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30年战争努尔哈赤建后金
满族的先世居住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自古就和中原地区有密切的关系。据《满文老档》记载：长白山东边有一座布库里山，山麓的布勒和里湖，清澈见底，澄碧如镜。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有三位仙女浴于湖中。第三位仙女天真烂漫，吃了灵鹊衔来的红色果实，结果孕而生子，姓爱新觉罗，取名为布库里雍顺，他是满族传说中公认的始祖。
满族是女真族的后裔，明朝时女真内部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三大部，满族出自建州女真，它的直系祖先居住在黑龙江流域北岸，后来逐渐向南迁移，并从渔猎转为以农业生产为主。建州女真以苏子河流域为中心，经济日益发展，军事力量日益增强。苏子河西岸土地肥美，山青水秀，成了清朝的发祥之地。日趋腐败的明朝政府已无法改变建州女真由弱变强、由分散到统一的崛起过程。
明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女真的控制，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的分而治之、互相牵制的老办法，使女真各部长期陷于分裂、混战不休的状态，明朝政府要实现这一目的，相机使用镇压、招抚和防范的手段。当时确实是“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建州内部敢是攘夺货财，兄弟交嫉”，相互厮杀。这种分裂割据、互相对立、战乱不息的局势，阻碍和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与发展，给女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广大女真人民都希望从分裂割据、互相仇杀中解脱出来，实现统一安定的局面，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努尔哈赤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
努尔哈赤，生于1559年（明嘉靖三十八年），出生在建州左卫奴隶主家庭。他是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的六世孙，历代祖先有许多人受明廷册封，担任建州左卫指挥使、都督佥事、都督等官。努尔哈赤10岁丧母，因继母虐待，19岁分家自立。为了生活，他采松子、挖人参到抚顺马市出售，不久又投到明辽东大将李成梁部下，“每战必先登，屡立战功，成梁厚待之”。艰苦的劳动生涯和紧张的戎马生活，把努尔哈赤锻炼成足智多谋、武艺超群的杰出人才。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建州苏克苏浒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引导明军镇压阿台，努尔哈赤的祖父左卫都指挥觉昌安，父亲建州左卫指挥塔克世也随军同往，结果在明军攻破阿台的古将城时，觉昌安被烧死，塔克世遭误杀，明廷为了报偿其祖父、父亲冤死，授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于是他强咽仇恨返回建州，以图发展。
努尔哈赤把祖、父的死亡归罪于尼堪外兰。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他以祖、父遗甲13副起兵，攻打尼堪外兰的图伦城，尼堪外兰弃城逃走。从此，努尔哈赤开始了统一建州女真各部的事业。1584年，他攻占了兆佳城和玛尔墩寨，降服了董鄂部；1585年，进攻界凡寨，击败界凡、巴尔达、萨尔浒、加哈、托漠河5寨联军800人，征服了浑河部；同年，攻破安土瓜尔佳城，杀城主诺莫泥；1586年，攻克鄂勒珲城，杀尼堪外兰，控制了苏克苏浒部；1587年和1588年又收服哲陈部、完颜部。
努尔哈赤初起时，士卒不到100名，是建州女真中一支弱小的势力，在建州内外有许多强大的敌人，努尔哈赤采用“恩威并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政策经过5年的征战，基本上把分散对立的各部努力统一了起来，一跃而为女真族中最强大的力量。努尔哈赤面对着强大众多的敌人以及部族内外一片争杀的混乱局势，既有坚强刚毅、蔑视困难的勇气，又能冷静地分析形势，部署对策。他勤练兵马，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常常以少击众，屡克强敌，努尔哈赤自己说：“吾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交，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在攻克鄂勒珲城的战斗中，亲率40人冲入敌阵，受箭伤30处。这种猛冲猛打、勇往直前的战斗作风是他取胜的重要的原因，同时，他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和政策即先弱后强，由近及远。开始时他的征讨范围限于建州内部，特别是把斗争矛头指向尼堪外兰，对相对强大的海西女真则暂时避免发生冲突，对蒙古、朝鲜则进行拉拢，表示亲睦。对明朝中央政府更是十分恭顺，“遣使通好，岁以金币聘问”，努尔哈赤还多次亲赴北京朝贡，所以明廷最初对他比较信任。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各部后，明廷于1589年授他为都督佥事，1591年升为左都督，1595年，以“保塞有功”又晋封他为龙虎将军，把他看做是“忠顺学好，看边效力”的良好的地方官。此外，努尔哈赤注意收容降众，整顿内部秩序，发展经济。他“定国政，禁悖乱，法制以立”，“招徕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洲民殷国富”。
建州女真的统一和努尔哈赤的崛起，必然会引起与同样强大的海西女真发生冲突。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海西叶赫部领袖纳林布禄纠集了哈达、乌拉、辉发、科尔沁、锡伯、瓜尔佳、朱舍里、讷殷9部，组成3万联军，分三路向努尔哈赤发动进攻。这是努尔哈赤起兵以后的第一次关键性战役，9部联军声势浩大，兵力占压倒优势。但是努尔哈赤临危不惧，从容镇静，他正确地分析了9部联军内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认为：“彼部长甚多，兵皆乌合，势将观望不前”，“伤其一二头目，彼兵自走”，“我兵虽少，奋力一战，固可必胜耳”，他满怀信心地鼓舞将士，从容布阵，抢在联军的前头，在古勒山立营，“立险要之处，诱彼来战”。在战斗时，集中优势兵力，重点出击，斩杀叶赫首领布斋，俘获乌拉首领满泰的弟弟布占泰，“叶赫贝勒等见布斋被杀，皆痛哭。其同来贝勒等大惧，并皆丧胆，各不顾其兵，四散而走”。努尔哈赤取得了“破九部三万之众”的重大胜利，这次胜利为进一步统一女真各部奠定了基础。
