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经斯基圆满完成来华使命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开头，写下了这句话。

    在1920年，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徘徊。”

    维经斯基所率领的那个“记者团”的中国之行是成功的：

    在北京，与李大钊携手；

    在上海，帮助陈独秀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李大钊首先响应，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会谈后，建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李汉俊给董必武写信，加上陈独秀派刘伯垂去武汉，促成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

    王尽美跟李大钊的接触，又使“幽灵”在济南落脚，在那里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维经斯基派往广州的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虽然一开始找错了对象，但由于来自北京大学的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南下广州，加上陈独秀转往广州，终于在这南国名城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随着在上海入组的施存统、周佛海去日本，又在东瀛建立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

    北京小组成员张申府赴法，在旅法的中国学生中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

    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法国八个小组相继宣告成立。虽然当时的名称五花八门，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小组”，有的叫“共产党支部”，还有的干脆没有名称，但这些小组都已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都是以列宁的俄共（布）为榜样建立起来的。

    共产主义之火，已经在中国点燃。

    据1980年第4期苏联《远东问题》杂志所载K.Β.舍维廖夫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文介绍，在1920年底，维经斯基曾从上海前往广州。

    舍维廖夫写道：

    关于广州小组。在1920年9月至10月小组成立时，除共产党员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外，小组中还有七名无政府主义者[1]，他们也没有抛弃无政府主义信仰。1920年底至1921年初，维经斯基前来广州，他建议小组成员赞同其中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份提纲，但许多成员拒绝了。小组只好解散。

    不过，不论在无政府主义者谭祖荫、刘石心的回忆中，还是陈公博的《我和共产党》一文中，都没有提及维经斯基曾经去过广州。

    舍维廖夫是以当事人佩尔林在1973年6月13日写给他的一封信为依据的。不过，佩尔林回忆说，维经斯基在“1921年2月至3月”去广州，而舍维廖夫认为“现有的文献不能证实这一点”。他以为，维经斯基去广州的时间，应是“1920年底至1921年初”。

    笔者查阅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一书所载《广州共产党的报告》，文中有“谭平山、谭植棠和我”一句，据此判断此报告是陈公博所写。

    报告中有两处提及“B”：

    去年年底[2]，B和别斯林（Песлин）来到广州，建立了俄国通讯社……

    陈独秀同志1月来到广州，与他同时来的还有B同志……

    别斯林即斯托诺维奇。

    “B同志”是谁呢？

    维经斯基的俄文原文是Г.H.Bойтинский。因此，“B同志”极有可能是维经斯基——因为文中别斯林、米诺尔（即佩尔林）都写上全名（化名），而维经斯基未用化名，便以“B同志”简称。

    27岁的维经斯基，从1920年4月初率“记者团”来到北京，4月末来到上海，年底来到广州，十分圆满地完成了俄共（布）远东局所赋予的使命：“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

    除了与中国共产党人保持联系之外，在1920年秋，经陈独秀的介绍，维经斯基在上海还拜访了孙中山。

    后来，他在1925年3月15日苏联《真理报》上发表《我与孙中山的会见》，记述了见面的情景：

    那是1920年的秋天，在上海。中国的Ч同志[3]建议我结识孙中山。当时孙在法租界住一个独院，房子是国民党内的一些华侨党员为他建造的……

    孙中山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我们。房子很大，立有许多装满书的柜子。他看上去像是45岁到47岁（实际上他已经54岁了）。他身材挺秀，举止谦和，手势果断。我的注意力不知不觉间已被他俭朴而整洁的衣着所吸引。他身穿草绿色制服，裤腿没有装在靴筒里，上衣扣得紧紧的，矮矮的衣领，中国大学生和中国青年学生一般都穿这种上衣。

    孙中山一反通常的中国客套，马上让我们坐在桌旁，就开始询问俄国情况和俄国的革命。然而不一会儿，我们的话题就转到了中国的辛亥革命。孙中山异常兴奋起来，在后来的谈话中，即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孙中山对我讲述了军阀袁世凯如何背叛革命……

    孙中山

    我们临走前，谈话快结束时，孙中山又回到苏维埃俄国的话题上来。显然，他对这样一个问题深感兴趣：怎样才能把刚刚从广州反革命桂系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孙中山抱怨说：“广州的地理位置使我们没有可能与俄国建立联系。”他详细地询问是否有可能在海参崴或满洲建立大功率的无线电台，从那里我们就能够和广州取得联系。

    维经斯基没有写及和他一起访问孙中山的“我们”包括哪些人，以及陈独秀是否与他一起拜访孙中山。不过，翻译杨明斋在场，那是很可能的。

    27岁的维经斯基是能干的。他不辱使命，在半年的时间里，从中国的北方来到南方，播撒了共产主义的火种。

    他在1921年初接到了回国任职的密令……

    维经斯基离开广州，途经上海，又来到北京，下榻于北京饭店。

    维经斯基来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重晤李大钊——他从“北李”那里到了“南陈”那里，如今又从“南陈”身边来到“北李”这儿。

    他用英语与李大钊交谈。有时，张国焘在侧。他还会见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全体成员。

    张国焘在1971年所写的回忆录中，这么描述对维经斯基的印象：

    维经斯基所以能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亲密的关系，原因很多。他充满了青年的热情，与“五四”以后的中国新人物气味相投。他的一切言行中并不分中国人与外国人或黄种人与白种人，使人觉得他是可以合作的同伴。

    张国焘称维经斯基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运动之间的最初桥梁”，这个评价倒是颇为恰当的。

    张国焘还忆及维经斯基离华时的情景：

    一般说来，维经斯基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初期活动是表示满意的。他这次是路经北京，预备回俄国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他初步活动的结果。他在临动身之前表示极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各地的雏形组织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1]如前所述，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否认自己曾加入过这个小组。

    [2]即1920年底。

    [3]即陈独秀。

    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维经斯基没有回到派遣他到中国的出发地苏俄远东门户海参崴，却坐上火车，沿着西伯利亚大铁道西行，在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茨克下车。

    伊尔库茨克是苏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行政、文化中心，处于安加拉河与伊尔库特河的汇合处。不过，它与外界的联系，主要依靠那条在1898年建成的西伯利亚大铁道。

    当维经斯基还在中国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了加强对远东各国革命运动的领导，决定设立远东书记处。这个远东书记处便设在伊尔库茨克——那是1921年1月作出的决定。

    在此之前，只是俄共（布）设立了远东局，但那毕竟只是俄共（布）的机构。尽管维经斯基来华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但他是由俄共（布）远东局派出的。

    维经斯基来华，还负有“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的使命。经过他的考察，显然，在上海设立这样机构的时机尚不成熟。

    维经斯基从中国寄出的报告，以及萨赫扬诺娃在上海关于同朝鲜侨民革命者建立了联系的报告，使共产国际意识到必须设立负责远东事务的专门机构——远东书记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是在俄共（布）西伯利亚执行局东方民族部的基础上建立的。不过，后来的实践表明，把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设在伊尔库茨克是很不恰当的，因为这是一个交通极不便利的地方：从莫斯科出发，要坐两周左右的火车才能到达那里，而从那里到海参崴，也得坐十来天的火车。这是一个与莫斯科、与远东各国的联系都不甚方便的所在。

    西伯利亚为皑皑冰雪所覆盖，维经斯基从结着冰花的玻璃上朝外望去，一片白茫茫。火车在慢吞吞地沿着西伯利亚大铁道西行，漫长而单调的旅行生活使他感到疲惫。

    离开广州时，他不过穿一件薄毛衣而已，但在伊尔库茨克下车时，他全身都用皮革包裹着——皮大衣、皮帽子、皮靴子。

    在车站迎接他的是一位比他年长七岁的西伯利亚人，名叫鲍里斯·扎哈罗维奇·舒米亚茨基。舒米亚茨基高高的个子，一身军装，披着一件骑兵长大衣，头戴布琼尼式军帽，虽然不过35岁，但眼角、前额已有了明显的皱纹。他紧紧拥抱着从中国归来的维经斯基，连声说：“欢迎！欢迎你！”

