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各路豪强川陕鄂聚首
乾隆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官僚、地主、富商大肆兼并土地，人口激增，耕地不足导致粮价猛涨，饥民日众，加以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奢侈，贪官污吏横行，人们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
明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明朝统治，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因此，清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巩固政权，实行了一系列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措施，康熙、雍正年间尤为显著。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地主阶级也加紧了土地兼并，到乾隆后期土地已经高度集中了。当时以皇帝为总代表的地主阶级通过圈占、强买和高利贷等各种手段吞占了大片土地，许多地方都形成了“富者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的严重局面。仅仅皇室和由封建国家所直接控制的“官田”、“皇庄”已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7，达8000万亩以上。就是一般地主，也都普通拥有千亩以上的土地。乾隆年间，浙江奉化一家姓黄的地主竟占有几十万亩好田；河北怀柔县（今北京市怀柔县）姓郝的大地主占有“膏腴万顷”。大商人及其他高利贷者在兼并土地方面也不甘落后，他们一听到何处受灾，便乘人之危，大放其债，把大片良田强占到手，山西平阳大商人兼大地主亢氏拥资“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矩”。乾隆末年把揽朝政20多年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和珅，竟霸占良田8000顷以上，就连他家的两个亲信管家刘全及马某也占田600顷之多，湖广地区（今湖南、湖北两省）50％一60％的土地，也已被地主们瓜分完毕。广西已是“田大半归富户，而民大半皆耕丁”。广大农民丧失了土地，沦为佃户或佣工。河南一带的农民已是“佃种他人田地者居多”，一年到头，辛勤劳作，所得粮食除交完租息外，没有什么剩余。即令是丰收之年，也只能够偿租还债。并且佃户还怕地主夺田另佃，往往有倾其所有，甚至卖儿卖女也不敢欠租。农民们吃不饱，穿不暖；多是今日完租，明日乞讨、借贷。
除此之外，地主豪绅们还规定佃户租种土地之前要缴纳“揽种钱”、“押租钱”；他们还惯用“驴打滚的高利贷”，大斗收租、小斗出贷等非法盘剥手段。地主逼债似狼如虎，更有甚者还私设公堂，对欠租的农民任意打骂，甚至关入私牢。在这种残酷剥削下，许多农民丧失了再生产的能力，到处都是富者越来越富，贫者越来越贫。
在疯狂掠夺土地的同时，统治阶级还拼命加捐派税，以满足他们无穷的贪欲和维持庞大的军队。康熙末年以后，除正税以外，还有各种名目的加派，花样自出，且各级政府又层层加码，所以贫苦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
乾隆时代，贪污聚敛之风弥漫。当时流传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当3年知府官，就能捞上10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这还算是所谓的“清官”！乾隆时期的大官僚和坤，算是历史上著名的贪官，他当政20年，招权纳贿，除占地80万亩以外，嘉庆四年（1799年）查抄他的家产，仅初步估计就折合白银8亿两以上，相当于当时清政府20年的财政收入。在和坤的纵容下，文官贪脏、武官赶饷，层出不穷。光是地方大吏督抚、布政使就有很多。如国泰、王直望、福崧、伍拉纳、浦霖等人的贪污案件，每次抄没财产都达数10万两以上。管理治黄工程的官吏，为了便于营私舞弊、克扣公款，寻机贪污，竟多次丧尽天良故意掘开河堤造成水患，致使千百万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湖北、四川两省政治腐败，贪污盛行更是全国闻名。自封疆大吏以下各级官员无不贪脏枉法，欺压百姓。如这次大起义前的二任湖广总督特成额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擢用湖广总督，在任3年之久，首为废弛，所有活埋、冒账各案，俱系伊任内之事”。接任者毕沅“五十三年（1788年）擢为湖广总督，五十九年（1794年）被降补山东巡抚，六十年（1795年）仍授湖广总督。……在嘉庆四年（1799年）九月，有倭什布查奏，胡齐仑经手动用军需底账，毕沅提用银两及馈送领兵各大员银数最多”。毕沅还与湖北巡抚福宁、藩司（布政使）陈淮（望之）等高级官员朋比为奸，因而民谣传说“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至于他们手下的各级地方官吏，更是上行下效地变本加厉。
四川总督福康安与和坤一样，都是乾隆皇帝宠信的重臣，也是有名的贪官。
清朝统治者依靠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敲骨吸髓的剥削，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最高统治者乾隆就是一个挥霍无度的典型。他在全国大兴土木，修筑无数的离宫别苑、寺院庙宇，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驰名中外的圆明园以及北京其他风景区的许多瑰丽的园林宫阙、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等多是乾隆年间峻工的。每当乾隆和他的母亲孝圣皇太后过生日，都要命令大臣和富商从北京皇宫的西华门经西直门一直到圆明园宫门前数10里的道路上，沿途用彩绸和花束搭起一座座牌楼，每隔一段距离还建造起一座戏台、经堂，并且强迫沿街店铺把门面修饰一新。为此，每次都要挥霍白银100多万两。为了给皇帝、太后祝寿，从中央到地方的文武官员争相“献纳”送礼，以取得皇帝的宠信。有—年仅金佛一项全国各地就献了上万个千姿百态、形状不一的小金佛。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乾隆为其母的12根头发，又耗费黄金3000多两造了一个“金发塔”。
一般地主、富商、奢侈腐化也普遍成风，如怀柔地主郝氏，乾隆出巡“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惜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以及舆台奴隶皆供食馔，一日之餐费至10余万”；京师米贾祝氏，“富逾王侯，屋宇千余间，圆亭瑰丽，人游十日未竟”。据说江苏泰兴有一个姓季的大地主，夏天晾皮衣服，光是掉在晒场上的毛就有3寸厚。此外还有宛平查氏、盛氏，密云王氏等，“其富丽亦相仿”。“山西富户，百十万家赀者，不一而足”。还有许多散居南北的盐商、票商、行商也都过着骄侈淫逸的生活。人们曾说习尚浮华是万历一变，乾隆一变。
乾隆六十年，爆发了湖南、贵州苗民起义，清政府从各地抽调兵力、财物进行镇压。由于湖南、四川两省邻近湖南、贵州，所以这两省人民的负担就更加沉重。但地方官“赋外加赋”，残酷敲榨，造成了“今日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
人祸已亟，天灾随之。在湖北，江、汉河防因长年失修，结果连年发生水灾。据《楚北江汉宣防备览》记载，长江、汉水自“乾隆、嘉庆年间，连年溃堤，岁比不登，民困斯极”。仅就长江来说，乾隆五十三年，荆州地区江水猛涨，冲毁堤坝，大水从两路冲入城内，水深丈余，两个多月才退，房屋仓库都被淹没，军民淹死无数。同一时期，湖北公安、石首等地也就连年遭受洪水侵袭，收成减半，又继之以瘟疫，结果人口大都逃亡。乾隆五十九年，襄阳地区也发生了大水灾。由于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残酷剥削，使广大人民丧失了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这也就更加重了灾荒造成的影响。致使许多人离乡背井，到湖北，四川、陕西三省交界的深山老林中寻找生路。四川的情况也和湖北大体相仿。乾隆末年，由于接连几年发生旱灾，土地龟裂，颗粒无收，于是贫苦农民也拖儿带女往南巴老林中寻找生计。
与此同时，清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采取了严禁“私盐”、“私铸”和大量裁减水手的措施，这样就更加扩大了流民的队伍。
四川省的中部和东部本来就是我国井盐的主要产区，这一带盐井密布，大小盐厂星罗棋布。盐厂分官、私两种。官厂规模很大，常有工人千人甚至万人。私人开设的盐厂虽然规模比较小，但数量甚多，所以产量比官厂还多，历代统治都是采取食盐专卖，从中榨取大量收入。乾隆末年，由于盐价大涨，百姓用盐量锐减，造成了盐厂倒闭，工人失业。许多盐工因无法生活，只好私自背运食盐到陕南一带山区贩卖。他们为了对抗巡丁捕拿、以及盐商的欺压和勒索，便结伙成群而行。他们常负重240斤，在畸曲的山林中穿行，偶一失足，坠入陡坡山涧，则人死包烂。清政府不断下令禁止私自贩盐，他们真是忍无可忍，便不断起来反抗。
还有一些无业游民，搞所谓“私铸”。他们因为生活无着就偷偷地开矿冶铜，“以铸小钱”谋生。清政府曾屡次下令禁止，断绝这批人的生计门路，因此他们也不时聚众起事。
另有，在湖北、四川一带破产的农民和流浪者，集中在长江，嘉陵江上当水手。他们虽然一年忙到头，却不得温饱，过着非人的生活，常常连自己身上仅有的衣服都变卖一光，这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水手们、渔民们也不断起来，进行反抗。
在湖北、四川、陕西三省交界的辽阔大地上，长江、汉水奔腾而过，两岸崇山峻立，森林如海，这里是广袤千里的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由陕西南部到湖北西北部高山深谷，千枝万派，统称为南山老林；在陕西、四川、湖北交界地区则千峦万壑，统称为巴山老林。这里历来就是贫苦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根据地。明代中叶，天顺、成化年间，刘通、石龙、李原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曾经营过荆襄地区。后来蓝廷瑞起义、杨文政起义及明末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也都曾活跃在这些山区。
从明朝中期开始，就不断有许多贫苦破产的农民迁徙到这里，进行垦荒种山。到清代乾隆年间，南方各省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纷纷“襁负而至，佃山结屋，垦土开荒”。据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阴等6县统计，自乾隆三十七八年后，川、楚两省“穷民就食前来”的就有数10万之多，而河南、安徽等省“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估计当时流落到此的流民不下数百万人。
流民分为棚民、客民、新民。棚民是新到山区的流民，他们多住茅屋。在这里生活较久有一定产业的则称之为“客民”或“新民”，他们多住土屋。
“该地土壤瘠薄，气候恶劣，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还需受雇于木厢厂、铁厂、纸厂、获取微薄工钱，方能生存，他们不仅受地主厂主的剥削，还要受差役、讼棍的勒索，生活极为艰难。绝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莲教传播的对象。”
老林之中的地主、土豪、恶棍又勾结地方官吏、差役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棚民终年吃的是糠菜，干的是牛马活。厂主叫他为“骡子”，其实他们比骡子还要苦。每逢欠年，万恶的厂主立即停业，解雇工人。在官府的庇护和纵容下，流氓地痞、衙役兵丁更乘机无“风生生浪”敲诈勒索。所以南、巴老林里的棚民整年过着“今年在此，明年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徙数处”的极不安定的生活。老林地区成为一座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活火山。
至于那些仍挣扎在故乡的农民，也是天灾人祸，苦不堪言。湖北荆州，人民被洪水淹死无数，当阳人民连树皮都吃光了，枝江、长阳人民只能吃到观音土，枣阳人民甚至以石粉充饥。
在这种情况下，富于反抗精神的流民，经常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他们有时“盈干累百”的去“吃大户”，强迫地主豪绅和厂主们供给吃食；有时拿起武器，强夺地主、富商的粮食、财物进行平分；也有时公开聚众起事，袭击场镇，打击富商。遇有官兵追捕，他们便拒捕抗官，拿起武器和他们斗争。
在这种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一触即发。
白莲教是唐、宋以来流传民间的一种宗教结社。渊源于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宗始祖东晋释慧远（334—416？）在庐山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信徒以为楷模。北宋时期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莲社，主持者既有僧侣，也有在家信徒。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照），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规定信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它号召信徒敬奉祖先，是一种半僧半俗的秘密团体。它的教仪简单，经卷比较通俗易懂。为下层人民所接受，所以常被利用做组织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工具。元末以来，许多人以此为外衣，发动了多次农民起义。
教徒的主要特征是烧香、诵偈（即宝卷），信奉弥勒佛和明王。他们的经典有《弥勒下生经》、《大小明王出世经》等等，为了适应下层人民白天参加生产劳动的实际情况，白莲教徒多是“夜聚晓散”，愿意入教的人不受任何限制，不分贫富、姓别、年龄，男女老少只要愿意均可加入。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男女杂处”。到了明末清初，白莲教逐渐在教理方面趋于完备，教义也更加体系化了。
白莲教的教义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互相斗争的势力，叫做明暗两宗。明就是光明，它代表善良和真理；暗就是黑暗，它代表罪恶与不合理。这两方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不断地进行斗争。弥勒佛降世后，光明就最终战胜黑暗。这就是所谓“青阳”、“红阳”、“白阳”的“三际”。教徒们信奉“无生老母”，以回涅架境地的“真空家乡”拯救人类的劫难。所谓“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八字真言，据说，无生老母是上天无生无灭的古佛，她要度化尘世的儿女返归天界；免遭劫难，这个天界便是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先后派燃灯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下去。他们分别在每一时期统治着人类世界。青阳时期是由燃灯佛统治着，是初际阶段，那时还没有天地，但已有了明暗。明系聪明智慧，暗系呆痴愚蠢；红阳时期是由释迦牟尼佛统治着，是中际阶段，那时黑暗势力占上风，压制了光明的势力，形成“大患”，这就是所谓“恐怖大劫”的来临，这时弥勒佛就要降生了，经过双方的决斗，最后光明驱走了黑暗；白阳时期是由弥勒佛统治着，是后际阶段，明暗各复本位，明归大明，暗归极暗。初际明暗对立，是过去。中际明暗斗争，是现在。后际明暗各复本位，是未来。教首们宣传，人们如果信奉白莲教，就可以在弥勒佛的庇佑下，在大劫之年化险为夷进入云城，免遭劫难。待彻底摧毁旧制度，破坏旧秩序后，即可建立新的千年福的境界，那时人们就可以过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了。
白莲教认为现阶段（中际），虽然黑暗势力占优势，但弥勒佛最后一定要降生，光明最后一定要战胜黑暗。它主张打破现状，鼓励人斗争。这一点吸引了大量贫苦群众。使他们得到启发和鼓舞。加上教首们平日的传授经文、符咒、拳术、静坐、气功为人治病等方式吸收群众皈依，借师徒关系建立纵横联系。
白连教信徒众多，主要来自社会下层。各派内部实行家长制统治，尊卑有序，等级森严，明初时严禁白莲教。因为教首成份十分复杂对明廷态度也不一致。有的借兴教欺骗信徒，聚敛钱财；有的凭撰写经卷攀附上层，取悦朝廷；有的在官廷太监、官僚豪门中发展信徒；有的则与下层群众反对官府的斗争相结合，发动武装起义，如永乐十八年（1420年）唐赛儿起义和天启二年（1622年）徐鸿儒起义。永平府滦州石佛庄王森、王好览父子创建的闻香教（又称大乘教）在明代后期白莲教诸教派中处于特殊地位，影响尤大，王氏父子．聚敛钱财，广置田庄，与官府既勾结又矛盾，其后代入清后继续传教，前后历300余年。
