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奇”和新民学会

    其实，早在张国焘、张申府这“二张”来敲上海老渔阳里2号的黑漆大门之前，一位瘦长的湖南青年便已到那里拜访了陈独秀。

    这位27岁，来自湖南韶山的精明能干的年轻人，便是毛泽东。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已经结识陈独秀。

    毛泽东在结束北京图书馆的工作之后，返回湖南途中，曾于1919年初来过上海。

    这一回，是他第二次来上海。那是他另一次去北京之后，返回长沙，在1920年5月5日路过上海。

    与陈独秀的谈话，给了毛泽东深深的启迪。毛泽东曾与斯诺这么谈及：

    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

    1938年由复社出版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

    那时候的毛泽东，确实处于一生的“关键性”时期，他的思想正在处于根本性的转折之中。

    就在这次去北京之前，他尚处于困惑之中，如他自己所言，是“睡在鼓里”：

    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2]

    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的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3]

    外边各处的人，好多也和我一样未曾研究、一样地睡在鼓里，很是可叹。[4]

    早年的毛泽东，同学们给他取了个雅号，曰“毛奇”。毛奇——（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1800.10.26～1891.4.24），普鲁士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总参谋长。当年，毛奇和首相俾斯麦、国防大臣罗恩成为普鲁士帝国的三巨头。这位毛元帅，在1870年普法战争的色当一役中，使法兰西第二帝国覆灭而名震欧洲。同学们称毛泽东为“毛奇”，不光因为毛泽东才智过人，有毛奇那样勃勃雄心，而且为人也如毛奇那样沉默寡言、严肃庄重。

    毛泽东的早年密友、诗人萧三的哥哥萧瑜（又名萧旭东、萧子升）曾回忆说，他在一个小格子里能写两个字，而毛泽东写两个字则起码占三个格子。毛泽东那奔放不羁的字，那充满豪情、“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激扬诗句，都表明他是一位壮志凌云、气宇不凡的热血青年。

    不过，他也有不如那位毛奇元帅之处。毛奇精通七国语言，而囿于湖南乡下闭塞环境中的他，谙熟中国古文，却不懂外语。这样，他无法像李汉俊、李达、张国焘、刘仁静那样从大量外文书刊中钻研马克思主义学说，只能阅读在当时如凤毛麟角般稀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译本。然而，他一旦读到了，很快就理解了，很快就成为自己思想的指南。

    “睡在鼓里”的他，在第二次去北京时，读到了三本使他顿开茅塞的书。他是这样描述的：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5]

    这三本书，引起毛泽东思想上的根本转变。只是他的回忆中稍稍有一点误差，那本《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他不是在北京读到的，而是他来上海之后或回到长沙之后——可能性最大是在上海——读到的。因为他在上海度过了近两个月——1920年5月5日抵达，7月7日离开。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一般都以为是1920年8月出版，因为初版本上印着这一出版年月。但是鲁迅却在1920年6月26日便已“得译者陈望道寄赠《共产党宣言》”。[6]毛泽东在上海拜访过陈独秀，结识了陈望道，因此他在上海得到《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可能性极大。

    那三本书，以及跟陈独秀的谈话，促使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从鼓里睡醒了。他的理解力，远远超过他同时代的那些精通外文的青年们——尽管他只能读到极有限的中译本。

    如毛泽东所言：

    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7]

    毛泽东跟陈独秀会面，除了“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之外，还“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8]

    毛泽东是一位组织家。早在他22岁油印、张贴“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时，就想团结、组织一班志同道合者。

    1918年4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家中，邀集一群好友开会，创建了“新民学会”。

    那天出席集会的有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萧瑜、萧三（即萧子暲）、张昆弟、罗章龙、陈启民等12人。

    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

    萧瑜被推举为总干事，毛泽东、陈启民为干事。

    萧瑜如此回忆道：

    我清晰记得我完成拟定学会规章的那个春日。拟定出的规章有七条，都非常简明。毛泽东读完后，未作任何评论。然后我们又把我们决定是第一批会员的每个人的优点重新核实了一番，我们一致以为他们都是合格的。他们共有10人，再加上我们2人，学会共有12名首批成员。凭着我们年轻人的那股热情，我们自称是12个“圣人”，肩负时代的使命！我们也以为彼此之间是兄弟，有着共同的抱负与理想，有着相互的尊重与友爱。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在第一师范的一个教室里（实际上是在蔡和森的家里），我们12个人聚在一起，十分庄严地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我把印好的新民学会规章分给每个人并征求他们的意见、疑问和评论，但没有什么新的意见提出。于是每个人又交了一点会费，我被推选为第一任总干事。我们决定不设会长一职，会议就结束了。新民学会就这样宣告诞生了。尽管没有什么演说，但我们12人之间已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我们献身运动的雄心和热情有了新的动力。我们都意识到，从现在起，我们的肩上担负了新的责任。

    1920年5月8日，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合影。左七为毛泽东

    毛泽东在会上一句话也没说。我们都清楚我们的目的和会员应该做的事情，主张每个成员都应以切合实际的作风行事，而不应空谈高论。学会中只有一个喜欢为讲话而讲话者，那便是陈昌，此人以发表冗长演说闻名。我们这位同学来自浏阳，与我偶然相识，于是成为好友，可即使是他，也没有在新民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陈昌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组织者之一，1930年2月在长沙就义。

    新民学会成立以后，大约每月举行一次会议。尽管不是什么秘密聚会，我们仍尽量少为人注意……[9]

    这个新民学会，1920年发展到拥有七八十名会员。

    尽管新民学会还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但后来其中很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骨干。

    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之后，他跟陈独秀谈及的组织“改造湖南联盟”未曾实现，倒是在1920年8月1日组织了湖南“文化书社”。在一篇名为《文化书社缘起》的文章中，作者曾一语道明书社的宗旨：

    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民新研究的材料。[10]

    文化书社经理为易礼容，“特别会员”为毛泽东。此外，聘请了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等为“信用介绍”。

    文化书社在湖南销售《新青年》每期2000册，《劳动界》每期5000册，还销售《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唯物史观解说》等马克思主义著作。

    刚刚创办了文化书社，毛泽东又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以研究关于俄罗斯之一切事情为主旨”。

    1920年9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消息，作如下报道：

    湖〔湘〕人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于本月16日开会，推举正式干事，姜咏洪总干事，毛泽东书记干事，彭璜会计干事，并推彭君驻会接洽一切。

    [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2～133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2]《毛泽东致周世钊信》（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4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3]《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4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4]《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6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5]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6]王观泉：《鲁迅年谱》，第4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7]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1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8]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0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9]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

    [10]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24日。

    蔡和森从法国给毛泽东写来长信

    就在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成立的那天——1920年9月16日——在法国蒙达尼男子中学，一位黄皮肤、黑眼珠的25岁小伙子，正伏案用中文写一封长信。

    他身材颀长，门牙突出，有着一头浓黑发亮的头发、一双敏锐的眼睛。他是毛泽东的密友，此刻正在给毛泽东写信。此信竟长达八千余字！

    他的这封长信，后来被毛泽东编印在《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里，这才得以传世。这封信非同一般，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一篇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蔡和森

    他是湖南湘乡县人，出生于上海，名叫蔡和森，是一个不苟言笑而又意志坚强的人。

    蔡和森又名蔡林彬，常使人误以为姓蔡名林彬，其实他复姓“蔡林”而名彬。倘若追根溯源，他原本姓林——他的九世祖姓林，因过继给姓蔡的舅父为子，改为复姓“蔡林”。后来他以蔡和森闻名于世，人们也就以为他姓蔡了。

    蔡家世代经营“永丰辣酱”，颇有名气，只是到了蔡和森的父亲蔡蓉峰手里，家道日衰，“永丰辣酱”易主。[1]

    蔡和森有二兄、二姐、一妹。那妹妹个头虽比他矮了一截，可是性格却跟他一样倔强。他的妹妹亦是中国共产党名人，叫蔡畅，中国女杰也。蔡畅后来成为李富春夫人，中国妇女联合会主任。

    多子女，家中入不敷出，蔡和森的童年是清苦的。他很小就开始学徒，直到16岁，才得以进入小学。

    读书后，他发奋求学，连连跳级。18岁那年，他“跳”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为毛泽东的挚友。当年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师杨昌济视毛、蔡二君为他最为得意的门生。

    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时，蔡和森是最积极的支持者。正因为这样，新民学会的成立会是在蔡和森家里举行的。

    1918年6月，蔡和森赴京，住在杨昌济家，商议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他从北京给毛泽东去信，于是，毛泽东率罗章龙、李维汉等人从长沙赴京。