    舒米亚茨基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此时已被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为远东书记处的负责人。他同时也是俄共驻西伯利亚的全权代表。

    舒米亚茨基1886年出生在西伯利亚的上乌丁斯克（今乌兰乌德）。在贫瘠、严寒的土地上成长的他，12岁就不得不前往赤塔的铁路工厂里做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

    舒米亚茨基在17岁时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两年后，他成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工人武装起义领导人。起义失败，他被沙俄当局通缉，逃亡到拉丁美洲的阿根廷。

    1913年，27岁的他重返祖国，加入了俄共（布），并成了俄共（布）西伯利亚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做过地下工作，打过游击，参加过反击高尔察克的战斗，最后被任命为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委员。由此，他被指定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负责人。1926年，他还出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

    舒米亚茨基为人诚挚而且总是对事业充满信心。他把自己的副手介绍给了维经斯基。

    他的副手叫明斯克尔，比维经斯基大两岁。明斯克尔也有着曲折的革命经历：他是乌克兰基辅人，21岁时由于参加秘密革命活动而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十月革命后，他积极参加了反对高尔察克的斗争，并加入了俄共（布）。后来他被捕了。被关押一年之后，红军游击队救出了他。不久，他被派往中国哈尔滨，负责俄共（布）滨海区委员会的工作。这样，他熟悉了中国的情况。

    由于明斯克尔受过革命的严酷考验，又有在中国工作的经验，所以他被调来担任舒米亚茨基的副手。

    维经斯基是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以及那位布里亚特族的萨赫扬诺娃，一起从中国回到伊尔库茨克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设在伊尔库茨克一条大街上一所并不很大的房子里。在那儿，维经斯基结识了舒米亚茨基能干的妻子丽娅·伊萨耶美娜，当时她正在主持远东书记处国际联络部的工作。

    还有一位领导人叫布尔蒂。他也坐过牢，参加过与白军的斗争，来到远东书记处之前，是俄共（布）伊尔库茨克州委副主席。

    从事国际妇女工作的勒柏辛斯卡娅，也被调往远东书记处。

    据当年在那里从事青年工作的达林回忆，这位后来前往中国上海的勒柏辛斯卡娅，有着不平常的经历：

    她出生在一个侨居国外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家庭里，在英国长大。二月革命后回到俄国。这是一个非常美丽、衣着雅致的妇女，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国内战争的严峻年代里，女共产党员和女共青团员都是军人打扮，尤其是在西伯利亚——冬天戴护耳皮帽，穿皮短大衣、毡靴，夏天的打扮是红头巾、军便装、士兵的皮带、长筒靴。至于时髦，当时没人谈论，也没有人去想。当年谁也不会从外表上怀疑她不是布尔什维克。无论从外貌、气质和通晓英语的程度上，都难以找到一个比她更合适的女同志到上海去工作了。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结束以后，勒柏辛斯卡娅被派往中国……[1]

    远东书记处的工作人员相当多，主要是由四部分人组成：

    一十月革命后从美国回来的俄国侨民——英语流利，便于在国外开展工作；

    二长期在中国东北（满洲）生活的俄国人——会讲汉语，或者熟悉中国情况；

    三在莫斯科或海参崴的东方研究部门学习过——懂得东方的情况；

    四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布尔什维克——对党忠诚、可靠，又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由这样四部分人组成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像高效率的雷达，接受着来自远东各国的信息。

    远东书记处下分四个支部：中国支部、朝鲜支部、日本支部、蒙藏支部。

    每一个支部，都有这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参加。

    人数最多的是朝鲜支部。

    不言而喻，维经斯基被分配在中国支部工作。参加中国支部的还有马马耶夫、阿布拉姆松、库里莫夫、多比索夫、达维德维奇。

    中国支部的任务是解决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给中国共产党和俄共（布）提供情况，并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

    从中国回来的萨赫扬诺娃，转到了蒙藏支部工作。

    那位曾在广州工作过的佩尔林，则在情报部工作。情报部有几十名工作人员，工作最为忙碌。

    后来，达林被调到中国支部，负责中国的共青团工作。

    在中国支部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是谁呢？

    [1]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张太雷出现在伊尔库茨克

    1921年5月4日，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开幕式在伊尔库茨克举行。

    一位戴眼镜、梳分头的23岁中国小伙子，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在筹备大会时，他是朝鲜共产党成立大会的组织成员）。

    他用流畅的英语在大会上致祝词。他的第一句话，便非常清楚地点明了他的身份：“我很荣幸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大会上发言。”

    显然，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代表！

    他的祝词说：

    我们大家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击败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任务。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建立起同日本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1]

    这位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便是张太雷。他是与维经斯基一起从北京来到伊尔库茨克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任命了两位书记，负责中国部的工作，一位是张太雷，另一位便是维经斯基。

    张太雷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委派前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为第一个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尽管那时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各地成立小组的阶段，尚未开过全国代表大会，尚未选出中央机构，但是张太雷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代表，而且“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致祝词。

    张太雷，江苏武进人，原名张曾让，乳名泰来，取义于“否极泰来”。上小学时，校长马次立给他取了学名“张复”，取义于“复兴中华”。后来他改名太雷，取“泰来”谐音。此外，张太雷还用过“张春木”、“张椿年”这样的名字。

    张太雷8岁的时候，父亲便病逝了。靠着亲戚的接济，他艰难地在常州读完小学、中学。在中学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英语，跟赵世炎很相似。

    张太雷

    17岁那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法科预科。这样，他从常州来到了北京。不过，北京大学的学制长，家境贫寒的他难以维持。于是，才念了几个月，他便转往天津北洋大学法科学习。一边读书，一边在《华北明星报》做英文翻译。

    五四运动爆发时，张太雷是天津大学生中的活跃分子，担任天津学生评议会的评议长。他曾作为天津学生代表赴京请愿，跟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有了联系。他结识了李大钊，也结识了周恩来，开始从一般的进步青年转向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原本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过六年，所以跟张太雷有着许多共同的话题。

    张太雷还在北大结识了罗章龙，罗章龙介绍他认识了那位来自俄国海参崴的汉学家鲍立维教授。鲍立维刚来中国时，先是住在天津“特别一区”。这位教授跟俄共（布）有着许多联系。

    北京的华俄通讯社招聘工作人员，张太雷应征，为这家通讯社做些翻译工作，跟俄共（布）有了更多的联系。

    1920年4月，维经斯基率“记者团”来到北京。经鲍立维介绍，张太雷去北京拜晤了维经斯基。维经斯基用英语跟他交谈，非常欣赏这位风度潇洒、英语流利、精力充沛而又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青年。

    张太雷成了当时活跃的“三张”之一。不过，张国焘、张申府还只是奔忙于北京—上海之间，而张太雷则在天津—北京—上海之间频繁往返。

    张太雷所住的琉克斯旅馆

    1920年6月，已经在北洋大学毕业的张太雷赶往上海。在那里，他参与了陈独秀、维经斯基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当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他也参与其事。不久，他又来到北京，参与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并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回到天津，他筹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书记，起草了中国第一个团章：

    1.宗旨——研究和实现社会主义。

    2.方法——①帮助工人组织起来，并对工人进行教育工作；②调查工人的状况；③散发文献书籍；④基础的宣传鼓动；⑤组织讨论；⑥出版文献读物；⑦邀请名人演讲；⑧组织研究社会主义；⑨协助组织罢工。

    3.一切人，不分民族和身份，均可成为天津共青团团员：①学生；②工人和农民；③人力车夫；④铁路工人；⑤搬运工人；⑥店员；⑦士兵；⑧经大多数团员赞成的所有同情者。

    4.加入天津共青团组织需由两名或两名以上团员介绍。

    第3条中说到的“士兵”，由两人介绍可被吸收入团；而凡为“同情者”，须得大多数团员的同意才能被接纳。

    5.开除团籍——如果某个团员作出了危害其他团员的行动，或是发生了不道德的行为，那么，根据两名或两名以上团员的呈报，经大多数团员同意，他就要被开除出团。

    6.经费由团员自愿捐献。

    7.执行机构为书记处或各小组的代表、工人状况调查委员会、社会主义研究部。各部门负责人每月选举一次。

    8.会议时间——例会定为每星期一次。

    9.补充条款——修改本章程，需有三名团员提议，由全体大会通过。[2]