努尔哈赤破9部联军后，乘胜挥军东进，征服了朱舍里、讷殷2部，力量迅速壮大。此时，努尔哈赤及其弟速尔哈赤，各有战将150余人和40余人，各有战兵1万多人和5000多人，军事力量已经相当强大。此后20多年，努尔哈赤为统一女真进行了艰苦斗争，主要就是对付部众很多、力量强盛的海西4部。他认识到自己不可能一举攻灭4部，他说“砍伐大木，岂能骤折，必以斧斤伐之，渐至微细，然后能折。相等之国，欲一举取之，岂能尽天乎”，因此，采取了分化和逐步蚕食政策。一方面，与海西4部中较强大的叶赫、乌拉两部结盟联姻，特别是拉拢乌拉部领袖布占泰，努尔哈赤和速尔哈赤娶布占泰的侄女与女儿为妻，速尔哈赤又把女儿嫁给布占泰，目的是拆散海西4部的联合，以便各个击破。另一方面逐步先攻灭较小的哈达部与辉发部。当时明朝政府害怕女真统一以后，力量强大起来，希望保持各部分立，玩弄力量平衡、分而治之的手段，袒护渐趋衰落的海西4部，压抑正在勃兴的建州女真，努尔哈赤为了避免与明军冲突，仍表示服从明朝的命令。1599年，努尔哈赤已攻灭哈达部，擒其首领蒙格布禄，但在朗朝政府的干预下又不得不在表面上恢复哈达部，立蒙格布禄之子武古尔岱为哈达首领，而自己则在幕后控制。至于对蒙古更是加意笼络，蒙古科尔沁部、扎鲁特部都归附了努尔哈赤，成为他在统一战争中的得力帮手。
在与海西4部长达20多年的斗争中，对东海女真的争夺是个焦点。东海女真分散居住在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两岸，北至外兴安岭的广大地区内，还处在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他们是兵员和奴隶劳动力的后备军，也是财富的来源，无论是海西女真或建州女真，谁能够争取东海女真的归附，谁就能在统一东北的战争中稳操胜券。因此，争夺沿边各部族、各民族的斗争十分激烈。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东海瓦尔喀部斐优城（今吉林省珲春附近）的首领穆特赫苦于乌拉部的骚扰，自愿归附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派弟速尔哈赤及子褚英、代善率兵3000前往斐优城，迎接穆特赫的部众眷属，乌拉部布占泰率兵万人，在图门江一带袭击。速尔哈赤回军途中，在乌碣岩与乌拉兵遭遇，褚英、代善等“缘山奋击，乌拉兵大败”，“斩3000级，获马5000匹，甲3000副”。乌碣岩战斗的胜利，打开了通往东海诸部的大门。从此，努尔哈赤“威行迤东诸部”，乌拉“不敢窥望其去留，兵锋所指，莫敢谁何”，随之瓦尔喀部皆“望风归附”。1609年，派扈尔汉攻占窝集部的瑚叶路（今兴凯湖附近）。1610年（明万历三十八年）派额亦都率军收抚窝集部的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四路，并攻打了雅兰路（今苏联东海滨的雅兰河）。1611年（明万历三十九年）派阿巴泰攻取窝集部的乌尔古宸和木伦二路。同年，东海瑚尔哈部的扎库塔居民来附。
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在顺利地发展，这就要求建州内部权力的集中和统一调动指挥，原始部落残留下的军事民主的传统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建州内部出现了矛盾。这一矛盾在满族兴起的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由此而产生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阴谋和家庭悲剧。这时，努尔哈赤的同母弟速尔哈赤拥有自己的部众和财产，和努尔哈赤共同掌管着建州事务，他和其兄发生了权力冲突和意见分歧。在乌碣岩战斗中，速尔哈赤虽是统帅，却不同意努尔哈赤对乌拉的态度，因而放弃指挥，消极旁观，“率500人止山下，……未能多斩获”。努尔哈赤斥责他“临阵退缩，时有怨言”，速尔哈赤不服。以后，要他派部众服役修筑城寨，他却叫“部下不赴工”，而自己要另建一城。1609年，速尔哈赤企图率部众“出奔他部居焉”，被努尔哈赤发现，把速尔哈赤拘留起来，没收他的财产和奴隶，并把一些怂恿煽动者处死，清除了内部的分裂势力，为统一女真各部踢开了绊脚石。
努尔哈赤清除内部分裂势力后，把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推向新高潮。1612年（明万历四十年），努尔哈尔赤率军攻打乌拉，获胜而归。第二年再次进攻乌拉，乌拉灭亡，从而拔掉了通往东海和黑龙江流域的钉子。1614年，遣兵征服窝集部雅兰、西林二路。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元年）7月，努尔哈赤首次派兵进入黑龙江、精奇里江、牛满河一带的萨哈连地区，攻占52个村寨，同年9月又招服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汇合处以东的使犬部，1617年，再次派兵继续收服东海散居各部，并对那些“岛居负险不负者乘小舟尽取之”，攻占库面岛及其附近岛屿，于是“库面内附，岁贡貂皮，设姓长，乡长，子弟以统之”。1619年，努尔哈赤又派兵收取东海瑚尔哈遗民，同年天叶赫部，统一海西4部。
努尔哈赤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是我国女真族的民族英雄。他以遗甲13副起兵，为女真各部的统一奋斗了30多年（1583—1616年），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发展到拥有精兵六七万；“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语音俱征服”，使“诸部始合初一”，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大业。努尔哈赤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利用女真人民的力量，结束了女真长期分裂割据和动荡不安的局面，这对于女真社会的发展，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和巩固我国东北边防都作了积极的贡献。
随着女真各部逐渐走向统一，其农业、手工业、采猎业、商业等都得到发展，尤其是农业生产更为显著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努尔哈赤为了加强统治，在新的形势下，逐步地弃旧立新，建立各种制度和机构，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采取许多改革措施。