白莲教在历史上很长时间都是一个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秘密组织，曾多次遭到禁止和镇压。作为一种异端宗教，它一直在下层人民中间流传。清代官僚黄育楩曾说：“谋逆之源，由于聚众。为教首者，又惑以劫数，诱以逆书，复以符咒迷人，而同教自乐从逆矣。”它曾成为很多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在元末以滦县为中心，冀东及长城沿边一直是白莲教活动的地区，并从这里向全国蔓延，爆发了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反元大起义。明初永乐年间有唐赛儿领导的起义，明末天启时期有徐鸿儒、王好贤领导的起义。此外还有很多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如明代嘉靖年间的江南太湖流域马祖师领导的农民起义和山西、内蒙一带的农民起义等。到清朝乾隆年间在山东一带爆发了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等。
白莲教要人们等待“佛”的降临，这是迷信的、落后的、消极的方面。但是因为它的某些教义能给人以安慰和希望，所以容易为广大穷苦人民所接受。因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能成为组织、号召劳动人民起来反抗统治者的工具。但广大劳动人民并没有拘泥于白莲教的教义，虔诚地相信它的说教，而是对它进行了某些改造，并利用它为起义作准备工作。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来说，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例如白莲教中规定“戒酒”，但齐林等人却准备在起义后立刻到襄阳城十字街“和酒盟众”。此外如教义中规定“不杀”，可是愤怒的农民对于罪大恶极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是毫不留情，见着必杀。正因为如此，广大人民群众才团结在白莲教周围，举行了多次起义。
白莲教的组织到了清代分布很广，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到处都有，尤其是直隶（今河北）、山东、山西、湖北、四川、陕西、甘肃、安徽等最为活跃。各阶层人民踊跃参加，在农村中则有“乡约吃教”，在城镇、集市则有“差役书办吃教”。
当时教门派别很多，有清茶门教、牛八教、十字教、焚香教、混元教、红阳教、白阳教、老君门教、大乘教、清香教、圆顿教、八卦教、大阳教等五花八门，其中许多教派都是白莲教的支派。白莲教拥有的群众最多，影响最大。它本身又分为许多别支，各以教主、首领为中心，组织相当复杂。领导人的名称也很多，有“祖师”、“师父”、“老掌拒”、“少掌拒”、“掌教元帅”、“先锋”等等。它的这种组织形式，适应于秘密传教（他们有时也用经文编成歌词，配上民间小调，击渔鼓、打竹板，用说唱的形式传教），分散活动。但是不利于集中和统一。清代的白莲教大起义就突出地暴露了这一弱点，最后成为导致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
白莲教的经卷中充斥了许多封建迷信的糟粕，很多说法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宗教迷信是违反科学的。而当时的农民多有迷信思想，相信宗教，不可能正确地理解自然和社会现象。例如，在白莲教的教义中，有所谓“真空家乡，无生父母”；还有“逢三不开口，逢三不出手”种种咒语、暗记，都是神秘主义的，也是迷信落后的东西。所以它不能深入、持久地和广泛地发动群众。它不能提出鲜明的斗争口号、斗争策略及明确的政治纲领，因而也不能深入持久地发动人民群众与统治者作坚决、彻底的斗争。即使是异端宗教，也不一定必然转化为革命，“要暴动发展起来，必须有世俗的关系牵涉进来”。所以白莲教必须对原有宗教的教主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造。实际上，在传播过程当中，革命群众常常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在其中加上了一些富有革命精神的口号。如“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等。
另一方面，白莲教的某些教义中，也包含着贫苦人民互相帮助、同甘共苦的思想。例如在白莲教的宣传中：“习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从教者先选供给米若干，入教之后，教中所获赀物，悉以均分”，“习教之人，不携赀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等等。这种关系对于贫苦的劳动人民来说，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就连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小小邪术，足以眩人”。此外，清代的白莲教还宣传“弥勒佛转世，当辅牛八（朱字的分写），入教者可免诸厄”。这种宣传反映了白莲教利用民族矛盾，达到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由于白莲教在宣传形势上迎合人心，特别对于在清朝统治者残酷剥削和压迫下的漂泊无定的流民来说，更是一种幸福的憧憬，更具吸引力，所以能得到广泛流传，终于成为劳动人民积聚力量、反抗清朝统治的一种组织形式。
白莲教的成员虽然复杂，但基本群众却是贫苦农民、流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入教的“有田之人”，绝大多数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像湖北枝江、宜都一带的大地主聂杰人这样的“号首富”者，毕竟是极个别的。聂杰人是在武昌府同知常丹葵的“可逼”和“屡索不厌”的情况下才参加白莲教的。
乾隆中期以后，白莲教组织发展的更加迅速。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河南鹿邑县樊明德就在河南一带广为传经授徒，提出了“换乾坤，换世界”等口号。与他同时或稍晚一点的著名教道还有河南的鹿邑县人刘松，安徽太和县人刘之协等。这时期白莲教在河淮江汉等广大地区异常活跃，并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乾隆四十年刘松不幸被捕，流放到甘肃省隆德县。刘松的两个徒弟刘之协与宋之清继承了师父的事业，使白莲教更加发展壮大起来。13年后刘之协来到了甘肃隆德县，同刘松秘密联系，准备以白莲教为纽带发动反清起义。刘之协从甘肃回到河南后，与宋之清一起经常活动在湖北、四川、安徽等省。他们把河南鹿邑幼童王双喜说成是“明裔朱姓”，宣传刘松的儿子是四儿，是“弥勒佛转世，当辅牛八”，借此召集群众，他们分别派出徒弟到湖北、四川、陕西等省主掌教事。在湖北有齐林、樊学明；在四川有谢天绣；在陕西有韩龙。他们利用白莲教经文中反对黑暗，追求光明，光明最终必将战胜黑暗的教义，宣传“大劫在遇，天地皆暗，日月无光”，“黄天将死，苍天将生”，“世界必一大变”。他们还号召信徒以四海为家，把教友关系看成是同生父母的兄弟姊妹关系，号召同教互通财物，互相帮助，男女平等。这些口号直接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和迫切要求。因此对贫苦农民有极大的吸引力，白莲教的发展非常迅速，特别是在湖北襄阳地区，已成为白莲教活动的中心。石香农在《戡靖教匪述编》中说：“刘之协……谋逆湖北襄阳……未几当阳、枝江相继作乱，由是勾连裹胁，日聚月滋，而无赖不法之徒，如四川之咽噜子，南山之老户，襄阳之棚民，沿江私盐之枭，各省私铸之犯，乘间阑入鼓煽劫掠，纷纷而起。”
清政府感到白莲严重威胁着自己的统治，决心要彻底根除。从乾隆五十八年开始，对白莲教教徒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极其残酷的大逮捕和大屠杀。刘之协、王双喜在河南同时被捕，王双喜因年幼免死，流放到新疆。刘之协于乾隆五十九年，从河南扶沟逃到襄阳，准备联合齐林等人举行起义。
§§§第二节 鄂女王聪儿聚众起义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湖北襄阳地区的白莲教首领齐林、王聪儿（齐林之妻）、宋之清、樊学明等商定，于正月十五元宵节时，趁人们观花灯、闹元宵而官府有可能戒备放松之时，趁机举行起义，为了加强联络。使起义进行顺利，为此派出许多名骨干。到湖北各地串联，以便起义打响后，各地教众起来响应。不幸他们秘密进行的这些活动，被泄露出去，致使齐林、宋之清等100多名骨干惨遭杀害。刘之协、王聪儿幸免于难，王聪儿藏身于襄阳郊区一座叫做青莲庵的尼姑庙中。“乾隆六十年，湖北各地的白莲教首领，又秘密商定在“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让教徒准备刀把火药。因为白莲教的迅速发展其反清内容，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不安，所以清政府搜捕白莲教徒非常残酷，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则以搜查和辑拿邪教为名，进行敲榨勒索。“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则诬以邪教治罪”。所以各地教首就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召集教徒奋起反抗。乾隆六十年，湖北竹溪人民进行了“夺犯殴差”的斗争，遭到清朝统治者的血腥镇压。所以湖北宜都、枝江一带首领张正谟、聂杰等人因官府查拿紧急，被迫提前举行起义，揭开了这次大起义的序幕。
孝感、枣阳之战在四川、湖北一带活动的白莲教领袖齐林、宋之清等被捕遇难以后，王发生被发配到新疆。这时，清政府认为白莲教是拥有威胁封建统治的强大力量，所以清朝统治者极为不安，遂下令大规模搜捕白莲教徒。地方官吏借机进行敲诈勒索，他们挨户搜查，特别是对于贫苦农民，“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也就是说，不是教徒的也得给钱，不给钱，或者给少了，就得按信奉邪教论处。武昌府（今湖北武汉）同知常丹葵，任意敲诈迫害村民，连累数千名无辜群众，1795年他又到湖北荆州、宜昌地区去巡捕，稍得“证据”，立即施以酷刑，用铁锤猛烈砸击农民，甚至还用铁钉把农民钉在墙上，所谓“嫌疑”分子也要押送省城。每只小船上装一二百人，有的因饥寒而死，尸体就被扔进江里，有的被严刑考打，死于狱中，受害者不计其数。这样清王朝对白莲教的镇压，实际上已变成了对广大群众的大屠杀了。
常言道“抽刀断水水更流”，清朝的残酷迫害，不仅使白莲教的广大教徒义愤填胸，而且也激起了各省人民的强烈反抗。再加上清政府当时为了镇压湖南、贵州地区的苗民起义，更加紧了对起义邻省，特别是湖北的横征暴敛。所以湖北宜都、枝江两县人民在张正谟、聂杰人等人领导下，首先起义——于1796年2月15日（嘉庆元年正月初七），首先举起了白莲教起义的大旗。给了层层紧逼的清朝统治者一个针锋相对、措手不及的打击。接着其他地区接踵而起，枝江的刘盛鸣，长阳的林之华、覃加耀、黄廷柱，宜都的曾广宁以及长乐（今五峰）都相继起义响应。由于长期的组织工作，白莲教徒遍布于各阶层之中，当阳县衙门里的衙役也早就同起义军有了联络，二月十五日，当阳县令还蒙在鼓里时，他听说邻近各县都已发生民变后，便立即升堂，命令县役们赶快严捕本县教徒。没想到县役们齐声答道：“我们都是白莲教，去抓谁呢？”县令一听大怒，拍桌骂道：“你们反啦？！”大家不慌不忙的答道：“反就反嘛，发什么火啊！”这个昏愦的县令到这时才算明白过来，站起来就想跑。可是已经晚了。县役们一拥而上，将他拿住，押出县衙门，还勒令他左手拿钱一串，右手抓银一锭，游街示众，最后把他杀死，起义群众胜利地占领了县城。紧接着在来凤、竹山、东湖、远安、保康、宣恩、咸丰、龙山等地都暴发了起义。三月初襄阳、樊城一带的人民在王聪儿、姚之富、王廷诏、刘启荣、樊人杰、张汉潮、张天伦、王光祖、高均德等领导下在襄阳郊区黄龙埔揭竿而起。五月，孝感人民在鲁维志等领导下起兵响应。
在湖北战场上，各支起义军此呼彼应，互相声援，频频出击，战果辉煌。张正谟等人起义的队伍一月之间发展到1万多人。
起义的农民从一开始，就用“白布缠头，白旗为号”，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以清朝皇帝为首的整个封建地主阶级政权。湖北当阳的起义军曾明确提出：“天上换玉皇、地府换阎王，另议孔夫子，不用四书五经”的战斗口号，表明了起义农民的斗争决心。
各支起义军还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自立年号，任命了各级官吏。如湖北襄阳起义军以“万利”纪年。襄阳起义军中设大丞相、都督、知府、知县等文职及元帅、先锋、总兵等武职。
为了镇压这次起义，清政府除纠集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等省的军队之外，还先后从山西、直隶（河北）、两广、山东、黑龙江、吉林、盛京（辽宁）等省调来大批清军，并且还动员了索伦兵等少数民族的军队。
清军首先把矛头指向了湖北。企图集中兵力，一举全歼襄阳起义军。襄阳战役从嘉庆元年四月开始，明亮、鄂辉、庆成等带领清军和刚获释放的在河南、湖北两省的“蒙古窃马谪犯”所组成的骑兵包围了襄阳起义军。襄阳起义军在王聪儿、姚之富的领导下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起义军曾几度猛攻汉水边上的重镇襄阳和樊城，但由于守军顽抗，均未攻下。但却得到了人民的拥护，起义军很快发展到四五万人，粉碎了清军的多次围攻。接着起义军兵分几路转战于河南、湖北交界地区。襄阳起义军在湖北各路起义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声望也最高。就是在白莲教中论师徒关系，也是各路起义军辈数最高的。因此，它是湖北各路起义军中的主力部队。
《清史稿》载“已亥湖北当阳教匪起戕官西安将军恒瑞率兵2000剿之”。清帝颐琰命西安将军恒瑞率兵赴楚，进攻当阳起义军林之华部；督统永保，待卫舒亮、鄂辉进攻襄阳义军王聪儿、姚之富部；鄂都毕沅及惠龄进攻枝江义军聂杰人部。形势严峻，但襄阳起义军并没有被清军的来势汹汹所吓倒。这期间，清朝统治者认为只要把这支“最为猖獗”的起义军部队消灭掉，其他的农民义军就不攻自破，所以又立即从库内拨出白银200万两，专供湖北军需。又从湖南调来2万名苗兵，配合以上所派部队，对襄阳起义军发动了大规模的重点“围剿”。
湖南襄阳起义军，配合各支起义军，依靠人民群众，粉碎了清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到四月底，除惠龄击败枝江义军俘虏聂杰人外，其余起义军日益强大。永保认为白莲教诸首领均在襄阳义军之中。奏请增兵，颐琰命直隶提督庆成、山西总兵德令各率兵2000，由永保统一指挥进攻襄阳义军。此时，襄阳义军由王聪儿、姚之富统帅，于五月，他们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出随州经钟祥，兵锋直逼孝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离汉阳只有100来里的地方，“三楚震动”，吓得清朝政府赶快宣布武昌（湖北的省诚）“戒严”。六月，襄阳起义军又在孝感附近设下埋伏，清军中伏，当场击毙清军参将傅成朋。
襄阳战役进行了五个多月，这是这支部队在一个地区作战最长的一次，他们在同敌人作战的过程中，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日益壮大起来，队伍发展到5万多人。以后，他们转战于湖北的中部和北部地区，开始了长期的流动作战。
八月下旬，王聪儿、姚之富等带领5万起义军在钟样粉碎了清军的“四面夹攻”的诡计，突围北上。九月，在双沟分成两路，各约2万余人。一路向南由王聪儿、姚之富率领，从枣阳赴唐县；一路向西北由张汉潮率领经白河西上经吕堰驿赴邓州，但不久又折回，向东南与王聪儿汇合，十一月，齐王氏（王聪儿）又率领大军渡过刘家河，进逼谷城、光化，还把河南巡抚景安包围在魏家集（今湖北与河南交界处）。在起义军的调动下，半年多来清军东突西窜，疲于奔命，一举歼灭襄阳起义军的企图成了泡影。
襄阳起义军为摆脱湖北优势清军，进行战略转移，1797年初，起义军分三路乘虚攻入河南，再经陕西向四川进发。北路由王廷诏率领攻下河南叶县的保安驿后，围清军于裕州（河南方域）。西路由李全率领，攻下河南的信阳后，折向湖北再次进入河南，沿河南，湖北边境进入陕西，直下南山老林中的镇安。为了迅速同北路、西路两军会合，齐王氏、姚之富亲率中路大军，从河南的南阳出发，北进嵩县，旋即回军南下到达陕、楚边境，攻入湖北的郧西，再折入陕西，同北路、西路两支大军会师于镇安。
为了迅速同四川起义会合，襄阳起义军马不停蹄，从镇安经汉阴、石泉，迅速改道汉水北岸的紫阳白马石。义军在行军途中，“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以牵制清军。
在此以前，嘉庆皇帝曾一再命令清军全力加强汉水防御，以便把起义军压在汉北聚而歼之。然而，赵义军轻装前进，如流水疾风，早在清军赶到汉水边的五天以前，就在当地渔民的帮助下，夺得船只，全部渡过了汉水。清河南巡抚景安奉命截击，却龟缩城中不敢出战，湖北追兵逼留途中，不敢急进。清朝皇帝颐琰以永保作战不利，将其逮捕进京治罪。陕西清军奉命全力加强汉水防御，企图阻止义军入川。其实，起义军早以全部渡过汉水，于嘉庆二年五月（1797年），襄阳起义军终于胜利结束了这纵横5个省区的千里长征，到达东乡，于四川起义军会师。
