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福尔摩斯”出了好点子

    时间如东逝的流水。在历史的长河中，追寻昔日闪光的浪涛，往往颇费周折……

    1950年初秋，金风驱走了酷暑，在上海市中心一条并不喧嚣繁华的马路——黄陂南路——一男一女缓缓而行。那女的东张西望，在寻觅着什么；那男的跟在她的后边，总是保持半米的距离。

    那女的49岁，一身蓝布衣裤，一头直梳短发，最普通的打扮。然而，那精心修剪过的一弯秀眉，那双秋水寒星般的眼睛，风韵犹存，看得出曾经沧桑，非等闲之辈。

    她叫杨淑慧，写信或写文章署“周杨淑慧”。她的知名度并不高。不过，那个冠于她的名字之前的“周”——她的丈夫周佛海——却是个名噪一时的人物。在汪精卫伪政府中，周佛海当过“行政院副院长”（相当于副总理），当过“财政部部长”，当过“上海市市长”，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大汉奸。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病死于监狱之中。

    在上海美专读书时的沈之瑜

    那男的34岁，穿一身蓝色干部服。他在出门前脱下了军装，摘掉了胸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标牌。瘦瘦的他，戴一副近视眼镜，举止斯文，倒是一派知识分子风度。

    他姓沈，名之瑜。虽然他的子女也姓沈，但其实他原姓茹，名志成。他的胞妹茹志鹃后来成了中国的知名作家。

    他本是画家刘海粟的门徒，1935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7年毕业后，他留在这所美术学校当助教。战争的烽火，烧掉了他的画家之梦。1940年，他离开日军铁蹄下的上海，来到浙江西南偏僻的遂昌县，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茹志成改名沈之瑜——因为茹是中国的稀有之姓，他不改名换姓很容易使弟妹受到牵连。不久，这位画家进入苏中抗日根据地，在那里当起参谋、文工团团长来。此后，他在陈毅将军统帅之下，进军大上海。解放初，他是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

    沈之瑜与小妹茹志鹃（1975年12月上海）

    沈之瑜跟杨淑慧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如今，他与她怎有闲工夫徜徉在黄陂南路上？

    事情得从几天前的一个电话说起……

    “你马上到建设大楼来一下。”沈之瑜接到了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的电话。

    姚溱其人，曾以笔名“秦上校”、“丁静”、“萨利根”活跃于解放前的报刊，尤以军事述评为世瞩目。外界以为“秦上校”必定是一员武将，其实他乃一介书生。他18岁加入中共。1946年，25岁的他在中共上海地下市委负责文教宣传工作。解放后，他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从1959年起，姚溱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66年7月23日逝世。

    沈之瑜奉命赶往位于上海福州路上的建设大楼[1]。解放后，此处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大楼，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脑人物陈毅等都在那里办公。那时，只要一说去建设大楼，便知是去中共上海市委。

    当沈之瑜一身军装跨入姚溱办公室，姚溱当即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杨重光找来，三个人一起开了个小会。

    “交给你们两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姚溱用苏北口音很严肃地说出了这句话。

    沈之瑜的目光注视着姚溱，急切地想知道这项不寻常的政治任务究竟是什么。

    “是这样的……”姚溱顿时成了“秦上校”，向他俩以命令式的口吻下达任务：“这项任务是陈毅同志提议，经市委讨论同意的——寻找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因为我们党是在上海诞生的，明年7月1日是建党30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寻找党的诞生地是自己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沈之瑜一听，显得十分兴奋。他是个老上海，对上海熟门熟路。他问姚溱：“有线索吗？”

    “听说是在法租界开的会。”姚溱答道。

    “法租界大着呢！”沈之瑜双眉紧锁，“洋泾浜以南，城隍庙以北，这一大片地方原先都是法租界。长长的淮海路横贯法租界。那时淮海路叫霞飞路，是以法国将军霞飞的名字命名的。这么大的范围，怎么找法？”

    年轻时的扬帆

    “你别着急，我给你一把‘钥匙’！”姚溱笑了起来，“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同志跟我说过，他把周佛海的老婆从监狱中放出来，她能帮助你们寻找！”[2]

    “周佛海的老婆怎么会知道中共‘一大’在哪里开的？”沈之瑜感到颇为奇怪。

    “因为周佛海当年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姚溱说出其中的缘由。

    沈之瑜一听，打心底里佩服公安局长扬帆的“神通”。

    扬帆也经过一番改名换姓。他本名石蕴华，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便在上海文化界从事地下工作。后来，他在新四军军部担任副军长项英的秘书，从事保卫工作。那封以项英的名义发往延安，向中央申明“蓝萍（即江青）不宜与主席结婚”的电报，便是扬帆起草的。多年的地下工作、保卫工作，使扬帆变得精明、干练。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留神种种信息。

    扬帆手下，有一员经历不凡的公安骁将，名叫周之友。在上海市公安局里，很少有人知道周之友的身份——周佛海之子！

    1922年10月20日下午2时半，周佛海之子降生于日本鹿儿岛（据杨淑慧回忆说是“民国十年”，显然她记错了）。当时，25岁的周佛海正在日本留学，与杨淑慧同居，生下了儿子。周佛海给儿子取名周幼海，又叫周小海。后来，周佛海名声沸扬，关于他的家庭的种种报道也见诸报章杂志，周幼海之名也为世人所知。

    天上风云变幻，地上人事也变化莫测。周佛海从中共党员成为中共叛逆，以至成了汪精卫的汉奸同党，由红变黑，他的儿子却走上革命之路，于1946年经田云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周幼海改名周之友，悄然从事地下工作，成为扬帆麾下的一员战将。解放后，扬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周之友成为他手下一名副科长。

