汉武帝晚年糊涂，其症结在于宠信方士，信奉巫术，又兼刚愎自用，暴戾恣睢。如果究其根本原因，汉武帝晚年的糊涂暴戾的性格，主要是因长生巫术引起的心烦意乱所致。可见，贪欲是引起祸乱的根源。
家国一统
忠与奸，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易混淆的，但有的时候却很难区分。说他奸，他却是全心全意地为国家社稷着想，乃至为某一姓一族效力，不论从哪一层意义上讲，都应当算作忠臣；但说他忠，他却又大权独揽，往往超越了人臣之礼，实在是大奸有余。其实，这并非做人自相矛盾，而是封建专制观念给人规定了这么一个进退两难、左右不得的尴尬处境。
西汉武帝、昭帝、宣帝时期的著名权臣霍光就应算是这类人物。看看霍光的一生经历及身后诸事，对我们理解历史，理解现实，都有很多好处。
霍光在意愿上想做忠臣，但却往往做出一些奸臣的事来，有些并不是霍光的错，而是封建正统观念给人设定了一个两难的处境：家与国的统一与背离。在一定情况下，家与国是统一的，忠于皇帝一家，就是忠于国家人民；但在很多情况下二者是背离的，这就出现了上述的矛盾。在宦海之中，霍光并不以功业胜，但他的生前身后的遭遇，却是极具特色，看看霍光，你会觉得在某些方面或许是意味深长的！
在中国历史上，秦皇汉武与唐宗宋祖并称，这几位皇帝，不论文治还是武功，确实都有其不容埋没之处。就拿汉武帝刘彻来说，他弥除边患，开疆拓土，制定礼乐，兴倡儒术，确是一位英明的天子。但汉武帝晚年奉仙信巫，屡次东游，企望得遇神仙，并因此蔽塞视听，使太子刘据被迫造反，弄得皇后自杀，太子自缢，宫廷多为鬼魅，给宫廷乃至国家人民带来了灾难。在继承人问题上，武帝处理得并不出色。刘据自缢以后，武帝尚有三子，其中最受武帝喜爱的是钩弋夫人所生的少子弗陵。
弗陵长相性格均很象武帝，武帝就准备让弗陵即位。但他恐怕主少母壮，将来必定会干预朝政，为了免蹈刘邦时期吕雉专权的覆辙，武帝先处死了钩弋夫人。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选择辅佐少主的顾命大臣了。
经过千思万虑，觉得眼前只有两人忠诚可靠，足以嘱托大事，一是奉车都尉霍光，一是侍中驸马都尉金日。只是金日是胡人出身，恐怕难以服众，不如把这意思先告诉霍光，让他预先知道这件事，好做思想上的准备。于是，武帝特让小黄门绘成一幅图画。找了个机会，把这幅图画赐给了霍光。
霍光是汉代著名的军事家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弟弟，先是由霍去病带入都城，从郎官做起，陆续升官至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在宫禁供职二十多年，从来都是小心谨慎，没有犯过什么过失，所以深得武帝的信任。这次承蒙皇帝赐图，拜受回家，打开一看，是周公房（此字为上面一个“户”
字，下面一个“衣”字）图，便知道是武帝想让自己象周朝的周公辅佐少主成王一样辅佐将来的小皇帝。这是皇上对自己的巨大的信任，既不便推辞，又不能公开宣扬，只能默默地接受，等将来少主登基时再说。
武帝见霍光并未奉还周公房（此字为上面一个“户”字，下面一个“衣”字）图，也感到欣慰。又过了一年，武帝因游五祚宫感风寒而病，自知不能再起，便召霍光。霍光问道：“陛下倘有不测，究立何人为嗣？”武帝说：“你难道不知道以前我送给你的图画的意思吗？我已决定立少子为嗣，你就做汉朝的周公吧！”霍光慌忙说：“我不如金日合适。”
此时金日正好在旁边，立刻回答说：“我是胡人，如果辅佐幼主，那比霍光可差远了！”武帝说：“我知道你们两人一向恭敬谨慎，忠厚可靠，就听我的顾命吧！”武帝又颁出诏书，立少子弗陵为太子，封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为车骑将军，上史桀为左将军，与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五人一起辅政。武帝传授顾命的第二天，就驾崩五祚宫。
在这五位顾命大臣之中，除上官桀外，其余四名都是很有名的老臣，唯有上官桀的发迹，有些特殊。上官桀是上人，由羽林期门郎升至未央厩令，替皇上喂养管理宫廷马匹，他见武帝经常到马厩看马，就把马喂得格外肥壮。恰逢武帝生病，好多日不到马厩中去，上官桀就懈怠了，马逐渐的瘦下去。等武帝来到马厩一看，十分生气地对上官桀说：“你以为我再也看不到马了吗？”上官桀慌忙向武帝叩头说：“臣闻圣体不安。
日夕忧惧，所以无心喂马，乞陛下恕罪。”武帝却以为他忠诚，不但将他免罪，还提升为骑都尉，后因捕人有功，又升为太仆。上官桀的为人，至此可见一斑，他日后的结果，也是由他的性格而决定的。
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当时才八岁，朝中的大小事宜，全由顾命大臣的领袖霍光主持。霍光也可谓恭谨忠诚，为防不测，就搬进殿中居住，走到什么地方，坐在什么地方，都有一定之规，不敢稍有改动。因此，虽然昭帝年幼，国家倒也太平。
由于昭帝母亲已被汉武帝处死，霍光考虑到宫中的其他嫔妃都不可靠，昭帝的饮食起居无人照料，就把昭帝的大姐鄂邑公主召进宫去，加封为盖长公主，让他日夕伴驾照料。谁知过了几个晚上，半夜里忽然有人跑到霍光那里报告，说是殿中有怪异出现。霍光正在合衣而卧，闻报急忙起身，来到殿中。霍光认为殿中御玺最为重要，急忙把掌管御玺的尚符玺郎召来，向他要玺。尚符玺郎不给，霍光来不及细说，就要向他怀中夺取玉玺，尚符玺郎按住剑说：“臣职所在，宁死不肯私交！”说完，就退了下去。霍光命令殿上不得胡乱喊叫，违令者斩，等到天明，也没有什么怪异。到了上朝，霍光承制下诏，加尚符玺郎俸禄二等，并说：“你能如此守住御玺，我还有什么担心的呢？”自此以后，大家都佩服霍光的公正无私。
不久，燕王刘旦等人谋反。燕王刘旦与广陵王刘胥，都是昭帝的哥哥。刘旦虽然有学问，但性子过于傲慢，刘胥勇武，但过于爱好游猎，所以武帝没让他们继承帝位。当武帝死的消息传到刘旦那里时，他并不悲痛，而是对旁边的人说：“这书信丞封太小，恐怕说不尽话，难道是朝廷上有变故吗？”于是一面托言探丧，一面了解朝廷的情况，等知鄂邑公主也已入宫后，就说未见遗嘱，恐立嗣有诈。于是，刘旦派使臣向昭帝请求在各个诸侯封国建武帝庙，霍光敏锐地觉察到刘旦可能有别的企图，没有同意，只是给刘旦、刘胥和盖长公主加了封地。刘旦却傲慢地说：“按照长幼顺序我应当为天子，还用得着别人赏赐我什么东西吗？”
当时就与中山哀王之子刘长，齐孝王之孙刘泽互相勾通，诈称受了武帝的诏书，勤修武备，以防不测。不久，他就向封地内的人宣布，说霍光所立并非武帝之子，应当即位的是自己，希望天下人一起来共同讨伐。
然后让刘泽起草檄文，到处散布。不料刘泽来到齐地，竟被青州刺史隽不疑逮捕，又有人告发刘泽谋反，于是，隽不疑飞报朝廷，朝廷派人稍加审讯，就弄明了真相。刘泽被杀，刘旦也因连坐受诛。霍光认为昭帝刚刚即位，不宜杀死亲兄长，只是让他认罚了事。
不久，顾命大臣金日染病身亡，他的两个儿子年幼晓事，昭帝曾把他俩召入宫中，与他一同起卧游玩，感情很好。等金日死后，其中的一个儿子承袭了父亲的爵位，昭帝就向霍光请求把另一个儿子也封为侯爵，霍光说没有先例。昭帝说：“封不封侯，还不就凭你我的一句话吗？”霍光板起脸说：“高祖曾经说过，没有功的人不能封侯。”昭帝吓得不敢做声了。霍光的正直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第二年，霍光被封为安陆侯，上官桀被封为安阳侯，霍光的权势越来越大。就在这时，有人偏偏向霍光进言说：“难道大将军没有听说过高祖时候的吕雉的故事吗？高祖死后，吕雉及吕氏宗族专权，并不任用刘氏宗族，最后在天下人面前丧失了威望，失去了人心，所以全部被诛杀。现在将军你作为顾命大臣的领袖，辅佐少主昭帝，地位高，声望重，权势大，却唯独不与刘氏宗室共同，没有刘氏宗室的人出来号召天下，将来怎么能免于祸患呢？”霍光听了以后，既感到震惊，又立刻醒悟，对那人说：“谢谢先生的指教，我一定照办。”把元王的孙子刘辟强召入宫廷，封为宗王。
