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发展了，壮大了。
那曾经围坐在李公馆大餐桌四周的15位代表，后来又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
1930年3月，上海《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曾刊载鲁迅的一篇杂文《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文章一开头，鲁迅便写道：
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
在论述这一命题时，鲁迅说了一段颇为深刻的话：
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用鲁迅的这段话来形容那张大餐桌周围的15位代表后来行进的轨迹，是最恰当不过的。
这15个人当初从天南地北走向李公馆的大餐桌，确是出于对马克思学说、共产主义的信仰，为着建立中国共产党走在一起的。不论他们后来怎么样，应当说，当他们走进李公馆的时候，当他们参加建立在当时“非法的”秘密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是冒着密探追捕的危险的，是追求并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
然而，在离开那张大餐桌之后的道路是漫长的。在行进中，有人继续奋进，“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
人是变化着的。退伍、落荒、颓唐、叛变是后来发生的，大可不必因后来如此去否定这些人当年曾经有过的贡献（虽然贡献有大有小）；也不必因后来的行为而大为迷惑：这些人怎么也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
当然，最为可贵的是一直向前、向前、向前的人。有人在前进途中抛头颅、洒热血，为着“共产主义真理”英勇奋斗；也有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领导着中国共产党一步步从胜利走向胜利。
谁都希望直路通天，然而，历史的道路总是坎坎坷坷，九曲十八弯。曲管曲，弯管弯，一江春水依然向东流。这便是历史：一方面，历史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另一方面，又无可避免“左”拐右弯。
中国共产党从最初的50多个党员，发展成今日世界第一大党（不光是共产党中的第一大党，也是任何政党中的第一大党）。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统计，截至2011年底，中共党员总数达8 260.2万名。这一发展过程，不过九十多年。这种从小到大的发展总趋势，不可阻挡。
然而，纵观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时而“左”，时而右，又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
有钢必有渣，炼钢与除渣是同时进行的，前进者与退伍者、落荒者、颓唐者以至叛变者并存。
追溯那15位代表在离开李公馆大餐桌之后的足迹，会给人以一种特殊的启示：自始至终在共产主义之路上前进，并不那么容易。
下面以离世时间为序，勾画那15位代表后来的人生之旅——也兼及15位代表之外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先行者陈独秀、李大钊、杨明斋、张太雷、陈望道以及对创建中国共产党贡献甚大的维经斯基。
王尽美积劳成疾，心力交瘁
1926年8月，已是酷暑时节，地处海滨的青岛也炎热难当。
青岛医院里，一位瘦骨嶙峋的青年已病入膏肓，不时口吐鲜血。他已无力握笔，只能用微弱的声音口授遗嘱。坐在病床之侧的有他的母亲，笔录者则是中国共产党青岛市委的负责人。
“希望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他看罢笔录的遗嘱，在纸末摁上了自己的手印。
未几，1926年8月19日，他因严重的肺病死于青岛医院，年仅27岁！
他，便是王尽美。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之中，他是第一个离开人世的。
在他去世之后，中国共产党青岛市委为他召开了追悼会，宣读了他的遗嘱。
他被安葬在他的故乡——山东莒县大北杏村。他的大耳，在冥冥地下，谛听着潍水的哗哗声，“沉浮谁主问苍茫”……
他是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时由王瑞俊改名王尽美的，他在一首诗里，表达了自己改名之意：
贫富阶级见疆场，
尽美尽善唯解放。
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王尽美出任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书记。后来，中国共产党山东支部扩大为中国共产党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他仍为书记。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王尽美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会议，与他同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还有张国焘、邓恩铭、柯庆施、高君宇等。
另外，大会邀请国民党代表参加。在王尽美的动员之下，王乐平放弃了本来去美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打算，来到了苏俄红都莫斯科。
在苏俄学习、参观了半年之后，王尽美回国，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二大”。会后，他出任中国劳动组织会书记部北方分部副主任（罗章龙为主任）。
王尽美纪念馆
从此，他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组织者：
他，领导了京奉铁路山海关钢铁厂工人的罢工。
他，领导了秦皇岛码头工人的罢工。
他，领导了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
年纪轻轻，他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王尽美多才多艺：
他的口才，使他成为一位富有鼓动力的宣传家。在组织罢工的时候，他拿条板凳一站，即席发表演说，把革命的道理说得一清二楚，工人们心中顿时豁亮。
他擅长绘画，在一次纪念马克思诞辰（5月5日）时，他花了一夜工夫，便用炭笔画出一幅一米多高的马克思像，翌日高悬于会场中央。
他的书法也不错，写标语、写游行横幅都颇为拿手。
他还会演戏，演过话剧《盲人配》中的盲人，而且演得活灵活现，非常生动地进行了反封建宣传。
他能演奏各种乐器，不论是琵琶、二胡、月琴、三弦，还是笛、笙、箫、唢呐，他都会。在苏俄期间，他的一曲琵琶，曾使苏俄朋友为之倾倒。
他的诗也写得不错，在济南历下亭写过一首流传颇广的诗：
无情最是东流水，
日夜滔滔去不停。
半是劳动血与泪，
几人从此看分明。
1923年2月，他在山海关被捕。工人们闻讯，重重包围了县衙门。县令无奈，只得释放了王尽美。
在风雪交加之中，王尽美从山海关步行到天津。组织上把他调回山东工作，仍任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
1923年10月，遵照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他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于是，一个月之后，他当选为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山东代表！这样，他既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一大”，又参加了国民党“一大”。而这时，他不过25岁！
1924年12月，孙中山北上，从广州到上海经日本长崎抵达天津。王尽美闻讯，赶去求见孙中山。当时，58岁的孙中山已患肝癌，26岁的王尽美已患肺病。孙中山委任王尽美、王乐平等四人作为他的特派员，在山东开展工作。
1925年1月，王尽美去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四大”之后便已病重，仍回青岛坚持工作。
连日吐血，王尽美终于病倒，不得不在1925年6月回到故乡莒县大北杏村静养。
虽然母亲、妻子竭尽全力照料，无奈小小村庄缺医少药，眼看病情日重一日，王尽美自知来日不多。
他惦记着工作，惦记着党组织，在1925年7月，由母亲陪同，前往青岛。
在青岛医院，他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青岛市委负责人面前口授遗嘱，交代了未竟之业，了却心事而永别人世。
他的家中，如同倒了顶梁柱。两个儿子不过6岁、4岁，他的祖母和妻子，又在苦风凄雨中相继去世。他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在极度困苦之中顽强地挣扎着。
中国共产党组织尽力给予了帮助。王翔千资助王尽美遗孤上学。
山东解放之后，王尽美的寡母、遗孤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细心照顾和妥善安排。
毛泽东也念念不忘王尽美，当他视察青岛时，曾这样说及：
你们山东有个王尽美，是党的“一大”代表之一，是个好同志。听说他母亲现在还活着，要好好养起来。[1]
王尽美的母亲的确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她不仅拉扯两个孙子成人，而且还精心保存了王尽美的照片——迄今流传于世的王尽美照片只有一帧，是她当年藏在墙内、外边糊上泥巴才得以保存下来的。不然，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的照片，便会缺少一张……
1998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召开座谈会，隆重纪念王尽美诞辰100周年。
[1]王乃征、王乃恩：《怀念我们的父亲》，《王尽美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李大钊从容就义绞刑架
1927年3月16日中午，一艘轮船在上海高昌庙码头刚刚泊岸，从船上下来的一位神秘的大人物马上被一串轿车前呼后拥接走，横穿上海市区，直奔西南角徐家汇法租界祁齐路（今岳阳路）的“交涉所”。那里，顿时成为黄金荣、宋子文、张静江、虞洽卿、张啸林、杜月笙等沪上要人络绎来访之处。
这位神秘的大人物是蒋介石，他正在密谋“分共”、“清党”——把中国共产党党员从国民党中“分”出去，予以清洗、消灭。
中国共产党面临着1921年正式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威胁。
蒋介石尚未正式动手，北洋军阀的“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先在北京下手了。4月6日，“安国军”突然包围了苏联驻华大使馆，冲入旧俄兵营内，逮捕了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党员。
如北京《晨报》所描述，李大钊“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在受审时“态度极从容，毫不惊慌”。
沉重的消息，终于出现在1927年4月29日《晨报》：
军法会审于昨日上午11时在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客厅正式开庭，审判长何丰林中坐，主席审判官颜文海，法官朱同善、付祖舜、王振南、周启曾（周系卫戍总司令部法官），检察官杨耀曾分左右坐，依次召预定宣告死刑之二十名党人至庭，审问姓名、年龄、籍贯及在党职务毕，一一依据陆军刑事条例第2条第7项之规定，宣告死刑。
会审至12时10分始毕。12时30分即由警庭用汽车六辆分载各党人赴看守所[1]。各党人均未戴刑具，亦未捆绑，下车以后，即由兵警拥入所内。当时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军法会审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继武为监刑官。在所内排一公案，各党人一一依判决名次点名，宣告执行，由执行吏及兵警送往绞刑台。闻看守所中只有两架绞刑台，故同时仅能执行两人，计自2时至5时，二十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不变，从容就死。
所谓“党人”，亦即共产党人。所用绞刑架，是从外国进口的“洋货”！
李大钊在就义前，曾慷慨激昂地演说：
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李大钊被军阀们定为“罪魁祸首”。施刑时，别人只用20分钟，李大钊被绞达40分钟，刽子手故意延长他痛苦的时间。临刑之前，李大钊一直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李大钊磊落、英勇而死，没有半点的动摇和犹豫，殉难之际，年仅38岁。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之中，李大钊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且为人敦厚，最孚众望。他与陈独秀相约建党，但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他并没有被选入中央局。不过，他从未因此而有丝毫怨言。
鲁迅在李大钊去世后曾为《守常文集》写序，那序言中很真切地刻画出了李大钊的形象：
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李大钊负责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和北方区委工作，先后担任区委委员、委员长和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他成为中国共产党五位中央委员之一。
对于马林，李大钊十分尊重。最初，当马林提出国共合作时，李大钊也曾想不通，但是他仔细倾听了马林的见解，虚心接受。在西湖会议上，他是最早站出来支持马林的一个。他指出：中国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
李大钊就义前遗照
此后，李大钊奉派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多次晤会孙中山。
李大钊与孙中山坦诚相见，直率地向孙中山说明自己是第三国际的成员。
孙中山毫不介意，说道：“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由孙中山亲自作为介绍人，介绍李大钊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李大钊与孙中山携手并进，为国共合作打开了良好的局面。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李大钊成为主席团的五个成员之一，参与了国民党的核心领导。他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鼻祖，做得非常出色。
面对国民党右翼的质问和发难，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作了专门的发言，说理透彻，令人折服：
……我们加入本党[2]，是几经研究再四审慎而始加入的，不是糊里糊涂混进来的，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土尔其[3]的共产党人加入土尔其的国民党，于土尔其国民党不但无损而有益。美国共产党人加入美国劳动党，于美之劳动党不但无损而有益。英国共产党人加入英国劳动党，于英之劳动党亦是不但无损而有益。那么我们加入本党，虽不敢说必能有多大的贡献，其为无损而有益，亦宜与土美英的先例一样……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4]
此后，在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领导十万多北京民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他在大会上发表激昂的演说。军阀政府下令开枪，死伤二百余人，史称“三一八惨案”，震惊全国。
此后，在1926年6月，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五大”。
此后，李大钊遭到通缉，罪名是“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
一年之后，李大钊不幸落入张作霖手中……
李大钊之死，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损失。倘李大钊不死，此后不久陈独秀被撤除中国共产党领导职务，势必会是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中国共产党也许不会在1927年之后走那么多“左”的弯路……
就在李大钊被捕后的第六天，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从此，形势急转直下，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抓捕共产党人。
1927年6月16日，在上海北四川路恒丰里104号，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在那里秘密召开成立会议。王若飞传达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宣布任命陈延年为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为组织部部长，韩步先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
下午3时多，国民党军队包围了恒丰里，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均被捕，而王若飞在传达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后即离开，得以幸免。
韩步先在狱中叛变，供出陈延年为陈独秀长子、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书记。他还供出了施英（赵世炎）家的地址。
7月2日，国民党军警包围了上海北四川路志安坊190号赵寓，适值赵世炎外出。正在搜查之中，赵的岳母见赵朝家中走来，不顾一切把窗台上用作信号的花盆推了下去。无奈，当时正台风大作，大雨如注，赵世炎竟未发觉，一进家门便遭逮捕。在混乱之际，赵世炎悄声把王若飞地址告诉妻子夏之栩。事后，夏之栩向中国共产党组织报告，使王若飞及时转移。
7月4日，陈延年在上海被秘密处决，年仅29岁。
7月19日，赵世炎也倒在刑场上，年仅26岁。
翌年6月6日，陈独秀次子、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委员陈乔年，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处决，年仅27岁。
[1]指位于北京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
[2]指国民党。
[3]即土耳其。
[4]《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张太雷血染羊城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1927年是沉重的一年。
在失去了李大钊、赵世炎、陈延年这样一批优秀的中坚人物之后，岁末，中国共产党又痛失一员年轻有为的主将——张太雷。
张太雷出任过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部书记，出席过共产国际“三大”，担任过马林的翻译，1924年出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精明能干，善于交际，富于组织能力。
