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和它的书记俞秀松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意味着向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迈进了一大步。

    维经斯基来华的主要使命是“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现在，建党已在上海开始了，紧接着的任务便是建团。

    帮助各国建团，原本是青年共产国际的任务。在1919年3月成立共产国际之后，在这年11月，欧洲14国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代表汇聚柏林，成立了青年共产国际。在苏俄共青团17岁的代表拉扎里·沙茨金前往林柏之前，列宁与他作了一次长谈。沙茨金不负列宁的重托，艰难地穿越正处于战争之中的几个国家的边境，这才秘密到达柏林。开完代表会议，他又成功地返回了苏俄。

    俞秀松

    设在柏林的青年共产国际那时还顾不上东方，没有派出代表前往中国帮助建团。这样，建团使命也就由维经斯基兼顾。

    在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是在上海诞生，第一个青年团组织也是在上海诞生的。

    那是一个炎热的星期日——1920年8月22日——八位年轻人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聚会。

    陈独秀、维经斯基、杨明斋也来到了那里。

    陈独秀的身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书记，维经斯基作为俄共（布）远东局的代表，杨明斋作为翻译。

    那八位年轻人是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1]、袁振英、金家风、叶天底。

    在这八个人之中，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袁振英六人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会议决定成立青年团——名称定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亦即“S.Y.”（“社会主义”和“青年团”的英文的开头字母分别为“S”、“Y”）。

    青年团的名称，在中国有过几度变迁：

    1922年5月正式成立时，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5年11月，为了适应抗战形势，便于动员广大青年参加抗战，共青团改组，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

    1946年，试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49年4月，正式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7年5月，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初，没有年龄限制，连41岁的陈独秀也是团员——凡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全部都是团员。直至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也是如此，即党员同时是团员。

    到了1922年底，才明确团员有年龄限制，即23岁以下。这样，一批超过这一年龄的党员退出了“S.Y.”，个别的超龄而仍需留在团内工作的，称“特别团员”。

    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八个发起人之中，年纪最轻的是21岁的俞秀松。陈独秀指派这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年轻成员，担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负责人的称谓，根据维经斯基的意见，也叫“书记”。

    这样，俞秀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

    俞秀松这个后来跟斯大林有着友谊的人物，能干而思想敏锐。他原名寿松，字柏青，曾用过化名王寿成。他后来在苏联工作时，叫“纳利马诺夫”。

    他的浙江口音很重——他出生在杭州南面不远的诸暨县，那里是西施的故乡。

    对于俞秀松来说，人生中最重要一步是在1916年跨出的。那年，17岁的他考入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在那里成为“四大金刚”的门生。这“四大金刚”便是前面已经提及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四位具有新思想的国文教员——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

    俞秀松（后中）、罗亦农（前左）在外国语学社学习时的合影

    这位来自小县城的农村青年，受到新文化的洗礼。他很快就博得一个雅号，曰“三W主义”——英语中的谁、为什么、怎么样都以“W”为开头字母，他遇事总爱问“谁、为什么、怎么样”，犹如“十万个为什么”。

    五四运动风暴骤起，消息从北京传入杭州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成了浙江的“北大”。满腔愤懑，总想一吐为快，于是俞秀松和一班同学筹备办了一个刊物。参加者有27人，有第一师范的俞秀松、宣中华、周伯棣、施存统、傅彬然，第一中学的查猛济、阮毅成，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的汪馥泉、孙敬文、蔡经铭、倪维熊、杨志祥和沈端先。沈端先比俞秀松小一岁，他也就是后来以笔名夏衍著名的作家。学生们没有钱，怎么办刊物？每人捐了一块“袁大头”（当年的银元上刻着袁世凯头像，人称“袁大头”），又向校长经亨颐、向“四大金刚”、向沈玄庐募捐，拿到了一点钱。

    刊物在1919年8月下旬开始筹办，定于10月10日出版创刊号，取名《双十》——因为辛亥革命在1911年10月10日爆发，从此10月10日成为“中华民国”国庆日，称为“双十节”。

    据夏衍回忆：

    第一、二次集会的时候，我记得宣中华没有参加，但是《双十》出版之后，俞秀松和宣中华就明显地成了这个小刊物的领导人。俞秀松，诸暨人，比我大1岁，但比我们这些人老练得多，最少可以说，他和宣中华两个，已经不单是反帝的爱国主义者，而是明显的受过十月革命洗礼的斗士了。[2]

    《双十》出了两期，编者们便不满足于“中华民国”了。他们转向激进，俞秀松提议把刊名改为《浙江新潮》。俞秀松亲自写了《发刊词》，表明了这群20岁的热血青年们的热望：

    第一种旨趣，就是谋人类——指全体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化；

    第二种旨趣，就是改造社会；

    第三种旨趣，就是促进劳动者的自觉和联合；

    第四种旨趣，是对于现在的学生界、劳动界加以调查、批评和指导。

    这班“小青年”的活动能量倒颇大，从报纸中缝所载“本刊代派处”便可见一斑：广及上海、黑龙江、湖南、湖北甚至日本，其中既有“上海亚东图书馆”，也有“长沙马王街修业学校毛泽东君”，均为这张小小报纸的“代派”，亦即发行。

