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生态——地球在呻吟

    1981年8月，地球的友好使者“旅行者2号”，在神秘的土星上周游一圈之后，发回了一则令人懊丧的消息，至此，人类企望在太阳系星座上寻找伙伴的工作，宣告以彻底失败而终结——太空科学勘察一再表明，别的星球上没有水，没有大气，或者温度不适，总之，没有具备生命赖以生存的一切基本条件。

    作为人类，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外形如鸡蛋的椭圆球体——地球上，它的表层和深处分布着：水、空气、土壤、植物、动物、石油、煤炭、金矿、铜矿、铁矿等各种资源，又从太阳那里吸取光和热，供给一切生命繁衍生息。

    作为人类，我们是偶然的。正如同一位哲学家所表述的那样：“地球在宇宙中是孤独的尘埃。地球在宇宙中的出现是偶然的，人类在地球上的出现也是偶然的，于是，我来到人世间，便是三重的偶然。”

    我们既幸运又偶然——我们这样认识了宇宙和自己。

    那么，我们将怎样与之相依相存的地球相处呢？

    这是一个全人类共同面临的课题。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悟彻了其间深奥如利刃的法则。

    贵州西北部毕节地区，群山套着群山，峻岭遮住峻岭，山相连，岭相接，绵延起伏，蜿蜒不息，在如云如涛如奔马的山峦中环抱有一个小小的村落，青砖瓦房、阡陌桑田诗情画意般横陈于大山的脚下，耕织男女世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仓凛丰，衣食足，日子过得乐乐然陶陶然。大山如屏障般拱卫于四围。山上古树参天、莽莽苍苍，山风骤起时，松涛鸣唱，其情其状其声如古战场金戈铁马嘶鸣；密林深处杜鹃灼灼如火，山茶洁白似雪，绿绿的一片与红红的一簇疏密相随、天然合一；山羊、野狼、花豹奔突跳跃，黄莺、喜鹊、画眉百鸟唱和——这是一个恬静、安宁、和谐的“伊甸园”。

    慢慢地，“伊甸园”失去了平衡。

    解放前这个只有70余人的小村庄，解放后医疗条件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犹如注入了一针催生剂，村民们能生则生，快生早生，全村人口很快发展到165人，最后又猛增到620人——无节制的人口生育确实是以几何级数在增长的啊！

    1958年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神州960万平方公里大地遍布烟火腾腾的土高炉，当时的民谣唱道：“千万把斧头上山，千万亩森林成炭。”这深山老林也非世外桃园，领袖的号令威慑四海，东西南北杂杂沓沓无所不及。于是，村民们手舞利斧，拉响山锯，伐木声叮当悦耳，昼夜不息，不出一个月的时间，四山八岭上一棵棵合抱粗的大树，统统被砍个精光，村口却多出了一堆又一堆的废铁渣。

    历史的报应来得那么迅捷。人为地强行变革生产关系，必然带来生产力的大滑坡。接踵而至的三年困难时期，人人一身水肿、满脸菜黄色。野菜吃光了，竹笋采光了，为了填饱肚皮，又提出了这样的口号：让“高山剃头”、“平地洗脸”。村民们拖着沉重的步履再度上山，把剩下的小树，灌木丛和草也统统烧光种庄稼。

    接下来是如火如茶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喊得震天价响的是“以粮为纲”、“向荒山要粮”，什么森林，什么植被，统统见鬼去吧！全民总动员，全民大垦荒。

    这也是无可奈何而为之，人越生越多，土地却不生育，粮食从哪里来？

    郁郁葱葱的大森林不见了，丰茂繁盛的绿草地不见了，一架架大山恍如被剥去了一层皮，变得赤身露体、嶙峋瘦骨。每遇大雨如注，山洪暴发，泥沙石块随着山势滚滚而下，在平缓的山坡冲出一条条小水沟。年复年，月复月，日复日，小水沟变成大水沟，大水沟有如一条巨蟒，将大山一劈两半，弯弯曲曲从山顶伸延至山脚。

