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抢救是及时的，成功的。

    上海来了医护人员，南昌来了医护人员，广州部队也派来了有经验的大夫。在前后二百多名脑膜炎患者中，死去的只有六人。

    不幸中之万幸，还不仅于此。脑膜炎的流行，比中央随即下达的紧急通知，更有力地堵住了红卫兵到井冈山的串连洪流。

    1967年1月以后，虽还有零零星星来的，但那不过是一场洪峰过后的几圈涟漪……

    有关部门还有大量的善后工作……

    清理账目。一直清理到1968年春天，才有了一个大概的眉目：不包括南昌至井冈山的沿线各接待站，仅井冈山，在这场红卫兵大串连里便耗资250万元人民币，共接待红卫兵一百余万人次。

    清理物资。空投干粮时，曾留下十万斤压缩饼干作储备，现在部分霉了，没霉的则碎了，便以五分钱一斤的价格卖给干部、群众，一个人花上一元来钱，便可以买上满满一旅行袋，拿回家熬糊糊喝，既当饱又富营养。红卫兵用过的衣物也作价卖给干部、群众，绒裤、绒衣五角一件，被单两元一条，棉絮烂成粉的只有扔掉，稍有点样子，便三床重弹成一床，卖一元一床……再加上红卫兵陆续从祖国各地寄回来的借款，全山共收回50万元人民币。

    处理无名、或者有名尸体案件。

    全山共发现五具红卫兵尸体。最晚发现的一具是1967年6月，在一座名叫金丝面的山上被一个摘粽叶的老俵发现的。尸体高度腐败，衣服及脸上、身上的肉基本烂掉。保持完整的只有发辫、皮带、鞋子、语录本。经法医解剖，死于饥饿。亏得当时全国各地寻找失踪的红卫兵的函件、函电没有不发到井冈山的，有关人员在一摞摞砖头厚的来文、来电中，终于翻到一张，上面列举的失踪者部分特征与死者相符：身高一米五二，鞋掌上钉有两块皮，裤衩系白底紫色碎花（死者身上尚保留了一个裤衩缝没有烂去）。经死者家属来井冈山认定，死者系河南省兰考县一个中学的女红卫兵，1966年时十八岁。

    我们曾想知道死者的名字。遗憾的是，至今仍在井冈山工作的有关人员都不记得了，而且和另外的三具尸体一样，在今天的井冈山市公安局里没有留下任何可供查证的材料。留下材料的只有最早发现的那具尸体。

    打开纸色已经变得昏黄的案卷，我们从中复印了两份材料——报告公安局：我于元月二十日吃过早饭，前往大井参观。参观大井和双马石哨口之后，我和湖市大学土木系工建专业李弥白同学，从双马石哨口出发，经过五个山头，到达了一个有三角架的山峰，在此休息一会。此时，天已渐渐黑了，我们往下走了一段路程，就在一条小溪里露宿，我俩在此烧了一堆火，坐到天明。第二天天亮就开始出发，沿小溪而下返茨坪，在下离我们烧火处发现一具尸体（作者注：原句如此）。

    我们在尸体处观察了一会儿，因尸体死了好久，有臭味，所以我们就走。死者可能是长征队员，被阶级敌人暗害。我们怀着害怕的心理，火速下山。从早晨7：00发现尸体到下午2：00回到茨坪，吃罢午饭后，于3：00报告给公安局。

    由于返家心切，怀着害怕心理，况且山区路线复杂，故路线不清楚，以至找了两天。情况大致如此。

    望公安局根据情况加以处理。报告人焦作矿业学院——傅秀德

    1967年元月22日

    最高指示——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

    法医鉴定书（67）吉公技法字第004号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一、绪言

    一月二十二日，井冈山公安局电话报称：我山发现一具无名尸体在深山中，是外地来山串连的红卫兵，其死因不明，要求法医检查。当日，专处法医从遂川赶赴井冈山，次日，会同公安局干部及驻山串连的红卫兵等二十余人，前往实地进行了现场勘察和尸体检验。

    尸体位于井冈山大井四方斜的高山密林无路可行之深山中：四周无任何挣扎和搏斗痕迹，距尸体不远的小山坡上，有死者衣服一件，解放鞋一只，衣服口袋内有学生证、串连证及草根、小竹笋等物。据上述证件表明，死者名叫谢新国，男，系上海市革命二中（原金陵中学）的学生。

