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俄国共产党华员局”

    新生的苏俄关注着东方，列宁关注着东方。在派出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前往中国之前，俄共（布）早已秘密地试图与中国的革命者建立联系。

    种种绝密的内幕，随着岁月的更新而终于解密……

    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俄罗斯苏维埃政权处于国内混乱、国际围剿之中，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封锁了中俄边界，使中苏交通阻断。

    列宁在万般困难之中，仍想方设法寻觅着东方的战友。在他看来，中国革命一旦兴起，那就是对新生的苏俄最有力的支援。

    列宁最初多次接见过的中国革命者，据苏俄档案记载，俄文的名字叫“лауСиуджау”，早年的中译名为“鲁苏杜”。

    “鲁苏杜”何许人也？查遍所有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也找不到这样的名字。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后来，根据“鲁苏杜”当年所担任的职务——“中华旅俄联合会”会长这一线索寻找，这才查清他的中文原名叫“刘绍周”，又名“刘泽荣”。

    刘绍周虽然是连《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词典》上也查不到的人物，而在当年，却是列宁三次接见过的中国工人代表——历史，差一点淹没了他的名字！

    刘绍周的俄语比汉语讲得更流利，虽说他是地道的中国人。刘绍周1892年出生在中国广东西江之畔的高要县，那里蔗林成片，以盛产“端砚”著称。刘绍周5岁时便离开了那片炎热的土地，随着父亲来到俄国，俄国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在那里上完小学、中学，以至就读于圣彼得堡大学物理系、圣彼得堡工业大学建筑系。如此这般，他成了俄国的华侨。

    俄国的华侨并不多。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十万中国劳工根据俄国企业和中国包工所订的合同，来到这寒冷的北方邻国，成为那里的苦力，于是，华工猛然增多。他们一贫如洗，本能地站在俄国无产阶级的一边。

    1917年3月3日（俄历二月），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推翻了作威作福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这次革命，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华工、华侨和留俄的中国学生们联合起来，在1917年4月18日成立了“中华旅俄联合会”。

    25岁的大学毕业生刘绍周富有组织才干，当选为会长。

    十月革命之后，在“中华旅俄联合会”的基础上，1918年12月中旬在圣彼得堡成立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刘绍周又当选为会长。这个华工联合会拥有近6万会员，声势不小，刘绍周成了华工们的领袖。12月30日，刘绍周在莫斯科召开了旅俄华工联合会第一次群众大会，号召华工坚决和苏联工人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在这次会议上，华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当选为莫斯科分会主席。

    列宁注意到了这支华工队伍，刘绍周被任命为圣彼得堡市苏维埃委员。列宁还亲笔作如下批示：“务请所有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对刘绍周（泽荣）予以一切协助。”

    受苏联外交部的委托，旅俄华工联合会创办了《旅俄华工大同报》，在华工中进行革命宣传。

    1919年3月2日至6日，当列宁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两名中国代表出席了会议——虽然当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

    两名中国代表之一，便是刘绍周。

    刘绍周见到了列宁。后来，刘绍周回忆道：

    我第一次拜访列宁同志是在1919年3月，当时我正列席共产国际第一届大会。记得第一次去见这位伟大领袖时，是在下午大会休会时间……他还问我是否要在大会上发言……我回答了他的问话，告诉他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他说很好。[1]

    3月5日，共产国际“一大”召开第四次会议，由列宁主持。在季诺维也夫发言之后，列宁说：“现在请中国代表发言。”

    刘绍周先用汉语念了一遍祝词，又用俄语念了一遍。他的祝词，刊登在翌日的《真理报》上：

    本国际是俄国共产党创立的。这个党领导的政府，为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各国人民的自由而对世界帝国主义宣战。因此，这个党获得了中国人民的最真诚的友情。

    我作为中国组织的代表来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深感荣幸。我不仅代表我所在的小组，也不仅代表成千上万散居俄国各地的中国无产者，而且代表几万万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向旗帜鲜明地誓同残暴的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第三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

    列席共产国际“一大”的另一名中国代表是华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其实他是一个中国人，年幼时母亲病故，无依无靠，流浪在哈尔滨。哈尔滨离俄国不远，这座城市里居住着许多俄国侨民。一位俄国医生喜欢这个孩子，收养了他，给他取了俄文名字“华西里·亚历山大罗维奇”——他原本叫“张永奎”。俄国医生把他带回了俄国，从此他在俄国长大。他参加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当选为该会莫斯科分会主席，成为仅次于刘绍周的中国旅俄华工领袖。

    刘绍周和张永奎不是共产党员，所以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只是列席代表，有发言权，无表决权。

    在共产国际“一大”之后，1919年11月19日，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又一次接见了刘绍周。不过，当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刘绍周已是共产党员了。虽说那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正式成立，刘绍周不再作为旅俄华工联合会代表出席会议，而是代表着“俄国共产党华员局”。

    俄国共产党华员局，是俄国共产党中旅俄华侨党员的中央机构。1920年6月，旅俄华工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为了统一、集中旅俄华侨中的俄共（布）党员，于6月25日建立了俄国共产党华员局。很巧，正是7月1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部批准成立俄国共产党华员局以及该局所拟定的党章。刘绍周是华员局的成员。

    俄国共产党华员局的主席是安恩学。

    关于安恩学的生平，现在所知甚少了，这里只能勾画出粗线条的轮廓：他原本在中国东北铁路工作，1904年8月，在哈尔滨被当时的帝俄当局逮捕，所控罪名据云是所谓“为日本进行间谍活动”。于是，他被发配到俄国的彼尔姆，沦为那里的苦工。他理所当然地积极参加了1905年的俄国革命，然后又在十月革命中冲锋陷阵。他在秋明组织了一支中国工人支队，与苏俄阶级兄弟并肩战斗。1918年，他所领导的中国工人支队加入了苏联红军，为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战斗。之后，他加入了俄国共产党。这样，当俄国共产党决定成立华员局的时候，安恩学被选入华员局，不久担任了主席。

    俄国共产党华员局是参加了俄国共产党的华人的中央领导机构，虽然并不等于中国共产党，不过，它毕竟是华人之中正式的共产党组织——尽管如今它鲜为人知。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当列宁主持召开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除了刘绍周之外，安恩学取代了张永奎。刘绍周和安恩学都是以俄国共产党华员局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的。在这次会议上，刘绍周第三次见到了列宁。

    刘绍周在7月28日的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发言，列宁很注意地倾听了全部内容。

    刘绍周很清楚地用俄语说明了当时中国的形势：

    1918年底中国进行着激烈的国内战争。南方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其目的是与北京政府作无情的斗争。领导南方政府的是中国第一次革命的著名领袖孙逸仙，但是，不久以后，孙逸仙由于与留在南方政府里的旧官僚代表人发生冲突，退出了广东政府。从那时起，他就不再正式参与政府事务。

    南方政府直到现在还继续与北京政府作斗争，而且这种斗争是在孙逸仙集团宣布的口号下进行的。其主要内容为：恢复旧国会和旧总统的权力，撤销北京政府。战争胜负未定，但是，无疑，南方政府胜利的可能性更大，尽管北方似乎在财政方面所处条件更加有利。近来，传说，南方政府的军队占领了湖南，即中部省份之一，并开赴北京……

    刘绍周还介绍了在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

    当凡尔赛会议不仅什么也没给中国，而且还把日本在战时损害中国的利益所提出的权益和领土要求确认归诸日本时，中国人民是多么失望啊。于是，在中国代表从凡尔赛会议回国以后，国内便掀起了反对政府和日本的强有力的运动。学生组织了联合会，站在运动的最前面……

    运动被暴力镇压下去了，而且，在许多场合下，游行示威者被开枪扫射。尽管如此，运动还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它唤起了群众的革命精神。

    后来，学生们明白了，光是他们什么也干不了，开始投身工人群众的事业。中国工人也开始发现他们的力量，虽然这是刚刚产生的工业无产阶级的代表……

    刘绍周在发言即将结束时，说了一段颇为重要的话：

    必须强调指出，目下中国乃是革命宣传的广阔场所，第三国际代表大会应该对这一事实给予极其高度的重视。援助中国革命不仅对中国本身具有意义，而且对全世界革命运动也具有意义，因为现在中国劳动群众的强大的革命运动是可以对抗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唯一因素……[2]

    刘绍周在共产国际会议上的这番发言，对于帮助共产国际了解中国情况，重视中国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

    不过，大抵是受出席共产国际“二大”的另一位中国代表——37岁的江亢虎——的影响，刘绍周在发言中，对“中国社会党”作了不恰当的介绍和评价：

    去年在上海我们举行了一系列罢工，诚然，是纯经济性的罢工。但是，即使社会党（其中心在上海），也在工人中间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声望。这个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据它的杂志登载着质朴的名称——《周报》——我们可以断定，这个运动确实具有重要性。譬如，5月1日那期里登着以下的口号：“不劳动者不得食”，“全世界应当属于无产阶级”等等。这本杂志孜孜不倦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对抗民族主义，坚持与苏维埃俄国结成亲密的兄弟般的联盟……

    江亢虎是以中国社会党代表的身份出席共产国际“二大”的。

    江亢虎原名江绍铨，别名江康瓠，江西弋阳人。1900年他在北京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后来前往日本留学。回国后，他出任北洋编译局总办、《北洋官报》总纂稿，后来又去西欧游历，主张“三无主义”，即“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回到中国，他创办了“社会主义研究会”。1911年11月5日，江亢虎在上海把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成立了中国社会党，自己担任“上海本部部长”。

    中国社会党的党纲共有八条：赞同共和；融和种界；改良法律，尊重个人；废除世袭遗产制度；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者；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收；限制军备。

    应当说，在当时，这八条党纲是有着进步作用的。中国社会党顺应时代潮流，曾得到了迅速发展，党员人数猛增至52.3万人，在沪、江、浙、京、津及南方各省建立了490个党支部。

    1913年，袁世凯得势，视中国社会党为敌，杀害了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部长陈翼德。江亢虎屈服于袁世凯的淫威，于1913年8月宣布中国社会党解散。

    即便如此，江亢虎也无法在国内立足，只得出走美国，在那里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汉文助教、美国国会图书馆顾问。

    获知列宁创建共产国际，江亢虎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自称中国社会党“奉行马克思主义”。于是，他得以出席共产国际“二大”。

    实际上，中国社会党只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江亢虎在出席共产国际“二大”之后，于1922年8月回国，创办南方大学，自任校长。他在1924年6月重组中国社会党。1925年1月更名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1926年该党再度解散，江亢虎又去美国。

    1939年9月，江亢虎投入了汪精卫的怀抱，出任汪伪国民政府的政府委员、铨叙部部长、考试院院长，沦为汉奸。

    1946年11月，江亢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处无期徒刑。

    1954年12月7日，71岁的江亢虎病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画上了他生命的句号。

