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马返瑶京，得意马蹄疾

    从汉代的吕雉到清代的慈禧，数千年历史中并不乏后宫干政甚至越俎代庖的现象，她们多以自己年幼的儿子为傀儡，把“母凭子贵”的好处挖掘到了极致。在这些女强人母亲身边长大的小皇帝，或怯懦胆小，或残暴偏执，或愤世嫉俗，在压抑且畸形的环境里，总会多多少少有些性格上的缺陷。由此来看，宋仁宗显得更是难能可贵——他生性宽厚，体恤子民，又有想济世安邦的仁心和开创盛世的壮志，北宋能在仁宗一朝发展到鼎盛，虽然离不开他的祖辈、父辈打下的基础，但和他个人的苦心经营也脱不开关系。

    宋仁宗亲政后，立刻着手疏远刘太后曾经的亲信，他在短时间内罢免了众多重臣，又将昔日因奏请刘太后还政于仁宗而遭贬黜的范仲淹、宋绶等人召回朝中，委以重任。他还更新朝政，与太后执政时走向自有不同，《宋史》记载：“（仁宗）亲政，裁抑侥幸，中外大悦。”这喜悦的人群中，便有一个柳七，他那一直黯淡非常的仕途似乎陡然亮堂了许多，一颗原本沉淀下去的心也不安分起来，虽已年长，他却仍觉得自己彷初生牛犊，肯定能闯荡出一些名堂来。

    除了重组朝廷中枢班子，宋仁宗还极重视人才的选拔，他知道笼络人才的重要，也深知讨得了文人欢心，才会有人心甘情愿为他歌功颂德，于是他一方面决定增加科举录取的名额，另一方面特设“恩科”，为那些多年来不懈地参加科举而未能中第的人另辟捷径。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公元1034年正月，宋仁宗下诏：“联念士向学益蕃，而取人之路尚狭，或栖迟田里，白首而不得进，其令南省就试进士，诸科，十取其二。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曾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及尝预先朝御试，虽试文不合格，毋辄黜，皆以名闻。”

    也就是说，那些常年在科考之路上摔了跟头，以至于“白首而不得进”的学子，终于盼来了柳暗花明，他们多年为入仕付出的心血，包括匆匆而逝的年华，终于以参加“恩科”的方式得到了补偿。而柳七，符合其中“进士五举年五十”这一条件，虽是一桩好事，但一想到他自二十多岁参加科考，直到白首之年才见了曙光，这暗无天日的二十年，不能不令人心酸喟叹。

    柳七在鄂州听闻朝廷将开恩科的消息，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决定立刻返回汴京。好像常年噩梦缠身的人突然沦陷到了一个美梦中，他欣喜到战栗，却又担心自己随时会被唤醒，醒来发现不过是黄粱一梦，徒惹伤心。他盼着从此峰回路转，又害怕坠入到更漆黑的深渊里，这是多年受挫的后遗症，他的忐忑无人能够救赎。

    一枕清宵好梦，可惜被、邻鸡唤觉。匆匆策马登途，满目淡烟衰草。前驱风触鸣珂，过霜林、渐觉惊栖鸟。冒征尘远况，自古凄凉长安道。行行又历孤村，楚天阔、望中未晓。

    念劳生，惜芳年壮岁，离多欢少。叹断梗难停，暮云渐杳。但黯黯魂消，寸肠凭谁表。恁驱驱、何时是了。又争似、却返瑶京，重买千金笑。

    ——《轮台子》

    离开鄂州的前一夜，他确实做了一宿好梦。至于梦里是见到了红粉佳人还是终于金榜题名，他没有说，只是长叹良宵太短，他还没有把好梦的滋味咂摸彻底，就被邻家雄鸡的晨鸣吵醒了。梦被惊扰，实在可叹，可是他并没有太多抱怨，早点醒来正好早一日上路，匆匆策马登途，回到汴京才是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情。

    路上风光不算太好，淡烟衰草，还有些凄凉况味。因是早行，柔和的晨光还不足以将夜寒全部驱散，林中霜花未融，挂满了衰草高木上。词人驱马前行，马辔上的玉珂装饰叮当作响，惊飞了林中栖息的雀鸟，足见此时路途上的静寂与冷清。

    羁旅途中晨间早行的情景，属李商隐的《商山早行》流传最广：“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鸡声嘹亮，铃铎叮当，月未隐霜未消，这一幕与柳七《轮台子》里的景象是极相似的，但人物的心情迥异。李商隐诗中的游子仍要朝着与家乡相背的方向赶路，他思乡心切却又一步步远离了家乡，难免悲从中来又无可奈何，但柳七每走一步，距离目的地汴京就近了一步，所以归根究底，此时他的情感底色是明亮而喜悦的。至于那些彷徨无措，实在是因未来的不确定而感到恐惧。自古以来争名逐利的道路上都是兵荒马乱，他好不容易强迫自己远离，如今又一头栽了进来，再次被这路途风尘缭绕，穿越一座座孤村，望遍一片片楚天云海，却不知路的尽头是否果然阳光明媚。

    芳年壮岁，离多欢少，这是他在过去十年的生活，如断了的树枝无可依附，也如日暮归云渐渐被黑暗吞噬。愁无处说苦无处诉，这行行复行行的路途，总也望不到终点。此次重回京师便是解脱，重入脂粉地、温柔乡，千金买笑，佳人相伴，未尝不是一种寄托，总好过流离失所，无枝可依。

    青春壮盛之年所受的苦，所落的泪，绝大部分因科举而起。有人说，情路上，若即若离是最无望的距离，握不住丢不掉，反反复复就成折磨，其实何止情路，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犹豫不决都是一种伤害。好在这一次，他多年的努力终于换来了一次命运的垂怜。这一年春闱，五十一岁的柳七和他的兄长柳三接同登进士第。

    东郊向晓星杓亚。报帝里、春来也。柳抬烟眼，花匀露脸，渐岘绿娇红姹。妆点层台芳榭。运神功、丹青无价。

    别有尧阶试罢。新郎君、成行如画。杏园风细，桃花浪暖，竞喜羽迁鳞化。遍九陌、相将游冶。骤香尘、宝鞍骄马。

    ——《柳初新》

    人逢喜事精神爽，连过去不以为意的风景，他现在也觉得新鲜喜人。北斗星星柄低垂是报春星象，有“斗柄东指，天下皆春”之说，此处一语双关，自然界的春天按时到来，柳七人生的春天也终于翩然而至。看帝里风光，柳眼如丝，花脸吐媚，绿娇红姹把眼前一切都装扮一新。这美好的景色让他不禁赞道：“运神功、丹青无价。”大自然有一柄如椽大笔，在天地之间绘出丹青画卷，而他自己也终于靠着手中笔杆和胸中文墨，换来一片天地以施展抱负。