    《浙江新潮》第2期上，爆炸了一颗“巨型炸弹”，使杭州城地动山摇。

    《浙江新潮》第2期登了施存统写的《非孝》。

    施存统又名施复亮，与俞秀松同龄，是浙江“一师”贩卖部的负责人。他事母甚孝，但对父亲的残暴甚为反感，于是有感而发，写了《非孝》。

    孝，向来是“忠孝节义”的封建道德的四大支柱之一。这篇《非孝》一出，舆论当即一片哗然。

    浙江省省长齐耀珊、教育厅长夏敬观这批“大人物”都披挂上阵，指责这小小的刊物《浙江新潮》倡导“非孝、非孔、公妻、共产”。由于刊物上注明“本社通讯处由浙江杭县贡院前第一师范转”，“大人物”们本来就视“一师”为眼中钉，借此发难，要撤办校长经亨颐，驱逐“四大金刚”。

    在学潮中，宣中华这位俞秀松的同乡，被选为杭州学生联合会理事长，领导学生们罢课，反抗浙江反动当局。

    《浙江新潮》才出了两期，便被警察封存。

    当时在北京的陈独秀，敏锐地注意到20岁的俞秀松所主编的小报《浙江新潮》，在1920年元旦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2号上，发表了一则随感，深为赞赏，全文如下：

    随感录74

    《浙江新潮》——《少年》

    《浙江新潮》是《双十》改组的，《少年》是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少年学会”出版的。《少年》的内容，多半是讨论少年学生社会底问题，很实在、有精神。《浙江新潮》的议论更彻底，《非孝》和攻击杭州四个报——《之江日报》《全浙公报》《浙江民报》《杭州学生联合会周报》[3]——那两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来的。

    我读了这两个周刊，有三个感想：（一）我祷告我这班可敬的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方面发挥《少年》《浙江新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万万不可中途挫折。（二）中学生尚有这样奋发的精神，那班大学生，那班在欧美、日本大学毕业学生，对这种少年能不羞愧吗？（三）各省都有几个女学校，何以这班姐妹们却是死气沉沉！难道女子当真不及男子，永远应该站在被征服的地位吗？

    独秀

    陈独秀确实有眼力，看出了《浙江新潮》“这班可敬的小兄弟”的勇气和锐气。果真，《浙江新潮》的主编俞秀松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员勇将；另一主编宣中华后来受到列宁接见，成为中国共产党骨干，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第五日死于龙华；《非孝》作者施存统亦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角色；至于“那两篇文章”的另一作者夏衍，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电影界地下工作的组织者、领导者。

    《浙江新潮》在浙江被禁，俞秀松想在上海印第3期，到了上海未能办成。正巧，看到报载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在北京发起“工读互助团”的启事，俞秀松便在1919年底来到北京。

    《浙江新潮》

    俞秀松在北京大学见到了陈独秀，并经陈独秀介绍，来到北京东城骑河楼斗鸡坑7号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同时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

    俞秀松在工读互助团待了三个月，难以维持生活。他在1920年3月写给骆致襄的信中宣称：“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

    他在1920年3月27日离京返沪，找到了老师沈玄庐，介绍到《星期评论》社工作。这时，他的老师陈望道也从浙江来到上海，也就职于《星期评论》社。

    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这四位来自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浙江新潮”人物，进出于老渔阳里2号，团结于陈独秀周围，都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陈独秀颇为赏识俞秀松的才干。正因为这样，在筹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之际，他指派了这位具有“奋发的精神”的俞秀松担任了书记。

    [1]据施存统自己说，“我于1920年6月20日去东京”，因此不可能出席这次会议。但他作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八个创始人之一，则当之无愧。

    [2]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

    [3]这篇“攻击”文章署名“沈宰白”，即沈端先，亦即夏衍。

    新渔阳里6号挂起魏碑体招牌

    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那幢石库门房子，人进人出，变得颇为热闹。

    戴季陶早就搬走了，只是那里的玻璃窗上，还留着他当年兴高采烈时，龙飞凤舞般题的诗。

    杨明斋是这幢房子新的承租人，不过，他只住在楼上小小的亭子间里。那里放着一张写字桌，一张单人铺，便是他的一切。

    楼下，客堂间，居然放着一张可供十几个人同时围着进餐的紫红色的大圆桌。

    灶间，安上了大锅，居然还有专门烧饭的人。

    楼下的厢房里，放了一排排长凳、课桌，挂起了黑板。

    楼上的厢房、客堂间，架起了棕棚，架起了铺板，有好多人住在那里。

    新渔阳里6号完全成了一个对外公开的机关，它居然还登在1920年9月28日的《民国日报》广告上。那广告全文如下：

    1920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设立的外围组织“外国语学社”旧址

    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

    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两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本社报名。

    此白

    这里本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地，怎么忽地变成了“外国语学社”？

    大门口，真的挂起了白底黑字、魏碑体的招牌：“外国语学社”！

    原来，这是一个特殊的“外国语学社”：

    社长乃杨明斋。

    社秘书为俞秀松。

    1921年4月3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生罗亦农（中）、柯庆施（右）、周伯棣（左）在上海合影

    俄文的教师最多，即杨明斋、库兹涅佐娃（即维经斯基夫人）以及王小姐。王小姐是张作霖驻莫斯科公使李家鳌的外甥女，叫王元龄，思想也十分进步。

    日文教师李达。

    法文教师李汉俊。

    英文教师袁振英。

    至于学生，少时二三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学生除了来自上海本市的以外，还有从外地来的。外地学生有的就住在那里。

    屋里不时传出俄语声，日语声，法语声，英语声，真的像个“外国语学社”的样子。

    虽说在报上公开登了招生广告，其实，那只是为了使这个“外国语学社”合法化罢了。

    这儿的学生，其实是通过各种途径介绍入学的。介绍者，往往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罗亦农

