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江山易，守江山难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作“创业易，守成难”。这是千百年来经验的总结。

    自三皇五帝的传说开始，在三四千年的古代历史中，中华民族经历了三四十个朝代，其中为巩固权力而杀人最多的开国皇帝，恐怕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属了。

    俗语道：“一朝天子一朝臣。”其实这话极不可靠，一朝天子固然要换一朝臣，但这一朝臣可未必能做得稳。“伴君如伴虎”这话倒是十分有道理。虎者，百兽之王也，将虎比君，实寓豺狼当道之意，始作此语者，可谓意寓深长，对中国历史有切身的体会了！开国皇帝何以比其他后继皇帝更需固权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一是开国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有混进开国队伍的可能，如不清理，将来会酿成大祸。

    其二是开国期间有许多人手握重兵而又威望很高，如不诛杀，则功高震主、才大压主和权大欺主三位一体，将来必成后患。至于第三点，则是作长远之计，为子孙谋划了。

    关于为子孙计，用朱元璋所做的一件小事情可以给出绝好的说明。

    在朱元璋要赐死开国功臣李善长时，太子朱标曾向朱元璋进谏说：“皇父诛杀的人太多太滥了，恐怕有伤于和气。”朱元璋听了，默无一语。第二天，他又把太子叫来，将一根长满刺的荆棍扔在地下，要太子捡起来，太子面有为难之色，朱元璋笑道：“我让你拿着棘杖，你认为棘杖上有刺，怕伤了你的手，若是把棘刺除去，就可以不必担忧了。我现在诛戮功臣，便是替你把刺去掉，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用意吗？”

    谁知太子却是一位饱读圣贤之书的书生，听了父亲这话，大不以为然，反而叩头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这话明摆着说朱元璋是一个昏暴的君主，朱元璋哪能不怒，当即提起身前的几案，就要投到太子的身上。太子见了，惊慌万分，连忙把怀里的一卷东西掏出扔在地上，拔腿就跑。朱元璋拾起这卷东西，展开一看，原是负子图，不觉大恸，才未追究太子的罪责。原来，当年朱元璋同陈友谅大战，以二十万大军对陈友谅的六十万大军，形势非常危急，马皇后背负太子作战，终于敲胜了陈友谅。事后，朱元璋让人绘成负子图，以纪念这段艰难岁月。多亏这张负子图救了太子的性命，否则，太子便有一百颗脑袋，也是保不住的。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开国帝王要除掉功臣的深刻用意。

    明朝初立之时，朱元璋确实是宵衣旰食，他每天忙到深夜，早上又早早起床，接见大臣，批阅奏章，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衣食起居也十分俭朴。尽管如此，在战争中崛起的新的地主、官僚还是用各种方法营私舞弊，盘剥农民，一些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功臣宿将也恃功自傲，恃权自专，或是徇私枉法，或是巧取豪夺，刚刚缓和的农民矛盾又趋尖锐。许多地方竟爆发了小股农民起义，再加上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还在不断骚扰，东南沿海一带又有倭寇出没，使刚刚建立的明朝处于内忧外困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的固权措施。

    一是改革官制，削弱了中书省和大都督府的权力，把这两个主管行政和军事的要害部门分成几块，又把亲王派往各地监军，这样，大权就集中到皇帝一人的手中了。

    其二是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施行严刑峻法。都察院的权力是纠察百官的得失，监察御史的官品虽然只有七品，但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大官都可以告，凡是大臣奸邪、擅作威福，小人构谄、扰乱视听，以及贪赃枉法，变乱祖制和学术风气等都在纠劾的范围之内。

    《明律》中的许多规定，在今天看来，确实是十分残酷的。例如：凡奸邪进谗言使未犯死罪而致死的人处斩；如有人犯了死罪，有人用巧言进谏，使之免于死罪的，进言者也要被处斩；即使是掌管刑律的官员，如果听从了上司的主使，减轻或是加重了罪犯的刑罚，也要被处死，并将其妻子充作官奴，家产没入官府。对于贪污，朱元璋的认识十分深刻，认为直接关系到政治风气乃至国家的生死存亡，他说：“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认为此弊不除，欲行善政，绝无可能。于是，《明律》规定，官吏必须廉洁奉公，即使因公出差乘坐公车，也不能捎带私人财物，附载衣服等不得超过十斤，每超过五斤打十鞭，十斤加一等，直至笞至六十。凡贪污者，至轻之罪也要发配到北方边地，如果贪污数额折价超过六十两银子以上，处以枭首、剥皮、实草之刑。其具体的做法是把犯官先砍去头，然后再剥下皮，把头挂在杆子上，把皮包上草秸，放在衙门口旁边的土地庙外，或是摆在公座之旁，其用意是警告后来的官吏，不得再行贪污。朱元璋的这一招虽不太“人道”，但却十分有效，这种法令实行不久，吏治果然有所好转。

    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些官吏胆敢以身试法。公元1385年（洪武十八年），有人告发二司与户部侍郎郭桓勾结贪污，朱元璋迅速查勘，追出赃粮七百万石。朱元璋大怒，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全部处死。经过拷问，又牵连了许多人，最后杀人总数，包括官吏和地主竟达数万人之多。在这种严刑峻法和“运动”打击结合的综合治理下，洪武年间的吏治总算呈现出了新的面貌。

    其三是对官吏实行特务统治。朱元璋设立了巡检司和锦衣卫，让巡检司专门负责盘查全国各地的过往行人，人们被限制在方圆一百里的活动范围之内，如有超出，须事先弄得“路引”，这是防止人民串连造反的重要措施。锦衣卫则是专门负责监视百官的动静的，就连街衢之上，也布满锦衣卫。这样，吏民的一言一行都逃不过皇帝的耳目。

    朱元璋像一次，博士钱宰罢朝回家，在路上信口吟道：“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对钱宰说：“昨天做得好诗！不过我并未‘嫌’你啊，改作‘忧’

    字怎么样？”钱宰一听，连忙跪下叩头，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朱元璋并不是要追究他的罪责，而是要显示自己的无所不知，钱宰才算没有倒霉。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已是无所作为，但朱元璋还是不放心，常派锦衣卫去监视他。

    一天，一个特务向田间插秧的一个老农夫问讯道：“这里可有个退了休的吴尚书吗？”那老人措手答道：“我吴琳便是。”朱元璋得到了这一消息，知道吴琳并无异志，十分高兴，奖赏了吴琳。大学士宋濂是著名的学者，对朱元璋可谓赤胆忠心，但朱元璋竟还不放心，经常派特务监视。

    一天，宋濂在家请客，特务竟把赴宴人等乃至菜肴全都列单汇报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宋濂请客及菜肴的情况，宋濂把所请客人和菜肴情况一一据实回答，朱元璋听后十分满意地说：“宋学士所说皆实，没有骗我！”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在家生闷气，监视他的人认为有可能是对皇上不满，就偷偷地把他生气的样子画了下来，交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问他何故生气，宋讷做了解释，朱元璋知道他生闷气与朝事无关，才不追究。宋讷非常奇怪地问太祖怎么知道他的家事，太祖就把那张画像拿出来给他看，结果宋讷几被惊倒。就这样，朱元璋掌握了臣下的一言一行，臣下深恐动辄得咎，真正做到了前人所谓的“慎”、“独”，哪里还敢有不臣之心呢？

    其四是实行舆论控制，以建立他在人们意识中的崇高地位。在时人看来，朱元璋的出身十分微贱，祖祖辈辈都是替地主干活的农夫，而且朱元璋本人还做过和尚。因此，朱元璋做皇帝，不仅不符合当时的标准，对民众简直还是一种污辱，尤其是许多贵族出身的文人，更是看不起朱元璋。至于出来做明朝的官，他们更是不干。对于这部分文人，朱元璋毫不留情。例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两人为了找借口不出来做官，竟然把手指截断，朱元璋听说了，就特意把他们召来，当面质问：“过去世道动乱的时候，你们住在哪里？”他们回答说：“红寇窜乱之时，我们住在闽、赣一带。”朱元璋一听，勃然大怒，他起自红巾军，夏伯启竟敢把红巾军称为寇，实是胆大包天，当即下令把他们处死，并命令凡是不听征召，不与政府合作的知识分子，一律杀头抄家。

    朱元璋识字不多，但却特别忌讳文字上冲撞他，对于能合他心意的一些诗文词句，他也格外见爱。一次，朱元璋微服出访，到了江淮一带的多宝寺，见寺中多宣多宝如来的佛号，就对侍从说：“寺名多宝。有许多多宝如来”。随行的学士江怀素知道太祖又在考较群臣，就马上趋奉道：“国号大明，无更大大明皇帝”。朱元璋一听大喜，把江怀素提升为吏部侍郎。

    朱元璋在江淮一带遇到以前的故友陈君佐，陈君佐少有才名，朱元璋就带他出入淮扬一带。一天，朱元璋在一家小店吃饭，忽有所思，又出对道：“小村店三杯五盏，没有东西。”

    陈君佐脱口而出对道：“大明君一统万方，不分南北。”朱元璋极其高兴，想让他随侍左右，当一词臣，陈君佐过惯了逍遥自在的生活，并不愿意，朱元璋也未勉强。又过了几天，朱元璋遇一士人，见他文采风流，相问之下，知他是重庆府监生，朱元璋便命他属对，自出上联道：

    “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那士人也不假思索，开口对道：“一人为大，大邦大国大明君。”朱元璋闻言大喜，第二天，就遣人送去了千两黄金。

    如果无意当中冒犯了他，甚至是被人无中生有地构谄，朱元璋也横加杀害。例如，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的《万寿贺表》中有“体乾发坤，藻饰太平”之句，其中“法坤”读作“发髡”，即剃去头发，朱元璋怀疑是讽刺自己当过和尚，“藻饰太平”与“早失太平”同音，这位教谕当然也就成了枉死城里的新鬼。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中有“送瞻帝扉”，“帝扉”可读作“帝非”，朱元璋也怀疑这是吕睿暗示他不能当皇帝，也将之杀头。毫州训导林云为本州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其中“式君父”可读作“失君父”，祥府县学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其中“取法”可读作“去发”，朱元璋都以为是对自己不敬，均处以死刑。

    逢年过节或是谢恩上表，总免不了要写一些歌功颂德的话，谁知这些文人却大遭其殃。最为怪诞的是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为本府起草的《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这本是极尽颂扬的话，谁知朱元璋见了大发其火，他说：“‘生’者，僧也，这是骂我当过和尚：‘光’则秃也，说我是个秃子，‘则’音近贼，是说我当过盗贼。”这位拍马屁拍到驴腚上的教授，只好呜乎哀哉了。在这种严酷的文字狱的统治之下，文人学士只好缩头缩脑，别说高谈阔论，发表什么政治见解，就是平时说话作文，也要小心万分，否则，不知什么时候，横祸就会飞到自己的头上。

    朱元璋用这些手段改善了吏治，巩固了他的统治，树立了他的威信。

    同时，他对于一些谋反或是不驯的功臣，也决不手软，胡惟庸谋反案和蓝党大狱，不仅是明朝的两次大狱，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狱，这两次大狱共杀死了四五万人，朝廷官员几乎为之一空。自此以后，朱元璋的权力“棘杖”上的确没有扎手的硬刺了。

    在明朝的开国功臣之中，武臣立功最著者，当推徐达、常遇春，文臣立功最著者，当推李善长、刘基。刘基是一位奇人，他洞察世事，无有不中，因此，他对朱元璋封赏的官职，多次拜辞不受，因为他知道朱元璋生性忮刻，很难容人，跟他共事长久，必不免有杀身之祸。而李善长却官至右丞相，封韩国公，有骄矜之态。朱元璋对他渐感不满，想换掉李善长，让刘基为右相。刘基说：“善长是有功的老臣，能够调和各将的人际关系，不宜马上把他换掉。”朱元璋很奇怪地问道：“善长多次说你的短处，你怎么多次说善长的长处呢？我想让你做右相，不知怎样。”

    刘基顿首说：“换相好比换殿中的柱子，必得用大的木材，若用小的木材，不折断也必定仆倒，我就是那种小材，怎能当右相呢？”朱元璋问：

    “杨宪如何？”刘基说：“宪有相材，无相器。”又问：“汪广洋如何？”又答：“器量偏浅，比宪不如。”又问：“胡惟庸如何？”刘基急忙摇头道：

    “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必至辕裂犁破，祸且不浅了！”

    不久，杨宪因诬陷人而被处死，李善长又被罢去相职，胡惟庸逐渐升为丞相。他听说了刘基对自己的评价，怀恨在心，就诬陷了刘基的儿子，又害了刘基。刘基忧愤成疾，被朱元璋派人护送回青田，不久去世。

    害死了刘基之后，胡惟庸更加意气洋洋，肆无忌惮，他恃权自专，朝中生杀陟黜之事，不待奏闻，就自行决断。对于送来的奏章，他也先行拆阅，凡不利于己者，就藏匿不报。朝廷势利之徒，竟走其门，胡家珍宝金帛，积聚无数。魏国公徐达看不顺眼，就给朱元璋上了密本，说胡惟庸奸邪，应加诛除。朱元璋没有相信徐达的话，反给胡惟庸知道了这件事，因此，胡惟庸对徐达怀恨在心。于是，胡惟庸就私下里买通了徐达家里的看门人，让他诬告徐达，谁知弄巧成拙，这计谋被自己的守门人报告了徐达，反而遭到了朱元璋的怀疑，每天上朝都提心吊胆。恐怕遭到不测之祸，等了几天，竟然没事，才逐渐放下心来。

    胡惟庸自此收敛了一阵，后来觉得自己应当再找个牢靠的靠山，就看上了李善长，李善长虽不当丞相了，但朱元璋还是十分看重他，经常出入宫廷。胡惟庸请人作媒，把女儿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胡惟庸有了李善长这一靠山，不觉又趾高气扬起来。正巧，胡惟庸在定远的老家宅中的井里忽然长出了竹笋，高及数尺，一班趋炎附势之徒都说是极大的吉兆，又有人说胡惟庸家的祖坟上每天晚上有红光照耀天空，远及数里。胡惟庸听了，更觉得是吉兆，越发得意。

    恰在这时，德庆侯廖永忠，因擅自使用皇帝的龙凤仪仗而被赐死。

    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书劝谏朱元璋，说他分封太多，用刑太繁，求治天下之心太过迫切，结果使得朱元璋大怒，把他捕入狱中，活活饿死。安吉侯陆仲亭擅乘驿车，平凉侯费聚招抚蒙古无功，均被朱元璋下旨严厉责罚。汪广洋罢相数年，由胡惟庸推荐，重登相位，不久又因刘基案被贬谪，汪广洋知道胡惟庸的不法行为，但一直替他隐瞒，在二次罢相之后，定居云南，不久即被赐死。朝廷官吏屡屡得咎，使得朝廷之上人心惶惶，深恐祸及己身。尤其是汪广洋被赐死，更使胡惟庸觉得震动，他觉得朱元璋迟早要惩治自己，就下定了反叛的决心。

    首先，他把那些遭到朱元璋惩治而心怀不安的官吏争取过来，结成党羽，然后又托亲家李存义去他哥哥李善长那里探听口风，李善长知道这是祸灭九族的事，起初不肯应允，经李存义再三说明利害，最后默许了。从李善长的态度里他得到了鼓舞，加紧了谋反的准备活动。胡惟庸把一些亡命之徒结纳为心腹，又暗地里招募了一些勇士组成卫队，并把天下兵力部署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再派人去同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连结，引为外援，还结交了一些掌握兵权的人，准备一旦事发，就起兵响应。又秘密结交日本国派来的贡使，作为事败之后的退路。

    胡惟庸在觉得一切准备完毕之后，就于公元1380年（洪武十三年）1月，奏告朱元璋说京宅井中出了一眼甜泉，乃是大吉大利之兆，请朱元璋前去观看。朱元璋竟相信了他的话，车驾从西华门出发，准备前往。

    就在这时，内使云奇突然闯入跸道，勒住了朱元璋的马缰绳，极力劝阻朱元璋，说是不可前往，由于情势太急，云奇声调急促，以至不能说得明白。朱元璋见此情景大怒，以为云奇放诞不敬，就喝命左右用金锤挝击。云奇断了胳膊，仆倒在地，气息奄奄，但却用手指着胡惟庸的宅第的方向。这时，朱元璋忽然有悟，忙登上高处向胡惟庸的宅第方向看去，但见胡宅中隐隐透出杀气，朱元璋大惊，立即发兵前往捕捉。

    不一会，羽林军就将胡惟庸及埋伏的甲士捉拿归案，经人对质，胡惟庸无法抵赖，只得承认。胡惟庸被牵至市曹，凌迟处死。

    朱元璋当然不肯罢休，他派出官吏，四处拷掠，把胡惟庸一案的新帐旧帐一同算清，由擅权枉法到私通日本、蒙古，再到串通李善长等人谋反，由此牵连到的胡惟庸的亲族、同乡、故旧、僚属以及其他关系的人皆被连坐族诛，先后杀掉了三万多人。

    又过了十二年，蓝党之狱又成。凉国公蓝玉，是著名的武将，也是开国功臣，但为人桀骜不驯。蓝玉与太子朱标是间接的亲戚，往来很亲密。蓝玉在北征时看到燕王朱棣的行止，深感不安，回来后对太子说：

    “我看燕王在他的封地里实在是太有威风了，其行止不亚于皇帝。我还听说燕地有天子气，愿殿下细心防备，免生不测。”太子为人生性忠厚，不愿生事，就对蓝玉说：“燕王对我十分恭顺，决不会有这样的事。”蓝玉见太子不信，只好自找台阶说：“我蒙受殿下的恩惠，所以才秘密地告诉你涉及利害的大事。但愿我说的不中，不愿被我言中。”

    不久，太子病死，朱元璋觉得燕王朱棣为人阴鸷沉稳，很像自己，就想立他为太子，但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觉得于古礼不合，也对其他皇子无法交待，朱元璋只好立了朱标的儿子做皇太孙。燕王朱棣见太子已死，无人替蓝玉说话，在入朝奏事的时候就对朱元璋说：“在朝诸公，有人纵恣不法，如不处置，将来恐成尾大不掉之势。”朱棣虽未明指蓝玉，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蓝玉曾在太子面前说过朱棣，朱棣现在要施行报复了，再加上“纵恣不法”四字，更是确指蓝玉。

    在这种情况下，蓝玉竟还率性而为，一点也不检约自己。他出征西番，擒得逃寇，且捉住了建昌卫的叛帅，自以为功劳更大了，愈觉意气扬扬，本以为回朝后定会大有封赏没想到朱元璋根本就不理他。到册立皇太孙时，他满以为会让自己做太子太师，却没想到自己还是太子太傅，反倒让冯胜、傅有德两人做了太子太师。蓝玉十分愤怒，扯着袖子大喊道：“难道我还做不得太子太师吗？”他这一番闹腾弄得朱元璋更不高兴。

    自此以后，蓝玉上朝奏事，没有一件能够获准，但蓝玉不仅不知收敛，还更肆无忌惮，即使陪皇上吃饭，也出言不逊。一次，他见朱元璋乘舆远远经过，便指着说：“那个乘舆的人已经怀疑我了！”此语一出口，大祸即来。其实，蓝玉并未象胡惟庸那样谋逆，只是“祸从口出”

    罢了。锦衣卫听到了这句话，立刻告及蓝玉谋反，并说他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河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设计起事，欲劫皇上车驾，朱元璋听了，正想杀人而找不到借口，便不问清红皂白，一齐拿到朝廷，并亲自审问，再打入刑部大牢，以假做真，全部杀死。

    仅此还嫌不足，凡与蓝玉偶通讯问之人，也不使漏网，四面构谄，八方诛连，朝廷中的勋旧，几乎一扫而空。此次前后共杀一万五千余人，与胡惟庸案杀人并算，共计近五万人。

    至此还不罢休，蓝党之狱过后年余，颖国公傅友德，奏请土地，不仅不准，反予赐死。宋国公冯胜，在缸上设板，用碌碡打稻谷，以作打谷场，声响远震数里，有仇人状告冯胜私藏兵器，朱元璋把他召入廷内，赐以酒食，说是决不相信别人的谣言。冯胜喜不自尽，谁知刚刚回到家里，即毒发而死。定远侯王弼，在家里曾叹息说：“皇上春秋日高，喜怒无常，我辈恐怕很难活下去了！”这一句话，果然被特务告密，立即赐死。

    这样一来，开国功臣已所剩无几，即便有几个，也早已远离朝廷，不涉政事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得保首领，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人都死在胡蓝大狱之前，沐英镇守云南，总算偏远无事，只有汤和绝顶聪明，他洁身远引、解甲归田，绝口不谈政事，享年七十多岁，得以寿终正寝。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把开国功臣杀得如此彻底的，确实应数明代。

    朱元璋从改变官制、改善吏治、严格法令、压制舆论、杀戮功臣和特务统治六个方面集中权力，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可以说收到了相当的成效。自洪武年间及其以后，明代的君权确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旁落过，至于燕王朱棣起兵争位，那是皇帝自己家里的事了。

    历史的血腥至今犹能闻到，权力的“棘杖”又何曾一时光滑可手过呢？杀了近五万人来巩固皇权，试图为子孙后代削出一把可以挥压万民而又光滑可手的权力之杖，其结果怎样呢？还不照样是叔侄争位、宗室相残？还不照样是奸佞迭出、祸乱相行？

    像朱元璋那样彻底地杀掉功臣，很难维持长久，像东汉光武帝刘秀那样与功臣结为姻亲，也招致了外戚和宦官专权的巨大弊端，那么舍其两极，取其中间，采取又打又拉，拉、打结合的办法是否可以呢？中国的历代王朝中也做过不少这样的尝试，似乎也不太成功，怎样才能避免杀戮和混乱呢？难道历史就是用鲜血和“棘杖”组成的吗？

    孟子说：“不嗜杀者能一之。”其意是说以仁行事才能得天下、保天下。但这一万古不变的信念，在历史上实现了多少，今天还是否适合。

    也许是个很值得探寻的课题。

    皇后的功劳

    在中国历史上。开国帝王很多，因为每个朝代都有一个开国帝王，但我们很少听说有开国皇后。的确，有开国帝王不一定有开国皇后，能与开国帝王生死与共并能共享安乐的“开国皇后”确实如凤毛麟角，屈指可数。正是因为少之又少，所以才显得更加珍贵。时至今日，每个创业者几乎都希望有一位红颜知己与自己携手共进，但如愿者几稀。因此，与红颜知己共闯商场与疆场，似乎已成为现代创业者梦寐以求的事。

    当我们怀着上述的目标去搜寻中国古代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惊奇地发现，明朝开国帝王朱元璋的夫人马皇后，不仅是一位真正的开国皇后，似乎也符合现代人的要求。

    马皇后像朱元璋早年寄身寺中，暂作和尚，穷困潦倒，后见郭子兴起兵反元，就投到郭子兴的军中。郭子兴见朱元璋气宇不凡，相貌出众，也十分看重。朱元璋作战勇敢，智勇兼备，打了不少胜仗，郭子兴对他就更加器重。后来郭子兴曾同夫人张氏谈及朱元璋的军功，张氏说：“朱元璋的才能，我不太了解，但看他的相貌，将来必定有一番作为，应该加以厚恩，使他感恩图报，方肯为我们出力。”郭子兴说：“我已提拔他作队长了。”张氏说：

    “依我所见，这还不够，听说他已二十五六岁，尚未成家，何不将义女马氏配给他，一可使壮士效诚，二可使女有所归，也算是一举两得之事。”郭子兴思虑了一会，觉得不错，就挑了个机会，告诉了朱元璋，朱元璋当然十分高兴。

    马氏不是郭子兴的亲生女儿，而是他收养的义女。在郭子兴微贱的时候曾与宿州的马公结成了生死之交。

    马公是宿州新丰的豪富，为人慷慨仗义，疏财济贫，天长日久，家业就衰落下去，他的妻子生下一女，不久就病死了。此女从小无人照管，过惯了贫苦的日子。后来，马公杀人复仇，为了避祸，就把女儿寄养在郭子兴的家里，后来郭子兴听说马公客死异乡，就收马氏作义女，加以抚养。好在此女聪慧，郭子兴教她文字，张氏教她针线，一经指导，无不立会。到了十六岁，即出落得一副好身材，更兼知书达理、勤劳贤惠，可谓秀外慧中。马氏早就听说朱元璋之名，朱元璋也知马氏是郭子兴的义女，二人相互倾慕，结婚后十分和睦。朱元璋做了郭子兴的乘龙快婿，不久就被提升为镇抚，再加上他战功赫赫，大家都尊称他为朱公子。郭子兴见朱元璋威势日重，倒还没有多想，他的两个儿子看了却心怀嫉妒，再加上朱元璋同他们称兄道弟，他俩更觉不满。于是，这弟兄两人密谋，想除掉朱元璋。俗语说，疏不间亲，兄弟俩编造谎言，屡屡在郭子兴面前谗毁朱元璋，起初郭子兴不听，但说得多了，郭子兴不免起疑。

    尤其是郭子兴的性格不够大度，偏怀苛刻，遇事不能明辨，易听人言，所以，郭子兴害怕朱元璋真的擅权自专，将来会危及自己。而这时朱元璋并不知道郭子兴对他已起疑心，在军事会议上还是率先发言，难免有顶撞郭子兴的地方。郭子兴大怒，找了个借口，把他关了起来。郭子兴的两个儿子听说了，觉得害死朱元璋的时机已经到来，便偷偷嘱咐膳夫，不要给朱元璋送饭，把他活活饿死。

    朱元璋未能回家，马氏便探知了此事。她偷偷地跑进厨房，拿了一块刚刚下锅的热饼，准备送给朱元璋吃，谁知刚出门就撞见了义母，她怕被义母看破，连忙把热饼塞进怀中，热饼烫在皮肤之上，疼痛难忍。

    马氏一面向义母请安，一面眼睛瞅着别处，脸上也显出很不自然的神情。

    义母见她神情有异，却偏偏叫住她寻根问底，后来实在烫痛难忍，就伏地大哭，说明了原委。等取出饼来一看，胸乳都被烫烂了。义母了解到这一情况，连忙劝告郭子兴，郭子兴也觉得关禁朱元璋显得过分，两个儿子再加暗害更于情理不容，于是放出了朱元璋，对两个儿子大加训诫。朱元璋知道了马氏揣饼烂胸的事以后，大为感动，尤其是马氏以此打动义母，再由义母说动郭子兴，救出了朱元璋的性命，还使他恢复原职，朱元璋更觉得马氏德足可敬，才足可佩了。

    公元1353年，（元至正一十三年）郭子兴由于受彭大、赵均用两个将领的排挤，到滁州驻守，赵均用一直想加害郭子兴，亏得朱元璋用计贿通了赵均用的左右，接郭子兴来到滁州，朱元璋等人共推郭子兴为滁阳王，当地的所有军马，都归朱元璋节制。

    朱元璋带领军队驻守滁阳（今安徽省合肥市东北）时，忌恨朱元璋的人散布谣言，说朱元璋手握重兵，为了保全实力，不肯出战，就是出战，也不尽力。郭子兴性情耿直暴躁，信以为真，把朱元璋的得力战将都调到自己的部队，削弱了朱元璋的兵权，对朱元璋也冷淡起来，遇到战事，也不和朱元璋商议，致使二人互相猜忌。

    有一次，朱元璋打了胜仗，向郭子兴报功，但郭子兴只是冷淡地敷衍了几句。朱元璋非常懊丧，回到自己家中，长吁短叹。马氏见了，就关切地问：“听说夫君打了胜仗，我正为你高兴，为什么夫君却闷闷不乐？难道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朱元璋说：“你怎会知道我的事？”马氏说：“莫非是我义父薄待了你？”朱元璋被妻子猜到心事，更加烦闷，说：“你虽然知道，又有什么用呢？”马氏说：“你可知道义父为什么这样对待你吗？”朱元璋说：“以前怕我专权，已削了我兵权。现在怀疑我不肯尽力，我却争先杀敌。虽然打了胜仗，你义父仍然对我冷淡。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好。”

    马氏想了一会儿，问：“你每次出征回来，有没有给义父礼物？”朱元璋听了一愣，说：“没有。”马氏说：“我知道其他将帅，回来时都有礼物献给义父，夫君为什么与别人不一样？”朱元璋忿然说：“他们是掳掠来的，我出兵时秋毫无犯，哪里会有礼物！就是有从敌人那里夺来的财物，也应该分给部下，为什么要献给主帅？”马氏说：“体恤民生，慰劳将士，理应如此。但义父不知道这些，见别人都有礼物，只有夫君没有任何表示，反而怀疑你私吞金帛，因此心中不高兴，这才薄待了夫君。我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你与我的义父前嫌尽释。”

    朱元璋问：“你能有什么办法？

    快讲出来！”马氏说：“我这里还有一些积蓄，你把它们献给义母，请义母向义父说明情况，义父一定高兴，不会再难为你。”朱元璋觉得十分过意不去，说：“既然这样，就按你说的办吧，不过这样有点太委屈你了！”

    第二天，马氏将自己积蓄的贵重首饰等物品一一捡出，送给义母张氏，并且说是元璋孝敬义父、义母的一点儿心意。张氏满心欢喜地告诉郭子兴，郭子兴神色怡然地说：“元璋这么有孝心，以前倒是我错疑了他。”自此以后，郭子兴对朱元璋疑虑渐释，遇到战事，都和朱元璋商议。翁婿和好，滁阳城从此巩固。

    然而，郭子兴的两个儿子却觉得朱元璋的权力太大，威望太高，十分嫉恨朱元璋，总想找个机会除掉他。不久，郭子兴的两个儿子邀请朱元璋出去饮酒，马氏嘱咐朱元璋说：“这两个人几次三番想害你，这次一定没安好心，你一定不要喝他的酒。”经马氏提醒，朱元璋就想了一个计策。等他和郭氏兄弟一起走到半路，朱元璋忽然从马上一跃而下，对天喃喃而语，若有所见，过了一会，翻身上马，驰骋而回。郭氏兄弟在后面追喊，朱元璋回喊道：“我不负你，你何故设计害我，如今天神告我，说你们二人，在酒中下毒，天神下令我往！”郭氏兄弟听了，直吓得汗流浃背，私语道：“置毒酒中，我俩未对任何外人说过，他怎地知道，难道真有天神助他？”从此，两人再不敢陷害朱元璋了，就是在郭子兴的面前，也不谈及朱元璋的功过。