1927年，张太雷在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日显重要：4月，他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5月，调任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书记；不久，他成为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五人小组成员；8月7日，他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1月，他奉派广州，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南方局工作兼任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书记。
为了走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低潮，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武装对抗国民党的道路：8月1日，南昌响起了枪声，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在那里举行了起义；9月9日，毛泽东在湖南领导农民起义，原计划攻取长沙，遇阻后于10月转入井冈山，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
张太雷此时从上海南下羊城，肩负重任——在广州发动起义。
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张太雷前往广州，那是因为他熟悉广州，1925年，他是著名的省港大罢工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
1927年11月26日，张太雷途经香港抵达广州。这时的广州，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粤军与桂军在争夺城市。粤军的首领张发奎，曾任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营长，后来任国民党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军阀混战之中的广州，倒是中国共产党举行武装起义的天赐良机。张太雷一到羊城，便投入了紧张的起义准备工作之中。他的眼中布满红丝，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就在张太雷到达广州的半个月后，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沉睡之中的南国名城忽地在东北角发出雷鸣般的三声炮响，这是起义约定的信号！
顿时，三路兵马齐动，分东、南、北三个方向出击。每路兵马的最前头，都飘扬着鲜红的铁锤镰刀大旗。
两小时后，广州便落进中国共产党起义部队之手。
11日上午6时，原广州市公安局的大楼上，高高挂起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红色横幅。
身为起义总指挥的张太雷，出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秘书长为恽代英。
翌日中午12时，广州丰宁路西瓜园内人头攒动，庆祝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那里召开。
张太雷身佩步枪和毛瑟枪，衣袋里装着手榴弹，出现在主席台上。
张太雷主持大会，他大声宣告：“同志们，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
顿时，全场欢声雷动。
大会在下午2时多结束。
牺牲前的张太雷（宣传画）
张太雷刚刚回到起义总指挥部，得知大北门一带发生战斗。他与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罗乃曼一起登上汽车赶往那里指挥，途经大北直街（今解放北路）遭到粤军伏击。密集的子弹朝汽车射来，张太雷当即血涌如注。他用俄语说了一句“Ах，чертиполосатые！”（“哎哟，可恶的魔鬼！”），这成为他29岁生命的最后一句话！
李汉俊遭捕后当天即被处决
就在张太雷血染羊城之后的第五天，1927年12月17日晚9时，在汉口空场（今焕英里），一排国民党士兵举起了手中的枪。黑漆漆的夜空中传来一声“胡宗铎的手段真辣啊”的怒号，随后响起了枪声。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李汉俊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李汉俊临终前狠狠咒骂的那个胡宗铎，当时是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
与李汉俊同时被枪决的还有詹大悲。
当天下午5时，李汉俊在汉口日租界中街（今胜利路上段）42号，正与詹大悲下象棋，危浩生在一旁观看。
突然，几个便衣密探在日本巡捕的陪同下出现在李汉俊面前。
李汉俊续弦之妻陈静珠正怀孕，见状声泪俱下。李汉俊自知在劫难逃，尽力安慰着妻子。
密探押着李汉俊、詹大悲以及危浩生走了。
陈静珠赶紧叫了一辆黄包车，风风火火前往汉口汉中胡同益寿里，向嫂嫂薛文淑哭诉。
薛文淑冒着寒风，跳上一辆黄包车，赶往大智门的一家旅馆。李书城为了躲避密探，正与另一位同盟会元老孔庚住在那里。
薛文淑见到李书城，急告李汉俊被捕的消息。
“你先回去，我马上就来！”李书城一听弟弟被捕，非常着急。
当薛文淑回家，正在安慰陈静珠，却见本家老爹李万青奔了进来，气喘吁吁道：“大先生（即李书城）和孔庚一起被抓走了！听说，关在卫戍司令部楼上！”
真是祸不单行，李书城未能救出弟弟，自己也被捕了！
薛文淑求救于耿伯钊（当时是汉口的一个局长），他摇头，说是无能为力。
李汉俊和詹大悲被捕后，先是押往武汉卫戍司令部，迅即押往汉口特别公安局，未经审讯，立即被押往刑场，执行枪决！
就这样，李汉俊和詹大悲在被捕四个小时后，便在枪声中倒下！
李书城终究是同盟会元老，在狱中被关押了一百多天，经冯玉祥、程潜等出面营救，最终获释。
李汉俊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有过殊勋的，然而，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前，他便与陈独秀意见不合。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当陈独秀从广州回沪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工作，李汉俊又与陈独秀产生明显的分歧。这样，他在1922年离沪回到武汉。不久，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关于李汉俊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经过，各种说法不一。包惠僧说李汉俊是“1922年被党开除的”，陈潭秋说“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蔡和森则称“直到第四次大会都对汉俊表示同情”。《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第1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对这一问题作了如下注释：
我们认为此事大致经过是这样的：1922年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一，实际上离开了党中央工作岗位，回到武汉。党的“二大”时，他向党中央写过一份意见书。从蔡和森提供的资料来看，其主要内容是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主张党的组织原则采用苏维埃联邦宪法，不赞成民主集中制。陈独秀曾致电请他参加“二大”，但是他托人将意见书从河南带至大会，自己却“始终没有到会”。随后便和“玄庐、望道等退出党”。党曾做过他的工作，根据马林建议，党的“三大”在他未出席的情况下，仍选他为五名候补委员之一。1924年，鉴于他自动脱党，中国共产党中央便正式将其“开除”。据蔡和森的回忆，当时“大部分同志认为李汉俊等退党是陈独秀同志的专横，使汉俊等消极”。同时他被开除与张国焘的打击也不无关系。
李汉俊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曾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教授，汉口市政督办公署总工程师，北洋军阀政府外交部秘书。
在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李汉俊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青年部部长。
然而，国民党右翼仍不放过他。如1927年12月16日《顺天时报》所述：“湖北政权由左倾分子李书城及亲共分子李汉俊、詹大悲所主持。”
这样，桂系军阀、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便下令缉拿李氏兄弟及詹大悲，发生了12月17日那悲惨的一幕……
李汉俊与陈静珠结婚照
李汉俊离世，遗下妻子陈静珠。他和陈静珠是在1923年春节结婚的。
据薛文淑回忆，李汉俊前妻姓陈，对李感情甚笃，不幸于1918年去世。朋友们劝李汉俊续弦，他提出一个条件，新人必须姓陈，而且要志同道合；倘谈不上志同道合，那就找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但也必须姓陈。他的朋友万声扬的姨妹恰好姓陈，叫静珠，文盲，符合李汉俊的“条件”，他答应结婚。新婚之日，他与新娘才第二次见面！
友人们都为他与陈静珠婚后感情担心，出乎意料，他俩感情非常融洽。风声日紧时，李书城劝李汉俊去日本避难，李汉俊因妻子怀孕宁住汉口日租界。李汉俊死后，陈静珠生下一女，取名李声。后来，李汉俊之子李声簧、李书城之子李声华、李声宏，均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给李汉俊家属颁发烈属证书，写着：“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证书由毛泽东亲自签署。
邓恩铭“不惜唯我身先死”
创刊于1872年的《申报》，是旧中国历史最久的报纸，拥有很大的影响。1931年4月8日，当这天的《申报》送到众多的读者手中时，人们用惊讶的目光读着一条用鲜血写成的消息——《山东枪决大批红匪》。
兹照原文摘录于下：
济南通信，前日下午2时，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开会，当厅议决，将日前本省捕获之红匪宋占一等22人处以死刑。5日上午6时，各委员及公安局长王恺如，复齐集高等法院，将宋占一等提出，验明正身，用汽车三辆，载往纬八路刑场执行枪决……
在开列的22名被枪决的“宣传共产邪说，阴谋暴动，颠覆国民政府”的“红匪”名单之中，有“黄伯云即邓恩铭，男，31岁”一说。
邓恩铭去世之际，年仅30岁（《申报》所载“31岁”是虚龄）。
在刑场上，邓恩铭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
邓恩铭和他的战友们在纬八路刑场上唱起了《国际歌》，他在雄壮的歌声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邓恩铭回到山东，担任中国共产党山东支部委员（支部书记为王尽美）。不久，他和王尽美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2年7月，邓恩铭在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二大”。
此后，邓恩铭受中国共产党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派遣，前往青岛开展工作。他先是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青岛支部，任书记。不久扩大了成员，成立中国共产党青岛市委，任书记。邓恩铭在青岛领导了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领导了青岛纱厂大罢工。
1925年11月，邓恩铭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到重刑审讯，结核病又发作，24岁的他咬紧牙关，没有屈服，终于被中国共产党组织托人保释，在狱外就医。
1927年4月，邓恩铭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四大”。回山东后，他接替病逝的王尽美，出任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
山东风声日紧，一批又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被捕。
王复元在这个时候倒戈。王复元又名王会，早在1920年便已参加了王尽美、邓恩铭所领导的“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来因为贪污中国共产党活动经费被开除出党。他向山东当局报告了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机关的所在地和活动情况。于是，1928年底，邓恩铭和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的一批负责人落入了济南市公安局手中。
关押在济南省府前街的警察局拘留所里，邓恩铭想方设法组织越狱。
1929年4月19日晚8时多，几个“犯人”借故要上厕所，在看守警察打开囚室门的时候，一下子把警察打倒，缴了十几条枪，从东大门冲了出去……
这次越狱是邓恩铭组织的。他看到跟中国共产党党员们关押在一起的，有一批所谓的“土匪”。这些人大都是当时直鲁联军的军官，身强力壮。他与其中的头头李殿臣商量越狱，马上得到支持。越狱时第一个动手撂倒警察的，便是李殿臣。
邓恩铭烈士故居
只是这次越狱太匆促，李殿臣等冲出去时，关押在另三个囚室里的“犯人”没有来得及响应，邓恩铭也未能冲出去。
李殿臣等虽然逃出去了，后来又被追回。唯有中国共产党党员杨一辰因行走困难，跟不上李殿臣等人，混在街上行人之中，反倒脱险了。
邓恩铭不灰心，又着手组织第二次越狱。有了上一回的经验，这一回的组织工作更为严密了：他把中国共产党党员分成三个小分队，暗中准备；中国共产党党员吴克敬悄然把清洁厕所用的石灰装在一个个旧信封里，分发到各个囚室；又利用会见家属的机会，与狱外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秘密带进了钢锯条……
他们选中了7月21日星期日这一天。晚饭后，大部分的看守都回家了。就在这时，第一分队首先冲出囚室，打倒了看守。第二、第三分队也马上行动，一包包石灰撒向狱卒，他们哇哇直叫，睁不开眼睛。
三个分队总共18人，一下子冲出大门，逃到了大街上。
这时，狱卒们才如梦初醒，持枪追捕。
第一个被抓回来的是邓恩铭。他患结核病，体质甚差，虽有身强力壮的王永庆扶着他，毕竟行走不快。
另10人也终因体力不支，路途又不熟，被看守追回。
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往山东工作的何自声幸运逃脱，另5位体力较好的，也终于脱险，只有刘昭章已逃到亲戚家，被叛徒告密，又抓了回去。这样，18人之中，脱险6人。
这次越狱，使看守长受到上司严厉责问，以致因为“渎职”而被枪毙。
从此监狱加强了看守，越狱已无希望。邓恩铭心中坦然，他早在1917年7月所作《述志》一诗中，便已表示“不顾安危”，把一切都置之度外：
南雁北飞，
去不思归，
志在苍生，
不顾安危；
生不足惜，
死不足悲，
头颅热血，
不朽永垂。
在狱中，他一直自称“黄伯云”之名，历经审讯，法官并不知道他是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书记。
直至1931年春，在审讯时忽闻有人直呼他“邓恩铭”。他抬眼望去，发现新派的审判官竟是过去与他相识，如今做了国民党官的张苇村。
邓恩铭自知余日不多，1931年3月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家书中，写下一首诗：
卅一年华转瞬间，
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唯我身先死，
后继频频慰九泉。
1931年清明节（4月5日）清晨6时，在一阵刺耳的枪声响过之后，邓恩铭倒在鲜红的血泊之中。
邓恩铭的二叔黄泽沛的儿媳滕尧珍（即邓恩铭的堂弟媳）这样回忆邓恩铭死后的情景：
董必武诗作忆王尽美
这个噩耗使我惊呆了。全家闻讯后，都为恩铭的惨遭杀害悲痛不已。我们前去收尸，反动当局不准。后经过多方周旋，请了四家连环铺保，第三天才到济南纬八路找到大哥遗体。我们花了50元大洋买了一口棺木，洗净他身上的血迹，把他安埋在济南城外——贵州义地。不久，我们又请人在恩铭的墓前立了一块碑，写上“邓恩铭之墓”。[1]
1961年8月21日，董必武曾赋诗一首，悼念王尽美和邓恩铭：
四十年前会上逢，
南湖泛舟语从容。
济南名士知多少，
君与恩铭不老松。
[1]滕尧珍：《忆革命先烈邓恩铭》，《贵州日报》1980年7月12日。
何叔衡沙场捐躯
叔衡才调质且华，
独辟蹊径无纤瑕。
临危一剑不反顾，
衣冠何日葬梅花。
这是谢觉哉1945年为悼念老友何叔衡沙场捐躯十周年而写下的诗。
何叔衡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中最年长的一位。出席“一大”归来，他和毛泽东一起在湖南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出任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组织委员，1924年出任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湘江学校校长。
1927年，湖南军阀何建、许克祥制造“马日事变”，形势陡然紧张。何叔衡转入地下工作，来到上海，出任聚成印刷公司经理。这家印刷公司的广告牌上写着“承印账册、商标”，暗中印刷中国共产党内部文件及刊物。公司的“同人”，有谢觉哉、恽代英、毛泽民、熊瑾玎。
1928年7月，何叔衡受中国共产党组织指派，与徐特立等一起经哈尔滨去莫斯科，出席在那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大”，然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
1930年7月，何叔衡从苏联回到上海，几个月后，进入江西红区瑞金。在那里，何叔衡出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部长、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临时法庭主席。
1933年冬，何叔衡蒙受了沉重的打击——被撤销全部领导职务。其中的原因，如同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1933年第17期《火力向着右倾机会主义》一文所指名道姓的“批判”那样，何叔衡被指责为“右倾”。
实际上，何叔衡受到了当时“左”倾路线的排斥。当时，王明“左”倾路线正日益加剧。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撤出江西进行长征，年近花甲的何叔衡被留了下来。
1935年2月，中国共产党江西分局决定，年老体衰的何叔衡、体弱患病的瞿秋白、已经怀孕的项英的妻子张亮，由体力较好的邓子恢和周月林照料，从江西经福建前往香港。组织上给每人100元港币及一些黄金，交何叔衡保管。
由这样五个人组成的一支特殊队伍，化装成贩卖香菇的小商人，艰难地在崎岖的山路上前进着。
当他们越过江西边界，进入福建省会昌县（今属江西）的汤屋时，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派了一支快枪队护送。何叔衡为之一喜，诗兴大发，与瞿秋白一唱一和。
然而，欢颜一闪即逝，形势再度紧张，沿途的地主武装已经注意到这支特殊的队伍。
队伍不得不改为摸黑行进，白日休息。一个老，一个病，一个孕妇，在漆黑的山间小道上行走，异常艰辛。所幸何叔衡和瞿秋白意志坚强，并不畏惧酷劣的环境。
如此昼伏夜行，一夜连着一夜。
4月22日夜里，他们渡过了汀江。
4月23日凌晨（也有的说是24日），他们来到上杭县濯田区水口镇附近的小径村。
他们在这里休息、吃饭的时候，惊动了当地地主的“义勇军”。
“义勇军”急告驻守在水口镇的国民党保安第14团第2营营长李玉。
“紧急集合！”李玉下令。
“义勇军”队长范连升带路，李玉率领第2营悄然包围了小径村。
发现了敌军，负责护送的快枪队开枪了。双方互射，战斗十分激烈。
一边抵挡，快枪队一边护送何叔衡等突围，逃往村南的大山上。
何叔衡烈士死难纪念亭
何叔衡毕竟上了年纪，又是秀才出身，况且连日劳累，怎敌得上保安团士兵快疾的步子？