    1982年5月10日夜，天黑得像一口锅，沉沉地压向大地，突然，电闪、雷鸣，大山怒吼了——这是雷霆震怒，狂风、冰雹、暴雨裹挟着泥沙巨石、残枝败叶，沿着巨蟒般的大小沟呼啸翻滚……很快，似有一座山在移动、一道坡在移动，居高俯冲，轰轰隆隆，其势若猛虎下山，不到30分钟，巨大的泥石流铺天盖地压向村庄。瞬间，有三户人家连同屋子被冲得无影无踪，全村共死亡37人，伤31人，冲毁房屋26间……

    劫后余生的村民组组长李世伦两眼茫然失神，心惊肉跳地对前来采访的《中国人口报》记者赵大力说：“事先我有点预感，离我们村不远的杨家湾村，前天因为下大雨就冲走了一家人，我就告诉大伙，这些天天气不好，注意点。5月10日那天晚上，我刚吃完饭，还没来得及洗碗，突然天变了，开始是一阵狂风，把房上的瓦都刮掉了。接着下起冰雹，那声音就像发电机一样。接着暴雨就来了，山上洪水像小山似的扑下来。我向家里人大喊：快跑啊！就匆忙抱起我最小的孩子冲出去了。这时泥水已经齐腰深，我跑不动了，赶紧抓住院子里的一棵树，眼睁睁地看着泥石流冲走了我家的房子和房子里所有的人：我的女人、两个孩子、父母、两个兄弟、两个妹妹，后来，连尸骨都找不到了……”

    村子里一位须发飘拂的古稀老人，用他那枯枝一样的手指，颤巍巍地指着大山沟对记者说：“我小的时候，这里也常下大暴雨，可那时山上有大森林，拿得住水，水再大也不会把山上的泥沙带下来，屋子和人就没事了……”

    人类对大自然索取愈多，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亦愈惨烈。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将对我们进行报复。”

    我国曾引以为自豪的、开通欧亚贸易大门盛极一时的古丝绸之路，几度毁林开荒、滥垦滥牧，今日竟成“千里陇原，一片赤地”的死寂荒漠，昔时叮当悦耳的商队驼铃声已经成了历史的绝唱——这就是自然辩证法的严酷无情！

    更为严酷的是，这一类悲剧还在祖国大江南北反复上演——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为12.7%，略高于世界平均覆盖率22%的一半，排名于世界第120位，仅高出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西亚、非洲少数沙漠国家。然而，随着人口压力的不断加大，这个数字也像暖春后的雪峰在被剥蚀消融。

    在东北，素有“长白林海”之称的我国最大林区长白山森林资源，出现了严重的采育失调。森林主体正以每年3.5万公顷、500万立方米的速度消失。伊春林区年产原木500万立方米，而当地居民一年就烧掉300万立方米，若用来造纸，每年可创三亿元以上的利润。黑龙江省森林工业管理总局所属的40个局，8个资源已经枯竭，22个只能再维持10年左右，但在1985年，仍超采499万立方米，比原计划多出了39%。

    1987年，又添大兴安岭一场特大森林火灾，受害有林地面积达87万公顷，过火受害林木总蓄积量达3960万立方米……若不迅即采取抢救措施，到2000年，黑龙江省将面临天然屏障破坏、森林工业经济崩溃、生态危机全面爆发的局面。

    在西南，四川是我国主要林区之一，过量采伐同样严重。据有关专家估计，砍伐与更新之比约为十比一。40年来，总计砍伐7000余万立方米。当地的有识之士将省、州、县所属企业、集体和个人进行的“剃光头”式的胡砍滥伐，称之为“五把斧头砍树，十条胳膊分林”。若任其恶性发展，到2000年，川西将沦为一片不毛之地。

    西双版纳州和海南岛，是我国著名的两个热带森林区，境况同样不妙。前者的森林覆盖率，由50年代的60%，降为目前的30%左右；后者，解放初期天然林面积占全岛面积的35%，到1981年降为10。5%，现在又跌至7%……

    大规模的森林被毁，滥垦山地，以及不适度的围湖造田，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轮番而至的水旱灾害。