    后来，郭子兴病死，朱元璋逐渐成为主帅，马氏成为朱元璋的重要参谋之一。朱元璋每次出兵打仗，军中的文书多交给马氏办理。史书记载，马氏仁德慈善，有智计鉴断之能，爱好文史，朱元璋每次出征，文书之类均交马氏管理，即使在紧张仓促之中，马氏也未曾丢弃过。公元1355年（元至正十五年），朱元璋率兵从和阳渡江攻太平，和阳空虚，马氏料定元兵必来劫掠义军的家属，便未经请示，就率领义军家属渡过长江。果不出所料，马氏的队伍刚过完，元军就向和阳进攻。

    公元1360年（元至正二十年），朱元璋同陈友谅会战于南京。当时，陈友谅的势力比朱元璋强大得多，很多人都认为很难取胜，城中人心惶惶，竟有人挖地窑埋藏金银。马氏却把自己的金帛拿出来鼓励将士，激励士气。结果，朱元璋大胜，消灭了陈友谅，建立了“大汉”政权。公元1367年，（元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又攻克了苏州，俘虏了张士诚，于是。在扫平群雄之后，朱元璋于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做了大明的开国皇帝，册封马氏为皇后。

    马皇后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不仅常常参预军事，在空闲时间，还带领妇女赶制军衣，可谓竭心尽智，劳苦功高，应算得上“开国皇后”。作为一个女人，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但最为难得的，是她在建国以后的表现。在她被立为皇后以后，朱元璋曾深情地对她说：

    “朕起自布衣，登得帝位，外靠功臣，内恃贤后，为朕司书，为朕随军，为朕亲缉甲士衣鞋，种种劳苦，不胜枚举。古称家有良妇，犹国有良相，今得贤惠如后，朕益信古语不虚。”马氏却说：“妾闻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妾同贫贱，愿无忘君臣同艰难。”马皇后的话，可谓语重心长而又适得其时。

    朱元璋把她比作唐代的长孙皇后，马皇后谦辞不敢当，待到朱元璋要把马皇后的宗族故旧请入朝廷，授以爵禄，马皇后叩谢道：“爵禄所以待贤，不应私给外家，妾愿陛下慎惜名器，勿循私恩。”但朱元璋为了表示对马皇后的感佩之情，还是追封了她的父母，并设庙四时祭拜。马皇后的这番话，令朱元璋倍加感动，就是放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也不多见，今人听来，尚犹自敬佩。

    马皇后起自寒微，一直不忘本色，虽贵为皇后，却过着较为俭朴的生活。平时，她衣不重彩，多穿丝麻织成的练布，过去的破烂衣服什物也总是修补再用。但她并非吝啬，在许多地方，她十分大方。一次，朱元璋视察太学，马皇后听说太学生有几千人之多，便问他们的生活是怎样安排的。当她得知太学生是由国家供应饭食时，便说：“太学生虽免去了饥寒之虞，但他们的家属却不一定有生活保障，希望能给那些家境贫寒的太学生以补助，让他们的妻子老小不至挨饿受冻。”还特别建议设立了红板仓，积聚财物赠送生员的家属，以保证太学生无后顾之忧，安心读书。

    朱元璋刚开始制造纸币时，屡次试制都不成功。一天，他梦见有人告诉他说，如果想制成纸币，必须取秀才的心肝来才行。梦醒之后他想道：“这难道是让我去杀读书人吗？”马皇后听他说了这个梦，就对皇帝说：“照我看来，秀才们所做的文章，就是他们的心肝了。”皇帝听了很高兴，立刻命主管的官署找来秀才们进呈有关文章，加工来用，纸币果然就制造成功了。

    在明朝建国初年，宰相胡惟庸谋反案应是最大的谋反案之一，其株连之广，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是少见的。中国著名文学家、洪武朝大学士、太子朱标的老师宋濂因年纪已大，早已退隐林泉，离京师千里而居，但他的孙子宋慎知道胡惟庸谋反而未举报，就被株连逮捕到了京城。马皇后听了，连忙跑去对朱元璋说：“听说皇上要处死宋学士，不知是何缘故？”朱元璋说：“宋濂的长孙宋慎知情不报，形同谋反，属大逆不道之罪，按律当诛，且应祸灭九族！”马皇后求情说：“宋学士闲居浦江，早已不问政事，且离京城有千里之遥，根本不知其孙谋反的事，怎么能处他以死刑呢？”朱元璋对谋反之事恨之入骨，所以不听马皇后的劝告，拂袖而去。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只见马皇后直落眼泪，朱元璋很奇怪，就问她是什么原因。马皇后说：“宋学士跟随皇上40多年，德高望重，四海敬仰，又兼满腔赤诚，肝胆照人，出生入死，明昭目功，如今年逾古稀，却要受刀斧之刑，我哪里能吃得下这珍馐美味？”朱元璋听了这番话，被深深地打动了，就免了宋濂的死刑，改为发配茂州。

    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这一点，在朱元璋一朝表现得尤为突出，马皇后在谏阻杀戮、保护功臣方面，其做法也可谓前无古人。建国之初，明朝定都南京，但南京城墙不够坚固完整，朱元璋准备修建，因国库中资金缺乏，朱元璋就向民间募集资金。吴兴人沈秀是一位深藏于江南小镇的富商，用“富可敌国”四字形容，毫不为过。他一生精明盖世，老来却犯了两个大错误：一是他自动捐款要求修半边城墙，二是他修的这半边比朱元璋修的那半边提前三天完工。本来，朱元璋对沈秀主动要求修半边城墙就大为不满和嫉妒，觉得一个商人竟敢同皇帝平起平坐，且是用钱来修城墙，岂不是为沈秀自己立纪念碑，灭了他皇帝的威风？再加上比皇上提前三天完成，那就更是压倒了皇上，有“欺君之罪”！朱元璋性情忌刻，哪里能容，就找了个借口说沈秀乱掘山脉，把沈秀捕入狱中，准备处死。马皇后知道了此事，急忙前去问询。朱元璋说：“民富敌国，是为不祥。”马皇后抗言道：

    “国家立法，所以诛不法，非以诛不祥。沈秀虽富可敌国，却并未犯法，为什么要处他死刑呢？”朱元璋理屈辞穷，只得把沈秀改谪戍云南，沈秀终于死在贬所，从此，江南富人吸取教训，更加深藏不露。

    马皇后做了十五年的皇后，于公元1382年（洪武十五年）病重，医治无效，群臣纷纷访求名医，督责医官，马皇后却很平静地对朱元璋说：“生死有命，祷祀何益？世有良医，亦不能起死回生。倘服药不效，罪及医生，转增妾过。”这种宁静安祥而又慈悲的情怀使朱元璋及群臣大为感动。朱元璋问她有何遗言，马皇后说：“妾与陛下起自布衣，赖陛下神圣得为国母，志愿已足，尚有何言！妾殁之后，只愿陛下亲贤纳谏，如是而已。”言讫而逝，享年五十一岁。马皇后的这番不是遗言的遗言，至为朴实而又至为深刻。自朱元璋及群臣百姓，闻马皇后死讯，无不恸哭。

    是年9月，葬马皇后于孝陵，临葬风雨雷雹大作，朱元璋以为不吉之兆，愀然不乐。送葬僧人宗泐口宣一谒道：

    雨落天垂泪，雷鸣地举哀。

    西方诸佛子，同送马如来。

    朱元璋听了，才转忧为喜。

    马皇后死后，宫中有很多追忆马皇后的歌谣，其一曰：“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抚我育我，怀德难忘。怀德难忘，于万斯年，毖彼下泉，悠悠苍天。”

    这里倒不是一定要为一位封建皇后树碑立传，而是因为马皇后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一个特例。她的特别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品德端正，处事得当。马皇后身为郭子兴的义女，朱元璋的夫人，其地位与作用都十分微妙。如果她存有私心或是处事不当，极有可能导致郭子兴和朱元璋关系的破裂。如果真的出现了那种情况，不仅朱元璋当时死无葬身之地，就是对于郭子兴和农民起义军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损失。马皇后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义父和丈夫一时的曲直得失，保持了他们的团结，发挥了朱元璋在农民起义军中的作用，为义军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二，马皇后既能辅佐朱元璋打天下，又能辅佐朱元璋治天下，如此善始善终，实属难得可贵，贫贱而不馁，富贵而不骄，这是中国传统的做人标准之一，在马皇后身上确实体现出来了，至于大和尚颂她为救苦救难的“马如来”，虽不无过誉之嫌，也实在是不无道理。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多残暴，后宫多秽乱，而马皇后却像一道耀眼光芒，划破了黑沉沉的夜空，显示出了人性之美，女性之美。实可谓斯人虽已逝，千载有余情！

    奇人逸士的政治观

    俗人庸人、英雄烈士、志士仁人、圣贤俊良以至奇人逸士，前者多多而后者少少，至于奇人逸士，可谓世不一出，如凤毛麟角，只能自待其来而无处寻觅。

    奇人之奇，就在于无世俗之累，入世可经天纬地，出世可“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不为穷困所忧，不为闻达而喜，不论穷困还是闻达，均无所累，常得率性而为。借用今天时髦的话说，那才真叫“潇洒走一回”！

    只是当今之世，媚俗入骨髓者却偏偏要装出一副清气冷然的模样，浑身铜臭气却偏偏要做出一副绅士的派头，孰不知，如果划分“阶级成分”的话，他们只能归入俗人庸人的阵营中去，且是其中的下焉者，如想和奇人逸士攀缘，恐怕还要“十世修行！”只是奇人逸士太过遥远，时下之论，“贵族”一词髦得合时，阿猫阿狗披上冠带，据说也成了贵族。

    其实，奇人选士才是中国传统贵族精神的代表，在他们身上积聚着真正的浓郁的贵族气息。至于今天自封为“贵族”的新贵族们，实在是身外无处不贵族，惟有精神不贵族！

    元末明初的刘基，在中国历史上应称得上是一位奇人。在改朝换代之际大有作为，刘基为明朝铺设了一条开国之路。刘基是一位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传说丰富多彩，什么能掐会算，什么呼风唤雨，简直有些像《水浒传》里梁山好汉的军师公孙胜，至于冒他的名而出的风水勘舆之作以及预测祸福的《推背图》之类，更加比比皆是。如果剥去这些虚幻迷离的色彩，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可以看出，刘基是一位学者、军事家、政治家和独立特行的智达之士。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生于1311年（元至大四年），其家庭为一耕读传家的正统地主家庭。浙江自宋以后就成为文化教育十分发达、才杰俊秀迭出的地方，素有“千山千水千秀才”之称。刘基的祖先原是丰沛人氏，在宋为官，后随南宋南迁，落脚浙江青田，到刘基的祖父这一代，还做南宋的太学上舍，并且博学多智，通晓天文地理，为人正直仗义，曾经组织过反元起义。刘基出身于这样一个较有名望的家族，自小耳濡目染，树立了建功立业的大志，也造就了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据载，刘基才华出众，自幼就显露出来，尤其他的博闻强记，实在令人吃惊。

    刘基的住处附近有一家书店，刘基上下学经常路过。一天，他看到一本天文方面的书，随手翻阅了一遍，第二天再来读书时，竟能将前一天读过的那本天文书背诵下来。书店主人十分钦佩，就想把那本书送给他，刘基说：“书已在我胸中矣，书本已对我无用了！”他的老师对他也十分器重，因为他不仅过目成诵，还能根据所学的经文，阐发自己的见解，道人所未道，言人所未言，他的老师断言他将来必成大材。在17岁时，刘基离开了府学，到括苍山的石门洞去师从当时的名士郑复初学习“二程”的理学，在这一时期，他更进一步地博览群书，尤其注意正统经史子集之外的杂家著作，医农术数、天文地理均深有心得。这样，刘基在青少年时期就已打下了极为宽厚扎实的知识功底，为他以后在政治和军事领域里驰聘纵横作好了知识上的准备。

    但刘基的青年时期是十分坎坷曲折的。他于1333年考中了进士，其后被授为江西高安县丞。当时，元朝的政局动荡不定，一方面是统治者横征暴敛，醉生梦死；一方面是农民起义的烽火遍地燃起。在这种情况下，有识之士或是多心怀观望，寻找时机以图起事，或是干脆投入起义军中，极少有人为元朝的统治者卖命。

    刘基也是这样，他虽在做一个辅佐县令的小官，但他并不是死心塌地地为元朝着想，而是十分注意收搜风土人情，了解社会时事。当然，身在元朝吏籍之中，他也不能不例行公事，做一些应付门面的事，但他决不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而是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心去伸张正义。在当高安县丞时，他曾受命复审过一桩人命案，初审裁定者是一个极有权势的蒙古贵族，但原告一直不服，连连上诉，经过勘查，刘基认为初审有误，应定为蓄意谋杀。经过刘基的努力争取，终于使冤情大白。这件事为普通百姓所赞扬，但却为当权者所不容，不久，刘基就因别人的诬陷而另调他任。刘基实在看不惯官场的贪赃枉法、阿谀奉承，一气之下，弃官回家，于公元1340年（元至元六年）回到青田老家，做起隐士来。

    刘基的学问品才已广为人知，浙江行省又让他担任儒学副提举的官职，刘基觉得也许这一官职比较适合于自己的特点，便随即到任，谁知到任一看，天下官场一片黑暗，他无法改变自己的性格，对一些不法现象仍是愤加指责，其结果当然是得罪了许多人，很多人弹劾他超越职责范围，多管闲事。于是，刘基又一次愤而辞官。

    公元1351年（元至正十一年）前后，方国珍兄弟时降时反，占据着温州、台州、庆元等路，在海上出没无常，很难剿灭，也更加深了沿海一带百姓的灾难。元朝官吏自己无能，就又想起刘基是一人才，便把他任命为浙东元帅府都事，让他想法剿灭方国珍。刘基两次辞官，本不愿再去与贪官污吏为伍，但又想只是剿灭匪寇，也就勉强应允。一到任上，刘基就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方国珍兄弟反降无常，目的无非是为了向朝廷要挟，索取高官厚禄。刘基反对招安的政策，坚决主张消灭。

    他分析了当时的情况，主张实行分化瓦解之策，即只拿方国珍兄弟，余者不问，此布告一出，方国珍的军心立刻不稳。原来，方国珍多行不义，其部下多是被他胁迫，本不愿为他卖命，见了布告，就想离之而去。方国珍十分惊慌，便托人给刘基送去了许多财物，请求他改变策略，刘基坚决不从。方国珍无法，只好转而贿赂别的高级官员，没想到一举成功，方国珍再次接受了招安。这也罢了，气人的是刘基挨了一顿训斥，说他是擅作威福，伤了朝廷爱民好仁之心。刘基这次真的心灰意冷了，他对元朝彻底失去了信心，他再也不愿在官场混下去，哪怕是借此为民做些好事他也不干了。

    1358年，他第三次辞官，又回到了青田老家。这次归隐，他为中国文学史添了一部寓言集。他借寓言的形式嘻笑怒骂，表示自己对污浊现实的愤慨和对人生的精辟见解，他给这部寓言集取名为《郁离子》，大概寓有郁愤不平而又离经叛世之意。此时，刘基已四十多岁了，他于二十多岁中了进士，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宦海浮沉，并数度隐居，难道他一生的历程就此结束了吗？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元末，要想施展宏图大志，惟一的出路就是反掉元朝。

    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刘基的机会终于来了。在郭子兴死后，朱元璋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他接受了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正确建议，避开了蒙古人的锋芒，迅速壮大起来。朱元璋十分注意军队的纪律，建立了良好的威望，而且每到一处，十分重视访求当地的贤达，罗致帐下，以为己所用。占据处州以后，朱元璋访得刘基正在青田老家隐居，便专使往请。刘基虽也早已听说朱元璋的名声，但毕竟缺乏了解，再加上他二十年做官的坎坷经历，似乎不愿再出山了，所以，他拒绝了朱元璋的第一次邀请。朱元璋并未气馁，再派总制孙炎前往邀请，朱元璋备以聘礼书信，极言求贤若渴之情，再加上孙炎对朱元璋的雄才大略、鸿鹄之志的一番描述，刘基终于被感动。于是，刘基说：

    “我过去曾经辞官在西湖闲住，见西北方向有异样云气，我曾说那是天子之气，十年之后应当在金陵。现在朱氏创业兴旺，又礼贤下士，应天顺人，恐怕将有大成。”就这样，刘基经过朱元璋的部将胡大海和朱元璋的三次邀请，终于应聘。刘基在见朱元璋之前，就已经对天下大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针对朱元璋的情况，提出了十八条建议，在见到朱元璋之后，他立刻提出了他的所谓“时务十八策”，朱元璋听了，兴奋不已，认为刘基未到军中，就已把天下大势看透，实在是不世之才，立即下令修建礼贤馆，把他待为上宾，引为心腹知己。

    当时，朱元璋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两支军队的势力都比朱元璋强大，而且想合力消灭朱元璋。因此，朱元璋的军队虽生气勃勃，但仍处在东西夹击的危险境地中。怎样对付张士诚和陈友谅，就成了朱元璋的当务之急。如果能采取正确的策略，朱元璋就可能继续发展，弄不好，就会象包饺子一样被张、陈两支军队吃掉。就这个问题，朱元璋虚心请教了刘基，朱元璋说：“我为天下麻烦先生，把您请了出来，真是委屈您了，希望先生不要抛弃我！如果您有什么指教，请直言不讳，我一定虚心接受。”

    刘基说：“明公占据了金陵，甚得地势之便，但东南有张士诚，西北有陈友谅，多次骚扰侵凌明公。如此看来，要想取得天下，当务之急，先除此二人！”朱元璋正在考虑这一问题，却十分犯难，不知如何是好，就皱着眉头对刘基说：“这两人势力强大，怎样才能剿灭呢？”

    刘基说：“抵御敌人，应当权衡缓急，用兵应当有先后次序，如今应当先对付陈友谅，后收拾张士诚。”朱元璋说：“张士诚弱小而陈友谅强大，诸将多认为应当先除弱者，剪除陈友谅的羽翼，而且先弱后强，是用兵的常法，先生何故舍弱而图强呢？”

    刘基说：“如今之势，不可拘泥于兵法。张士诚只是一自守汉罢了，他胸无大志，只求自安，不愿多事，如果你集中力量攻击陈友谅，他也不会乘虚攻金陵，不敢轻举妄动。而陈友谅劫主称帝，没有一时一刻忘记金陵，且占据长江上游，可以顺流而下。他野心勃勃，企图扫荡群雄，因此他才是目前最主要的敌人。如果你集中兵力对付张士诚，陈友谅趁虚而入，明公还有退路吗？如果先灭陈友谅，则张士诚的存亡全操于我手，还有何惧呢？先灭陈，后扫张，继而西攻陕西，北上大都，天下岂不可定了吗？”

    这一番话，实不亚于诸葛亮的“隆中对”，把朱元璋说出了一身汗。

    此后，朱元璋就按照刘基定下的这一策略，平定了天下，建立了明朝。

    在具体的战役中，刘基也屡立大功。刘基到朱元璋军中不到两月，陈友谅就挟持徐寿辉率大兵来攻，并联合张士诚东西夹击。当时，敌兵浩大，朱元璋势小，因此诸将主张不一，有主战的，但更多的是主逃，甚至主降。在众人议论纷纷时，刘基旁立不语，朱元璋最后问及刘基的意见，刘基斩钉截铁地说：“先斩言降者和言逃者，才能取胜。陈友谅挟徐寿辉而来，乃是向我示威，逃无处逃，降则死无葬身之地，如今之计，只有决一死战。陈友谅虽说势大，但属不义之兵，士气不振，且又远行深入，疲惫不堪。而我们则是守卫疆土，将士齐心合力，以逸待劳，再多设埋伏，一定会成功。况且陈友谅骄悍有余，智计不足，正应了骄兵必败、悍兵必败的古训。以此看来，战之必胜。”刘基的这番话，坚定了朱元璋和诸将士的必胜信念，也确实符合当时的形势，道出了胜败的根源。陈友谅进军初期，因其势太大，打了一些胜仗，在占领了太平以后，就使人椎杀了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为汉。后来深入朱元璋的防地，被刘基困住，弄得缚手缚脚，施展不开，屡吃败仗，最后退至江州。

    江州临水而建，城墙多建在水中，易守难攻，朱元璋攻了数日，城完如故，陈友谅以为固若金汤，便放心回去睡觉了。谁知刘基暗中测量了城墙高度，造了许多坚梯，载于船尾，趁黑暗缓缓移至水中的城墙边，军士顺利登上城头，一举攻克。陈友谅还以为天降神兵，忙携带妻子，乘船逃往南昌。在后来的鄱阳湖大战中，刘基又多出奇计，帮助朱元璋击败了陈友谅，并将其杀死于湖中，彻底消灭了陈友谅的大汉政权。在奉韩林儿为小明王问题上，刘基与朱元璋等人的看法完全不同。朱元璋接受韩林儿的封爵，其目的是为了不招人眼，把元兵的矛头都指向韩林儿、陈友谅等人，他这样做，确实为自己赢得了发展的时间，但随着形势的推移，再尊奉韩林儿，就有害无利了。

    公元1361年（元至正二十一年）1月，朱元璋在金陵中书省设座，遥拜小明王，刘基独傲立不拜。朱元璋问其故，刘基说：“韩林儿虽是韩山童（红巾军重要首领）之子，但自身并无建树，只是一个牧童罢了，且他姓韩不姓赵，却诡称宋裔。宋亡已久，人心不归，何必要假借前代年号？大丈夫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摆脱别人的牵制。如果继续尊他的名号，将无以自立。”朱元璋当时未做什么表示，但他已深受刘基的影响。后来因救韩林儿而差点被陈友谅趁虚打败，才越加相信刘基的话。

    最后，朱元璋干脆杀了韩林儿，自树一帜。这在当时看来，也是一个正确的策略。

    刘基在明朝的开国中立有三件大功：一是指出正确的政治方向，即摆脱韩林儿而自树一帜，以收揽人心，威服天下；二是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先攻陈友谅，后灭张士诚；三是在各个战役中屡出奇计。难能可贵的是，开国以后，他能坚持自己的一贯主张，要求“以仁治天下”。朱元璋在登基之后面对满目疮痍的世界感到一片茫然，不知所措。

    就向刘基请教，刘基说：“生民之道，在于宽仁。”对于吏治的腐败，他深恶痛绝，建议朱元璋严加治理。他还仍然保持着刚正不阿的性格，对于文臣之首的李善长，他也毫不通融，不顾李善长的求情和威胁，毅然以御史中丞的身分杀死了李善长的亲信、贪污犯李彬，引起了朝野震动。

    后来，他敌不住李善长的百计陷害，干脆回家闲居。

    刘基极有知人之明，他深知朱元璋生性多疑。外宽内急，所以不去致身仕途，而是尽量洁身远引。一次，朱元璋想把李善长换掉，让他当丞相，刘基说：“李善长是功臣勋旧，能够调和众臣。”

    朱元璋奇怪地问：“李善长多次说你的短处，你为什么总说他的长处呢？我想让您当丞相，不知意下如何？”

    刘基说：“国之大事，莫大于置相，易相犹如殿之换柱，如用小柱，非折即仆，我就是这样的小柱，怎么可以换上去呢？”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刘基说：“杨宪有当丞相的才能，却无当丞相的器量。丞相必须持心如水，不偏不倚，杨宪做不到。”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器量更浅，胸怀更小。”朱元璋最后说：“胡惟庸怎么样？”

    刘基答道：“万万不可。当丞相好比驾车，胡惟庸不仅驾不好车，还会弄得辕断轮摧。”

    朱元璋还是让这几个人当了丞相，结局如何呢？杨宪因犯律被杀，汪广洋被赐死，胡惟庸谋反，其案株连之多，被杀三万人，连李善长也被连累灭族！

    刘基可算有知人之明了！

    胡惟庸因刘基曾在朱元璋面前贬评过自己，就怀恨在心，当了丞相之后，就诬陷刘基的儿子，也诬陷刘基占了有王气的坟地，刘基本来在家过着隐居的生活，下棋品茶，逍遥自乐，却忽然被传到京城，令其对证。虽然最后朱元璋还是把他护送回家，但他还是忧愤成疾，于公元1375年（明洪武八年）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中国历史上的奇人逸士很多。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奇人当数武王伐纣时的姜子牙了。姜子牙自己知道自己有很大的本领，但时运不来，他也无可奈何，于是就耐心等待。

    他可谓事事不顺心，即使做点小买卖，老天也与他作对。一次，他借了点钱买了点面到街上去卖，没想到一阵风把面全吹跑了，弄得他血本无归。但他没有灰心，在等待时来运转，他在渭水边上钓鱼，用的是直钩，所以一条鱼也钓不到，他老婆来送饭，见他用直钩钓鱼，不禁大怒，就把鱼钩弯过来，趁他吃饭的功夫就钓了许多。姜太公见了，反把那些鱼都放到水里，并对老婆说：“我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一切都要顺其自然，岂可勉强。”后来，连老婆都跟他离婚了，他还是在等待。一直到了80岁，周公才来到渭水边，请他出山。周公亲带车马，在他的身边一站就是半天，姜子牙终于被周公的态度所打动，出山帮助武王伐纣。

    据说姜子牙不仅智谋超人，还道术精深，既能出智画计，又能掐会算，甚至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立下了大功，后被封于齐，在当时，齐地是膏腴之地，鱼米之乡，又是最为经济发达的“开发区”，其享禄之厚，为百官之首。姜子牙也被尊称为太公，可谓福寿双全。

    秦末汉初的张良也算是一位奇人，他奇有四处：一是散尽家财，誓为韩国报仇，寻访刺客，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虽未成功，但其勇烈刚毅，不能不叫人啧啧称奇。其二是他得遇奇缘，学得兵法。据说张良遇到一位老人，那老人让张良把掉在地上的鞋子给他穿上，张良照办了，老人就约他黎明在某地相会，授以兵法。张良连去两次，老人都先他而到，老人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于是，张良干脆从晚上等到黎明，根本就不回去，总算使老人满意了。老人觉得他品德甚佳，才质不凡，就授他兵法，张良从此就成为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了。这个“张良纳履”的故事，直到现在还被常常拿来教育儿童尊敬老人。其三是他屡出奇计，助刘邦脱困危、胜项羽，成为西汉的开国功臣。其四是能功成身退，不贪名利，既躲过了刘邦、吕雉对功臣的诛戮之祸，又免去了像萧何那样的屈身之辱，只是洁身远引，钻研兵法，恰像清溪湍湍，避世而流。

    东汉末年的诸葛亮当然也算得是一位奇人。他躬耕隆中，不辍诗书，用他的话说，就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等到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见他仁德至厚、诚信可嘉，便决定辅他共图大业。诸葛亮未出隆中就三分天下，既出隆中，更东联孙吴，北抗曹魏，火烧赤壁，再取成都，终于证实了他三国鼎立的预言。但诸葛亮之奇，还不全在此处，与其他人相比。他是洞察世事偏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明知天下大势，三足而立，魏、吴皆不可图，但他却要实现刘备匡扶汉室、继承汉统的遗愿，不辞辛劳，六出祁山，终于鞠躬尽瘁，积劳成疾，呕血而亡。

    隐居山林不足为奇，奇的是在经世济时中偏能显出其奇人逸士的本色。政坛上的奇人逸士，“兼济”与“独善”兼得，现在想来，犹令人向往不已。

    大决断才能做大事

    “当断不断，自取其乱”，是许多有志之士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后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这条经验决不是随便说说，而是用无数人的鲜血和头颅换来的。如果对此还不理解，请看看下面的事例。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李世民看到隋朝将要灭亡，就暗中积极准备起义。他散施财物，接济贫穷，供养门客，许多贤能的人和侠义之士都聚集到他的门下，李世民不仅名声鹊起，也为自己日后谋事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积聚了大量的人才。

    公元617年（大业十三年），李渊时任太原留守，李世民与早就有意造反的晋阳令刘文静密谋，劝说李渊兴举义兵，李渊在考虑了利害之后，同意了李世民的建议，将自己家族的兴亡交给了李世民。当年五月，李世民设计杀掉反对自己的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二人，李渊正式宣布起义。

    当时正逢阴雨连绵，李渊的军粮即将用尽，李渊与大将军府长史裴寂商议，决定暂时撤军返回太原，等准备好了再图进取。李世民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向李渊建议说：“我们本是兴大义以拯救天下百姓的，应该尽快进入京城，向天下发号施令，如果遇到了一小股敌人就撤军，恐怕跟随我们起义的人就会不相信我们，人心就会涣散，义军就会解体。

    我们如果撤回太原，那仅仅保守一城之地，和贼寇又有什么两样呢？又如何保全自己？”李渊仍然采取保守的态度，不采纳李世民的意见，催促军队准备撤退。

    李世民见一般的劝谏没有作用，就横下一条心，在中军帐外放声痛哭，哭声传到帐中，李渊忙把李世民召入帐中，询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哭泣。李世民说：“如今，我们是为伸张大义而起兵，若前进则必能取胜，若撤退则必然导致军队离散。如果我们的军队离散在前，敌人就会乘势袭击，死亡倾刻就到眼前，因此，我万分悲痛。”听了这番话，李渊顿时醒悟过来，立即取消了撤军的命令，准备进攻。

    八月已卯日，连续下了半个月的大雨停了。李渊立即率军进逼霍邑。

    为了引诱宋老生出城交战，李世民带领数员将领骑马来到城下，装作察看地形部署的样子，借以激怒宋老生，诱使他出城交战。宋老生果然中计，领兵出城，背城列阵。李渊与李建成在城东列阵，与宋老生周旋交战，李世民与柴绍率军从城南冲击宋老生的军队，宋老生的军队禁不住两面受敌，阵脚大乱，四散奔逃。李渊的义军终于杀掉宋老生，攻占了霍邑。

    从此以后，李渊的义军声威大振，所到之处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到了河东，关中的豪杰就争相前来投奔义军。此时，李世民又请求进兵入关，夺取永丰仓，以救济穷困的百姓，并收编各路义军，借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准备攻取京城。

    这次李渊十分赞同李世民的意见，派李世民率领前军渡过黄河，先平定了渭北（渭河以北地区），三辅（指京城长安周围的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三个郡）的官吏、百姓、豪侠之士纷纷前来投奔义军，每天有一千多人。军队在泾阳（今陕西泾阳县）驻扎时，数量已扩充到了九万多人，再加上击败刘鹞子后收编的军队，义军的力量就更加壮大了。

