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采莲曲

    一九四三年夏

    采莲复采莲，莲实盈筐筥。

    采之欲遗谁，所思云鹤侣。

    1.1966年，叶嘉莹生命中难得的峰回路转

    “我的一生都不是我的选择。我先生的姐姐是我的老师，是我的老师选择了我。”

    婚姻如此，去台湾如此，出国更是如此。

    经过十几年的漂泊，除了思乡心切，想回到生她养她的北京，叶嘉莹从没有出国的计划。可是，她的人生不由得她选择，出国几乎成了她水到渠成的宿命。

    1966年，是叶嘉莹诗词人生的转折之年。截止到那时，西方世界对中国长达二十年的封锁，使得大陆与西方世界隔绝，中西文化交流中断。当时西方大学的亚洲系或者东亚系对中国的研究注重的大多是古典文学。因此，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唯一出路就是到台湾，而台湾几所重点大学的古典诗词都是叶嘉莹执教，可以说，叶嘉莹的诗教当时横扫台湾！很多到台湾的国外学者都旁听过叶嘉莹的课，比如法国著名学者侯思孟（Donald Holzman）听叶嘉莹讲过阮籍的咏怀诗，耶鲁大学的皮特·贝尔（Peter Bear）跟叶嘉莹念过陶渊明和谢灵运的诗，德国学者马汉茂（Hamlet Martin）跟叶嘉莹念过杜甫的诗……所以，在往来台湾的西方学者眼中，叶嘉莹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代言人。

    恰好当时的台大跟美国的密歇根州立大学有个两校互相交换教师的计划，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东亚历史的孔恩教授被交换到台大，作为条件，叶嘉莹被交换到他们学校。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叶嘉莹有点惊慌。讲真，她一丝一毫都不想去。可是这个封建家庭长大的乖女人，回家和丈夫一商量，丈夫执意要她去，并要她把两个孩子也带出去。旧派女子听命于丈夫的观念作祟，叶嘉莹又同意了。

    在去美国之前，叶嘉莹要接受当时美国的傅尔布莱特（Fulbright）基金会对她的一个例行谈话，英文叫“Interview”。这个美国基金会在台湾的负责人是台大历史系教授刘崇铉。1966年春夏之交的一天下午，刘崇铉先生通知叶嘉莹参加面谈。那一年去台湾主持面谈的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的主任海陶玮先生（James R.Hightower），而海陶玮先生恰好是哈佛大学研究中国古典诗的。在面授会完成后的晚宴上，气场相投，专业对口，海陶玮与叶嘉莹一见如故，非常投缘。在其后叶嘉莹近十年的北美生涯中，海陶玮是位相当关键的人物，他影响了叶嘉莹的人生轨迹。

    海陶玮对叶嘉莹的学识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即就邀请叶嘉莹去哈佛大学。叶嘉莹被说动了。可惜校长不同意。海陶玮就和叶嘉莹商定了一个变通的做法，她一放暑假就去美国，先在哈佛停留两个月，然后9月份开学再去密歇根，这样两不耽误。

    可是这个看起来两全其美的做法只施行了一年，第二年就泡汤了。

    1966年暑假，叶嘉莹带着两个女儿，从东京经停，赴美做交流学者。她的第一站，就是海陶玮任职的哈佛大学——她诗词人生的梦之地。

    那个暑假叶嘉莹跟海陶玮先生合作研究的主题，一个是陶渊明的诗，一个是吴文英的词。海先生写陶渊明的诗，叶嘉莹写吴文英的词。这个暑假对于叶嘉莹一生意义非凡。一方面，在跟海陶玮先生交流的过程中，她的英文会话水平有了明显提升。虽然海先生能看懂中文，可是他很少讲汉语。就是一开始叶嘉莹英文不好的时候，他也不肯讲，他自认为发音不标准。叶嘉莹就只好跟他说英语。海先生非常坦诚，如果叶嘉莹英文说错了，他马上帮她纠正过来。更重要的是海先生是研究中国古典诗词的，所以叶嘉莹跟他学会了许多用英语表述中国古典诗词的语言。另一方面，他们整天在一起讨论陶渊明的诗和吴文英的词，叶嘉莹的学术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提高。海陶玮先生很热情，他不只是让叶嘉莹给他讲陶渊明，同时还让她拿出一篇论文，他亲自翻译成英文拿到哈佛大学学报发表。那时叶嘉莹刚刚写了一篇论文叫《论吴文英词》。叶嘉莹用中英结合的口语讲给海陶玮先生听。海陶玮先生用英文写下来，再帮她发表。

    除此之外，在研讨问题时，海先生的理性、逻辑性的思辨方式，也给了叶嘉莹很大的影响。两个月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却为他们以后长期合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66年冬天，在美国百慕大举办了一个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高级学者研究会（American Learned Society）海陶玮先生把叶嘉莹的名字提出去了。那是叶嘉莹第一次参加北美的学术活动，结识了一些北美汉学界的同人，她提交的论文就是海先生暑假时帮忙翻译的《论吴文英词》。

    叶嘉莹一边和海陶玮先生合作诗词研究课题，另一方面也没有丢下讲台。当时美国教育界对中国古典诗词文化非常迷恋。她刚到哈佛不久，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中国文学的高友工教授在佛蒙特（Vermont）办了一个中国文学的暑期班，邀请叶嘉莹去讲古典诗词。叶嘉莹在美国第一次讲课不是在哈佛，也不是在密歇根，而是在这个暑期班上。时值8月，去佛蒙特路边的很多树叶已经开始变红了。叶嘉莹又想到了北京香山的红叶。睹物思情，于是写下了“眼前节物如相识，梦里乡关路正赊”的句子。