    由于长江上游森林植被锐减，1980年以来，长江以年平均5.8亿吨的输沙量，将上游泥沙带至中游，相当于尼罗河。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三条世界大河的输沙总量。大部分泥沙沉积在荆江段和洞庭湖内，致使荆江段河床高出地面10米左右；洞庭湖湖面40年时间则缩小了45%。荆江河床的抬高和洞庭湖蓄水能力的减弱，加剧了洪水对中下游地区的威胁。一份权威的调查报告表明，如果再碰上1954年那样的特大洪水，损失至少在120亿以上。

    黄河更甚，年输沙量已达16亿吨，几乎相当于全世界河流输沙量的一半，每立方米河水里含有黄沙37.7公斤，而尼罗河只有1公斤，被外国学者惊呼为中国的主动脉出血广目前，黄河的河床在有些地段已高出地面3—10米，成为一条空中悬河，一旦遭到特大洪水的冲击，估计流量超过每秒22300立方米时，随时有溃堤危险，黄淮平原上的各种建设有可能毁于一旦。这并非危言耸听，黄河的狂荡不羁多次作过预演：1975年8月，在河南省的一场大洪水中，冲垮了板桥。石漫滩水库，给下游地区带来毁灭性的灾难；1983年，又是一场大洪水，整个黄河泛区受灾人口高达一千二百多万。时至今日，当地群众谈起这两场大水，还心悸色变！

    在中南，河流由源远流长变为增洪削涸，山坡由水土保持良好变为表土严重流失；许多河流由清流化为浊流；滑坡频率大增，生物基因库资源迅速丧失……

    据统计，我国严重水土流失面积已达150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弱。从1949年至1980年，有8个省的307个县，约6.5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变成沙漠。

    目前仍以年平均15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展。若不能加以有效控制，至2000年，又会有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将被肆虐的黄沙所笼罩，它的面积略大于宁夏回族自治区……

    我们再来看看人们须臾也离不开的水。

    我国多年来平均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约为2700立方米，名列世界第84位，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美国人均占有量的五分之一、苏联人均占有量的七分之一，算是一个贫水国。

    长期以来，我们曾形成过这样一种概念，以为淡水和阳光、空气一样，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现在才发觉随着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我国淡水资源的消耗量同解放初期相比，已经翻了好几番。在方块字中出现“水荒”这个词，也只是近几年的新鲜事。

    因地处古济水以南而得名、又素有“泉城”之美称的济南，自春秋战国筑城郭始，即以其泉眼多、泉水美闻名于世。济南城区有自然涌泉多达一百多处，似乎整个城下藏有一口大沸锅，沸沸腾腾的开锅水随时随地都会喷射出来。刘鹗就曾在他所著的《老残游记》中描述济南“家家泉水，户户垂杨”这样的美景。

    在济南一百多处泉水中，又数趵突泉最负盛名，它是古泺水的发源地，与济南城的历史一样悠长久远。趵突泉的壮观在于“趵突腾空”：三洞齐射，升空翻为三堆白雪，飘飘洒洒，袅袅婷婷，疑是落花缤纷。古人云“三窟并发，浪花四溅，声若隐雷，势如鼎沸”，可见其妙不可言也。

    趵突泉水储量丰富，方形的清池内泉流昼夜喷涌不止，平均流量曾高达每秒钟1600升。然而，随着济南城区人口的急剧膨胀，市民用水量和工业用水量不断增大，不得不把掠取的目光投向地下水。据资料记载，60年代济南市区每天开采地下水9.1万吨，当时的地下水位为31.54米，泉涌量每天可达50.2万吨；到了80年代，每天抽取的地下水量猛增至31.3万吨，相当于60年代的3.4倍。由于过量开采，采补失调，造成地下水位大幅度降落，降到27.37米，降落了4.27米，泉涌量一下减少到每天只有11.4万吨，等于60年代水平的五分之一。最后，终于导致千年趵突泉断流停喷，是可悲哉！

    名泉断流，还只是失却风采，拂了游人们的雅兴。而我国的首都北京，早已笼罩在一片缺水的浓重阴影之中。北京市的地下水开采量，60年代比解放初增加了30倍，70年代又比60年代翻了一番，80年代再翻一番。北京市原正常供水量为32亿吨，现缺额超出三分之一以上。于是，地上，“自来水”变成了“夜来水”，许多楼房二层以上白天已几乎无水光顾；地下，已形成近千平方公里的地下水降落漏斗，水位平均下降4—5米，而且地下水硬度超标范围已达二百多公里，水质不断恶化……