    从外地来的，一般也都是由进步团体介绍而来的。来到这里学习的青年，大都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因此，“外国语学社”成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和培养人才的场所。在这里以学习俄语的青年最多，为的是分批把他们送往苏俄训练，为中国共产党培养未来的干部。

    在这批学生之中，有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他住在楼上厢房），有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共产党中央秘书长、在1949年4月被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名誉主席的任弼时，有任弼时的叔伯兄弟、后来任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书记、中国共产党中央西北局秘书长的任作民，有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上海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的柯庆施（当时他叫柯怪君，也住在楼上厢房），有在1927年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的罗亦农（又名罗觉），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大将、国防部副部长的萧劲光，有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候补常委的作家蒋光慈（曾名蒋光赤），有成为鲁迅密友、著名翻译家、散文家、北京大学教授的曹靖华，有在1925年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的李启汉。

    ……

    外国语学社的教室

    杨明斋除了在新渔阳里6号主办“外国语学社”之外，还在那里的亭子间办起了“中俄通信社”（后来改称为“华俄通信社”）。这个通信社把来自苏俄的大量报道译成中文，供给中国报刊刊登；又把中国的重要消息用电报发往莫斯科，沟通了中苏之间的信息。当时中国报刊上的《布尔什维克沿革史》《列宁小史》《列宁答英记者底质问》等，便是“中俄通信社”提供的。

    刷新《新青年》，与胡适分道扬镳

    就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不久，1920年9月1日出版的第8卷第1号《新青年》杂志面目一新。

    这一期的封面上画着地球和一东一西伸进画面两只紧握着的手，暗喻中国人民和苏俄人民手携手。

    这一期杂志新辟“俄罗斯研究”栏目，由杨明斋等撰写介绍苏俄新貌的文章。

    这一期杂志推出了“重头文章”，即陈独秀的《谈政治》，把他和胡适、张东荪的分歧公开化了。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写道：

    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

    胡适，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新青年》杂志的台柱。如今，《新青年》的主编在《新青年》上点名批判胡适，意味着《新青年》编辑部内部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陈独秀鲜明地指出：

    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

    但我们要认真了（解）政治底价值是什么，决不是争权夺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

    陈独秀谈及了《新青年》：

    外边对于本志的批评，有许多人说《新青年》不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陈独秀说及了胡适：

    最近胡适之先生著《争自由的宣言》中已经道破了。这篇文章开口便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要除去这些妨害，自然免不了要谈政治了。

    胡适原先曾是陈独秀的“亲密战友”，正因为这样，当蔡元培恭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陈独秀却说他只是暂代，待胡适从美国归来请他担此重任。

    胡适，曾与陈独秀有过亲密的合作，曾是《新青年》的一支笔，擂响了新文化运动的鼙鼓，被陈独秀称赞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振聋发聩的“文学革命八条件”，即不用典、不用陈腐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俚语、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不模仿古人、须言之有物（即胡适致函陈独秀自我介绍的“八不主义”）。此文的发表，在中国平静的文坛上卷起一阵狂澜。

    胡适在《新青年》上积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主张“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

    他用白话作自由诗，写白话文学剧本，写白话文，领一代风气之先。

    胡适在《新青年》上抨击孔教，抨击旧礼教，主张女子解放，提倡教育改革……

    倘若用“丰功”两字形容当年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也并不过分。

    然而，一起冲锋陷阵，一起呐喊前进，陈独秀、李大钊向左转，胡适向右转，渐渐分道而驰。《新青年》在分化。

    最初的论战在李大钊和胡适之间展开。

    那是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新青年》虽然暂停，但主持《每周评论》的是胡适。犹如一辆汽车换了个司机，胡适驾着《每周评论》仍在继续出版，只是代替陈独秀编辑《每周评论》的胡适离开了陈独秀、李大钊的“轨道”。

    胡适把《每周评论》第26、27号编成了《杜威讲演录》专号。杜威是胡适的老师，实验主义的祖宗。

    在第31号《每周评论》上，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表明了他对他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的不满：

    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

    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是很危险的。

    正在河北乐亭县大黑蛇村老家度暑假的李大钊（他在离京前看了第31号《每周评论》），写下了致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和主义》——寄往北京给胡适。胡适把此文在第35号《每周评论》上登出。李大钊驳斥胡适道：

    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

    《新青年》《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1]的议论很少……我可以自由，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

    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阿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我们唯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它）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哪有闲工夫去理他！

    然而，胡适一边刊登李大钊写给他的公开信，一边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与李大钊论战。由此，两人思想的裂痕已发展成为难以弥合的鸿沟。

    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之后，作为书记的陈独秀决定把《新青年》作为这个小组的宣传阵地。于是，刷新《新青年》，不但以陈望道、李汉俊、沈雁冰、李达这四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作为《新青年》编辑，而且在1920年9月1日的第8卷新1号起，全面宣传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写了《论政治》，公开与胡适决裂。

    后来，当胡适垂垂老矣之时，回首往事，曾这么追述道：

    事实上，陈独秀在1919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在他早期的著作里，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在他写给《新青年》杂志编者的几封信里面，我想他甚至说过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想得太多。李大钊在1918年和1919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扎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

    陈独秀在和北京警察搞了一段不幸的关系[2]之后，便离开北京，一去不返了。其后只有一两次他乔装路过北京（但未停留），数年之后他在有一次秘密路过北京时，曾来看我。但是无论怎样，自1920年1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我们也就逐渐地失去我们学报。因为《新青年》杂志，这个（传播）“中国文艺复兴”的期刊，（在陈氏一人主编之下）在上海也就逐渐变成一个（鼓吹）工人运动的刊物，后来就专门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杂志了。[3]