    1919年12月，蔡和森终于从上海坐船奔赴法国，同行的有他的母亲葛兰英、妹妹蔡畅以及蔡畅的同事向警予——蔡畅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时，向警予也在那里执教。在船上，蔡和森与向警予朝夕相处，产生了爱慕之情。

    到了法国，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曾写道：“我与警予有一种恋爱上的结合，另印有小册子，过日奉寄……开首一年不活动，专把法文弄清，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2]

    蔡和森“猛看猛译”法文马克思主义著作，豁然开朗。在1920年8月13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信，极为明确地提出要在中国组织共产党。

    现将此信摘录如下：

    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它），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木斯哥万国共产党[3]是去年3月成立的，今年7月15日开第二次大会，到会代表三十多国。中国、高丽（朝鲜）亦各到代表二人，土耳其、印度各有代表五人。据昨日报，土耳其共产党业已成立。英国于本月1日亦成立共产党。法社会党拟改名共产党。现在第二国际党已解体，脱离出来者都加入新国际党，就是木斯哥万国共产党。我意中国于两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现在内地组织此事须秘密。乌合之众不行，离开工业界不行。中产阶级文化运动者不行（除非他变）……[4]

    如此旗帜鲜明地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蔡和森的见解比他许多同时代的进步青年大大超前。就在他写此信之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刚刚诞生。

    他在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中，又一次明确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

    我认为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组织的步骤：（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格地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我以（为）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5]

    蔡和森的这封长信，由萧瑜带回中国，毛泽东直至1920年底才收到。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复函蔡和森道：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为“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陈仲甫所为）。[6]

    [1]《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蔡和森致毛泽东》（1920年5月28日），《共产主义小组》，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3]即莫斯科共产国际。

    [4]《“一大”前后》第1册，第128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一大”前后》第1册，第13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一大”前后》第1册，第16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何胡子是一条牛”

    蔡和森写给毛泽东的信末，总有一句“叔衡、惇元、殷柏、启民、章甫，均此”。

    列在第一名的“叔衡”，亦即何叔衡。他留着八字胡，人称“何胡子”。

    “何胡子”年长毛泽东17岁，在新民学会之中岁数最大。他，1876年5月27日（清光绪二年五月初五）生于湖南宁乡。在湖南，流传有“男子要五不得五（午）”的说法，而这个孩子的生辰中有两个“五”，在堂兄弟之中又排行第五，仿佛命里注定将来前途无量，所以，尽管家境贫寒，家中还是挤出一点钱财供他上学。

    何叔衡

    何叔衡在26岁那年考中秀才，不过，他不愿在衙门中做事，便在家乡当起私塾教师。

    何叔衡是一位思想解放的秀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不久，“11月4日，他还专程回到家里，动员父亲、兄弟和邻居剪掉辫子。1913年他到长沙后，又曾连续三次写信回家，要全家女人放脚。这一年暑假，他回到家里，看到都未放脚，便风趣地说，看来只动嘴动笔不行，还得要动手动刀才能解决问题。接着，他搜拢一石灰篓子的裹脚布和尖脚鞋，拿了菜刀，搬出木凳，在地坪里当场砍烂，终于迫使全家裹脚的女人都放了脚”。[1]

    何叔衡又是一位上进心极强的秀才，自知四书五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已经37岁的人，居然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跟那些十几岁、二十来岁的青年坐在一条板凳上，当学生，听新学。不久，他转入湖南第一师范，在那里与毛泽东相识。友谊超越了年龄，共同的思想，使“何胡子”跟毛泽东相知日深。

    本来，照年龄，何叔衡比毛泽东大了一辈（他甚至比陈独秀还大3岁），而做起事情来，何叔衡往往是毛泽东的助手。何叔衡称道毛泽东“后生可畏”。

    何叔衡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之后，在长沙楚怡学校任教。

    1917年暑假，“何胡子”回到宁乡县杓子冲家中度假。毛泽东和萧瑜扮做“乞丐”，从长沙出发，徒步旅行，曾到“何胡子”家做“不速之客”。萧瑜在《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一书中，曾详细描述此事：

    那天，毛泽东和他从宁乡县城步行了140里，走到“何胡子”家已是半夜。他们兴奋地敲打大门，高喊：“何胡子！何胡子！赶快起来，让我们进去！”这一喊，惊动了“何胡子”全家，他的父亲、夫人、弟弟、弟媳、侄子，全都起床了。

    知道毛泽东和萧瑜化装“乞丐”漫游湖南，何叔衡道：“你们真是两个奇怪的家伙，你们做的事真乃怪哉也！”

    虽然毛、萧已吃过晚饭，何叔衡仍以酒招待。经过这半夜惊扰，翌日何家仍破晓早起，如同往常一般。

    毛、萧参观了何家的猪圈，见到三百多斤重浑身雪白的肥猪，大为惊讶。萧瑜回忆说：

    开阔的大菜园里长满了鲜美的蔬菜；园中整齐清洁，一根杂草也没有，这尤其使我们惊叹。当我向何老先生提到这点时，他很是高兴，并用书呆子口吻摇头晃脑地说：“杂草有如人品低劣、心术不正之徒，一定要铲除之，其对秀美之菜蔬危害也，大矣乎，君子乎，圣人乎！”

    何胡子由衷地笑起来了：“你们看我父亲的古文怎么样？不错吧？有其父必有其子！”[2]

    何叔衡之家是“耕读之家”，他的父亲、兄弟、妻子务农，他在省城当教书匠。

    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彼此相互影响着，当毛泽东、蔡和森转向马克思主义，何叔衡亦转向马克思主义。

    1920年底，毛泽东收到萧瑜转来的蔡和森在法国所写的长信。1921年初，1月2日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聚会。尽管大雪弥漫，会员仍有10多人到场，在会上，由毛泽东宣读了蔡和森的长信。

    当时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十分逼真地勾画出毛—蔡—何—新民学会的关系：

    讨论方法问题：

    “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

    首由毛润之（毛泽东字润之）报告巴黎方面蔡和森君的提议。并云，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社会政策；

    2.社会民主主义；

    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于是依次发言（此时陈启民到会）。

    何叔衡：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毛润之：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3]

    由以上记录可见毛、蔡、何见解的统一。在他们三人影响下，新民学会十二人“赞成波尔失委克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未决定者”及赞成其他主义的六人。

    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之后，陈独秀曾致函毛泽东，建议在湖南也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毛泽东把新民学会中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会员，组织成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员最初六人，后来发展到十人，其中骨干为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此外，据回忆，还有贺民荡、萧铮、陈子博、夏曦、彭平之等。

    20世纪20年代初，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曾在船山学社进行活动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如此回忆道：

    苏联共产党是由小组到联邦的，就是说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到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经根据地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不多。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大”召开时，毛泽东在代表证的入党时间一栏内，写上“1920年”。这清楚表明，毛泽东把加入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认定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时。

    何叔衡确实成了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毛泽东不在长沙时，小组领导事务委托何叔衡主持。

    毛泽东对何叔衡作过如下评语：

    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4]

    据何叔衡自己说，则有一句如此之言：

    润之说我不能谋而能断，这话是道着了。[5]

    另外，毛泽东还说过：

    叔翁办事，可当大局。非学问之人，乃做事之人。[6]

    毛泽东以上三句评语，大体上描画出何叔衡的特色。

    [1]《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萧瑜：《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

    [3]《“一大”前后》第1册，第39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5]谢觉哉：《忆叔衡同志》，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5月8日。

    [6]《不屈的共产党人》，第8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湖北出了个董必武

    洞庭湖之南的湖南在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洞庭湖之北的湖北也在筹建之中——他们称作“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湖北的共产党领袖人物是董必武。他是中国共产党“五老”之一。这“五老”是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

    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号璧伍，必武本是他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时的化名，后来竟以此名传世。

    董必武出生在中国一个不平凡的县——湖北黄安县。那儿本是大别山东段的穷地方，然而，“穷则思变”，那里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本营”：不仅出了董必武和李先念两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而且出了233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这样，黄安县后来也就改名为“红安县”。

    董必武17岁那年中了秀才，28岁时东渡日本，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在那里，他见到了孙中山，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1919年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他曾回忆见到孙中山的情景：

    先生……指示中国的出路，唯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特别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气短，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提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1]

    董必武从孙中山麾下转到马克思旗下，最初是受了李汉俊的影响。

    董、李本不相识。

    1918年3月，董必武担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秘书，参与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1919年1月27日夜，蔡济民突遭靖国军唐克明部队枪杀。董必武赶往上海，向正在上海的孙中山报告事件经过。

    董必武来到上海时，正巧，湖北省善后公会在上海成立，租了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路南的一处房子作为会址，并请董必武和张国恩主持会务。这样，董必武便在霞飞路渔阳里住了下来。