    此后，李世民留下殷开山、刘弘基等将领驻守长安故城，自己率军前往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义军的首领都率军前来投奔，这样，李世民的军队又增加了十三万。不久，义军就平定京城。大业十三年十一月，李渊立代王杨侑为天子，改元义宁。

    公元618年（义宁二年），李渊受禅登皇帝位，改元武德，唐朝建立。

    宋朝的宰相吕端被宋太宗称为“吕端大事不糊涂”，说的就是大事有大决断。宋太宗病危，内侍王继恩等人忌恨太子英明过人，就私下里同参知政事李昌龄等打算立楚王元佐为皇位继承人。宰相吕端到宫禁中去探问皇帝的病情，发现太子不在皇帝身边，就觉察到其中有变化，马上在笏上写了“病危”两个字，命令自己身边可靠的官员请太子立即入宫侍候。

    太宗死后，李皇后叫王继恩召吕端进宫。吕端预料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有变化，马上哄骗王继恩，让他领着进书阁查检太宗先前亲笔书写的册立太子的诏书，然后趁势把王继恩锁在书阁内，使他一时不能出来，这才入宫。皇后说：“皇帝已经去世了，立太子应当立长子，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吕端说：“先帝立太子，才刚刚一年。现在天子刚刚离去，难道可以马上就违抗天子的命令吗？”于是，拥戴太子继承王位。

    宋真宗登上王位，在举行登基仪式，天子座位前垂着帘帏，接受群臣的拜贺。吕端平静地站在殿下，先不拜天子，而是请求天子卷起帘帏，他上殿仔细看过，认清了确是原太子，这才下台阶，带领群臣拜见天子，高呼万岁。

    南宋宋高宗建炎初年，因金兵南侵，皇帝跑到钱塘，而留下张浚在平江镇守后方。当时，汤东野听说有皇帝的赦令将到，心里对这件事感到十分怀疑，便跑去向张浚禀告。张浚听到这一消息，因为当时朝廷中很乱，立即警觉起来，说：“马上派遣懂得公务的官员前去看看，让驿站的坐骑走得慢些，让前去的官员先把诏书拿回来给我们看。”

    汤东野派去的官员打开诏书一看，果然不出所料，由于杭州发生兵变，逼宋高宗退位，改由太后听政，宋高宗是迫于无奈才写下的诏书。汤东野考虑到情况复杂，不能宣读这样的诏书。但有诏书要来这的消息已经宣扬出去了，将士们渴望得到朝廷的赏赐。汤东野担心军队得知杭州发生兵变、高宗退位，恐怕会发生变乱，所以同张浚商量这件事。张浚说：“马上打开府库拿出钱来，作出要犒赏众军的姿态，先使军心安定。”

    于是，他们就把这封假诏书藏了起来，私下里把州府中过去收藏的高宗皇帝登基时大赦天下的诏书放在车中。等到迎来诏书后，他们把那张大赦天下的诏书张贴在城楼，但那城楼的台阶立即禁止通行。没有人敢上去，因此谁也看不清诏书，也就看不出诏书上的破绽。同时，他们就按照皇帝祭天地时赏赐的惯例，把钱银、布帛赏给将士，于是军心大悦。随后，张浚就决定兴兵勤王，保卫宋高宗。

    相反的例子则是明代的建文帝。朱元璋为了为儿孙的权力铺好道路，几乎杀尽了所有的功臣。功臣是不能谋反了，自己的兄弟子孙呢？那就难说得很。

    明代建文帝朱允炆掌政不久，他的叔叔燕王朱棣就前来朝见，户部侍郎官卓敬秘密上书说：“燕王才智过人，酷似先帝朱元璋皇帝的头脑，而他所在的北平也强手如林，才子辈出，金、元就是在北平建立都城的。

    依我看，应该将燕都迁到南昌，以断绝祸根。刚萌生而没变化的事称为苗头，有了时机就发展的称势力。如果不趁早而为，恐怕将来无法收拾。”建文帝看了奏文，大为吃惊，第二天对卓敬说：“燕王是我亲叔叔，同我是骨肉至亲，足下怎么说出这种话？”卓敬回答说：“杨广和隋文帝难道不是父子关系吗？后来还不是子篡父位。”建文帝没有采纳卓敬的意见。不久，燕王以“靖难”为名起兵北平，攻破南京，建文帝死于宫中。燕王在北京即位，是为明成祖。

    可以说，如果没有李世民的决断，就没有唐朝的诞生。如果真的是按照李渊的部署撤兵了，那义军只有灭亡一条路。何以见得呢？道理很简单，乃是李世民所说的，在当时，义军凭的是一股气，而不是凭借粮草和实力，义军其聚也快，其散也快，如果与对方打持久战，必然会挫折锐气，很快就会成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之势。只有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才是正确的选择。而建文帝无论是政治才能还是军事才能，都远不是朱棣的对手，又没有适时地采取正确的策略，仅靠妇人之仁，没有大决断，所以最后落得个身首异处的结果。

    因此，做大事者必须要有大决断，事事优柔寡断，是自取败亡之道。

    政治预言家

    中国自古就有许多政治预言家。

    这些人，好像能上知一千年，下知五百年似的，实际上，他们也是平凡普通的，只不过善于根据社会形势、人事去分析得失成败以及各种力量的对比发展罢了。

    中国是一个历史极其悠久的国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改朝换代和你争我夺是经常发生的事，所以，高瞻远瞩就成了统治者必不可少的素质，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中国在政治预测方面的智慧是相当发达的。但这种政治预测又无一定之规，总是根据具体的世事变化而变化。总的来看，不外乎从社会发展、形势变迁、人事转化三个方面入手。

    在《三国志》中有一篇著名的“隆中对”，是诸葛亮在隆中回答刘备有关天下大势的咨询，在这席冠绝千古的谈话中，诸葛亮未出隆中就三分天下，而其后的形势也正是根据他的预测发展的，诸葛亮可谓是一位“国际形势预言家”了。但细看这篇“隆中对”，就可看出，诸葛亮并无什么特异之术，他绝非靠能掐会算来预测出天下大势，而是完全依据于对现实形势、人事的准确全面的了解和细致周密的分析而作出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一旦出了隆中，就尽心尽力地辅佐刘备，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靠了他的努力，刘备才得以与曹操、孙权抗衡而三分天下。看来，要想做一个政治预测家，不能以隔岸观火的悠闲态度来对待世事，有时还需要积极地参预和投入，才能实现自己的预测。

    在这个意义上讲，那就不仅是政治预言家，还是政治活动家了。

    楚、汉相争时期，刘邦曾被困在荥阳，他为了争取各方的支持，让郦食其为他出谋划策，计谋一出，立刻遭到了张良的坚决反对，他就是从社会发展、形势变迁和人事转化三方面来分析和确定当时的策略的。

    可以说，刘邦之所以能够胜利，全在于张良的这一分析和预测，否则，必败于项羽之手。今天看来，这场在政治预测方面的交战犹自惊心动魄。

    张良身体经常有病，从来没有单独带领军队，而是作为出谋划策的大臣，经常随从汉王。公元前204年（汉高祖三年），项王把汉王重重包围在荥阳城里，汉王忧心如焚又很恐慌，与郦食其商议怎样去削弱楚国的力量。郦食其说：“过去商汤讨伐夏桀时，封夏桀的后代于杞；周武王诛杀殷纣王时，封殷纣王的后代于宋。现今秦朝残虐无道，用杀伐灭亡了六国，使六国后代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陛下您如果重新拥立六国的后代为王，这些人必然会争着拥戴陛下您的大德大义，情愿做为您的臣子和姬妾。大德大义风行于各诸侯王那里，您就可以西南称霸，楚国也必定整肃衣冠，毕恭毕敬来朝谒您。”汉王说：“很好。赶快催促刻六国王印，先生出发分封时就可以带印前往了。”

    郦食其的这番话，即使在现代读者看来，似乎也觉得合情合理，但经张良一分析，我们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如果按郦食其的话去做，那就大势去矣！且看张良的理论：郦食其还没有走，张良从外边来谒见汉王。

    汉王正在吃饭，说：“门客中有人给我献上一个削弱楚国力量的计策。”

    详细具体地把郦食其的计策告诉了张良说：“子房，你看怎样？”

    张良说：“是谁给陛下出这样的计策？陛下的事业完了。”汉王说：

    “为什么呢？”张良说：“我请借您面前的筷子，为您指画形势。过去商汤和武王讨伐夏桀王、殷纣王而封他们的后代，是有把握制桀王、纣王于死命，现在陛下您有把握制项羽于死命吗？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谋的第一个原因。周武王进入殷朝，标榜商容的里门，到箕子门前抚车轼示敬意，修封比干的坟墓，现在陛下您能做到吗？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谋的第二个原因。把殷纣王积粟之仓钜挢里的粮食都发散出去，把殷纣王储财之所鹿台的财物都分发出去，用以接济贫穷的人，现今陛下您能吗？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策的第三个原因。在殷朝的战事一结束，就停罢军用的车辆改作乘人之用，把刀枪剑戟都倒着装载，表示不再用了，现今陛下您能这样做吗？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策的第四个原因。

    把军马散放在华山的南边，表示没有什么用处了，如今陛下您能这样吗？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策的第五个原因。把运输军需用的牛马都放牧在桃林塞的原野上，表示天下不再有运输与积聚，现在陛下您能这样做吗？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策的第六个原因。

    而且天下的游说之士，离开自己的父母，抛弃了祖坟边的热土，离开有交谊的老朋友，跟从陛下您，只是日夜盼望能得到很小一块土地。今天去拥立六国的后代，没有土地去封有功劳的人，游说之士各自回去给自己的主公干事去了，跟自己的家人团聚，与老朋友会面，谁还跟陛下您去夺取天下呀？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策的第七个原因。楚国不强还倒罢了，强则六国必屈服跟从楚国了，陛下您去哪里寻找在您面前称臣的六国后代呢？这是不能采用这个计策的第八个原因。如果您用这个计谋。

    陛下的事业就完了。”

    汉王停止吃饭，把嘴里的饭也吐了出来，骂道：“这小子，差点坏了我的事业。”下令催促销毁六国的王印。

    张良的这番话实在是太厉害了，前半部分还倒罢了，后半部分尤为震聋发聩，幸亏刘邦能及时醒悟，如果不听张良之言或是晚听张良之言，别说打败项羽，建立汉朝，恐怕自己也已死无葬身之地了。

    张良的政治预测可谓是极其正确的，就在他说了这番话不久，占据齐地的韩信就派使者来见刘邦，要求封他为齐地的假王，刘邦一听，勃然大怒，觉得韩信不赶快来救援自己，还趁火打劫，要挟封王。但后来听了张良的劝说，竟封他为真齐王，从而稳住了韩信，打败了项羽。如果按郦食其的计策封了齐国的后代，那韩信早就背叛刘邦。由此可见，汉朝的兴亡成败，有一大部分是捏在张良这位政治预测家的手里的。

    上面的这个例子，是把政治预测与实际操作结合起来的，通过努力来实施自己的预测，最终达到预测的结局。这是一种主动性极强的预测，能够进行这种预测的人，一般来说都能取得成功。

    还有一种预测，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但因对事情的发展无能为力，便只能眼看着事情往坏的一面发展。“召公谏厉王止谤”就是这样的例子：

    厉王实行暴虐的统治，奢侈骄傲，国都的民众都议论他的过失。召公劝诫说：“民众都忍受不住您的政令了。”厉王发怒，找到一个卫国来的巫师，叫他监视议论的人，巫师报告谁议论，就杀掉谁。于是，议论的人少了，诸侯也不来朝见。

    厉王三十四年，他统治更加严厉，国都的民众再不敢说话，路上相遇，也只是互相以眼色示意。厉王高兴了，告诉召公说：“我能消除议论了，他们都不敢说话了。”召公说：“这不过是堵塞民众讲话罢了。堵住民众的嘴巴，比堵塞河流的后果还要严重。河水堵塞起来，一旦决口，伤害的人一定很多，民众也是一样。所以治水的人要疏通河道。使水流通畅；治理民众的人，要开导他们，让他们讲话。所以天子办理政务，让大臣和普通官吏献上议论朝政的诗篇，乐官进献反映民意的歌曲，史官进献可供借鉴的史书，乐师进献有劝诫作用的箴言，然后由盲人朗诵和宣读，百官可以进谏，普通民众的议论也可以间接地传给天子，左右侍从要尽规谏的责任，同族大臣要监察和弥补天子的过失，乐师和史官要用乐曲和史实开导天子，老臣把一切汇集整理，然后由君王斟酌取舍。

    这样，政事才能办理好，不违背情理。民众有嘴巴，正像大地有山河，人类的财富用度都从这里产生出；又好象大地有高低干湿等各种类型的田土，人类的衣服食物都从这里产生。放任民众讲话，政事的好坏得失都可以反映出来。好事加以推行，坏事加以防备，正像大地出产财富衣食一样。民众想在心里，说在嘴上，成熟的意见便於推行。若是堵住他们的嘴巴，那么支持你的人能有几个呢？”历王不听。于是国都没有人敢说话。

    三年以后，大家都串联起来造反，袭击厉王。厉王在国都居住不下去了，只好逃到了彘地。

    周厉王的败亡在于他压制舆论，箝住人口。其实，谁都知道压制舆论是一种愚蠢的做法，但人一旦得势，又往往肆逞己欲，不愿接受舆论的监督，就终于一天天地失去了人心。召公可谓是一位明白人，预见到周厉王如此下去必无好下场，只是他只能说说，却无力改变一天天腐败下去的情况，只能眼看着国家局势往他预见的坏的方向发展。

    还有一种政治预测，不是为某一具体的事物考虑，而是高瞻远瞩，为未来作好准备。也许，这种准备一时还看不出效果，甚至会有负面反映，但对将来，却意义重大，试看雄才大略的清世宗皇太极是怎样收拢汉族人才的：

    皇太极打算留下洪承畴为己效力，便派范文程去劝洪承畴投降。洪承畴当时正在跺脚大骂，范文程心平气和地与他交谈，内容涉及古今之事。房梁上的尘土偶然落下，沾到了洪承畴的衣服上，他用手掸去了灰尘。范文程回去将此情告诉了皇太极，他说：“洪承畴肯定不会求死，连衣服尚且那么珍惜，更何况他的性命呢？”皇太极亲自去看望洪承畴，解下了自己身穿的貂皮大衣给洪承畴穿上说：“先生是否觉得不那么冷了？”洪承畴瞠目而视许久，叹息道：“这真是老天选定的明主啊！”于是叩头请求接受他投降。皇太极非常高兴，当天赏赐不计其数，而且还设置酒宴，摆上戏台，将领们有的对此很不高兴，说：“皇上待洪承畴也太好了！”皇太极劝他们说：“我们这些人栉风淋雨几十年，是为了什么呢？”将领们答道：“那谁不知，是为了入主中原！”皇太极听后笑道：

    “这就譬如行路，我们都是盲人，如今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向导，我怎能不高兴呢？”

    皇太极此论可谓高明之极矣！范文程是汉族的大学者。是一位极有见识之人，洪承畴更是明朝的大官，总督蓟辽军略，学识也有过人之处。这两人为清人入关，尤其在制订统治方略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可以说，满清政府若无像范文程这样的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帮助制订策略，用皇太极的话说，就是没有“领路人”，想长期立足中原，是很难想象的。

    相对来讲，政治预测要比军事预测复杂得多，政治预测是包括了军事因素、经济因素、政治文化和人事因素等诸种社会因素的一种综合预测，其内容包罗万象，其关系错综纠葛，若有一处考虑不到，就会产生重大的失误。因而，政治预测是一门大学问，也是一种大智慧。能够做出成功的政治预测的人，已不是一般的政治家了，而是预言家、先知先觉者！

    政治预测虽难，在中国历史上，却多有成功的政治预测，多有大贤大智之人能透析世事，洞烛幽微，也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政治预测的成功经验。有大志者，必定要知往昔、察现实、测未来，历史经验，是不可轻忽的。

    为臣之道

    为臣之道有多种多样，既要有一定的原则，又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确定自己的方式方法，有的急，有的缓；有的刚，有的柔，没有固定的方法。但一般说来，循序渐进的方法应该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

    刘大夏是明朝弘治年间的人，为人正直敢言，为官清正廉明，孝宗期间任两广总督，因治河有功，政绩卓著，就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因当时因政务紧急，皇帝急诏他赴京上任。但刘大夏迟迟不到任，孝宗就又几次派人前去催唤，他才来到。进京之后，刘大夏并不立即上朝，却托病在家休养，并屡次上疏要辞掉尚书一职。孝宗心中略感不快，觉得他是有意和自己过不去，又不知其中原故，便宣召他入见。

    明孝宗像一见到刘大夏，孝宗就责备他说：“朕授你兵部一职，是对卿的信任，你为何拖延不来上任？”刘大夏叩首道：“臣年已老迈，且疾病缠身，恐实难当此重任。”孝宗见他紧皱双眉不说话，知道他肯定有未尽之言，就鼓励他继续说下去。刘大夏说：“臣以为如今天下，已是民穷财尽，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社稷危难，甚至天下大乱。何况兵部职掌国家要权，倘有半点疏忽，就会突发难以预料之事，将不堪设想。故老臣思虑再三，恐力不胜任，所以迟迟未敢赴任，只是想让陛下再选择合适的人选，承担此重任。”

    孝宗听后，觉得他言过其实，便不解地问：“自高祖皇帝开国以来，征敛有常制，赋税有常，民生有保障，且连年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从未闻民穷财尽之事，卿今日何故出此危言？”刘大夏见皇帝询问实情，正好趁此机会陈述自己在外看到的实际情形，只有引起皇帝的充分重视，才能进一步革除征收税制上的弊端，也才能推行兵制改革。

    他就直言不讳地说：“陛下居深宫之中，耳闻多是阿谀逢迎之辞，对民间的实情恐难了解。陛下以为征收有常，其实并无常制。臣在两广任职多年，所见所闻，颇有领略，从广西征取铎木，广东征取香药，每年仅此两项就耗费数以万计，其它更可想而知了。”

    孝宗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太过分的地方，又问：“如今兵士境况如何？士气怎样？”刘大夏说：“士兵的生活与百姓一样穷乏，士气也普遍低落。”孝宗还对此迷惑不解，他奇怪地问：“兵士驻扎有日粮饷，出征有月粮饷，怎么还至于穷苦？”大夏回答说：“您是按时按量给士兵分发了粮饷，但将帅侵吞克扣，数目达一半之多，哪得不穷！”孝宗这才恍然大悟，不觉叹息道：“朕在位十几年了，尚不知天下军民贫困至此，真是枉为万民之主啊！”于是，立即下诏禁止各地过分的供献，同时整饬军纪，严惩了有关的长官，煞住了长官私扣粮饷的恶劣风气。

    刘大夏见皇帝已经了解了事情，为自己上任以后的改革创造了条件，才走马上任，接过兵部尚书的大印。从此，孝宗皇帝更加亲信刘大夏了，只要遇到难以决断的事，必召他前来询问，常常言听计从。

    过了一年，遇到京师大旱，刘大夏借机再次上疏孝宗，称兵政的弊端还没有完全革除，乞求退休还乡。明孝宗知道他又有什么新的花样，当然不准，让他详细开列所应革除的弊端。于是，刘大夏把兵政十害逐条列出呈上，孝宗看完奏疏，觉得切中要害，便赞许地采纳了。

    孝宗越来越器重刘大夏。经常单独召见他，把他当做了知己朋友，经常像一对老朋友一样地与他促膝而谈。一次，孝宗诚心诚意地问刘大夏：

    “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朕又怎样做才能如古代帝王一样呢？”刘大夏也诚恳地回答说：“想学习古代的帝王并不是太难，要注意的问题是，求治不宜过急，过急了就必然造成一定的混乱。凡任用官员和施行政事，可以召见内阁官员及执政大臣当面商议，与他们诚心诚意地交换意见，听取各方面的情况介绍后，再去施行新的政策和法令也不迟。这样，不仅能集思广议，也可以赢得众人之心，求得顺理以达到天下太平。”

    孝宗听完了觉得受益匪浅，在刘大夏的辅佐下，孝宗虽然没有成为古代传说中的什么圣明的帝王，也还算是一个不太坏的皇帝。

    刘大夏的为臣之道可谓是循序渐进的，他先是引起孝宗的注意，然后取得孝宗的信任，再逐渐提出对策，可以说按部就班地进行。他不仅自己实行这样的策略，对孝宗要求的也是“求治不宜过急，过急了就必然造成一定的混乱”。应该说，这样的循序渐进的方法不仅是为臣之道，并且还是为政之道。

    朝里有人好做官

    中国有句俗话，叫作“朝里有人好做官”，意思是说，只要朝中有人就有更多的做官、升官的机会，这样的话，现在的人听来是不会不理解的。

    明武宗受江彬等佞臣引诱，竟然异想天开，想借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之机，到江南巡游。明武宗是个十分昏庸的皇帝，做事本来就像个小孩一样，再加上佞臣的引诱教唆，就更不成样子了。他带着一班佞臣太监大张声势地出了京城，但刚出京城不远，就收到王守仁擒获朱宸濠的捷报，武宗觉得十分无趣，反而有点怪罪王守仁。他为了能达到巡幸南方的目的，武宗执意要王守仁就地看管叛臣，不要往京城押送，等待他南下后亲自处理。江彬与太监张忠等人，更怕王守仁独揽平叛的大功，以后自己不好控制朝政，并想借着这次南巡的机会，找个借口搞掉王守仁，于是，他们一边随皇帝星夜兼程，赶赴南京，一边派人阻止王守仁将俘虏押送进京。

    随行的太监张永，与王守仁有交情。当王守仁打败叛军时，缴获了很多书信，其中有张永与叛军来往的书信，王守仁当着张永的面，把这些书信都烧掉了，因此张永对他十分感激。现在，张永察觉了江彬等人的阴谋，便想法要保护王守仁。

    公元1519年（正德十四年）9月，明武宗到达南京，王守仁也正在押解叛王朱宸濠北上的途中。江彬、张忠多次派人阻拦，要王守仁停止献俘，他们竟然说：“应当把朱宸濠释放到鄱阳湖，让皇上亲自与他交战，等到俘虏了朱宸濠后，才能论功行赏。”王守仁听了这种奇思妙想，知道朝廷中已经一片黑暗，不觉感到前途叵测，甚至自身难保，于是就萌生急流勇退的意思。迫不得已，王守仁给朱宸濠等钦犯戴上镣铐。由浙河（今钱塘江上游信安江）而行，想到杭州以后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这时，太监张永已先赶到杭州等候王守仁，他想应劝说王守仁先交出朱宸濠，否则就会落个抗旨不遵的罪名，正好落入江彬等人的圈套。

    不久，王守仁已到达了杭州。

    因为有前面的关系，王守仁对张永还有些信任，一见面便说：“张公公，江西的百姓经此战乱，再遭旱灾，现在还要供应京军、边军粮饷，其困苦已达极点，若再不好生安抚，必将再酿成大乱，恐怕将来难以收拾。因此，我急于把朱宸濠押解进京，不是不想让皇上再继续南巡，实则是不要皇上再有扰民之举，是为江西百姓着想和江山社稷着想，更不是为了贪个人之功。等办完了这些事，我也想辞去官职，退隐山林！”说完，不禁叹气。

    张永很理解王守仁的心情，对他说：“此次我随皇上南下，有一群小人围绕在皇帝身边，我要从中周旋，以便能真实地传达皇上的旨意，不过，对皇帝的旨意，不能违抗，只有先顺着他，才能慢慢地想办法；如果违抗了皇上的旨意，只能给那些那些小人以害人的口实，不仅无法保全自己，对天下大计也没有好处。”

    王守仁向他请教应该怎么办，张永说：“您应该把朱宸濠交给我，由我代你献给皇上，这样一来，小人就不能说你抗旨不遵了，你也因此不必去见皇上，暂时不与皇帝相见，等过了这件事，再从长计议。但不知将军相信我吗？”

    王守仁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况且还可以避免许多是非。

    忙说：“我怎能不信任公公呢？

    于是，王守仁把朱宸濠交付给张永，自己渡过钱塘江，取道绍兴返回江西。

    江彬等人见阴谋落空，没有达到整垮王守仁的目的，就又向武宗进谗言说：

    “王守仁并不是平叛的功臣，而是叛军的同谋，起初他投靠了朱宸濠，参与策划叛乱，后来见叛贼大势已去，才反戈一击，否则，叛军哪有那样容易平定呢？

    王守仁不仅洗清了自己，还把擒获朱宸濠的功劳归为己有。现在情况已经搞清楚了，应该将他与叛贼一道治罪。”武宗听了，觉得证据不足，将信将疑，但还是王守仁产生了疑心。

    这一切，张永都看在眼里，他借口要禀明军机大事，让武宗单独召见了他。

    他详细地向武宗讲述了王守仁平叛的真实情况，分析了利害得失，用事实说明王守仁如何忠心报国，又如何受到奸佞陷害，最后更指出王守仁已经到了报国无门，要归隐江湖的地步。他劝皇帝说：“王都御史忠心可鉴，是国家之栋梁，用这样的人，可造福天下，消弭祸乱；不用这样的人，或加害这样的人，则会让忠臣尽寒心，倘若再要发生类似宁王叛乱之类的事，皇上您还能用谁来平乱呢？江山岂不要拱手送人？望皇上近忠臣、远小人，不做亲痛仇快之事。”武宗被张永的肺腑之言所打动，也考虑到利害关系，就不再相信对王守仁的毁谤了。

    这些奸佞之臣仍不罢休，不久，太监张忠又向武宗说：“王守仁在杭州，竟然不到南京觐见陛下，恐怕是心虚的缘故。”他见不能说服武宗，又说：“陛下可以试着召王守仁前来，如果来了，到说明他没有什么，如果不来，则可断定他目无君王，必有反意。”武宗见事关重大，就听信了他的话，当即下诏宣王守仁来南京。张永了解了情况后，让使者快马报知王守仁，希望他赶快前来面君。

    王守仁深知此中的利害，立即奔赴南京，在九门（今南京市西兴中门外）外等候，准备进见皇帝。张忠见王守仁来了，不禁大失所望，怕王守仁见了皇帝戳穿自己的诡计，便想方设法不让他朝见。王守仁等候多日，知道自己无法见到皇帝，再次动了归隐的年头，他穿上便服，直奔九华山而去。

    张永趁机在武宗面前说：“王守仁是忠臣，虽立下盖世功勋，但不图荣华富贵。他见许多人争功邀赏，勾心斗角，便想丢弃官职，入九华山做道士。难道像他这样的不图权势富贵的人也会谋反吗？何况朝中的能臣日见稀少，如果再走了王守仁，谁能担得起朝纲？请陛下速速将他召回，委以重任。”

    武宗听了这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对王守仁再也不怀疑了，然后降旨把他召回，任他为江西巡抚。武宗死后，王守仁又升任兵部尚书。

    像王守仁这样的大儒，凭着自己那样高的道德学问，那样高的功勋，尚且还需要“朝中有人”，更不要说一般人了。当然，相反的例子也有：

    过去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您来即墨任职以后，说您坏话的人几乎每天都有。可是我派人去巡察即墨，看到新开垦的荒地，百姓丰衣足食，官府办事效率很高，东方一带因此宁静安定。可见，被人诽谤不是您的过错，而是因为您不花钱收买我左右以求荣誉啊。”因而封给即墨大夫一万户做采邑。又召见东阿大夫，对他说：“自从先生做东阿太守后，每天都有人替您说好话。然而我派人到那里巡视后却发现，东阿到处荒芜，百姓贫困凄苦。赵国攻打甄城时，您无力援助；卫国攻取薛陵时，您竟然不知道。这说明您常用钱收买我身边的人，以求得虚假的荣誉啊。”当天，便烹杀了东阿大夫和身边亲信中说东阿大夫好话的那些人。齐国因此得到彻底的、井井有条的治理。

    这是一个朝中无人也好做官的例子，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想多找出几个这样的例子来，似乎十分困难！

    官场无父子

    俗语说：“赌场无父子”。孰不知，官场更无父子。所谓“赌场无父子”，无非是赌场上大家人人平等，都是赌客，没有长幼尊卑之分，赢了拿钱，输了给钱，大家彼此彼此，谁也别想耍赖。要说，这还真有点平等竞争的意识，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一切社会关系都荡然无存，全靠个人的本领和运气，赢了的应当，输了的服气。这么一说，赌场还真是一个令人向往的自由平等的世界。

    “官场无父子”可就不一样了。封建官场绝对不存在平等的竞争，权大势足者必然占据优势地位，甚至根本就不让你竞争，就像阿Q当年说过的一样，“老子要什么是什么，要谁是谁。”因此，在封建官场上很难谈到什么亲情友情，出于维护权力的需要，什么天理人伦都可灭绝，什么神圣正义都可踏在脚下。封建官场中亲人相残的例子实在太多了。曹丕为了找个借口杀死弟弟曹植，竟让他七步成诗，否则杀头。曹植也真是急才，就兄弟相残之事即景生情，果然七步成章，吟出了历史上著名的《七步诗》：

    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首《七步诗》真是道出了中国历史上封建官场内部的兄弟相残、父子相残、夫妻相残、亲朋相残的真实情状。

    这些例子已司空见惯，就不必再举了，只是为了权力，母亲杀害亲生儿子的“大义灭亲”之举还是令人震颤。武则天的确是一位有作为的女皇，在中国封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我们不是评论她的功过，我们要看的是她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是怎样对待她的儿子的。她一共生了四个儿子，但为了不使大权落到儿子们的手里，为了自己日后能当皇帝，她毫不犹豫地毒死了已被立为太子的长子，对第二个儿子也是一样，立为太子后，他居然不听武则天的话，武则天便先废了他的太子称号，再贬往巴州，随后又派人将他杀死。她的第三个儿子和第四个儿子都曾被她推上皇位，但不久就又被她废掉，幽禁在别处，好歹留了他俩的性命，还算没有斩尽杀绝。母亲应该是最无私和最神圣的了，但若同皇权相比，这无私和神圣就变得象糖人儿一样脆弱，一吹就化。人在封建官场，真不知变成了什么动物。

    其实，封建官场就是权欲与人性交锋的屠场！说得太透彻了易伤脾胃，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个较为温和的例子吧。

    古语道：子承父业。这在传统中国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也并不全是这样，老百性遵循的东西，皇帝可以随便违反，父亲可以向儿子讨还皇位，哥哥可以向弟弟讨还皇位。