    二、检验

    1.外表检查。尸体仰卧在深山沟里，两手展开呈半握状。左脚穿着解放鞋一只，弯曲在右脚小腿下，右脚直。赤脚。黑发，发长七厘米。衣着从外到内是：上穿蓝工人服一件，红、蓝色毛线衣一件，红绒衣一件，米色毛线背心一件，白棉毛衫一件，米色衬衣一件，白色汗衫一件；在米色衬衣左胸小口袋上，用蓝线在中央横缝一道线，口袋内用一条小花手帕包有人民币十元，全国粮票三十斤。下穿咖啡色旧长裤一条（右口袋内有小花手帕一条，弹弓一只，吃过的高粱秆残渣三节，左口袋内有咖啡色尼龙袜一双），麻色长裤一条，米色毛线长裤一条，咖啡色棉毛长裤一条，蓝短裤一条。尸斑位于背臂部，呈黑绿色。尸僵消失。胸部对称，腹部凹陷，尸绿明显呈块。外表生前表皮擦伤有：额部一处，13×4厘米；左面三处，5×3、3×3和4×2厘米；右面一处，4×1.5厘米；下颌骨左侧一处，1.5×1厘米；两手背及十指背的突起处，均擦伤；右小腿及右脚背有五处，大的14×4厘米，小的1×1厘米。

    所有的生前表皮擦伤表现：方向一致，大小不等，形状不规则，色泽暗红色。额、手的擦伤，重叠多次，其他部位无任何损伤。

    2.解剖检查。从甲状软骨，经过胸腹部，绕过脐左侧，直至耻骨联合上止。打开胸腹腔，脏器位置正常，无异常现象；胃、肠完全是空的，无任何食物残渣。

    三、分析意见

    1.尸体上所有的生前表皮擦伤，均不是致命伤。若他人所致，决不可能把所有的表皮擦伤造成方向一致，位于人体前。为此，死者所有的表皮擦伤，是在饥饿时全身无力、跌跤所造成的。

    2.死者所穿的衣服口袋里，装有草根、小竹笋等野生植物，三节高粱秆是吃过后剩下的残渣，胃、肠完全是空的，没有一点食物残渣，据此，可以说明，死者生前是受过饥饿的。

    3.死者死在一个大小密林无路可行之山坑中，四周数十华里无人居住；加上当时气候寒冷，又未穿棉衣，更没有取暖之工具。死前是受过寒冻的。

    根据上述事实，死者谢新国是因参观井冈山主峰迷路无食吃而饿死。受冻、表皮擦伤能加速死亡。

    法医：周荣宗

    今天，透过法医鉴定书里这些极准确、极简洁而又极冷静的文字，我们仍可以看到一个身上带着语录本的红卫兵、一个口袋里仍有弹弓、童心未泯的少年，是怎样地在密林荆丛里跌扑，在山峰与谷地间爬行……

    我们仿佛听到了他扯痛每一根饥肠的呻吟，仿佛能看到他那双因为渴望生而圆睁得有如两颗黑色玻璃珠子的眼睛……

    谢新国不是一个糊涂的少年，他随身带的语录本上有一条条精心划的红杠杠，他贴身衬衣上有用蓝线缝好的放有钱与全国粮票的小口袋；他又是糊涂的，他不知道沿着小溪的下行方向能走到平地，李弥白、傅秀德正是沿着那条小溪回到茨坪的。

    他独自一人度过了多少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他在咽下草根、小竹笋、高粱秆时，心头该是怎样的滋味？

    他可想过黄浦江边辉煌的灯光？

    他可眷恋红楼碧树、书声琅琅的校园？

    他可怀念那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的歌儿长大的童年？

    不知道了，不知道。

    人们只知道，一个比露珠还要年轻的生命，是仰望着苍天而死去的……

    当年处理善后工作的有关同志，都以肯定的口吻告诉我们：在野外发现的其他四具红卫兵尸体，死因大抵同于谢新国的情况，即因寻访井冈山主峰的红军游击洞或其他旧址，迷路后“无食吃而饿死”，“受冻、表皮擦伤”则加速了死亡。

    十五

    如果说，1967年下半年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揪“五。一六分子”，使“红卫兵”一词变得惨淡的话；那么，1968年春季开始，全国各地大规模进行的“三查”运动，即清理阶级队伍，继而工宣队进校，“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则使“红卫兵”一词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剔除出中国的政治生活。