    相比于在哈佛大学和海陶玮先生惺惺相惜的交流，密歇根大学一年的交换讲师岁月有些平淡。叶嘉莹说：“我在密歇根只是教书，到了哈佛我除了教书外还可以跟海先生一起研究、一起讨论。这对我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当一年的合同期满，叶嘉莹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密歇根大学延期两年的邀约，1967年暑假一开始，就带着女儿回到了哈佛。

    2.诗词学术上的黄金时期——哈佛燕京图书馆求知若渴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还有比这更美的自白吗？

    有，那是叶嘉莹独自泡过的图书馆。

    九十岁生日那天，有人问她：“在过去九十年里最美好的时光是什么时候？”她说是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日子。“那里的图书馆藏书很丰富，东亚系的办公室也有很多书。我在图书馆经常一去就是一天，图书馆下午五点关门，却允许我一个人在里面待到很晚。”叶嘉莹说。

    1967年7月，叶嘉莹带着两个女儿再次回到哈佛，那时无论是家庭还是事业，叶嘉莹都前所未有地得以安顿。大女儿以优秀的成绩高中毕业被密歇根州立大学接收，小女儿也上了高中，海陶玮先生已为她在哈佛联系好了暑期学校，继续补习英文。生活上再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叶嘉莹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诗词的研究当中了。

    这是叶、海两位先生合作的第二个暑假，他们共同开了一门中国诗词的课。在研究方向上，二人分工默契。海先生继续研究陶渊明。叶嘉莹又找了另外一个题目研究，名为《对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这也是为寒假期间将在贞女岛（Virgin Islands）召开的一个诗词会议做准备。该会议的主题不是讨论文学本身，而是讨论文学批评。而之前叶嘉莹研究的对象均是作品本身，不管是李商隐的嫦娥诗还是温庭筠的词，不管是杜甫的诗还是陶渊明的诗，她写的都是对诗歌本身的批评和欣赏。可是这次要开的会议是讨论中国文学的批评，既然喜欢诗词，那她就选了这个关于诗词评论的题目。这是叶嘉莹研究方向的又一个转变。这篇论文也是海先生协助她翻译的。

    经过两个暑假的磨合，叶、海之间已经很是熟悉，可以无障碍沟通了，所以在讨论问题时，他们也就能够更加坦诚相对，遇有不同的意见也互相争论，既不用顾忌又不伤和气。这样就更增加了共同研读的乐趣。那时哈佛大学东亚系跟燕京图书馆在一栋楼里，叶嘉莹和海先生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二楼上，各有一间办公室。叶嘉莹的办公室窗外是非常漂亮的很高大的枫树，朝暮阴晴各有不同的光影，刚好是夏季，窗前是一片浓密的树荫，抬头一望，就可见到一片翠色的繁枝密叶随风起舞。待到秋风起，这一片翠色被逐渐染成一幅红黄相间、色彩缤纷的图画。到了冬天，树叶落尽，枝干上积满了晶莹的白雪，伏案是书香，举头是倩影，真是一副美不胜收的四时画卷。

    因为有海先生的缘故，大家都对叶嘉莹非常友好。校方也对她格外照顾。她不但有办公室的钥匙，还有图书馆的钥匙。那时她正在研究王国维，整天都泡在图书馆里。为了省出更多的时间来搞研究，叶嘉莹把生活省略到极限，早晨吃两片面包就去上课，中午就做一个三明治，再多做一个三明治就是晚餐了。当地的老师一下班就回家了，海先生也是下班就回家吃饭。每天下班以后，整个图书馆常常就是她一个人在里边看书。晚上回家出来时，要一个一个地关灯。因为整天都在写王国维，已经深深地陷入王国维的世界，所以当她晚上从黑暗的通道走过的时候，常常会出现王国维的精魂似乎就在附近徘徊的幻觉。

    快乐的时光总是走得太快，当第二年窗前的枫叶再染上秋色的时候，已经是深秋9月，叶嘉莹在哈佛的一年聘期也到了。尽管海陶玮先生一再挽留，叶嘉莹还是诚实守信地坚持返台。因为那里有她的恩师，还有她形单影只的老父亲，她想回去把工作和家人的事务安排好再返回。

    为了报答海陶玮先生的盛情，叶嘉莹临回前写了一个研究计划，为一年后再度来哈佛合作研究埋下伏笔。除此，她又写了三首七言律诗以示眷恋，题为《留别哈佛三首》：

    又到人间落叶时，飘飘行色我何之。

    曰归枉自悲乡远，命驾真当泣路歧。

    早是神州非故土，更留弱女向天涯。

    浮生可叹浮家客，却羡浮槎有定期。（其一）

    天北天南有断鸿，几年常在别离中。

    已看林叶经霜老，却怪残阳似血红。

    一任韶华随逝水，空余生事付雕虫。

    将行渐近登高节，惆怅征蓬九月风。（其二）

    临分珍重主人心，酒美无多细细斟。

    案上好书能忘晷，窗前嘉树任移阴。

    吝情忽共伤留去，论学曾同辩古今。

    试写长谣抒别意，云天东望海沉沉。（其三）

    关于创作灵感，叶嘉莹曾说：“我写的诗常常是自己跑出来的。”写给海先生的诗就是这种情况，因为外界有景内心有情，所以自成诗篇。哈佛大学的校园是分散的，有一个主校区，总图书馆和主要办事机构都在这一带。其他院系都在不同的地方，中间隔着一条条的大马路，而且是交通非常繁忙的马路，行人过马路时有点危险。1966年叶嘉莹刚到哈佛大学的时候，这里刚刚动工修建一条走汽车的地下通道，当时的路况很糟糕。到1968年她要走的时候，地下通道已经修好了，来来往往的汽车都到了地下，上边铺了一大片草坪。每天叶嘉莹从校外的住处到学校去，恰好要经过这一片已经铺好的草坪，每次走在草坪上的时候，都有一种很从容、很轻松的感觉。因为那一阵子整天都在思忖回不回台湾，要不要留在哈佛这些事情，经过这片草坪，看到秋天的落叶，觉得自己就像这落叶到处飘零，先生女儿在这边，老父亲在台湾，哪头都不愿放下。究竟应该到哪里去呢？所以说“又到人间落叶时，飘飘行色我何之”。这些诗句就不由自主地从叶嘉莹的脑子里冒出来了，这就是灵感。