    在中国历史上，有弟弟杀了哥哥的“玄武门之变”，也有哥哥把弟弟推下皇位的“夺门之变”。为了权力，无不可“变”！

    公元1457年（明景泰八年，英宗天顺元年）1月的一天早上，百官照例早朝，尚未进殿门，便听得一阵呼喊：“太上皇复位，百官拜贺。”群臣大吃一惊，抬头望去，果见龙椅之上坐的不是景帝朱祁钰而是太上皇朱祁镇。群臣迟疑了片刻，觉得木已成舟，如不听从，立刻就有杀头之祸。于是，群臣拜伏，这位太上皇朱祁镇就又枯树发芽，梅开二度了。

    这就是明代著名的“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是明代中期皇族权臣内部的一场由来已久的权力之争，要说明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还得从英宗时期的宦官专权说起。

    公元1435年（宣德十四年）三十八岁的宣宗朱瞻基因病而一命呜呼，九岁的儿子朱祁镇继承了帝位，是为英宗皇帝。还是在英宗当太子的时候，有个名叫王振的太监在东宫陪他读书。王振是山西蔚州（今蔚县）人，小时候因生活所迫而自阉进宫，被选入内书堂读书，后又被派往东宫侍候太子。王振为人狡黠，巧于逢迎，因而博得了朱祁镇的欢心。朱祁镇做了皇帝后，王振也顺理成章地被提升为司礼监太监，王振入掌司礼监后，倚仗着英宗的宠信，压制百官，专横跋扈，首开明朝宦官专权的先例。

    任何朝代的宦官专权似乎都走过了一个相似的历程，开国君主往往做出极其严格的规定，不准宦官干预朝政，只能服侍皇帝后妃的起居生活，但过不了几个皇帝，宦官就会专权，原因何在呢？其实很简单，开国君主靠文臣武将打天下，而后世的皇帝往往靠宦官来整治朝臣，一来二去，宦官就有权了。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明成祖朱棣是靠建文帝的太监而登基的，他曾得到了建文帝宫中太监的帮助，因此，他即位后，就给宦官以回报，明朝的宦官专权自此而始。

    但在英宗以前，成祖和宣宗对太监的管制还是很严厉的，如果宦官犯法，则被处以重刑，所以当时宦官还不敢放肆妄为。到英宗时情况就不同了，英宗即位时年龄小，善恶莫辨，忠奸不分，他竟让王振掌管了司礼监。司礼监是众多宦官职司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它有两大职能，一是主管皇城里的一切礼仪，这倒罢了，重要的是第二点，即管理皇帝的奏章，凡大臣上奏，皇帝批答及起草诏书，都要经过司礼监。王振就利用这个上传下达的枢纽位置，捞取权力，欺下罔上。

    王振用虚伪和狡诈的手法博得了皇帝和大臣的好感。当时，太皇太后张氏精明能干，她并不信任王振，而是把政事委托给杨溥、杨士奇、杨荣“三杨”等威名素著的元老重臣，有些大事还亲自过问。王振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便故作姿态，玩弄权术，谋取“三杨”等阁臣的好感。

    有一次，英宗朱祁镇和小宦官在宫廷内击球，王振一到，他们就停止了。第二天，朱祁镇在阁中闲坐，王振跪奏道：“先帝曾为了一个球子，险些误了天下，陛下现在如果养成了这种嗜好，准备把国家怎么办呢？”他这一副对皇帝忠心耿耿的样子，竟也骗得“三杨”十分感叹，认为一个宦官能有这样忧国忧君的想法实属难能可贵。但张太后对他还是存有戒心，她把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五人找来，对英宗说：

    “这五个大臣是先帝留下辅佐你的，你有什么事一定要与他们商议，他们不赞成你就不要乱干。”她又把王振找来，命他跪在地上，声色俱厉地说：“你侍候皇帝不按规矩，应当赐死。”太后话一说完，几个女官应声而上，就要把他拖出去斩首。王振吓得直打哆嗦。经过英宗和在场的大臣们的请求，张太后才宽免了王振，但规定王振以后不得干预国家政事。后来每隔几天，张太后就派人到内阁查问，如发现王振不通过内阁而擅自处理事情，她就将王振找去严加痛责。但王振处处小心，又巧于奉迎，不久竟骗过了张太后，赢得了她的信任。他的权力也随之越来越大。

    公元1441年（正统六年），王振干了两件事可以证明他权力已经很大了。于谦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廉吏，他巡抚山东、河南十二年，在这一年回到了京师，他既无钱财贿赂王振，又没有前去拜谒他，于是，王振发怒，诬陷于谦有“怨望”之言，被逮捕下狱，定以死罪，由于众怒难犯，王振又不得不将他很快地释放了。这年的十月，奉天、华盖、勤身三殿落成，英宗大宴群臣，以示庆贺。这种隆重的庆典，宦官作为“刑余之人”，无论如何是不允许参加的。但英宗对王振如此之看重，竟怕他不高兴，就派一个小宦官去看看他在干什么。王振见了来人，大发雷霆说：“周公能辅佐成王，独我不能到宴会上去占一席之地吗？”英宗得知，连忙派人把他请入宴会，参加宴会的百官见他来了，还都得恭敬地起身迎接。其权威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年，张太后病死，内阁重臣“三杨”之一的杨士奇也于是年死去（杨荣早在1440年亡故），“三杨”只剩一杨，也老迈体弱，不能视事。朝中无重臣，宦官呈威风，王振把朱元璋置于殿门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搬掉，肆无忌惮地行起令来。王振植私党、卖官爵、收贿赂、欺群臣、罔君主，把朝政弄得乌烟瘴气，英宗反而以为他是大大的忠臣。

    这时，被明朝赶往北方两地的蒙古瓦剌部落兴起，北方的许多部落又统一起来也先做了首领，王振无靖边之能只好讨好瓦剌，以求得边境的安宁，对瓦剌的贡使加礼款待，并给予丰厚的赏赐。按照规定，瓦剌每年到明朝的贡使不得超过五十人。到正统年间，瓦剌贪图明朝的赏赐，又欺负明朝软弱无能，便将朝贡人数增加到两千多人，而且诱胁鼓动其他蒙古部落一起向明朝邀赏。公元1449年（正统十四年）春，瓦剌派贡使两千多人到北京来献马，为了多领赏物，竟冒称三千人。以致所献马匹的价值不抵赏品的值价。瓦剌的贡使每次都冒领赏赐，王振本来就与瓦剌有勾结，接受了也先的贿赂，所以对瓦剌的冒领多有庇护，无人敢予告发。这一次王振却让礼部按实有人数颁赏，并大幅度地削减了马价。这样一来，瓦剌使者心怀不满，就把这此情况汇报给了也先。也先大怒，联络其他部落，兵分四路，向明朝进攻。也先亲率主力，进犯大同。

    边关急报迭传，王振想邀军功，就怂恿英宗御驾亲征，并促令在两日内做好一切准备。满朝文武见王振把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当做儿戏，都倍感震惊，但英宗却听从了王振的建议，众人无可奈何。于是英宗命自己的弟弟成王朱祁钰留守北京，兵部侍郎于谦留京协助朱祁钰，公元1149年（正统十四年）7月16日，英宗带着王振和文武百官，率领五十万大军，“威武雄壮”地出发了。

    未到大同，军中已经缺粮，此时离出发才不过四天。此后天气转坏，风雨交加，士兵冻饿疾困而死者极多。此时应该休整，补给粮草，王振却不顾军队实际情况，盲目催促进军。随驾的官员都劝英宗回京，王振十分恼火，竟罚那些官员在荒草中跪了一整天。二十八日大军来到大同东北的阳和（今山西阳高县）。早在是月十五日，大同总督宋瑛、总兵朱冕和都督石亨曾在阳和迎战也先的军队，因为受监军太监郭敬的牵制，左右掣肘，结果导致全军覆没，宋瑛和朱冕殉难，石亨单骑逃回，郭敬则临阵藏匿逃脱。也先见明英宗御驾亲征，佯作退却，企图引诱明军深入。八月一日，大军来到大同，郭敬向王振汇报了前方战况，全军震惊，于是决定班师而回。

    俗语说：“得了富贵不回乡，如穿锦衣夜里行”。王振自觉十分富贵，这次班师正好绕道回自己的家乡蔚州走一趟，带着五十万兵马，又挟制着英宗，真是当年刘邦平叛回乡的风光也不如了。于是，王振就让英宗往蔚州一线退兵。谁知走了一程，王振又怕大军踏坏了家乡的庄稼，落个乡人唾骂之名，又让大军改道东走，取宣府一线。这样一来二去，耽误的时间，被也先的骑兵追上，明军断后的将士全部战死。

    如果这时王振让英宗进驻怀来城据守，就可无事，但王振却偏让英宗停在离怀来城只有二十多里的土木堡，据说是等待尚未到达的一千多辆辎重。这样，瓦剌军骑兵追到，四面包围。土木堡地高，掘地数丈不见泉水，周围河流又都被瓦剌军堵死，明军饥渴难耐，军心涣散，了无斗志。

    也先派人讲和，王振提出要移营取水，也先答应了。正当大军移营混乱之时，也先突然铁骑出动，猛冲明军，结果明军大乱，被瓦剌军所杀及自相残杀的竟达二十万。英宗的卫护突围不出，英宗只好下马盘腿而坐，做了俘虏。护卫将军樊忠见王振也随英宗左右，狂怒之下，一锤将他打死，骂道：“我替天下杀了这个贼人。”

    这次惨败，史称“土木堡之败”。

    在审讯俘虏时，英宗露出马脚，被认了出来，也先十分高兴，以为从此有了要挟明王朝的砝码，于是便下令好好地保护英宗，不要让他逃跑或自杀。也先当即写信给明廷，要明廷以大量珠宝来赎英宗。皇太后孙氏和皇后钱氏得知英宗被俘的消息，极为恐慌，马上搜罗了皇宫的金银珠宝，装驮于八匹马之上，送往也先军中。也先当然不会就这么轻易地放还英宗，而是把他挟随军中，带到了大同。

    国不可一日无君，皇太后见英宗归期难定，便下诏立英宗长子朱见深为太子，英宗之弟朱祁钰监国，总理国政。朱祁钰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商议战守之策。有人鼓吹天命，主张南迁，此议一出，一片哗然。有人附和，但多数人表示坚决反对，尤其是兵部侍郎于谦，出班厉声道：

    “主张南迁者当斩！京师是根本重地，京师一动，全国动摇，难道不见宋朝南渡的教训吗？”于谦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朝臣及朱祁钰的赞同，于是，于谦受命防守京师，阻击瓦剌。

    当时朝廷急需做两件事，一是除内奸，二是立新君。如果不整顿朝廷内部，让主和派甚至主降派占了上风，那就大势去矣。在群臣的强烈要求下，朱祁钰打起“死老虎”来。他令人抄没了王振的家产，杀掉了他的爪牙，宫廷为之一肃。至于另立新君，那是刻不容缓之事，这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多有发生了。战国时期，秦王约赵王在渑池相会，秦王势力强大，赵王不敢不去，但又怕被秦王胁迫，便嘱咐众臣，如在规定的日期内不能回国，就立其子为国君，组织抗击秦国，以免为秦所要挟。

    宋朝的徽、钦二帝被金人所俘，南宋也迅速立了新君，使得金人大失所望，徽、钦二帝在他们的手里就变成了普通人。因此，明朝另立新君，已势在必行。

    但立谁呢？太子幼小，立了不足以威服众人，率众抗敌，议来议去，觉得朱祁钰较为合适，虽然弟继兄位，于正统观念未免有悖，但在非常时期，也顾不了许多了。况且宋太宗赵匡义就是继承了哥哥宋太祖赵匡胤的皇位，不也照样是一代明君吗？虽然太后尤其是皇后一帮人不太愿意让朱祁钰做皇帝，但因情势所迫，也无计可施，只得下诏。朱祁钰假意推辞了一番，就坐上了龙椅，是为景帝。

    景帝即位没有几天，也先就挟持英宗，从大同出发，大举进攻北京城。于谦智勇双全、威德兼备，给也先以迎头痛击，特别是在德胜门大战中，也先大败，死伤甚众，不得不仓惶退去。于谦趁势率众追击，俘获了不少人马财物。

    也先见自己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就又生一计，宣称要送还英宗。

    于谦识破了也先的这一计谋，通告各地守将，要加意防守，不要送财物给也先，并指出也先送还英宗是假，勒索财物是真。这样一来，也先的计策又成泡影。但于谦从此也为自己种下了祸根，一是他严守北京城，二是他拒绝也先送还英宗，这本是为国家着想，但英宗却因此深深地恨上了于谦。英宗复位以后，终于找个理由把于谦杀害了。

    这回，也先是真的要放还英宗了。景帝听到这一消息后，十分惊慌，深怕他回来后会危及自己的皇位，但这理由又说不出口，其实众大臣也都心里明白。众臣商议了一下，觉得必须迎还英宗，否则于大义不通，但景帝的皇位可以不动。在群臣的劝说和保证下，景帝才勉强同意迎还英宗，态度当然十分消极，只是派礼部侍郎前去联络，并不见在诏书上写下迎还英宗的话。七月十一日，李实等人到达也先营地，也先派人陪同李实等到三十里外的伯颜帖木儿营地去见朱祁镇，李实看到朱祁镇坐在围帐中，帐中床铺也没有，只有移营的一辆牛车一匹马，吃的又都是牛羊肉之类，没有大米疏菜。李实就把随身带的几斤大米交给朱祁镇。

    朱祁镇说：“我在这里呆了一年了，朝廷怎么不派人接我回去，你们把我的衣服帽子带来了吗？”李实说：“自从陛下被俘以来，朝廷曾几次差人迎接，都被也先挡了回去，这次朝廷是特地派我前来打听您的消息，所以不曾带衣服等来。”朱祁镇又迫不及待地说：“你回去告诉景帝和朝臣们，要他们派人接我回去。我回去后愿意去看守祖宗陵寝，哪怕是去作一个普通百姓也好。我只求回去，决无再当皇帝的心思。”李实从朱祁镇那里出来回到也先营地，也先对李实说：“明廷的敕书里并无要迎英宗回去的意思，但我还是要放他回去，为的是千年之后图个好名声。请你们速派人来迎接。”

    李实回去以后，也先求和心切，又派了使者到明廷督促，在这种情势之下，再不迎还，实在说不过去了。虽然当年宋高宗赵构没有迎还徽、钦二帝，那是金人扣住不放，也未派使者送上门来。景帝当然知道宋朝的徽、钦二帝也说过只求南归，做一看守祖坟的小吏即可之类的话，与如今英宗的情况一模一样，宋高宗硬下心肠，腆了脸皮，就是不要。可景帝没有这份决断，还是同意迎还英宗，但敕书中仍没有迎还的字样。

    也先会见了明朝使者杨善，也先问杨善：“敕书中怎么没有迎回朱祁镇的话？”杨善说：“这是想成全您的美名，如果把这事写明了，别人会认为您是迫于朝廷命令而放了他，并非出于您的诚意。”瓦剌平章昂克接着问：“你怎么不带重金来赎他？”杨善说：“我如果带了很多钱财来，别人会说太师是贪利小人，我现在这样做，就可显示太师的仁义美德。太师于是可以名垂千古，留芳百世了。”杨善的巧辩遮掩了景帝朱祁钰不愿迎还英宗的真实心理，也迎合了也先的虚荣心。于是，英宗归来。

    欢迎仪式当年是极其简单的，英宗参拜了景帝后，便被送进了南宫（今北京南池子），派人服侍，其实是监视起来。

    虽然如此，景帝有两大不安，一是英宗之前已做过十多年的皇帝，朝内朝外有许多亲信，可以说根深蒂固，而景帝自己才做了一年多的皇帝，根深不稳。其二是太子仍是英宗的儿子沂王朱见深，将来皇位还会落入别人之手。景帝对这两件事都采取了措施：对于英宗，景帝派专人监视，连南宫四周的树都砍掉了，不准朝臣前去拜望，不准和外人交往；至于太子，他策划了一场“易储”活剧，逼迫朝臣在一个投机分子递交的“易储请愿书”上签字，终于废了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亲生儿子朱见济为太子。

    然而天不作美，朱见济仅做了一年太子，就一病不起，呜乎哀哉了。

    这样一来立储又成了大臣们争论的焦点问题，有人竟又提出重立朱见深为太子，景帝恼怒，严惩了此人。

    不久，景帝也病了，群臣见他病势沉重，便要立储，以防不测。景帝看到奏章上多是请求立朱见深为太子，就不同意，并说自己病势轻微，等愈后再议。但罪臣石亨见景帝虚弱，不能理事，有可能一病不起，就串通徐有祯，想让英宗复位。这样一来，既可以免掉自己所犯的罪过，又可博得高官厚禄。两人商量已定，当晚就立刻行动起来。

    石亨借边关警报调动了一千多军马，守卫皇宫，夜深以后，他带兵奔向南宫。其时南宫的门已被锁上，石亨就令人爬入墙内，里应外和，用大木撞倒了围墙。石亨、徐有祯找到英宗，说要让他复位，英宗当然大喜过望。于是，石亨等人把英宗扶上车驾，往皇宫而来，守宫的卫士见有人来，便加阻拦，英宗喝斥道：“我是太上皇，谁敢阻拦。”卫士见状，急忙放行。

    石亨、徐有祯一面布置好兵马，一面收缴各种印玺符绶，把住各个衙门，又紧闭四门，以防外兵入城。一切妥贴以后，就让英宗坐上龙椅，石亨、徐有祯率领手下官员士兵，先跪下拜贺，造成既成事实。紧接着，天已黎明，百官在外等候早朝，徐有祯高呼一声：“英宗复位了！”就宣告了英宗的复辟，景帝的退位。不久，英宗就把景帝活活勒死。

    哥哥又把皇位从弟弟的手里讨还回来了，这听起来真像一场儿戏。

    其实，历来官场的争权夺利，就是一场游戏，而且还是一场无规则游戏。

    西方人非常重视游戏规则，把这规则看成是一切的根本，若无规则，他们就觉得无价值无意义。传统的中国人都不这样，别看他们肩负着沉重的道德包袱，但在规则方面却思想“解放”得很，尤其在上层社会，就更无规则可言，如果非要说有规则的话，那就是铁血规则。

    当然，中国人自古就有“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呼号，但谁又来按照这一规律来评价当世之人呢？老爷打了你，自然是你无理，否则老爷怎么会打你呢？这的确是传统中国人“知人论世”的逻辑起点。你成功了，你就是英雄；你失败了，你就是孬种。谁也不跟你讲更多的道理，谁也不跟你论什么规则。你成功了，你的嘴就是规则，你失败了，你满口真言也是喷粪。因此，在封建官场上，什么仁义道德，什么父子大义、母子之情，统统抵不过“官”和“权”二字，宫廷之中，尤其如此。

    特务统治时的明朝

    中国的封建集权统治似乎有这样一条规律：文治不奏效，施以武治，武治再不奏效，就用特务统治。如果特务统治再不奏效，那就只好不治了。

    由此看来，特务统治是政治腐败、统治无力、自信心不强的集中表现。

    中国的封建社会实在是一个告密者的国度，扳起手指数一数，每个朝代都有许多因告密而发迹的人，都有许多因告密而制造出的冤案，因告密而成事者，似乎远比那些堂而皇之地抗颜直谏而成事者要多得多。

    光天化日之下的世界很萎缩，阴沟里的事业却很发达，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色之一。何以会如此呢？盖因权力集中于一人之身之故也。帝王一人专权，权力就不得公开，权力既不得公开，便需一些秘密渠道通其内外。告密及告密者便由此而生，特务及特务统治也由此而生。

    其实，中国历代都有特务和特务统治，只是或多或少、或轻或重、或这样或那样罢了。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务统治也逐渐完备起来，到了明朝，就已熟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可真叫“灿烂丰富”。

    明朝特务统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期和复杂的历程。如果探其源头，还得从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说起。

    朱元璋起自布衣，南征北战以登帝位，确实不易。除去开国时的巩固政权的需要不说，朱元璋个人的生活经历也对他多疑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朱元璋最初投奔郭子兴，作战十分勇敢，甚至成为郭子兴的女婿（郭的义女马氏嫁给朱元璋，后被册封为皇后），但郭子兴却经常疑忌朱元璋，不禁屡次夺他兵权，还差点因此送命，尤其是郭子兴的两个儿子，多次设计，要置他于死地。朱元璋这段痛苦的经历使他充分认识到人心的复杂和险恶，在他称帝之后，对人就加意防范。

    当然，明朝初年朝政吏治确实混乱，朱元璋为了使社会尽快地安定下来，一方面改革官制，集中权力；一方面实行严刑峻法，残酷杀戮。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为了防止群臣密谋造反，他特设锦衣卫，由自己直接掌管。他把锦衣卫派往四方，弄得满城满国都是，不要说大事，就是大臣头天晚上在家请客，吃了什么菜，作了什么诗，发了什么牢骚，为什么生气，朱元璋都无所不知，第二天上朝，当面对证，群臣无不惊骇。

    但就是在这样严密的统治之下，丞相胡惟庸还勾结内外，进行谋反，差点把朱元璋杀掉。因胡惟庸谋反案而被杀掉的有三万人之多，后来又兴蓝（蓝玉）党大狱，杀掉了一万五千多人。两次杀人好几万，朝中功臣勋旧几乎扫荡一空。朱氏政权总算稳住了脚跟。

    朱元璋死后，其孙即位，是为建文帝，但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不服，起兵造反，打败了建文帝，登上皇位，是为明成祖。朱棣在反建文帝的过程中得到了太监的支持，从此，朱棣十分宠信太监，明朝的宦官专权，从此开始了。

    朱元璋所设的锦衣卫，下辖十七个所，有五六万人之多，而一般的卫只有五个所，最多也不过五千人。这还罢了，关键是锦衣卫可以不经任何官吏和法律程序，可直接把有关任何人的情报送到皇帝手里。

    到朱棣时，他感到一个锦衣卫不够使用，特别是锦衣卫是外臣，情形难以捉摸，而且权力越来越大，如果没有一个机构来约束它，恐怕不妥。于是，他就抽取身边得力的宦官，开设了东厂。东厂既可行使锦衣卫的职能，又可控制监视锦衣卫，又旦夕在朱棣的身边，易于了解和掌握，这样，明成祖朱棣觉得放心多了。

    这两个特务机构，到了宪宗朱见深手里更为完备和发达，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特务统治的顶峰时期。宪宗时期的政治比太祖和成祖时远远不如，宪宗的父亲英宗在土木堡惨败中被瓦剌首领也先俘虏，带到北方达一年之久，宪宗朱见深当时被立为太子，接着就由他的叔叔朱祁钰即位，后来迎回了英宗，但朱见深的太子地位也被废掉了，景帝朱祁钰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久朱见济又病死。在朱祁钰病重时，大臣又发动了“夺门之变”，让英宗复辟，从弟弟的手里讨还了皇位。英宗死后，朱见深才即位为宪宗。这一复杂的政治历程，不仅使朱见深感到难以把握，就是全国的政治形势，也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宪宗只有继承祖宗的传统，大力发展特务统治了。

    特务首领、太监汪直应运而生。

    汪直是大滕峡人（今广西桂平人）。瑶族，在宪宗去南方平乱时被俘获，入宫初期服侍宪宗的宠妃万贵妃，由于聪明伶俐，会体贴人意，博得了万贵妃的欢心。特别是他能尽心尽力地替万贵妃纳贿敛财，以至于万贵妃觉得应当对他有所报答，于是，万贵妃就在宪宗面前极力推荐汪直，宪宗禁不住耳边风的吹拂，就让他做了掌管御马监的太监。

    汪直成为锦衣卫，出自一个偶然的机缘。有一个叫李子龙的术士，说自己能呼风唤雨、驱鬼招神，且能预知人世间的无常祸福。内使鲍石、郑忠等人对此深信不疑，就把他推荐给宪宗，经常出入宫禁，和宪宗一起登山游乐，虚弄骗术。时间长了，这李子龙竟然和几个内使勾结起来，想谋害宪宗。但做事不秘，竟被锦衣卫侦知，于是一并逮捕斩首。这次阴谋虽未成功，但对宪宗的震动却非常之大，他不能不严加防范。于是，他让汪直改换成锦衣卫军官的衣服，带着锦衣卫出去，到街市之上盘查。

    汪直抓住这一机会，极尽表示自己的忠诚和尽职，他经常微服私行，把一些街谈巷议、官民举动，无不汇报给宪宗。此时的宪宗正没有安全感，觉得无人可托为心腹，汪直的这一举动，恰好迎合了宪宗的心理。引得宪宗倍加高兴和信任。宪宗想，锦衣卫和东厂都是前人设立的厂卫，人员情况把握不准，不如自己设立一支亲信队伍，以控制其他的厂卫。于是，宪宗下令，设立西厂，总督西厂的人选当然就非汪直莫属了。

    汪直一任西厂总管，立刻身价百倍，权势陡然上升。但汪直绝非一个昏虫，他知道，如果想扩大影响，必须沽名钓誉。他时时注意，寻找时机。

    时机终于来了。南京镇监覃力朋是个骄横跋扈的人，而且十分贪婪。

    在一次往朝廷进贡以后，他用百艘官船装运私盐，大摇大摆地沿运河南下。盐、铁专卖是明朝的法律，私运者一律处死，但覃力朋权大性凶，无人敢管。走到武城县的时候，一个大胆典史居然要查阻盐船，覃力朋哪把他放在眼里，当即挥拳打落了他的一对门牙，还顺手刺死了他身边的一人。汪直接到这一案件，立刻传报四方，大造舆论，并马上逮捕了覃力朋，查他贩运私盐、殴打官吏、滥杀无辜的罪行。汪直奏告皇上，坚决要求将覃力朋处死。

    明宪宗像宪宗虽然最后没有处死覃力朋，但觉得汪直秉公执法，又忠心耿耿，对之信任有加。一般官民也认为汪直刚正不阿，因此，汪直声誉鹊起。

    汪直见权势已固，就使用特务手段，大造恐怖气氛，对朝廷官吏横加逮捕、杀戮，对一般的民众，更是滥施淫威。由于西厂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可将人逮捕、处置，只须奏明皇上即可，西厂也就变成了一个无理可讲的魔窟，汪直欺瞒皇帝，很多案件并不奏明皇帝，擅作处置，因而许多民间斗鸡走狗、丢斧失钩、口争械斗之事往往被处以重刑乃至极刑，很多人不明不白地死在西厂。就是一些朝廷官吏，也象鸡狗一样被汪直随意处死。

    例如，建宁指挥使杨晔与其父杨泰为仇家诬告，逃到京城，藏于姐夫董王的家中，董替他向韦瑛求情，韦瑛是西厂的锦衣百户，是汪直的心腹之人，因此，韦瑛虽在表面上答应董，但为了邀功，立即报告了汪直。

    汪直一听，沽名钓誉的机会又来了，便立即逮捕了杨泰父子，严刑拷打，杨晔挨刑不过，便自诬犯了受贿罪，把一笔钱寄放在做兵部主事的叔叔杨士伟家里。汪直得了这个口供，也不继续调查清楚，就立刻逮捕了杨士伟。结果，杨晔因受刑过重，死在狱中，杨泰被处斩，杨士伟被贬职。

    此案一出，京师百官人心惶惶，唯恐落个杨家的下场。

    汪直不把小官放在眼里，即使当朝的一、二品大官他也视若无物。

    一次，兵部尚书项忠出门，正遇上汪直，项忠自行其道，并没有主动给汪直让道，结果惹得汪直大怒，当面加以羞辱，并扬言要找个碴儿惩办他。汪直之耀武扬威，可以说与皇上无异，他每次外出，车驾护从，塞街填巷，所有行人，纷纷避易，莫敢与之争锋。在这种情势下，朝中的许多大臣，如郎中武清、乐章，参政刘福，行人张建纲都被冤捕入狱。

    朝中人人自危，不能自保，于是，许多正直之人纷纷要求罢免惩处汪直。

    历史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反对奸官佞臣的，武将并不首倡其议，文臣当中，也少有人出头，倒是每每具有大学士身分的文人学者做出头的椽子。这次，又是一位名叫商辂的大学士率先上书说：

    近来秘密侦察太多，政令实行得太急促，用刑太密太重，使得人人疑惧，惶惶不安。这都是因为陛下把这些事委于汪直决断，而汪直又把这些事交付给一群小人的缘故。现在，宫廷之内和宫廷之外都骚动不安，怎么能保证没有意外之祸发生呢？过去曹钦反叛，也是由于奸臣激变而致。一旦祸患兴起，就很难一下子平息下去。希望陛下能够圣心决断，撤销西厂的设制，罢免汪直以便使他得保首领，诛杀韦瑛以便使他罪有应得，那么臣民就会心悦诚服，也就会妥帖无事了。否则，天下是不是十分危险，实在是很难预料的啊！

    对于如此恳切诚挚而又实事求是的奏章，昏庸的宪宗看了一遍，竟当众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只用了一个太监，怎么足以危乱天下！”这还不够，宪宗还专门派人去指责商辂。使臣怀恩见了商辂，商辂不慌不忙地数出了汪直的三大罪过：一是擅捕三品以上京官，为第一大罪；二是擅自拘禁逮捕大同、宣府等边防重地的守备多至二、三人，造成军无主帅，边防危急，是第二大罪；三是到皇上的根本重地南京擅自搜捕，是第三大罪。怀恩听了，吓得直吐舌头，当即转回去向皇帝汇报。

    恰在这时，兵部尚书项忠也率九卿一起奏劾汪直，宪宗感到压力很大，迫不得已，只得于公元1482年（成化十八年）撤销了西厂，把汪直仍斥回御马监。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宪宗对汪直的好感未变，对西厂仍念念不忘，因而只要一有机会，西厂就会重立，汪直也会再去。

    果然，机会来了。御史戴缙，九年没有升官，十分郁愤，琢磨了很久，忽生一计，看到皇上仍然十分宠信汪直，索性迎合上意，也许从此便会飞黄腾达。于是上书，极言汪直如何如何公忠体国，在西厂立有多少功劳，又说西厂极当重要，以除奸佞，安国家，不仅可为今日法亦可为万世法等等。宪宗一听，正中下怀，即刻下诏再开西厂，汪直又走马上任。

    汪直走马上任以后，愈加肆无忌惮，他复出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陷害项忠。他指使东厂校尉污告项忠，宪宗不分清红皂白，就同意逮捕项忠，并把他交给有司审问。主管人员知道这是汪直的主意，虽然审来审去拿不到把柄，还是把项忠定了罪，连和项忠一起弹劾过汪直的六部九卿也被诛连，一起遭到了贬官的惩罚。首先上书弹劾汪直的大学士商辂，也被罢免。自此以后，朝中无人敢与汪直争锋。