    退潮和涨潮几乎同样快。

    毕竟是打牌。没有谁真的准备用人道主义的意识来观照中国人过的日子。相反，让你暂时摆脱些什么，是为了让你更长久更沉重地负荷些什么。一旦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垮了，一个由军人与政客们结成的“神圣同盟”崛起在紫禁城，红卫兵的厄运便注定了——阴沟盖上的几个烟头。

    人行道上一堆嚼尽了汁液的甘蔗屑。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摘桃子与分桃子的会议。各路新贵纷纷受封，八方好汉弹冠相庆。此日此时，几千万红卫兵早已被驱赶去了祖国的穷乡僻壤，少数的被投进了监狱……

    开始流行一句话：“历史的误会。”

    无论是老“狗崽子”与新“狗崽子”，还是红卫兵内部总是存在的“唯我独革”的两派，突然发现彼此又呆在一起，虽然失去了一样的课桌，一样的课本，但眼前却一样的远离故乡亲人，一样在风吹雨打、飞沙走石里劳作，一样地对昔日悲哀，对明天秘不可测。有时在风雪弥漫的小镇，或是在蓬草枯瑟的山路上碰到，看到彼此都是同样描楼的衣着，同样疲惫的神色，这时再想起不久前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有各自在“誓死捍卫”的口号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双方便只能在目光里飘过自嘲、自讽、自贱，在嘴角挂上几丝无可奈何的、怆然的苦笑……

    你当过看客，我也当过看客。

    你曾是角色，我也曾是角色。

    你可悲，我也可悲。

    你可笑，我也可笑。

    有了脓渍之后新生的肉芽，有了痛定思痛的灵魂的大不安……

    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初中的不能念到高中，高中的不能升上大学。因此，才有了一九七七年胡子拉碴、拖儿带女。空前绝后的一届大学生，才有了今天如走山阴道似的目不暇接的电大、业大、职大、函大、刊大……

    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专业是数学力学的大学毕业生，因为人长得武高武大、被分去火葬场抬死人；学高能物理的高才生，因为是女的，蒙受了“照顾”，被“照顾”到商店里卖酱油……

    被剥夺了精神生活的自由。不能有歌声，不能有书声，不能用文字和色彩去表达另一种声音。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当一批又一批的文化、科学思潮，以强大的力量向全世界伸展时，中国的沉寂与桂桔，决不会亚于中世纪的黑暗！

    甚至被剥夺了爱情的自由。多少青年迫于出路不得不将贞操抵给了魔鬼，多少青年为了生计不得不做起同床异梦的夫妻，多少青年陷于空虚，一边愚昧地去抓别人的“奸”，一边又粗鲁地放纵自己动物性的本能……无疑，这是一条极重要的原因，自然，也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凑在一起，才有了今天如此众多的“陈士美”、“第三者”，才有了80年代高得叫道学先生们坐卧不安的离婚率。

    一旦生命的根系插进了广袤、苦涩的土地，对自我的忏悔就必然延伸到对社会的反思。

    一个老红卫兵，曾被江青一伙投入黑暗的牢房，出狱后他又到祖国北部边陲过了九年艰苦的军营生活。他作了这样的思考——“……用八个字概括自己：虔诚，盲从，好比TNT炸药；幼稚加狂热，好比超级雷管。一经煽风点火，就炸啦！红卫兵明明被人愚弄利用，却自信是绝对正确，真正的悲剧就在这里。我们起初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最后变成了残酷斗争的牺牲品……”

    卜大华，清华大学附中首批红卫兵之一。仅隔四月，因“炮打中央文革”被投入囚笼。1968年7月，被下放到陕北插队。他作了这样的思考——我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标，喊几声反修防修的口号。

    在社会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当初，我是从“天上”看世界。到了陕北的山沟沟，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热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莱，看到这些，我流下眼泪！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这时，我是站在地上看世界，在这里，我发现一种与城里人的狂热膜拜相对照的普遍心理：农民在迷信中忍耐，在保守中缄默。这不正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重负吗！迷乱的时代多么需要清明的理性呀……

