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暑之中的上海，在晚上7时之后，天才慢慢地黑下来。人们在马路边、在石库门房子的小天井里、在阳台上，躺在藤椅、竹椅上，一边挥摇着蒲扇，一边啃着西瓜。
法租界贝勒路是一条并不热闹的马路。在朦胧的暮色之中，坐落在望志路和贝勒路交叉口的那一幢青红砖相间的石库门房子后门，不时闪进一个个人影。
这幢房子，人称“李公馆”——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在此居住。
李公馆内景
李书城家原本住在离此不远的三益里17号，那里三楼三底，房子比这里大。当时李家人口众多，有李书城的母亲王氏、妻子甘世瑜、长女李声歆、次女李声韺、次子李声茂（后来改名李声宏）。长子李声华当时在日本留学，但是在暑假里有时回国探亲。弟弟李汉俊也在日本留学，但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李声簧、李声馥也住在这里。此外，还有厨师、保姆（李家称“娘姨”）。三益里的房子是泰利洋房的房产。李家人多，所以租的房子也大。
李书城的妻子甘世瑜在1917年患肺病去世，李汉俊的妻子陈氏也于1918年去世。李书城的母亲在1920年秋天，要送三个灵柩（李书城的父亲李金以及李书城和李汉俊的妻子）回湖北潜江老家安葬，这时李声簧、李声茂、李声歆、李声韺同去，已经从日本回国的李汉俊也与他们同去，李家人口顿减。三益里17号的房子大，房租每月要七八十元。李书城看中贝勒路树德里新建的石库门房子，便租了二楼二底，即望志路106号、108号，搬了过去。
随李书城一起迁入望志路新居的，还有一位比他小24岁的小姐。
小姐姓薛名文淑，不是湖北人，而是上海松江人氏。
薛李两人本来素不相识。薛家是上海松江县雇农，生活窘迫，薛文淑以演唱谋生，在广州偶然邂逅李书城。听说薛文淑是上海人，李书城便说：“我家在上海，你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到我家来找我。”
李书城给她留下了家中的地址。
1920年春，14岁的薛文淑来到了上海三益里。李书城收留了她，让她寄居在自己家。
据薛文淑回忆：
当时黄兴的遗孀徐宗汉住在贝勒路的一处房子，请了一位湖南老先生当家庭教师，我便同她的子女一美、一球等一起从老先生补习功课，准备投考学校。
不久，我上了民生学校，与邵力子的姨妹王秀凤同学。邵家住在我们的斜对门。[1]
迁往望志路之后，李家只有四口人，即李书城、李汉俊、李书城九岁的女儿李声韺、薛文淑。另外，还有一位20多岁的警卫，名叫梁平，一位40多岁的厨师廖师傅以及一位30多岁的安徽娘姨。
薛文淑这时改在博文女校上学，一般上午上课，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在家复习功课。
这时候，来找李汉俊的朋友更多了，只是薛文淑在三益里时见到过的两位小姐不大来了。常来的是一位姓陈的小姐，模样姣美，跟李汉俊学外语。
1921年春，39岁的李书城和15岁的薛文淑在望志路结婚。新房设在108号楼上，那里隔成前后两间，前面会客，后面为卧室。楼下也是两间，前面的房间是警卫梁平和厨师廖师傅的卧室，后面为厨房。前后房中间为过道。
106号楼上也隔成了两间，前屋为李汉俊卧室兼书房，后屋是李声韺和娘姨卧室。楼下前屋为餐厅，放了一张从三益里带过来的乒乓球桌那么大的长方大餐桌。在三益里时，李家人口众多，所以要用这么大的餐桌。楼下后屋是洗澡间，备有日本式的洗澡大木桶。
106号和108号内部打通，共用106号的一个倾斜度较大的楼梯。上楼之后，先走过李汉俊的房间，朝西走，则是李书城的卧室。
新婚不久，李书城带着警卫梁平到湖南去了，在那里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
这么一来，望志路上的李公馆内，只剩下李汉俊、薛文淑、厨师、娘姨和年幼的李声韺。薛文淑不过15岁，不懂世事。厨师和娘姨不识字，从不过问李汉俊跟那些穿长衫、西装的朋友们高谈阔论些什么。
本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住在博文女校，倘若就在那里开会，当然方便。不过，两个外国人进出一所女子学校，很容易引起秘探的注意。一旦招惹麻烦，一网打来，无处遁逃。
“到我家里开会吧。”李汉俊一提议，马上得到李达的支持。确实，李公馆是一个很合适的开会场所。那里离博文女校很近，而且是个闹中取静的所在。
于是，在1921年7月23日（星期六）晚，穿长衫的，穿对襟纺绸白上衣的，穿西式衬衫结着领带的，留八字胡的，长络腮胡子的，教授派头的，学生模样的，一个又一个走进李公馆后门……
[1]1989年9月11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薛文淑以及李书城、薛文淑的女儿李小文。
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
李公馆楼下餐厅，那张长方大餐桌四周，坐满了15个人。
晚8时多，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就在这间十几平方米的餐厅里揭开。
从莫斯科，从伊尔库茨克，从日本，从中国的北方、南方；讲德语、英语的，说俄语的，操湖北、湖南、江西、山东、广东、贵州口音的；乘远洋海轮、长江江轮，坐长途火车：15位代表终于头一回聚集在一起。
餐厅里点着发出黄晕光线的电灯。餐桌上放着一对荷叶边粉红色花瓶，插着鲜花——那花瓶原是李书城和薛文淑几个月前结婚时置的。鲜花给这次难得的聚会增添了喜庆的气氛。桌子上铺着雪白的台布（据董必武回忆说没有台布，而薛文淑则回忆说李家长年铺白台布，相对来说，久居那里的薛文淑的回忆比较可靠）。桌上还放着紫铜烟灰缸、白瓷茶具和几份油印文件。
桌子四周放了“一打”（12只）橙黄色的圆凳，加上四把紫色椅子，共有16个座位。初次的会议很随便，先来先坐，后到后坐，并不讲究座次的排列顺序。
中共“一大”会场
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紧挨着大餐桌而坐。
昨日在预备会上被推选为主席的张国焘，已经预先作了些准备。他在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之后，向大家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24岁的他，富有交际能力，比那两位31岁的“二李”活跃，大会由他主持，而“二李”虽是主人，却没有主持会议。
张国焘在报告筹备经过之后，提出了大会的议题，即制定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
张国焘念了陈独秀交给陈公博带来的信，谈了四点意见：
一 党员的发展与教育；
二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
三 党的纪律；
四 群众路线。[1]
出席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蜡像）
刘仁静坐在马林旁边，这位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正在发挥他的一技之长——翻译。他把张国焘的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有时，坐在马林另一侧的李汉俊也翻译几句。
张国焘讲了二十来分钟，也就结束了。
接着，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马林这人讲起话来，声若洪钟，滔滔不绝，一派宣传鼓动家本色。
马林一开头便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
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马林向他的东方战友们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性质、组织和使命。马林非常强调地指出：
“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而且与各国共产党之间保持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共产国际是以世界共产党的形式统一指挥各国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动的，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
当刘仁静把这段话译成汉语，会场的气氛变得静穆紧张。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们在捉摸、思索马林的这段话。不言而喻，马林的话表明，中国共产党应当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当马林谈及了他和列宁在莫斯科的会见，会场顿时变得热烈起来。列宁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所以当马林说起列宁对中国的关怀，期望着建立共产党，期望着世界的东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时，中国共产党代表们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倘不是马林事先关照过不许鼓掌，以免惊动密探，代表们定然会热烈地鼓起掌来。
马林还说及自己在荷属东印度当年的工作情况，说及自己怎样组织和建立印尼共产党……
马林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一直讲到子夜。
他这一席话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富有口才。”
给包惠僧留下的印象是：“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
马林讲完之后，尼科尔斯基致辞。
再现中共“一大”的蜡像群
尼科尔斯基如何致辞是个谜。因为刘仁静回忆说，“他不懂英语”[2]。刘仁静当时担任英语翻译，因此他的这一回忆应当是比较可靠的。然而，在场的13位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一人懂俄语。那么，尼科尔斯基是怎么发言的呢？笔者就此事请教过中国共产党党党史专家李俊臣[3]，据告，尼科尔斯基稍懂英语，而马林稍懂俄语。
大约由于语言关系，也由于毕竟年轻，尼科尔斯基致辞很简单。他在向中国共产党“一大”表示祝贺之后，介绍了在伊尔库茨克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并建议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去电报，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此外，他还介绍了刚刚成立的红色工会国际的情况，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重视工人运动——大概这番话给中国共产党代表们留下较深的印象，以致后来误传他是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
尼科尔斯基讲完，张国焘便宣布散会。
当代表们分批走出李公馆的后门时，黑黢黢的夜如墨染一般，这是中国共产党“一大”唯一一次全体到齐的会议。
在这沉沉的暗夜之中，老百姓早已酣然入梦，然而，那些嗅觉异常灵敏的人物仍睁着眼睛。
法租界的密探们是不是从这个夜晚起就开始监视李公馆，到今天已不得而知。不过，李公馆后来处于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之中，却是事实……
[1]由于原件已无从寻觅，各种回忆录说法不一。笔者此处所引的是香港三联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司马璐著《中国共产党党史暨文献选粹》一书的有关章节，它是综合了张国焘《我的回忆》、美国《1918～1927年共产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在华苏联顾问文件》及那本张作霖下令编印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三书而归纳的。
[2]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21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1989年9月14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李俊臣。
一番又一番的激烈争论
“党必须非法地工作。”一开始，马林便指出了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是以推翻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从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行动宗旨的，当然不合当时中国的“法”。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一大”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举行。任何不慎，都将招来全军覆灭的危险后果。
为了谨慎行事，最初商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每日更改开会的场所，以免被密探盯住。
不过，除了李公馆之外，已找不出别的恰当的开会场所——不论老渔阳里2号，还是新渔阳里6号，一个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一个是外国语学社所在地，都是半公开的红色场所。
无奈，只得继续在李公馆开会。不过，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不再出席会议，因为两个外国人进出李公馆，毕竟太惹人注意了。
秘密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在7月22日的预备会、23日晚的开幕式之后，经邵维正考证，大约按以下日程继续进行，开会的地点均为李公馆：
每日会毕，由张国焘向马林、尼科尔斯基汇报会议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会议的气氛，起初是平静的。在第二次会议上，各地的代表汇报着各地的情况，如同一根根平行线似的，没有交叉。毛泽东也作了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唯一的一次发言。他言语不多，却很留心听着别人的发言。
第二次会议上推选了几个人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张国焘是会议的主席，当然被选入起草小组。李汉俊懂四国外语，博览马克思著作，刘仁静有着“小马克思”的雅号，也被选入起草小组。据董必武回忆，他也参加了起草工作。他还提及，好像李达也是起草者之一。
在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过程中，平行线交叉了，争论开始了。
最激烈的争论，常常是在两位饱读马克思著作的人物——李汉俊和刘仁静——之间进行。
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共产党应当有什么样的党纲。
在李汉俊看来，世界上的革命，既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要走什么样的路，最好派人到俄国和欧洲考察，再成立一个研究机构，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再来决定。他认为目前中国共产党最实际的做法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待这一革命成功之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加入议会开展竞选。