    汪直排斥了异己，就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其中王越与陈钺两人富有戏剧性的升官，可以使人窥见宪宗朝腐败之一斑。

    王越是一个卑鄙小人，他看准了汪直与项忠势不两立，就投机钻营，大肆污蔑项忠，每次与汪直谈起项忠，都作咬牙切齿之状，在诬陷项忠的过程中，王越也大立其功，因而在项忠被削职为民以后，王越竟因汪直的推荐而被提升为兵部尚书。

    公元1479年（成化十五年），汪直受命巡边，边防官吏畏之如虎，莫不执礼甚恭，甚至站在路边等候迎接。但镇守辽东的兵部侍郎马文升对汪直的作为感到不满，独表示愤慨，汪直就与陈钺合谋，把陈钺扰边的罪责一古脑儿转嫁到马文升身上。原来，陈钺滥杀边民冒功，激起民变，马文升前往剿抚，才得平定。由于汪直的奸诈，结果马文升被贬谪边。

    陈钺细心揣摸汪直的心意，觉得汪直没有战功，应当为他创造一个立功的机会。于是，就假报边警，宪宗让朱宁统兵，汪直做监军，到边境转了一圈，就“凯旋”了。这次出征的结果有两条，一是杀了许多无辜边民，抢了许多财物；二是朱宁被封为保国公，陈钺升为右都御史，汪直加了奉禄。

    王越见陈钺由一个统罪之身轻而易举地升官发财，不禁眼红起来，也依样画葫芦，假称边关有警。宪宗也不问明原委，只管稀里糊涂地发命令，再次让朱宁领兵，王越辅助，汪直监军。“凯旋”之后，各有升赏，王越如愿以偿，被封为威宁伯。

    王越和陈钺成了汪直的心腹爪牙，时人把他俩比作两把“钺”（古代的一种斧子），莫不畏惧。

    但偏偏有一个善于戏谑的小宦官阿丑看不过去，就设法在宪宗面前揭露汪直和“二钺”的不法行为，以引起宪宗的警觉。一天，阿丑在宪宗面前扮戏，装作街头醉汉的样子，胡说乱骂，宪宗听了，不禁解颐。

    另一小宦官扮作一个行路之人，大声喊道：“××官长到了！”阿丑不理，谩骂如故。一忽儿又上了一个太监，大呼道：“御驾来了！”阿丑仍然不理。最后，小太监上来急呼：“汪太监来了！”阿丑立刻现出惊慌之状，连忙起身往回就跑。来人故意喊住他问道：“皇上来了，你都不怕，怎么单怕汪太监呢？”阿丑答道：“我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皇上。汪太监可是难惹呢！”宪宗在座，听了这些话，不禁暗中点头。

    阿丑早已注意观察宪宗，见他已被打动，便进一步把戏做下去。他仿效汪直的衣冠，持两把大斧而行，旁边的伶人问道：“你拿这斧子干什么？”阿丑道：“是钺，不是斧！”又问他为什么要持钺而行，阿丑答道：“此钺可非同小可，自点兵遣将，全靠此二钺！”旁边的伶人又问：

    “什么钺有如此威力？”阿丑笑道：“怪不得你是一只呆鸟，竟连王越、陈钺都不知道！”宪宗听了此言，微微一哂。

    至此宪宗对汪直也有忌惮。恰在此时，御史徐镛又上表弹劾汪直说：

    “汪直与王越、陈钺结为腹心，互为表里，肆意罗织文告，擅自作威作福，以至兵连西北，祸结东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只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逐渐羽翼丰满，令人心寒。希望陛下能明正典刑，以此作为恃权胡行的奸党一鉴戒！”

    可谓墙倒众人推，汪直集团内部也因争权夺利而互相倾轧，把汪直的一些不法隐情全都报告了宪宗，宪宗终于决定处置西厂。宪宗先撤了西厂，驱逐了汪直的心腹死党王越、戴缙等人，因韦瑛和陈钺此前已犯罪被杀，没有追究。但宪宗并未彻底惩处汪直，仅是把他免官放逐，使其得保残生。西厂虽撤，汪直等虽被逐，但东厂还在，锦衣卫还在，明朝的特务统治依然如故地进行着。

    汪直所以能够两度得势，除了他巧于奉迎、皇上喜欢近臣等一般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汪直善于告密。汪直不仅告一般吏民的密，对大官乃至锦衣卫、东厂，他都大告其密，这十分符合明朝开国以来的统治传统，也迎合了人的心理，尤其是处于孤立和软弱中的人的心理。告密者是为了向人表示格外的忠诚，接受告密的人也立即会产生被人尊重、忠诚的良好感觉，即使所告之密不尽合实或是告密者别有用心，也会使接受告密的人产生亲密之感。特别是处在孤独、无力和没有自信心的心境中的人，更是如此。

    特务统治是一种秘密统治，秘密统治又是由一人专权而必然衍生出来的后果，因此，一部封建官场的做官学，倒有一半的篇幅写的是两个字：告密。

    刘瑾的权力

    中国的古人造出了“狐假虎威”这一成语。

    中国的今人又造出了“县官不如现管”这一俗语。

    这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不管你用什么方式，管事就行。在这一点上，古人和今人是否给予肯定，还不敢说，但给予了承认，那是确实的，真可谓古今一辞了！

    君不见如今看大门者，其权甚小而又极大，你若走在门外或是门口，他自然管你不着，那他就是其权甚小；如果你出入其门，那他可是其权极大了。不管你是谁，他都可以叫住你盘问一通，乃至训斥一通，让你知道什么叫威严和权力。如果碰到此种情况，教君一法，就是你尽量装得猥琐窝囊，尽量去满足他的虚荣心和权力欲，消除他的寂寞情绪，让他觉得他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人，也许你就能快点过去！守大门者如此，守印门者更是如此。人生在世，谁又能不出入其门乎？这一门“过门学”，不可不略通一二。

    看来，权力的时效性是极强的，中国人在商业上讲究“现炒现卖”

    的热乎劲，在官场上也讲究“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热乎劲，一旦锅凉灶冷，那便无人问津了。尤其对待实权，那更是用一天算一天，别人也就拜服一天。传统中国人对待实权是极其崇拜的，只要管不着我，就是皇帝老子也不理。明朝的宦官刘瑾，只因掌有实权，时人称之为“立地皇帝”，大概是现任皇帝、执行皇帝的意思吧，大家都畏之如虎，至于那个真的皇帝，大家反而不怎么理他。

    家天下必然造就昏君百出，因为皇帝实在无法保证自己种下了龙种，不会生出跳蚤；英明睿智的种子，不会发出昏庸糊涂的芽来。但不管这后代如何，天下人都要让他骑在头上拉屎，岂不冤枉，明代的武宗，又是一例。

    武宗的老子孝宗据说还算明智仁恕，但只活到三十六岁就死了，临死以前，他把内阁大臣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叫到面前说：“我蒙皇考厚恩，选张氏为皇后，生子朱厚照，立为皇储，如今已十五岁了，尚未婚配，可令礼部按例而行，但他年纪既轻，又性好淫乐，烦请诸位先生辅以正道，使令为主，朕死亦瞑目了！”真是知子莫若其父，孝宗尸骨未寒，武宗还在草苫之上守丧，就开始放纵淫乐了。

    武宗宠信八个太监：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其中刘瑾智计尤胜，再加上略通文辞、能略知前朝掌故，便为其首。这八个人在武宗时期骄横不法，祸国殃民，被时人称为“八虎”，其中“八虎”之首的刘瑾，因权力太大，竟被时人称做“立地皇帝”。

    刘瑾，本姓谈，陕西兴平人，自幼品质恶劣，黠猾无赖，为图富贵，竟自阉其身，投在一刘姓太监名下，改姓刘，混入宫中，后被分去服侍太子朱厚照，因能曲承其意，博得了太子的宠爱，太子即位后，更受重用。武宗本好游乐，刘瑾当然体会武宗的心意，倍力殷勤，导其淫乐，不是进献歌妓舞女、斗鸡走狗，就是引他出城游猎。弄得武宗的心里十分舒服。于是，刘瑾被提升为禁卫军总督，掌握了宫廷卫队的指挥权。

    刘瑾强征民地、夫役为武宗建造宫殿，又多方巧取豪夺，搜罗财物供武宗享乐，并欺压凌辱大臣，弄得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孝宗时期好转的一点政治局面又开始急速滑落。朝中的正直之士开始上书弹奏刘瑾等人，要求武宗亲贤臣而远小人。

    但武宗对这些请求置之不理，大学士刘健、兵部尚书刘大夏、吏部尚书马文升等人上书，均未有回音，三人就以辞职相迫，没想到武宗竟然答应。不久，许多朝臣又联名上书，历数刘瑾的罪状，批文终于下来了，大家一看，竟是“闻知”两字。户部尚书韩文、郎中李梦阳等人又组织大臣们联名上奏。奏章由李梦阳起草，李梦阳是当时的大才子、文学家，不一会就起草完毕，由韩文修改，奏章说得极为诚挚恳切：

    伏睹近日朝政益非，号令失当，中外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邱聚、刘瑾、高凤等，造巧作伪，淫荡上心，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伏杂剧，错陈于前，至导万乘与外人交易，狎昵猥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此辈细人，唯知蛊惑主上，似便己私，而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业，皆在陛下一身，万一游宴损神，起居失节，虽齑粉若辈，何补于事？窃观前古阉宦误国，为祸尤烈。汉十常侍、唐甘露之变，其明验也。今永成等罪恶既著，若纵而不治，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尤唯陛下奋乾纲，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明正典刑，潜消祸乱之阶，永保灵长之祚，则国家幸甚，臣民幸甚！

    朝中的大臣有一多半签了名，递给了武宗，武宗见刘瑾等犯了众怒，这回不能再随便应付，退朝之后，竟愁得呜呜地哭起来，再加上王岳等太监对刘瑾也不满，督促武宗处置刘谨，武宗只好决定把刘瑾贬往天津。

    但群臣对这一决定强烈抗议，认为处置太轻，一致要求处死刘瑾等人，武宗无奈，便打算第二天处斩刘瑾等人。

    决定尚未做出，刘瑾早已得了消息，众太监惊慌，刘瑾却极有主见，他连忙率领一群宦官跑到武宗面前，把头磕得咚咚直响，一边哭求，一边倾诉：“外臣都群起弹劾我们这些人，全是由太监王岳一人勾结促成。

    王岳意图勾结外臣，挟制皇上，所以拿狗马之乐来小题大作。无非是以此为借口，限制皇上，进而挟制皇上。试想，如果不是这样，玩一下狗马鹰犬，哪里会损害国事呢？况且除去了我们这些人，不知道皇上还能信任谁。”这一番话把武帝说得晕头转向，他生性好游乐，如果被限制住了，那简直比挨杀还难受，再说除了刘瑾等人以外，确实并无心腹之人。

    想到这里，武宗来了个急转变，大笔一挥，下旨让刘瑾掌管司礼监，马永成掌管东厂，谷大用掌管西厂，连夜把王岳等人捕押南京。

    刘健、李梦阳等大臣本已下了决心，誓死除掉刘瑾等人，本拟第二天早朝武宗会下旨杀了刘瑾等人，谁知一夜之间，形势全变。第二天早朝一开，圣旨一出，朝臣个个目瞪口呆。刘健、李梦阳见事已不可挽回，当即表示辞职。武宗仅留下李东阳一人，放刘健归田去了。

    刘健等人辞去，正合刘瑾的心意，他借机安排自己的死党、吏部尚书焦芳进宫办事，这样，刘瑾就控制了行政和特务大权。此后，他还大肆提拔官吏，培养自己的势力，在以后的很长时间，朝廷的绝大多数重要官吏都出于刘瑾之门，对于军队和特务机关，他更是重点掌握，他一次就曾提拔官校一千五百六十多人，锦衣卫的军官，也多系他的私党。

    刘谨旦夕与武宗相处，十分了解武宗的性格，就摸索出一套陷害忠良的办法来。武宗极爱游乐，最讨厌别人打断了他的活动，败坏了他的游兴，而刘瑾偏偏在这时候去奏事，武宗一般都是不耐烦地说：“我以为什么事呢，别拿这些小事来烦我，你自己看着办吧！”刘谨巴不得有这句话，然后就出去肆逞淫威。兵部尚书林翰等人不满刘瑾的专权，曾支持上书弹劾刘瑾等人，刘瑾知道后，怀恨在心，就写好了一个奏章，罗列了这些人的言论，刘瑾专在武宗击球兴致正浓的时候把奏章递上去。

    武宗看了一眼，不耐烦地说：“我不耐看这等胡言乱语，交你去办吧？”

    刘瑾自然求之不得，立即出宫，传下旨去，把这些反对他的人统统拿来，狠狠地打了一顿棍子，有的还被贬了官。

    据记载，南京御史蒋钦，因南京给事中戴铣弹劾刘瑾受累入狱，受杖后被削职为民，出狱没有几天，戴铣再度上奏章弹劾，蒋钦又被捉入狱中，再杖三十，新旧创伤交织，蒋钦昏而复醒，狱吏问他：“你还敢胡说吗？”蒋钦说：“一日不言，一日要尽责言。”锦衣卫又将他毒打一顿，昏迷三日后复醒，醒后越想越怒，又向狱吏乞了纸笔，再劾奏刘瑾。

    才写了数笔，忽然从壁间传出了一阵凄楚的声音，如鬼啸一般，蒋钦不由地停下笔来，鬼啸声也就听不见了。蒋钦再写，鬼啸声又起，而且案上残灯，似有似无，将燃将灭，十分怕人。蒋钦想了一想，便对壁祈祷说：“此疏一入，必有杀身之祸，想是先人神灵示警，如果不欲我写奏章，请以厉声相示。”祈毕，果然鬼声大作。蒋钦听了以后，不觉心灰意冷，就想把奏稿付之一炬，但转念一想，意志遂决，大声道：“既已委身事君，不可爱惜一身，遗羞先人。除死无大难，此奏定要呈上。”这么一说，鬼啸之声也就停了。蒋钦就托狱吏递上奏章，结果又被打了三十杖，就此毕命。

    受刘瑾祸害的大臣不计其数，有死者，有受刑者，有贬官、罢官者，也有隐名埋姓避祸他乡者。刘瑾威权越重，结怨越多，疑忌也越深，他就锦衣卫、东厂、西厂之上另设内厂，自己主管，其权力不仅在两厂锦衣卫之上，还可督察、指挥其余的厂卫，并有权侦知天子以下任何人的行踪，是明朝最大的特务机关。内厂的刑法比两厂都怪诞残酷，例如，内厂规定河这边的人家犯了法，河那岸的人家也要连坐，其刑具也骇人听闻。木枷有一百五十斤重，其枷法比凌迟处决之刑更残绝人寰。数年之中，被处死的官民竟达几千之多。人人谈内厂而色变，内厂简直成了人间的阎罗殿。

    在这种情势之下，不仅刘瑾骄横不法，就是其党属也权威薰天，无人敢治。都御史刘宇，曾用多于别人数量的金钱贿赂刘瑾，刘瑾十分高兴地说：“刘先生厚我！”不久就提升为兵部尚书。这是一个肥缺，武官们多有贿赂，刘宇把赃物分一半给刘瑾，自己还剩许多。不久，刘瑾又把他提升为吏部尚书，官虽升了。受贿倒少了，再兼刘瑾的心腹张彩从中挟制，越觉没有油水，刘宇就忍不住地发牢骚说：“兵部甚好，何必吏部。”刘瑾听了，便招刘宇饮酒，席间对他说：“听说先生厌任吏部，调入内阁怎样？”刘宇大喜，但喜极忘形，竟忘了给刘瑾再送厚礼。第二天穿得冠冕堂皇，先往刘瑾处拜谢，不想刘瑾微微嘲笑道：“阁下真欲入相吗？这阁是轻易入得的吗？”刘宇羞惭无地，知道再也不能博得刘瑾的欢心，只好上书辞官去了。

    刘宇既去，张彩便补了刘宇的位置。张彩大肆收受贿赂，变乱选格卖官鬻爵。柳州知府刘介，由张彩一手提拔而至太常少卿。后来刘介在京师娶了一妾，十分美丽，张彩好色如命，听到这一消息，就往刘介家探视。刘介当然盛情款待，酒至半酣，张彩忽然提出要见刘介新纳之妾，刘介拗不过他，只好让妾盛装出见。张彩一见之下，魂不守魄，竟连酒菜都弄翻了。等新人进去好久，张彩才回过神来，便问刘介道：“你的富贵官职由何而来？”刘介道：“全仗大人一手提拔。”张彩又问：“你拿什么报答我呢？”刘介毫不犹豫地说：“一身之外，全是恩公之物。”

    张彩起身说：“足下既然说明，我怎敢不遵呢？”于是对手下人密嘱数语。张彩手下的人闯入房中，把刘介新纳之妾拥入张彩的车中。刘介见了，目瞪口呆，张彩却对着刘介拱手一揖道：“生受了，生受了。”说完就钻入车中，把刘介之妻带回家。

    不久，张彩玩腻了，又听说平阳知府张恕家有一美妾，就想夺来，张恕不给，张彩就把他逮入狱中，等放出来了，再派说客，张恕才明白过来，只好乖乖地送去。

    刘瑾一伙的专权无耻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怒，但刘瑾采取的是高压政策，凡有触犯者，必加严惩。一次，一道奏章偶而触犯了刘瑾的名号，刘瑾就命人诘问，吓得掌院都御史忙率十三道御史前往刘宅谢罪，刘瑾骂一句，众官磕一个响头。自此以后，朝臣奏事，均备有红、白两道奏章，先向刘瑾处献红本，等刘瑾同意再向朝廷奏以白本。

    刘瑾见诸大臣不服，干脆写了一道圣旨，切责诸臣，凡与他不和的人，均列名其上，促令吏部查勘罪过。

    刘瑾把这道榜文贴在朝堂之上，并把榜上有名者叫到金水桥以南，迫令跪倒，让人宣谕这道圣旨，作为惩戒。这样一来，榜上有名者大多递交辞呈，要求辞官，刘瑾一律予准，凡不愿辞官的人，后来都遭到了贬官或下狱之厄。朝廷善类，几乎为之一空。

    公元1508年（正德三年）发生了一件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件。

    武宗下朝，捡到了一张匿名揭帖（揭发信），其内容是揭发刘瑾罪状的。

    武宗看了，未加理会，就交给了刘瑾。刘瑾一看勃然大怒，以为是朝中大臣所为，当即假传圣旨，命朝中大臣一律到奉天门跪倒。第一排跪的是翰林官，属刘瑾的亲信，刘瑾指着他们问：“你们可曾污告我？”翰林官领头的伏地哭泣道：“内官优待我们，我们正感激不尽，怎敢诬陷刘公公。”刘瑾就放走了这些人。第二排是御史官，他们见前面的脱难而去，也想学乖，说道：“我们台官知道朝廷法度，哪敢诬陷好人！”刘瑾却狞笑道：“你们都是好人，唯我是奸贼，既然恨我，站出来就是了，何必偷偷摸摸。”说完，径直入内。

    当时烈日炎炎，酷暑难挡，众官跪在那里久了，年老体弱者就中暑晕倒，这三百余名各色官吏，竟跪在地下一动也不敢动。太监李荣看不过去，就让小太监拿来冰瓜，掷给他们，让他们吃了解渴去暑，并告诉他们说：“刘公公进去久了，大家不妨直直腰身。”

    众人连忙站起来改换一下姿式，并吃瓜解渴，瓜未吃完，刘瑾就来了，大家一见，忙又扔下手中冰瓜，一齐跪倒。太监黄伟见了，不太服气，说了几句抱不平的话，结果，李荣和黄伟第二天全都丢了差使。

    众官跪了一天，又打入锦衣卫狱中，当晚病者二百余人，死者三人。

    李东阳上书营救众官，刘瑾也弄清了揭帖为一宦官所写，才卖个人情，放了众官。

    刘瑾在京城胡作非为，他的心腹党羽在全国各地也横行不法，引得天怒人怨。正德五年（1510年）夏天，明宗室安化王受刘瑾党羽逼迫，杀了此人，起兵反叛。发檄文声讨刘瑾。武宗让都御史杨一清带兵平叛，命张永做监军。张永虽属“八虎”之一，但刘瑾专权，张永日益不满。

    平叛之后，张永拉住杨一清的手说：“此次平叛全仗你的威德，如果发生内乱，又该怎样呢？”杨一清迟疑不敢答，张永就在手心里写一“瑾”

    字，杨一清会意，两人心意相通。

    刘瑾听信相士之言，说他的几个侄孙辈皆有帝王之相，刘瑾就准备谋反。张永对这一切有所耳闻，只是无由达知武宗。在班师回朝之时，武宗为杨一清、张永举行庆贺宴会，一直喝到了深夜，刘瑾有事先回去了，张永就趁机向武宗奏明了刘瑾的十七条罪状及谋反日期，武宗尚不在意，醉醺醺地说：“今日无事，明日再说罢！”张永说：“明日不仅我们成了齑粉，陛下也成了齑粉了。”武宗还不在意，恰在这时，一个太监奔入报道：“万岁不好了，刘瑾要谋反了，外人多半已经知晓，只瞒着陛下呢！”武宗一惊，吓醒了酒，就派张永带禁军捉拿刘瑾。

    张永即发禁军，出东华门，包围了菜厂刘瑾的家，假称皇上急诏，把刘瑾引出，当即捆见皇上。第二天，武宗还没想把他杀头，只是送他到凤阳居住，但抄家时的发现却不能不让昏庸的武宗清醒了。抄家得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珍奇异宝，不计其数。这还罢了，更有伪造玉玺一枚，八爪龙袍四件，蟒衣四百七十件，衣甲千余，弓弩五百。刘瑾经常持在手里的扇子的扇柄上竞藏有两把匕首。

    武宗见了这些，惊出了一身冷汗，才知刘瑾果然谋反。

    刘瑾被凌迟处死，亲族十五人连坐诛死。爪牙张彩、焦芳等人也遭极刑。至此，这位“立地皇帝”去当地下皇帝去了。

    古时江南有一首小曲，却感叹人心不足，倒很生动，不妨录下：

    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

    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却嫌房室低。

    盖了高楼与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

    娇妻美妾都娶下，忽虑出门没马骑。

    买得高头金鞍马，马前马后少跟随。

    招了家人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

    时来运转做知县，抱怨官小职位卑。

    做过尚书升阁老，朝思暮想要登基。

    一朝南面做天子，东征西讨打蛮夷。

    四海万国都降服，想和神仙下象棋。

    洞宾陪他把棋下，吩咐快做上天梯。

    上天梯子未做起，阎王发牌鬼来催。

    若非此人大限到，升到天上还嫌低。

    玉皇大帝让他做，定嫌天宫不华丽。

    真乃“人心不足蛇吞象”，对权势富贵的贪得无厌的追求，是否也是人性的弱点之一呢？当然，如果把上面的小曲看成是对事业的无止境的追求，当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问题是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刘瑾一生的作为正是这支小曲的绝好注脚，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官场也正好拿来做注脚，而又有几人像追求个人的权势一样希望把衣食不周的人间地狱变成幸福美满的人间天堂呢？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权之为用，实在不可小看，因而，对极重实际的传统中国人来讲，拜权、抓权、弄权，是他们重要的人生信条之一。无权者想有权，有权者要保权，几千年的封建史，围绕一个“权”

    字演出了无数的人间惨剧。

    权是什么呢？权者，把柄也。难道权柄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吗？

    魏忠贤之权

    拜死人而不拜活人，这也是中国的传统之一。

    孔子、孟子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圣人了，到清朝时，孔子的头衔已被加到“大成至圣文宣王”高度。对其地位、声望和功德的尊崇是无以复加的了，但孔子、孟子生前却是栖栖惶惶，十分可怜，有时竟像丧家之犬，无处可投，到老了才算明白，还是回家写书去吧，用今天的话说，叫做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其死后可就了不得了，仿佛古董一般，年代越久，就越珍贵。

    拜古人自然并不奇怪，也许是因为后人终于发现了古人的价值，也许是因为古人不再会犯错误，也许是因为古人随你怎么说他也不会争论，更重要的也许是因为推崇古人对自己的地位、名誉不会有损害，所以要拜古人。

    但今人不能拜。为什么呢？一是因为今人未死，谁知他犯不犯错误，今日拜了，明天犯了错误怎么办？还是等盖棺论定再说为好。二是因为今人太近，看不清楚，若拜错了，岂不荒唐。三是因为拜了今人，岂不贬了自己，这妒嫉心一起，就拜不成了。所以，当你发现新出来一个楷模人物供大家学习时，一查档案，多是死了。

    当然了，最好是古人、今人都不拜，只取“拿来主义”。不过这里不是讨论对待古今圣贤方法，而是挖掘中国古代的传统。然而，中国的传统实在是复杂之至，你刚自鸣得意地找出一条“规律”来，立刻就会有大量的反证涌来。就说中国人只拜古人、不拜今人的这一传统吧，谁若说没有特殊情况，就会被魏忠贤不客气地打上一记响亮的耳光。

    魏忠贤是何许人也？他是明代熹宗时期的太监，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之一，他组织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阉党。在他活着的时候，全国许多地方都为他设了祠堂，塑了他的金身，香火祭拜，即立了所谓的生祠。祠堂本是为亡灵而设，魏忠贤敢立生祠，倒也算得是思想解放。更有甚者，还有无耻文人竟提出要把魏忠贤的生祠与孔、孟的祠堂建在一起，共享香火祭祀。如此看来，谁若说中国人缺乏想象力，只怕不妥。

    魏忠贤何以能立生祠？这里有一个复杂而又简单的过程。

    魏忠贤，河间肃宁（今河北）人，生于公元1568年（明穆宗隆庆）。

    魏忠贤自小一副无赖泼皮的品性，从来不务正业，斗鸡走狗、骑马射箭，无所不好，其中最精的一招，就是赌博。年长后娶了一马姓女子，并生了一个女孩，但仍一如既往，并不改悔。有一次，他又与人赌博，大概是手气不佳，平时是他赢多输少，这次却是只输不赢，不仅将所携之资输个精光，还欠了一屁股债。旁边的诸人嘲笑挖苦，后来又催债太紧，以至气愤难忍。魏忠贤想来想去，觉得自己一无所长，要想出人头地，实在比登天还难。也许是福至心灵，魏忠贤脑中灵光一闪，觉得凭着自己的机灵泼赖劲，如果进宫服待皇子皇孙、公主、王妃什么的，或许可以发迹。他把心一横，自己动手阉割了自己的生殖器，经过一番出生入死的苦熬，终于大功告成，进宫投在了同姓太监魏朝的门下。

    魏忠贤像魏忠贤既是背负着宏图大志入宫，自然处处用心。他倾力巴结魏朝，和魏朝结为兄弟，讨得了魏朝的欢心。不久，魏朝就把他送到王才人处，让他主管王才人的伙食。王才人是光宗的妃子，熹宗的亲生母亲，他利用办膳的机会，尽可能地接近熹宗。

    熹宗是一个十分喜欢玩弄小巧东西的人，魏忠贤见他生性爱好嬉游，他就别出心裁，制作或是搜罗了一些狮蛮绣球、双龙赛珠等东西，经常奉献给熹宗，诱导熹宗游乐，弄得熹宗简直离不了魏忠贤。

    熹宗即位之后，魏忠贤当然成了心腹太监。就在这时，他遇到了一块绊脚石，这就是他所投靠的魏朝。

    原来，魏朝与熹宗的乳母客氏的关系非常密切。客氏年轻守寡，后进宫乳养熹宗，熹宗长大以后，客氏便在宫中闲住。据说客氏长得十分漂亮，又兼年轻，有些耐不住寂寞，但宫中除了太监就是宫女，客氏也无法可想。隶属于司礼监的太监魏朝看准机会，便来引诱客氏。据说魏朝有密术，使自己阉割了的生殖器再次长出，与客氏交欢，两人自此狼狈为奸。当然，魏朝使阳器复生，是不可信的，但与客氏做了“对食者”，却是事实。

    所谓“对食”，是古代宫中的一种太监和宫女配合方式。太监净身以后，虽然不具备男子的功能，但仍喜欢接近女子，得宠的太监便可结交一名宫女，由她照顾衣食起居，或者是由皇上特别赐予，令他们建立家庭。其实这是虚凰假凤，并非真夫妻，称对方为“对食者”，称这种关系为“对食”。魏朝因受宠于熹宗，由熹宗恩准与客氏“对食”。

    客氏其人当时在宫中有很大的势力。由于客氏善于讨好，弄得太后十分喜欢她，她十八岁被选入宫，两年后丈夫病死，她就长留宫中，她和熹宗的感情很好，熹宗即位后，就封她为奉圣夫人，其子侯国兴和其弟客光先也被封为锦衣卫千户。

    如果能抓住客氏，魏忠贤就能更上一个大台阶，于是，他翻脸不认魏朝，拼命巴结讨好客氏。据野史杂传记载，魏忠贤从魏朝那里讨得了秘术，也使自己的阳物复生，与客氏交欢，博得了她的垂青，自然也不可信。但魏忠贤长得比魏朝高大健美，又心计百出，善于揣摸女人的心理，很快就得到了客氏的喜欢，这是事实。

    魏忠贤与魏朝两人争风吃醋，竟大打出手，魏朝力怯，被魏忠贤打了数下，魏朝就拉着客氏跑出去，魏忠贤随后紧追。边追边吵，直追到乾清宫外，熹宗在睡梦中被惊醒，出来一看，才知两人争夺客氏。熹宗大笑道：“你们两人争一妇人，也有意思，这事我不便强断，还是由客氏自择吧！”客氏选择了魏忠贤。魏朝羞惭而出，被熹宗派到凤阳去看守皇陵，不久就被魏忠贤和客氏害死。

    魏忠贤与客氏做了假夫妻，在客氏的支持下，两人施展出了浑身的手段，开始讨好皇帝，攫取权力，网罗党羽，为非作歹。司礼监是掌握宫廷礼仪制度和皇帝奏章的部门，十分重要，而司礼监中的秉笔太监更是“掌笔杆子的”，其位置之重要，可想而知。本来这一职务应由为人正直、做事恭谨而又富于学问的人担任，魏忠贤的品德是否符合要求先不说，可他并不识字，没有这一硬的条件，竟然在客氏的支持下当上了秉笔太监，熹宗的荒唐可想而知，客氏的“能力”也可想而知。

