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资质浅薄,然一直抱有济国忧民之心,对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学术兴趣一直不减。无奈多年以来,在追求行政管理学术事业的过程中,一路磕磕碰碰。一路走来,倍感心酸。特别是自从大学收费以来,高额的学费、住宿费与生活费常常让我不能安心地读自己喜欢的书。因忙于兼职,事务纷至沓来,身心俱疲,不能有效地翱翔于行政管理学的知识殿堂。尤其是英语阅读能力一直停步不前,以至于不能跟上西方学术的前沿。幸运的是,我遇到人生中的伯乐——熊晓红院长(当时任湖州师范学院商学院院长,现在任政治学院院长、书记),使我在该校谋得长达六年的行政管理学专业教职,让我可以安心教学,从而对中国地方政府管理的实践有所熟悉,悠游自在地阅读相关的专业书籍,对行政管理的理论有所感悟,对专业的发展有更为平和的想法。后来,我又遇到热情教学的唐亚林先生,在唐先生与合作导师浦兴祖先生的帮助下,我得以于2012年春在复旦大学完成公共管理学博士后科研任务。而令我开心的是,我完成了有关中国15世纪崇仁学派行政管理思想的课题,并在夏季获得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的出版资助。本书有一半的内容是建立在博士后课题的基础上的。出站之后,我接受了答辩组老师的意见,增加了对明初公共政策与人事管理的分析,增加了对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及其弘治中兴时期治政实践与理念的分析,增加了对王阳明的乡治实践与理念的分析,并试图从现代政府建设的视野对朱元璋至王阳明时期的行政模式的现代价值进行回应。遗憾的是,由于写作时间有限,尤其是个人学力、精力有限,尚不能对《明实录》等重要文献进行细致与全面的阅读,特别是对“三杨”与李贤等中央高级官员的行政管理思想缺乏深入研究,因此本书仍然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希望可以在将来的修订版中,真正按照唐先生所说的,从帝王、官员与学者这三个角度,全面分析朱元璋至王阳明盛世时期中国行政管理思想。
本书出版在即,感谢领我走入学术殿堂的业师朱义禄先生(先生以前是同济大学政治学理论带头人),先生一直坚信我是个做学问的人,不断鼓励我、包容我,循循善诱,一路扶持。愚笨的我,总是羞赧。先生学富五车,贯通中国学术史。作为学生的我,时常看着老师送给我的400余万字的诸种著作,高山仰止。先生的热心鼓励,总是我枯燥学术生活的暖灯。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我提供了最好的科研环境,使我可以有大量的时间来写作。白灯黄卷的写作过程是漫长的,也是辛苦的。在静心读书与细心写作的过程中,我穿梭于浙江大学玉泉食堂、求是新村与花圃之间,遥望附近山峰,总能使我忘记写作的劳苦。劳累之余,每周在玉泉足球场踢几个下午的足球,可以让我劳逸结合,让学术不至于偏狭。
在复旦大学学习期间,我有幸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研究权威浦教授门下进学,先生脾气和蔼,讲道理不紧不慢,循循善诱,指导我的课题时更为细心。浦教授主持的月聊会,使得同人间的交往总是别开生面。感谢唐亚林老师多年来对我的学术和课题的大力支持和细心指导。每次与唐先生相聚,总让我有些读书人的豪气。每每向唐先生问学请教,也总有与豪杰之士相处的感觉。唐先生的侠骨仁心,是当代中国行政管理学界难得的宝贵财富。感谢答辩组竺乾威、樊勇明、朱春奎、陈晓原诸教授的温馨指导。为了更好地写好本书,我曾二访行政思想史专家唐兴霖教授(时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现为西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唐教授为拙稿开出多本参考书目,提供了写作时需要注意的方法论,并借阅参考书给我。感谢复旦大学肖素平与赵信敏等老师给予的业务上的帮助。
本书的完成,特别感谢抚州乡贤周信昌先生(曾任抚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抚州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多年来不遗余力的支持。没有周先生的帮助,就不可能有这本书的写作与出版。在此,深深感谢周先生对家乡学术事业的支持和帮助。周先生贴心的帮助,是我工作的宝贵财富。感谢北京行政学院的田兆阳教授,感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张伟斌书记等领导与同事对我工作的支持和理解。感谢友人王希坤、赵宬斐、吴坚、王锋、沈小勇、张红岭、李旭、吴晓林、彭德林等丽泽辅仁。
感谢韩莹莹、耿静波责任编辑的细心修改和辛苦劳作,为书稿增色。
需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把爱传出去,才能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变得更美好。正如慈济基金会教人“慈悲济世”的宗旨一样,我们要勇敢地展现我们的热情,让彼此一起以平和的心态学习成长,敬义夹持,诚明两进。真心祝愿中国行政管理学专业与学科发展得越来越好!
邹建锋
2013年8月书于院办公室
2014年3月再书于西湖花圃边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