    煌煌京都，人均年占淡水量只有470立方米，仅占全国人均水量的六分之一、世界人均水量的二十五分之一，在120个国家和地区的首都或主要城市中居百位之后，闹到几年前就有一批专家在发迁都之宏论……

    大上海如何呢？1963年以前，由于每年开采地下水多达一亿吨，结果引起严重的地面沉降，有些地方因“陆沉”甚至出现房屋倾斜、工厂机器设备错位，严重危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现在不得不每年向地下强行回灌，才控制住地面不致继续下沉。

    天津的态势也令人焦虑。天津市及部分郊区地面，目前正以年平均80毫米的速度沉降，最严重的地段天津北站，1959年至1982年间下沉已达2米。

    岂止于京、津、沪？全国各地不断拉响缺水警报。据有关调查资料表明，我国三百多个城市中，不同程度缺水的城市约有一百八十多个，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严重缺水的达四十多个。显而易见，控制人口增长已成为保护水资源的至关重要的战略性措施！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

    土地，人类的伟大母亲，所能养育的“子女”并不是无穷无尽的。

    在中国，土地的沉重，实质上来自于沉重的人口负载。

    建国初期，我国耕地总面积为14.68亿亩，人均占有耕地2。7亩。1957年至1985年，由于基本建设大规模上马，28年间我国耕地净减2.24亿亩，而同期我国人口却净增4亿多，结果人均占有耕地降到不足1.4亩。以1981年为例，全国人口增长1439.9万人，耕地却减少了1534.3万亩，这相当于一年多出了四个半新西兰的人口，却消失了近两个青海省的耕地面积（该省当年的耕地面积为875.9万亩）。

    太湖流域，三十多年来人均耕地从2.2亩降至1.2亩；当下降到低于0.8亩时，产粮便仅能自给，长江三角洲上的这块我国著名商品粮基地，从此就要摘下牌子。

    山东耕地，已由1955年的1.38亿亩减少到1984年的1.08亿亩，平均以每年1%（即120万亩）的惊人速度骤减。

    福建耕地，全省总计2000万亩，人均只有0.76亩，仅为全国平均占有水平的一半弱。但仅1979年至1981年，全省基建征地和农村建房占地就达17.6万亩，其中耕地近9万亩，而目前该省人口平均每年增加43万人，这一减一增的结局，势必只能加倍盘剥地力，使土地的负担进一步加重。

    在广州市，过去六年来市郊及市属八个县耕地锐减12万亩以上，相当于从地图上一下子抹掉了有20万人口的新丰县的耕地总面积。耕地锐减主要有四种原因：一是国家基本建设如筑铁路、修水利等占用了一部分耕地；二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占用农田，办一个简陋的砖窑，就得毁田几亩以至十几亩；三是农民建房用地，此项比例颇大，有的农民已为年仅六岁的儿子建好了新房。更有甚者，清远县一个生产队，为每个男孩分了一块住宅基地，全部都是可耕地；四是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如改旱田为果园，毁耕地挖鱼塘等。

    在温州地区，近年来农民占地造坟之风愈演愈烈，似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自金华搭车东进，映人眼帘的新坟越来越多，至接近温州辖区的温溪镇达到高潮，抬眼朝镇后山岭望去，如恰逢清明前后，坟头白茫茫一片，绿色反倒成了点缀；直至鹿城，视野所及，漫山遍野，均可见大片大片的坟墓；在雁荡山山脉东麓，一个较大的新坟竟占地达130平方米，共毁植被约150平方米，据说还有比这更大的……

    有人估算，我国耕地面积以每年平均817万亩的速度减少，三年加起来，便消失了一个福建省的全部耕地。建国以来累计减少的耕地面积已相当于一个法国、两个英国或三个半日本。

    目前，我国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华夏民族的这位母亲了不起，然而她已被压榨得气喘吁吁了！

    据测算，从“七五”期间至本世纪末，在严格控制的前提下还要占用耕地几千万亩，人口将继续逐年增加，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将越来越少。如果仍按每年817万亩的速度锐减下去，那么，到公元2162年，我国的耕地面积将变为零。