    魏忠贤朝夕侍奉于皇帝左右，对熹宗的秉性喜好摸得一清二楚，真可谓对症下药，权势也就逐日大了起来。原来，熹宗皇帝和其他艺术家皇帝、淫棍皇帝、暴君皇帝大不一样，他是一个匠人皇帝，其实这么说还不够，应说他是一个木匠迷皇帝。熹宗确实很聪明，木匠活上的天分尤其高，他不仅能制作一般的木器，还能盖房子，刷油漆。对于一些小的技巧，尤其喜爱，刀锯斧凿之类，样样精通。他曾在宫中仿照乾清宫造了一座小宫殿，还造了蹴圆堂五间，种种玲珑小玩物，也造了不少。

    他在引绳削墨的时候，聚精会神，绝不分心，若遇别人打扰，当然就不耐其烦了。魏忠贤总是摸准时刻，趁他沉浸于匠人之乐时去奏事，于是，熹宗就给他一句话：“朕知道了，你照章办理就是了。”魏忠贤就可假借君命，肆意胡为。

    魏忠贤与客氏二人的行径，也引起了许多内官和大臣的不满。司礼监王安持正不阿，从内廷参劾魏忠贤和客氏，御史从外廷参劾，熹宗无奈，只好让客氏出宫而居，把魏忠贤交给王安诘问。但熹宗平时依靠这两人惯了，无此二人，简直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客氏又与魏忠贤设计，害了王安，从此二人便无忧虑。

    为了更牢地把握权威，魏忠贤想建立他亲手指挥的军队。他串通外臣，让他们写奏章倡议开内操，经皇上批准，魏忠贤就从锦衣卫中选拔了几千兵士，配备火器，在紫禁城内日夜操练。魏忠贤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军中，牢牢地控制住了军权。这支军队在宫内鸣枪放炮地操练，竟把尚未满月的皇子惊死。后来军队人数增加到一万多人，势力更加庞大。

    一天，熹宗来视察这支军队，魏忠贤就让太监在熹宗的面前试放火铳，不料火铳爆炸，不仅炸烂了太监的手，还差点伤了熹宗。熹宗此人倒也大度，不仅不以为意，还嘻嘻而笑，若无其事。但不知他是真的不在乎呢，还是惧怕魏忠贤。

    这二人驾空皇帝，威慑后妃，引起了张皇后的不满。张皇后曾多次训斥客氏，并想将她处死，多亏了熹宗说情解释，客氏才得以保住性命。

    从此，魏忠贤和客氏对张皇后恨之入骨，他们诬告张皇后不是张国纪的亲生女儿，买通了一个死囚犯，要他供称张皇后是自己所生，见熹宗不信，他俩又诬告张皇后的父亲谋反，并想立客氏的侄女为皇后。又未得逞。客氏侦知张皇后怀孕，就派心腹宫女去做手脚，在替她捶腰时伤及胎气，令张皇后流产。张皇后所生的三男二女，均被魏忠贤害死，造成了熹宗无后。

    至于其他的妃嫔，魏忠贤更是想杀就杀。客氏与光宗的选侍赵氏不睦，魏忠贤就假造了一道圣旨，令她自杀了。冯贵人曾经劝熹宗不要搞什么内操，遭到了魏忠贤的忌恨，就在熹宗面前进言，说她诽谤圣躬，被赐以自杀。熹宗不知此事，经成妃奏知，熹宗也不哀痛，客氏知道了，又把成氏幽禁在别的宫中。裕妃张已得罪了客氏，客氏就在熹宗面前大进谗言，说她有外遇，怀的是野种。熹宗怀疑，便把她打入冷宫，客氏又从中大做手脚，不让进膳，使之活活饿死。

    魏忠贤和客氏不仅肆意伤害后妃，还把熹宗视若无物。天启五年（1625年）五月十八日，熹宗忽发雅兴，来西苑游玩。正巧魏忠贤和客氏也在游湖，坐的是皇帝的龙船。熹宗来了，魏忠贤不仅不惊慌，反而拒不让船，熹宗也罢了，竟不敢与魏忠贤争执，便命两个小太监划着小船，下湖游乐。魏忠贤的龙船之上鼓乐喧天，酣饮高歌，而皇帝的小船上冷冷清清。真乃皇天不佑善人，忽起一阵大风，把熹宗的小船吹翻，两小太监落水而死，好在皇帝是真龙，不怕水，才爬上岸来。

    其实，早就有人提醒过熹宗，只是熹宗执迷不悟罢了。一天，熹宗闲步走进后宫，见张皇后正在读书，便问所读何书，张皇后说：“是《史记》中的《赵高传》。”熹宗问当朝之中有无赵高，张皇后说：“便是魏忠贤。”熹宗听后，默然不语，此后也无悔悟之举，但张皇后却从此为魏忠贤所恨了。

    魏忠贤对内是如此，对外是大力发展组织，网罗党羽，他的死党不仅布满了朝廷，还遍布天下，时人把魏忠贤操纵的内阁称之为“魏家阁老”。他收了许多干儿、义孙，他的干儿、义孙再结党徒，其组织之大，就可想而知了。在魏忠贤的党羽之中。最著名的要数“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

    “五虎”均是文臣，起参谋作用，包括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和倪文焕。崔呈秀曾因贪污被御史告发，就投在了魏忠贤的门下，乞为干儿。魏忠贤一见之下，觉得甚为投缘，就引为心腹，在魏忠贤的扶持下，崔呈秀升任兵部尚书，再迁左都御史，掌握兵权，势倾朝野。其余几人，均由崔呈秀介绍给魏忠贤，拜他为义父，都升至御史、尚书等很高的官职。

    “五彪”包括田尔耕、孙云鹤、崔应元，许显纯、杨寰五人。与“五虎”不同的是，他们是武臣，专门替魏忠贤捕人杀人。其中田尔耕最为凶恶，东林党人的一些著名领袖均死于其人之手。他与魏忠贤之侄魏良辅是至交，时人有“大儿田尔耕”之虐称。其余四人或是锦衣卫指挥，或是刑狱之官，都是魏忠贤的杀人工具。

    “十狗”包括周应秋、李鲁生、李藩等人，他们或为吏部尚书，或为御史，都是魏忠贤的心腹，其品行也极其低下，做了许多丧尽天良的事情。

    魏忠贤对于忠贞朝臣的迫害，主要表现在对东林党人的残酷杀戮上。

    东林党人由当时朝野之中的一些正直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大多学问渊博、品格刚毅，他们多关心政事，忧国忧民，经常聚集谈论国家大事，是当时的“清流”。东林党人有一幅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很能表明他们的立场。

    右都御史杨涟是东林党人，他见魏忠贤如此专横跋扈，无恶不作，便直言上书熹宗，其书长达一千八百多字，他收集了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从魏忠贤的出身、品性、经历及所犯罪行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揭露。

    魏忠贤听说了，也很恐惶，急忙跑到熹宗那里哭泣求饶。熹宗十分昏庸，竞命首辅大臣魏广惩写诏斥责杨涟。魏广征措辞十分严辞，把杨涟狠狠地训了一顿。魏忠贤又假装要辞出东厂的职务，请求免去一切官职，出宫居住。熹宗倒觉得他十分可怜，还好好地劝慰了他一顿，要他忠心办事。

    熹宗接连数日罢朝，等再上朝时，但见警卫比以前森严了许多，魏大中等人见杨涟的奏章没有见效，便率朝臣七十多人冒死上疏，结果不仅没有撼动魏忠贤，杨涟、左光斗等一些东林党人全被罢了官。

    朝中的许多大臣都十分愤怒，甚至一些闭门不出的老臣也出来上书。

    工部侍郎万景上言道：“内廷外朝，只知忠贤，不知陛下，岂可尚留左右。”魏忠贤见了这道奏章，大怒道：“一个小小官儿，也敢太岁头上动土吗？若不严办，哪还了得！”当即假传圣旨，廷杖百余下，未出几日，万景便伤发而死。

    后来，魏忠贤又借翻前朝旧案之机，诬蔑他们接受贿赂，迫害杨涟等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六人被打死在狱中。杨涟死日，土囊压身，铁钉贯耳，其状惨不忍睹，公元1626年（天启六年），魏忠贤又逮捕了东林党首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等七人，高攀龙投水自杀，其余六人被杀害，史称杨涟等人为“前六君子”，高攀龙等人为“后七君子”。即便对已故的东林党人，也追夺封诰，东林党遭受了极其残酷的镇压。

    诛连所及，连别人称赞附和对魏忠贤的弹劾也不可。中书吴怀贤曾在读劾奏魏忠贤的奏章时击节赞叹，被家奴告发，结果被抄家杀头。百姓言语之间冲犯了魏忠贤，当然也不会逃脱此厄，被剥皮、割舌的百姓不计其数，以至路人相逢不敢言语，只能以目相示。

    魏忠贤的这种残酷的镇压，连普通的百姓都奋起反抗。当魏忠贤派人去苏州一代逮捕“后七君子”一些人时，苏州人竟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反抗活动，许多人涌上街头，把捕人的锦衣卫摔夺下马，魏忠贤的同党、太守毛一鹭吓得躲到厕所里才免于苏州人的痛打。当然，后来魏忠贤对反抗者又进行了大肆的逮捕和杀戮。

    魏忠贤气焰熏天，其同党对他的吹捧。也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奏疏中凡提到他的地方，都不敢直称其名，而称“厂臣”，内阁拟旨之时，竟称“朕与厂臣”，把魏忠贤与皇帝并称，魏忠贤也俨然以皇帝自居，无丝毫谦退之举。

    每年的正月三十日是魏忠贤的生日，这一天，正是他的徒子徒孙、大小走狗献殷勤、表忠心的大好时机。过了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另一个重大的节日就是魏忠贤的生日了，许多无耻之徒忙着替他准备寿礼，往魏家送礼的人，更是络绎不绝，相望于道路。魏忠贤家每天早上出来开启大门，都见大门外的寿礼堆积如山，其上写着送礼者的姓名，其阿谀奉承之辞，不可尽道，这都是那些不能直入其门者的无奈之举，至于能够登上魏忠贤门槛的人，就更难以计数了。

    魏忠贤自称“九千岁”，到祝寿这天，官员们拥挤不堪，争相趋拜，踩掉了鞋子，扯破了衣服，自不是什么新鲜事。祝寿的人恨不得显出自己的声音最高，自己的最为情真意切，你喊一句“九千岁爷爷”，我就高喊“九千九百岁爷爷”与“万岁皇帝”，相差只有一百岁。

    魏忠贤如此，客氏也不遑多让。客氏白天在宫中与魏忠贤密谋害人，晚上必回自己家里居住，据载还养了不少面首，就是朝中的大官，也有许多人供她淫乐。每天晚上回去时，侍从如云，灯火照耀如同白昼，其仪仗不减御驾。她的梳洗妆扮、饮食起居有大批的丫环仆妇照料，其骄奢淫逸，宫中不及。她每天到家，家中的仆妇都要轮次叩头，或称老太太，或称千岁，其排场尊荣，皇后太后犹有不及。据说客氏得获膳食秘诀，凡是熹宗的膳食，唯经她亲自调制，方才合口，所以客氏能够专宠不衰。

    魏忠贤与客氏“夫妇”可谓当世第一对夫妻了！

    人毕竟是富有创造力的，魏忠贤的党徒们为了讨好魏忠贤，就彻底解放思想，放开胆子，寻找能博得魏忠贤欢心的创意。公元1626年（天启六年），浙江巡抚潘汝桢忽然有了一个天才的灵感——为魏忠贤建生祠。祠堂是存放祖先牌位以供祭祀的地方，为活着人立祠堂，那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有之事，岂知这一奏章一上，竟得魏忠贤的欢心，熹宗还批准了这一奏议，并赐名“普德”。潘汝桢再接再励，立即督造，弄得杭州百姓倾家荡产，被迁民户流离失所，经过两个月的大会战，终于在杭州的西子湖畔立起了一座魏阉的生祠。其祠规模宏大，犹如宫殿，整体建筑既廓大又精巧，里面的魏忠贤像，用纯金制成，其中的五脏六腑，均用珠宝制作，其衣着冠带，与当时的帝王已没有什么区别。

    普德祠落成的时候，全国许多地方都派官吏前往，一是参予庆贺，二是参观取经。此风一开，立即蔓延开来，魏忠贤布于全国各地的党羽，争相仿效，苏州建了“普惠祠”，松江建了“德馨祠”，扬州建了“沾恩祠”，淮安建了“瞻德祠”，北京就更多了，有“隆恩祠”、“广仁祠”、“茂勋祠”等，四川、山西、湖广、山东、河北、河南等三十余处也竞相建祠，而且大家相互攀比，你争我赶，越建越大，越建越华丽，一时之间，蔚然成风。

    未能为建祠出力的，也不甘落后，惟恐失了魏忠贤的宠，苏杭织造李实知道，他这一肥缺若不是魏忠贤提拔，自己何由得选，便积极主动地联络杭州卫百户沈尚文等人，上书要求守护圣祠，使其万载长安，香火永传。

    祠中所悬匾额对联也怪诞之至，如山东巡抚李精白就撰写了这样一幅楹联：“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这么一说，孔圣人比之那就不如远甚了。如果有人胆敢表示不同意这种做法，那就官运不久，性命可虞了。工部郎中叶祖宪曾对建祠表示过一点反对情绪，立即被魏忠贤罢免，提学副使黄汝经，在杭州的生祠里感叹了几句，当即被魏忠贤的爪牙活活地打死。还有许多官吏因不敬不尊或不拜魏阉生祠，均被以各种方式处死，兹不赘述。

    立生祠已使人觉得是石破天惊之举了，但这还不够，国子监监生陆万龄竟主张在国子监旁立祠，以活着的魏忠贤配祭死了的孔子。当时，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皇帝进庙也得行礼，把魏忠贤与孔子摆在一起那是说魏忠贤比皇帝又高出一等了。

    陆万龄说：“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这么一说，竟是顺理成章，真乃欲加之功，何患无辞了！

    所谓物极必反，魏忠贤与客氏正在大做永垂不朽之梦时，熹宗于公元1628年（天启七年）忽然去世。熹宗无子，遗诏由五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是为思宗。魏忠贤一伙立刻觉得失去了靠山，惶惶不可终日。

    思宗（年号崇祯）还算是一个明白人，与熹宗的沉迷软弱很不相同，他倒是有些刚愎自用，因此，从性格上讲，他不易像熹宗那样被人操持。

    据说魏忠贤曾想纂位，但其死党们以为时机尚不成熟，就未下手。但思宗却很果断，继位后两月就罢了魏忠贤的死党、兵部尚书崔呈秀的官。

    这样一来，魏忠贤谋逆的希望就更化为泡影。他的党徒都是些趋炎附势之徒，一见此情，立即分崩离析，各求自保。

    首先向思宗奏劾魏忠贤的是他的同党，其后东林党人又大举奏劾，魏阉的罪状举不胜举，就是有一百条命也难抵其罪。直到这时，魏忠贤还心存幻想，求人去向思宗说情，当然遭到了思宗的严厉拒斥。这年十一月，下令魏忠贤去凤阳安置，未到任所，又下令逮捕。走到半途的魏忠贤和干儿子魏朝钦听到这一消息，知道再无生望，便上吊自杀了。思宗并不罢休，下令分解魏忠贤的尸首，把他的头悬挂在魏忠贤的老家河间府的城门上示众。

    客氏当然亦无好下场。思宗下令，把客氏在洗衣房中活活用鞭子打死。

    同时诛杀魏忠贤的死党魏良辅（魏忠贤之侄）、侯国兴（客氏之子）、客光先（客氏之弟）等人，抄没其家产，对于遍布全国的魏忠贤的党羽也来了一个大搜查。按罪论律，杀头、抄家、罢官、贬谪各有差等，魏阉之党从此得以肃清。

    有人说：“不能留芳千世，也要遗臭万年”，魏忠贤是想要“留芳”

    的，并且还十分心急，深怕死后无人为他树碑立传，先在生前建上几座庙宇、祠堂，真是“赢得生前名，岂管身后事”！只是生前的“芳名”，正成了身后遗臭的根本，看来，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还是有些靠不住的。

    若从魏忠贤的事例看来，拜古人而不拜今人、拜死人而不拜活人并非没有道理。其实呢，问题的症结并不在这里，而在于拜谁、怎么拜、为什么而拜，薄今厚古固然不对，厚今薄古也会造成恶果，不论对今对古，其目的恐怕不能为拜而拜。至于用权势和高压政策造成的舆论导向，既无法长久，更不得成功。魏忠贤生祠之拜，可谓热烈了，一旦倾覆，便成为历史的笑料。

    往事已矣，然尚可为求名求势者戒！

    一起最大的冤案

    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借一位盲艺人之口对历史作了谶言般的感慨：

    无官方是一身轻，伴君伴虎自古云。

    归家便是三生幸，鸟尽弓藏走狗烹。

    子胥功高吴王忌，文种灭吴身首分。

    可惜了淮阴命，空留下武穆名。

    大功谁及徐将军？神机妙算刘伯温。

    算不到：

    大明天子坐龙廷，文武功臣命归阴。

    公元1630年（明崇祯三年）的一天，北京菜市口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他们要争相看看这个被他们骂作“大汉奸”的人是什么模样，又是怎样被处死的，有人还怀着一个希望，那就是若能买到这个大汉奸身上的一片肉吃，就能表明自己是真正的炎黄子孙，是地地道道的正人君子，还能治疗自己的胆小病，产生降妖伏魔的力量。

    这个“大汉奸”终于被从囚车里推了出来。他被判的是凌迟处死的刑罚。所谓“凌迟”，就是要割一千刀，在最后的一刀才将犯人杀死，如果多一刀或少一刀，行刑的刽子手就要以自身来抵罪。

    刽子手先从剥皮开始，而不能伤及血管，否则一下子就死了。从他身上剥下来皮肉，民众争相哄抬价格，一钱银子才能买到一片，他们吃一口骂一声“汉奸”，到了第三天，“大汉奸”才被最后杀死，其内脏也被众百姓一哄抢光。

    这位被千刀万剐的“大汉奸”，就是明末著名的抗清将领、民族英雄袁崇焕。

    也许，就是因为袁崇焕的被杀、清军才能长驱直入山海关前；也许，就是因为袁崇焕的被杀，中国北方才失去了真正的长城，满族人才能迅速推进到南方，才能建立近二百多年的满清王朝。这些都是“也许”，但袁崇焕被杀给明朝东北边防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却是不容置辩的历史事实。

    那么，袁崇焕何以被当做“大汉奸”，而遭了千刀万剐之刑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万历初年，满清在东北崛起。公元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以祖父遗留下的十三副铠甲起兵，经过二十几年的征战，征服了整个女真族，建立了后金政权。公元1618年（清天命三年），努尔哈赤把明朝对满族人的欺侮总结成“七大恨”，以“七大恨”告天，向明朝发起进攻，次年攻占了辽东重镇抚顺，连败明军。终日纵情声色、万事不理的明神宗着了慌，急忙让辽东经略杨镐带领十多万大军分四路迎击，结果又全军覆没。明朝又派熊廷弼去辽东办理军务。

    正在这时候，神宗死去，他的儿子光宗也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因误服药物而一命呜呼，皇位由光宗的儿子朱由校继承，历史上称他为熹宗，年号天启。

    熹宗做皇帝时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他性格十分软懦，不愿多事，只好嬉游，他有两大嗜好，一是与小太监捉迷藏，一是干木匠活。尤其对于木工制作，他极为沉迷，他自己动手盖的房子和制作的机巧器物，还真有点水平，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天生的木匠。这样一来，他就把政事交给了在他做太子时就服侍他的太监魏忠贤。魏忠贤专权以后，无恶不作，大肆杀害正直朝臣，广结私党，祸乱国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阉党”。在这样一个朝廷的统治下，边境防务是可想而知的。熊廷弼在辽东也就难施手脚。

    袁崇焕像熊廷弼到辽东后，苦心经营，勉强稳定了局势，但朝中某些官员对他横加指责，朝廷又将他革职查办，改用袁应泰做统帅。袁应泰是一流的水利工程人才，但对军事一窍不通，他轻率出战，结果遭到惨败。朝廷只好重新起用熊廷弼。但这时兵部尚书张鹤鸣与熊廷弼意见不合，他叫熊廷弼的属下王化贞不要听熊的调遣，结果由于好大喜功的王化贞失误，明军又遭大败，朝廷不分青红皂白，将王化贞和熊廷弼一起逮捕，并将张鹤鸣免职。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袁崇焕登上了抗击满清进犯战争的历史舞台。

    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祖上原籍广西梧州藤县。他为人慷慨，富于胆略，喜谈军事，年青时就有志于办理边疆事务。公元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袁崇焕中了进士，被派到福建邵武去做知县。

    公元1622年（天启二年）袁崇焕到北京来述职，他在和朋友们谈论时发表了一些对辽东军事很中肯的意见，引起了御史侯恂的注意。侯恂向朝廷荐举他，朝廷于是升他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办理防务事宜。

    明代就像宋代一样，信任文官而不信武官，皇帝害怕武官权力大了要造反，因此派文官指挥战役，再加上多方的牵制，所以往往失败。

    袁崇焕任兵部主事不久，正碰上王化贞大败而归。一时间，朝廷惊慌失措，京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袁崇焕悄悄地骑了一匹马，孤身一人出山海关考察军情。不久他回到北京，向上司详细报告了山海关外的形势，并说：“只要有兵马粮饷，一人足以守住山海关。”这虽然有些书生意气，但朝廷还是升任袁崇焕为兵备佥事。

    袁崇焕到山海关后，起初做辽东经略王在晋的下属，在关内办事。

    当时王在晋切意防守山海关。袁崇焕认为，为了保住山海关，应当将防线北移，在宁远筑城驻守。朝廷中的大臣大都反对，认为宁远太远，难以防守，但他们不知道，若以山海关为国界，就好像以北京的城墙为国界一样，外围失去了屏障，山海关一旦被重兵攻破，后果不堪设想。如在宁远筑城，则可建立一片战场，取得一片巩固的根据地。在这片广阔的战场上阻击乃至消灭满清军队，比依长城而守，实在牢靠得多。

    大学士孙承宗没有轻易发表意见，他亲往关外视察，支持袁崇焕的意见。不久，朝廷派孙承宗代替王在晋，做了辽东主帅，他令袁崇焕和副将满桂驻守宁远。

    公元1622年（天启二年），袁崇焕到达宁远，立即着手筑城。宁远离山海关二百多里远，筑好此城，就等于砸下了一颗钉子。他订下城墙规格：城墙高三丈二尺，城雉再高六尺，城墙墙址广三丈。袁崇焕和将士同甘共苦，所以筑城时人人尽力，第二年宁远城墙就筑成了。宁远城高墙厚，成为关外抗击满清的最主要的防御工事之一。袁崇焕由筑此城开始，经营辽东防务达二十年，在袁崇焕未被杀死以前，满清军队虽然多次绕道进袭包括北京城在内的一些城镇，但始终未能真正跨过宁远城一步。

    经过袁崇焕和孙承宗几年的苦心经营，明朝的边防力量大大增强，明军开始主动出击，陆续收复了一些失地，并把防线向北推进了几百里。

    面对已经取得的战果和宏伟计划的逐渐实现，袁崇焕内心充满了喜悦之情。袁崇焕也因功连连升官，先升为兵备副使，再升为右参政，主帅孙承宗也对他青睐有加。

    前线虽逐渐稳固下来，但朝廷却日渐腐败下去，魏忠贤的专横跋扈引起了正直朝臣尤其是东林党人的义愤，纷纷上书弹劾魏忠贤。魏忠贤就采取极端的手段，杀害了杨涟等六人，史称“前六君子”，并把抗清立有大功的熊廷弼也一并处死。在镇压了这些反对派以后，魏忠贤的气焰更为嚣张。自称“九千岁”，肆意勒索贿赂。孙承宗对魏忠贤不买帐，魏忠贤就派了一个叫高第的亲信去代替孙承宗做辽东主帅。

    高第只会吹牛拍马，绝无所长，他到任后，胆小如鼠，不敢驻守宁远城，胡说宁远战不可战，守又不可守，命令立即撤退。袁崇焕有一股“蛮劲”，他坚决不服从，认为军事上有进无退，宁远一撤，全线即刻崩溃。高第虽是袁崇焕的上级，但因他胆小，况且也是文官出身，竟对袁崇焕无可奈何，只好下令把锦州及其他几个防守据点的兵马撤到了山海关。这样一来，宁远城就好像旷野里的一株枯树，完全暴露在寒风之中了。努尔哈赤等待的机会终于到来了。公元1626年（明天启六年），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十三万，号称二十万，进攻宁远城。那位魏忠贤派来的高经略坐在长城跺口上，以隔岸观火的悠闲心态，幸灾乐祸地看着宁远城的覆灭和袁崇焕的败亡。

    然而，只有孤城一座和守兵一万的袁崇焕，并无丝毫的怯惧之意，而是坚定地率兵抵抗，于是，著名的宁远大战开始了。

    二月，努尔哈赤的八旗精兵长驱直入，一路拿下了锦州、大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诸堡，兵势浩不见边，刀枪剑戟如林，十九日到达宁远城下，努尔哈赤派人劝降道：“我以三十万人来攻，此城破之必矣！”袁崇焕回答说：“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且称来兵三十万，予亦岂少之哉？”

    努尔哈赤先派兵绕过宁远城，切断了宁城和山海关的联络，以防明军增援。其实努尔哈赤多此一举，他不派兵，高第也决不会来援。但袁崇焕并不畏惧，他派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分兵把守四门，把城外居民迁入城内，坚壁清野，组织民夫、居民、商人送水送饭，并刺血作书、激励将士，还把远在山西的妻子儿女接入城中，以示与宁远城共存亡。

    在宁远城内军民总动员、严阵以待的情况下，满清军队开始发动进攻了。

    满清军队极其骁勇善战，后来同李自成在一片飞石大战时，喊一声“辫子兵来了”，久经沙场的农民军竟然就哗地溃退了，而且一退不可收拾。在攻打宁远城时，也十分凶猛。满清军队用铁甲兵攻城，这些人身穿两层铁甲，不畏矢石，竖起梯子，奋勇上攀。再用铁皮车做掩护，挖掘城墙，城墙竞被挖出了许多缺口。

    袁崇焕的军队也十分勇敢巧妙，他们在城上安装了十一门西洋进口的红夷大炮。每一炮都给敌人以深重的打击，对近处的爬城军士，则从跺口上伸出许多长长的木柜子，柜子里装着士兵，士兵居高临下，用石头和箭矢打击敌人，再扔出浸有油脂和硫磺的被絮等物燃烧敌人的战具，就这样，满清军队的猛烈进攻，一次又一次地被打退了。

    袁崇焕当然是文人出身，在一般情况下他扮成一员儒将，如诸葛亮一般。他乘轿指挥战斗。他的最大的特点是镇静，即使敌兵攻破了城墙，他也一点不慌，而是披上盔甲，和战士们一起运石补墙。在这次战役中，他负伤数处。

    敌人退却时，他又组织敢死队，追下城墙，追杀敌人，并捡回箭枝十余万支。这次战役，杀死满清统率三百名士兵并俘虏了十多人。二十一日，满清军队再次趁夜出击，仍未成功，只好于二十六日撤围而去。

    敌人撤围后，袁崇焕还表现出一副儒者的风度，派使者送信对努尔哈赤说：“老将纵横数十年，无有不胜，今败于小可之手，恐怕是天意啊！”努尔哈赤也很客气地致书袁崇焕，并赠以马匹，“约期再战”。

    努尔哈赤在攻城时受了炮伤，只得躺在车中郁郁而回。他对诸贝勒说：“我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历时四十三年，独不克宁远一座孤城。”抑郁中背上又生了毒疮，伤病交加。数月后死于沈阳以西四十里的瑷鸡堡。

    自此以后，满清军队对袁崇焕又敬又畏。

    宁远大捷的消息传到京城，朝野上下喜出望外，一片欢呼。高第因没有援救宁远而被免职，由兵部尚书王之臣取代。袁崇焕升为四品右佥都御史。随即袁崇焕主动出击，又陆续收复了高第所放弃的土地。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儿子皇太极继位，建立了清朝。皇太极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采取正确的战略，暂时放弃宁远，转而攻打朝鲜。就当时明清而言，双方都需要一段休战时间，以便实行各自的计划。明方需要筑城、练兵，清方则要进攻朝鲜，掠夺财富，巩固统治。在这样的局势下，袁崇焕提出与皇太极和谈，皇太极表示赞同，但明皇帝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满清从来都是附庸国，皇太极不够谈判对手的资格。

    袁崇焕和皇太极商议和谈时，皇太极利用这个机会打败了朝鲜，袁崇焕也加紧修筑锦州中左、大小凌河等地的防御工事，并派出援朝军队，只因为朝鲜很快投降，明军也就退了回来，没有和清军发生冲突。

    皇太极进攻朝鲜的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财物得到了补充，局势也稳定下来，但他看到袁崇焕修城池，练兵马，势力越来越强大，如不加紧攻击，愈加难图，况且求和又不成，于是，皇太极决定“以战求和”。

    公元1627年（天启七年），皇太极率大军打辽西的许多军事重镇，攻陷了大小凌河，随即又攻锦州。从五月十一日到六月四日，将领赵率教率领明军与皇太极展开激战。清军损失惨重，但还是没有将锦州攻下来。

    皇太极见攻锦州不成，就转攻宁远。袁崇焕严阵以待，成竹在胸，两军相接，激战两天，双方损失都很惨重，但皇太极还是没攻下宁远。皇太极再转攻锦州，但锦州城守坚固，清兵死伤枕藉，无法攻克。当时正值炎热季节，清军不少中暑得病，士气低落，皇太极不得不撤围回沈阳。

    宁锦之役，明军取得了胜利，但作为主帅的袁崇焕并没因此而受重赏。只是升了一级官。其根本原因在于袁崇焕不是魏忠贤的同党，袁崇焕当年中进士的主考老师和推荐他做辽东防务的人都是东林党的首领，因而，虽有“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袁崇焕还是讨不到魏忠贤的欢心。这时，魏忠贤见袁崇焕威势日增，便指使同党，诬谄袁崇焕不去救锦州。袁崇焕只好辞职，回老家广东去了。

