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在奥地利的神秘人物

    暮春初夏的维也纳，气候最为宜人，景色也最为迷人。每年这个时节，游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这座古城——自从奥匈帝国解体，奥地利共和国在1918年宣告成立，这儿成了奥地利共和国的首都。

    湛蓝的多瑙河从市区缓缓穿过，古色古香的皇宫、议会厅以及直插碧空的教堂尖顶，在金色的阳光下发出璀璨的光芒。

    在繁华的内环城路的广场上，矗立着贝多芬的雕像。而在皇宫花园里，莫扎特的石像矜持轩昂。这座音乐之都，与舒伯特、勃拉姆斯、海顿、施特劳斯以及贝多芬、莫扎特的大名紧紧相连。在游人最多的日子里，音乐节在这儿举行，空气中飘荡的音符更增添了欢乐悦耳的气氛。

    1921年，在音乐节前夕，一列蒸汽机车呼哧呼哧喘着粗气，驶入维也纳车站。在一大群优哉游哉的下车旅客之中，一位步履匆匆的旅客显得与众不同。

    此人年近四十，熊腰虎背，身材高大，连鬓胡子，衣着随便，看上去一派军人气质，或者工人模样。可是，那一副金丝边框近视眼镜，开阔的前额，却又显示出知识分子风度。

    他双手拎着一大一小两只箱子，走出车站，跳上一辆马车，来到一家中档旅馆。他订房间时用德语说道：“给我顶层的单人房间。”

    “好的，先生。”老板用德语答道，满足了他的要求。德语是这里通行的语言。

    他在房间里放好箱子，锁上房门，外出办事。奇怪，此人竟没有来过夜。

    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那房间仍然空荡荡的，不见那位旅客的踪影。

    难道他在奥地利有亲朋好友的家可住？既然他有住处，为什么又要在旅馆里租房间呢？真是一位奇怪的旅客！

    旅馆的老板压根儿没想到：这位旅客此刻正在一个特殊的“住处”——维也纳警察局的监牢里！

    他，被拘捕了！

    他是在申请前往中国时被拘捕的。他持有荷兰护照，在旅馆的旅客登记册上签了“Andresen”（安德烈森）这样的名字，而他的护照上则写着他的姓名叫“Hendricus J.F.M.Sneevliet”（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

    其实，对于他来说，在不同的场合改名换姓犹如在不同的季节改换衣服一样，毫不足奇。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倒是他的真实姓名，但他的化名却多得令人眼花缭乱：

    不久前，他在苏俄莫斯科，用的是“Maring”（马林）。

    此外，他还用过化名“Marting”（马丁）、“Marling”（马灵）、“Mareng”（马伦）、“Malin”（马琳）、“Slevelet”（斯列夫利特）、“Dr.Simon”（西蒙博士）、“Mr.Philip”（菲力浦先生）、“Brouwer”（布罗维尔）、“Joh Vanson”（乐文松）。

    他甚至还有中国名字“Gni Kong-Ching”（倪恭卿）！

    后来，他还取过中国笔名“Sun-to”（孙铎）呢！

    以上共计14个名字——这尚不包括他临时用一两天、甚至临时用一次的那些连他自己都记不得的化名！

    显而易见，此人非等闲之辈，从事特殊的工作。他来自莫斯科，要前往中国上海，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奥地利警方的注意。刚刚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红色政权才三年多的苏俄，震撼着欧洲，引起资本主义世界的“地震”。从1918年3月15日开始，英军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协约国（即包括美、英、法、意、日等15国）开始公开干涉俄国革命。4月5日，日本和英国的海军陆战队在苏俄东方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登陆。8月16日，美军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新生的苏维埃没有被外敌的铁腕卡死在摇篮里，反而在反击侵略者的战斗中变得壮实、强大。

    虽然入侵者被赶出了苏俄国土，但是，资本主义世界跟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敌意愈发加深了。特别是从1919年3月起到1921年初夏，短短的时间里，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美国、墨西哥、丹麦、英国、法国这7个国家，相继成立了共产党，引起了资本主义世界深深的不安。

    马林

    当时的欧洲，各国共产党纷纷成立，革命浪潮此起彼伏：1918年1月27日芬兰共产党领导了芬兰革命，芬兰赤卫队占领了首都赫尔辛基的政府机关。翌日，宣告芬兰革命政府——人民代表苏维埃——成立。但是，芬兰苏维埃政权存在了三个月就被消灭。紧接着，1918年6月24日，匈牙利共产党夺取政权，在首都布达佩斯宣布成立工人苏维埃。这一红色政权遭到镇压之后，同年11月3日德国基尔港水兵在德国共产党领导下起义，升起了红旗，宣布成立“苏维埃”……

    地处中欧，与苏俄只隔着捷克和匈牙利的奥地利，时时提防着苏俄的影响。即便是在琴声四起，《蓝色的多瑙河》旋律在“音乐之都”维也纳飘荡的歌舞升平时节，维也纳警察局仍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那些夹杂在游人之中、来自苏俄的“赤色分子”。

    维也纳外事局的专员带着斯内夫利特的荷兰护照，特地来到荷兰王国驻奥地利的大使馆。大使先生很明确地作出答复：“此人是共产党！”

    于是，斯内夫利特被押进了维也纳警察局看守所。

    得到风声，斯内夫利特的朋友弗里德里希·阿德勃带着一位奥地利律师，赶到了维也纳警察局。

    “你们为什么拘捕斯内夫利特？”阿德勃质问道。

    “因为他是共产党！”警官傲慢地答道。

    “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阿德勃反驳道，“你们别忘了，他是外国人——荷兰人！这儿不是荷兰！他只是路过奥地利，希望得到前往中国的签证。他是奥地利的客人。他在维也纳，没有触犯奥地利的任何法律，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拘捕一个外国人？”

    “警官先生，恰恰是你们的行为，违反了奥地利法律！”这时，那位律师也发话了。

    警官无言以对，两道浓眉紧紧地拧在一起。过了半晌，警官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我们研究一下，给予答复。”

    “在你们没有释放斯内夫利特之前，我每天都要和律师一起到这里跟你们交涉一次，表示我们的抗议！”阿德勃用非常坚定的语气说道。

    那家旅馆顶层的单人房间空荡荡地度过了六个昼夜之后，终于响起了开门声。斯内夫利特回来了，他的身后跟着四个人——阿德勃和律师，还有两名佩枪的奥地利警察。

    斯内夫利特用粗壮有力的手，拎起两只皮箱就离开了那个房间——他竟然没有在那里住过一夜。

    他在警察的押送下前往维也纳火车站，因为奥地利政府下了“逐客令”——把斯内夫利特驱逐出境！

    于是，斯内夫利特于1921年4月15日离开维也纳，4月21日从意大利威尼斯踏上意大利的“英斯布鲁克”号（原名“阿奎利亚”号）轮船，朝东方进发，驶向上海……

    时间淡化了档案的神秘面纱。据收藏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内的英文档案表明，早在1920年12月10日，北京的英国驻华公使艾斯敦爵士便已致函北京的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维廉·亚梅斯，提及了这位行动诡秘的斯内夫利特先生。公函全文如下：

    北京荷兰公使

    欧登科先生阁下

    亲爱的同仁：

    兹接我政府电，谓某名为H.斯内夫利特者约为荷兰人，确已负有荷属东印度[1]进行直接的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使命赴远东。电报命令我设法在他向英国驻华公使申请护照的签证时阻止他得到签证。

    我没有关于这个人行动的任何材料，只知道他约在两年前从荷属东印度到了荷兰。

    如果阁下获悉斯内夫利特去申请英国签证的消息能告知我，我将不胜感激。

    您忠实的艾斯敦[2]

    翌日，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即复函艾斯敦，非常清楚地透露了斯内夫利特的身份和前往远东的使命。公函原文如下：

    北京比尔比·艾斯敦爵士

    公使阁下

    亲爱的比尔比爵士：

    现回复阁下的来函，奉告下述情况：几个星期前，我收到海牙外交部的一封电报，内称斯内夫利特受莫斯科第三国际派遣去东方完成宣传使命，电报指示我提请中国政府注意。我已照办并补充说，如果中国当局认为拒绝斯内夫利特在中国登陆是可行的，我将不会反对他们这样做。但我迄今尚未得到复函。

    如果我能够给您关于此人活动或打算的情报，我将非常高兴地向您提供。

    您忠实的欧登科[3]

    档案所披露的秘密表明，早在1920年12月，荷兰政府（当时设在海牙）和英国政府都已密切注视斯内夫利特的行踪，并已“提请中国政府注意”。

    正因为这样，1921年4月，当斯内夫利特在维也纳出现，那里的警察便关注着这位来历不凡的人物。

    在斯内夫利特被逐出奥地利之后，据荷兰海牙殖民地事务部所存档案表明，奥地利维也纳警察局于1921年4月21日致函荷兰驻维也纳公使馆，非常清楚地告知了斯内夫利特的动向：

    斯内夫利特持有1918年爪哇所发护照，其上盖有前往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中国和日本的签章，其他身份证件则一概没有。经验证其身份和雇聘与解雇证明之后，斯不愿在维也纳逗留，遂于1921年4月15日离此前往意大利威尼斯市，并拟于1921年4月21日自威尼斯市乘直达上海的火轮继续其旅行。

    在上海，他将作为一家英国[4]杂志《东方经济学家》的记者进行活动。据本警察局所掌握的材料，1921年3月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反军国主义大会期间，曾有传言说斯内夫利特到东方也将为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而建立联系。