刘仁静反对李汉俊的见解，他认为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也不应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他拿出《共产党宣言》，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去做，即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虽有陈公博部分地同意李汉俊的意见，但刘仁静的看法受到多数代表的支持。李汉俊有个长处，当他的意见被大多数人否定之后，他并不坚持。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早在1921年2月，李汉俊便曾与陈独秀发生争执：陈独秀主张中央集权制，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制。
在这次会上，李汉俊又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只是个联络机关。他又一次处于少数地位，被大多数代表所否决。
很自然的，由此便产生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讨论。马林在开幕式上已经把共产国际的意见说得清清楚楚。尼科尔斯基也从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得到明确的指令，中国共产党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1]。
在这个问题上，代表们倒是赞同李汉俊的意见，即中国共产党可以接受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并采取一致行动，但不必在组织上明确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代表们主张在党纲中写上“联合共产国际”。这“联合”一词，实际上没有接受马林所说的“上下级关系”。后来，直至一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上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才明确写上：“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竟然引起空前激烈的大辩论，那便是在讨论党员条件时，党员能否在现政府中做“官”？陈公博主张可以，因为他正在广东担任“宣传员养成所”所长，而陈独秀正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这样不小的“官”。李汉俊也同意他的意见。不过大多数代表以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党员不应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当官。两种意见争执不休。
最后，“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应做部长、省长，一般的不应当任重要行政职务，在中国，‘官’这个词普遍应用在所有这些职务上。但是，我们允许我们的同志做类似厂长这样的官”。[2]
经过一番又一番争论，党纲和决议的草稿纸上，画满了蜘蛛网般的修改记号，总算接近定稿了。
在上文提到过的那个屋顶花园，张国焘向马林和尼科尔斯基讲述着讨论的意见，讲述着党纲和决议的初稿。马林听着、听着，当他听到那句“联合共产国际”，顿时双眉紧锁。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他认为应当不折不扣地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
马林要求出席大会，他要亲自向代表们说明共产国际“二大”所通过的决议……
[1]李玉贞：《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尼科尔斯基》，《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7、8期合刊。
[2]《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第2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密探突然闯入会场
7月30日，闷热的日子，即便坐在屋里一动不动，那汗还是不住地从毛孔中汩汩而出。
傍晚，彤云四涌，凉风骤袭，仿佛一场雷雨要从天而降。然而，俄顷风定云滞，一点雨也未落下来，显得益发热不可耐。
这些天，薛文淑上楼、下楼，常见到餐厅里坐满了人。餐厅的上半截为木条网格，所以上下楼梯时总能看到餐厅里的情形。只是李书城关照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她从不过问。
夜幕降临之后，餐厅里又聚集了许多人。
马林来了，尼科尔斯基也来了。
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他突然大吐大泻，出不了门，只好独自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红漆地板上。
晚上8时多，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地一个面孔陌生、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
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马林的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平日，李公馆的前门是紧闭的，这时悄然打开……
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这曾是一个历史之谜。
包惠僧回忆那个密探是“穿灰色竹布长褂”；
李达说是“不速之客”；
张国焘说是“陌生人”；
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
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
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这便是留存在当时目击者们脑海中的印象，此外再也没有更详尽的文字记录了。
笔者在写作本书时，偶然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那里得知，年已耄耋的薛耕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即于1990年8月9日前往薛寓拜访。
薛耕莘先生在介绍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时，谈及他的上司程子卿，回忆了这桩重要史实……
叶永烈于1990年8月9日前去拜访薛先生。薛先生当时已经八十有六。他是混血儿，父亲中国人，母亲英国人。1929年，他考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
据薛耕莘先生告知，1921年7月30日晚，那个不速之客是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探长、中国科科长程子卿。
程子卿，字则周，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生于1885年，曾在镇江南门越城内何益顺米店当学徒，读过三年私塾。在米店里他经常两臂挟两个袋包，练就了过人的臂力，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基本功”。程子卿虽不会讲法语，但因臂力过人，于1911年进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黄金荣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后为督察长），程子卿被黄金荣看中，从巡捕升为探目以至探长，并曾经在上海钧培里黄金荣家长住。
从薛耕莘先生出示他当年穿警服时与上司程子卿的合影，可看出程子卿的身体确实相当壮实。
薛耕莘先生说，程子卿在20世纪30年代末曾与他谈及前往李公馆侦查中国共产党“一大”之事（当时只知一个外国“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不知是中国共产党“一大”）。薛耕莘有个习惯，常把重要见闻记于自己的笔记本。当时，他曾记录了程子卿的谈话内容。解放后，薛耕莘被捕入狱，他的笔记本被收缴。倘从档案部门寻觅，当可查到那个笔记本，查到当年他笔录的原文。现在他虽已不能回忆原文，但是程子卿所说首先闯入李公馆这一事，他记得很清楚。
后来经许洪新先生查证，薛耕莘先生解放后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一所劳改农场服刑时，曾于1968年6月1日亲笔写过一份关于程子卿的交代材料，上面还盖有他的指纹和农场军管小组的印章。该材料的第四条如下：
1921年中共在上海成立时，由他[1]向法当局报告，后由他车[2]法帝当局命令，禁止中共开成立大会（地址在上海萨坡赛路望志路口），不得已改在嘉兴开的。[3]
这清楚表明，早在1968年，薛耕莘先生就对程子卿闯入中共“一大”会场作了交代。只是他把贝勒路误记为萨坡赛路。尽管薛耕莘这一交代内容重要，可是在“文革”岁月，在内蒙古的劳改农场，没有谁会注意他提供的重要信息。
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与蒋介石有过交往，但也与宋庆龄有着联系，做过一些有益的事。这样，解放后经宋庆龄说明有关情况，程子卿未曾入狱，在家赋闲，依靠房租收入维持生活。1956年，他病故于上海……
居中者为程子卿，右为薛耕莘
在不速之客程子卿走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紧急疏散，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那里没有走。李汉俊带着陈公博上了楼，坐在他的书房里。
陈公博不走，据他在《寒风集》中自云：
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
李汉俊是那里的主人，他自然不会走。他和陈公博在楼上书房里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马林神经过敏，还是真的有包打听在作祟。
此后的情景，唯有在场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亲历。李汉俊死得早，没有留下任何回忆，陈公博倒是写过两篇回忆文章。
陈公博写的第一篇回忆文章，便是李俊臣所发现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此文是在发生这一事件后十来天内写的，除了因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而不得不采取一些隐语之外，所忆事实当是准确的：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国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那个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的发问，我知道这位先生是神经过敏，有点误会，我于是老实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少不了要遨游几日，并且问他为什么要来搜查，这样严重的搜查。那个侦探才告诉我，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其余以下的话，都是用训诫和命令的形式……一直等他们走了，然后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别。自此之后便有一两个人在我背后跟踪……
法租界程子卿的警察证件上写着职务是“侦探督察长”
大约这一事件给陈公博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三年之后，他在美国写《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时，也提及此事：
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许多议案尚在考虑和讨论中，这时法国警察突然出现了。在大会召开之前，外国租界就已收到了许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开会，其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鲜人，俄国人等。所有的租界都秘密警戒，特别是法租界。或许是因为有密探发出警告，侦探和警察就包围了召开会议的建筑物，所幸十个代表警告其他人有危险，而且逃走了。即使搜查了四个小时，但并未获得证据，警察这才退走……
后来，陈公博在他1944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收于《寒风集》）中，非常详尽地描述了这一事件。不过，内容基本上跟他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差不多，只是其中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簿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他们）连看也不看……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48支烟卷全部吸光！
幸亏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的当机立断，避免了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的一场大劫。
据李书城夫人薛文淑回忆：
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李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这时汉俊已不在家。我上楼到他房间看了一下，除了书架上的书比较凌乱以外，没有别的迹象。其他房间据老廖说连进都没有进去。因为书城曾对我说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汉俊回来后我没有问，他也没有提这件事……[4]
[1]指程子卿。
[2]似应为“转”。
[3]许洪新：《中共“一大”会议中的突发事件》，《上海滩》2011年第7期。
[4]1989年9月11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薛文淑及李书城、薛文淑的女儿李小文。
子夜作出紧急决定
法国警察和密探们离去之后，陈公博因吸了一听香烟而未喝过一口茶而口干难熬，李汉俊吩咐廖师傅烧水沏茶。
陈公博才呷了几口清茶，忽地又闻楼梯响，陡地一惊，以为警察和密探杀了“回马枪”。
抬头一看，只见从楼梯上来一个人，正在探头探脑。此人非别人，却是包惠僧！