    结束了殿试的进士们络绎出场，一个个风度翩翩，俊美风流。他们获帝王恩宠，得以游览琼林苑，园中春风习习，水波涟涟，仿佛也在替这些一朝高中的士子们高兴。古人称得道升天为“羽化”，又称鲤鱼化龙为“鳞化”，他用羽迁鳞化来形容科举及第似乎略有夸张，但在那个时代，确实“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云泥之别的身份地位，正是无数文人挣不脱的名利诱惑。

    唐代诗人孟郊一生参加过三次科举，但“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第三次终及进士第，兴奋不已的他几乎是颤抖着双手写下了“平生第一快诗”《登科后。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同榜高中的进士们常常结伴同游京城，欣赏美景不是目的，只是想要尽情炫耀内心的喜悦。得意的岂是“春风”，实是诗人自己；马蹄翻飞也未必有多“疾”，而是他的欣喜太过盛大。终于得偿所愿的柳七也是这样，和其他喜得功名的人一起离开琼林苑，在京城中奔驰而过，打马过街，马蹄卷起了阵阵香尘。

    又踏上了这争名逐利的“长安道”，这一次他的心没有被碾碎，多年翘首以盼的功名也握在了手里，他喜悦，也忍不住悲伤。年少时以为求得功名可以光耀门楣，还能宽慰老父亲那不得志的郁郁之心，可白驹过隙，老父已长眠地下多年，他才有了一番实在算不上显赫的作为，喜悦也被打了折扣。迟到的祝福，晚熟的果子，还有开在寒风里的花朵，虽也美好但终归美得勉强。

    他拿到了进入官场的门票，门内是另一个世界，风景如何，他不知道。为这浮名他倾尽半生，一朝梦圆也算没有平白辜负了自己，他振奋精神，扬鞭上路，辉煌还是惨淡，只能全部接受。

    漫漫功名睦州始

    柳七被授予的第一任官职是睦州团练使推官，这是一个地位极低的职务，每日只需辅佐地方长官处理府务，掌理簿书即可。让胸怀大志的柳七来做这些闲散事情，未免有点大材小用，柳七心里也难免忿忿不平，但一想到唐朝的文人士子，他又觉得自己幸运了很多。

    在唐朝，进士及第并不等同于进入官场，只意味着获得了做官的资格，如果想要得到实际官职，就要参加吏部严格的“选试”，即使身、颜、书、判四试都通过了，距离官职还有一步之遥——那就是要呈请皇帝授予官职。这一步，有人等了十年甚至二十年，因为授官是没有时限的，要等到合适的官职本就不易，再加上竞争者云集，权力场中又遍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黑幕，所以有些人耗尽半生考取进士，余生便又虚耗在了漫长的等待中。

    宋代科举改革废除了吏部选试这一关，考中进士就能立即授予官职，名列前茅的甚至一下子就能获得高官厚禄。所以，虽然团练使推官的职位卑微，但相较于唐代士子面临的窘境，柳七的境遇也就不再显得那么糟糕了，起码他已经上路，还能去争取去奋斗，不必把大好时光全都浪费在起点上。

    柳七从汴京启程，要奔赴千里到睦州走马上任。途中经过苏州，他得知从睦州而来的范仲淹恰好也在苏州，于是前去拜会，并写下一首《瑞鹧鸪》送给范仲淹。

    吴会风流。人烟好，高下水际山头。瑶台绛阙，依约蓬丘。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蛾画舸，红粉朱楼。

    方面委元侯。致讼简时丰，继日欢游。襦温袴暖，已扇民讴。旦暮锋车命驾，重整济川舟。当恁时，沙堤路稳，归去难留。

    在此之前，范仲淹刚刚经历了人生里的重大波折。因后宫争端，宋仁宗决意废黜郭皇后，范仲淹认为皇后废立是国家大事，轻易定夺有损国体和皇家威严，于是进谏希望皇帝能收回成命。但仁宗心意已决，再加上范仲淹的政敌——当时的宰相吕夷简一味推波助澜，宋仁宗一纸诏书把范仲淹贬到了睦州。范仲淹到了睦州后，于秀美山水中稀释了内心的抑郁，然后着力发展当地的教育，扩建书院并邀请名师，甚至亲自为莘莘学子讲经授课。半年后，范仲淹又被调任苏州知州，这才机缘巧合地与柳七在苏州邂逅。

    一个从睦州来，一个向睦州去；一个仕途失意刚刚跌落谷底，一个春风得意正踏出为官的第一步。他们同在仕途奔波，又都在文坛享有才名，不过相较而言，范仲淹在政治、军事上的作为远超过他的文学成就，而柳七作为词坛巨匠，他在仕途上的成就实在不值一提。

    尽管此时范仲淹仕途受挫，但他的地位仍远远高于柳七。这一首《瑞鹧鸪》，多少带有攀附结交的深意。和当初献给益州太守蒋堂的《一寸金》相似，柳七在词中先赞颂对方辖地物阜民丰、钟林毓秀，然后歌颂对方功业事迹，最后祝对方前程似锦。

    柳七已往来苏州数次，这里的人杰地灵、繁荣富庶他已十分熟悉，仍旧不吝赞美之词地把这人间仙境的“好”、“富”、“雄”一一道出。群山如幛，江水如纱，清水托起画舫，岸边朱楼矗立，这般景致已是极美，当这静如画布的风景里突然走入青蛾红粉，更如画龙点睛，陡添灵动色彩。

    在赞颂范仲淹的功绩时，先说他之所以能被调任苏州，是因为此前功勋卓著，到了苏州后同样治下安定，百姓少诉讼争端，生活富庶免于颠沛流离。事实上范仲淹从睦州被调往苏州，官职虽然略有升迁，境况稍有好转，但毕竟仍处于贬谪之中，柳七只用简单几句轻易就化解了范公处于迁谪中的窘迫，可见在放浪狂傲本性外，柳七也有他圆滑的一面。

    “襦温袴暖”四字化用了汉代官吏廉范的典故。廉范任蜀郡太守时，发现当地一到夜间就十分安静，不仅街上不见人影，连屋舍内也不见灯光，打听后才知，原来因为当地房屋之间空隙狭窄，每每因一点星火引发大祸，于是官府明文禁止百姓夜间点火做工。廉范上任以后，立即废除了原来的禁令，并且要求百姓平时储水防火。为了感谢廉范，蜀地百姓编了这样一首歌谣：“廉叔度（叔度是廉范的字），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绔。”