    当斯内夫利特在威尼斯踏上东去的轮船，由于接到维也纳警察局的密告函，荷兰、英国以至日本驻奥地利的大使，都高度重视这一“赤色分子”的动向。

    各国大使紧张地行动起来，纷纷发出密电，那充满着音符的维也纳上空顿时充满着不协调的无线电波。

    荷兰大使馆发密电通知荷兰驻上海领事馆，还通知了荷属东印度。英国大使馆发密电通知英属亚洲国家斯里兰卡、新加坡，也通知了英国管辖下的香港，以及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因为这些地方是斯内夫利特前往中国时可能经过的。

    日本政府也收到了日本驻奥地利大使的密电。

    如临大敌，严阵以待，斯内夫利特的中国之行，惊动了这么多的大使、警察、密探……

    [1]即今印度尼西亚。

    [2]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3]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4]应为日本。

    列宁委派他前往中国

    斯内夫利特究竟是何等人物？

    鉴于他后来在中国的常用名字是马林，以马林著称于世，此后行文为照顾习惯，改用马林。

    1922年7月30日苏联《真理报》所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一文，清楚地表明了马林的重要地位。只是《真理报》公开发行，不能把这位做秘密工作的人物的姓名捅出去，因此文中以“×同志”作为代称。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原文如下：

    马林（左三）与列宁（左四）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一次会议[1]上，×同志作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同志在中国待了一年半，不久前刚回来。他仔细地研究了这个大国混乱不堪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他认为，中国的政治操控于列强之手，而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国国内尚无完全成形的阶级）并不发生有力的影响。在孙中山政府统治下的南方进行着民族主义运动，它得到侨居国外的中国大资产阶级的帮助。

    由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哺育的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最活跃的一股力量。但是，这场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一般中国人民中间，在农民中间却引不起丝毫反响。农民大多数是租种小块土地的小佃农，他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起任何作用。情况是如此之独特，与其他国家农民的境遇相比又是如此之不同，以至直到今天也无法为他们制订出任何一个总的土地纲领。

    处于外国资本家统治之下，而又是大工业中心的华中（上海），还不具备由中世纪行会组织和秘密组织向现代工会转化的可能性。南方的情形则不同，在这里，居于领导地位的孙中山的党对工人阶级也有着明显的影响，无产阶级同这一组织之间甚至有内部联系。这一点从最近有组织的海员大罢工中可以看出。广东的许多工会小组组织得很好、很集中。那里已拥有5万名有组织的工人，其中海员工会最强大，有1.2万人之多。

    随后，报告人详尽地描述了中国极其复杂的内部关系，在那里，大国之间尔虞我诈，彼此倾轧，为此他们竞相利用中国的各个派别。孙中山反对北京的斗争，是南方拥护改革、反对北方满洲反动统治阶级的民主制[2]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孙中山看来遭到了失败。虽然南方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条件很有利，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政府也希望运动有所发展，可是我们在那边的同志却未能充分利用这一形势去加强联系工人群众。他们推行宗派主义政策，而把自己毫无起色的工作和背离群众迫切利益的现象归咎于什么非法地位。中国青年，尤其是大学生，乃是极易接受社会主义的人，但还谈不上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

    现在，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特别在南方，具有卓有成效地推进工作的十分适宜的土壤，因此，问题应当认真地加以讨论……

    决定委托×同志起草致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信。

    能够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作关于中国问题的长篇报告，又能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致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的信，这位“×同志”——马林——确非等闲之辈。难怪当他光临奥地利，会引起那么一场不小的风波！

    共产国际，亦即“第三国际”。

    “第一国际”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64年创立的，叫“国际工人协会”，着力于组织各国的工人运动。“第一国际”在1876年解散。

    “第二国际”是恩格斯在1889年创立的，是各国社会党的国际联合组织。后来，由于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公开背叛了无产阶级，“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解体。

    “第三国际”是列宁在1919年创立的，是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称“共产国际”。它的通俗、形象的称呼是“世界共产党”。因为它不仅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它和各国共产党之间有着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执行委员会是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列宁是共产国际的领袖。

    马林于1920年7月在莫斯科见到列宁，受到了列宁的赏识。

    那时，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在苏俄召开，马林作为印尼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

    “马林同志，您从荷兰的殖民地东印度来，我想请您参加共产国际的‘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工作，好吗？”列宁紧握着马林的手，这么说道。

    “好，我非常乐意参加这个委员会，愿为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出力。”马林一口答应下来。他用流畅的英语跟列宁谈话。他能讲英语、德语、法语和荷兰语，也稍懂俄语，正因为这样，他奔走于世界各国，能用多种语言与人交谈。

    列宁是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主席，马林被任命为秘书。在委员之中，有印度籍的墨西哥代表团负责人罗易。

    列宁非常重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要在共产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讲话。列宁写出了提纲初稿，向罗易，也向马林征求意见。[3]

    “列宁同志，我对您的提纲有不同的意见。”罗易很直率地说道。

    “欢迎，欢迎。”列宁的眼角皱起了鱼尾纹，笑眯眯道，“罗易同志，我事先把提纲初稿打印出来，就是希望能够听取各种意见。”

    “列宁同志，我认为您的提纲初稿中，低估了殖民地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存在及其意义，低估了这些国家中工农的革命运动。”罗易开门见山地说道，“共产国际不应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应当只帮助建立和发展革命政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

    “罗易同志，您的意见很好。”列宁说道，“我建议您也写一份提纲，根据你所熟知的印度和亚洲其他受英国压迫的大民族的情况写成提纲，在大会上发言。”

    这样，列宁和罗易相继在大会上发言。

    在7月28日第五次全体大会上，马林作了发言，谈了自己的见解，也谈了对列宁和罗易提纲的看法：

    同志们，荷属东印度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由于过去7年我的工作是和东印度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希望大会对我作为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国家中所取得的经验给予关注。我认为在议事日程中没有别的问题比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对世界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更为重要的了……

    我看在列宁同志和罗易同志的提纲之间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解释是一致的……同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合作是必须的，假如我们拒绝民族解放运动，扮演一个空谈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我们就只是做了一半工作……[4]

    马林在大会发言中，提到了应当重视中国的革命者：

    我愿建议在这里通过的提纲，由共产国际用几种东方文字印刷，特别在中国和印度的革命者中间分发……

    我们应给东方革命者在苏俄学习理论的机会，以使远东能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有朝气的成员。[5]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马林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相当于这个“世界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他，跃入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行列。

    马林的跃升，当然是由于列宁的信赖。而他，正是以丰富的革命经验和超群的工作能力，赢得了列宁的垂青……

    马林，这个荷兰人，怎么会对东方的殖民地的革命如此熟悉？他怎么会成为印尼共产党的代表？

    在众多的欧洲国家中，荷兰和葡萄牙是两个奇特的国家。这是两个小国，论面积都不到10万平方公里，论人口都不过1000万，可是却曾成为不可一世的“海上霸王”：在15到16世纪，葡萄牙凭借自己强大的船队选征海外，占领了很多殖民地，成了“殖民地大国”；紧接着，在17世纪，荷兰猛烈地向海外扩张，一跃而为世界上最大的海上殖民帝国。

    荷兰的殖民者远征亚洲，印度尼西亚沦为“荷属东印度”。

    1883年，马林降生在盛开郁金香的荷兰海港城市鹿特丹。鹿特丹不仅是荷兰第一大港，迄今仍是世界最大的海港。这里万国商船云集，莱克河、马斯河在这里注入北海。一座座风车在这片地势低凹的土地上缓缓转动，把水排到长长的海堤之外。

    马林在这“欧洲的门户”长大，中学毕业后，来到首都阿姆斯特丹，考入荷京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开始懂得革命的道理。

    1902年，19岁的马林加入了荷兰的社会民主党，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他在铁路部门从事工会工作，表现出很强的组织才能。

    1913年，30岁的马林被派往万里之遥的荷属东印度从事革命工作。

    印度尼西亚号称“千岛之国”，其中最为繁华的是爪哇岛，那里集中着全国65%的人口。马林来到爪哇岛的三宝垅，担任那里商会的秘书。不久，他便兼任三宝垅铁路电车工会机关刊物《坚忍报》主编。在那里的荷兰人大都是殖民地统治者，而马林却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成为那里革命的组织者。

    马林深感政党的重要性。1914年5月9日，在马林的倡议下，发起成立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他也意识到宣传工作的重要，亲自创办了荷兰文的《自由呼声报》。

    后来，他又创办了印尼文的《人民呼声报》。擅长作文的他，写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17年11月，列宁成功地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消息传到荷属东印度，马林兴奋不已，发表了好多篇文章，为十月革命欢呼雀跃。

    荷属东印度总督早已把马林视为眼中钉。这时，以马林的文章作为把柄，通缉马林，并由三宝垅法院对马林进行了审讯。

    1918年12月5日，马林被荷属东印度总督下令驱逐出境。

    这样，马林不得不回到荷兰。但是，他仍通过他在荷属东印度的战友，领导着那里的革命活动。

    1920年5月23日，荷属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印尼共产党”。

    马林侧影

    就在这个月，马林从荷兰前往苏俄，以印尼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的筹备工作。

    在莫斯科，列宁一次又一次会见马林，跟他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因为马林有着在殖民地领导革命的丰富经验……

    列宁那睿智的目光，关注着世界的东方，尤为关心东方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列宁说，“东方各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和他们的革命运动”，目前具有“最重大的意义”。然而，中国还没有共产党！列宁在考虑着、物色着恰当的人选，派往中国，帮助中国革命者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

