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

    从车上跨下，急雨如恶魔的乱箭，立刻打湿了我的长衫。满腔的愤怒，头颅似乎戴着紧紧的铁箍。我走，我奋疾地走。

    路人少极了，店铺里仿佛也很少见人影。哪里去了！哪里去了！怕听昨天那样的排枪声，怕吃昨天那样的急射弹，所以如小鼠如蜗牛般蜷伏在家里，躲藏在柜台底下么？这有什么用！你蜷伏，你躲藏，枪声会来找你的耳朵，子弹会来找你的肉体：你看有什么用？

    猛兽似的张着巨眼的汽车冲驰而过，泥水溅污我的衣服，也溅及我的项颈。我满腔的愤怒。

    一口气赶到“老闸捕房”门前，我想参拜我们的伙伴的血迹，我想用舌头舔尽所有的血迹，咽入肚里。但是，没有了，一点儿没有了！已经给仇人的水龙头冲得光光，已经给烂了心肠的人们踩得光光，更给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洗得光光！

    不要紧，我想。血曾经淌在这块地方，总有渗入这块土里的吧。那就行了。这块土是血的土，血是我们的伙伴的血，还不够是一课严重的功课么？血灌溉着，血滋润着，将会看到血的花开在这里，血的果结在这里。

    我注视这块土，全神地注视着，其余什么都不见了，仿佛自己整个儿躯体已经融化在里头。

    抬起眼睛，那边站着两个巡捕：手枪在他们的腰间；泛红的脸上的肉，深深的颊纹刻在嘴的周围，黄色的睫毛下闪着绿光，似乎在那里狞笑。

    手枪，是你么？似乎在那里狞笑的，是你么？

    “是的，是的，就是我，你便怎样！”——我仿佛看见无量数的手枪在点头，仿佛听见无量数的张开的大口在那里狞笑。

    我舔着嘴唇咽下去，把看见的听见的一齐咽下去，如同咽一块粗糙的石头，一块烧红的铁。我满腔的愤怒。

    雨越来越急，风把我的身体卷住，全身湿透了，伞全然不中用。我回转身走刚才来的路，路上有人了。三四个，六七个，显然可见是青布大褂的队伍，中间也有穿洋服的，也有穿各色衫子的短发的女子。他们有的张着伞，大部分却直任狂雨乱泼。

    他们的脸使我感到惊异。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严肃的脸，有如昆仑之耸峙；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郁怒的脸，有如雷电之将作。青年的清秀的颜色退隐了，换上了北地壮士的苍劲。他们的眼睛将要冒出焚烧一切的火焰，抿紧的嘴唇里藏着咬得死敌人的牙齿……

    佩弦的诗道，“笑将不复在我们唇上！”用来歌咏这许多张脸正适合。他们不复笑，永远不复笑！他们有的是严肃与郁怒，永远是严肃的郁怒的脸。

    青布大褂的队伍纷纷投入各家店铺，我也跟着一队跨进一家，记得是布匹庄。我听见他们开口了，差不多掏出整个的心，涌起满腔的血，真挚地热烈地讲着。他们讲到民族的命运，他们讲到群众的力量，他们讲到反抗的必要；他们不惮郑重叮咛的是“咱们一伙儿！”我感动，我心酸，酸得痛快。

    店伙的脸比较地严肃了；他们没有话说，暗暗点头。

    我跨出布匹庄。“中国人不会齐心呀！如果齐心，吓，怕什么！”听到这句带有尖刺的话，我回头去看。

    是一个三十左右的男子，粗布的短衫露着胸，苍暗的肤色标记他是在露天出卖劳力的。他的眼睛里放射出英雄的光。

    不错呀，我想。露胸的朋友，你喊出这样简要精炼的话来，你伟大！你刚强！你是具有解放的优先权者！——我虔诚地向他点头。

    但是，恍惚有蓝袍玄褂小髭须的影子在我眼前晃过，玩世的微笑，又仿佛鼻子里轻轻的一声“嗤”。接着又晃过一个袖手的，漂亮的嘴脸，漂亮的衣著，在那里低吟，依稀是“可怜无补费精神”！袖手的幻化了，抖抖地，显出一个瘠瘦的中年人，如鼠的觳觫的眼睛，如兔的颤动的嘴唇，含在喉际，欲吐又不敢吐的是一声“怕……”

    我如受奇耻大辱，看见这种种的魔影，我愤怒地张大眼睛。什么魔影都没有了，只见满街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

    微笑的魔影，漂亮的魔影，惶恐的魔影，我咒诅你们！你们灭绝！你们消亡！永远不存一丝儿痕迹于这块土上！

    有淌在路上的血，有严肃的郁怒的脸，有露胸朋友那样的意思，“咱们一伙儿”，有救，一定有救，——岂但有救而已。

    我满腔的愤怒。再有露胸朋友那样的话在路上吧？我向前走去。

    依然是满街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

    1925年5月31日夜作。

    刊《文学周报》179期，署名圣陶。

    《小说月报》16卷7期，署名叶圣陶。

    从焚书到读书

    人类真是奇怪的动物，有所谓“智慧”。以有智慧故，从最初劳动时或惊骇时所发的呼声，进化而为互通情意的语言，由语言而造出文字，用文字记载事物，产生“书”这一类东西。

    书，又是奇怪的东西：说它可爱呢，书确然把人类过去从奋斗中得来的经验和理论告诉后来的人，给后来人指出努力的方向。说它可恶呢，自从书把经验和理论告诉了后来人，就使阶级化了的人类社会常常感到不安。