在昭帝十二岁的时间，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想把自己才六岁的女儿送入宫中，希望成为皇后，就去找霍光商量。上官安本以为霍光是自己的岳父，自己的女儿是霍光的亲外甥女，霍光是不会阻拦的，没想到霍光一口回绝，认为孩子太小，不宜入宫。上官安一看无回旋的余地，只好想办法去求助别人。
上官安想了好久，终于找到一条门路，就跑到盖长公主家里找到了门客丁外人。原来，盖长公主的丈夫早逝，公主不耐孀居，门客丁外人美貌多才，为人狡猾。又善于趋奉公主，于是男有情，女有意，两人就勾搭成双，几乎不避人耳目。后来霍光让盖长公主入宫服侍昭帝，两人就无法见面了，盖长公主常常请假，而且晚上住在家里，不愿回宫。霍光觉得很奇怪，派人一打听，才知是这个缘故。霍光为了让盖长公主安心服侍昭帝，索性让丁外人入宫值宿，成全他们。上官安找到丁外人密商，丁外人一口答应，立刻去向盖长公主游说，盖长公主本打算把故周阳侯的女儿配给昭帝，可为了情夫的欢心，只好答应。不久，上官桀的女儿被迎入宫，封为婕妤，既而被立为皇后。由于这些诏令都出于中宫，霍光也没有办法，再说也没违反什么条例，霍光虽不满意，也未多加考虑。
上官安却是官运亨通，很快就升为车骑将军。上官安由此十分感激丁外人，想说通霍光，封丁外人为侯爵，霍光无论如何都不答应。上官安无奈，只好让父亲上官桀去说情。上官桀与霍光是顾命大臣，又是儿女亲家，更是莫逆之交，谁知霍光还是不答应。上官桀无奈，便降格以求，说是封个光禄大夫也好。霍光勃然怒道：“丁外人无功无德，怎好得封官爵，请你不必再说了！”上官桀碰了一鼻子灰，从此深深地怨恨霍光。盖长公主因为情夫得不到爵位，也十分怨恨霍光，他们内外照应，想除掉霍光，而霍光尚不知道，只是按自己的意思去做。不久，昭帝突然下诏，封上官安为桑乐侯，食邑五千户。霍光事先并不知道这件事，但觉得上官安是皇帝的岳父，也不算违例，也就未加过问。而上官安却十分傲慢，有一次，入宫侍宴，罢宴回家以后，向门客夸耀道：“我今天与女婿一起饮酒，很是高兴，只是我的女婿服饰很豪华，而我家的用具器物，还不得相配哩！”说着，就要把旧有的家俱一概烧光，多亏门客劝阻，才未烧成。
太医监充国无故入殿，按照律条，当处以死刑。充国是上官安的外祖父最为宠爱的人，上官桀便去找霍光求情，霍光仍不允许。上官桀无法，只好去求盖长公主，盖长公主交出了二十匹马替充国赎罪，充国才减罪免死。自此以后，上官桀父子就更加痛恨霍光，感激盖长公主。
上官桀父子认为，从前和霍光一样，都是顾命大臣，现在反而每件事都要受霍光管辖制约，实在太不公平。于是，他们就广结宫廷内外的宦官大臣，想趁机除掉霍光。尤其是燕王刘旦，因未得地位，总觉心怀不满，御史大夫桑弘羊的子弟多有失职，也对霍光怀有怨望，再加盖长公主作为内援，在上官桀看来，确是万无一失。
正在这个时候，霍光到广明去校阅羽林军，上官桀就想发难，但想来想去还是无法准备力量，不能保证事变成功。于是上官桀就和桑弘羊秘密商量，诈以刘旦的名义，上书弹劾霍光。奏疏写道：
我听说大臣霍光在外出校阅羽林军时竟令先行官预先准备食物，模拟天子的出游仪式。把没有功的大将军杨敞任命为搜栗都尉，又擅自调益幕府校尉，专权自恣。我怀疑他有不正常的举措，所以愿意把我的符玺归还朝廷，回到宫里保卫皇上，以免奸臣忽起事端，皇上遭遇不测。事关紧急特此派快马传给皇上。
昭帝看后，竟无动静，霍光听说有人弹劾，十分恐慌，第二天上朝，不敢进去，只在殿西画着周公房（此字为上面一个“户”字，下面一个“衣”字）图的那间房子里坐着。昭帝未见霍光，就派人宣他进殿，霍光跪地免冠谢罪。昭帝说：“我知道你没有罪，请戴上帽子起来吧。你到广明校阅羽林军往返才十多天，燕王刘旦怎能得知，又怎能写信送来。
况且你如果有不臣之心，又何必用校尉。这明明是有人谋害将军，假造此书。我虽然年少，也不至于如此愚昧。”群臣听了，无不惊服。
昭帝催促捉拿上书人，上书人就是桑弘羊，闻讯后逃到上官桀的家里躲避，当然无法捉到，偏偏昭帝又连日催办，上官桀使内臣在昭帝跟前说霍光的坏话，昭帝发怒说：“大将军是当今的忠臣，先帝嘱托他辅佐我，如有人再敢妄说是非，便即处斩。”昭帝从此只亲近霍光，不理上官桀。上官桀忧愤交加，计无可出，竟与儿子上官安商议了几次，想联络盖长公主及燕王刘旦，假意应许刘旦做皇帝，刺死霍光废了昭帝，自己身登皇位。
盖长公主同意了上官桀的计划，刘旦得书后也十分高兴，准备事成后与上官桀共享富贵。刘旦的相国劝谏说：“前次结谋，事泄未成。现在将军上官桀秉性轻浮，车骑将军上官安又少年骄恣，恐怕不能成事。
即便侥幸成功，上官桀也反复无常，不能相信。”刘旦不听，坚持起兵。
就在这时，燕国都城里妖里妖异之象纷至沓来。天忽大雨，有一长虹倒垂井中，井水竟被吸干。天上又有鸟鹊争斗，纷纷坠死池中。又有群鼠噪嚣殿门，跳舞而死。什么城门无故自开、城上无故起火、大风吹折城楼等等，不一而足。刘旦有一善于占卜的门客，他报告刘旦说：“今年恐怕有大臣被诛。”刘旦正在恐慌之间，忽有急报传来，说是上官桀谋泄，已被逮捕。是燕国派去的使臣，也被抓获了。
原来，盖长公主答应上官桀请霍光喝酒，在席间刺死他，上官桀父子以为计出万全，万无一失，都高兴得忘了形状。群党在议论这件事的时候问上官安说：“一旦废了昭帝，您的女儿上官皇后怎么办？”上官安发怒道：“迫逐鹿犬还顾得上兔子吗？”这消息从盖长公主处和上官安家里露出来，辗转传达，竟让霍光得知。于是，先把上官桀父子诱入宫中，立即斩杀，又拿住桑弘羊，亦即杀死，其余党徒也一并逮捕。至于燕王刘旦，两次谋反，决无再生之理，受诏自缢而死，从死的妃子有二十多人。盖长公主闻变自杀。
昭帝十八岁举行冠礼，朝政由霍光秉公主持，还算平静，但昭帝于二十一岁病死，且无后嗣，立君又成了大问题，广陵王是昭帝的哥哥，霍光不愿立他为君，大面上的理由是因为武帝没有看中他，且不是昭帝的下一辈，实际上恐怕考虑到广陵王年纪已大，立为皇帝后无法驾驭，决定立武帝的李夫人之孙昌邑王刘贺为皇帝。
刘贺是个纵情声色、荒淫无度的人，专好游猎，半日能骑马奔驰三百里。一日，刘贺看见面前有一只白犬，项下似人，股中无尾，而左右的人却偏偏并未看见。龚遂劝谏说：“这是暗示左右的人如犬戴冠，如不悔悟，恐要亡国了。”不久，刘贺又独见一大白熊入宫，龚遂又说：
“野兽入宫如入无人之境，是说宫室要空了，这是凶兆。”未几又见血染席中，龚遂哭道：“血为阴象，阴象上升，宫室要空了。”等长安使臣到来，刘贺半夜得书，才看到数行，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一帮狐朋狗友都来趋奉。第二天，刘贺启程，独自一人策马跑在前面，沿途搜掠妇女，劝阻无效。
刘贺即位以后，十分荒唐，毫无人君的样子，朝野上下深以为忧。
霍光受群臣委托又联络杨敞等人，在朝会上忽然发难，借上官皇后的名义，历数刘贺罪状，把刘贺削去王号，另给食邑两千户，仍使居昌邑。
只是刘贺的那帮帮闲小丑二百多人，全被绑赴市曹斩首，有人大喊：
“当断不断，自取其乱！”意思是悔不当初杀霍光。
立君又成了大问题，有人提出，唯有武帝曾孙刘病已，流落民间，据说其美丰仪，通经术，有才具，年已十八，可立为君。据说在这一年，泰山大石自立，上林苑中大柳树叶虫食成文，也辩认出“公孙病已立”
字样。这皆是皇帝起于民间之兆。霍光主持迎立了刘病已，是为宣帝。
当时，霍光坐在宣帝的身边替他赶马车去祭拜祖庙，宣帝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感觉是“如芒针背”，等换了张安世驾车后，他才安心。其实，这一方面反映了霍光的权威之大，另一方面也为霍家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宣帝尚未立后，当时许多人都打算让霍光的小女儿做皇后，可宣帝却下令访求故剑，大家明白，这是宣帝不忘贫贱之交，只好立宣帝在民间时的结发夫人许氏为皇后。照例应该封许氏的父亲为侯，但霍光认为他已受过宫刑，是微贱之人，不能违例封侯。宣帝争执不过，只好作罢。