原来，在马林下了紧急疏散令之后，包惠僧和代表们走出李公馆，不敢回博文女校，生怕那儿早已被密探们所监视。回头望望无人盯梢，也就穿小巷，走里弄，拐入老渔阳里，走进2号——当年陈独秀的住处，如今住着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以及李达夫妇。
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看看外面没有异样动静，牵挂着李公馆里究竟如何，包惠僧便自告奋勇，前去看看。
“法国巡捕刚走。此非善地，你我还是赶快走吧！”陈公博简单地向包惠僧介绍了刚才惊险的一幕之后，对他说道。
于是，包惠僧先走。
李汉俊叮嘱道：“你还是多绕几个圈子再回宿舍，防着还有包打听盯梢！”
包惠僧点了点头，消失在夜幕之中。
他走出李公馆不远，正巧遇上一辆黄包车，便跳了上去说：“到三马路！”
三马路，即今汉口路。那时，称南京路为大马路，九江路为二马路，福州路为四马路，广东路为五马路，北海路为六马路。
包惠僧在三马路买了点东西，回头看看没有“尾巴”，便叫车夫拉到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然后，又东拐西弯，这才折入环龙路，付了车钱。待黄包车走远，包惠僧步入老渔阳里，来到了2号，李达给他开了门。当时已是午夜时分，李达家中还亮着灯光。屋子里，好多人聚在他家中，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包惠僧——因为渔阳里离李公馆并不远，而包惠僧竟一去多时未返，大家为他捏了一把汗！
包惠僧诉说了李公馆的遭遇，果真是法国巡警出动，大家无不佩服马林的高度警觉。只是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离开了李公馆之后，怕甩不掉跟踪者，未敢到老渔阳里来，在上海城里兜了几个圈子，各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李达说道。
代表们都赞同李达的意见。可是，离开上海，上哪儿去开会呢？
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开会——因为他去年在西湖智果寺住了三个多星期，那里非常安静，是个开会的好地方。他很熟悉那里，愿做向导，明日一早带领代表们奔赴那里。
周佛海原本因肚子大痛大泻未去李公馆，迷迷糊糊躺在博文女校楼上。将近午夜，忽听有人上楼，睁眼一看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从老渔阳里2号来的，想弄清博文女校的情况。
毛泽东轻声问他：“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
周佛海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经毛泽东一说，他才知李公馆遇到了麻烦。看看博文女校楼上的铺位全都空着，便知事态严重。
“走，我们一起到李达家去商量。”周佛海这时腹泻已好了些，便与毛泽东一起朝老渔阳里2号走去……
不约而同，大多数代表都聚集在了这里。
“我倒有一个主意。”坐在李达旁边的王会悟，听了周佛海的话，开口了。她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但她是丈夫李达的得力助手，打从开始筹备会议，她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住宿。这时，看到代表们聚集在她家，一副焦急的神态，她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
经王会悟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我也去过，那里确实很安静。”李达曾在王会悟陪同下游过南湖，对那里的印象不错。
“到嘉兴的火车多吗？”代表们问。
“很多。从上海开往南方的火车，都要路过嘉兴。”王会悟说，“我每一次回桐乡老家，都要在嘉兴下火车，很熟悉火车时刻表。最好是坐早上7点35分从上海开出的快车，10点25分就可以到达嘉兴。另外，上午9时、10时，各有一趟慢车，不过到了嘉兴，就要中午以后了。另外，下午2点50分，还有一趟特快。坐这趟车的话，得在嘉兴过夜。”
经王会悟这“老土地”一说，代表们心中有数了。
“我看最好是坐上午7点35分这趟快车，当天来回。”李达说，“现在，我们的会议已经被法国巡捕注意，形势紧张，事不宜迟，以早开早散为好。”
李达的意见，得到了代表们一致赞同。
考虑到马林、尼科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不请他们去嘉兴。
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也就不请他去嘉兴了。
陈公博呢？他带着新婚太太李励庄住在大东旅社，本来是可以去嘉兴开会的，但他却没有去嘉兴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闭幕会。
陈公博未去嘉兴，有三种可能性：
叶永烈采访王会悟
或许因为他单独住在大东旅社，又带着女眷，夜已深，而翌晨出发又早，无法通知他。
或许因为考虑到他和李汉俊曾受过法国巡捕的审问，已经引起警方注意，不便去。
陈公博自己则说，大东旅社突然响起枪声，使他再度受惊，决定不去嘉兴……
大东旅社发生凶杀案
真是多事的夏夜。
等包惠僧走出李公馆，过了一会儿，陈公博也起身向李汉俊告辞。
李汉俊把他从前门送出，闩紧，回身又锁上后门，进屋之后，连忙找出一些文件，在小天井里焚烧。
陈公博出了李公馆，从望志路拐入贝勒路，转弯时回头扫了一眼，见有一个黑影相随，便知来者不善。
他走得快，黑影跟得快；他走得慢，黑影跟得慢。不言而喻，密探想探清楚他究竟住在哪里。
他不敢径直回大东旅社。这时不过晚上10点多，他步入霞飞路一爿灯光通明的大商店，一边佯装观看商品，一边思索着脱身之计。
他忽地想起去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广州路过上海时曾到大世界游玩，知道那里即使入夜，也很热闹，人多的地方，最容易甩掉跟踪者。
他叫了一辆黄包车。身后的盯梢者，也喊了一辆黄包车尾随。
当陈公博在大世界下车，“尾巴”也在那里跳下车。
陈公博以悠闲的步子进入书场，走入戏场。当他来到屋顶的露天电影场，走入那幽暗而人头攒动的地方时突然加快了步伐，顿时消失在黑压压的人群中。
陈公博从另一个门下楼，赶紧又叫了一辆黄包车，朝北驶去。他从车上回头望着，没有发现跟踪的车子，才松了一口气。
他在南京路下了车，等黄包车离去之后急急闪进英华街，来到那挂着“天下之大，居亚之东”对联的大东旅社，乘电梯来到四楼。
穿白上衣、黑长裤的茶房为他打开41号房间的房门。灯一亮，他的太太醒来了。他关紧了房门，用力擦拭出了一身的大汗。他悄声叫妻子李励庄把皮箱打开，取出了几份文件，然后倒掉痰盂里的水，把文件放在痰盂中烧掉。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把刚才惊险的经历讲给李励庄听……
洗完澡，汗水仍在不断地溢出。酷暑之中，那大铜床上像蒸笼似的，陈公博索性把席子抽出来睡在地板上。
下半夜，那积聚在天空的乌云终于结束了沉默、僵持的局面，雷声大作，电光闪闪，下了一场瓢泼大雨。凉风习习，陈公博总算得以安眠。
然而，清晨突然发生的一桩命案，把陈公博夫妇吓得魂不附体，睡意全消。
陈公博在他当年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如此记述：
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41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42号发生。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女子锐利悲惨的呼叫……
像这样一起凶杀案，发生在市中心大名鼎鼎的大东旅社，立即引来好几位新闻记者。
上海报纸报道了这一社会新闻：
翌日（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便刊登报道《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
同日，上海《申报》在第14版刊载新闻《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8月2日，《新闻报》刊载文章《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
就连在上海用英文印行的《字林周报》（创刊于1864年7月1日），也在8月6日发表报道《中国旅馆的奇异悲剧》。
综合当时的这些报道及陈公博的回忆，案情如下：
7月29日，星期五，一对青年男女来到大东旅社，在四楼开了一个房间。
男的叫瞿松林，在一个英国医生那里当侍役。女的叫孔阿琴，是一家缫丝厂的女工，22岁。
这个瞿松林过去因私用客账，曾坐牢四个月。这次趁英国医生去青岛避暑，便偷了他的一支手枪，和孔阿琴上大东旅社开房间。瞿松林在旅馆“循环簿”上写了假名字“张伯生”，职业写成“商人”。
两个人不知为什么不能结婚，相约同死。这样，在7月31日清晨5时，瞿松林用三二式手枪朝孔阿琴射击。一枪未死，又用毛巾勒死了她。他本想与她同死，后来却下不了决心。
上午，瞿松林只身外出，意欲他往，茶房因他未付房租，向他索钱。他说他的妻子还在房里，不会少你房租的。说罢，扬长而去。
到了下午7时光景，那房间仍紧闭房门。茶房生疑，用钥匙打开了房门，大吃一惊，见那青年女子倒在地板上，鲜血满地，已死。
经警方查验，孔阿琴左臂、大腿被枪弹击伤，并有一毛巾缠在脖颈。
地板上扔着一支三二式手枪和几粒子弹。
桌子上，有瞿松林所写的五封信，说自己要与孔阿琴同死云云……
在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上海，像大东旅社这样的凶杀案，三天两头发生，原本不足为奇。
然而，此案过去几十年，却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浓厚兴趣。最早查考此案的便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远在太平洋彼岸，他从英文的《字林周报》上查阅那篇报道《中国旅馆的奇异悲剧》。他所关心的不是案件本身，却是案件所发生的时间——因为它是一个时间坐标，确定了案件发生的时间，便可确定法国巡捕骚扰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的时间，以便大致推定开幕的时间。
《字林周报》的报道明明白白的写道：大东旅社凶杀案发生在“7月31日”。
此后，李俊臣所发现的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也明确地写道：“7月31日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一声很尖厉的枪声……”
接着，为了考证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会期，邵维正也查阅了当时上海各报，都一致表明，此案在7月31日发生。
另外，在陈公博1924年所写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中，也有一句：法国警察突然出现在李公馆，是“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
7月30日正是周末——星期六！
由此，历史学家们准确地推定了法国巡捕闯入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场的日子是7月30日！
陈公博在一夜之间两次受惊，不敢在上海久留。虽然他清楚听见枪声，却没告诉茶房，生怕警方在侦查此案时会要他充当证人。他并不怕当证人，只是在作证时，警方势必会盘问他姓名、从何处来、来此何干之类，万一把他与李公馆联系起来，那就麻烦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大东旅社的总经理郭标，是陈公博的同乡。“广东人和广东人总容易说话”，他跟郭总经理打了个招呼，把行李暂且寄存在大东旅社，便带着太太李励庄到杭州散心去了……
匆匆转移嘉兴南湖
7月31日早上7时35分，一列快车从上海北站驶出，朝西南进发。
在各节车厢里，散坐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只是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各自独坐。他们之中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何叔衡是否去了，尚是一个待解之谜。据有的当事人回忆，何叔衡提前回长沙了。
比起三天前，这趟车算是空的。三天前（7月28日），正值阴历六月二十四日，是南湖的“荷花生日”，四面八方的人赶去庆贺，湖里的船也骤然猛增。那天夜里，湖里举行灯会，波光灯影，美不胜收。
不过，比起平日来，这趟车里去南湖的游客稍多一些。因为这天是星期日，上海方向早去晚归的游客自然比往常增加。
那时的快车，其速度只相当于今日的慢车。小贩们在车上叫卖酱油瓜子、豆腐干、五香豆，旅客们慢条斯理地咀嚼零食，打发着时光。
王会悟小姐紧挨着李达。她今日显得格外兴奋——她是“领队”兼“导游”。她小巧的手提包一直不离身，包里放着这次去南湖的活动经费。
嘉兴是座古城，秦朝时称由拳县。到了三国时，这儿属吴国，设置嘉兴县。嘉兴在大运河之侧，又是沪杭铁路的中间点，也就兴旺发达起来。
南湖是嘉兴胜景，游嘉兴者差不多都是为了游南湖。
南湖与大运河相连，古称陆渭池，雅称鸳鸯湖——因为南湖分东、西两部分，形状如同两鸟交颈，便得了鸳鸯湖之名。
比起杭州西湖来，嘉兴南湖显得小巧而精致。湖面不大，当年虚称八百亩，如今经航空摄影精确测定，南湖水面面积为624亩。它是一个平原湖，放眼望去，湖的四周镶着一圈依依垂柳。
南湖之妙，妙在湖中心有一个小岛，岛上亭台楼阁掩隐在绿树丛中。
南湖原本一片泽国，并无湖心岛。那是在明朝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嘉兴知府赵瀛修浚城河，把挖出的泥用船运至湖心，堆成了一个人工小岛。
本来在南湖之滨，矗立着一座设计独具匠心的南国风格的楼。登楼眺望南湖，在春雨霏霏的日子里，四处烟雨茫茫，得名“烟雨楼”。那是公元940年前后五代后晋时，吴越国国王钱镠第四子广陵王钱元璙所建。
赵瀛在南湖堆出一个人工岛之后，翌年，便把烟雨楼拆移到岛上。这样，光秃秃的小岛上冒出一座飞红流翠的烟雨楼，又栽上银杏、垂柳，顿时美若仙境。
万历十年（1582年），嘉兴知府龚勉又下令在烟雨楼侧建造亭榭，南面拓台曰“钓鳌矶”，北面筑池曰“鱼乐国”。如此这般，南湖如同锦上添花，姿色益增。
南湖名声大震，是在清朝那位“旅游皇帝”乾隆的光临之后。
乾隆爱南湖，尤爱湖心岛上的烟雨楼。他六游江南，曾八次登南湖烟雨楼，前后赋诗近二十首！这样，在湖心岛，四处可见到乾隆御笔：
春云欲泮旋蒙蒙，
百顷明湖一棹通。
回望还迷堤柳绿，
到来才辨榭梅红。
不殊图画倪黄境，
真是楼台烟雨中。
欲倩李牟携铁笛，
月明度曲水晶宫。
这位“旅游皇帝”甚至带走了烟雨楼的图纸，在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的青莲岛——仿建了一座烟雨楼。不过，乾隆再三叹息，承德的烟雨楼只是形似而已，登楼却不见烟亦不见雨！
打从乾隆御驾多次临幸，南湖声名鹊起，慕名前来游览者日众。尤其是清明前后，春雨潇潇，垂柳初绿，烟雨苍茫，南湖洋溢着朦胧之美。
南湖的另一盛事是在民国元年（1912年）冬，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路过嘉兴，各界人士万余人集结于车站欢迎。孙大总统下车后，来到兰溪会馆，发表了一小时演说，掌声雷动。演说毕，孙中山游南湖烟雨楼，在楼前留下一帧照片：穿一件毛皮大衣，雪白的衬衫领子，系着一根领带……
冒着黑烟的蒸汽火车头拖着一节节车厢，在沪杭线上行驶了将近三个小时，在上午10时25分停靠在嘉兴车站。
李达和王会悟下车后走在最前面，代表们三三两两跟随其后。
两层楼的嘉兴车站，看上去像幢办公楼。走出火车站的正门，王会悟并不直奔南湖，却领着众人朝嘉兴的“南京路”——张家弄（今已拓宽，改名勤俭路）——走去。