    在可恶这一点上，二千一百多年前聪明的秦始皇已经感觉到了，他就采取激烈手段，索性把藏在民间的书统统付之一炬。这个手段究竟太激烈了，不久就有不读书的刘项二人起来把妄想传之万世的秦朝打倒。后来的皇帝更加聪明，他们知道既然有了“书”这件东西，要根本毁灭它是不可能的，与其“焚”，不如索性让人家“读”，不过“读”要有一定的范围，一定的办法，于是找出几种有利于当时社会的支配阶级的理论的书，定名为“圣经贤传”，其他诸子百家就是“异端邪说”，都在“罢黜”之列，此外还定下个“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度。一般人读了圣经贤传，不难在科举制度下名利双收；要是读异端邪说的书，就是“非圣无法”，可以使你身首异处。那时奖励青年们读书有四句口号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现在科举制度早已废止了，但是科举的精神依旧存在。政府的煌煌明令，学者名流的谆谆告诫，都说“青年应该读书”。读什么书呢？他们没有说，大概是因为有所谓“标准”在，不用细说了。合乎标准的，读了有文凭可拿，有资格可得。不合乎标准的，就等于从前所谓诸子百家，是异端邪说，教师不敢介绍，书店也不敢刊行，青年们更少有读到的机会了。不过社会究竟在进步，口号和以前不同了：“非圣无法”现在简称为“反动”，“……唯有读书高”现在变而为“读书救国”了。

    从“焚书”到“读书”，方法和口号尽管在变换，精神却是一贯的。我们不知道叫学生埋头读书的学者名流有否想到这一层。

    刊《中学生》杂志21号（1932年1月1日），未署名。

    不甘寂寞

    今年夏间，铮子内姑母病殁。当热作昏沉的时候，对她的侄女口述四语道：“凄风苦雨，是我归程。蓬莱不远，到处飞行。”

    科学观点说起来，所谓精神是有机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产生出来的，它是某些有机体特有的生理上的属性或机能；换言之，它是有机体的神经系统发生的一种作用；有机体破坏，精神作用也就跟着消灭。但是，就一般人情说，死如果等于“从此消灭”，把以前曾经存在的账一笔划断，那是非常寂寞的事。受不住这寂寞，就来了死后依然存在的想头。依然存在，自当有所处的境界和相与的伴侣。这各依自己的信仰和想像来决定；在已经走近了生死界线的当儿，往往会造成一些“奇迹”，供后死者传说不休。如信鬼者临死，会有祖先或亡故的亲属到来，导往冥土；基督徒就遇见生着鸟翅膀的天使，迎归天国；佛门弟子则由佛来接迎，往生净土，试翻《净土圣贤录》，这类故事不可胜数。基督徒何以不会遇见祖先或亡故的亲属呢？蒙佛接引的又何以只限于信佛的人？这其间的缘故，原是一想就可以明白的。

    最受不住这种寂寞的应该是修持净土的人了。他们把死看做往生净土与堕入地狱的歧路口。其设想净土与地狱，都源于死后依然存在这一念；而净土悦乐，地狱痛苦，所以临到歧路口必须趋此舍彼。于是一心念佛，平生用尽功夫；指望临命终时，此心不乱，仍能念诵佛号，蒙佛引归净土。还恐怕自力不够，就预先告诫亲属后辈，当己临终，慎勿啼哭，啼哭则此心散乱，就将堕入地狱苦趣；唯有助念佛号，最是功德无量。曾读当代某大师的文抄，厚厚的四本，差不多全讲这些：教人对于死这一件大事怎样去做预备功夫。他们的不甘寂寞也就可想而知了。

    “蓬莱不远”的蓬莱，正无异于基督徒的天堂和佛门弟子的净土。

    再从送死者这方面说，断了气的一个人如果就此灵爽无存，斩绝了曾与世间发生过的一切关系，那也是非常寂寞的事。承认他存在于另一个世界里吧；唯有这样才好比宝物虽不在手头，而存放在外库里，并非就此失掉，就也足以自慰。从这一念，于是来了种种送死的花样。

    这回因铮子内姑母的丧事，把久已忘怀了的故乡种种送死的花样温理了一遍。逢七，或请和尚唪经，或延道士礼忏。让死者受佛门的戒，由和尚给与法名；另一方面，道士“给箓”的法场，派定死者在瑶池会上当一份小差使，也给与道号。佛教徒呢？道教徒呢？只好说“兼收并蓄”。逢七前一天，到各个城隍庙去烧“七香”。城隍是冥土的地方官，到他们那里去烧香，无非希望他们对于新隶治下的鬼魂高抬贵手，不要十分为难；老实说，就是去行贿赂。既已是佛门的戒徒，瑶池会上的“职仙”，何以又成为城隍治下的鬼魂呢？这其间的矛盾谁也不去想，总之，多方打点，只求对死者“死后的生活”有利。

    纸制的服用器物，凡想得到的都特制起来焚化。细针凿花的是纱衣，纸背粘一点儿薄棉的是法兰绒，摺成凹凸纹的是绒绳衫，灰纸剪细贴在衣服里面的是“小毛”，黄纸剪细贴在衣服里面的是“大毛”。桌椅箱笼，镜奁盘盒，乃至自鸣钟，热水瓶，色色俱备，而且都是摩登的款式。因为死者生时爱打“麻将”，就给准备一副麻将牌，加上三道“花”，还有“财神”和“元宝”。死者使用这些器物，“死后的生活”大概很“舒齐”的了，只是还没有自己的房子，租赁人家的房子终非久计。据说在最近的将来就有一所纸房子为她建筑起来了。