王聪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率领襄阳起义军，爬山涉水，风餐露宿，穿州过县，长途行军五六千里，战胜了清军的追剿堵截，最后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其主要原因是，起义军得到了各地人民群众的拥护，人们纷纷送粮食、骡马、盐菜给起义军，帮助起义军带路、摇船，有的甚至全家烧掉了茅屋参加了起义队伍，使起义军不断得到补充和发展。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八旗兵高级将领养尊处优，生活腐化，对所统帅的队伍不加训练，丧失了战争力。其次，绿营兵的战斗力也大为削弱，作战时往往“虚张声势，稍有斩获，以少报多”。
清军将领“惟酒肉笙歌自娱”，一有战事则“拥兵自卫，或命将弁堵剿，将并也不向前，惟催督乡勇，乡勇亦不踊跃，当时流传“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才出现”。这是对清军腐败最生动的写照，也是最辛辣的讽刺。而起义军则士气昂杨，作战勇敢，如烈火燃烧，所向披靡，连“妇人孺子、亦矫捷若飞”。
回师襄阳之战起义军东乡会师以后，起义队伍更加壮大，经各路起义军共同协商，决定按地区进行分编，以黄、蓝、青、白等各色为号。湖北襄阳起义军以王聪儿、姚之富为首称为襄阳黄号，包括王光祖、樊人杰、伍金柱、伍怀志、辛聪、辛文、庞洪胜、曾之秀、齐国谟、王廷诏等各部，高均德、张天伦为首称为襄阳白号，包括宋国富、杨开甲、高二、高三、马五，王凌高、辛斗、魏学盛、陈国珠、高见奇、杨开第等各部；张汉潮为首称襄阳蓝号，包括李潮、李槐、再学胜、胡明远等各部，四川起义军徐天德为首称达州青号，包括徐天寿、赵麻花、汪瀛、熊翠、熊方青、陈侍学等各部；冷天禄、王三槐为首称东乡白号，包括张子聪、庹向摇、符日明、刘朝选各部；尤绍周为首称太平黄号，包括唐大信、龚健、徐万福、王国贤、唐明万等各部；罗其清为首称巴山白号，包括罗其书、鲜大川、苟文明等各部；冉文俦、冉天元为称为通江蓝号，包括冉天泗、王士虎、陈朝观、李彬、杨步清、蒲天宝等各部。此外还有林亮功称云阳月蓝号，包括林定相、张长更、萧占国、包正洪等各部。
襄阳起义军与四川起义军会师后不久，宜绵、明亮、庆成等率领清军从三面向起义军包抄。在这一关键时刻，王聪儿决定除李全一部留川外，襄阳起义军全部撤离四川。其实，应该说这一决策是湖北起义军战略性的错误。造成从此长期流动作战，力量分散终归失败。起义军成员中很大一部分为流民无产者，流民本身的不稳定性影响到他们的战斗作风和战斗力。同时由于白莲教支派繁多，造成了组织的分散。他们多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由于起义队伍发展壮大迅速，有一些社会渣滓也卷进了起义队伍。四川起义军中以王三槐为首的极少数人，就是混进起义军队的变节分子。早在嘉庆二年春夏之交，他在清军的压力下，开始与敌人勾结。四川起义军与湖北起义军会师以后，阻碍了他向清军投降的计划，因此，他非常不安，制造事端，反对联合，专闹分裂。说什么“我们四川地方犯不着叫他们湖北人来糟蹋”。他坚持不肯与王聪儿领导的襄阳起义军“合伙”。他还以“官兵追得太紧，大家分路便于逃走”为借口，反对联合作战。加上川东多是山区，土壤比较瘠薄，起义军的给养发生了困难。同时，也可能是湖北起义军怕遭到象在襄阳一带的包围，因而决定撤离四川。当时川陕边界地区的清军扼守较严，于是决定顺长江东返湖北。王聪儿为避免在不利情况下作战，留李全部与四川起义联合作战，自率主力向东转进。嘉庆二年七月。襄阳起义军从东乡一带出发经云阳、万县，在夔州（四川奉节）白帝城附近分兵两路一路由王廷诏率领经远安、当阳进取荆州（湖北江陵）；一路由王聪儿率领，亲自指挥，经巴东兴山到保康、南漳一带，进至白帝城。在白帝城同清军激战了三昼夜。当时，清朝统帅宣锦急令明亮、德楞泰兼程追击。德楞泰自水路直趋荆州，明亮由陆路直至宜昌，清侍卫惠伦、都统阿哈保带索伦兵3000坛援明亮。清军又今乡勇、村民“沿江树栅筑堡自固”，阻截义军。王聪儿同士兵一起，手持盾牌，“燃炬夜攻，更番迭战”、杀得清军连喘息机会都没有，从而突破了敌人的防线。七月，王聪儿率部进入湖北的巴东、归州（今秭归）一带，随即杀向兴山、保康、南漳、转而又折向东南，由宜城、钟祥直奔襄樊而来。面对起义军的凌厉攻势，清政府慌忙下令“江汉戒严”。由于敌人在荆襄一带预先设置了重兵，构筑了工事。王聪儿知道荆州带有重兵驻守，所以起义军毅然决定放弃攻占城市的计划，齐、王两路重新会合，依然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术，向西迂回至房县、竹山地区，并在郧西境内大败清军，杀死了护军统领惠伦等将领多人，然后进入陕西。九月，李全率部也转移到陕西，同王聪儿会师于兴安（今安康）。十一月，“襄阳黄号”、“襄阳白号”、“襄阳蓝号”三路义军的各支队伍又会合在一起，翻越险峻的大巴山，连营20余里，转战在川、陕边界。后来，再次进入四川境内。
几个月来，敌人被起义军飘忽不定的流动作战拖得疲惫不堪，嘉庆皇帝恼羞成怒，大骂王聪儿是“贼中首逆”，勒令各部清军云集汉南、川北，务必把襄阳起义军围歼于汉水之南。
三岔河之战嘉庆皇帝认为起义军流动作战，对清军极为不利，乃勒令各军集中于汉南、川北，企图围歼襄阳起义军于汉水以南。
王聪儿识破了清军的企图，就采取调虎离山计，于1798年初，她密令高均德带领一支人马出击东北方向以引诱敌人，清军果然中计跟在高均德后面穷追不舍。王聪儿乘机亲自率领主力北上，抢渡汉水。发动了有名的汉中大战，他们从陕西城固、洋县一带的南山老林出发，迅速插入宝鸡、岐山附近。而后兵分十队，步兵和骑兵相间，猛攻郡县（今眉县），先头部队由李全率领进攻盩厔（周至），真逼西安。起义军行动迅速，清军明亮、德楞泰等率部兼程阻击，陕西巡抚泰承恩则慌忙撤回西安加强防守。
不幸，李全率领的先头部队伍在焦家镇、圪子村同清军总兵王文雄部激战，出师不利，遭受了重大损失。王聪儿见清军已有准备。便当机立断，决定暂不取西安，而改由山阳不河铺一带向东杀回湖北，这时，清军紧迫于后，前面，赛冲阿等率清军在高坝店、漫川关等处阻击。而明亮、德楞泰等又由黄陇铺，宽平各处往回兜击，起义军已处在被包围的态势。这种情况下，王聪儿下令分兵三路抗击清军，排列在左、右两山和山下大路前抗击。起义军激战不利，准备向东北方向突围，又遭清军堵截。于是只好向西南的甘沟一带退却。在此又经一场苦战，突出重围，进入湖北。这时，德楞泰、明亮等率满汉清军和地主武装又由郧西的上津堡附近兜回，在郧阳（今郧县）县境内的岔河正好同王聪儿的部队相遇。清军通过侦察，得知王聪儿等起义军的主要首领都在卸花坡时，于是集中兵力，分八路包围卸花坡，简直把卸花坡围个水泄不通。
起义军处境十分不利，情况万分危急。面对德楞泰、明亮、赛冲阿、阿哈保等八路强敌的围攻，王聪儿率领起义军拼死抵抗，当弹药、箭矢用完后，他们就从山上滚下大石头，用以击杀清军。但是由于敌人在数量上占了压倒的优势，真是寡不敌众，起义军的防线终于被突破，清军蜂拥而上。这时王聪儿，姚之富跳下战马，率领身边10多名战士（多为女士）攀登上险峻的山峰至顶，毫不犹豫地相继跳下陡峭的悬崖，壮烈地牺牲了。这一天是1798年的3月6日，王聪儿年仅22岁。两年来，她率领襄阳起义军转战南北，机智勇敢，杀得清军闻风丧胆，最后矢志不屈，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可谓壮怀激烈、豪气如虹。王聪儿短暂而战斗的一生，充分体现了我国劳动妇女的智慧和胆略及英勇无畏的奉献精神，王聪儿，中国妇女的英雄典范，将永载史册。
§§§第三节 巴山老林义军蜂起
湖北襄阳起义军在郧西三岔河战役的失败，使起义军遭到很大的损失，但从整个战斗形势来看，这时白莲教的起义并不处于低潮，而是在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因为这时四川白莲教起义军的力量发展更加强大了。
“在湖北白莲教起义影响下，四川各地的白莲教徒也纷纷响应。九月，达州教首徐添德、东乡（今四川宣汉）教首王三槐、冷天禄等皆各率众起义。”
清代中叶的白莲教大起义，实质上是以川、陕、楚三省人民为代表的全国人民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在襄阳起义军首先擂起隆隆战鼓声中，四川人民也举起了反抗的大旗。襄阳起义军挺进四川时，李全率领西路军路过陕西商南县，商南人民有五六千人闻风相从。四川达州徐添德起义时，远近百姓带着全家老小加入的竟有数百家之多。起义军还未抵达巴州，巴州人民就纷纷出城迎接；还未抵达通江，通江的老百姓就有许多人跑出城去加入起义军的队伍。
起义军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人为他们带路、安排住宿、更换骡马、补充衣食火药。因此起义军进军时。可以不带粮食。不带行李，轻装疾走。所以他们充分利用林深山险的有利地形，采取不整队，不走平原，时分时合，忽南忽北，或战或走的战术，不时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使清军惊恐万状，不敢迎战。
四川总督魁伦等，只敢远远地躲在起义军的背后跟踪。“建锐”、“火器”两营京兵奉命去追剿起义军，距达州仅70里，却提心吊胆地走了两天才到。至于地方官兵，则更是不堪一击了。四川长寿县令，还没等起义军攻进城来，就偷偷地坐船逃跑了。起义头两年，地主武装躲在寨堡里，哪怕只见到一两个起义军战士，便马上“连村悉（都）溃”，听到起义战士大喝一声，更立即“弃械就缚”，甚至找一根草绳套住自己的脖子，主动拴在起义军的马尾巴上甘作俘虏！对于那些怯懦的清朝将领，老百姓便奉送给他们一个名符其实的外号——“迎送伯”（只会为起义军迎来送往，而不敢同起义军正面交锋的怕死鬼）。
嘉庆元年（1796年）十月，四川达州爆发了徐天德、王登廷领导的起义，东乡（今宣汉）爆发了冷天禄、王三槐领导的起义，接着又发生了太平孙赐俸、龙绍周等人领导的起义。十二月罗其清、荀文明、冉文俦、鲜大川、冉天元等人，分别在四川巴州、通江等地起义、不到一年，四川到处燃起起义烽火，清军顾此失彼，连吃败使。四川起义军与湖北、陕西的起义军并肩战斗，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四川起义军一般可分为两大支，一支由徐天德、冷天禄、王三槐领导，另一支由冉文俦、罗其清领导。
达州、东乡之战四川徐天德、冷天禄于嘉庆元年（1796年）九月，领导当地人民在东乡（四川宣汉）、达州（四川达县）起义以响应湖北起义军，清朝皇帝嘉庆派四川总督英善，成都将军勒礼善前往镇压。英善等率重兵龟缩达州城内不敢出战，而派游击尚维岳等率2000驻扎在达州城外的娘娘庙；又派都司清福进驻东乡的天星桥以作呼应，成犄角之势。他们妄图堵死达州起义军的出路，切断东乡起义军的援兵，从而可以一举歼灭达州的白莲教起义军。可是徐天德识破了清军的阴谋，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带领起义军走出麻柳场，预先分兵一部分进攻东天星桥，同时亲自率领主力队伍夜袭娘娘庙。起义军士气旺盛，旗开得胜，一下子就把两地清军全部歼灭，尚维岳、清福等清军将领被当场杀死。
达州白莲教起义军就这样胜利地粉碎了清军的第一次围剿。接着，起义军又多次乘胜沉重地打击了各地地主武装的负隅顽抗，起义军迅速地发展到了太平、新宁（今开江）、东乡一带。
然而清军是不甘心失败的，（1796年）嘉庆元年十一月，英善又派重庆总兵袁国璜率川、湘、陕各路新调来的清军进攻徐天德大营。这时，起义军乘清军立足未稳，便迅速发动猛烈攻击，轮番作战使清军三天三夜不能吃饭、睡觉，致使清军疲惫不堪。清军方面又调来陕西援军到达东乡，也同样被打得不敢出战。清军只好合兵一处，退兵躲进老营湾，利用周围的树木作柱，编上竹竿竹条，捆上牛皮作墙，墙外又挖了壕沟，埋上铁棱。他们整天躲在“墙”内不敢出来，每夜还要派士兵100多人在周围巡逻，以阻击起义军的进攻。起义军首领们机智灵活，利用雾夜以火攻摧毁了清军的防御措施，埋伏在壕沟边的万余名起义军战士突然攻入，向清军营内扔进千万个火球，顿时浓烟四起，清营火光冲天，起义军又摧毁了清军的“墙”，填平了壕沟，万余名起义军战士，杀进清军营房，全歼清军，总兵袁国璜被杀。
不久，东乡起义军韵冷天禄率部前来跟达州起义军会合，掀起了四川白莲教起义的新高潮，各地人民纷纷乘胜而起，清军望风披靡。徐天德又利用除夕之夜一举攻克东乡城。
清朝皇帝嘉庆又派陕、甘总督宜锦率兵入川，以加强清军。1797年上半年，当徐天德率领的四川起义军，在白秀山遭到清军德楞泰围攻时，东乡附近的地主武装也疯狂进攻，这时，刚刚转移到四川的襄阳起义军在王聪儿的率领下，及时赶到了，他们化成黄、白、蓝三队步兵在前，骑兵在后，联合作战。他们突然出现在山沟，向清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山上的达州义军得到了兄弟部队的支援，士气倍增，向清军发动了反攻，乘势击退清军，至此，四川与襄阳两大主力起义军在东乡胜利会师，“分屯山冈亘绵30余里”，声势浩大，蔚为壮观。
大鹏寨之战嘉庆二年十一月，冉文俦、罗其清一路起义军进军巴州、仪陇、营山，“梗绝运道。”徐、冷、王一路起义军进军大竹、长寿，威胁嘉陵江边水陆重镇——合州。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主持镇压的宜绵束手无策，只好向嘉庆哀求加派大员，以推卸自己的责任。嘉庆增派额勒登保总统四川军务，额勒登保到任后，首先招募新兵，并利用刘清、罗思举、桂涵等地方官吏、地主、土豪组织乡勇，与起义军对抗。
1789年初，“东乡白号”起义军在冷天禄率领下，出奇制胜，顺利地占领了在开南县西南60里、拥有几千家商号的临江市。各起义军（除王聪儿一支的一部分外）闻讯后纷纷赶来聚会，在这里载歌载舞，欢度除夕。庆祝起义以来取得的伟大胜利。历来遭受官僚豪绅凌辱迫害的演员们，这时也高兴地为起义军演出了歌舞戏曲。临江市里寒梅怒放，鞭炮齐鸣，充满了一片欢欣鼓舞、喜迎新春的吉庆景象。
东乡会师和临江聚会，是起义军1年多来英勇奋战，不断成熟的结果，它不仅是一次对各起义部队的大检阅，大整顿，也是一次反清朝统治的大示威，显示了起义队伍的团结和力量，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了川、陕、楚三省人民起义的进一步发展。
襄阳起义军回师河北后，四川义军在巴州（四川巴中）、达州（达县）、东乡（宣汉）、太平（万源）等，20余州县的广大地区，流动作战，使清军“疲于奔命”。嘉庆三年四月，冷天禄部义军在云阳安乐坪；徐天德部在新宁（开江）等地两次击败清军和地主武装。罗其通、冉文俦部于夏秋之际，在营山县箕山屯集粮草建立大本营，并修排栅三层，左右有高均德、王廷诏、李全等各部营寨互相策应。经常在营山、巴州、仪陇、渠县一带袭击清军、截夺军粮，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七月，由于王三槐对敌人抱有幻想陷入勒保圈套，为勒保、刘清等诱捕。但起义军在徐天德、冷天禄、冉文俦、罗其清领导下继续顽强战斗。九月，清军惠龄、额勒登保、恒瑞、德楞泰四路围攻箕山起义军大营，经过激烈战斗，起义军被迫转移到素称天险的大鹏山。十月，起义军与清军在营山县展开了有名有“大鹏寨战役”。该地西北有紫观山、龙台山，东北有双子山，西南有郑家山，在峪中宝珠寺，屯集大批军粮物资，战斗一开始罗其清率领的义军就占领了“天险”大鹏山。冉文俦、徐天德等转战大竹、梁山等地为外援。山上义军在各山险隘之处，修筑木栅、石墙，派兵据守。清军纠集了额勒登保、德楞泰、惠龄、恒瑞等四路大军，包围了大鹏寨，发重兵围攻，多日攻不下，两军对峙达三个多月。清帝颐琰严令额勒登保等“全力以赴”，清军疯狂进攻，又派罗思举带领地主武装、乡勇趁夜从山后悬崖登上山。用火攻突袭，坚持了三个多月的起义军队伍，终于被清军打败，大鹏寨被清军占领，起义军退守到青观山虚空寨，清军继续强攻，十二月义军突围，罗其清被俘就义。次年正月，冉文俦又在通江麻坝寨战役中壮烈牺牲。起义军余部仍在川、陕广大地区继续与清军作战。
苍溪之战面对如火如荼的白莲教起义，清朝皇帝又急又恨，大骂领兵诸将“剿防不力”是不忠之臣，严厉督责他们全力以赴，不仅要生擒“首逆”，而且要全歼“贼众”。于是清军向起义军发动了疯狂的反扑。1798年年底，在四路清军和地主乡勇的联合进攻下，四川起义军的大鹏寨在坚守了三个多月以后被攻破了，起义军的首领罗其清被俘且英勇就义；冉文俦转移到通江后，也在一次突围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但是各地起义军并没有气馁、消沉，他们英勇顽强，继续奋战，忽东忽西，时聚时散，同敌人周旋在川、陕、楚、豫、甘五省的辽阔大地上，战斗进行得威武雄壮，有声有色。
嘉庆四年正月，清王朝加紧扶植地主武装，对起义军实行了“坚壁清野”、“边巡边剿”政策。又宣布额勒登保为清军的最高统帅，可是这一切并没有马上奏效，起义军仍在发展之中，四川起义军与湖北起义军时分时合，四出活动。
冉文俦阵亡后，他的侄子冉天元继续领导这支起义军，东征东乡，北击太平。嘉庆四年九月，在关口坪击败清军后，由定远渡过嘉隆江，迅速发展到1万多人，声势大震，成都、重庆同时戒严，这支部队在进入了巴山老林后作短暂调整后，冉天元又统率全军直奔苍溪。
十一月，清军主帅额勒登保率军追击，把冉天元部围困在苍溪县的人头山上，并命令杨遇春、穆克登布等率精兵分成三路向山上强攻。冉天元沉着应战，精心指挥，年轻的冉天元面对强敌，从容地组织力量，借居高临下之优势，全力进攻额勒登保的中营，同清军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激烈搏斗，把阵前清军杀得血肉横飞。战斗进行到夜幕降临，起义军又从山上扔下千万支火炬，把清军营房上空照得如同白昼，接着就用强弓发射利箭，大量杀伤了清军。这一仗，清军阵亡副将以下将领24人，士兵200多人。在起义军的猛烈攻击下，清军不敢再出战，而冉天元则借黎明前夜色的掩护，突破敌人的重围，挺进到巴州的阴背场一带活动。
高院场之战1800年初，冉天元、张子聪、陈得俸、徐万富、赵麻花五部起义军，在粉碎了各路清军的“围剿”之后，在合州会师。这支数万人的起义大军，从合州出发，转向定远（四川武胜），于一月十五日到达嘉陵江边的石板沱。这时候，石板沱西岸的清军正在剧场欢庆元宵，欣赏“演春灯”，根本没有想到起义军的前哨部队已经夺船渡过江来，起义军突然出现在剧场，吓得清军四处逃窜。接着，起义军的大队人马便顺利地渡过了嘉陵江。远近的人们闻讯纷纷起来参加起义军，因此，起义队伍又壮大起来，很快发展到了10多万人，起义军又迅速向西突进，四天后，抵达蓬溪县的高院场。