    3.困居温哥华，佳人水边哭

    女子，通常会在什么时候算命？那一定是情场失意或者生活屡受挫折对人生迷惘到极限时。

    1969年，一向坚持无神论的叶嘉莹，也平生第一次进行了算命。

    这一年，叶嘉莹如期接到了哈佛大学寄来的聘书，本想带上父亲一起前往，却因为有移民倾向在签证时被拒绝，不仅父亲去不了，她自己的签证也被取消了。先生和两个女儿还在美国，叶嘉莹事事不如意，心急如焚又万般无助。该怎么办呢？那时候，和她同在辅仁大学任教的同事南怀瑾先生给她推荐了一位大师，让她去算卦。忧心忡忡又迷茫透顶的叶嘉莹浑浑噩噩地就去了。

    大师问了叶嘉莹的生辰八字，然后在一个红色封面的本子上写了很多字。其中有这么两句“时地未明时，佳人水边哭”的卦辞。这就是说在时间和地点都不明白时，佳人就在水边哭。叶嘉莹一头雾水，当时并不明白，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快就让她明白了。

    为了帮助叶嘉莹顺利回到哈佛，海陶玮先生替她出了个主意，建议她先申请加拿大的签证，然后从加拿大入美，这样容易一些。结果这个曲线赴美的策划还是落空了。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海陶玮先生一看实在不行了，就跟UBC大学亚洲系的主任蒲立本（Professor E.G.Pulleyblank）联系，因为他们都是好朋友，他对蒲立本说，有这么一个人，现在就在温哥华，看他们那里有没有机会。蒲立本先生非常高兴，因为他们亚洲系刚刚成立了研究所，从美国加州大学来了两个博士生，更巧的是这两个博士生都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研究韩愈诗，另一个研究孟浩然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就这样，叶嘉莹就在UBC大学亚洲系找到了出路。

    从她决定在温哥华留下的那天起，算命先生的预言就得到了应验。那时候，美国去不了了，台湾也回不去了，叶嘉莹临时留在了加拿大，因为牵扯到大使馆和移民局的各种制度，麻烦重重，很多事情叶嘉莹都搞不定，她常常为难得一个人躲在海边痛哭。这时她才恍然大悟真的是“时地未明”啊，能不能去美国的时间也不知道，最后一家人落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一切都是未知的。

    比起先前在美国，困居温哥华的日子，相当难熬。

    三道关卡像三座大山一样压在心头。

    第一个难关是语言关。

    UBC大学对叶嘉莹的要求是，不能只教这两个博士，还要教一班全校选修的中国古典文学课，而这门课是要用英语教的。而之前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叶嘉莹掌握主动权，她给校方明确说明来听课的研究生一定要听得懂中文，她要用中文讲课。在美国，叶嘉莹只是日常说英文，讲课都是用中文。可是到了加拿大被要求用英文讲课，这对她是个难题，但是她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为了养家糊口，她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第二个难关是生计关。

    困居加拿大，叶嘉莹的生存压力更大了，既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又是内务主管。当时先生和两个女儿都在美国。大女儿可以从密歇根州立大学直接转学到UBC大学，最简单。小女儿还在念高中，温哥华的公立高中不收外国人。她只好找了一个私立中学。更为难的是，根据加拿大的法律，她的先生还没有资格过来。叶嘉莹就央求系主任蒲立本给了她先生一个助理研究员的名义，才把他接过来了，不久又把老父亲从台湾接了过来。

    在家人还没过来之前，叶嘉莹天天看着报纸的租房广告找合适的房子，既要价格低廉，又要交通方便，离学校近。因为经济拮据，她还要到处去找卖二手货的地方，给家里添置一些家具和基本生活用品。这些都是她独自看报纸广告、查地图、搭公交车四处奔走完成的。一切都安顿好以后才把家人一个个接了过来。比起叶嘉莹当时做的事，我们现在的“女汉子”和北漂简直不算事儿。

    第三个难关是家庭关。

    结了婚的女人，哪个不渴望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可偏偏树欲静而风不止。所谓错的人，大概就是无论你如何隐忍，对方都不知收敛吧。叶嘉莹朝夕相处的，就是错的人。无论她如何忍让、宽容、沉默，丈夫既无用又大男子主义的恶劣性情丝毫都不知收敛，家内家外什么都做不好，那大男子主义的虚荣心和存在感怎么捍卫？那就家暴好了，通过对妻子发威来显示做丈夫权威的作风。有一次，叶嘉莹带他一起去看家具。可是在车上先生忽然又说不去了，中途就要下车。叶嘉莹不仅事办不好，还得担心他初来乍到迷了路。那时候的叶嘉莹就好像一根柱子独自支撑勉强要倒的房子，心力交瘁。她既要准备用英文教课的教材，还担心第二年的工作没有着落。工作和心理方面承受着沉重负担，却无人可以诉说。既不愿让老父和女儿们担心，更不敢向先生诉苦。因为丈夫最大的特点是乖戾，在他的观念中，只要女人诉苦，就是对他的侮辱和讽刺。“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这郁闷的心情被叶嘉莹都写进了诗里：