首先是创建“八旗制度”。这种制度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的军政合一，又是“出则备战，入则务农”的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行政管理、军事征伐、组织生产的三项职能。它是在统一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是由女真人狩猎时实行“牛录”组织演变而来的。当时“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10人中立一总领，属9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意为大箭）厄真（意为主也）。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在这种“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并参考其先世金朝猛安谋克制度，正式创建旗制，设立四旗，即黄、白、红、蓝四色，规定每300人编为一牛录，每牛录设牛录厄真1人，管理该牛录的一切事务，到了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因“归附日众，乃析为八”，在原有四旗之外，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黄、白、蓝均镶红边，红旗则镶白边，合为八旗，并规定300人为一牛录，设牛录厄真1人，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厄真1人，五甲喇为一固山，设固同厄真1人，副职2人称美凌厄真。固山厄真即旗主，领有步骑7500名。努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并有巴牙喇（直属精锐卫队）5000余骑，各旗旗主也有人数不等的巴牙喇。当时努尔哈赤领两黄旗，代善（努尔哈赤二子）领两红旗，皇太极（努尔哈赤八子）领镶白旗，莾古尔泰（努尔哈赤五子）领两红旗，杜度（努尔哈赤长孙）领正白旗，阿敏（努尔哈赤侄子）领正蓝旗。他们是每个所辖旗的最高统治者，掌握军事、行政和组织生产的大权，八旗之间是平行关系。所以“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努尔哈赤）令于八将（八旗主）八将令于所属柳累（牛录）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而（牛录）是八旗制度的基层单位，它是以地缘为主，血缘为辅组成的，牛录厄真下设代子2人为副职，再置4名章京，4名拨什库，并把300人组成牛录，分编成4个塔坦（即村或部落），一章京和一拨什库管理一个塔坦的各种事情。可见八旗制度是一套完整的军事组织和政权的统治机构，它把分散的女真各部都组织在旗下，进行生产和战斗，保证了统一战争的胜利。
其次，兴筑城池。努尔哈赤原居二道河村南山上，“土垒方里”，城高10余尺，“无雉堞、射台、隔台、壕子”，该城十分狭小简陋，俗称旧老城。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在苏子河与嘉哈河交汇处的不岸，“因山为城，垒土为郭”，“周四里，南一门，东二门，北一门”，称为赫图阿拉，俗称老城。1605年，努尔哈赤又加筑一道外城，城高6丈，作门8处，该城“杂筑土石，或用木植横筑之，城上环置射箭穴豆、状若女墙，门皆用木板”。由上可见，赫图阿拉有内外城，当时内城居住着努尔哈赤及其贵族，外城居住着旗兵，而奴隶则居于城中，各种工匠皆居城外，全城约有3万多人。赫图阿拉城不仅规模大了，而且有一定的布局，它是努尔哈赤管辖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再次，选人才，设议政，理诉讼。由于统一战争使疆土不断扩大，人口日益增多，管理事务也繁忙了。努尔哈赤为了进行统治，需要大批官员，采取推荐和选拨方式，并指出选择时不要看血统，而要看才德，是否有一技之长，符合条件一人予以录用，使之执政。1615年设议政五大臣，与八旗旗主一同议政，参决机务，“每五日集朝一次，协议国政、军国大事，均于此决之”，这种联席议政制是建州政治、军事的中枢决策机构。与此同时，还颁布法制，命扎尔固齐10人，分任庶务，负责审理诉讼案件。如有刑民案件，先由扎尔固齐10人审问，然后报告五大臣，再由五大臣复查，并把案情告诉诸贝勒，讨论议决。如果原被告一方不服，可以申诉，由努尔哈赤查明情由，最后裁决。虽然当时法规还很原始，有些是习惯法，有打、罚、处死等刑，但是努尔哈赤十分强调要有法规，使每个人预先知道，有所遵循，从而改变了以往随意处分，说打就打，说罚就罚的混乱状况，建立了层层会审制度。
第四，创制满文，开采金银矿产。努尔哈赤早期，原先的女真文已不通行，此时女真人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无本民族的文字，“凡属书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汉字以代言者，十之三四”，这种情形当然不能适应新的形势。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两人，以蒙古文字母与女真语音拼成满文，此种满文，又称无圈点满文，尽管老满文的文法不完备，缺点很多，但是作为本民族文字，开始应用推广，这标志着女真社会向前迈进了一步，矿产的开采，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增强了满族的经济实力。
努尔哈赤推行以上各项措施，无疑是为了加强和巩固以他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但是，这些措施是统一战争产物，它又反过来推动了统一战争，而这场统一战争是进步的，对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加强各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都起着积极作用。努尔哈赤顺应历史潮流，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女真诸部的历史使命。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遂称汗登位，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改元天命，他把分散的女真诸部统一在后金地方政权之下，因而使后金力量迅速壮大，成为与明朝中央政府相对抗的强大的地方势力。
§§§第二节 萨尔浒之战后金乘胜入辽沈
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的领导下迅速崛起，努尔哈赤筑造宫殿，建立年号，招兵买马，想成就一番大事。明朝政权则加强对后星政权的防犯，对建州实行经济封锁。努尔哈赤在准备了2年之后，命第八子皇左极监国，亲率2万劲旅，于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后星天命三年）春，到天坛祭天，领布了讨明檄文：“满洲国主臣努尔哈赤谨昭于皇天后土曰：‘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虽起衅，我尚修好，设碑立誓，凡满汉人等，无越疆围，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疆场，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里方吉纳，胁取10人，杀之边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收获，遣兵驱逐，恨五也；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肆行凌侮，恨六也；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胁我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成，逆天意者败而亡，岂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天厌扈伦启衅，惟我是眷，今助天遣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欺凌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谨告。”