    把中国社会党说成“这个党是马克思主义的”，让江亢虎出席共产国际会议，这表明当时的共产国际对中国情况并不了解。

    刘绍周倒是旅俄华工的出色代表，他既出席了共产国际的“一大”、“二大”，又是俄国共产党华员局负责人之一。刘绍周原本有可能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但一次意外的火车事故使他受伤，从而客观上无法参与其中。

    1920年11月18日，刘绍周在妻子陪同下，随北洋政府派往苏俄考察军事、外交的张斯代表团回国，在中东铁路理事会担任理事。从此他脱离了俄共华员局的工作。1933年后，他担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和西南联合大学俄语教授，著有《俄文文法》一书。1940年，当邵力子出任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时，请他出任驻苏使馆参赞。这样，他又来到了苏联，不过此时他的公开身份已变成国民党政府官员。当然，那位驻苏大使邵力子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由于深知刘绍周跟苏联的关系，特地请他作为参赞。

    此后，刘绍周又调任民国党政府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他毕竟曾与共产党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1949年9月，他协助中国共产党支持原国民党政府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反戈，使新疆避免了一场战火之灾。这样，刘绍周被中共任命为新疆临时外交办事处处长。

    后来，刘绍周调往北京，出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外交部顾问、商务印书馆副总编，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这位受到列宁三次接见的元老人物（在中国很少有人得到如此殊荣），历经沧桑，终于在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0年7月18日，78岁高龄的刘绍周离开了人世。他除了留下《俄文文法》之外，还给后人留下了《领海概论》《俄汉新辞典》等著作。人们对他的称谓是“教授、新闻出版家”。

    在“文革”岁月中，他早年的勋绩几乎被淡忘。

    时至今日，在追溯中国共产党“胚胎期”的历史时，是该把这位贡献甚巨的刘绍周如实地介绍给诸多读者了……

    至于另一位出席共产国际“一大”的代表张永奎，在20世纪20年代初回国，1977年去世时为甘肃师范大学教授。

    [1]刘泽荣：《回忆同伟大列宁的会晤》，《工人日报》1960年4月21日。

    [2]《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第31～34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来自海参崴的秘密代表团

    除了刘绍周、张永奎、安恩学之外，还有一位被岁月淡化而曾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出过大力的人物……

    1982年11月，山东平度县县报《平度大众》上的一则“寻人启事”，使该县西乡马戈庄的杨德信处于无限的兴奋之中。

    原来，那启事是中国共产党平度县委党史征集办公室出面刊登的，为的是寻觅谢世已久的名叫“杨明斋”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史料。最初，连杨明斋是哪里人都不知道，从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王翔千之女黄秀珍（本姓王，化名时改姓黄）那儿听说杨明斋是平度县人，于是在《平度大众》刊登了这则启事。杨德信的大爷正是杨明斋。这么一来，才使杨明斋的早年身世有了眉目。尽管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未能找到一张杨明斋的照片。直到近些年，研究者才辗转找到杨明斋的照片，使后人得以一睹这位先辈的面容……

    杨明斋是一位谜一样的人物。兼通中俄两国语言的他，曾在沙皇俄国的外交机关里工作。其实，那时的他，已是布尔什维克，他在那里做秘密工作——为布尔什维克工作。

    他，1882年出生在山东平度县马戈庄一位名叫杨仁鉴的农民家中。父亲最初为他取名杨好德。父亲粗知诗书，总想把儿子培养成一个有文化的人，所以省吃俭用，把他送入私塾。16岁那年，家中已无力供养杨明斋上学，他只好回家务农。不久，他成了亲，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杨明斋

    不幸的是，新婚不久，妻子便去世了。村里有人去“闯俄罗斯”，正陷于苦闷之中的他也随着去了。这样，1901年春，19岁的杨明斋来到了俄国东方的门户海参崴，在那里做工。

    他一边做工，一边也就学会了俄语。

    此后，他进入广漠荒僻的西伯利亚做工，成为劳苦的华工中的一员。一无所有的他，参加了俄国工人运动，于是和布尔什维克日渐接近，以至成了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

    十月革命之后，杨明斋成为旅俄华工中一位活跃的人物，他组织华工们参加红军，为保卫苏维埃而战。

    不久，杨明斋被派往海参崴。当时，海参崴还在日本占领之下，而杨明斋曾在这儿做过工，熟悉那里的情况。

    海参崴地处绥芬河口海湾东岸，原本是大清帝国的领土。1860年，沙俄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从此那儿成了俄国的领地。沙俄在那里筑寨建港，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即“控制东方”。不过，那里毕竟曾是中国的领土，居民之中三分之一是华人。杨明斋去到那里，把华侨组织起来。他的公开身份是华侨联合会负责人，他在这样的公开身份掩护下，为布尔什维克做地下秘密工作。

    那时，苏俄的远东部分处于日、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干涉军和白俄的高尔察克、谢苗诺夫部队统治之下。到了1919年下半年，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东进，抓住了高尔察克，西伯利亚落入了红军手中。第二年，高尔察克被处决，海参崴也插上了红旗。

    就在红军长驱直进西伯利亚前夕，1919年3月，在西伯利亚西缘鄂木河畔的鄂木斯克城，一次秘密会议正在举行。那是俄共（布）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会议除了研究东进问题之外，还决定成立一个秘密机构——“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这个情报宣传局的任务是“建立和加强同东方及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联系”。这是俄共（布）成立的第一个专门研究、联系东方及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机构。

    在中国发生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之后，1919年6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的负责人之一加蓬向俄共（布）中央建议，在西伯利亚区委成立“东方局”（又称“东方民族部”），专门负责和东方各国的革命力量进行联系，并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

    当红军进入海参崴之后，杨明斋受到了重视。不言而喻，他身为布尔什维克，又是中国人，通晓中、俄两国语言，是难得的可以从事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的恰当人才。杨明斋参加了设在海参崴的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工作。

    1920年1月，一份来自海参崴的重要报告，送到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这份报告是由维库什纳列夫和萨赫扬诺娃共同署名的，他俩都是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份报告向俄共（布）中央提出了他俩的建议：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应着手和中国的革命者建立经常的联系。

    也就在这份报告送出不久，李大钊送走了陈独秀，来到了天津“特别一区”那幢小楼。来自天津的重要信息，迅速传到了海参崴。

    李大钊不是江亢虎。中国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与俄共（布）挂上了钩。从海参崴派出的俄共老布尔什维克伯特曼住在天津，不断发来准确、可靠的情报——他找到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战友！

    俄共（布）中央仔细研究了远东地区委员会负责人的报告，获知了来自中国的最新信息，于1920年3月批准建立了“俄共（布）远东局”，作为俄共（布）专门负责同远东各国革命者联系的机构。在海参崴，成立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维廉斯基·西比利亚可夫被任命为分局的负责人。俄共（布）远东局选择海参崴建立分局，是由于海参崴这“东方的门户”跟中国联系方便——那时，从莫斯科到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道遭到战争的破坏，一趟列车起码要二三十天才能到达。

    1920年3月，就在建立远东局不久，俄共（布）中央与共产国际磋商，并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批准、同意，给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发去电报：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

    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所保存的档案（卷宗514，目录号1，归案卷号4，第7页）表明，派遣这个代表团的使命是：“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

    又据日本波多野乾一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5卷透露，列宁对这个代表团下达了三项指示：

    一 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

    二 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

    三 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

    不过，作者并未注明列宁的三项指示的出处。施瓦茨著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兴起》（B.I.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也有类似的记载，但同样没有注明原始材料出处。

    不论怎么说，代表团负有“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这一使命是确切无疑的。杨明斋被选入代表团，他的职务是翻译。

    代表团的负责人是俄国人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又译为“乌金斯基”、“威经斯基”、“魏金斯基”）。他又名查尔金，后在中国曾取了一个汉名，叫吴廷康；他还取了中国式的两个笔名——魏琴、卫金。

    中等身材，温文尔雅，学问渊博，维经斯基给人以良好的印象。1893年4月，他出生在俄国涅韦尔市，父亲是森林工厂的管理员。

    1907年，14岁的维经斯基中学毕业以后，家庭无法继续供他上学，便去维切布斯克印刷厂里当排字工人。

    三年后，他到白斯托鲁克当会计。

    20岁那年，贫困潦倒的他前往美国谋生，边学习边做工。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经历。来到美国之后，他的眼界一下子开阔了，阅世不深的他，明白了许多道理。他的英语也讲得流畅，这为他后来成为国际社会活动家准备了便利的条件。

    1915年，22岁的他在美国加入了社会党，并开始介入政治。

    听说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他欢欣鼓舞地从美国回到俄国，在海参崴加入了俄共（布）。不久，他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参加苏维埃工作。

    1918年11月，原沙俄海军上将、黑海舰队司令高尔察克叛乱，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者的支持下，在鄂木斯克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以“俄国最高执政者和陆海军总司令”自居，与列宁分庭抗礼。高尔察克曾占领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伏尔加河一带。维经斯基奉命参加地下工作，反对高尔察克。

    1919年5月，维经斯基在海参崴被白匪逮捕，关入监狱，不久被判处无期徒刑，流放到黑龙江口外的库页岛做苦役，经历了人生的严峻考验。

    维经斯基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他暗中联合了岛上被流放的政治犯，成功地进行了暴动，战胜白匪，获得了自由。

    1920年1月，维经斯基回到了海参崴，参加了俄共（布）东方民族部的工作。

    不久，当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考虑派一个代表团去中国，物色人选时，选中了维经斯基。27岁的维经斯基被选中，是因为他具备了这样一些条件：经历过严峻的生死考验，表明他对革命赤胆忠心；具有地下工作的经验；流利的英语，使他便于在国外开展工作。

    代表团的成员还有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的妻子。马马耶夫充当维经斯基的秘书。马马耶夫的妻子马马耶娃也参加了代表团，在代表团里担任打字员。25岁的马马耶夫本是苏俄红军军官，马马耶娃则是莫斯科歌舞演员。这样，两对夫妇同行，看上去像去中国旅游似的。

    代表团得到指示，增加一项使命：“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

    乔装“新闻记者”访问李大钊

    1920年4月初，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不远处一幢外国公寓里，来了五位新客人。客人们一律持“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护照，三男两女，其中一位男子一望而知是中国人，却能操一口流畅的俄语。

    据云，五位客人是俄文报纸《生活报》的记者，他们都持有《生活报》记者证，此次中国之行，为的是筹办建立一家通讯社，名曰“华俄通讯社”。这家通讯社将把中国的消息译成俄文，发往俄国；同时把俄国的新闻译成中文，供给中国各报刊，以促进中俄两国的信息交流。在当时中俄两国消息相互闭塞的情况下，《生活报》的记者们筹建这样的一个通讯社，倒是确实需要的。当别的外国客人问起这五位俄国记者时，他们总是如此叙述自己来华的使命。