    柳七把范仲淹比作廉范，赞美他体恤百姓。事实上，范仲淹对苏州的贡献比廉范解除禁火令之类意义更为重大。他刚到苏州就恰逢夏洪与秋汛相继而来，这座被诩为“人间天堂”的城市渍涝严重，民不聊生，范仲淹身先士卒带领百姓治水排涝，又经休养生息，才终于换回苏州的锦绣面目。柳七对范仲淹的赞誉，其实并不为过。

    一番恭维赞美之后，柳七又道：“旦暮锋车命驾，重整济川舟。”不日之内必将有调令召他回京并委以重任，所以一定要早晚间备好车驾，以随时进京赴任，到时候，只怕这座“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的城市也留不住他了。

    史书上并无关于柳七和范仲淹的交集的更多记载，只有这首词供后人探索寻觅。柳七对范仲淹的赞美，或是出于有政治诉求而刻意为之，但也不乏真心的仰慕。范仲淹自幼有志于天下，为政清廉，体恤百姓，作为谏官又刚直不阿，恪守原则，有礼又有节，这是很多寒门士子入仕的初衷，可官场风云诡谲，仕途坎坷难行，有几人能做到初衷不改？就连恣肆骄傲的柳七，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闪避乃至弯腰。对于范仲淹这样如青松翠竹一样的人物，他心甘情愿为之献上滔滔仰慕。

    遗憾的是，不知这两位风云人物的相见是怎样的情景，也不知范仲淹读到这首《瑞鹧鸪》时又是何种反应。范仲淹无疑秉持着儒家传统观念，而柳七则是个风流名声在外的“浪荡子”，范公会怜惜其才还是避而远之，也不为今人所知。

    游宦区区成底事

    睦州位于浙西地区，包括现在的建德、桐庐、淳安等地，古时候又被称为桐庐郡，桐江即富春江流经此地，江水潺潺，群山叠翠，间杂兽啼鸟鸣虫语，也算得上是一方风景如画的土地。当年范仲淹被贬谪至此，就曾靠着这里的山川秀色来疗愈心灵之伤。

    范仲淹被调任苏州知州后，接替他治理睦州的人名为吕蔚。吕蔚出身官宦世家，他的父亲吕端是宋真宗一朝的宰相，他病重时，真宗曾亲自到吕府探望，这无上殊荣令无数人羡慕。柳七来到睦州后，就是辅佐吕蔚处理政务。

    仕途奔波苦不堪言，即便是这个卑微的职位他也是千辛万苦才终于获得，自然十分珍惜。天地虽小，他却想释放出最大的力量，希望能够有所作为，换得一片青云，然后腾云而上。他年轻时放浪形骸，老来虽然有所收敛但依然不改浪子本性，不过自从到睦州上任，他却出人意料地把那些经风沐雨依然不改的不羁本性全部按捺下来，兢兢业业又本本分分地做着自己的分内事。

    他到任之前，吕蔚并没有对这位声名显赫的团练使推官寄予太大希望，本以为这个风流才子未必会有从政的真才实干，大抵会潦草应付，糊涂度日。认真且能干的柳七显然让他大呼意外，吕蔚又观察数日，不敢改变了对柳七的偏见，还对他非常赏识。仅过了一个月，吕蔚就向朝廷破格举荐，称像柳七这样的有才之人应该胜任更高的官职。一般来说，官员要连任三年且经过考绩后才有被举荐的资格，但幕职官与县令等可以不受这条法令的约束，柳七一介幕职小吏，恰好不受此限制，于是吕蔚才能向朝廷举荐柳七。

    倘若就此顺风顺水地升了官，《乐章集》里伤感而颓唐的色彩或许会淡了三分。命运对柳七的考验显然还未结束，潦倒而残酷的运数还不到终结的时候。吕蔚的举荐信刚刚呈送上去，立刻就遭到了朝中大臣的反对。御史知杂事郭劝反对道：“睦州团练推官柳三变，释褐到官才逾月，未有善状，而知州吕蔚遽荐之，盖私之也。”他认为柳七并没有在睦州做出什么政绩，但吕蔚却为之做了引荐，显然是出于两人的私交。这件事在朝中引起不小的风波，非议不断，不仅柳七最后未能如愿升迁，甚至导致朝廷又下了一道诏令：“幕职州县官，初任未成考者，毋得奏举。”

    好像所有的好运都已在宋仁宗开设恩科的时候就用光了。他就这样和升迁机会擦肩而过，本来是怀着热忱的期待，却被浇了一盆冰水，不只寒冷刺骨，更有人在旁幸灾乐祸地说着风凉话。他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诉，有恨无处报，只能把这难言的痛苦再次交给时光去解决。从前的放浪生活已经成了现在的绊脚石，歌儿舞女们赞他风流多才，但仕途同僚却斥他行为不检，甚至不齿与他同朝，关于这一切他心知肚明，可年少轻狂的时光不是笔墨晕开就能全部涂抹去的。昔日欢乐成了今朝苦果，只有他自己吞咽。

    这次举荐风波对柳七打击极大，他郁郁寡欢，做什么也没了兴致，于是出外游玩，想寄情山水，以解忧消愁。这一日他来到了州境内桐庐县的桐江江畔，面对萧疏的秋暮之景，抒老暮之感，叹人生多劫。

    暮雨初收，长川静，征帆夜落。临岛屿，蓼烟疏淡，苇风萧索。几许渔人飞短艇，尽载灯火归村落。遣行客、当此念回程，伤漂泊。

    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游宦区区成底事，平生况有云泉约。归去来，一曲仲宣吟，从军乐。

    ——《满江红》

    又是开篇见“雨”！阴雨天几乎是柳词中最常见的天气，他对雨水显示出了极大的偏爱，譬如《雨霖铃》中有“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玉蝴蝶》中有“望处雨收云断”，《诉衷情近》里有“雨晴气爽，伫立江楼望处”。他生命里邂逅的雨天，当然不可能多过晴日，只因有太多愁思，连绵如水，漫卷如风，阴雨雾霾轻而易举就勾出了他的心事，他不能不对这如生命一样的雨天又爱又恨，却做不到视而不见。

    黄昏时分雨水刚刚停歇，桐江江畔仍然烟雨迷蒙。词人伫立江边，见江水缓缓静流，征帆在暮色中缓缓落下，船只终于靠岸停泊。江岸高于水中洲渚，他居高临下地遥望水蓼迷离、芦苇疏落的岛屿，感受着这个季节的萧索与落寞在那一座小小孤岛上升腾成浓浓的雾气，他被包裹被缠绕，挣脱不得。