张家弄里有个热闹的处所，犹如上海的大世界，叫作寄园。寄园里有假山，有楼阁，唱戏的、变把戏的、说书的，齐聚一堂。那里有一座嘉兴最高级的旅馆，叫鸳湖旅馆，这名字来自南湖的别名——鸳鸯湖。
作者曾经多次来到南湖革命纪念馆采访。1993年8月24日，作者陪同中央电视台《毛泽东》摄制组来到南湖时，正值连日大雨，湖水猛涨，涉水才能登上“红船”
王会悟安顿代表们在鸳湖旅馆内开了房间，洗洗脸，吃个粽子，暂且歇息。先在那里开了房间，为的是担心当天会议不能结束，有个过夜的地方。
王会悟像个熟练的导游小姐，在办好代表们的住宿手续之后，便请鸳湖旅馆账房先生代订画舫。
画舫，是文人们对于大型游船的雅称，当地人叫它“丝网船”。
据说，南湖里本来没有画舫，只有小船。小船敞篷，坐三五个游人，如此而已。
“丝网船”也就是大型渔船，本是在太湖里拉网捕鱼的，收入一般。不知何年何月，有一艘丝网船沿南北大运河驶入南湖，在南湖里捕鱼。南湖湖小水浅，鱼不多。这艘船正想沿运河重返太湖，却被游人看中，搭船游湖。大船载客多，船上活动余地大，而且平稳。
阴差阳错，渔船“改行”，干起旅游船这角色，而且收入颇丰，比打鱼强多了。
消息传开，好多艘丝网船从太湖南下，进入南湖，“改行”成旅游船。船多了，彼此间为了招徕游客，展开了一番竞争：各船都纷纷向豪华型发展，船舱里铺上红漆地板，舱壁雕龙描凤，放上红木太师椅、八仙桌。设置精美的卧室，供抽大烟者、玩妓女者歇息。后舱砌上炉灶，供应茶水、热气腾腾的点心。
这么一来，办婚事丧事，包上一艘画舫，在湖里慢悠悠游上一天，酒席招待。
这么一来，找个戏子、歌女，吹拉弹唱，湖上优游，也是乐事。
这么一来，呼朋唤友，围坐在八仙桌四周，筑起方城，逍遥自在。
这么一来，寻花问柳，一艘画舫包几天几夜，尽兴而散，成了水上妓院。
这么一来，不光是外地游客雇船，本地人包船的更多。画舫已成变相旅游船，变出各种各样特殊的用途。
这么一来，画舫不再用带腥味的旧渔船改装，干脆定制专供旅游的新船。只是船的外形还是丝网船的模样，还是由那班建造丝网船的工匠们建造。
南湖水浅，尤其是岸边水浅，画舫无法靠岸。各画舫都附带一艘小船，往来于码头和画舫之间接客送客。为了博得游客青睐，小船往往由年轻俏丽女子驾驶，驾船者名唤“船娘”。倘用“现代名词”称呼，也就是“水上公关小姐”。
除了靠船娘在码头上拉客之外，画舫还在鸳湖旅馆账房设立了租船处。船主们心中明白，住得起鸳湖旅馆的，都是高等客人，自然也就有钱雇画舫。
“租双夹弄的！”王会悟小姐很内行，她对账房先生说出了租船的规格。
所谓“双夹弄”，是指船的中舱与后舱之间有两条过道，表明是大号船。
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的画舫上举行闭幕式，图为游船模型
“对不起，小姐。双夹弄的都在昨天被预订了，现在只有单夹弄的。”账房先生答道。
所谓“单夹弄”，是指船的中舱与后舱之间只有一条过道，表明是中号船。
“那就只好将就。”王会悟说，“另外，包一桌酒席，借两副麻将。”
听见“借两副麻将”，账房先生笑了一下。
王会悟给了他八个银元——四元半是中号画舫租费，三元是酒菜钱，余下是小费。
订好画舫，代表们在“导游小姐”王会悟的带领下，来到了湖边码头。
见到来了那么多客人，好几位“船娘”上前吆喝：“南湖去？坐我的船！坐我的船！”
“我们订好哉！”王会悟连连谢绝围上来的“船娘”。
代表们分批登上一艘小船。小船来回摆渡，把代表们送上一艘中号的画舫。
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
从船头穿过小巧的前舱，便来到宽敞的中舱。
这中舱虽然比李公馆的餐厅小一些，不过八仙桌四周一把把太师椅，坐上去还是宽敞的。
嘉兴南湖上的游船
舱里金碧辉煌，就连每一根柱子上都刻着金色盘龙。四壁，刻着金色的花卉、耕牛、人物、飞鸟。横匾上镌“湖光彩月”四字，两侧对联为“龙船祥云阳宝日，凤载梁树阴场月”。
碧绿的波光从窗口射进舱内，轻风吹拂，好一个清凉世界。
八仙桌上放着一套宜兴紫砂茶具。王会悟给代表们沏上龙井绿茶，然后哗的一声，把麻将牌倒在八仙桌上，代表们都会意地笑了。
她到后舱跟船老大打个招呼，递上一包香烟，船便缓缓在湖面上移动。接着，她走过中舱，来到前舱，透过舱门望着“风景”——倘有异常动向，随即报告中舱。
甩掉了跟踪的密探，远离人喧车嚣的上海，如此安谧，如此秀丽，浅绿的湖面上飘着翠绿色的菱叶，一尘不染，令人心旷神怡。
湖上的游船不算很多。偶尔有画舫从近处经过，传来留声机的歌声，代表们便哗哗洗起麻将牌来。
将近中午，下起一阵小雨，游人四散，湖面上更为安静。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就在这时开始。
代表们讨论着党纲和决议。那张放在李汉俊家抽斗里，被密探们所忽视的“废纸”，此刻成为代表们字斟句酌的文件。马林不在场，又缺了常常持异议的李汉俊和陈公博，讨论的过程不像往日那么激烈，十分顺利地进行着。
中午时分，一艘小船驶近，靠上大船。船娘递上好几只竹编的大笼屉，里面是刚从鸳湖旅馆送来的饭菜。
这时，船老大把圆桌面铺在八仙桌上，十来位代表正好坐满一桌。
南湖的鲢鱼、蟹、虾，味道鲜美，代表们一边吃，一边称赞着。
最为奇特的是一大盆像元宝一般的菱，没有角。王会悟介绍说：“这是南湖的特产，叫无角菱，又叫馄饨菱，肉多味甜。很奇怪，出了南湖，长出的菱就有角了！”
如此有趣的菱角，代表们头一回品尝。
饭罢，大船靠近湖心岛，代表们漫步在烟雨楼，稍事休息。
接着，会议又在船里举行。
第一个获得正式通过的，便是后来分别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及苏联转来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发现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从英文稿和从俄文稿还原译成中文，并无太多的差异。尤其令人注意的是，英文稿和俄文稿都缺少了第11条。
现据俄文译稿，全文照录于下：
一 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 我们党的纲领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2）直到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时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
（4）联合第三国际[1]。
三 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
四 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是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五 接受新党员的手续如下：被介绍人必须接受其所在的地方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大多数党员同意，始得成为党员。如果该地有执行委员会，必须经执行委员会批准。
六 在党处于地下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
七 每个地方，凡是有党员5人以上的，必须成立委员会。
八 委员会的党员经以前所在地的书记介绍，可以转到另一个地方委员会。
九 凡是党员不超过10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1人；超过10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1人；超过30人的，应由委员会的成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规定，下面将要说到。
十 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等地方组织的人数很多时，可以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当地执行委员会最严格的监督。
十一 （遗漏）。
十二 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必须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十三 委员会所管辖的党员超过500人或同一地区有5个委员会时，必须成立执行委员会。
全国代表会议应委派10人参加该执行委员会，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实现，必须成立临时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组织，下面将要更加详细地阐述。
十四 党员如果不是由于法律的迫使和没有得到党的特别允许，不得担任政府的委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在此例。
十五 这个纲领经三分之二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意，始得修改。
这个党纲，便是中国共产党“一大”最重要的成果。党纲明确地申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以及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理论建立的。
看得出，在那样紧张的环境中所通过的党纲，存在着疏漏之处。除了第11条空缺（很可能是因为引起争论，一时相持不下而删去，却又来不及补上合适的文字）之外，第9条、第13条中所提及的“下面将要说到”和“下面将要更加详细地阐述”，实际上“下面”没有提及。很可能也是因为引起争论，删去了“下面”的条文，以致造成没有后文的呼应。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尽管仓促成文，这个党纲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性的重要文献，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建立，便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运行，坚决摒弃了当时颇为盛行的无政府主义。
接着，在南湖的那艘画舫里，又通过了第二个文件，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决议分为六个部分，即：一、工人组织。二、宣传。三、工人学校。四、工会研究机构。五、对现有政党的态度。六、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
其中第六部分全文如下：
党中央委员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提出报告。
在必要时，应派遣特别全权代表一名到驻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去。此外，要派代表到其他远东各国去，以发展和配合今后阶级斗争的进程。
据李达回忆，那天的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张国焘的回忆录中，也提起曾起草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只可惜这篇宣言未曾传世，迄今未能找到。
据李达回忆，宣言的大致内容如下：
接着，大会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这宣言有千把字，前半大体抄袭《共产党宣言》的语句，我记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接着说起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起来实行社会革命自求解放的理由，大意是说中国已有产业工人一百余万，手工工人一千余万，这一千余万的工人，能担负起社会革命的使命。工人阶级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已陷于水深火热的境地，只有自己起来革命，推翻旧的国家机关，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没收国内外资本家的资产，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得到幸福生活。宣言草稿中也分析了当时南北政府的本质，主张北洋封建政府必须打倒，但对于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也表示不满。因此有人说“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但多数意见则认为孙中山的政府比较北洋政府是进步的，因而把宣言中的语句修正通过了。宣言最后以“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一句话结束……[2]
天色渐暗，大会进入最后一项议程，即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过五十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
就在选举着手进行之际，湖面上忽地传来一阵“突、突、突”的响声，会不会是警察局的汽艇？
代表们收起了刚刚讨论通过的文件，哗啦哗啦搓起麻将来。
“突、突、突”声由远而近，果真是一艘汽艇，不过，汽艇从画舫一侧一掠而过，并未前来找“麻烦”。事后知道那是嘉兴城里一位绅士的汽艇，与警察局无关。
一场虚惊过去，选举继续进行，用的是无记名投票方式。
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三人，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
书记，当然非陈独秀莫属。这位《新青年》的创始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望。
陈独秀的表弟濮清泉（濮清泉又名濮德治，他说陈独秀母亲姓查，“和我母亲是堂姐妹”）曾写过一篇题为《我所知道的陈独秀》的文章，其中有一段颇为重要的回忆：
据陈独秀告诉我，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因事留在广东，没有参加，之所以要他当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荷兰人马林来中国传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3]
果真，选举结果，以集中的票数，一致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张国焘主持中国共产党“一大”，擅长社会活动，也得到不少选票，被选为组织主任。
李达负责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著译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选为宣传主任。
在唱票时，忽地唱到李汉俊的名字。董必武问了一句：“是谁选的？”
刘仁静答：“是我选的。”
这是李汉俊获得的唯一一票。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如此说：
我们就在船上开起会来，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并选举陈仲甫为委员长，我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鹤鸣为宣传部长。仲甫未到沪的时期内，由我代理。……