    就在这个代表团抵达北京不久，又有两位从不同途径赶来的俄国人悄然到达北京，并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其中的一位俄国妇女，也来自海参崴，不过她的外貌跟正宗的俄罗斯女人不同，她是贝加尔湖沿岸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她叫萨赫扬诺娃，会讲俄语，也会讲蒙古语，是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在三个月前，向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致函，建议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的便是她。

    另一位是身材高大的俄国男子，蓄着大胡子，会讲一口纯正的法语——他本是俄国工人，后来侨居法国。他倒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记者，从哈尔滨奉命赶来。他叫斯托扬诺维奇，又名米诺尔，俄共（布）党员。

    维经斯基

    萨赫扬诺娃和斯托扬诺维奇前来北京，都是为了配合那个《生活报》记者代表团执行特殊的使命。

    最先开始“采访”的，是那位中国人——杨明斋。比起他的俄国同志来，他在北京活动要方便得多。虽然他的衣袋里放着苏俄护照，但是他一走出外国公寓，便消融在街头那黄皮肤、黑眼珠的人群之中。

    对于杨明斋来说，这儿虽然是他的祖国，不过新来乍到，仍有人地生疏之感。他毕竟19岁便离乡背井“闯俄罗斯”去了，在俄国度过了19个春秋。他这次是头一回来到北京。

    杨明斋首先“采访”的是号称“中国通”的波列伏依。他来到了离王府井大街不远的北京大学，跟这位在那里任教的俄语教授用俄语交谈着——虽说他们也可以用汉语交谈，但是那时北京城里懂俄语的毕竟不多，用俄语交谈保密性更好一些。

    波列伏依的中文名字叫“鲍立维”，又叫“柏烈伟”。在海参崴长大的他，常跟那儿的中国人打交道，会讲汉语，懂中文。他居然研究起中国的《诗经》来，成了一位汉学家。1918年下半年，他从海参崴来到天津，住在“特别一区”。台湾王健民先生著《中国共产党史稿》一书称他是“第三国际驻天津文化联络员”，那是不正确的。他不是俄共（布）党员，而是白俄，当然也就不可能是“第三国际驻天津文化联络员”。不过，他倾向革命，与俄共（布）的许多人有着友谊并保持联系。他来到天津之后，确实跟北京、上海、天津许多进步文化人进行联络。他既会讲俄语，又会讲汉语，成了沟通俄共（布）朋友和中国进步文化人之间的桥梁。

    鲍立维对《新青年》杂志非常注意，每期必读。理所当然，他注意到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大名。去北京的时候，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跟李大钊谈得非常投机。他送给李大钊一些来自莫斯科的关于马列主义的小册子，使李大钊十分高兴。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英文本，便是其中的一本。于是，李大钊介绍鲍立维到北京大学担任俄语教员，并编纂《俄华辞典》。

    杨明斋拜访了鲍立维，说是苏俄《生活报》记者维经斯基希望报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鲍立维伸出了左手的大拇指说：“李大钊！”又马上伸出右手的大拇指说：“陈独秀！”

    鲍立维向杨明斋说起了北京大学，说起了《新青年》，说起了去年发生的五四运动，说起了“北李南陈”……这位货真价实的“中国通”，十分准确地勾画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简貌，使杨明斋心中有了底。因为，他和维经斯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1]

    杨明斋又去拜访北京大学另一位俄籍教员阿列克塞·伊凡诺维奇·伊凡诺夫。此人也是一位“中国通”，他的中文名字叫“伊凤阁”，又叫“伊文”。他也是汉学家，精通中文，而且比鲍立维来华更早。伊凤阁所介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情况，大致跟鲍立维差不多，他同样提到了“北李南陈”。

    维经斯基决定访问“北李南陈”。陈独秀已经出走上海，他就请鲍立维、伊凤阁介绍，前往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访问李大钊。

    这是俄共（布）使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人物李大钊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当时，31岁的李大钊比维经斯基大4岁。

    当时在场的李大钊24岁的学生罗章龙，后来这样回忆往事：

    李大钊是北大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他在当时写下了不少水平很高、语言精彩的文章。《新青年》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数他的最多，他公开赞扬十月革命，是我国最早宣扬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因此，他在那时就享有很高的名望。维经斯基到北大会见李大钊是很自然的事。

    维经斯基访问李大钊也不是盲目而来，而是事先做了些准备工作。首先，维经斯基了解到李大钊先生是赞成十月革命的。他同李大钊见面谈了一席话之后，便要求见见参加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同学。这样大钊先生就找了几个同学和维经斯基见面，人数不多，其中有我和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我们同维经斯基见面的谈话会是在图书馆举行的，会上，他首先介绍了十月革命。他还带来一些书刊，如《国际》《震撼世界十日记》[2]等。后者是美国记者介绍十月革命的英文书。他为了便利不懂俄文的人也能看，所带的书，除俄文版外，还有英文、德文版本。维经斯基在会上还详细介绍了苏俄的各项政策、法令，如土地法令，工业、矿山、银行等收归国有的政策，工厂实行工人监督与管理，苏俄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管理全国经济工作的制度，列宁提出的电气化的宏伟规划等。他还讲到苏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面临种种困难，为了解决困难，不得不临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余粮征集制，等等。这次谈话内容相当广泛。当时我们很想了解十月革命，了解革命后的俄国，他谈的这些情况，使我们耳目一新，大家非常感兴趣。这就使我们对苏维埃制度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

    维经斯基这个人工作很细致。他来了之后，除了开座谈会，介绍苏俄情况，了解中国情况之外，还找人个别谈话。通过个别谈话，可以了解座谈会上不易得到的情况。他是一个有知识，有工作经验的人，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回答得恰如其分。他的英文、德文很好，能用英语直接与同学谈话。他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问题颇有研究。关于五四运动，他问得很详细；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相互勾结的情况看得也清楚；对五四运动、辛亥革命以前我国的历史也很熟。他同李大钊先生谈得很融洽，对李大钊先生评价很高。他在座谈会上曾暗示说，你们在座的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又在研究马克思学说，你们都是当前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他勉励在座的人，要好好学习，要了解苏俄十月革命，正因为如此，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我们认为他谈的这些话，很符合我们的心愿。我个人体会，通过他的谈话，使我们对十月革命，对苏维埃制度，对世界革命都有信心了……

    维经斯基对李大钊所讲的最后一句话“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是最为重要的话。这使李大钊不禁记起一个多月前坐在那辆奔往天津的骡车上，他和陈独秀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那次低声长谈。维经斯基的见解，与“北李南陈”的心愿不谋而合！

    “维经斯基先生，你要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可不去上海访问陈独秀先生。他是《新青年》杂志创始人、主编。”李大钊说道。

    “李先生，我也早已听说陈独秀先生的大名，不知您能否代为介绍？”维经斯基赶紧说道。

    “行，行。我写一封亲笔信给他，你带在身边。他看了信，就会愿意接受你的采访。”由于维经斯基一直是以记者的身份跟李大钊接触，所以李大钊这么说道。

    李大钊拿起毛笔，当即挥就一封信，交给了维经斯基。

    李大钊的这封信如今已无从寻觅，据当时李大钊的学生张国焘后来回忆：“李大钊先生介绍维经斯基、杨明斋去会晤陈独秀先生，似乎并不知道他们的秘密使命。因为李大钊先生和维经斯基后来都没有说过他们之间有过什么初步的商谈。大概李真的以为维经斯基是一位新闻记者。维氏与陈独秀先生在初步接触时，尚隐藏着他的真实身份。似乎也可以推知李当时的介绍信只是泛泛的。”张国焘也未亲眼见过那封介绍信，只是“推知”而已。他的回忆，仅供参考罢了。

    带着“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这一重要而秘密的使命，维经斯基决定前往上海。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翻译杨明斋以及那位从海参崴赶来的萨赫扬诺娃与他同行，共赴上海。

    马马耶夫夫妇仍留住在北京王府井附近，继续跟李大钊保持联系。

    那位来自哈尔滨的斯托扬诺维奇也去了上海。1920年秋经北京的黄凌霜介绍，前往广州，住在东山，以“远东共和国电讯社记者”的身份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

    就在维经斯基一行离开北京不久，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的另一领导人维廉斯基·西比利亚可夫抵达北京。他和斯托扬诺维奇一样，也以“远东共和国”的名义在中国活动。“远东共和国”是在1920年4月6日宣告成立的，所辖区域包括苏俄整个远东地区，首都设在赤塔。它在形式上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实际上是由俄共（布）领导。列宁建立远东共和国，为的是在远东建立一个缓冲国，便于同协约国打交道。1922年冬，当红军把日军全部赶出远东之后，远东共和国并入了苏俄。维廉斯基是以“远东共和国外交使团秘书”的身份在北京进行活动的。

    维廉斯基曾召集北京的俄共（布）党员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并在会上很明确地指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已经具备客观条件。”[3]

    此后，维廉斯基在中国工作多年，出任苏俄驻北京的帕依克斯使团顾问。

    俄共（布）及共产国际从不同途径派出各种身份的人物来华活动，表明了他们对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无比关切。

    [1]张国焘：《我的回忆》，《“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汇编》（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即美国记者约翰·里德的长篇报告文学。

    [3]《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第7期。又见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

    三益里的四支笔投奔陈独秀

    且说陈独秀在阴历除夕——2月19日——下了那艘挂着“洋”旗的船，躲开警察的追捕，终于来到熙熙攘攘的上海，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这一回悄然潜入，上海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光临。他叫了一辆黄包车，下榻于并不醒目的惠中旅舍。

    虽然连日奔波受了风寒，有点不适，但他还是稍事休息便朝五马路（今广东路）踱去。

    在五马路棋盘街西首，坐北朝南，原本有一座两开间的中德药店。一年前，这里改换门庭，挂上了“亚东图书馆”五个正楷大字，装上了四扇玻璃门。门口一块小招牌上写着：“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发售图书杂志仪器文具。”西边的玻璃大橱窗里，陈列着《新青年》样本，还有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杨昌济著《西洋伦理学史》《伦理学之根本》，梁漱溟著《新编印度哲学概论》等书。

    陈独秀见到这些书，不由得感到分外亲切。推门进去，店堂里正坐着那回跟他同往北京、同住中西旅馆的汪孟邹。见到陈独秀突然出现在面前，汪孟邹惊叫一声：“仲甫兄！”

    陈独秀朝他摇了摇手，汪孟邹会意，马上带他上楼，细细叙谈。

    汪孟邹和陈独秀是密友，都是安徽人。早在1897年汪孟邹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求学以前，两人便已密切交往，后来汪孟邹成为有名的出版商，并与陈独秀结为莫逆之交。