    这一幕情景本是淡而静的，突然有渔人划着小船飞快掠过，伤感与静谧悉数被打破。“几许渔人飞短艇，尽载灯火归村落”，渔人们在夜幕中倾力划船，原来是为了更快靠近岸上闪烁的灯火！每一盏在夜幕中静静亮着的灯，都是温暖的讯号，意味着家、亲情、安逸、守候，还有知足。旁人的幸福常常被拿来衬托自己的不幸，柳七是为了光明的前程才千里迢迢来到睦州，到了这里才发现不过是走上了另一条夜路，无人掌灯，无人指引，他走得太过吃力，于是才对旧日旧地的安逸生出了向往。

    他生出归去之心，并不是因为睦州不美。桐江上烟水涣漫，碧波似染，两岸重峦叠嶂，峰峦如削，这样柔和婉转又不失棱角的景色当然诱人。很快船行至严陵滩，只见白鹭悠然而去，鱼儿欢跃出水，风光悠然恬淡，归心又深一重。若说夜色中逐灯火而去的渔人催生了他的归乡之念，那么严陵滩如桃源一样的世外风光则引出了他的归隐之心。

    严陵滩在桐庐县南，东汉光武帝时，名士严子陵在此隐居，此滩因而得名。严子陵本与汉光武帝刘秀有同窗之谊，刘秀称帝后，他隐姓埋名在山中。后来刘秀命人四处寻访，终于寻到并请他出山任职。严子陵居宫中数日，刘秀真正做到了礼贤下士，但不久之后，他还是离开京城回到了桐江江畔。现代文人聂绀弩有《钓台》诗云：“三月羊裘一钓竿，扁舟容与下江滩。昔时朋友今时帝，你占朝廷我占山。”严子陵这种淡泊明志、不求闻达的胸怀，历来被后人敬仰。范仲淹在睦州的德政之一，就是主持修建了严先生祠堂，并撰写了一篇《严先生祠堂记》，篇末几句可代表后世多数人对严子陵的评价：“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在严子陵昔日隐居的地方，他突然感觉到疲惫不堪，过往对仕途的执着犹如压在肩上的巨石，让他寸步难行。“游宦区区成底事”，这是他发自心底的叹息！“区区”在此形容的是愚钝而固执的样子，他突然不知道生活的意义何在，因为他如此执着地宦游在外，却不知究竟是为了什么在辛苦奔波。其实并非“不知”， 而是他所期待的一直未能实现，他终于决定要放弃这无谓的执着——既然宦游一事无成，不如“归去来，一曲仲宣吟，从军乐”！他直接用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句子，又化用东汉王粲（字仲宣）在《从军行》中大抒从军之苦和归京之乐的典故，归隐之心如雪中红莲、三更圆月，再明显不过。

    归去归去，这样的曲调他已唱了太多次。从前是想终止徒劳的奔波，寻个安逸的归宿，后来喜讯从天而降，他以为自己可以终老于豁然开阔、柳暗花明的名利路上，却又发现这条路还是不通。路不通，心已倦，从前是有心无力，现在是无力亦无心，他的仕宦梦从睦州开始，似乎也马上将在这桐江畔醒来了。

    心事销磨，却唱煮海歌

    升迁受挫后，柳七在睦州平平静静地度过了两年有余，把分内政务处理得井然有序，闲暇时候游山逛水，倒也落得清闲自在，权当修身养性。多年来他习惯了奔走漂泊，如今落脚在这个山明水秀的地方，他又觉安慰又觉心酸。安稳的归宿固然令人喜悦，同时也意味着梦想的搁浅。他投献无门，难得有人赏识他并愿意为他举荐，谁料横生波折，接下来似乎顺其自然才是他唯一的出路。

    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柳七从睦州团练使推官调任余杭县令。这一年，他已经五十四岁了。像在睦州时一样，他勤勉政务，兢兢业业，不过也仅此而已，不再奢望命运的青睐。

    他为官清正，当地讼简词稀，百姓对他十分爱戴。明代的《嘉庆余杭县志》把他归入名宦之列，记载道：“柳永字耆卿，仁宗景祐间余杭县令，长于词赋，为人风雅不羁，而抚民清净，安于无事。百姓爱之，建翫江楼于溪南，公余啸咏。”作为一个文人，风雅文墨就像每日酒茶必不可少。他在余杭苕溪南畔修建的翫江楼，一时间成了附近文人雅士会友填词的场所，甚至宋代以后，也常有余杭文人聚集于此，谈琴棋书画，品诗酒花茶。明代有位叫田艺蘅的文人作诗云：“息戈重作太平民，载酒江楼唤永新。白雪调高人似玉，青霞杯暖笑春生。”且于诗下自注：“余杭有柳耆卿翫江楼遗迹。青霞杯，高丽瓷器，徐民所藏。”如今，翫江楼虽已消失在历史的战火烽烟里，但像柳七在余杭的政绩一样，都存在于余杭人的心里。

    又是两年光阴飞逝，公元1039年，他被调离余杭，任命为浙江定海晓峰盐场的盐监。宋代祝穆的《方舆胜览》记载：“柳耆卿监定海晓峰盐场，有题咏。”所谓“题咏”指的是他刻石于官舍的《留客住》。

    偶登眺。凭小阑、艳阳时节，乍晴天气，是处闲花芳草。遥山万叠云散，涨海千里，潮平波浩渺。烟村院落，是谁家绿树，数声啼鸟。

    旅情悄。远信沉沉，离魂杳杳。对景伤怀，度日无言谁表。惆怅旧欢何处，后约难凭，看看春又老。盈盈泪眼，望仙乡，隐隐断霞残照。

    盐场位于舟山列岛，周围是泱泱大海，每逢涨潮景象非常壮观，常能激发起观潮者的满腔豪气。柳七已不复当年锐气，又在波澜不兴的宦途上沉淀五载，潮起潮落的跌宕没有吸引他的目光，反而是那些平淡但怡然的景象更能留住他的脚步。

    阳春三月，无风无雨，艳阳当空，正逢好时节里的好天气，他偶然登高凭栏远眺，只见美好的春日正不动声色地在大地上铺展开来。闲花芳草处处可见，在阳光的温柔轻抚下，笼罩着群山的雾气慢慢散去，山峦终于露出青翠而妩媚的面容。海上风平浪静，烟波浩渺，似是不忍心打破这一份宁静，连涨潮都悄无声息，似是小心翼翼地，唯恐惊扰了谁的美梦。在这样的静谧下，远处烟村里突然传来的鸟啼也显得那样清脆响亮，侧耳倾听，仿佛还能听到鸟在振翅、虫在低语。