    这年八月，爱捉迷藏和做木工的熹宗皇帝死了，因无子嗣，由他的亲弟弟朱由检继位，改年号崇祯。崇祯帝当时才十七岁，他年纪虽小，却十分精明能干，与他哥哥大不相同，他不动声色地翦除了魏忠贤的阉党，然后逼得他自杀，巧妙而又干净地除掉了朝廷的一个毒瘤。魏忠贤死后，附和他的大臣或杀头或充军，被魏忠贤排挤的袁崇焕重新起用。

    公元1628年（崇祯元年）7月，袁崇焕从老家应召来到北京，崇祯召见了他，问他辽东防务事宜，经过一番深谈，可以说对他言听计从。袁崇焕提出了诸如粮草供给保障，排除干扰等要求，崇祯都一口答应，至于具体的守辽东的策略，袁崇焕认为可用以下三原则：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二，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三，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崇祯的确是有一番事业心，对袁崇焕的这些提法，都表示了赞同和照办的意思。崇祯赐给了袁崇焕一柄尚方宝剑，以表示他对袁崇焕的信赖和支持，让他去总督宁远防务。

    但袁崇焕尚未到宁远，那里就发生了兵变，其原因很简单，军队没有粮饷。当时中央无力，财富均被各级官员和地主刮走，国库空虚，拿不出钱来发军饷。袁崇焕则建议用内帑（即皇宫中的钱）来发饷，崇祯是一个爱财如命的人，听后十分生气，从此对袁崇焕有了看法，不再像以前那样信任他了。

    不久以后，袁崇焕诛杀皮岛大将毛文龙又引起了崇祯的疑忌。

    皮岛是辽东南岸部海中的一个岛屿，地势十分重要，北可联清，东可控朝鲜，西南则可护卫胶东半岛的蓬莱、登州。皮岛守将毛文龙曾抗满清有功，但他后来成了魏忠贤的干儿子，还贪污横行不法，并曾写信给皇太极说：“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袁崇焕为了安定形势，消除隐患，便于公元1623年（崇祯二年）7月伏兵捉住了毛文龙，宣布了他的十二条罪状，请出尚方宝剑，将他诛杀。

    袁崇焕向崇祯报告了诛杀毛文龙的原因和经过，崇祯十分惊讶，认为他擅杀大将，别有用心。但因当时正依靠袁崇焕来抗清，就未加责备。

    皇太极知道自己的力量敌不过明朝，所以一直想议和，但崇祯极其傲慢，根本不予承认，虽经袁崇焕从中调停，总是不能成功。于是，于公元1629年（崇祯八年）11月，皇太极率兵十余万，绕开袁崇焕驻防的宁远，从西路直奔北京，经过艰难的行军，攻进了长城，进迫遵化，明军纷纷溃退。清军攻克遵化。巡抚王元雍自杀，山海关总兵赵率教也战死遵化城下。清军攻下遵化后，直扑京师。这时袁崇焕率兵，火速来援，并沿途留下军队以截断清军退路。袁崇焕于十一月十日抵蓟州，但清军绕过蓟州西进，接连攻下三河、香河等城，袁崇焕又急忙带兵去保卫京师，驻兵于北京广渠门外。

    清军的猛烈进攻吓得崇祯魂飞魄散，京师一片慌乱。现在袁崇焕来了，崇祯心神略定，对他赞赏备至。袁崇焕认为部队疲劳，要求入城休息，但崇祯心中十分疑忌，借故推托不许其部队入城。袁崇焕又要求屯兵外城，崇祯也不答应。只是催促他快与满清军队交战。

    太宗皇太极像袁崇焕以两昼夜三百余里的速度紧急增援京师，已是人困马乏，但在崇祯的催促之下，不得不与满清军队接战。仗打得非常艰苦，两军相持了很久，袁崇焕身穿铠甲，冲锋陷阵，两胁下受了几处箭伤。后来满清军队终于不支，退到南海子边休整。

    崇祯见满清军队没有退远，便急不可耐地催促袁崇焕追击，甚至围歼敌人。这时虽然明军来了几路人马，袁崇焕也统一了指挥权，但决战时机很不成熟。万一出城决战，满清军队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来与明军拚命，明军很有可能溃退。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北京城就顷刻而下了。因此，袁崇焕的坚守不战是正确的。

    但崇祯却怀疑袁崇焕了，认为他是拥兵自重，要挟制自己，甚至谋权篡位。至少也是要强迫自己采用他一贯与满清议和的主张。这么一想，崇祯那颗刚愎自用而又傲慢的心就受到了很大的损伤。

    此时，满清军队在城外大肆烧杀抢掠，使得京郊的百姓大受其害，且崇祯身边的太监也多在京都置有田产，都深痛自己大破其财。想来想去，这怨愤就发在了袁崇焕的身上，说清兵是袁崇焕引来的，是想要挟皇上与清人议和的。一时之间，这些舆论不知怎么就漫天而起，甚至大骂袁崇焕是“汉奸”，弄得人心惶惶，真假不分。竟有人站在北京城的城墙上往城下袁崇焕士兵的头上扔石头，一边扔一边骂“汉奸兵”，石头还把士兵砸死砸伤。

    崇祯知道了这一消息，疑心更大，恐慌起来。恰在这时，皇太极依照《三国演义》上的“群英会蒋干中计”一节，使起反间计来。

    就在这以前，清军捉到了两名明宫派在城外负责养马的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在撤回途中，皇太极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成等人监守。这三人是归降满清的汉人。到了晚上，鲍承先与宁完成二人依照皇太极所授的密计，大声“耳语”道：“这次撤兵，并不是我们打了败仗，那是皇上的妙计，你看到么？皇上单独骑了马逼近敌人。敌军中有两名军官过来参见皇上，商量了好久，那两个军官就回去了，皇上和袁崇焕已有密约，大事不久就可成功了。”两名太监正躺在旁边，把这些话听得十分清楚。第二天，姓杨的太监见敌人撤退时十分慌乱。便趁敌人的“疏忽”逃奔而归，并马上把这些话报告了崇祯。

    崇祯听了这些话，以他多疑而又忮刻的性格，当然是马上相信了。

    他立刻召袁崇焕进宫，在宫中将其逮捕下狱。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等人见状，惊慌莫名，只好出城等候。三天之后，圣旨到来，说袁崇焕以通敌谋反罪被捕，只问袁崇焕一人，余者不问，将士闻讯大哭，还有的将士破口大骂，顿足而号。如果此时有人倡议，说不定真会反了。

    祖大寿当然极为悲愤，他即刻率军回锦州，途中遇见驰援的袁军主力，了解了北京的情况后，也当即掉头而回。

    祖大寿掉头而回，崇祯大为恐慌，他深怕清军再来攻城，连忙派人去让袁崇焕写信，召回祖大寿。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逻辑，既不肯正式下诏让袁崇焕写信，又派各部官吏前往劝说。袁崇焕先是不肯写，认为这种做法于情理不通，既不奉明诏，于狱写书召兵回京，无异于私人行为，但崇祯无论如何不肯向袁崇焕认错。在群臣的劝说之下，袁崇焕“以国家为重”，写信召回祖大寿。祖大寿本把崇祯派的使者看做敌人，但有袁崇焕的亲笔信，他迟疑不决。这时，祖大寿的母亲说：“如果您不回军，只能加重袁督师的罪名，如果您回去攻下一些地方，打一些胜仗，或许能救袁督师出狱。”祖大寿听了母亲的话，率师返回，沿途攻陷了清军占领了两座城池，也就是断了清军的两条归路。

    皇太极听说袁崇焕下狱，大喜过望。他本来已攻克了北京以南二十公里处的良乡，立刻回师芦沟桥，破了所谓的“车军”，又大破明军四万多人，擒获和斩杀了一些明军的高级将领，京师大震。但听说祖大寿率兵返回，惧怕归路被截，便写了几封议和信，领兵从山海关缓缓而退。

    清兵一退，崇祯又感心中大定。是时，朝野之上，军队之中替袁崇焕辨冤求情的人极多，纷纷上书，连孙承宗也写诗说：“东江千古英雄梦。泪洒黄龙半不平。”还有许多人情愿以身代之。袁崇焕也在狱中写信，让部下安心抗敌，半年之后，明军把清军赶出了长城。

    这半年之中，袁崇焕再有什么样的罪行也该调查清楚了，也该做出决定了。不，早不杀袁崇焕，晚不杀袁崇焕，清兵退出长城以后就杀袁崇焕。

    一般认为，袁崇焕之死是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温体仁收买袁崇焕部将谢尚文伪造通敌证据而致，但细细推测起来，恐怕并非如此简单。

    崇祯刚愎自用，如无他的授意，一个小小的温体仁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妄杀袁崇焕。恐怕究其根本原因是在于崇祯刚愎，不肯认错，不肯做服输的表示吧！

    刚愎之君，崇祯至为典型，后来在同李自成的反复较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虽宵衣旰食，面上绝无昏庸淫乐之君的样子，倒是显出一副明君的派头，但细细想来，他所做决断大多出于一己的猜测，且不听人言，心胸极其狭窄。在杀袁崇焕十五年后，崇祯自缢于煤山，其时只有一太监相随而死，真可谓是“孤家寡人”了。

    刚愎而失人心，以至于此！

    想袁崇焕死日，北京人情汹汹，莫不欲食肉寝皮。群众的眼睛在长远的历史时期中是雪亮的，但芸芸众生，眼睛时刻都是亮的吗？

    “今日的一缕英魂，昨日的万里长城。”若袁崇焕英魂不泯，他是怨清军、怨崇祯、怨温体仁还是怨民众？抑或无所不怨而又一无所怨呢？

    若发一声历史的浩叹呢，那是“是非成败转头空”，若想去解释一下这漫长的古代史，就会发现哪种理论都无法使人满意。也许，它本来就是一段无头的冤案！

    以少胜多

    在中国的军事史上，历来有很多以少胜多的战例。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中国人看来，事物没有一定之规，事物的变化是依靠不同的情况而定，中国人讲究“非惟天时，抑亦人谋”，十分重视“变”，十分善于把握“变”。因此，在中国人看来，人数的多少，势力的大小固然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惟一因素。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也就创造出了那样多的令人惊异的以少胜多的战例。

    明朝末年，关外满族的势力日益强大，但总的力量对比仍然是满族处于相对的劣势。为了加强对满清的控制，明朝政府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努尔哈赤的战争，但明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腐败状况。

    公元1619年（万历四十八年）崇祯尚未即位，应是明熹宗任命辽东经略杨镐为统帅，调集军马，征集粮草，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筹备时期。

    至公元1619年底，明军准备停当，决定兵分四路出击。四路的主将是：北路以原辽东总兵马林为主将，率领两万余人，从靖安堡出发，攻满清的首府赫图阿拉；西路以山海关总兵杜松为主将，率军两万余，由抚顺出关，从西进攻；南路以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统兵两万余，从鸦骨关出发，由南进攻；东路以总兵刘铤为主将，带兵一万余，从东进攻。明军全军共十万多人，对外号称四十七万，声势浩大。

    努尔哈赤当时的情况是只有六万多军队，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然而，努尔哈赤曾多年与明军打仗，他凭多年的经验和所掌握的军事情报分析，明军人数虽比自己多，但因明军纪律涣散，军心不振，战斗力不强。尤其是在作战部署上，明军不是集中一路来攻城，而是分四路进军，兵力分散，犯了兵家之大忌，所以，只要制定正确的策略，打败明军并不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召集诸将商量破敌之策，努尔哈赤提出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正确的作战方针。他说：“明军虽然人多势众，但由于兵分四路，每一路的军队并不多。在这四路明军中，由抚顺而来的一支是他们的主力，我们只要打败了这一路敌军，其余各路就不难对付，甚至会不战自退。”因此，他决定只派少数军队阻滞明军的北、南、东三路，使他们不能迅速前进汇合，而把绝大部分兵力集中起来，打击从西而来的明军主力，这样一来，满清军队对明军反而形成了六万人比三万人的明显的优势。

    西路明军主将杜松并不是平庸的将领，曾经打过不少胜仗，也算智慧有方，然而，这次用兵，他却没有保持冷静的头脑，犯了轻敌的错误。

    为了抢首功，他没有等待与其他部队一起出发，不顾四路军的配合行动，而是自己提前出兵，径直向努尔哈赤政权的都城赫图阿拉以西的萨尔浒扑来。当时，努尔哈赤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分析，断定明军会进攻萨尔浒以东的界凡城，因为界凡城是联系赫图阿拉和萨尔浒的枢纽，也是都城的外围屏障，因此他派兵构筑界凡城的防御工事，以防明军攻陷界凡城，一面在界凡一带集结，部署下伏兵，准备设伏。果然，杜松在到达萨尔浒之后，立即向界凡城进击。杜松此时再次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留下2万人驻守，自领1万人向东进，攻取界凡，这样一来，兵力就更加分散。

    而这正是努尔哈赤所求之不得的，努尔哈赤认为是上天对他的成全。

    当明军的一万多人进入努尔哈赤的伏击圈后，满洲八旗兵都觉得是天赐良机，他们以两倍于敌人的兵力突然杀出，人人鼓足勇气，志在必胜，明军片刻间就溃不成军，纷纷逃窜。明军主将杜松控制不住军队，结果陷入重围，最后被杀。满清军队乘胜进攻萨尔浒的明军，因主将已死，人数又悬殊，明军毫无斗志，结果明朝的西路军全军覆没。

    在消灭了西路明军后，努尔哈赤乘胜率军北上，迎面打击马林的北路明军。此时，满清以得胜之师、优势之师、保卫家园之师来对付军心涣散的明军，其结果可想而知。两军在尚间崖、斐芬山展开战斗，结果明军大败，多数兵马被杀，主帅马林只身逃到开原。北路明军彻底失败。

    努尔哈赤解决了这里两路明军，东路明军在刘铤的率领下才刚刚到达离赫图阿拉五六十里的地方，这实际上又给努尔哈赤创造了一个打胜仗的机会。努尔哈赤立即派自己的两个儿子代善和皇太极率部兼程向东南进发，沿途集结各路军队，集中了3万多兵力，埋伏在明军将要经过的山谷中。等刘铤的部队进入伏击圈，优势兵力的满族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四下冲出，把明军打得晕头转向，刘铤在混乱中被杀，东路明军也在顷刻间瓦解了。

    努尔哈赤像这时，明军统帅杨镐才得知明军失败的状况，因军队损失了四分之三，已无法与满清军队对抗，只好急令南路主将李如柏撤退，满清军队没有追击，使这支明军没有被歼。

    这次战役，仅用了五六天的时间，就彻底粉碎了十万明军的进攻，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明军四路出击，三路被歼，被杀的明军总兵官四人，道员、副总兵、参将、中军、千总、把总等官员三百一十二人，士兵阵亡四万七千八百多人，损失火器、枪炮两万一千余件，丢失马、骡、驼两万二千余匹。

    这一仗使努尔哈赤军威远扬，力量和威望得到了空前的增强，尤其是对明朝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从此，满、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后来满清入关和建立清朝政权奠定了基础。

    其实，东晋时期的淝水之战也是一个以少胜多的典范，并且由于其中有许多名士的故事，还使这一战役平添了许多“诗意”。

    公元383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8月，前秦皇帝苻坚亲率百万大军攻打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一时间，京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上下震惊。

    苻坚于公元357年（晋穆帝升平元年）即位，称大秦天王。他是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国力日见强大。几年以后，便稳定了关中局面，消灭了前燕政权，占据了北方的大片土地。于是对江南的东晋虎视耽耽。虽然不少谋臣认为，东晋有长江天险，人才济济，不易攻取，应该采取友好的策略，重点应该是防备鲜卑、羌、羯的作乱。

    但苻坚却骄横自大，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军队，就是把马鞭子投入长江，也可使江水断流（投鞭断流）！晋朝有什么天险可以凭借呢？”

    于是在太元八年，到处征调兵马，聚集百万大军，部队连绵千余里，向南进发。

    东晋朝廷任命谢安为征讨大都督。于是，谢安派他的弟弟谢石和侄子谢玄，率领八万人马去抵抗苻坚。

    双方的力量相比是十分悬殊的，将领们都心神不安。谢玄去向谢安请示作战方略，谢安却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我自有安排。”便无下文了。

    谢安是当时有名的名士，胸怀度量很大，谢玄问不出名堂，又不敢再多言，就又让别人去问。谢安仍不回答，而是让大家邀集亲朋好友一起到山间别墅去玩。在别墅中，他绝口不谈军务，却与谢玄以别墅为赌注下棋。实际上，他是以下棋来考较谢玄是否能够处变不惊。谢安的棋以前总下不过谢玄，这天因为谢玄忧惧战事，反而输给了谢安。谢安对他的外甥说：“我赢的这座别墅就送给你了。”

    下完棋，又和大家在山间游玩，直到晚上，才回到府上。然后指授将帅，部署兵力，各自分头去迎敌。

    东晋大将桓冲听说京城危急。写信给谢安，表示要派三千精兵援助京师。谢安对来使说：“朝廷已作安排，兵力、武器都不缺，不劳桓公派兵，还是用在西边的防务上好。”桓冲听说后，对幕僚说：“谢安石（按：谢安，字安石）有宰相的度量，可惜不懂军事。现在大兵压境，却只顾谈笑游玩，还派了一些不经事的年轻人去督战，兵力又那么单薄、脆弱，国家的前途可想而知了。恐怕我们都要成为秦军的俘虏了！”

    一月之后，由苻坚之弟苻融率领的先头部队一举攻陷寿春（今安徽省寿县），气势非常嚣张。他们以淮河作为屏障来遏制东来的晋军。谢石、谢玄等人畏惧秦军，不敢贸然前进。随后，苻坚亲自率领八千轻骑，日夜兼程赶来。他大概觉得东晋应该有自知之明，主动投降，就派他的尚书朱序去游说谢石，劝他们速速投降。朱序本是晋臣，早想归顺东晋，就暗中对谢石、谢玄说：“秦军不下百万，但是现在还未到齐。如果全到齐了，确实无法对付，所以宜在速战，如果把他们的先头部队打败了，晋军就会士气高涨，便能一鼓作气击溃秦军。”

    谢石踌躇未决，谢玄等人很为赞同，辅国将军谢琰说：“机不可失，敌不可纵，不能犹豫！”谢石乃依从他们的意见，并嘱咐朱序作内应。

    十一月，谢玄派龙骧将军刘牢之率精兵五千，夜袭驻扎在洛涧的秦军，斩杀守将十人，士卒一万五千人。谢石、谢玄等人便乘胜率兵，水陆并进，直逼淝水。

    苻坚得到洛涧战败的消息，登城遥望，见晋军的队列整齐，如潮水般汹涌而来，不禁大惊。再向东南边的八公山眺望，他把漫山遍野的草木都当做晋军的兵马，惊愕地说：“这样的劲敌，怎么说是弱国呢？”心里开始惧怕了，但已骑虎难下，便下令各军出寿春城，至淝水沿岸布兵，严阵以待。

    谢玄见秦军布满对岸，无法渡河速战，就派使者对苻坚说：“你孤军深入，志在求战。但现在隔水为阵，使我军不能渡河，这是持久之计，哪里是要打仗啊！倘若贵军稍稍后退，让我们能渡过淝水和贵军决一雌雄，这不是很好的吗？”

    秦军将领们说：“不能同意他们的要求。敌寡我众，不如把他们遏制在岸上，使他们不能渡河，这是万全之策。”苻坚求胜心切，反驳说：

    “我军远来，利在速战。可以允许他们渡河，我们稍稍后退，等他们渡河渡到一半的时候，我军迅即围杀，哪有不胜之理？”苻融赞同苻坚的决定，于是指挥部队后撤。

    原先象铜墙铁壁似的矗立在淝水岸边的秦军，忽然接到后撤的命令，便掉头往后跑。许多人并不知道为什么后撤，只看见大家往后跑也跟着跑。这时晋军已一边渡河，一边用强弓射箭。身在秦军中的朱序突然一声大喊：“秦军败了！快逃啊！快逃啊！”吓得不明真相的士兵，真以为大家是因为战败而向后跑。于是都跟着乱嚷嚷：“快逃命啊！快逃命啊！”向后狂奔起来。苻融等人想拦也拦不住，反被人群冲倒在地，晋军赶来，杀伤无数。

    苻融被杀死。于是，秦军大乱，全线崩溃。逃跑的人自相践踏，踩死了不知多少，尸体遍野，甚至堵塞了河流。逃跑的秦军一路不敢停留，听见风声鹤唳，也以为是晋军追来了。

    苻坚本人身中流箭，单枪匹马逃到了淮河以北。晋军在这次战役中收复了大批失地。

    谢石、谢玄派人把淝水大捷的喜讯急报谢安。谢安正在府上同人下棋，看过捷报之后，便放在案几上，脸上没有一点喜悦的神色，接着下棋如故。客人问他什么事？他才慢慢回答：“孩子们已把敌寇打败了（小儿辈大破敌）。”客人起身祝贺，谢安仍无喜色，邀请客人把棋下完。

    等下完棋，客人走了，谢安走进里屋，过门槛的时候，因为心里太高兴，不小心把木屐的齿折断了，但他全然不觉。

    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战役，这次战役之所以出名，并不仅仅在于以少胜多，更主要的是因为苻坚的轻敌自大和东晋名士的处变不惊的“雅量”。苻坚从开始时不能知彼知己时的狂妄自大，到遭受失败后的草木皆兵，其情绪一落千丈，都是兵家大忌。这两种错误只要犯了其中的一种就足以导致失败，更何况两种错误前后相继呢？

    努尔哈赤指挥的萨尔浒之战所使用的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作战策略，也是经典的作战策略，这种策略早在《孙子兵法》中就有详细彻底的论述，即“敌则一之，我则十之”，意思是说要用十倍于敌人的力量来包围敌人。用现代的话讲，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努尔哈赤巧妙地运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策略，把战略上的“弱”变为战术上的“强”，把全局上的“少”变为在局部上的“多”，正是符合战争之道的正确的决策。自大与贪婪是人的本性，所以，尽管谁都懂得不能分散兵力的目的，但由于人很难克服人性的弱点，所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总是屡试不爽。

    裙带关系

    以裙带关系赢得权力、巩固权力并非现代人的独创。中国自古就存在着“和亲”的传统。

    提起“和亲”，话可就长了。中国有一句古老的祝福人结为夫妻的话，叫做“永结秦晋之好”，这“秦晋之好”，就是“和亲”的产物。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你争我夺，似乎永无宁日，不论是歃血盟誓，还是别的什么办法，都不能保证你不打我，我不打你。在黔驴技穷之际，聪明人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把你的国君的女儿姊妹嫁给我的国君，把我的国君的姊妹女儿嫁给您的国君，大家连络有亲，相互扯紧裙带，大概就不会打架了。尤其到了下一代，那就更妙了，你的国君给我的国君叫姥爷，我的国君给您的国君叫外公，那就更打不起来了。于是，春秋混战之际，秦国和晋国这两个紧挨着的国家就和起亲来，互嫁姊妹女儿，不让对方扩张的野心害自己，要永结“秦晋之好”了。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秦、晋两个国家是春秋时期打得最为激烈的冤家之一。这下子可就热闹了，国君的妻子成天跟在国君的后头抹眼流泪地哭闹，或是要求放了她的弟弟，或是要求救救她的哥哥，这裙带真是拧得七弯八拐，哪里还有一点温柔的味道。如果要从“秦晋之好”这一成语的事实来想问题，那么，以此来祝福男女好合，简直是无异于诅咒了。

    诸侯国之间和亲靠不住，皇帝和大臣“和亲”能否靠得住呢？那就更未必了。在大一统天下的时候，皇帝有许多女儿，但皇帝却只有一个，因此，皇帝的女儿们也有嫁到大臣的家里，皇帝把女儿当做笼络大臣的一种手段，但是皇帝照样不相信大臣，大臣也照样造反。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中国历史上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功臣被戮，也不会有权臣造反了。

    看来，裙带毕竟是裙带，以裙带的柔弱去缚那充满欲望的权力之手，是无论如何也缚不牢的。

    还有倒过来“和亲”的。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有个女儿，叫做文姜，文姜长得非常漂亮，又兼通经史，她的异母哥哥诸儿就爱上了她，两个人有了私情，后来，文姜嫁给了鲁桓公，诸儿也继承了君位，就是齐襄公。十五年后，鲁桓公带着文姜前往齐国探望，齐襄公大喜，立刻放下了手头的军国大事，招待文姜。齐襄公给鲁桓公安排了一间房子，就把妹妹文姜带到宫中，住了一宿，直到第二天早上太阳升得老高了，才回来见鲁桓公。鲁桓公早已打听到文姜是跟哥哥齐襄公住在一起，就责骂文姜。文姜反而撒泼使赖，同鲁桓公大吵大闹。鲁桓公因身在齐国，不敢怎样发作，只好准备向齐襄公辞行。

    有人把鲁桓公和文姜吵闹的情况告诉了齐襄公，齐襄公便邀鲁桓公上牛山游玩，并设宴灌醉了鲁桓公。于是，齐襄公令大力士公子彭生抱着鲁桓公坐车回去，路上公子彭生一使劲，就挤死了鲁桓公，谎称说是他饮酒过多，中风死了。

    齐襄公和文姜的丑闻立刻在齐、鲁两国哄传开来，文姜也无脸回去见两个儿子，但又不能赖在齐国不走，就一步步地挨出齐国，等到了齐鲁边境时，就不再走了。心想，这个地方齐国不管，鲁国也不管，我就在这里住下来吧。文姜的儿子已即位做了鲁庄公，正感到左右为难。不报仇吧，她是杀父仇人，报仇吧，她又是亲生母亲。于是，鲁庄公就派人在齐、鲁边境造了一座房子，让文姜住了下来。

    当然，我们并非一味地否定和亲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都为维护民族间的安定团结、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和亲”这种方式的文化涵义，并不仅仅从政治角度去做简单的评价。

    “和亲”之策，既可通过姻亲关系来建立血缘关系，又可增加感情的联络和纽结，其实，还有一种物质上的抵押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和亲”是制造“人质”的一种最为奇妙的方法，有了这种通过血缘遗传关系而制造出的特殊“人质”，国际关系、民族关系以及君臣关系多少会有些改善。

    因此，“和亲”之策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封建帝王，尤其如此，甚至重视到了如此的地步，实在无法“和亲”时，皇太后委身下嫁，亲自去“和亲”，这在中国历史上，也算得上是一次奇异之举了。

    公元1643年（清崇德八年），清朝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皇太极病重，他自建立清朝以来，可谓发扬光大了努尔哈赤的事业，对内改革政治，对外开疆拓土，使满清呈现出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但年仅五十二岁，便一病不起。他深深地知道，满清的基业还不稳固。

    在外部，明朝依然十分强大；在内部，皇太子虽然早已册立，但诸王之间仍然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因此，在安排后事方面，皇太极十分重视。

    太子的母亲吉特氏（吉特氏全称博尔吉特氏，属蒙古科尔沁部，父名塞桑，其姑是皇太极的正宫皇后，即孝端皇后。吉特氏在其子即位后被尊为皇太后，亦即皇太极的皇后。死后谥为孝庄仁宣诚献恭懿至德纯徽翊天启圣文皇后，一般称为庄妃或孝庄皇后）是皇太极的宠妃，史称庄妃。庄妃长得十分美丽，而且精明强干，很有见识，皇太极在许多方面都得助于她，因而在安排后事上对她甚为依重。皇太极在自己不起之时，叫来了庄妃，握着她的手气喘吁吁地说：“我今年五十二岁，即使死了，也不为夭亡，只恨未得统一中原，不能与爱妃共享天下，不免遗恨。我死之后，福临可以即位，但他年幼无知，不能亲理政事，只好由诸亲王摄政了。”于是，皇太极把几个亲王叫到病床之前。

    清孝庄文皇后像皇太极把济尔哈朗和多尔衮找来，对他二人说：“我已病入膏肓，就要与二王诀别了，所担心的是皇太子福临刚刚六岁，不能理政，一旦即位，还望二王能顾念本族血亲，好好辅佐他。”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听了，连忙跪在地下，对天发誓道：“如背圣谕，皇天不容。”皇太极又指着济尔哈朗说：“他们母子二人，全仗二王，二王不得食言。”就这样，皇太极“托孤”于济尔哈朗和多尔衮二亲王。

    公元1643年（清崇德十年）9月20日，皇太极病死于沈阳清宁宫。虽然皇太极临终前已有了安排，但围绕皇位继承问题还是闹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少数少壮派贝勒想立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因为豪格年龄较大，在青年贝勒中有一定的影响；代善之孙阿达礼（多尔衮之侄）和其叔硕托亲王想立多尔衮，按当时的情况来看，多尔衮一派力量较为强大一些，尤其是多尔衮本人，既军权在握，又骁勇善战，在军队中颇有威望，性格也刚毅果断，所以才有一些人想拥立他。

    但多尔衮考虑到自己若登皇位怕会引起内乱，尤其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一派的力量更是难以制服，所以，他还是决定立福临为帝。

    其实多尔衮立福临为帝的用心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福临年仅六岁，即位后必然由多尔衮摄政。多尔衮就会一步步地剪除异己，控制局面，在适当的时机再登皇位，因此，一些亲王不愿意同多尔衮合作，阿济格就称病不出，撒手不管。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稳住人心。于是，他以谋逆罪杀了要拥立自己的阿达礼，以证明自己并不想篡位。他这一举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收拢人心的作用，阿济格也出来视事了，表面上的局势又稳定了下来。

    福临即位，是为顺治皇帝。嫡母和生母吉特氏俱被尊为皇太后。多尔衮摄政，被尊为皇父。

    庄妃心里也十分明白，孤儿寡母秉政，若无人尽心辅佐，必然权位不保，所以对多尔衮就加意笼络。在顺治即位后不久，多尔衮亲自告发并主持审理了阿达礼、硕托叔侄的谋逆案件，杀了阿达礼，并罪及其妻子，以表明自己的心迹，这使得庄妃极为感激，从此对多尔衮更加信赖。

    多尔衮也可谓“兢兢业业”，凡事无论大小都一概禀告庄妃，庄妃也让多尔衮随便出入宫廷，便宜行事，不必事事奏告，也不必多避嫌疑。

    于是，多尔衮随意出入宫禁，有时甚至留宿宫中。

    多尔衮其人据说长得一表人才，十分精干挺拔，但却是一位好色之徒，庄妃也正值盛年，时间一久，便有了苟且之事，宫廷内外便有了一些闲言碎语，连顾命大臣济尔哈朗也说三道四。多尔衮知道以后，告诉了庄妃，让她拟了一道圣旨，派济尔哈朗前去攻打山海关，把他远远地支派了出去。