    马林进入了列宁的视线之内。不言而喻，他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这样，马林在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之后，又接到共产国际一项新的使命：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马林这项新使命的任务是：考察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各国的情况和建立联系，调查是否有希望和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进而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不过，马林在接到共产国际和列宁的委派之后，没有马上前往中国。他到巴库出席了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然后，又回到荷兰，希望办理撤销荷属东印度对他的驱逐令手续。1921年3月23日，他向荷属东印度总督寄递的撤销驱逐令的申请书被驳回，他又到意大利处理了其他一些事务。

    在1921年暮春初夏，他出现在维也纳，开始他的中国之行……

    [1]指1922年7月17日会议。

    [2]原文如此。

    [3]参见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马客士”和“里林”名震华夏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中国，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灿烂的文化，辽阔的河山，众多的人口。中国，中国，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

    然而，中国仍在浑浑噩噩地沉睡着。

    19世纪法国统帅拿破仑有句关于中国命运的话倒是千真万确：中国是东方的睡狮，一旦苏醒过来，它将是无可匹敌的！

    当20世纪的曙光照耀在东方睡狮身上，漫漫长夜终于渐渐过去。

    这时，一个德国人的名字及其学说开始传入中国。此人名叫马克思，也被译为“马客士”、“马客”甚至“麦喀士”。

    最早用中文介绍马克思的，是1899年2月（己亥正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事公报》第121期所载《大同学》第一章：

    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1]

    虽然此处把马克思误为英国人，但毕竟第一次把马克思介绍给了中国读者。

    紧接着，1899年4月出版的《万国公报》，则称“德国之马客，主于资本者也”。这一回，把马克思的国籍说对了，而“主于资本者”是指致力于“资本”的研究。

    到了1902年，广有影响的《新民丛报》也介绍了马克思。《新民丛报》的主笔，乃是与康有为一起发动“公车上书”、“百日维新”的赫赫有名的清末举人梁启超。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提及：“麦喀士，日耳曼社会主义之泰斗也。”

    这样，长着络腮大胡子的马克思，开始为中国人所知——其实，早在马克思1883年逝世前，他已是欧洲名震各国的无产阶级领袖和导师。

    过了几年（190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名篇《共产党宣言》被用方块汉字印了出来（尽管只是摘译，不是全文）。那是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其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几个片段。这样，“共产党”这一崭新的名词，也就传入中国了。

    共产党——“Communist Party”——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写作《共产党宣言》时第一次使用的新名词。当时，他们在英国伦敦把“正义者同盟”改组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了纲领。这个纲领最初叫《共产主义者同盟宣言》，在起草过程中改为《共产党宣言》——尽管此时建立的组织仍叫“共产主义者同盟”。

    康有为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秘密革命组织。它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形，后来遭到严重破坏，于1852年11月宣告解散。

    此后欧洲、美洲各国成立的工人政党，大都以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命名，不叫共产党。正因为这样，恩格斯所创建的第二国际，是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国际联合组织。

    后来，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蜕化，背叛了无产阶级。经列宁提议，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以区别于那些已经蜕变的社会民主党。俄国共产党成了第一个用“共产党”命名的无产阶级政党。

    受列宁影响，各国纷纷建立共产党（也有个别仍叫社会民主党的）。正因为这样，列宁所创立的第三国际叫作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的国际性组织。

    把英文“Commune”译成“公社”、“工团”，因此“Communist Party”似乎怎么也不会译成“共产党”。

    不过，朱执信的《共产党宣言》是从日文版转译的。在日文版中，这个词已经被译为“共产党”。这样，在朱执信的中文译文里也沿用了这个译法。当时的《民报》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在日本东京出版，因此采用日译名词“共产党”也就是很自然的了。1912年，《新世界》也发表了节译的《共产党宣言》。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有人振臂高呼，要建立“中国共产党”！

    迄今，仍可以从1912年3月31日上海同盟会“激烈派”主办的《民权报》上，查到这么一则启事：

    中国共产党征集同志：本党方在组织，海内外同志有愿赐教及签名者，请通函南京文德桥阅报社为叩。此布。

    这则启事是谁登的，是谁在呼吁组织“中国共产党”，不得而知。

    梁启超

    不管怎么说，这可算是呼吁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声。

    当然，政党毕竟是时代的产儿。在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的年月，还不是建立共产党的时候。

    在这里，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倒是颇为妥切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三天之后——11月10日——上海由叶楚伧、邵力子主编的广有影响的《民国日报》当即登出醒目大字新闻标题：《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临时政府已推翻》。报道称，“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主谋者为里林氏”。

    “里林”何人？哦，“Lenin”，列宁！

    《时报》《申报》《晨钟报》也作了报道。11月11日，《民国日报》刊登《俄国大政变之情形》，详细报道十月革命的经过。

    于是，“里林”、“里宁”、“李宁”（均为列宁）成为中国报刊上的新闻人物，《劳动》杂志还刊载了《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事略》。

    身为《民国日报》经理兼总编辑的邵力子，在1918年元旦发表社论指出：“吾人对于此近邻的大改变，不胜其希望也。”

    这位邵力子乃清末举人，人们往往只记得他是1949年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与中国共产党谈判的代表团成员之一，其实，他早年激进，不仅是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会员，而且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正因为这样，他才会为“里林”的胜利发出最热烈的欢呼声。

    十月革命的炮声震惊了上海，也震动了古都北京。一位身材魁梧、留着浓密八字胡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观察问题的目光要比邵力子锐利、深邃得多。他认为，俄国的胜利，靠的是“马尔格斯学说”。

    这位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着手研究“马尔格斯学说”，并与好多位教授共同探讨“马尔格斯学说”的真谛。

    北京的警察局正在那里起劲地“防止过激主义传播”，听说北京大学有人研究“马尔格斯学说”，嗅觉异常灵敏的密探也就跟踪而至。

    “不许传播过激主义！”密探瞪圆双目，对那位八字胡先生发出了声色俱厉的警告。

    “先生，请问你知道什么是马尔格斯学说吗？”那位图书馆主任用一口标准的京腔，冷冷地问道。

    密探瞠目以对，张口结舌，答不出来，只得强词夺理道：“管他什么‘马尔格斯学说’，反正不是好东西！”

    “先生之言错矣！马尔格斯是世界上鼎鼎大名的人口学者。‘马尔格斯学说’，是研究人口的理论，与政治无关，与‘过激主义’无关！”图书馆主任如此这般解释道。

    这时，另几位教授也大谈起“马尔格斯人口论”是怎么回事。

    密探弄不清楚什么“马尔格斯”、“马尔萨斯”，只得悻悻而去。

    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三天，上海《民国日报》就详细予以报道

    那位八字胡先生，姓李，名大钊，字守常，乃中国第一个举起传播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人。那时，他在文章中称马克思为“马客士”，但是，在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却称“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为的是令人误以为“马尔萨斯学说研究会”，避开警方的注意。

    李大钊非等闲之辈。他是河北乐亭县人氏，曾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政六年，又东渡扶桑，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深造三年，既懂日文，又懂英文。在日本，他研读过日本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幸德秋水的许多著作，从中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回国后，他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20年7月任北京大学教授。外人以为他大约是位精熟图书管理的人物，其实，他一连九年学习法政，他的专长是政治学。也正因为这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他迅即着手深入研究“马尔格斯学说”——他的理解要比别人深刻得多！他广泛阅读日文版、英文版的马克思著作，成为中国最早、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的日子里，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演讲会，李大钊登上讲坛，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庶民的胜利》。

    紧接着，他又奋笔写下了《Bolshevism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新青年》杂志第5卷第5期同时推出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对苏联十月革命进行了深入的评价：

    李大钊发表重要文章《庶民的胜利》

    “北李”，就是北京大学留着八字胡的教授李大钊。他比陈独秀小10岁，是河北乐亭县人氏

    李大钊发表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称颂俄国十月革命

    20世纪的群众运动……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势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

    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

    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全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

    这里提及的“威尔逊”，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列卜涅西”即卡尔·李卜克内西，德国共产党的领袖，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之一；“马客士”亦即马克思。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给了中国以深刻的影响

    李大钊力透纸背的这番宏论，表明东方睡狮正在被十月革命的炮声所震醒，中国人已经在开始研究“马客士”和“里林”了！

    [1]最近又有人考证，说最早介绍马克思的是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中译本，译者胡贻谷，但迄今未找到1898年原版本。

    [2]《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8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新青年》“一枝独秀”

    李大钊的论文，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

    《新青年》，是沉寂的中国的声声鼙鼓，是低回乌云下的一面艳目红旗。《新青年》在千千万万读者之中撒下革命的种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毛泽东当时也是《新青年》的热心的读者之一。

    1936年，当那位勇敢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闯进延安，抓住夜晚的空隙访问毛泽东。“毛泽东盘膝而坐，背靠在两只公文箱上，点燃了一支纸烟”，曾如此回忆道：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1]

    就连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那位柯庆施，当时也自称“在这社会上，已经鬼混十八九年”，曾给《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写了一封信：

    陈独秀

    独秀先生：

    我在《新青年》杂志里看见你的文章，并且从这许多文章中看出你的主张和精神。我对于你的主张和精神非常赞成，因为我深信中国旧有的一切制度的确比毒蛇猛兽还要厉害百倍；

    他一日存在，那就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的祸害一日未除，将来受他的虐待，正不知要到什么地步。咳！可怜！可痛！……[2]