    死者每天进食三次，中午用饭，早晚用点。食毕就焚化纸锭。逢食拿钱，这是阳世生活所没有的。唪经礼忏的日子则焚化得特别多。统计七七中所焚化的纸锭，至少可以堆满半间屋子。普通纸锭是用一张锡箔摺成的；还有用几张锡箔凑合摺成的中空的正方体，名之曰“库”，中间容纳一只菱形的小锭。这东西非常贵重，据说只须有极少的几个，就可以在冥土开一爿“典当”。这回焚化这样的“库”也不少。在冥土新开的“典当”，像上海四马路的书局一样一家一家接连起来了吧。让死者去剥削穷鬼实非佳事，这一层当然不去想它了；想到的只是从此死者将成为冥土的大财主。

    灵座旁安置一件铜器，名之曰“磬”，却是碗形圆底的东西。每天须敲这东西四十九下；恐怕少敲或多敲，就用四十九个铜钱来记数。据说死者一直在那里趱行冥土的路程，而冥土是黑暗的，须待磬声一响，才有一段光明照见前路。如果少敲了，光明不继，那就有迷路的危险；多敲了呢，光明太强，耀得趱行者眼花，也许会累她跌交。照这样说，死者并不住佛土，也不在瑶池，也不作城隍治下的鬼魂，也不安居冥土的寓所，享受丰美的起居饮食，也不当许多爿“典当”的大老板，吮吸穷鬼们的鬼脂鬼膏，却在那里作踽踽独行的“旅鬼”。

    承认死者存在于另一个世界里，可是终于不能确定死者的境况，因为这种种矛盾荒唐的花样原来是由送死者想像出来的。送死者忙着这种种的花样，仿佛得到了抚慰，强烈的悲感就渐渐地轻淡了。

    刊《申报月刊》2卷9号（1933年9月15日），署名郢生。

    读书

    听说读书，就引起反感。何以致此，却也有故。文人学士之流，心营他务，日不暇给，偏要搭起架子，感喟地说：“忙乱到这个地步，连读书的功夫都没有了。”或者表示得恬退些，只说最低限度的愿望：“别的都不想，只巴望能安安逸逸读点儿书。”这显见得他是天生的读书种子，做点儿其实不相干的事就似乎冤了他，若说利用厚生的笨重工作，那是在娘胎里就没有梦见过，这般荒唐的骄傲意态，只有回答他一个不理睬了事。衣锦的人必须昼行，为的是有人艳羡，有人称赞，衬托出他衣锦的了不起。现在回答他一个不理睬，无非让他衣锦夜行的意思。有朝一日，他真个有了读书的功夫了，能安安逸逸读点儿书了，或者像陶渊明那样“不求甚解”，或者把一句古书疏解了三四万言，那也只是他个人的事，与别人毫不相干。

    还有政客、学者、教育家等人的“读书救国”之说。有的说得很巧妙，用“不忘”“即是”等字眼的绳子，把“读书”和“救国”穿起来，使它颠来倒去都成一句话。若问读什么书，他们却从来不曾开过书目。因此人家也无从知道究竟是半部《论语》，还是一卷《太公兵法》，还是最新的航空术。虽然这么说，他们欲开而未开的书目也容易猜。他们要的是干练的帮手，自然会开足以养成这等帮手的书；他们要的是驯良的顺民，自然会开足以训练这等顺民的书。至于救国，他们虽然毫不愧怍地说“已有整个计划”，“不乏具体方案”，实际却最是荒疏。救国这一目标也许真能从读书的道路达到，世间也许真有足以救国的书，然而他们未必能，能也未必肯举出那些书名来。于是，不预备做帮手和顺民的人听了照例的“读书救国”之说，安得不“只当秋风过耳边”？

    还有小孩进学校，普通都称为“读书”。父母说：“你今年六岁了，送你到学校里去读书吧。”教师说：“你们到学校里来，要好好儿读书。”嘴里说着读书，实际做的也只是读书。国语科本来还有训练思想和语言的目标，但究竟是工具科目，现在光是捧着一本书来读，姑且不说它。而自然科、社会科的功课也只是捧着一本书来读，这算什么呢？一只猫，一个苍蝇，一处古迹，一所公安局，都是实际的东西，可以直接接触的。为什么不让小孩直接接触，却把这些东西写在书上，使他们只接触一些文字呢？这样地利用文字，文字就成为闭塞智慧的阻障。然而颇有一些教师在那里说：“如果不用书，这些科目怎么能教呢？”而切望子女的父母也说：“进学校就为读这几本书！”他们完全忘了文字只是一种工具，竟承认读书是最后的目的了。真要大声呼喊“救救孩子”！

    读书当然是甚胜的事，但是必须把上面说起的那几种读书除外。

    刊《中学生》杂志39号（1933年11月1日），署名郢生。

    知识分子

    有些研究历史的人说我国的传统政治是“中国式的民主”，他们的论据是：我国的传统，政府中的官吏完全来自民间，既经过公开的考试，又把额数分配到全国各地，并且按一定年月，使新分子陆续参加进来，由此可见我国政府早已全部由民众组成了。