努尔哈赤以杀父祖，遣兵助叶赫防御等“七大恨”作为伐明的檄文，兵分两路，命左翼四固山兵攻东州、玛根丹（均在今抚顺南面）二城，自己率领右翼四固山兵攻抚顺。汉人范文程献计劝降。抚顺守将李永芳本是一个没用的人物，闻满洲军入境攻城，已吓得没有主意，见到努尔哈赤劝降书，就举城投降了。明朝辽东巡抚李维翰急遣广宁总兵张承荫，辽阳副将顾廷相率兵1万来战，双方在抚顺城10里处交战，自日中到傍晚，两边都余勇可贾，不肯退兵。两军阵战坐土飞扬，天昏地暗。明军火炮虽猛，都没有防备多铎见勤率领，后金兵杀来，张承荫腹背受敌战死，士卒十损七八。后金兵获马9000匹，甲7000副，器械无数。7月，努尔哈赤又率八旗兵进入鸦鹘关，围攻清河城，明将邹诸贤固守抵抗，结果城破被杀，接着后金又占领一堵墙，碱场二战。努尔哈赤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不但使“全辽震动”，而且北京也“举朝震骇”，就连饱食终日、万事不理的神宗皇帝也深感“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
明朝为了安定辽东，巩固其统治，早日把后金势力镇压下去，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后金的战争。然而，由于明末政治腐败，驻守辽东的明军业已腐朽不堪，名义上虽有8万多人，实则能作战的不过1万多人，而且兵备松弛，士气颓靡，“累年以来，不修兵具，朽戟钝戈，缓急不足为用，金鼓几于绝响，偶令之截杀，股栗腕战，面孔殊无生色”，这样的军队实在不堪一击。所以明朝政府只好“以倾国之兵，云集辽沈，又招合朝鲜、叶赫”，可是从全国各地征调的军队也和辽东明兵一样腐朽，许多人“伏地哀号，不愿出关”，不少将领“哭而求调”。由此可见，明朝出师并无取胜的把握，只是打一场孤注一掷的冒险战争。
明朝命杨镐为辽东经略，以杜松、李如柏刘蜒等为副，调兵筹饷，经过9个多月的准备，到了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的4月，赴辽的明军都先后到达，再加上胁迫征调的1．3万名朝鲜兵，总共有10万余人，号称47万大军。杨镐与诸将议定，分四路进攻后金，总兵刘蜒率军出宽甸由东；总兵马林率军出三岔口由北；杜松率军出抚顺关由西；李如柏率军出鸦鹘关由南。其中以西路杜松为主力，皆直指赫图阿拉。此外，王绍勋总管各路粮草，杨镐坐镇沈阳，明廷被自己的虚张的声势所欺骗，洋洋得意地认为“数路齐捣，旬日毕事耳”。
努哈赤掌握了明军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明军是采用分兵合击，声东击西的战术。努尔哈赤说：“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因此，只派500人抵御和阻滞南路的刘蜒军，而把全部兵力集中起来，打击从西而来的杜松的明军主力，所谓“凭尔几路采，我只一路去”。这一部署是正确的，因为从兵力上看明军有10万多人，而后金只有6万人，处于劣势。但明军分成四路，兵力分散，再加上刘蜒，马林和李如柏三路山高水险，行军困难，一时不易到达，只有杜松一路出抚顺，渡浑河，沿苏河而上，道路平坦易行，两日就可到达赫图阿拉。努尔哈赤以6万人对付杜松的3万人，才能够在战役上稳占优势，取得主动权。于是他亲自统率八旗大军迅速开赴西线，阻击明军。两军在萨尔浒一带相遇，揭开了著名的萨尔浒战斗的序幕。
这次战役，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萨尔浒、吉林崖战斗。杜松一路于二月出抚顺关。时值隆冬，塞外天寒地冻，明军出师不利，人马被冻伤大半。杜松立功心切，令军士冒雪西进，于四月抵达萨尔浒山。努尔哈赤急令长大代善率两旗兵力防守构筑界凡城，阻挡明军东进。于是杜松留下2万人驻守萨尔浒，自领1万人攻打界凡城，把已经分散的兵力再行分散。此时，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已到界凡以东，迅速地抓住了各个击破的战机。他说：“先破萨尔浒山所驻兵，此兵破，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便派代善，皇太极带领两旗截击杜松，自己亲率六旗猛打萨尔浒的明军，明军遭到突然攻击，纷纷逃往萨尔浒河西岸，结果在得力阿哈一带全部被歼。而杜松在吉林崖下，陷入重围，被流矢击中，坠马而死，全军覆没，“伤者漫者遍野，血流成渠，军器与尸冲于浑河者，如解冰旋转而下”。
第二阶段是尚间崖、斐芬山战斗。4月14日，马林率明军与叶赫兵出三盆口，扎营于富勒哈山的尚间崖，派潘宗颜领一军驻守斐芬山，又遣龚念遂率一军守卫斡辉鄂模，互为犄角，彼此声援。
努尔哈赤在西线消灭明兵主力以后，乘胜挥戈北上，十五日，后金兵首先击溃了驻守斡辉鄂模的明兵，随后又攻打尚间崖，明兵大败，马林仅以身免，逃往开原。斐芬山的明军也被攻灭。
第三阶段是阿布达里冈、富察战斗。四月十日，刘一路出宽甸，此路明军虽然出师最早，由于山道陡峭，大雪封山，进军迟缓，迟至15日才到达深河。后金的少数守军沿途拦截，且战且退，竭力阻滞明军的前进速度。十六日，刘挺进抵阿布达里冈，姜弘立率领朝鲜兵到达富察（富车）距离赫图河拉还有五六十里。
这时，努尔哈赤已在西北两路获胜，立即派扈尔汉、阿敏、代善、皇太极先后出发，日夜兼程赴赴东线，很快在东线集中了3万多人，“隐伏山谷”，待机而动。明军却焚毁村寨，“分掠部落”，并无戒备地前进。后金军“不意突出，冲断前后”，刘战死，全军覆没。辽阳总兵刘，身经百战，临危不惧，挥舞战刀，奋力拚杀，结果战死疆场。代善随之集合八旗兵，攻打富察一带的朝鲜军，姜弘立的军营被紧紧围住，“孤阜狭隘，人马倡侧，屡日饥卒，兼之焦渴，欲走则归路已断，欲战则士皆股栗，至有抛弃器械，坐而不动者，事无可为”，于是姜弘立以下，全军投降。
杨镐惊悉三路丧师，急令李如柏撤兵，明朝四路大军只有这一条路逃脱了败灭的厄运。
萨尔浒战役是集中使用兵力，选择有利的战场和战机，连续作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在战略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在战斗中，充分显示了努尔哈赤机动灵活的指挥才能和后金将士的勇猛战斗作风，在5天之内，在3个地点进行了3次大战，战斗前部署周密，战斗中勇敢顽强，战斗结束后迅速脱离战场，立即投入新的战斗。结果，后金大胜，明军惨败。这次战斗对双方都是十分关键的一仗，从此，明朝的力量大衰，它阻碍女真各部统一发展的政策彻底失败，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后金的力量大增，它的政治野心和掠夺财富的欲望随之增长，由防御转入了进攻。