宣帝即位后两年，霍光见宣帝躬谨谦让，也还放心，就自请归政退休，皇帝偏不允许，并且还让凡事先奏请霍光，然后再通报自己。这时，霍光的儿子霍禹，以及霍光的哥哥的孙子霍云、霍山及外孙等，陆续获取了官职，在朝廷上渐成盘踞之势。宣帝虽是十分猜忌，但只好暂且隐忍。
霍光的继室霍显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霍显原是霍光的女儿的婢女，因长相姣好，为人狡猾，博得了霍光的喜欢，后生了几个子女，霍光就把她升为继室。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当皇后，霍显处心积虑地想谋害许皇后。恰巧许皇后将要分娩，忽感身体不适，宣帝遍召女医官日夕服侍，霍显就趁机把自己的相识淳于衍推荐进宫。
许后安然生产，在服用调理药丸时，淳于衍趁机将符子掺入。符子性热，不宜产后服用，许后产后身体极虚，服用符子后虚热上升，竟致殒命。宣帝十分气愤，命令将所有医官逮捕，淳于衍也在其内。霍显极怕淳于衍吐露真情，连忙求霍光设法，霍光知道了也很害怕，但事已至此，只好去到宣帝那里游说，让他放了全部医官。此后，霍显花巨资多次安排淳于衍，才使她不露口风。
从此开始，民间竟传闻霍家毒死了许皇后。
不久，迎霍显之女入宫，一年后立为皇后。宣帝地节二年，霍光寿终正寝。
霍后尚未生子，宣帝欲立许后所生的刘爽为太子，霍显对女儿说：
“他是皇帝微贱时所生，怎能当太子，倘若你将来生了男孩，不是要为他所制吗？”霍显就交给他毒药，让他寻机毒死太子。无奈宣帝十分小心，派人周密保护，凡食物都要先尝后进，霍后始终不得下手，她经常恼恨地咒骂，逐渐露出了不悦太子的神情。宣帝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又风闻是霍家毒死了许后，就加倍注意起来。
霍家一门三侯，霍显尚不满足。霍显做了太夫人之后，无视礼法，竟擅自扩大霍光的故制，囚禁家人看管，自己的生活更是纸醉金迷。尤其是与俊仆冯殷私通，闹得沸沸扬扬，无人不知。她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公愤，许多人上书弹劾。只是宣帝念着霍光的功劳，才隐忍未发。
宣帝怕霍家势力太大。将来生变，就逐步撤去霍禹等人的兵权。霍家已感觉到势头不好，尤其是弹劾之人越来越多，关于毒死许皇后的议论也越来越凶，霍云、霍山等就找霍显想办法。霍显把下毒之事告诉了他们，他们非常震惊，认为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联络霍氏及诸女婿一同起事，并借上官太后的名义废了宣帝，方可无虞。谁知隔墙有耳，马夫听到了他们的议论，夜里又与别人私议此事。他的朋友偷听到后，为了希图富贵，就跑到皇帝那里告了密。霍家的谋划至此事泄。
宣帝立刻传令捉人，但又马上传命止捕，就是这样，霍家也知谋泄，急忙联络诸亲戚准备起事，诸亲戚知道谋反必致连坐，为求一线生路，也都纷纷同意。好在又无声息，大家就又安定了一段。
其实宣帝是在一步步地实行。他怕霍家谋反之事尚未足传信众人。
贸然下令逮捕，恐会遭人议论，要等到霍家充分暴露出来，才好服众。
果然，霍家的问题越来越多，名声也越来越臭。霍家便又密谋杀了魏相，废去宣帝，立霍禹为天子。又有人探得了这一消息，报知了宣帝。
宣帝见时机已成熟，立即派兵，凡霍氏宗族亲戚，一概拿办。霍山、霍云服毒自杀，霍显、霍禹被腰斩，霍氏女婿外孙，尽数处死，诛灭不下千家。
纵观霍光的一生，虽不能说真像周公辅佐成王那样尽善尽美，倒也确实能尽心尽力，秉公治朝治国，至于许多处理不当的涉及个人的事，细细地推敲起来，倒也未必是霍光原意，实在是情势所迫，无力回挽。
应当说，周公辅政只是一个传说，一种理想，而到了霍光，是实实在在的具体操作，问题十分复杂，虽想以身作则而不得，能做到霍光这个样子，凭心而论，已很不容易了。
但霍光是只知谋国，不知谋家的。他完全有理由考虑到身后家族的败亡。其一，毒死许皇后留下了祸根；其二，二十多年的执政结怨太多，且有许多越权之事；其三，妻子霍显起自微贱，欲壑难填，狂悖残忍；其四，诸子孙多是轻狂之人；其五，子婿盘踞朝廷，势力太大，极易遭忌；其六，不知收敛。这六条中的任何一条，均足以使家族败灭，霍光却未对任何一条作出具体的安排，更无任何善后措施，其败亡是无可避免的。不灭在宣帝的手里，也会灭在别人的手里。别说还要谋反，就是谨慎处世，也决计逃脱不了，只是谋反使败亡来得快一点、彻底一点罢了。霍光只知谋国，不知谋家，按中国传统观点来看，霍光不是一个上档次的人物。
以柔治国
以柔克刚是中国人处世治国的梦想，但由于现实的原因，往往以刚克柔者多，以柔克刚者少，刚者多胜，柔者多败。然而，“柔道”的妙处也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
应该说，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就是一位以柔开国、以柔治国的明君。
他以“柔”为主，在政治、军事诸方面也都体现出了这种精神，应该说他把中国的“柔道”发挥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
汉光武刘秀像刘秀生于公元前6年（哀帝建平元年）12月，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其父刘钦是南顿县令，在刘秀九岁时病故。在他二十八岁的时候，王莽的“新政”很不得人心，加上天灾人祸，各地的农民纷纷起义，尤其是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军，声势浩大，直可与王莽军一较高低。在这种风起云涌的形势下，刘秀借南阳一带谷物歉收，与兄刘寅谋划起义，得众七八千人。
刘秀起义后，逐渐与当地的其他起义军汇合，一度并入绿林军。公元23年（更始元年）2月，绿林军为了号召天下，立刘秀的族兄刘玄为帝，年号更始，绿林军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王莽纠集新朝主力约四十二万人，号称百万，派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率领，直扑绿林军。
刘秀等人放弃阳关，率部退守昆阳。刘秀坚决反对逃跑，认为如果并力御敌，尚有保全的希望，如果分散突围，必被包围消灭。他亲自率领十三骑趁夜突出南门求救，他说服了定陵、郾城等地的起义军，亲率精兵数千人偷渡昆水，突袭敌人，敌人大败。
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也为起义军推翻新莽政权奠定了基础。因为自打败了王邑、王寻的军队以后，刘秀兄弟两人威名日盛，这就遭到另一派起义军将领的嫉妒，加上刘秀的哥哥当初曾反对立刘玄为帝，正好借此进谗，说刘秀的哥哥不除，终为后患。刘玄懦弱无能，并无主张，便听了人言，准备伺机发动。刘玄借犒军之机，大会群将，制造借口，但不久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分裂，刘秀的哥哥被杀。
刘秀当时正在父城，听到哥哥被杀，十分悲痛，大哭了一场，立即动身来到宛城，见了刘玄，并不多说话，只讲自己的过失。刘玄问起宛城的守城情况，刘秀归功于诸将，一点也不自夸自傲。回到住处，逢人吊问，也绝口不提哥哥被杀的事。既不穿孝，也照常吃饭，与平时一样，毫无改变。刘玄见他如此，反觉得有些惭愧，从此更加信任刘秀，并拜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其实刘秀因为兄长被杀而万分悲痛，此后数年想起此事还经常流泪叹息。但他知道当时尚无力与平林、新市两股起义军的力量抗衡，所以隐忍不发。刘秀的这次隐忍，既保全了自己，又在起义军中赢得了同情和信赖，为他日后自立创造了一定条件。等到起义军杀了王莽，迎接刘玄进入洛阳，刘玄的其他官属都戴着布做的帽子，形状滑稽可笑，洛阳沿途的人见了，莫不暗暗发笑。唯有司隶刘秀的僚属，都穿着汉朝装束，人们见了，都喜悦地说：“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于是，人心皆归刘秀。