    时光本安静无波，奈何有人一遍遍演着庸人自扰的大戏。有时候越是平淡如水的表象下，越是暗潮涌动。他看着眼前云淡风轻、无波无澜的风景，心里却如一团乱麻。远信沉沉，离魂杳杳，旧欢何处，后约难凭，春来又老，这以上种种，都只是一块石、一滴水，并不能伤人太深，可轰隆隆一起落到词人头上，就聚起高山汇成汪洋，他尚且来不及呼救就已被吞没。

    如此来看，他似是已对仕途心灰意冷，不再抱着飞黄腾达的期待，这种种不安，不过是在颓废岁月里养成的习惯，见花落而伤怀，闻雁鸣而惆怅，逢黄昏而黯然。没有谁愿意沉浸在悲伤的情绪里，可他无力自救。可即便消沉颓丧如此，他还是有澎湃的愤怒，那是一种超越了文人式哀愁的政治家的愤怒。

    柳七是个称职的官员，虽然他对仕途已不再抱有多少期待，但每到一任都绝不敷衍，绝不将就，虽未必能到殚精极虑的程度，但也绝对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黎民，且不辜负自己多年读的圣贤书。他到了定海以后，很快就深入盐场，了解当地盐民亭户的生活。这一走访，他愕然发现，在这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竟有百姓还生活在水深火热里。

    在古代，盐和铁是由政府垄断的，一方面盐铁资源稀缺，又是日常生活与军事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资源，控制了盐铁不仅能谋取暴利，同时还有利于稳定政府，就如明代官员王铎所言：“笼天下盐铁之利，则军帅无侵渔，逴行无绝饷，而中国可高枕矣。”所以，盐铁官营的传统始自汉代，其后历朝历代统治者无不遵循，且会对私贩盐铁的人处以极其严厉的惩罚。舟山位置滨海，本可坐享渔盐之利，无奈宋代时盐法苛刻，盐税太重，盐民受到的剥削太过残酷，在夹缝中简直衣食无着，寸步难行。柳七的《煮海歌》就是为了反映盐民的痛苦而作。

    煮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衣食之源太寥落，牢盆煮就汝输征。

    年年春夏潮盈浦，潮退刮泥成岛屿，风干日曝盐味加，始灌潮波溜成卤。

    卤浓咸淡未得闲，采樵深入无穷山，豹踪虎迹不敢避，朝阳出去夕阳还。

    船载肩擎未遑歇，投入巨灶炎炎热。晨烧暮烁堆积高，才得波涛变成雪。

    自从潴卤至飞霜，无非假货充糇粮。秤入关中充微值，一缗往往十缗偿。

    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

    煮海之民何苦辛，安得母富子不贫！本朝一物不失所，愿广皇仁到海滨。

    甲兵净洗征输辍，君有余财罢盐铁。太平相业惟尔盐，化作夏商周时节。

    他真正走到了盐场里，才切切实实感受到了盐民的无奈。盐民要靠海吃饭，既无耕地又无桑蚕，除了煮盐别无生计，全家衣食都寄托于此。每逢海潮退去，衣衫褴褛的盐民便来到海滩，刮泥、风晒、灌潮、采樵、溜卤、采薪、煮盐，经过一系列严格的程序才能把盐收存起来。这个过程中，风吹日晒水淹自是不提，为了采薪，他们还要到深山老林中去，林中虎豹令人胆战心惊。

    好不容易把盐收回家中，还是有无穷烦恼。法令规定盐只能卖给官府，在煮盐的过程中以及官府收盐之前，他们只能依靠借贷粮食来维持生计，盐收回来了，负责收盐的官吏也终于来了，但他们却悲哀地发现，官府付的报酬极少，盐税又重，他们拿到手的钱少之又少，一部分要支付租赋盐田的钱，另外还要还之前的借贷，借贷利滚利地上涨，几乎已是本金的十倍。“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在这样窘迫的环境下，盐民的妻子和儿女也不得不去做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又要终日辛勤劳作，以至于形销骨立，面如菜色。

    在柳七看来，盐民的遭遇是极不合理的。虽然他此前写过很多颂圣与投献的词作，不乏歌功颂德的声音，但是，他毕竟不是一个为粉饰太平就谄媚阿谀甚至蒙蔽事实的人，他有自己的良知、抱负和不可触碰的底线。他压制不住内心的愤怒，无法不对那些可怜的盐民生了同情，所以才有这篇为民请命的诗作。

    他在诗中质问：“国家和百姓就像母与子一样，天下哪有不爱惜子女的父母呢，可为什么国家如此繁荣强大，而定海的盐民却贫困潦倒，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他由衷希望国富不忘民富，有朝一日能够“一物不失所，皇仁到海滨”，并提醒朝廷当重视盐铁法令的合理，使国家能如上古时期呈现治世之象。

    定海盐民的疾苦像一根利刺扎在词人心头，他迫不及待要为他们请命，为他们申诉。这首诗写得起伏跌宕，情怀悲怆而激昂，比柳七游宦期间创作的多数词作都富有更鲜明的爱憎色彩。

    年轻时他有很多愤怒，老来却平静了许多，大概是悲伤耗尽了心力，或是发现愤怒也不能带来出路，索性不再为仕途挣扎劳神，他的喜悦和伤心都像湖上微澜，都是些因春来秋去、雁飞雁回而带来的无关痛痒的情绪。可是，定海盐场里在烈日下佝偻劳作的身影，如石砾投入古井，终于惹出了波澜。说到底他还是期待能有所作为，且从他在睦州、余杭、定海三地的政绩来看，他并不是一个只会卖弄文雅的酸腐书生，而是确有能力，可终其一生官职不过屯田员外郎，不能不算是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到了清代，一个叫朱绪曾的文人特意为柳七做了一首诗，诗云：

    积雪飞霜韵事添，晓风残月画图兼。

    耆卿才调关民隐，莫认红腔昔昔盐。

    “洞悉民瘼，实仁人之言。”这是朱绪曾对《煮海歌》的评价，也是对柳七的赞誉。世人皆知柳七是个手书旖旎词章、沉迷风花雪月的浪子，却不知他那颗渴望为国为民效力的赤子之心。一身才气换了半生凄凉，一颗赤心少有人懂，没有人与他玩这猜心游戏，也终究没有人懂他的寂寞和悲伤。