还未到大山上，何叔衡便被保安团追上了。
一阵乱枪砰砰射过之后，何叔衡受伤倒在一块水田旁边。
两个保安团士兵见何叔衡倒下去没有动静，以为他已死去，上前搜身。何叔衡身边带着组织上交给的港币、黄金，看到敌人来搜身，奋力反扑过去。砰！砰！保安团士兵连连开枪，何叔衡栽倒在地，从此再也没有起来……终年59岁。
瞿秋白和张亮也在草塘里被俘。1935年6月18日，在长汀城中山公园里，国民党的临时军事法庭宣读了由蒋介石签署的枪决命令之后，瞿秋白唱起了《国际歌》，走向一片葱茏青草地，席地而坐。瞿秋白说了最后一句话“此地很好”之后，无情的子弹，便夺去了他的生命。
殷殷鲜血，染红了茵茵嫩草。瞿秋白终年不过36岁！
唯一在战斗中突围的邓子恢，解放后曾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杨明斋死因终于大白
杨明斋最初作为俄共（布）党员，与维经斯基一起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曾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杨明斋之死，曾是一个谜。
过去，杨明斋的卒年，被写成“1931年”，或者说是“1931年后”。
关于杨明斋之死最为权威的说法，是《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所载《曹靖华同志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情况》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曹靖华回忆了周恩来跟他在1954年的一次谈话，其中谈及杨明斋：
后来他[1]生病，苏联送他到西伯利亚养病，那里条件比较好，但后来病死在伊尔库茨克。
为了弄清杨明斋的身世，华东石油大学马列教研室教师余世诚做了许多调查工作。1988年9月，余世诚以个人名义写信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请求帮助查找杨明斋的下落——因为杨明斋死于苏联，苏共的档案中会有准确的记载。
杨明斋遗作及杨明斋传记
戈尔巴乔夫认真地批转了余世诚的信。
不久，余世诚收到了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吉塔连科的来信，说他受苏共中央的委托，作如下答复：1930年1月，杨明斋未经党的领导许可，在走私者的帮助下越过中苏边界，直至这年秋天，他都在哈巴罗夫斯克扫盲站做中文教员。后来，他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在《红星报》和无线电台工作。1931年，杨明斋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托阿斯克当勤杂工。1934年8月，杨明斋流放期满，来到莫斯科，在一家出版社当投递员、誊写员、校对员。1938年2月，杨明斋被以捏造的罪名逮捕，同年5月被杀。
现在，根据苏共中央提出的建议，对所有非诉讼机关镇压的人都应该恢复名誉……
杨明斋的死因之谜，终于大白。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如此悲惨地死于冤屈之案，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杨明斋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二大”。
1925年10月，杨明斋带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被留在那里，负责中国留学生工作。
1927年夏，得知中国共产党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处境维艰，他坚决要求回国，从事秘密工作。
回国之后，环境险恶，杨明斋不得不隐居在北平。他埋头于著述，写出了近二十万言的《中国社会改造原理》。这本书上册在1928年出版，下册在1929年出版。
这时，杨明斋和他的家人还保持着通信。
在1930年之后，杨明斋消息杳无，他的家人曾在北平报纸上登出寻人启事，但总如泥牛入海，没有反馈。
此后，杨明斋的命运，如同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的公函所述……
杨明斋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之后，日渐受到冷落，其原因可能在于他曾非常坚决地反对共产国际马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建议。杨明斋的身份，不同于一般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毕竟是由俄共（布）派遣来华的。虽然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之后，杨明斋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拥护国共合作，然而，他已不像当初陪维经斯基来华时那样受到信任……
他蒙冤而死之际，为56岁。周恩来赞誉他是“忠厚长者”。[2]
虽然他被历史淹没多年，但中国共产党人仍深深怀念着这位建党元勋。经过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者们的努力，现在，终于把杨明斋身上的历史积灰掸去。
[1]指杨明斋。
[2]余世诚：《一位忠厚长者》，《人物》1984年第4期。
马林死于法西斯屠刀
马林对中国共产党有两大贡献。
第一，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制定了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战略，使中国共产党迅速得以发展。
虽然马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刚一提出便受到了极其激烈的反对，但他毕竟还是征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同意和支持，带着“衬衫文件”回中国召开西湖会议，说服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
此后，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三大”，马林自始至终参加。就连陈独秀本人，也在中国共产党“三大”所作的报告中说：
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以后我们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1]
中国共产党“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贯彻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
后来，在1935年8月19日，当马林跟美国伊罗生教授谈话时，曾回忆了他关于国共合作意见的由来：
我提出这些意见时，从来没有从莫斯科得到什么具体专门指示的问题。我离开莫斯科时没有什么指示，我只是以我自己在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中取得的经验作为依据……由此，你就能理解在中国努力同国民党建立这种形式的合作是直接以爪哇的成功经验为依据的。[2]
他提出的国共合作，人称“斯内夫利特战略”，亦即“马林战略”。
他一次次跟陈独秀交谈，一次次跟孙中山交谈，终于促使陈独秀与孙中山会谈，终于促使孙中山在1923年8月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俄……
共产国际在海参崴建立了远东局，在1923年1月12日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柯拉洛夫签署第282号文件，任命马林为远东局第三号人物。
对现代中国产生一定影响的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及其夫人合影
此后，马林的工作又有变动，如他所说：
我被先后提议任驻广州领事和俄罗斯通讯社（塔斯社前身）记者，我拒绝了。后来，当我知道已作出上述人事变动的安排，我就离开了。[3]
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被降为“驻广州领事”以至“俄罗斯通讯社记者”，是由于他的意见与共产国际领导——斯大林、加拉罕、鲍罗廷、罗易——产生了分歧。
1923年10月，马林被调离中国。
1924年初，马林回到了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鉴于意见不合，1924年4月，马林向共产国际辞职，回到了祖国荷兰，参加荷兰共产党的工作，担任码头工会秘书。
1925年，罗章龙赴德国汉堡出席国际运输会议，与马林相遇，彼此异常欣喜。[4]会议结束后，罗章龙应马林之邀，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他的家里。他家很不错，花园洋房，妻子也是荷兰人。那时，他的公开身份是教授。马林以主人身份热情款待罗章龙，留罗章龙在他家住了一星期，情同手足。
马林虽已远离中国，仍非常关心中国的命运。
马林对罗章龙说道：
中国是农业大国，无民主习惯，推翻一代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极为平常，但要建立民主制度却有重重困难。唯有通过工人运动可以接近民主，纵有困难，不宜灰心，舍此以外达向民主的道路可谓徒劳！[5]
一年之后，马林的情况剧变：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以及联共（布）开展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马林站在托洛茨基一边。这样，他无法再在荷兰共产党内立足，于1927年宣布退出。
1928年，当罗章龙到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六大”，正巧马林也在莫斯科。马林前往鸱林别墅看望老朋友，谈及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后的艰难处境时，对罗章龙说了一番颇为感慨的话：“中国问题，棋输一着，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今后应正视错误，努力前进，历史车轮自会循正当轨道前进。”
在1929年，马林在荷兰建立了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此后，他以“革命社会党”代表身份参加荷兰国会。
不过，1938年当托洛茨基组织第四国际时，马林拒绝参加。
1940年，德国法西斯侵吞了荷兰，马林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之中。他编辑了秘密发行的报纸《斯巴达克》，鼓励荷兰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
马林夫妇
1942年3月6日，马林落入了德国法西斯手中。
马林在狱中坚贞不屈。4月7日至9日，在法庭开庭审讯他时，他怒斥德国法西斯。
他自知难逃厄运，在4月11日给女儿菩菩、女婿桑顿写下了诀别的遗书：
永别了，我的女儿，我的宝宝——永别了，我亲爱的人！
孩子们，我无疑真诚地愿为我的理想献身，谁知骤然间死神将至，不可逆转。但我心中坦然——多年来我始终是一个忠诚的战士。告发我的人和法官们无不承认我死得光明磊落。这使我非常感动，因为人们都已十分了解我至死不渝，矢信矢忠，殚精竭虑，高举我信仰的旗帜，奋斗到最后一息……[6]
马林最后写道：
直至弥留之际，我都希望如马来亚格言所云：见义勇为。你们要互敬互爱。最后一次热烈地吻你们。
这位久经考验、意志如钢的共产党人，在德国法西斯面前不屈不挠。他写罢遗嘱，便壮烈地走上刑场。
一位幸存的名叫普雷特尔的难友，后来在1945年11月6日写文章给荷兰《火炬》周刊，翔实地记述了他目击马林就义的悲壮一幕：
4月12日，星期天，我在睡梦中突然被嘈杂声震醒。当时大约是晚上9点钟。七扇牢门被踢开，牢门前设了双岗。我听到有人在大声叫嚷：“非常危险的人来了！”德国人下达了指示，过了一会，我听到每个牢房都关进了一位难友。牢房与牢房之间，只要大声说话，隔壁的人都可以听到。我立刻听到其中一个被囚禁的人说：“战争之前，荷兰政府就在搜捕我。5月15日以后，德国人一直在追查我。如果我不是出了事故，如果不是被送进医院，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我。”当时斯内夫利特安慰着说：“我们大家感到自豪的是，我们是荷兰第一批为国际事业而被法院判刑的人。我们必须为国际事业而牺牲。”
监狱防卫很严，每15分钟牢房的灯便被打开，目的是通过监视孔看看是否有人自杀或企图逃跑。同时还有两名宪兵在窗外走来走去，手里还拿着手电筒晃来晃去……
大约早晨6点钟时，有人通知他们说，赦免请求被拒绝了，而且将立刻执行。斯内夫利特当时问，他们是否可以手拉手一起受刑。这个要求也遭到了拒绝：“你们要把手放在背后受刑。”斯内夫利特又问，枪毙时他们是否可不戴遮眼布，这个要求被允许了。斯内夫利特又问，他年纪最大，是否可以最后枪杀他。我还听到他说：“同志们，作为你们的长者，这份权利应当让给我，我不是当过你们的领导人吗？”
所有人都可以抽一根雪茄烟。有人说：“好，我们抽吧！荷兰国家付烟钱。”然后，斯内夫利特接过话头说：“今晚我到了奥莱佛山[7]。当我青年时代参加运动的时候，我的神父对我说：如果你坚持你的信仰，小伙子，你就大着胆子向前走吧！我确实进行了斗争，而且一直坚持我的信仰，恪守我的信念，相信国际的事业。我们还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斗争，但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接着便出现了一个令人感动的时刻：在临死前一个钟头，7个人挺起胸膛唱起了《国际歌》。多么豪壮的旋律，何等感人的歌词啊！我曾出席过多次音乐会，可从来没听过这样感人肺腑的合唱……
然后，他们被装进了一辆汽车。9时20分，第一声枪响了……
我非常钦佩这些英雄临危不惧的气概，我有必要将其写出来。他们无私无畏，无限忠诚于他们的事业。我毫无保留地为贵刊写下了这些细节，因为我是唯一和这些英雄度过最后几小时的见证人。[8]
就这样，马林在1942年4月14日视死如归地倒在德国法西斯的枪口之下，终年53岁。
马林对于建立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功勋，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李玉贞、杨云若等不远万里前往荷兰，仔细查阅马林档案，这才查清了马林之死的真相。特别是马林的女婿桑顿，把珍藏多年的马林绝命书取出，复印赠给中国朋友，使中国读者得知马林就义前的遗言，更加敬佩这位“真诚地愿为我的理想献身”的异国英雄。
[1]《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第26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伊罗生：《与斯内夫利特谈话记录——关于1920～1922年的中国问题》（1935年8月19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1935年8月19日马林与美国伊罗生教授的谈话记录。
[4]1989年9月15日、1993年11月1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罗章龙。
[5]罗章龙：《国际代表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110～11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马林：《致女儿女婿的信》（1942年4月11～12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344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7]《圣经》中说耶稣曾关押于那里。
[8]李玉贞、杜魏华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9月版。
陈独秀凄风冷雨病殁江津
陈独秀和马林一样，都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元勋。他后来的道路，竟然也和马林颇为相似……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倘若以“届”计算的话，陈独秀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届”数多于毛泽东：从中共“一大”直至中国共产党“五大”，陈独秀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号人物（有时称“中央局书记”，有时称“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或“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共五届；毛泽东则从中国共产党“七大”至中国共产党“十大”任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共四届。当然，按时间计算，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时间比陈独秀长得多。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是1921年至1927年，共6年；毛泽东则从1935年至1976年，共41年。
笔者曾多次访问年已耄耋的陈独秀原机要秘书郑超麟，他曾这么勾画过陈独秀的形象：
讲一口安庆话。虽然在外多年，安庆口音几乎没变。
怎么想就怎么说。有时会骂人，骂得没有道理。
习惯动作是用手拍脑门。特别高兴或者格外苦恼的时候，便拍脑门——前额。
中等个子。样子不算漂亮，但也说不上难看。不大讲究衣着，但很干净。长袍、马褂都穿，帽子不常戴，难得穿西装——除非在重要的场合。倘若他穿戴非常整齐，这往往表明有女人在照料他的生活。
烟瘾很重。不过，他不抽纸烟，而是抽雪茄——往往抽不起高档的雪茄，只是抽普通的雪茄。
文章写得很快。有学问。口才并不很好……[1]
陈独秀最初对“马林战略”是坚决反对的，以至向共产国际“告状”。后来他被马林说服之后，与国民党携手。然而，他只讲合作，不讲斗争，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1927年，成为他的一生的浮沉分界线。
就在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一周前（4月5日），陈独秀与汪精卫所发表的《汪陈联合宣言》，还在那里口口声声说“事事协商，开诚进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陡然陷入逆境之中。一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遭杀，其中有中国共产党主将李大钊、赵世炎、张太雷以及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李汉俊。
在1927年4月下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五大”上，陈独秀受到党内尖锐的批判，他的领袖地位动摇了——虽然大会仍选他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在南京监狱中的陈独秀
到了7月下旬，形势变得益发危急，就连武汉汪精卫的国民政府也实行“分共”，大批逮捕和屠杀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秘密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这次会议，推选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组成中国共产党临时政治局。这样，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工作。
从此，陈独秀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岗位。这时，他48岁。