    陈独秀与胡适（右）

    胡适讽刺刷新后的《新青年》杂志，“差不多变成了《Soviet Russia》[4]的汉译本”！

    两位“老伙伴”不光摆开“铅字阵势”在报刊上鏖战不休，而且见了面，一个讲苏俄好，一个讲美国好，也争个没完没了。陈独秀挚友汪孟邹之侄汪原放的一段回忆，惟妙惟肖地勾画出这对“老伙伴”之间无可挽回的分裂。

    那是1925年冬，胡适来到上海治痔疮，借住于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回忆道：

    这位总书记[5]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看望这位五四时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6]；一个讲苏联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有一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大概胡适被陈独秀的批驳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了几下，但他毕竟忍住了气，用绅士风度说了句“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坐了好一会……也去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

    在《新青年》的“老伙伴”之中，倒是鲁迅仍与陈独秀同行。陈独秀一回回写信给周作人，请周作人敦促鲁迅为《新青年》写小说：

    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1920年3月11日函）

    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地佩服。（1920年8月22日函）

    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证正，寄来付印。（1920年9月28日函）

    正因为这样，鲁迅后来在1933年6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一书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这么提及陈独秀：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7]

    《新青年》是当年享有崇高威信、发行甚广的杂志，它的急剧的向“左”转，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迅速推及全国。

    [1]即布尔什维主义。

    [2]指北京警察逮捕陈独秀。

    [3]《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编译，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4]即当时一本进步的英文刊物《苏维埃俄罗斯》。

    [5]指陈独秀。

    [6]应为实验主义。

    [7]《鲁迅选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跟张东荪展开大论战

    在大动荡之中，分化是必然的。不光是“老伙伴”胡适转向，“新伙伴”张东荪也转到了对立面。陈独秀在《论政治》之中点了胡适的名，也点了几个月前还在新渔阳里6号高谈社会主义的张东荪的名。

    就在《论政治》刚刚发表，英国的一位名人受梁启超之邀来到中国讲学。他叫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他之所以成为名人，是由于他同兼三个身份：他是道地的数学家，曾与怀特海合著《数学原理》三卷；他的“罗素悖论”对20世纪的数学产生过颇大的影响；他又是一位唯心主义哲学家，创立“中立一元论”，被当时誉为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他还反对侵略战争，倡导世界和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被判刑下狱，获得人们的同情和赞颂。这么一位大名人光临中国，自然引起了一番热闹。

    罗素在中国各地演讲，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基尔特（Guild），亦即行会，“基尔特社会主义”，亦即劳资合作的改良主义。

    张东荪是梁启超的“老伙伴”，一起创办了《解放与改造》杂志和“研究系”。当这位由梁启超请来的贵客前往湖南讲演时，张东荪便专程奉陪。

    返沪之后，1920年11月5日，张东荪在他主编的《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教训》，11月6日，又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这两文蓦地引起一番论战，而且还空前地激烈。

    与张东荪的论战，除了此前《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的《论政治》之外，早在1920年5月16日，《星期评论》第50号便已刊登署名汉俊（即李汉俊）的《浑朴的社会主义者的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批驳了张东荪在5月7日《时事新报》上发表的《为促进工界自觉者进一言》一文，尖锐地指出张东荪“是走头（投）无路的社会主义，走头（投）无路的社会主义者”。

    1920年9月《新青年》杂志发表陈独秀的重要文章《谈政治》

    算起来，这一回是第三次向张东荪开火，那火力格外地猛烈。

    张东荪的文章刚一登出，马上引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注意，决定立即组织反击。因为他的文章鼓吹：“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人都过上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行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社会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甚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

    就在张东荪文章发表的翌日——11月7日——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觉悟》副刊连发两文，批驳张东荪。两文的作者分别为望道（陈望道）和江春（李达），言词空前尖锐激烈。

    陈望道的《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那话火辣辣的，指出张东荪“转向”了：

    东荪君！你现在排斥一切社会主义……却想“开发实业”。你所谓“开发实业”难道想用“资本主义”吗？你以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难道你居然认定“资本主义”作唯一的路吗？

    东荪！你旅行了一番，看见社会沈静，有些灰心，想要走旧路吗？

    我怕东荪君转向，社会更要沈静，又怕东荪君这时评就是转向的宣言！

    李达的文章比陈望道更为尖锐，笔下毫不留情。文章的标题便叫《张东荪现原形》：

    张东荪本来是一个无主义无定见的人，这几年来，他所以能够在文坛上沽名钓誉的，就是因为他有一种特长，会学时髦，会说几句言不由衷的滑头话。

    他做文章，有一种人所不能的特长，就是前言不顾后语，自己反对自己。这时因为他善变，所以前一瞬间的东荪与后一瞬间的东荪是完全相反的。总之，张东荪是文坛中一个“迎新送旧者”。

    李达翻出张东荪过去在《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写的《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与张东荪的“新作”相对比，来了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道出了张东荪的“前言不顾后语”。

    紧接着，11月8日，《觉悟》的主编邵力子也亲自披挂上阵，发表《再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邵力子毕竟是报人，跟张东荪是同行，话说得温和一些，但摆出一层层道理向“东荪君”“请教”，“请东荪君仔细想想”。

    二十多天后——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4号，干脆把张东荪与几人的分歧通盘端了出来，刊登了张东荪的文章和驳张东荪的文章，还刊登了陈独秀与张东荪的往来信件，共13篇。陈独秀在这组文章之前，加上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醒目标题。这一批判不仅仅是批判张东荪，陈独秀还发表了致罗素的公开信，对这位“世界名人”进行批判，劝他不要“贻误中国人”——因为张东荪的文章中贩卖的是罗素的货色。