    当陈老总提出要在上海寻找中共“一大”会址时，扬帆不愧为红色的“福尔摩斯”，马上想及周之友之母、周佛海之妻杨淑慧——她是一把“钥匙”！

    周之友还向扬帆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父亲周佛海写过《往矣集》一书，其中提及他出席中共‘一大’时的情形！”

    中共“一大”代表周佛海（前右）虽然后来堕落为汉奸，他的儿子周幼海（后左）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帧“全家福”中的周佛海夫人杨淑慧（前左），在解放初曾经协助沈之瑜找到中共“一大”会址

    只是此“案”不属上海市公安局的工作范畴，扬帆便把“钥匙”以及线索都交给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

    听姚溱如此这般一说，沈之瑜和杨重光心中有了底……

    [1]本书初版写为“海格大楼”。1998年9月7日，曾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多年的丁景唐先生打电话告诉笔者，此大楼应为“建设大楼”。

    [2]这是1989年9月4日下午本书作者访问沈之瑜时他所回忆的姚溱原话。本书作者于翌日又向上海市公安局老干部牟国璋查询，据他讲，杨淑慧当时并未在上海市监狱关押，但上海市公安局知道她住在哪里。

    《往矣集》记述了如烟往事

    从建设大楼里出来，沈之瑜心急如焚，直奔图书馆。

    随着周佛海身败名裂，他的著作也被查禁。沈之瑜出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介绍信，这才在一堆封存的书中找到那本《往矣集》。

    真的是“俱往矣”，这本1942年1月由上海平报社出版的《往矣集》（《往矣集》还曾由另几家出版社印过不同版本），记述着周佛海如烟往事。此人擅长文笔，曾不断把往事凝固在铅字之中，在《往矣集》中留下他人生旅程中的脚印。

    沈之瑜迅速翻过周佛海那篇记述童年的《苦学记》，目光滞留在他回忆加入中共经过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文中，有这么一段，详细写及他1921年7月从日本来沪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并提及了开会的地点：

    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党务发展得真快，不单是我们去年计划的上海、汉口、长沙、北京、广州，都成立了组织，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当时陈炯明在粤主政，还没有叛变，约仲甫[1]去粤，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代表大会，他不能亲来主持。广东代表是公博[2]，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3]，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4]，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5]。丁默村虽然不是代表，却是C.Y.[6]的活动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两人。第三国际加派了马令[7]来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马令和吴庭斯基[8]也出席……

    在周佛海的这一段记述中，提出两个地点：

    代表的住宿地是“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开会的所在是“贝勒路李汉俊家”。

    这么一来，寻觅的范围一下子从偌大的法租界，缩小到贝勒路及其附近。

    不过，这缩小了的范围仍不小。贝勒路北起延安东路，南至徐家汇路，马路两侧有两千多座房子，何况李汉俊于1927年12月17日在汉口遇害，原屋早已易主。

    《往矣集》以及作者周佛海照片

    贝勒路处于法租界之中。1906年，法租界工部局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给这条马路命名。那时，贝勒路是一条荒僻的路，路边稀稀拉拉地立着几十幢低矮的平房，马路南段两侧是一大片农田。1943年1月9日，汪伪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与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在南京签署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从这年8月1日起，上海撤销了租界，贝勒路也随之改名，以湖北省黄陂县（现武汉市黄陂区）县名命名，改称“黄陂南路”——援用上海路名惯例，通常以省名命名南北走向的马路，以县、市名命名东西走向的马路。因省名有限，用于命名南北走向的主要马路尚嫌不足，所以，贝勒路虽南北走向，但不是交通要道，故以县名命名。[9]

    沈之瑜在花了一个夜晚的时间读毕周佛海的《往矣集》之后，便急于见到周佛海之妻，以便着手寻觅中共“一大”会址。

    隔了一天，当沈之瑜刚在军管会办公室坐定，大门口警卫室便打来电话，说是一位姓杨的女人求见。

    “哦，她来了！”沈之瑜一边朝大门口疾步走去，一边暗暗佩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工作的高效率。

    果真是周佛海之妻。她自我介绍说：“我是杨淑慧。市公安局扬局长要我来找您。”她的话不紧不慢，每一个字都讲得很清楚。

    “你好……”在部队里说惯了“同志”的沈之瑜，这时不得不改用拗口的称呼：“周太太！”

    “沈同志。”在办公室坐定之后，杨淑慧徐徐说道，“李汉俊先生的家，我去过几次，印象不很深了。不过，当年陈独秀先生的家，也就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我在那里住过，记得很清楚，能不能先去找那个地方？”

    “行，行。”沈之瑜答应道，“陈独秀的家在哪里？”

    “我记得，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杨淑慧一口气说了出来。

    “环龙路，也就是现在的南昌路。”沈之瑜对上海的马路十分熟悉。

    沈之瑜后来担任上海博物馆馆长

    那时，除了一定级别的首长之外，一般工作人员外出没有小轿车，也没有吉普车。沈之瑜、杨重光和杨淑慧在南昌路上步行着。

    头一回出师告捷，因为南昌路基本上保持当年的模样。南昌路47号原是一所法国学校，外貌也依然如故，杨淑慧一眼就认出来——老渔阳里正是在它对面，如今的南昌路100弄。弄堂里，一排排石库门房子，犹如从同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这样的房子，都是一楼一底，一个小天井，天井四周是高墙，墙正中是一扇黑漆大门。一幢房子，大约有七八十平方米，给一家人家住正好——独门出入，与邻无干。解放前，上海曾大批建造了这样的石库门房子。

    杨淑慧步入弄堂，找到了2号。她对沈之瑜和杨重光说：“1921年，在召开中共‘一大’的时候，陈独秀不在上海，而在广州。他的夫人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这座楼的楼上。开会期间，李达和夫人王会悟也住在这里。[10]我和周佛海结婚以后，也曾经住过这里的亭子间，所以印象很深。”