    那位高擎《新青年》大旗的陈独秀，与李大钊并驾齐驱，人称“北李南陈”。当时青年中流传这样的小诗：

    北李南陈，

    两大星辰。

    漫漫长夜，

    吾辈仰承。

    陈独秀年长李大钊10岁，1879年出生于安徽安庆。安庆曾是安徽省省会。陈独秀，名庆同，字仲甫，常用的笔名为实庵。独秀原本也是他的笔名。

    安庆有一座独秀山。据传，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坐船沿长江驶过安庆，问左右道：“先有陈独秀，才有独秀山，还是先有独秀山，才有陈独秀？”左右一时竟答不上来。

    其实，答案是明摆着的：独秀山之名由来已久。此山在安庆城西南60里，山并不险峻，只是平地而起，一枝独秀，故名“独秀山”。出生在那里的陈庆同，最初曾以“独秀山民”为笔名，首次用于1914年11月10日出版的《甲寅杂志》上，意即“独秀山之民”。[3]不过，“独秀山民”毕竟显得啰唆，一望而知是笔名。他舍去“山民”两字，用“独秀”为笔名。这“独秀”用多了，有时加上姓，就演变成“陈独秀”。当然，这么一来，不知内情者，以为他颇为自命不凡——自诩“一枝独秀”。其实，他是借“独秀”之名表示对故乡的怀念。后来，以“陈独秀”署名的文章越来越多，以至世人把他的笔名当作姓名，而他的本名却鲜为人知了。

    陈独秀亦非等闲之辈，他曾四次去日本求学：

    第一次，1901年，他22岁，先在东京专门学校进修日语，然后在高等师范学校就读，学习半年后回国。

    第二次，1902年，他23岁，再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一年后回国。

    第三次，1906年，他27岁，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然后转到早稻田大学学习英语，一年后回国。

    第四次，1914年，他35岁，在日本雅典娜法语学院学习法语，一年半后回国。

    当年的日本，是中国革命分子的大本营，孙中山、李大钊、鲁迅、蔡元培、章士钊，在那里组织各种各样的革命团体，办报纸，出书刊。学得日语、英语、法语的陈独秀在日本读了许多革命书籍，思想日渐激进。

    来来往往于安庆—上海—日本，陈独秀参与过暗杀清朝大官的密谋，办过《安徽俗话报》，参加过“励志会”、“中国青年会”、“爱国会”、“光复会”、“岳王会”、“欧事研究会”等社团，是一位非常活跃的革命分子。

    在辛亥革命中，陈独秀有过一番轰动。安徽省于1911年11月11日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孙毓筠新任安徽都督，特聘陈独秀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从杭州返回故乡安庆，权重一时。不久，陈的密友柏文蔚任安徽都督，仍任命陈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柏文蔚经常不在安庆，都督府实际上常由陈独秀主持。安徽人当时称：“武有柏，文有陈，治皖得人。”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袁世凯得势，安徽易帜。1913年8月27日，袁世凯任命的安徽新都督倪嗣冲占领安庆，下令“捕拿柏文蔚之前秘书长陈仲甫”，抄了陈独秀的家。陈独秀逃往上海，不久，只得亡命日本——第四次赴日。

    坐落在上海渔阳里的这座石库门房子，曾经是陈独秀在上海的寓所，也是《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

    在日本，陈独秀“穷得只有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这位曾叱咤安徽风云的都督府秘书长，一下子从青云之上跌落到不名一文。

    经过这般大起大伏，他冷静思索，悟明要从思想上影响民众，尤其是启蒙青年，才能推进中国革命。

    1915年夏，当36岁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国，落脚上海，便着手筹办《青年杂志》。

    袁世凯

    陈独秀的挚友汪孟邹之侄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写及《青年杂志》的创办经过：

    据我大叔[4]回忆，民国四年（1915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5]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200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作《青年杂志》，后来才改做《新青年》）。”……《新青年》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只印1000本）。[6]

    陈独秀独挑重担，《青年杂志》在1915年9月15日出版了创刊号。

    陈独秀写了创刊词《敬告青年》，鲜明地向青年们提出六点见解：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翌年改名为《新青年》

    （一）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认为科学与人权（民主）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这样，《青年杂志》一创刊，就高高举起了科学和民主这两面大旗。

    《新青年》

    《青年杂志》旗帜鲜明，思想活跃，文锋犀利，切中时弊，很快就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发行量扶摇直上。

    一年之后，《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改名的原因，如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所述：

    我还记得，我的大叔说过，是群益书社接到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群益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周报）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更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想不到“因祸得福”，《新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宗教气十分浓厚的周报更一日日地背道而驰了。

    更名《新青年》，使《青年杂志》更加名声响亮，提倡新思想、新文化，为新青年服务。

    《新青年》“一枝独秀”，使陈独秀声名鹊起。

    [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2]《柯庆施致陈独秀》（1920年），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第291页，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3]任建树：《陈独秀传》上卷，第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本书作者在写作中曾得到任建树先生的帮助。

    [4]即汪孟邹。

    [5]指亚东图书馆。当时的亚东图书馆是出版社兼书店。

    [6]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2页，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

    蔡元培“三顾茅庐”

    北京，离天安门不远处的西河沿，有一家中档的中西旅馆。清早，一位年近半百的绅士风度的人物，内穿中式对襟袄，外穿呢大衣，一副金丝边眼镜，长长的山羊胡子，前往中西旅馆，探望住在64号房间的旅客。

    “他还没起床吧！”茶房对来人道。

    “不要叫醒他，不要叫醒他。”来客用浙江绍兴口音连连说道，“请给我一张凳子，我坐在他的房间门口等候就行了。”

    64号房间的旅客是一位忙碌的人物，白天不见踪影，夜间又要看戏，迟迟才归，唯早晨贪睡晚起。那位访客来过几回未遇，索性一大早起来，在房间门口坐等。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那位忙碌的旅客非别人，陈独秀也。1916年11月26日，他和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同车离沪赴京，为的是在北京为亚东图书馆招股，募集资金。

    那位坐在门外静候的人，比陈独秀年长11岁，当年名满华夏。此人来历不凡，清朝光绪年间（1892年）的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这位受四书五经熏陶的书生，居然举起反清义旗，于1904年任革命团体光复会会长。翌年，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上海分部的负责人。辛亥革命后，被孙中山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此后，袁世凯当权，他愤而弃职，游学欧洲。回国后，于1916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此人名叫蔡元培。

    蔡元培深知单枪匹马赴任，难以驾驭那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北京大学。这所由创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的最高学府，封建余孽颇为猖獗。那辜鸿铭居然拖着长辫子走上讲坛，那刘师培言必称孔孟……蔡元培思贤若渴，正在寻觅一批新思想、新文化的新人物，作为新兴北京大学的栋梁之材。

    应在这个当口，蔡元培见到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汤尔和早在1902年留学日本时便与陈独秀相识。汤尔和当即推荐了陈独秀——尽管汤尔和后来跟陈独秀并无多少来往。汤尔和是从《新青年》杂志上识得陈独秀才气的，当时把十多本《新青年》交给蔡元培，说道：“你看看《新青年》——那是陈独秀主编的。”

    1904年12月，在上海，蔡元培与陈独秀有过一面之交，那时他们都是暗杀团成员，只是此后多年没有交往。这时，蔡元培读《新青年》，深深佩服陈独秀的睿智和博学，尤爱陈独秀的新思维、新见识，决定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事有凑巧，陈独秀到京后，曾去北京大学看望过沈尹默，沈尹默把消息告诉蔡元培，蔡元培得知陈独秀来京就赶紧前往拜访。

    就在蔡元培获得北京大学校长正式任命的当天上午，他就去中西旅馆看望了陈独秀。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在日记中曾写道：“12月26日，早9时，蔡孑民[1]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唯一之人物也。”

    如此“道貌温言”，又如此亲自上门敦请，陈独秀却未肯答应下来！

    蔡元培简直如同那位“三顾茅庐”的刘备一般，一回回光临中西旅馆，只是难得一遇陈独秀。干脆，他一早前来坐等！

    叶永烈摄：绍兴蔡元培故居

    至诚则金石为开。陈独秀嘎吱一声启开房门，见蔡元培已在那里静候，大吃一惊，连声道：“失敬，失敬。”

    “仲甫先生，孑民今日仍为聘请之事而来。”蔡元培进屋刚刚坐定，道出来意。

    “谢谢先生好意，只是仲甫才疏学浅，难以担此重任——日前曾再三说明。”陈独秀仍重复26日上午说过的话。

    “先生有何难处，望直言，孑民愿尽力为先生排难解忧。”蔡元培真诚地说道。

    沉思了半晌，陈独秀说出了心里话：“仲甫再三推辞，内中有两个原因。”

    “愿闻其详。”蔡元培双目注视着陈独秀。

    “第一，仲甫从未在大学上过课，既无博士头衔，又无教授职称，怎可充当堂堂文科学长？”陈独秀说道。

    “先生可以不开课，专任文科学长。”蔡元培为之排遣道，“至于教授职称，凭先生学识，完全可以授以教授职称——待先生进北大之后，当可办理有关教授职称手续。此事不难。”

    “第二，仲甫身为《新青年》主编，每月要出一期杂志，编辑部在上海，无法脱身。”陈独秀又说出另一原因。

    “此事亦不难解决。先生可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大来办！”蔡元培主意真多，又为陈独秀解决了具体困难。他说：“北大乃人才济济之地。先生到北大来办《新青年》，一定比在上海办得更有影响。”