    李冬民，曾任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主任。1969年职务被抹去后，在一个工厂当工人。他作了这样的思考——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偏偏发生在我们中国？如果认为只是某个人心血来潮，或只是少数人的一时之过，那未免太简单。我回头看，在那场大动乱中暴露出来的东西：专制主义、蒙昧主义、个人迷信、宗法思想、山头主义、等级观念。

    蹂躏人权，不讲人道等等，都是封建主义的传统！而这一切是在建立年轻的共和国之前，就根深蒂固地存在几千年了！建国后，我们对封建主义思想来不及进行大扫除，这大扫除，本来要靠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实现。但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愈演愈烈，在我们这个大国里出现许多的社会矛盾，难以及时发现、调节和消化。而未得到彻底改造的自然经济为封建主义提供了复活、膨胀的土壤。

    我们的传统文化心理是崇尚服从和依附，它在某些整风、批斗等形式下，更加驯化，万事定于一尊，金科玉律绝对照办。但固有的社会心理也储存反弹力。随着社会多种矛盾的激化，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的扩大，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一切，为那次社会大动乱准备了条件……

    他们从天安门出发，踏过艰辛曲折的历程，又回归到天安门。

    成千、成万的红卫兵在丙辰清明，在细雨绵绵的天安门广场，以花圈、挽樟的巍巍丰碑，以诗歌、短文的滔滔长河，作出了自己的思考。著名的题为《告别》的长诗便是原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景晓东含着热泪写下的——敬爱的总理啊，请您放心吧，我们早已看透他们丑恶的嘴脸；人民早已识破他们卑鄙的伎俩。他们给您泼上的污水，只会全淌下来，淋在他们的头上！

    从小到大，人们用公式塑造了他们，他们从来都是依据某些公式去作出判断与抉择的。等到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脖子上扛着的不应该是个留声机、复印机，一切活生生的结论都应该由自己去生活之树上采摘的时候，历史的那一场已经降下了帷幕……

    于是，1976年10月，无论是处境还是心境，这都是中国土地上一批最复杂、最独特的人——一边为祖国与民族的新生唱着赞歌，一边为自己作了那个时代陪葬的青春唱起挽歌；

    一边是历史的高压水龙头洗刷着成山的冤屈；一边是他们“冲锋队”一样出现在小说里，“还乡团”一般出现在银幕上；

    多少人在轰轰烈烈、声泪俱下地控诉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迫害；他们却“茶壶里煮饺子”，像一头负伤的老狼，踽踽地走进大森林里，以舌头舔自己的伤口；

    他们几乎什么都失去了，却无论如何也不会有退回的房子、票子、位子、车子等着他们，他们找不到一条政策可以落实。将近而立之年，或者已经而立之年，为了在生活中能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来不及喘一口气，他们又开始了艰难的跋涉；

    回忆噩梦般的过去，他们得比别人多双份的勇气；走向曙色中的未来，他们得比别人多几倍的辛劳！

    十六

    最悲哀的莫过于此了——不是所有觉醒了的红卫兵都有资格走向未来。

    江南某省。曾任一个地区中学红卫兵司令部司令的黎莲，自1970年起，便对林彪有了怀疑，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了抨击。她把自己的看法陆续写在信里，寄给了在部队服役的男朋友。在一次提干的前夕，此人“党性”战胜了“人情”，将这些信交给了领导，部队紧接着转到了地方，黎莲以“恶攻”的“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当年她的上百名伙伴们在该地区进行了声势颇为浩大的营救活动，1974年的“批林批孔”，使得这一营救有了结果，她与关在监狱里的一批“造反派”给放了出来。粉碎“四人帮”后，她因“打砸抢”，又随他们一起重新收监，在狱中，她散布了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不满的“反动言论”，老账、新账一块算，1977年被判处死刑。

    这是一笔糊涂账——一年罪人总是罪人，几朝红人总是红人。

    这又是一笔荒唐账——上帝原谅的，得用脑袋支付欠账。上帝永远不会原谅的，几句话便抹平了欠账。

    那是一个黑云低垂、大雨滂沱的日子。为了避免劫法场的可能性，黎莲被秘密拖去另一个城市执行。囚车快到这个城市时，一辆救护车跟了上来，刚贴近，两辆车都停了，两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护车，匆匆爬上了囚车。囚车里，四个人高马大的武装警察一下将黎莲扳转身，脸和身子紧贴车壁上。衣背往上一橹，来不及使用麻醉药，一把锋光闪闪的手术刀就在她的右腰处划开了一个巴掌大的口子。动作准确、利索，宛如英国绅士们在绿茵茵的场地上打高尔夫球；那份镇静，则可以令中国首批赴南极考察队的勇士们相形见绌……没几下，一个滴着殷红鲜血的肾，泼刺刺地落在了洁白的瓷盘上。