萨尔浒之战后，明朝辽东兵力元气大损，努尔哈赤乘胜挥师西进，先后攻占了开原、铁岭。大掠人口、财物、田禾，八月又攻灭叶赫。明朝政府派熊廷弼为辽东经略，赴辽东督师，责令他进攻后金，收复失地。熊廷弼来后，看到辽东地区，一片混乱，明军“坚甲利刃，长枪大器，丧失俱尽”，将士们“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糜饷，装死盼活，不肯出战，“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人人要逃，营营要逃”明廷在辽东长期经营所建立的精兵重镇，完全解体。他认识到：现在明军与后金军的军事力量已不是从前，很不利于自己，唯有“坚守渐逼”之本，采取持久的防御方针，积畜自已的力量，才能削弱后金的锐气，徐图反攻。熊廷弼督率军士，造战车，备火器，修筑城池，屯用积粮，整个辽沈地区固若金汤。但以守为战的策略，都没有得到朝廷的支持，熊廷弼被迫辞职，换了袁应泰来代替他。袁应泰本是进士出身，曾升任巡抚，为人颇有精敏，但不是用兵能手。既到辽东，改变熊廷弼的许多设施，嫌熊廷弼用法太严，“以宽矫之，多所更易”，并且盲目地要三路出师，收复清河、抚顺，攻打后金。明军还没有来得及出动，1620年3月，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围攻沈阳，经过几次激战，沈阳总兵贺世贤殉职，沈阳失守，后金兵又进攻辽阳，袁应泰令军士沿城掘濠，沿濠环列火器，以便守御，自率总兵候世禄、姜弼、梁仲善等，出城5里迎战。后金“以铁骑四面扑攻”，明军“奋勇迎击，败白标兵，又败黄标兵，击斩落马者二三千人”，经过3天激战，明军寡不敌众，3月21日，辽阳失手，袁应泰自杀。辽阳既下，辽东附近50寨，及河东大小70余城，皆望风投降。努尔哈赤为了加强对新占领区的统治，由萨尔浒迁都到辽阳。
辽沈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惊，熹宗仍召熊廷弼还朝，出任辽东经略，以王化贞为辽东巡抚。熊廷弼上三方布置策，以广宁一方为陆路界口，拟用马步军驻守，以天津登莱二方为沿海要口，拟各用舟师驻守。但熊廷弼此次仍决定采取守势，而王化贞力主倾关外三兵，同后金决一胜负。王化贞掌握实权，拥兵10余万，唯所欲为，熊廷弼仅有兵4000，无可奈何。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利用熊王矛盾，发兵渡辽河而西，熊廷弼主张集中力量守卫广宁，而王化贞却把兵力分散于各城堡，摆出一副被动挨打的态势。后金兵围攻西平，王化贞派其心腹孙得功前去援救，结果战败，孙得功奔回广宁，蓄意投降后金，“疾呼军民宜早剃头归顺”，于是“一城江然，争夺门走”，王化贞仓皇西逃，广宁失陷。接着后金又连陷40余城，占领了辽河以西的大片土地。以后，努尔哈赤为了便于进一步和明朝作战，又从辽阳迁都沈阳，当时称作盛京。虽是塞外都城，却不亚于大明京阙，城内楼台殿阁，金璧辉煌。清太祖努尔哈赤率六官后妃、满朝文武移都于此。他还声称：“大而变小，小而成大。古来兴亡变迁之道甚多，……我金汗身行正道，上天春爱，况南京、北京、汴京本非一人所居之地，乃女真、汉人轮流居住之地。”很显然，这时，努尔哈赤兵强马壮，屡败明军，几乎占有全辽之地，已具有和明朝政府争夺全国统治权的力量和雄心了。皇太极继位后，更是“欲得中原”。因此，从努尔哈到皇太极都把进攻明朝、夺取中央政权定为基本国策，因而后金政要必然成为除农民起义军外的与明朝争夺天下的有力敌手。
广宁失守以后，熊廷弼、王化贞下狱处死，明廷派王在晋经略辽东。但他却主张放弃关外，退守山海关，在关门外八里铺修筑重点，设兵防守。这一消极防御的主张，遭到中下级将领袁崇焕等人的反对。袁崇焕原是个下级文官，很有谋略和胆识，广宁失陷时，曾单骑出山海关巡阅，他奉命“往前屯安插辽民，四鼓入城，夜行入荆棘蒙茸虎豹潜伏之地”，不避艰险，敢于任事。他调查了关外的形势，说：“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他认为：若保关内，必守关外，若保关外，必守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县）。因为，宁远在山海之东，广宁之西，当要冲之地，附近大海中的觉华岛可以设水师，屯粮秣，作为犄角，在广宁失守之后，这里是山海关的屏障，不可轻弃于敌。袁崇焕的主张得到兵部尚书孙承宗的赞同与支持，不久，明廷起用孙承宗代替王在晋经略辽东。孙承宗继承熊廷弼“以守为战”的战略方针，采纳袁崇焕的建议，大力整顿山海关的防务，重点加强宁远的防御力量，派袁崇焕、祖大寿等驻守宁远，兴工修筑宁远城，又修建了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及右屯诸要塞。这样就构成以锦州、宁远为重点的关外防线，使得努尔哈赤无机可乘。1625年（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9月，孙承宗因耀州之役战败，遭到阉党的攻击，便辞职不干了。
明廷以高第接替孙承宗，高第认为关外不可守，一反孙承宗的措施，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入关，……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袁崇焕劝说不听，不肯从命，坚守宁远孤城。
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又决定大举攻明，正月十四日，亲率大军渡过辽河向西推进，后金主力来犯的消息传开后，锦州、松山（今锦州南）、大凌河（今辽宁锦县），小凌河、杏山（锦州南）、连山（今锦西），塔山（锦西北），七城的明军大惧，“焚房，谷而走”，后金兵直抵宁远城下，并且派出一支军队于宁远城西南5里处切断通往山海关的大路，努尔哈赤妄图倚仗优势兵力不战而下，派被俘汉人进入宁远城对袁崇焕说：“吾以20万兵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袁崇焕大义懔然地回答道：“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且汗称来兵20万，虚也；约有13万，我亦不以来兵为少也。”
努尔哈赤见招降无效，于正月二十四日指挥后金兵奋力攻打，袁崇焕和总兵满桂，会集军士，泣血立誓参将祖大寿凭城固守，“桦炮，药罐，雷石齐下，死战不退”。后金兵失利，被迫后撤。次日，又挥兵力攻，被明军击退。后金兵在攻城时被击毙游击2员，备御2员，士兵500名宁远城上，明军旗帜飘扬，戈矛林立，更有1台火炮助威。袁崇焕全身披挂，金盔耀目，铁甲生辉，威风凛凛。火包响处，炸得满洲士兵血肉横飞。努尔哈赤自从25岁起兵以来，四出征讨，战无不利，攻无不克，特别是在万历四十七年一举击败明朝四路之师，自渭所向无敌，没想到宁远城下损兵折将，败于明朝一个中级官员手下，这在精神上给他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2月上旬，努尔哈赤郁郁寡欢，回到沈阳，不久发病，于8月11死去，这是满清创业时的一大损失。
宁远大捷是明朝对后金作战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它挫伤了后金的锐气，挫败了努尔哈赤进一步夺取整个辽东地区的企图，暂时延缓了山海关和关内的安全。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第八个儿子，四王皇太极即位为帝，改年号为天聪（一六二七年）。皇太极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加强了中央集权。首先。是削夺了三大贝勒之权。1630年，皇太极改变与三大贝勒同受朝拜，共听国政的局面，独掌政权。他幽禁二贝勒阿敏，惩罚了三贝勒莽古尔泰，二人先后死去。他亲自掌握了正黄、镶黄、正蓝旗，又压服了大贝勒代善。皇太极在各旗设立代表后金汗的总管旗务大臣，以分诸王贝勒的实权，其次，中央政治机构的建制。1631年仿明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管理行政，以致变过去的军事与政治不分，行政令白八旗旗主掌握的旧制。1636年，设立了具有内阁形式的内三院，（国史、秘书、弘文院）和都察院。第三，为了吸收汉族的知识分子，从事政权权建议，1629年实行科举考试制度，规定不论蒙，汉和女真等族，均可报考，女真贵族家庭的奴隶，如有儒生愿投考者，不许阻挡。第四，皇太极为扩大兵源以和兵力众多的明王朝作战，又为了平衡满族八旗旗主和贝勒们的军事努力，创立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