    异国霜红又满枝，飘零今更甚年时。

    初心已负原难白，独木危倾强自支。

    忍吏为家甘受辱，寄人非故剩堪悲。

    行前一卜言真验，留向天涯哭水湄。

    加拿大是叶嘉莹从来没有到过的国家。加拿大的国旗就是一片红色的枫树叶子。很多地方都种了枫树，一到秋天，到处都是红叶。她所在的UBC大学也到处是红叶，所以她说“异国霜红又满枝”。“飘零今更甚年时”，虽然是到了加拿大，但还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样，飘零生涯比前一年的感觉更深了。因为她既不能按计划回到哈佛，也不能再回到台湾任教了，否则在美国读书的两个女儿将无以为生。不过现在虽说留在了加拿大，也是临时的，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所以她说“飘零今更甚年时”。“初心已负原难白”，原来的心意，也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的心意已经辜负了，“白”就是表白，而现在跑来跑去反而到了更远的加拿大，完全违背了自己的初衷，而且难以诉说。“独木危倾强自支”，因为当时全家的生活就是靠叶嘉莹一个人维持，可是她不知道能不能维持得住！“忍吏为家甘受辱”，是说为了接家人到加拿大来受尽了移民局的气。“寄人非故剩堪悲”，是说她临时寄居在别人家里，刚到哥伦比亚大学时，叶嘉莹举目无亲，也没有地方住，学校介绍她临时住到亚洲系的一个老师家的地下室里，既不是亲人又不是同胞，所以说“寄人非故”。“行前一卜言真验，留向天涯哭水湄”，指的就是叶嘉莹离开台湾时候在南怀瑾先生的建议下算的卦，还真应验了。

    4.尝试用西方文学理论诠释中国古典诗词

    尽管走出国门并非本意，但艺术无国界，既来之则安之，在和北美汉学爱好者的相处过程中，叶嘉莹也学到了很多，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她学会了用西方文艺理论诠释中国古典诗词的技巧。

    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任教期间，叶嘉莹是用中文授课的，所以不太累。这样她就有了些业余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她旁听了两门课，一门课是西方文艺理论，讲得很好。还有一个老师讲英文诗，他很注重朗读，常常喜欢把一首诗大声地读一遍。虽然叶嘉莹与这两位老师并不认识，但在清一水的西方面孔中，叶嘉莹的东方面孔独树一帜，很是惹眼，被老师一眼就看见了。有一天那个讲英文诗的老师问叶嘉莹：“你们中国人读诗是不是也有朗读，也有吟诵？”这个问题真是问对人了，叶嘉莹很自豪地告诉他中国诗是有朗读和吟诵，然后还给他们吟诵了一首诗。老师听后激动万分，强烈要求叶嘉莹能给班上的学生做一次讲演，就讲中国诗的诵读。叶嘉莹就用英文给他们做了一次讲演。叶嘉莹之所以能用英文讲课，全是得益于在哈佛大学跟海先生一起研究的那两个月。虽然在来美国之前自己也恶补了一些英文，背了《英语900句》，但那只是日常用语。对于很多的文学术语，像“五言律诗”怎么说，“七言绝句”怎么说，这些术语都是跟海先生研究的时候学来的。

    此外，第一次去哈佛的那个暑假，叶嘉莹还首次接触到以西方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诗。那一年，叶嘉莹著作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刚刚出版，去的时候带了几本，送给了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高友工教授和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梅祖麟教授每人一本。高友工是研究中国文学的。梅祖麟是研究语言学的。他们看到这本书以后不久，两个人就合作写了一篇《分析杜甫的〈秋兴八首〉——试从语言结构入手作文学批评》（Tu Fu's Autumn Meditation：An Exercise in Linguistic Criticism）的论文，发表在《哈佛大学亚洲研究学报》上。在《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中，叶嘉莹汇集了很多名家对杜甫《秋兴八首》的各种注释、各种批评、各种解说。高友工和梅祖麟两位先生就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把这些注释、批评做了仔细的分析。这篇论文现在成了西方用英文讲中国诗很有名的文章。后来叶嘉莹到天津南开大学教书时，还把这篇论文作为教材讲给学生。有个感兴趣的学生把它翻译成中文，名为《唐诗的魅力》，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现在已经在世界各地传开。

    在东学西渐的过程中，叶嘉莹和海陶玮先生的合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叶嘉莹自己也说，在哈佛和海陶玮教授一起研究和教学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而他们共同合作的成就，在整个汉学界都有目共睹。

    2006年1月，海陶玮先生不幸去世。他的衣钵接班人、哈佛大学东亚系韩南教授（Profesor Hanan）想给海先生开一次纪念性质的追悼会，既表达对海先生的追思，又总结他一生的学术成就和教学成就。于是就联系到了叶嘉莹。在电邮中，韩南教授这样写道：“你与海先生这两个非常有成就的高层次的汉学家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如此紧密地合作，这在汉学研究领域内是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我希望你就你们的合作写下几句话来，我在纪念会上讲演时用。”

    叶嘉莹立即回复邮件。回信中，叶嘉莹除了简单回顾了和海先生长达十年之久的相识和合作过程，更是把二人合作的伟大成果展现出来。她说：

    1969年，我接受了UBC大学的聘书，但是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仍继续合作研究，一直到1996年我们完成了这本书《中国诗的研究》。就像海陶玮先生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所说的：“我们所注意到的问题就是关于对诗歌的批评，还有关于文学的传统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把中国的诗用另外一种语言完全表达出来了，但是我们可以说在一定的水准上，我们的翻译是与原诗非常接近的。我们希望我们所提供的这个翻译是恰当的，是可以让英语的读者更容易接近中国诗的一个成果。”最后，我要用1968年我在离开哈佛回台湾时给海陶玮先生写的一首诗结束这段话，这首诗我是用中文写的，是海陶玮先生翻成英文的。我一直记得我们在一起合作的那美好的时光。

    临分珍重主人心，酒美无多细细斟。

    案上好书能忘晷，窗前嘉树任移阴。

    吝情忽共伤留去，论学曾同辩古今。

    试写长谣抒别意，云天东望海沉沉。

    关于叶嘉莹的临别诗，海陶玮先生翻成英文是这样的：

    About to go,I deeply feel my host's concern；

    When fine wine is scarce,pour it carefully.

