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井冈山上，造反的第一颗火种，是东北农学院的红卫兵们带来的。

    9月的一天，井冈山大厦前，十几个红卫兵与几十倍于此数的、有组织或非组织的干部、群众，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的辩论。

    一方的观点是“炮打司令部！炮打井冈山管理局党委！”

    另一方的观点是“井冈山人不做阿斗！井冈山的运动无需外界插手！”

    一边是叱咤神州大地、拥有金牌的“天兵天将”，一边是从里红到外、革命圣地的居民；一边正为毛泽东同志当今的理论而摇唇鼓舌，一边曾为毛泽东同志过去的理论而浴血奋战。在精神上都拥有金字塔般厚重的优势，在语录本里都能找到锐不可当的武器，谁能压倒谁呢？

    许是井冈山人酷爱吃辣椒，火气大了点，“吃共产党的饭，穿共产党的衣，进共产党的学堂，倒跑到井冈山上来反共产党了！”气愤情急之余，有人动手了，红卫兵们揪住几个刚还手，周围陡然一片推推操揉，说是劝架，推操之中明拳暗脚，密如流雨，防不胜防……红卫兵们一个个跌跌撞撞，抱头鼠窜。莫要说蔓延火势，连这第一颗火种也熄灭了，接待站拒绝再留宿，当晚，他们一行人只得蹈蹈下了山。

    11月，东北农学院的红卫兵再度上山。

    这回情况不一样了，已经传遍全国城乡、几乎老少皆知的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计，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几乎就像是专为井冈山写的；曾经众志成城、“我自岿然不动”的井冈山，也如雨后疯长野蘑菇的森林，纷纷钻出造反派组织，充当报信的耳目、谋划的高参……

    在罗浮，首次揪斗了山上的一批领导干部。你们不是有从里红到外的本钱吗？

    我们则有一颗顷刻间叫你们人仰马翻的“核弹头”。这是一张照片：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万人批斗大会上，彭罗陆杨被迫跪在台前，每个人后面站着三个怒眉冷眼的红卫兵，或抓手，或揪头，或用枪顶着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的脊梁。

    到茨坪，红卫兵直奔公安局。你们不是打电报去学院调查我们的成份、表现吗？

    现在必须把一切黑材料给我们交出来！秘书科长不在局里，抡起斧头，一下把材料柜、办公桌砸了，木屑纷飞，公文遍地，满室咣当，帽上的国徽蒙尘，腰间的手枪无语……堂堂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竟第一次无力保卫自己。

    火苗腾空，火势蔓延，火焰僻啪有声……

    满山刷开了墨迹淋漓、触目惊心的大标语：“打倒刘邓陶！打倒袁孙段！”

    刘少奇同志的一个女儿化名刘红，到了井冈山。她的安全绝对不成问题，来前，省委组织部曾打来电话，要求保密和接待周到；来后，她和同行的六名中央首长子女，一起被安排住在管理局三楼两个僻静的房间，伙食也是单独开的。然而，她只住了两个晚上，就独自一人悄悄下山了……

    井冈山管理局党委书记袁林同志、管理局局长孙景玉同志、管理局党委副书记段奇逵同志等山上主要负责干部，整日里被赶羊一般，轮流赶到山上毛泽东同志的各处旧居前请罪。因为旧居里均没悬挂毛主席的像，他们的罪名是“心中没有红太阳”。

    博物馆前，一群北京来的红卫兵揪斗袁林——

    “长征时，你在哪个军团？”

    “红三军团。”

    “红三军团是谁领导的？”

    “彭德怀。”

    “你说说，你和彭德怀有什么黑关系？”

    “没啥子黑关系，只有上下级工作关系。”

    “不老实！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党委会讨论修改博物馆讲解词时，你说：彭德怀归彭德怀，红五军归红五军，结果陈列方案基本未动。你要不是彭德怀的孝子贤孙，你会这样卖力宣扬红五军？”

    “到今天，我还是这样认识：彭德怀有错误，不等于红五军就有错误……”

    “什么，彭德怀犯错误？他是野心家、阴谋家、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是犯罪，罄竹难书！罪恶滔天！”

    几记耳光，一阵脚踢，打得袁林天族地转，眼冒金星，嘴角滴血，一趔趄，他栽倒在地上。一个红卫兵揪住他的头发，要他挺直腰，跪好。

    响起一串暴风雨般的口号声：“打倒彭德怀的孝子贤孙袁林！”“谁敢为彭德怀翻案，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

    博物馆里，红卫兵们在第一展厅的八一起义部分，涂写了“朱德是大军阀”、“贺龙是大土匪”、“陈毅是老机、老右”等字句，三展厅的一幅朱毛两支部队会师、成立红四军的巨型油画上，在朱德的腿上打叉；在第四展厅红五军坚持井冈山的斗争部分，张贴了“这是为大野心家、阴谋家彭德怀歌功颂德！”的标语；在五大哨口的布景箱前，红卫兵们慷慨陈辞：“这在宣扬地形险要的唯条件论，没有宣传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和人的因素第一。”在几排起装饰作用的松柏木雕图案上，红卫兵们火眼金睛一看，发现十二根叶针组成一圈，无疑是国民党党徽，当即撬了下来，并作为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追查谁是设计者和设计者的家庭成份……

    大字报云涌而来。墙上贴不下了，往版面上贴，版面上也满了，就用一根根绳子悬挂在各个展厅里，飘飘扬扬，犹如悼场白幡，曲曲折折，好似苏州园林。所有的大字报都在声讨：博物馆没有突出毛主席，没有突出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巨大丰功伟绩，突出的却是一条又粗又黑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红卫兵们一致采取“革命行动”——馆上朱德题书的“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的横匾被倒了过来，并覆之以“批判馆”三个斗大的字。

    1967年1月8日，红卫兵们正式封闭了博物馆。

    尽管红卫兵们“以蓝天作纸，以大海当墨，也写不尽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巨大丰功伟绩”，他们却还是创造出一条口号来概括这一丰功伟绩——井冈山道路通天下，毛泽东思想照全球。

    不久，它的每一个字，浇之以四五公斤的红漆，施之以一丈余见方的面积，赫然矗立在井冈山的主峰之上……

    五

    整个8月是红卫兵的天下。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走出学校，涌上街头，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破四旧”运动。

    在北京，红卫兵“破四旧”的“战绩”有：枪支268支，子弹11056发，黄金103131两，白银345212两，现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此外更改了数不清的旧街名、旧牌号……

    枪支弹药也许可以算是某种战绩，但抄家来的黄金、现钞等物，无疑是借“革命”的名义对人民财产的非法掠夺。

    使红卫兵的形象在世界的眼里变得狰狞起来的，还有对人权、人格的粗暴躁购——23日下午，三点半，燥热，憋闷。一队腰扎皮带的女红卫兵，高唱《造反有理》歌，冲进了北京市文联、文化局大院。先闯入编辑部，把稿子、刊物撕碎；

    又冲进文联会议室，一边嘴里嚷：“养尊处优”、“精神贵族”、“裴多菲俱乐部”，一边手里的剪刀挨个把一张张皮沙发戳上些大窟窿……紧接着，她们从文联、文化局两个门往外驱赶“牛鬼蛇神”，大院里，四十几个人站成一圈，在四十度的高温下，老“牛”们一个个颈吊黑牌，弯腰九十度。二十几个女红卫兵则站在大圈外，手挥皮带往老“牛”们的脊背上骤雨般地抽打，一下，五下，十下……身上随皮带晃动、遮去了一切曲线的旧军装，灼热似两颗烧红了的煤核的眼睛，被仇恨扭曲的脸部，阴沉，麻木，像被雷电击中的枯木，因为竭尽全力而又力不可支，引起的淋淋喘气和眉梢处的阵阵悸动……一切青春的想力，混灭了！一切女性的特征，剥落了！活脱脱变成一台以皮带绞肉的机器。

    当打到二十几下时，也站在圈里的老舍，皮开肉绽了，鲜血淋漓了，两腿麦秸秆一样在那里摇颤。他的眼镜早打飞了，他分不清站在圈外的是人，还是兽；分不清脊背上流的是血还是汗；他更分不清自己是在热爱了一辈子、也写了一辈子的北京城，还是在油锅滚滚、鬼影幢幢的炼狱……

    下午四点半，老“牛”们被红卫兵押解到国子监街孔庙。那里已经堆满小山似的京剧行头——刀枪剑朝，蟒袍罗衫。红卫兵们手持舞台用的木刀，勒令他们将这堆行头一趟趟搬去院中间。行头点着火后，红卫兵又要他们在浓烟中跪成一圈，并用木刀往他们的脑袋上砍去。突然，不知哪个红卫兵喊了一声：“这老东西流血了，头破了，真他妈的太嫩！”被称为“老东西”的，正是老舍，鲜血从他的头顶上，一串串沁出，顺着额头，顺着脸颊，又流进脖子里……

    老舍没有去揩。过去，他用高度完美的语言，编织了那么多美好的愿望；今天，他以一片凝固的鲜血，为这些愿望赶织了一块红色的尸布。

    他死了，25日下午，发现他死于太平湖。有人看见，老舍从24日早晨起，就坐在太平湖西岸边，直至下午，身子像是一尊雕塑，眼睛里溢出一股奇特、梦幻般的光。也许先生是在和叠影于湖面上的屈原、田横五百壮士对话；也许先生的心，随着《四世同堂》里被迫穿上白布红字坎肩的祁天佑，在古城蠕蠕游街，尔后，一直跟着他走进了护城河……

    1966年8月的这一场“破四旧”的“红色恐怖”，使远在太平洋彼岸的联合国也震惊了！

    24日这一天，几十万红卫兵在苏联驻华使馆附近示威，“打倒苏修厂打倒勃列日涅夫”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荡九霄，并将大使馆所在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