此后，他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共产国际的分歧越来越大。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共产国际直接邀请陈独秀出席，他拒不到会。
此后，他越走越远。以他为首，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反对派”，人称“陈独秀派”。他的观点与托洛茨基（自1988年以来，苏共正在重新处理和评价托洛茨基问题）不谋而合，他接受了托洛茨基观点，组织了反对派小集团。
此后，在1929年9月26日，陈独秀和彭述之联名致信中国共产党中央，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年以前，已经预见到你们不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发展和你们真正的政治面目……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于是，同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从此，这位“中国共产党开山书记”被开除了中国共产党党籍。
此后，陈独秀组织了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不久，在1931年5月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中央总书记。
1932年10月15日，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陈独秀——尽管他是“反对派”的总书记，但在蒋介石看来，仍属“危害民国分子”。
1933年4月，陈独秀受到了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审。当审判长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时，陈独秀慷慨陈词，提出三条理由：
一 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既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
二 中国人民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道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即朝鲜）亡国时之现象。
三 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抗战，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
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原则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2]
陈独秀的老朋友章士钊，担任他的义务辩护律师。
1933年6月30日，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终审判决，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13年，后减为8年。
在狱中，陈独秀有两个大书架，放着经、史、子、集，他埋头于钻研《说文》。1937年“七七”事变后，经胡适和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保释，陈独秀得以出狱。
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回忆了一段重要史实：
陈出狱后，暂住在他友人家中。他说，董老[3]衔中国共产党中央之命，曾去访问他一次，多年未晤，谈得很长。董老劝他，应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和偏见，写一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他说回党工作，固我所愿，唯书面检讨，碍难遵命。
陈独秀客死之地——四川江津石墙院
出狱后，陈独秀离开南京，在武昌双柏巷租了三间平房暂居。他的老朋友、当年北京大学教授王星拱，此时是武汉大学校长，有意聘他在武汉大学任教，他以“我所学亦无以教人”为理由谢绝了。1938年7月，陈独秀由武汉入川，来到重庆。重庆是个繁华热闹的所在，已是贫病交加的他，在那里只住了一个月便深感不适。于是，带着老母（继母谢氏）和第四次结合的妻子潘兰珍（在高晓岚、高君曼之后，陈独秀还曾与施芝英同居多年），避居于离重庆180里水路的小小的江津县城。
在江津，陈独秀的母亲去世，他“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生活困苦的他，身体日衰。1942年5月13日，老友包惠僧前去看他，使他十分喜悦。但当夜发病，医治无效，于5月27日病逝，终年64岁。
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一文中，对陈独秀曲折多变的一生，作出了公允的评价：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4]
另外，毛泽东在1942年3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学习组关于《如何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讲话中，也谈及陈独秀：
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5]
陈独秀去世之后，安葬在江津县大西门外鼎山之麓。
1947年，陈独秀三子陈松年遵其遗嘱，把陈独秀的棺木从江津迁回故乡安徽安庆市，安葬在北郊十里乡林业村，与原配高晓岚合葬。通往墓地的，原是一条狭窄的泥路。1989年五四运动70周年前夕，那里修建了一条七米宽的柏油马路，便于汽车直达墓地。
[1]1984年11月13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陈独秀机要秘书郑超麟。
[2]《陈独秀案开审记》，《国闻周报》第10卷第17期。
[3]即董必武。
[4]《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
[5]《文汇报》1989年6月20日。
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于新疆
在新疆工作时期的陈潭秋
1945年6月9日，中国共产党“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
选举结果，产生44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排名以选票多寡为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祖涵、林彪、董必武、陈云、徐向前、关向应、陈潭秋……
这名列第11位的陈潭秋，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其实那时已不在人世。然而，正处于战争环境之中，消息阻塞，以致代表们不知道他已牺牲，把他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他，早在将近两年前，1943年9月27日那个黑森森的夜里，就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处决于迪化（即今乌鲁木齐）。生怕枪声会惊动四周，他们用麻绳勒死陈潭秋。当时，陈潭秋只有47岁！
在同一个夜晚被用绳索活活勒死的还有与陈潭秋同龄的周彬——毛泽民，毛泽东的胞弟——以及广东台山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新疆学院教育长，年仅27岁的林基路！
陈潭秋在新疆化名徐杰。
三位烈士牺牲后，在迪化狱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为之写下《追悼歌》：
……
你们的英名，
将永垂不朽！
它鼓励着后继者的我们，
向黑暗作英勇的斗争！
瞑目吧：
徐杰同志！
周彬同志！
林基路同志！
陈潭秋是在1942年9月17日，被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的名义骗去，与毛泽民、林基路等同时遭到软禁的。当天，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工作人员及家属一百多人，也被软禁。
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获知消息，于1943年2月10日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发去密电：“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扣留之徐杰等一百四十余人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中央只知陈潭秋被捕，但不知陈潭秋后来被秘密处决。正因为这样，他在死后仍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工作，原由化名王寿成的俞秀松负责。俞秀松在1938年6月25日被押送苏联之后，被诬为托派而惨遭冤杀。新疆的工作改由邓发主持。陈潭秋于1939年5月从莫斯科途经新疆回延安，在到达新疆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来电，要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
陈潭秋走过了红色的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武汉区委员会，他是负责人之一。
1923年，京汉铁路爆发著名的“二七”大罢工时，陈潭秋是领导者之一。
1924年，陈潭秋担任了中国共产党武汉地委书记。当时，他写了一首《五一纪念歌》，颇受工人欢迎——
五一节，真壮烈，
世界工人大团结！
发起芝加哥，
响应遍各国。
西欧东亚与美洲，
年年溅满劳工血！
不达成功誓不休，
望大家，齐努力，
切莫辜负五一节！
1927年，陈潭秋担任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
1928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由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代行北方局的工作。从三人的名字中各抽一字组成的“潭少连”，成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代号。
1930年，陈潭秋出任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书记，年底在哈尔滨被捕。他在狱中坚持斗争，于1932年7月被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营救出狱。
出狱后，陈潭秋和谢觉哉打扮成商人，得以通过封锁线，潜入江西根据地。之后，陈潭秋出任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书记。
此时，陈潭秋的妻子徐全植在上海被捕，于1934年1月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红军开始长征，陈潭秋奉命留守江西。在战斗中，他差一点殒命——他的右耳被子弹打掉，脑子受到剧烈震荡。
重伤的他，被送到上海医治。稍好，他奉命和陈云、杨之华等一起前往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此后，陈潭秋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留在莫斯科。
1936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他写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发表在1936年《共产国际》第7卷第4、5期合刊上。此文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一大”的不可多得的文献之一。
1939年5月，他奉调回国，在新疆工作。
他，竟在墨染的夜里，如此悲惨而又壮烈地死于那勒紧的绳套……
他的挚友董必武闻凶讯，泪如雨下。
董必武写下悼诗：
战友音容永世违，
平生业绩有光辉。
如闻謦欬精神振，
展诵遗篇识所归。
陈潭秋早年与同乡林氏结婚，感情甚为融洽。林氏不幸病故，陈潭秋悲恸不已，曾发誓不再另娶。
后来，在1925年，他与湖北女师学生徐全植结婚，生一女两子。
徐全植牺牲后，他与王韵雪结婚。在新疆，王韵雪亦被捕，但幸免于难。
就在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之际，那位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在苏联死于冤案——被诬陷为托派。这已在前面写及尼科尔斯基时提到。
沦为巨奸，陈公博千夫所指
1945年8月25日凌晨3时，在一片漆黑之中，一架MC型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突然转动螺旋桨，飞离了南京。
这时的南京，正处于“真空”时期——日本天皇已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翌日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宣布解散，而国民党蒋介石军队尚未到达南京，只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宣告将于26日飞抵南京。
就在何应钦到达的前夜，这架飞机急急地在人们熟睡的时刻起飞，朝东飞去。
机舱里空荡荡的，竟然只有一把座椅供一位“大人物”坐着，其余六名乘客都席地而坐。这架飞机在起飞前拆除座椅，扔了出去，为的是减轻载重量，节省燃油——因为飞机要飞越东海，直达日本京都！
直到中午11时，飞机才飞到日本上空。只是燃油所剩无几，不得不紧急降落于日本山阴县米子机场。
几天之后，日本京都右京区花园町柴山别墅住进了“东山商店”一行七人，为首的一位叫“东山公子”，妻子叫“东山文子”。
过了些日子，他们隐匿于京都郊外的金阁寺，以为能够栖身。只是他们神情沮丧，心乱如麻。
沦为阶下囚的陈公博
在日本，他们度过了将近五十天如坐针毡的日子，终于在10月3日在中国武装军警看押下，用一架中国运输机载回南京。唯有那位“东山文子”仍留日本。
那位“东山公子”，便是汉奸巨头陈公博。他逃离南京时，由日本小川哲雄中尉陪同，带着“东山文子”——李励庄——以及五名亲信飞往日本。原想逃脱历史的惩罚，苟延残喘，但他已成过街老鼠，无处可藏。
当年，陈公博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回到广州。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陈公博还写文章“拥陈反孙”，受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批评。此后不久，他便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4年，他完成了那篇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虽然那时他早已脱离中国共产党，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提出种种质疑，不过，他在硕士论文中，倒是写下了一段颇有见地的关于中国未来前途的话：
一句话，远东古老的土地上现在充满了激进主义。如果在中国的压迫不停止，那么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中国的新制度就要麻烦历史学家在世界历史上增加一页，来叙述苏维埃主义的进一步的胜利。
他参与过建立中国共产党，又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因此他能说出这样预见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话。
然而，恰恰又因为他背离中国共产党、背离马克思学说，他自己后来所走过的人生之路，正是逆着他自己所说过的历史发展趋势而行的。
陈公博从美国回国之后，加入了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党部书记长、北伐军总司令部政务局局长。
1927年之后，他紧紧追随汪精卫。当汪精卫在1932年出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时，他也出任实业部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公博担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1939年，汪精卫叛国投敌，陈公博与他狼狈为奸，担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担任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市长。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死。离世前，他指定陈公博为继承人。这样，陈公博便成为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成为汪精卫死后的头号汉奸。
正因为这样，他在面临覆灭之际，还绞尽心机，逃往日本，企图改名换姓，藏匿异国。
然而，他终于被押回来了。
在苏州狱中，陈公博力图为自己的汉奸罪进行辩解，写下洋洋6万余言、47页的自白书。
1946年4月5日下午，陈公博在苏州受到公审。据金志翊、唐戍中、徐立平、夏其言当时写的《法庭听审记详》描述：
1946年，大汉奸陈公博受审
2时正，公案上已放好尺许高的卷宗，红封面，用粉红色的包袱束着，颇引人注目。2时23分，旁听席上起了一阵骚动，陈逆已经从候审室传到庭上来，他身穿夹长袍，白色西装裤，黑皮鞋，从他身上简直找不出曾显赫一时的痕迹，脸部有几条深痕，痕缝里有汗珠挤出。大家注视他的脸部，他的目光就茫然地避开。当他走近被告席附近时，先是背手而立，继又把双手放到胸前，局促之状毕露。有时，还用手去抚摸放在“自白书”上的一只美国式毡帽。
首席法官韩焘宣读起诉书，列举陈公博十大罪状，即：缔结密约，辱国丧权；搜索物资，供给敌人；发行伪币，扰乱金融；认贼作父，宣言参战；抽集壮丁，为敌服役；公卖鸦片，毒害人民；改编教材，实施奴才教育；托词清乡，残害志士；官吏贪污，政以贿成；收编伪军，祸国殃民。
经过公审，4月12日，江苏高等法院宣判陈公博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已从日本回来的陈公博之妻李励庄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复判状》。
5月14日，最高法院驳回李励庄上诉。
6月3日上午，陈公博在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被执行了枪决。
陈公博在行刑前，执笔写信给蒋介石，信中居然如此写道：
悬悬放不下的还是一个共产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党的前途，更关系到先生的前途。
由此可见，这位大汉奸跟蒋介石在反共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信未写完，他掷笔不写了。
他对法警叮嘱道：“请多帮忙，为我做得干净些。”
枪声响了。陈公博结束了他55岁的生命。
卖国求荣，周佛海呜呼狱中
如果说，陈公博是汪精卫的左膀，周佛海则是汪精卫的右臂。周佛海走过了与陈公博相似的道路，即共产党——国民党——大汉奸。
周佛海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仍羁留在上海。热恋中的他，与杨淑慧定于当年阴历八月十六日订婚。
不料，订婚前夕，上海《时事新报》捅出消息，说“周某人行为不检，家有发妻，此次又欲骗娶某女学生”。看了报纸，杨淑慧的父亲不胜震怒，把杨淑慧关在家中，不许她再与周佛海见面。
杨淑慧从窗口跳出，逃至老渔阳里2号，找到寄居在那里的周佛海。于是，周佛海带着杨淑慧私奔日本，在鹿儿岛同居，生下儿子周幼海。
汉奸周佛海
周佛海一到日本，由于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立即受到日本警方的注意。如他自己所述：