清总兵朱射斗迅立即赶来，用大炮轰击起义军。起义军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匍匐前进，一直杀到朱射斗的指挥帐前，把他们团团围住。朱射斗方知大事不好，慌忙准备逃命，早被起义军拿下，手起刀落，斩于帐下。他所率领的1000多名兵丁，也被起义军全歼。
高院场之战，是一场出色的歼灭战。它使清朝官兵胆颤心寒，威风扫地。充分显示了白莲教起义军的英勇无畏、勇敢善战和各部联合作战的巨大威力。
智渡潼河，猛插川西为了彻底粉碎清军对于四川东北部各支起义军的“围剿”，同时，也是为了接应由甘肃一带杀回四川的各支起义军。高院场战役之后，冉天元率部北上梓潼、江油一带，进击川西一带清军；而张子聪部则直逼成都而来。
当时，四川西部清军很少，只有川西总督魁伦所辖的少数清军。
1800年农历三月的一天深夜，张子聪率领部队已挺进到射洪县的潼河（今梓潼河）渡口太和镇的东岸了。当地的清朝守军比较麻痹，根本想不到白莲教起义军会插翅飞来，当他们还在兴致勃勃打牌的时候，起义军为了迷惑清军，以便乘机迅速过河，就先派了几名战士，打扮成过路商客同他们一起打牌。贪婪的清朝守军赢光了“客商”的铜钱还不过瘾，还要继续玩牌，想把“客商”身上所带的银钱也赢过来。他们越打越上劲。那里还想到什么防守的事。这时，大队的起义军乘机越来越多地大都渡过了河。等到1万多名起义军战士几乎全部渡过河去的时候，这些“客商”便立即拨出雪亮的战刀，对这些糊里糊涂的清军说：“就拿这家伙作赌注吧”！吓得清军目瞪口呆，只好举手投降，乖乖地当了俘虏。
起义队伍顺利地渡过了潼河，便以最快的速度插入中江、金堂一带展开活动。并同各路起义军一道，控制了川西大部分地区，从而在清朝当局认为最“完善”、最“安全无事”的大后方开辟了新的战场，直接威胁了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中心——成都。清朝最高统治者嘉庆皇帝听到这一消息后，大发雷霆，立即迫令四川总督魁伦“自尽”。
白莲教起义军智渡潼河，猛插川西，对发展壮大起义界队伍，粉碎清军的“坚壁清野”的诡计都是很重要的举措。
马蹄岗之战苍溪战役之后，冉天元率领4000多起义军离开川东北，准备经川西北上与甘肃起义军会师。在此之前，王廷诏、杨开甲已率起义军2万多人经陕西城固进入甘肃。接着徐天德也率部进入湖北，起义军之所以都纷纷撤离四川东北部，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清政府实行了“坚壁清野”，使起义军的困难越来越多。据清官书记载：“贼匪往来不但无人可掠，即一切粮食、牛马无不囤养寨内（地主的堡寨），当此严冬，饥寒交迫，贼数日渐灭亡。”同时清军镇压的重点是在川东地区，为了避开敌人，发展力量，就必须开辟新的战场。
起义军进入川西，不但打破了清政府“坚壁清野”的诡计，而且壮大了队伍。他们很快从4000多人发展到5万多人，其中包括许多刚加入的、战斗力很强的咽噜党，因此，起义军挺进川西，标志着起义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嘉庆五年（1800年）二月，冉天元等部起义军由剑州（今剑阁）的元山场向江岫西进，企图接应甘肃的友军入川。乌龙寨的清军妄想阻挡起义军的去路，结果被起义军猛烈攻击，破乌龙寨，清军游击马元楷也被当场打死。起义军乘胜西进江岫以西的马蹄岗。二月下旬，清军德楞泰分兵五路来攻，与起义军在白家坝遭遇。冉天元立即命令起义军的3万步兵，3000骑兵，火速占领了9座制高的山峰，采取诱敌深入然后包围的战术。在新店子布设伏兵。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在这次战斗中起义军将领陈得俸不幸被俘遇害，冉天元也中了箭伤。但是敌人在新店子中了埋伏，被起义军重重包围，伤亡更为惨重，特别是清军左、右、前三营几乎全部被击溃。双方一直鏖战到黄昏，德楞泰率残部突围退却。
新店子战役使清军大为震恐。使重庆、成都的清军也都为之震动，嘉庆皇帝急令各路清军严守川西、川北等地，防止川陕两路义军会合。三月初，冉天元在梓潼附近游击，先后在洛阳桥、黄连垭、得胜山等处粉碎了敌人的进攻，随即又折回马蹄岗。又在火石垭的山谷中埋伏3万名战士，准备聚歼追击之敌，同德楞泰血战一场。三月六日，德楞泰兵分四路，追踪而来：以赛冲阿部攻包家沟；阿哈保攻火石垭；温春部攻龙子观；德楞泰亲督主力直逼马蹄岗。冉天元以少量兵力诱敌深入，待敌人进入设伏地区后，下令反击，他一声令下，自己带着箭伤指挥八路大军迎敌。起义军弃马步伐，用浸湿的棉絮裹在成捆的竹子上为盾，挡住清军火器的射击，轮番向前冲击，马蹄岗前杀声动地，烟尘漫天，双方激战了三天三夜。清军伤亡惨重，各路清军均都遗退，守备杨春和也被当场击毙。德楞泰慌忙下马亲自督战，这时，他身边只剩几十名亲兵忙于护卫。在这种情况下，冉天元带领义军战士奋勇直前，准备活捉德楞泰。这时，地主武装头子罗思举带领4000名乡勇起来增援，他们用乱石掷击，不幸冉天元连人带马跌入山涧，冉天元中箭被俘遇害。起义军失去统帅，士气和战斗力大为削弱。余部万余人在剑州石门寨又被德楞泰打败。随后起抢渡潼河，占领太和镇，在川西地区流动作战。
马蹄岗大战，是川陕楚白莲教起义中一次最激烈的大战役，也是一次带有影响全局意义的重要战役。尽管此次战役后，起义军由发展壮大逐惭转为失利以致失败，但是，在这次战役中起义军战士五日四战的勇猛作风和誓死无退的顽强精神，使清军不寒而栗。
马家营之战徐天德部起义军于嘉庆四年挺近湖北，又折回四川，在极度艰苦条件下，与王登廷部出没于东乡、太平地区。五年，在湖北南漳县马家营遭到清总兵王凯部围攻，起义军英勇冲杀，击毙清总兵王凯。这时，尽管条件已经非常难苦，形势也极为不利，但他们仍然活跃在川、楚边界，牵制了大量清军。嘉庆六年（1801），徐天德率军攻打竹溪县城，击毙清军的千总吴瑜恩。嘉庆七年，在向陕西进军途中，徐天德在西乡县渡河时不幸被淹死，他的弟弟徐天寿、徐天培又率领起义军继续坚持斗争。这时，余下的起义军已退入川、楚、陕边区的深山老林中去。
清朝统治者宣布白莲教业已戡定，实际上直到嘉庆十年，白莲教起义军才被镇压下去。
南巴老林地区数千里崇山峻岭、层峦叠嶂处处有险可守，有路可通；这里地处三省边界，犬牙交错，各地官府鞭长莫及，所以是历代封建王朝统治中比较薄弱的地区。历代农民起义军也多活动于此地区，所以这里的贫苦农民有着反抗压迫的斗争传统。这些，都给白莲教起义军在这里开展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再者，还在于白莲教起义军的群众性和正义性，使它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此，南巴老林才会成为白莲教起义军的根据地。
从1800年夏天开始，马蹄岗大战之后，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起义军力量在逐渐削弱。白莲教起义转入低潮，其主要原因是清朝政府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政策。一些地主也开始“筑堡团守”，妄图分割起义军与广大人民的联系，断绝起义军的粮草、兵源，进而围困起义军。清朝政府又针对清军的腐败无能，起义军的锐不可挡，就把小村的居民强行集中到大村，把平原地区的居民强行迁徙到有险可守的地区，再在这些寨堡的四周，挖上深沟，垒起高墙，用以集中粮食、牲畜和武器。还分派官吏组织团丁清查户口，严防人们逃跑，并要村民抗击前来进攻的起义军。当时四川、湖北、陕西、甘肃等省被迫实行了“寨堡政策”。这就使起义军的处境更为艰难。
嘉庆五年七月刘之协在河南叶县被俘，嘉庆六年二月，王廷诏战死，接着徐添德、冷天禄、高均德、李全、张汉潮、樊人杰等也都相继被俘或牺牲。到嘉庆六年底，起义军只剩下苟朝九、苟文润、王国贤、王世贵、冯天保、余佐斌等小股队伍，在南巴老林中坚持斗争。
为了消灭出没于老林的小股起义军队伍，清军作了周密的部署。从嘉庆八年正月开始额勒登保、德楞泰、穆克登布，杨遇春等先后带兵搜索老林数次。这时，起义军化整为零，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经常出其不意地打击清军。
1800年，襄阳起义军的余部在高二、马五的领导下，在竹子山大败清军，杀死清朝总兵施缙。以后，他们又同张士龙部合兵于甘肃秦州（今天水）在徽县伏家镇夜袭清军，杀死清军将领17名，歼灭清军1000多人，前四川将军富成也被击毙。接着又转向陕西西乡县，在清宝山大败清军，杀死了提督王文雄及副将鲍贵等。
到嘉庆七年十月，起义军队伍逐渐缩小，只剩下1万多人了，但他们仍然坚持战斗。这年二月“襄阳黄号”的老将樊人杰率部进入湖北竹溪县境，并穿越老林，直逼汉水。巡抚全保带领总兵王懋赏等急忙带兵堵截。起义军勇猛杀敌，围攻松柏塞，夺得大批军粮，随即迁往山峻路险的马鬃岭。敌人又跟踪而来，分三路围剿，用“劈山炮”猛攻，形势非常紧急。樊人杰临危不惧，振臂一呼，全军上下殊死苦战，终于把清军杀得大败，王懋赏等14名将领也全部丧命。
到了1803年，起义军只剩下1000多人，他们仍利用老林的有利地形，忽川忽陕，忽聚忽散。利用奇袭、埋伏、化装为清军等方法继续打击敌人。仅嘉庆八年就打死清朝军官几十人。六月，额勒登保驻开县，督二十路清军大规模“搜剿”老林。七月，宣布“彻底肃清”，并大量裁减乡勇。但乡勇也大多是贫苦的流民组成，一经解散，无家可归，便纷纷投入起义军的队伍，活跃在陕南洋县、平利一带，起义军声势又壮大起来．他们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又很勇敢，使清朝统治下的“三省不得解严”。又因为乡勇不愿与往日的同事交战，所以清朝统治者再用乡勇时已经失灵，在这种情况下额勒登保、德楞泰、杨遇春等毫无办法。在一次突袭中，起义军熊老八等还将额勒登保的得力干将、血债累累的提督穆克登布杀死了！
最后，清政府又采取了收买、分化起义军的诡计，起义军内叛徒赵洪周杀死其领袖苟文润投降清军。九月，起义军领袖苟朝九在南郑被俘就义，不久王作经也在四川白岩湾跳崖牺牲。十一月，除个别小股起义军外，其他全部遭到了残酷镇压，直到嘉庆十年五月，起义军最后一个元帅王世贵壮烈牺牲，标志着这场轰轰烈烈的白莲教大起义最终被清朝统治者镇压下去了。
回顾清代中叶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的历史，证明了“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广大人民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广大起义者认识到，不打倒贪官污吏，人民就永远没有好日子过。他们的战旗上大书“官逼民反”，说明了劳动人民的觉醒。他们在斗争中的英勇顽强，宁死不降的精神，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纯朴、胆略、气概。
这次起义的主要战场是湖北战区和四川战区。从整个起义过程来看，起义的第一年湖北起义军是主力，第二年则是湖北起义军和四川起义军两支主力，从第三年的二月起，四川起义军则成了支撑整个战局的中坚和核心。主要战场也是在四川地区，一直到起义最后失败。
这次起义中，四川起义军在作战方式上有两个比较显著的阶段，即前期多是长期坚守于一地，后期多是大规模流动作战。这两种形式各有利弊。长期固守于一地的战斗方式，既丧失了发展革命力量的大好时机，又使起义军损失严重，这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流动作战，在四川战区内的一段时间内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正是流动作战，粉碎了清军企图把起义军困囿一地，围而聚歼的阴谋，并使起义军在嘉庆三年受到重大挫折后，得以坚持和发展。当然这种流动作战如果和巩固的根据地结合，就更能发挥威力，坚持战斗。然而起义军却是单纯的流动作战，因此在敌人的团练、堡寨兴起，实行坚壁清野之后，起义军就又陷入新的困境，虽然奋力战斗，最终不免失败。
整个说来，这次白莲教农民大起义，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统一的计划。各部起义之后往往分散活动，各自为战。以后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各支起义军也曾多次会合在一起，但也未能联合起来。直到嘉庆五年，四川的起义军才因感到力量单薄而有联合作战的趋势，但也仅是一时，终究没有统一起来。
这次起义最后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清王朝利用新的地主武装——乡勇和团练镇压起义，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节 苗民反清硝烟又起
苗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成员。十八世纪，苗族在湖南、贵州、云南、四川、广东和广西等省，形成了若干聚居区。这些聚居区内有几千个苗民村寨，还有不少土家族村寨，边缘地区则苗汉杂居。
元、明、清三朝统治者，对西南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土司制度，即各族原来的统治者封以世袭官职，利用他们来统治本族人民，这就叫做“以土官治土民”。
明、清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行直接统治，清王朝在康熙后期，特别是在雍正时期（1723—1735），用武力强治手段，大规模地推动“改土归流”政策。很自然地又导致了这一地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加强。再加上土地兼并的盛行，千里苗寨苦难重重，所以在这一时期频频发生苗民起义。
雍正时期苗民起义早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清王朝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派礼部尚书席尔达、副都统图恩海、徐九如等率荆州驻防满兵1000人，并调广西、贵州、湖南三省部分兵力进逼镇箪苗寨，大部分苗寨被归诚，而天星（湖南凤凰境）、马鞍、山毛、都塘、七兜树、打郎湄、亮老家、两头羊、糯塘山、老旺山等寨苗民、不肯屈服，武装反抗。席尔达都三省满、汉各军并征集保靖、水顺两土司兵分两路进攻，经过清军11天的疯狂镇压，天星等苗寨相继失陷，苗民被杀5000余人，303个苗寨4563户8418人被迫缴械投降。清王朝在辰州（湖南辰溪）府内增乾州、凤凰二厅，分别统治投诚各寨苗民，同时保留土司的原有权利，实行了流官（州、县官）与土司共同统治苗寨民的政策，为尔后实行“改土归流”作了必要的准备。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贵州普安州三江苗民黄柱汉聚众进攻菴章寨（贵州普安境）。云、贵总督贝和诺派兵镇压，起义失败。
雍正四年（1726年），云南苗族禄万钟发动起义。雍正初年，清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准备实行“改土归流”。因为云贵等地少数民族地区的首领世袭制，对人民的剥削、压迫异常严重，如乌蒙土官禄鼎乾，对他统治管辖地区的人民所摊派的税款超过清王朝规定数额近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更有甚者，土司一家娶媳妇，则土民三年不敢结婚；土民被杀害，其亲族还要为其出垫刀钱数10两。所以清王朝决定实行“改土归流”政策。
雍正四年（1726年）先把东川土目革职，令总兵刘起元进驻东川，并准备在乌蒙（云南昭通）苗族地区继续施行。刘起元招降了掌握当地兵权的禄鼎坤，以加强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实力。禄万钟联合镇雄（云南镇雄）土知府陇庆候出兵3000多人进攻驻守鲁甸的禄鼎坤。云南巡抚鄂尔泰遣派游击哈元生合同四川援兵去帮助禄鼎坤。禄万钟撤退到乌蒙。哈元生指挥各路清军向乌蒙发起进攻，苗军占据有利的地势，据险阻击，经过激烈战斗，终因清军来势凶猛，禄万钟败退到镇雄。这时鄂尔泰又招降陇联星（陇庆候之叔）继续追击苗军，禄鼎坤带领3000人马进攻镇雄侧背，苗军奋力抗击，终因寡不敌众而败，于是镇雄被清军占领。禄万钟、陕庆候战败后逃往四川。因此乌蒙、镇雄都被清军收复，清王朝在乌蒙设府，镇雄设州，并派总兵驻守。
雍正四年，贵州苗族也发生了抗清之战。广顺长寨（贵州长顺）地处仲、苗各寨之要冲，清朝云南、广西、贵州三省总督鄂尔泰为了进一步推动“改土归流”的进行，向长寨的仲家各寨进兵，遭到仲家、苗家军民的反抗。清军凶残地焚毁了仲家7寨，占据了长寨，但是仲、苗军民不断出兵袭击，清军被迫退出长寨。这时鄂尔泰又改派总兵石礼督兵反攻，攻破36寨，迫使21寨“投城”，招抚苗民500余户3000余口，解除苗民武装，并在长寨设参将，且派兵分别驻守各要隘地带，向贵州边界进军。广顺（贵州长顺西北）、定番（贵州惠水）、镇宁（贵州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苗民680寨及永宁（贵州关岭西）、永丰、安顺（贵州安顺）苗民1398寨的苗族首领，被迫纳土投降清王朝设流官治县。
清朝雍正六年（1728年），发生了清军进攻贵州苗民大小丹江之战。贵州巡抚张广泗为开辟古州（贵州榕江）地区及沟通湖广与广西之间的交通，向清政府倡议置镇诸葛营（榕江境内），以便更好地控制周边地区。这年夏天，派兵先攻八寨（贵州丹寨），以打通运送要道，然后分兵进攻大、小丹江（贵州雷山北）沿岸苗族村寨。鸡讲等五寨苗民奋起反抗，皆被清军焚毁，其他各苗寨纷纷请降。雍正七年，清军乘胜沿九股河进攻抵达清水江。当地苗族首领因为农忙，假装接受安抚，被清军巡抚张广泗识破，于是他也将计就计，假装答应。但是他却作了另外的布置，偷偷地利用夜晚乘船渡江，切断苗民退路，而后突然向各苗寨发起袭击，而苗军也想利用夜晚偷袭清军营房，两军相遇，展开战斗，结果苗军吃了败仗，于是清水河及九股河地区各寨都被清军收复。张广泗在清水江、丹江设营驻军，控制水路。令清军士兵到湖南运来盐、布等生活急需品，供应当地苗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商运、经济的发展。