本来，八旗属下的人丁并非全是满族，也有汉人和蒙古人。1623年（明祟祯六年，后金天聪十年），皇太极令满族各户下汉人10丁抽1，组成汉兵一旗，以黑旗为标志，由额驸佟养性统率。第二年，改汉兵为汉军，满语叫“乌真超哈”（“乌真”汉语“重”的意思，“超哈”汉语“兵”或“军”的意思）。1637年（明崇祯十年，清崇德二年），皇太极把汉军旗分为两旗，以后廷柱为左翼固山额真，马光远为右翼固山额真，也按照满洲八旗编壮丁为牛录。1639年，皇太极又分汉军两旗为四旗，以马光远、石廷柱、王世选、巴延4人为固山额真，各领一旗。到了1642年，再增设四旗，共为八旗，称为汉军八旗，旗色与满洲八旗相同，每旗设固山额真1人，梅勒章京2人，甲喇章京5人。此外，1634年（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又把八旗中勇敢善战的蒙古人拨出，编成蒙古二旗，1635年，扩编成蒙古八旗，旗色和建制也同满八旗一样。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组成虽然与满洲八旗相同，但是汉军、蒙古的固山额真都是由皇太极任命，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这点和满洲八旗旗主世袭制不同。皇太极是满、蒙、汉八旗最高统帅，他可以直接指挥和调遣这些八旗军。关于满、蒙、汉二十四旗的士兵数目，在入关之前，据统计满洲八旗约有319个佐领，6．3万多人。蒙古八旗约有129个佐领，2．5万多人。汉军八旗约有167个佐领，3．3万多人，共计有615个佐领，约12万多人。
与此同时，皇太极为了加强八旗兵的战斗力，不断颁布军律和加紧制造火器。1634年（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7月，皇太极认为“师行动众，约束宜严，不可不明示法律，以肃众志”，于是颁布军律，规定“大军按队安驱，毋许喧哗，勿离旗纛，……勿毁庙宇，勿杀行人，敌兵抗拒者杀之，归顺者养之，所俘之人，勿夺其衣服，勿离其夫妇，……勿淫妇女，……勿饮酒。……若有违令者正法”。以后曾多次重申以上军律。此外，虽然八旗骑兵行动机动灵活，但不适于攻坚战，特别是努尔哈赤之死和皇太极两次攻打广宁不克，都是吃了明军火器的亏。所以，1631年（明崇桢四年，后金天聪五年），皇太极命王天相等人力口紧研制火炮，该年六月造成，命名“天祜助威大将军”。另外还有得自明军的“红衣大炮”多门，配备给各旗服役。这样，皇太极不仅有了善于野战的八旗骑兵，而且又有了能够攻坚的炮兵，所以八旗兵的战斗力大大增强。这些政策和制度的建立需要时间，加上当时后金内部满族贵族与广大汉族人民之间的矛盾，后金奴隶主与农奴之间的矛盾，汉权与诸王权力之间的矛盾，在经济上由于明朝停止后金朝贡和互市，“银两虽多，无处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胜贵”，而且又遭受严重天灾，人民厌战，在军事处于三面受敌的境地，东边有朝鲜，西边有蒙古，南边有明朝。为解除后方的威胁，争取时间，储备力量，待机成熟，进取中原，皇太极多次向明朝表示愿意和谈，甚至允诺放弃帝号，承认明朝皇帝为天下共主，条件是勒索巨额金银财帛，恢复互市，借以达到从经济上加强自己，削弱明朝的目的，同时，大举出兵，东征朝鲜（1607年至1638年），西征同明朝友好的蒙古察哈尔部（1628年至1635年），迫使朝鲜和漠南蒙古先后屈服于后金。
皇太极为了入关夺取明朝的中央政权，一开始就打着议和的旗号，借以麻痹和涣散明朝的斗志．但是，他在议和旗帜的掩盖下，从未停止或放弃对明朝的战争。
1627年（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五月，皇太极取得侵朝战争胜利后，立即调兵西进，突然进攻明军，攻打锦州、宁远，未能攻克，便把大小凌河城毁坏掠夺一空，回师沈阳。
1629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2月，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袁崇焕在宁远和山海关的防区，取道蒙古，以蒙古兵力为先导，兵分三路从喜峰口入关，攻陷遵化，直抵北京城下，明朝上下惊恐万状，袁崇焕、祖大寿从山海关外领兵急行三昼夜入援。皇太极施反间计，假崇祯之手，杀了袁崇焕，祖大寿率军退回关外。当时，明朝各路援军纷纷抵京，皇太极与明军在京郊会战，杀明朝战将满桂。1630年（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皇太极从北京撤兵，挥戈东进，攻掠京师外围各州县，占领水平、滦州、迁安等府县，留兵驻守水平、迁安、滦州、遵化四城，自己率军由冷口出关，返回沈阳。不久，驻守水平四城的阿敏，因孤军深入，又无后援，被明军打败，退回关外。
1634年（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皇太极再次入关，分兵四路进攻明军：一路从尚方堡攻打宣府、大同，一路从龙门口直趋宣府，一路从独石口进攻应州，一路从得胜堡攻打大同。后金八旗兵对各地大肆侵拔破坏，抢掠大批人口和财物，便退回沈阳。
到了1636年，皇太极经过9年的努力，已加强和巩固了后金的统治，基本上消除了来自朝鲜和蒙古的威胁，为夺取明朝中央政权作了准备，是年5月，皇太极称帝，定国号大清，改元崇德。从此，皇太极把主要力量放在进攻明朝上，明清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同年秋天，皇太极命阿济格从独石口，入居庸关，直抵北京，然后南下攻打保定，连陷城池10余处，掠夺人畜18万返回盛京。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皇太极又命多尔衮，岳托率清军分两路攻明，一军从密云北入墙子岭，一军从青山关入通州，两军在京郊通州会师，然后至涿州，分成八路，一路顺太行山，一路沿运河。中间六路，由北向南进侵。然后，清军从临清渡过运河，进入山东，攻占济南，明德王被俘，攻下城池50多处，虏获人口46万，金银百余万两。第二年春天，清军由天津北上，出关回师盛京。
皇太极称帝前后，数次入关侵扰，掠夺大批人畜财物，却不敢立足于内地，除了清军所到之处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反抗外，其重要原因是明军仍然控制着山海关及关外锦州等地，所以清军不敢在内地多停留。山海关是屏蔽北京的要塞，而锦州乃是山海关的门户。清朝为了夺取北京，争夺全国的统治权，就必须先打下锦州和山海关。因此，在明朝灭亡以前的几年内，这里成为明清之间激烈争夺的战场。