    李大钊（右一）与蔡元培（右三）、胡适（右二）、蒋梦麟（右四）在一起

    这下子，陈独秀心中的忧虑顿时烟消云散，面露笑容。

    “先生答应啦？”蔡元培问道。

    叶永烈夫妇采访上海当年的《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

    “我回沪后料理好杂事，即来京就任。”陈独秀爽快地说道。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握毕，陈独秀却又道：“文科学长之职，我只可暂代。我推荐一人，此人眼下正在美国，倘若他返回中国，即请他担任文科学长。此人之才，胜弟十倍。”

    “先生所荐何人？”蔡元培赶紧追问。

    “胡适先生！”陈独秀道。

    “久闻适之先生大名。倘若仲甫先生代为引荐，适之先生归国之后能到北大任教，则北大既得龙又得凤了！”蔡元培兴奋地说道，“当然，文科学长一职，仍由先生担任。适之先生可另任新职。”

    “不，不，文科学长一职，只是此时无人，弟暂充之。”陈独秀谦让道。

    就在这次中西旅馆晤谈后十来天，1917年1月13日，蔡元培向陈独秀发出由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签署的“教育部令第三号”：

    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

    1月15日，蔡元培校长签署的布告，张贴在北京大学：

    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琪已辞职，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消息传出，北大震动。青年学生热烈欢呼，遗老遗少不以为然。

    既然任命已公之于众，陈独秀也就在1月下旬赴京上任。北京大学原在北京地安门内马神庙，自1916年9月起在北京汉花园另建新校舍。汉花园即今日的沙滩。陈独秀被安排住在与汉花园只一箭之遥的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那里也就成了《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所在地。

    [1]蔡元培号孑民。

    群贤毕至北京大学

    陈独秀惊魂未定，便有人敲门。开门相见，两人哈哈大笑。

    来访者乃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钱玄同——他的儿子钱三强后来成了中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钱玄同是文学理论家、文字音韵学家，当年在日本时与鲁迅同听章太炎讲文字学。章太炎即章炳麟，1904年曾与蔡元培发起组织光复会。

    钱玄同跟陈独秀一见面，便旧事重提：“仲甫兄，还记得吗？光绪三十四年，我在太炎先生隔壁房间里，跟黄季刚聊天，忽听见有人在跟太炎先生谈话，用安徽口音说及清朝汉学家多出皖苏。黄季刚听着听着，便火了，用一口湖北话大声说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隔壁之安徽人，闻言大吃一惊。这位安徽人，如今居然成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哩！”

    两人相视，又一阵哈哈大笑。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原本在北京城内的沙滩。这幢红楼，是李大钊、毛泽东、鲁迅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陈独秀亦深谙训诂音韵学，曾被章太炎视为畏友。他跟钱玄同都擅长此道，又是旧识，何况思想同趋激进，相见甚欢。

    不言而喻，钱玄同加入了《新青年》阵营。

    钱玄同前脚刚走，又一位教授后脚踏了进来。此人也是在北大文科任教，擅长旧体诗词，又擅长书法，尤以行书著称。一个多月前，陈独秀和汪孟邹来北京时，陈独秀曾特地去北京大学拜访此人——沈尹默。蔡元培知道陈独秀抵京，那“信息”便是从沈尹默那里得到的。

    又是相见哈哈大笑。陈独秀拍了拍沈尹默的肩膀道：“想不到，老兄的字已小有名气了！”

    “仲甫，你那‘字俗入骨’一句话，我迄今还时时不忘！”沈尹默笑道。

    沈尹默跟陈独秀相识，也有那么一番趣事：

    那是1910年初，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堂担任历史、地理教员。同校有个教员叫刘季平（又名刘三），喜爱文学，跟陈独秀过从颇密。

    一天，陈独秀在刘季平家看见墙上新悬一纸，上写一首五言诗。陈独秀精于旧体诗词，当即吟诵一番，细品诗意。

    陈独秀指着诗末落款问道：“这个沈尹默，何许人也？”

    “我的友人沈士远之弟也，排行第二，又唤沈二。”刘季平答道，“前几天士远和他一起来寒舍饮酒，几盅下肚，沈二诗兴大发，口占一首五言诗。翌日，他又将诗写在宣纸上送来，要我指教。仲甫兄，你精熟诗词，请你不吝赐教。”

    “这位沈尹默先生住在何处？”陈独秀道，“我当面跟他说。”

    “也好，也好。”刘季平把沈尹默的住处告诉了陈独秀。

    于是，陈独秀往访沈尹默。刚刚迈进大门，便喊道：“沈尹默先生在吗？”

    “在下便是。”沈尹默赶紧起身相迎。

    “我叫陈仲甫。”陈独秀跟他一见面，便大声说道，“昨天我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其字俗入骨，可谓‘诗在天上，字在地下’！”

    沈尹默闻言，双颊顿红。他从未遇见过如此直爽的人，那火辣辣的话使他很不自在。

    受陈独秀深深一刺激，沈尹默痛下决心练字。他跟陈独秀三天两头相聚，陈独秀不仅作诗，还写篆字给他。从此沈尹默刻意钻研书法，先学褚遂良，后遍习晋唐诸名家，对东坡、米芾、黄庭坚也多所留心，心悟神通，倡导以腕运笔，自成一家，博得书法家之美誉。如今，陈独秀前来北京大学任职，沈尹默又像当年在杭州一样与他朝夕相处。沈尹默自然也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一员猛将。

    陈独秀进北大之际，刘半农亦应聘担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用现今的话来说，刘半农属“自学成才”的人物：他出生于长江之畔的江苏省江阴县，那里的黄山要塞炮台闻名遐迩。刘半农之父刘宝珊乃一介寒士，生三子，刘半农居长，次子刘天华是中国二胡泰斗，亦是靠自学而步入音乐圣殿。刘半农只读过中学，此后做中华书局的编辑员，靠着自学而使学问渐丰。

    从1916年起，刘半农便投稿于《新青年》，跟陈独秀有了文字之交。陈独秀来到北大，便提携刘半农出任预科教授。于是，刘半农亦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

    刘半农因无高学历而任预科教授，曾在北大受到猛烈攻击——其真正原因是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系列新思想文章。后来刘半农于1920年留学英法，获法兰西国家文学博士，此是后话。

    就在陈独秀进入北大后半年，经他联络、推荐、聘请，那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胡适从大洋彼岸归来，出任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授，使《新青年》又添一员虎将。

    胡适原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他的父亲胡传是安徽绩溪人，清朝贡生，做过地方小官。胡传曾把安徽茶叶贩到上海，在上海川沙县开了一爿茶叶店，于是胡家落脚上海。

    胡适

    胡传原配早亡，无子嗣。继室曹氏，生三子四女后死于战乱。胡传48岁那年，娶年方17的农家姑娘冯顺弟为填房。翌年——1891年——冯顺弟在上海生下一男孩，这便是胡适。

    胡适在20岁那年赴美留学，最初学农，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两年后，又改修哲学。24岁时，胡适获康奈尔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然后，他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攻读博士学位。

    1917年5月，胡适参加博士学位考试，被评为“大修通过”（但未正式获得博士学位），6月离美，7月抵沪探母，8月赴北京大学就任哲学研究所主任兼文科教授。

    早在《青年杂志》创刊伊始，汪孟邹便将杂志寄给了胡适。于是，胡适从美国源源不断寄来文稿，成了《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与陈独秀信函交驰，联络频繁。

    陈独秀刚刚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职，便给胡适去函：“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此信使胡适下定归国之决心。

    胡适到来之后，理所当然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

    就在胡适步入北大校园几个月后——1917年11月——另一颗耀目巨星也进入北大。

    此人便是“北李”——李大钊。那时，章士钊辞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职，力荐李大钊继任。

    于是，“北李”、“南陈”同聚于北大，共商《新青年》编辑之事。

    就在《新青年》不断添翅增翼之际，钱玄同又从北京宣武门外冷寂的古屋里，把一个埋头抄碑文的人拖进了《新青年》的轨道。此人出手不凡，在《新青年》上头一回亮相便甩出一篇《狂人日记》，使旧文坛发生了一场不小的地震！

    那年月，同乡的概念颇重，北京城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同乡会馆。绍兴会馆坐落在北京宣武门外。据说，那里院子中的一棵槐树上吊死过一个女人，所以无人敢住，倒是一个剃着板刷般平头的绍兴汉子不信鬼，独自在那儿下榻。他图那儿清静，又不用付房租，就在那儿终日抄录古碑。

    地点冷僻，况且抄碑者心似枯井，与外界极少来往，几乎没有什么客人惊扰，只有他的一位穿长衫的老同学偶尔光临。他俩在日本曾同为章太炎门生，所以攀谈起来，倒也投机。

    这位来访者，便是《新青年》编辑钱玄同；那位抄碑者姓周名树人，后来以笔名鲁迅著称于世。

    他俩曾有过一番看似平常却至关重要的谈话。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这般描述：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了，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借助钱玄同的激励和介绍，鲁迅先是成为《新青年》的作者，继而加入编者的队伍。到了1920年秋，鲁迅应聘担任北京大学讲师，进入了北大。

    其实，在与钱玄同作那番谈论之前，鲁迅已经在关注《新青年》。据《鲁迅日记》载，1917年1月19日，他曾给当时在绍兴的周作人寄了十本《新青年》。这十本《新青年》，或许是陈独秀所赠，也许是蔡元培所送。

    1917年3月，由于鲁迅、许寿裳的推荐，蔡元培决定聘请周作人为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译员，于是周作人从绍兴来到北大。同年9月，周作人成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

    钱玄同向鲁迅约稿，鲁迅又介绍了弟弟周作人，于是，周氏兄弟进入《新青年》行列。

    在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力主改革，招贤纳士，众星汇聚北京大学，而陈独秀身为文科学长、《新青年》主编，也就把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教授、学者，纳入《新青年》编辑部。《新青年》新增一批骁将，面目一新，战斗实力大大加强。