    几乎在同一时间，溃堤般的红卫兵冲进了教堂，在“中央文革”和公安机关的支持下，驱逐了八名罗马修女……

    联合国讲坛上，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惊惶万状地感叹：“那种在红卫兵们超乎常情、难以理解的制造惊慌和恐惧的活动中发泄的憎恨外国人的情绪，以及中国官方助长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和颠覆的政策和教条，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动乱。最扰乱人心的现象之一了。”

    六

    似乎这是旁枝野蔓的一节。

    不。

    要了解红卫兵吗？你还得了解站在红卫兵后面的那些有模有样的大人物。

    要看红卫兵的悲剧吗？你不妨先看看那些大人物演出的一幕幕“喜剧”红卫兵动机与效果的分裂，大人物动机与效果的一致，由此可见一斑——

    在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的亲自主持下，由福州。长沙、南昌、洛阳等地的军事院校的党史教员们搞出了井冈山博物馆新的陈列方案。

    根据程世清的指示：“位置不能一个个去摆，不能平分秋色，历史得为现实服务。”在新方案里，“井冈山革命斗争博物馆”更名为“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陈列的指导思想是“三突出”，即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毛主席，突出林副统帅；陈列的内容由过去的以历史为线索，改为以专题来组合：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贯穿其中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对程世清此人的“魄力”，江西人民的印象是异常深刻的，深刻到如同刀尖戳在心上的伤痕，至今难以抹去。这回，他又充分显示了他的“魄力”，要钱批钱，要人给人，从北京、南昌等城市请来了几十个画家和美工人员，从浙江东阳调来了一批曾为人民大会堂施工的雕刻工、石工、泥工，木工也是本省手艺最佳的，计一百多人，于1968年元旦刚过，齐集井冈山。他要求：“忠不忠，看行动”，“劲往忠字上使，汗往忠字上流”，一月施工，四月必须开展。

    青铜般凝重的历史，轰然一声推倒在地，顷刻间，如一头瘦得只剩一身壳的、跪伏的病牛，任人宰割——

    八七会议的转折意义不提了；

    南昌起义的巨大功勋抹煞了；

    有关红五军的内容全部撤销了……

    1929年1月红四军的一张关于向赣南闽西进军的布告上，落款处署有“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如何处理掉“军长朱德”这四个字，被列为几个重大疑难问题之一，提交纪念馆领导小组会上商议。有人提出将这四个字折掉，然后翻拍成照片展出，因过于露骨未被采纳；有人建议用香火烧去，只要动作徐缓、细致，烧出来的小洞，颇像被虫子蛀出来的。此建议立即引起与会者的兴趣，有人补充，如果布告的四沿再烧去一些，可以分散某些观众的过分好奇，造成一种整张布告未被保存好的真实感……领导小组决定采用此种“技术处理”后，向程世清汇报，他当即表态：“这样处理好！”

    朱德同志的扁担。井冈山时期，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身为军长的朱德，也常常和红军战士们一起从宁冈挑粮上山。战士们见他军务繁忙，不要他挑粮，两次拿走他的扁担，他就在第三根扁担上写上“朱德记”三个字，示意不准战士们再拿走。这是一个建国后便写进了小学课本、镌刻在一代代孩子们心中的故事。然而，这样一条扁担，也被进行了“技术处理”，作为实物，它被撤走了，在一幅油画里，却成为另一个人手上的道具——黄洋界的那棵槲树下，挑粮在此小憩的毛委员、林彪，与随行的军民们热汗洒云天，谈笑落寰宇。由此，“林彪偷走了朱老总的扁担”，这又成了一个当今几乎全国老少皆知的笑谈。

    油画《井冈会师》。远景是青葱的峰峦，欢腾的河水，盛开的杜鹃，悠悠的白云。两支部队在拥抱，欢呼……近景是一面闪动阳光的红四军军旗下，走着一身蓝布军装、风华正茂的毛泽东，稍后是眉清目秀、神情谦恭的林彪。据说，一次中央军委常委在京西宾馆开碰头会，会前，江青送来几张这幅刚刚印制好的油画，说是代表“中央文革”送的。老帅们坐在各自的椅子上看着，像看一幅华君武或是丁聪的漫画，一个个不约而同地笑出声来……陈毅则突然站了起来，将画往地板上一掼，“这算啥子井冈山会师（口伐）？分明是红卫兵会师嘛！”江青气得扭头就走。井冈山群众中也悄悄传说，说是朱老总逝世前几年，被迫赋闲，憋闷不过，又战地重游，再度上了井冈山。看了这幅《井冈会师》图，拿起手中的拐杖，戳向林彪的脑袋，愤愤然说：“这小子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哟？”

    1969年9月，林彪偕同叶群、吴法宪、林立果等人来到井冈山。在费去半个小时参观完纪念馆后，林彪对程世清说：“这个馆里的陈列是全国第一流的。”

    叶群则忙不迭地把她那软得像一团白面的嫩手，伸向在场的纪念馆工作人员：“同志们，我代表林副主席感谢你们！”

    历史被权力的粗暴蹂躏，有时还不如妓女。妓女起码有呻吟的权利，而这里，即使是一批精通党史、军史的专家、学者，开馆前来协助审查，也保持了铅块般的缄默……

    只有几个外国人在这里说了几句真话，其中一位是锡兰共产党总书记桑穆加达桑。纪念馆最后一部分的通栏标题是“井冈山道路通天下，毛泽东思想照全球”，版面上大都是新华社发的照片，内容为亚、非、拉各国人民如饥似渴地学习“毛选”。

    当看到了一张说明词为“锡兰人民成立了若干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的照片时，桑穆加达桑指着照片上正一起读“毛选”的那三个人说：“他们都是锡兰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你们怎么说是在锡兰国内拍的？”

    1968年冬天，程世清又下令炸掉罗浮棋罗坳的牌楼，上面有朱德同志1962年3月上井冈山时的题词：“天下第一山”。炸毁的还有“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这十一个字，也是1965年春天派人专程去北京请朱德同志题写的。

    与此同时，程世清发动山上、山下的干部、群众进行献忠劳动。在林彪上山前的八个月里，整个井冈山成了一块汗雨飞空的大工地，开山声，引擎声，搅拌机声，敲石子声，不绝于耳，乃至通宵达旦……黄洋界上立起了高达二十余米的火炬亭，亭顶有一个耗资一万多元的大火炬，外壳是红色有机玻璃，内以钢片支撑，下面是一个六角亭。南山山头也被削平了，修整为有几个篮球场面积大的航船形状，船头位置，准备建一座毛泽东与林彪并肩屹立的巨型雕塑（此计划后作罢），以寓意“大海航行靠舵手”；四角，建了四个火炬亭，周围的栏杆花纹也由无数的小火炬组成。

    火炬熊熊啊，从黄洋界、南山的火炬亭，到纪念馆大门两边的火炬灯……井冈山上，火炬蜿蜒如一条腾挪的长龙，气势似一片红色的森林！

    井冈山的火炬——“马克思主义第三个里程碑”的标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象征。

    1966年至1975年，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形形色色的马列主义组织的代表，登临过火炬照耀下的井冈山。

    有的横跨千山万水：刚果、阿曼、乌干达、南非、津巴布韦、海地、多米尼加、危地马拉、厄瓜多尔、秘鲁、哥伦比亚、玻利维亚，还有小到在世界地图上用放大镜也难以找到的瓜得普罗、厄里特尼亚；有的历经千难万险，挨饥、受冻、迷路、追捕、人狱、流放，甚至同伴中有人舍去了生命……他们以朝圣般的心情，在这片东方的麦加，孜孜不倦，学习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从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到战略战术；从《土地法》到《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来得最多的是小个子、皮肤黎黑的越南人。政府或民间的各种代表团、外交官、留学生，仅上海复旦大学的留学生，一批就来了202人。尤其是军队系统的来得更勤，上至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下至连级干部，井冈山几乎成了他们的兵营。因为有着胡志明主席所吟诵的“同志加兄弟”的情谊，因为毛泽东主席曾庄严地宣布：“中国始终是越南人民反美救国斗争的大后方”，房子当时十分有限的井冈山，让越南人每人至少住一个单间；并不富裕的江西省勒紧裤腰带，让越南人一天吃三元钱的伙食。

    我方陪同人员的伙食费一天只有八角。而井冈山所在的吉安地区，直到1983年，还有一多半的人口，温饱问题没有解决，人年平均收入在一百二十元以下……

    七

    一颗核桃，在一柄铁铆头的猛烈敲击下，破碎了！

    基本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四面屏障的地理位置，再加上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青史上已经享有的不朽光荣，井冈山的氛围是恬淡的，好像夕阳西沉时分茨坪上空一缕淡蓝色的袅袅炊烟；生活节奏也是缓慢的，缓慢到你在茨坪街上很难看到一个甩着流星步、或是跑步的人，你分不清哪是悠闲的游客，哪是本地的居民；无论生产，还是工作，都是有条不紊的，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与同样简单、重复的智力劳动。如果说前者还能有些低微的经济效益，那么后者，干多了不会嫌多，干少了也不会嫌少。没有谁等着这里造原子弹、银河式大型电子计算机，或是打出一口高产油井来，中国的报纸，历来几乎只从政治的角度，给井冈山留出版面……

    一夜之间，井冈山的肩头，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一道，承受了当时中国最沉重的负荷。