    “民主”这个词儿来自西方，不是我国所固有，咱们也不必考据这个词儿的语源，大家心目中自然有个大致共通的概念。总之，咱们决不把通过考试的办法选出一批人来做官叫做民主，就像咱们决不把一家老板开的店，因为选用了张三李四等人做伙计，就认它是公司组织。在传统政治上，做官只是当伙计。伙计之上有个老板在，就是皇帝。汉唐盛世也罢，叔季衰世也罢，皇帝总是“家天下”的。他行仁政，无非像聪明的畜牧家一样，给牛羊吃得好些，好多挤些奶汁。他行暴政，也只是像败家子的行径，只顾一时的纵欲快意，不惜把自己的家业尽量糟蹋，结果至于家破人亡。皇帝而能“公天下”，站在民众的立场，为民众的全体利益着想，那是不能想像的事。如今咱们心目中的民主却是真正的“公天下”，全体民众个个是老板，成个公司组织，决不要一个人当老板，由一批伙计来帮他开店。那些研究历史的人也知道，要是把我国的传统政治认为咱们心目中的民主，那未免歪曲得过了分，自己也不好意思，因此只得勉勉强强加上“中国式的”四个字，以便含混过去。至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说得委婉些，可以借用《庄子》里所说的，“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说得直捷些，就是他们想做官，为了想做官，宁可违犯几个月以前发布的《审查图书杂志条例》中“不得歪曲历史事实”的条款。

    放过那些研究历史的人不谈，且来谈谈做官。自古以来，做官好像是知识分子的专业，固然很有些官儿并不是知识分子出身，但是知识分子的共同目标就是做官却是事实。换句话说，就是要找个老板，当他的伙计，帮他的忙。“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你看他找老板的心情何等迫切。像孔子那样的人物，虽然时代不同，不会有现代人心目中的民主观念，可是由于他的仁心，不能不说他心在斯民。然而他如果真个找到了个信用他的老板，就不能不处于伙计的地位，为老板的利益打算，至少不得损害老板的利益。而那老板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是先天矛盾的，那老板是以侵害民众的利益为利益的。所以“致君尧舜上”只成为自来抱着好心肠的知识分子的梦想。尧舜当时是否顾到民众的全体利益，史无明文。咱们只知道一般历史家的看法，尧舜而后再没有比得上尧舜的皇帝。梦想不得实现，于是来了“不遇”的叹息，来了“用舍行藏”的人生哲学。这是说，没有老板用我，我找不到个合适的老板，我就不预备当伙计就是了。那当然与老板毫无关系，他只是我行我素，照样以侵害民众的利益为利益。

    做官也着实不容易。做官做到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总算到了顶儿尖儿了。而且，在前面所说那些研究历史的人看来，宰相制度是“中国式的民主”的最好表现。他们说在明朝以前，宰相是政府的领袖，皇帝的诏命非经宰相副署，不生效力，于此可见皇帝并不能专制。然而，单看汉朝一代，丞相因为得罪而罢黜的，被杀的，自杀的，就有不少。皇帝这个老板是很难侍候的，规谏他过了分，逢迎他不到家，都有吃官司的可能。俗语说“伴君如伴虎”，实在不算过分。所以二疏勇于早退，传为千古美谈。某人终身不仕，值得写在传记里，好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这不是说他们看透了皇帝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矛盾，故而不屑当皇帝的伙计，去侵害民众的利益，只是说他们比一般知识分子乖觉些，能够早早脱离危险，或者根本就不去接近危险罢了。一些高蹈的诗歌文章大抵是从这样来的。元朝人写些曲子，极大一部分表示看轻利禄的思想，骨子里只是说明了在异族入侵的时代，皇帝的伙计更不容易当，或者你想当也当不上。

    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做皇帝的。历代打天下的与篡位的，都不是知识分子。这因为知识分子没有实力，他注定是个伙计的身份。既然注定当伙计，即使他胞与为怀，立志要为民众的全体利益打算，碰到老板这一关，就只好完全打消。张横渠的“四句教”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说是志大言大了。前三句不去管它，单看第四句，他说要为万世开太平。什么叫太平？依咱们想来，该是指民众都得享受好的生活而言。民众不是空空洞洞的一个概念，是张三李四等无数具体的人。好的生活不是空口说白话，是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享受都要确确实实够得上标准。试想，张三李四等无数具体的人的物质上以及精神上的享受都要确确实实够得上标准，这样的太平是皇帝和他的伙计们所能容许的吗？这样的太平真个“开”了出来的时候，还有皇帝和他的伙计们存在的余地吗？所以“四句教”只能在理学家的口头谈说，心头念诵，而太平始终开不出来，历代的民众始终在苦难中过活。

    能够帮助皇帝的是好伙计。皇帝要开道帮他开道，要聚敛帮他聚敛，要提倡文术就吟诗作赋，研经治史，要以孝治天下就力说孝怎样怎样有道理，这些人所得的品评虽然未必全好，可是在当时总可以致身显贵，不愁没有好的享受。然而与民众的全体利益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从民众的全体利益出发，他们只是帮了皇帝的忙。你看，司马光编了一部史书，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资治”，不是说这是皇帝的参考书吗？司马光当然是个好伙计。还有王安石，他的新政没有能够推行，而今人却认他为大政治家。现在不问他是不是大政治家，单问他计划他的新政，到底为宋室打算，还是为民众的全体利益打算？想来也只能说他是宋神宗的一个好伙计，而不是代表什么民众的利益的吧。你要做官，不论做得好做得坏，只能站在皇帝的一边。站在皇帝的一边，自然不能同时站在民众的一边。武断一点说，我国历史上就不曾有过站在民众一边的官。

    用考试的办法选出一批人来做官，当皇帝的伙计，就说这是民主，那是小孩儿也骗不动的。不料偏有人要想骗这么一骗，真可谓其愚不可及也。

    时代过去了，皇帝没有了，国家的名号也换过，改称民国了，可是看看教育界的精神，还是在那里养成一批伙计，看看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还是一副伙计的嘴脸。这倒不是民主能不能实现，民众能不能做成老板的问题。到机缘成熟的时候，就会来这么一个激变，那时候，该实现的实现了，要做成的做成了，只有知识分子守着传统的伙计精神，以不变应万变，却是绝对没有安身立命的余地的。