    如沈尹默所回忆：

    《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人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1]

    后来，到了1919年1月，《新青年》第6卷第1号刊载《本志第6卷分期编辑表》，又稍作调整：

    “第1期，陈独秀；第2期，钱玄同；第3期，高一涵；第4期，胡适；第5期，李大钊；第6期，沈尹默。”

    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以《新青年》为阵地，一个崭新的文化阵营在中国出现了。

    在沉闷的中国大地，《新青年》发出一声声惊雷：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提倡白话文、白话诗；

    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鲁迅的《狂人日记》，举起了反孔教的旗帜；

    陈独秀的《有鬼论质疑》，易白沙的《诸子无鬼论》，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的随感录，向封建迷信发起了进攻；

    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以及后来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毫不含糊地在《新青年》上歌颂苏俄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1]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

    初出茅庐的“二十八画生”

    就在《新青年》杂志推出一篇又一篇彪炳显赫的雄文之际，在1917年4月号，登出了一篇《体育之研究》。

    此文作者的名字，是读者所陌生的：“二十八画生”！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笔名，作者不愿透露真姓实名。

    那是陈独秀从一大堆来稿中，见到这篇寄自湖南的《体育之研究》。虽说文笔尚嫩，但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何况《新青年》杂志的文章很少涉及体育，便把此文发排了。

    推算起来，这是“二十八画生”头一回跟陈独秀结下文字之交。

    当时，这位“二十八画生”，还只是24岁的湖南小伙子。直到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笑谈“二十八画生”的来历时，人们才恍然大悟：“你把我的姓名数一数，总共多少笔画？”

    哦，“毛泽东（毛澤東）”——正好28画！

    《体育之研究》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最早的文章。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处女作”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

    1921年毛泽东28岁。巧合的是，当年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平均年龄正好是28岁

    写《体育之研究》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1]

    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写罢，曾请他的恩师杨昌济先生指教。杨昌济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时的老师。毛泽东这样谈及杨昌济：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善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译的一本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2]

    当1909年春，杨昌济从日本来到苏格兰的阿伯丁大学哲学系学习时，在那里结识一位名叫章士钊的中国留学生。

    1917年，章士钊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便向蔡元培推荐杨昌济到北京大学出任伦理学教授。蔡元培当即以校长名义，给杨昌济寄去聘书。于是，杨昌济于1918年春由长沙来到北大任教。

    这年6月，杨昌济把家眷也接往北京，在鼓楼后街豆腐池胡同15号安家，和妻子向振熙、儿子杨开智、女儿杨开慧住在一起。

    这时，杨昌济在北京大学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哲学讲师，叫梁漱溟。此人的本家兄长梁焕奎与杨昌济有着旧谊。梁漱溟跟杨教授切磋哲学，相谈甚洽，于是，常常造访豆腐池胡同杨府。

    从1918年8月中旬起，梁漱溟每当晚间叩响杨府大门，常见一位个子高高的湖南小伙子前来开门。他跟梁漱溟只是点点头，偶尔说一两句寒暄之语，听得出湖南口音很重。开了门，他便回到自己屋中，从不参与梁漱溟跟杨昌济的谈话。

    这位杨府新客，便是“二十八画生”！

    那是“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平生头一回来到北京。举目无亲而且又是借钱去北京的他，投宿于恩师杨昌济家中。

    当时，湖南的一批学生要到欧洲勤工俭学，毛泽东支持他们出国，但他自己并不想去欧洲。

    他和这些学生一起来到北京。

    北京对于毛泽东来说开销太大了，他不得不寻求一份工作。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杨昌济找到了主任李大钊：“李先生，我有一位学生从湖南来——毛生泽东。此生资质俊秀，为人勤奋，不知李先生能否为他在图书馆里安排差使？”

    杨开慧是毛泽东夫人，也是一位革命烈士

    “好，好，你请他来。”李大钊一口应承。

    翌日，杨昌济便领着瘦长的毛泽东去见李大钊——这是25岁的毛泽东头一回与29岁的李大钊会面。

    李大钊带着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红楼一层西头第31号的第二阅览室，让他当助理员。“你每天的工作是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月薪8元。”李大钊对毛泽东说道。

    这对于来自外乡农村的毛泽东来说，已是很大的满足了。

    过了好多年，当毛泽东跟斯诺谈及这段经历时，他说：“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8块钱。”[3]

    其实，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月薪600元，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400元，教授月薪起码200元。

    在1936年，毛泽东还曾对斯诺谈及如下回忆：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当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之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党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1919年毛泽东为赴法留学事宜致新民学会罗学瓒的信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还遇到了张国焘——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入了三K党；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4]

    毛泽东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他在北京大学时的收获：

    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5]

    毛泽东有了工作之后，有了收入，就搬到北京大学附近的景山东街三眠井胡同7号一间普通的民房里，跟蔡和森、罗学瓒、张昆弟等八人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毛泽东也去拜访了比他大14岁的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毛泽东还去拜访那位从美国归来的胡适——虽然胡适只比他大两岁，可是吃过洋面包，挂着“博士”、“教授”头衔，比毛泽东神气多了。毛泽东曾组织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十几个人，请蔡元培、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的问题。”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工作了半年，经上海，回湖南去了。这位“二十八画生”，当时尚未在中国革命中崭露头角，然而这半年，北京大学、《新青年》、“北李南陈”给予他的深刻影响，使他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北京大学图书馆内李大钊办公室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经常聚会的地方

    [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2]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1～122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7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4]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7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5]《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

    大总统的午宴被“五四”呐喊声淹没

    1919年5月，鲁迅所言那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终于被众多清醒过来的人用愤怒的铁拳砸出了一扇窗户。

    惊天动地的呐喊声，在5月4日爆发……

    那天中午，北京的“总统府”里，还显得十分平静。

    总统徐世昌正忙于午宴。这位徐大总统是在1918年9月登上总统宝座的。那时，孙中山在广州组建护法政府，任海陆军大元帅。北洋军阀头目段祺瑞与孙中山对抗，在北京组织新国会，选举徐世昌当大总统。

    徐世昌其人，24岁时便与袁世凯拜了把子，此后又中了进士，当上清政府的军机大臣、东三省首任总督。袁世凯得势时，他成了袁政府的国务卿。袁世凯去世，徐世昌成了北洋军阀元老，顺理成章成了大总统。

    徐大总统设午宴，为的是替章宗祥洗尘。章宗祥日语纯熟，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后来投奔袁世凯门下，当过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大理院院长。从1916年6月起，章宗祥改任驻日公使，参与同日本的秘密谈判。三天前，章宗祥从日本返回北京，向徐大总统密报与日谈判内幕，徐大总统颇为满意，故为之洗尘。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游行

    午宴只请了了解对日谈判核心机密的三位要员作陪：钱能训、陆宗舆、曹汝霖。

    钱能训乃国务院总理，当然参与机要。

    陆宗舆为币制局局长。本来币制局局长未必参与机要，但陆宗舆乃前任驻日公使，多次与日本外相密谈，所以也成为陪客之一。此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经科，与日本政界有着瓜葛，于1913年12月起任驻日全权公使。在他之后，章宗祥继任驻日公使。

    曹汝霖为交通总长。照理，交通总长亦与此事无关，曹汝霖在座，那是因为他也与日本有着密切关系。他曾就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东京法政大学，熟悉日本事务。此后，他当过袁世凯政府的外交次长，参与对日秘密谈判。

    如此这般，五人聚首，原因很明白：一个大总统，一个国务院总理，加三个“日本通”。

    席间，觥筹交错，眉飞色舞，尤其是在章宗祥悄声讲起对日密谈的新进展时，举座皆喜。

    正在兴高采烈之际，承宣官忽地入内，在总统耳边悄然细语，总统脸色陡变。承宣官走后，总统徐世昌只得直说：“刚刚吴总监来电话报告，说是天安门外有千余学生，手执白旗，高呼口号，攻击曹总长、陆局长、章公使。请三位在席后暂留公府，不要出府回家，因为学生即将游行。润田、闰生、仲和三公，请留公府安息，以安全为重。”

    徐世昌提及的吴总监，即警察总监吴炳湘。润田、闰生、仲和分别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号。

    总统这几句话，如一盆冷水浇下，大家都放下了筷子，无心再吃——虽说刚刚送上一道凤尾大虾，热气腾腾，那是为浙江吴兴人章宗祥特备的海鲜菜。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五四运动》

    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或许是酒力发出，或许是心虚之故，三人的前额上都蹦出了汗珠。

    曹、陆、章各怀心事，前几天，他们已风闻，学生指责他们为三大卖国贼：

    那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是曹汝霖、陆宗舆1915年在北京跟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秘密谈判而成的。谈判进行了一半，日本公使忽地因坠马受伤，无法外出，曹和陆竟赶到北京那“国中之国”——东交民巷使馆区——在日置益的床前谈定“二十一条”！

    至于章宗祥，则在日本与日本外相后藤进行密谈。当日本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时，章宗祥竟表示“欣然同意”！

    5月1日，上海英文版《大陆报》首先披露爆炸性消息：身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平会议上曾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归还在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种种权利，却被由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意大利总理组成的“四人会议”所否决。

    5月2日，广有影响的北京《晨报》刊载徐世昌的顾问、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林长民的文章，透露了中国政府在巴黎的外交惨败。