    With good books on the table we forget the time.

    The stately tree puts on its changing hues.

    Reluctant on impatient,stay or leave,someone's hurt.

    We have studied together,debated past and present.

    I'll try to make this song convey my parting thoughts;

    Clouds in the eastern sky,the ocean is deep.

    5.在UBC大学用英文讲诗，感觉像在地上爬一样

    诗词是可以翻译的吗？

    当然是可以的。但，可以的只是意思，不可以的是意境。“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句用英文翻译过来的意思无非是饿了吃敌人的肉，渴了喝敌人的血。字面意思翻译出来了，但美感和意境没了。所以说，诗词之美在于意境，而不在于意思。这个意境是无法翻译和转换的。

    意境是一种感觉，是很个性化、窄众化的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换一种方式呈现，换一个角度解读，就大不一样。那些唯美的中华古诗词，有时候哪怕只是换一个标点，美感就大不同了。何况是换一种语言表达呢？

    这是在东西方诗词交流中，叶嘉莹感到很别扭的地方。

    1988年冬天，离别台湾将近二十年后，叶嘉莹首次应邀回台湾大学讲学，在这次台大讲学的开场白中，叶嘉莹提到了她刚到加拿大时写的一首小诗，《鹏飞》：

    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匍地行。

    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托余生。

    这首诗是说当时在加拿大被环境所迫，不得不羁留在海外，而且要用英语教书的那种孤寂的心境。

    叶嘉莹的授课风格深得顾随先生的精髓，那就是喜欢“跑野马”，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上天入地，随意发挥。可是在UBC大学，因为被要求用英文讲课，她就像穿上一双挤脚的鞋上路，路都走不稳，别说上跑道了。叶嘉莹的英文水平并不好，她能把每个字用英文说明就不错了，根本没有办法做多余的发挥。于是就把这种感受写成了《鹏飞》，表达内心的苦闷。

    “鹏飞谁与话云程。”因为鹏鸟飞起来可以飞到九万里的高空，在云中来去自如。她想到以前无论在北京或者在台湾，都可以用自己的母语讲诗，可以享受随便发挥的乐趣。而现在，那种像鹏鸟一样飞到天上，在云中来往自如地讲诗的快乐已经不存在了。而且这种快乐没有人可以诉说，跟谁说呢？“失所今悲匍地行。”是说自己失去了可以自由翱翔的天空，再也飞不起来了，只好趴在地上爬行。“北海南溟俱往事。”“北海”指的是她的出生地第一故乡北京，而“南溟”指的是她曾居住过多年的第二故乡台北。当年她在这两地教书时，都能使用自己的母语来讲授自己所喜爱的诗歌，有一种可以任意发挥、潇洒自得之乐，可是现在这一切都离自己很远了，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而现在她必须用英语来讲课，就好像是一只高飞的鹏鸟突然从云中跌落，变成了不得不在地面匍匐爬行的一条虫。《庄子》上说“鹪鹩一枝”，叶嘉莹感觉自己就好像鹪鹩那样的小鸟在芦苇枝上做一个巢临时寄托在那里，所以说“一枝聊此托余生”。

    这是叶嘉莹在UBC大学执教时的真实感受。这很容易被理解，因为中国诗词的确是很难翻译成外语的，古诗词更难。最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古诗讲究对仗、押韵，而翻译成英文就完全不可能了。那种诗词的音韵美没了，诵读的美感也没了。只能是僵硬的、实打实的呈现。就是这实打实的呈现，对于叶嘉莹，也是极为艰难的。虽然之前她有在哈佛两年的工作经历，但是要用英语给外国朋友讲授中国古典文学，那可真不是容易的事。彼时的叶嘉莹已经四十五岁了，这个年龄，是我们哀叹中年危机的时候，可是叶嘉莹仍然是一颗初心，既然没有退路，那就坦然以对。为了胜任工作，她硬着头皮每天抱着英文词典查生字备课到深夜，第二天早上去给学生讲课。所幸的是她的课还是受到了学生的欢迎。以前只有十几个学生选这门课，叶嘉莹接了这门课以后，竟有六七十人选，是很大的一个班。虽然她的英文语法也不是完全正确，发音也不是那么标准，靠着查词典这么笨拙的教法，还是引起了学生们的兴趣，这是诗词的魅力，也是叶嘉莹的人格魅力。

    这样的魅力无数次为叶嘉莹带来了信任和幸运，她所教过书的学校，每个学校的校长或是系主任都愿意留她继续教书，学生们也都喜欢听她的课。UBC大学也不例外。假如说亚洲系的主任蒲立本先生一开始接受叶嘉莹是看海先生的面子，那经过半年的接触他已经深深地被这位老师的学术魅力折服，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给了叶嘉莹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聘书。尽管叶嘉莹没有博士学位，这没关系。可以说，这在整个北美是绝无仅有的。

    叶嘉莹到UBC大学不到半年就被聘为终身教授，还有另外一个机缘，那是因为多年在UBC大学教古典诗词的一位女教授李祁先生年岁大了，而且体弱多病，UBC大学正在找一位教古典诗词的人来接替她，就选中了叶嘉莹。