这一年，米贴（云南永善北）苗族妇女陆氏联合雷波土司聚众反清，劫夺军粮，鄂尔泰派哈元生带兵进行围剿，哈元生首先攻破苗军所占据的险要山口，而后又在苗营附近设伏，结果苗军战败，清军直捣其寨，陆氏被俘。接着哈元生又乘胜进攻阿驴（寨名，雷波境内），击败雷波（四川雷波）土司。阿驴寨一土目投降后又反戈，围攻哈元生。哈元生率游击卜万年等与苗军激战了两天两夜，苗军败退，哈元生又亲自督兵攻占了赤衣台。鹤丽总兵张耀祖这时又派兵增援哈元生，所以哈元生兵力更足，所以他便派小溜带部队搜杀苗民，阿驴一带苗寨居民弃寨逃走，于是这次参加反清的拉金者呢各寨都被清军平定。
清朝雍正八年（1730年）云南乌蒙又爆发了苗民反清之战。清军在雍正六年平定了苗族禄万钟的起义后，便把禄鼎坤提升为河南参将。可是禄鼎坤不愿意离开苗疆到河南去上任，所以内心有些不满。禄鼎坤的儿子禄万福便请求回鲁旬治产。又以总兵刘起元贪污害民为借口，联络归部，一齐反清。禄万福首先进攻乌蒙（云南昭通）。这时期，乌蒙有经商者、居民1万多人，并且地势险要，有险可守，可是刘起元虽然拥有数千名兵丁，但由于他贪污腐化，不注重防守，所以苗兵便很快攻破城垣，杀了不少城内军民。禄成福又鼓动、联络东川（云南惠泽），镇雄以及四川凉山等地少数民族数万人起来反清。他们杀塘兵、劫运粮、堵要隘、毁桥梁，屯兵聚守，以抗清军。
鄂尔泰调动清军一万零好几千人，再加上土司兵5000多人，分三路进攻苗寨。参将韩勋率兵400人由镇雄进攻奎乡（云南彝良东南），和苗军激战了三天，清军得胜，连破4寨，又杀死苗民2000多人，哈元生率兵1000多人由威宁（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进攻乌蒙，清军到达得胜坡正与苗军2万人遭遇，哈元生率兵猛攻，苗军奋力抗击，不幸军首领黑寡、募末等被清军射杀，于是苗军败退。清军进占倚那冈。这时苗军数万人安营扎寨达10余里。哈元生又打伏击战，命清兵3000人再加上土司兵1000多人，趁夜埋伏在苗军营垒左右。拂晓苗军向清兵发起进攻，而这时清军按兵不动隐蔽待机，当大部分苗军进到了清军的炮火威力圈之内时，清军发炮，猛烈轰击，接着伏兵四起，左右夹攻，苗军防不胜防，终于不敌清军，苗兵大败。清军乘胜追击，连破苗寨80余个，打败苗族军民数万人。清军又连克三关，占领乌蒙，缴获了苗军军械武器许多，禄万福兄弟均被俘遇害。
也是雍正八年，贵州古州地区苗族上层分子叛变，准备偷袭清军。贵州巡抚张广泗大量征集苗船，派兵架设俘桥，半夜悄悄渡江，乘苗兵没有准备的情况，突然向古州地区苗军发动进攻，苗军措手不及，刀枪、弓箭等1万多件作战武器尽被清军缴获。张广泗又向上江地区的来牛、定旦等苗寨进攻，结果有4000多苗族军民被杀害，并缴获了大量大炮等作战武器。
雍正十年（1732年），贵州苗族包利在台拱起兵反清，清王朝贵州巡抚元展成在台拱（贵州台江）筑城，增兵驻守。十月间，包利举兵反清，首先杀死台拱通事郭英、欧玉胜等，然后进攻清军大营，又杀死清外委张壁等人，接着分兵包围了排略（台拱北）。排略距离台拱约15里，是台拱通往清江都匀的咽喉要隘，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苗军勇猛顽强，结果清军守备高本畅战死，排略被苗军攻占。
元展成派督标及黔西、遵义、平越等地游击马世龙、罗资衮等各领所属清军星夜增援台拱，马世龙率部在前，罗资衮保护军需、武器弹药紧跟其后。十一月十四日，清军在排略附近中伏，游击罗资衮以下6名军官均被击毙，清朝兵丁溃不成军。吓得后面清军迟疑观望不敢前进。元展成无奈又增兵，派副将杨馥、宋朝相率部增援。杨馥在进攻排略时战死，清军又败退下来。
台拱被苗军包围，清军粮饷断绝。当马世龙部在排略被围攻时，台拱清军出击接应，把总兵王朝杰战死，于是又退回营中，清王朝为解救危机，派广西左江总兵霍升暂时代理贵州提督急忙赶到贵州增援。霍升率领副将康世显以下汉、土官兵2万多人进入贵州。十二月间，布兵分两路进攻排略，苗兵经过顽强战斗结果败走，台拱被清军攻占。苗兵便转移到丹江高坡一带，在番招（台江东）莲花皇利用险要地形筑城防守，继续斗争。
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军为了撤底消灭包利等反清苗军，便增派湖南兵2000人、广西兵1000人开赴贵州，由贵州提督哈元生统一指挥贵州、湖北、广东、湖南、广西五省兵力向苗军大举进攻。哈元生命康世显、仇龙、霍升等兵分三路向苗寨进军，首先攻下高坡，然后全力以赴向莲花苗军猛攻。由于苗军早已筑城防御，他们凭借有利地形坚强抗击，所以清军第一进攻受挫。哈元生于是亲自指挥，分兵六路强攻莲花城堡。经过三天激战，清军用大兵压城，苗军抵挡不住，莲花终被清军占领。尔后清便在台拱筑城设防，并派兵4000多人驻守。
同年，思茅（云南普洱复兴镇）苗族首领土把总刁兴国与苦聪、元江等地兄弟民族共同聚众反清，进攻普洱；通关（云南墨江与普尔之间）大寨之摆夷（傣族）也与苦聪人联合渡阿墨河进攻他郎（云南墨江）。清朝云南、贵州、广西总督高其卓派提督蔡成贵、总兵董芳等率兵分道镇压。战场上，清军阵斩苗兵3600多人，又迫降4．26万余人，苗军头领刁兴国战死，这次反清斗争，又遭失败。
雍乾年间古州台拱苗民起义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元年（1735—1736），由于实行改土归流，清王朝对苗族人民，由间接统治换成了直接统治。苗民的负担没有减轻，土司对农民的剥削极为残酷，而且他们在封建王朝历次镇压苗族人民的反抗时充当帮凶。所以，长期以来，苗族人民一直处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下，这期间，贵州古州（今榕江）九股河地区苗族农民，不堪清朝官吏和土司的剥削压迫，在苗民包利等人领导下，为反抗征粮、派佚发动起义。包利等人于雍正十三年二月，以“苗王出世”为号召，在古州的八妹、高表、寨蒿等苗寨商讨起义事项，到处传播鸡毛火炭信，联合清江（今剑河）、台拱（今台江）等地苗民，一起围攻厅城，捣毁营汛。暴动很快发展扩大到贵州的东部和东南各地，丹江（今雷山）、八寨（今丹寨）、黄平、凯里等地苗民纷纷响应，起义农民迅速增加到40多万，陆续攻克凯里、重安江（今属黄平）、岩门司、黄平、余庆县以及台拱、清扛营讯。据《清史稿》记载：“丁已以贵州、古州、台拱逆苗滋事命哈元生为扬威将军统领四省官兵讨之。”同年六月，清政府调集两湖、两广及云贵川七省兵力数万人，由哈元生、董芳率领，进行镇压。七月，又任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并调河北、河南、浙江等省官兵作后援。由于苗民所聚居的地区多是山地，起义军凭借着有利的地理条件，对清军进行不断的打击，苗族人民的反抗情绪不断增长，男的放枪，女的就帮着装填火药，反抗的激流在千里苗寨的山山水水间涌动着，苗民起义军英勇抗击清军进攻，一再重创敌人，清军虽从多方出兵攻击，围剿起义军队，但起义军的“敌有万兵，我有万山，其来我去，其去我来”的战术，四处出击，使清军陷入困境。乾隆皇帝即位后为加强对苗民起义的镇压，任命张广泗为七省经略兼贵州巡抚，总管镇压苗民起义事宜。于是清政府多方调兵遗将，大举进攻。残酷的清军一路滥肆烧杀，对起义军采取重点攻击、分路包剿和各个击破的措施，乾隆元年起义军被围困于牛皮大箐（今雷公山），再加上起义军队伍比较分散，大都各自为战，缺乏有效的配合，且军事素养和作战指挥水平等方面都有很大弱点，终因起义领袖先后被俘或牺牲，起义失败。
乾嘉时期苗民起义清朝乾隆、嘉庆年间（1795—1806），在贵州的松桃，湖南的永绥（今花垣）、凤凰、乾州（今吉首）等地苗族农民在白莲教反清宣传的影响下，为反抗官府、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与压迫，由石柳邓、石三保、吴八月、吴半生（本名吴天半）等人领导，发动了起义。
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从对农民进行压迫和剥削这个意义上说，流官代替土司，也只是换汤不换药。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加上清政府多次在苗族地区用兵，镇压苗族人民的反抗。并且是联合邻近土司共同进行的。所以苗族地区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仍很尖锐，在此以前，统治者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曾不断向这些地方派兵和移民，由于连年战乱，许多军户变成了农户，土地也变为私有。其中有依官仗势者不断侵占他人土地，占田越来越多，逐渐由垦荒自给，变成了出租土地，剥削他人劳动的封建地主。随着清王朝建立后的统治力量的加强，在大力推行所谓“开发苗疆”的同时，又有更多的汉族官使、农民和商人进入苗族地区，从而对当地地主经济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此同时，在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和汉族地主经济的影响下，当地一些寨长、百户、头人等族大富有者，也依仗权势，霸占公共山林，侵占他人土地，并将土地租给贫苦农民耕种，从苗族内部分化出地主阶级。如松桃罗金寨的吴老夭，乾州重阿寨的吴廷梅、吴学仁，永绥厅紫儿寨的石季五等都是当地有名的苗族大地主。他们不仅剥削苗族农民，也剥削从内地去的汉族农民。湘黔邻近几个县，有不少汉族农民给吴老夭当雇工，甚至卖身给他为奴。据史书记载，当时地主阶级从农民手里夺取土地，其手段是多种多样的，除依官仗势，赤裸裸地公开霸占外，主要还有：（一）通过放高利贷剥削。高利贷有“客帐”、“营帐”和当地苗族地主放的债三种。“客帐”是汉族地主、商人放的债。“营帐”是清朝的驻防官兵放的债。债主以“制钱八百为一桂，月加息五，至三月不完，辄取息作本。计周岁息凡四转，息过本数倍矣。约包谷、杂粮熟时折取息钱，或乘其空乏催讨，将田地折算”。当地苗族地主放的债也是“其息甚大，钱一千，谷一石、一二年加息数倍，不能偿，折以山地……转求佃耕”。（二）通过不公平交易。使用这种手段的，主要是汉族地主商人。他们向苗民赊以布盐什物，秋后还谷并要苗民以土地作押。无力还谷者，土地就归了他们。（三）通过代办田赋。主要是苗寨的寨长百户勾结地方官府，包办田赋，要农民加倍交纳。农民交不出，就得抵以土地。
地主阶级通过上述各种手段，占有大量土地，如乾州厅重阿寨的吴廷梅、吴学仁田地遍布其家周围数10里。农民失去土地，依然要负担繁重的赋税、差役，违者就要遭到毒打、罚钱，甚至坐牢，不少贫苦苗民活活被关在牢狱里。在地主阶级如此压迫、剥削下，苗民实在无法生活下去，只有奋起反抗，这就是苗民起义的主要原因。
另外，苗民起义同时又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清军入关，在全国建立统治以后，更把贵州东部、湖南西部的苗族地区视为“生界”，屡屡兴师动众，对苗族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在屠杀苗民后设置的各级官吏，骑在苗族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以致苗民“畏隶如官，官如神”。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采取各种手段，挑拨苗汉之间的关系，什么“戒苗条约”、“禁苗条约”、“防苗条约”等满天飞，甚至不许苗人和汉人通婚，造成了苗汉民族之间的严重隔阂。因此乾嘉苗民起义时，曾有“逐客民、复故地”的口号，就连清朝官员和乾隆帝不得不承认，“客民从前重利盘剥，占耕地亩”，“是以亩众转致失业，贫难无度日者多，”所以一场苗民起义又是不可避免的了。
据《清史稿》记载：“贵州松桃厅苗匪石柳邓等，湖南永绥苗匪石三保等作乱。戊午，湖南苗匪陷乾州厅，同知宋如椿等死之，命福康安往剿”，反清的潜流早已在千里苗寨的山山水水间涌动着。松桃厅北面大寨营的石柳邓，永绥厅西南黄瓜寨的石三保，乾州厅西南平陇寨（或作平隆、坪垅寨）的吴八月，还有凤凰厅西北苏麻寨的吴丰生，他们在酝酿起义时常常互要通气，此外还有大寨营的苗族妇女石乜妹也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当时苗寨中纷纷传言“黄瓜寨出了苗王”，这是他们为号召起义而进行的一种宣传，也反映出群众迫切希望有个敢于造反的带头人。1795年农历年初，一批起义者在大寨营的石柳邓家里集合。附近一个苗族百户石老三察觉后，向松桃厅官府告密。一队清军立即赶往并包围了大寨营，指名要石柳邓把各地起义者交出来。石柳邓组织大家进行武装抵抗，冲破清军的包围，向东到了永绥境内。几天之后，石柳邓回到黔东，以大寨营为中心带领发动起来的武装群众，于2月2日（正月十三日）攻占了附近的大塘汎等若干清军据点，著名的乾嘉年间的苗民起义正式拉开序幕。黔东大寨营首先起义的消息迅速传到湘西后，2月8日（农历正月十九日），吴八月在平陇寨，石王保在黄瓜寨，吴半生在苏麻寨，吴陇登在鸭保寨，都率领当地群众，起义响应。石柳邓在起义时提出了“驱逐客民，夺还苗地”的口号，它集中地表达了广大苗族人民反对汉族地主兼并土地，要求夺还田地的强烈愿望。这个口号对动员群众起了极大的作用，“穷苗闻风，无不攘臂相从”，“群寨响应，事杀百户起事”。武装起义的烈火，迅速而又猛烈地在千里营寨燃烧起来。
与此同时，当地清政府官员则纠集兵丁，妄图扑灭起义烈火。镇箪镇总兵明安图接到石柳邓攻占大塘汎等据点的紧急报告后，于2月9日，带了800名官兵进行镇压，半路上遇到了从黄瓜寨南下的石三保为首的起义队伍，双方即交战。这时，驻永绥的副将伊萨纳和永绥厅同知彭凤尧，正领兵600多人，朴向黄瓜寨，他们在途中获悉明安图被起义队伍围困，就移兵相救援。这两股清军于2月10日在鸭酉巩会合。当天夜里，从鸭酉东望，“火光数10里不绝”。原来是凤凰和乾州两厅境内许多苗民打着火把，扛起刀矛长枪，起来造反了。鸭酉周围的造反群众，一群一群地向扎营的清军围来，约有上万人．明安图等惊恐万状，于次日向永绥厅城方向撤退。一路上，进行拦截的起义群众，漫山遍野，向清军压了过来。明安图等人一时狼狈不堪，一扫昔日威风，向起义者“求和”，要求让清军返回永绥城。起义者勒令清军官兵一律放下武器，但清兵又不肯完全服从。苗民起义者识破清军求和是搞缓兵之计，于是坚决加以围歼。苗民起义者善于施放鸟枪，他们猛烈地攻击，伊萨纳中枪身亡。明安图仓皇逃脱，起义军紧迫不舍，由于坐骑中枪，被摔下马来击毙，彭凤尧也被义军用石头打死。这是发生在鸭酉巩北面不远的一场歼灭战。1400多名清朝官兵大部分被消灭，起义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2月12日，起义队伍又分别包围了永绥厅城和凤凰厅城，而在11日，乾州起义军也开始围攻厅城，该厅同知宋如椿在腿部受伤后逃回衙门，他已走头无路，只好自杀身亡。巡检（负责所谓“掌捕盗贼”的地方官吏）江瑶抱着官印逃到城外，被起义军队截获后处死。13日起义军的旗帜又胜利地插上了乾州城头。
起义如火如荼地发展着。在贵州东部，石柳邓的队伍在攻占了大塘汎之后，又包围了松桃厅和铜仁的重要据点石营、正大营。刚刚带近进驻正大营的贵州提督彭廷栋被困守营内，束手无策。正在营西面的八十四溪，远到思南府的印江县，也有起义者活动。而在湖南西北部，起义队伍活跃于酉水两岸，还攻占了永绥北部的大据点花园堡。永顺境内，一度形成了一支近万人的起义大军，进入保靖境内，“扑城夺卡”，声势很大。在沅江以西，起义军攻占了泸溪县的浦市，又北攻泸溪县城和辰州府治所在地沅陵。湘西南部的麻阳县，也出现了起义队伍。湘西和黔东的起义军，还向西北挺进，活动在四川秀山县的大部分农村，如石隄、龙图、梨木场、贵图等地。其中有一支队伍打着写有“统兵元帅”字样的红旗。上述起义地区，包括湖南省沅州府的乾州厅、凤凰厅、永绥厅、麻阳县，辰州府的沅陵县、泸溪县，永顺府的永顺县、保靖县；贵州省铜仁府的松桃厅、铜仁县，思南府的印江县；四川省酉阳直隶州的秀山县：总计为三省六府（直隶州）所属的13个厅县（内四厅后来升为直隶厅）。1795年春天，千里苗寨到处响起了战斗的号角，起义人民狠狠地打击了当地的文武官吏、汉族地主以及依附于清政府的苗族上层分子。以吴八月为首的起义军的口号是：“穷苦兄弟跟我走，大户官吏我不饶”，很好地表达了这次起义的打击锋芒，起了很大的号召作用。山区苗民的反抗性强，打仗勇敢顽强。因为平时苗族男子习惯于佩刀携枪，就连少年儿童也多学会用鸟枪，男子打仗，妇女就帮助装填火药。他们虽然比较分散，但是人数极多，据清方记载，1795年时，“苗倾巢为变，众数10万”，也就是说差不多所有苗寨群众都投入了斗争，在清政府重兵到来之前当地几千名官兵完全陷入武装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起义进入了高潮。
“同年二三月间，清政府调遣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和琳、湖广总督福宁率领七省兵力10余万人，分路镇压”。湖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地区苗民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这三省的总督、巡抚、提督等军政大员连连接到告急文书，他们一面飞奏朝庭，一面立即领兵前往镇压。乾隆皇帝谕旨，声称要“痛加剿除”。在湖南西部，湖南巡抚姜晨（音成）先赶到辰州，在泸溪、保靖一带组织防御；新任湖广总督毕沅随后也来到辰州主持军饷供应。贵州东部，提督彭廷栋带兵进驻正大营；贵州巡抚冯兴熊坐镇铜仁，兼督办军需。川东南地区，才卸任的四川总督孙士毅留驻秀山，防守后路并督办粮运。第二步，分三路进攻起义地区：云贵总督福康安（7月间）改任闽浙总督率云贵兵由铜仁北进；四川总督和琳和四川提督穆先登阿率四川兵从秀山东进；已宣布调离的湖广总督福宁留了下来，他和湖广提督刘君辅率湖南、湖北兵从凤凰进兵。清军官员中，以封为一等功的福康安地位最高，乾隆皇帝命他督办军务，充当三路军的统帅。