    一夜之间，所有的机关，所有的学校，所有的商店，所有的家庭，有了压倒一切的任务。

    山上的中枢机构是红卫兵接待办公室，下设宣传组、秘书组、生活组、保卫组。

    仅生活组，就配备五十余名干部。接待办公室下辖十七个接待站，在茨坪就有七个。

    沟边、拿山、厦坪、石狮口、罗浮、桐木岭、朱沙冲、黄拗、大井等处也分别设有接待站。大部分接待站，由井冈山附近的吉安、泰和、莲花、宁冈、遂川、安福、永新、永丰等县负责，每一个接待站由一个县来一套人马，从管理干部，到工作人员、炊事人员，从搭棚到购置锅盆碗盏，全包了，所需经费和粮食，则由接待办公室拨付。仅十七个接待站的炊事员，加起来就近千名。

    谈不上口味，也难见荤腥。红卫兵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控制在三角钱以下。想想当年红军战士每天的伙食费只有五分钱，月底还留有尾子打牙祭，红卫兵们吃得津津有味……舌头的运动速度，早超过了蔬菜生长的速度，即使是白菜、南瓜。茄子这类大路菜，也难保证每天有供应，经常吃的是煮萝卜，炒萝卜，大米饭则尽管饱。山上虽然仓库有限，却在露天储备了一百万斤大米，二百万斤黄豆，消耗起来也惊人，常常一天得有八九万斤米下锅。红卫兵们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吃，急性子的人，再加上肚子里嗷嗷叫，饭欲熟未熟，便一桶、一桶地抬了出来，一揭盖，一窝人都埋进了雾气里……全山，像摆开了一张巨大的流水席。井冈山串联最高潮时，连饭也来不及煮了，使每个红卫兵抓上一把米，效仿起当年的红军战士砍下毛竹，锯成竹筒烧饭，满山炊烟袅袅，满山篝火熊熊。

    大厦和招待所住满了，办公室和教室住满了，不几天，茨坪的老俵家里也住满了，晚来的红卫兵，能挤进走廊的就算幸运。有的，只能找爿屋檐，或是寻来一堆柴草，点起一蓬篝火，在山上迷迷糊糊地坐上几个夜晚……这景况逼得接待办公室下了决心，在茨坪中心，被众多建筑物环绕的近百亩水田里，除去西边的半块，组织群众放干水，在上面搭好架子，架子上又搭棚子，油毡覆顶，竹蔑为壁，下面铺上一层稻草。完工后，又见缝插针，马路边凡有空地的地方，都搭起了这样的棚子，逢月色如霜的夜晚，衬着四面笔架峰、五指峰、人面峰黑魆魆的剪影，高高低低、近近远远的棚子影影绰绰，缀之以点点簧火（那是红卫兵们在烤衣服，或是围着篝火在开什么会），间之以呼呼松涛，颇有“秦时明月汉时关”的韵味，让人遥想起古战场上安营扎寨的千军万马……

    缺乏诗意的是山上数不清的永久性和暂时性、露天和非露天的厕所、便池。

    每天，都有老俵和红卫兵在打扫、清理。仅温州一批来的四十几个红卫兵，就主动留下来干了一个多月。

    每天，拉粮、拉菜的汽车与运粪的拖拉机，都在盘山道上交会而过……

    一切都像转入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各个接待站里都好似十月革命前夜的斯摩尔尼宫——

    大量的工作人员，每天压路机一般，数十次地走过山上的大路、小径，将刚到的红卫兵引去各个住宿点。常常早饭十点钟吃，午饭下午二三点钟吃，而晚饭，则要拖到所有的红卫兵都进入梦境之后……

    电话铃响不断。十有八九，那是哪路红卫兵来要房子设立联络站的。棚子里没有桌子，没有椅子，只有一溜到底的统铺，你不给他们吗，他们确实有困难，而且搞不好，他们当即就会来一伙人，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批斗你；你给他们吗，要抽出一间房子，又真差不多难似要抽出自己身上的一根肋骨。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不见经传的组织是决不会给的，给房子的一定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这样全国叫得响的组织，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后盾去对付前者的纠缠。

    来人更是不断。十有八九，那是来批条子借钱、借物的。有过这样的镜头：一个二十一二岁、身架发育得好似运动员的红卫兵，走进生活组，接待他的是副组长徐勉同志。

    “我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叫高歌东。我们司令部组织了四个方面军上井冈山，我是先头部队第三方面军的，路上坐车带走，跑了十几天，一路印传单、买语录片送群众，很多同学现在连买牙膏的钱都没了，得向你们借点钱……”

    “借多少？”

    “一人两元吧？”

    “那好。你们有多少人？”

    “三百三十二个人。”

    徐勉的心，好像是一杆天平，好感刚刚还在高歌东那边——他看出这个小伙子说出每人借两元钱时，口气还有些迟疑，似乎这数目太多了。其实接待站定下的幅度是，一般的困难，每人可借个三元、五元；有特殊困难的可借至十五元、二十元——顷刻间，怀疑与紧张，就落到了自己这边。三百三十二个人，六百六十四元，这可是一笔巨款，自己手中的笔还未划出去这么大的数字。此人莫非是个骗子？

    “你等等，让我们研究一下……”

    话刚完，电话铃响了，徐勉拿起话筒，小伙子将压簧一按：“对不起，你得先解决我这个问题再说！”

    高歌东的目光，随他的口气一下强硬起来。

    “你有介绍信吗？”

    “没有专门借钱的介绍信。可我带了公章，现在可以给你写。”

    他顾不得注意徐勉的愕然，一下揭起自己的军装下摆，露出腰带上系着的一串章子，总有七八个。他解下其中一个最大的、有茶杯盖般大的章子，接着，从徐勉桌上拿过一张纸，刷刷地写了一张借条，“啪”的一声，在纸上盖上了章子。

    那赫然映目的鲜红印戳，并没有打消徐勉的怀疑。看着对方熟练、敏捷的动作，他心想，这小子一路上一定不知道写过多少张借条、盖过多少回章子了……他竭力想抓到对方的疑点，他知道只要抓住了一点，这满屋子正等着批条子的红卫兵，顿时就会叫你高歌东（他想过，这名字大概也是捡来的）好看！

    “你有学生证吗？”

    对方坦然地掏出了学生证。“哦，你是不相信我们首都三司？那好，你就记下我的系、班级和学号，借条也以我的名义写。回北京后，我负责还你们！”

    徐勉头一次批出了一笔巨款……

    高歌东刚走，他给一个接待站打了电话。“第三方面军”，共三百三十二人真住在那里。一个多月以后，生活组收到了一笔六百六十四元的汇款。

    偶尔，接待站也有这样的镜头：一张借条，连同一个红卫兵证，一道送到经办人手里。

    经办人一看，借条上的名字是“邹国华”，本来往登记簿上照抄下名字就是，经办人偏偏是个十分好学的同志，“邹”字她不认识，不便直问此字，她佯作没有细看借条的模样，问了句：“你叫什么名字？”

    对方手指借条上的名字处：“我就叫这个。”

    经办人偏偏又是个十分认真的同志，再追了一句：“你说呀，你叫什么？”

    对方还是说：“我……就叫……这个。”

    她疑心了，天下哪有讲不出自个儿名字的人？她顾不得自己的面子了，指着借条上的那个“邹”字，“告诉你，我小学只读了四年，不认识这个字，你得念出这个字来！”

    对方的脸转成猪肝色，木讷讷地似要说什么，突然急转身，欲拔脚跑掉，被身后的一位红卫兵一把揪住。原来此人是安徽某农中的学生，昨天已用自己的学生证借过一次钱，今天又想用拣到的“邹国华”的红卫兵证再“借”一次钱。一路上，他这样干了多次，没想到到了井冈山，竟一跟头栽在这个他也不认识的“邹”字上……

    存放物品的仓库前，更是人头攒动，汗气蒸腾……

    从广州来的红卫兵，身上穿着两件单衣，脚上是塑料凉鞋，白天还能挺住，可一早一晚，一个个冷得瑟瑟缩缩，急需要借绒衣、绒裤；从山东聊城来的红卫兵，在家里一年只洗两个澡，没有出门带肥皂的习惯，走到井冈山，人像是刚从腌菜缸里钻出来，身上的汗垢，一条条搓下来几乎有筷子粗。

    每人借了三元钱，头一件要买的东西就是肥皂；

    从湖南醴陵来的红卫兵，走到了井冈山，还要走去红色故都瑞金。一路上没少淋绵绵秋雨，他们想来借几件雨衣，没有雨衣，能借上一块尼龙布也成……

    自红卫兵开始来井冈山大串连后，江西省商业部门便绕过吉安地区，直接向井冈山投货。无论是一般商品，还是紧俏商品，只要省里有，就一定给，而且是无偿的。为了这场已经闹腾了近半年、而且还不知道要闹腾多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井冈山竭尽自己的人力，而江西省则竭尽自己的有限财力……

    似打了一针肾上腺素，有过初期的亢奋。紧接着，井冈山人的脸上，亢奋渐渐剥落了，而代之以急切，代之以困惑，代之以憔悴！

    宣传组的头头跑了，秘书组的头头跑了，保卫组的头头跑了，或是揭竿造反，或是也干脆出去串连，出去周游“列国”……

    不能跑的，是管理局的几个负责人。他们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度过红卫兵大串连那段日子的——山上的造反派来找，串连的红卫兵也来找；不接待是“对抗革命”，接待多了是“破坏生产”；批斗会得准时参加，散了会摘下高帽还得工作！

    不开会各个环节协调不了，一开会则说是“走资派在策划阴谋”……因此，他们常碰头的地点是气象台、医院手术室。如同爬上了蜘蛛网的虫子，他们明知越走缠得越紧，可只有走下去。他们设想过，如果自己丢下井冈山跑掉，如果接待系统一旦全部瘫痪，那么在偌大一个中国，他们将找不到一寸立足之地……