    1944年11月4日作。

    刊《抗战文艺》卷5、6合期，署名叶圣陶。

    “胜利日”随笔

    今天“胜利日”，你作何感想？

    当然是极度的高兴。我有生之年是甲午，从甲午到今年五十二年，这五十二年中，我国人受了日寇不知多少侵害，就我一家而论，也受了日寇好几回直接损伤。现在日寇投降了，以后他们会不会彻底悔改，固然要看同盟国家的管制如何，日本全国人民的觉醒如何，可是仇恨的“前账”可以结一结了。结清前账，心头一松，极度的高兴在此。

    从今天起，第二次大战结束了，世界上法西斯的最后堡垒倒塌了，虽然有些“法西斯细菌”还待各国人民努力清除。若问“老百姓的世纪”什么时候开始，就全世界而言，可以说开始于今天。老百姓的世纪与以前的世纪有什么不同？我回答说：老百姓的世纪将实现法国革命时候的三大原则“自由，平等，博爱”，与罗斯福先生提出的四大自由“发表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三大原则与四大自由是实实在在对老百姓有好处的，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上都有好处的，怎能叫我不极度高兴呢？

    还有旁的感想吗？

    我愧对牺牲在战场上的士兵同胞，愧对牺牲在战场上的盟军。

    我愧对挟了两个拐棍，拖了一条腿，在东街西巷要人帮忙的“荣誉军人”。

    我愧对筑公路修飞机场的“白骨”与“残生”。

    我愧对拿出了一切来的农民同胞。

    我愧对在敌后与沦陷区，坚守着自己生长的那块土地，给敌人种种阻挠，不让他们占丝毫便宜，同时自己也壮健地成长起来的各界同胞。

    我恨着——今天算是吉祥的日子，恨着的话暂时不说吧。

    还有吗？

    当然还有，说起来将无穷无尽。“三句不离本行”，单就有关本行的说一些吧。战争结束了，老百姓的世纪开始了，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应该立刻取消了。要彻底的无条件的取消，再不要什么尺度与标准。

    凡是身体与精神都健康的人，凡是认认真真生活的人，他们想要发表些什么自有尺度，自有标准。什么是他们的尺度与标准？要自己好，要大家好，不损伤自己的自由，也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就是他们的尺度与标准。除此而外，如果还有什么尺度与标准，由某些人定下来，要他们遵守，这就是加给他们的精神上的迫害。无论你定得怎样客观，怎样公平，怎样有道理，总之是加给他们的精神上的迫害。只要想，由人家定下尺度与标准，就是划定了个范围，只许在范围里面发表，不许在范围以外发表，四大自由的第一项“发表的自由”不就受了侵犯吗？

    说图书杂志审查是精神上的迫害，理由就在此。所以这个制度要立刻取消，要彻底的无条件的取消，让大家得到发表的自由，像检回一件失去已久的宝贝一样。

    1945年8月22日作，刊24日《华西晚报》。

    9月5日修改，刊23日《新华日报》，均署名叶圣陶。

    独善与兼善

    古人谈立身处世，有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说法。穷并不是说没有钱用，没有饭吃，而是说得不到时君的看顾，就是不能够得君行道。那时候只好自顾自，勉力做个好人，这叫做“独善”。达是穷的反面，就是让时君看上了，居高位，做高官。那时候你有什么抱负可以施行出来，使民众得些好处，这叫做“兼善”。古代的知识分子，除开那些没志气的不说，单说那些极端有志气的，他们只能在穷啊达啊独善啊兼善啊两条路上走一条，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因为从前所谓天下是皇帝的私产，谁要对天下作什么事务，必须得到皇帝的任用，至少也要得到皇帝的默许，否则就无法作，硬要作就是违碍，非遭殃不可。譬如著书立说，启迪民众，也算是一种影响到天下的事务，如果你循规蹈矩，不违反皇帝的利益，皇帝就默许你，由你去著书立说，不来管你；如果你要说些不利于皇帝的话，皇帝就不能默许，于是焚稿，劈版，杀头，戮尸，种种的花样都来了。你觉得如果碰到这一套挺麻烦，就只好把要说的一番话藏在肚肠角里，隐居山林，诗酒自娱，实做个独善其身。眼见生民涂炭，天下陷溺，也只好当作没有看见，哪怕你心热如焚，实际上还是形冷如冰。从来真有志气的人往往不得志，看他们写些诗文，往往透露出一腔牢骚，其故就在于此。再说那些达的，可以举历代得位当政的一班政治家为例，他们未尝不作些好事，使民众得些好处，但是也不过像牧人一样，好好看顾牛马，无非为了主人，使主人可以多挤些牛马的奶汁，多用些牛马的劳力罢了。无论他们怎样存心兼善，民众还是离不了牛马的地位，如果认定牛马的地位说不上什么善，那么“兼善”简直是空话。说句幼稚的话，古代要行兼善只有皇帝才行得通，他若不把民众放在牛马的地位，他就兼善了。但是，不把民众放在牛马的地位，他皇帝怎么做得成？有那样的傻皇帝吗？至于知识分子，注定的只好独善，没法兼善。并且，要能独善，总得有田有地，有吃有穿。得到那些供给，或由祖宗遗传，或由自己弄来，似乎毫无愧怍；可是踏实一想，无非吸了牛马的血汗，与皇帝大同而小异。那么，独善果真是“善”吗？看来也大有问题。