三路清军，初期到位的只有三四万人，兵力并不十分充足。但是起义者人数虽多，却都各自为战者多。乾隆皇帝看到起义队伍势分力单的弱兵，就命令福康安等在进攻时，“宜肃清一路，再行围剿一路”，采取各个击破方针。起义队伍由于过渡分散而不能形成优势兵力，逐步丧失了作战的主动权；不过他们打的英勇顽强，而且也利用清军兵力暂时不足的形势一再进行反击。在清军进攻的第一阶段。在1795年3月至9、10月间，总的情况是：在起义地区的西部，清军占了上风；中部：起义者反复作战，长期围困永绥厅城；东部，起义者仍居优势，一再重创清军。主要战争的具体经过如下：
清军主帅福康安于3月4日率部到达铜仁，由此向北进攻。10日在盘塘坳打了第一仗：清军在五更时袭击苗寨，连抛火弹（火球），凶残地活活烧死了不少寨内的居民。天明后周围起义群众鸣锣吹号，从四面八方起来，冒着敌人的枪箭，奋勇冲杀，清兵惊呼起义者是“铜筋铁骨”。这路清军在得到援军后，好不容易于当天赶到了正大营，解救了被围在营内的彭廷栋；此后继续北进，于4月3日进入松桃厅城。和琳方面，于3月17日领兵到达香山后，首先在这一带对零星的起义队伍进行一番“扫荡”，接着也向东进入松桃境内。福康安与和琳的两路清军会合后，利用他们相对处于优势的兵力，对起义军处于分散的各个据点各个击破。4月17日左右，石柳邓的队伍在大寨营，5月27日至29日，石三保的队伍在黄瓜寨，6月5日至6日，吴半生的队伍在苏麻寨，都分别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击战，然后杀出一条血路，冲出重围，向外转移，石柳邓和石三保的队伍，边战边进，向乾州平陇吴八月的队伍靠拢；吴半生的队伍曾一度打到麻阳境内，后来又防守在乌草河（也叫乌巢河）两岸。
清朝军队伍一路打来，肆意烧杀。在作战的头两个月内，就连续发生清军焚毁苗寨26处、100多处、40余处、56处、再40余处等情况。乾隆皇帝为此一再下旨嘉奖说“竟能将沿途苗寨尽行烧毁，甚属可嘉”；“悉行焚烧痛剿，尽数歼除，实属可嘉”。
苗族起义人民没有被清朝军队的气势所吓倒，而是顽强抵抗，寻机反击敌人。清军在攻下大寨营以后，福康安趾高气扬，乾隆皇帝也认为“势如破竹”。于5月初命令总兵花连布率部队去援救被起义军包围的永绥厅城；而在攻下苏麻寨之后，又亲自领兵东犯乌草河，企图过河进攻起义势力的腹心地区——吴八月等起义军所在地。起义者在乌草河“拼命拒守”，曾多次打败清军，这时乾隆皇帝认为形势不妙要福康安考虑绕过乌草河，“另寻别路”进攻。与此同时，起义军在北面又发动了攻势，于7月初曾反攻过黄瓜寨，在永绥北部的张坪马大败刘君辅；并在花连布暂解永绥之围后，再度包围了永绥厅城，城中官兵全部断粮，只好“拆屋为薪，煮糠为粥”。此外，松桃和永绥境内撤离了自己据点的一部分起义队伍，则插向清军后方的四川秀山。致使乾隆皇帝惊呼：“现经三省大兵会剿，尚敢潜至川境，屡肆滋扰，希图抄截后路，并牵制大兵，奸计可恨”。
在起义地区的东部，清军更是屡受重创。刘君辅和福宁先后于2月22日、3月2日领兵进入凤凰厅城，经过几次较量，只能勉强挡住起义军对厅城的进攻。3月17日，福宁等出城作战，先在一场小型战斗中略占上风，再向前走，突然有几千名起义者从前面山后杀上来，直冲清军。福宁吓得回头就逃，但事后却谎报战动，据说曾遭乾隆皇帝下旨痛斥：大队官兵只杀“贼”10余名，算来几及官兵百名，杀“贼”1名，足见无能。
此后，刘君辅领兵一支，从东面经保靖县迂迴到了永绥厅的北部，攻占了花园，一度配合花连布进援永绥厅城，这时（被张坪马战败之后）就一直在花园一带活动。福宁一直在凤凰厅城附近打转转，不敢主动求战，6月中旬，福宁免强领兵北上，企图从东面进攻起义者占领的乾州厅城。途中在泸溪县境内的苟拜岩扎营时，起义军迅速起来迎击，18日和19日两天中，打得清兵溃不成军，还歼灭了不少跟随福宁作战的汉族地主武装。这一次，福宁情急生智，钻在一堆军需品里作为伪装，让士兵拼死命抬着他逃回凤凰。起义者乘胜追击，再度包围凤凰厅城。“吴八月在乾州狗拜岩战役中，歼灭福宁所率6000余人，福宁仅以身免。吴半生在凤凰厅大乌巢河一带，阻击福安康达半年之久。
在乾州、凤凰的东面，起义队伍发展到了沅江和辰水的西岸，曾攻入过浦市，围攻过泸溪县城，一再威胁自辰溪通往凤凰的清军粮道。福宁自顾不暇，就竭力扶植泸溪、麻阳一带汉族地主组织的“乡勇”武装。例如麻阳的高村是个“民村”，该村乡勇头子滕家瓒反对起义队伍最为卖力。经福宁奏请朝廷赏以六品官衔。滕家瓒在山势险峻、地居要冲的巴斗山（属泸溪县），设哨卡几十处，建筑了木栅、石城，用以保护清军的运粮道路，并阻挠起义势力向东南发展。高村乡勇还经常攻击起义军队，残杀起义苗民。6月间，吴半生的队伍暂时转移到了麻阳境内。这支队伍在6月底先出动千余人昼夜攻打巴斗山据点，以迷惑敌人。7月1日起义军队伍几千人猛击高村，捣毁了滕家瓒的老巢，给高村地主武装以摧毁性的打击；同时横扫了高村东面沿辰水一带的清军据点，击毙了守备、千总各1名。10月18日，在高村东北面板粟树的一次遭遇战中另一支起义队伍击毙滕家瓒。
在这年的夏秋之际，起义军形势酝酿着重大的变化。7月间，荆州（今湖北江陵）将军兴兆率领2000名满州旗兵进援凤凰，解救了龟缩城中的福宁；清朝政府还派四川将军观成宋胁助福宁指挥作战。凤凰城解围之后，福宁、兴兆和观成率领两湖的清兵向西，协同福康安、花连布（他于8月10日彭廷栋死于军中后升为贵州提督）所属云贵兵，两面夹攻乌草河。这时福康安又增派了7000名贵州兵，清军集中优势兵力，于8月16日攻过乌草河，逐步地向北面的鸭保、平陇方向推进；接着，穆克登阿分兵一支，配合刘君辅，在9月间援救了长期被围的永绥厅城。8月底开始，坐镇辰州的毕沅也派出一支清军，从泸溪出发，向西进犯乾州。这样，到了秋天，清军在湘西已由局部进攻转入全面进攻。进攻的重点是平陇及其周围地区。清朝政府为促使官兵卖力作战，10月间曾大事封赏，福康安由一等公晋封贝子，和琳一等伯；次年1月初，还派现任云贵总督勒保到福康安大营，“共筹军务”。
“大军自四月克黄瓜寨，五月、六月阻大乌草河不进。七月渡大乌草河抵古文坪。八日奏克乌龙崴、杨柳坪，而吴八月据平陇，遂称吴王。”“八月，聚集在平陇的起义军推吴八月为苗王，石柳邓、石三保为将军。”自从石柳邓和石三保的队伍撤退到平陇以后，平陇很自然地成了起义队伍集结的中心。清军主力从乌草河北犯，进展极为缓慢。因为这里是湘西苗民聚居区的中心地带，几乎所有的苗寨都投入起义，清军每前进一步都遭到起义者的有力抗击。8月以后，不仅在乌草河东，而且在乌草河西，都激战不已。9月中旬，在苏麻寨东南的杨柳坪一场鏖战，起义者击毙了清军副护军参领（京师护军营的中级军官）、游击、都司、守备各1名。农历八月（公历9月13日一10月12日）间，平陇一带的各起义队伍，为团结起来，抵抗到底，共同推奉吴八月为“吴王”，石柳邓和石三保各为开国将军和护国将军。这表明。原来极为分散的起义军队伍，在斗争实践中迫切感到有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吴王这面旗帜，正是表明了他们同清朝统治者势不两立的意志和要把起义坚持到底的决心。
“清政府为摆脱困境，采用剿抚并用的措施。九月吴半生被奸细俘获。十二月，吴八月因叛徒出卖被俘。嘉庆元年（1796年）元月，石三保又被叛徒诱至坳溪被俘。由于起义军领袖相继遇害，起义开始失利。”1795年夏秋之际起义形势迅速恶化，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一度卷入起义的苗族上层分子，在清军进攻面前纷纷投敌，充当了清政府镇压起义的帮凶。乾隆皇帝在3月5日的谕旨中就说，对苗民起义要“剿抚兼施，以为离散党与之计”。所以，清政府一方面残酷地屠杀起义人民，一方面又宣扬“招抚”，企图以金银财物来诱使起义者放下武器，尤其着力于赏赐官爵的手段来收买苗寨首领。这年春天，在苗族人民“事杀百户起事”的情况下，不少苗寨首领慑于起义风暴的威力，被迫表示拥护起义。清军攻入起义地区后，驻辰州的湖广总督毕沅就积极展开“招抚”活动。于是出现了一股苗族上层分子叛变投敌的逆流。乾州厅西北伟者寨头人石上进带上42个苗寨投降清政府。石大贵等乾州68个苗寨头人在七、八月间到辰州向毕沅投城。永顺境内一个苗寨首领张廷仲父子，曾混入起义阵营领兵几千，有一定的声势。乾隆皇帝下令地方官“设法离间张廷仲，令立功自效”。“可收以苗攻苗之用”，并决定可赏张父子以六、七品官衔。张廷仲父子果然投降，在永顺、保靖境内帮助清军进攻起义队伍，致使这两县境内“抚定”的苗寨达370余处。
起义队伍中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十分激烈，其中最大的一次斗争是吴陇登的叛变引起的。乾隆帝获悉：鸭保寨百户吴陇登，曾在1787年为镇压勾朴寨起义“出力”，他在1795年参加起义，则是由于“怂恿附从”。于是乾隆皇帝在给福康安的谕旨中定计：以吴陇登为主要诱降对象，在他和石柳邓、石三保三人之间进行挑拨离间，“使之互相擒献”。其实吴陇登在清兵攻下大寨营、黄瓜寨后就极度动摇，图谋投降，只是没有可乘之机。11月1日清军大举围攻鸭保东面由吴半生防守的高斗寨。吴半生所领这支队伍一向作战勇敢、出色。而吴半生本人在高斗寨遭受围攻的紧急关头却动摇起来，当天，高斗寨陷落，吴半生在被服后虽有屈服的表示，却仍把他解往京师“献俘”，加以杀害了。
11月22日，清军进攻鸭保寨。这时吴八月已经觉察到吴陇登形迹可疑，于是亲率队伍赶往鸭保寨，一面抗击清军，一面监视吴陇登，但是吴陇登早已暗中向清政府乞降，正在策划吕场叛卖阴谋。在吴八月指挥下，鸭保寨保卫战整整打了10天，直到12月2日起义队伍未能粉碎清军的四路围攻，鸭保寨失守，吴八月撤退到鸭保寨与平陇之间的卧盘寨。13日，吴陇登用欺骗手段，诱擒了吴八月，公开叛变。次年3月25日，苗民起义的重要领袖吴八月在清军大营中就义。吴八月遇难是起义军的重大损失。他的儿子吴廷礼、吴廷义接过父亲的战旗跟石柳邓、石三保等继续领导起义队伍，在更困难的情况下勇猛地战斗着。
1796年初（嘉庆元年），湘西黔东苗民起义一周年之际，四川、陕西、湖北三省爆发了更大规模的白莲教农民起义，两地起义虽没有直接联系，但客观上起了配合作用。致使清政府顾此失彼，所以在3月间又从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续派官兵2万多人，开赴湘西。
1796年春，湘西的武水以西以南，包括乾州厅城和平陇一带以及相连的永绥厅东南部，还控制在起义者的手中，起义者曾在鸭保以东的壁多山、高吉山、贵道岭、七星岭、长吉山、茶山、茨岩及结石岗等地，进行了阻击战，清军主力只能缓缓而进，用了半年时间，才攻入乾州境内；另一支清军则在永绥厅南部进行“扫荡”。6月17日，起义领袖之一石三保，在永绥南部的哄哄寨不幸被俘，解经京师后遇害，为苗族起义献出了生命。他们把起义旗帜插在乾州城头达一年零五个月之久。最后起义者在弧立无援、难以久守的情况下，于7月21日主动撤离了乾州城。
清军打通了乾州东路，然后以主力进攻西路。这时，清军统帅有了变化。福康安因染病在6月17日死于军中，由和琳继任统帅。9月30日和琳病死，由领侍卫内大臣额勒登保和湖南巡抚姜晟在贵州提督花莲布协助下主持大营。10月1日，清军扑向平陇。11月初，清廷又命广州将军明亮和新任湖广提督鄂辉到大营，以加强指挥。当时吴廷礼已病故，石柳邓和吴廷义等带领起义武装奋起抵抗。还派队伍扰攻清军后路，作为牵制。一度打到乾州厅城西南的马鞍山。清军因进展极微，所以尽量从各地哨卡抽调兵力，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进攻兵力，清军分五路围攻平陇，平陇失守，石柳邓等退守西面的石隆寨。
石隆塞是湘黔川三省交界苗民起义的最后的一个重要据点。退到这里的起义者人数已不多，但他们意志坚决，仍斗志昂扬，决心战斗到底。平陇和石隆相距不过10余里，在起义队伍的步步抗击下，清军自平陇西犯，一个半月之后才逼近石隆。1797年（嘉庆二年）1月3日，清军分四路总攻石隆寨，石柳邓率起义战士“抵死守御”，当场击毙清军守备、干总、把总等4名。清军付击了很大的代价后占领了石隆。石柳邓头部受伤，旋遭敌人杀害。他们的口号是“官兵打到哪里，我们抵到哪里”。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谱写了石隆保卫战这历史的光辉一页。
接着，由于被出卖，吴廷义和一批骨干分子，以及吴八月、石柳邓和石三保等义军领袖家属，也都惨遭杀害。起义的首倡人之一，苗族女英雄石乜妹，在石隆保卫战后还在永绥境内继续战斗，最终不幸被俘遇害。还有成千上万的苗族妇女们，也在这场起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从1795年春起义爆发到石隆保卫战，湖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处的苗民起义总的来说是连成一气的，这是起义和大规模斗争的高潮时期。
1797年初起义军的大规模斗争结束，转入低潮。但是保存下来的一些起义武装仍坚持斗争，新的起义一再发生，苗族人民的武装斗争又持续了10年之久。这一时期。由于白莲教起义不断扩大，清政府。把大部分兵力调往湖北去抵挡白莲教起义军。只留下2万多兵力，企图把剩下来的苗族起义力量完全镇压下去。同时清政府为防止新的起义，对苗族人民加强统治，采取了不少新的措施：在行政方面把府属厅升为直隶厅，以加强政治上的管辖；在军事方面，对于一些哨卡据点，进行裁撤合并，又大修碉堡等工事，对湘西、黔东苗民聚居区实行严密的包围。还在苗寨内收缴武器，禁止自制或贩卖火药；又增派兵丁，采取“以苗制苗”的措施；同时还在土地问题上进行反攻倒算。
清政府以“善后”为名，加紧对苗民的压迫，所以处于低潮的苗民起义，规模虽然较小，每次起义时间较短，但是斗争此落彼起，从1797年至1806年的十年间，从未中断，其中主要起义事迹有：（一）1797—1801年，凤凰、永绥、乾州三厅苗族人民的反夺地斗争；（二）1801年，4—5月铜仁石岘等14寨起义，（三）1803年初永绥厅陇六生起义。（四）1805年1一3月永绥石宗四、石贵银起义。（五）1805年（嘉庆十年）冬至1806年春两头羊和高都寨的反缴械斗争。随之，整个乾嘉年间的苗民起义最后结束了。
乾隆年间的苗族起义是苗族人民斗争史上最著名的起义之一，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有名的农民起义之一。起义开始时声势很大，参加群众极多。可是起义队伍极其分散，大都各自为战，缺乏有效配合和统一领导。起义者打仗勇敢，不怕牺牲，然而就进行一场有一定规模和时间较长的战争来说，在军事素养和作战指挥水平方面，都不能同有训练、有经验的清军相比，更不要说在武器装备方面了，至于每一支起义队伍，则未能持久作战，这又同起义的自发性有关。起义军队不仅分散，而且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在政治上除了“驱逐客民，夺还苗地”的口号外，也提不出更具体的政治纲领。
这次苗民起义，既反对封建压迫，也反封民族压迫。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这次苗民起义前后持续了12年，苗族人民在起义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英雄气概，敢于拿起武器来反抗压迫者、剥削者的革命斗争精神，将永远载入史册，激励着后世人民。
§§§第五节 各族反清方兴未艾
中国是多民族的大家庭，我国的少数民族历来多居住在边远山区，那里土地瘠薄，交通闭塞，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特别是高原地区，深山老林，生活在那里的各族人民，大都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清王朝中期，由于实行“改土归流”，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统治。实际上形成了“土流并存”的局面，各族人民遭受流官和土司、汉族地主和本民族地主的双重压迫。残酷的封建统治和剥削，已使各族人民难以生活下去了，因此少数民族人民不断举起反清斗争的义旗，进行武装起义，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苗、瑶、侗族反清之战乾隆五年（1740年）湖南绥宁龙家溪瑶民栗贤宇自称能识别窖银，号召苗民挖掘，于是苗民聚众日渐壮大。清朝地主官吏便派兵拘捕，栗贤宇投奔广西义宁（桂林西北）小江寨。当时小江寨的苗民正酝酿反清斗争，栗贤宇便乘机组织苗、瑶族各寨联合起来，起兵反清。
4月28日，清晨，沅道杨辅臣，靖州副将姜瑞曾派绥宁把总欧国障等率军进剿，中伏而大败，清朝官员多被俘虏。次日，瑶各族义军乘胜反击，把清军游击许天良包围在湖南城步新寨。莫宜峒苗民起杨清保自称太子，与栗贤宇部联合。于是湖南、广西两省边界地区的苗、瑶、侗各族民众起来响应，他们攻击烧毁营讯，反清声势越来越大。清军集中湖南、广西省兵力向绥宁、义宁中间地区进攻。苗、瑶、侗族军民采取“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其来我去，其去我来”的战术，利用自己熟悉有利的地形英勇抗击清军。清军分三路进攻：一路清军由界溪向白水洞；一路由绥宁向竹岔；一路向长塘。由于苗、瑶、侗各族军队奋力抵抗，所以清军三路均被阻截，数月不能前进。
清王朝立命张广泗统一指挥五省军事。“丁卯，张广泗奏获苗匪栗贤宇等及附瑶匪之戴名扬等，克平溪等寨”。张广泗率兵1．5万多人进到湖南绥宁的六马，就遭到岩款苗军的袭击，又因为山区地形复杂险要无法继续前进。“遍询响导无有应者。”一时找不到向导，张广泗便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在当地群众引导下，由高坪抚过三郎田到达长安坪，然后分兵进攻地灵、长塘、五川隘、岩款等地。苗、瑶、侗军遭到突然袭击，失守后退据十八里兰山。张广泗沿山筑长围，分兵进山搜剿，栗贤宇、杨清保被俘后遭杀害。十二月，清军大部人马撤退，而留兵在城步、长安坪筑营驻守。
苗、瑶、侗族反清失败以后，还有一部分武装在竹岔山一带时聚时散，坚持反清。清王朝为了彻底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便着手在各地招募乡勇。乾隆六年二月，教谕吴中孚率乡勇陈兵于竹岔山下，用以牵制反清各少数民族的军兵，瑶族首领兰某带领他招募的“侗勇”自后山向反清军民进攻，经过激烈战斗，苗、瑶、侗族的武装抗清人员全部战死。为了防止这一地区少数民族起事造反，清王朝便在苗、瑶、侗族聚居地区编立保甲，加强对这一带少数民族的统治。