    1920年12月16日夜，张太雷兴奋地跟一位路过天津的朋友用常州话谈到深夜。

    这位朋友斯斯文文，一副金丝边框眼镜后闪烁着精明聪慧的目光。他跟张太雷有着同乡、同窗之谊，比张太雷小1岁。此时的他，初出茅庐，后来他的大名震撼中国——瞿秋白！

    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于1920年10月15日获得远东共和国派驻北京的使节优林的签证，获准前往苏俄采访，成为中国第一个访问红色苏俄的记者（日后他写了《赤都心史》）。

    常州三杰：瞿秋白（左）、张太雷（中）与恽代英（右）

    虽然后来瞿秋白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不过此时的瞿秋白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只是明显地倾向于共产党罢了。

    瞿秋白在天津逗留了两天，然后由张太雷送他登上北去的火车，经哈尔滨进入苏俄。真是无巧不成书，路过哈尔滨时，瞿秋白竟在那里遇上参加过共产国际“一大”、“二大”的刘绍周。当时，刘绍周随张斯麐代表团回来，正在哈尔滨。只是刘绍周竟不知道中国各地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以致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出席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一大”……

    送走了瞿秋白，过了1921年的春节（辛酉年正月初一为1921年2月8日），张太雷忽然接李大钊的通知，要他马上赶往北京。

    在北京饭店，张太雷见到了从广州回来的维经斯基。张太雷获知，经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李大钊商议，决定派他前往伊尔库茨克工作。

    于是，张太雷和维经斯基的“记者团”同行。这时，原先与维经斯基一起来华的俄共（布）党员杨明斋仍在上海，张太雷也就成了“记者团”离华时的翻译。

    [1]舒米亚茨基：《中国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革命的东方》1928年4、5期合刊，莫斯科出版。

    [2]舒米亚茨基：《中国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革命的东方》1928年4、5期合刊，莫斯科出版。

    共产国际“三大”在克里姆林宫举行

    莫斯科“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刊物《革命的东方》，在1928年第4、5期合刊中，发表1921年6月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一份报告中，其中有这么一段：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张太雷于1921年的春天到达了伊尔库茨克，为了与远东书记处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书记处指示他准备一个报告，并在即将于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提交出来……

    在《革命的东方》杂志披露的这份报告中，提及了一个名叫“杨和德”的中国共产党代表：

    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代表杨和德（译音）也来到了伊尔库茨克。这两个中国人[1]和远东书记处的代表举行了多次会议。会议的结果是决定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中国支部……

    张太雷和杨和德于1921年6月离开伊尔库茨克，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这位“杨和德”，又被译为“杨厚德”。在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回忆张太雷》一书第193页中，特地加了一条注释：“按俄文音译，应为杨厚德，旧译杨和德，系从英文转译。”

    不论怎么译，这位“杨和德”能够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被派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而且又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当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

    不过，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屈指可数，就连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也有名册可查。可是，查来查去，没有“杨和德”、“杨厚德”其人。

    其实，“杨和德”、“杨厚德”都只是音译罢了，他的准确的中文名字应为杨好德。

    那么，杨好德又是谁呢？

    杨明斋的本名叫杨好德！

    杨明斋本来作为俄共（布）党员派往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后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如今，又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被派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这完全合乎情理。确实，他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往伊尔库茨克最恰当的人选。

    杨明斋是在张太雷抵达伊尔库茨克之后到达那里的。

    在1921年3月29日，另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上海出发，单身一人前往莫斯科，他便是俞秀松。他的英语也不错。他是受少共国际的邀请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委托，到苏俄出席少共国际“二大”的。

    当年，共产国际“三大”和少共国际“二大”交错在莫斯科举行：

    共产国际“三大”于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在克里姆林宫的安德烈大厅里举行；

    少共国际“二大”于1921年7月9日至7月23日在莫斯科齐明歌剧院举行。

    代表也是互相交错的：张太雷既是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又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少共国际“二大”。

    俞秀松呢，既是少共国际“二大”的中国代表，同时也列席了共产国际“三大”。

    此外，杨明斋的一批学生，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过的学员，正好在这时来到莫斯科，在东方大学学习，也轮流列席了共产国际“三大”，其中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任作民、廖平化、胡士廉、任岳、卜士奇、彭述之、谢文锦、华林、曹靖华等。

    抵达莫斯科不久的瞿秋白，作为记者，也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他，他乡遇故知——张太雷。他向张太雷表示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太雷也答应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

    共产国际“三大”是一次气势磅礴、规模宏大的会议，当时苏俄已经击败了入侵者，结束了四年内战，踏上了胜利的阶梯。诚如共产国际的名誉主席列宁所说：“我们现在是第一次在这样的条件下开会：现在共产国际已经不只是一句口号，而真正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组织机构，它在各个最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有了自己的基础，真实的基础。”[2]也就是说，苏俄已经牢牢地站稳脚跟，从四年的围困之中解脱出来了。

    出席这届共产国际会议的有52个国家103个组织的605位代表，出席开幕式的多达5000多人。

    记者瞿秋白当时是这么写的：

    共产国际举行第三次大会开幕式。大剧院5000余座位都占得满满的，在台上四望，真是人海如潮，万头攒动。欣喜的气象，革命的热度已到百分。[3]

    大会由季诺维也夫主持。在他宣布开会之后，大厅里响起了嘹亮的《国际歌》歌声。歌声使人们记起1871年5月28日巴黎公社最后的一个堡垒——拉雪兹神甫公墓——被凡尔赛军队攻破时，那血流成河的壮烈的场景。受诗人鲍狄埃所写歌词的深深感染，瞿秋白首次把《国际歌》译成中文，后来在1923年，又经萧三转译，陈乔年配歌。那“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就一定要实现）的歌声，从此在中国四处传唱。

    列宁出现了，大厅里掌声雷动。瞿秋白是这么描述的：

    安德烈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堆站着人山。电气照相机开灯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般的鼓掌声所吞没……[4]

    瞿秋白还写道：

    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有一次在廊上相遇略谈几句，他指给我几篇东方问题材料，公事匆忙，略略道歉就散了。[5]

    在7月12日的共产国际“三大”闭幕式上，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作大会发言。由于发言者多，限定每位代表发言时间为五分钟。

    张太雷说：

    共产国际和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今后有必要对远东的运动更多地加以注视，不惜一切给予支援。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就是世界三个资本主义支柱之一的倒塌……目前，中国正面临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急需活动的时机。[6]

    张太雷最后说：

    在必然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看共产国际的支持如何而定了。[7]

    他高呼：

    世界革命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第一回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发言——虽然在共产国际“一大”时，有刘绍周、张永奎参加；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有刘绍周、安恩学列席，但出席“一大”，刘绍周、张永奎所代表的是“旅俄华工联合会”，出席“二大”，刘绍周、安恩学代表的是“俄国共产党华员局”。

    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三大”闭幕式上的讲话稿

    在如此庄重、宏大的会议上，却不见那位在共产国际“二大”上被选为执行委员的马林。

    马林哪里去了呢？

    如同本书第一章所描述的，他成了出现在奥地利的神秘人物。他在那里转往中国，执行列宁交给他的任务——帮助中国正式建立共产党……

    [1]另一个即指张太雷。

    [2]《列宁全集》第32卷，第156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3]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第22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第22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第22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6]《“一大”前后》第3册，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7]《“一大”前后》第3册，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密探监视着来到上海的马林

    1921年4月，马林这个来头不小的“赤色分子”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又获释之后，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

    马林离开维也纳南下，登轮船经过地中海，通过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印度洋，朝东进发——他走的是一条与维经斯基、张太雷、杨明斋、俞秀松、瞿秋白不同的路线。维经斯基他们走的是上海—北京—哈尔滨—满洲里—赤塔，然后沿西伯利亚大铁道，经伊尔库茨克、鄂木斯克、秋明，抵达莫斯科。这条陆路，不知多少俄共（布）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来来往往，人称“红色丝绸之路”。