    到如今，皇帝的时代过去了，所谓天下是民众的公产。对于这份公产，大家自己来管理，大家共同来管理。就自己管理而言，见到民主的精神。就共同管理而言，见到组织的重要。“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感，在从前是只属于伦理的，如今因为共有一份公产，从实际生活上见到彼此的相需相关，伦理的之外又加上经济的，关系的密切简直达到没法分开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事情干得好大家好，干不好大家糟，没有什么独善可言。也可以这么说，即使你喜欢独善，也得通过兼善才做得到真个独善。如今时代与从前不一样，如今是独善兼善混而不分，而且非“善”不可的时代了。如今无所谓穷，唯有知能不足，不懂道理，办不了事，那才是穷。那样的穷，独善兼善都谈不上。如今也无所谓“达”，懂得道理，办得了事，独善兼善双方顾到，也不过是尽了本分，没有什么所谓“达”的。虽然没有什么所谓“达”的，兼善却万万不可放松。如果一放松，你就是拆了大家的台，使大家吃亏。并且大家之中有个你在，也就是使你自己吃亏。自己吃亏是最为显而易见的，除了傻子谁愿意？

    以上的话虽属抽象，对于如今的知识分子却有些关系。本志的读者是中等学生，在知识分子的范围里，所以我们要在这儿谈这个话。我们以为如今的知识分子固然要继承从前的文化传统，但是继承必须是批判的而不是盲目的，值得继承的才继承，否则就毫不客气，抛开完事。关于立身处世的传统，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说法，就非抛开不可。若不抛开，就将一塌糊涂，做不得民主国家的公民。你讲“穷”“达”，无异承认社会上有个排斥你赏识你像皇帝那样的特权阶级，而这个特权阶级非但不该有，假如实际上有也要把它打倒，如何能加以承认呢？你讲“穷则独善，达则兼善”，无异说你有燮理阴阳，治民济世的大才，你没有看清如今作事，为自己也为大家，为大家也为自己，并没有一种特别叫作治民济世的事，这个错误又如何要得？认识一错，全盘都错，你受教育就不明白为什么受教育，你作事就不明白为什么作事，你成了个古代的知识分子，距离民主国家的公民却有十万八千里。我们想，如今的知识分子第一要不把知识分子看得了不起。知识分子了不起乃是知识封锁时代的现象，民主国家知识公开，知识共享，人人有了知识，人人成为知识分子，也就无所谓知识分子了。第二，要在实际生活中贯彻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情，真正见到彼此同气，不能分开，于是各自去参加“大家自己来管理，大家共同来管理”的某项事务。见解如此，才算脱去了古代知识分子的窠臼。

    单管认识与见解，不顾日常的实践，还是不济事。做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须随时随地实践，随时随地顾到共有的这份公产，才能使国家真个成为民主国家，自己与他人并受其益。譬如政治，就不能不管，有些人以为政治是罪恶的渊薮，管政治是卑琐龌龊的勾当，不去管它才是清高。其实这是古来知识分子的想头，与如今全不相干。按如今的说法，管政治并不等于做官（进一步说，官也可以做，只要明白做官是为公众办事，并不是去作威作福，鱼肉公众，就好了），只是管理自己与公众都有份的事而已，那些事太切身了，非管不可。选举保长乡长了，知道这关系到一保一乡的福利，就不该随便填个人名了事，更不该放弃选举权，不去投票。见到了什么意思，或者是积极的建议，或者是消极的指摘，知道不建议不指摘将会坏事，就不该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见到的意思在头脑里消逝。诸如此类，不能尽说。总之，凡是该管的样样都认真的管，才是实践。又如与大众为伍，要真个感到彼此为一体，这种习惯也不能不努力养成。从前的知识分子大多抱个人主义，喜欢超出恒流，即或有所交往，也只限于同辈，对于操劳力耕的工人农人，就看作下贱之徒，避之若浼，民胞物与，只在谈道学的时候那么说说，在作文的时候那么写写而已。如今彼此既同为国家的主人，无所谓高贵与下贱，而实际生活中又必须相济相助，搅在一起，所以文艺作者有深入民间的切需，知识青年有回到乡村的必要。其实说“深入”似乎未妥，深入了可能还有出来的时候，如果出来，岂不是仍在民间之外？若说“没入”民间，像一滴水，顺着江河归于大海，永不复回，那就更妥帖了。说回到乡村，也不是回去调查调查，考察考察，或者劝说一番的意思，大致也在于“没入”，乡间比之于大海，回去的青年就是一滴水。要真个做到如此地步，必须脱胎换骨，把沾染在身上的从前知识分子的坏习气完全消除，向大众学习，与大众共同学习。这又是非实践不可的事。

    如今虽然有人嫌民主讨厌，又有人以为我国谈民主还早，可是我们相信民主是当前最好的共同生活方式，必须求其从速实现。就知识分子而言，其知识是可贵的，可是传统的精神必须革除，新的实践必须养成，才能够排除民主的障碍，促进民主的实现。这儿说了一番话，请读者诸君加以考核，如有可取，希望采纳。未尽的意思以后再谈。

    1945年3月27日作。

    刊《中学生》战时月刊86期，署名叶圣陶。

    诗人节致辞

    今天是诗人节。

    诗人节想到诗人，头一位当然是屈原，诗人节定于今天端午日，就为的纪念他。他在他那个时候，吸收了南方民间文艺的长处，把它发展，把它加深提高，写下他的光辉的诗篇。除了无名作者以外，他的名字首先出现在我国的诗史。屈原所以值得纪念，就他作诗的宗旨来说，太史公有两句话很扼要，叫做“眷顾楚国，系心怀王”，记住这两句话读他的东西，可以说“虽不中不远矣”。

