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宁人余腾蛟曾任刑部主事，因扣同官苏灦俸银抵债，致使苏灦自杀，余也革职还乡。后因迎高宗于清江浦，又照原衔加一级，赏给顶戴。他的族人余豹明与余廷桢因争田而发生纠纷，另一个族人余文璧依仗举人身份，袒护余豹明，余腾蛟则依仗进士身份，且曾任职官，袒护余廷桢。后因余豹明理屈，经亲族调处，田归余廷桢。豹明和文璧心知是腾蛟在暗中出力，故而甚为怨恨。后来文璧患病，使密告豹明，腾蛟平日所作诗句很是险怪，并由自己曲为注解，唆使豹明去告发。未及实行，文璧死去。可是豹明隐恨未消，蓄意要将腾蛟陷害致死，终于到南昌向官府出首控告。余诗共五首，这里酌举三首。
《字云巢与盛仲子夜歌》：“南山兴云北山苦，雨中路，回徨不知所处。”余文璧用注文指控说：“太平盛世，荡荡平平，谁为逼仄，作此无处安身之语？”
《枫桥诗》：“村烟绕青枫，寒流下赤鲤。为问虬髯翁，年年钓绿水。”注文说：“虬翁隋之剑侠，乘隋乱，志意欲有为，见唐太宗而止。腾蛟引此为句，意实何指？”
《舟中感怀诗》：“寂寞向古人，谁是同心者？范蠡与张良，空行若天马。天地一江河，终古自倾泻。……”注文说：“古人多矣，必引张良、范蠡为同心，何也？岂以张良复韩、范蠡复越乎？且天地唯愿平成，而腾蛟谓自倾泻，是何肺肠？”
如果余文璧揭举的确是事实，仅此三条，余腾蛟自然死路一条。可是当胡宝瑔密讯余豹明时，不料却这样答供：“但小的只读得熟，不会讲，也只有五首诗，此外也不知有无。小的是乡愚，也不晓得如何叫作悖逆，总求严审余腾蛟就明白了。”
于是便将余腾蛟监禁省城，胡宝瑔又亲带南昌知府李缙赶到武宁乡间余腾蛟家里搜查，抄得已刻诗稿一本、杂稿一本，“狂肆鄙琐，多不可辨，二诸诗中，纵恣怪诞之句，亦甚隐僻”。胡宝瑔先说“狂肆鄙琐”，接下来又说“多不可辨”，这话本身其实就是“不可辨”。随即审问余腾蛟，腾蛟供认说，这五首诗都是咏怀古迹，第一首的“字云巢”是他亲家盛仲子的书屋名，这首诗是与盛仲子雨夜闲话仿古乐府而作。武宁在万山之中，南山北山是信手写来，就像杜甫的“舍南舍北皆春水”一样，并无所指。第四首“虬髯”二字，原是对有紫髯的人通用字面，如杜甫诗中便有“虬髯”二字，说的是李琎，“如何说得讥讪？”第五首是想到天地如江河一般，顷刻不停，“就是范、张二人出世，佐成王霸，亦只须臾事耳”。
其次，搜查到的刻本诗集中诸诗，也别无他意，如“天上之人骇且逃”，是记那一年大风陡起，将牧童飘去至半天坠下，空中盘旋，所以有骇且逃之句。第八首“空山夜静”四句，因在长墅时，听人说黑槽内有老狐狸领小狐狸于星月之下，“头顶天灵盖拜月”。因只耳闻未曾目睹，故托梦境以拟形状。第九首“乘云天上”四句，是写偶于秋深夜坐，仰见天空云薄，忽作幻想，以为若有仙人行走，当闻步履之声。
余腾蛟是个进士，进士是明清科第中最高一级（中央级），而学问和识见却如此。余文璧是举人（省级），举人也称孝廉，而行为却同讼棍[213]。出首告发的余豹明自称是个“乡愚”，是个“小的”，连什么叫作悖逆也不知道。这场文字狱就是由这样三个角色凑成的。
审讯结果，胡宝瑔一面承认余豹明“所摘之句，尚无显然讥讪之迹”，一面结合余腾蛟在乡间的专横行为，又说刻本中“所作之诗，语含讥讪，狂悖不经……亟宜申明国宪，速行殊殛”，也就是符合了死的余文璧、活的余豹明的愿望。如果说，他们两人要置余腾蛟于死地，还有一个发泄私仇的动机可说，那么，胡宝瑔身为一省大臣，掌握生杀大权，为了邀功（见后），就用什么“语含讥讪，狂悖不经”和“罪大恶极”那类混话，就此草菅人命，更难原谅了。
幸而高宗还英明，他在“上谕”中说，余腾蛟诸诗虽“蹈袭旧人恶调，语句踳驳（芜杂之意。这两句也批评得很中肯），不得谓之诽谤悖逆”，并指出胡宝瑔或许由于有前次胡中藻之案，以为既经有人告发，不得不严行处治，且入告少迟，就要为别人先得居奇。但胡案与余案不同，“若摭拾诗句，吹毛求疵，置之重辟，不独无以服其心，即凡为诗者势必不敢措一语矣”。尽管高宗在惩办胡中藻一案时过了分，可是他在审核余案的这几句批语上，可谓“大哉王言”。又因这时胡宝瑔已调任至河南，由常钧继任江西巡抚，所以还要将此谕传示胡宝瑔。
最后，由高宗批准常钧拟具的处分条例结案：余腾蛟的诗句确无丝毫怨诽之意，但他在地方上种种依势横行，好斗生事，武断乡曲的行为却不能宽恕，应发往西南烟瘴少轻地方交与官府管束。余豹明告发余腾蛟的诗词，如属事实，余腾蛟就应斩首，现在经过审问，指不出余腾蛟悖逆实迹，而是挟仇陷害，希图致死腾蛟。诗虽是已故的余文璧注解，出首的却是余豹明，所以“应照诬告人死罪未决律”（诬告别人可以构成死罪的罪名而未遂的刑律惩处）：打板子一百，充军到三千里远地方，再加服劳役两年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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