到了1832年（清朝道光十二年）湖南瑶民赵金龙起义反清。道光十年十二月，湖南江华（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锦田寨瑶民赵金龙聚众起义，攻占了两河口，很快就发展到二三千人。12月2日，江华县知县林先梁、永州镇左营游击王俊率兵镇压，被起义军击攻。起义军乘胜进军宁远地区。两广总督李鸿宾派提督海凌阿率军进攻。在池塘墟（兰山县境内）中了起义军的埋伏，海凌阿被战死，清军溃退。起义军声势更大，引起强烈震动。
清朝皇帝曼宁急忙调兵遣将，派总督卢坤、湖北提督罗思举率兵进击。而赵金龙在罗思举领清兵还未到达之前，先发制人，亲自率领八排散瑶军及江华、锦田各寨为一路，赵福才率常宁、桂阳瑶军为一路，赵义凤率新田、宁远、兰山谷瑶军为又一路，每路有二三千兵一举攻下新田县城，杀死知县王鼎铭。这时清军主力到达起义军所据守的常宁洋泉镇，清军知道理峒天险而不敢深入进攻。皇帝曼宁命清军把起义军引诱到山外再各个击破，并抽调驻贵州镇篁苗疆清军增援。罗思举集合各路清军进行围攻，而起义军凭借地势险要，墙垣坚厚固守。经过激烈战斗。清军没能攻下洋泉镇，而后清军改用火攻，清军向起义军投掷火弹，围内起火，起义军死伤数千人。赵金龙率部突围，不幸中弹牺牲。余部2000多人由赵子青率领，在锦田濠江中（江华瑶族自治县东北）也被清军打败。起义终于失败。
同年，广东连川黄瓜寨瑶民，因为清朝官府的吏役劫夺财物，摇民非常愤怒，于是聚众响应赵金龙，举行起义。清朝广东提督刘荣庆派兵进行围剿，但是却中了起义军的埋伏，所以清军大败，死都司以下清朝军官数10人，于是清朝两广总督禧恩又改用招抚政策，令按察使杨振麟用银、米、盐、布等生活急用品散发山区瑶民。8月间，起义群众归降。
道光十六年（1836年）湖南新宁瑶族生员兰正樽，以传教授徒，聚众数千人，进攻武冈州城，被清军击败。兰正樽率领余部退走，而与乡勇遭遇，经过激战，起义军失败，兰正樽在作战中牺牲。
回民反清起事清朝乾隆三十年（1765年），新疆乌什回民发生暴动。清军占领了新疆以后，以哈密伯克阿布都拉为阿奇木伯克与清副都统驻乌什办事大臣素诚同驻乌什。阿布都拉极为暴虐，素诚也荒淫惨暴。当地人民不堪压迫，公众一致推选小伯克赖黑木图拉为首领发起暴动。回民攻杀官吏，烧毁衙署，杀死阿布都拉，素诚自杀。清朝驻阿克苏办事大臣弁塔哈率兵500多人赴乌什镇压，暴动群众开城门出迎，而弁塔哈竟下令向群众射击，于是群众又反把城门关闭。弁塔哈围攻乌什不克，暴动群众2000多人出击。弁塔哈敌不过暴动群众，于是败走。清朝皇帝弘历派明瑞办理乌什回民暴动事件，明瑞继续围攻乌什，回民群众对清营发动夜袭，但因清军已有防备，所以把回民群众击退，并射死其首领赖黑木图拉。群众又推其父额色木图拉为首领继续领导回民抗击清军。明瑞亲自督阵，派600多名清兵乘夜携云梯攻城，但也未能破城。并且从3月到8月多次攻城都未成功。明瑞知回民固守乌什城坚不可摧，于是改变战术，采取了长期围困的办法，作长围断其水道。乌什被困达半年之久，城内暴动群众因缺粮、缺水而无援助，所以内部开始分裂，沙布勒擒额色木图拉等42人出城向清军投降，暴动失败。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兰州回民苏四十三起事。甘肃安定（甘肃宝西）伊斯兰教教长马明心创立新教，新老教徒之间时常发生冲突。清王朝支持老教。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苏四十三及韩二等率新教教徒进攻老教各村，杀死老教户长韩三十八及老教徒100多人。清朝陕西、甘肃总督勒尔锦派兰州知府杨世机会同河州协副将新柱带兵200多人前往查办。苏四十三等袭杀杨世机和新柱，夺取军械后进攻河州（甘肃临夏），攻克河州后，率领新教教徒2000多人，夜攻渡洮河后直逼兰州。陕西、甘肃总督勒尔锦率兵增援河州，忽闻回军进攻兰州，便急忙回军守兰州城，并派人飞驰清朝当局，请求援助。
3月30日，清朝皇帝弘历命阿桂赴甘肃督统清军。甘肃布政吏王廷赞逮捕马明心，命令他说服回民起事民众投降，马明心不从，被杀害。因首领被杀，所以回民攻城更急。4月1日，清政府又命尚书和珅、额附拉旺多尔济、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以及额森特等赴甘肃进攻回军。并命令明亮率四川军从巩昌入甘助战。海兰察等到达兰州后，即督后兵进攻龙尾山并武装老教徒，让他们作为先导。阿桂到达军营后，命海兰察统一指挥各路清军。回军扼守“崖深陡深数十丈，斜经仅通一人”之华林山，并挖掘堑壕，截断小路，坚守要隘。清军多次进攻，都未奏效。作战中总兵图钦保阵亡。
“壬寅甘肃循化厅撒拉尔回匪苏四十三等作乱陷河州命西安提督马彪同勒尔谨剿之癸卯回匪犯兰州命阿桂往甘肃调度剿贼机宜夏四月甲申朔命尚书和珅额驸拉旺多尔济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并巴图鲁侍等赴甘肃剿贼”。
5月，海兰察指挥明亮、额森特等各路清军1万多人，分左右两翼，猛攻华林山。回军因水被截，多次突围匀未成功，6月，华林山失守，苏四十三战死。回民余部死守华林寺，清军放火焚寺，回军全部战死。清军击败回民义军主力之后，又攻占河州。对洮河以西安定、河州、循化等地新教徒进行镇压，残酷地杀死许多人。事后移陕西提督于固原，移固原总督于河州，加强了对回族居住地区的控制。
清朝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甘肃回民田五、马四圭起事。据《清史稿》，《高宗纪》记载：“丙午甘肃新教回人田五等作乱，命李侍尧、刚塔剿之”，“已巳命福康安海兰察赴甘肃剿捕回匪”。
苏四十三起事失败后，马明心的信徒新教阿訇（hōng轰）田五，在通渭县石峰保修筑工事，作为根据地，于乾隆四十九年四月起事，攻克通渭，进尔围攻伏羌（甘肃甘谷）。陕西、甘肃总督李特兴命固原提督刚塔率军进攻。回军看清军来势很猛，又众寡悬殊，所以便自动撤退。清军追击到浪山时，田五中弹阵亡。马四圭率领余部退到沼泽地带，诱使清军追击，因清军不熟悉地形，故淹死1000多人。回军转攻靖远，这时总督李侍尧驻军在靖远，急调刚塔救援。回军撤走。清军追击到马家堡时被回军击败，刚塔中箭。清皇弘历以甘肃清军久战无功而龙颜大怒，5月革去李侍尧总督职务，又派大学士阿桂赴甘肃督师，以福康安为陕西、甘肃总督，海兰察为参赞大臣。这时回军主力已退守石峰堡，用一部分兵力驻守靖宁的底店山。海兰察于6月11日率领4000多清兵进攻底店山，经过激烈战斗，回军败阵，死伤数百人。清军又乘胜紧逼，围攻石峰堡。经过20多天的激烈战斗，回军伤亡惨重。马四圭带兵突围中伏，伤亡1000多人。石峰堡又被清军占领，马四圭、张文庆等2000多人统统战死，起事告以失败。
彝民反清之战清朝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云南彝民高罗衣聚众反清。云南临安（府治云南建水）边区彝民高罗衣自称窝泥王，设官分职，并用汉人为官，聚众1万多人，袭扰瓦渣（云南元阳东南）、溪处（元阳西北）两土司地盘，并渡过元江向内地进军。清朝云南、贵州总督伯麟带领清军镇压，击败高罗衣以后，便议定了一些善后条规，使各土司各自安民，不得互相讨伐、攻击。
次年高罗衣从侄高老五等在藤条江一带又聚众攻扰郡城，也被伯麟俘虏。
清道光元年（1821年），云南永北厅彝族人民起义反清。云南永北厅（云南永胜）大姚彝族、拉枯族人民因不堪忍受清王朝的官吏的压迫，在唐老大率领下发动起义，清朝皇帝曼宁命令云南、贵州总督庆保派兵镇压；并派呢玛善为钦差大臣督办云南军务。清军先把拉枯族各寨洗劫一空。然后进剿彝各寨，起义军经过2个多月的奋战，终因寡不敌众，首领被俘，起义失败。
道光十三年（1833年），四川彝民起兵反清。彝民首领桑树格起兵反清，占据越嶲、清溪、峨边等地。四川提都桂涵率兵进剿，到越嶲时病死；扬芳代领涵军继续进攻清溪彝军，经过激战，彝军败走；进攻峨边时，十二姓熟彝全部投降，清军放火烧毁山内彝民所居栅寨，首领数人俘虏后被杀。桑树格也被俘斩首。余部皆降。
山东王伦起义清朝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寿张县（山东阳谷南）人王伦宣传清水教（白莲教别支），以运气治病，教授拳术，组织群众，提出反对额外加征等口号在寿张起义。
王伦发动起义后，清朝寿张知县沈济义派兵拘捕。9月4日，王伦率领起义军攻入县城；教徒王经隆在堂邑也起义响应。两部分起义军会合后，王伦命其义女乌三娘为先锋，带兵出击，接连攻下了寿张、堂邑、阳谷、临清等城。每到一处，开仓济贫，得到贫苦民众支持。清朝山东巡抚徐绩率兵镇压，清军开至临清南梁家浅，被起义军包围。于是清朝山东德州城守尉格图肯，兖州镇总兵唯一，先后派兵增援，但是各路清军都被起义军打败。清帝弘历闻讯大怒，责其无能，俱都处以死刑。而后乾隆又派左督御史阿思哈，率键锐、火器二营兵增援徐绩，同时命大学士舒赫德以钦差大臣之身份，由天津飞驰山东，督师清军。王伦以为清朝派大部援军会集，是为了给梁家浅解围，于是王伦率军直趋运河，想阻止清军，不料被清直隶总兵万朝兴所率清兵阻击，经过激战王伦所率义军被清军击败，退守临清。这期间舒赫德领兵到来，王伦派义军1000多人北出牵制清军，自己又亲自率领精锐五六百人在归城东门列队迎战。而舒赫德派侍卫音济图等率领禁旅300多人控制北门，自己率军去进攻东门，两军相遭遇，义军英勇作战，但必竟清军人多势众，武器精良，起义军战败，王伦退守城内，清军猛烈攻城，巷战尤为激烈，短兵相接，血肉横飞，乌三娘在屋顶上指挥巷战，不幸中弹牺牲，义军伤亡甚是惨重，王伦自焚而死，起义告以失败。
台湾朱一贵、林爽文等起义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台湾朱一贵起义。据《清史稿》记载“丙寅，台湾奸民朱一贵作乱，戕总兵官欧阳凯。”“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平台湾朱一贵，解京诏奖，淡水营守备陈策固守功超攉台湾总兵。”
清王朝对台湾人民在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十分惨酷。知府王珍横征暴敛，淫刑勒索，激起人民的反抗。朱一贵是福建漳州府人，于康熙五十二年到台湾，后与黄殿、李勇、吴外、郑宝瑞等来往密切，他们看到台湾地方官员只知道饮酒、赌博，民心和军心都不振，于是认为不如趁此起义。且朱一贵说：“我姓朱若以明朝后裔耸乡村，归者必众。”大家认为可以。夏4月19日，李勇、吴外、郑定瑞、王玉全、陈印等52人在黄殿处结盟，公推朱一贵为大元帅。招集群众近干人，首先乘夜攻占冈山讯。冈山距府城30多里，消息传到郡府，总兵欧阳凯立即召集带兵各将商议出兵，派清游击周应龙率兵800多人前往镇压，这一天，细雨蒙蒙，周应龙率领清兵和土番行5里，驻半路店。第二天又行15里，屯兵角带围，两天仅前进20里。起义军继续进攻糠椰林，汛防把总张文学迎战，被起义军击败。而周应龙率军仅一溪之隔不敢救援。待清军进到冈山时，起义军已转移到山里。周应龙不敢追击，只是纵兵焚掠附近村庄，更激起民众的反抗，各乡群众纷纷聚众反抗清军。风山人杜君英聚众起义，响应朱一贵并攻下淡水讯。他们又招集粤东种地佣工客民，与陈福寿、刘国基等商议掠台湾府库。又有郭国正、翕义在草潭起义，戴穆、江国沦在下埤头起义，林曹、林骞、林琏在新园起义，王忠在小琉球起义，都愿意和杜君英、朱一贵共同共事，他们联合作战在赤山击败周应龙，杀死干总陈元等。府城大震，台湾总兵欧阳凯、副将许云、游击刘得紫等率兵1500多人进攻起义军，5月1日在春牛埔被朱一贵、杜君英等联合抗击，清军忽然内乱，清军百总杨泰响应起义军，刺杀欧阳凯坠马；起义军勇猛杀敌，守备胡忠义、千总蒋子龙、把总林彦都战死。刘得紫率兵援救，也战败被俘。许云与水师游击崇功均被击毙。台厦道梁文煊、知府王珍乘舰出鹿耳门逃走，周应龙逃回大陆。义军当日攻占府城；北路义军在赖地、张岳率领下攻占诸罗，杀死参将罗万春。七日之内，起义军发展到30万人，除清军守备陈策仍守淡水外，台湾全岛都被起义军占领。朱一贵公推为中兴王，建元永和。
清王朝闻变后，大为震动，浙、闽总督觉罗满保进驻厦门，福建水师提督施世标率水师出港，满保又调南澳总兵兰廷珍率水师和陆军约1．2万人，船400艘开赴澎湖列岛与施世标会师进攻台湾。清军商议分三路进军，施世标认为南路打狗港在台湾正南，6月南风较大不宜停泊船舟；北路清风隙距府百余里，粮饷运输困难；决心直捣鹿耳门，进攻起义军的主力要害。施世标派游击张率兵增援，淡水陈策亲自统领水、陆军2万多人，战舰600艘于6月10日出澎湖，派澎湖守备林亮为前锋，率水兵570人，直趋鹿耳门。起义军将领苏天威利用炮台阻击，双方展开激烈的炮战，清军炮火集中火力向起义军占据的炮台火药库轰炸，引起爆炸，炮台失守。清军战舰400余艘，在林亮部的掩护下直抵一鲲身，这期间正值涨潮，所以清军得以迅速登陆，占领滩头，起义军退守平安，兰廷珍率清军攻占平安镇，起义军两次反攻都被清军击败。次日在七鲲身进行了激烈的海战，起义军战败后退守府城，施世标令林亮率兵2000人，兰廷珍率兵5500多人，于夜间分别乘战舰挺进到西港仔，拂晓登陆，袭击起义军侧背，令游击朱文率领部队经过七鲲身，从盐埕、大井头分道进攻府城，经过两面夹攻，起义军伤亡惨重。19日，清军攻占府城。这时，施世标击败了西、南两路起义军后，也在这一天到达府城。
朱一贵、杜君英等先后被俘牺牲，起义失败。余部退入山中继续坚持反清斗争。
清朝雍正十年（1732年），《清史稿》载“庚戌台湾北路西番滋事官兵讨伐平之。”
台湾彰化大甲溪人林武力起义反清，台湾北路各社番民多有响应。清朝台湾总兵吕瑞麟率兵镇压，台湾府治空虚。凤山人吴福生乘机于3月28日带兵起义，夜袭冈山汛，又烧毁社汛，又有虎头山、赤山各社也起义响应。4月3日，吴福生率起义军进攻陴头，又另外派遣一部分兵力攻占万丹巡检署，于是凤山全县引起震动。
清政府忙派兵镇压，这时已调福建水师提督、尚未到任的原台湾总兵王郡，急忙率兵星夜兼程，与参将候元勋，守备张玉三路会攻，经过激烈决战，吴福生战败，越日被俘，于是台湾南路起义失败。
吕瑞麟在北路镇压起义军遭遇不利，被起义军包围，王郡又率兵至鹿仔港，派遣参将李随越、游击黄贵等合兵攻阿束社，参将靳光瀚、游击林黄彩各自把守要隘，然后渡过大甲溪进攻起义军。结果林武力败走南日山，该山地势险要，仅有羊肠小道可上山，王郡用炮火掩护，亲自督阵进攻，起义军抵挡不住，内乱，缚林武力向清军乞求投降，因此台湾北路起义军也告失败。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台湾省府大穆降人黄教，多结交流民。因不堪清朝官吏的剥削和压迫，10月间聚众起义。陈宗宝、郑纯等率众响应。夜袭冈山，杀汛兵据守。清朝台湾知府邹应元会同当地镇兵联合进攻，围战数日，双方互有杀伤，经过5个多月的战斗，起义军战败，黄教带领残余部队退入山区，而清军则谎报黄教死于乱军之中。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清台湾知府孙景燧，副将赫生额为镇压天地会，带领400多名清兵到彰化大墩。挨村搜捕天地会信徒，焚烧了附近的村庄，因而激起这一带人民的愤怒，奋起反抗。天地会首领林爽文以安民心、保农业、顺天行道为号召，以大理代（yì亦）为根据地率众起义。11月27日夜，首先袭击大墩，杀死副将赫生额，知县余峻。起义军乘胜又于29日攻克彰化县城，杀死台湾知府孙景燧。起义军把得到的钱米分给广大群众，并且严明纪律，不许有私人有丝毫妄取，因此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起义军队伍很快发展壮大起来。清台湾总兵柴大纪正在彰化，当时知县俞峻请求他留下帮助镇压，而柴大纪却推托说回府城调兵。过了半个月，则彰化已被起义军攻下。12月6日，起义军又攻克了诸罗（台湾嘉义），连克淡水（台湾新竹）等地。
凤山（台湾高雄）天地会首领庄大田与其族弟庄大韭、庄大麦等领导农民数千人起义响应，并一举攻克凤山。两路义军会合，起义军壮大到10多万人。他们分四路围攻府城。台湾省沙土浮流，经常发生地震，“故城无砖石，皆掘濠树竹为城”。所以府城也是树城而已。总兵柴大纪、兵备道永福等守城。起义军攻城，柴大纪拒战于盐埕桥。起义军进攻失利，牺牲了1000多人，还损失了船只数10艘，桥距府城50里，是水陆交叉点，柴大纪固守，起义军仍继续围攻府城。
清朝浙江、福建总督常青闻讯后，急调水陆各军支援。命水师提督黄士简到鹿耳门（台湾台南市），陆路提都任承恩至鹿港（台湾漳化西），总兵郝壮猷及副将丁朝雄到淡水。各路兵渡海到台湾后，黄士简命柴大纪攻诸罗，郝壮猷攻凤山，一北一南各率兵2000人。柴大纪在当地地主武装配合下，迅速攻克诸罗。而郝壮猷南进仅20里即遭起义军坚强阻击。经过50多天战斗，起义军主力撤离，清军才进入风山。凤山城已空，招民复业，起义军战士混入其中，也没被察觉。内外配合，3月10日，凤山又被义军占领，游击郑嵩战死，郝壮猷又回府城。又任承恩至鹿港，距大里杙代起义军营地仅40里，也不敢进攻。中路起义军庄大田部万余人，以南谭为中心，先后攻占盐水港、笨港，切断诸罗粮道，诸罗告急。
清朝皇帝弘历以两提督久战无功，乃命常青亲自赴台指挥。4月，常清至台后，派总兵魏大斌率兵增援，但被起义军击退。常青屯兵桶盘线，距南潭仅5里亦不敢出战。
乾隆以常青“调度失当”，命福康安为将军，代理常青总统台湾军务，以海兰察为参赞大臣。分别由鹿仔港、笨港登陆，时值起义军围攻诸罗而数月不下。清朝提督蔡攀龙增援，也未能解围。福康安部经新埤，海兰察自笨港分五路向诸罗进军，但沿途屡遭起义军阻击，进展迟缓。
11月柴大纪奏言：“诸罗为府城北障。诸罗失，则‘贼’尾而至府城，府城亦危。且半载以来，深濠坛壘，守御甚固。一朝弃去，克复甚难。而城箱内外，义民不下4万，实不忍委之于‘贼’，惟有竭力固守待援。”上览奏堕泪。诏曰：“大纪当粮尽势急之时，惟以国事民生为重，虽古名将何以加兹。其改诸罗县为嘉义县，大纪封义勇伯，世袭罔替，并令浙江巡抚以万金赏其家，俟大兵克后，与福康安同来瞻观。”福康安中途听说起义军声势很大，也求援兵而后进。
一夜顺风，清兵6000多人，还有乡勇千余人，11月8日，与起义军遭遇于仑仔顶。海兰察率巴图鲁侍卫数十，冲入起义军营地杀伤义军甚多，接着又怒马杀人。起义军埋伏于竹蔗林，清军五路分战，起义军在牛稠山战败。清军解诸罗之围。即日海兰察抵达嘉义城，次日福康安亦至。海兰察跟踪追击，连续攻占大埔林、大埔尾、斗六门等地及起义军根据地大里代。林文爽带领家属走集集埔，退入山区。
12月，清兵伐箐腾险而上，林文爽在老衢崎被俘，4月在北京就义。
乾隆五十三年二月，清军在攻占凤山，肃清中路义军后，转攻南路，与庄大田部在琅桥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庄大田战败被俘后牺牲，起义失败。