    我们不得不在此发出呼吁：体恤体恤“土地母亲”吧！

    如果说，因为“人口爆炸”所辐射的负效应，给予了地球生态带来如前所述的巨大破坏：森林资源萎缩、水土流失严重、耕地面积锐减、地下水十水九空……尚主要是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了一个难以逆转的困境；那么，眼前几乎无时不在、无处没有的令人心悸的环境污染，则已经将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不容辩驳地拖拽进了一个巨大的排污口内。

    人口众多，排泄给社会的废旧物资也多。

    天津市，全市一年的工业垃圾322万吨，生活垃圾160万吨，有人测算了一下，如果不加清理，不出50年，就会把153平方公里的市区埋没在2米深的垃圾之下；问题是天津市的垃圾还以每年15%的速度在增长，而且垃圾中的灰土含量相对减少，废纸、化纤、塑料、金属等有害物资相对增多。

    上海市，全市的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一年多达730万吨，每10天的垃圾，便能堆起如雄视大上海的国际饭店那么高大的体积。

    北京市，连“早晨空气新鲜”这一说法都已值得怀疑，市区空气中可吸人颗粒物日平均值最低时是每立方米340微克，最高时是每立方米690微克；按照国家的明文规定，像首都这样的大城市每立方米150微克的一级标准，常年超出规定标准的一至三倍。1985年10月，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兴奋剂检查委员会秘书、联邦德国科隆体育学院生物化学教研室主任曼弗雷德。多尼克来华讲学，他在游览了北京市容后说：“万万没有想到，北京的空气污染这样严重！”他还严厉指出：“严重的空气污染对于耐久项目（如马拉松）运动员的身体健康是极为有害的。如果到2000年仍得不到根治，中国举办奥运会的申请是不会得到国际奥委会批准的。”国际奥委会将对每一个申请主办国进行实地考察，该项考察一般在赛事前六年进行。

    还有这样一则消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官员们惊奇地发现，从航天卫星发回的地球照片上，已找不到中国的本溪市。在该市43。2平方公里的城区，排污企业竟达二百多家，焦化厂的“黑龙”、炼钢厂的“黄龙”、水泥厂的“灰龙”，一齐在市区上空翻滚腾舞，遮天蔽日，密布成一层厚厚的悬浮颗粒物……每年有近一半的时间能见度仅有30米至50米。严重的空气污染使该市的呼吸道疾病、肝炎、癌症率普遍升高。深受其苦的市民们大声疾呼：“救救本溪！”……

    据国务院农业部在“六五”世界环境日纪念会上发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160万平方公里，占到了国土总面积的1/6；草原沙化退化面积占到草原总面积的14%，受沙漠化威胁的耕地达5800万亩，比50年代翻了一番；遭受工业“三废”污染危害的农田约有1亿亩，造成每年减产粮食100亿公斤。因之，国家每年因生态破坏造成的农业、森林、草场、水资源等诸方面的经济损失和环境污染导致的经济损失，两项高达860亿元。

    地球养育了人类，人类的迅猛繁衍，势必疯狂地不顾一切地向地球巧取豪夺；

    被掠夺过量的地球，又反过来给予人类更加严酷的制裁——这是一个怪圈！

    这就提出了一个刻不容缓的命题：地球的“人口承载量”。换句话说，人类必须依允地球的许可来安排生活；人类必须依据地球的有限资源来制定新的人口政策。

    有一首名为《命运与共》的流行曲，旋律悲怆，如泣如诉。歌中这样唱道——这地球累了，露出愁容，它载着我们，艰难地运行……

    早在1968年4月，意大利工业巨子、经济学家奥莱里欧。佩切依博士在罗马猞猁科学院“罗马俱乐部”成立大会上，就曾以异常沉重而冷峻的语调致辞：“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讨论一下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人类是否还有能力让世界的末日推迟几年到来……”

    从11亿人口的角度上说，我们拥有三分之一的亚洲、五分之一的世界；

    也正是从11亿人口的意义上说，我们对与人类命运与共的地球更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四、瞒天过海的盲流潮：超生游击队