    此后，李达还在《新青年》上发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梁任公即梁启超，可见批判的锋芒刺向了当年中国的名人、张东荪的盟友梁启超了。

    经过这番大论战，张东荪这个曾在新渔阳里6号讨论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人物，向右转向了。1932年，他与张君劢在北平组织“国家社会党”（后来改为“民主社会党”），任中央总务委员。不过，这个“国家社会党”没有干出什么名堂来，他便去上海光华大学、北平燕京大学当教授。他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参议员，后来，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担任中央常委。

    1949年之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1973年病逝于北京。

    《共产党》月刊和《中国共产党宣言》

    就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登出陈望道、李达驳斥张东荪文章的那天，1920年11月7日，一份既秘密又公开的新杂志在上海创刊。

    说它秘密，是因为这份新的杂志的编辑部地址保密，杂志上所有文章一律署化名，杂志的印刷、发行也保密。

    说它公开，因为这份新的杂志的要目广告，却公开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新青年》广为发行，也就使这家新杂志广为人知。

    这家新杂志的刊名，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就叫《共产党》！

    这家新杂志是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主编为李达。用《共产党》作为刊名，表明这个“小组”要迈向下一步——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

    以“《共产党》月刊社”名义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广告，在中国头一回公开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

    这家新杂志选定11月7日作为创刊之日，是经过仔细考虑的。

    11月7日是个什么样的日子？

    只要听一听维经斯基这天在上海发表的题为《中国劳动者与劳农议会的俄国》的演说，便清楚了：

    1920年在上海创刊的《共产党》杂志，由李达主编

    今天是公历11月7日，正是三年前俄国劳工农民推倒资本家和军阀，组织劳农议会共和国的成功日！也可以说今天是全地球各国劳动者的庆贺纪念日！……[1]

    可见，杂志是选择了十月革命三周年的纪念日，作为创刊之日。

    陈独秀为《共产党》创刊号写的《短言》，相当于发刊词，非常明确地提出“跟着俄国共产党”：

    经济的改造必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在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

    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

    《共产党》创刊号还刊登了《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俄国共产党的历史》《俄罗斯的新问题》〔即列宁在俄共（布）“九大”的演说〕以及其他几篇专门介绍列宁的文章。

    文章的作者们使用了种种化名：

    “江春”、“胡炎”，李达也。

    “P生”即沈雁冰，由他的笔名“丙生”衍生，因为“丙”的英文拼音开头字母为“P”。

    “汉”，那是李汉俊。

    “CT”，则是施存统。

    《共产党》月刊发行量达5000份，通过各种渠道像飞机播种似的撒向全国，为筹建中国共产党起了很大的作用。

    李达与王会悟小姐由爱而婚，在老渔阳里2号客厅里举行了新式的简单的婚礼。操办婚宴的是陈独秀夫人高君曼。李达和王小姐的新房也就成了《共产党》月刊的编辑部所在地。

    就在创办《共产党》月刊的那些日子里，由陈独秀执笔，“小组”的笔杆子们参加讨论，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

    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宣言，不是陈公博论文附录中所附的两篇宣言。那两篇，一篇是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二大”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另一篇是1923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

    这篇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没有公开发表过，它的中文稿原件迄今不知下落。

    1956年，当苏共中央向中国共产党中央移交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时，其中存有这篇宣言的中文稿。但这一中文稿不是原件，是根据英译稿还原翻译的。英译者为“Chang”，亦即“张”（也可译成“章”、“常”、“昌”、“长”等）。

    这位姓“张”的译者，曾在《中国共产党宣言》前面加了一段说明，全文如下：

    译者的说明：

    亲爱的同志们！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11月间决定的。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这宣言之中文原文原稿不能在此地找到，所以兄弟把它从英文稿翻译出来。决定这宣言之时期既然有一年多了，当然到现在须要有修改和添补的地方。我很希望诸位同志把这个宣言仔细研究一番，因为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要注意这种重要的文件——共产党宣言。并且会提出远东人民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之共产主义者组讨论。讨论的结果，将要供中国共产党的参考和采纳。

    Chang

    1921年12月10日

    这个“Chang”，要么是张太雷，要么是张国焘，因为在出席远东人民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中，只有这两“张”，而这两人的英语都不错。不过，据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分析，由于张太雷“不仅负责大会的组织工作，而且负责英文翻译”，因此由张太雷译出的可能性更大些。

    至于原先的中文稿是由谁译成英文，已很难查考。很可能是陈独秀写出《中国共产党宣言》之后，由李汉俊译成英文，交给维经斯基，而维经斯基把英文稿带到了苏俄。当然，这只是“可能”罢了。

    《中国共产党宣言》可以说是筹建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篇重要历史文献。现据“张”的中译稿，摘录于下：

    §§§第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指出——

    共产主义者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

    共产主义者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没有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

    §§§第二部分，“共产主义的目的”指出——

    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

    资本家政府的被推翻和政权之转移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手，这不过是共产党的目的之一部分，已告成功；但是共产党的任务还没得完成，因为阶级斗争还是继续的，不过改换了一个方式罢了——这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部分，“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指出——

    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这种建设法是由无产阶级选出来的代表——最有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中之一部分——所制定的。

    一直等到全世界的资本家的势力都消灭了，生产事业也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开始活动了，那时候的无产阶级专政还要造出一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

    这篇《中国共产党宣言》虽然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那么气势磅礴、文采飞扬，但写得简明扼要、通俗明白。这篇在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之前写下的宣言，其中的原则迄今仍为中国共产党所遵奉。