刘玄定都洛阳以后，便欲派一位亲近而又有能力的大臣去安抚河北一带，刘秀看到这是一个发展个人力量的大好机会，便托人往说刘玄。
刘玄同意了这个请求，刘秀就以更始政权大司马的身份前往河北。开始了扩张个人势力，建立东汉政权的活动。
当时的河北有三股势力，最大的是王郎，其次是王莽的残余势力，再次是铜马、青犊等农民起义军。刘秀在河北每到一地，必接见官吏，平反冤狱，废除王莽的苛政，恢复汉朝的制度。释放囚犯，慰问饥民。
所做之事，均都顺应民心，因而官民喜悦。
当时，有一个叫刘林的人向他献计说：“现在赤眉军在黄河以东，如果决河灌赤眉，那么百万人都会成为鱼鳖了。”
刘秀认为这样太过残忍，定会失去民心，就没有这样做。刘秀初到河北之时，兵少将寡，地方上各自为政，无人听他指挥，虽能“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但毕竟没有大量军队。他为王郎所追捕，曾多次陷入窘境。后来，他逐渐延揽了邓禹、冯异、寇恂、姚期、耿纯等人才，又假借当地起义军的名义招集人马，壮大声势，并联合信都、上谷、渔阳等地的官僚集团，才算站住了脚。由于他实行“柔道”政策，服人以德不以威，众人一旦归心，就较为稳定。
刘秀认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他多以宽柔的“德政”去收揽军心，很少刑杀立威，这一点，在收编铜马起义军将士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铜马起义军投降了刘秀，刘秀就“封其渠帅为列侯”，但刘秀的汉军将士对起义军很不放心，认为他们既属当地民众，又遭攻打杀掠，恐怕不易归心。铜马义军的将士也很不自安，恐怕不能得到汉军的信任而被杀害。在这种情况下，刘秀竟令汉军各自归营，自己一个人骑马来到铜马军营，帮他们一起操练军士。铜马将士议论说：“肖王（刘秀）如此推心置腹地相信我们，我们怎能不为他效命呢？”刘秀直到把军士操练好，才把他们分到各营。铜马义军受到刘秀的如此信任，都亲切地称他为“铜马帝”。
在消灭王郎以后，军士从王郎处收得了许多议论刘秀的书信，如果究查起来，会引起一大批人逃跑或者造反。刘秀根本连看都不看，命令当众烧掉，真正起到了“令反侧子自安”的效果，使那些惴惴不安的人下定决心跟刘秀到底。
公元25年（建武元年），刘秀势力十分强大，又有同学自关中捧赤伏符来见，说刘秀称帝是“上天之命”，刘秀便在诸将的一再请求下称帝，年号建武，称帝之后，便和原来的农民起义军争夺天下，此时，他仍贯彻以柔道治天下的思想，这对他迅速取得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刘秀轻取洛阳就是运用这一思想的成功范例。当时，洛阳城池坚固，李轶、朱鲔拥兵三十万，刘秀先用离间计，让朱鲔刺杀了李轶，后又派人劝说朱鲔投降。但朱鲔因参与过谋杀刘秀哥哥的事，害怕刘秀复仇，犹豫不决。刘秀知道后，立即派人告诉他说：“举大事者不忌小怨”，朱鲔若能投降，不仅决不加诛，还会保存其现在的爵位，并对河盟誓，决不食言。
朱鲔投降后，刘秀果然亲为解缚，以礼相待。
公元27年（建武三年），赤眉军的樊崇、刘盆子投降，刘秀对他们说：“你们过去大行无道，所过之处，老人弱者都被屠杀，国家被破坏，水井炉灶被填平。然而你们还做了三件好事：第一件是攻破城市，遍行全国，但没有抛弃故土的妻子；第二件是以刘氏宗室为君主；第三件事尤为值得称道，其他贼寇虽然也立了君主，但在危机时刻都是拿着君主的头颅来投降，唯独你们保全了刘盆子的性命并交给了我。”于是，刘秀下令他们与妻儿一起住在洛阳，每人赐给一区宅屋，二顷田地。就这样，刘秀总是善于找出别人的优点，加以褒扬。
刘秀极善于调解将领之间的不和情绪，绝不让他们相互斗争，更不偏袒。贾复与寇恂有仇，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刘秀则把他们叫到一起，居间调和，善言相劝，使他们结友而去。对待功臣，他决不遗忘，而是待遇如初。征虏将军祭遵去世，刘秀悼念尤勤，甚至其灵车到达河南，他还“望哭哀恸”。中郎将来歙征蜀时被刺身死，他竟乘着车子，带着白布，前往吊唁。刘秀的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确实赢得人心。
刘秀实行轻法缓刑，重赏轻罚，以结民心。他一反功臣封地最多不过百里的古制，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灭亡者。”
他分封的食邑最多的竞达六县之多。至于罚，非到不罚不足以毖后的时候才罚，即便罚，也尽量从轻，绝不轻易杀戮将士。邓禹称赞刘秀“军政齐肃，赏罚严明”，不为过誉。
东汉建立以后，刘秀仍然实行怀柔政策，避免了开国之君杀戮功臣的悲剧，使得东汉的政治安定，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恢复。
不论在历史中还是现实中，刚者居多，柔者居少，若能以柔为主，寓刚于柔，其表现方式往往就是“柔道”。然而，尽管“柔道”是治国治民、为人处世的最佳方法，却由于贪婪、暴躁、逞一时之快、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等人性中的弱点，人们一般不去施用，或是施行得不好。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以“柔道”处世、以“柔道”治国的成功事例，早已证明“柔道”比“刚道”更加行之有效，其事半功倍、为利久远之特点，更是“刚道”所远为不及。
刘秀“柔道”兴汉，少杀多仁，不论是军事、政治还是外交等方面都治理得很好。曹操以奸诈成功，刘秀以“柔道”而有天下，看来，儒、道理论并非迂腐之学，只要运用得当，完全可以比别的方法更有效。
反间计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其实，古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早在两千多年前诞生的《孙子兵法》，就专列《用间篇》，孙子对用间给予了充分的认识和高度的评价：
“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
大意是说，军队当中的事情，没有比用间再亲密、再需要信任的事情了，奖赏没有比间再优厚的了，事情没有比用间更机密的了。不是才智过人的将帅不能使用间谍；不懂仁义的将帅也不能使用间谍，不是用心精细、手段巧妙的将帅不能取得间谍的真实情报。微妙啊！微妙啊！
用间的计谋尚未施行，就被泄露出去，间谍和他所告诉的人都要处死。
看来，用间实为不易，一旦成功，成效又是如此之大，是其他智谋所无法比拟的，因而，孙子在这里慎而又慎地告诫用间者，并一再强调用间者的智慧和道德，指出了用间的微妙之处。孙子对用间的认识可谓深刻，对用间的评价也可谓高了。
的确，纵观中国的军事史和政治史，在形形色色、无法尽述的智谋中。用间，实在是使用最多、最普遍、成效也最大的一种智谋，可以毫不夸张地称它为百计之首。
就拿权谋之书《三国演义》来说吧，其中处处有计，时时有计，简直是无计不成事。但在这些千计百策之中，什么计用得最多？什么计又最有成效呢？那就是反间计。这反间计实在是厉害，轻可以使你输上一阵，中可以使你丢掉左膀右臂，重可以使你丧身亡国。
连用计的老祖宗诸葛亮，也被反间计逼得无可奈何，只好仰天叹息，罢兵而去。