    最是难猜帝王心

    犹记得少年骑竹马的时光，连困倦时眯起的眼睛都带着不需矜持的笑意，那时候登上高处，想到的是揽月摘星，一走到岔路口，就会对没走过的那条路充满好奇。渐渐的，天真转而复杂又沉淀成睿智，单薄变得沉重最后又成了宽厚，狭隘的变得豁达，暴躁的也变得沉稳，这时候再揽镜自照，镜中已是白发翁媪。年轻时视为生命一样重要的东西，突然不再那么执着了；每每因匆匆行路而错过的，又成为回忆里最让人不能释怀的存在。

    这是成长，也是衰老。

    不知不觉，柳七六十岁了。花甲也被称为耳顺之年，仅从字面来理解，不论甜言蜜语或是刺耳言论，听来已无太大区别，存着善意的逆耳忠告也好，恶劣而粗野的詈骂也罢，都不会再令人为之变色。柳七虽然未能修行至此，但面对是非起落，也比原来平静了许多，他的心还是自由的，但不再像年轻时一样非要把不羁的灵魂抖落出来给旁人看个清楚。

    从进士及第到如今，九年过去，按理说他已该磨勘改官，奔向更好的前途了。

    按照宋代官制，文官包括幕职州县官、京官和升朝官三类，前者即所谓的“选人”，是初等官职，后两种是“京朝官”，属中高级官职。想由选人进入京官行列，就要先通过复杂的磨勘程序，也就是朝廷对官员政绩的勘察，然后再有人举荐，才有可能通过。一般来说，选人要通过三任六考的磨勘，即每任三年，每年一考，这是基本的条件。柳七在睦州、余杭、定海三任上已达九年，且颇有建树，就此升迁为京官本是理所应得的事情。

    谁料，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他被调任为泗州判官，仍是幕职。他自知朝廷对自己的印象一直不佳，却没料到落得这般境遇，当真是有苦不能言，有冤无处诉。年轻时他必勃然大怒，甚至因此长袖一甩，扬长而去也未可知。但现在，他只苦笑两声便赴任去了。

    这年秋天，“久困选调”的词人又得到了一次改官的机会。司天台奏报说老人星垂眷天际，老人星素来被视为长寿的征兆，宋仁宗听后龙颜大悦。适逢教坊进献了新曲《醉蓬莱》，于是一位“爱其（指柳永）才而怜其潦倒”的史姓官员趁机向皇帝推荐柳七，称他擅词，不妨让他应制来作新词，心情极好的宋仁宗欣然颔首。

    柳七又惊又喜，他没想到自己人到暮年还能得到这样的好机会，对他来说，写一首歌功颂德的词并非难事，一下子距离光明的前程这么近，他大喜过望。只要讨得皇帝欢心，改官升迁就不会再像眼下难如登山，他思索再三，谨慎落笔，写成了这首《醉蓬莱》。

    渐亭皋叶下，陇首云飞，素秋新霁。华阙中天，锁葱葱佳气。嫩菊黄深，拒霜红浅，近宝阶香砌。玉宇无尘，金茎有露，碧天如水。

    正值升平，万几多暇，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度管弦声脆。太液波翻，披香帘卷，月明风细。

    ——《醉蓬莱》

    今人读来并不会觉得这首词有什么不妥，虽然其中并没有富丽堂皇的色彩，也没有王者天下的霸气，但颂圣意味非常明显。梁代诗人柳恽有诗云：“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柳七开篇就化用了这两句：秋日里云淡天高，如蝶的枯叶在雨后乍晴时舞出一片迷离。华美而雄伟的宫殿高耸入云，氤氲云雾缭绕，仿佛笼笼罩着一层王者贵气。玉石阶下，金菊盛开，枫叶经霜，这深黄浅红、婀娜多姿的花卉消融了肃杀秋意，召唤出了这个季节的别样妩媚。

    皇帝日理万机，勤政爱民，才有四海升平、八方宁靖的盛世之象。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在这和平而安谧的夜晚，象征着祥瑞的老人星悄然出现在南方天空，预兆着帝王长寿，天下安康。美景如斯，又逢天降祥瑞，真是喜上加喜的大吉之事。皇帝乘兴出游，与民同乐，欣赏着美好的秋色，又有清脆悦耳的管弦声助兴，这一趟出游当真是令人难忘。回到宫廷，又见太液波翻，披香帘卷，月明风细。天下安泰，莫过于此了吧！

    文人的雅气与精致犹自呈现在字里行间，比那些干脆明了的颂扬显得含蓄许多，却又更耐得住咀嚼，不易令人生了反感。据宋代的《渑水燕谈录》记载，柳七“欣然走笔，甚自得意”，他对自己的才华信心满满，自认为定能得到皇帝的赏识，从此峰回路转。可是，现实往往与他的期待背道而驰。如果仅是文采平平，不过是讨不到好处而已，偏偏举荐者已在仁宗面前替他夸下海口，而且他此前的放浪行迹皇帝定也有所耳闻，必然会非常关注他呈献的词作。

    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

    ——《渑水燕谈录》

    先是面色不悦，继而神情惨然，最后竟将柳词掷于地上，从以上表情和动作里不难想象仁宗的心情之差。“渐”字缘何不妥不得而知，但一篇颂词里竟有语句暗合先皇悼词，这实在大大犯了忌讳。

    世人赞柳七有一支生花妙笔，但他已经到了垂暮岁月，手中笔、笔尖墨除了给他换回了才子名声，并没有带来其他好处，反而令他一再因词惹祸，前途堪忧，其中的无常与荒谬，实在难以破解。

    文字之祸，几乎是所有古代文人挥之不去的噩梦。某种意义上来说，宋仁宗是宽厚且理智的。他的愤怒止步于掷词于地，斩断柳七的升迁之路，并没有将词人投入囹圄，甚至施以极刑。在那因言获罪的事频频发生的时代，除了帝王，几乎所有人都戴着思想的枷锁，越靠近皇权中心的人，越是必须小心翼翼，谨言慎行，稍有差池就可能从巅峰跌落谷底。柳七不是不懂这个道理，或许是少了经验，或许是不够世故，总之，他掉进了自己设置的陷阱里。

    自古伴君如伴虎，他又糊里糊涂地捋到了虎须，还能期待谁来解救他于水火？或许自多年前《鹤冲天》惹出祸事，他就该安安分分地“奉旨填词”，那时候他还年轻，并不甘心就这样止步。每一段路，每一种理想，每一段情感，只要不甘心，就不到尽头，就没有结果。

    他以为他可以努力改变这命运，跌跌撞撞几十年，结果还是被命运捉弄。如果说不论笑泪悲喜，这些年里的经历都是成长的代价，这代价又未免太过沉重。不能怨天尤人，可他又何其无辜！但不是所有遗憾，都能找到人来负责，有时候也只能一笑而过，再默默舔伤罢了。