    像一颗内部已经发生金属疲劳、却仍忠贞地铆在机器上的铆钉，生活组副组长徐勉同志也没有跑。没有谁比他更清楚，如果生活组的摊子也散了，虽说棚子搭起来了，粮食也有十几天的储备，一时还冻不着、饿不着红卫兵，可山上十几万人拉下的大便，有一天不及时组织拉下去，就足以臭倒井冈山！

    1966年11月的井冈山，被方兴未艾的红卫兵大串连给摇撼了……

    八

    此时，中国的红卫兵运动也方兴未艾。

    仅用革命导师的号召和发动，一代青少年的理想主义和现代迷信，来解释这一运动，是浅薄的、不完全的。

    无疑，没有毛泽东主席，就不会有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任何历史的活动，都不是个人的活动。这正如同中国有一块广博的土地，不仅仅只是为数几个人的舞台。如果说，某种激进思想，一开始只存在于紫禁城那间堆满古色古香线装书的书房，那为什么它能如此迅猛地辐射到远离紫禁城、并对最高层政治舞台上愈来愈激烈的权力较量一无所知的亿万青少年中去呢？

    现代迷信的本质是专制。专制的基础是农民平均主义，是“传统的村社精神”。

    而“文化大革命”不但发动于像北京、上海这样国内最现代化的城市，而且它的一幕幕波澜云诡的高潮，也在这些城市上演。越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越是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密集的单位，对“文化大革命”的响应，也越是强烈。这不禁令人回想起欧洲早期的革命运动，激进派以清教徒形式出现的狂热而又系统的政治运动，特别盛行于“无主的自由人”中，这些“无主的自由人”，并不是穷苦人，而多半是商人和绅士阶级……

    要理解红卫兵运动，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角度——它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社会诸种矛盾激化的产物。

    自1957年以来，一个接一个有如车水马龙的运动，频繁地制造了一批又一批决非是“百分之五”的“百分之五”，同时也就制造了一批又一批几乎从一生下地就蒙受歧视的孩子。他们从懂事起、就隐隐约约觉得社会在他们的脸上刻下了两个无形的红字——“贱民”。

    他们大都崇尚知识的力量，却不得不持久地、默默地反省自身，以证明自己“脱胎换骨”。

    他们内心鄙视某些干部子弟，却不得不整日凑起谦卑的笑容，以证明自己“靠拢组织”。

    从《中国青年报》上的通栏标题——“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对待一切，分析一切”，到毛主席写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他们总感到风声鹤唳。

    从学校组织吃忆苦饭到听老工人、老贫农诉血泪仇……他们总有芒刺在背。

    压抑感与不安全感，将他们的灵魂绞成麻花，把他们的言行捆成粽子……

    无数严峻的事实在提醒他们，“有成份论”是铁打的，铜铸的，而“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不过是沙上的塔，纸糊的墙。因此，他们最大的安慰是听说了毛主席出身于富农，周总理也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

    他们最大的痛苦是被要求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那是一种分裂了的双重人格，一边得像狼崽一样撕咬出父母心头的血泪；一边又得像羊羔一样依靠着长辈的养活……

    在共和国的宪法上，他们和其他公民一样，都是站着的人，但在现实社会里，他们却是跪着的人。

    在形形色色“百分之五”的子弟与革干、革军子弟之间的，是大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职员子弟。知识分子。职员子弟就不必说了，就是工人、农民子弟，除了不多的出身于纯血统的无产者以外，也有着较复杂的社会关系：或是父亲是下中农，祖父却是地主；或是叔叔是共产党员，大伯却逃去了台湾……旷日持久、愈演愈烈的运动，同样在他们心灵里投下或重或轻的阴影。

    他们是经不住摔的豆腐干，可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他们总还是块看上去洁白的豆腐。他们不用低着头走路，夹紧尾巴做人，有了远比前一部分人多得多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需求与现实，常常发生矛盾——

    简陋、拥塞的斗室。干了一辈子建筑工的父亲，干到背驼腰弯了，还得不到两间新房……

    粗糙、乏味的饭食。为别人端了几十年碟子的母亲，临到退休了，还未带过孩子们去下过一趟馆子……

    从大哥鬓角早生的银丝里，看到了那间坐着一个沉重躯体和同样沉重的档案柜的办公室，诚实、热情与才智，要走出这间办公室，犹如一条鱼要游过一堵墙……

    从大姐跑回娘家的失声痛哭里，听到了那个铺着地毯，摆有景泰蓝花瓶的客厅里一声声泼水般的呵责，犹如荣宁二府里，皇亲国戚们在使唤丫鬟……

    不是人家有的，大家都有。不是付出了心血与汗水的，都有结果。有时，种豆的，不收豆，未栽花的，却有花。

    不是共和国宪法上写明了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就真正享有主人的权利。常常主人的头上还有一批颐指气使的“公仆”。

    他们，和他们的父辈一起，对当时党和国家内在机制上的严重缺陷和少数人的“特权”深恶痛绝！

    他们在理论上对“人”字也许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在集体无意识层次，他们却要求做个完全意义上的人！

    中国的国粹之一，就是无论历史上演悲剧，还是演喜剧，都能找到某种优越感，甚至连阿Q也有优越感。尽管这后一部分人与前一部分人，在感情上有某种相联系的东西，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们与前一部分人保持了一定距离。

    红卫兵的诞生，打破了这一距离。红卫兵习惯性地沿用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做法——划分政治标签，“黑五类”，“黑七类”，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划出了“黑九类”，并将这种做法，推到极端荒谬的境地，而且还有了血腥气，这无异在为丛驱雀，为渊驱鱼……

    红卫兵们也将自身推至一个“红司令”难以容忍的境地。毛泽东主席是为了击败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才自下而上地发动这场“革命”的，可是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上不断涨潮的政治热情，在“破四旧”里、横扫“牛鬼蛇神”中酣畅地挥洒到顶点之后，很快就像沙漠里的水一样消失了……他们曾相信二月兵变，“畅观楼事件”，曾有亡党亡国可能性大大逼近的严峻感。但是一旦超出了“百分之五”，而且“资产阶级司令部”竟像一个无边的魔袋，能把他们的父辈都给装进去，于是无论就感情，还是就理智，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自己的父辈；无论是因为习惯性的政治敏感，还是因为眼前家庭沉重的氛围，他们也没有理由不去注意林彪、江青等一批政治新贵身上被时髦理论遮住的究竟是一块怎样的纹章……他们大多成了“保爹、保妈”派，加上全国相当一部分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的人们，有着既得利益的人们所组成的“保守派”，使本来轰隆隆开始转动的“文化大革命”的车轮，突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于是，毛泽东主席打了一张牌。

    他愤怒地斥责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撤去了工作组，号召为被这条路线迫害的群众平反。在《十六条》中，他明确主持制定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人民群众在这场“革命”中必须享有的权利——毛泽东主席既熟读诸子百家，在青年时代也受过西方民主主义的影响，当他后来在党内斗争中几次极度孤立时，民主总是他最喜爱的武器……

    似乎改变了历次运动的做法——它不整人，却整那些想整人的人。

    它像阴冷的、灰沉沉的雨季里，西天上久违了的一束霞光般新鲜，令人温暖，令人鼓舞……

    这是一张民意牌。毛泽东主席利用它来“炮打司令部”；而亿万群众则利用“炮打司令部”来发泄对当时党和国家内在机制上的严重缺陷与种种特权的愤懑，来争取自己真正回归做人的权利。

    至此，亿万群众才真正充分发动了起来。

    一般来说，越是知识层次高的人，越是具有人文主义倾向，或者称作是“右”的倾向。于是，知识分子们成了其中最活跃的一群。

    美国的两位学者马克。布莱奇（Morc Blecher）和戈登。怀特（Gordon White）在研究了某科研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后发现：该单位中三分之二出身于无产者的人加入了保守派组织，而三分之一家庭出身不好或一般的人，加入了造反派组织。

    由此，也体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史无前例的历史现象的纷纭、复杂——“文化大革命”前是一条极“左”路线不同程度的受害者们，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一阶段里，反倒成为毛泽东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支持者。历史就这样向人们开着残酷的玩笑！

    在准知识分子——青少年学生中，如果说运动初期上面提及的前一部分人，因为脸上的红字更加夹紧了尾巴，犹如惊弓之鸟；后一部分人的大多数也因为饱经政治运动的父母们的提醒，对文化大革命持观望态度，担心这将是又一次“引蛇出洞”、“放长线钓大鱼”，那么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工作组一夜之间撤走了，红卫兵们挥舞的“血统论”的大棒不灵了，学生们自组各种兵团、战斗队的自由已成既成事实，甚至一个人也能拉起个“战恶风”、或是“炮声隆”战斗队——他们再也按捺不住，跃跃欲试了！

    蓄之愈久，发之亦猛。据一位当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现在中央某大报工作的记者告诉我们：当时清华园内没有卷人红卫兵运动的学生，千分之一都不到……

    我们也是此时“破门而出”的——看着平反大会上一包包烧毁的“黑材料”，我们觉得自己身上也有某种扭曲了的东西，随着那腾空的火苗一下释放了……

    看到班上几个仅仅叱咤校园风云几个月的革干子弟，一夜之间变得神情猥琐，我们感到了自己的恶毒——好啊，你们也有今天！不能有人的意义上的平等，那就让你们也成为“狗急子”吧，与我们有“狗崽子”意义上的平等。不，今天我们也不能讲平等，我们在你们面前也找到了某种优越感。这又是一种阿Q式的——“造反派”的“狗崽子”面对“保守派”的“狗急子”的优越感。