兹选取《三国演义》中的一些较为重要的反间计评价如下。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朝政衰微，天下诸侯王公各据一方，不听调度，眼见有天下大乱的趋势。大将军、外戚何进想除掉宦官，但又恐势力不足，就听了袁绍的话，要调各路诸侯入京，共除宦官，曹操和陈琳坚决反对，认为调外兵入京，恐怕会闹出乱子，但何进不听，还是派人去请西凉刺史董卓等人入京共除宦官。结果，何进被宦官杀死，董卓带了十多万大军入京，独霸了朝廷。董卓仗势欺人，凌辱百官，无视皇帝，权威几同天子，甚至大有取汉天子而代之之势。曹操、袁绍、王允及朝廷百官不忿，起而共诛之，于是，司徒王允把自己的七星宝刀送给曹操，曹操借献刀行刺，行刺不成，便逃回家乡，传檄四方诸侯，共讨董卓。
但因诸侯不能齐心合力，结果，董卓挟持汉献帝，从洛阳迁都长安。
司徒王允为除掉董卓而日夕忧虑不安，董卓不仅权势熏天，掌握军政大权，更兼有一义子吕布，骁勇异常，有万夫不挡之勇，极难对付。
一天，王允在深夜看见自己的养女貂蝉在牡丹旁边对月长嘘短叹，以为她有了私情，十分生气，就厉声呵斥。没想到貂蝉跪下来说：“小女见大人近来忧心国事，愁眉不展，只恨自己是一弱女子，不能为之分忧。”
王允一听，忽然计上心来，觉得汉室的命运，真是决于貂蝉一人之手了。
原来，吕布原是荆州刺史丁原的义子，在讨伐董卓时，连斩数将，把董卓吓跑。董卓见吕布勇不可挡，便想收为己用，董卓的部下李肃深知吕布是一有勇无谋、见利动心的匹夫，就请求去说吕布来降。李肃先送去珍宝以结其心，又送上极其著名的赤兔马，以表明董卓看重吕布，再加上花言巧语，终于说服了吕布。吕布杀了丁原，提头来见董卓，拜董卓为义父，从此一心替董卓卖命。
要想除掉董卓，上策当是先除吕布，斩其羽翼而后擒王，若能令吕布反戈，助除董卓，那就是上中之上的最妙之计了。王允看到貂蝉，他深知此女不仅美貌出众，还心思灵巧，若是她愿意帮助离间董卓、吕布父子，那就大事成矣。于是，王允把貂蝉请入室内，纳头便拜，恐怕貂蝉不愿答应，没想到貂蝉为报王允的养育之恩，竟慨然应诺。
王允就把董卓、吕布的好色忘义、有勇无谋等特点交待给貂蝉，要她照计行事。
王允先把吕布邀到家中，极力表示钦慕，并送上宝冠，在饮酒时，让貂蝉出来劝酒。吕布一见貂蝉的美貌，惊得两眼发呆。王允当即提出要把貂蝉许配给吕布，吕布极为高兴，便兴冲冲地回去准备成亲。
王允接着又把董卓请到自己家宴饮，饮至正酣，王允又把貂蝉叫出献舞。貂蝉的美丽使得满室生辉，董卓不禁垂涎三尺。王允见火候已到，就主动提出要把貂蝉献给董卓，董卓感激不已，当夜就用车把貂蝉载回了相府。
吕布知道后，立即抓住王允责问，王允说：“太师（董卓）知道我已将小女许配于你，他说今天正是良宵，便要带回府去配给你，我哪里敢不允许呢？”吕布听了，也无话可说，回到家中，等了一夜，并不见送貂蝉来，第二天一早，再也按捺不住，就直奔相府而来。貂蝉正在窗下梳头，远远地见了吕布，便忙将罗帕掩面，装作哭泣的样子。吕布心如刀割，怕惊醒了董卓，只好退出。过了几天，吕布听说董卓生病，便入相府探望，貂蝉从床后探出半个身子，望着吕布，用手指心，又指董卓，再转过脸去，连连抹泪。吕布心中难受，失魂落魄地呆望貂蝉，这时，董卓醒来，以为吕布调戏貂蝉，就厉声呵责。
过了几天，吕布保护董卓上朝议事，群臣散后，献帝独留下董卓密谈，吕布见有机可乘，便急忙跑到董卓的相府，想找貂蝉问个究竟。貂蝉见了吕布，轻声告诉他到凤仪亭边说话。在凤仪亭边，貂蝉像见了亲人般地哭泣倾诉，说自己本想嫁个英雄少年，没想到董卓老匹夫起了歹心，据为己有。貂蝉边哭边诉，拖延时间，等待董卓到来。果然，董卓见吕布不在，急忙追来，见到吕布之时，貂蝉故意连拉带扯，装作要挣脱吕布跳水的样子，董卓远远看见，便急迫而去，提起吕布放在一旁的画戟，奋力掷向吕布，被吕布用力一挡，掉在地上。
貂蝉见了董卓，连哭带喊，说吕布强行调戏，自己正欲投水自尽，幸亏太师赶来相救，说罢还要拔剑自刎。董卓听信了貂蝉的话，想杀吕布。董卓的女婿李儒认为不能为一女子而伤一员大将，董卓才未杀吕布，只是带着貂蝉到他私人堡垒——郿坞享乐去了。从此，吕布与董卓离心。
在为董卓送行的时候，王允见到了吕布，便邀吕布到家中饮酒。吕布把凤议亭之事说了一遍，王允激吕布道：“辱我的女儿，夺将军之妻，真是将军的奇耻大辱！我已是老迈无能之辈，可将军乃盖世英雄，也受此辱？”吕布听了，暴跳如雷，发誓要杀董卓。王允见他决心已定，便细加计议，与朝中许多人相联络，派董卓的心腹之人李肃前往郿坞，诈称献帝要禅让帝位，诳骗董卓前来长安。董卓深信不疑，在上朝时，被王允埋伏的武士冲出刺伤，董卓急喊：“吾儿奉先快来！”吕布转出车后，不仅不帮董卓，反倒一戟结束了董卓的性命。董卓一世英雄，最终丧于王允的离间之计。
公元192年（初平三年），王允设计杀了董卓，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四将逃到凉州，派人到长安上表，请求宽赦，但王允固执己见，不听众人劝告，坚决不予宽赦，这样，四将只有造反，带兵杀向长安，要为董卓报仇。郭汜打败了吕布，占领了长安，杀了王允，又控制了汉朝的政权。李、郭二人的专横跋扈不在董卓之下，朝臣们也想除掉他们。怎奈各地兵马不至，无法行动。
一天，大臣朱隽奏请献帝，想召在山东镇压黄恽的曹操前来除害，杨彪却说：“听说郭汜的妻子生性嫉妒，我们使个反间计，两贼一定会自相残杀，然后召曹操领兵进京，扫除奸党。”献帝同意了杨彪的计策。
第二天，杨彪的妻子忽然来到了郭汜的家里，装作十分关心的样子对郭妻说：“听说郭将军与李司马李傕的夫人很亲密，这事如果让李司马知道了，必有大祸。夫人应该断绝他们的往来才好！”郭妻听了，十分惊讶地说：“怪不得常常见他整夜不归！却干出这样无耻的事，今后倒要小心提防。”并对杨彪妻千恩万谢。
过了几天，郭汜要应邀到李家去饮酒，郭妻说：“性格捉摸不定，何况两雄不并立，万一被他酒后下毒，叫我如何是好？”郭汜不听，郭妻苦苦劝住。到了晚上，李傕见郭汜未来，就派人把酒菜送来，郭妻偷偷地在菜里下了毒药。郭汜回来要吃，郭妻连忙阻拦说：“外来的食物，岂可便吃？”就叫人牵了一条狗来试验。那狗吃了食物，立刻狂叫乱跳，一会儿就死去了。从此，郭汜对李傕犯了疑心。
一次，两人下朝，李傕邀郭汜去他家饮酒，郭汜推托不掉，只好去了，吃得酒足饭饱，回家时觉得有点肚子疼，郭妻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断言是下了毒，硬让人灌了郭汜许多粪汁，郭汜吐出了许多酒食，才算安静。这下子，郭汜真以为李傕要下毒害他，就暗中调兵遣将，准备攻打李傕。李傕探得消息，勃然大怒，急令兵马攻打郭汜。就这样，李、郭交兵，在长安城外混战了五十多天，李傕劫走了献帝，郭汜劫持了满朝公卿，这一反间计倒是成功了。只是把个长安城弄得更乱了。
在周瑜、诸葛亮火烧赤壁之前，其军事准备工作是十分复杂的，其中“群英会蒋干中计”一节，尤为生动精彩，也为东吴顺利地实施水战计划奠定了基础。
当时，曹操率军83万，号称百万，一直推进到长江边上。荆州降将蔡瑁、张允深通水军训练之道，周瑜偷看过他俩的水寨之后，十分忧虑，觉得不除此二人，东吴的水军很难打胜仗。
曹操也因初来江南，即被吴军败了一仗，心中烦闷，幕宾蒋干（子翼）却说自己是东吴都督周瑜的同学，愿以三寸不烂之舌说他来降，曹操听了，十分高兴，便派他前往。蒋干也不带礼品随从，只带了一个小童，过江而来，等报知周瑜，周瑜忽然计上心来，说道：“曹操的说客到了，正好将计就计，众将须看我眼色行事。”
周瑜一见蒋干，就先攻其不备，直呼为说客，弄得蒋干慌里慌张，连连否认，假意说：“好久不见老朋友了。特地来看望你，怎么疑心我是说客呢？”周瑜笑道：“我虽然不算聪明，可这点事还看得出来。”蒋干越发难堪，但又不能改口，被周瑜激住了，只得假装要回去。周瑜便趁势道歉，挽住蒋干，热情地留下了他。这样，周瑜首先将住了蒋干，让蒋干欲退不能，欲进不得，但又邀功心切，就好一步步地实行计策了。