    庄妃是个十分精明的人，关于她和多尔衮的苟且之事，到底是出于多尔衮的逼迫，还是庄妃自愿趋献，或是二者皆有，已无法用史实来证明。

    其实，这种事，就是放在今天，也难以说清。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多尔衮嗜色如命，庄妃既年轻美丽，又聪慧能干，多尔衮想渔猎其色，恐怕是可想而知的事。多尔衮的好色无耻，还可以用另一件事来证明。

    一次，多尔衮在庄妃那里见到了一位十分美丽的妇人，与庄妃之美不相上下，十分眼馋。回去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皇太极的长子、肃王豪格的福晋。从此，多尔衮又迷上了这位福晋，后来终使肃王豪格死于狱中，多尔衮把豪格的福晋纳为自己的妃子。但不久又生厌弃，迷上了朝鲜的两位公主，把豪格的福晋冷落在一边，任她撒泼使性，只是避居不理。从这件事看来，多尔衮对庄妃主动发起进攻，应当是可以想见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庄妃的态度如何呢？以庄妃之精明，她不会不考虑到苟且之事对她的身分地位尤其是声誉所带来的影响。但如果拒绝了多尔衮，恐怕带来的问题就更大了。庄妃十分清楚，多尔衮不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其好色如命更是他性格上的极大缺陷，如果施以温柔之计，也许会很容易地笼住其心，利用他去控制住权力，顺治的皇位和自己的太后之位就会较为稳固，而且会一天天地稳固起来。也许庄妃就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同多尔衮有了“和亲”之举。

    当然，以庄妃之盛年，以多尔衮之仪表和热情，也并非没有因此而苟且的可能，但总的看来，这只是一个次要的原因或根本就不是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女皇武则天和其女儿太平公主以及其他许多的皇后公主曾经多养面首，但基本上没有与权臣发生什么情感纠葛，根本原因就在于她们的权力已很稳固，不需要再施“美人计”来稳住统治地位了。她们甚至要远远地躲开权臣，以免自己的私生活以及其他什么秘密为权臣所窃、被他们拿到把柄来攻击自己。

    由此可见，庄妃与多尔衮的关系，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出于维护权力的需要。

    多尔衮在后来的日子里建立了赫赫的军功，尤其在招降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击败李自成的军队上更显突出。

    陈圆圆像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陷了北京城后，没收了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家产，也抢走了他的爱妾陈圆圆。吴三桂知道后，十分愤怒，拒不投降李自成，大诗人吴梅村在《圆圆曲》中写道：“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跑到多尔衮的军中，剪发宣誓，正式做了满清军队的马前卒。这时，李自成的军队也来到山海关前的一片石，列阵于山、海之间，准备与吴三桂决战，多尔衮让吴三桂打头阵，自己立马观看。吴三桂亲自上阵，与李自成的军队打了十多个回合，被裹在了军中。正在这时，一阵狂风忽起，多尔衮眼见吴三桂要失败，便催动数万铁骑从两侧冲来。李自成大惊，他根本没有想到满清军队会参战，慌了手脚，走下指挥台，先行撤退。李自成的军队大败，在吴三桂的指引下，满清军队正式入关，定都北京。顺治是满族人入关以后的第一个皇帝。

    入关以后，多尔衮的权力更大了。在攻打农民起义军和消灭明朝留下来的各股势力的反复征战中，多尔衮也显示了很强的指挥能力。他调兵遣将，攻下明朝的一个个城池，队伍逐渐向南推进。这时，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已死在狱中，多尔衮就成天与豪格的福晋朝欢暮聚，鬼混在一起。豪格的福晋虽是他的侄媳，多尔衮却思想解放得很，一点也不顾忌，一时间舆论大哗。

    这一时期，努尔哈赤的几个有兵权的儿子相继病死或战死，孝端皇太后也驾崩了。平时，庄妃虽与孝端皇后同为皇太后，但毕竟名分上有差，一是正室，一是侧室，所以虽时有专权之举，还是多少有所顾忌。

    好在孝端皇太后并不过问朝政，庄妃也就放心了。孝端皇后一死，庄妃再无顾忌，便大胆地处理起政务来。就在这时，多尔衮那边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原来，多尔衮的元配妻子听说多尔衮与侄媳鬼混，就经常与多尔衮吵闹，多尔衮一如既往，无丝毫的改悔，元配极为气愤，日久生疾，竟得了气鼓病，不久就死了。多尔衮办完了丧事，竟明目张胆地娶了豪格的福晋，做起正式夫人来了。庄妃知道，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自己同多尔衮的关系可难得保住，于是当机立断，派小太监把多尔衮请来，与他密谈了半日。回去以后，多尔衮忙找范文程等极为老成持重而又大有学问的老臣来商量，他们耳语了半天，只见多尔衮面上有红羞之色，范文程则眉头皱了几皱，但最后还是范文程大有主意，向多尔衮献了一计，多尔衮大喜，忙拜托他们几个人办理。

    范文程等人给顺治帝上了一道奏章，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奇怪的一道奏章了，其内容是要皇上嫁母的。大概内容如下：皇父（多尔衮）刚刚死了老婆，而皇太后又独居寡偶，秋宫寂寂，这不合我们皇上以孝治天下的办法。根据我们这些愚陋的臣下的见解，应该请皇父皇母，到一个宫室里居住，以尽皇上的孝敬之道。

    这千古一绝的奏章一上，立即交由内阁讨论，大家都知道多尔衮势大，皇太后又同意，哪个还敢反对，于是大家都随声附和，连连说好。

    公元1649年（顺治六年）冬，顺治十岁，颁下了一道嫁母圣旨：

    我在很幼小的时候即位为皇帝，安抚占有了中原以及南北地区。皇宫之内，靠的是皇太后的教育，皇宫之外靠的是皇父摄政王的扶持，得以承继了先人的事业，没有中途坠落。如今，皇父和皇太后独居无偶，寂寂寡欢，皇父又刚刚死了老婆，我觉得极为歉疚。诸王以及大臣们一致强烈呼吁，认为父母不宜分居，应该住在一起，我也好定时前去拜望。

    我想来想去，觉得十分合意。兹定于×年×月×日，恭行皇父皇母大婚典礼，谨请他们合宫同居。希望礼部要尽职尽力，不要辜负了我们孝道治天下的意图。此致！

    朝廷内外忙了好多天，大婚之时，朝臣全往拜贺，十分热闹，倒像满清入关以来的第一大壮举。

    庄妃与多尔衮结婚之后，倒也恩爱，但多尔衮还忘不了那位侄媳，不免偷寒送暖。经庄妃盘问，多尔衮据实相告。奇怪的是，庄妃居然让多尔衮把豪格的福晋立为侧福晋，庄妃之贤德，令人感动。

    后来多尔衮宠爱朝鲜的两位公主，经常出外打猎，让两位朝鲜公主陪伴，很长时间不回宫廷。侧福晋倍受冷落，多有吵骂，多尔衮生就的喜新厌旧的脾气，对她不再理会。至于对待庄妃，多尔衮一则敷衍，一则命令宫中的太监使女紧密封锁消息，不让庄妃知道。

    不久，多尔衮因纵欲过度，在喀喇城围猎时，得了喀血症，不久身亡。

    多尔衮死后，平时怨恨他的大臣就趁机上书攻击多尔衮，起初庄妃还从中调护，后来大臣得知顺治帝隐恨多尔衮，便放胆揭发，把多尔衮宠爱两位朝鲜公主的事告知了庄妃。庄妃大怒，才知道多尔衮时常出猎，原是为此。于是发狠说：“如此看来，他死得迟了。”

    至此，许多大臣罗列了多尔衮的罪状：收受贿赂，逼死豪格，引诱侄媳，私制御服，私藏御用珠宝等。顺治下诏，诛除多尔衮的党羽，追夺多尔衮家属所得的封典。

    顺治就是在这样一位母亲的庇护下坐稳了皇位，长大成人，也是在这样一位叔父的权势之下战战兢兢地度过了少年时代。尽管在满族人看来叔娶其嫂并非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顺治还是感到深受其辱。顺治以后的行为和他在二十五岁就不明不白地结束了生命（一说出家当了和尚）与他童年、少年时代的经历不无关系。

    对于维持朝廷的稳定和顺治帝位的稳固，庄妃的做法不能说没有作用。她抓准了多尔衮的特点，自始至终把他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最后，多尔衮还是因纵欲过度而死亡，说明庄妃对多尔衮的认识极有眼光。以此法来制此人，可谓深得其道。多尔衮死后，顺治已长大，权力也不再集中在某个大臣手中，清朝的统治集团就稳固了。多尔衮始终没有篡权，这也是清朝能够统一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来“和亲”，皆是以女嫁人，庄妃无女可嫁，即使有女可嫁也无济于事，那么，庄妃只好亲身委之了。以皇太后之尊而下嫁大臣，个中功过委曲，又怎样评说呢？

    皇太后下嫁多尔衮，虽清史不载，但史实如此，无可讳言。以满清风俗，本不足为怪，因此也不必讳言。我们所要看到的是，传统中国人维护权力的办法实在太多、太奇妙、太丰富了。在这些办法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中国传统观念的这样一个侧面：权力高于一切呢？

    康熙时代

    中国历史上有一位少见的英明皇帝，这就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个皇帝——康熙大帝。康熙即位之时才七岁多一点，可谓是少年天子了。我们不能否认康熙身上有天生的政治家的成分。他青少年时期所过的较为自由、健康的生活对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这也是不容怀疑的。

    少年康熙像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大概是中国大多数封建皇帝的共同生活经历。乍一听，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极其优越的，但他们并不怎么快活，为什么呢？其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失去了身心自由。我们也许只看到了皇帝骄奢淫逸、为所欲为的一面，往往忽视其另一面，那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被严格规定了的，这对于大多数守成时期的封建皇帝，尤其是做皇帝预备期的太子来说，是确切而真实的。

    这些太子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压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培养健康的心理素质。因此，当他们继位掌权之后，往往表现出许多不正常的举动，或者干脆怠工。中国历史上庸君、昏君之多，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公元1661年（顺治十八年）2月5日，顺治帝福临病死，他的第三子玄烨即位，是为康熙皇帝。

    康熙即位之时，刚刚七岁零九个月，年龄很小，顺治便把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人接来，让他们做顾命大臣，这四个人也在顺治帝前宣誓，表示“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计私怨，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但是不久，这四位大臣就忘记了他们的誓言。

    摆在康熙面前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就朝廷以外的情况来说，满清入关不到二十年，人心并未归附，前明之思还在人们心中隐藏着。尤其是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三藩，势力十分强大，多年来一直准备造反。台湾岛上郑成功的后代也虎视眈眈，窥视清朝的东南沿海一带，寻找时机，准备反攻。

    东北方有俄国军队不断骚扰边境，侵吞土地，掠夺人口财富。西边的西藏也很不安定，西北部的准噶尔部更是气焰熏天，不断向东进扰，北方还有诸蒙古部落，也伺机南下。

    朝廷内部的局势就更令人忧虑了，在四个顾命大臣当中，索尼因年纪大了病死，遏必隆勾结鳌拜，唯鳌拜之命是从，而苏克萨哈则是鳌拜的对头，不久，苏克萨哈就被鳌拜陷害致死。这样，朝廷之上就只有鳌拜一党了。鳌拜是“巴图鲁”（满族语勇士）出身，号称“满州第一勇士”，性格强暴，为人武勇，极难制服。在他把持了朝廷大权以后，大肆捕杀异已，曾矫诏杀死了山东、河南的巡抚和总督。他在朝廷之上专横跋扈、盛气凌人，根本无一点人臣之礼。他对康熙视若无物，经常当众与康熙大声争论乃至训斥康熙，直到康熙让步为止。在处置苏克萨哈时，鳌拜要将他凌迟处死，康熙认为他无罪，鳌拜就大声争执，康熙仍是不许，鳌拜竟捋起衣袖，上前要打康熙，康熙害怕，只得同意鳌拜把苏克萨哈处以绞刑。朝廷内的形势，竟至于此。

    面对这种内忧外困的局面，康熙如果想开创一个太平兴盛的朝代，必然要有非凡的谋略和气魄。

    少年的康熙就表现出他不同于一般人的胆识。首先，他决定除掉鳌拜，掌握实权，然后再作他图。

    康熙除掉鳌拜的方式极具少年的心性特点。当时，鳌拜掌握军权，如果直接下令捉拿，必定会引起叛乱，那时不仅鳌拜捉拿不到，连康熙自己也将危险，朝中的正直大臣，甚至太后都对此一筹莫展。一次，鳌拜称病不朝，康熙亲自去看望他，鳌拜躺在床上，卫士见他的身色有异，急忙向前检查，揭开被子，发现鳌拜的身下藏着一把极其锋利的匕首。

    鳌拜当时极为紧张，卫士也不知如何处置，康熙却突然插话道：“随人携刀是满族人的风俗，不必大惊小怪。”康熙在不动声色之中稳住了鳌拜。

    公元1667年（康熙六年），康熙十四岁，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可以亲政（即亲自处理政事）了，但有鳌拜专权，他无论如何是亲不了政的，除掉鳌拜，就成了当务之急。那么，明捉不行，用什么办法才好呢？康熙终于想出一计，不动声色地干了起来。

    满族人喜欢摔跤，康熙就挑选了一些身体强壮的贵族少年子弟，到宫中练习摔跤，练了一年有余，技艺大为长进，康熙也不时到摔跤房去练习，居然也窥得了门径。宫廷中的王公大臣以及后妃太监尽知此事，但都觉得是少年心性，十分自然，没有任何人怀疑康熙有什么其他的动机。在不知不觉之中，康熙的这支“娃娃兵”就练好了。

    在这期间，康熙还依照中国传统的“将欲夺之，必先与之”的做法，连连给鳌拜升官，鳌拜父子先后被升为“一等公”和“二等公”，再先后加上“太师”和“少师”的封号。不仅稳住了鳌拜，还使他放松了戒备。

    在康熙十六岁的那一年，一切终于准备就绪了，他先把“娃娃兵”

    布置在书房内，等鳌拜单独进见奏事时，康熙一声令下，“娃娃兵”一齐涌上，顿时把鳌拜掀翻在地，死命按住，康熙又让“娃娃兵”把鳌拜捆绑牢靠，投入了监狱。这群“娃娃兵”做完了一件大事，大家尚且蒙在鼓中，还以为是小皇帝爱胡闹，让他们捉鳌拜考较功夫呢？也只有这样，才能守得住秘密，否则，鳌拜的耳目极其众多，只怕要“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在捉住鳌拜之后，康熙立即宣布了他的十三大罪状，并组织人审判鳌拜，把鳌拜集团的首恶分子也一网打尽。不久，鳌拜死于狱中。此后，康熙又为受鳌拜迫害和打击的人平反昭雪，放还了被鳌拜霸占的民田，又限制了奴仆制度，改革了政府机构。康熙真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他这些雷厉风行的重大举措，使得一些反应慢的大臣简直有目瞪口呆之感，但他们很快就缓过神来，觉得康熙实在是一位英明的君主。康熙也从此集中了权力，建立了威信。

    康熙在从七岁到十六岁这段时间中虽然因鳌拜专权而备受牵制和压抑，但他的少年生活基本上还是自由和正常的。也许是满族人刚刚入关的缘故，他们还没有汉人皇族那样严格的礼教观念，也不按汉人那样严格地照规矩去生活。所以，康熙在少年时代还可以像一般人家的子弟一样在身心两方面得到较为正常的发展，而不像以前的许多皇帝在童年、少年时代就造成了有一定畸形倾向的性格。据说，努尔哈赤及其许多儿子都目不识丁，只有第八子皇太极略通文墨，可见，满族人重武轻文，到康熙这一代，仍无多少礼教观念。然而，康熙毕竟生活在汉人地区，汉族的文化开始浸透到满族的贵族之中，再加上满族人从皇太极开始就十分重视汉族的文化，因此，康熙自幼年起就开始大量接触中国的文化典籍了。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康熙本人是一个爱读书、爱思考型的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他是发自内心，是主动的，而不是像前代的许多皇帝那样成天被人“谆谆教诲”被动地接受的。因此，康熙的努力学习，并未对他健全的性格产生不良的影响，相反，增长了他的见识，开阔了他的视野，他是一个真正善于读书而又能用书的人。甚至可以这样说，康熙之所以成为一位英明的君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能活学活用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铲除鳌拜之后，康熙又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历法之争。

    在顺治时期，西方的传教士就进入了中国，汤若望等一批人还受到了特殊的优待。在这一时期，汤若望用西方较为先进的算法推算出了一部天文历法，顺治把他任命为“通玄法师”，并任钦天监监正（国家天文台台长）。这套历法在当时是较为准确的，但有一个叫杨光先的人投靠鳌拜，上书清廷，说汤若望在《时宪历》的封面上印上了“依西洋新法”字样，是要清朝屈服西方，是“阴行邪教”，如果废了黄帝以来的中国天文历法，那就要把尧舜以来的礼仪制度都要废掉。在鳌拜的支持下，杨光先出任钦天监监正，朝廷的许多大臣也都主张废除洋法，用中国的旧历法。

    礼部、刑部还做出了决定，杀了一批主张用洋历法的大臣。亏了太后的保护，汤若望才免于一死。但从此朝廷形成了两个历法派。

    康熙本人对历法了无研究，不能做出决断，但他知道不能用祖宗的规矩来压制西洋的先进的东西。在铲除鳌拜以后，康熙想实事求是地解决这一问题。于是，他一边派传教士南怀仁去推算比较两种历法，一边自己刻苦学习，了解了历法的大概。

    经过研究和使用，杨光先的历法屡屡出错，因此，康熙废了旧历法，推行新历法，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同大臣们讲明道理，较好地解决了新旧历法之争，也显示出了康熙认真求实的态度，为他进一步赢得了威信，群臣都不敢把他当小孩子对待了。

    当时最棘手的问题是平定“三藩”，尤其是吴三桂，勾结朝臣，收买心腹，对朝廷的钱粮大加挥霍挪用，在云南招兵买马，积极备战，那是早晚必反的。康熙的态度极为明确，那就是坚决削藩，不能姑息养奸。

    不过，康熙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想，叛乱晚发生一天，就对自己有利一分，因为从年龄来讲，自己会一天天地长大，而吴三桂会一天天地老下去，自己会准备得越来越充分，而吴三桂则只会越来越不得人心。

    公元1673年（康熙十二年），尚可喜年老多病，把藩事交于其子尚之信代理。尚之信掌权以后，残忍好杀而又多行不义，尚可喜受不了其子的挟持，便上书请求撤藩，要求告老还乡，并让其子袭爵。这一年，康熙十九岁，许多大臣都认为不宜撤藩，但康熙认为这是撤藩的大好时机，当即允许。

    当时，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在北京，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飞马报告了云南的吴三桂，吴三桂又告知了福建的耿精忠，两人均感惊慌，因为他们害怕撤藩，在幕僚的劝说之下，吴三桂与耿精忠均于这年的十月上书，上书请求撤藩，说了一些“仰恳皇仁、撤回安藩”之类的话，其实际用意是在试探朝廷的态度，这一点，清廷大臣们一眼就看出来了。

    围绕着是否撤藩这一问题，清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绝大多数大臣找出种种理由来推搪，认为不可撤藩，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害怕吴三桂等人造反。只有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等几个大臣主张撤藩。几次讨论，都未取得共识。

    这时，康熙十分决断地指出：“三藩久握重兵，蓄谋已久，今撤也反，不撤也反，与其晚撤，不如早撤。

    只是一边撤藩，一边准备应战罢了。”于是，康熙派出使者，催促三藩快撤。

    接到允许撤藩的诏书以后，吴三桂等人知道弄巧成拙。只好佯为恭顺，敷衍清廷使者，暗地里加紧反叛的准备工作，清廷的使者见吴三桂一味迁延时日，不愿离开云南，就要回去报告。吴三桂见已无法可想，就杀掉了使者和云南的行政长官巡抚朱国治，于公元1673年（康熙十二年）11月悍然举行叛乱。

    吴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尚之信、耿精忠也随之造反。叛乱的形势正如康熙当初估计的一样，一开始气势是很凶的，很快就打入了湖南，四川、广西一带的文、武官员也附和响应，半个中国都燃起了叛乱的战火。这吓坏了清廷的一些官员，他们主张向吴三桂等叛军屈服，甚至割长江以南给叛军，还有的人要求杀了当初主张撤藩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康熙果断地做出了决定，下令处死了吴三桂留在北京做人质的儿子吴应熊、孙子吴世霖。这样，朝廷官员知道，朝廷再也没有退路，只有同吴三桂等叛军决一死战，清廷因此统一了思想，坚定了信念。而吴三桂等叛军也知道对清廷的要挟已失去了作用，只能死拚到底。

    但大部分将领也因此开始离心了。

    康熙面对“三藩”之乱并不惊慌，而是首先确定正确策略，认为“三藩”之乱以吴三桂为首，其余多是胁从，若能击败吴三桂，其余叛军不难攻破或是收服。这样，康熙就调兵遣将，重点向吴三桂进攻，对川、陕一带的胁从叛军，反复进行说服争取工作。康熙的这一招十分奏效，在不长的时间里，吴三桂就被分化瓦解，阻困在了湖南。

    公元1678年（康熙十七年），康熙收复了浏阳等湘地的许多城池，吴三桂知形势不好，赶快过一过皇帝瘾，撕下了“复明”的假面目，于三月二十三日在衡山祭天，自称皇帝，改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同年8月，吴三桂病死。吴三桂死后，其孙吴世璠即位，退据云南，后昆明城破，吴世璠服毒自杀。吴世璠被断头送京，吴三桂被掘坟折骨。耿精忠、尚可信等人也早已被杀，川陕等地也已平定。至公元1681年（康熙二十年），乱了八年之久，折腾了十多个省份的“三藩”之乱终于被彻底平定了。

    在平乱之中，康熙的英明睿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决平叛，临乱不惊；二是方针正确，先攻吴三桂，分化收服其余；三是调兵遣将，指挥得当。平叛过后，这位少年天子已经二十八岁了，到这时，他已成为一位较为成熟的政治家。

    康熙于六十八岁去世，他在后来的四十年里，更是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统一中国，使台湾回归方面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郑成功从荷兰人的手里夺回了台湾，本想把他作为抗清的海外基地，但壮志未酬，于三十九岁（公元1662年，康熙元年）去世。其后，郑氏子孙和部将互相争斗，一直未能振作。公元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康熙派施琅攻入台湾，并及时制定政策，让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在康熙的正确指导下，郑成功的部将投降。康熙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并让郑成功归葬南京。

    对于西北部的准噶尔部的叛乱侵扰，康熙数次亲往征讨。经过艰苦的奋战，终于平定了中国的大西北。

    在抗击沙俄侵略的卫国战争中，康熙的决策也很正确，他指挥大军赶走了沙俄侵略军，并制定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一条约划清了中俄的国界，为中国争取了大片的领土。

    另外，康熙本人在科学方面还有一定的贡献。少年时期就学习天文历法，后来还倡议学习数学，设立“算学馆”，培养了一批数学人才。在医学方面，他极力推广中国古老的种痘免疫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并尊重由西方传来的用金鸡纳治疟疾的方法。在地理学上，他还花费心血测绘中国地图。在农学方面，他也能亲自培育出一个新的品种。

    康熙大帝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中国历史上十分优秀的皇帝，不仅在成年以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就是在少年时期所做的除鳌拜，解决新、旧历法之争，平定“三藩”之乱三件事，也足以证明他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了。

    凭心而论，除掉近代史上的几十年，清朝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很坏的朝代，起码要比明朝好得多，清朝的前几位皇帝，的确还都是很有作为的，尤其是康熙大帝，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很难找出几个这样的皇帝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别的原因先不说，也许与满清入主中原以后，总是担心自己的统治能力有关。在这种担忧之下，比起以前的朝代来，多少增加了一些兢兢业业的精神。

    或许是一个新崛起的民族更有活力？就像康熙因为有自由的童年生活反倒比那些受到严格教育的许多前代皇帝更容易做出成绩一样？这都很难说。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一是蒙古族建立了元朝，一是满族人建立了清朝，但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或浅或深地认同了汉族的文化，他们占领了中原，浸染了这种文化，却又在这种文化中衰败下去，这又该怎样解释呢？这里好像既有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又像一张令人无法突出的网，我们就一代一代地在这有始无终的圈中循环下去！

    西太后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极其僵固的男权制的社会，男人统治一切，包括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而女人则受着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大枷锁的束缚，地位之低，是可以想象的。然而，奇怪的是，在封建宫廷里，女人得势的时候似乎并不少，而且一专权就是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不仅实际上主宰了朝政，有的还干脆改朝换代，做起了开国皇帝。

    十九世纪中叶，满清政府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大有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势。公元1861年（咸丰十一年），清咸丰帝因逃避英法联军的入侵而到热河的避暑山庄避难，同时避难的有贞治皇后（后为东太后），懿贵妃（后为西太后，即慈禧太后）。皇后无子，懿贵妃生了皇子载淳，她野心勃勃，帮助咸丰处理政务，并拉拢朝臣，企图在宫中攫取权力。咸丰帝已看出她的野心，要把她赐死，经皇后求情才没有实行。但咸丰帝对她极不放心，他在病床上下遗诏给皇后说，懿贵妃不可信任，她日后若以子贵而为太后，如果遵守规矩则罢，如不遵祖制，贞治皇后可召集群臣，宣读此诏书，把她处死。

    是年8月22日，清咸丰帝因逃避外敌的入侵而病逝于热河避暑山庄，在其遗诏中命其六岁的儿子载淳继位，并命肃顺、载垣、端华等八人为赞囊政务的辅命大臣。

    肃顺等八大臣掌握了清廷的重要权力，但是，慈禧太后被排除在权力的中心之外，引起了她的极度不满，同时也使她感到恐慌。这些大臣对她通过咸丰帝干预政事都十分不满，如果自己不能夺取最高权力，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慈禧太后是咸丰皇帝的懿贵妃，载淳的生母，她不仅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女人，还富有胆略智计。与西太后有着同一心理的是奕。奕是咸丰皇帝的亲弟弟，有着极强的权力欲，他聪明机智，富有治才，曾经与哥哥咸丰帝争夺皇位，但由于自己不如咸丰善于韬光养晦和善于琢磨皇帝的心理，在最后的争夺中失败，没能登上皇位，但他一直想着控制朝廷的权力。在同英、法侵略者的议和交涉中，奕的权力越来越大，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人，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但是，他当时没有军权。此次他被排斥于辅政大臣之外，当然心怀不满。在得到了这个消息后，急忙以“奔丧”为名，从北京赶赴热河，与慈禧太后密商，希望能取得权力。慈禧太后也正想取得当权大臣的支持，两人一拍即合，慈禧太后决定派奕先回北京，为政变夺权做准备。

    奕从热河回京后不久，御史董元醇就受慈禧太后和奕的指使上疏，要求朝廷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慈禧太后本来是投石问路的一招，果然遭到了肃顺等人的反对，没能成功。通过此次试探。慈禧太后不仅看清肃顺等人在热河具有很大的势力，也更加看清了他们对待自己的态度，坚定了她夺取政权的决心。她知道在热河不可随意发难，必须紧紧抓住自己的儿子——小皇帝载淳，巩固皇太后的地位，然后待机而动。

    肃顺等人觉得他们成功地阻止了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要求，是一次巨大的胜利，认为自己的权力很大，也很巩固，因此麻痹大意，盲目自信，甚至得意忘形，肃顺没有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反而上折请求朝廷解除他们的兼差，肃顺等人本来的意思是要显示他们劳苦功高，兼职太多，免除了一些职务以后可以一心一意地处理政务，但万万没有想到慈禧太后正是利用这一求之不得的机会，免去了他们的军事职务，如将载垣的銮仪卫免去，将端华的步军统领等职免去，这样一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的军事障碍就基本排除了。

    在做完了这件事以后，慈禧太后又策划将辅政八大臣分开，她命其中的七人随自己先行回京，而让其核心人物肃顺护送咸丰帝的梓宫，使肃顺一人在后，孤掌难鸣，而其他七人与慈禧太后在一起，不仅群龙无首，更时刻在慈禧太后的监视之下，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在路上，肃顺和端华等人曾经借口保护后妃而增派卫兵，实际上是想杀掉懿贵妃母子，只奉贞治皇后一人进京。慈禧太后早已有所准备，她先密派人回京调荣禄带亲兵来接应，不久荣禄的大队人马已到，肃顺等人因势力悬殊而未敢动手。肃顺见此计不成，又打算自己先回北京，废除懿贵妃的名号，不让其母子进京，然后再另行图谋，便故意拉慢了行程。

    此时，慈禧太后实行了迷惑并团结贞治皇后的方法，他告诉贞治皇后，肃顺是要废掉她们，要另立新君，从而得到了贞治皇后的同情与支持。在快到北京时，慈禧太后见他们把行进速度放慢，已料定了肃顺企图，趁休息时与贞治皇后商量，叫两个宫女打扮成后妃的模样，坐在后妃轿子里，迷惑肃顺，自己和儿子载淳化装成平民，秘密地雇小车抄近路飞快进京。

    慈禧太后比肃顺等人早四天到达北京。在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慈禧太后就正式召见恭亲王奕等文武大臣，哭诉肃顺等人藐视太后，威逼皇帝的罪行，在征得了奕等权臣的同意后，传示国宝，诏告天下，立自己儿子载淳为皇帝，是为同治皇帝。

    接着，慈禧太后布置兵马于城外，迎接梓宫。第三天，载垣和端华先到，进城后即被拘捕，为防夜长梦多，慈禧太后再派人奉旨于路上把肃顺逮捕，扣押回京。

    不久，以同治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指控肃顺有叛国谋反罪，押赴刑场斩首。载垣、端华被赐自尽。

    一场政变就这样成功了，从此，慈禧太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在数十年间，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

    在中国历史上，专权的女人很多，其中最典型的是汉朝的吕雉、唐朝的武则天和清朝的慈禧太后。吕雉，“临朝称制”七年，除了诛杀了许多功臣和制造了朝中吕氏专权的混乱之外，对国家并未造成太大的损失；武则天专权乃至称帝，前后二十多年，实行了许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措施，应该说功莫大焉；至于慈禧太后，专权的时间最长，达四十年之久，可以说既是生逢末世，又是祸国殃民，至于功劳，恐怕是说不上了。令我们深思的是，在男权制的社会里，女人专权为什么会屡屡成功？为什么她们个人当权的时间比一般皇帝当权的时间要长得多？这些，到今天恐怕还难以找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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