    有了如此明确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已为时不远了。

    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月刊的创办和《中国共产党宣言》的拟就，把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确定了下来，建党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以上海为中心，跟全国各地以至海外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主义者们联络着、商量着……

    [1]《劳动界》1920年第13册。

    穿梭于京沪之间的“特殊学生”张国焘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在维经斯基帮助下，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第一个热烈地作出响应的是北京的李大钊……

    1920年7月中旬，一位来自北京的23岁的小伙子敲响了上海老渔阳里2号的黑漆大门。他一见到陈独秀便连声喊“陈教授”，而后便在陈独秀这里住了下来。

    此人是北京大学极其活跃的学生，虽然是理科学生，如今却已是以政治为职业了。

    他穿梭于京沪之间：

    1919年6月，当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时，他作为北京学联的代表到上海出席大会，住了一个来月；

    青年张国焘

    1919年底，为了躲避警察搜捕，他从北京逃到上海，与张东荪、戴季陶、汪精卫、胡汉民过从甚密，直至1920年5月才返回北京；

    隔了两个来月，这一回他又来上海——正值暑假，而北京的局势又日渐吃紧。

    这位活跃分子，便是张国焘，字恺荫，又名张特立。1897年11月26日，他出生在江西萍乡。

    他的家，如他自己所说，是“地主乡绅之家”，他的父亲当过浙江省象山县知事，算是一县之“父母官”。

    在中学时，张国焘便喜欢英语和自然科学。1916年10月，这位“江西老表”来到北京，一举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预科。起初，他埋头于数理化，不闻窗外事。自从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那一期又一期在北京大学出版的《新青年》叩响了张国焘的心扉，他开始思索和关注国家的命运。北大当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张国焘身处在这中心之中，受到新思潮的启蒙。

    李大钊也深刻地影响了他，如他自己所述：“由于他（李大钊）的影响，使我增加了对与（于）社会主义的兴趣。”与此同时，他“与无政府主义的黄凌霜、区声白等同学也来往频繁”：“中文版的无政府主义书刊如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我都涉猎过。”

    当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张国焘崭露头角。五四前夕——5月3日晚——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的全体学生大会上，张国焘和许德珩等上台慷慨发言。5月4日，张国焘是游行队伍中的活跃人物。

    他擅长社交，广泛联络各界人士。这样，他也就被推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这成为他一生政治生涯的起点。

    依然是李大钊，给了他莫大的影响。他晚年所著《我的回忆》，自1966年起在香港《明报月刊》连载，其中这么写及李大钊：

    李大钊先生是北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人物，他所主持的北大图书馆成为“左”倾思潮的发祥地。

    我景仰李大钊先生，彼此交往，最初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虽然他是我的指导者，我们的相处却似朋友。

    消息灵通的李大钊先生常以俄国革命作为谈助，我们也时常据以研究俄国事态的发展。李大钊先生不是说教式的人物，他过去一直没有向我宣扬过马克思主义。他很注意实际的资料和比较研究。以往我们的接触多半是为了商谈具体问题，到这次我由上海北返，才开始集中注意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商谈的出发点还是救国的途径，认为舍效法苏俄外别无他途可循。我们确认俄国所以能推翻沙皇和雄厚的旧势力，抗拒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力压迫，都是得力于俄共的领导，换句话说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放光芒。由于李大钊先生的启发，认定一切问题须从了解马克思主义着手，我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作较有系统的研究。

    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他的个性温和，善于与人交往，极具耐心而又没有门户之见。

    在李大钊的影响之下，张国焘投身到革命活动之中。如他自己所言，他成了一个“特殊学生”：

    我似乎是一个特殊学生。我的学业已耽误了一个学期，到了无法追上的地步。教师们知道我所以耽误的原因，总是善意地给我一个勉强及格的分数。我也就索性将我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社会主义的书籍。《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1]等中英文译本，都是在这个时期读完的。

    这位“特殊学生”来来往往于京沪之间，当陈独秀仓促从北京逃往上海，借住于亚东图书馆里，正在上海的他便“与陈独秀先生会晤多次”。

    时隔五个来月，这一回，当他与陈独秀同住老渔阳里2号时，他发觉陈独秀的思想跃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他[2]开门见山地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先生这种坚决的主张，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滔滔不绝地说明这种主张的各项理由，我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的高论，有时互相附和，有时互相质难。这个主张从此就成为我们多次谈话的题目。

    1920年9月在上海出版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是有多方面的特长。

    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地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时，他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使是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不但由于他的声望在当时起了号召的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确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动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了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由于他多方推动和组织，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零星活动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组成。

    陈独秀向张国焘透露：“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向，已和上海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人谈过，他们都一致表示赞成。”他还特别提到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但戴与孙中山先生关系极深，“是否会参加中国共产党，就不得而知”。

    在陈独秀那里住了一个来月，张国焘忽然发觉：“约在8月20日左右的一个晚上，我从外面回到陈家，听见陈先生在楼上书房里和一位外国客人及一位带山东口音的中国人谈话。他们大概在我入睡后才离去，后来才知道就是维经斯基和杨明斋，这是我在陈先生家里发现他们唯一的一次聚谈。第二天，陈先生很高兴地告诉我，共产国际有一位代表来了，已经和他接了头，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会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陈先生并未告诉我他们谈话的详情，也没有说明他们之间曾接过几次头，这大概是由于他们相约保守秘密的缘故。”

    张国焘从7月中旬来到上海老渔阳里2号，至8月底离去，这一段时间正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酝酿、成立的时候。