    1913年，汪孟邹听从陈独秀的主意，到上海开办书店——也就是亚东图书馆。

    老年汪孟邹先生

    起初，亚东图书馆坐落在四马路的小弄堂惠福里。陈独秀认为缩在弄堂里，干不成大事，于是，汪孟邹鼓起勇气，盘下中德药店的房子，总算上了大马路。

    亚东图书馆成了陈独秀在上海的一个据点。这家书店“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便全然由于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关系。

    这一回，已经被免除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在亚东图书馆楼上跟汪孟邹说出了自己出逃北京以后的计划：到广州去！

    在陈独秀看来：“广东人民性质活泼勇健，其受腐败空气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现在之是想，改造广州社会，或轻易于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无穷希望也。”[1]邀请陈独秀去广州的是章士钊和汪精卫，他们希望陈独秀能到那里去和他们一起筹建西南大学。因此，这次陈独秀只是途经上海，小住数日罢了。

    在惠中旅舍住了几天，北京警方似乎并没有派人追捕，陈独秀就搬到亚东图书馆来住。楼上有四间房，陈独秀和汪孟邹相邻而居，有时聊天，有时看书，陈独秀不再像旅馆里那么寂寞。

    就在陈独秀托汪孟邹购买赴穗船票之际，忽于3月5日接章士钊从广州打来电报，说是因广州政潮突起，不宜办学，校址还是设在上海为宜，他和汪精卫不日来沪面商。

    阴差阳错，原本只是路过上海的陈独秀，也就在沪滞留了。

    亚东图书馆人来人往，非长住之地，何况陈独秀仓皇离京，家眷尚在箭杆胡同居住，不知那在屋前蹲守的警察如何对待他的家眷。陈独秀希望在上海找一处安静的住所，接来家眷同住，而且把《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从北京迁回上海。

    汪孟邹给陈独秀出了个好主意：柏文蔚在上海的公馆正空着——他被委任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长江上游招讨使”，携眷上任——何不住到柏公馆去？

    柏文蔚，当年的安徽都督，陈独秀是他的秘书长——“武有柏，文有陈”。陈独秀如今要住进柏文蔚的公馆，柏家当然一口应承。

    柏公馆在何处？那便是本书序章中写及的周佛海之妻找到的第一个目标——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那里是法租界。

    这是一幢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楼上成了陈独秀的卧室。那儿，原本是柏文蔚用的一张考究的大铜床，一只红木柜，一张大书桌，现在都由陈独秀使用。楼下的客堂间，也就成了陈独秀的会客室。

    邵力子

    陈独秀是一位富有“磁力”的人物。在北京，他在箭杆胡同的家常常高朋满座，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以及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都是那里的常客。

    眼下，本来颇为冷落的柏公馆，由于陈独秀的到来变得热闹起来。

    常常坐着自己专用的黄包车来的，是《民国日报》经理兼总编、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

    《觉悟》副刊在当时颇有影响，与北京《晨报》的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号称全国“三大副刊”。《觉悟》副刊登过陈独秀的文章，邵力子跟他算是“文友”。

    邵力子的家，离环龙路不太远——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5号（今西门路泰和坊）。“三益里”由王姓三人出资建造，“三人得益”，故名“三益里”。邵力子是个大忙人，所以包了一辆黄包车，总是来去匆匆，往往在陈独秀那里小坐片刻，便要离去。他的杂务实在太多，不光是那张《民国日报》要耗去他大部分精力，而且他常常要到各学校发表演说。他甚至还担任“上海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之职，要参加上海市河南路商界联合会总会的工作。他是上海著名的国民党党员，然而，却倾向激进，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曾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主义与时代》一文，声称：社会主义已在人们心目中有很大影响，“这决非单为好奇新的心理所促成，实在是时代潮流中已有需要这个主义的征兆”。

    也正因为他热烈赞颂社会主义，便跟陈独秀有着共同的语言，也就不时光临渔阳里2号。

    来自三益里的“高朋”，不光是邵力子，还有他家斜对门的三位“大秀才”。

    邵寓斜对门的三益里17号，住着李氏兄弟。这“二李”的大名，在本书序章中已经提及——李书城、李汉俊。后来，中国共产党“一大”便是在李氏兄弟寓中召开。不过，此时李氏兄弟尚未迁往贝勒路，而是住在三益里一处三楼三底的宽敞的石库门房子。

    在笔者访问李书城家属时，其遗孀薛文淑如此回忆：

    在三益里居住时，书城与外界往来甚少，整天在家看书，不大出门，来访的人也不多。汉俊则与他相反，每天都很忙。他住在旁边楼下，我住在中间楼上，常常能见到朋友们找他。

    经常来的多是与他年龄相仿、穿长袍的先生，也有一两位比他年长，还有两位剪短发、穿裙子的青年女性给我印象较深，但除了邵力子之外，其他来客我都不知道姓名。

    我是刚从家乡[2]到上海的，对外界一无所知，更不知道革命之类的事。但是我觉得汉俊的这些朋友很异常，他们在一起经常发生争论，有时像是在吵架，我以为一定是闹翻了，可是第二天这些人还是照常来，从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愉快。

    李书城与其家人

    他们常深更半夜才出门，总是弄得声响很大。我对这些人的情况感到奇怪，曾对书城提出，但书城说“汉俊他们的事，你就不要去管”，可见他对汉俊的事是了解的。

    书城早年投身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但他对以后袁世凯篡位、国民党的退让及军阀混战的状况深感失望，而将希望寄托在他弟弟身上。早年因家境穷困，汉俊从小就受到书城照料，并随他去日本读书。汉俊以优异成绩在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毕业后，因国内根本没有搞建设的条件，便从事革命活动，这些都是书城予以支持和鼓励的。他们两人的性格都很刚直，脾气都不好，但他们之间却很友爱和睦。书城母亲的规矩很多，她特别喜欢清静，对别人走路的要求是“轻手轻脚”，说话的要求是“轻言细语”。我们全家一日三餐都是在一张大桌子上吃饭，大家都遵照母亲“食不言，睡不语”的规定，能够例外轻声说话的只有书城兄弟，他们总像在讨论什么似的，一般都是汉俊先说什么，然后书城点头表示同意。汉俊对他哥哥也十分尊敬……

    李书城家属赠给笔者一幅珍贵的照片——当年李家在三益里的合影。这张照片虽然残缺，但李氏兄弟都在画面之中。兄弟俩长得很像，个子相仿，都戴一副金丝眼镜，但李书城留着八字胡，看上去比李汉俊老成得多——虽然他只比弟弟大9岁。

    李氏兄弟乃湖北潜江人。父亲李金山是潜江县私塾教师，育有三男四女，长子李书麟早逝，次子李书城便俨如长子，照料弟妹。1902年，12岁的李汉俊在李书城的挚友吴禄贞帮助下东渡日本。李汉俊极为聪颖，一口日语讲得如同“正宗”日本人一般。他还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尤其是德语，非常流利。

    李汉俊最初喜欢数学，后来拜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帝国大学经济部教授河上肇为师，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当时，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甚多，而他懂德文又使他可以直接阅读马克思原版著作。这样，李汉俊成为当时中国最为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之一。

    这帧历史照片，摄于当年的“李公馆”。李公馆的主人是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后右一），李书城的弟弟李汉俊（后右二）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李汉俊衣着很随便，看上去像个乡下人。在上海，他曾去一家豪华宾馆看望一位德国教授，看门的印度人以为他是“瘪三”不许入内。不料，他以英语向看门者说明来意，使那位印度人吃了一惊，只得让他入内。过了一会儿，德国教授送他出门，一路上以德语谈笑风生，那位印度人方知自己“以衣取人”，看“扁”了来者，赶紧向他道歉。

    李氏两兄弟之中，李书城不去环龙路渔阳里，而李汉俊则成了陈独秀客堂间里的常客。

    李汉俊还带来另两位“大秀才”拜访陈独秀，他们便是戴季陶和沈玄庐。

    戴、沈、李乃《星期评论》编辑部的“三驾马车”。那时候时兴“评论”，在北京影响甚广的是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上海这“三驾马车”效仿《每周评论》，在1919年6月8日创办了《星期评论》。此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7月14日问世。在这些“评论”之中，《星期评论》的发行量最大，达十几万份。

    《星期评论》的编辑部最初设在上海爱多亚路新民里5号（今延安东路），1920年2月又迁往三益里李汉俊家，难怪有许多“穿长袍的先生”和“穿裙子的青年女性”常常进出李寓。与李汉俊同编《星期评论》的戴季陶，亦非等闲之辈。戴季陶本名良弼，又名传贤，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他比李汉俊小1岁，而经历比李汉俊“显赫”得多。李汉俊12岁赴日，戴季陶15岁赴日。戴季陶也是得兄长之助，才得以东渡。戴的长兄卖掉了土地，资助他从遥远的四川前往日本。事出意外，年幼的戴季陶途经上海时，被流氓盯住，抢去他的钱财。戴季陶痛哭流涕，幸亏一位四川同乡也去日本，看他实在可怜，带他踏上了东渡轮船。

    囊中空空如也的戴季陶进入日本大学法律系，发奋攻读，学业优秀，日语流畅。富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他，发起组织留日同学会，小小年龄，被推选为会长。在艰难困苦之中，载季陶度过了留学生涯。

    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

    回国之后，擅长文笔的他，考入《天铎报》社当记者。由于文章出色，迅即升为主笔。他从“不共戴天之仇”这一与“戴”相关联的俗语中，取“天仇”为笔名，发表众多抨击清朝政府的文章。

    戴季陶命运的转折点是1911年12月25日。这天，20岁的他在上海码头欢迎、采访自海外归来的孙中山，心中无限敬佩。孙中山也看中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邀他去南京参加中华民国成立大典和大总统就职仪式。

    戴季陶

    不久，孙中山赴日访问，戴季陶被任命为翻译兼机要秘书。从此，他成为孙中山的忠实门徒。

    在日本，孙中山与许多日本重要人物密谈时，唯戴季陶在他身边。

    此后，孙中山受袁世凯排挤，流亡日本，戴季陶亦侍奉在侧。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戴季陶被任命为浙江支部长。

    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出任大元帅，戴季陶被任命为大元帅府秘书长。

    1918年5月4日，因桂系军阀操纵国会，决议改组军政府，孙中山愤然宣布辞去大元帅之职。

    5月21日，孙中山离广州前往上海，戴季陶同行。孙中山在上海先是住在环龙路63号，两个多月后，迁入华侨们集资购赠的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住宅。[3]

    于是，戴季陶也就在上海住了下来。他原本读过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李汉俊在1918年底从日本回到上海，便与他过从甚密，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期期必读，商议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戴季陶的社会声望比李汉俊高得多，创办时由戴季陶任主编。

    沈玄庐其人，本名沈定一，字剑侯，浙江萧山人，年长李汉俊和戴季陶七八岁。他当过清朝的官——云南广通县知县、武定州知州、省会巡警总办。后来，他因帮助中国同盟会发动河口起义，被人告发，无法在国内立足，只得流亡日本。