他的这段写于1942年1月的回忆，把书记记为委员长，把组织主任、宣传主任记为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这种以后来流行的职务称谓当作当初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职务称谓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在于，周佛海自称当选为“副委员长”。
在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把此事讲得比较清楚：
大会旋即一致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我任组织。在陈先生没有返沪以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
当时由周佛海代理书记，是因为散会之后，周佛海仍留沪度暑假。在留沪的四人（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和他）之中，选定由他代理书记。
司马璐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党史暨文献选粹》一书中论及周佛海自称“副委员长”时说：“周佛海在这个问题上有‘自抬身价’之嫌。”
另外，关于南湖会议的日期，亦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闭幕日期，许多当事人回忆是在法国巡捕骚扰大会的翌日——7月31日。现在，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也认为这一日期准确可靠。
不过，董必武在1929年12月31日致何叔衡的信中却写道：
会场是借李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查。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4]船上，将会开完。[5]
这封信是董必武答复何叔衡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一些问题而写的。此信表明何叔衡很可能没有出席南湖的闭幕式，不然董必武用不着如此详细在信中答复他。
信中说“隔了一日”去南湖，则应是8月1日。除了董必武之外，张国焘、陈公博等的回忆，也说隔了一日。
不过，查阅1921年8月2日《申报》，却报道8月1日下午嘉兴狂风暴雨，吹翻了南湖游船四五艘。8月3日、4日，《申报》还继续报道此事。然而，在所有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回忆中，都未提及狂风暴雨之事，这表明南湖会议不可能在8月1日。
也有人以为南湖会议在8月5日举行。如苏联K.B.舍维廖夫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指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8月5日在上海和嘉兴秘密举行。”舍维廖夫所依据的是驻赤塔红色工会国际代表K.Л.斯穆尔基斯写于1921年10月13日的一封信：
您大概已经知道，从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6]
斯穆尔基斯与当时在上海的尼科尔斯基以及弗兰姆堡都有着直接联系，而此信又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不久写的，有一定的可信性。
不过，依据当时的形势，那么多来自各地的代表在受到法国巡捕注意之后，仍滞留上海多日，直至8月5日才去嘉兴，似乎不大合乎情理。
南湖游船上的会议到下午6时结束，由张国焘宣布闭幕。代表们轻声呼喊以下口号：
画舫内雕梁画栋，是南湖当年一艘豪华游船。中共“一大”就在画舫上举行闭幕式
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7]
当天晚上，代表们便乘火车返回上海。抵达上海时，已是夜色如黛了。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就这样结束了。
从此，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作为一支新生的政治力量开始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
那艘在波涛中轻轻摇晃的画舫，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
南湖的画舫，在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嘉兴之后都被拉去当运输船，最终毁于战火。从此，南湖上再也见不到画舫。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南湖的游人才渐渐增多，汽船代替了画舫。
解放后，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一大”，在南湖湖心岛筹办纪念馆。不过，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画舫中召开，没有画舫供后人瞻仰终是憾事。
于是，找了许多当年的摇船人、船娘开座谈会，回忆当年画舫的模样。又派人到无锡，找那些造过丝网船的老工匠开座谈会。这样，画出了图纸，做成了模型，送往北京审查。
模型得到了认可。1959年，中央拨专款3万元人民币仿制（不是复制）画舫，还另拨黄金二两，供舱内装饰之用。
经过老工匠们精心建造，一艘崭新的画舫出现在南湖。这艘画舫系在湖心岛畔，装了跳板，供瞻仰者进舱参观。
1964年董必武重游南湖，步入画舫，连声说：“很像当年那艘画舫，仿制很成功！”
从此，画舫从供内部参观到公开展出，数以万计的参观者出入画舫参观，遥想当年在舱中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式的情景……
这艘画舫迄今仍停泊在南湖湖心岛之侧，烟雨楼旁。只是参观者太多，使舱板磨损加剧，不得不限定每日参观的人数，以保护这艘现存的唯一的画舫……
[1]即共产国际。
[2]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1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1980年版。
[4]应为南湖。
[5]《“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1972年第6期苏联《亚非人民》杂志首先公布这一保存于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的信。
[7]《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陈独秀返沪出任中共中央局书记
当代表们去嘉兴南湖的时候，陈公博带着太太李励庄到杭州西湖游玩。
逛了两三天，也就腻了。酷暑之中的西湖如同蒸笼。陈公博和太太回到上海，方知中国共产党“一大”早已散会。
陈公博跟张国焘、李达、周佛海晤面，把大会文件抄去一份，带往广州给新当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陈公博自己也抄留一份大会文件——这也就是三年后他在美国所写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附录中的中国共产党“一大”文件的由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设在上海，而书记却在广州，开展工作诸多不便。虽说周佛海任代理书记，不过，他正沉醉于婚外恋之中——他原在湖南老家有结发之妻，生下一子一女，可是他在上海邂逅启明中学学生、湖南同乡杨淑慧，便跌入了情网。
周佛海是在李达家里遇见杨淑慧的，因为杨淑慧是王会悟的同学。
在周佛海的《往矣集》附录中，收入杨淑慧写的《我与佛海》，谈及与周佛海“一见钟情”：
那时恰好暑假开始，王女士[1]是我的同学，有一天她硬要我到她新居去玩，她的丈夫李达，便请我们吃西瓜，因为西瓜刚上市。当我们正在吃瓜的时候，佛海便进来了，高个子，头发乱蓬蓬的，一套山东府绸制的白西装，背上已染成枯草般颜色，脏得不成样子。他的态度很随便，王女士把我向他介绍，他只随便点点头，径同李达谈起天来了。他与李达是同学，他们一面吃瓜，一面谈得很起劲。
假如世界上真有所谓“一见倾心”的话，那么，我与佛海也许可以说正是属于此类或准此类的了。
我与佛海面对面坐在一起，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因为实在大家也并没有什么话可说。
他的态度很随便，但随便之中仍不失温文潇洒，决没有丝毫粗鲁不懂礼的样子。他的衣服虽然脏，头发虽然乱，但在又脏又乱的衣服头发之外，却有一张英俊挺秀的脸孔，神采奕奕，令人尚不发生恶感。
吃完了瓜，李达和王会悟便怂恿佛海伴送我回家。那时我的家是住在卡德路[2]祥富里106号。一路上彼此还是默默无言，走着，走着，我不时垂头看自己的脚跨步子，他不时回转头去看街道一旁的铺子，也许是在瞧行人。好容易到了我家门口，我客气地邀他进去坐一会，他客气地推谢了，说是下次再来吧，我也不再留。
从此我们又见面了几次，他送我几本自己著译的书籍，如《社会问题概观》等，我带回家去，读了一遍又一遍。他的文字很锋利，能感动人，初不料见到他本人，却是那样沉默寡言。
渐渐的我知道了他的历史，他是个共产党，在湖南曾娶过妻子……
就这样，周佛海和杨淑慧热恋了。那时，李达住在老渔阳里2号，所以杨淑慧对那幢石库门房子极为熟悉。事隔多年，当她领着沈之瑜去寻觅当年旧址时，她首先找到的便是老渔阳里2号。她也曾随周佛海去过李汉俊家，去了几回。有时，是周佛海托她送文件到李汉俊家。这样，她认得李公馆，只是印象不深，所以解放后她在贝勒路徘徊多时，才终于把李公馆找到……
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工作千头万绪，而设在上海的中央局群龙无首——周佛海不仅正忙于恋爱，而且他当时的声望担当不起代理书记之职。于是，马林坚决要求陈独秀辞去广州的职务，回到上海专门从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李达、周佛海不悦，张国焘不吭声，但马林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为了动员陈独秀返沪，马林派出了包惠僧去广州。
包惠僧坐海船去到香港，又改乘火车到达广州，依然落脚于广州昌兴马路23号二楼《新青年》杂志发行部。
包惠僧向陈独秀陈述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那时，陈独秀在广州的处境亦不甚好。于是，他决定离开广州。9月9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为陈独秀饯行。
陈独秀和包惠僧一起回到了上海，仍住老渔阳里2号。
这时，张太雷和杨明斋已经从苏俄回到上海。张太雷担任马林的翻译。
抵沪翌日，陈独秀便在张太雷陪同下前去拜晤马林。这是陈独秀与马林第一次会面。
不料，他们见面不久，便争吵起来。陈独秀和马林都是脾气直爽而又个性极强的人，马林戏称陈独秀为“火山”，动不动会“爆发”。其实，马林自己也是一座“火山”。陈独秀跟维经斯基相处甚为融洽，那是因为维经斯基温文尔雅、待人和悦。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街景
马林这座“火山”，曾在上海马路上“爆发”过：那是他见到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怒不可遏，“火山”爆发，跟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可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马林与陈独秀在一起，如两只碗叮叮当当碰撞着。
据包惠僧回忆，争论的焦点是：
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下进行。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3]
张太雷既理解马林的意思，又懂得陈独秀的心理，在两座“火山”之间调解着，以求缩小分歧……
就在两座“火山”在一次次会谈中彼此“爆发”着的时候，10月4日，一桩突然发生的事件，使会谈中断了。
那是陈独秀返沪之后，上海报纸披露了他的行踪，马上引起了法租界巡捕的注意。
早在法租界巡捕闯入李公馆的翌日，法租界官方就正式发出一份公告。1921年8月2日《上海生活报》曾刊载：
前天[4]，法国警察通知法租界的中国团体说，根据新的规定，一切团体在他们待的地方举行会议必须在48小时以前取得警察的批准。
显而易见，这是法国警察在7月30日晚发觉李公馆内“中国团体”在开会而发出的警告式通知。
从此，法国警察加倍注意“中国团体”的动向。
老渔阳里2号，恰恰又在法租界，在法国警察的管辖范围之内。陈独秀成了密探跟踪的对象——尤其是陈独秀一次又一次与马林密谈，而马林则是密探监控的重点人物。
10月4日下午，老渔阳里2号的黑漆大门忽地响起敲门声。这显然是陌生客人来临，因为熟人都知道进出后门，不会去敲前门。正在客厅闲坐的包惠僧赶快去打开前门，只见门外站着三四个陌生人，一副上海“白相人”的派头，说是要“会一会陈先生”。
包惠僧见来者不善，推说陈先生不在家，欲关上大门，那班人便抢着进屋，把正在客厅里的杨明斋、柯庆施都看住。
陈独秀听见下面有吵叫声，便知不妙，连忙下楼，从后门出走。谁知刚到后门，那里已有密探看守。
于是，陈独秀和妻子高君曼以及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都被押上警车，直奔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法国总巡捕房。
在审讯中，陈独秀自称“王坦甫”，说是偶然来老渔阳里2号，遭到误捕。
被捕另外四人，也报了假名，掩饰身份。
不料，在陈独秀等五人被捕之后，邵力子带着褚辅成去老渔阳里2号访问陈独秀。褚辅成是社会名流，同盟会元老，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时，褚辅成是副议长。邵力子和他一进老渔阳里2号，当即被密探抓获，也押送法国总巡捕房。
在巡捕房，陈独秀一见到褚辅成，正要打手势，示意不认识，哪晓得褚辅成已先开口：“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这儿来了！”
这下子，“王坦甫”露馅了！
不过，陈独秀仍旧为另四个人掩遮，说他们是在他家打麻将，与他无关。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飞快传进马林的耳朵里。“火山”震惊，全力以赴营救陈独秀。
马林请当时上海著名的法国律师巴和出庭为陈独秀辩护。马林还动用共产国际的活动经费，打通法国总巡捕房的各个“关节”，并交白银五百两，人银并保。
马林又让张太雷联络褚辅成（他迅速获释）、张继等社会名流出面保释。
折腾了半个来月，在10月19日，高君曼、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获释；10月26日，陈独秀获释。
经过这次共患难，两座“火山”之间建立起真诚的友谊——虽然有时因意见不合仍会“喷发”，但彼此之间已能推心置腹，互以战友相待。这样，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和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携手合作，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工作顺利开展起来。
1921年11月，陈独秀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开始正常运转：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
同人公鉴：
中央局决议通告各区之事如下：
（一）依团体经济情况，议定最低限度必须办到下列四事。