蔡牵反清之战福建同安人蔡牵，因不满清政府对渔民的剥削与压榨，以浙江、福建沿海为根据地，号召渔民起来反抗，他带领沿海渔民，聚众起事，起义者拥有海船100多艘，在沿海一带不断打击清军。清朝浙江提督李长庚与浙抚阮元建造巨船30艘，名为霆船，配备大炮400门，准备进歼海上义军蔡牵之部。
嘉庆六年正月，李长庚所率舰队在定海海面与蔡牵船队遭遇，清军舰队恰乘上风之势，于是发炮攻击，而蔡牵船小失利，只得向福建方向退却。蔡牵便制造了比霆船更大的舰船数10艘，又与朱溃等部联合起来。增强了实力，拥有巨舰已达80多艘，小船还有数百条，军威空前。于是便进攻温州。温州总兵胡振声慌忙率水师截击，两军在海上展开战斗，蔡牵义军击沉清军舰船许多艘，胡振声中炮沉入大海。嘉庆八年（1803年），清提督李长庚率领舰队向马迹洋无名岛蔡牵义军舰船停泊处发起进攻，展开了马迹洋之战。清军用炮火猛烈轰击。一面又用巨舰冲击蔡牵的舰队，起义军船舰多艘中弹，队形紊乱，蔡牵所坐舰船也遭炮击，船篷起火损坏，清军又击沉起义军大舰2艘，蔡牵见形势不利，不宜恋战，为保存实力急令舰队撤出战斗。清舰追赶不及，便返航回港。
嘉庆十一年（1806年）正月，蔡牵重整旗鼓率战舰100多艘，一举进攻台湾，先由鹿耳门登陆，并在鹿耳门布置防御工事，以便阻止清军在此登陆，蔡牵登台湾岛后，得到了台湾反清各部吴老四、洪淮四等的响应，联合起来的起义军壮大到2万多人，声威颇大。于是便进击凤山、淡水等地，仅府城尚未攻下。蔡牵在台湾坚持斗争达1年多，此时他已被推举为镇海王。
嘉庆皇帝急命成都将军德楞泰率四川兵3000多人赴台增援。李长庚经过较长时间准备后，率领浙、闽水师及部分陆军赴台，在鹿耳门登陆，被义军阻击，又改为平安港登陆，直接用陆军支援府城。蔡牵率起义军兵分几路抵挡，陆战五次起义军终未取胜，这时蔡牵只好放弃台湾，带领舰队回师浙江海城。
到了嘉庆十二年十二月，在黑水外洋，起义军舰队与浙、闽水兵遭遇，展开一场海战即黑水洋之战。清军在李长庚指挥下用舰艇冲击蔡牵舰船，起义军舰队散乱，恰在这时，蔡牵的坐舰舷篷中炮起火，情况十分危急，幸好蔡牵后船发炮，清提督李长庚中炮身亡。清军水师提都张见陛见统帅阵亡，顿时紧张起来，立即指挥清舰队撤退。蔡牵于是得胜返航。
1809年（嘉庆十四年）9月，清朝浙江、福建水师由提督邱良功、王德禄率领，联合进攻蔡牵，于是在定海渔山洋面展开海战，交战整整一天，不分胜负。第二天邱良功改变战术，采取“分船隔攻”的方法，先分割起义军的舰队令他们首尾不能相互支援，然后用自己的坐舰靠近蔡牵的坐舰，进行激烈的接舷战。邱良功和王得禄都负伤，但仍坚持指挥不退却。可是蔡牵的坐舰得不到其他舰船的支援，弧立作战，铅丸又用尽了，用银元当炮子，继续发炮射击，船上战士已死亡30多人，船尾又起火，这时清军蜂拥而上，蔡牵拉响舰船首尾巨炮，将船炸裂而沉入大海，余部在浙江向清军投降，起义最后失败。
天地会、天理教、先天教的反清起义清朝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天地会首领张念一聚众起义，声称尊奉朱三太子，以浙江大岚山为根据地，曾一度攻占慈豁、上虞、嵊（射ng胜）县等地。浙江巡抚王然派兵镇压，张念一被俘。山东巡抚赵世显在山东拿获明宗室朱三父子解往浙江，与张念一同时被害，起义失败。
台湾天地会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由张丙、陈办等聚众起义，围攻嘉义，把清朝台湾镇总兵刘廷斌困于弧城。清朝福建陆军提督马济胜率2000清兵渡海增援，和起义军在嘉义城下展开激战。起义军撤围退却，清军追击至笨港尾双方又接火激战，起义军伤亡很重，首领张丙被俘牺牲。起义军由陈办、赖满等率领分散活动。清军屯兵盐水港，开始分兵搜剿。清帝曼宁又命令福建将军瑚松额督师赴台。这之前，起义军集兵1万多人进攻盐水港，马济胜乘义军不备时出击，义军失利溃败。第二年，瑚松额率部抵台后，进行大搜捕，俘虏各战义军首领20多人，战士300多人，起义失败。
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山西赵城（洪洞北）先天教首领曹顺，以治病传教，号召群众，并打造兵器准备武装起义。他们约定8月在乎阳府（临汾）、霍州（霍县）、洪洞同时举兵起义。3月，起义的消息被赵城知县侦察得知，于是派兵镇压。首领曹顺知起义之事已泄漏，便提前行动，聚众后先以一部分人潜入赵城城内，里应外合，举火为号，焚烧县城，乘夜间释放“狱囚”，攻入县署，杀死知县杨延亮等。而后又转而围攻霍州，清军鄂顺安率部进剿，起义军败退。曹顺率余部东走山东，在现城与义军战士82人同时被清军逮捕，起义以失败告终。
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李文成、林清起义。天理教是白莲教的支派。李文成、林清等利用山东、河北、河南、山西一带天理教在各地的活动，秘密组织群众，准备起义。商定于9月15日在直隶（河北）、山东、河南同时起义。并预定由林清偷袭皇宫，推翻清政权，李文成派千余名义军战士化装进城助战。
李文成命牛亮臣在大伾山下制造武器，机密泄露，9月5日，滑县知县强尧捷将李文成逮捕，进行严刑拷问，但李文成、牛亮臣均拒不吐实。县官准备把李文成、牛亮臣解往省城。李文成妻张氏，人称李四嫂，与宋元成、黄兴宰、黄兴相等提前起义。
9月6日李四嫂率起义军3000多人，乘夜潜伏在滑县城外，第二天拂晓，事先潜入城内的义军战士，在城墙上升起信号，李四嫂指挥战士猛攻，迅速攻入城内，救出了李文成、牛亮臣，知县以下官吏均被杀死。
嘉庆皇帝急速命令直隶总督温承惠率军与河南清军联合行动，镇压起义军。
李文成出狱后被推为天王，建立政权，设官分职，以滑县为阵地，加强城防，派徐安国守道口镇；用一部分起义军队伍北上进入直隶。进军长垣、开州（河南濮阳）、东明之间，攻占三东定陶、曹县（山东菏泽）后，又进而围攻浚县。李文成因为清军即将到达，没有及时派兵增援林清。
林清虽未得到李文成的援军所助，但仍按原计划于9月14日，派起义军200人分成两支，暗藏武器，化装进入北京城、潜伏在酒楼茶馆内，准备袭击皇宫。15日陈爽一队由教徒太监刘德财等引导入东华门，陈文魁一队由教徒太监等引导入西华门。两路义军迅速会攻紫禁城。起义军与宫内护军在“隆宗门”外展开激烈战斗。部分义军冲至养心门，宫内一片混乱，惊恐万状。这时清禁军入宫反击，可是起义军外援末到，双方兵力悬殊太大，起义军寡不敌众，只好退出皇宫，袭击皇宫失败，还牺牲了30多名义军战士。
嘉庆皇帝认为温承惠作战不力，改任陕西、甘肃总督那彦成为钦差大臣，提督杨遇春为参赞，统帅直隶、山东、河南清军及吉林、黑龙江马队驰赴河南．镇压起义军。
杨遇春围攻道口镇，义军守将徐安国败退到滑县城，清军追击，进攻滑县，这时定陶、曹县相继失陷，形势对起义军不利，战况十分紧张。李文成趁清军还未合围，率义军4000多人向辉县转移，以分散清军兵力。清军总兵杨芳率兵追击。11月8日，在司寨白土岗，双方激战，这一仗清军伤亡惨重，那彦成派兵增援，清军集中兵力围攻司寨，义军“据险掷石，枪炮齐发”，清军屡次冲击均遭失败。清朝皇帝严令杨芳不惜一切代价，剿杀起义军，于是杨芳冒重大伤亡，终于攻破司寨。李文城“举火自焚”，起义军战士大部分牺牲。
留守滑县的李四嫂、宋元成、牛亮臣、徐安国等率义军2万多人，多次打退清军进攻。李四嫂还率小分队，夜捣清营，三进三出，杀死清军许多人。清军攻滑县城不下，便掘地道用炸药轰城，起义军在城内用水灌、堵截、抛巨石打陷井等办法阻止清军侵入。经过40多天的激烈战斗，清军突然入城，双方展开了极为壮烈的巷战。李四嫂身负重伤后自杀，宋元成在巷战中牺牲，牛亮臣、徐安国被俘，天理教起义失败。
杨起隆北京反清起事康熙十二年（1673年）底在北京发生了杨起隆反清起义。认真地说，这只是一个起义计划。因为它在正式爆发以前，就被清朝政府扼杀在襁褓中了。但是这次起义事件就其性质来说，却仍然是一次旗下的奴仆、佃户要求人身解放的正义斗争，反映了八旗主奴矛盾、主佃矛盾的极端尖锐化。
清朝顺治元年（1644年）定都北京后，八旗贵族分驻北京城区各地。他们在入关前后通过俘虏和抢迫汉人投充等方式而拥有大量的奴仆。这些奴仆的社会地位低于正八旗人，婚丧嫁娶都不能自主，担负着八旗的官员、贵族家内的一切劳役。清初法律上虽然规定主人不得随意地杀害奴仆。但实际上却有大批的奴仆在主人的买卖和鞭挞下“锁禁致死”。这种情况直到康熙初年仍在继续。康熙本人就公开承认说：“近闻奉差官员及督抚提镇等大小文武官员，不思尽职，惟图利已，及买良民为奴，甚至多买馈送亲友。”由于主人“逼债过甚”，奴仆“自缢、投水身死报部者甚多”。康熙的话充分证明当时八旗内部主奴关系是很紧张的，旗下的奴仆所受的剥削和压迫非常残酷，无法生存下去。他们大批的逃亡，形成清初严重的“选人”问题。奴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自发反抗主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武装起义形势正在逐步形成。
杨起隆正是这次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正当杨起隆积极组织准备起义的时候，这时吴三桂叛乱的消息已经在北京传开，“京师汹汹”，形势紧急。杨起隆显然认为这时候起义是有利的，因此他决定把原定次年元旦起事提前。他诈称明末崇桢皇帝的三太子，组织镶黄旗监生郎廷枢的家仆黄裁缝、正黄旗周公直的家仆陈益等约有干人准备起义。
12月21日晚，杨起隆与黄吉、陈益等30余人在周公直家（北京西城鼓楼西街）秘密开会，布置有关起义事项。会上杨起隆决定建年号“广德”，参加起义奴仆称为“中兴官兵”，并且约定于12月23日五更，“额皆裹白布，身束红带为号”，“约于京城内外放火举事”。
可惜，在奴仆的队伍里并不是团结一致的。就在杨起隆密谋策划的当晚，事机就已泄露。郎廷枢家仆告变，郎廷枢就执缚黄吉等4人首告，周公直也向本旗都统图海处告发，“次早，凡家奴出首，主人执送者不绝”。起义还处在酝酿阶段就遭到致命的打击，这首先是被奴仆自己出卖的。
杨起隆被迫在没有完全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再把时间提前于12月22日仓皇举火起义。起义地点就在鼓楼西街周公直家。当镶黄旗官员鄂克逊走经鼓楼时，看见大火冲天，跑到高处看时，只见起义者披甲露刃，于是就跑到兵部报告了兵部尚书明珠、都统图海、宏烈、与副都统觉罗吉哈礼，随派兵围住周公直的家，起义者纵火、放箭与官兵大战起来。杨起隆在混战之中与同伙张子房等7骑奋勇杀敌，冲破官兵的包围跑了出来，而陈益等人没能冲出官兵的重围，虽在院内坚持战斗，但终因弧立无援，寡不敌众，被鄂克逊首先冲进院内，陈益与杨起隆的妻子马氏和随从都被清兵捕获。接着清政府进行了大逮捕，大屠杀。逮捕首先针对在逃的首领杨起隆。清政府先下令“缉获假称朱三之杨起隆”，并且一度暂闭城门，因为有人举报杨起隆潜伏在京城之内，故行严缉。同时大规模搜捕余党，城上布满了官兵，关闭城门，按册排甲逐一搜捕。凡是被捕的都用黑布蒙住面孔。城中不准升火煮饭三天，可是仍然到处起火，闹得白天昏黑，城中的百姓惶惶不安。由于捕获的起义者过多无地处决，就用车装满送出九门外斩首，城外的尸首堆积如山。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8天，清政府才下令，不要杀戮过多，凡是只有红布，无扎付和信件的都不予追究。这样放出来就有几千人。这次大逮捕、大屠杀株连了很多完全无辜的平民。因吴三桂没叛乱之前，京城盛传不久当有大难，凡是头和腰裹红布的就可以免灾。所以暗藏红布的平民颇多，于是虽然不在起义者的名册，但只要搜得有红布的人也被处斩无数。
起义被清政府血腥镇压下去了，只有起义首领杨起隆仍然在逃未获。一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九月，又有人自称朱三太子，广散扎付，活跃在陕西汉中、兴安一带，被清政府逮捕。据《清史列传》中说这个被捕的朱三太子就是杨起隆。但又据《清塑祖实录》一书中讲这个被捕的朱三太子不是杨起隆。不管这个被捕者是否是杨起隆，两种说法都证明，至少杨起隆是起义的参加者，多年后还在坚持反清斗争。
杨起隆起义有它的特点：一、它发生在清朝统治的心脏北京，这是140年后在北京爆发的林清天理教起义的前奏。在帝王京城发动起义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了晚清封建统治的深刻危机；二、杨起隆在起义中自称朱三太子，部众号称“中兴官兵”，这是直接借复明之名以反抗清朝统治，争取旗下的奴仆、佃户参加；三、杨起隆的组织、发动工作做得很深入，“八旗下无家不编”，特别是皇帝直辖的上三旗中的镶黄、正黄旗奴仆，形成了这次起义的主力。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它充分反映出，八旗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已经达到了即使由皇帝亲自控制也会出现裂缝的程度。
湖北麻城农民起义（黄金龙、何士荣起义）清朝康熙十二年（1674年）九月，黄金龙、刘尹孚等聚结民众数千人在湖北麻城起义。清廷麻城知府于成龙，诱骗刘尹孚投降，受骗随刘尹孚投诚的民众1000多人。黄金龙被迫率领余部1000多人和邹君申等人据守山砦。于成龙率领清兵以刘尹孚为响导，进击山砦。黄金龙战败被俘牺牲。余部大部分都加入另外一支农民起义军，继续反抗清廷的斗争。
十月，何士荣占据永宁乡，陈鼎业占据阳逻，刘启业占领石坡，周铁瓜、鲍士庸占领泉畈，各自聚结民众数千人，先后起义，共推何士荣为首领。起义军与湖口、宁州等地的起义军遥相呼应，准备进攻黄州（今湖北黄冈）。此时黄州的清军都已调走征讨三藩去了，城内空虚．城中清延的官吏见势惊慌，提议退守麻城。知府于成龙认为黄州是对三藩作战的补给重镇，一旦失守，势必影响大军作战，所以必须死守。于是，就征集乡勇2000多人，首先命令黄冈知县李径政带领所部乡勇进攻阳逻，来解除起义从四面对黄州的威胁。李径政攻占了阳逻，阵鼎业被俘牺牲。
何士荣率领起义军从牧马崖出发，分兵两路进黄州。于成龙命令千总罗登云率领乡勇1000人在东路阻止起义军；自已率领乡勇1000多人从西路反击，命令千总吴之兰为左翼，武举张尚圣为右翼，自己在中路指挥。起义军首先猛攻清军的左翼，击毙干总吴之兰，清军败退。清军的干总李茂升组织反击，督率清军拼力奋战，起义军的进攻受阻。张尚至所率领的清军袭击起义军的侧背。起义军腹背受敌，向泉畈（fàn饭）方向撤退，清军追击，何士荣亲自担任后卫，战败被俘牺牲。清军攻占泉畈，起义军首领大部分牺牲。起义军经过24天的激烈战斗，终于失败。
蒙古布尔尼反清之战康熙十二年，满清王朝调遣蒙古察哈尔亲王布尔尼出兵平定三藩，布尔尼拒不接受清延的命令，并且搧动奈曼等部叛清。康熙任命信郡王鄂扎为“抚远大将军”，图海为副将军共同督师征讨。此时清廷的八旗兵劲旅大部分南下进剿三藩，图海以八旗的家奴临时组织成的兵卒从征，并率土默特等部的蒙古兵向察哈进军。到了岐尔哈台，侦探到布尔尼屯兵达禄。清军大将军信郡王鄂扎命令清兵轻装前进，攻击达禄。布尔尼在山谷中设下埋伏，以3000人马诱敌，清军在搜山时遇到了埋伏，致使土默特的兵马初战受到挫折，副将军图海率领主力进击，双方激战多时，布尔尼兵大败。布尔尼仅率领30骑兵突围，中途被科尔沁额附沙津射死。察哈尔遂平。
朱统锠反清贵溪之战明朝的后裔朱统锠举兵起事，先接受耿精忠的封号，耿精忠归降清廷后，自称宜春王，率兵攻占贵溪等地，康熙十六年十月遣派他的尾部陈龙攻占光泽。清廷福建按察使吴兴祚率领轻骑兵进攻光泽，陈龙等投降。吴兴祚派遣投降的士卒伪称逃回，以为内应，派陈龙引军进攻贵溪。朱统昌战败，他的部属将领冯珩缚之投降了清军。
江西杨玉泰起义杨玉泰乘三藩掀起战乱，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清廷的统治，他在宜黄、乐安、崇仁等地山区集合了起义的队伍，派蔡仕伯率领一部分起义军进驻宜黄，自己率领起义军主力踞守乐安，以便互相支援。清廷江西总督黄卫国为了巩固对三藩作战的大后方的安全，决心派兵进攻。起义军作战失利，在宜黄、崇仁相继失守后，蔡、沈投降清军，杨玉泰在大岭抗击清军失败后退守乐安。清军攻占乐安，杨玉泰也投降了清军，于是起义失败。
夏逢龙起事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三藩战乱平定之后，清王朝大量的裁减士兵，被裁减的兵勇流落在湖南、湖北之间，无生活门路，聚集在一起密谋叛乱。原清军督标兵夏逢龙向来以和解行伍中的争端为大家所信服，被裁减后被推举为首领率领大众围攻巡府的衙门。襄阳总兵许盛奉令亲督清兵抵抗，被夏兵射伤，清军溃散，巡抚永昌投井自杀。于是夏军占领了武昌。众兵勇又推举夏逢龙为总统兵马大元帅。被裁减的清军相继投入夏军的行列。夏军的声势日益壮大，先后攻了嘉鱼、咸宁、武昌、蒲圻、濮阳等县城。夏军很快发展到数万人。夏逢龙留下所设置总兵胡耀乾驻守武昌，自己率领主力大军攻占了汉阳、德安，夏军攻击石城未能攻下，向应城方向转移。清帝康熙派遣瓦岱为振武将军调江宁的满、汉各军水陆兼程前进，增援武昌等地。湖广提督徐治都率领清兵进击，到达应城与夏遭遇，双方经激烈的战斗，夏军稍却，清军进入了应城，夏军1万多人围攻应城，徐治都分兵出击，使夏军腹背受敌，就撤围，转攻德安。夏逢龙自率水师战舰20艘顺流而下，到了龙川矶进攻清军。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夏军伤亡惨重。夏逢龙率领余众漂泊鲤鱼潦（）。徐治都派郭兴、杨明锦等率部防止起义军登陆；自己率领水师进攻夏军的船队，夏军的船舰多被焚烧，夏军的水兵伤亡很重。夏逢龙率众登陆，又战死700多人，遂单骑逃到武昌。此时他设置的总兵胡耀乾已献武昌投降清军，汉阳也被清军占领，夏逢龙转奔黄州。振威将军都统瓦岱所统领的八旗兵于七月追到黄州，夏逢龙所置设黄州总兵赵得等迎降，夏再逃到黄冈，被清军俘虏斩杀。
吴三桂余部反清起事吴三桂起兵叛乱失败后，其余部窜入山区，等待时机反清起事。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满清王朝在茶陵等地方私增摊派粮款，激起民愤。吴三桂的旧部陈丹书等乘机攻击茶陵，黄明等攻击端州（广东高要），都遭到了清军镇压，起事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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