    老来畏疾惧死，且抛浮名

    柳七脚步沉重，疲惫至极，明明已经离相府很远了，他脑海里还回荡着宰相晏殊那不动声色地嘲讽：“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闲拈伴伊坐’。”

    因为作《醉蓬莱》触怒了宋仁宗，吏部不放改官，柳七举步维艰，无奈之下只好寄希望于能得到朝中贵人的帮助。他听闻宰相晏殊素有词名，便寄希望于对方能有三分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在仁宗面前为他美言几句，以解他困境。他站在晏殊面前，惴惴不安地表明了来意。对方沉吟半晌，突然发问：“贤俊作曲子么？”

    柳七一时有些愣怔，不明就里，下意识地答道：“只如相公，亦作曲子。”他的回答带着讨好与亲近：“我像您一样也喜欢作曲子啊！”既然双方有共同爱好、共同语言，说不定他不仅会帮自己摆脱目前困境，还会多多提拔。柳七禁不住有些心花怒放，但晏殊一句话就将他美好的幻想击得粉碎。

    晏殊说：“我虽然也作曲子，但是从来不曾写过像‘针线闲拈伴伊坐’这样的淫俗之词。”原来，宰相大人并不想和他共话诗词，只是想取笑他而已，如他这般富贵高雅，对居于下层又名声恶劣的自己，终归只有不屑而已。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定风波》

    这首招致晏殊取笑的《定风波》是柳七年轻时写的，内容并无太大新意，一来是借闺怨表羁旅相思，二来又把仕途坎坷的牢骚发泄了出来。词中女子不想让情郎远行，想与他朝夕相对，长相厮守，希望把他拘束在书房中，铺展诗笺，手握笔管，读书吟课，自己则长伴左右，针线闲拈，与其相依相随，似乎只有这样，才不会辜负光阴，虚度年华。那时候他屡试不第，对仕途难免灰心，每逢科考时又不得不与挚爱分离，难免有抱怨和牢骚溢于笔端。

    多年前为解愁肠信手涂鸦，此时却成了不容置疑的罪证，他有口难辩，思来想去，也懒得辩解了。他知道，晏殊只是借这一首词表明态度而已。在柳七那些广为传唱的词篇里，这首《定风波》算不得是最“淫俗”的，寄托着他对仕途的厌倦与不满的词也不少。牢骚太盛，难免惹人厌烦，他确实一再说着厌倦仕途的话，却又为了名利弯了脊骨，免不了招人嘲笑。

    不论是宋仁宗的震怒，还是宰相晏殊的冷嘲，都是在提醒柳七，统治者不喜欢他，官场不欢迎他，无论是干谒自荐还是勤勉于政，都是徒劳，他已无需再为此劳力劳神。

    词人大病了一场。他身体虽衰弱但头脑却清醒，多年以来的经历在脑海中纷纷闪过，快乐和幸福如吉光片羽、金玉珠贝，少之又少，悲伤和痛苦却如六月梅雨、银河繁星。年老之后，人常常会变得弯腰驼背，不知是否因为过去岁月里回忆太重，才压弯了那曾经挺直如松的腰。

    所以说，人是老于回忆，而不是老于岁月风霜。

    病愈后，词人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改名“三变”为“永”，改字“景庄”为“耆卿”。诚然现在很多人只知“柳永”这个光耀千古的名字，不知“柳三变”才是他的原名，但在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父亲为他选择的“三变”二字响在耳边。可惜，他没有如父亲所期待的那样成为“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君子，甚至与圣人教诲背道而驰，最终以“浪子”闻名。

    关于柳七改名之事，流传最广的却是这个版本：“柳永，北宋词人。原名三变，字耆卿……屡试不第，直到他改名为‘永’，才中了景祐元年（1034年）的进士。”虽然现在很多人都默认了这个说法，其实存在明显的漏洞。古人的名与字有密切关系，命字时无外乎三种依据：或取相同相近，如屈原表字为平，文天祥表字为景瑞；或取反义相对，如唐代诗人王绩字无功，南宋朱熹字元晦；或取连义推想，如赵云表字子龙，岳飞表字鹏举。可“三变”与“耆卿”没有关联，富有君子风范的“景庄”才是他最初的表字。同时，“永”字可由水长流不断引申出时间长久之意，长到永久；“耆”字本意年老，也可引申为长寿。

    所以，“永”是“永年”，“耆”是“耆老”，他之所以改名，更多是希望自己能够长寿安康吧！《渑水燕谈录》里有记载可为佐证：“（柳三变）少有俊才，尤精乐章。后以疾，更名永，字耆卿。”

    每个人骨子里天生都会有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纵使生活异常艰辛，有诸多不顺，多数人还是愿意迎着风雪、踩着荆棘朝前走，还没到尽头，怎知不会有艳阳天气，还未到时间终结，谁知世事不会地覆天翻。所以，渴望生命永久其实是一种向往美好和幸福的天性，与胆怯和懦弱并无必然关系。

    也有人说，他是为了摆脱“柳三变”这个已经被朝廷划入“黑名单”的名字，所以才改名换字，也算是改头换面，重新出发了。不知道他本意是否如此，但在晏殊府中遭受的打击，似乎真的是他在仕途上的最后波折了。

    不久之后，范仲淹向宋仁宗提出了庆历新政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对磨勘法的修改，将对京朝官选人的情况逐一复审，此前受到的待遇不公平不合理者，可向朝廷申雪。借着这股东风，柳永也得以申雪投诉，经过吏部磨勘成为京官，改官著作佐郎，后被授官西京灵台令。

    晚年，他官至屯田员外郎，属从六品，是京官之中官阶最低的。后世人也称呼他“柳屯田”，这便是他在仕途上奔劳大半生所获得的最高荣誉了。但是，似乎并没有人关心“屯田员外郎”是一个怎样的官职，他在这任上又做出了哪些政绩，也无人问津，人们更关心他笔底波澜、心头情意，甚至桃色八卦和暧昧绯闻也比案头的政务更让人好奇——这是不可避免，纵使北宋词坛群星璀璨，也不能掩盖他的光芒；他那痴情、多情与无情纠缠不休的情路，始终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这是柳永的成功，也是他的尴尬。

    醉乡风景好，且来共长眠

    在最后的年华里，柳永依然沉沦下僚，谙尽宦途之苦。好在年龄已给他的心灵笼上了一层铠甲，虽不能刀枪不入，但一般的痛苦已经不能伤害到他。说是衰老让人麻木迟钝也好，说岁月让人沉稳成熟也罢，总之他不再如莽撞少年，被磕碰一下都如小兽露出爪牙。