（A）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7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30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
（B）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7月以前超过两千团员。
（C）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必须有切实的联络；在明年大会席上，各区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
（D）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20种以上。
（二）关于劳动运动，决议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此计画（划）。
（三）关于青年及妇女运动，使各区切实注意，（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内即寄上，望依新章从速进行。
中央局书记T.S.CHEN[5]
1921年11月
这份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虽然只有短短几百字，却把党、团、工、青、妇以及宣传工作都抓了起来。
[1]即王会悟。
[2]今石门二路。
[3]包惠僧：《回忆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指7月31日。
[5]即陈独秀。
中共“二大”在上海辅德里召开
最初的一线曙光
躲躲藏藏地窥了
众生底心沸着
鼓着雄壮的勇气
狂热地跳舞着，起劲地歌唱，催太阳起身
我们的生活苦闷
我们的生活枯涩
你撒给我们爱和光
我们底生命才得复活呀
但还有许多兄弟呢
他们的不幸就是我们的不幸呀
亲爱的父亲呀
升罢升罢
快快地升罢
多多多多地给些光呀！
这首题为《天亮之前》的诗，是诗人汪静之所作，收在他在1922年出版的诗集《蕙的风》中。这首诗，过去被人们视为爱情诗，没有给予注意。
然而，这却是第一首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诗！
1985年5月4日，汪静之这么加以说明：
我那首题为《天亮之前》的小诗，写作日期是1921年12月23日。在此前几天，我从一位要好的朋友那里，听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年7月成立的消息。我感到参加共产党的这些人很有志气，因此写了这首诗。这首诗收在爱情诗集里，敌人发现不了，但朋友们也将它当成爱情诗了。[1]
汪静之的诗表明，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还很小，历史也很短，但是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21年11月，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名为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明确指出“明年7月开大会”。这“大会”，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二大”，曾传说是在杭州西湖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二大”的出席者李达，在1954年2月23日写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信中，明确否定了这一传闻。李达写道：
上海辅德里中共“二大”会址外景
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地点问题。我曾对胡乔木同志说过，开会地点是在上海，不是在西湖。听说中央方面已经改过了。[2]
李达的回忆富有权威性，因为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二大”代表，而且会议就在他所住的房子里举行……
日月飞逝，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之后一年，1922年7月，上海又是一片炎夏气氛。
在离上海望志路李公馆几站路，霞飞路之北，有一条南成都路。那儿有一条叫作“辅德里”的弄堂，成排成排的石库门房子，跟李公馆同一模式，就连墙壁也一样，用青红砖相间砌成。石库门的门楣上，雕刻着“腾鲛起凤”、“吉祥如意”之类的横批。
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1号）迁入一户李姓人家，这里也成了“李公馆”。此“李”，便是李达。自从陈独秀由粤返沪，李达和王会悟便迁居于此。幸亏当时李达迁走了，所以当陈独秀被捕时，法国警察在老渔阳里2号没有搜查到中国共产党文件——有关文件在李达那里。
李达主管宣传，创办了“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大批“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丛书”，11种）。书上标明社址为“广州昌兴马路26号”。其实，那是在辅德里625号编印的。标上“广州”字样，为的是迷惑法国警察的眼睛——须知，辅德里也属法租界！
自从李汉俊家的老渔阳里2号遭到法国警察搜查之后，李达家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尚未暴露的联络站。尤其是那里全是一排排红砖、青砖相间的统一格式的房子，侧身一闪而入，不易叫人辨出哪家哪户。
辅德里625号一楼一底，建造面积74平方米，楼上是李达书房和卧室，楼下为客厅。那排房子是一位姓韩的大房东建筑的，分租给别人。石库门房子各家都有前后门，独进独出，与他人无干。
1922年7月16日，一个重要的秘密会议在李达家的客厅里举行。这便是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提及的“明年7月”召开的“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到会的代表12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施存统、项英、王尽美、邓恩铭、邓中夏、向警予、张太雷。
据张国焘所著《我的回忆》说：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时间已届，但预定到会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广州代表都没有如期赶到。
其实，毛泽东并非“没有如期赶到”，而是他当时在上海！
毛泽东在上海，为什么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二大”呢？
关于这个问题，曾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以他对斯诺所说，最为准确：
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3]
当时，毛泽东是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针对赵恒锡的运动的。赵恒锡是当时湖南省长、军阀。
毛泽东“忘记了开会的地点”，这确实是一桩憾事。在两个月前，毛泽东还邀李达到湖南自修大学讲授马列主义，毛泽东是知道在7月召开中国共产党“二大”的。
中共“二大”（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展出的油画）
据罗章龙在1981年回忆，他曾参加中国共产党“二大”。[4]但是，有关文献上也没有记载罗章龙出席中国共产党“二大”。
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由最初的50多人，发展到195人。其中：上海50人，长沙30人，广东32人，湖北20人，北京20人，山东9人，郑州8人，四川3人，旅俄8人，旅日4人，旅法2人，旅德8人，旅美1人。在这些党员中，工人党员为21人，女党员4人。
会议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主持。吃一堑，长一智。这一回开会，每一天的会议都改换地点，而且多开分散的小组会，保密工作比中国共产党“一大”做得好得多。闭幕式是在英租界举行的。
中国共产党“二大”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5人，即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和高君宇。另有2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即邓中夏和向警予。陈独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长（这一职务名称在当时不固定，有时也用原名“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上，则署“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
中国共产党“二大”最主要的成果，是起草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一宣言是由陈独秀、蔡和森和张国焘组成的起草小组起草的，陈独秀执笔，经大会讨论、修改，最后通过。
中国共产党“二大”比中国共产党“一大”在理论上的大飞跃，便是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行动上有了明确的指导方针。
中国共产党“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的最高纲领是：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最低纲领是：
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
这最低纲领，亦即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
提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表明已经一周岁的中国共产党日渐摆脱了稚气，把革命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二大”总共通过了11种文件。除了“宣言”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
其中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21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既然“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那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接受并服从第三国际的领导。
这与中国共产党“一大”相比，大大前进了一步。中国共产党“一大”作出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在“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一节中，只提到“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中国共产党“二大”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从组织上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二大”所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明中国共产党不是“知识分子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所以强调了党的“中央集权”和“铁的纪律”：
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能有革命的愿望而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
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须依据左列[5]诸原则：
（一）自中央机关以至小团体的基本组织要有严密系统才免得乌合状态；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6]律，才免得安那其[7]的状态。
（二）个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央军队式的训练。
（三）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
（四）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
（五）个个党员须记牢，一日不为共产党活动，在这一日便是破坏共产主义者。
（六）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离开党的支配而做共产主义的活动这完全是个人的活动，不是党的活动，这完全是安那其的共产主义。
中共“二大”会场
（七）个个党员须了解，共产党施行集权与训练时，不应以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等观念施行之，乃应以共产革命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
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要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成功一个党，不是学会，成功一个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大的[8]群众党，不是少数人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
中国共产党“二大”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了“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开一次”。这样，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差不多每年都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一次重要会议。笔者当年寻访中国共产党“二大”会址时，发现里面住着普通居民，其中有一户经营水产，弄得鱼腥味四溢。
如今，中国共产党“二大”会址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不久前，上海在建造成都路南北高架桥时，中国共产党“二大”会址本来在拆迁范围之中。为了保护这一历史性的建筑物，南北高架桥特地在这里拐了一个弯，使中国共产党“二大”会址免遭拆除。
[1]1991年3月27日《读者导报》。
[2]《“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3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4页，三联出版社1979年版。