    消息传出，北京大学一片哗然，北京的大学生们群情激愤。于是，5月4日中午，就在徐世昌“欢宴”曹、陆、章之际，三千多北京的大学生集合在天安门前，发出愤怒的呼号：“取消二十一条！”“保我主权！”“严惩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

    “妥速解散，不许学生集会，不许学生游行！”总统徐世昌离席，要国务院总理钱能训立即打电话给警察总监吴炳湘。

    总统、总理都忙着去下命令，午宴半途而散。

    巴黎和会决议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划给日本

    躲在总统府里如坐针毡的曹汝霖和章宗祥决定还是回家。于是，两人同乘一辆轿车，驶出了总统府，途经前门，向东，拐入小巷，驶入狭窄的赵家楼胡同，出了胡同西口，往东，到达曹宅。曹汝霖邀章宗祥入寓小憩，两人下车，见门口站着数十名警察。

    往日，曹宅门口是没有警卫的。一问，才知是警察厅派来的，为的是防止学生闯入曹宅。

    曹汝霖见有那么多警察守卫，也就放心了，跟章宗祥步入客厅，沏上一杯龙井清茶悠悠啜饮，算是松了一口气。

    五四运动时的传单

    一杯茶还未喝完，嘈杂之声便传入耳中，有人入内报告，学生游行队伍正朝此进发！“不要吃眼前亏，还是躲避一下为好。”曹汝霖放下手中的茶盅，从红木太师椅上站了起来，对章宗祥说道。

    曹汝霖略加思索，唤来仆人，把章宗祥带进地下锅炉房躲藏。那锅炉房又小又黑，堂堂公使大人此时也顾不得这些了，龟缩于内。

    曹汝霖则避进一个箱子间。这小小的箱子间，一面通他和妻子的卧室，一面通他两个女儿的卧室。

    据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一书所载，曹汝霖当时的情景如下：

    我在里面，听了怦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后又听得四处砰砰嘣嘣玻璃碎声，知道门窗玻璃都打碎了。继又听得瓷器掷地声，知道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都掷地而破了。

    后又打到两女卧室，两女不在室中……走出了女儿卧房，转到我夫妇卧房。我妇正锁了房门独在房中，学生即将铁杆撞开房门，问我在哪里。妇答，他到总统府去吃饭，不知回来没有……我在小室，听得逼真，像很镇定。他们打开抽屉，像在检查信件，一时没有作声。后又倾箱倒箧，将一点首饰等类用脚踩踏。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

    五四运动时期挞伐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的图书

    仲和在锅炉房，听到上面放火，即跑出来，向后门奔走，被学生包围攒打。他们见仲和穿了晨礼服，认为是我，西装撕破。有一学生，将铁杆向他后脑打了一下，仲和即倒地……

    吴总监随即赶到，一声“拿人”令下，首要学生听说，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只抓了跑不及的学生二十余人[1]，送往警察厅。[2]

    这便是震动全国的“火烧赵家楼”。

    翌日，为了声援被捕学生，北京各大学实行总罢课。

    一呼百应，北京各界、全国各地奋起响应。万马齐喑的中国，终于响起呐喊之声——这是苏俄十月革命的炮声在中国的回响之声。

    北京大学高擎“五四”火炬，冲锋陷阵在前。北洋军阀把枪口对准了北京大学，对准了校长蔡元培，对准了《新青年》主帅“北李南陈”……

    [1]实为32人。

    [2]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传记文学丛刊”，1980年版。

    “新世界”游艺场蹿出黑影

    “全国看北京，北京看北大。”一时间，北京大学成了新闻中心。

    5月9日，从北京大学爆出一条风传一时的新闻：校长蔡元培留下一纸辞职启事，不知去向！

    蔡元培突然出走，事出有因：“北京学生1.5万人所为之事，乃加罪于北大之一校，北大一校之罪加之于蔡校长之一身。”

    盛传，北洋政府“以三百万金购人刺蔡”。

    为了蔡元培的安全，众友人力劝他火速离京，暂避风头。于是，5月9日拂晓，蔡元培秘密登上南下火车，悄然前往浙江，隐居于杭州。

    一个多月后——6月11日——又从北大爆出一条新闻，掀起一番新的波澜。

    暮霭降临北京城。闹市之中，前门外珠市口西，门口悬着“浣花春”字号的川菜馆里，一张八仙桌，五位客人正在聚餐。没有高声猜拳，只是低声悄语。操一口皖腔、穿一身西服的是陈独秀。不知什么原因，他那件西服显得鼓鼓囊囊。另四位分别是《新青年》编辑高一涵、北京大学理科教授王星拱、北京大学预科教授程演生、内务部佥事邓初，他们或者衣襟鼓起，或者带着一只手提包。

    饭罢，天色已一片浓黛。王星拱、程演生朝另三位点点头，先走了。他俩前往城南游艺园。

    事先约定，李大钊在那儿等他们。

    陈独秀和高一涵、邓初一起出门，朝“新世界”走去。“新世界”是模仿上海的“大世界”由一位广东商人出资建造的游艺场，主楼四层，坐落在离“浣花春”不远的香厂路和万明路交叉口。“新世界”是个热闹的所在，唱小曲的、说相声的、演京戏的、放电影的、卖瓜子的、吃包子的、喝茶的，人声嘈杂，熙熙攘攘。

    陈独秀怎么忽然有闲情逛“新世界”？只见他们三人进了大门，几条黑影也随着闪了进去。

    进门之后，陈独秀、高一涵跟邓初散了开来。邓初钻进茶室，又走进戏园。陈独秀和高一涵各处看了看，见到灯光明亮如昼，摇了摇头，朝楼上走去。

    陈独秀这书生，头戴一顶白色草帽，原本为了不让人认出来，但万万没有想到，这顶白帽子给那几条黑影带来莫大方便，即使在人群混乱之中，也很容易锁定目标！

    “走，到屋顶花园去瞧瞧！”高一涵熟悉那里，便带着陈独秀走上四楼楼顶。

    楼顶那屋顶花园是盛暑纳凉用的，这时还未到纳凉时节，空荡荡的，一片漆黑。他俩从屋顶花园边缘伸出头来一瞧，第四层的露台上黑压压一片人群，正在观看露天电影。

    “这儿太好了！”陈独秀显得非常兴奋。他从怀里掏出那鼓鼓囊囊的东西，朝下一撒，顿时，像天女散花一般飞舞。

    正在聚精会神凝视银幕的人们骚乱起来，仰起头惊讶地望着夜空中飘舞的白纸，你争我夺，秩序大乱。

    1918年陈独秀、李大钊等编辑的《每周评论》

    陈独秀趁这机会，又甩了一大把纸片。

    就在这时候，黑暗中蹿出一个人，朝陈独秀说道：“给我一张。”

    陈独秀竟然随手给了他一张。

    那人借着亮光一看标题：《北京市民宣言》。

    猛地，那人尖嗓高喊：“是这个！就是这个！”

    一下子，从暗处扑出几条黑影，一下子就把陈独秀扭住。

    原来，密探们盯住陈独秀已经多时！

    高一涵见情况不妙，蹿上天桥想逃。密探大喊：“还有一个！那边还有一个！”

    高一涵在紧急之中把怀里的传单一股脑儿从天桥撒下，噔噔噔跑过天桥，扔掉长衫、草帽，下了楼，钻进混乱的人群。这下子，把尾随抓捕的密探甩掉了。

    高一涵跑到楼下一看，邓初正在台球场里发传单呢。

    高一涵连忙过去告诉邓初：“独秀被捕了！”

    “别开玩笑！”邓初还不相信哩。

    就在这时，陈独秀被一群密探扭扯着押下楼来。陈独秀一边走，一边高声大叫：“暗无天日，竟敢无故捕人！”

    陈独秀这般大嚷，为的是让高一涵、邓初知道，尽快逃避……

    子夜，万籁俱寂。北京大学附近的箭杆胡同9号陈寓，响起了急促的擂门声。

    “谁呀？”屋里传出一个女人惊讶的声音。

    “开门！”门外一声粗鲁的命令式的答话，表明事态严重。

    那女人意识到发生了意外，连忙披衣下床。她叫高君曼，乳名小众，陈独秀的第二位妻子。陈独秀奉父母之命，在18岁时与年长他3岁的高晓岚结为夫妇。高晓岚乳名大众，文盲，小脚，与陈独秀的思想几乎相差一个世纪！婚后，高晓岚生下三子，即延年、乔年、松年。后来，陈独秀爱上高晓岚同父异母之妹高君曼。高君曼乃北京师范学校毕业生，喜爱文学，思想新潮，跟陈独秀志趣相投。1910年，陈独秀与高君曼不顾陈、高家族的反对，在杭州同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沈君默结识了陈独秀。当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把高君曼也接来，在箭杆胡同同住。

    高君曼未及开门，大门已被撞开，闯进一大群荷枪实弹的警察、士兵，再加上屋外的，足有百人之众！

    陈家亦即《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遭到了彻底的大搜查，《新青年》杂志、陈独秀的来往信件，都落到了警察们手中！

    当夜，在城南游艺园散发传单的李大钊得知陈独秀被捕的消息焦急万分，连忙找来了北京大学德文班学生罗章龙[1]等人，要他们以北京学生的名义发电报给上海学生，把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捅出去，动员舆论进行营救。

    隔了一天——6月13日——陈独秀被捕的新闻见诸北京《晨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申报》《时报》，全国各大报也都予以转载。此事顿时激起众怒，社会各界纷纷抨击北洋政府。

    一时间，各地抗议电报纷至沓来，矛头直指北洋政府。

    李达在《民国日报》上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说得痛快淋漓：

    陈先生捕了去，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人。

    捕去的陈先生，是一个“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2]