周瑜为了表示不疑蒋干，就装出一副率直的样子，把文武百官召来，一个个介绍给蒋干，并特设酒宴，以示欢迎。周瑜让蒋干坐了首位，大声对众将说：“子翼是我同窗好友，虽然从江北过来，却不是曹操的说客，你们不必惊疑。今天的宴会，只叙朋友交情，不可谈论军事，违令者斩！”说毕将佩剑交给太史慈，让他监酒。然后，自己先痛饮起来，一边饮一边劝说众人，并说自己平时并不饮酒，只是见了故人，这才开怀畅饮，周瑜的豪放和率性。弄得蒋干惊疑不定。
喝到半醉，周瑜拉着蒋干的手，走出帐外，看到两边侍立的武士，周瑜说：“我的军士还算不错吧？”蒋干忙说：“真象虎豹一样。”周瑜又把蒋干领到帐后粮草处，见粮草堆积如山，又问：“我的粮草不算少吧？”蒋干忙说：“兵精粮足，果然名不虚传！”周瑜这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果然使蒋干不再疑心周瑜有诈。然后，周瑜纵声大笑说：“大丈夫活在世上，遇到知心主公，言听计从，祸福与共。即使有苏秦、张仪那样的利嘴，又怎能说动我的心呢？”说罢大笑。周瑜的这番话，使蒋干绝了做说客的心，也更不怀疑周瑜用计了。
又回去喝了一阵酒，周瑜坚持让蒋干和他同榻而眠，以叙旧情，但一睡到床上，周瑜便鼻息如雷，蒋干可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三更时分，蒋干起床。见案头堆着一大叠文件，随手翻看，原来俱是来往信件，其中有一封上写着“蔡瑁、张允谨封”字样，蒋干大惊，连忙抽看，原来是曹军水军都督蔡瑁、张允写给周瑜的信，信中说一旦练好水军，便伺机割了操头来见。蒋干看后，一面大惊，一面大喜，惊的是二人居然反叛，喜的是自己撞破了这一秘密，可立大功。正在这时，周瑜睡梦之中唔唔而言道：“子翼，隔几天我叫你看曹贼之头！……”四更时分，帐外有人进来小声唤醒周瑜，周瑜迷迷糊糊地问道：“是谁睡在我的床上？”那人说：“是都督自己请蒋先生同睡，怎么忘了？”周瑜显出十分懊悔的样子，喃喃地埋怨自己，不知夜里说了什么没有。那人又轻声对周瑜说：“江北有人来了。”周瑜连忙喝住，回头又唤蒋干，蒋干哪敢答应，只是蒙头装睡，周瑜见蒋干在睡觉，就悄悄起床出帐，与那人密谈。
过了一会，又回入帐中，唤了几声“子翼”，见蒋干不应，便又上床，不一会又鼾声如雷。
蒋干怕周瑜天亮后知觉，连忙趁周瑜熟睡，带上那封信，叫了小童，逃往江北，把信交给了曹操。曹操一见，勃然大怒，即刻把蔡瑁、张允唤来，假意要他们进兵，二人回答说：“水军还未操练熟，不能贸然进攻。”曹操大喝：“待你们练熟了兵，我的脑袋已送给周瑜了！”不容分说，即把二人推出斩首。
斩完二人，曹操猛然省悟，知道中了周瑜的计了，但又不肯认错，只得用话推托。
周瑜施此反间计，虽并非直接在战场上见效，但却从此除去了两个深通水军之法的人，为庞统设“连环计”和黄盖诈降火烧战船铺平了道路，可以说为赤壁之战的胜利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暂时退回许都，等待时机。不久，周瑜被诸葛亮气死，东吴失了主帅，曹操大喜，便欲先取孙权，后攻刘备，但曹操又担心大军南征，征西将军马腾会趁虚来取许都，谋士苟攸献计说：“丞相可假传诏书，召马腾入京，杀之了事。”曹操认为此计可行，便派人去召马腾。马腾见了诏书，知道是假的，但也不好说破，便使长子马超留守西凉，并托西凉太守韩遂叔父相照应，自己带着侄子马岱，率兵前往许都。到了许都城外，马腾与人密谋除掉曹操，事不机密，反被曹操知道，结果，马腾兵败被杀，马岱狼狈逃回西凉，报知了马超、韩遂。
马超、韩遂起兵来为马腾报仇，马超骁勇，攻破长安，直抵潼关。
曹操闻讯大惊，亲自率兵来救潼关，曹操兵败，被马超追杀，曹操本人也被追捕，他一次次改变装束，才得以逃脱，十分狼狈。经过反复的拉锯战，曹操败多胜少，依仗兵多将广，才勉强稳住脚跟。经过反复接触，曹操认识到马超有勇无谋，便决定施行反间计，离间马超和韩遂。
不久，马超和韩遂分兵两路防备曹操，曹操知韩、马分兵，正好使反间计。曹操亲自出营，迎上韩遂，很有礼貌地同韩遂说了一些年龄长幼、身体安健与否的话，便回到营中。马超知道后，果真疑心韩遂，便前来质问，韩遂据实相告，马超虽说不出什么，心里却很疑惑。曹操满以为计策会成功，但谋士贾诩以为这只能使他们相互猜疑，还必须再行离间。于是，贾诩让曹操写了一封信，在关键之处涂改，使人看不懂意思，派人把信送给了韩遂。马超知道后，当即索信来看，却发觉无法看懂，以为是韩遂故意涂抹，弄得韩遂有口难辩。韩遂急于表明心迹，便愿出战，以斩曹操作为证明。曹操派曹洪出战，两人相遇，曹洪只对韩遂说：
“丞相让韩将军照信上的话去办，不要误事。”马超一听，心头火起，挺枪直刺韩遂，多亏诸将架住，韩遂才免得一死。韩遂真是跳尽黄河也洗不清，在诸将的催迫之下，只得修书投降曹操，并想骗马超来杀。马超探知，闯入韩遂营中，砍掉了他的一只胳膊，杀了几员将官，后因寡不敌众，被迫退走。
就这样，马超被韩遂、曹操围攻，大败而逃，一场轰轰烈烈的讨曹战役，就这样收场了。马超与马岱辗转投奔，后在东川张鲁处安身。
公元213年（建安二十年），刘备欲取成都作为安身立命之所，但被西川大将张任设计，射死了军师庞统，刘备只好派人到荆州请诸葛亮亲来。诸葛亮来后，取了雒城，又乘势取了绵竹，正要进兵成都，忽然探马来报，说成都刘璋已和张鲁结盟，张鲁已派马超领兵来救西川，现正急攻葭萌关。张飞听了，便要和马超决战。但两人战了数天，大杀几场，甚至挑灯夜战，总是不分胜负。诸葛亮见马超武艺超群，不愿张飞和他硬拼，遂定了一个反间计，收伏马超。
曹操像诸葛亮知道张鲁手下有一谋士杨松，张鲁对他言听计从，但杨松极贪财物，于是，他先派使者厚贿杨松，又送书对张鲁说：“吾与刘璋争西川，是与汝报仇。不可听信离间之语。事定之后，保汝为汉中王。”张鲁见书颇有喜色，又兼杨松从旁促成，张鲁便命马超罢兵。但张鲁派了几次使者，马超总以事未成功，不便罢兵为由拒绝。杨松趁机说马超蓄意造反，张鲁就派张卫把守关隘。以防马超有变。又派人提出苛刻的条件，马超无奈，只得罢兵，但回到关前时，张卫却已听了杨松的流言，说马超怀有异心，不放入关。马超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刘备的说客到了。
马超本不欲投降，听说刘备说客前来，就吩咐刀斧手，说只要他一声喊，就一齐把说客李恢砍为肉泥。马超一见李恢，劈头就说：“我的宝剑刚磨好，且听你说，说得不好，就用您试剑！”李恢大笑说：“将军大祸就在眼前，新磨的剑，试不到我，先试了自己吧！”马超惊道：“我有何祸？”李恢说：“将军前不能救刘璋，退荆州之兵；后不能制杨松，见张鲁之面，已进退无路，如果再像当年讨曹时在谓桥失败，难道还有面目见天下人吗？刘皇叔礼贤下士，能成就大业，况且他又同您的先父共受衣带诏，同时讨贼，你只有投他，才是正理。”马超听了，如梦方醒，从此诚心归服刘备，后被封为“五虎大将”之一。
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不久，魏主曹丕病故，长子曹睿即位，封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司马懿自请防守雍凉一带。这时，诸葛亮已“安居平五路”，并亲自出兵南方，“七擒孟获”，使得多年的边患得以平息，他就准备出兵伐魏了。但诸葛亮一听得司马懿任大将军，大惊道：“司马懿大有才能，倘把雍凉兵马练成，便成大患，还是乘早出兵伐魏。”参军马谡道：“我们刚从南方征战回来，人困马乏，不宜出征，要除司马懿，可另想办法。”诸葛亮问有何计可施，马谡道：“司马懿虽是魏国大将，曹睿素怀疑忌，何不密差人往洛阳、邺郡等处，散布流言，道此人欲反，更作司马懿告示榜文，布告天下，曹睿必疑而杀之。”诸葛亮听从了马谡的建议，一方面派人去散布流言，一方面派人冒用司马懿的名义张贴告示，说司马懿要更奉新君，克日起兵，要各地军民归附。
曹睿既听了流言，又见了告示，再听了一班臣子之言，便想杀掉司马懿。
曹真却认为司马懿是托孤之人，不会反叛，建议曹睿西游，如果司马懿来迎，即可观其虚实，再做定夺。