    杨淑慧面对这幢熟悉的房子，勾起心中无限往事。此时，她仿佛进入当年的情境，带着沈之瑜、杨重光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像一位道地的解说员一般说道：“这房子两上两下。从大门一进来是客堂间——陈独秀的会客室。我印象最深的是，客堂间里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15分钟为限’。客堂间里还有一只皮面靠背摇椅，陈独秀常常坐在这只摇椅上。”

    杨淑慧领着沈之瑜、杨重光步入屋内，又指着客堂后、厨房前那狭长的过道小天井，说道：“这里原先有一个水泥的水斗，上面有个自来水龙头，平常是用来洗拖把的。有时，我们用木塞塞住水斗的出水口，放满了水，用来浸西瓜……”

    杨淑慧滔滔不绝地说起当年的情形，清楚地表明，这里确实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陈独秀的故居，也是中共成立之后最早的中央工作部所在地。找到这一革命遗址，沈之瑜和杨重光颇为兴奋。

    看见杨淑慧已经有点累乏，沈之瑜道：“今天就到此收兵了吧。过几天再找‘一大’会址。”

    于是，沈之瑜跟杨重光作了分工：沈之瑜负责寻找贝勒路上李汉俊家，杨重光则去寻找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来了个兵分两路，双管齐下。

    [1]仲甫，即陈独秀。

    [2]公博，即陈公博。

    [3]即何叔衡。

    [4]包惠僧是否作为湖北代表出席会议，说法不一。

    [5]即王尽美和邓恩铭。

    [6]共产主义青年团。

    [7]马令，现通译为马林。

    [8]吴庭斯基，应为尼科尔斯基。

    [9]有关贝勒路的沿革史料，系上海市地名办公室刘方鼎及上海卢湾区地名办公室陈法清向笔者提供。

    [10]据王会悟回忆，她与李达在1920年下半年于此举行婚礼后，一直住到中共“一大”召开。

    “恒昌福面坊”原来是块宝地

    博文女校是当年毛泽东、周佛海等中共“一大”代表住宿的地方，但这所学校早在1932年便从上海滩消失了。

    不过，虽然早已关门，但寻找一所学校的旧址，毕竟要比寻找当年李汉俊家要容易一些。

    杨重光派出沈子丞前往上海市教育局，翻阅解放前的上海中小学注册簿。总算顺利，博文女校记录在案：“博文女校创办于1917年，董事长黄宗汉[1]，校长黄绍兰……”

    该校曾三度迁址：最初在贝勒路，后来迁至蒲石路（今长乐路），1920年时迁入白尔路（后改名蒲柏路，今名太仓路）。

    据此线索，杨重光前往太仓路寻访老居民。虽然路名更换、门牌变动，在老居民的协助下，还是找到了一幢镶嵌着红砖的青砖二层楼房——这便是毛泽东、周佛海等当年下榻之处。

    棘手的是寻找李汉俊的住处——中共“一大”会址。沈之瑜约了杨淑慧，沿着贝勒路慢慢地走着、走着，诚如本书开头所写及的那样……

    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杨淑慧的双眉紧蹙着。她有点为难了：

    “沈同志，李汉俊先生家里，我去过几次，可是现在我仅有的一点印象影迹皆无了。我记得，当时李家的房子是新造的，前门正对着马路，路边一片荒凉，大门对面是一片菜地，那里有一家吹玻璃的棚屋作坊。可是，眼下的贝勒路两旁全是房子，已经面目全非了，昔日的影子没有了！”

    “别着急，慢慢地找。”沈之瑜安慰她道。

    博文女校内中共“一大”代表所住的房间

    慢慢地、慢慢地踱着，杨淑慧极力搜索着当年残存的印象。30年前，她曾随丈夫周佛海去拜访过李汉俊，也曾给李家送过信件。然而，毕竟已经30年了，天翻地覆，人世沧桑……

    行行复行行。当她走到贝勒路与另一条马路的交叉路口，猛然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她向路人打听那条横马路的名字。

    “这是兴业路。”她得到这样的答复。

    兴业路？她还是平生头一回听见这一路名。她摇摇头，否定了自己头脑中闪过的那似曾相识的印象。

    看到她迷茫、疲惫的神态，沈之瑜对杨淑慧说道：“我看你有点累了，早点休息吧，改日再找。”

    过了数日，杨淑慧忽地来到了沈之瑜的办公室。她面含喜色，看得出，有好消息！

    果真，有了眉目：原来，这几天她又独自到贝勒路细细寻访，终于证实她那似曾相识的印象是不错的。

    那兴业路，是1943年与贝勒路一起改名的。兴业路原名望志路，是在1914年以当时上海法国公董局总工程师望志的名字命名的。1943年根据《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的规定，废除了“望志路”这一路名，改用广西东南部的兴业县县名来命名，称为“兴业路”[2]——与兴业路平行的另一条马路，便用广西东北部的兴安县县名来命名，叫“兴安路”。

    在黄陂南路与兴业路的交叉口，亦即当年的贝勒路与望志路的交叉口，杨淑慧对一家横写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房子凝视良久，觉得很像当年李汉俊家。不过，当年的房子是青砖中镶着红砖，而如今旁边却是白粉墙上面写着一个四块床板那么大的“酱”字，这是她从未见过的。房前是一个菜摊。在贝勒路上反复逡巡，她唯觉得此处与记忆印象相似。