    想到的第二位该轮到杜甫，他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他能运用他以前的各种体裁和技巧，可是取材的范围超出了古人很多，他把生活和诗融和在一起，生活里的一切全是他的诗料，读他的诗就好像读他的生活，这是在他以前没有的，在他以后，同样的诗人也找不出几个。我们会立刻想到他，原是非常自然的事儿。他有几句诗说明他作诗的宗旨，叫做“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希望最高统治者特别贤明，比传说中的尧舜还要强，他自己愿意帮他做些治国平天下的事业。历来批评家往往说杜甫继承的是儒家精神，就是为此。

    屈原“系心”的是怀王，他“眷顾”的楚国只是怀王的楚国；杜甫希望皇帝比尧舜还要强，希望他自己当个高明的帮手：按实说起来，他们二人都站在统治者一边。而从前的统治者，不管他昏庸也好，贤明也好，实际上总是与人民对立的。如果我们想到这一层，就说屈先生杜先生他们要不得，意识太落后了，不配称为诗人，那是不应该的。我们知人论世，最需要的是“了解的同情”，我们不能用现在的尺度去衡量古人。在屈先生杜先生的时代，想使社会秩序好一点，只有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了解的同情”是一回事，我们正确地自处又是一回事，若说我们从前有两位大诗人，屈先生和杜先生，他们都是站在统治者一边的，我们现在也该照他们的样，走他们的路子，那就是不善于自处了。

    现在没有什么怀王了，也没有什么皇帝了，是一。现在是“人民的世纪”了，人民是主人，不容许有谁跟人民对立了，是二。现在做人，且不说诗人，只说做个寻常的人，注定混合在人民中间。人民好比草原上的草，每个人是其中一棵。风吹着，阳光照着，彼此同样承受，霜冻着，冰雹打着，彼此也同样承受。由于息息相关，所以心心相印，必须把社会秩序弄好，必须把共同生活弄好。寻常人是这样，诗人难道另外一个样吗？简单一句话，现在的诗人注定要以人民的心为心。比起屈先生杜先生来，这当然可以说是进步，并不是现在诗人比他们二位高明，只是现在的时代使然。假如他们二位生在现在的时代，按照他们那么伟大的精神推想，他们作诗的宗旨也必然是表达出人民的心声。

    在“人民的世纪”，“人民的诗人”没有旁的要写，要写的就是“人民的诗”。

    1945年5月27日作。

    刊6月13日《华西晚报·诗人节特刊》，署名叶圣陶。

    “习惯成自然”

    “习惯成自然”，这句老话很有意思。

    我们走路，为什么总是一脚往前，一脚在后，相互交替，两条胳臂跟着动荡，保持身体的均衡，不会跌倒在地上？我们说话，为什么总是依照心里的意思，先一句，后一句，一直连贯下去，把要说的都说明白了？

    因为我们从小习惯了走路，习惯了说话，而且“成自然”了。什么叫做“成自然”？就是不必故意费什么心，仿佛本来就是那样的意思。

    走路和说话是我们最需用的两种基本能力。推广开来，无论哪一种能力，要达到了习惯成自然的地步，才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不达到习惯成自然的地步，勉勉强强的做一做，那就算不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如果连勉勉强强做一做也不干，当然更说不上我们有了那种能力了。

    听人家说对于样样事物要仔细观察，才能懂得明白，心里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这当儿，我们还不是已经有了观察的能力。

    听人家说劳动是人人应做的事，一切的生活资料，一切的文明文化，都从劳动产生出来的，心里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这当儿，我们还不是已经有了劳动的能力。

    听人家说读书是充实自己的一个重要法门，书本里包含着古人今人的经验，读书就是向许多古人今人学习，心里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这当儿，我们还不是已经有了读书的能力。

    听人家说人必须做个好公民，现在是民主的时代，个个公民尽责守分，才能有个好秩序，成个好局面，自己幸福，大家幸福，心里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这当儿，我们还不是已经有了做好公民的能力。

    这样说下去是说不完的，就此打住，不再举例。

    要有观察的能力，必须真个用心去观察。要有劳动的能力，必须真个动手去劳动。要有读书的能力，必须真个把书本打开，认认真真去读。要有做好公民的能力，必须真个把公民应做的一切事认认真真去做。在相信人家的话很有道理的时候，只是个“知”罢了，“知”比“不知”似乎好些，但仅仅是“知”，实际上与“不知”并无两样。到了真个去观察去劳动……的时候，“知”才渐渐化为我们的习惯，习惯成自然，才是我们的能力。

    通常说某人能力不强，就是某人没有养成多少习惯的意思。譬如说张三记忆力不强，就是张三没有把看见的听见的一些事物好好记住的习惯。譬如说李四发表力不强，就是李四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说出来写出来的习惯。

    习惯养成得越多，那个人的能力越强。我们做人作事，需要种种的能力，所以最要紧的是养成种种的习惯。

    养成习惯，换个说法，就是教育。教育不限于学校，也不限于读书，学校教育只是教育的一部分，读书这件事也只是教育的一部分。我们在学校里受教育，目的在养成习惯，增强能力。我们离开了学校，仍然要从种种方面受教育，并且要自我教育，目的还是在养成习惯，增强能力。习惯越自然越好，能力越增强越好，孔子一生“学而不厌”，就为他看透了这个道理。