回到鹿儿岛之后，便被刑事尾行了。我的担任教师，也向我警告了，于是我便规规矩矩做了一个很纯良的学生。当时中国的同学，并不知道我在上海和长江一带活跃的情形，因为我对他们是保守秘密的。但是刑事都知道了……[1]
1924年5月，周佛海受戴季陶之邀，从日本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又兼任广东大学教授。当年，戴季陶与周佛海一起进出渔阳里，高谈阔论共产主义，如今他成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随着社会地位的改变，周佛海看准了国民党，认为在国民党里仕途通达，远远胜过共产党。
这样，1924年9月，周佛海提出脱离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共产党广州区执委的负责人周恩来亲自劝说周佛海，亦无效果。周佛海写下一信，声言脱离中国共产党。这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脱党要求。
周佛海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迅速转向反共。他追随戴季陶，从1925年下半年开始，发表一系列反共文章，公开表明他与中国共产党决裂。
借助于戴季陶的力荐，周佛海得到蒋介石的垂青，于是在宦途上青云直上。1927年，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1931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等职。
在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后，周佛海又日渐与汪精卫接近。
1938年12月，周佛海随同汪精卫一起叛离重庆。翌年5月，他随汪精卫、梅思平前往日本同平沼内阁会谈。回来后，他出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40年3月，当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周佛海历任财政部部长兼警政部部长、中央税警总团总团长、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在汪精卫死后，周佛海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
1940年，周佛海在向上海税警学校的青年们演说时，曾“现身说法”，谈及自己怎样加入中共、怎样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以及如今的“追悔”之情。他说：
我因为和毛泽东同乡，所以二人同住在一个私立女学校的楼上。一连开了六天会，最后一天，为法国巡捕所包围，几乎全部都被捉去。第二天，我们便都到嘉兴，雇了一只船，开到南湖中间，开最后一次会。结果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我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在陈独秀没有回上海之前，我便代理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便这样的在一只小船中，正式成立了。现在回顾起来，真和做梦一样。当时万万想不到我们几个年青的学生，会闹出这样的大乱。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乡村，破坏多少城市，损伤国家多少元气，都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种下的祸根。我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国家，对不住人民。国家弄到现在这样危险恶劣的情形，我们不能单责军阀和官僚，当时在嘉兴南湖的小船中的几个青年，也要负很大的责任的。[2]
周佛海这番“自责”之言，充分表现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高超“演技”：从中国共产党发起人转为反共猛士。
周佛海其人，精于政治投机。1944年，眼看着日本大势已去，汪伪政权危在旦夕，他暗中又与蒋介石眉来眼去，表示愿为重庆方面“效劳”。
正因为这样，1945年8月16日，在南京伪国民政府宣布解散的当天晚上，周佛海挂出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的牌子，声言效忠蒋介石，气得他的“老朋友”陈公博骂他“卖友求荣”！
8月20日，周佛海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周佛海兴高采烈，一下子从大汉奸摇身变成了国民党大员。
不过，周佛海自以为得计，高兴得太早。他毕竟早已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怎能如此遮掩而过？才当了一个月的“总队司令”，在强烈的舆论谴责下，不得不由戴笠出面，把他暂且软禁于重庆，后又移交南京监狱。
在陈公博被枪决之后，周佛海也被推上历史审判台。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不服，请律师辩护，声称他当年曾为重庆方面做了大量“地下工作”。
如此这般，一幕闹剧演至翌年3月26日，蒋介石发布“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的意见，认为周佛海确实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周佛海终于保住了脑袋。
周佛海受审
不过，才略微喘了一口气，周佛海心脏病日重。1948年2月28日，他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终年51岁。
[1]《周佛海先生言论集》，上海中央税警学校1941年6月版。
[2]《周佛海先生言论集》，上海中央税警学校1941年6月版。
维经斯基花甲之年病逝莫斯科
维经斯基和马林交替着在中国工作：
维经斯基先来中国，帮助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他回苏俄后，马林又前来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召开“一大”。
当中国共产党“二大”召开时，马林和维经斯基都在莫斯科。
马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三大”，然后于1923年10月离华赴苏。
维经斯基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华，接替马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四大”和“五大”。
维经斯基穿梭一般往来于中苏之间：
1923年11月离开莫斯科，来到北京、上海，12月又返回莫斯科。
1924年4月来华，1925年3月返苏。
1925年5月来华，1926年1月返苏。
1926年6月来华，1926年11月返苏。
1927年初来华，1927年6月返苏。
维经斯基先后六次来华，沟通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他比马林在华工作时间更长，是共产国际内的“中国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壮大，维经斯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维经斯基态度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跟他的合作关系是比较好的。
他写了大量的文章在苏俄和中国发表，是架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一座桥梁。
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维经斯基被共产国际看成在工作中犯了重大错误，调离了中国。
回国后，维经斯基不再在共产国际工作，转而担任了全俄农业合作社园艺中心副主席。
张太雷陪同维经斯基会见李大钊（画作）
此后，在1932年至1934年，维经斯基担任过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书记。
在1935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五大”。
也就在这一年，他被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教授。
从此，维经斯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不过，他仍时时关心着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写下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
1947年，苏联莫斯科东方出版社出版了维经斯基所著的《关于现代中国历史的讲演（1918～1924年）》一书。
1950年，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争取国家独立和民主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一书。
1953年，在《莫斯科东方科学研究所文集》第7期发表了他的《论东方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一文。
也就在这一年，维经斯基病逝于莫斯科，终年60岁。在马林、尼科尔斯基和他3人之中，唯有他属“正常死亡”，寿终正寝。
李达在“文革”中蒙难
没有一名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死于20世纪50年代。
1966年8月，火炉般的武汉，一位名叫“李三”的老人在遭到十几万人大会的“声讨”、“批斗”之后，血压降到90/50，高烧持续不退，大小便失禁，终于在1966年8月24日走到人生的终点，终年76岁。
“李三”是在他病危时不得不被送进医院时的化名，意即“李达三家村”！
那时，自从姚文元挖出个北京的“三家村黑店”（邓拓、吴晗、廖沫沙）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挖“三家村”。在武汉大学，挖出了由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又称“李达三家村”。李达被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李达是建党元老之一。中国共产党“一大”，便是由李达和李汉俊这“二李”负责筹备召开的，而且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宣传主任。中国共产党“二大”，是在他家中召开的……
因与陈独秀不和，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上，李达声言不再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主任。然而，他与毛泽东甚为默契。中国共产党“二大”前夕，他应毛泽东之邀，到湖南自修大学讲授马列主义，并担任了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中共“二大”之后，他干脆和妻子王会悟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回到湖南，与毛泽东一家一起住在清水塘。
1923年秋，李达正式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据李达自述，原因有三：
一、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际，不注重研究，并有“要求马克思那样的实行家，不要求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的警句。李达自认为对革命实际工作不够积极，但为革命做理论研究与传播，即是对党的贡献。
二、对中国共产党“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求建立各民主阶级统一战线的方针“想不通”，“不愿意做国民党党员”。
三、不堪忍受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
李达脱离中国共产党，是他一生中的憾事。不过，他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原因，与陈公博、周佛海截然不同。
1927年9月3日，汉口《国民日报》曾刊载湖南李达声明：“鄙人脱离共产党已有四年。”因此，李达脱离中国共产党的时间，应该是在1923年秋。
李达是学者型人物，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在湖南大学担任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1926年6月，他的哲学专著《现代社会学》出版。
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应邓演达之邀，李达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
1927年3月，李达又受毛泽东之聘，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
虽然李达已脱离中国共产党，但是1928年的《湖南清乡总报告》仍称李达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
此后，他在武昌、上海、北京、湖南、广西等地的大学里任教，仍教唯物主义哲学。
1930年夏，李达在上海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
他埋头于著述，写出了三部重要理论著作，即《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这三本书，毛泽东都仔细读过，其中《社会学大纲》读了十遍！
他在著书、教书中度过那漫长、孤寂、艰辛的岁月，称这些日子中是在“守寡”。
1948年初，李达忽地收到中国共产党华南局转交的一封毛泽东的信，使他欢呼雀跃。那是一封用暗语写成的非常巧妙的信：
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1]
“文革”开始时李达已经76岁，在被连续揪斗后故去
这“本公司”，显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代称。毛泽东仍记挂着这位“本公司发起人”。
李达于1949年4月16日深夜离开长沙，先去香港，再坐船北上，抵达天津，终于在5月14日到达北平。毛泽东派人在车站迎候他的光临。
5月18日，毛泽东在香山家中与李达长谈，他仍称李达为“鹤鸣兄”。
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学等作为历史证明人，李达于1949年12月经中国共产党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结束了“守寡”的日子。
李达仍希望从事教育工作。这样，他先是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后来调往武汉大学任校长。
李达写出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两书，宣传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那位“理论权威”康生，深知李达与毛泽东的密切关系。1958年，康生来到武汉大学时，拉着李达的手，甜蜜蜜地说：“李达同志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
可是，在“文革”大幕拉开之后，1966年7月28日，康生却在高等教育部接见群众，宣称：
现在清楚了，李达被开除了党籍，他是叛徒，对毛主席是刻骨仇恨的。他们有那么一帮……
林彪也点了李达的名。
于是，李达变成了“李三”，在七斗八斗中被摧残而死。
1980年，中国共产党为李达平反昭雪。
[1]王元慎：《此身莫向沟中殒——李达与毛泽东》，《中华英烈》1988年第3期。
董必武“九十初度”而逝
九十光阴瞬息过，
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敝政皆亲历，
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
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
深信前途会伐柯。
这首《九十初度》，写于1975年3月5日。这天是正在病中的董必武90虚岁生日。
就在他写完这首诗的几天之后，病情转重。正在广州的他，急急地被用飞机送回北京。下了飞机，轿车载着董必武直奔北京医院，将他送进新盖的北楼高干病房。
自知不起，董必武对守在身边的夫人何芝莲叹道：“我这部机器的零件看来已经老了，怕运转正常很困难了。”
半个多月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哀乐声，播音员以沉痛的语调宣布不幸的消息：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同志，因肝癌不治，于1975年4月2日晨7时58分，与世长辞。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之中，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从20年代直至70年代的，唯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
董必武走过了漫长的历史之路：
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他是中国共产党武汉区委执行委员。
国共合作时期，他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他曾作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代表，出席国民党“二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27年12月，当挚友李汉俊、詹大悲惨死于武汉之后，董必武又成为蒋介石、汪精卫追捕的目标。在袁范宇弟兄的帮助下，在那月黑风高的时刻，他化装成水手从武汉乘船到上海，前往日本。他刚刚离去，他在武汉的寓所便被查抄，外甥张培鑫被杀害。
在日本，董必武与林伯渠、刘伯垂会合。半年之后，他由海参崴来到莫斯科，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的学生，他的同学之中，有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叶剑英等。此后，他又转入列宁学院学习。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他，以“老学生”的姿态孜孜于学习之中。
1932年3月，董必武离开莫斯科秘密回国，经过漫长的旅行，在中秋节到达江西红都瑞金。从此，他一直与毛泽东共事。
他最初的职务是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政委，不久，又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校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兼最高法院院长。
难能可贵的是，当他年近半百之时，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来到延安之后，他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校长。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增补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在20世纪40年代，董必武两度成为新闻人物：
一是1945年4月，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了中国代表团，飞往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