    她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沈之瑜。

    这样，寻找李汉俊的旧居，总算找到了一点头绪。但是，印象只是印象，有待于进一步查证。

    于是，沈之瑜前往那里调查。那里的居民都说，酱园的董老板是“老土地”，住的时间最长，最熟知那儿的情况。

    那家酱园，挂着“万象源”招牌，老板叫董正昌，卖酱油、酒、醋、盐之类。听他娓娓道来，这才廓清30个春秋的变幻：

    原来，在1920年夏秋之际，一位姓陈的老太太出资在那里建造了五幢房子，并成一排。每幢房子一楼一底，独门出入，黑漆大门，黄铜门环，米色石条门框，门楣上装饰着矾红色浮雕，外墙是清水青砖，镶嵌着红砖——当时的上海，流行着这种式样的石库门民居。石库门这名字，源于大门四周用石条作为门框，被叫作“石箍门”，后来从“石箍门”演变成“石库门”。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民居四分之三是石库门房子。

    石库门房子脱胎于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只是由于上海市中心地皮金贵，所以不能像北京四合院那样有宽大的院子，而且住房也不能是平房。走进石库门之后，通常是一个小天井，天井后为两层主楼，主楼中间为客厅，两侧是左右厢房。在客厅之后又有一天井，这个后天井之侧通常是灶间以及后门。石库门往往是成排建造，前后有高墙，与外界隔绝，闹中取静，很受居民欢迎。

    这一排新建的石库门房子，坐落在望志路上，自东向西，门牌分别为100号、102号、104号、106号、108号（后来改为兴业路时，门牌改为70号、72号、74号、76号、78号）。

    姓陈的老太太建造了这五幢房子，并不是给自己居住，而是出租，坐收租金。租下106号、108号两幢房子的，是一位姓李的先生。李先生把两幢房子的隔墙打通，变二为一。后来，李先生搬走了。

    1924年，董正昌把这五幢房子全部租下。他对这五幢房子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把100号、102号、104号改为三楼三底，把104号的天井改成厢房，又把外墙粉成白色，写上巨大的“酱”字。这样，那三幢房子成了“万象源酱园”。他又把106、108号改成二楼二底，把106号天井改成厢房，租给了亲戚居住——他成了二房东。

    后来，他的亲戚在106号开了当铺。不久，又改开“恒昌福面坊”，屋里安装了摇面条的机器，生产挂面，外墙也刷成白色。

    如此这般，那一排房子变得面目全非。难怪杨淑慧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这才敢说那儿有点像……

    董正昌所说的那位姓李的先生，显然是李书城——李汉俊的胞兄。

    李书城当年的“官儿”不小。他是孙中山的总统府顾问、国务院参议，租下那两幢房子居住。弟弟李汉俊从日本留学归来，住在哥哥家中。周佛海的《往矣集》中说中共“一大”是在李汉俊家中召开，亦即在李书城家中召开。李家，也就是后来的恒昌福面坊——望志路106、108号——便是中共“一大”会址！

    一个重大的历史之谜，终于初步弄清了……

    [1]黄宗汉系黄兴之妻，原姓徐，嫁给黄兴后改姓黄。

    [2]许多人误以为“兴业路”路名是解放后取的，寓“事业兴隆”之意。其实它是1943年取的。于无意之中，取了一个含意深远的路名，一直沿用至今。

    毛泽东、董必武投来关注的目光

    中共上海市委很谨慎，没有马上把兴业路上那一排房子确定为中共“一大”会址，只是派人把兴业路、《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三处拍了照片。

    1951年5月，中共上海市委派杨重光带着照片专程赴京。

    杨重光是这样回忆的：

    市委叫我把照片送到北京中南海。到京后，接待我的胡绳同志答应把这些照片呈请中央领导同志看看。

    两天后，胡绳告诉我，毛主席和董老[1]都看了照片。他们说：博文女校是“一大”召开期间代表们住的地方，开会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李书城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农业部部长，胡绳要我找他弄清确实的地址。

    我到农业部找到李书城。他说：“那时我家在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现在路名和门牌都改了。”

    这么一来，中共“一大”会址得到了证实。

    不过，毕竟事关重大，中央又委托李达前往上海，实地看一看。

    李达，毛泽东的老朋友，毛泽东总是称他“鹤鸣兄”——他字永锡，号鹤鸣。他是中共“一大”代表，曾和李汉俊共同筹备中共“一大”，他当然比杨淑慧更加熟悉李汉俊的家。解放后，李达担任湖南大学校长（自1950年2月至1953年元月）。

    李达来到上海兴业路，步入恒昌福面坊。他连连点头说：“是在这里，汉俊的家是在这里。”

    李汉俊

    李达的认可，具有权威性。于是，兴业路上那一排石库门房子，被肯定为中共“一大”会址。

    晚年李书城

    中共上海市委开始动员恒昌福面坊搬迁。

    “唷，我们住的原来是一块宝地！”恒昌福面坊的老板得知内中原委，高高兴兴答应搬走。

    不过，搬迁总要有个过程，搬迁之后还要修缮。这样，195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30周年大庆时，作为中共诞生地的兴业路76号、78号，还挂着恒昌福面坊的招牌。

    1951年9月16日，在上海蒲柏路14号，两位干部模样的人物正在办理承租私房的手续。这儿是“戴瑞记经租处”——陈老太的账房所在处。那两位租房者，是上海市公共房屋管理处的干部。他们受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托，向大房东陈老太租下兴业路76号和78号两幢石库门房子。

    “今日起租？”账房问。

    “今日起租。”干部答。

    “租金42.4折实单位。”

    “好，按月照付。”

    双方就这样谈定了租赁条件。所谓“折实单位”是解放初所实行的一种以实物为基础而以货币折算的单位。当时的房租、工资、公债之类都按折实单位计算，为的是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这种制度一直实行到1954年底结束。在起租时，每折实单位约合人民币旧币5500多元，即现在人民币5角5分，亦即月租为人民币新币23元左右。

    这样，李汉俊的旧居，被中共上海市委租了下来。

    二十来天之后——1951年10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发出通知：把兴业路上中共“一大”会址、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和博文女校，都辟为革命纪念馆。为此，成立了管理委员会，由夏衍牵头担任主任，委员有恽逸群、陈虞孙、方行、沈之瑜、杨重光。管理委员会负责这三处革命纪念馆的修复、整理以及筹备建馆工作。