    医院的一间手术室急等着这个肾，它将要马上移植到一位领导干部身上。为了肾脏的质量和保证移植的成功，医院早在几天前就向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在刑前便能得到死囚的肾脏。

    犹如那是一个灶眼，匆匆地往里面塞进些药棉、纱布。同样来不及缝合，也没有想到要跟一个十几分钟后就得跌扑在黄土泥浆上的犯人作缝合。一口烂锅砸了就砸了，有谁见过补好烂锅后，再给砸了的？

    黎莲当即昏死了过去。在这之前猝然而至的几秒、十几秒间，她承受了不亚于撕肝裂胆的痛苦，接着，她获得了灵魂的提前解脱，也许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快慰？

    她无需再面向让她魂飞魄散的山河。

    她无需再直视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黑森森的枪口。

    囚车拉响了警笛，呜呜地向刑场开去……

    那血，如汩汩的小溪，无声地从纱布、药棉里渗透出来，从她的上衣里渗透出来，染红了囚车的甲板……

    但愿黎莲的例子是绝无仅有的！然而，决非绝无仅有的是，多少如黎莲这样的纯正的中学生们，在那一场动乱之后，至今还背着沉重的包袱，尚不知应赎罪到何年何月何日！

    十七

    二十年过去了，我们重睹旧地——仿佛是作为一个逝去的、荒诞的时代的象征，黄洋界上的火炬亭被炸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前一后、一竖一横的两座庄严的纪念碑。竖碑上是朱德同志1965年春天书写的十一个鎏金的大字“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横碑上刻着毛泽东同志的词《西江月。井冈山》。

    南山被辟为公园。一条条被浓荫遮住的幽静小路，是情侣们的世界。山头，四角的四个火炬亭也炸了，改建为四个乳白色的精巧小亭，供游客们小憩和眺望茨坪全景。原准备建一座毛泽东与林彪并肩屹立雕塑的位置，竖起了一座工农兵的雕像。

    纪念馆改回了“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的名称。继1972年、1977年随中国的政治地震对陈列方案作了两次修改之后，目前正在按井冈山斗争的本来面目作第三次重大修改。同时，博物馆进行改建，将要充实声、光、电等现代化的展览设备。直升飞机降落过的那几十亩水田，开成了一片人工湖，湖名“挹翠”。湖面上天光山影，碧波荡舟，花伞数点；湖中心又是一个公园，红楼翘檐，杨柳扶疏，石桥九曲……还辟有一块场地，陈列一架参加过抗美援朝、已经退役的米格十七型战斗机，这是南京军区空军某部赠送的。

    华灯四放的体育馆里，正进行着一场精彩的篮球赛……

    临街人家的窗子里，传出了一听便知道的中央电视台播音员李娟的声音……

    “井冈山大厦”，五个高耸的霓虹字，使大厦前的喷泉和大型巴士、中型巴士、形形色色的小车，蒙上了一层绊红的、梦幻般的光泽……

    有这样一首女声独唱歌曲——夕阳映照着茨坪，黄昏已悄悄降临。甜甜的晚风哟，把我，把你，把远方的客人，带进了美丽的画屏。欢歌，笑语，湖光，山影，更有那袅袅的炊烟，片片修林，牵动着我的眼睛……

    今日的茨坪，已经成为一座风光秀丽的山城。井冈山在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境内规划范围有8个风景区，60多个风景点，自然景物景观230处。目前辟有茨坪、龙潭、黄洋界、笔架山等景区景点，其中以黄洋界云海、龙潭十八景和笔架山十里杜鹃林最负盛名。革命人文景观与自然风光景观构成浑然一体的景观体系，是井冈山风景名胜的特点。

    无论白日，还是夜晚，在两边水杉修剪极好、整条马路都投进绿荫中的茨坪中心大道上走着，空气似被滤过了一样，没有车嚣，没有扬尘，也不见人流如蚁，静静的，静得好似是夜里蹑手蹑脚而来、黎明又蹑手蹑脚离去的雾气……