    当听说刘少奇主席被拉下马了，当目睹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下，我们并没有这场动乱结束后人们常常自称的震惊之后的痛心，有的却是振奋之余的期待：也许这条又粗又长的嘿线将会得到彻底清算？我们父辈头上的那顶石磨般的帽子，有朝一日会纸片般地吹落？

    马克思曾经说过，有着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家们使甘于冒上断头台的风险。而我们，虽然看不清楚未来等着我们的是什么，但眼前的三倍的兴奋——能做个“人”的兴奋，能当一个“革命者”的兴奋，既能摆脱些什么、又能期待些什么的兴奋，就足以使当年十八岁的我们，投身于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风险了……

    毛泽东主席不但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他还是个杰出的心理学家。他熟捻这一代青少年的心理，犹如他早年在湖南熟捻如何从事学生运动。

    至此，一个成份广泛、成员迅猛发展的红卫兵运动，取代了原来的仅以革干、革军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

    九

    也许，飞越中国上空的美国大鹏侦察卫星目睹了：红卫兵大串连的洪流，杂乱无序，犹如蛛网，从年轻的革命者曾饮马的源头到历代文人骚客留下诗章的名胜古迹，从被红海洋卷得晕糊糊的繁华都市到边境果林下那似剥开的荔枝一样水灵灵的小寨……

    突然间，线条呈现了某种有规律的变化。多少旗帜立马转向，多少步履日夜兼程，多少征尘扑上双肩……似乎一场宏伟的战役前，千军万马在紧急集结！

    传单、号外，因为有一条消息而捏在手里发烫；信件、电报，因为有同一条消息而被扑籁籁的泪水打湿——

    12月9日，毛主席要在井冈山接见红卫兵。

    后起的红卫兵中有两句很流行的话：“造反倍觉主席亲，革命方知北京近”，“红司令惦记红卫兵，红卫兵思念红司令”。

    这已经是迟到了八次的步履，因为被剥夺资格，或是失去了机会，他们没能汇人天安门广场那托起一轮红日的大潮。今天，不能再迟到了，否则将会导致终生的悔恨！

    南昌，丰城，清江，新干，峡江；

    吉水，吉安，泰和，井冈山。

    我们走过了这条全长350公里的道路。

    我们曾目睹——

    晚上十点钟才搭好的大棚里，因为来不及拉上电线，只好点上一盏汽灯。每一个盛满热水的木盆里，都泡着五六双脚，而后一批批凑到汽灯前，彼此帮着挑破脚板上一嘟噜、一嘟噜好似紫色葡萄的血泡。有人就这么坐着，坐着，突然倒在别人的铺上，旋即扯起了呼噜；

    凌晨六点，每一桶饭前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红卫兵，谁都担心自己吃不上，要等下一拨。盖一揭，很少有人用筷子，干脆就用饭盒、茶缸这么舀下去，一片咣咣当当的撞击声。渐渐地，越来越有力的晨光一下揭开了暗幕，洁白的米饭，碗里装了一半，地上撒了一半；

    不管是大车、小车，还是带斗的拖拉机，几乎没有哪辆车子见到红卫兵不停下来。总有人矜持地谢绝，总有人迫不及待地爬上去。只要车厢是没有顶的，每一个车厢都像是一个倒置的梯形。红卫兵们堆砌自己的技术，会令填充沙丁鱼罐头的工人们失色！公路上，人流如倾巢而出的蚁阵，开不成快车，负重如牛、几乎要散架的车子，也无力开快车；

    划过两边的柳树、槐树、泡桐，唤起近处与远处村落的一声接一声的狗吠，追逐那一方方决不肯轻易露面、可一旦露面姿容无比亲切的路标。电筒光一道、一道，一串、一串，低处像夏夜旷野里上下飞流的萤火；高处，好似外星人一片惊异的眼睛……

    所有的心都在贴近那个日子。

    所有的艰辛都为推向那个日子。

    所有的疲惫在那个日子前都变得无与伦比的美丽。

    新干至峡江的一段公路上。一辆“华沙”轿车停住了，雪亮的车灯照在前面的三个女红卫兵身上，都只有十四五岁，单薄的身子骨，一看就知道是南方人。全副行囊，背包、水壶、语录牌……一个个一拐一拐，步子不像是走，而像是在拖。

    司机下来了，“刚好，我车上还能坐三个人，你们上来吧。”

    三个人都摇摇头，说话几乎都有气无力：“不，我们要……自己走到井冈山去。”

    桐木岭，一户老俵家，门口一个装了开水的大木桶。这段时间，木桶像是有漏眼似的，刚倒满，里面锅里的水还未开，这边就见底了，主人一天得烧十二三桶。

    两个操着一口标准北京话，二十一二岁的女红卫兵过来了，水壶里灌满水，又找了块青石板坐下，打开纸包，里面是一馒头。

    主人看在眼里，“你们还没吃饭？”

    “没吃。”

    “两个人就这么一个馒头？”

    “怨自己。中午走到厦坪，没能赶上饭，一人在街上买了三个馒头，路上一起吃了五个，没想走到这里接待站，又没赶上饭……”

    “那就到咱家吃，没什么菜，可总比你们啃个冷馒头强。”

    毕竟是北京姑娘，两个女红卫兵没有忸怩，爽快地跟主人进了屋。

    饭桌上，一盘青菜，一碟红辣椒炒豆豉，还有一钵粉蒸肉。两个姑娘先夹了点豆豉，只进嘴吮了一下，便咳了开来，不迭声地：“真辣，真辣！”连忙扒了一大口饭给咽下去……此后，筷子便一直伸向那盘青菜。

    主人见状，筷子指着那钵粉蒸肉道：“你们是大地方人，讲卫生，要不，咱就要给你们夹了。客气什么？当年毛委员还在老百姓家里吃饭哩，端南瓜吃瓜，端肉吃肉……”

    一个姑娘动了筷子，“那好，我就不客气了”，夹了一块肉。又用胳膊碰了另一个姑娘，她也夹了一块。

    粉蒸肉是用晒了的咸肥肉做的，喷香，而且咬下去，一口一泡油，一块约有二两重。头一个姑娘一口就咬掉小半块，油一下漫开在她的下巴上，晶亮亮的，似上了一层釉彩。后一个姑娘则一小口、一小口地咂着味，情不自禁地赞叹：“真好吃，真香……”

    主人问：“你们好久没吃肉了吧？”

    俩人差不多迸出了同一句话：“可不，有一个多月没吃，快成尼姑了！”

    “那你们就再吃。到了茨坪也没有肉吃，餐餐都是萝卜，肚子里的一点油，都给刮了……”

    这餐饭，两个姑娘一人吃了四块粉蒸肉，外加两碗米饭。至今，主人的妻子还清晰地记得此事。她对我们说：“活了半百年纪了，咱还真没见过这样能吃肉的姑娘哩！”

    “造反倍觉主席亲，革命方知北京近。”

    “红司令惦记红卫兵，红卫兵思念红司令。”

    那段时间，井冈山一天最多涌上十万红卫兵！

    那段时间，山上的接待办公室和十七个接待站昼夜灯火通明！

    连远在两千多里外的上海，也感到了井冈山上那炽热、厚重的，厚重得如同以红铜雕刻出来的蓬蓬情焰——制造井冈山纪念章的工厂，一天二十四小时陀螺般地疯转，气喘吁吁、口吐白沫的还有几家里弄工厂——涂色、上针，装纸袋。工人们在压榨出自己最大体力之后，生产出的两万枚纪念章，每天下午由列车带去南昌。

    南昌火车站，站前广场上，一辆发动了的“华沙”正等着……

    十

    1966年12月30日，晚十点。

    中南海小礼堂里，湖北省高等院校“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红卫兵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语录歌》、《造反歌》。

    北国的冬夜是静谧的，像日本画家东山夷魁笔下的一幅水粉画。中南海的冬夜则更是静谧，静得柳絮般的雪花悄然溶进湖水、几片枯叶纤然划过瀛台上涵元殿的琉璃瓦的声音，几乎都能听见……

    此刻，八十个年轻人不知疲倦的、沙哑的歌声，好似八十台磨秃了针头仍同时放着的唱片机，将这静谧也撕成了柳絮般的碎片……

    也许，中南海南部的丰泽园里，那间颇有初唐诗人卢照邻的“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的意味、颇似一个古旧书籍研究所的书屋，也隐隐透进了年轻人的歌声？

    时针指向十一点。红卫兵们不耐烦了，喊了两声：“陶铸，快出来！”“陶铸，快出来！”又齐声诵读语录——“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

    还没念完，刚刚结束一个会议的陶铸同志，面带疲色匆匆进来。

    接见是以以下的对话开始的——

    红卫兵：（呼口号）炮轰中南局！打倒王任重！打倒折衷主义！打倒调和主义！

    陶铸：你们这种会议形式，对我是不恰当的，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成员，是接见你们，你们这种形式是不恰当的，这种形式我不赞成……

    红卫兵：通令上讲得很清楚，要求解决问题，不是接见。

    陶铸：你们觉得不是接见，这个会可以不开。

    红卫兵：不开就不开，说斗争你，我们不能接受。

    陶铸：我现在是代表中央接见。八十个人总不可能都谈，你们由五个人提出问题，我来回答，如谈不完，还可再谈。

    红卫兵：既然讲代表，就是十五个。

    陶铸：不行，原来讲座谈是十五个代表。

    红卫兵：按你的要求，十五个代表座谈，其他同志听一听。看来，今天陶铸没有诚意。

    陶铸：今天把江苏的红卫兵都回绝了，怎么没诚意？

    红卫兵：是因为我们绝食才见到你的。

    陶铸：绝食我是不赞成的，你们要是不吃饭，我今天还不接见你们！

    红卫兵：晓得这个样，该不吃饭，看你出不出来见。

    陶铸：今天讲五个，过了五个就不讲，我来回答问题……

    红卫兵甲：湖北革命群众起来揭发王任重的滔天罪行，要打倒他，谈谈你的看法。

    红卫兵乙：王任重怎样爬上“中央文革”副组长宝座的？有无后台老板，是谁？

    红卫兵丙：为什么王任重有毒的东西放得那么多，你陶铸是否发现，王任重为什么提为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提得那么快，他的后台是谁？