    1945年4月26日作。

    刊《开明少年》创刊号（7月16日），署名翰先。

    两种习惯养成不得

    在本志第一期里，我说“习惯成自然”才是能力，一个人养成的习惯越多，他的能力越强。这一回要说的是习惯不嫌其多，有两种习惯却养成不得，除掉那两种习惯，其他的习惯多多益善。

    哪两种习惯养成不得？一种是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又一种是妨害他人的习惯。

    什么叫做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举例来说，容易明白。坐要端正，站要挺直，每天要洗脸漱口，每事要有头有尾，这些都是一个人的起码习惯，有了这些习惯，身体与精神就能保持起码的健康。但是这些习惯不是一会儿就会有的，也得逐渐养成。在没有养成的时候，多少要用一些强制功夫，自己随时警觉，坐硬是要端正，站硬是要挺直，每天硬是要洗脸漱口，每事硬是要有头有尾。直到“习惯成自然”，不待强制与警觉，也能行所无事的做去，这些就是终身受用的习惯了。如果在先没有强制与警觉，今天东，明天西，今天这样，明天那样，那就什么习惯也养不成。而这今天东，明天西，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倒反成为一种习惯，牢牢的在身上生根了。这种习惯就是“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最要不得。为什么最要不得？只消一句话回答：这种习惯是与其他种种习惯冲突的，养成了这种习惯，其他种种习惯就很少有养成的希望了。

    什么叫做妨害他人的习惯？也可以举例来说。走进一间屋子，砰的一声把门推开，喉间一口痰涌上来了，扑的一声吐在地上，这些都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事。但是很关紧要，因为这些习惯都将妨害他人。屋子里若有人在那里作事看书，他们的心思正集中，被你砰的一声，他们的心思扰乱了，这是受了你的影响。你的痰里倘若有些传染病菌，扑的一声吐在地上，这些病菌就有传染给张三或李四的可能，他们因而害起病来，这是受了你的影响。所以这种习惯是“妨害他人的习惯”，最要不得。在“习惯成自然”之后，砰的一声与扑的一声将会行所无事，也就是说，妨害他人将会行所无事。一个人如果明了自己与他人的密切关系，不愿意妨害他人，给他人不好的影响，就该随时强制，随时警觉，不要养成妨害他人的习惯。不问屋子里有没有人，你推门进去总是轻轻的，不问你的痰里有没有传染病菌，你总是把它吐在手绢或纸片上，这样“习惯成自然”，你就在推门与吐痰两件事上不致妨害他人了。推广开来说，凡是为非作歹的人，他们为非作歹的原因固然有许多，也可以用一句话来包括，他们的病根在养成了妨害他人的习惯。他们不明了自己与他人的密切关系，他们不懂得爱护他人，一切习惯偏向妨害他人的方面，他们就成了恶人。如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军阀，是头等的恶人，其他如贪官、污吏、恶霸、奸商，也都是恶人中的代表角色。这些恶人向来为人们所痛恨，今后的世界上尤其不容许他们立足。谁要立足在今后的世界上，谁就得深切记住，不要养成妨害他人的习惯。

    习惯不嫌其多，只有两种习惯养成不得，一种是不养成什么习惯的习惯，又一种是妨害他人的习惯。

    1945年9月5日作。

    刊《开明少年》5期（11月16日），署名翰先。

    暴露的效果

    在先严禁暴露。凡是越真切越深入的写叙一些事象的文篇，越难出头露面。理由颇为正大，一则说，恐怕动摇了大家对于抗战的信心；二则说，恐怕被敌伪利用作为他们宣传的资料。谁都巴望大家对抗战的信心坚若金汤，谁都不愿意让敌伪得到什么宣传的资料，就觉得严禁似乎情有可原。

    其实这样想未免近乎好好先生。你说情有可原，就是同意了“家丑不可外扬”。家丑外扬，固然大煞风景。可是家丑如果永远丑下去，或者越来越丑，岂不是实际上大糟其糕？你既同意不可外扬，同时必须赶紧消除那个丑，才是正理。否则那个丑本身会长了翅膀“扬”出去，你愿意替它遮遮掩掩，也只是空有了个好心；而那个丑到了本身长了翅膀“扬”出去的时候，它的灾祸更将厉害万倍了。好好先生的想头往往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

    现在检查制度表面上算是取消了。虽然禁止的法门还是不少，如不许发刊，如扣留邮寄；但是就见到的报志来说，暴露的文篇的确比先前多了些。别的不说，单是包办复员的那些大人先生的举措行动一项，已经占了大部分篇幅：使人起其丑不可向迩之感。外扬吧，尽量外扬吧，直到再没有家丑的时候。

    但是，影响如何呢？似乎也看不大出。在身当其事的人，以前是自己心虚，只怕人家知道，所以造出种种理由来，严禁人家暴露；如今是不再心虚了，心窍翻了个身，胡作非为是正道，偷窃抢夺是权利，为国为民是梦话，为己为私是哲学，所以你们描摹也好，谩骂也好，我总之只当没看见，没听见，还是按照我的哲学我行我素。到此地步，使人觉得暴露的效果竟然等于零。

    莫非暴露的确无济于事吧？其实并不然。一般人把家丑作为茶余酒后的谈资，那当然无济于事。或者愤慨一阵，痛骂一通，事过情移，也就罢了，那也无济于事。如果想，家是我的家，丑不该出在我的家里，现在既然出在我的家里，必须把它消灭了才罢休——暴露就产生了效果。

    身当其事的人，心窍既已翻了个身，就只能希望一般人都作如是想：“家是我的家。”

    1945年12月15日作。

    刊《文萃》11期，署名叶圣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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