    一选送的空间与时间，蒙太奇般在我们眼前转换、跳跃。我们甚至能够感到，那似水的流年，在五指间的缝隙里滔滔地滑动——来过井冈山、并且接待过以姚文元率领的中国红卫兵代表团的阿尔巴尼亚人，在欧洲那片最贫瘠的崇山峻岭之中，又建立起一个恩维尔。霍查的“麦加”圣地；走井冈山一度如走娘家的小个子越南人，刚刚赶跑了美国人，炮口、枪口还未冷下来，又一下调转头来对着北方；没有一个人的思想能够照耀全球。连社会主义，也有中国式的、朝鲜式的、匈牙利式的，缅甸式的；条条道路通向罗马。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蔚蓝色的天空之下，并不希望谁来解放他们，并为他们决定某种社会模式和生活方式；无疑还有冲突，还有流血，还有阴谋。但是有如一条大道铺筑在这之上的是克制和宽容，是寻求对话与合作。苏美日内瓦会谈，中美上海公报，南南合作，一国两制……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意识到必须相互理解，即深刻地理解自己，也同样深刻地去理解别人，包括昨天或者今天的敌手；地球已被视为一个村庄——“世界村”。中国只是“世界村”的一员。

    那曾经堆满了一个房间的红卫兵长征队旗帜呢？

    我们想找到一面，以送给将来有可能建立的“文革博物馆”，但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布料好的，做了窗帘，做了姑娘们的裙子，做了女人们的内裤；布质差的，做了拖把，做了抹布。而且都早烂了，烂成了垃圾，垃圾又化成了泥尘……

    那满山满街的语录牌、标语牌呢？

    我们不止一次地看见，在干部、群众的家里，那自己搭就的厨房、鸡厩和堆放杂物的小仓库上，有一块块油漆剥落、污迹斑斑的木板、铁板，上面尚可见“红”、“万”、“帅”“革”。“燎”等字样……

    那曾经铁桶一样罩在井冈山上、并且还罩在中国土地上的红卫兵呢？

    有人提出了“第三代人”的说法：缔造了新中国的老一辈革命家，被称为第一代人，这主要是指一批二三十年代的热血青年；追随第一代人打天下、坐天下的四五十年代的青年，被称为第二代人；在六七十年代“反修防修”的浓烈气氛下，总被革命前辈担心着会变色的青年，则被称为第三代人，即红卫兵的一代。

    这一代人里，自然有人消沉了，一旦畸形的才智、扭曲的激情、狡黠的敏感，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干脆埋葬掉才智、激情与敏感。魔鬼也好，凯撒也好，忏悔也好，委屈也好，对他们来说都已经过去，他们只求像一只精心孵蛋的老母鸡，去精心地“孵化”孩子和小日子，他们只希望自己得不到的，下一代能够得到，自己所没有的，下一代能够拥有……

    他们曾死于一个梦里，眼下，他们又活在一个梦里。

    这一代人里，还有极个别的人，由于为虎作伥、作恶多端，还在铁窗内熬着刑期。

    但是，就总体而言，第三代人正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走向民主与法制化、走向世界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承上启下的一代。

    正如《人民日报》两位记者在一篇通讯里评述的：“我们把他们这代人在今天的行动，称为第三次抉择。这一次抉择，比起他们二十年前的第一次抉择（以红卫兵身份参加造反）是自觉的、冷静的，没有被迫和狂热、盲从的成分，比起他们十年前的选择（以四五战士身份反对四人帮）更为丰富、多样。今天，他们的自我选择与社会对一代人的选择，保持着和谐与一致。”

    惟有改革。惟有开放。不会倒退的，曾经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从而认识或者感觉到中国社会和民族性的深层结构的这一代人，有着原子核爆发般的力量！

    不会挖谁的祖坟的。当他们学会了用钢铁般的牙齿咬碎痛苦、咽下委屈时，他们的胸襟也就随之拓宽了：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功业，每一代人也都有自己的过失。

    不是神，都是人。与其挑剔前辈肩头上的灰尘，不如更坚韧地拓宽今天足下的路！

    静谧中的井冈山，好似一位沉思中的哲人。

    我们也在沉思……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没有哪个地方，比得上这里，让我们的心头充溢着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