    6月1日由中南局调来北京的陶铸同志，分管中央宣传部、组织部、新华社、广播局、文化部、教育部、国家体委、卫生部等八大部、中南五省和华东七个单位的运动。几个月来，他紧紧追随周恩来总理，像一个站在船头、手扬巨橹的勇士，在黑云压岭、浊浪拍峰的日子里，尽自己的一腔忠贞，满腹智慧，以罕世的勇敢与努力，卫护党和国家的航船不至于沉没。每天在晚上十点钟之前，陶铸在漩涡般的会议中，穿越一片又一片的雷区；每天在晚上十点钟之后，陶铸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的代表，作剑之韧，以棉之柔，呕心喋血……

    昨天，他与安徽“八。二七”红卫兵代表谈至凌晨三点。眼前，对他又是一个难熬的夜晚……

    1967年1月19日，晚九点。

    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大厅北侧的窗户前，周恩来总理揭开紫红色天鹅绒窗帘的一角，注视着大会堂正门前万头攒动的人群和卫戍区战士以身体组成的警戒线……

    坐在沙发上的陈毅，憋闷如困在笼子里的美洲虎，再一次站起来，“总理，还是让我出去同小将们谈谈。”

    “不行，我不准你去见红卫兵！”总理的答话掷地有声，下午六时，他们在大会堂接见完外宾，就被几万名红卫兵围困住了。红卫兵们一次次冲击警戒线，一遍遍地呼喊“打倒陈毅！”“交出陈毅！”的口号。现在，三个小时过去了，这片由高音喇叭、手提话筒和几万个喉咙组成的喧嚣气浪，仍没有平歇的迹象。周总理看到，在天安门广场的东侧，送面包和茶水的车子不断开来，一队队红卫兵轮流去车边吃饭，同时大会堂的几个门口仍被围得水泄不通……他确信了自己一开始的估计：这不是一次娃娃们能策划得了、组织得了的行动！

    20日，也就是明天，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已经到京，届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也将参加。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军队该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以及军队自身的运动该怎样进行。中国两股异常重要的力量将在这次会议上进行异常关键的较量：或是使这次会议成为军队“文化大革命”的誓师大会，或是通过这次会议稳定军队，进而稳定已如燎原之势铺向全国的动乱局面。

    周总理清楚：有人不想或者说是缺乏勇气在京西宾馆见到嫉恶如仇、不畏淫威的陈老总。而自己一定要保护好老总，让他明天以一如既往的身影出现在京西宾馆……

    “报告总理广进来的是卫戍区的一位团长，第二道警戒线已被冲垮，再徒手空拳不行了，我请求从卫戍区调来武装部队！”

    “不行！”总理一下拒绝了，又侧过头交代陈毅，“你记住，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你都不准出去！”

    周总理出现在人民大会堂汉白玉的台阶上。借着广场上探照灯的光柱，他看到了一幅动人心魄的图画——一片片挥舞的拳头，像一整座轰然倒塌的原始森林，砸向手挽手的军人。世界上一支最骁勇、最善战的军队，此时只得用自己的头和脸，去承受一场非战争的战争，不断有战士被打昏在地，但旋即又有战士顶上去，准备再次被打昏在地……

    “不像话，太不像话！”周总理猛地推开警卫员，走下台阶，扶起了一位头上流血的战士。

    一道探照灯光从周总理头上划过。这一瞬间，他看到的是一张年轻而苍白的面孔！几张、十几张、几百张年轻而炽热的面孔！

    从西安事变，到重庆谈判……

    从万隆会议，到莫斯科会议……

    再乱的线头，他都能织成一幅有光有色的经纬；

    再残的棋局，他都能走出一条有水有山的棋路。

    他能把冰置于炭，冰依然晶莹；

    他能把水纳入火，火还在燃烧。

    温厚，典雅，敏锐，睿智……

    “周恩来风格”令敌人都不得不为之折服！

    然而，他还没有处理过有如此纠葛的场面——

    一边是红领章，红帽徽。

    一边是红袖章，红语录。

    顷刻间他的心灵失去了某种平衡，大步走到狂喊乱叫的人群面前，从一个军人手中夺过了手提话筒；

    然而，就是在失去平衡之后，他依然表现了完美的“周恩来风格”：

    “你们今天一定要冲进大会堂，那就从我周恩来身上踏过去！”

    他浓眉下的双星，犹如乌云下的炯炯闪电……

    那是愤怒。那是沉郁。那是饱经忧患的莽莽黄河。

    还有点晶晶潮润……

    似烛泪。似檐间正悄然化为春水的冰凌。

    那是一双你不得不看、又不忍多看的眼睛！

    那是一对有资格雕刻在历史丰碑顶端的星辰！

    冲到周总理面前的红卫兵，一个个立住了，随即似湍急的江水打了个漩涡后往回卷去……他们也在高喊；

    “别再往前挤了，停下！”

    “安静，安静，听总理讲话！”

    十一

    许是那年秋季的雨水特别多吧，那年井冈山的冬天也来得特别早。

    大概是11月的最后几天，井冈山便下了第一场大雪。开始，满山银铠闪闪，树粉妆茸茸，蜿蜒、腾挪的脉痕在天际上勾勒出的一条白带，宛如王右军的草书，纵横捭阖、肆意挥洒……颇有些诗情画意。逗引得那些没有见过雪景、或者没见过大山雪景的红卫兵们手舞足蹈，流连忘返。

    很快，大自然就以力透筋骨的寒意，来证明自己并非是为人间助兴。

    气温，一度接一度地下跌，快得人的皮肤都能感觉到。上午还是缀满了梨花般的枝头，傍晚，便被料峭得有如一把刻刀的老北风，给刻成了一串串冰条子。盘山公路的路面也冻住了，在高处看，那一层层的硬壳，狭长而又泛出凛冽的光泽，颇像是一根绑在井冈山身上的冰链子……

    山上，成了一口盛满冰水的巨缸，红卫兵们就泡在这口巨大无比的缸里，油毡作顶、竹蔑为壁的棚子，在这口缸里，成了一张一见水就糊软了的纸。从接待站借来的衣服也挡不住，而且后来的红卫兵还没能借上。每个人几乎整天都放在胸前。

    攥在手里的毛主席语录本，并不能真给什么温暖，能给有限温暖的，只有炭火。各个棚子里都是一堆堆烧得嘶嘶叫的炭火，从广东、广西、福建来的红卫兵，拱着个朝天的脊梁，整日里趴在火上……

    各个接待站都在辟谣：毛主席不会来！毛主席不会来！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任何通知！

    各个接待站都在疏导，乃至采取强制措施，规定每一个红卫兵在茨坪只能呆两天。如果到时不走，就收回借的被子。

    每天，由各接待站站长带领红卫兵下山，因为公路封冻，不能通车，全靠步行，早晨三点多钟就得出发，争取中午赶到拿山吃午饭。

    可是已经晚了。由外省出发的，到了南昌，不会不来井冈山；由南昌出发的，到了吉安、拿山，不能不上井冈山！

    还有始终不愿离开山上的红卫兵们。从来都是千万个大脑服从一个大脑的思维，现在却用千万个大脑代替那一个大脑的思维，他们认定：在运动初期遭了那么深的压抑之后，在步行串连途中拥有了那么多的艰苦、在艰苦中更磨批了一个海枯石烂也不会变的信念之后，在一千万同代人已经见过毛主席、而自己只能千百次在梦中喊哑了嗓子、拍肿了巴掌之后，红司令是不会不想见他们的！

    何况，毛主席由井冈山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光辉道路，今天在这里接见红卫兵，不是具有某种强烈的象征意义吗？

    不能说红卫兵们想得没有道理。毛泽东主席还是一位大诗人。诗的艺术是象征的艺术，他以七十三岁的高龄畅游楚天与江水一碧的长江，是写诗；他在《东方红》雄浑的乐曲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也是写诗……

    于是，在面积为三平方公里的茨坪，仍驻有二十万红卫丘如果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以这样的密度住人。那么，中国将要塞进6400亿人口。

    三个人盖一条被子；四个人盖一条被子；六个人盖一条被子，无法睡，只好围坐一圈，各以一角压住自己的肚子。这不是被子，是理发店的刮刀布，是挑夫、纤夫们的包脚布。拿起来一看，成团、成块的棉花骨碌碌地向四只角滚去，又像是一条装了什么东西的袋子……

    一百万斤大米、二百万斤黄豆的储备粮食日渐告罄……

    所有的厕所，所有的便池，难以入足。不得已，又在茨坪中心那半块未搭棚子的几十亩水田，突击挖了几个大的粪窖……

    一些红卫兵得了感冒，发烧、腿软、咳嗽、流清鼻涕……住在管理局办公楼、大厦和群众家里的，还好办，为了防止传染，可以调整一下房间；住在棚子里的就更难办了，再调整也还是四面透风的棚子……

    袁林、孙景玉、段奇逢几个山上负责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再急，除了多设几个医疗点外，他们不能有任何作为。他们并不是魔术师，变不出一幢幢能顶风隔寒的房子，只有四百个铺位的井冈山大厦，眼下已经挤进了一万多人！