    后来，又增加了周而复、叶以群为管理委员会委员。

    在这个管理委员会成立后的两个月——1951年12月18日——兴业路上的小菜场被迁往淡水路。

    这样，那排石库门房子前面不再嘈杂了。

    1952年5月22日，中共上海市委购下了兴业路上76号、78号——不再是向陈老太租赁了。在管理委员会指导下，对中共“一大”会址进行了初步修缮，屋里也作了些布置。

    叶飞的耳朵尖，他成为中共“一大”会址的第一个参观者。他当时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省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司令员，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他在1952年6月3日来到兴业路。那时，中共“一大”会址尚在内部整理之中，从不对外接待。

    叶飞之行，很快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内传开来了。在“七一”前夕——1952年6月30日——魏文伯、曾希圣、柯庆施光临兴业路，成为那里的第二批参观者。

    终于，在翌日——1952年7月1日——的上海《解放日报》，首次公开披露消息，在第二版上登载新闻《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经一年修建已初步完成》。在同一版上，还发表了杨重光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记上海三个革命历史纪念馆》。

    现摘录杨重光的文章于下：

    在上海复兴公园北面兴业路、南昌路、太仓路这几条毗连的路上，有三座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房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房屋，党成立后的第一个总部，以及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毛主席等代表住宿的地方。去年中共上海市委曾派了专人，经过几个月的勘察和对证，找到了原来的房屋，经过修建恢复了房屋的原状，正式成立了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馆、第二馆和第三馆。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1周年的今天，这几个纪念馆的成立，应是极有意义的事。

    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在五四运动的后一年，先后在中国好几个中心城市，如：上海、北京、长沙、汉口、广州、济南、杭州等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1日，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12个代表[2]，在中国工业的中心和当时的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馆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故址。在31年以前，这里是望志路108号，现在是兴业路78号，也是黄陂南路（即前贝勒路）树德里7号。这是一座临街的两层的普通弄堂房子。在31年以前，即1921年7月1日[3]，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座房屋的楼上[4]正式成立了。当时出席的代表12人，代表了约50个党员。毛泽东同志代表湖南党的组织。当时会议室的布置很简单，只有一个大菜台，周围可坐十余人……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5]，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组织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就在消息见报的当天上午11时，上海市市长陈毅以及潘汉年、方毅、刘长胜、陈丕显、王尧山等赶往兴业路，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

    当天，苏联塔斯社记者闻讯，也赶到兴业路。于是，在上海发现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国外。

    不过，那时，兴业路76号上的“恒昌福面坊”几个大字，仍刷在墙上。屋里，则挂起了马克思像、列宁像以及毛泽东手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年冬天，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从北京来，参观了中共“一大”会址之后，说了一番很重要的话：“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布置应该完全恢复当年原状，使来馆景仰者能想象当时情景生肃然起敬之感。”

    于是，马克思像、列宁像、毛泽东手迹取下来了——因为当年开会时，墙上没有挂过。

    于是，“恒昌福面坊”招牌铲掉了，巨大的“酱”字铲掉了，外墙上的石灰铲掉了，“混水墙”变成当年的清水墙——露出了青砖与红砖。

    王冶秋还叮嘱：“做成模型送北京。”

    模型在1953年春做好了。这年6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派沈子丞带着模型前往北京，送到中共中央宣传部。

    王冶秋、胡乔木看了模型之后，转呈毛泽东、董必武观看。

    董必武看了说：“是这座房子。”

    毛泽东看了则说：“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

    于是，1953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李兰天、杜民奉命来到北京西四羊市大街48号，寻访内务部研究员、59岁的包惠僧。包惠僧本名包道亨，又名包悔生，后来改名包惠僧。他也是中共“一大”的出席者，历尽风风雨雨，1949年11月从澳门返回北京，安排在内务部工作。毛泽东记起了这位老朋友，要他写点回忆文章，并到上海实地踏勘。

    1954年3月，包惠僧与李书城夫人薛文淑一起来到上海。包惠僧出席过中共“一大”，而薛文淑则是当年望志路106号的女主人。他们详细回忆当年的情景，使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布置越来越接近于原貌。只是薛文淑指出会议是在楼下开的，一时定不下来——因为李达说是在楼上开的。当然，薛文淑的回忆，显然比李达可靠。因为薛文淑是那里的主妇，天天在楼下吃饭，餐桌便是那张长方桌，而中共“一大”的代表们是围着长方桌开会，理所当然是在楼下。

    不过，薛文淑没有出席会议，而李达是“一大”代表，李达的话势必比薛文淑更富有权威性——尽管李达只在那里开过几天会。人们仍遵从李达的意见，把会议室布置在楼上，供人瞻仰。

    1956年春节，事先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一辆轿车驶入兴业路。从车上下来一位白发长者，留着白色髭须，那面孔是报纸图片中常可见到的。哦，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一大”代表、70岁的董必武！

    1956年2月，董必武为中共“一大”会址题词

    董必武作了“裁决”。他说：“当年开会不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

    董必武说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当时不似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么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还有外国人参加。”

    董必武的话，一锤定音。从此，那长方桌从楼上搬到楼下，完全恢复了历史原貌。

    董必武兴致勃勃，当场挥毫题词。他借用《庄子》内篇《人间世》的一句话，写下自己的无限感慨：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庄子》原文为：“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这八个字，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简”到“巨”的历程。

    中共“一大”纪念馆自从1952年建立以来，至2003年6月已经累计接待了海内外参观者一千多万人次。

    如今，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展览场地已经显得狭小，自1998年6月起开始扩建——原纪念馆保持原貌，在西面新建一幢仿造上海石库门式的建筑。扩建之后，陈列面积比原先扩大了四倍。