曹睿听了曹真的话出游，司马懿果率十万兵马相迎，曹睿大惊，待司马懿独自一人到曹睿面前辩明，终于弄清了是蜀人的奸计，但曹睿还是不肯给他兵权，而是把他削职为民，令他闲居。诸葛亮的反间计获得了成功，除去了对手，就放心地做好准备，出兵伐魏。
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进展十分顺利，一路上势如破竹，几乎没有打什么硬仗。等来到天水，本以为唾手可得，没想到遇上了智勇双全的姜维，连吃败仗。诸葛亮见姜维人才难得，就想设反间计去收伏他。
诸葛亮探知姜维是个孝子，且有老母在翼城高堂，便佯攻冀城，姜维听说，急忙请求天水守将马尊去救冀城，马尊拨给他三千人马，姜维便飞奔前去，赶到冀城，蜀将魏延只是虚应几招，便诈败而去。姜维进城，拜望了老母，并命士兵严密守城。诸葛亮把俘虏的魏将夏侯惇教来，让他去冀城招降姜维。夏侯惇在路上遇见了许多逃难的百姓，一问之下都说姜维已经投降，夏侯惇本不愿投降，便拨马奔向天水，投奔了马尊，并把姜维降蜀的消息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
诸葛亮一面加紧围攻冀城，一面让人扮作姜维的模样，到天水城下挑战，并说自己已被封为上将军，大骂夏侯悖不顾信义，一个人逃跑了事。由于是夜间，马尊和夏侯悖不辨真假，更确信姜维已降。这时，冀城的姜维见城中粮草已少，便出城劫夺蜀军粮草，结果中了诸葛亮的计，被各路伏兵杀败。待逃到天水城下时，马尊认为他已投降，当然不放他进城，并把他大骂一顿。姜维无奈，只得再逃，却又中了诸葛亮的埋仗，最后只剩下一人一骑。这时诸葛亮从山后转出，坐在独轮车上，说了自己招降姜维的苦衷。姜维十分感动，就投降了诸葛亮。从此，姜维一心一意地跟定诸葛亮，诸葛亮也把平生所学尽数传给姜维，他死之后，把统一中国的大任交给了姜维，姜维虽未成功，却也是竭忠尽智了。
公元230年（太和四年），司马懿率四十万大军来攻蜀汉，诸葛亮就第四次出兵祁山，讨伐曹魏。魏军的征西大都督曹真本是无能之辈，副都督司马懿也不是诸葛亮的对手，结果，诸葛亮智劫曹兵，气死曹真，又布下八卦阵，将魏兵驱过了渭水南岸，准备进取长安，魏兵十分紧急。
这时，因解粮误事而被诸葛亮杖责的苟安到司马懿那里投降，司马懿便心生一计，叫他速回成都去散布流言。
苟安回到成都，到处散布流言，说诸葛亮自恃功大，怨恨后主，早晚要篡位称帝，特别是见了宫中的宦官，更把这一套话说得活龙活现。
宦官听了，忙来报告后主刘禅，后主十分昏庸无能，闻报大惊，不知所措，宦官便替他出了个主意，说是可把诸葛亮招回成都，削去他的兵权。
后主不分是非，也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
诸葛亮在军中接到退兵的诏书，不仅仰天长叹，只好退军，他用“增灶法”吓住了司马懿，使他不敢追击，安全地回到成都，见了后主，问他为何撤兵，后主沉吟了半天，才低着头说：“好久不见丞相，很是想念，所以召你回来。”诸葛亮说：“这并不是陛下的本意，定是奸人造谣，说臣的坏话。”后主一时无话可对，诸葛亮又说：“内有奸人，臣怎能在外讨贼呢？”后主这才承认错误说：“我错听了宦官的传言，召回丞相，后悔莫及。”诸葛亮一查，才知是苟安散布谣言，派人去捉时，苟安早已投魏国去了。
诸葛亮一生六出祁山，要完成伐魏的大业，只有第四次形势最好，却被一个反间计给断送了。杜甫在《蜀相》一诗中感叹诸葛亮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英雄不惧虎豹，却未必不惧蝼蚁蜂虿，反间计虽小，其用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姜维不负诸葛亮的厚爱和重托，含辛茹苦，进攻中原，但他四次进攻中原，其中就有两次毁于反间计，失去了绝好的时机，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姜维出征，真可谓是为了报答诸葛亮的知遇之恩。在后主准他出征伐魏后，有的将领就曾对姜维说：“曹魏立国久了，很难动摇，我国土小，财力簿，进攻难保必胜，还是严守疆界，保全军力的好。”姜维叹道：
“诸葛丞相早知三分天下，但他还是六出祁山，进取中原。我受了丞相的遗命，只能继承丞相的大业，尽忠报国，死生成败，都顾不得了。”
姜维出征，正遇魏国名将邓艾，二人交手，姜维败多胜少，多次退守，但不久又整顿势力重新进攻。好不容易以斗阵法取胜，大败邓艾，邓艾险些丧生，幸亏司马望引军救援，邓艾才得以退回寨中，保全了性命。但姜维连日围寨，邓艾心中烦闷，觉得如此下去，必被姜维生擒，就向众将问计。司马望说：“近日蜀国的后主刘禅宠信宦官黄皓，又日夜沉溺于酒色享乐之中，不明事理，如果能施以反间计，必可成功。”邓艾问众谋士说：“谁可入蜀交通黄皓？”言未毕，一人应声愿往，此人是襄阳人党均。邓艾十分高兴，就派党均带了许多财物，迅速来到成都。
党均到了成都，到处散布流言，说姜维对后主不满，早晚要投降魏国，并用重金贿赂黄皓，让他在刘禅面前多多设法。不久，成都城里众口一辞，都说姜维要投魏国，再加上黄皓的旁敲侧击，后主便命人速召姜维回军。
姜维撤围，回到成都，见了后主，其情形如当年诸葛亮被召回时一样。姜维责备后主，后主无言以对，只是对姜维说：“我不怀疑你，你暂且回汉中去，等到魏国内部发生了变乱，你再伐魏罢。”姜维听了，只好叹息而出。
果然，魏国的内乱真的到来了。司马昭大权在握，借口魏王曹髦不尊臣子，发动叛乱，杀了魏主及一些大臣，立曹虽为新君。姜维高兴地说：“魏国内乱，人心未定，正是伐魏的好时机。”他来到成都，奏准了后主，准备出兵，临别之时，姜维又对后主说：“这次出兵，一定要立了功回来。请陛下亲近贤臣，疏远小人，免得我有后顾之忧。”当是，黄皓正在旁边，姜维拿眼瞅他，把他吓得直往后主的背后钻。姜维这次出兵，果然顺利，杀得邓艾应接不迭，连连败退，不仅损兵折将，差点自己的命也丢了，后来退据寨中防守，被姜维紧紧围住。
邓艾苦守半月，眼见不能支持，就又想起上次施反间计的党均来。
邓艾把党均叫来，让他多带财宝，再去贿赂黄皓。党均星夜来到成都，求见黄皓，黄皓见了许多财宝，已有五分高兴，便对党均说：“你家邓将军又被姜维围住了吗？”党均却不慌不忙地说：“被围了，邓将军准备退守渭水。听说姜维扬言，说公公在朝内专权，等他取了祁山，立了大功，便来整肃朝廷。上次多亏公公帮忙，所以邓将军怕公公有危险，所以差我前来报信。”
黄皓一听，慌了手脚，不用党均散布流言，他自己忙着逢人便说姜维怨恨后主，要投魏国去了，没出三天，流言就满布成都了。这时，黄皓忙来奏知后主，后主不思前次教训，竟又同意了黄皓的建议，连下三道诏旨，派人星夜送往祁山，要姜维火速班师。姜维直到接到了第三道诏旨，才长叹一声，退兵而去。邓艾的军马十分疲惫，也不敢追击。
姜维在汉中歇了人马，自己跟使者回到成都，后主却一连十余日不上朝。姜维遇到大夫卸正，他便把黄皓造谣的事全说了。姜维心头火起，直闯入宫中，见后主正在开怀畅饮，黄皓在一旁斟酒。黄皓一见姜维来了，惊叫一声，吓得往山洞跑去。等姜维责问后主，后主却一点理由也说不出。姜维要杀黄皓，后主反而请求姜维饶恕了他。见此情景，姜维只好长叹一声，出官而去。后来，姜维听了卸正的建议，前往沓中屯田，一则可以积储军粮，二者可以掌握军权，三者可以不怕暗算。姜维由围困敌人而至遭谗避祸，反间计效验之神，也真令人惊叹了。
在整部《三国演义》的种种计策之中。利用人际关系而设的计谋。
恐怕首数反间计，次为诈降计。即使放在所有的计谋之中，反间计也应算首屈一指的。反间计的第一个特点是防不胜防，蜀后主刘禅昏庸无能，不辨是非，屡中反间计倒也罢了，曹操倒是一位专用计害人的主儿吧，可他居然也中了反间计，这说明此计对任何人都适用，只要用得恰当。
反间计的第二个特点是效用极大，一旦成功，就能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成败，乃至整个国家的存亡。第三个特点是“成本低”，反间计基本上是利用人们的人际关系的一种思想行为，一般不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即使失败了，也无太大的损害。