    有一拨红卫兵，为了病了的同伴四处找房，四处无着，愤懑之余，半夜敲开了他们的家门，勒令他们各自带上毛巾、牙刷，也住进棚子里去。他们三个人分住三个棚子，塞进身子一个个缩得似咸鱼干的稻草通铺上，听着红卫兵们形形色色的鼾声、梦呓声、磨牙声，忍受钻进棚子的老北风放荡地在脸上。身上踩着、舞着……

    他们通宵未眠。

    他们不恨红卫兵，包括勒令他们来的那几个年轻人。相反，次日清晨，因为水管被冻住了，烧饭都得挑水，热水更没法供应，他们随红卫兵一起到小河里去洗脸、刷牙时，眼见一个个蓬头垢面、瑟瑟缩缩，那手一伸进水里，手就像被电打了；那湿了的毛巾一贴上脸，脸上就像被冰碴子划了；那菜缸里的水一含进嘴，自己的牙酸得就像灌进了半瓶醋……他们怜爱这些最小只有十四五岁，最大不过二十一二岁的少男少女们！

    一天，红卫兵们突然又将他们揪了去，愤怒声讨“井冈山走资派妄图饿死红卫兵”的滔天罪行，并刷出“饿肚皮岂能一饿饿到底”、“吃饭有理”等大标语。原来，连河水也被封冻住了，接待站没水煮饭。袁林赶忙给附近山下的接待站挂电话，让迅速送来一批馒头，红卫兵忙着吃馒头，批斗会才不宣而散。

    如果他们有大山般宽广、熔炉般火热的胸膛，他们将会把这二十万红卫兵一齐揽到自己怀里，说一句：回去吧，孩子们，回到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身边去！条件再差的家，总还有一堵能御寒的墙，冬天早晨起来，总还有一盆洗脸的热水，一日三餐，总还有亲人做好的香喷喷、热腾腾的饭菜……

    也许，还会再说一句：回去吧，孩子们，回到你们明亮的教室里去，回到你们慈爱的老师身边去。我们以自己的人生向你们作证：人生最好的年华，正是稍纵即逝的年华！

    眼下，他们什么也没有说。他们决定不了别人，甚至还决定不了自己，他们是三个一边接受批判、一边工作的“走资派”。他们不大清楚自己未来会怎么样，他们只清楚，眼下二十万红卫兵的身家性命全绑在自己身上……

    打给周总理的电报发出了！

    中国有什么麻烦事，总是想到找总理……

    电文是袁林和一个姓徐的年轻人草拟的，他整日里箍着个红卫兵袖章，却自称是天津某中学的教师。一次批斗袁林的会上，是他出面制止了几个红卫兵的激烈行为；又是他在一天夜里找到袁林，了解大厦的建筑结构情况，他担心负重远超过原设计的承受能力而会导致大厦倒坍……有人猜测他是周总理派下来的联络员。电文汇报了现在大雪封山，吃、住、行等各方面的困境，请求中央派飞机空投干粮，并且下令停止红卫兵到井冈山串连。为了让日理万机的总理在公文、函件盈尺的案头上及早看到，姓徐的年轻人出了个主意——同一电文连续拍发三次。

    几乎与此同时，管理局副局长朱轩也在向国务院副秘书长童小鹏同志挂长途电话。在延安时，朱轩在毛主席身边做警卫工作，和童小鹏有交往。他请求对方能尽快向周总理反映井冈山目前的状况。

    中国有什么麻烦事，也总是只能依靠总理。

    不知是在怀仁堂那气氛越来越令人窒息的政治局会议上，还在人民大会堂里和那些硬装出老成模样的娃娃们又一次通宵达旦的论战之后；不知是先收到了触目惊心的电报，还是先听到了童小鹏未进门前的咚咚脚步……袁林只知道在井冈山就要断炊的那一天，他接到了一个北京的电话，口气急促、明确——“由广州、武汉、福州三大军区空运干粮。空投指挥由江西省军区负责。空投地点厦坪。井冈山方面，立即组织带防滑链汽车下山拖粮！”

    三天里，三大军区出动大型运输机三十一架次，投下干粮一百余万斤。

    大部分是压缩饼干。还有桃酥、蛋黄酥、油饼、油炸米果、肉丸……好似一次免费的食品大展销。空投时，了解到周总理有命令，如果仓库空了，或者来不及，就立刻到街上去买。另外还有一些包子、馒头，丢下来时，手隔着两层麻袋一摸，还是热的，这是来自长沙的。湖南省军区向驻长沙的部队下达了命令，每个连送一蒸笼包子或馒头……

    干粮按每个红卫兵一天一斤的定量，用最快的速度发下去了。“效应”，也以最快的速度反馈回来，邮电局频频告急，那幢小楼房成了被一片汹涌海水包围的孤岛，几小时之内，几间房里的包裹就堆至天花板高。包裹里不是别的什么，都是干粮，都是刚刚由山下拖上来的。现在红卫兵们贴上二三角钱的邮资，又催迫着邮局想法给拖下山去……

    接待办公室生活组的几个工作人员闻讯赶来做工作，“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是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给我们送来的食品，我们舍不得都吃，得让家里人尝尝。”

    “毛主席、周总理派亲人解放军送来的这些干粮，是为了解决困在井冈山上的红卫兵的吃饭问题呀，家里人就算了吧！”

    “不，我们宁愿自己饿死，也要让家里人一起分享毛主席的恩情，好让他们记着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于是，天天一卡车一卡车从山下拖粮上山，天天一卡车一卡车从山上运邮包下山，相向交汇运行，生活的诗意正在于此。

    诗的艺术，也是真情实感的艺术。红卫兵们也是一批稚嫩的诗人，云涌天安门广场是写诗，大串连是写诗，寄干粮回家也是写诗……似乎这是一个写诗的年代。

    悲剧正表现于此——同时，这又是一个毁灭诗的年代。

    十二

    她叫林金凤，二十岁，广州暨南大学的二年级学生。

    瓜子脸，黑晶晶的一双核桃大眼睛，看什么都觉得新鲜。就为了这，她才决意辞别父母，还有那一幢带一个四季姹紫嫣红。喷翠溢金花园的洋房，和姐姐一道从印尼回到国内来读书的。

    她说话总带笑。一笑，白皙的脸颊上，就旋起两圈梨涡。陌生的小伙子们颇不自在地盯着她看，她也红唇轻启，回眸一笑，流泻的是一片春泉般的纯洁。这是一个谁也不会去伤害的姑娘，犹如你不会去伤害林中的小鹿，湖光云影里嬉戏的天鹅她乐于尽力。她住在井冈山小学，同屋有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因为身上第一次降临的某种变化而惊骇得哭起来，她以亲姐姐般的关怀，抚平了女孩的惊骇；在新华书店，她见营业员忙得不可开交，救火似的从卖毛主席相片的柜台，跑到卖井冈山革命旧址、旧地明信片的柜台，她等在那儿，一直等到关门，然后告诉营业员；

    她和另一个同学明天就来帮忙。这一帮，一个多月，直到风雪困住了井冈山……

    她极爱卫生。自备脸盆、碗筷，吃饭前，碗筷得用开水烫，手得用肥皂洗。山上有红卫兵患感冒后，她就带上了两只大口罩……

    这天中午，她的头突然痛起来，像是也有两个司令部在里面闹起了“路线斗争”。

    接着就想呕吐，一碗饭刚吃下去几口，不想吃了，同伴要拿去倒掉，她说就放在那里，下午热热再吃；同伴要她回小学去休息，她也不肯……两个人又去了前边柜台。

    卖了一会儿，她走路便有些摇摇晃晃，旁边的营业员问她怎么了，她说是自己从小脚有抽筋的毛病，过一阵就会好。约三点钟，她去库房里取毛主席相片，紧接着，几个营业员都听见了“咚”的一声，谁都以为是哪个书架倒了，进去一看——林金凤倒在地板上，人昏迷了。刚才抱在怀里的一扎扎毛主席相片：穿军装的，穿大衣的，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在书房里的，在北戴河海边的，在井冈山、韶山的，和林彪在一起的，和“中央文革”几个人在一起的，和红卫兵们在一起的……摔在地上，有不少破了包装纸，撒落在她的身上、腿上。

    当即送进了医院。医院组织了最有经验的大夫，进行紧急抢救。人虽然醒了过来，但血压上不去，晚上全身出现紫色的血点，并伴有抢救感染性休克。凌晨四点多钟，再次清醒过来之后，她表现烦躁、不安，一遍遍地问大夫、护士：“我这是在哪儿？”

    “我这是在哪儿？”

    “送我回去！”

    “送我回去！”

    天亮后，她渐渐安静了。脸色惨白，那对大眼睛里，失去了水盈盈的光泽，陷在眼窝里，好似两只落在地上有好几天的风干了的果子。那缩进去的两颊，暗淡渐渐爬上来的双唇，将一向活泼有如鸽子的笑容也给惊飞了……一夜之间，她像突然大了十岁，二十岁！晚了，晚了……

    二十岁就是二十岁。

    九点，一条洁白的被单，盖过了林金凤的眼睛，盖过了林金凤的脸庞。

    她死于暴发性脑膜炎。

    “脑膜炎”三个字，像一颗原子弹投向了井冈山！

    第三个，第五个，第十个，第二十个……

    当时只有四五十张病床的医院一下全塞满了，所有的普通病房都改为传染病房；

    山上的红卫兵都戴上了口罩。各个接待站每天都有医务人员给红卫兵的喉咙里喷射一种黄色的药水；

    大部分患者来自小学。小学被严厉地封锁起来，除了医务人员，谁也不能进出；

    无疑，好药先用，但医院储备太少，抢救几个下来，只有阿托品了。此药对于治疗暴发性脑膜炎疗效不明显。大夫们好似在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之下过日子——病房里是生命垂危的红卫兵；医院门口等着一批批虎视眈眈的红卫兵，那可怕的沉默，正似引爆前的炸药……