    [1]董老，即董必武。毛泽东和董必武均为中共“一大”代表。

    [2]现在也有人认为应是13个代表。

    [3]实际上应是7月23日。

    [4]后来经董必武等实地回忆是在望志路106号楼下。

    [5]应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是中共“二大”通过的。

    美国发现中共“一大”文献

    费尽周折，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找到了中共“一大”会址，恢复了当年的原貌。

    然而，会址只是表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什么地方召开，会议的内核——“一大”文件——却茫然不知所终。

    健在的“一大”代表们都记得，“一大”曾通过一个纲领和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极端珍贵、重要的历史文献。寻找这两篇历史文献，其意义绝不亚于寻找中共“一大”会址。

    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献当时只有手抄稿，并没有正式发表过。在那样动荡的岁月，几份手稿能够保存下来吗？沧海横流，何处寻觅？

    早在1937年——在中共“一大”召开后的第16个年头——美国女作家尼姆·韦尔斯在访问陕甘宁边区时，便向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问起了“一大”文献的下落。

    在尼姆·韦尔斯所著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书第一卷《红尘》中，记述了董必武的回忆：

    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是的，是“都丢失了”！“一份也没有了”！

    一年又一年流逝，中共“一大”文件杳无音讯，遍找无着……

    完全出乎意料的事，发生在大洋彼岸——万里之遥的美国纽约。

    1960年，坐落在纽约的美国排名第七位的哥伦比亚大学里，一位名叫韦慕庭（C.Martin Wilbur，按照音译，应译为C.马丁·维尔巴，而他却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式名字“韦慕庭”）的美国人处于极度兴奋和极度忙碌之中。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史教授，曾和华裔美国学者夏连荫（Julie Lien-ying How）编过《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文件，1918～1927年》[1]一书，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颇有研究。

    霍华德·林顿先生告诉他的消息，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哥伦比亚图书馆最近在整理资料时，从尘封已久的故纸堆里，发现一篇1924年1月该校一名学生的硕士论文。论文是用英文打字机打印的，作者署名为“Chen-Kungpo”，而论文的题目令人注意——“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在1924年1月，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怎么会写出这么一篇硕士论文？

    “Chen-Kungpo”这名字，跟“陈公博”同音。稍知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此人乃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在汪伪政府中担任过“立法院院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在汪精卫死后，他取而代之，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此人怎么可能写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论文？

    也许是与“陈公博”同音的“陈恭伯”或者“陈功柏”吧？

    韦慕庭教授赶紧调阅学校的微型胶卷档案。从《注册登记簿》第3卷，即“1912～1926年毕业生登记簿”上，查到了“Chen-Kungpo”其人。此人共有三次注册记录：

    第一次，1923年2月28日注册，他填写的生日是“1891年8月28日”，“生于广州”。

    第二次，1923年9月27日注册，他填写生日为“1891年9月29日”。

    第三次，1924年9月注册，生日只写“1892年”。

    真是个道地的怪人，他的生日怎么在不断“变化”着，每一回都不一样？

    韦慕庭随后查阅了日本1941年出版的《日本名人录，附满洲国及中国名人》，查到陈公博的信息为：生于1890年，广东南海人。这表明陈公博很可能就是那位“Chen-Kungpo”。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教授韦慕庭（右）

    他的生日不断“变化”，是因为他大约不会把中国阴历换算为公历。他的生日可能是阴历8月28日，头一回写的是阴历。第二回则换算成公历而又少算1日——应是9月30日。第三回也许是笔误，也许又一次算错，写成“1892年”。

    至于把出生地写成“广州”，是因为广东南海的名声太小，美国人不熟悉，干脆写成“广州”。

    那么，陈公博怎么会写起《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呢？

    韦慕庭在仔仔细细读毕《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之后，认为这篇论文倘若不掺杂着虚假的话，将是一个重大发现：此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极为难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历史文献——写于中共“一大”之后的第三年。

    此文的重要性还不在论文本身，而在于它的附录。附录全文收入了六篇文献：

    附录一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年）；

    附录二 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1921年）；

    附录三 中国共产党宣言（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附录四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1922年）；

    附录五 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

    附录六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

    在这六篇附录中，附录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连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未曾找到的重要历史文献！

    作为历史学家，韦慕庭搁下了手头别的工作，全力以赴来考证这篇1924年的硕士论文。

    他把论文交给了多年的合作者夏连荫女士，请她对论文本身进行初步评价，他自己则集中力量考证那个陈公博。

    他拜晤了纽约市立大学的唐德刚博士。几年前，唐博士曾一次次访问当时侨居美国的胡适博士，为胡适录音，写作《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熟知中国的情况，何况胡适当年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哲学系，1915年至1917年）。胡适参加过《新青年》编辑工作，后来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甚至与蒋介石竞选过“总统”。

    唐德刚迅速地向韦慕庭提供了许多关于陈公博的背景材料。唐德刚还阅读了那篇论文，对文中一些疑难之处作了解释。他从纳撒尼尔·B.塞耶先生那里得到了日文的关于陈公博的材料。他从中得知，陈公博写过一本回忆录《寒风集》，其中谈及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陈公博当年也是中共“一大”代表！

    青年胡适

    韦慕庭千方百计寻觅《寒风集》。虽然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洛氏大楼顶层收藏有许多中文书籍，但是却没有《寒风集》。他求助于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也找不到这本书。当得知堪萨斯大学正在跟住在香港的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联系出版回忆录时，韦慕庭给张国焘写了信，问他有没有《寒风集》。张国焘跟陈公博一样，参加过中共“一大”，是中共早期重要活动家之一。后来，张国焘成了中共的叛徒，不得不在1949年冬躲到香港栖身。他给韦慕庭寄去了《寒风集》。