    董必武

    张国恩也是湖北黄安人，跟董必武一起赴日留学，一起加入中华革命党，是董必武的好友。

    他们一起住在善后公会。斜对面路北住的也是一位湖北人，名叫詹大悲。詹大悲与董必武早就相熟，他曾在1912年任国民党汉口交通部部长，后来亡命日本，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经詹大悲介绍，董必武结识了詹家的一位邻居。那位邻居也是湖北人，刚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归来，跟董必武一见如故。此人便是李汉俊。

    李汉俊跟董必武谈苏俄，谈列宁，谈马克思主义，借给他日文版的《资本论入门》以及考茨基的著作，最终使董必武从三民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诚如董必武自己所说：

    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2]

    董必武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之路。回到武汉，他和张国恩等人商议办学，培养人才。

    他们设法筹集资金，董必武还把身上的皮袍脱下典当，以作办学经费。

    经过四方奔走，终于在湖北省教育会西北角、涵三宫街南面的一条小巷里办起了私立武汉中学校。这所中学后来成为湖北的红色据点，该校英语教员陈潭秋成了董必武的密友。

    [1]董必武：《回忆第一次谒见孙中山先生》，《新华日报》（武汉版）1938年3月20日。

    [2]《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369～37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陈潭秋、包惠僧加入武汉小组

    董必武如此回忆他跟陈潭秋的交往：

    我第一次见到陈潭秋是1919年夏天……刚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英语部毕业的潭秋来上海参观，经他同班同学倪则天的介绍，我们见了面。由于志同道合，我们一见如故，在上海期间，相互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畅谈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同时商定用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1]

    陈潭秋的原名叫陈澄，据云是取“要澄清这混浊世界”之意，潭秋是他的字，不过，如今人们都习惯于称他陈潭秋。

    陈潭秋比董必武整整小10岁，湖北黄冈县陈宅楼人。他的祖父曾是清朝举人，但他的父亲是个农民。他兄弟姐妹十个，他排行第七。

    陈潭秋起初在黄冈上小学，16岁时考入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来到武昌，20岁时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介绍他和董必武认识的倪则天，便是他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倪则天是湖北黄安人，跟董必武同乡。

    陈潭秋在1919年夏天去上海，是因为在五四运动中他是武汉的活跃分子，当武汉派出学生参观团前往上海时，他是参观团的成员之一。

    回到武汉后，董必武筹办武汉中学，陈潭秋跟他志同道合，而且刚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也就参加了筹办工作，并担任英语教师，兼任第一届乙班班主任。

    1920年夏，董必武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他一看那熟悉的笔迹，就知道是李汉俊写来的。

    李汉俊告诉他，上海已经成立了“小组”，希望武汉也建立起“小组”来。

    董必武看罢信，便找陈潭秋商议。陈潭秋当即赞成，愿与董必武一起着手建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两个人建立一个小组，当然太小，董必武建议把张国恩吸收进来，陈潭秋则提及了包惠僧。

    张国恩跟董必武同乡、同学、同去日本、同入中华革命党，在上海又同与李汉俊相识，理所当然，他是很合适的可供考虑的对象。

    当时，张国恩担任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监、律师，与董必武过从甚密。经董必武一说，马上答应参加“小组”。

    陈潭秋

    陈潭秋提及的包惠僧，是他的同乡——湖北黄冈包家畈人。包惠僧原名包道亨，又名包悔生、包一德、包一宇，曾化名鲍怀琛，用过笔名栖梧老人、亦愚。

    包惠僧又是陈潭秋的校友——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只是比陈潭秋高几级。他于1917年毕业之后，在武昌教了半年书便失业了。爱好活动的他，索性摆脱了课堂的束缚，去当自由自在的新闻记者。他担任了《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的外勤记者，四处活动。他到了上海，到了广州，到了北京，使他眼界大开，了解了中国的社会现状。

    1920年2月上旬，陈独秀光临武汉之际，这位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跑去采访。这次采访，深刻地影响了包惠僧。

    包惠僧是这么回忆的：

    我以记者的身份专程到文华书院访问了陈独秀，我是抱着崇敬的心情去见他的。见面后我告诉他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毕业后因找不到工作当了记者。他说当记者也好，能为社会服务。后来我们谈了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反封建，婚姻自由（当时有许多女学生同我谈论婚姻自由问题）等问题。陈独秀是汉学专家，他的汉学不在章太炎之下。我还向陈独秀请教学汉学的门路。他指导我读书，讲了做人做事的道理。这次我们谈了个把钟头，分手时我表示惜别，不知以后什么时候再见面。他说以后还有再见面的机会。他来去匆匆，在武汉时间不长就到上海[2]去了。走之前我又去见了他一次。我是为了采访新闻去找他的，没想到后来我和他交往这么多。他关照我不要写文章向外发表我们的谈话……[3]

    跟陈独秀两次匆忙的谈话，使包惠僧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这样，他在跟陈潭秋见面时，也常常谈论这些问题。当陈潭秋邀他加入“小组”，他一口答应下来。

    就在李汉俊来信不久，有客自上海来。

    来者名唤刘伯垂，又名刘芬，是湖北鄂城县人氏。刘伯垂在清朝末年时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科。他在日本时便与陈独秀结识，友情颇笃。

    刘伯垂是同盟会的老会员，曾在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担任高等审判厅厅长。1920年秋，他从广州途经上海回湖北。在上海，刘伯垂拜访了老朋友陈独秀，陈独秀吸收他参加了共产党。

    包惠僧

    1920年，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曾在多公祠5号进行活动

    陈独秀交给刘伯垂一项任务：回湖北时，找董必武联系，在那里建立共产党组织。

    “对了，你还可以吸收郑凯卿加入共产党。”陈独秀特别关照刘伯垂道。

    郑凯卿，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此人既没有留过洋，也没有读过多少书，是一位失业工人，后来在武汉昙花林文华书院当校工。

    1920年2月上旬，陈独秀到武汉时，住在文华书院，便由郑凯卿照料他的生活。短短四天，陈独秀跟郑凯卿相处甚为融洽。陈独秀把革命的道理讲给郑凯卿听，郑凯卿很快就明白了。

    刘伯垂坐船从上海来到了武汉，约董必武在一家小茶馆见面，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

    几天之后，吃过晚饭，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应约来到了武昌抚院街张国恩律师事务所。那里也是董必武借寓之处。

    刘伯垂来了，带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文件，传达了陈独秀关于在武汉建立“小组”的意见。

    这是一次秘密会议，由刘伯垂主持。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叫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后来叫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就在这天建立，大家推举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

    刘伯垂在“老虎窝”旁边——湖北省警察厅背后——的武汉多公祠5号挂起了“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牌子。那里，成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们经常聚会之处，而“老虎”们居然没有发觉这眼皮底下的红色目标。

    一个多月，这个“小组”增加了两名成员：

    一位叫越子健，又名云诩，董必武的同乡，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据云是董必武介绍的。

    另一位叫赵子骏，是武汉的青年工人，由郑凯卿介绍加入小组。

    张国恩由于律师事务忙碌，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兴趣，在小组成立三个月后声明退出。

    在1921年春，又有刘子通、黄负生加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这两个人曾创办《武汉星期评论》，都是湖北黄冈人——陈潭秋的同乡。

    李汉俊在1920年冬曾由上海回鄂探亲，途经武昌时，曾与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们见面，向他们讲解过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学说。

    另外，维经斯基的秘书马马耶夫和他的妻子马马耶娃，还有北京大学的那位“中国通”鲍立维，曾访问过武汉，都住在张国恩律师事务所里。马马耶夫本来想以教英文作掩护帮助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开展工作，无奈三位高鼻碧眼的外国人，在外国人不多的武汉毕竟是太惹人注意了。他们只是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利群书社参观了一番，不得不离开那里。

    [1]《董老忆潭秋》，《楚晖》第1期，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陈独秀回北京后经天津再去上海。

    [3]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包惠僧回忆录》，第36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山东的“王大耳”

    共产主义之火，也在山东点燃。

    山东虽是中国旧文化发源地，但讲到现在的新文化，却是幼稚得很。别的不用说，单就专门学校而论，还是被一班贩卖日本古董的客商在那里专利，很带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色彩。

    从去年10月间，省议会议员王乐平组织了一个齐鲁通信社，附设卖书部，专以贩卖各项杂志及新出版物为营生。通信社虽以人的问题未能十分发达，卖书部却是一月比一月有进步，头一个月仅卖五六十元的书，到最近每天平均总可卖十块钱。卖书部创设的本意，固然非以营利为目的，但营业扩充，即是证明山东学界想着研究新文化的也很有进步……