    没有哪个地方，比得上这里，让我们强烈地感到：权势可以一度蹂躏历史，意志可以一度狂想历史，偏见可以一度解释历史，但终究只有生活具有塑造历史的力量。当代正在活生生发展着、变化着的生活，是对历史最集中的评判，是对历史最有力的扬弃。

    十八

    1986年8月26日，下午四时。

    井冈山市委办公室刘、贺两位主任为我们安排了一辆“北京”吉普，现为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办公室主任的徐勉同志亲自陪同，我们想找几座当年红卫兵的坟墓看看。

    北京吉普在去桐木岭的公路上走了四华里，在工艺美术厂门口停下来。徐勉告诉我们，那个河南兰考来的女红卫兵便埋在这工厂后面的山上。厂培右侧有几间民房，一间房子门口站着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男子，当听徐勉说起我们的来意，他的目光顷刻惊讶得像压路机似地在我们身上来回滚，仿佛我们是两个刚刚降落在井冈山的外星人……

    “红卫兵墓？我一点都不知道呀，哦，当年我还在共大哩！”

    我们只好自己上山了。五分钟后，又遇到一个头戴斗笠。黑衫黑裤的老婆婆，手挽一只竹箕，箕里有些草木灰，像是到菜地里去上肥的。徐勉同志又问起红卫兵的墓，老婆婆茫茫然想了半天，“哦，是外地妹子哪，就埋在上面。”

    我们向上爬了十几分钟，看到小路边有一个坟包，徐勉凭着过去依稀的印象说：“可能就是这座。”

    走到坟头一看，墓碑上刻着死者姓方，1933年出生，1979年死亡，显然不是。

    徐勉走下山去，找了一个叫陈家亮的老俵上山带路，红卫兵大串连时，他二十六岁。

    一行四人继续往山上走，芦茅深没膝，渐齐腰，最后平了肩膀，漫过头颅，最后走到一个颇大的山包上，陈家亮也折了一根树枝，不断在手上摇，驱赶伏在草茎上的蚊蚋虫蠓，转了几圈，足足有一二十分钟，才找到一座坟，坐东朝西，面向五指峰，左边是人面峰，右边是金丝面。因为周围再无其他坟墓，而死者又是在金丝面遇难的，徐勉记得当年是就近埋葬的，他肯定地说：“不会错，就是这一座了。”

    我们走过来看，墓碑已无存，只有一堆垒起的岩块，岩块上长满厚厚一层青苔，坟包上是几株一人多高的野杜鹃。年深月久，风剥水蚀，岩石有的裂了缝，有的碎成片，坟包上好几个洞眼，隐约可见那棺木已烂成了铜锈色……

    我们各自折了一束白色和淡黄色的野花，花瓣很小，小到吹一口气，它们也颤颤抖抖的；与埋在这里的女红卫兵一样，我们也不知道它们叫什么花名。又折下一根树枝，将花束扎在了上面，然后默默地放在了坟前……

    陈家亮也默默地看着我们。良久，叹了一口气，“她已做了二十年野鬼了，亏你们还想着这妹子。是你们的亲戚吗？”

    我们无言以答。

    我们驱车赶往井冈山大厦后面的汽车公司。二十年前，这里是一条树高草深的山沟，如今一排高大的车库、一片宽阔的水泥地停车场，站在了昔日的荒凉上。

    一位姓黄的师傅带我们走到停车场最里端，指着山坡上的一间厕所说：“被飞机打死的那个男红卫兵和第一个患脑膜炎死的那个女红卫兵，都埋在这里，一个埋在厕所上面，一个埋在厕所下面。听说当时都立了木牌的，木牌不知是烂了，还是被野兽叼了，现在谁在上谁在下，已经弄不清了……”

    我们抬眼望去，一定是那两堆血肉化成的肥力所致，无论是在上面的，还是在下面的，周围都是一片几丈高的、疯长的蒿草。要想找到坟头，几乎无异于要想挤进一堵墙……

    顿时，我们心里漫起一股痛彻全身的悲枪感。

    不仅仅是为着一个古老的主题——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故往新来，生生灭灭……

    林金凤，谢新国……

    那个河南兰考的女红卫兵，那个浙江宁波的男红卫兵……

    一切在一场历史大悲剧里自以为演着正剧角色的年轻的鬼魂……

    冥河之畔，你们能平静吗？

    龙泉之下，你们在安眠吗？

    十九

    回招待所途中，我们遇到了两拨年轻人。

    一批是江西省泰和师范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十几个少男少女，在各自走向工作岗位的前夕，带着水灵灵的青春，火辣辣的友谊，也许还带有撩人的，道不明白的情愫，来到井冈山，随着一帧帧照片，留下一个个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他们都是生于1968年。我们不禁想起，如果林金凤还在，河南兰考的那个女红卫兵还在，黎莲还在，都可以当他们的妈妈了！