    暑假结束，当张国焘在8月底回到北京，“即以兴奋的心情将和陈独秀先生谈话的经过告诉李大钊先生。李先生略经考虑，即无保留地表示赞成。他指出目前的问题主要在于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但陈独秀先生对南方的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判断自也较为正确，现在他既已实际展开活动，那么我们就应该一致进行”。李大钊相信当时起来组织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条件都较为具备，“决不会再蹈辛亥革命时江亢虎等组织中国社会党那样虎头蛇尾的覆辙”。

    [1]现通译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2]指陈独秀。

    “亢慕义斋”里成立了北京小组

    张国焘走了才十多天，又一个来自北京大学的小伙子敲响了上海老渔阳里2号的门。

    此人也姓张，也是从李大钊身边来。他比李大钊小6岁，比张国焘大2岁，本名张崧年，号申甫，后来，便以张申府为名。他是河北献县人。当陈独秀对党的名字叫“共产党”还是“社会党”定不下来时，写信到北京，就是写给这位张申府的。

    张申府原是北京大学学生，此时已是北京大学讲师。暑假已经结束，正是开学之初，张申府为什么从京来沪呢？

    原来，罗素来华，竟是他“鼓吹”请来的，此行是为了来沪迎接罗素。

    张申府是学数学的，却又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而罗素正是这样。张申府向梁启超“鼓吹”罗素，那时梁启超当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筹了一笔钱，就把“世界名人”罗素请来了。罗素要从英国前来上海，自然，张申府便从北京来沪迎接他。

    1921年春，张申府和天津觉悟社部分成员在法国巴黎合影。左起：张申府、陶尚钊、周恩来、张家俊、刘清扬（女）、赵光宸、李锡智（女）

    张申府在陈独秀那里住了十几天。

    他是这样回忆的：

    在上海，我同陈独秀谈过建党的事，我们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取到党内来。

    从上海回京后，我把和陈独秀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守常[1]。当时北京只有我和李守常两个党员。我们一致认为要发展党员。发展谁呢，首先想发展刘清扬，这时刘清扬回到了北京。刘清扬是天津人，五四运动中表现很积极，是一个女界的学生领袖，曾被警察关过。1919年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她到上海出席会议。1920年7月，学联决定到南洋去募捐，就派了刘清扬、张国焘两人参加。刘清扬很能干，她9月底回到北京。我和守常在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准备吸收她入党。她不干，没有发展……[2]

    刘清扬是回族人，后来，在1920年12月跟张申府一起坐法国高尔基尔号船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张申府与刘清扬结为夫妇，介绍刘清扬入党。此后，张申府、刘清扬又作为介绍人，介绍周恩来入党。这是后话。

    当时，由于刘清扬不愿入党，李大钊和张申府一起发展的北京的第三个党员是张国焘。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亢慕义斋”聚首。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由此诞生——尽管当时没有“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样的名称。翌年7月，他们在一份报告中是这么写的：“同志们，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产生的。”[3]这表明，当时他们是自称“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不过，如今人们都统一称之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亢慕义斋”，又叫“康慕尼斋”，不知内情者不解其意。其实，那是“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亢慕义斋”，亦即“共产主义室”。

    在“亢慕义斋”里，悬挂着一副对联：

    出实验室入监狱

    南方兼有北方强

    这副对联表达了他们不畏艰险、投身革命的决心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含意。

    南呼北应，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之后的第二个共产党组织。

    就在这个小组建立不久，张申府随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到法国去了。三人小组变成了二人小组，于是李大钊着手发展新的成员。

    如同上海小组最初有戴季陶、张东荪参与一样，这时六名无政府主义者加入了北京小组，他们是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林和王竟林。

    在中国，无政府主义曾时髦过一阵。早在1914年5月，刘师复便在上海创建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7月，该会发表宣言，声称：

    主张灭除资本制度……不用政府统治。

    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长、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

    “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在全国发展组织，广州成立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南京成立了“无政府主义讨论会”，常熟成立了“无政府主义传播社”，等等。

    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张近乎荒唐，不过，也正因为他们主张“无政府”，因此也就反对军阀政府，“主张灭除资本制度”。在五四运动中，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其中的积极参加者。诚如罗章龙所言，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和我们一起搞斗争，是没有界限的，是亲密无间的。[4]

    正因为如此，无政府主义者们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样，二人小组发展成为八人小组。

    紧接着，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了小组，扩大为十人小组。

    十人聚首“亢慕义斋”时，罗章龙曾写《亢慕义斋吟》，其中有这么几句：

    亢慕义斋倡崇议，

    科学民主启鸿蒙。

    主张无产者联合，

    实行天下真为公。

    工团广布遍寰宇，

    大地万邦平提封。

    雄才大略挽世运，

    风起云蒸四海从。

    民主政制新建后，

    一扫旧史古人空。

    大公至正无私业，

    传诸万世以无穷。[5]

    [1]即李大钊。

    [2]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3]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

    [4]1989年9月15日、1993年11月1日，本书作者叶永烈在北京采访罗章龙。

    [5]罗章龙赠笔者《椿园诗草》，岳麓书社1987年版。

    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北京小组

    罗章龙乃“二十八画生”之友。

    “二十八画生”这笔名，毛泽东在1917年4月《新青年》杂志发表《体育之研究》时用过。其实，早在1915年，毛泽东便用过“二十八画生”这笔名。

    罗章龙19岁那年，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读书。秋天，他忽地在学校会客室外，见到墙上贴着一张《征友启事》：“启事用八裁湘纸油印的，有几百字，古典文体，书写用兰亭帖体……启事大意是要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启事原文有句云：‘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