    这则题为《山东新文化与齐鲁书社》的报道，发表于1920年10月7日的北京《晨报》。这表明孔子的故乡，也飘起了新文化的旗帜。

    这位在山东举起新文化大旗的王乐平先生，是中华革命党党员。在五四运动中，他是山东的活跃人物，曾作为山东省议会的代表前往上海，吁请上海各界支援山东人民的斗争——因为五四运动的斗争焦点之一，便是要求从日本手中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

    王乐平在他住宅的外院创办了齐鲁书社，推销《新青年》《每周评论》《资本论入门》《唯物辩证法》《俄国革命史》等，在山东播撒马克思主义种子。

    王乐平

    王乐平在赴京时跟陈独秀相识，彼此间开始通信联系，当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曾致函王乐平，约他在山东组织共产党。

    王乐平虽说是进步的开明人士，却不愿加入共产党，更不愿出面组织山东共产党，于是把此事转交给了他的远亲、同乡王尽美。

    王尽美是山东莒县大北杏村人氏（今属诸城县枳沟镇），年纪比王乐平小得多，出生于1898年。他原名王瑞俊，字灼斋，天生一对大耳朵，得了个雅号“王大耳”。毛泽东在1949年曾这样谈及王尽美：

    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条，说话沉着大方，很有口才，大伙都亲热地叫他“王大耳”……[1]

    其实，“王大耳”在20岁之前，耳朵里听见的只是一个小小村子里的声音。这位佃农的儿子从小在依山傍水的大北杏村长大，12岁进了私塾，一边种田，一边学点文化，17岁便与李姓女子成婚。倘若他安于那小小的世界的话，可以在那祖祖辈辈生活的小村子里过一辈子男耕女织的生活。

    然而，望着滔滔潍河水，望着葱葱乔有山（即南岭）树木，他心潮起伏，赋诗言志：

    沉浮谁主问苍茫，

    古往今来一战场。

    潍水泥沙挟入海，

    铮铮乔有看沧桑。

    在20岁那年，他终于告别故乡热土，告别老母贤妻，前往省城济南，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范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还免费供应食宿。

    他来到了一个大世界，他的“大耳朵”听到了时代的呼声，听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呐喊。

    进校才一年，正遇五四运动，他成了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成了山东省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同时跟王乐平有了密切的来往。

    不久，他来到更大的世界——北京。在那里，他知道了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迅速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之下，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通讯会员。

    王尽美，又写作王烬美

    罗章龙曾这样追溯往事：

    早在1919年下半年以后，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后期，我们北京国立八个院校的学生会和外省的学生会建立了联系。起初我负责做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工作，山东的学生会经常有人来北京联系。我们北京大学学生会也经常派人去上海和南方，因为济南是沪京往来的必经之地，因此常中途在济南停留。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同山东学生会的代表王尽美同志认识的。那时候，我们北京学生会的办公处设在校本部，王尽美同志为联系学生会的工作曾多次到西斋来找我。1920年3月，以北京大学为主，由国立八个院校联合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王尽美同志又来到了北京。我领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教室、学生宿舍等处转转看看，还去看了一些外面来旁听的学生，同时，向他介绍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

    在北京念书的学生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是北京的会员，在北京以外各省市念书的学生或工人被吸收入会的叫作通讯会员……王尽美同志对这些都很感兴趣，他登记作为通讯会员加入了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那时我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书记，他回去之后经常和我通信联系，交换刊物……[2]

    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讯会员，使王尽美的思想发生了跃变，最终成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于是，在济南内贡院墙根街济南教育会那里，居然挂出了一块非同凡响的大木牌，上书：“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挂出这牌子的时间大约是1920年9月光景，创建这个研究会的主角是王尽美。参加者最初十来人，后来发展到五十余人，其中的积极分子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邓恩铭、育英中学的国文教师王翔千。

    王翔千比王尽美年长十岁，原名王鸣球，山东诸城人。王翔千跟王尽美也有一点亲戚关系——王翔千妻子的姑母是王尽美的婶母——所以他们早就相识。

    王翔千肄业于北京译学馆，但古文底子颇好，擅长诗词歌赋。受他的影响，王翔千的弟弟王象午也加入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王翔千的女儿王辩（后来改名黄秀珍），也很早加入中国共产党。

    就在陈独秀给王乐平去函，希望他在山东组织共产党的时候，李大钊从北京派来当时北京《劳动者》编辑陈为人找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商议如何在山东建立共产党。可见，“南陈北李”都关注着山东。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召开了欢迎陈为人的茶话会，陈为人在会上介绍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

    在“南陈北李”的帮助下，1921年初，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秘密成立。最初的成员除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外，据查考，可能还包括王复元、王象午、王用章、贾乃甫等人。

    [1]王乃征、王乃恩：《怀念我们的父亲》，《王尽美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罗章龙：《我对山东建党初期情况的回忆》，《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水族青年邓恩铭

    下大雨，

    涨大河，

    大水淹到白岩脚，

    掩住龙脑壳，

    鲤鱼虾子跑不脱。

    这首儿歌的作者，便是邓恩铭——王尽美的亲密战友。

    邓恩铭比王尽美小三岁，生于1901年1月5日（《辞海》1979年版“邓恩铭”条目，曾误为1900年生，到《辞海》2002年版时才纠正。邓恩铭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冬月十五，换算为公历即1901年1月5日），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最年轻的党员之一。

    邓恩铭不仅年轻，而且是水族人。他出生在贵州省荔波县水族聚居村寨水浦村的板本寨，那里离荔波县城大约二十公里。

    水族是中国人数甚少的少数民族，到1990年，中国的水族只有34万多人，聚居于贵州三都、荔波、榕江、从江、都匀、独山一带和广西北部毗邻地区。水族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

    “水家的山歌唱不完，夜连夜来天连天。”邓恩铭从小说水族话，唱水族山歌。他的奶奶是水族歌手，教他学会一支又一支水族山歌：

    邓恩铭

    砍柴一刀刀，

    担柴一挑挑。

    谁知一餐饭，

    多少眼泪抛。

    如此朗朗上口的水族山歌，绝不亚于唐朝诗人李绅的诗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邓恩铭从小在这些水族山歌的熏陶下，懂得人世间最质朴的爱与憎。

    邓恩铭出生在医生之家，祖父邓锦庭、父亲邓国琮都以行医为业。邓恩铭原名邓恩明，字仲尧，6岁时进私塾，16岁时入荔泉书院。

    识字知书之后，他写起山歌来：

    种田之人吃不饱，

    纺纱之人穿不好，

    坐轿之人唱高调，

    抬轿之人满地跑。

    据《邓恩铭烈士专集》[1]查证，这是邓恩铭15岁时的作品。可见，当时这位水族少年的爱憎已很鲜明。

    16岁那年，邓恩铭的命运发生了变化，他走出了世世代代生活的村寨，作千里远行。那是他的二叔黄泽沛热情来信，邀他到山东济南上学，他便与叔母、堂弟一起，经香港、上海，抵达济南。

    黄泽沛，清朝进士，后来到山东当县官。他其实姓邓，他的父亲邓锦臣与邓恩铭的祖父邓锦庭是亲兄弟，由于他过继给姑母家，于是改姓黄。邓恩铭到了他家，也取了个黄姓名字，叫“黄伯云”。

    离开水族村寨时，邓恩铭赋诗言志：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业不成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间到处是青山。

    邓恩铭在1917年10月抵达济南，便进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这是山东的名牌中学，在这里读书，邓恩铭知识猛进，眼界大开。

    进入省立一中一年多之后，五四运动山呼海啸般爆发，山东成了全国注视的焦点。18岁的邓恩铭投身于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被同学们推举为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部长。

    就在这时，他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领袖王尽美结识。从此，他俩肩并肩，在济南从事革命活动。

    王尽美和邓恩铭等在1920年秋组织了“励新学会”，王尽美被推举为《励新》半月刊编辑部负责人，邓恩铭担任学会庶务。

    《励新》半月刊在1920年12月15日创刊。《发刊词》指出，励新学会的宗旨是“对于种种的问题都想着一个一个地给他讨论一个解决的方法，好去和黑暗环境奋斗”。

    为着更进一步“和黑暗环境奋斗”，王尽美和邓恩铭组织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这时的邓恩铭不过20岁，而王尽美也只有23岁。

    [1]《邓恩铭烈士专集》由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编，1983年3月在都匀印出内部参考本。

    斯托诺维奇在广州找错了对象

    当共产主义之火在中国的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逐一点燃之际，中国南方第一大城市广州，也出现了共产主义“幽灵”。