    马林与众不同。他不是俄共（布）党员。他是在1920年8月，直接受命于列宁的。他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而维经斯基来华时是俄共（布）的代表。作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马林的职务远远高于维经斯基。

    由于种种耽搁，马林在1921年4月动身来华。他实际上是在继续维经斯基离华之后尚未完成的工作，然而，他与维经斯基却未曾遇面，彼此之间没有交接。他甚至没有去过伊尔库茨克。

    马林来华是列宁向共产国际推荐的。列宁在推荐书上写道：斯内夫利特（即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去中国，他的任务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同时，责成他与中国、日本、朝鲜、东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建立联系，并报告它们的社会政治情况。

    列宁推荐书的内容，原是马林来华之后，在1922年5、6月间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的。这份报告共13页，是用德文写成的。当时马林在荷兰，当他把报告寄往莫斯科时，荷兰中央情报所截获了这一邮件。如今，这一文件保存于荷兰司法部档案处。在这份报告里，马林详细写及他在中国的一系列活动……

    正因为马林早已引起注意，所以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

    尽管如此，马林在路过新加坡时，还是秘密会见了正在那里的印尼共产党人巴尔斯和达尔索诺。

    马林尚在途中，荷兰驻印尼总督府一等秘书便于5月17日、5月26日、5月28日三度致函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密报马林行踪，并寄去了马林的照片。荷兰外交大臣也于5月18日致函荷兰驻华公使，要求公使“将荷兰危险的革命宣传鼓动者出现在远东的情况通报中国政府”。

    最为详尽的，要算是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在1921年5月30日致荷兰驻华公使的信：

    不久前，荷属东印度政府电告，谓被从殖民属地驱逐出境的共产党人斯内夫利特已乘“英斯布鲁克”号汽轮（又名“阿奎利亚”号）从新加坡来上海。稍后几日，其同党和支持者巴尔斯亦偕妻动身来沪……

    “英斯布鲁克”号将于6月初抵沪……

    此间，我已将他们即将来沪一事通知各捕房。

    鉴于我认为目前尚无理由对此三人立即采取行动，而应首先弄清他们的行动计划是否属实，因此我已请各有关捕房采取必要的措施，对他们保持监视。[1]

    也就在这一天，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致函上海工部局，通报了斯内夫利特和巴尔斯这两名“共产党人”正在前往上海，并要求务必“密切注意他们的行动”。他还同时“通知中国警察界和公共租界捕房”。

    6月3日，意大利的“阿奎利亚”号轮船徐徐驶入黄浦江。马林刚刚踏上上海码头，密探的眼睛便盯上了他。

    现存于档案之中的上海法租界工部局致荷兰驻上海总领事信，第124号，1921年6月17日，G类156（所有G类材料统属荷兰外交部文件），总号2349，清楚地记载着马林的行踪：

    斯内夫利特乘意大利船阿奎利亚号到达上海，住在南京路东方饭店，化名安德烈森。[2]

    这“东方饭店”，实际上就是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旅社。维经斯基一行刚抵上海之际，也下榻于此。

    马林下榻于大东旅社32号房间。翌日，他化名“安德烈森”，前往荷兰驻沪总领事馆办理手续，声称自己的职业是“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社记者”。不过，当他与中国人交往时，则用了一个中国化名——“倪公卿”。

    马林的同事、印尼共产党人巴尔斯偕其17岁的爪哇妻子，也住进了大东旅社。巴尔斯化名“达姆龙”。

    荷兰驻华公使在1921年7月1日致荷兰外交大臣的信中，这样透露巴尔斯夫妇的行踪：

    巴氏夫妇于6月10日离开上海前往哈尔滨，拟赴西伯利亚。荷属东印度政府已请我驻上海代理总领事监视其乘火车去哈尔滨的行踪，日本当局负责监视他们去西伯利亚的情况。

    也就在这封信中，荷兰驻华公使清楚地点明了马林的身份：

    我通知了中国政府：斯内夫利特系由莫斯科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委派前来远东进行革命煽动的……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注视马林的一举一动。档案中所存信件还表明，就连在印尼三宝珑的马林的妻子也受到监视，马林与妻子的通信被逐封拆查，以求从中获得关于马林的情报……

    有不少书籍是说马林先抵北京——

    例一，《包惠僧回忆录》：

    1921年6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负责人张国焘同马林等到上海与临时中央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商谈发展党的工作问题，并决定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3]

    例二，《李大钊传》：

    “一大”前夕，共产国际派马林和李克诺斯基为代表，来到中国。他们也是先到北京，大钊同志同他们进行了交谈，并委派邓中夏同志陪同他们去上海。[4]

    邓中夏

    实际上，现存的上海法租界密探对马林的监视记录是准确的，即马林是在1921年6月3日乘“阿奎利亚号”抵达上海。[5]在这方面，倒是密探“帮助”了历史学家！马林从南方坐海船来华，确实也只可能先抵达上海，而不可能先到北京。

    同样，在那“G类”档案，亦即荷兰外交部的文件中，还有密探们关于马林行踪的跟踪记载：

    斯内夫利特于1921年7月14日离开南京路东方饭店，住进麦根路32号公寓。

    麦根路，即今上海石门二路，与北京西路交叉。张国焘也曾回忆说，他去拜访过马林，当时马林“寄居在爱文义路一个德国人的家里”。爱文义路，即今北京西路。张国焘的回忆与密探当时的记录相符。

    G类档案中还记载：

    9月底，他到汇山路[6]俄国人里亚赞诺夫（Рязанов）家居住。在这个地方一直住到1921年12月10日。

    汇山路，即今上海霍山路。霍山路在离市中心较远的杨树浦。大抵马林为了躲避密探的监视，特地住到了僻远的霍山路，却仍在密探的监视之中！

    倒是应当“感谢”密探们，把马林在上海的行踪查得如此清楚、准确，并记录在案，以至为笔者在多年后写《红色的起点》省掉了很多考证的时间！

    [1]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2]以下“G类”档案文献均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3]《包惠僧回忆录》，第2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李大钊传》，第11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有人误译为“威赛德路”。

    尼科尔斯基之谜终于揭开

    马林刚到上海，便和先期抵沪的弗兰姆堡接上了关系。

    弗兰姆堡（Fremberg），又译为福罗姆别尔，在1920年1月奉派来华。他本来在俄共（布）西伯利亚地区委员会东方民族部情报局工作，这次来华，不是共产国际派出的，而是由工会国际联合会驻赤塔远东书记处代表斯穆尔基斯派出的。工会国际联合会诞生于1920年7月15日，由苏俄以及西班牙、意大利等许多国家的工会代表在莫斯科开会而成立的。后来，在1921年7月，以工会国际联合会为基础，成立了红色工会国际（又译赤色职工国际）。它与少共国际一样，受共产国际指导，主要从事红色工会的领导工作。弗兰姆堡来到上海，便与维经斯基接头。因此，马林找到了弗兰姆堡，就得到了有关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种种情报。

    与马林同时抵达上海的，还有一位名叫尼科尔斯基的俄国人。

    尼科尔斯基后来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然而，多少年来，这位尼科尔斯基一直是个谜——在中国共产党“一大”的15位出席者之中，唯独找不到他的照片，也查不到他的身世，甚至就连他当时是以什么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也众说纷纭。

    多少年来，这个谜未能揭开。

    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各种各样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著作，凡是涉及尼科尔斯基，总是寥寥数句，语焉不详，而且各唱各的调。

    包惠僧是把尼科尔斯基当作“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如前文已经引述的“1921年6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李克诺斯基为代表，先到北京”。

    此处的“李克诺斯基”，亦即尼科尔斯基。

    在张国焘的回忆录中，提及一段李达告诉他的话：

    他[1]又提到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罗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是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责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

    这就是说，尼科尔斯基（即尼科罗夫斯基）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而且是马林的“助手”。