    这一启事的落款是“二十八画生”，通讯处是“第一师范附属学校陈章甫转交”。陈章甫即陈昌，当时在一师附属学校任教员。

    罗章龙

    罗章龙看了之后，给“二十八画生”用文言文写了一封回信，照启事上的地址寄去，表示愿见一面。信末，也署了个化名，叫“纵宇一郎”。

    信扔进邮局，约莫过了三四天，罗章龙收到了“二十八画生”的回信。信中引用了《庄子》上的两句话：“空谷足音，跫然色喜。”“二十八画生”约这位“纵宇一郎”星期日上午在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以手持报纸为互识标志。

    那时的罗章龙叫罗璈阶，他拉了一个同班同学陈秋园一起去。

    据罗章龙在《椿园载记》中回忆：

    我们见到了毛泽东同志。他站在走廊上，见到我们后，便走到院子门口对我们说，我们到里面谈谈。我们在院子里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坐在石头上，这时陈同学就到阅览室看书去了。院子里没有别人，我们上午9点开始直到图书馆12点休息，整整谈了三个小时。临分手他对我说，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以后要常见面。

    就这样，罗章龙成了“二十八画生”之友。他把自己的日记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把自己的学习笔记给他看。他们一次次地交谈，谈治学、谈人生、谈社会、谈国家。他们一起寻访长沙古迹，一起步行前往韶山。

    1918年，罗章龙要去日本留学，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写下《送纵宇一郎东行》一诗：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在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1]

    罗章龙来到上海，预订了去日本的船票，却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事情：1918年5月7日，日本政府军警在东京殴打中国留日学生，并要他们回国。

    罗章龙打消了赴日的念头，在上海寻找《新青年》编辑部。到了出版《新青年》的群益图书公司，才知编辑部已迁往北京大学。

    刘仁静

    罗章龙带着好多册《新青年》杂志回到长沙，见到了毛泽东。他们在《新青年》上见到华法教育会登的文告，鼓励青年们到法国勤工俭学。于是，毛泽东率二十来位湖南青年前往北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其中便有罗章龙。这批青年，大部分进入北京的留法预备班，而毛泽东则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罗章龙进入北京大学学习。这么一来，罗章龙成了北京大学预科德文班学生。

    罗章龙结识了李大钊，结识了陈独秀，深受他们的影响，成了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成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这样，他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也就顺理成章的了。

    在罗章龙之后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是刘仁静。

    刘仁静是湖北应城县人，字养初，又名亦宇，比罗章龙小6岁——1902年3月4日出生。关于刘仁静的经历，鲜见于文献，本书所述，大都依据笔者1989年9月13日、14日对刘仁静之子刘威力的采访。刘仁静的父亲刘晓山是清朝秀才，教私塾，后来开了爿小店。

    刘仁静为长子，弟弟叫刘仁寿。父亲寄希望于儿子，送他们上学。辛亥革命之后，科举吃不开了，父亲请亲戚资助，把刘仁静送到武昌的教会学校博文学院学习。那里相当于初中，主要学英文。这样，刘仁静从小打下了很好的英语基础。

    念高中时，刘仁静转到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在那里，刘仁静结识了一位比他年长7岁的大哥哥。此人是江苏武进人，名唤恽代英，当时已是中华大学的学生，他给了刘仁静以深远的影响。如同毛泽东影响了罗章龙，恽代英给了刘仁静以革命的启迪。1917年，当恽代英成立进步社团互助社时，刘仁静也成了互助社的成员之一。这个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以“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做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为“八不戒约”。

    恽代英是中华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学生，他喜读《新青年》，钦慕陈独秀，跟陈独秀保持通信联系，并为《新青年》撰稿。从恽代英那里，刘仁静读到了《新青年》，知道了陈独秀的大名。

    1918年，16岁的刘仁静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不久，他进入物理系。不过，他对社会科学的兴趣比自然科学更浓厚，于是转入了哲学系。在哲学系待了没多久，又转往英语系。

    刘仁静拜识了文科学长陈独秀，参加了新文化运动。

    在五四运动中，刘仁静是活跃分子。当学生游行队伍来到赵家楼胡同时，曹汝霖家的大门紧闭。刘仁静个子瘦小，打碎了曹家窗玻璃，爬在匡互生的背上钻进曹宅，打开大门，于是游行者一拥而入……

    高君宇

    此后，他深受李大钊的影响，加入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恽代英

    迄今，仍可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看到李大钊亲笔写的字条：“刘仁静同学学费先由我垫。李大钊”。

    刘仁静学的是英语专业，李大钊要他研究英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这样，刘仁静小小年纪，读了许多马克思著作，开口闭口马克思如何说，人们送他一个雅号，曰“小马克思。”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刘仁静认识了助理管理员毛泽东。他们俩一个一口湖北话，一个一口湖南话，一谈起来就是一两个钟头。

    在罗章龙、刘仁静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之后，那批无政府主义分子退了出去。这是因为他们主张无政府，因此连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要；他们主张无组织，因此小组的书记也不要。

    于是，十人小组变为四人小组——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

    然后，这个小组又日渐扩大，发展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成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李梅羹、宋介。这些新成员大部分是北京大学学生，例外的只有三位，即缪伯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张太雷是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常在北京活动），宋介是北京中国大学学生。

    1921年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举行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一致推选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不过，那时的“负责组织”，并非今日组织部的工作范畴，而是指导、组织工人运动。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湖南人缪伯英

    [1]《毛泽东诗词选》，第1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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