    广州是当时中国的一片热土，共产党的种子最容易在那里萌芽，因为那里是孙中山的大本营，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当维经斯基率领那个“记者团”抵达北京之后，便兵分几路：他自己率“主力”前往上海；马马耶夫夫妇和鲍立维去了武汉；那位从哈尔滨奉命赶往北京的大胡子、俄共（布）党员斯托诺维奇，则在上海住了几个月之后，被维经斯基派往广州。

    热浪在广州澎湃，只有傍晚时一场豪雨骤降，才能使人舒上一口气。1920年9月，在寒带长大的斯托诺维奇新来乍到广州，真不习惯。对于满街戴着尖顶斗笠的广州人，对于人行道上便于遮雨的过街楼，他感到非常新奇。

    斯托诺维奇在广州改了名字，叫Минор，即米诺尔。他与另一位俄共（布）党员Песлин，即佩尔林，一起被维经斯基派往广州。此外，还有一位既会讲法语又懂中文的越南人。斯托诺维奇用法语与那位越南人交谈。

    斯托诺维奇此行的目的是在广州建立共产党组织，不过，他的公开身份是“远东共和国”记者。这个苏俄在远东临时建立的缓冲国，给人以“中立”的印象，也就使人们难以想到他会是俄共（布）党员。

    他和佩尔林在广州市中心永汉北租下了“光光”眼镜店二楼（今广州北京路太平餐馆对面）。

    他真的干起了记者行当，在那里办起了“俄华通讯社”。

    斯托诺维奇在广州四处活动，寻找广州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便着手在那里组织共产党。不过，他不像维经斯基那么顺利，因为维经斯基在北京找到了李大钊，在上海找到了陈独秀，“扎根串联”那“根”都“扎”得很准。

    也许是缺乏工作经验，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在广州所“串联”的，没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广州女子师范学校的英语教师黄尊生、谭祖荫，国文教师刘石心，当过漳州教育局局长的梁冰弦（他原先的秘书便是刘石心），在报馆当校对的梁一余，他的弟弟、雅号“生意佬”的梁雨川，还有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生区声白——这七位，全是无政府主义者。

    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找错了对象，细细探究起来，是因为来广州时找错了“向导”。陪同他们来广州的，是广东台山籍的北京大学学生黄凌霜。黄凌霜是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曾加入过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又退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很自然的，黄凌霜引见的是广州的一批无政府主义者。

    在那个时代，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同行，都举起了反军阀之旗，都要求民主。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组织共产党，使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的计划落空。

    当事者谭祖荫在1981年的回忆，十分真实地道出了当时的情形：

    两个俄国人[1]同我们每周开一次会，多数在“光光”二楼开，有一次在黄尊生家开。我们开会是汇报本星期宣传的经过，下一步应如何做。会上使用英语，一般由区声白当记录。区当时在岭南大学教书，有时他来不了，就由我当记录。黄尊生的英语好，由他当翻译，梁冰弦和我也会听、讲英语。当时两个俄国人不知道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我们讲的是关于开展工人运动的事情，并由波金[2]用英文起草向工人宣传的提纲，内容主要是揭露工人如何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不合理、不平等，要起来斗争，也讲到关于社会主义的道理，然后由区声白、黄尊生翻译成中文，由黄尊生、刘石心去同和机器厂工人俱乐部作宣传。这个俱乐部不大，可坐三四十人，我去过一两次，只是旁听，没讲什么。梁冰弦不常去，区声白没去过。记得有一次是讲工人受资本家压迫、剥削，听众有三四十个工人。工人没有发言，因为听完时间已经很晚，就散会了，也没有组织工会。此宣传活动是半公开的，没有准备组织工人罢工。后来才有机器工会，但我没有参与。我后来只当教师，不问政治。当时两个俄国人没有和我们谈到成立共产党的问题。我们与共产党不同，各走各路，自己喜欢怎么搞就怎么搞。如果提出组织就会马上反对。我们不要头头，谁要做头头，马上有人反对。1980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有篇文章说，两个俄国人和我们七个无政府主义者已经组织了广东共产党，是广东最早的共产党员，这是误会了。当时确实是没有谈到成立共产党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是不主张受什么组织、纪律约束的。[3]

    由于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找错了对象，这样，广州的共产党组织并没有建立起来。

    说实在的，两个不懂汉语的俄国人，对广州又是人地生疏，在那里找错了对象也是情有可原的。何况，陪他们来到广州的那位黄凌霜来自李大钊身边（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时曾吸收他加入），这也在客观上给他们造成了错觉。

    [1]指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

    [2]即佩尔林。

    [3]《谭祖荫的回忆》，《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北大三员“大将”南下羊城

    其实，广州也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

    只消读一读1919年11月连载于《广东中华新报》的《马克思主义》这篇长文，便可知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了解。

    兹照原文，摘录若干片断：

    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其）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

    由发表《共产党宣言》之1848年，至刊行《资本论》第1卷之1867年，此二十年间，马克思主义之潮流，达于最高……

    自马克思倡其唯物的历史观以后，举凡社会的科学，皆顿改其面目……

    此文署名“匏庵”，乃杨匏安的笔名。

    写作此文之际，杨匏安23岁而已。

    他是广州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早年在家乡教小学。耿直的他，看不惯校长贪污学款，予以揭发。然而，他却因此遭到校长忌恨，反而被诬入狱。出狱后，他极度愤懑，欲寻求真理。于是，他东渡日本，在横滨勤工俭学，日渐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回国后，他在澳门教书，不久，在广州时敏中学任教，同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他是广州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正因为这样，才写了《马克思主义》一文，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布尔什维克”主义。

    杨匏安

    可惜，斯托诺维奇没有发现杨匏安。杨匏安是共产党组织1921年在广州建立之后才加入组织的。后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1925年，他是著名的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之一。1931年杨匏安被捕，死于刑场，终年35岁。

    广州着手成立共产党，是从北京大学的三员“大将”抵达这南国名城之后开始的。

    这三员“大将”原本都是广东人，都考上北京大学，都在1920年暑假前毕业，从北京经上海到了广州。

    三员“大将”之一，便是本书序章中提及的那位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的作者。

    陈公博的父亲陈致美是一位武官，在广西当过提督。受父亲的影响，陈公博从小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训练。他读了许多中国古书，练就一支笔，所以他后来擅长写作；他也会武术、会骑马，身强力壮。此外，他从15岁起学习英语，为他后来留学美国打下了基础。

    他的父亲因参与反清，在1907年被捕入狱，陈家陷入困顿之中，陈公博靠当家庭英语教师糊口。

    辛亥革命之后，陈致美跃为“省议会议员”、“提督府军事顾问”，年仅20岁的陈公博居然也当上了“县议会议长”。如他所言：“那时真是自命不凡，不可一世。”

    晚年谭平山

    不过，他的父亲仍要他去求学。他在《寒风集》中曾这样回忆：

    我的家庭内，母亲很是严肃，而父亲倒很慈和，我自有记忆以来，我的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并且也不曾骂过我。可是在辛亥反正之后，看我那样趾高气扬，便忍不住了。父亲对我虽然素来慈和，可是严厉起来，却秋霜满面，凛然令人生畏。一天他正色对我说，你拿什么学识和资格去做参谋，去当县议会议长？你这样不知自爱，终有一天翻筋斗跌下来，就是地位不跌下来，人格也会堕落。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就算为人罢，自己没有学识，为人也为不了。自然，父亲那时叫我什么都不要干，而去读书……[1]

    陈致美虽然在1912年9月去世，陈公博毕竟还是听从了他的话，当了两年教员之后，于1914年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毕业之后，他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北大，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在那里拜识了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尤其是五四运动，给了他难忘的印象。

    后来，他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中，曾作如此描述：

    对我来说，回忆这一时期的活动是非常有趣和令人兴奋的。我处在巨大的浪潮中，自始至终目睹了这次激进的运动，目睹了群众不满情绪的加深和反抗的顽强性。此情此景在壮丽和忧伤方面与1898年至1899冬俄国大学生的总罢课多么相似！

    不过，又如他在《寒风集》中《我和共产党》一文中所说，在北京时他“静如处子”，还没有完全投入革命活动。他埋头于读书，后来，才“动如脱兔”。

    陈公博的同乡观念颇重，他的活动圈，大都限于同乡之中，跟他住在同一宿舍的，也是他的广东老乡谭平山。

    谭平山年长陈公博四岁，号诚斋，别号聘三，广东高明县（今高鹤县）人。他和陈公博在同一年进入北京大学，是三员“大将”中的另一位。

    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这么写及谭平山：

    谭植棠

    平山的原名本叫谭鸣谦，别号聘三，自然是三聘草庐的意思，后来他改名平三，也是由聘三谐音来的。那时我因为他留了一撇小胡子，免不了开玩笑地叫一声聘老。迩时北京有位王士珍先生，别号聘卿，就是世间所传的王龙、段虎、冯狗三杰之一，声势煊赫，报纸常书聘老而不名。我也唤平山做聘老而不名，并且时常对他说笑，谓南北两聘老遥遥相对。而平山为了报复罢，唤我做猛野，广东人叫厉害是猛，而野呢广东是家伙的意思，所谓猛野。就是利（厉）害的家伙。这样彼此称呼，差不多好几年，至民国二十七年我在汉口重遇平山，还是叫他做聘老。平山的为人，年纪比我大几岁，世故也比我老练得多，只是他具有一种名士风，充满浪漫气息，不大修边幅。在北京某一时期，他也曾发狠大做其新衣服，可是时机和兴趣一过，又依然浪漫不羁。后来他在广州替共党工作，倒是一个努力不懈的人物……