[4]罗章龙孙女罗星元1991年12月31日致笔者信。
[5]原文竖写，故称“左列”。
[6]原文漏“纪”字。
[7]安那其，英语“无政府主义”（anarchy）的译音。
[8]原文如此，可能漏字。
国共携手建立统一战线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二大”曾一度传说在杭州西湖召开呢？
其实，这倒是事出有因：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之后一个月，即1922年8月，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会议，史称“西湖会议”。这次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会议格外重要，以致被误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二大”。
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刚刚结束，就召开“西湖会议”呢？
“西湖会议”的“主角”是马林。马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但是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二大”。
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召开的那些日子里，马林正在莫斯科特维尔斯卡亚大街的留克斯饭店。
在这个饭店里，有一群特殊的旅客在那儿紧张地工作着。马林是这群旅客中的一个，维经斯基也住在那里。[1]
原来，在1922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撤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书记处，改为在莫斯科设立共产国际远东局，直属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
共产国际办公室，便设在留克斯饭店里。
马林是在1922年4月23日乘坐日本轮船“鹿岛丸号”离开上海的。他与维经斯基不同，不走“红色丝绸之路”，仍走海路，经新加坡、苏伊士运河、马赛到荷兰，然后经柏林来到莫斯科。
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莫斯科写下长长的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详细汇报他在中国工作的情况。
诚如本书第一章已经引用的1922年7月30日《真理报》所载报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介绍了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7月17日会议汇报中国之行的情况。
这样，由于马林的汇报，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得知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及初步的活动。
7月27日，当苏俄政府派出外交代表越飞来华时，共产国际派出马林与他一起来华。
一路上，马林格外留意的是他皮箱里的一件衬衫。
马林一到上海，便会见了陈独秀。两座“火山”一见面，马林便取出了那件衬衫。
借着灯光，陈独秀细细观看，这才看清衬衫上用打字机打印的几行英文——那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致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要文件！
这件珍贵的衬衫，如今保存在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衬衫上的文件，全文如下：
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菲力浦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
共产国际远东局
维经斯基
1922年7月 莫斯科
文件中提及的“菲力浦同志”，亦即马林。
陈独秀看罢这衬衫上的文件，久久沉默着。
中国共产党“二大”刚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这是组织原则。看来，必须照这衬衫上的文件执行。
马林为什么要带这份文件来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什么“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为什么强调“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菲力浦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既然是“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为什么要以维经斯基的名义下达？
陈独秀对这一切，都非常明白！
陈独秀与马林的尖锐分歧，在1922年3月29日马林从北京回到上海之后，达到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地步！
干脆，在4月6日，陈独秀直接给维经斯基（亦即“吴廷康”）去信，希望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反映他的意见，以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否定马林的意见。
陈独秀致维经斯基的信，全文如下：
吴廷康先生：
兹特启者，马林君建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2]：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
陈独秀
由于此信是陈独秀写给维经斯基的，马林也就带来了以维经斯基名义下达的文件，等于答复了陈独秀。
马林是提出“国共合作”重大战略的第一人，他还同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建立“统一战线”这一重大决策。
马林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在爪哇工作期间，他发觉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前身）又弱又小，而伊斯兰教联盟庞大而松散。他建议，两个组织的成员可以保留自己原来的身份而互相加入。这样，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便迅速地进入伊斯兰教联盟的领导核心之中，使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的力量很快壮大。
马林来到中国之后，他觉得中国共产党的情况类似于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而国民党的情况类似于伊斯兰教联盟。马林以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保留自己身份的前提下，应加入国民党，进入国民党的领导层，这样可以迅速壮大中国共产党。
马林这一战略性的意见极为重要，所以，应当说马林是国共合作的首创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统战策略的提出者和制定者。所以，马林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统战鼻祖”。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马林就已经谈了自己的这一见解，只是当时他的意见未受到重视。
当时，设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看重吴佩孚，希望中国共产党与吴佩孚建立合作关系。
维经斯基则与陈炯明“长谈三次”，又倾向于与陈炯明合作。
马林经过深入调查、了解，指出吴佩孚、陈炯明都不可靠。1921年12月23日，马林在张太雷陪同下到广西桂林拜望了孙中山，在孙中山的大本营里住了九天，对国民党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孙中山向马林表示，虽然他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许多一致的地方。
马林从桂林归来，写报告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与孙中山合作。
马林的意见，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支持。
这样，1922年3月底，马林从北京来到上海，便非常明确地向陈独秀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应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的方针。
马林的意见受到陈独秀的坚决反对，两座“火山”在一起，谁也说服不了谁。
陈独秀意识到，要想说服马林，唯一的办法是向马林的上司——共产国际执委会——打报告。这样，陈独秀发出了给维经斯基的信。
马林也意识到，要使陈独秀接受他的意见，唯有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面陈自己的主张。
“西湖会议”场景（油画）
在莫斯科留克斯饭店，马林和维经斯基长谈。维经斯基赞同马林的意见。马林、维经斯基又向主持共产国际常务工作的斯大林、季诺维也夫作了汇报。
这样，共产国际执委会在7月18日作出了正式决定，赞同马林的意见。
于是，马林带着那件具有“尚方宝剑”般威力的衬衫，返回中国。
见到衬衫上的文件，陈独秀当即明白，自己的意见被共产国际否定了。
为了统一思想，马林建议召开一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陈独秀同意了。
于是，1922年8月29日、30日，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亦即“西湖会议”。
出席会议的是五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此外，马林以及翻译张太雷出席了会议。
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
尽管马林有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在会上，马林还是受到激烈的反对，其中包括陈独秀和张国焘。
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这么忆及西湖会议：
马林在这次会议中是主要的发言者，他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大概是为了减少反对，他避免提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犯了“左”倾幼稚病。他的论点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实现关于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唯一可行的具体步骤。其主要理由大致是：第一，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第四，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国共产党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等。
张国焘接着回忆道：
我和蔡和森发言反对马林这种主张。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不能与西欧共党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一事相提并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这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不合。我们指出与国民党建立党外的联合战线是可以做到的，这有过去国民党和其他派系建立联盟的实例为证；如果组织一个联合战线的委员会，可以推孙为主席，委员会中的国民党人数也可比中国共产党人数多一倍左右。我们所要说明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要求与国民党来个平行的联合战线，只是不要丧失独立性。我们还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除与国民党合作建立联合战线外，更应注意争取国民党以外的广大工农群众来壮大自己。根据这些观点，我们要求不接纳马林的主张，并请共产国际重新予以考虑。
张国焘还回忆说：
陈独秀先生也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详细说道，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但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之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
马林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先生还提出只能有条件地服从。他着重指出，只有孙先生取消打手摸（模）及宣誓服从他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
李大钊先生却采取一个调和的立场。他虽同情我们的某些看法，也称许陈先生所提出的条件，但基本上是附和马林的。他认为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懈，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已经多年，挂着国民党党籍，依然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并未受到任何约束。即便是单纯的国民党员也抱有各种不同的政见，单独从事政治活动的例子也不少，足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样不会受到约束。他也判断联合战线不易实现，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于行通的办法。
经过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实行国共合作。此后不久，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四大”在彼得格勒召开。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刘仁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王俊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出席了会议。记者瞿秋白此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由英语流利的刘仁静代表中国共产党作了重要发言：