    在日本，沈玄庐研读各种社会政治学说之后，认为社会主义学说最为正确，这样，他开始钻研日文版的社会主义理论书籍。

    沈玄庐

    1916年，沈玄庐回国，出任浙江省议会议长。

    当《新青年》创办之后，这位当年的清朝“县官”，积极为之撰稿。

    在戴季陶、李汉俊筹备创办《星期评论》之际，沈玄庐热心加入，成为“三驾马车”之一。

    沈玄庐虽说年近四十，倒有许多天真可爱之处。比如，他主张平等，在家中要儿子、儿媳直呼其名，使他的许多朋友惊讶不已！

    自从陈独秀住进了环龙路渔阳里，相距不远的三益里四支笔杆——邵力子、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便不断被渔阳里的“磁力”吸引过去了。

    此外，还有一位常来拜访陈独秀的“笔杆子”，叫张东荪。他原名万田，字圣心，浙江杭县人，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追随孙中山。1911年，张东荪与梁启超一起在上海创办《时事新报》，1912年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秘书。此后，他担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19年，他在北京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南下上海之后，依然主编《时事新报》，因与陈独秀有旧，故常来叙谈。此人也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也读过一些日文版社会主义学说著作。

    不论是邵力子、李汉俊、戴季陶，也不论是沈玄庐、张东荪以至陈独秀，都曾在日本留学，都懂日文。最初，这些“秀才”都是从日文版的图书中懂得马克思主义的。

    [1]《民国日报》1920年2月23日。

    [2]薛文淑为上海松江县人。

    [3]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

    渔阳里石库门房子中的密谈

    “清明时节雨纷纷”。4月的上海，毛毛细雨不住地飘飘洒洒。

    4月下旬，浑身水湿的一列客车驶入上海站。不论是维经斯基夫妇，还是萨赫扬诺娃和杨明斋，都不习惯上海潮湿泥泞的雨天。他们登上黄包车，把车前的油布挡得严严实实的。与他们同来的朝鲜人安氏，也雇了一辆黄包车。

    打头的一辆黄包车里坐着杨明斋，对于他来说，上海比北京更为陌生。他平生头一回来到这中国第一大城市，那“阿拉、阿拉”的上海话，简直叫他难以听懂。不过，比较起同行的三位俄国人和一位朝鲜人来说，他毕竟该负起“向导”之责。

    在北京时，他便听说上海大东旅社的大名，所以下了火车，用他那一口山东话吩咐黄包车夫前往大东旅社。黄包车夫一听大东旅社，就知道该往什么方向拉。后头的几辆黄包车，也就跟着在雨中鱼贯而行。坐在这种人拉人的车上，杨明斋心中真不是个滋味儿，然而他却必须装出一副“高等华人”的派头。

    黄包车驶入繁华的南京路，在高悬“统销环球百货”六个大字的永安公司附近拐弯，便停了下来。杨明斋撩起车前的油布一看，迎面就是“大东旅社”的招牌。

    永安公司是上海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1]之一，大东旅社是永安公司附设的旅馆，就在永安百货商场的楼上。永安公司于1918年9月5日开业，翌日则是大东旅社剪彩大典。在当年的上海滩上，大东旅社名列一流旅馆之中。所谓“三东一品”，即大东、东亚、远东和一品香旅社，是上海当时最豪华的宾馆。

    杨明斋一行下车之后，便见到大门两侧挂着金字对联：“天下之大，居亚之东”。那“大东”之名，便是从这副对联中各取末尾一个字组成的。

    进门之后，穿着白上衣、黑长裤的茶房便领着他们上了电梯。在当年的上海，安装电梯的房子凤毛麟角。

    五楼，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侧是一间间客房。大东旅社总共有142间客房，这“142”颇有来历：先施公司早于永安公司，先施附设的东亚饭店有141间客房，而永安公司落脚在先施公司对面，便把大东旅社设定为142间客房——硬是比东亚饭店多一间客房！

    大东旅社的客房相当考究，打蜡地板，皮沙发，大铜床，既挂着蚊帐，又装着水汀。刚刚在沙发上坐定，茶房便送来滚烫的冒着蒸汽的毛巾，给客人们擦脸。

    杨明斋安顿俄国人、朝鲜人住下，便下了楼。在南京路如潮般的人群中，杨明斋打听着四马路在哪里。哦，原来跟南京路平行的、相隔不过数百公尺的马路，便是四马路。

    顺利地找到了亚东图书馆，从汪孟邹那里知道了陈独秀的地址，杨明斋便赶往环龙路渔阳里。

    陈独秀平生头一回见到这位陌生的山东人，起初有点不悦，因为他那儿来来去去的都是熟人，怎么会让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知道他的住处？

    当杨明斋从怀中掏出一封信，一看信封上李大钊那熟悉的笔迹，陈独秀马上变得热情起来，连声说：“请，请进！”

    陈独秀关切地问起李大钊的近况，问起北京大学的近况。看罢信，知道李大钊介绍苏俄《生活报》记者吴廷康先生前来访问，陈独秀马上答应了。

    “我去看望吴先生。”陈独秀说。

    “不，不，在旅馆里谈话不方便，我陪他到你这儿来。”杨明斋说道。

    依然潇潇微雨。两辆黄包车从喧闹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拐进了安静的环龙路，停在渔阳里弄口。杨明斋撑开雨伞，维经斯基穿着雨衣，压低了雨帽，消失在弄堂里。

    两位客人进入渔阳里2号的客堂间之后，陈独秀关紧了大门。

    “久仰！久仰！”虽然维经斯基来华之后才听说陈独秀的名字，不过，他在北京的那些日子里，陈独秀的大名差不多每天都闯进他的耳朵，他已经非常清楚陈独秀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正因为这样，他从北京专程赶往上海，“采访”这位“南陈”。说不上“久”，但“仰”却是确确实实的。

    初次的会晤，只在三人中进行，维经斯基讲俄语，陈独秀讲汉语，杨明斋当翻译。双方的谈话，大都是彼此介绍各自国家的情况，维经斯基向陈独秀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俄，陈独秀则介绍五四运动后的中国。

    第一次谈话在客客气气中开始，客客气气中结束，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似乎都在观察着对方。也许，维经斯基对陈独秀的揣摩更多一些。

    雨季渐渐过去，天气日益转暖。在杨明斋的陪同下，维经斯基一回又一回光临渔阳里，他和陈独秀的谈话，从客堂间转到楼上，声音慢慢压低。

    当陈独秀知道了这位“记者”的真实身份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密切，他们开始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这一问题……

    维经斯基搬出了大东旅社，因为那个地方离环龙路远了一些，况且长期住在那里也不方便。

    维经斯基和他的代表团迁往法租界霞飞路716号[2]住了下来，为了便于对外联系，他们又在英租界爱德华路挂出了俄国《生活报》记者站的牌子。维经斯基在上海“安营扎寨”，开始认真执行他在海参崴接受的使命。

    在杨明斋的帮助下，维经斯基以《生活报》记者身份公开在上海活动。他“采访”了很多人，据档案记载，他会见过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正、副评议长狄侃和程天放，会见过东吴大学学生代表何世桢……

    大约是白居易的诗句“渔阳鼙鼓动地来”太动听的缘故，上海除了环龙路有个渔阳里，在霞飞路还有个新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新渔阳里与渔阳里只有一箭之隔，维经斯基常常往新渔阳里6号跑……

    [1]四大公司即先施、永安、大新、新新公司。

    [2]这一地址几乎无人知晓或注意，但1933年3月出版的《陈独秀评论》一书中仿鲁的《清算陈独秀》一文，却偶然透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住处，并说20世纪30年代已成了“道路协会”会址。

    张东荪和戴季陶抽身离去

    新渔阳里6号最初原是李汉俊的住所，1918年底，李汉俊从日本回来便租下此屋居住。

    后来，李汉俊迁往三益里与哥哥李书城同住，便把新渔阳里6号转给戴季陶居住。

    维经斯基访问了戴季陶之后，觉得这位国民党员的家中更适合于召开一些座谈会。于是，除了密谈在陈独秀家进行之外，各种聚会便在戴季陶那里举行。

    最初参加那里聚会的是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张东荪。邵力子有时来坐一会儿，又匆匆坐着他的黄包车离去。

    维经斯基产生了这样的设想：“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乘五四运动的高潮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物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1]

    《新青年》的主持人是陈独秀、李大钊，《星期评论》的主持人是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时事新报》的主持人是张东荪——维经斯基最早的建党蓝图里，包括了这些“笔杆子”。

    开了几回座谈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维经斯基终于把建党的设想明确地向这几位“笔杆子”提了出来。

    张东荪先生

    “这样一来，首先就吓倒了张东荪，他立即退出了这个运动。”[2]

    张东荪为什么一听要成立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党，就要打“退堂鼓”呢？

    “据说张东荪所持的理由是：他原以为这个组织是学术研究性质，现在说这就是共产党，那他不能参加。因为他是研究系，他还不打算脱离研究系。”[3]

    所谓“研究系”，原是梁启超、汤化龙等成立的“宪法研究会”，后来演变为“不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系”，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机关报。张东荪作为《时事新报》主编，是“研究系”首领之一。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学说可以作为“学术”进行“研究”，而他不愿介入政治——参加共产党。这位叶公好龙式的“社会主义者”，告退了，从此，他不再参与新渔阳里的座谈。维经斯基所设想的“三刊同盟”一下子少了一家。

    张东荪虽然退出，而出席座谈会的人却不断增加。

    当年曾出席座谈会的北京大学文科毕业生袁振英，在1964年曾作如下回忆：

    1920年5月，陈独秀约我同戴季陶、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风、俞秀松、叶天低、李季、周佛海、杨明斋和李达、刘少奇等社会主义者[4]，同俄国代表到戴季陶宅新渔阳里6号，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由张继和柏文蔚出头，由戴季陶起草共产党纲领（原注：这一点是听说的，纲领是交给陈独秀的，由陈拿给大家讨论）……[5]

    一讨论起提纲来，意想不到，一位重要的角色又打起了“退堂鼓”。

    此人便是中国共产党纲领最初的起草者、会场寓主、《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

    戴季陶为什么要退出呢？

    有各式各样的说法——

    当时从日本回国省亲，路过上海而出席会议的周佛海如此说：

    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国人维经斯基在座。维大意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当天讨论没有结果。东荪是不赞成的，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我和雁冰[6]是赞成的。经过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上海当时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庐等。戴季陶也是一个，不过他说，孙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党，所以《中国共产党党纲》的最初草案虽然是他起草的，他却没有加入。[7]

    邵力子说得很婉转：

    戴季陶退出时，说因有不方便处。[8]

    茅盾则说：

    戴季陶不干的理由是怕违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9]

    李达道出了背后的情形：

    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维经斯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他不懂得什么理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就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10]