    中央电视台播映的1990年新年联欢晚会上，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宋丹丹和沈阳军区前进文工团演员黄宏联袂表演的喜剧小品《超生游击队》，令亿万电视观众大饱眼福，不知有多少个家庭在电视荧屏前老少妇幼一齐捧腹大笑、前仰后合。

    两位男女演员妙语连珠的对白、出神人化的神态、动作，简直让人们在饶有兴趣地观赏一幅盲流潮的风俗画长卷——一对衣衫褴褛、东躲西藏的流浪夫妻，神色疲惫地从地下通道钻出来。

    夫：生命在于运动。妞他妈，出来蹓跶蹓跶吧。

    妻：拉倒吧！蹓跶一天了，还蹓跶个啥呀？想吃点水果都没有。

    夫：不是给你整了两棵大葱了吗？

    妻：大葱能跟水果比哟。

    夫：大葱和水果在科学价值上讲，那都是一样的。

    妻：拉倒吧你，吃大葱你还想跟吃水果的比，人家吃水果生出来的孩子个顶个脸红红的多水灵，你看你生的孩子个顶个傻乎乎的葱色绿。

    夫：这样孩子更有特点，好认，知道嘛！现在国家不是有困难吗，等到了2000年，就能达到吃“小康”的水平了。

    妻：还吃糠呢，越生越多，他们长大了连糠都会吃不上。

    夫：他们将来吃得上糠与吃不上糠跟我们的关系都不太大，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给我生出个儿子来。

    妻：你没看到人家报纸上讲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夫：唉，你听错了，那是说“时代不行了，男女才一样”。咱们俩趁现时年轻力壮乡生几个，说不准将来哪个还能当上乡长哩！

    妻：看你那副熊样，还能培养出乡长来？连给孩子起个名字都起不好。

    夫：咋起不好啦？

    妻：就说大丫头吧，一个女儿家，叫个啥“春”呀。“兰”呀、“凤”呀听着也顺耳，你倒好，憋得满脸通红憋出个“海南岛”来，这叫人名呀？

    夫：那不是在海南岛当兵的时候生的嘛！

    妻：那么老二呢，你咋给起个名叫“吐鲁番”？

    夫：那不是咱在新疆倒腾葡萄干的时候生的嘛。起每个名字都有纪念意义。

    妻：老三更好了，起了个名叫“少林寺”，一个女孩子叫“少林寺”，长大了叫得出口哦？老四还没生，你歪名又起好了，叫个啥“兴安岭”，这回我死活不依你，我到了北戴河就生。

    夫：那就叫“北戴河”，怎么样，依你行嘛？咱们的方针就叫“走一道，生一路，走一站，生一户”！

    妻：还有脸说呢，你知道人家叫咱啥？叫“流动大军”！

    夫：说对啦！咱们的特点就是“流动”。拿不到护照，拿得到护照的话，咱们还“流动”到外国生去，我连儿子的外国名字都起好了：“OK——沙尤娜拉！”

    ……

    在20世纪80年代迈向叨年代衔接跨越的那个晚上，我也端坐在日立牌20时彩色电视机前。当我笑够了，笑累了，笑出了眼泪，泪水不知不觉地顺着脸颊流淌下来……

    突然，我感觉到了一种苦涩味——一种深刻的巨大的酸楚涌上我的心头！宋丹丹、黄宏二位表演艺术家在电视上向观众们淋漓尽致所展现的，只不过是将当今人们司空见惯了的社会生活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浓缩罢了——一部更为恢宏更为辉煌更为色彩多姿惊心动魄的活剧，不正在生养了炎黄子孙的华夏大舞台上如痴如狂地上演着吗……

    1、“盲流群落”速写

    1987年8月12日晚8时许。

    笔者和胡平应江苏文艺出版社之邀，为采写长篇报告文学《东方大爆炸》，两人骑自行车绕过北京城南的陶然亭公园，直趋永定门火车站。

    其时暮色正浓，只见站前广场上影影绰绰地推出一片又一片衣衫褴褛的人们，他们绝非候车的旅客，而是盲流者，却比候车旅客的队伍更为庞杂，更为气势嚣然。

    北京并不情愿接纳他们，但首都又不能断然拒他们于门外，因为他们同样也是共和国的公民。可在繁华市区不行，在常有“奔驰”、“皇冠”。“蓝鸟”、“桑塔娜”等高级轿车经过或外国旅游者光临的地方不行。于是，几经迁移，他们不期然地都来到了这里，最终选中了这一方“风水宝地”——永定门火车站。