    刘仁静在《回忆党的“一大”》中，只提到一句：

    另一个尼科尔斯基，是俄国人，搞职工运动的。他不懂英语，马林讲话，是我替他做翻译的。

    这么说来，尼科尔斯基是“搞职工运动的”。

    至于周佛海，对尼科尔斯基毫无印象，以至在《往矣集》中把尼科尔斯基错记为维经斯基（即吴庭斯基）：

    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马林和吴庭斯基也出席。

    在有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文献中，能够找到的关于尼科尔斯基的记载，也就是以上这点东鳞西爪。

    正因为这样，在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简明词典》中，关于尼科尔斯基（即尼柯尔斯基）的条目，只有这么几句话：

    〔尼柯尔斯基〕（Ликонσский）又称李克诺斯基，俄国人，1921年6月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到上海，与马林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同时又执行了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同年12月离华回国。

    没有写及生卒年月，没有道明他来华之前及来华之后的经历——不是作者的疏忽，而是实在不知道。这一条目可以说是囊括了在1987年时所有关于尼科尔斯基的信息。

    为什么这么多年未能揭开尼科尔斯基之谜？不少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以为，“尼科尔斯基”极可能是一个临时使用的化名，诚如马林有着一打以上的化名一样。倘若按照“乐文松”或者“安德烈森”之类化名去查找，也很难查明马林的身世。

    尼科尔斯基画像

    不过，多少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怀念尼科尔斯基——因为他毕竟是曾经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位国际友人——希冀有朝一日知道他的身世，以及他后来的下落。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一直在寻觅着尼科尔斯基——因为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15个人之中，唯有他成了未知数“×”。

    不过，这个“×”，终于在不久前解开了……

    1986年5月21日中午，两位中国女性飞抵荷兰。其中一位54岁，名叫杨云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精熟英语；另一位比她小5岁，名叫李玉贞，精熟俄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多年。这两位中国女专家在荷兰汉学家班国瑞先生的帮助下，埋头于荷兰皇家科学院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查阅了一大堆特殊的档案。

    中国的学者是在1984年跟荷兰莱顿大学当代政治学研究者安东尼赛奇的交谈中，得知荷兰存有一批马林档案的。

    这一信息很快传进杨云若、李玉贞的耳朵里。在荷兰学者的帮助下，她俩决定前往那里，查阅马林档案。

    马林是荷兰人，在1942年去世。他的夫人后来也去世。他的女儿、女婿把马林所有来往信件、文稿、遗物整理出来，再把荷兰的警方原先监视马林所留下的记录——时光冲淡了隐秘，原本属于绝密的保险柜中的东西，如今可以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收集在一起，也就形成了“马林档案”。

    中国的两位女性是为着研究马林而去的。在一大堆档案中，查到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她们甚至看到了1921年12月发给马林的孙中山“大本营出入证”。

    在这些文件中，英文的文件由杨云若来查看，俄文的文件由李玉贞来查看，而德文的文件则请班国瑞协助翻译。

    在马林档案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些涉及尼科尔斯基的内容。马林一份手稿中写道：

    1921年6月，（远东）书记处派尼科尔斯基到上海工作，我也同时到达那里。

    这表明，尼科尔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出的，并非红色工会国际的代表。

    马林还写道：

    和尼科尔斯基同在上海期间，我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我从来不独自工作，以避免发生组织上的混乱。

    这清楚表明，尼科尔斯基绝非马林的“助手”，他俩是由共产国际的不同部门派出的。虽然马林的职务比他高，但马林“只局限于帮助他执行书记处交给他的任务”。

    还有一段话，也颇重要：

    尼科尔斯基同志从伊尔库茨克接到的指令中说，党[2]的会议必须有他参加。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不愿有这种监护关系。

    这表明，尼科尔斯基所执行的是来自伊尔库茨克的指令——他的确是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所派出并直接受那里领导的。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寻觅尼科尔斯基的同时，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专家们也在研究这个谜一样的人物。

    1987年，一位名叫斯维廖夫的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工作人员，前来中国人民大学，在李良志副教授指导下进修。斯维廖夫告知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苏联方面已经找到了有关尼科尔斯基的档案。

    1988年，当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卡尔图诺娃博士来华访问时，李玉贞向她问及尼科尔斯基的情况，卡尔图诺娃证实确已找到不少关于尼科尔斯基的材料——是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的档案中查到的。

    果真，1989年第2期苏联《远东问题》杂志，发表了卡尔图诺娃的论文《一个被遗忘的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人》，首次披露了尼科尔斯基的身世。这篇论文是颇有价值的，只是标题不甚确切，因为尼科尔斯基在中国不是“被遗忘”，而是多年寻觅未得——也许在苏联，他由于蒙冤遭错杀而把他遗忘了。

    1989年7、8期合刊《党史研究资料》发表了李玉贞的《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尼科尔斯基》一文，依据卡尔图诺娃的论文，在中国首次介绍了尼科尔斯基的身世：

    尼科尔斯基，原名涅伊曼-尼科尔斯基·符拉季米尔·阿勃拉莫维奇，即贝尔格·维克多·亚历山德罗维奇，生于1898年，卒于1943年。1921年加入俄共（布），曾在赤塔商学院读完三年级的课程。1919～1920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的部队服役，1921年在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此时曾用名瓦西里和瓦西里耶夫。1921～1925年在中国东北工作，1926年从哈巴罗夫斯克到赤塔。1938年被捕并受到诬陷说他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五年后（1943年）被错杀。后得到平反昭雪。

    至此，尼科尔斯基之谜总算揭开。当然，这只是开始，还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

    这么看来，尼科尔斯基倒是他的本名，并非化名。他前来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时，只有23岁，而且刚刚加入俄共（布），是个当了两年兵的大学生，又不大会讲英语。正是因为这样，他言语不多，像是马林的“助手”一般，所以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虽然如此，尼科尔斯基毕竟直接与伊尔库茨克保持联系，按照伊尔库茨克的指令行事，就这一点而言，这位23岁的小伙子担负着很重要的使命。

    [1]指李达。

    [2]指中国共产党。

    “二李”发出了召开“一大”的通知

    上海南京路永安公司的屋顶花园名叫“天韵楼”，是个夏日的好去处。晚风徐徐，灯光淡淡，或谈情说爱，或洽谈生意，那里自由自在。只是那里收费颇高，要么洋人，要么“高等华人”，才会在这高高的花园里饮茶聊天。

    住在永安公司楼上大东旅社的马林，自知可能有密探在暗中监视他，因此与人约会，几乎不请入房间，而是在华灯初上，约会于楼顶的花园。

    有时，需要在白天约会，他总是选择人流如潮、热闹非凡的“大世界”或“新世界”，与人见面。

    马林通过弗兰姆堡，跟尼科尔斯基建立了联系。然后，又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李达以及李汉俊这“二李”秘密见面。

    “二李”都能讲英语，李汉俊还会讲德语，他俩往往与马林长谈，唯尼科尔斯基因语言不通，在一旁默默无语。

    马林听了“二李”的汇报，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以便正式成立全国性的组织。如李达后来所回忆的：

    6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7月1日开幕……[1]

    马林拿出了带来的经费，每一位代表发给路费100银元，回去时再给50银元。

    会议决定在上海召开——因为上海当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中心。

    代表名额按地区分配，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并不考虑这一地区党员人数的多寡，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共七个地区。至于法国，由于路途遥远，信件往返及代表赶来已经来不及，所以未发邀请信。

    邀请信由“二李”分头去写。

    在不少中国共产党党史著作中，写及马林、尼科尔斯基与“二李”商谈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时，都说张太雷在场（包括有关张太雷的传记中也是这样写的）。查其根据，乃出自张国焘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

    他[2]的英语说得相当流利，故李汉俊派他做马林的助手。马林与李汉俊、李达会面时，都由他在场任翻译。这位生长在上海附近的漂亮青年，有善于交际的海派作风……

    笔者以为，张国焘的回忆可能有误：张太雷当马林的翻译，是在1921年8月，即张太雷出席共产国际“三大”之后，从苏俄回到上海的那段时间。张国焘错把8月份的印象写入6月份的事。

    据档案记载：张太雷于1921年5月4日在伊尔库茨克出席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5月7日还在大会发了言。接着，6月22日至7月12日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