1640年（明崇桢十三年，清崇德五年）3月，皇太极采取“由远渐近，围逼锦州以困之”的策略，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右翼主帅，多罗贝勒多铎为左翼主帅，带领一半清军包围锦州。守将祖大寿顽强抵抗，清军未能得逞。5月，皇太极亲至锦州城外，督促清兵抢割郊外庄稼。6月，派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率另一半清军接济尔哈朗，多铎所统军队，继续围困锦州。并派兵断绝松山、杏山贩明军援路。此后，每三个月轮换一次，以资休整。祖大寿被围日久，兵力不敌，向朝廷紧急求援。这年年底，崇桢帝派蓟辽总督洪承畴率总兵李辅明、王朴、唐通、曹变蛟、白广恩、马科、吴三桂、王廷臣统步骑13万往援。洪承畴吸取了杨镐轻举妄动的教训，采取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术。1641年5月，他率领援军精锐进至锦州城南约18里的松山西北立营，同锦州城内的祖大寿呼吸相应。济尔哈朗令右翼清军向明朝援军进攻，不仅被击退。连他自己在山顶设立的营寨和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驻营地也被明军占领。由于祖大寿英勇善战，洪承畴老成持重，清军在围攻锦州和袭击明朝援军的战斗中一再失利，梅勤章京硕翁等被击毙，牛录章京佛咯向明军投降。当时，锦州城内的粮食可供守军一二年之用，援军相距不远，人心稳定。洪承畴准备久守，命守军分别驻扎于松山的东、西、北三面，又令总兵曹变蚊在松山以北、乳峰山以西之间，驻扎士营兵力，环以长壕。洪承畴则坐镇松山城，严阵以待。按洪承畴的部署，援军前锋固守松山，待后续部队护送粮草辎重由塔山、宁远抵达松山地区后，再一举突破清军防线，同祖大寿军会师。可是，明朝兵部尚书陈新甲等却迎合崇祯帝速胜心理，力劝下诏促战。兵部职方司郎中张若麟带着崇祯帝的密诏和兵部文书来到松山，强令洪承畴立即同清军决战，以解锦州之围。洪承畴被迫把大批粮储留在塔山一带，全军向松山集中。
8月，清军前线主将多尔衮，豪格向皇太极报告：“敌兵实众，乞遣亲王率兵一半前往，协力拒敌。”即要求改变原先半数兵力进攻，半数休整的部署，全军出战。皇太极知道成败关键在此一举，15日亲统大军赶赴前线，昼夜兼程六日到达锦州。鉴于洪承畴13万大军云集于松山、乳峰山的狭小地区，大批粮草却留在塔山、笔架山和宁远，皇太极当即决定主力进至塔山、松山之间、派阿济格等攻下笔架山，缴获明军积粟12堆。他从情报中行知洪承畴部大军随带粮食不多，饷道切断，势必后撤，就在松山、塔山之间掘壕设障，埋伏重兵，伺机歼敌。洪承畴早已预计到这种危险，陷入绝境后，他力图挽回败局，除留下曹变蛟、王廷臣同自己固守松山地区外，命令吴三桂、王朴、唐通、马科、白广恩、李辅明六总兵回师西南，打开通道。但战略上已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无法挽救朝廷决策的错误了。清兵预先在塔山、松山、杏山、小凌河等要道设伏兵，吴三桂等突围途中，不断遭到清军邀击，几乎溃不成军，被清军追杀和逼入海中淹死的多达数万人，只剩下少数兵马脱出重围。洪承畴打通饷道的方案既已破产，自身也象锦州城里的祖大寿一样陷入重围。为了加强松山的防御力量，他命曹变蚊放弃乳峰山，同自己合守松山。曹变蛟奉令带兵杀出重围，无意中冲入了皇太极的御营，清军“大惊”。从9月起，洪承畴、辽东巡抚邱民仰、总兵王廷臣、曹变蛟所统士卒不过1万多人驻守松山，仍一再派兵出城突击，都被清军击败。洪承畴5次组织突围均未成功。清军在松山外围掘起长壕，将松山紧紧围困其中。明廷派出的几路援军均半路受阻，以至松山守兵弹尽粮绝，士气低落。到1624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2月18日松山副将夏成德叛变，接应清军入城，邱民仰，王廷臣、曹变蛟等被俘杀，洪承畴被俘后降清。3月，祖大寿投降，清军占领锦州。至此，松山、锦州战役以清方全胜结束，明朝在辽东只剩下宁远至山海关一隅之地，没有力量同清方再决雌雄了。
皇太极取得松锦大捷后，整个形势对满清十分有利，他认为“明国粮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明朝末帝崇祯幻想与清军议和，以全力对付李自成的起义军，却不料事情泄露，引起朝野不满。为了进一步向明朝施加压力，清兵于1642年11月自墙子岭、青山口等处越过长城入关，突袭蓟州，并深入到畿南。明为保首都而调集各路大军入京，但明军对清军采取了观望自保的政策，结果清军转战到山东，连破海州（江苏连云港）、丰（扛苏丰县）、沛（江苏沛县）等80多个州县。各地明朝官吏闻风而逃，清军如入无人之地。清军杀明宗皇鲁王．俘获人口36万，牲畜55万头，然后大摇大摆自北京地区出塞凯旋。明朝在农民起义和清军进攻的内外夹击之下，摇摇欲坠。
§§§第三节 山海关之战清朝入主中原
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清示德八年）9月，皇太极因病身亡，其年仅6岁的儿子福临继位，改元顺治，由两个叔父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10月11日，李自成起义军占领西安，平定秦、陇后，于1644年正月初一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改西安为西京。二月初大顺军兵分两赂，东渡黄河，一路以刘芳亮率领，东经太行，沿黄河北岸攻占怀庆（今河南沁阳）、潞安（今山西长治地区）、卫辉、漳德（今河南安阳）及大名等地，然后北取保定，向北京进攻。李自成亲率大军从西安出发，取道临汾、太原、大同、阳和（今山西阳高）、宣府、居庸关，进占北京。明大同总兵姜壤、宣化总兵王承胤投降，大顺军长驱直进，于3月中占昌平，围攻北京。
当李自成开始进北京时，明朝京师禁卫部队正在调回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入卫京师。吴三桂统领的“精兵四万、辽民七八万，皆耐搏战，而彝丁突骑数千，尤骁悍，北门锁钥，恃无恐”，是明朝防御清兵的屏障。吴三桂对明、清、农民军三方面的力量还看不清楚，鹿死谁手，还难以下结论。于是吴三桂带兵驻守在山海关，按兵不动，犹豫不决。援军至丰润，得知京都失守，崇祯已死。即驻军观望，京都被围，明军慌忙以禁卫军分守九门。大顺军一面围攻，一面命投降的太监劝明崇祯归降。城外明朝守军这时多已归降。到3月18日大顺军攻城益急，明太监开新义门迎大顺军入城，崇祯自缢死，明亡。
明王朝虽然已被推翻，但封建地主阶级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它们时刻准备着反扑。在南京的明朝大地主官僚，听到王朝覆亡，崇祯上吊的消息，“北向恸哭”，“誓师浦口，欲长驱死战”，“示天下以必报仇之义”。1644年6月间，他们拼凑了一个南京弘光政权，企图与农民政权对抗，恢复他们在全国的反动统治。尤其在距离北京不远的山海关，还驻扎着明朝宁远总兵吴三桂率领的精锐兵力，直接威胁着北京的安全。
大顺军进入北京后，明军尚存的宁远总兵吴三桂，统兵数万驻守在山海关，李自成一面令吴父写信劝降；一面派都将白广恩率步兵2万东攻滦州（河北滦县）切断吴军退路。吴三桂击退白广恩的进攻，退回山海关。
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大顺水昌元年），是风云突变的一年。对于欲等天下的明军、清军、农民军来说，认清形势，把握时机，掌握主动，才有可能入主中原。当时，在吴三桂驻军北面的满族地方政权，大肆发展自己的势力，虎视眈眈，企图取代明王朝，建立满族贵族对全国的统治。掌握权力的摄政王多尔衮，与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之间发生权力冲突。当祟祯帝下令吴三桂撤兵进京保卫他的统治巢穴时，满族统治者认为夺取全国统治权的时机已到，暂时缓和了内部的矛盾，举兵南下。李自成农民军打进北京后，清统治者立即更改方针，“变抄掠之暴，为吊伐之仁”。改变过去进关内劫掠的暴行，而要夺取农民义胜利果实，实现满族对全国的统治。正于多尔衮道出的：“今此之行，非同昔日，蒙天眷顾，要当定国安民，以成大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清统治者把矛头指向农民军，扬言要为崇祯报仇，“沉舟破釜，暂不返旌，期必灭‘贼’”。并以此为号召，招降汉族官僚地主一明王朝的残余努力，共同绞杀农民起义。清赎治元年四月初六日，当京师已被农民军占领的消息传来时，摄政王多尔衮认为，入主中原，“成败之判，在此一举”，便于初九率领10万八旗军离开沈阳，向中原进军。