    为了使生活早日安定下来，叶嘉莹欣然接受了加拿大的终身聘约。所以说定居到温哥华这个美丽的城市，也不是叶嘉莹自己的选择，这只是在她一生的不幸中一次幸运的机遇。

    在其后的教学生涯中，叶嘉莹接触了世界各地的诗词爱好者。叶嘉莹在UBC大学教书的时候，美国正在打越战，已经打了好几年了。很多美国年轻的大学生不愿意打越战，为了逃避征兵就都跑到加拿大来。其中就包括加州大学过来的两个博士生，一个名叫施吉瑞（Jerry Schmidt），一个名叫白瑞德（Daniel Bryant）。这两个学生都受过叶嘉莹的指教。施吉瑞的硕士论文是写韩退之，博士论文写的是杨万里。白瑞德本来是读硕士，亚洲系的系主任觉得他成绩不错，不用再通过另外一个申请，直接就让他读了博士，他的论文写的是孟浩然。

    施吉瑞毕业后到别的大学教了一段书，后来又回到UBC大学。叶嘉莹退休前，有时候休假回国，就由施吉瑞来代课。叶嘉莹退休后，他就接了叶嘉莹的课，教中国古典诗歌。施吉瑞比较专一，只教中国古典诗。从唐宋直到明清的诗人他都有研读的兴趣。他的中文很好，勤于做研究。一个美国人，能教中国古典诗实在很难得。

    白瑞德毕业后在维多利亚大学教书，他的兴趣比较广。白瑞德教中国古典文学，也研究中国当代小说，还写过有关明朝高启的诗和南唐词的论文。

    这两个学生，对于在西方国家传播中国诗词，起到了非常了不起的作用。直到现在，叶嘉莹和他们都保持特别密切的往来。

    6.游历欧洲，且行且吟

    每个女孩的心里，都住着一个童话。

    叶嘉莹的童话梦和欧洲有关。

    天真烂漫的童年，叶嘉莹还是个穿蓬蓬裙荷叶边的小公主，有一天，父亲为她和弟弟带来了一套儿童杂志，里面有很多翻译文章，还有一些介绍西方名胜的图片。其中关于庞贝古城的那篇，打开了叶嘉莹幼小的心门，市政广场、神庙、公共浴场、体育馆、剧场，等等，虽然千年流转，人去楼空，只留下一座空城供人凭吊，但叶嘉莹却对曾经的故事迷恋不已。从那时起她就幻想着去欧洲看看，去古城看看。

    1971年，父亲因病去世，叶嘉莹悲痛万分，写下一首挽诗《父殁》后，开启了自己的欧洲之行。

    老父天涯殁，余生海外悬。更无根可托，空有泪如泉。

    昆弟今虽在，乡书远莫传。植碑芳草碧，何日是归年。

    经过多年的教学，那时候的叶嘉莹已经桃李满天下，在欧洲有很多的学生和同人，去欧洲很是方便，所以父亲去世后的那个暑假，叶嘉莹终于为自己活了一把，把欧洲基本上游了个遍。一边游历，一边和故人叙旧、谈诗，在人生百味中，想必那是最惬意的一味。

    旅行中的人，都是诗人，何况本就是诗词大家的叶嘉莹呢？在这次旅行期间，叶嘉莹写下了著名的《欧游纪事八律》。

    在法国，她重逢了曾在台湾大学听她讲课的法国学者侯思孟教授，侯思孟特别喜欢阮籍，从那时候就酝酿写关于阮籍的书。二十几年过去了，他还在写阮籍。这次叶嘉莹去法国，就住在侯思孟教授的家里。白天的时候，他就带着叶嘉莹到处去参观，像卢浮宫、歌剧院，还有一些美术馆，叶嘉莹都细致地参观过。晚上吃完晚饭，他们就开始讨论研究阮籍的咏怀诗。当时，侯思孟还开玩笑说：“以后我可能就得借着你来传名了，不然中国人不会知道我的名字。”叶嘉莹就在《欧游纪事八律作于途中火车上》中记述了这件事：

    匆匆七日小居停，东道殷勤感盛情。

    尼院为家林荫广，王朝如梦寺基平。

    举杯频劝葡萄酿，把卷深谈阮步兵。

    我是穷途劳倦客，偶从游旅慰浮生。（其一）

    “匆匆七日小居停”，是说在他家住了七天；“东道殷勤感盛情”，很感激他们夫妇盛情的款待。“尼院为家林荫广”，叶嘉莹住的他家以前是个修女院，所以她说“尼院”，而且有一座果木花园，所以她说“林荫广”；“王朝如梦寺基平”，这是说路易第九的出生地已经变成了花园。“举杯频劝葡萄酿”，每天晚上他们都品尝葡萄酒，把酒言欢。“把卷深谈阮步兵”，吃完晚饭，他们就开始讨论阮籍的咏怀诗。“我是穷途劳倦客，偶从游旅慰浮生”，是说叶嘉莹历经很多的劳苦，现在偶然来这里度假旅游。

    在巴黎当然少不了参观凡尔赛宫，叶嘉莹也不例外，她在《欧游纪事》也有记载：

    繁华容易逐春空，今古东西本自同。

    路易斯王前狩苑，拿破仑帝旧雄风。

    惟瞻殿饰余金碧，剩见喷泉弄彩虹。

    欲问丰功向何处，一尊雕像夕阳中。（其二）

    在法国叶嘉莹还阴差阳错地遇到当年她北平老家的租客盛成先生。盛先生是一位集作家、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教育家于一身的著名国际学者。当年他租住察院胡同外院时，叶嘉莹还是个小学生。一转眼人到中年竟然在异国相遇，人世间的因缘真是不可思议。叶嘉莹在《欧游纪事》里也记录了这件事：