    显然，他们无法接受这样冷酷的事实：和自己朝夕相处、耳鬓厮磨的同学，与自己一起千里迢迢、风尘仆仆来到井冈山的战友，竟会把笑声、歌声葬在这里，把青春的活力、战斗的激情葬在这里，而让长征队少一个成员，井冈山新添一座坟茔！

    三天后，林金凤人土安葬了。

    有几百名红卫兵送葬，大多数都是相互陌生的，第一次走到一起，犹如前面的几十面旗帜，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西安、成都、武汉、杭州、南昌等祖国各地的长征队旗帜，第一次汇合在一起。

    肃穆，悲哀，迷惘。只有北风拍打旗帜的声音，强悍，尖厉，让人感到它们随时有可能会被撕开，或者被折断；只有几百双脚踩在满是冻雪的土地上的声音，“咔嚓”，“咔嚓”……洁白的晶体顷刻间化为一摊摊污水，像是雪也在呻吟。

    沿途，不断有年纪大些的红卫兵加进送葬的行列。而年纪小些的，伫立在原地，眼睛里充溢着不安与惊恐，似乎那抬在四个老俵肩上的不是一口白木棺材，而是他们的明天……

    到了墓地。墓地在离井冈山大厦不远的山脚下，靠近茨坪去大井的公路。几个老俵早挖好了坑，棺材稳稳地放进去后，组织这次送葬的北京大学、东北农学院的几个红卫兵，命令同来的袁林、孙景玉、段奇逵等井冈山上的“走资派”走到坑前。

    临来前，他们已被勒令“披麻戴孝”——头上扎着一块白布，身上是一件白大褂，胸前吊着一块写有杀害红卫兵的刽子尹字样的牌子。这一生里，他们死过亲人，牺牲过战友，可他们还从未有过这样的装束……

    “你们统统跪下，请罪！”

    袁林，这位参加过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曾和胡耀邦同志在一个团共事的老干部，第一个跪下了。其他五六位领导干部也相继跪下了，地上的冻雪一下湿了他们的膝盖……

    不是怯懦，从枪林弹雨里闯出来的人是不会怯懦的。说到底，他们的手是干净的，而且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从山上发现脑膜炎起，他们一天二十四小时站着，向南昌紧急求援，向北京紧急电告，组织抢救，安排隔离，处理后事，安恤死者亲人，乃至在医院送汤水、倒痰盂，拆纱布做口罩……

    是真诚的痛惜。他们为一位如花的妙龄少女未等到展现自己的全部色彩、全部芬芳，便凋谢在井冈山上而痛惜，他们也有与林金凤差不多年纪的女儿……

    是坚韧的负重。虽然还说不明白，可他们能感到为林金凤的死，红卫兵骚动的心里有了某种悲哀，某种迷惘。也许为了掩饰心灵上已经爬上的裂纹，红卫兵才需要某种精神上的发泄，那就让自己来承受这种劈头盖脑的发泄吧。

    一个红卫兵发言道：“我们是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崇拜、无限热爱的心情来到革命圣地井冈山的。可是井冈山的走资派们极端仇视我们，制造恶劣的生活条件、肮脏的生活环境，妄图驱赶我们，林金风战友的死就是他们迫害红卫兵的铁的罪证……”

    他一步走到孙景玉面前，狠狠甩了一记耳光，孙景玉被打得身子歪倒在地上。

    他又走到袁林面前，右手刚刚举起来，后面有红卫兵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他走回去匆匆地念完了带有浓厚火药味的发言稿，算是对死者的祭文。

    北京大学、东北农学院的那几个红卫兵，从老俵手里拿过铁锹，将泥土铲进坑里去。所有的红卫兵都围过来，插得上手的，便用手撒把泥土下去。当未上漆的棺木被褐黑色的泥土隐没了最后一点白色时——并不比粘合一个信封、或者油漆一张桌子更复杂，站在前面的人都愣了一下。有几个女红卫兵啜泣了，哭声是压抑的，揪揪颠颠，时断时续，压抑得似从石碾子里发出来的……

    不一会，哭声泛滥了，几乎所有的女红卫兵都哭开了。让人分不清是北风在渐渐隆起的坟头上呜咽，还是哭声在阴沉的天穹撕碎败絮似的云块……

    十三

    茨坪。

    那半块未搭棚子的水田上，一连解放军战士手拉手地拉起了一个巨大的圈子，同时也拉起了一个巨大的撞憬。

    如果说毛主席一定会来井冈山接见红卫兵的想法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致于常常会在眼前幻化出一幕幕激动人心、热泪淋漓的场景；那么这一回飞机不在厦坪空投、而要在茨坪降落下来的事实，眼前出现的众多解放军战士紧张又警惕的面孔，则使这一想法得以大鹏展翅般地飞腾！

    某种失望一扫而空，某种迷惘抖落一尽，就是心头弥漫过的某种悲哀，也变得微不足道起来……

    欣喜，产生了速度。嘴唇皮的波动决不会慢于水浪的波动——“毛主席会来看望我们！”

    “毛主席今天会来慰问我们！”……

    痴迷，爆发了联想。每一个红卫兵的脑海里都有节日焰火般的绚丽——“林副统帅会来！”

    “周总理会来！”

    “江青同志也会来！”

    各个接待站的工作人员都在解释——“这是中央派来送治疗脑膜炎药品的飞机！”

    这是中央派来送治疗脑膜炎药品的飞机广……

    几十条、几百条嗓子，盖不过数千、数万条嗓子，犹如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少数人却常常处于被打倒、遭屈辱的地位一样，红卫兵怀疑他们！红卫兵嘲弄他们！红卫兵敌视他们！这种敌视，使真话越讲越像假话，假话越传越像真话……

    圈子外，人头攒动，人山人海。

    所有的眼睛都瞪着灰蒙蒙的天空，所有的耳朵都竖起来，力求捕捉到那非同凡响的声音在大气层里引起的第一阵颤动……

    我们也在其中，胡平与几个同班同学一起，站在博物馆大门口的那片高坡上等着，张胜友则挤进了离圈子不过五米远的近处。

    就是站在一起，我们也不会真正认识。我们，还有这片人山人海，不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却胜似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历史，还没有给我们认识自己、也认识同一代人的机会。

    当时我们决没有想到，二十年之后我们会来写这样一篇作品；犹如当时我们不可能料到，十年之后我们会从社会的阴沟里爬出来，蒙混进了堂堂的复旦大学……

    世界上难有这样漫长的等待，世界上找不到这样耐心的观众。衣服单薄的红卫兵们，在零下二三度的旷野，等了半天，等了一天……

    次日上午，那片几乎凝固了的、巨大的“银幕”上，终于隐隐地有了什么：由弱而强了，是发动机的轰鸣声；由远至近了，是一架涂有八一红星军徽的直升飞机。

    顷刻间，那海，发生了海啸：“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那山，上下起落，左右错位，似乎这是一座火山，即将要有一次伟大的爆发！

    那圈子，则像一只四面受强气压挤压的脆弱的气球，随时都有可能破碎……

    直升飞机并没有立即着陆。它在低空作了多次的盘旋，那道道灼热的气流，纷纷扫落树枝上的冰壳、冰凌，强大得像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在俯视人世间的芸芸众生；它几次像是要着陆了，又猛地升上去，似乎又有蜻蜓般的小心翼翼，生怕让什么东西给吃了、或缠了去……

    身子向后顶去，脚板向前蹬去，解放军战士们的手拉得更紧了，彼此的五指，宛如一道铁钩……

    直升飞机终于着陆了。螺旋桨仍在隆隆地转动，舱门刚刚打开，隐约看到里面一个穿军装的高大身影……

    这一刹那，站在高坡上的胡平看见，往前涌的人海扯出了后面的几个口子，口子里都有结着一层薄冰的粪坑，粪坑里都不断有闪避不及、被撞下来的红卫兵，其势正如中国的改革者在一九八五年里纷纷中箭落马！

    已挤在圈子边的张胜友目睹——一个十五六岁、操着宁波口音的红卫兵喊了一句：“我要第一个与毛主席握手！”

    话还未落地，他和另一个红卫兵竟冲进了圈内，仅跑了七八米，许是被发动机喷出的气流那巫师般的力量摄住，他不动了，身子又往左侧了一下，旋即，飞机头部的螺旋桨劈将下来，一股白色、粘稠的脑液似从高压水龙头喷射出来，他的两颗眼珠子，也被打出去七八丈远……

    前面的红卫兵都呆住了！圈子内的另一个红卫兵更呆住了，几秒，十几秒……

    足足半分钟之后，他走过去，双手捧起地上的一摊脑浆，将它们放回到同伴的冒着热气的大半边脑壳里，似乎这样能够起死回生……

    上帝没有被感动。

    所有的欣喜，所有的痴迷，同时都被螺旋桨劈得粉碎……

    直升飞机运来的是几箱贵重药品——进口的阿拉明、新福林，还有血管紧张素等抢救休克的针剂。据说，后者一盒得花28元人民币。

    红卫兵散去后，在这半块水田里，拾到了两大筐鞋子袜子……

    直升飞机只能暂停在了茨坪，螺旋桨劈坏了，在等着从南昌的向塘机场运新的螺旋桨来换……

    惊愕、愤怒的红卫兵们向空军造反了，他们誓死要揪出杀害红卫兵小将的刽子手和幕后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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