    三员“大将”中，还有一位便是也在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的谭植棠。

    谭植棠跟谭平山沾亲带故，算是谭平山的族侄——比谭平山小七岁，也是广东高明县人。他曾积极参加过五四运动。

    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也曾提及谭植棠：

    至于植棠倒是朴实无华，忠于待人，信于所守。他是学史地的，因平山的关系，我才认识他。我对于植棠的印象和交谊都比别人为深，至今怀念斯人，犹恋恋不释。

    [1]陈公博：《寒风集》，地方行政社1944年版。

    陈独秀在广州建立小组

    关于广东共产党如何诞生，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作过一段说明：

    谈及广东共产党的起源，很多人传说，广东的共产党发源于北京大学，以为广东的共产党远在我北京时代就有了组织。其实这是误传的。大概因为广东共产党开始只有三个人，就是我，谭平山，谭植棠，而三个人都是北大的同期毕业生，因此附会流传，遂有这种推想。实在我们在北大时，一些组织也没有，除了谭平山参加过“新潮”社外，我和植棠都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

    广东共产党的诞生，跟《广东群报》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家报纸是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这“三驾马车”办起来的，创刊于1920年10月20日。在创刊号上，刊登了陈独秀的《敬告广州青年》，这也表明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跟陈独秀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

    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如此回忆道：

    谈起广东共产党的历史，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它的机关报《广东群报》，可是群报在创立当时，远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当我们在北大毕业的时候，我和平山几个人便商议回广东办一个报馆。当日办报纸的动机，并不在于营利，我于报业是有经验的，尤其在广州办报只有亏本。我们的动机也不在自我宣传，那时我们刚在学校毕业，只想本其所学，在学校教书，根本并没有政治欲。我们的动机的确在于介绍新文化……

    我这个人除非不干，一干便不会回头，无论成败，出版了再说，因此在千辛万苦之中，终于出版。主持群报的就是平山、植棠和我三个人。以经验的关系，推我做总编辑，平山编新闻，植棠编副刊，这样便宣告出版。

    《广东群报》出版之后，在广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至于广东共产党如何成立，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一文中这么谈及：

    1920年10月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劳动者》杂志

    仲甫先生终于在沪上和俄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了，对于广东，认为是革命策源地，非常注意，于是俄国便有两个人以经营商业为名到了广东。说也奇怪，那两个俄国人当时首先在广东往来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由于区声白是研究无政府主义的，遂连带和我们往来。那时广东虽然粤军回粤，但内部的暗潮动荡不宁，在政治有胡汉民先生和陈炯明的摩擦，在军事有许崇智先生和陈炯明的摩擦，而在改组前的国民党，既无组织，又无训练，也无宣传。我们觉得在北如此，在南如此，中国前途殊于忧虑，兼之那时也震于列宁在苏俄革命的成功，其中更有仲甫先生北大的关系，平山、植棠和我遂赞成仲甫先生的主张，由我们三个人成立广州共产党，并开始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公开在广州宣告成立。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重要人物南下广州，使广州共产党，亦即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士气大振。

    这位重要人物，乃是“南陈北李”的“南陈”！

    那是1920年12月25日，陈独秀出现在广州大东酒店。当天夜里，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便赶到那里，跟这位当年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共叙师生之情……

    陈独秀此行，并非路过广州，而是前来广州赴任。

    那是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再三敦请陈独秀，他终于离沪南下，到这里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

    在1920年2月，陈独秀从北京经天津来到上海，原先便是准备去广州筹办西南大学。后来，章士钊、汪精卫从广州来沪，说校址设沪，不必去粤。西南大学没有办成，陈独秀在上海滞留了十个月。正是在这十个月中，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在上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此时的陈炯明，尚是一派左翼色彩，因久慕陈独秀大名，所以再三电邀陈独秀南下，自然也是为了装潢他的革命门面。陈独秀呢，也看中广州一片革命气氛。特别是在这年10月29日，陈炯明率粤军打败桂军，占领广州，孙中山也离沪赴粤，在那里重组军政府。这样，陈独秀决心离沪赴粤。

    离沪前，陈独秀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交给了李汉俊，把《新青年》编辑部交给了陈望道。

    离沪那天——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写信给北京的胡适、高一涵打招呼：“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情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

    不料，胡适见信，大为不悦。胡适本来就已不满于《新青年》向左转。陈望道加入《新青年》之后，又“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放进去，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帜”。[1]

    胡适终于“看不过，忍不住了”，他提出把《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他致函李大钊、鲁迅说道，“《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北京同人做点文章”，不要把《新青年》放在“素不相识的人手里”。胡适所说的“素不相识的人”，不言而喻，指的是陈望道。

    《新青年》编辑部分化了。陈望道仍把《新青年》作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来编辑。

    胡适与《新青年》分道扬镳了。

    陈独秀来到广州之后，迁入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1号二楼。他与斯托诺维奇、佩尔林见了面，决定坚决摒弃无政府主义者。那两位俄国人，这才终于找到了建党对象。

    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广州成立了共产党组织，书记先是由陈独秀担任，后来改由谭平山担任，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斯托诺维奇、佩尔林也加入了这一组织。广州的共产党组织、最初有党员九人，后来逐渐扩大。

    另外，当陈独秀由上海经香港去广州时，有三位香港青年上船求见。他们是香港政府“视学员”林昌炽、皇仁中学毕业生张仁道、小学教师李义宝。后来，这三位青年在香港跑马地黄泥涌蒙养小学校李义宝家中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1]《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25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周佛海其人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很快由国内发展到海外。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之中，出现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是所有共产主义小组中最小的一个——只有施存统和周佛海两名成员。

    施存统在杭州因那篇《非孝》，闹得沸沸扬扬，无法立足，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他在1920年6月20日前往日本东京，与周佛海取得联系，成立了日本小组。如他所回忆：“陈独秀来信，指定我为负责人。”[1]

    周佛海

    至于那位周佛海，是谜一般的人物：最初他站在中国共产党的阵营之中，忽地变成中国国民党的要员，最后又成为汪精卫汉奸政权的显贵。

    在本书序章中，曾写及周佛海的妻子周杨淑慧帮助寻找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

    这个谜一般的人物，当初究竟是怎样走入中国共产党阵营之中的呢？

    1897年，周佛海降生于湖南沅水之侧的沅陵县。他家在沅水南岸，离县城二十多里。在上中学的时候，他便是一个“不安分的青年”，曾在沅水中洲的龙吟寺墙壁上题了这么一首诗：

    登门把酒饮神龙，

    拔剑狂歌气似虹。

    甘处中流拦巨浪，

    耻居穷壑伴群峰。

    怒涛滚滚山河杳，

    落木萧萧宇宙空。

    不尽沅江东逝水，

    古今淘尽几英雄。

    那时，他已颇为“留心政治”，所以诗中透露出一种雄心勃勃的气概。

    他的《往矣集》中的《苦学记》一文，也写及小小年纪的政治抱负：

    袁氏[2]死后，内阁常常更动，一下子某甲入阁，一下子某乙入阁，在看报之余，居然也想将来要入阁了。我们学校扩充，把附近的文昌阁并入学校做宿舍。我因为常常想将来一定要入阁，替国家做事，所以和同学说到文昌阁去，便说“入阁”……主观上虽然有这种气概，客观上上进发展的机会可以说是绝对没有。真是前途黑暗，四顾茫茫！

    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使他可以跳出那小小的县城，远走高飞，去闯大世面。那一天，成了他命运的腾飞点。他在《苦学记》中这么叙述：

    民国六年五月某日，照例返家，遇着山洪暴发，沅江水涨，不能渡河进城。于是在家住了四天，等着水退。哪晓得我一生的命运，就在这四天决定了，而我还在乡下，一点不知。等到到了学校，一个朋友对我说：“老周！你可以到日本留学去了，最近就动身。”我以为他是开玩笑。他说：“你不相信，我和你去见校长。”见了校长，果然是真！原来我有个同班的朋友，他的哥哥在东京，前一年把他叫到东京去了。他来信说东京生活程度并不贵，每年只要一百五六十元，如果肯用功，一年之后，就可以考取官费。我的好友邬诗斋便发起凑钱送我去……