    “你们是来旅游的吧？在这里想起过什么没有？比如红军，还有二十年前来这里串连的红卫兵？”

    “到了小井、龙潭，自然会想起当年红军的艰辛，但不会想起红卫兵。我们也根本不知道井冈山来过红卫兵，死过红卫兵……”

    “刚才听你们说了，感到太不可理解、太恐怖了。他们真傻，真蠢，怎么就那么固执地相信呢？老实说，现在要我们相信什么，那太难了……”

    “你们这一代人真幸福。”

    “那当然。红卫兵为了些云里雾里的东西，毁了别人的生活，也毁了自己的生活。我们这代人决不会这样，在学校好好学习，走上社会就好好工作，好好生活，既对得起别人，也要不亏了自己：旅游，照相，跳舞……”

    “我曾想过来一次唐山式的地震，或发一次滔天的洪峰，自己可以断条胳膊折条腿，但千万不要死，也许有了一次这样的经历，人生会丰富些，有意思些。”

    “这样说，你们似乎又有些不满足？”

    “我看这个问题要这样理解，不是个人满不满足的问题，我们从小没有温饱、衣食的忧愁，现在对一个中专毕业生能挣多少钱也不关心，主要的是我们对党风的不正很厌恶。有些干部为什么这样虚伪，明明是老爷，却硬要说成是公仆，明明是当官就得利，非得说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真想为改变这个现状做些什么，可又觉得自己无能为力……”

    “算了，别忧国忧民了。还是祝愿自己到工作单位后能遇上个好领导吧，否则这辈子够你呛的！”

    另一批是两男两女。女的是大学生，江西大学新闻系的田海宏和江西财经学院经济系的朱永红，分别生于1965年、1966年。男的是江西新余发电厂的工人吴光辉、刘健，分别生于1963年、1965年。

    我们问他们：“听说过百万红卫兵到井冈山串连的事吗？”

    朱永红：“听说过。”

    刘健：“还听说死了几百红卫兵哩……”

    田海宏：“茨坪现在挺安静，来的人很少，红卫兵大串连成了一个遥远的梦似的。如果导游图上标出了哪里有红卫兵墓。我是会去看的……”

    吴光辉：“我们都想去看。”

    “为什么想去看呢？”

    田海宏：“应该了解历史，尊重历史。再说，我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卫兵是以青春和热血，为我们这一代人开辟了道路。没有他们卷人那场悲剧中去，今天我们就不可能安安静静地读书，本科还未读完，就在准备考硕士研究生，还会一样的今天揪这个，明天斗那个，不是学农，就是学工……”

    朱永红：“我们的老师里就有当年的红卫兵，我们学生与他们特别容易亲近和理解。从他们的眼神和举动中，可以看到一种内在的、沉稳的力量，他们远比我们这一代人要成熟……”

    林金凤、谢新国……那个河南兰考的女红卫兵，那个浙江宁波的男红卫兵……

    一切在一场历史大悲剧里自以为演着正剧角色的年轻的鬼魂……

    冥河之畔，你们可以平静。

    九泉之下，你们应该安眠。

    所有活着的我们的同代人，卸下身上的重负。轻身捷步，登上高处吧——

    不管岁月风烟还会织出多少历史的大深奥，当代越来越清醒起来的生活将会渐渐破释这些深奥，其中有一条会是——曾经摇撼了整个中国与世界的红卫兵，不是英雄，也不是恶魔。只是在特定历史环境、思潮推动下，一跃而过早登上政治舞台的普通人。

    不管后来者将以怎样的目光和心情阅读我们祖国历史上的这一页，最重要的是——他们决不会像我们曾经生活过的那样去生活。

    他们将探索、将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生活。

    而这种生活，正是有着狮鬃般大胡子的卡尔。马克思所倡导的——“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引自《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

    1986年夏采写于井冈山——北京

    （与胡平合作）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