    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是在6月3日抵沪的。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出席了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之后，倘若马上动身回沪，是可能与马林、尼科尔斯基会面的。但是，会面之后，又参加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讨论，起码在6月10日才可离沪。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他无论如何不可能在6月22日赶到莫斯科——因为从上海到赤塔大约要十天，从赤塔到伊尔库茨克要四天，从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约半个月，总共约需一个月！也就是说，他即便6月3日一到上海，马上与马林、尼科尔斯基见了一面，翌日就动身去莫斯科，也来不及！何况，6月22日是大会开幕式，他总得提早几天到达，那就更不可能在6月上旬回到上海。

    张国焘的回忆录是在1971年写的，时隔半个世纪，把8月的事记成6月的事是很可能的。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悼念张太雷的文章是在1928年发表的，他曾与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共过事。他的文章没有提及张太雷在5、6月间曾回国一次，而是说：“1921年6月，张太雷同志与杨厚德（即杨明斋）一起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另外，查阅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其他代表的种种回忆文章，也未见到写张太雷5、6月间在上海。

    信、汇款，由“二李”分别寄出之后，各地的小组商议派出代表。

    〔北京〕

    罗章龙如此回忆——

    1921年暑期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次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于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会上未作更多的准备工作，刘仁静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会后才到上海的。[3]

    2007年8月4日，本书作者叶永烈在武汉访问罗星元

    罗章龙之孙女罗星元则曾这样记述罗章龙的回忆——

    1921年中共“一大”前夕，我爷爷接到上海中央的通知要他去上海参加“一大”会。可是他那时在北方领导工人运动，工作非常忙，竟然脱不开身。他拿着中央召开“一大”会的通知找到刘仁静，说让刘仁静代替他去，因为刘仁静当时的主要工作是任英语翻译。这就是爷爷为什么没有出席“一大”会的原因。刘仁静生前曾将以上情况告诉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但我不知道刘仁静是口述还是写成了书面的回忆。[4]

    刘仁静如此回忆——

    1921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李大钊、陈德荣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前是否征求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5]

    李大钊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深为后来世人所关注。关于这个问题，刘仁静如此回答：

    李大钊先生当时没有参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估计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脱；另一方面，当时我们北京小组开会研究谁去上海出席“一大”，也没有推选他。[6]

    张国焘则说：

    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7]

    〔长沙〕

    毛泽东跟斯诺谈话时，曾提及一句：

    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8]。[9]

    在谢觉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中，则有这么一行字：

    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召。

    据谢觉哉所写，“〇〇〇〇〇”即“共产主义者”。当时生怕暴露秘密，画圈代意。

    何叔衡早逝，没有留下回忆文章。

    〔武汉〕

    董必武在1937年接受尼姆·韦尔斯的采访时说：

    我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湖北省派陈潭秋和我。[10]

    陈潭秋在1936年说：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董必武同志和我。[11]

    〔济南〕

    王尽美、邓恩铭早逝，没有留下回忆文章。

    〔广州〕

    包惠僧说：

    此时，陈独秀及我都在广州，接到临时中央的信，要陈独秀回上海，要广州区派两个代表出席会议。陈独秀因为职务离不开，即召集我们开会，决定推选我同陈公博代表广州区。[12]

    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全会后就可以回去。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13]

    陈公博说：

    上海利用着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选举了我出席……[14]

    〔日本〕

    施存统说：

    日本小组还只有两个人，即我和周佛海。我们两人互相担任党代会的代表，最后由周出席（因为周已多年未回国）。[15]

    周佛海说：

    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凑巧是暑假中，我便回到上海。[16]

    包惠僧的回忆，似乎与施存统稍有不同：

    这一次代表的分配是以地区为标准，不是以党员的数量为标准，东京只有周佛海、施存统，原来邀请的也是两个代表，因为施存统没有回国，所以只有周佛海一个人出席。[17]

    〔上海〕

    出席的代表是“二李”。自陈独秀去广州，上海小组的书记开始由李汉俊代理，后改由李达代理。

    李达在1954年2月23日写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负责同志的信中，讲述了这一过程：

    （1920年）11月间，书记陈独秀应孙中山[18]之邀，前往广东做教育厅长，书记的职务交李汉俊代理。不久，威丁斯克[19]也回到莫斯科[20]去了。后来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往来通信，谈到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问题，两人意见发生冲突（陈主张中央集权、李主张地方分权），愤而辞去代理书记的职务，交由李达代理书记。

    除了“二李”之外，照理，陈望道应是上海的代表。陈望道不仅负责《新青年》编辑工作，而且上海小组的重要事情总是由“二李”、陈望道和杨明斋商量决定。此时，杨明斋去了伊尔库茨克。虽然规定每个地区选两名代表，而会议是在上海召开，上海即使出席三名代表也不妨。

    据李达回忆：

    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他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21]

    陈独秀还以为这一主意是陈望道出的，迁怒于陈望道。如《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25卷《陈望道》一文中所披露：

    陈望道生前曾多次对人谈起，他曾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因会前他已与陈独秀发生争执，故未去参加。

    [1]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汇编》（二），第1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指张太雷。

    [3]《回忆李大钊》，第4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这一资料是罗章龙孙女罗星元读了《红色的起点》第一版之后，于1991年10月抄寄笔者的）。

    [4]引自罗星元1991年11月14日致笔者信。

    [5]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20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20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7]《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21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8]指何叔衡。

    [9]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3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10]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29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1]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共产国际》1936年第7卷，第4、5期合刊。

    [12]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第2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3]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第368～36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4]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41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5]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16]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1942年版。

    [17]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第2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8]应为陈炯明。

    [19]即维经斯基。

    [20]应为伊尔库茨克。

    [21]李达：《李达自传》，《“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5位代表聚首上海

    来了！来了！

    从北方，从南方，从东边的日本，从西边的武汉，中国共产党代表们朝上海进发（有人认为这年3月间开过一次代表会议，未得到确证）。

    这是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有史以来的头一回大聚会，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红色的起点。

    头一个来到上海的，是坐着火车前来的张国焘，他“因须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所以最先到达。他自云“5月中旬”抵沪，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在6月3日才来沪，经过开会筹划、寄信以及北京小组讨论，他来沪的时间估计在6月下旬。

    张国焘在路过济南时，曾在那里逗留了一天。王尽美、邓恩铭约了济南八个党员和他会面，一起在大明湖划船、聚谈。

    张国焘已经到上海来过几趟，很熟悉，所以一到上海，便直奔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拜访了李达。

    在张国焘的记忆屏幕上，“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接着，张国焘来到本书序章中所着重描述过的那幢著名的房子——望志路106号。当时，李汉俊已从三益里迁入这里。

    张国焘如此形容李汉俊：“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但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他热诚地欢迎我的先期到达，认为很多事在通信中说不清楚，现在可以当面商讨。”

    张国焘从“二李”那里，迅速地察觉“二李”与马林之间的关系不那么融洽。

    张国焘这么回忆：

    马林曾向他声称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并毫不客气地向他要工作报告。他拒绝了马林的要求，理由是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甚么可报告的。马林又问他要工作计划和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将予经济的支持。他觉得马林这些话过于唐突，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而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他向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

    张国焘从李汉俊那里，也听到了类似的意见。

    “二李”性格耿直，怎么想便怎么说，怎么说便怎么做，于是与马林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分歧，有几次差一点吵了起来。

    张国焘从“二李”那里知道了马林和他们会谈的内容。于是，他来到南京路大东旅社，在屋顶花园跟马林会面。

    在张国焘记忆中，马林的性格是非常鲜明的，与维经斯基和颜悦色、为人随和恰恰相反：

    马林给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犟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

    难怪，如此倔强的马林，会与直来直去的“二李”弄僵了关系。

    张国焘虽然比“二李”小七岁，但是显得圆滑乖巧，他既与马林很谈得来，又与“二李”很亲密。这样，他往来于马林与“二李”之间，成为双方的协调人。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原是由“二李”负责。这么一来，张国焘插了进来，反客为主，把筹备工作的主导权抓在手里。此后，中国共产党“一大”由张国焘主持，其中的缘由便在这里。