    父亲早亡，周佛海告别老母远行，口占一首诗：

    溟濛江雾暗，寥落曙星稀。

    世乱民多散，年荒鬼亦乱。

    心伤慈母线，泪染旧征衣。

    回首风尘里，中原血正飞。

    他头一回出远门，和两个同学同行。三个人不会讲一句日语，居然也从上海来到了日本。经过短期补习日语，他考入了日本第一高等学校，获得“官费”。在那里，他开始从杂志上读到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文章。

    一年之后，预科毕业，他被分到鹿儿岛的第七高等学校。

    在风景如画的鹿儿岛，他在功课之余，“专门只看社会主义的书籍”，并开始译书、写文章：“当时梁任公一派的人，在上海办有《解放与改造》半月刊，我常常投稿，都登载出来，稿费非常丰富。这种稿费，大都寄回家养母，一部分拿来买书。”

    就这样，他开始钻研社会主义学说，开始跟梁启超（即梁任公）、张东荪有了联系。

    周佛海在他的《往矣集》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十分详细地写及他进入中国共产党阵营的经过：

    民国九年夏天，决心回沅陵省母……那晚得到上海，便不能再往前进了。因为那时张敬尧督湘，我们的湘军，群起驱张，战事紧张，道路梗塞……

    既然不能回家，打算到杭州去玩玩。动身之前，去时事新报馆访张东荪。他是《解放与改造》的主持人，我因为投稿的关系，和他常常通信。我到了报馆，他还没有到……后来东荪来了，却谈得非常投机。他们当时组织“共学社”，翻译名著，请我也译一本，我便担任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

    到西湖住在智果寺，每日除译书、看书外，便和几个朋友划船、登山……住了三个多星期，因为热不可耐，仍旧回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张东荪告诉我，陈仲甫（独秀）要见我。仲甫本是北大教授，主办《新青年》鼓吹新思想，为当时的当局所忌，所以弃职来沪，《新青年》也移沪出版。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到环龙路渔阳里2号去访仲甫。当时有第三国际代表俄人吴庭斯基[3]在座……

    后来的情况，便如同本书第二章所描述的：维经斯基明确提出，希望组织中国共产党。张东荪不愿加入，周佛海、沈雁冰同意加入。

    这样，周佛海便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周佛海还曾在《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谈及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动机：

    我为甚么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第一，两年来看到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又为俄国革命所刺激，以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这是公的。第二，就是个人的动机，明人不做暗事，诚人不说假话，我决不隐瞒当时有个人的动机；……当时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就是Political Ambition。在一高的时候，正是巴黎和会的前后，各国外交家都大出风头。所以当时对于凡尔赛，非常神往，抱着一种野心，将来想做一个折冲樽俎，驰骋于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光荣的大外交家。后来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列宁、特路茨基[4]等人物的印象时萦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这样的人物……

    周佛海和施存统，实际上都是在上海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然后去日本的，所以他俩在日本组成了一个小组。

    周佛海还曾回忆：

    回到鹿儿岛之后，除掉上课以外，仍旧是研究马克斯[5]、列宁等著述和发表论文。同时，我想要领导群众，除却论文最要紧的是演说，所以纠合十几个中国同学，组织了一个讲演会，每礼拜讲演一次，练习演说。当时同学都说我有演说天才，说话很能动人。我听了这些奖励，越加自命不凡，居然以中国的列宁自命。现在想起来，虽觉可笑，但是在青年时代，是应该有这样自命不凡的气概的……

    1920年周佛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之际，不过23岁，是一大群热血青年中的一个。然而，他的政治野心，他的领袖欲，却为他后来改弦更张、叛离中国共产党预伏下思想之根……

    [1]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2]指袁世凯。

    [3]即维经斯基。

    [4]即托洛茨基。

    [5]即马克思。

    周恩来赴法寻求真理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向东伸入留日学生，向西则伸入留法学生。

    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不亚于留日。从1919年春到1920年底，中国便有1500多名青年涌入法国勤工俭学。

    其中，撒向法国的中国共产党“种子”是张申府。张申府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他去法国的目的并不是勤工俭学。那时，他已是北京大学讲师，他跟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同船去法国，被吴稚晖聘为里昂大学中国学院教授，讲授逻辑学。

    张申府在法国发展刘清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结为夫妇。张申府又和刘清扬一起发展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此，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应该是1921年2月。[1]

    张申府在回首往事时，曾这样十分概括地谈及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人员情形：

    接着，由上海又去了两个党员：赵世炎、陈公培。他们两人是在上海入党的，都是陈独秀介绍去的。这样，我们五个人成立了一个小组（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小组一直是这五个人。后来小组的事，就由周恩来他们管了，我不怎么管。李维汉当时是少年共产团（CY），他是1921年底回北京入党的。蔡和森也是少年共产团（CY），后来在北京入党的。陈延年、陈乔年没有加入我们小组。延年本来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反对他们的父亲，所以到了法国，也没有（受陈独秀委托）去看看我。后来，他们慢慢进步，走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路上，后来加入了少年共产团和共产党……

    周恩来是1920年11月7日在上海登上法国邮船波尔多号，驶往法国的。

    这位23岁的小伙子，是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5批赴法学生中的一个。比起同龄的年轻人来说，他显得比较成熟，因为他已在社会的大熔炉里受到过锻炼——曾经东渡扶桑，也曾身陷囹圄，还曾与李大钊有过交往……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他自己曾这么说过：“在血统上我也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2]

    不过，他出生在苏北淮安。取名恩来，原意是“恩惠到来”。周恩来字翔宇，后来他常用的笔名“飞飞”也就取义于“翔宇”。至于他另一个常用笔名“伍豪”，则是他参加觉悟社时抽签抽到五号，取了谐音为“伍豪”，而邓颖超抽到一号，取了“逸豪”为笔名。

    青年周恩来

    12岁那年，周恩来离开淮安老家，随伯父周贻赓到东北沈阳去。15岁的时候，又由于伯父调到天津工作，他也到天津求学。环境的不断变换，使他眼界大开，而且养成独立生活、独立思考的能力。

    19岁那年，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头一回出国——到日本留学。上船时，朋友送给他一本《新青年》第3卷第4号。他在途中细看了这本杂志，思想产生共鸣，从此，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他曾在日记中写道：

    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地赞成。[3]

    日本使周恩来失望，因为当时的日本正在跟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周恩来卷入了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

    留日两年，21岁的周恩来终于下决心归国。他在1919年4月回来，不久恰逢震撼中国的五四运动。周恩来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成为天津学生领袖。他请李大钊到天津觉悟社讲话，跟这位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了交往。

    之后不久，周恩来被天津警察厅逮捕。从1920年1月29日至7月17日，将近半年的铁窗生涯，使周恩来的思想迅速走向成熟，看透了旧中国的黑暗，决心点起一把革命的火，照亮这黑沉沉的国度。

    出狱之后，他又去北京见李大钊。

    最终，为了寻求真理，寻求拯救中国之路，他踏上了西去的轮船，到欧洲去……

    他原本是打算去英国的。从法国到了英国，住了五个星期，还是回到了法国——法国的生活费用要便宜得多。

    在法国，周恩来终于认准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共产主义之路。

    1921年春，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立。这是小组成员张申府（左一）、刘清扬（左二）、周恩来（左三）以及赵光宸（左四，天津觉悟社成员）1923年在德国合影

    周恩来在1922年3月致天津觉悟社谌小岑、李毅韬的信中，十分坦率地谈及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

    劈头要说的便是：你们现在所主张的主义，我是十二分表同情，差不多可以说没有什么修正。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以下简作Cism）也就够了……

    总之，主义问题，我们差不多已归一致。现在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我以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来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安妥了我的目标……[4]

    周恩来信中所说的“Communism”，亦即共产主义。

    [1]《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的报告》（1985年5月23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2]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25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3]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4]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第2期，1923年4月15日。

    赵世炎加入旅法小组

    1920年5月9日，又一艘名叫“阿芒贝利”号的轮船驶出上海港，前往法国。

    赵世炎

    在码头送行的人群之中，站着又瘦又高的毛泽东。

    船上赴法青年之中，有许多湖南青年，其中有毛泽东的好友萧三。同船的也有四川青年，其中有一位19岁的不大爱笑、言语不多的小伙子，名叫赵世炎。

    赵世炎是四川酉阳县[1]人，又名施英，号国富，笔名乐生。后来，他还取了个俄文名字，叫“阿拉金”。那是因为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12位革命者在法庭受审，当赵世炎1923年由法国去莫斯科学习时，同行者正巧12人。于是，这12人各取1905年12位俄国革命者的名字为自己的俄文名字。赵世炎取了其中一位阿拉金的名字。