    何期四世聚天涯，高会梅林感复嗟。

    廿载师生情未改，七旬父执鬓微华。

    相逢各话前尘远，离别还悲后会赊。

    赠我新诗怀往事，故都察院旧儿家。（其三）

    在德国的波鸿（Bochum），叶嘉莹住在波鸿大学张禄泽女士家，张女士是叶嘉莹在笃志小学的学姐。当时她读小学五年级，张女士读初中二年级。二人聊天叙旧，一见如故。在《欧游纪事》也有记录：

    稚梦难寻四十年，相逢海外亦奇缘。

    因聆旧话思童侣，更味乡厨忆古燕。

    往事真如春水逝，客身同是异邦悬。

    沧桑多少言难尽，会见孙儿到膝前。（其四）

    在张禄泽女士家叶嘉莹还遇到波鸿大学的霍福民（Alfred Hoffmann）教授。霍福民教授是一个很热心的人，整天开车带她参观，像波鸿附近的钟乳石岩洞、科隆艺术馆等都是霍先生带她去的。霍福民教授对欧洲的绘画很有研究，而且还会弹一种很古老的琴。《欧游纪事》里叶嘉莹是这样纪念他的：

    论绘谈诗博奥殚，驱车终日看山峦。

    雨中湖水迷千里，地底钟岩幻百观。

    生事羡君书卷里，村居示我画图间。

    主人款客多风雅，一曲鸣琴着意弹。（其五）

    “论绘谈诗博奥殚”，是说他们有时谈绘画，有时讲诗，“博奥”是说学问很渊博。“驱车终日看山峦”，是说霍先生整天开车带着她到处去看风景。“雨中湖水迷千里，地底钟岩幻百观”，这句是写雨中的湖景迷人。“生事羡君书卷里，村居示我画图间”，霍先生是一个学者，是一个很用功的人，所以叶嘉莹说他是书卷里的生活。他对建筑也很有研究，给叶嘉莹讲德国、欧洲不同建筑的特别的风格，连那些建筑物墙上的壁画也都讲到，所以说“村居示我画图间”。“主人款客多风雅，一曲鸣琴着意弹”。霍福民教授曾邀叶嘉莹聚餐，而且亲自弹奏了一曲古琴，给她的欧洲之行增添了不少愉悦。

    这次欧洲行除了英国、法国、德国以外，叶嘉莹还去了意大利。意大利的重头戏当然是她小时候就心心念念的庞贝古城了。因为人生地不熟，叶嘉莹参加了旅游团，在导游的带领下游览了罗马、庞贝这两个地方，在《欧游纪事》里也都有记载：

    颓垣如雪自殷红，罗马王城落照中。

    一片奔车尘漠漠，数行断柱影憧憧。

    千年古史殷谁鉴，百世文明变未穷。

    处处钟声僧院老，耶稣十架竟何功。（其六）

    偶来庞贝故城墟，里巷依稀残灯余。

    几矗断楹前代寺，半椽空宇昔人居。

    惊看体骨都成石，纵有瓶缶储亦虚。

    一霎劫灾人世改，徒令千载客唏嘘。（其七）

    这次欧洲行的最后一站是瑞士，路越走越远，可是爱国思乡的心却越来越切。在《欧游纪事》最后一首有记述：

    行行欧旅近终途，瑞士湖山入画图。

    蓝梦波光经雨后，缘森峦霭弄晴初。

    早知客寄非长策，归去何方有故庐。

    独上游船泛烟水，坐看鸥影起菰蒲。（其八）

    可见，万水千山走遍，叶嘉莹最想回到的，还是她的北京。

    “尽情享受生活吧，明天是捉摸不定的。”庞贝城出土的一只银制杯上刻着这样的话。像是对叶嘉莹提示着什么。

    7.散木报国当以歌，长诗《祖国行》的诞生

    “每次在海外讲到杜甫‘每依北斗望京华’，我的泪水就止不住，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回我的老家。”叶嘉莹从没想到过要离开北京，孰料命运多作弄，竟然一去许多年。但无论台湾的凤凰花多娇艳，温哥华的风景多迤逦，都比不过察院胡同13号的风月温煦。假如她是草木，祖国才是自己的根系。越是万水千山走遍，越是感觉到只有在自家的国土，用母语讲授中国诗词，才对得起古典诗词里面的那份意境。

    多少年来，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加拿大，叶嘉莹深深为英文无法准确传递中文的意境而遗憾。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能被翻译成“pick up the fence-side flowers,and see southern mountains far away”。读来心都要碎了，“这是什么东西啊，里面多少意境都没了！”

    所以，一息尚存，她就要为回祖国讲授诗词而奋斗。

    1970年，加拿大跟中国正式建交。得知这一消息，叶嘉莹喜极而泣，那一颗如箭的归心，再也无法平息。她想：国家都有正式外交关系了，我还不能回去吗？她以最快的速度给大弟嘉谋写了一封信。那时她梦中的察院胡同13号已经变成了23号。信收到了。弟弟也给她回信了。

    一封家书，她等了二十年！读来心在颤抖。

    经过两年的周折与申请，1974年，叶嘉莹终于获得了回大陆探亲的资格。

    因为叶嘉莹持的是台湾证件，入大陆颇费周折，她从温哥华飞香港，从香港入广州，从广州飞北京。飞机到达北京时已是华灯初上，在飞机上远远看见稀稀疏疏的灯火，叶嘉莹激动得泪流满面，写出两千七百多字的长诗《祖国行》。开篇就是“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银翼穿云认旧京，遥看灯火动乡情”这样的诗句，写的就是她当时真实的感受。

    二十五年的相思，二十五年的流离，二十五年的压抑，全都在这一刻迸发，“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这次回家，叶嘉莹被安排在华侨大厦，她还是执意回到自己家和亲人住一起，重温骨肉相连的温情，享受阖家欢乐的温暖。