    北京的另一名代表刘仁静比张国焘晚些天抵达上海。他先是和邓中夏一起从北京去到南京，7月2日至4日，在南京出席了“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因为这个学会是在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的，所以选择7月1日这一天召开年会（刘仁静未赶上开幕式）。这样，他俩大约在7月6日左右到达上海。

    据谢觉哉日记所载，毛泽东和“何胡子”是1921年6月29日午后6时离开长沙，坐船到武汉，再转长江轮船，抵达上海的，时间大致上跟刘仁静差不多。

    陈潭秋和留着小胡子的董必武一起在武汉登上长江轮船，顺着东流水，驶往上海。

    王尽美和邓恩铭自从与张国焘作了一日谈之后，一起相约动身，登上南去的火车，前往上海。

    不久，周佛海也登上海轮，从日本鹿儿岛前往上海。

    姗姗来迟的是广州的代表。不论是马林、尼科尔斯基，还是上海的“二李”，都期望陈独秀前来上海。一封封信催，还发去几回电报，陈独秀仍然不来。

    于是，包惠僧从广州坐了海船，于7月20日直抵上海。

    陈公博没有和包惠僧同行，他最晚一个抵沪（周佛海何时抵沪，现无法查证。考虑到日本路途较远，他也可能晚于陈公博抵沪）——他带着新婚的妻子李励庄，于7月14日启程，从广州到香港，登上邮轮，7月21日来到上海。

    来了，来了，15位代表终于汇聚于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

    关于这15位代表，在“文革”中往往以“毛泽东等”一语代替。后来曾改成“毛泽东、董必武等”。尔后，又改为“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等”。如今，常见的提法是以城市为序，即：“上海李达、李汉俊，北京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毛泽东、何叔衡，武汉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广州陈公博、包惠僧，日本周佛海，共产国际马林、尼科尔斯基”。这样以城市为序的排名法，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再三斟酌而排定的。

    另外，“中国共产党‘一大’15位代表”，往往被写成“中国共产党‘一大’15位出席者”。

    “出席者”与“代表”之间，存在着概念的差异。原因在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引起争议——包惠僧是武汉小组的成员，而武汉已有董必武、陈潭秋两位代表；倘若说他是广州小组代表，而他当时是1921年5月由上海派往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的，不是广州小组成员。也有人以为，广州代表原本是陈独秀，而陈独秀来不了，指派包惠僧去，因此他是“陈独秀的代表”！为了避免争议，改成“中国共产党‘一大’15位出席者”，则比较周全——不论怎么说，包惠僧总是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是一位“出席者”！

    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过去所依据的是毛泽东1969年在中国共产党“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12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

    毛泽东的话，一言九鼎。由于毛泽东说出席中共“一大”只有12名代表，没有把包惠僧列为代表之一，因此中共党史界便依据毛泽东的话，不把包惠僧算作中共“一大”代表。

    细细追究起来，那“出席者”之说，最初也源于毛泽东。

    毛泽东在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这么说及中共“一大”：

    在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会议中，除我之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余的出席会议的人物中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一共是12个人。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包惠僧列为中共“一大”的“出席者”。但是，可能当时毛泽东的回忆有误，把中共“一大”的出席者说成是“12个”。

    长期以来，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他的话富有影响。中共党史研究者们依据毛泽东的话，长期以来这么说：中共“一大”的“代表”是12人，“出席者”是13人。其中是“出席者”但不是“代表”的是包惠僧（当然，这里没有把马林和尼科尔斯基计算在内）。

    随着尼科尔斯基照片的发现，中共“一大”15位出席者的照片终于“大团圆”

    其实，包惠僧的身份，算是广州小组代表也可以。因为他是由广州小组推选、由陈独秀提名的。也有人主张包惠僧可以算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

    不论怎么说，如今包惠僧的代表身份日益得到确认。“13人代表”之说，已经日渐被中共党史界所接受。

    除了这13人代表得以普遍确认之外，不久前又发现了两位未曾正式到会的代表。这两位代表，一位来自南京，一位来自徐州。在1920年至1921年，南京和徐州都已先后建立了中共党组织，所以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夕，也都收到了出席大会的通知。南京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也派出了一名代表。徐州的代表叫陈亚峰，南京的代表一说是郭青杰，一说是刘真如。陈亚峰从徐州来到南京，与南京代表一起来到上海。只是他们受无政府主义影响颇深，不愿受党的纪律的约束，没有出席大会。

    笔者绕开种种关于“代表”和“出席者”的争议以及关于代表排名的先后次序的争议，在这里排出一张以年龄（出生年月）为序的代表名单，年长者在先，年轻者在后（同年出生者从出生月份先后排序）：

    这是一次年轻的会议！

    在代表之中，最为年长的“何胡子”不过45岁，最为年轻的刘仁静只有19岁。30岁以下的有10位，占三分之二！

    15位代表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正巧等于毛泽东的年龄！

    这是一群热血青年，为着一个主义——共产主义，为着一个学说——马克思学说，汇聚在一起了！

    令人惊讶的是，除去两位国际代表之外，在13个中国人当中，湖北籍的占5位，湖南籍的占4位，“两湖”相加占9位！

    在13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中，北京大学正式学生占3位——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加上曾在北大工作的毛泽东、曾在北京大学短期学习过的包惠僧，则是5位。另外，“南陈北李”两位都是北大教授。

    在13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之中，曾经留学日本的有4位——董必武、李汉俊、李达、周佛海。同时，“南陈北李”两位也都曾留学日本。

    在13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之外，其实还有若干位完全应当进入代表之列而因种种原因未来的：

    陈独秀——当然代表；

    李大钊——当然代表；

    杨明斋——在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

    张太雷——在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

    陈望道——与陈独秀产生分歧而没有出席；

    施存统——应该来而没有回国。

    另外，在法国的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因路远联系不便而未能回国出席。

    “北大暑假旅行团”住进博文女校

    1921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子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

    这是1936年第7卷第4、5期合刊《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开头一段。篇名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作者陈潭秋。

    此文用俄文发表。当时，作者在苏联莫斯科，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而作。

    这是早期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纪念文章，颇有史料价值。但是，此文在解放后才被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发现，译成中文，刊载于《党史研究资料》。为了译成“7月下半月”还是“6月底”，译者颇费了一番工夫——因为当时流传甚广的说法是7月1日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

    陈潭秋文章中提及的那“九个临时寓客”，据称是“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

    其实，这个“旅行团”如陈潭秋所写的：“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

    那“九个临时寓客”，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包惠僧刚到上海那天，是住在老渔阳里2号，后来，张国焘叫他搬到了博文女校。

    张国焘常去博文女校，有时也睡在那里，但他在上海还另有住处。

    “二李”住在上海自己家中，陈公博带着太太来，住在大东旅社。

    博文女校虽说是学校，其实不大，相当于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房子，坐落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后改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这是一幢青红砖相间的二层房子，典雅大方，屋里红漆地板。这所学校不过百把个学生。

    博文女校怎么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的“招待所”呢？

    原来，“二李”都与这所学校校长颇熟。

    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1917年，黄绍兰来上海，担任博文女校校长，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董事长。黄绍兰的丈夫黄侃，字季刚，是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

    黄绍兰、黄侃都是湖北人，与李汉俊有着同乡之谊。

    李汉俊的嫂嫂——李书城的续弦薛文淑——当时便是博文女校的学生，李书城、李汉俊都与黄绍兰校长相熟。博文女校离望志路李公馆不过一站路而已。

    李达的那位个子娇小的妻子王会悟，当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而徐宗汉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李达也与黄绍兰认识。

    中共“一大”代表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名义住在博文女校

    黄绍兰的家，也住在博文女校里。时值暑假，学校空着。当黄绍兰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一口就答应下来——这不光因为黄绍兰与“二李”有友谊，而且她的丈夫也是北大的。

    “旅行团”陆陆续续到达了。董必武先在湖北善后公会住了些日子。毛泽东在博文女校住了几天之后，看样子代表们一下子还到不齐，便到杭州、南京跑了一圈。直到陈公博抵沪，那“九个临时寓客”才都住进博文女校。