二是他从美国回来，便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在团长周恩来率领下，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董必武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六至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晚年董必武
在“文革”中，这位中国共产党元老遭到林彪、江青集团排斥、迫害。1968年春末夏初，他不得不迁出中南海，住在北京六部口附近的一个院子里。
他和朱德、陈毅等，被加上可怕的莫须有的罪名：所谓“另组中国马列共产党”、“里通外国”……
1969年，董必武被“疏散”到广州。
当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覆灭于蒙古温都尔汗时，董必武欣然命笔，赋诗一首：
盗名欺世小爬虫，
以假乱真变色龙。
日照原形终毕露，
岿然牯岭孰能冲。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虽然已90高龄，又身患重病，董必武还是坚持出席了会议，并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重大的国事活动。
董必武与毛泽东自始至终有着很好的友情，毛泽东总是称他为“董老”。
毛泽东离世震撼世界
1976年9月9日中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反复复播送“下午3时有重要广播”的消息，人们便众说纷纭，猜测着即将发布的是什么重大新闻。
下午3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哀乐，用低缓的声调宣告：
本书作者叶永烈偕夫人在毛泽东故居留影。毛泽东故居，是前往韶山的必游之地，毛泽东在1893年12月26日诞生于此。
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
毛泽东在9月9日0时10分与世长辞的，享年83岁。
巨人离世，世界震惊。123个国家政府发来唁电，30多个国家和政党举行追悼大会。在中国，30万人列队走过他的灵柩，向他的遗体告别；百万人聚集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9亿人民，向他致哀……在所有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之中，毛泽东去世所引起的人们的心灵震动最为强烈。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含而不露，诚如刘仁静在1979年3月答复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者关于“毛主席在‘一大’会议上发言的内容是什么”时所说的：
毛泽东故居，悬挂着毛泽东在1919年和母亲以及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合影
在“一大”会议上，毛主席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当办事员时，就与我认识了，我当时觉得他对报纸很重视，无论什么报纸他都看，不管是反动的或进步的报纸。嘉兴南湖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曾对我说，你今后要多做实际工作。他对我讲这句话，可能与他当时是搞实际工作并在实际斗争中研究马列主义有关系，也可能是认为我在“一大”的发言有点夸夸其谈。[1]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毛泽东与马林没有什么个人接触。但是没多久，毛泽东便给马林留下了印象，诚如马林1935年与美国教授伊罗生谈话时回忆的那样：
另外还有一个很能干的湖南学生，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2]
这个很“能干的湖南学生”，便是毛泽东。
马林与毛泽东在1923年夏作过直接交谈。正因为这样，迄今在荷兰的马林档案中，存有一份当时的记录《与毛泽东同志的一次谈话》。毛泽东赞同、支持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战略。这样，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三大”上，当选为五位中央委员之一，并兼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秘书，这是毛泽东第一回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担任显要职务。
紧接着，在国民党“一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不久，还成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毛泽东重视农民运动。1926年11月，他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1927年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陈独秀在这场考验中“不合格”，从此失去了他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却经受住了这场考验，他领导了湖南农民的秋收起义，进军井冈山，从此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直至他病逝，达41年之久。
毛泽东夫人杨开慧和儿子毛岸英、毛岸青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当选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而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为张闻天。严格来说，当时毛泽东尚未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号人物。此后不久，在长征行军途中，组成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指挥小组，毛泽东成为红军最高指挥官。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在组织上得以确立，是在1943年3月20日的延安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之上。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设立了中央政治局主席一职，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另外又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亦设一名主席。毛泽东担任了书记处主席。这样，毛泽东身兼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两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毛主席”之称，便始于此时。
自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起，中国共产党设立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一直任职至他去世。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
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1959年，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希望集中精力考虑重大问题，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主席。
此后，毛泽东的职务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主席。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毛泽东是第一位成熟的领袖。当年围坐在李公馆大餐桌四周的15位代表之中，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的贡献是最大的。
晚年毛泽东
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伟人。即便是他的政敌，也无法否认这样的客观事实：毛泽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成功地领导中国共产党战胜了蒋介石，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接着，他又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毛泽东是一位历经风雨的政治家，也是一位雄韬伟略的军事家——虽然他没有军衔，也没有像斯大林那样给自己加上大元帅的荣耀，但是他实际上堪称大元帅。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一位勤于笔耕的著作巨匠。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被视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就他的思想影响而言，远远超出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超出了20世纪。
不过，毛泽东也有明显的失误。如同邓小平所说：“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3]
毛泽东晚年的严重失误，主要在于发动了“文革”。
邓小平说了一句非常生动的话：“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4]
对于毛泽东的一生，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总结性的评价：
199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中央电视台推出大型文献纪录片《毛泽东》。1993年8月23日，作者（左）在书房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毛泽东》摄制组的采访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215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4～29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陈望道脱党又重新入党
1977年10月20日，上海高干医院（华东医院）里正在供应晚餐。晚餐是可口的馄饨。一位87岁高龄的瘦弱病人才吃了一颗馄饨，便吐了出来。他摇摇头，轻声对守在床前的曾是他研究生的陈光磊说道：“我吃不下。”
他躺了下来。护士走进来收拾盘碗。当护士离去时，他忽地伸出手来轻轻挥动，仿佛向她致谢、告别——这是他入院后从未有过的动作。
就从这个晚上开始，他的病情恶化了，再也说不出话来。医院的大夫、护士日夜轮流看护着他……
他便是当年《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陈望道，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陈望道曾与陈独秀有过密切的合作。陈独秀1920年底去广州时，委托陈望道主持上海《新青年》编辑工作。然而，没多久，陈望道与陈独秀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其中的缘由，如同邓明以的《陈望道》一文所写的那样：
正当陈望道等积极参与筹备召开党的“一大”之时，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一事，陈独秀和李汉俊发生了争执。据李达回忆说：“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他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不料这一争执竟牵连到陈望道身上。陈独秀曾蛮横地到处散发书信，诬称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如尚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在接到陈独秀的信后，信以为真，竟然为此感到疾首痛心，于是便给李汉俊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谴责信，把李、陈二人大骂了一通。陈望道见到施的这封来信顿时火冒千丈，认为“陈独秀此举实在太卑鄙了”（引自陈望道1951年写的思想小结）。于是他坚持要求陈独秀对事实予以澄清，并向他公开道歉。但陈独秀不肯这样做。陈望道一气之下，就表示今后不愿再接受陈独秀家长式的统治，提出脱离组织的请求，并因此而未去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陈望道虽然没有出席党的“一大”，但当时也没有脱离党的组织。[1]
陈望道致叶永烈的信封
1921年11月，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担任第一任书记（又称委员长）。
但是，陈望道仍不满于陈独秀家长式作风，再度要求退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曾派茅盾劝说当时要求退党的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三人。
茅盾回忆道：
党组织又决定派我去向陈、邵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结果邵同意，陈却不愿。他对我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反对陈独秀的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2]
从此，陈望道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陈望道投身于教育事业、文化事业和学术研究，担任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1927年后，陈望道转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随后，他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与鲁迅有着密切交往。1934年9月，他在鲁迅支持下创办进步刊物《太白》。他从事修辞学研究，于1932年出版了开山之作《修辞学发凡》。
解放后，陈望道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并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于各种社会活动之中。
他还曾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兼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冬起，他担任修订《辞海》的总主编。
他毕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总希望有朝一日回到中国共产党。特别是1956年元旦，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了他这位老朋友，谈起往事，更使他强烈地希望重返中国共产党。
陈望道向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愿望。
陈望道的身份、资历非同一般中国共产党党员，他要求重新入党，不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所能决定的。
此事经逐级向上请示，最后把报告送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主席了解陈望道的历史和为人。他说：“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以不公开身份。”[3]
就这样，陈望道于1957年6月，由中国共产党中央直接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陈望道重新入党之后，没有公开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仍以非中国共产党人士的面目参与社会活动。直至1973年8月，作为中国共产党“十大”代表出席会议，他的名字出现于代表名单之中，人们才惊讶地得知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晚年陈望道
“文革”之初，陈望道在复旦大学曾遭到大字报的猛烈攻击，说他“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等。北京大学校长陆平蒙尘，他作为复旦大学校长亦受重炮猛轰。
陈望道自幼练过武功，体质颇好，据云，徒手可对付三四个未曾学过武术的人，有一根棍子则可对付十来个人。陈光磊是他在解放后招收的第一个研究生。据陈光磊回忆，陈望道曾叮嘱过他：“我睡着时，有急事，你只可喊我，不可用手拉我。”[4]原来，他睡觉时，总是双手握拳于胸前，谁拉他一下，他“条件反射”，那拳头就会在睡梦中“出击”！
一般情况下，他若不慎跌跤，用一只手轻轻一撑，便会一跃站正。然而在1968年，有一天参加“抗大清队学习班”[5]，他在复旦大学教学楼前滑倒而起不来，便叹道：“功散了，体力大不如前了！”
“文革”的冲击，加上夫人蔡葵在1964年患脑瘤去世，这两桩事使他老态骤增，头发稀疏，精神大不如前。所幸中国共产党中央通知上海要保护陈望道，这才使他免受那些批斗。在“文革”岁月中，他于极度的孤寂之中仍坚持研究修辞学。他的卧室里堆满了书籍，他埋首书堆，钻研学问，儿子陈振新[6]和儿媳朱良玉照料着他的生活。
当年，他家住在二楼，楼下便是语言研究室。他的学生们，也细心照看着他。
他年轻时性格异常急躁，雅号曰“红头火柴”。历经磨难，他变成了“黑头火柴”，变得“安全”起来。人们尊称他为“陈望老”，雅号“城隍佬”。
老人怕跌。自从他“功散了”之后，他在家中又跌了一次。晚年，他不得不三天两头住进医院。但是，他的头脑仍很清楚，思维很有条理，仍能清楚地与人谈话。
自从1977年10月20日晚病危之后，他变得气短、气急，不能言语。经过医生抢救，呼吸一度恢复正常，双眼能够睁开，见到前来看望的熟人尚能颔首致意。
但他毕竟已是87岁高龄，正常的呼吸没有维持多久，又转急了。
医生们全力抢救，给他进行人工呼吸。
抢救持续了一个多星期，1977年10月29日凌晨4时，陈望道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80年1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为陈望道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他去世之后，他的遗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4卷出版——《陈望道文集》。其中第4卷为译著及有关翻译的文章，他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收入其中。
[1]《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25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这是毛泽东话的大意。据陈光磊1990年3月18日与笔者谈话时，回忆陈望道生前曾告诉过他这一段毛泽东的话。
[4]1990年4月8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陈光磊。