反间计何以能屡屡成功呢？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计谋利用了人类的重要本性之一——猜疑。猜疑是一种情感与理智混和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之下，人们往往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或者是宁愿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而人又总是常常处于这种心态之中，即使是聪明的人也不能例外。所以，这种建立在人的深层心理之上的计策不论何时何地都有可能取得成功。
不过，说了这么多智谋计策，想想也令人困惑，传统修身做人的理论教人诚实，而传统建功立业的方法却又教人智计，到底该怎样才对呢？
二者是相容的呢，还是相悖的呢？是做一个诚实的谦谦君子好呢？还是做一个功业卓著的人好呢？其实，历史和现实都未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走向成功的关键点
刘备事业的发展实际上只在于他采用了诸葛亮和庞统的谋略，进取了西蜀，如果没有这一关键性的决策，仅凭着他在荆州的那几个人马，与曹操、孙权抗衡，恐怕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尸暴荒野，哪里还会有蜀汉的昭烈皇帝？下面的这一段话，实在足为千古之鉴。
庞统向刘备言说：“荆州荒芜残破，人才稀少。东有孙吴，北有曹操。要想在这里实现三国鼎立的局势，恐怕是很难做到的。现在益州国富民强，有人口百万，郡中兵马粮草众多，物资丰富，各种珍货宝物无需外求。现在应争取过来，以定三国鼎立的大计。”
刘备说：“这正好说明了我与曹操的为人犹如水、火一样不同，曹操为人急躁，我待人以宽缓；曹操对人暴虐，我待人以仁爱；曹操为人狡诈，我待人以忠厚。我处处与曹操相反，只有这样，我才有可能取得成功。现在，如果因小事而失信于天下，这是我所不取的。”
庞统说：“权变之计，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楚的。春秋五霸，兼弱吞愚，逆取顺守，大家都认为这是义举，没有人认为那是不应该的事；等到事情成功了以后，再封以大国，又有谁会说我们不符合信义呢？我们今天不取益州，终究有一天会落到他人的手中。”
刘备听了他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派关羽把守荆州，准备自己率兵取巴蜀。
此时，正值刘璋听说曹操准备出兵汉中，要征讨张鲁。感到非常害怕，这时张松对刘璋说：“曹操兵强马壮，天下无故。如果得到了张鲁的土地做为资本，再进一步来攻打蜀地，我们怎么能够抵挡呢？而刘使君是宗室之亲，是曹操的冤家对头，如果能让他去征讨张鲁，一定能够成功。如果攻破了张鲁，益州就强大了，即使曹操打来，也无能为力了。”刘璋同意他的意见，派法正去迎接刘备。刘备与刘璋在涪地见面以后，刘璋就回成都去了，刘备就做好了准备，要为刘璋北征汉中。
庞统又向刘备进谏说：“您可暗地里选派精兵强将，昼夜兼程，直袭成都。刘璋既没有打仗的本领，又无戒备，大军突然而至，一举便可成功，此为上策。杨怀、高沛是刘璋的名将，都依靠强兵把守着关卡，听说他们曾经屡次上书进谏刘璋，劝刘璋把将军送回荆州。现在，将军可派人送信给他们，就说荆州吃紧，我军将回荆州救急，并安排部队装作要回荆州的样子。这二人素来佩服将军的英名，又为您撤军离去而高兴，一定会轻骑简从来见将军。于是可乘机把他们抓起来，夺其士卒，发兵指向成都，这是中策。退返白帝城，甚至回到荆州，再慢慢地思索图谋的办法，此为下策。而如果犹豫不决，迟迟不行，将会陷入严重的困境，后果不堪设想。不可耽误太久。”
刘备觉得上策太急，下策太缓，同意施行庞统的中策。依庞统之计，斩了杨怀等人后，从速攻击刘璋。
这时，刘璋的谋士郑度向刘璋进言说：“左将军袭击我们，但他兵不满万人，士民来附，只能靠吃野谷过日子，形势其实是十分艰难的。依我之计，不如将巴西一带的人都赶走，将涪水以西地区的食物野谷一律焚毁，筑起高垒，挖掘深沟，静以待变。他们如果请战，我们不和他们交战，把他们困久了，他们又没有粮食供应，不过百日，必将撤兵自返。等他撤兵的时候，我们再攻击他们，这样一来，一定能生擒刘备了。”刘璋是愚暗之人，不用郑度之计。刘备于是长驱直人，所过必克，占领了巴蜀。
公元221年（章武元年），众臣劝刘备称帝，刘备不答应，
诸葛亮劝他说：“以前吴汉等人劝世祖刘秀即位，刘秀推辞，前后数次，耿纯进言说‘天下英雄都十分仰幕你，希望有所依靠。如果您不接纳大家的建议，士大夫们都要各自回去另找新的主人去了，这样一来，就没有办法使人再跟从您了。’刘秀深感耿纯的话恳切深刻，就答应了人们的请求。现在，曹操篡夺了汉朝的江山，群龙无主，大王您是刘氏后裔，继世而起，现在登基即位，正是非常适当的事。士大夫们跟随大王长期辛勤劳苦，也如耿纯所说的，无非是想建立一点功勋。”
刘备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就不再推辞。于是登帝位，封诸葛亮为丞相，说：“我遇上家室不幸，继承帝业，兢兢业业，不敢安居，想让百姓平安，但又恐怕不能使他们安宁。丞相诸葛亮是知道我的心意的，你辅佐我不要懈怠，一定要补救我的过失，帮助我重新昭示汉室的光辉，用以普照天下。你要勉励而为啊！”
于是，刘备称帝。
刘备仁义？俗话说，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真是无风不起浪，刘备历来是个道德形象，怎会收买人心？不过，如果看看历史，就知道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
公元198年（建安三年），吕布叛变，替袁术出力，派高顺去小沛进攻刘备，刘备被击败。曹操派夏侯惇救刘备，被高顺战败。曹操亲自征讨吕布，抵达下坯城下，给吕布写了一封信，为他分析了祸福利害。吕布打算投降，陈宫认为自己负罪太多，阻拦他的计划。吕布派人向袁术求援，并亲自率领一千多人马出战，失败后回守城池，不敢出来。袁术也不能来援救，吕布尽管勇猛，但没有谋略，而且遇事猜测疑忌，只相信几个将领。而将领们又彼此意见不一，互不相信，所以每次战斗大多失利。曹操挖了壕沟，围困下坯三个月，吕布部下离心，绑了陈宫，投降了曹操，吕布也只好投降。曹军于是活捉吕布并将之捆绑。
吕布说：“捆得太紧了，稍微松一点。”曹操说：“捆绑老虎不能手软不紧啊！”吕布请求说：“您忧虑的不过是我吕布，今日我已降您，您争夺天下已用不着忧虑了。您率领步兵，如果您能让我率领骑兵，那么，用不了多久，天下就可以平定了。”曹操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就犹豫不决。这时，刘备恰好在旁边，就说：“您难道不知吕布是怎样对待丁原和董卓的吗？”原来，吕布曾先后归附过这两个人，但后来都把他们杀害了。曹操听到这里，耸然一惊，立即下令杀了吕布。
吕布向刘备求情，没想到刘备不仅不替他讲情，反而一句话葬送了吕布的性命。怪不得吕布责备刘备说：“大耳儿真是忘恩负义之徒，你不记得辕门射戟之事了吗（吕布曾用辕门射戟的方法替刘备解除了一场危难）？”
不过，这样的“小节”并不影响刘备的大方向，他取汉中这一步成了他成功的关键。其实，就是在取汉中的的问题上，刘备也是使用了诈术，并没有遵守以前的约定。“同宗相残”，本不是刘备这样的人干的事，但他却因此而获得了成功，也并未影响他明君的形象。这，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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