清军以摄政王多尔衮为首，随同豫亲王多锋、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主尚可喜、贝子尼堪博洛、辅国公满达海等满汉将帅，陆续开赴山海关。“山海关，外控辽阳，内护畿辅”，乃兵家必争之地。李自成此时对满汉族贵族官僚地主可能勾结，清军可能入关这些问题认识不足，等到李自成认为形势紧张，不得不出兵时，时机已晚。李自成于4月13日亲统10余万大军带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崇祯皇帝的儿子等，向山海关进发。李自成在清军已经倾巢出动，而吴三桂仍首鼠两端的情况下，出兵山海关。因此李自成对即将发生的山海关之战的结果如何，心中并无把握。因吴三桂仍然顽固不降，从21日开始，李自成下令强攻山海关。
当时，多尔衮因敌情不明，对吴内形势的变化难以预料以及与农民军交战缺乏经验等。未敢妄动，进军途中多次与范文程，洪承畴等谋臣商讨作战方案。对吴三桂的两封求援信件，多尔衮因吴三桂对降清问题上没有明确态度，本不想急于相救，但又考虑到军情紧急，怕行动迟缓会贻误战机，立即令清军昼夜兼程前进。
吴三桂占据山海关天险，却不料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外有清摄政王多尔衮率兵10万杀奔宁远而来，内有李闯王发兵20万亲征。吴三桂走投无路，决心报告满清。对多尔衮答复的“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的优厚待遇吴三桂心有所动。他进一步向清军献策说：“幸王速振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加攻，逆贼可擒，京东四可传檄而定也。”
山海关以关城为中心据点，四面有东西两罗城和南北两翼城，以及长城、关隘、墩台、城堡等。相互连结，彼此护卫，构成一个坚固完备的防卫体系。山海关北面是山，南接大海，是一座东西向的城镇。东面的北翼城、夺罗城和南翼城原为防止清军入关的要塞，如今却成为吴、清之间唯一的通道。其中西罗城面向关内，前有石河，石河以西地势开阔，是理想的战场，所以，山海关战役的两次激战都在这里进行。
第一次，21日上午，吴三桂率领数万明军和乡勇在石河西布阵，与前来攻关的李自成的农民军展开激战。经过多次猛烈的冲杀后，李自成看到吴三桂的阵线已开始动摇，便兵分三路：一路由他督率，继续留在石河西与敌对阵，牵制吴军主力；一路由唐通率领，从山海关东北方向出关，至离关10里的一片石（今辽宁绥中县李家台）驻扎，进逼东面的外城切断吴军退路；一路由数千精锐骑兵组成，冲破敌阵西北有，直扑西罗城，援兵继进，分头围攻北翼城和东罗城。21日晚，多尔衮先派兵击败一片石唐通部，使李自成从关内外夹击吴三桂并切断吴军与清军联络计划遭到破坏。但是，农民军“日夜狠攻，关上炮声，夜深不止”，农民军越战越勇，杀声震天，山摇地动，至次日早晨，吴军“危急劳瘁”更甚。虽然昨天夜晚吴三桂已将主力调来加强城防力量，但军心已乱，“叛降”事件时有发生。农民军乘机发动更猛烈的攻势“竟扑边城直上”。守将一面“防奸”，一面“尽力堵战”，又急请吴三桂“拨兵协剿”，这才暂时保住了关城。李自成亲率的20万农民军从三面包围了关内城镇一山海城，又派兵2万骑，从山海西一片石北出口，东突外城，进抵关门，截断吴三桂与关外的通道。形势对农民军颇为有利。由于形势危急万分，而清军又屡请不至，吴三桂只得于22日早晨，率领数百亲兵冒险出关，绕向道左驰清军大营。清军从沈阳发兵之后，既不知北京已被农民军攻占，也不知吴三桂已决心投降。故此仍沿以前入关的路线，由沈阳往西出古长城，渡过辽河，取道蒙古入关。而不是沿古长城内侧取道锦州、宁远一线，直入山海关，以致迟迟不到，使得吴三桂在农民军大军压境之时，对清军望眼欲穿。多尔衮虽于21日晚率清军进至距山海关10余里处，并于一片石击溃大顺军唐通部数百人，但他不敢贸然出战，遂扎营于欢喜岭。吴三桂到欢喜岭威远台上与多尔衮相见，剃发称臣，对天发誓，多尔衮令吴军以白布系肩为标志，首先出战，“一以观三桂之诚伪，一以觇自成之强弱，欲坐收渔人之利”。双方达成协议后，清军入关。
清军入关，使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吴三桂所属有精兵4万，加上满汉八旗劲旅14万，力量陡增。21日晚，唐通败于一片石后，“夜遁入关”。此时，李自成已知清兵抵关，对吴三桂勾结清兵也有了思想准备。22日一早，他挥军猛攻关城，想抢在清兵入关前夺下山海关。此计未遂，就改令全军沿石河西边的开阔地带，“自北山横亘至海，列阵以待”。面对李自成摆开的一字长蛇阵，多尔衮令清军“向海列阵，三桂分兵列于右翼之末”，准备集中优势兵力，予以突击。双方列阵时，“时值大风，尘土飞扬，对面不相识”，布完阵后，大风即止”。中午，吴三桂首先率军出战，结果陷入农民军的重围之中，左冲右突，苦战良久，“围开复合”，力渐不支。多尔衮立刻令英王阿济格和豫王多铎率正白旗、镶白旗的2万骑兵为先锋，“三桂阵右突入”。此时，农民军因日夜奋战渐感疲劳，而八旗军却“蓄锐以待”，所以，只见“白旗所至，风卷潮涌，皆披靡莫能当”。李自成正在山上督战，只见大风过后，战场上飘扬着红、黄、兰、白四色旗帜，奔跑的是带甲而辫发的清兵，不觉大惊失色。农民军难以招架，开始由胜转败。下午，多尔衮见农民军阵势已乱，便指挥清军全面出击，吴军也乘机反扑。战局急转直下，李自成本想“麾后军益进”以挽回败局，但被人劝止。农民军经过几番苦战，伤亡惨重，终于全面崩溃。李自成见败局已定，就率“精兵数千，疾走入永平”，26日回到北京。29日称帝，30日即分两路向山西撤退。
山海关战役的意义十分重大，对农民军和清朝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农民军，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正义之师，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李自成在胜利面前产生了骄傲轻敌思想，对满汉统治阶级的联合进攻缺乏预见，入京前后，没有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政策，提出新的战略方针，所以很快就从胜利的巅峰上跌落下来，从此一蹶不振。然而，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定鼎燕都，一统之基，实始于石河一战”。有了山海关战役的胜利，他们才有可能一步步地爬上全国统治权力的顶峰。
山海关战役之后，清军直逼北京，形势急转直下。农民军人心动摇，部署已乱。5月2日，吴三桂诳称迎明太子进城，将摄政王多尔衮和清兵引进北京。10月间，清王朝统治者福临迁入北京，10月31日（阴历十月初一日）即皇帝位，“号曰大清，定鼎燕京，纪元顺治”，标志着清王朝在关内的统治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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