    韦慕庭以急切的心情，赶紧打开1944年10月由上海申报社所印的《寒风集》。此书分为甲篇、乙篇两部分。甲篇是陈公博写的自传性回忆文章：《少年时代的回忆》（写于1935年），《我的生平一角》（写于1933年），《军中琐记》（关于1926年北伐的，写于1936年），《我与共产党》（写于1943年），《改组派史实》（写于1944年），《补记丁未一件事》（写于1944年）；乙篇则是陈公博的文学作品，收入《我的诗》《偏见》《了解》《贫贱交与富贵交》《不可为的官》《上海的市长》《海异》等篇目。

    韦慕庭的目光，停留在甲篇第191页起的《我与共产党》一文。这篇文章可以说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Chen-Kung po”即陈公博。

    在这篇文章的前言中，陈公博写道：

    这篇文章我本来决定要写的，但我同时希望藏之书橱，待身后才发表。我不是想自己守秘密，我曾参加过共产党，并且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公开的事实，就是日本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也有这样的记载……

    陈公博既然是中共“一大”代表，那么，他在1924年写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也就合情合理了。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陈公博详细记述了他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写及“一连四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内开会”。

    陈公博还谈及，中共“一大”曾就纲领和决议案进行激烈的争论：“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之后，向仲甫先生[2]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这清楚表明，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案是由陈公博带到广州去的，他当然有可能抄了一份留在自己手头。另外，陈独秀“决定不发”，使中共“一大”文献没有发表，于是留存于世的唯有手稿——正因为这样，此后多年找不到中共“一大”文献。

    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陈公博还写及他自己“在民国十二年[3]2月12日随美国总统号赴美”。他说：

    抵纽约之后，我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学院[4]，那时我又由哲学而改研究经济……

    我抵美之后，接植棠[5]一封信，说上海的共产党决定我留党察看，因为我不听党的命令，党叫我到上海我不去，党叫我去苏俄我又不去。我不觉好笑起来，我既不留党，他们偏要我留党察看。反正我已和他们绝缘，不管怎样，且自由他。但我和共产党绝缘是一件事，而研究马克斯[6]又是一件事，我既研究经济，应该彻头彻尾看马克斯的著述。我一口气在芝加哥定了马克斯全部著述，他自己著的《资本论》和其他小册子，甚而至他和恩格斯合著的书籍都买了……

    陈公博在1923年2月12日从日本横滨赴美，而哥伦比亚大学档案表明他在2月28日注册，完全吻合。

    陈公博在美国研读马克思著作，而且“倏忽三年，大学算是名义上研究完毕了，硕士学位已考过”。这也与那篇硕士论文的写作相吻合。

    韦慕庭越来越意识到那篇在哥伦比亚大学“沉没”多年的硕士论文的重要性——当然，这也难怪，在1924年那样的年月，美国的教授们谁会注意一个二十多岁的中国学生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文呢？

    韦慕庭着手详细考证论文。他的书桌上堆满了关于中共党史的参考书：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合著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陈公博的《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上海复旦书店1928年版），萧旭东（萧瑜）的《毛泽东和我都是穷人》（锡拉丘兹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兴起》（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沈云龙的《中国共产党之来源》（台北，1959年版），汤良礼的《中国革命内幕史》（伦敦，乔治·拉特利奇—森斯有限公司1930年版）……

    陈公博

    通过何廉教授的介绍，韦慕庭访问了陈公博在美国的一位家庭成员，得知了关于陈公博更加详尽的身世。

    韦慕庭着手写作论文。他的论文，作为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绪言。由于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赞助，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收入韦慕庭的绪言和陈公博36年前的论文。

    韦慕庭在绪言中指出：

    直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保存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所产生的文件；董必武认为所有的文件都已丧失。而附录一和附录二就是——我认为，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的文件……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献终于在大洋彼岸被发现，陈公博沉寂了36年的论文终于大白于天下。

    不过，陈公博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因此美国所发现的是中共“一大”文件的英文稿。

    这些新发现的中共“一大”文件，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稿在第10条和第12条之间，竟缺了第11条！韦慕庭只能作如下推测：

    陈公博的稿本无第11条，可能是他打印新的一页时遗漏了，或在第10条以后排错了序号。

    [1]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

    [2]仲甫即陈独秀，当时在广州，未出席中共“一大”，但被选为书记。

    [3]即1923年。

    [4]似应为“文学院”。

    [5]即谭植棠，北京大学毕业生，1920年曾与陈公博一起在广州办《广东群报》，1921年初在广州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后来曾任中共粤区委员。

    [6]即马克思。

    在苏联找到了俄文稿

    不论怎么说，美国韦慕庭教授的发现和研究，对中共党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不过，当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印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之后，在美国除了几位研究中国史的专家有点兴趣之外，并没有多少人注意这本书。

    当时，中美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韦慕庭的论文被浩渺的大洋阻隔，大洋此岸，并不知道中共“一大”文献在美国被找到的消息。

    中国的中共党史专家们，也在寻觅着中共“一大”文献……

    1950年，中国的中共党史专家发现了一篇苏联人葛萨廖夫写的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的文章。此文的写作时间，比陈公博的硕士论文晚不了多少时间。葛萨廖夫当时在中国，跟第三国际来华代表有过接触。这篇文章，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这么一篇历史文献，竟是从一部蓝色封皮、线装的书中发现的。那部书的书名颇为惊人：《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

    这是一部用文言文写的书，没有标明什么出版社出版。

    经过查证，此书“来历不凡”：

    1927年4月6日清晨，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突然包围、袭击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抓走了在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中共领袖李大钊。他们还搜查了苏联大使馆，非法搜去许多文件，其中便有葛萨廖夫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文。

    张作霖下令把搜到的文件译成中文（文言文），编成一本书——《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

    这本印数很少的线装奇书，在解放后被找到一套。于是，那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就得以重见天日。