    中国共产党还处于“胚胎期”，尚未正式成立起来，便有这么两员“大将”抽身离去。戴季陶甚至从新渔阳里6号搬走了，离去时声言：“我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

    戴季陶搬走了，杨明斋租下了新渔阳里6号搬了进来，于是，这里更成了维经斯基召集各种座谈会的场所。人们并没有因张东荪、戴季陶的离去而动摇，反而更加坚定地得出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戴季陶走了，李汉俊着手起草党章。李达记得，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约有七八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我对于‘生产合作’一项表示异议，陈独秀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

    这个党，叫什么名字？叫“中国社会党”，还是叫“中国共产党”？

    又引起一番争论。

    连陈独秀也定不下来，于是，写信跟李大钊、张申府商量。

    张申府又名张崧年，北京大学教授，与李大钊关系甚为密切。据张申府回忆：

    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大意如此）。”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陈独秀在北大当过文科学长，认识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适于谈，而建党的事是秘密进行的。二是陈独秀在北京时，他和守常以及我经常在一起，他常到北大图书馆李主任办公室来（在红楼一层靠东南角的两间房子里），观点一致。他办《新青年》，我们经常写稿。民国七年十一月底办《每周评论》又在一起。每期刊印是在宣武门外一个报馆里，我曾与李大钊同志去校对，彼此很了解，所以陈独秀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不是偶然的。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还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

    这样，党的名称定了下来。

    作为建党的第一步，1920年5月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独秀，小组的成员有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杨明斋等。稍后加入的是施存统。

    [1]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2]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3]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4]袁振英此处所回忆的名单有误，有些人是在5月后才参加座谈会的，如李达、刘少奇等。

    [5]《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6]即沈雁冰，笔名茅盾。

    [7]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1942年初版。

    [8]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9]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10]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陈望道“做了一件大好事”

    就在酝酿、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那些日子里，一本薄薄的小书的出版，如同下了一场及时雨。

    这本书比如今的小32开本还要小，封面上印着一位络腮胡子人物的半身水红色坐像（再版本改用蓝色），一望而知是马克思。在马克思坐像上端，赫然印着五个大字——“共党产宣言”。

    最初版本在1920年8月出版时，印颠倒了书名。连书名印颠倒了都没有发觉，这表明当时人们对于共产党极度陌生，从未听说。这一印错书名的书，迄今只存两本，被确定为《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最早版本。这一珍本现存于浙江温州图书馆，上面盖着“荫良藏印”的藏书印章。荫良，即戴树棠的字，此人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初版本的另一本，1975年在山东广饶县刘集村发现，书名同样错印为《共党产宣言》。这个村子在1925年便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书上盖着“葆苣”印章，表明是山东早期中共党员张筱田（又名张葆苣）的。这一珍本现藏于山东广饶县博物馆。[2]

    在1920年9月再版时，错印的书名得以纠正，印为《共产党宣言》。

    现存于北京图书馆的《共产党宣言》珍本是这一再版本，但是封面损坏，而上海图书馆保存着完整的《共产党宣言》再版本。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保存着1920年9月所印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再版本。

    在《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封面上还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这“马格斯”即马克思，“安格尔斯”亦即恩格斯。中译本全文共56页。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名著，是他们在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纵观马克思、恩格斯众多的著作，这篇短小精悍的《共产党宣言》概括了其中的精华。可以说，欲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第一本入门之书、第一把开锁之钥匙，便是《共产党宣言》。尤其是此文写得气势磅礴，文字精练，富有文采，又富有鼓动性，可谓共产主义第一书。世上能够读懂读通皇皇巨著《资本论》者，必定要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而《共产党宣言》却是每一个工人都能读懂、能够理解的。

    1920年9月在上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陈望道译，陈独秀、李汉俊校

    《共产党宣言》最初是用德文出版的，1850年出版了英译本，接着，出版了俄文版（1863年）、丹麦文版（1885年）、法文版（1886年）、西班牙文版（1886年）、波兰文版（1892年）、意大利文版（1893年）……《共产党宣言》风行欧洲，倒是应了它的开头的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幽灵”东行，开始在中国“徘徊”。

    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第2号上，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

    1908年，在东京出版的《天义报》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以及恩格斯1888年为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

    此后，《共产党宣言》曾一次次被节译，刊载于中国报刊。

    1919年，年仅19岁的张闻天在8月出版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社会问题》一文，文末节录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十条纲领。

    然而，《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一直没有全译本。要成立共产党，要了解共产主义，怎可不读《共产党宣言》呢？

    第一个筹划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的是戴季陶。他在日本时，便买过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深知这本书的分量。他曾想翻译此书，无奈，细细看了一下，便放下了。因为此书的翻译难度相当高，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

    开头第一句话，要想妥帖地译成中文，就不那么容易。

    戴季陶主编《星期评论》，打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于是他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

    邵力子得知此事，向戴季陶举荐一人——杭州的陈望道！

    陈望道乃邵力子密友，常为《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撰稿。邵力子深知此人功底不凡，当能胜任翻译《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其人，瘦削，那颧骨显得尤为突出，脸色黝黑，如同农夫。不过，他在书生群中颇为不凡，从小跟人学过武当拳，轻轻一跃，便可跳过一两张八仙桌。

    他原名陈参一，浙江义乌人，中学毕业后，曾到上海进修过英语，准备去欧美留学。后来未能去欧美，却去了日本。兴趣广泛的他，在日本主攻法律，兼学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1919年5月，他结束在日本四年半的留学生活来到杭州，应校长经亨颐之聘，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师。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是浙江颇有声望的学校，校长经亨颐系浙江名流，早年留学日本，后来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其女经普椿为廖承志夫人。经亨颐广纳新文化人物入校为师，先后前来任教的有沈钧儒、沈尹默、夏丏尊、俞平伯、叶圣陶、朱自清、马叙伦、李叔同、刘大白、张宗祥等。

    陈望道进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之后，与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三位语文教师锐意革新，倡导新文学、白话文，人称“四大金刚”。1919年底，发生“一师风潮”，浙江当局要撤换经亨颐，查办“四大金刚”。邵力子在《民国日报》上发表评论，声援一师师生，各地学生也纷纷通电声援，浙江当局不得不收回撤换、查办之命令。

    不过，经此风潮，陈望道还是离开了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就在这时，戴季陶约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给了他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还给了他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为对照之用[3]。

    陈望道先生

    1920年2月下旬，陈望道回到老家浙江义乌县城西分水塘村过春节，便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4]这个小村跟冯雪峰的故里神坛、吴晗的故里苦竹塘，构成一个三角形。

    浙江义乌分水塘村陈望道故居。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宣言》的版本在这里译出

    陈望道避开来来往往的亲友，躲进老家的柴屋里。这间屋子半间堆着柴火，墙壁积灰一寸多厚，墙角布满蜘蛛网。他端来两条长板凳，横放上一块铺板就算书桌，在泥地上铺几捆稻草算是凳子。入夜，点上一盏昏黄的油灯。

    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辞典》《英汉辞典》，字斟句酌着。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又是一本很难译的书。头一句话，便使他绞尽脑汁，修改再三，才终于译定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其后，罗章龙曾试图从德文版原著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也深感“理论深邃，语言精练”。为了译第一句话，罗章龙亦“徘徊”良久。如他所言：“对于这句话研究时间很长，觉得怎样译都不甚恰当，‘幽灵’在中文是贬义词，‘徘徊’亦然。”[5]罗章龙反复琢磨，结果仍不得不沿用陈望道的中译文，然后加了一段注解，加以说明：“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罗章龙思索再三，还是采用陈望道的译文，足见陈望道译文的功力和严谨。

    江南的春寒，不断袭入那间窗无玻璃的柴屋。陈望道手脚麻木，就请母亲给他灌了个“汤婆子”。

    烟、茶比往日费了好几倍，香烟一支接着一支，宜兴紫砂茶壶里，一天要添加几回茶叶。每抽完一支烟，他总要用小茶壶倒一点茶洗一下手指头——这是他与众不同的习惯。[6]

    1920年4月下旬，当陈望道译毕《共产党宣言》正要寄往上海之时，忽听得邮差在家门口大喊“陈先生电报”。拆开一看，原来是《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邀请他到上海担任编辑。

    29岁的陈望道兴冲冲地提起小皮箱，离开了老家，前往上海，住进了三益里李汉俊家。斜对过是邵力子家。

    陈望道把《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版、英文版交给了李汉俊，请他和陈独秀校阅译文。

    陈望道住进三益里，使三益里又多了一支笔。他到渔阳里见了陈独秀，正在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便邀他参加在新渔阳里举行的座谈会。

    当李汉俊、陈独秀校阅了《共产党宣言》，再经陈望道改定，准备由《星期评论》发表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编辑部在三楼阳台上开会，“决定《星期评论》停办”！[7]

    风行全国达十几万份的《星期评论》，为什么突然停办？

    1920年6月6日《星期评论》被迫停刊，并在终刊号所载《〈星期评论〉刊行中止的宣言》之中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我们所办的《星期评论》，自去年6月8日出版以来，到现在已经满一年了……近两个月以来，由官僚武人政客资本家等掠夺阶级组织而成的政府，对于我们《星期评论》，因为没有公然用强力来禁止的能力，于是用秘密干涉的手段，一方面截留由各处寄给本社的书报信件，一方面没收由本社寄往各处的杂志，自47期以后，已寄出的被没收，未寄出的不能寄出。我们辛辛苦苦作战，印刷排字工人辛辛苦苦印成的《星期评论》，像山一样的堆在社里……

    显而易见，《星期评论》的进步倾向受到了注意，还来不及连载《共产党宣言》，就被扼杀了。

    此处，摘录1920年元旦出版的《星期评论》第31期上《红色的新年》，便可略见当年《星期评论》的风貌：

    （一）1919年末日的晚间，有一位拿锤儿的，一位拿锄儿的，黑漆漆地在一间破屋子里谈天。

    （二）拿锤儿的说：“世间的表面，是谁造成的！你瞧！世间人住的、着的、用的，哪一件不是锤儿下面的工程！”

    （三）拿锄儿的说：“世界的生命，是谁养活的！你瞧！世界上吃的、喝的、抽的，哪一件不是锄儿下面的结果！”

    （四）他们俩又一齐说：“唉！现在我们住的、着的、用的、吃的、喝的、抽的，都没好好儿的！我们那些锤儿下面的工程，锄儿下面产的结果，哪儿去了！”