    要求快恢复“无罪的”、“有新思想的”、“鼓吹新思想的”陈先生的自由来。

    那位已经回到湖南的“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赞誉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

    本书作者曾在北京拜访罗章龙。时值盛暑，他正住在北京医院高干病房里。虽然年事已高，但他耳聪目明，思维敏捷，记忆清晰

    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

    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徐世昌派出的和平谈判代表许世英时，也很尖锐地提到了陈独秀被捕之事：“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个、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

    孙中山坚决要求徐世昌释放陈独秀。

    许世英这位“内务总长”不敢怠慢，赶紧给徐世昌发去电报，转告了孙中山的意见。

    慑于重重舆论的压力，陈独秀被关押了98天之后，终于在1919年9月16日，由安徽同乡作保，走出了监狱。

    “北李”为“南陈”获释热烈欢呼，欣然命笔，写了《欢迎独秀出狱》一诗：

    觉悟社在1920年1月出版的《觉悟》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天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相别才有几十日，

    这时有了许多更易：

    从前我的“只眼”[3]忽然丧失，

    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

    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

    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4]

    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天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在陈独秀出狱之后，中断了快四个月的《新青年》杂志终于又和读者见面了。

    就在陈独秀出狱的那天——9月16日——天津的十位男青年和十位女青年组织了一个崭新的团体，取名“觉悟社”，出版刊物《觉悟》。觉悟社的领导人，是一位21岁的小伙子，名唤周恩来。《觉悟的宣言》便是他写的。

    应周恩来之邀，李大钊在9月21日来到天津觉悟社演讲。紧接着，《新青年》编辑部的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也应周恩来和觉悟社之邀，前往天津演说……

    [1]1989年9月15日，作者在北京访问了93岁高龄的罗章龙，请他回忆此事。

    [2]1916年6月24日《民国日报》。

    [3]“只眼”是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随感录》所用的笔名，取义于南宋杨万里的诗：“近来别具一只眼，欲蹈唐人最上关。”

    [4]这是指《每周评论》。此报由陈独秀、李大钊创办，1918年12月22日创刊。陈独秀被捕后，《每周评论》被北洋军阀政府封禁，1919年8月31日停刊。

    骡车载着奇特的账房先生去天津

    几个月后，李大钊又一次去天津。不过，这一回全然不同，他没有公开露过一次面，行踪也十分诡秘。

    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那是1920年2月中旬，年关将近，家家户户门前贴起了“迎春接福”、“万象更新”之类红色横幅。离正月初一——公历2月20日——眼看着只剩几天了。

    “的笃、的笃”，一辆骡车缓缓驶出北京城朝阳门，先南后东，朝着天津进发。

    车上有两位乘客，一位年约30岁，留着八字胡，戴金丝边眼镜，身材魁梧，一身皮袍，正襟危坐，手提包里装着好几册账本，一望而知是年前收债的账房先生。他讲得一口北京话，路上一切交涉，都由他出面。

    另一位约莫40多岁，坐在车篷之内，像是畏寒，一顶毡帽压得低低的，一件棉背心油光可鉴。此人看上去像个土财主，抑或是那位账房先生的下手。他总是“免开尊口”，要么无精打采地闭目养神，要么默默地凝视着道路两旁那落尽叶子的秃树。

    那位“账房先生”，便是李大钊；那位躲在车里的，是陈独秀。他俩乔装打扮，秘密出京。

    风声甚紧，警察又在追捕陈独秀……

    事情是由前些天报纸上关于陈独秀的报道引起的：

    《陈独秀在武汉文华学校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

    《陈独秀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的精神〉》；

    《湖北官吏对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停止演讲，速离武汉》；

    《陈独秀深愤湖北当局压迫言论自由》；

    ……

    京师警察厅头目阅报大惊：陈独秀乃保释之人，每月都要填写《受豫戒令者月记表》，在京的行动尚受约束，怎可事先不报告、擅自离京，更何况到了外地四处演讲、宣传“主义”？这怎么行呢？

    于是，箭杆胡同里忽见警察在那里站岗。这儿既非交通要道，又非大官住地，不言而喻，警察在“守株待兔”，等候着从湖北归来的陈独秀，要把他重新逮捕。

    其实，陈独秀早在1月下旬便已经离开北京悄然前往上海。那是广东军政府委托汪精卫、章士钊等筹办西南大学，邀请陈独秀来沪商量有关事宜。陈独秀抵沪后，又受胡适之荐，前往武汉。

    如胡适所言：

    那时华中地区的几所大学聘请我去做几次学术讲演，但是我无法分身，因为杜威教授那时也在北京讲演，我正是杜威的翻译；所以我转荐陈独秀前往。对方表示欢迎……[1]

    于是，陈独秀2月2日离沪，乘“大通轮”于2月4日抵达汉口。8日晚，陈独秀乘火车北上，返回北京。

    在火车上，陈独秀和同行的几位武汉地区校长谈笑风生。那几位校长欲去北京物色教授到武汉任教。

    火车迎着朔风，喷撒着黑烟，朝北京进发。

    在北京大学校园里，李大钊手持陈独秀发来的电报，焦急万分。因为早有学生报信，陈寓门口有警察站岗，正张网捕陈。

    李大钊把《新青年》编辑高一涵及几位学生找到家中，商议对策，如此如此……

    北京车站，陈独秀刚刚走下火车，一位学生便迎了上去：“陈先生！”

    那位学生递上李大钊的亲笔信，陈独秀才知道警察正在家门口“恭候”。

    陈独秀只得随着那位学生前往友人、北京大学教授王星拱家。进家之后，发现李大钊和高一涵已在里面等他了。

    “仲甫，你要赶紧离开北京，避一避风头。”李大钊说道，“你如果再落到警察手里，就很难出来了。”

    “那就到上海去吧。”陈独秀说，“汪孟邹在上海，我到他那里住一阵子。”

    “你先歇息一下。”李大钊说，“我想办法护送你出京。”

    北大教授陈独秀

    翌日，一辆骡车来到了王家门口，那位“账房先生”已经跨在车把上。陈独秀向王星拱家的厨师借了那件油光发亮的背心，又借了顶毡帽，躲进那骡车。

    骡车很慢，走的又是小道，总算躲过了警察的眼睛。

    “的笃、的笃”，蹄声清脆。小小骡车，载着“两大星辰”——“北李南陈”、载着《新青年》的两员主帅。

    在僻静的野外，“账房先生”转进车内，跟戴毡帽的那一位压低了声音，细细地商讨着一件大事。

    骡车向南到达廊坊，再朝东折向天津，一路上慢吞吞地走了好几天。“北李”和“南陈”从未有过这么多的时间，可以如此专心致志地交谈。

    “是该建立中国共产党了！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就在这辆不断摇晃着的骡车上，“北李南陈”商议着这件严肃而重大的事情——“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2]

    “我着手在北京作建党的准备，你在上海作建党的准备。”李大钊对陈独秀说的这句话。后来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北李南陈，相约建党”。

    轻声细语，他俩探讨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任务，研究着党纲应该怎么写，包括些什么内容。

    如此一路共商，时光飞快流逝，天津城近在眼前了。

    “账房先生”重新坐回了车把，车里的那位又把毡帽压得低低的。

    进入天津城，他俩没有朝火车站走去——因为警察很可能会在火车站“恭候”。

    “仲甫，脱掉你的油腻的背心，摆出你教授的派头来。我送你上外国轮船！”李大钊想出了好主意。

    陈独秀脱下背心，托李大钊“物归原主”。

    在码头，陈独秀紧紧地握着李大钊的手，说道：“后会有期！”

    陈独秀踏上了挂着“洋”旗的船，一口英语，俨然一位“高等华人”。

    当陈独秀来到上海，已是阴历除夕——2月19日。上海街头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酒吧、饭馆里传出划拳声，舞厅、戏院飘出乐曲声，石库门房子里传出哗哗麻将声，陈独秀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在码头送别陈独秀之后，李大钊的心中也放下一块大石头。

    李大钊没有马上回北京，他不时回头望望，看看有无“尾巴”。

    他朝“特别一区”走去。“特别一区”是天津的俄国旧租界，苏俄十月革命之后，废除了原先沙皇俄国在中国的租界，不过“特别一区”仍成为俄国人在天津聚居的所在。

    1918年，李大钊发起少年中国学会。这是李大钊（右三）等少年中国学会成员1920年在北京的合影

    李大钊和天津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等人秘密来到“特别一区”一幢小洋楼里，在那儿，李大钊与俄共（布）友人进行了会谈。

    那位俄共（布）友人是谁呢？后来章志所写的回忆文章《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中没有提及姓名，现在也就不得而知。

    不过，极有可能是后来成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远东人民处处长的伯特曼。1957年在伊尔库茨克出版的米勒著《在革命的烈火中》一书，提及伯特曼曾在1919年夏天在天津会见过李大钊，并称李大钊是“了不起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然，伯特曼所说的会见李大钊是“1919年夏天。”

    倘若不是伯特曼，那么究竟是谁，尚不得而知。

    不知怎么会走漏了风声——大约是“特别一区”那里早已在密探监视范围之中，李大钊的来访引起了注意。第二天，天津《益世报》就捅出了消息：《党人开会，图谋不轨》！

    李大钊见报，马上通知那天同去会晤的天津友人预防不测，自己便于当天匆匆赶回了北京。

    陈、李天津之行，把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1]《胡适口述自传》，第19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高一涵：《李守常先生传略》，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4日、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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