    葛萨廖夫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详细记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提到了中共“一大”讨论第一个纲领的情况，谈及了关于纲领的激烈的争论——可惜，没有收入第一个纲领的原文。

    不过，发现葛萨廖夫的文章，毕竟使人们对中共“一大”的纲领有了一些侧面的了解。

    重大的进展，是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交涉，要求把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

    苏共经过仔细研究，答应交还一部分。

    于是，从莫斯科运回了几箱档案。

    中共党史专家细细检视这批档案，居然从中找到了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

    不言而喻，中共“一大”召开之际，第三国际派代表出席会议，把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带回了苏联，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里。

    他查遍几箱档案，却没有发现中共“一大”文件的中文原件。

    于是，俄译稿被还原译成中文。

    在当时，中共“一大”的文件属党内重要机密。还原翻译的中文稿经过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再三斟酌，刊载于内部机密刊物《党史资料汇报》第6号、第10号上。

    为了鉴定从苏联运回的这些文件是否可靠，还原翻译的中文是否准确，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在1959年8月5日，派陈铭康和李玲把文件送到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那里，请这位历史亲历者作鉴定。

    整整一个月之后，1959年9月5日，董必武写下了亲笔复函：

    我看了你们送来的《党史资料汇报》第6、第10号所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但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没有载明时间，其他两个文件上载明的时间是1921年，也就是“一大”开会的那一年，可说是关于我党“一大”文字记载最早的一份材料……[1]

    董必武认可了这一批中共“一大”文件。

    因此，在美国教授韦慕庭发现陈公博的论文之前，中共已经发现了“一大”文件俄文稿。

    美国教授声称自己是中共“一大”文献的第一个发现者——这也难怪，因为中共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过发现“一大”文件俄文稿的消息。

    严格地说，美国韦慕庭教授是中共“一大”文献英文稿的第一个发现者和鉴定者。

    不过，韦慕庭教授的发现过了12年之久，才传到大洋此岸来……

    那是1972年，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李俊臣，结束了“五七干校”的劳动，回到了城里。

    自从“文革”开始以来，他已好多年没有机会查看外国文献了。回到北京之后，他才有机会到北京图书馆翻阅资料。

    前些年日本出版的《东洋文化》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李俊臣的注意。这位31岁的壮实男人，从18岁起便在革命博物馆当解说员。喜欢钻研学问的他，渐渐对中共党史产生兴趣，并着手研究。他看到《东洋文化》刊载藤田正典教授的论文《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全大会、二全大会、三全大会文件的研究》，聚精会神地读了起来。尽管他不懂日文，感谢“老天爷”，日文中有一大半汉字，使他能大致猜出文章的意思。比如，“一全大会”显然也就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不光看正文，而且连文末的注释也不放过。从一条注释中，他得知重要信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他求助于友人周一峰，希望把藤田正典的论文译成中文。

    周一峰何许人也？周作人之子！他日语纯熟，而且当时正在北京图书馆里工作，是最合适不过的翻译。然而，一向小心谨慎的周一峰一听要翻译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论文，而且又涉及什么陈公博——当年周作人曾与陈公博一样都当过汉奸，他理所当然地推辞了，要李俊臣“另请高明”。

    李俊臣看出他的顾虑，赶紧说道：“你来讲，我来记，出什么问题我负责。”

    好不容易，周一峰答应了。

    当藤田正典的论文译成中文，李俊臣也就知道了美国韦慕庭教授在12年前的研究成果。

    李俊臣赶紧查找韦慕庭在12年前编的那本书。

    一查，北京图书馆里居然有这本书！就像当年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冷置”了多年一样，这本英文版《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也在北京图书馆“冷置”了多年，无人注意。

    于是，韦慕庭的绪言及陈公博的论文，被译成了中文。

    跟俄文版还原翻译的中文稿一对照，两种版本的中共“一大”文件只在翻译上的字句稍有不同，意思完全一致！

    这清楚表明，英文稿、俄文稿在当时是根据同一中文原稿翻译的。

    最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稿缺了第11条，而俄文稿同样缺了第11条——这更表明两种外文稿源于同一中文稿！

    当然，那中文原稿中为什么会缺了第11条，则成了历史之谜：或许是起草者把第11条误编为第12条，只是漏了一个号码，原件内容无遗漏；或许是手稿中漏写第11条；也可能是第11条引起很大的争议，付诸大会表决时被删去……这个历史之谜，要待有朝一日发现中共“一大”文件中文原稿时，才能判定。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是作者采写《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起点

    在历史的雪泥鸿爪中苦苦追索，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那次极其秘密、只有十几个人参加而又极其重要的会议——中共“一大”——这才渐渐“显影”，被时光淹没的历史真相慢慢变得清晰起来。寻找中共“一大”会址和中共“一大”文件，只是这些年来苦苦追索中的两桩往事。

    这些年来，关于中共“一大”的一系列课题，成为中外学者们竞相探讨的“热点”：

    中共“一大”究竟是哪一天开幕？

    中共“一大”在哪一天闭幕？

    出席会议的代表究竟是12个人还是13个人？

    那位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所派的代表尼科尔斯基，究竟是怎么一个人？

    ……

    虽然中共“一大”的召开已经是90多年前的往事，然而这些追索迄今仍在进行中。就在笔者着手采写本书《红色的起点》时，尼科尔斯基尚是一个谜。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告诉笔者，在任何档案中都没有查到关于尼科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可就在笔者采写本书的过程中，忽又闻这个被称为“一个被遗忘的参加中共‘一大’的人”的身世查明了。于是，笔者便赶紧前往北京作详细了解……

    笔者正是在中外众多学者专家数十年来研究中共“一大”的基础上，着手写了这本《红色的起点》。

    以上权且作为全书的序章。

    [1]《“一大”前后》第3册，第10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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