    激动和兴奋之余，又有蚀骨的旷世孤独，因为那两个她最在意的人已经不在了，伯父和顾随先生已经去世了。“那个时候，我最盼望的，其实就是见到我的伯父跟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因为我的伯父、我的老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我小的时候，教我读书学诗，鼓励我学习作诗都是我的伯父；等我长大以后，给我很大启发，让我能够真正体会到中国诗的那种高远幽微的意境的，是我的老师。我在海外这么多年，台湾也出了我的几本书，还写了一些论文。我那时真正最盼望的就是把我的这些成绩就像交一个卷，给我的伯父跟我的老师看一看。可是我的伯父已经去世了，我的老师也去世了。”

    在北京住了一些时日后，叶嘉莹又在中国旅行社的安排下，从南到北围绕祖国的大好河山转了一圈，从北京的工厂公社，到大寨、南泥湾，再到延安、西安、桂林，叶嘉莹亲眼见证中国革命的丰功伟业之余，也对国家的地理风光更加爱戴，对华夏文明之美更加依恋，“中国真是很奇妙的，不出国你还没有感觉，出国了再回来，你就会知道，中国的历史是那么的悠久，源远流长；中国的文化是那样的深厚，那样的丰富。温哥华的气候很好，大自然的风景也很美，而中国北方的风沙很大，西安附近的庄稼都是灰色的，因为上面有一层土，自然环境没法跟温哥华比。可是我每次都有这样的感觉，你一下飞机回到温哥华，看到外面的景色挺美的，有山，有水，到处都是花，可是你忽然间就觉得缺了什么东西，空空的，文化一下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因为温哥华是个新城，没有什么历史文化”。相比之下，叶嘉莹更清楚哪里是更适合她的存在。

    于是，那一颗归来的心，跳动得更加强烈。

    8.哭女诗十首，人生痛极后的彻悟

    福不容易双至，祸特容易双行。

    生死离别这样的致命打击，一辈子难得摊上一次，叶嘉莹却是两次，一次是少年失母，另一次是中年丧女！

    1973年，叶嘉莹五十岁。那一年，她迎来为人母最大的快乐，大女儿言言结婚了。两年后，小女儿也结婚了。两个女儿工作不错，婚姻也很幸福。叶嘉莹自己也早已拿到了UBC大学终身聘书，也回大陆探亲了，真可谓是“向平愿了”了。

    可是，就在安宁平静中，叶嘉莹却又一次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劫难。

    1976年春天，她的大女儿出事了。在送母亲去机场参加亚洲学会回来的路上，夫妇俩开车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出了车祸，双双身亡。

    噩耗传来，叶嘉莹几度昏厥。但她还是保持做母亲的刚硬，在小女儿的陪伴下立即飞往多伦多给大女儿夫妇俩安排后事，然后又飞回温哥华。

    白发人送黑发人，飞来横祸，中年痛失爱女，这样的打击完全超出了叶嘉莹的承受范围。她像每一个寻常的母亲一样，把自己关在屋里，很多天不肯见人。她不愿意让外人看见自己哭哭啼啼的模样，她闭门疗伤。

    她是知道的，人与人的理解谈何容易，哪里有什么感同身受。那切肤之痛旁人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所有劝慰的话都是那么的乏力。既然如此，就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和精力。她宁愿自己忍！

    和当年排遣失去母亲的痛苦一样，在接连数十天闭门不出的哀痛中，叶嘉莹写下了哭女诗十首。“万盼千期一旦空，殷勤抚养付飘风”，道出了从牙牙学语到长大成人含辛茹苦培养孩子的辛苦。是啊，所有的孩子都在母亲殷切的期盼中成长，可是谁有料想，长大后等待他们的竟然是这样呢？再联想到自己的命运，叶嘉莹气馁极了，“我真没想到我的命运竟是如此坎坷，才挨过了半世忧劳艰苦的生活，竟在五十多岁的晚年遭遇如此重大的不幸。真是‘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

    叶嘉莹是人，不是神，是一个多情的母亲，不是没有温度的石头。在女儿离世后，她相当崩溃，甚至对命运充满嗔恨和抱怨，恼羞成怒。自己如此辛劳善良，为何还要受这样的不公平待遇？所以她感情用事地说：“我要把自己的感情杀死。”

    但叶嘉莹毕竟是叶嘉莹，她是大风大浪里过来的，她是能够超脱自然的，她是坚强笃定的，她是可以为自己的情绪找到出口的。写诗，就是她的情绪完美出口。她一边默念自己为女儿写的挽诗，一边感觉到内心的悲痛得到抒发和缓解。对于诗词的力量，叶嘉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诗歌之为物确实奇妙，那就是诗歌的写作，也可以使悲痛的感情得到一种抒发和缓解。

    但抒发和缓解还不能使她真正从苦痛中超脱出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叶嘉莹的整体心态仍然是悲苦而自哀的。就在这无限的悲苦与自哀中，叶嘉莹又想起了1969年南怀瑾先生为她介绍的那位算命先生，去的时候，也把大女儿的八字给算命先生看了，算出来一看，上面写了很多“飞刃”的字样。当时叶嘉莹不明白何意，大女儿去世后，再想起她从出生到离开的经历，才知道，那些“飞刃”大概就是代表她的生命中常常有意外的事情。

    把这些事情前前后后想了无数遍，叶嘉莹又成长了，她学会了接受无常。

    无论你如何优秀，总有意外发生；有些伤痛，自己咀嚼就好，没必要强求分享；有些挫折，接受就好，没必要追问。人生的必修课就是接受无常，顺应变故。

    命运无法把握，但心态可以把控。

    “无常”两个字，听来极恐，但换个角度看，又何尝不是希望呢。

    站在远处看，一切危难，都是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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