[5]“抗大清队学习班”，指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那种精神、作风去“清理阶级队伍”。
[6]1990年11月8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陈望道之子陈振新。
“栖梧老人”原来是包惠僧
1957年7月1日出版的《新观察》杂志，刊载了署名“栖梧老人”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一文，马上引起了海外的注意。
这篇文章以当事者亲历的笔调，记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显然，作者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外国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专家们当即把此文看作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重要新文献。他们在写作论文时，引述了这篇文献，并注意到以“栖梧老人”名义发表的其他作品。
道夫·宾在他的《对〈有关斯内夫利特战略的中文资料〉一文的答复》中指出：
让我们首先来谈这个栖梧老人。1957年他写了四篇文章和一本书，从互相参照这些材料的内容来看，作者无疑就是包惠僧。周策纵教授和W.郭两人都证明了这一点。[1]
这三位海外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专家的分析、判断完全正确：“栖梧老人”，正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包惠僧。
包惠僧不用真名而以笔名“栖梧老人”发表回忆文章，是因为他大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感。
他是在1949年11月从澳门回到北京的。如他所言，最初，“我除了学习以外，甚么事也不敢做。谢觉哉部长常鼓励我写点‘社会观感’、‘人口问题’之类的文章，其他领导同志也鼓励我写有关革命历史的故事，我都不敢写”。
包惠僧原来是新闻记者出身，写文章是看家本领，他如此“不敢写”，有着他的重重顾虑……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的最初几年，他的表现是不错的。他先是在上海参加编辑《劳动周刊》，自1922年起，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国共产党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
1924年，他奉中国共产党之命加入国民党，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校长蒋介石共事。
此后，包惠僧还历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1927年1月，出任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包惠僧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包惠僧回忆录》（写于1966年4月11日）中，是这样自述脱党的经过的：
作者在北京采访了包惠僧夫人谢缙云，她详细地回忆了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曲折的一生
我约在（1927年）7月20日前后，奉共产党中央军委周恩来同志之命，到南昌待命，并准备接江西省军委工作。我先到南昌，周恩来同志后到，他告诉我：“不必在江西作长久之打算，要随军南征。”后来，组织派我任《前敌日报》主编。《前敌日报》没来得及成立，南昌宣布起义。
事有凑巧，我又病了，周恩来同志叫我在南昌暂时潜伏，如赶不上队伍，即到武昌去找组织。他给我写了介绍信，我在南昌一个表亲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才化装逃出南昌，到九江搭船回了我的故乡黄冈。当时白色恐怖遍地皆是，在乡下也住不下去，遂到武昌，也没有找到组织。武汉也待不下去，（我）即带着妻子逃到江苏高邮（妻家）暂行避难。在高邮住了两个多月，风声不好，才逃往上海。我会见了李达（他此时已脱党多年）、施存统、马哲民等。上海的情况很混乱，我遂和这些人一起走了失败主义的道路，消极脱党。
自从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包惠僧先是在上海卖文为生，办《现代中国》杂志，混了三年半。
1931年，借助于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有过共事关系，包惠僧当上了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议。“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命包惠僧为军委秘书，兼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
1936年，包惠僧由武官转为文官，任内政部参事。在陈独秀临死前，包惠僧曾去江津看望，那时他便在国民党政府内务部做事。1944年起，包惠僧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局长。
1948年，蒋介石政府风雨飘摇，从南京撤往广州，包惠僧申请遣散，带着家眷到了澳门。
包惠僧面临着抉择：去台湾？去北平？还是留在澳门？
他终于下了决心，回到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朋友中去。
他给北平打了电报，表明自己的态度。
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
约一个星期，接到中国共产党复电，叫我回来。我于1949年11月回到北京。回北京第二天，董老（即董必武）请我吃饭。他对我说：“你回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同年12月25日，周总理请我到中南海吃饭。他同我见面之后，对我还是以老朋友相待，我们作了长谈。
周总理给我的礼遇和温暖，我几乎感激得流出泪来。1950年，我在“革大”[2]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12月初毕业后即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
据包惠僧夫人谢缙云回忆，1949年包惠僧住在澳门柯高马路88号楼上。他在9月上旬，给周恩来发去电报，原文如下：
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恩来兄鉴：兄等以廿余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颈，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弟包惠僧叩。[3]
抵京后，董必武见了包惠僧，埋怨他道：“你那时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
据云，那是包惠僧胆小，做了国民党的官，生怕特务耳目众多，不敢再与共产党老朋友来往，故董必武出此言。
周恩来在重庆时曾去国民党政府的内务部会见部长张厉生，那天，周恩来走出张厉生的办公室，见到包惠僧，向他表示过欢迎他归来之意。所以，后来他到了澳门，终于下定决心给周恩来发去电报。
回到北京，周恩来见到包惠僧，作了长谈后说道：“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你对党要有个交代。”
这样，周恩来安排包惠僧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
在“革大”，包惠僧开始清理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思想。他在学习中十分积极。有一回，学生们去种树，他这个“老学生”也参加了。在劳动中他晕倒，被抬到校医务室检查，查出心脏病。医生劝他回家休息，包惠僧说：“我回家，就不能完成周总理交给我的学习任务。”他在学校宿舍里养病、学习，一直坚持到毕业。
笔者见到了包惠僧的毕业证书：
毕业证书研字第0042号
学生包惠僧现年57岁，系湖北省黄冈县人。在本校政治研究院第2期第4班修业期满，准予毕业。此证
校长 刘澜涛
教育长 侯维煜
1950年12月
谢缙云还拿出另两份证书，给笔者看。
其一：
1952年8月20日，内务部第22次会议任命包惠僧为本部参事。
谢觉哉 部长
就这样，包惠僧从国民党政府内务部局长，经过思想改造，转为共产党政府内务部参事。
其二：
任命包惠僧为国务院参事。
总理 周恩来
1957年4月29日
1963年，在纪念“二七”大罢工40周年会议上，周恩来与包惠僧交谈
在成为国务院参事之后，包惠僧的心境好了些，从“不敢写”到开始写回忆文章。他的笔名“栖梧老人”，出现在《新观察》上。
笔者问谢缙云，“栖梧”两字的含意是什么？她答道：“包先生从澳门回到祖国大陆，觉得新中国如同一棵茂盛的梧桐，而他只是飞来栖息其间的一只小鸟。这笔名也反映出他的自卑心理。”
笔者又问及“惠僧”两字的来历，谢缙云说出了鲜为人知的原因：“他本叫包悔生。跟董必武初识之后，董必武给他写信，写成了‘包惠僧’。后来，他干脆就改用‘包惠僧’——以至现在流传于世的名字，就叫‘包惠僧’。”
1957年，包惠僧曾在国务院党外人士鸣放座谈会上说过一些话，反右派之后，他沉默了一段时间。
他晚年的主要贡献，是为后人写下了近百万字的回忆录。他当过记者，又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一大”，而且参与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前的一些重要活动，因此他的回忆录富有史料价值。尤其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他和张国焘两人是留下回忆文字最多的。虽然因事隔多年，包惠僧的回忆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而且又明显地回避了某些问题，但他毕竟还是尽力做好这项工作——这是毛泽东关照中宣部让他做的工作。
在“文革”中，包惠僧受到了冲击。国务院参事室也人员复杂，各种来历者都有，有人贴了他的大字报。一个拄拐杖的参事，甚至用拐杖打了包惠僧的右腿。他病倒了，躺在家中。
扫“四旧”的风声正紧。在极度的痛苦之中，包惠僧生怕惹是生非，叫子女把陈独秀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付之一炬！他原本是非常珍惜这些信件的，曾一一裱糊，装订成册，封面上题《陈仲甫先生遗墨》，还特地写了前言，以作永久保存。这些信化成了灰烬，再也无法重新得到了……
他在病中熬过了那苦难的十年，心脏病不时发作。
1971年，大夫发现他的肚脐附近有个瘤，诊断为“腹主动脉瘤”。虽然大夫建议做切除手术，但他的家属考虑到他年事已高，身体衰弱，未动手术。
1976年7月2日，85岁的包惠僧早上起床后说腰痛，叫家属到北大医院去拿了点药。下午，他在家看文件。那时，全国政协开会，发了许多文件。
吃过晚饭后，他看电视。那天播映的是电视剧《伽利略传》，他觉得很枯燥，看不下去。于是，邀老邻居三人，在客厅打扑克。打到9点多，他忽然把扑克牌一甩，说腹部不舒服。他朝卧室走去，往床上一倒，就再也没有起来。
他脸色煞白。那是因为腹主动脉瘤破裂，大量失血。
家属一连打了八次电话，大夫终于赶来。做工人呼吸，无效。夜10时40分，包惠僧离世。
在他去世之后，他所留下的大量回忆录手稿，由人民出版社编辑、整理，夫人谢缙云协助，于1983年出版，全书32万字。这本书前边载有一幅他的照片，双眉紧锁，据他的女婿说，是在家门口为他拍的。
[1]《中国季刊》第56期。
[2]即“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简称。此校当时设在北京颐和园附近。
[3]1990年6月21、22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包惠僧夫人谢缙云。
张国焘冻死于加拿大养老院
在毛泽东病逝之际，从加拿大多伦多的一所老人病院里，有人发出了一声长叹：“我们都年华消逝！”
这位老人中风在床，已是风中残烛，自知剩下的时光不多。他说：“我像毛泽东一样，是个总归要死的人，而死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
此人便是比毛泽东小4岁的张国焘。
张国焘晚景凄凉。1968年，他和妻子杨子烈双双住进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仰仗一点微薄的养老金打发残年……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24岁的北大哲学系学生张国焘非常活跃，当上了大会主席，当上了第一届组织主任。
会后，张国焘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
1922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兼中央组织部部长。
此后，张国焘极其激烈地反对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战略。到中国共产党“三大”，虽然他出席了，但是落选了——他被拥护马林战略的毛泽东所代替。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兼中央局秘书，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另外，张国焘在党内组织小集团，也受到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尖锐批评。
他意识到再坚持反对意见，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也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全”大会上，他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四个月后，5月21日凌晨，正在北京的张国焘，落入了北洋军阀的京师警察厅手中。据当时的《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呈报拘捕张国焘文》所载：
在腊库16号杏坛学社内，查获张国焘同一女子杨子烈奸宿，当场搜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宣言书，并信函多件。[1]
一个星期后，5月28日，上海《申报》披露了张国焘受到严刑拷打的消息：
张等被捕后，即拘于鹞儿胡同侦缉队中。现据侦缉队中传出消息，连日对张等严讯，唯并无任何口供。故自前日起，侦缉队已开始拷讯，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闻在张室中搜出之文件等，侦缉队认为关系重大者颇多，中且有派人赴俄护照一纸，上有加拉罕[2]签字，侦缉队对此追究颇严，谓此护照系俄国人接洽得来，然关于此层尚无结果也。
经过严刑拷打，张国焘招供了。据1924年5月30日《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咨请转令严拿共产党李大钊等归案讯办文》所载：
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情形函达在案。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平）三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弟等辅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时常商量党务，男党员有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宇[3]、刘仁静、方洪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缪佩英等。查李大钊充膺北京大学教员，风范所关，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大总统分别依法判决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贵部查照，转令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治案，而遏乱萌。
由于张国焘供出了李大钊，京师警察厅派出侦缉队密捕李大钊。李大钊得知风声，迅即离开北京铜幌胡同寓所，避往河北乐亭老家。当晚，李寓便遭查抄。然后，侦缉队又追往河北乐亭。中国共产党中央及时安排李大钊前往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五大”，才使他免遭毒手。
不过，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并不知道供出李大钊者是张国焘。除了李大钊之外，京师警察厅根据《张国焘供出在京党员姓名单》《张国焘供出各路在党工人姓名单》，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党员范体仁等多人。
张国焘与毛泽东在延安合影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政府垮台，中国共产党组织趁机营救被捕人员，张国焘获救。他对自己狱中招供一事守口如瓶，中国共产党组织亦未察觉。直至解放后，这些当年的审讯档案落入中国共产党之手，才使张国焘那五个月铁窗生涯得以真相大白。
张国焘出狱不久，出席中国共产党“四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工农部主任。
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张国焘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
1928年6月，张国焘赴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六大”，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张国焘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留驻苏联，直至1931年1月下旬，才由莫斯科回到上海。
1931年4月，张国焘进入鄂豫皖根据地，担任鄂豫皖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
1935年6月，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周恩来所率红军第一方面军与张国焘所率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毛、周主张北上抗日，张国焘以为“长征是失败”，主张在川西休整，双方产生尖锐的分歧。
1935年10月，张国焘自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自封为主席，并宣称：
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4]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张国焘南下不得，西进失败，不得不于1936年10月率部北上，与毛泽东所率中央红军主力会合。
1937年3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张国焘也写了《我的错误》，表示：
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造成极大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5]
鉴于张国焘承认了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仍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
1938年4月4日，清明节前夕，张国焘去陕西黄陵县城北桥山祭扫黄帝陵。那里是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担任主祭。祭毕，张国焘一头钻进蒋鼎文的轿车，从此一去不复返。
4月17日，张国焘在武汉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