    北宋官员七十而致仕，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七十岁的柳永也退休了。他已十分苍老，人到七十古来稀，何况他一路走来又经历了那么多风雨和坎坷。额头的皱纹、鬓角的白发、枯瘦的双手、佝偻的腰身，还有时而精神抖擞时而迷糊懵懂的心神，都在证明着时光的残酷。那唇红齿白的俊俏少年，现在已垂垂老矣，仿佛风中残烛、雨里星火，让人连眼睛都不敢眨，只怕那最后的光彩会在瞬间熄灭。

    他也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无力，可是，虽然衰老到连照顾自己都有些勉强，但记忆里总有一幕幕画面鲜活而精彩，仿佛就发生在转身之前。

    屈指劳生百岁期。荣瘁相随。利牵名惹逡巡过，奈两轮、玉走金飞。红颜成白发，极品何为。

    尘事常多雅会稀。忍不开眉。画堂歌管深深处，难忘酒盏花枝。醉乡风景好，携手同归。

    ——《看花回》

    回首往事总免不了百味杂陈，有时候会潸然泪下，还有时候会开心一笑。词人自知烦恼甚多，理也理不清，索性把回忆一直停驻在或欢快或甜蜜的幽欢雅会中。尘事繁多，雅会稀少，但每每令人忍不住弯了眉梢，翘了嘴角。最难忘的美事，莫过于画堂深处与美人共度，把酒听歌，酒不醉人人自醉，他乐得逍遥。

    和这让他反复回味的美事相对应的，是他努力想要忘记的烦恼。以前觉得人生之路漫漫，总得把想要的东西都收入囊中，才不辜负锦绣年华，可屈指算来至多不过百年，什么尘世荣辱、功名利禄到最后也只是浮云和流星一样的存在，如浮云一样形不定，变化出万千不同形状，牵扯出人的无穷欲望，又如流星一样终会消失，终不能与自己长久相伴。得与失并存，成与败相续，时光一闪而过，红颜成白发，英雄成枯骨，他劳碌一生追求的功名又有何用呢？

    词人很早就知道了这个道理。十多年磕磕绊绊的宦游路上已知，再往前推，未得功名辗转漂泊时也不止一次发出类似的感叹，甚至在执着于科举考试时也懂得，但他控制不住自己，终于还是在这条路上走到了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有人说这是伟大的理想，也有人说这是贪婪的欲望，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定义，美好与丑陋、伟大与卑劣，有时候并不容易区分，向前一步或后退半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的人生。

    已然劳碌了一辈子，等到无力再继续的时候，他终于感叹：“醉乡风景好。”享受世俗欢乐是世上极快乐的事情，枉他为了蝇头微利、蜗角虚名而浪费了最好的时光。

    在回忆中度了余生，时而微笑时而叹息，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他的晚景终归还是凄凉而落寞的，在他晚年所写的惊世长调《戚氏》里，那位衰老词人的孤单背影，让人忍不住湿了眼眶。

    晚秋天，一霎微雨洒庭轩。槛菊萧疏，井梧零乱，惹残烟。凄然，望江关，飞云黯淡夕阳闲。当时宋玉悲感，向此临水与登山。远道迢递，行人凄楚，倦听陇水潺湲。正蝉吟败叶，蛩响衰草，相应喧喧。

    孤馆，度日如年。风露渐变，悄悄至更阑。长天净，绛河清浅，皓月婵娟。思绵绵。夜永对景那堪，屈指暗想从前。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

    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留连。别来讯景如梭，旧游似梦，烟水程何限。念利名憔悴长萦绊。追往事、空惨愁颜。漏箭移，稍觉轻寒。渐呜咽画角数声残。对闲窗畔，停灯向晓，抱影无眠。

    晚秋天气逢微雨，菊花残，梧桐乱，烟雾蒙蒙。垂暮老者拄着拐杖，怅然望着茫茫远方，他不由想起悲秋的宋玉，自己忍不住想与他同声相和，为这凋零萧索的秋日唱一首挽歌。远处行道上正有游子走过，让词人一瞬间想到了过去数十年中漂泊的自己，走得太久太远，以至于厌倦了潺湲的水声，更听不得蝉吟蛩响，或嘶哑或洪亮，都只会撩动伤心的心弦。

    他独居孤馆，无人来与他分享快乐，也无人来分担痛苦，更觉度日如年。斜阳日暮，孤馆寒灯，最是令人心潮澎湃的时候，长夜漫漫，难以将息。此时风露渐变，人声悄寂的夜里，观银河，对皓月，更容易触发对过去的怀念。他一下子就想起未得功名前沉溺在绮陌红楼里的好时光。

    那时候，“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身边又有狂朋怪侣相伴，好不热闹。如今旧人旧情都已在如梭而去的时光里消失不见，往事如烟，更见今日孤馆寒灯下的清寂和落寞。回首往事更让他难以成眠，索性对灯抱影，坐数更筹，听残画角，又熬过一日。

    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有痛苦的源泉都在“念利名憔悴长萦绊”这一句。可明白又能如何，他已在那名缰利锁的束缚中度过了一生。

    后人说：“《离骚》寂寞千载后，《戚氏》凄凉一曲终。”不论是他的文学道路，还是人生道路，都随着这首长达212字的慢词的终结而画上了句号。

    大概是他声名太盛，而正史又不屑于将他这个浪荡子载入其中，所以与他有关的很多问题都扑朔迷离，难作定论。比如他后来是否续弦，是否有后人，甚至连他的生卒年以及魂归何处都争议纷纷。他大概是在公元1054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有人说他卒于襄阳，有人说他被葬在枣阳县花山，还有人说仪真县有一座柳耆卿墓。

    其中祝穆《方舆览胜》里的说法流传最广：“（永）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产，群妓合葬于南门外，每春日上冢，谓之吊柳七。”人们更愿意相信是一群善良的青楼女子凑钱安葬了他，甚至把其中细节慢慢铺衍开来——据说柳永去世后半城缟素，一片哀声，每逢清明，到他墓前祭扫的歌姬舞女络绎不绝，直到宋室南渡后依然有人会记得清明祭扫。还有诗曰：“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既是赞妓女的有情有义，也是赞柳永的千古魅力。

    葬在哪里，谁来安葬又有什么关系呢？如他所言，“屈指劳生百岁期”，人人都是过客。他如浮萍漂泊半世，死后的归宿更加不重要了，许是后人太过于爱他，才想把最传奇的经历加诸于他的身上，以弥补他从前总是被冷落、忽视，甚至被嘲笑的痛苦。

    他总是匆匆骑马而过，明明想久留汴京却偏偏纵马离去。他达达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他不是归人，始终是个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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