    据包惠僧回忆：

    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邓中夏同志到重庆参加暑期讲习会，路过上海也在这间住了几天。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所睡的一个单人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之外，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

    付了两个月的租金，只住了二十天左右……交房租是我同黄兆兰[1]校长接洽的。在暑假中仅有一个学生，房子很多，学校里没有什么人，很清静。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2]

    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在上海博文女校的住处

    就在最后一位代表陈公博来到上海的翌日，即7月22日，在博文女校楼上开过一次碰头会——包惠僧说“像是预备会”，而陈潭秋则称之为“开幕式”。

    包惠僧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在大会开会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间房子内商量过一次（像是预备会）。并不是全体代表都参加，我记得李汉俊、张国焘、李达、刘仁静、陈潭秋、周佛海和我都参加了，其余的人我记不清楚。李达把王会悟也带来了，我们在里间开会，她坐在外间的凉台上。

    陈潭秋则在他1936年发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写道：

    7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

    [1]应为黄绍兰。

    [2]包惠僧：《包惠僧回忆》，第31～3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查清中共“一大”开幕之日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就人的记忆力而论，最弱的是数字记忆，其中包括对电话号码、门牌号、编号以及日期的记忆。

    也正因为人们对日期的记忆最弱，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日期曾成为历史之谜。

    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1921年召开的，众多的当事者对年份倒是记得清楚的。至于是哪个月召开的，记忆开始模糊。而究竟是哪一天开的，则完全陷入了记忆的死角之中。

    除了记忆之误以外，中国人当时习惯于阴历，更加重了这个历史之谜的复杂性。

    毛泽东在1936年对斯诺说：“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毛泽东所说的“5月”，很可能指的是阴历。

    董必武在1937年则对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说：“1921年7月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张国焘在1953年写道：“1921年5月我遇见毛，那时他被邀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第一次会议……”

    至于陈潭秋在1936年那篇用俄文发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不论译成“6月底”或“7月下半月”、“7月下旬”，总是表明在7月之后才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一大”。

    中国共产党日益壮大，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也就提到日程上来。陈潭秋的文章，便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而作的。可是，说不清一个具体的日期，毕竟给纪念活动带来困难。

    “这样吧，就用7月的头一天作为纪念日。”1938年5月，当越来越多的人向当时在延安的两位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询问党的生日时，毛泽东跟董必武商量之后，定下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

    不久，毛泽东在5月26日至6月3日召开的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演讲《论持久战》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的一周年。

    在如今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所收《论持久战》没有这句话，开头的话是“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7月7日，快要到了”，但在1938年7月1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第43、44期合刊上，仍可查到毛泽东确定7月1日是建党纪念日的那句话。

    1940年在重庆出版、由许涤新和乔冠华主编的《群众》周刊第4卷第18卷期，发表了社论《庆祝中国共产党19周年纪念》。社会论指出：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9周年纪念日。

    1941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战4周年纪念指示》，第一次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肯定了“七一”为中国共产党诞辰：

    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20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4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1]

    从此，7月1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每年“七一”，各地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

    1960年，当韦慕庭见到那尘封已久的陈公博在1924年写的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时，感到十分困惑。韦慕庭写道：

    现在中国共产党把7月1日作为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该党建立的日子来纪念。但对这次大会实际上何时举行来说，这是很不可靠的。有的说是5月，有的说是7月。陈公博写他的论文时，仅在他参加了这次大会的两年半以后，他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0日在上海举行。”

    韦慕庭为陈公博的论文写了长长的绪言，其中专门写了《大会的日期》一节，引用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台湾，还有英国、美国、苏联各种文献，对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日期进行了一番详尽的考证。韦慕庭得出结论，认为陈公博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在1921年7月20日开始，到7月30日结束，“近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起止日期”。

    只是“近乎”而已。至于精确的日期，这位美国的教授无法确定。

    韦慕庭的绪言在美国发表，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者们并不知道韦慕庭的考证。

    北京。革命博物馆。馆员李俊臣在工作之余，正在那里通读《新青年》。

    1961年，当李俊臣读着《新青年》第9卷第3号时，对其中陈公博发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产生了很大兴趣。

    虽说此文是1921年8月的文章，发表已经四十年，不知有多少人读过它，可是，文中的“密码”，一直没有被破译。当李俊臣读此文时，才辨出文中的“暗语”。

    陈公博在文中写道：

    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去年我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假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7月14日起程赴沪……

    乍一看，这只不过是一篇普通的旅游见闻罢了，四十年来谁都这么以为。然而，李俊臣却联想到中国共产党“一大”，顿时眼前一亮：

    那“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之类，纯属遮目掩耳之语，而“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那“学社”是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那句“结束我未完的手续”，分明是指他赴沪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

    此文记述了“我和两个外国教授去访一个朋友”。那“两个外国教授”被侦探“误认”为“俄国共产党”——其实指的便是马林和尼科尔斯基！至于那位被访的朋友，文中说是“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中有“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这“李先生”不就是李汉俊吗？

    李俊臣不由得拍案叫绝，此文正是一篇最早的有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回忆文章，是陈公博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刚刚结束时写的！只是因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不便点明中国共产党“一大”，这才拐弯抹角，故意指桑为槐。不过，文章毕竟记述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一些重要史实。由于此文写于中国共产党“一大”刚刚结束之际，可以排除那种时隔多年的记忆错误。

    李俊臣当时在自己的读书笔记中写道：“我认为，这是一篇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重要参考资料，颇具史料价值。”

    这篇文章表明，陈公博离开广州的日期是7月14日，抵沪是7月21日。抵沪的翌日，与两位“外国教授”见面，即7月22日。如此这般，可以推知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日期在7月22日或稍后……

    李俊臣在革命博物馆的讨论会上，谈了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引起很多同行的兴趣。

    当然，也有人提出异议，因为第9卷第3号的《新青年》标明“广州1921年7月1日发行”，所载文章怎么可能是记述在7月1日之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呢？

    不过，考证了当时《新青年》的出版情况，误期是经常的，这期《新青年》实际是在8月才印行，也就排除了这一异议。

    之后，人们又从共产国际的档案中，查到了一篇极为重要的用俄文写成的题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章，只是作者没有署名。文中提及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指共产主义小组）“去年”成立，而且还记述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经过，这表明此文是1921年下半年写的。从文章中谈及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这样的语气来看，作者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极可能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甚至，这是一份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的报告。

    这份报告开头部分，就很明确点出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时间：

    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现在共有6个小组，有53个党员。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这里，非常清楚地点出了“7月23日”这个日子。报告是在1921年下半年写的，对于“7月23日”不会有记忆上的错误。

    不过，仔细推敲一下，又产生了新的疑问：因为代表们“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并不一定意味着大会在当天开幕。

    陈公博是7月21日抵沪的。很可能，在7月23日抵沪的是周佛海——因为当时上海与日本之间通信靠船运，从日本来沪也只能坐船，颇费时日。何况，他不在东京，而在交通不甚便利的鹿儿岛。

    不过，这份报告表明，中国共产党“一大”开幕之日绝不可能早于7月23日。

    详细探讨这一重要课题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的邵维正。他在198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

    邵维正的论文，从三个方面加以考证，即：（一）从代表行踪来看。（二）从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来看。（三）从当时的文字记载来看。

    他的论文最后推定：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1921年7月23日开幕的。

    1971年8月4日，董必武在谈到中国共产党“一大”时曾说：“7月1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哪个说得到的。”[2]

    邵维正的论文解决了这一历史悬案，受到了胡乔木的赞许，并荣立了二等功。

    当时，《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为邵维正的论文，加了如下编者按：

    本文作者依据国内外大量史料，并亲自进行了多次访问，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作了深入研究和考证。此文以确凿的第一手资料和有说服力的分析，论证“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13人，从而解决了有关“一大”的两个长期未解决的疑难问题。

    关于邵维正的最重要的论证，本书将在后面述及。

    不过，现在虽然已经查清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1921年7月23日开幕的，但是考虑到多年来已经习惯于在“七一”纪念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因此有关庆祝活动仍照旧在“七一”举行。

    [1]邵维正：《“七一”的由来》，《“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2]《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36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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