4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张国焘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
1948年冬，张国焘带全家逃往台北。此时的他，已经“贬值”，“军统”已经冷落了他。
台北无法落脚，他在1949年冬迁往香港，在那里办杂志，维持生计。
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看中了他。因为连续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至“六大”的，他是唯一的人，他的经历成为美国教授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活资料，于是约他写回忆录。
张国焘写下了百万言的《我的回忆》。这部回忆录的收入，使他和妻子杨子烈几年的生活费有了着落。
用光了这笔钱，张国焘的日子越来越拮据。
无奈，1968年，他和杨子烈迁往加拿大多伦多。不久，进入那里免费的养老院。
晚年移居加拿大的张国焘
1976年，张国焘中风，转入免费的老人病院。
在包惠僧去世的那一年（1979年）12月3日凌晨，他在翻身时，毛毯掉在地上，无力捡起，冻死在病床上，时年82岁。
[1]《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
[2]加拉罕为当时苏俄驻华全权代表。
[3]据《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关于张国焘1924年被捕和叛变的记载》，原文为“高静宇（即高尚德）”。高静宇即高君宇。高君宇（1896～1925）原名尚德，字锡三，号君宇，又名静宇，山西省静乐县（今属娄烦县）人，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1920年冬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4]即张闻天。
[5]《党的工作》第31期（1937年4月12日），《张国焘和〈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车祸使刘仁静丧生
在张国焘去世之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只剩下一人健在——刘仁静。
在15名中国共产党“一大”出席者之中，刘仁静最年轻，当时19岁。倘不是一场飞来横祸（车祸）使他在1987年丧生，也许他会成为百岁老人。
刘仁静的一生，磕磕碰碰，浮沉无常，也是够曲折、复杂的。
刘仁静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担任翻译。他自诩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英文版著作，在会上常与李汉俊展开论战。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刘仁静回到北京，筹备创办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刊物《先驱》（The Pioneer）。
1922年1月15日《先驱》创刊号问世，定价为“铜元两枚”。创刊号上注明：“本刊尚未觅定地址，请读者诸君向该处代派人订购可也——北大传达室代售。”
《先驱》由刘仁静、邓中夏两人负责。后来，《先驱》迁往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
1922年11月，刘仁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陈独秀一起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四大”。刘仁静在会上作了发言。就在这次会上，刘仁静结识了托洛茨基。
创刊于1922年1月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
会议结束后，陈独秀先回国，刘仁静在苏俄逗留了几个月。回国后，刘仁静在广州列席了中国共产党“三大”。
1923年，刘仁静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团中央书记。他在《中国青年》《向导》《民国日报》发表了近百篇文章，皆用谐音“竞人”（“仁静”颠倒一下）作笔名。后来，由于他与施存统意见不合，离开了团中央。
1926年9月，刘仁静赴苏联，在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这时，他学会了俄语。
也就在这时，苏联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尖锐斗争。1927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
刘仁静同情并倾向于托洛茨基。1929年6月，当刘仁静回国时，特地用美金买了一张假护照，绕道欧洲回国。
刘仁静绕道欧洲的目的，是听说托洛茨基在土耳其，希望一晤托洛茨基。刘仁静先来到德国，得知托洛茨基准确的地址，便来到土耳其，在一个小岛上终于找到托洛茨基。
“中国是一张很重要的牌！”托洛茨基用俄语跟他交谈，“我很高兴有了来自中国的支持者。”
在那些日子里，托洛茨基每天上午花半天时间跟刘仁静交谈，有时，下午也交谈。他们一起划船、散步。
刘仁静在那个小岛上度过了十几天，从此，他成了托洛茨基忠实的门徒。
1929年8月，刘仁静坐海轮回到上海。
同为“托派”的郑超麟这么回忆：
刘仁静回国，住在上海法租界一个公寓，我和尹宽[1]两人去看他，他公然以反对派立场同我们说话，也同拥护中央[2]的人说话。他告诉我们，昨日恽代英来看他，他向代英批评党的官僚化。仁静又告诉我们，他此次经过君士坦丁堡，见过“老托”。我同仁静约好时间，在我家里会见陈独秀。
刘仁静虽然一回国便与陈独秀以及中国托派组织站在一起，但是，他又以见过托洛茨基自傲，处处以“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钦差大臣”自居，以至在托派之中也弄得相当孤立。他先是加入托派“十月社”，不久，被“十月社”赶出去。他孤家寡人，竟一个人办起一个刊物《明天》来！
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在托派中，也单枪匹马。1930年，他与陆慎之结婚。
不久，他在坐火车时被人认出是刘仁静，国民党警察逮捕了他，关进苏州反省院，在那里待了三年。这期间，他写了《资本改良刍议》等文章，发表在反省院的刊物上。
后来，他的舅舅出了钱，总算把他保出来。这时，托派组织把他开除了。他找陈独秀，陈独秀不见他。
这样，中国共产党不理他，连托派也不理他，他便倒向了国民党和三青团。他在国民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尤其是1948年，他还发表反共文章《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位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已经走得很远。
上海解放后，刘仁静审时度势，自知今后的日子不好过，便给上海市军管会写信，要求处理。
不久，他来到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要他写一份材料，承认错误。刘少奇找他谈话，要他好好认识错误，并表示在他认错之后会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让他能够生活下去。
这样，1950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刘仁静的声明》：
我于1921年加入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至1927年，在当时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我在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中参加托洛茨基派的组织及活动，1937年因意见不同又为托派开除，但托派思想的残余仍支配着我很久，使我不能认识路线之正确。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我更清楚地认识我过去政治思想的真面目，即是说我过去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一个门什维克[3]，而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由于我的脱离群众，不肯服从党的纪律和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我在政治上长期地和党对立……
今后必须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学习。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谨此声明。
与刘仁静声明同时刊出的，还有《李季的声明》。李季是在1921年初夏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后来亦成为托派。
《人民日报》为刘仁静和李季的声明，加了“编者按”，其中涉及刘仁静的，照当时原文摘录于下：
刘仁静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革命失败后即叛变了革命，1929年曾到土耳其去拜访已经公开叛变革命而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回国后进行托派的组织活动。虽然他自称在1937年已被托派开除，但从那个时期直至1949年止他一直都在国民党反动派组织中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宣传处，第10战区政治部，及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战干第4团”担任职务。抗日战争结束后，曾为上海的特务造谣刊物《民主与统一》担任写作与编辑；1948年，在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和伪国防部工作，写作诽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文字，一直到南京解放……
刘仁静和李季现在表示他们开始认识了自己过去的反革命罪恶。但是第一，他们的这种表示还不是诚恳坦白的，特别是刘仁静竭力不提自己的实际反革命罪恶行为，而只把它们轻描淡写地说成是简单的“思想上的错误”；第二，无论他们说得怎样，他们是否确实有所悔悟，仍然有待于他们的行动的证明。
刘仁静改名刘亦宇，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政治经济学，给苏联专家当翻译，还参加土改。
后来，为发挥他的一技之长，他被调往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他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等著作，署名“刘若水译”。
在肃托运动中，刘仁静受到过批判，一度得了精神病。
在“文革”中，刘仁静被捕，从1966年关押至1978年。最初关押在秦城监狱。这消息传进毛泽东的耳朵，毛泽东说，有些老托派，像刘仁静，不要关了吧。于是，刘仁静就从秦城狱中释放。不过，有关部门不敢把他放回家，怕红卫兵会成天斗他。于是，在别的监狱里找了间房子，让他单独住，可以看书、看报，每月可以进北京城一趟，进城时给他专门派车，由专人陪送。
刘仁静夫妇合影
后来，竟把刘仁静调到少年犯管教所里看管果树！
1978年，刘仁静获得人身自由，回到家中。这时，他已76岁，垂垂老矣。不过，他的身板还硬朗，与妻子、儿子一起生活，安度平静的晚年。
1979年之后，刘仁静成了唯一健在的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许多党史研究者不断来访，给他寂寞的晚年增添了几分工作的欢乐。不过，回首往事，他常常恍若隔世。
1981年“七一”前夕，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中国新闻社记者走访刘仁静，特地发了专稿《访问刘仁静》。文中记述了刘仁静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回忆之后，也写了他如何参加托派活动。这篇文章在结尾处写道：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才如梦初醒，抛弃反动立场，站到人民方面来。从1951年到现在，他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了十几部重要的文献资料和著作。
刘仁静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的出路。”
刘仁静的专访见报以后，来访者更多了。
1986年底，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这时，他虽然已84岁，身体还相当不错。
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在1987年8月5日清晨降临。
照例，那天清晨5点钟，他持剑下楼。他住的宿舍大楼紧靠马路边，他每日清早都持剑横穿马路，去到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操场舞剑，真可谓“闻鸡起舞”。
头发已经稀疏、灰白的他那天穿着白府绸衬衫，衣袋里放着北京师范大学出入证。
清早行人稀少，公共汽车的行驶速度很快。刘仁静横穿马路时，一辆22路公共汽车飞快驶来。说时迟，那时快，刘仁静一下子被撞倒了，顿时颅骨碎裂，当场死去。
一位邻居认得他，急急拦车，直送不远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262医院抢救。
喧闹声惊醒了刘仁静的儿子和妻子，从窗口朝下一看，明白了发生什么事，匆匆奔下楼，奔往医院。
一到医院，刘仁静已经咽气，打了强心针，也毫无效果。这样，刘仁静的生命终止在85岁。
人民出版社和国务院参事室为刘仁静开了追悼会，但会上没有悼词。
《人民日报》为刘仁静去世刊发了简短的消息。
刘仁静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他属局级干部，安放在骨灰盒架子最下面的一层。
[1]也是“托派”。
[2]指中国共产党中央。
[3]即孟什维克。
终于找到尼科尔斯基的照片
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共“一大”15位出席者之中，唯有尼科尔斯基的照片一直空缺。因此，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只挂着中共“一大”14位出席者的照片，没有尼科尔斯基的照片。
随着苏联的解体，寻找尼科尔斯基照片的工作在俄罗斯中断了好多年……
2007年6月29日，从上海传出令人兴奋的消息：尼科尔斯基的照片找到了！
这消息怎么会从上海传出呢？
原来，俄罗斯远东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阿列克赛·布亚科夫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要求面晤馆长倪兴祥先生。他给倪兴祥馆长带来了企盼多年的尼科尔斯基的照片！
布亚科夫教授是怎么找到尼科尔斯基的照片的呢？他告诉倪兴祥馆长，他曾在2006年来过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见到中共“一大”的15位出席者唯缺尼科尔斯基的照片，决心填补这一空白。
布亚科夫教授在回到俄罗斯之后，向尼科尔斯基工作过的几个边疆地区的档案馆致函查询，均无收获。布亚科夫教授又向鄂木斯克州档案馆问讯。两个月后，他欣喜地收到鄂木斯克州档案馆的回函，寄来一张光盘，内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尼科尔斯基的人事档案封面，另一张是贴有尼科尔斯基照片的履历表。这样，布亚科夫教授终于找到了尼科尔斯基的照片。更准确地说，是找到了尼科尔斯基在20世纪30年代的照片。
鄂木斯克州档案馆还告诉布亚科夫教授，该馆还收藏有尼科尔斯基的几十页文字资料，他的本名与化名均有明确记录，在他的自传中还披露自己曾经去过上海工作。
在布亚科夫教授的热情帮助下，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终于有了第15位中共“一大”出席者的照片。
当然，这张新发现的尼科尔斯基的照片略有遗憾，因为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所展出的中共“一大”出席者照片，大都是20世纪20年代的照片，即尽量是1921年前后的照片。
喜讯接连不断。2007年8月，从蒙古国打来电话，学者达西达瓦也找到了尼科尔斯基的照片。
蒙古国的学者，怎么会关注起尼科尔斯基呢？
那是在2001年，蒙古国人民党的一位负责人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参观，注意到尼科尔斯基的照片空缺。在回国之后，请蒙古国研究共产国际历史的学者达西达瓦关注这一问题。
2005年，达西达瓦到中国呼和浩特出席学术会议时，又听到中国同行说起这一个问题。
于是，达西达瓦在2006年的4月、9月、10月多次前往俄罗斯，在跟尼科尔斯基生平相关的几家档案馆、博物馆细细查找，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据此，达西达瓦写出了尼科尔斯基的年谱：
新发现的尼科尔斯基照片
1889年2月10日生于贝加尔湖巴尔古斯区。
1916～1917年在西伯利亚第16步兵预备团当列兵。
1920年4月转入红军。
1921年起成为俄共（布）党员。
1921年在俄共（布）远东区书记处工作。远东区书记处机构内设领导委员会，设中国处、朝鲜处、日本处等四个分支机构。尼科尔斯基在中国处工作。
1921年6月间，他代表远东国际间谍处、远东国际书记处、赤色职工国际这三个机构来到中国，来中国时使用的名字为尼科尔斯基。同年7月23日，代表共产国际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会议上讲话。
1922～1925年在远东边区全权代表处间谍科工作，曾在满洲里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1925年后在远东边区工作，曾任远东边区领导委员会外事处处长。
1933～1935年在远东边区内务部管理处工作。
1935～1937年为原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领导委员会第七处全权代表，曾到中国从事过地下工作。
1938年2月在哈巴罗夫斯克，尼科尔斯基以“间谍罪”被捕，同年9月21日在哈巴罗夫斯克被枪决。
1956年11月8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为尼科尔斯基平反昭雪。
达西达瓦所写的尼科尔斯基的年谱，可以说是关于尼科尔斯基生平最准确、最详尽的考证。其中特别是尼科尔斯基被枪决的日期，不是1943年，而是1938年。达西达瓦所考证的尼科尔斯基的生卒时间，精确到日，即1889年2月10日出生，1938年9月21日去世。
另外，达西达瓦的朋友拉·博·库尔斯利用工作便利，在鄂木斯克州档案馆里，发现了尼氏的两张照片。
2007年9月12日，达西达瓦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向倪兴祥馆长赠送了两张珍贵的尼科尔斯基照片。倪兴祥馆长一眼就看出，其中一张跟俄罗斯布亚科夫教授提供的尼科尔斯基照片一样，另一张则是新发现的，而这张照片是尼科尔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的照片，更为接近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年份——1921年。于是，这张照片被放大，悬挂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
就这样，经过中国、荷兰、俄罗斯、蒙古学者的共同努力，终于破解了尼科尔斯基之谜；中共“一大”15位出席者，终于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大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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