为了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这一前提，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已决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了，其形式是我们的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关于统一战线的决定公之于世。
这样，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
这样，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这样，1924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全”大会时，大会主席为孙中山，而主席团由五人组成，即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
中国共产党负责人李大钊居然成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团成员！
会上，李大钊、谭平山等中国共产党党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这样，中国共产党开始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一段非常准确而又简明扼要的话，概括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
[1]有一些书，如《中国共产党党史简明辞典》（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说维经斯基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二大”（见该书第390页），是不符合史实的。
[2]陈独秀原信竖写，故云“理由如左”。此信见《中国共产党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中共“三大”的主题是国共合作
按照中国共产党“二大”关于“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开一次”的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3年5月发出通知，决定于“下月”（6月）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罗章龙是出席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代表，笔者曾采访过他。据罗章龙回忆，他当时接到一封署名“钟英”的信，要他出席中国共产党“三大”。所谓“钟英”，如前述及，也就是中央的谐音，“中国共产党中央”之意。
罗章龙是从北京经天津乘海轮到达上海，再乘船前往广州的。到了广州，罗章龙悄然找“管东渠”先生接头。
所谓“管东渠”，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的谐音代号。
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是在上海召开，但是这一次“三大”却改在广州召开。所有中国共产党“三大”代表，都由“管东渠”安排在广州的食宿。
中国共产党“三大”在广州召开，是因为在西湖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决策实行“国共合作”，而广东当时是国民党的“大本营”。
国民党的势力进入广东，是在1920年。这年2月，驻粤的滇（云南）军阀和桂（广西）军阀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孙中山趁机策动驻闽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回师广东。10月29日，粤军夺回广州。10月31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1月25日，孙中山离沪赴粤。于是，广州也就成了国民党的“大本营”。
然而，军阀反复无常。1922年6月16日凌晨2时，坐落在广州观音山的孙中山总统府突然遭到陈炯明部队四千多人的袭击。在猛烈的炮火中，总统府化为一片废墟。陈炯明原本打算一举摧毁孙中山政权。在万分紧急之中，孙中山被迫连夜登上“宝璧”号军舰直驶黄埔，然后换乘“永丰”[1]舰，与叛军相持。
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急电正在浙江宁波的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蒋介石赶赴广州，登上“永丰”舰被孙中山授以海上指挥全权。于是，蒋介石指挥反击陈炯明。在那些日子里，蒋介石侍立在孙中山左右，深得孙中山的信任。8月18日，蒋介石护送孙中山前往上海。蒋介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并请孙中山作序。从此，蒋介石有了一笔令人垂羡的政治资本，常以孙中山“好学生”的“光辉形象”出现于社会公众面前。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使蒋介石进入了国民党高层领导之中。
1922年12月，孙中山借助于滇军杨希闵、刘镇寰的力量打败了陈炯明。1923年3月，孙中山重返广州。于是，广州再度成了国民党的“大本营”。
中国共产党也在广州发展力量，建立了“管东渠”——广东区委。就在孙中山重回广州前不久，1923年2月26日，陈独秀在参加西湖会议之后，也从杭州来到广州。
这样，国共两党的首脑，都坐镇广州。
对于国共合作，虽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极力主张，而且在西湖会议上得到五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的认可，但是在全党思想上并未统一。即便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之中，也有好几位只是基于服从共产国际领导这一点而认可国共合作，在思想上并未想通。正因为这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主张把讨论国共合作，作为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主题。
既然中国共产党“三大”要着重讨论国共合作，而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在广州，所以在广州召开会议当然是最合适的。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三大”在广州永汉路太平沙“看云楼”召开。
这“看云楼”并非古寺名楼，只是因为门口贴了“看云楼”三个字而得名。这“看云楼”是陈独秀在广州的住所，那三个字也出自陈独秀笔下。陈独秀给住所取名“看云楼”，大抵是要在那里“看”中国变幻莫测的风“云”。陈独秀住所有个大客厅，成了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主会场。有时，会议也改在离那里不远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州的住处“春园”举行。
比起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在上海召开时那种时刻提防特务、巡捕的紧张气氛，中国共产党“三大”要宽松得多。因为广州是在国民党控制之下，对中国共产党采取友好的态度。
中共“三大”会址
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代表，比起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要多得多。出席会议的代表多达30多人——不过，其中有表决权的只有19人。这些代表来自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广州、浙江、山东、满洲等地以及莫斯科。
中国共产党“三大”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毛泽东、刘仁静、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罗章龙、陈潭秋、谭平山、何孟雄、向警予、阮啸仙、徐梅坤、冯菊坡、林育南、于树德、邓培、项英、刘尔崧等。
陈独秀在大会上代表上一届中央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陈独秀指出：
现在共有党员420人，其中在国外的有44人，工人164人，妇女37人，另外还有10个同志被关在狱中。去年我们只有200名党员，今年入党的大约有200人，其中有130个工人。[2]
陈独秀着重讲述了西湖会议的精神。他说：
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者，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后来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参加现实的运动。
陈独秀批评了党内的不良倾向：
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即使党有些地方不对，也不应当退党，我们应该纠正我们的错误。此外，党内的同志关系很不密切，彼此很爱怀疑。
陈独秀也检查了中央委员会的错误：
现在谈谈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实际上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织，五个中央委员经常不能待在一起，这就使工作受到了损失。
中央委员会也缺乏知识，这是罢工失败的原因。我们的政治主张不明确。大家都确信中国有实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必要，但是在究竟应当怎样为国民革命运动工作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原因就是政治认识不够明确。
我们不得不经常改换中央所在地，这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
陈独秀这里所说的“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实包括他自己。为此，陈独秀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
陈独秀还批评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张国焘。他说：
张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陈独秀在工作报告中对各地区的党的工作进行了批评，一口气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和广州，但是唯独表扬了毛泽东所领导的湖南的工作：
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广州的同志在对待陈炯明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最近他们正在纠正错误。
这次大会，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作出了决议。决议对国民党进行了这样的分析：
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
决议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决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3]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
决议指出：
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
决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时的四条注意事项：
一 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
二 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
三 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
四 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时时警醒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
对于中国共产党作出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国共合作策略，后来蒋介石称之为“寄生”策略。蒋介石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中国共产党）发育的初期，必须寄生于中国国民党内，施展其渗透、分化、颠覆的阴谋……
不论蒋介石怎么说，事实证明西湖会议以及中国共产党“三大”作出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这一重大策略的提出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三大”。
马林对于中国共产党，可以说立下两大功劳：
第一，为了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马林出了大力。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曾以他的洪钟般的声音作了长篇讲话，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特务侦察中国共产党“一大”时，他以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敏锐地察觉并决定转移到嘉兴开会。
第二，制定国共合作方针，使当时幼小的中国共产党借助于与国民党合作，迅速得以壮大。
这一回，马林又在中国共产党“三大”上作长篇讲话，阐明他提议国共合作的意义，对于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大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三大”选举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李大钊、王荷波、项英、朱少连等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420人。
[1]由于“永丰”舰在这一战斗中立下历史性功勋，在孙中山去世后，被命名为“中山”舰。
[2]《中国共产党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下同。
[3]当时的习惯用语为“议决”，亦即决议。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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