    赵家是多子女家庭，赵世炎兄弟姐妹九人，他是“老八”。他的妹妹，亦即“老九”，比他小一岁，名叫赵君陶。赵君陶便是李鹏之母。

    13岁之前，赵世炎在四川酉阳度过童年，从龙潭镇高级小学毕业。

    他的父亲赵登之，是酉阳地主兼工商业主。1914年，赵登之得罪了当地的恶霸，不得不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孩子迁往北京。到了北京之后，赵世炎和四哥赵世琨一起进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学习，而姐姐赵世兰、妹妹赵君陶则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女中。

    赵世炎上中学时很喜欢英语课，学会了一口流畅的英语，使他后来出国受益匪浅。

    1918年6月30日，王光祈、曾琦、周太玄等六人在北京顺治门[2]外岳云别墅开会，讨论成立“少年中国会”，推选王光祈为主任，并决定邀李大钊列名发起。后来，在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会在北京回回营陈宅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成为“五四”时期中国进步青年的重要团体。

    赵世炎在1917年结识李大钊。在筹备成立少年中国会期间，李大钊让赵世炎也参加一些活动。这样，赵世炎开始走出学校，投身于社会活动。

    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三天——5月7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成立学生会，赵世炎当选为干事长。这年7月，赵世炎在附中毕业，正式参加了少年中国会。

    不久，赵世炎进入吴玉章在北京主办的法文专修馆学习法语，为去法国勤工俭学作准备。

    他有很好的英语基础，所以学法语进步甚快。出国之后，他还学会了德语、俄语和意大利语，确是一位勤奋而又富有才华的青年。

    赵世炎在1920年4月结束法文专修馆的学习，便与萧三等结伴前往法国。

    赵世炎在出国路过上海时看望了陈独秀，跟陈独秀建立了联系。正在筹备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陈独秀，把情况告诉了他，他表示赞同。

    到了法国之后，他一边在工厂做工，一边研读法文版的《资本论》和法共中央的机关报《人道报》。

    1921年2月，赵世炎通过陈独秀的关系，跟张申府建立了联系。

    两个月后，陈公培收到陈独秀的信，去见张申府。

    这样，如同张申府所说：

    当年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乘坐的“博尔多斯号”

    于是我和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成立了小组。没有正式名称。成立后报告了陈独秀。[3]

    这个小组，如今被称为“旅法共产主义小组”。

    后来，在1922年，他和周恩来等组织成立了“旅欧少年共产党”。

    笔者在1984年11月13日访问了郑超麟先生，他曾亲历旅欧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据他回忆：

    1922年6月18日上午，18个中国青年陆续来到巴黎西北郊外的布洛宜森林，举行秘密会议——旅欧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

    21岁的郑超麟，当时在法国蒙达尔勤工俭学。蒙达尔离巴黎不算太远，坐火车三小时便可到达。蒙达尔有许多中国学生，郑超麟和李维汉、尹宽作为蒙达尔的代表，来到了布洛宜森林。在那里，郑超麟结识了一个穿黄色春大衣的年轻人——周恩来。

    主持会议的是赵世炎，他有很好的口才。出席会议的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余立亚、袁庆云、傅钟、王灵汉、李维汉、萧朴生、萧三、汪泽楷、任卓宣。

    出席会议的人每人拿了一把铁折椅，在林中空地上围坐成一个圆圈。会议十分热烈，郑超麟记得，周恩来主张用“少年共产团”为名，不同意“少年共产党”，因为“一国不能有两个共产党”。但是许多人认为“少年共产党”有“少年”两字，即表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周恩来提出入党要举行宣誓仪式，许多人不知宣誓是什么意思，也引起热烈的讨论。

    后来，在讨论党章、党纲时，郑超麟说：“党章、党纲没有分别，何必分成两项来讨论呢？”这话一出，好多人笑他没有常识，连党章、党纲都分不清楚。

    会议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

    也就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旅欧总部成立，赵世炎任中国共产党法国组书记。

    这年，赵世炎甚至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诗人萧三在1960年曾回忆了其中的详细经过：

    郑超麟先生（右）是一位历史老人，他是陈独秀秘书，又是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他早年留学法国，曾经与邓小平同住一个房间。后来由于他跟随陈独秀，成了陈独秀那个“中央”的宣传部部长

    （1922年）9、10月间，世炎、若飞、延年、乔年和我五个人，由阮爱国同志（即胡志明同志）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阮爱国同志当时是法国共产党的重要成员之一，在法国共产党的成立当中，他也起了作用。我们是怎样认识的呢？当时法国党经常组织工人、市民在巴黎示威游行，我们也去参加。在示威游行中，碰到一个越南人，看来像一个广东人，相互间便打招呼。当时他的中国话说的是广东话，我们不懂。但他的中国字写得很好，我们便用笔、广东话、法语混杂着进行交谈。以后便请他到我们住处去交谈。相互熟识了，他便介绍我们五个人参加法国共产党……[4]

    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名成员陈公培与赵世炎同龄。虽与陈公博只一字之差，两人其实毫无瓜葛。陈公培是湖南长沙人，原名善基，又名伯璋、寿康，曾用名吴明、无名。在《赵世炎旅欧书信选》中，好几封信是写给“无名”，亦即写给陈公培的。

    陈公培在1919年去北京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在1920年6月他经沪赴法。在上海，他与陈独秀见面，赞同陈独秀关于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7月，他前往法国。

    1935年，张申府、刘清扬及两个孩子在照澜院9号

    陈公培在1921年10月回国。1924年北伐时，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1927年，他参加了南昌起义。潮汕失败后，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他在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期，担任了第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络的代表，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彭德怀取得联系，商谈反蒋抗日，与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他退到香港。

    1949年后他来到北京，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受到尊重，担任国务院参事，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8年3月7日在北京去世。

    那位与张申府结合的刘清扬，是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中唯一的女性成员。

    刘清扬是回族人，生于天津。她是一位非常活跃的女性，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发起者，担任过天津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她是觉悟社社员，与周恩来、邓颖超都很熟悉。

    1920年12月，刘清扬与张申府同船前往法国。

    1921年1月，张申府介绍刘清扬加入旅法共产主义小组。

    刘清扬后来转到德国勤工俭学，回国后，从事爱国妇女团体的组织工作。在大革命失败后，她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她仍投身于妇女界爱国运动。1944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委员会主任。

    1949年后，刘清扬担任第一至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1961年，刘清扬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7年7月19日，她以83岁高龄在北京去世。

    值得在这里顺便提一笔的是，当年“二十八画生”贴出《征友启事》时，所得到的“半个朋友”，也来到了法国。

    毛泽东在1936年跟斯诺谈话时，是这么说的：

    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5]。“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

    其实，李立三头一回跟毛泽东见面，一则因为比毛泽东小6岁，二则刚从县城来到长沙，一时语塞，所以什么也没有说。

    李立三是湖南醴陵人，原名李隆郅，笔名唯真，他在1919年11月抵达法国。

    李立三和赵世炎、陈公培、刘伯庄、刘伯坚等，在1921年2月，曾在法国准备成立“共产主义同盟”。

    李立三这么回忆：

    李立三

    当时我和赵世炎商量成立一个劳动学会。我们本来定名为“共产主义同盟”，但因为当时的八个人中有的还不是完全拥护马克思主义，所以叫劳动学会。[6]

    李立三也曾和蔡和森、赵世炎商量，打算在法国筹建共产党。不过，由于他们参加了反对北京政府卖国行径的学生运动，李立三、蔡和森被法国当局押送回国，未能实现预定的计划。

    1921年10月14日，李立三、蔡和森等104名中国学生被押上一艘邮船，驶往中国。其中唯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陈公培。一到上海，陈公培便带着李立三、蔡和森去见陈独秀，他俩当即经中国共产党中央同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此后，1927年，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赴苏，受到斯大林三次接见；中国共产党“六大”后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1930年，李立三由于推行“左”倾的“立三路线”，给中国共产党造成莫大的损失，从此他受到批判。后来，他曾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劳动部部长，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直至在“文革”中（1967年6月22日）受尽凌辱，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而痛苦地离开人世。1980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他平反昭雪。

    [1]酉阳县现属重庆市管辖。——编者注

    [2]北京顺治门，即今北京宣武门。——编者注

    [3]《张申府谈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4]萧三：《对赵世炎事迹的回忆》，《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5]据罗章龙回忆，一个姓萧，一个姓黄。

    [6]李立三：《对世炎的回忆》，《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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