    （五）冬！冬！冬！

    远远的鼓声动了！

    劳动！劳动！

    不平！不平！

    不公！不公！

    快三更啦！

    他们想睡，也睡不成。

    （六）蒙蒙眬眬地张眼一瞧，黑暗里突然透出一线儿红。

    这是什么？

    原来是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卷到远东。

    那潮头上拥着无数的锤儿锄儿，直要锤匀了锄光了世间的不平不公！

    呀！映着初升的旭日光儿，霎时遍地都红！

    惊破了他们俩的迷梦！

    （七）喂！起来！起来！

    现在是什么时代？

    1919年末日24时完结了，

    你瞧！这红色的年儿新换，世界新开！

    如此鲜明的进步色彩，宣传“北极下来的新潮”（指十月革命），《星期评论》遭禁。

    前来就任《星期评论》编辑的陈望道，尚未走马上任，就失业了。

    幸亏因陈独秀来沪，《新青年》编辑部（其实也就是他一个人）随之迁沪，正需要编辑，于是，陈望道成了《新青年》编辑，从三益里搬到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那里住下。

    《新青年》已是在全国最有影响的刊物，居各刊物之首，在国内43个省市设有94个代派处。1920年5月1日，《新青年》推出面目全新的《劳动节纪念号》，版面比往常多了两倍，达四百来页。

    这一期刊出了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刊出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全文，刊出了15个团体、8家报刊热烈赞颂这一宣言的文章——这一宣言是历史性的文件，全称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以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署名，早在1919年7月25日便已发出，郑重宣布苏维埃政府废弃沙皇政府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的声明。由于中国军阀政府的阻挠，这一宣言迟迟未能在中国报刊发表。《新青年》以不寻常的姿态，对这一宣言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一不寻常的姿态，表明陈独秀明显地倒向苏俄。诚如蔡和森所言，《新青年》最初曾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后来则既“宣传社会主义”，也宣传过美国“杜威派的实验主义”，而从《劳动节纪念号》开始，“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

    陈独秀除了编《新青年》外，想方设法把《共产党宣言》付印。随着《星期评论》的停刊，局面已显得紧张，公开出版《共产党宣言》会遇到麻烦。

    陈独秀跟维经斯基商量此事，维经斯基拿出了一笔钱作为经费。于是，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印刷所——“又新印刷所”。取名“又新”，意即“日日新又日新”。

    “又新印刷所”承印的第一本书，便是《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初版印1000册，不胫而走，紧接着，在9月份再版，又印1000册。

    为了让读者买到《共产党宣言》，沈玄庐通过邵力子，署名玄庐，在9月30日《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非常巧妙地发了一则新书广告式的短文——《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

    此文妙不可言，故全文照录于下：

    慧心，明泉，秋心，丹初，P.A：

    你们来信问《陈译马格斯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因为问的人多，没工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们问的话：

    一 “社会主义研究社”[8]，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

    二 这本书底内容，《新青年》《国民》（北京大学出版社）、《晨报》都零零碎碎译出过几章或几节。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工夫，把彼全文译了出来，经陈独秀、李汉俊两先生校对。可惜还有些错误的地方，好在初版已经快完了，再版的时候，我很希望陈望道先生亲自校勘一道！

    此文以答读者问形式刊出，而读者的名字实际上是沈玄庐自拟的。他提醒读者，此书“不能不看”，又强调译者如何精心翻译，而且书要再版。到何处去买呢？文中点明了地址。可是，又故意来个“障眼法”，说此书是供那些“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看的。借用曲笔，为《共产党宣言》一书来了个“免费广告”！

    《共产党宣言》的发行，使那些“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们——得到了莫大的鼓励，诚如成仿吾在1978年为依照德文原版译出的《共产党宣言》新译本的《译后记》中所写的那样：

    当时的日译本很可能是非常粗糙的，陈译本也就难免很不准确。但是它对于革命风暴前的中国革命干部和群众起了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仅仅“有产者”、“无产者”、“阶级斗争”以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的词句，就给了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革命群众难以估计的力量。

    是的，《共产党宣言》具有力透纸背、震撼人心的鼓动作用，使许多人豁然开朗，明白了许多道理：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

    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七十多年前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通过一个个方块字，终于在中国响起。

    鲁迅

    这本小书，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为什么要建立共产党，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政党。确实，这本书的出版，为正在筹备建立中的中国共产党送来了及时雨！从这个意义上讲，陈望道立了一大功。

    陈望道曾寄赠两本《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给周作人，其中一本请周作人转给鲁迅。[9]鲁迅当天就读了，并对周作人说了如下赞语：

    现在大家都议论起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

    [1]《温州发现国内最早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温州日报》1998年2月28日。

    [2]《穿越黑暗岁月的一道霞光——〈共产党宣言〉中译首版本被发现的故事》，《济南日报》1996年6月25日。

    [3]据陈望道的学生陈光磊在1990年3月8日告诉笔者，陈望道生前与他谈及，周恩来在20世纪50年代问及《共产党宣言》最初依据什么版本译的，陈望道说主要依据英译本译的。又据云，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是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借出来的。

    [4]《陈望道文集》第3卷，《五四运动和文化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

    [6]倪海曙：《春风夏雨四十年——回忆陈望道先生》，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7]《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记录》，《复旦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8]《共产党宣言》是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出版的。

    [9]这是陈光磊对笔者所谈的。他记得，陈望道说过，当时与周作人通信甚多，寄《共产党宣言》给鲁迅是由周作人转去的，不是直接寄给鲁迅的。后来许多文章写成陈望道直寄鲁迅，应该是不对的。

    添了一员虎将——李达

    走了张东荪，走了戴季陶。

    来了陈望道，又来了李达。

    1920年8月，一位身材壮实、30岁的男子，刚从日本归来，便前往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

    这位湖南口音的来访者，原本只是看望陈独秀，却被陈独秀留住了，从此竟住在老渔阳里2号，成为《新青年》杂志的新编辑。

    李达

    此人便是李达，号鹤鸣——毛泽东总是喊他“鹤鸣兄”。

    李达的到来，使正在筹备之中的中国共产党，添了一员虎将。

    李达曾如此回忆道：

    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八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每次开会时，吴廷康（即维经斯基）都来参加……[1]

    当时的李达，正处于热恋之中。

    时值暑假，李达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理事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中国学生联合总会的工作。

    学联有时跟女联在工作上有些来往。女联，亦即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乃黄兴夫人。黄兴，同盟会的元老，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军总司令。偶然，李达在徐宗汉那里结识了她手下一位做文秘工作的小姐，名叫王会悟。王会悟眉清目秀，知书达理，与李达相识后彼此很快就产生了爱慕之情。

    李达，1890年出生于湖南零陵县一户佃农的家庭，在兄弟五人之中，唯有他得到了读书的机会。

    在李达上中学的时候，有两件事给了他莫大的影响。

    一件事是学校里收到一封从长沙寄来的信，拆开来一看，那信竟是用鲜血写成的！

    写信者名叫徐特立（后来他成为毛泽东的老师），他断指写血书，号召青年学生们投入反日救国运动。

    这封血书震撼了李达的心灵，他敬佩那位不惜用鲜血写信的徐特立……

    另一件事是同学们为了抵制日货，把日本生产的文具堆在操场上，用火烧毁。点火时，发觉火柴也是日本货！可是，点火的同学在点火之后，不得不把这盒日本火柴留下来。因为倘若把这盒火柴也烧掉的话，下一回烧日货就没有火柴了！这让李达意识到中国实在太落后了。

    所以，抱着“实业救国”的愿望，李达在1913年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去日本学理工科。

    在日本，他的心境是矛盾的，痛苦的：

    我们一群留日的青年们，一方面感到耻辱，一方面滋长着反日情绪。老实说，我们是要忍耐着，在那里学习一点东西，以便将来回国搞好我们自己的国家。可是，当时国内的情势怎样呢？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得辛亥革命终于流产，出现了封建军阀头子袁世凯独裁的政治局面。袁世凯被人民推翻以后，又出现了直系、奉系、皖系各派军阀互相混战的局面。

    李达夫人王会悟

    同时，南方也出现了川、滇、粤、桂各派新军阀互相争斗的局面。各派新旧军阀都勾结一个帝国主义做后台，发动内战。全国人民在蔓延的战火中，受着军阀们的剥削和压迫，都感到活不下去。另一方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后，英、美、法、德、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因忙于欧洲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大举对中国进行经济的、政治的侵略。它攻占了德国所盘踞的胶州湾，占领了山东，又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约，形成了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这件事激起了留日学生们极大的义愤，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开展了“反日救亡”运动。我们发通电，开大会，表示抗议。可是在当时的日本，连开会的会场也很难找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租到一所会场，刚刚开会，警察又把我们驱散。这时我们沉痛地感到，日子是过不下去了，如果不寻找新的出路，中国是一定要灭亡了。可是新的出路在哪里呢？这对我们仍是茫然的。当时我们就像漫漫长夜里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样，眼前是黑暗的，内心是极端苦闷的。

    积愤终于在极度的苦闷中爆发，燃起了反抗的火焰。1918年5月，段祺瑞执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反苏卖国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声言为了“共同防敌”，日本军队可以开入中国东北全境。消息传出，三千中国留日学生义愤填膺，责骂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行径。

    中国留日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决定“罢学归国”、“上京请愿”。这个救国团的领袖人物之一，便是李达。

    5月中旬，李达率“留日学生救国团”一百多人抵达北京。

    北京大学学生们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召开了欢迎大会，主持大会的便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许德珩。李达和许德珩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5月21日，留日学生救国团和北京大学等校的学生一起，向段祺瑞政府示威请愿。

    虽然这次请愿没有取得多大效果，不过，却使李达由“实业救国”转向了“革命救国”。

    回到日本之后，李达找来许多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埋头钻研起来。他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等。

    一年之后——1919年6月18日和19日——由邵力子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连接刊出《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两文，署名“鹤”（取自李达的号鹤鸣）。这位“鹤鸣”先生终于“鸣”起来了，“鸣”出了社会主义之声，清楚表明了他向“左”转的政治态度。

    原本埋头于数理化的他，如今埋头于翻译马克思学说著作，那在《民国日报》发表的文章，只是他在翻译之余写下的心得而已。他译出数十万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

    这样，李达成了中国早期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深了解的人物。

    也正因为这样，李达跟陈独秀才见了一次面，陈独秀马上抓住了他：“你搬过来，到我这儿住，帮我编《新青年》！”

    陈望道搬过来了，李达搬过来了，老渔阳里2号里住着三位“笔杆子”，同编《新青年》，同商建立中国共产党大计。

    当然，随着李达迁入老渔阳里2号，那位王小姐也就常常光临那里。

    这时，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也终于带着女儿子美、儿子和年从北京南下，住进了老渔阳里2号。

    陈独秀的发妻高晓岚所生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原在上海震旦大学学习，就在陈独秀抵沪前夕，陈延年、陈乔年获准赴法勤工俭学，于1920年1月离沪，坐船经香港、海防、西贡、新加坡、吉布提、苏伊士运河、塞得港到达马赛，在2月3日乘火车到达巴黎。

    [1]《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

    作家茅盾加入了“小组”

    那时节，常常出入于老渔阳里2号的，还有一位文弱书生，名唤沈德鸿，字雁冰。后来他写小说，署笔名“茅盾”，逐渐以茅盾知名，而本名沈德鸿却鲜为人晓（尽管他在1920年使用的是原名，但为了照顾读者习惯，此处仍用茅盾）。

    这位以写《林家铺子》《子夜》《春蚕》而闻名的作家在解放后当过15年的文化部部长，是人所共知的著名人士。1981年3月27日，茅盾以85岁高龄去世。

    在茅盾病殁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他生前的请求和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这“恢复”两字，表明他原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恢复他的党籍之后，党龄从何时算起呢？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决定中写明：“从1921年算起”！

    茅盾，跟那位进出老渔阳里2号的王小姐，说起来还有点沾亲带故。如同他在《我的学生时代》一文中所回忆的：

    父亲把我送到一个亲戚办的私塾中去继续念书，这亲戚就是我曾祖母的侄儿王彦臣。王彦臣教书的特点是坐得住，能一天到晚盯住学生，不像其他私塾先生那样上午应个景儿，下午自去访友、饮茶、打牌去了，所以他的“名声”不错，学生最多时达到四五十个。王彦臣教的当然是老一套，虽然我父亲叮嘱他教我新学，但他不会教。我的同学一般都比我大，有大六七岁的，只有王彦臣的一个女儿（即我的表姑母）和我年龄差不多。这个表姑母叫王会悟，后来就是李达（号鹤鸣）的夫人。[1]

    左翼文化运动领导者茅盾

    茅盾，王会悟的同乡——浙江省桐乡县人。茅盾从小便与王会悟认识，同在乌镇长大。乌镇是一个拥有十万人口的城镇，一条河沿镇穿过，一艘艘乌篷船往来河上，一派江南水乡风光，令人记起茅盾笔下的《春蚕》《林家铺子》。

    1913年，17岁的茅盾考取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教他国文的，便是那位沈尹默，教文字学的则是沈尹默之弟沈坚士。茅盾曾回忆说：“沈尹默教国文，没有讲义。他说，他只指示研究学术的门径，如何博览，在我们自己。”

    在北京大学预科念了三年，茅盾经亲戚介绍，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他的英文不错，所以在该所英文部工作，后来调到国文部。这时候的他，在中国文坛上还默默无闻。

    他开始给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投稿。最初，他信仰无政府主义，觉得这个主义“很痛快”，“主张取消一切”。慢慢的，他读了一些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来到上海住进老渔阳里时并不认识茅盾，听张东荪说起茅盾能译英文稿，便约他见面。

    “哦，原来你也是北大的！”陈独秀听茅盾说起了北京大学，说起了沈尹默老师，一见如故。只是陈独秀那很重的安徽土话，使茅盾听起来很吃力。

    陈独秀拿出一沓英文的《国际通讯》（《国际通讯》是共产国际的刊物，每周三期，用英、法、德、俄四种文字出版）交给茅盾，说道：“你把里面关于苏俄的介绍翻译出来，供《新青年》刊登。”

    于是，茅盾常常进出老渔阳里2号。

    于是，当陈独秀、维经斯基再召开座谈会，茅盾也参加了。

    于是，他参加了一个“小组”。

    关于这个“小组”，茅盾在1957年4月所写《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文中如此叙述：

    我记得小组的成员有：陈独秀、张东荪[2]、沈玄庐、李达、邵力子、李汉俊、周佛海，还有一些别人。小组开会在陈独秀家里。会议不是经常开，主持人多是陈独秀。开会时，有一个苏联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很年轻，好像是顾问，他是共产国际派来做联络工作的……

    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小组没有党章，我记得在嘉兴南湖开会前一两个月，陈独秀叫我翻译《国际通讯》中很简单的《俄国共产党党章》，作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参考。那时候，我觉得有些字不好译，例如“核心”这个名词，现在对它我们很熟悉了，在当时就不知道用什么字译得易懂明了。我们参加小组，没有学习党章，也没有文字上的手续，只有介绍人。

    小组是秘密的。党成立后，有“社会科学研究会”作为公开活动的场所……

    茅盾还翻译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

    茅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在1981年决定恢复茅盾的党籍时，党龄从1921年算起。

    至于茅盾的党籍，为什么直到他去世后的第四天才得以追认，那是由于其中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

    最初，茅盾一直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活动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差不多每天都有好几封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台展”的信，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

    “钟英小姐”是谁？原来，“钟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谐音。那些来自各地的信，是各地中国共产党组织寄给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信，由茅盾那里代转。因为茅盾当时有着公开的职业，比较方便。外地中国共产党组织来人，也常找茅盾接头，再由他介绍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指派，茅盾加入了国民党。当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茅盾是宣传部的秘书。当时，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广州东山庙前西街38号，茅盾以及萧楚女也住在那里，因此茅盾跟毛泽东有了许多交往。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茅盾受到了通缉，不得不转入地下，以写作谋生，写了《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交《小说月报》发表。他不再署过去常用的“沈雁冰”，而是临时取了个笔名“矛盾”。《小说月报》编辑叶圣陶觉得此名太假，令人一看便知是笔名，就在“矛”上加了个草头，成了“茅”。从此，“茅盾”之名不时出现在中国文坛上。

    1928年7月，茅盾化名方保宗，剃去了蓄了多年的八字胡，亡命日本。从此，他与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此后，他在1930年4月5日从日本回到上海，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他曾向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提出，希望恢复组织生活，但一直未果。不过，他和鲁迅站在一起，为左翼作家联盟做了许多工作，还写出了长篇力作《子夜》。

    1940年，茅盾受新疆军阀盛世才迫害，带着一家从乌鲁木齐逃往西安，在西安遇朱德将军，遂与朱德一起来到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握住了这位老朋友的手。茅盾郑重地提出，希望恢复党组织生活。毛泽东当然了解茅盾的情况，不过，根据工作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中央认为，茅盾作为一位著名作家，留在党外对革命事业更加有利。

    这样，茅盾一直以一位非中国共产党人士的面目在中国文坛上活动着。

    也正因为这样，茅盾在去世之后，才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去世后第四天，中国共产党中央作出的决定全文如下：

    我国伟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茅盾）同志，青年时代就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就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1928年以后，他同党虽失去了组织上的关系，仍然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的文化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一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临终以前恳切地向党提出，要求在他逝世后追认他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央根据沈雁冰同志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3]

    1981年4月10日，在举行茅盾遗体告别仪式时，他的遗体上醒目地覆盖着一面鲜红色的旗帜，上面印着黄色的镰刀铁锤图案……

    [1]茅盾：《我的学生时代》，《东方》1981年第1期。

    [2]此处叙述有误，张东荪未加入“小组”。

    [3]钟桂松：《茅盾传》，第35章《最后的奉献》，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陈独秀出任“小组”的书记

    茅盾当年在上海所参加的“小组”，用他的话来说：“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这个“小组”是在1920年8月成立的。如果说，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迈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步，那么这个“小组”的成立则是迈出了第二步。

    这个“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的。不过，由于有人退出，有人加入，“小组”的成员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不尽相同。

    这个“小组”的成员，据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的反复考证，有以下17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杨明斋、陈望道、茅盾、俞秀松、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周佛海、沈泽民（茅盾之弟）、李启汉、林伯渠、袁振英、李中（原名李声澥）、李季。这17人中，年龄最大的是陈独秀，41岁，最小的沈泽民，20岁。

    这个“小组”究竟叫什么名字？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施存统

    施存统在1956年回忆说：“一开始就叫‘共产党’。”[1]

    李达在1954年回忆说：“1920年夏季，CCP（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2]

    邵力子在1961年这么说：“研究会成立半年多，逐渐转变成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3]

    林伯渠在1956年则说：“我在上海一共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座谈会四五次。”[4]

    袁振英在1964年回忆：“共产党小组或共产主义小组都是一样的，是内部的名称。”[5]

    周佛海在1942年称之为“筹备性质的组织”。[6]

    陈望道在1956年则说，还是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7]

    现今可查到的这个“小组”的七位成员，竟有七种说法。

    查阅当年的报刊，则又有第八种说法，即这个“小组”名叫“社会党”。

    1920年10月16日《申报》上，曾披露这么一条消息：

    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和刘鹤林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

    《申报》称陈独秀为“社会党”，倒是有根有据的，因为陈独秀在这个“小组”成立不久，便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宣称“吾党”即“社会党”。

    那是1920年9月1日出版的第1卷第1号《新青年》，刊出陈独秀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

    此文是由于“昨天有两个相信社会主义的青年，问我对于时局的意见”，于是“我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略述如左”。

    陈独秀的“略述”，令人诧异地提及了“吾党”：

    吾党对于法律底（的）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它），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它），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究）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

    此处清楚表明，“吾党”即“社会党”。

    下文，又一处如此行文：

    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产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产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

    作为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的文章本来就引人注意。他口口声声说起了“吾党”，警方马上意识到他组织了“社会党”。正因为如此，《申报》的消息用警方的口吻，称之“社会党陈独秀”。

    也有人称这个“小组”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不过，这是后人取的名称，并非当时的名称，没有被采用。

    现在对于这个“小组”的正式的、统一的称呼，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对于这个“小组”，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如此论述：

    实质上，共产主义小组就是党的组织。

    共产主义小组是以列宁建立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

    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它的工作方向，即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

    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人，绝大部分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承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且努力和工人群众相结合，在实际斗争中逐渐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8]

    在这个“小组”推选负责人时，众望所归，公推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而陈独秀正符合这个条件。这样，不论是苏俄的代表，还是“小组”的成员们，都一致以为小组负责人非陈独秀莫属。

    “小组”的负责人叫什么好呢？叫“小组长”？叫“主任”？

    维经斯基沿用俄共（布）的习惯，说应当叫“书记”。

    “书记”一词，在中国倒是古已有之。如《新唐书·高适传》：“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表为左骁卫兵曹参军，掌书记。”不过，古时的“书记”，是指主管文书的人；后来，中国的“书记”是指抄写员。

    当杨明斋把维经斯基的意见译成中文，“小组”的组员们都感到新鲜。

    就这样，陈独秀担任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首任“书记”。

    从此以后，“书记”一词在中国共产党广泛应用，党的各级组织负责人称之为“总书记”、“党委书记”、“党总支书记”、“党支部书记”，以至到后来设立了“书记处”，设立了“书记处书记”。

    有了“小组”，有了这个“小组”的书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正式组织，在上海诞生了。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就在上海小组诞生的那些日子里，列宁在苏俄首都莫斯科主持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关切着世界的东方，关切着中国的革命。正因为这样，列宁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便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

    派出维经斯基前往中国，虽然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但毕竟不是共产国际直接委派的。

    列宁跟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俄国共产党华员局”的刘绍周和安恩学晤面，准备再次直接派出共产国际的代表前往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1]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2]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3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6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林伯渠：《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3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袁振英：《袁振英的回忆》，《“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47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1942年版。

    [7]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8]《共产主义小组概述》，《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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