    这里恐怕算得上是当今中国的一支最大的盲流群落了，据说有数千人之众。他们日散夜聚，风餐露宿，在水泥地上铺块塑料布、凉席或被单、破麻布片，再将旅行袋一类不多的杂物枕在脑袋下，便算是有了首都的“临时户口”了。大概人生经历的风霜雨雪太多，早已随遇而安了，他们大多无悲戚愁苦之神态，似乎也过得颇信然自得。

    我们绕着广场走了几圈，看到——有的中年盲流夫妇牵着背着抱着三四个年岁参差不等的孩子，凉席边堆着一摞刚用过的塑料饭盒，还有半盆清水。那只几乎搪瓷脱尽、凹凸不平的破盆子，便像是他们的“公用卫生间”了；

    有几个老年盲流围坐一堆，用茶缸、瓷碗、口杯喝着啤酒，地上摊开的塑料布上有腊肠、午餐肉、烧鸡、炸油饼等食物。嘴皮上油腻腻的，脸膛上都泛出红光，一双双脏兮兮的手指分扯起烧鸡来，不见丝毫犹豫，其熟练程度绝不亚于英国伯爵拿起刀叉享用布有烤牛排、红烧鲥鱼、草莓巧克力蛋糕和陈年醇酒的晚餐；

    有人在微弱的路灯光下，点算着一把又一把的公共汽车票，眼珠子凸得几乎要落下地来，其专注细致也不亚于国家执法人员在清点犯罪分子的赃款和假造的单据；

    有一大群人围在一台砖头般大小的收音机旁，收音机里正在播送今晚与明天的北京地区的天气预报。可以想见，他们想听的不会是人大常委会上的官员任免或伊朗与伊拉克战争升级的消息，也不会是首届中国艺术节拉开帷幕和整顿全国非法出版物的新闻，谁当部长、总理，或老外们打得脸歪鼻子青于他们都无关，他们最最关注的是今天晚上老天爷会不会黑下脸来又刮风又下雨……

    此时，我们在盲流群中遇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物，通过他的娓娓讲述，又带出一个非常奇特的故事——

    他姓李，36岁，是中原某省一个偏僻山村的农民，妻接连生下两个女娃，夫妻俩决心非生个男孩不可，妻便又怀上了第三胎，为了躲避乡、村计划生育手术队的检查，举家四口踏上了盲流之路。妻临产前，偷偷跑回到外县娘家住下，菩萨保佑，总算生下了一个男孩。妻既得儿，已无心继续随李某过盲流生涯，回家又怕挨罚，在丈母娘的撺掇下，最后索性带着新生儿改嫁给了另一个男人，也没同李某办理什么离婚手续。李某上门索妻要儿，却被老丈人一顿拳脚赶打出来。这一下李某可惨了，赔了夫人又丢儿。李某接连到乡里、县里、省里告状，结果都是“研究研究”之后如泥牛入海无消息。李某咽不下这口气，返村将自家的破屋家什统统贱卖了，兜里装了一把票子，牵扯上两个小女儿，千里迢迢上京告御状来了。谁知一告五年多时间过去了，总总共共进北京城103次，光差旅费就花去了二千多元，还不算一次又一次的扒车逃票；五年间，李某先后被遣送了11次（国务院接待站遣送五次，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信访办遣送六次）；每次遣送时都答应解决问题，可人一走，茶就凉，李某便又上访。李某每次进北京都住在永定门火车站；夏天睡广场、睡大街人行道，冬天则睡进公共厕所里去。钱早花光了，就领着女儿要饭、要钱，什么颐和园、故宫、前门、北京站、西直门、建国门、北海公园……哪里人多，就往哪里要去。残菜剩汤、包子馒头、二分、五分的钢蹦儿、一毛、二毛的零钞，一天下来也有个块儿八角的，除了买包廉价烟抽抽解倦儿，其余都用来买邮票、信纸、信封了。这五年多里，李某共发出了三千五百多封信，其中贴足四角钱邮票要回执的双挂号信就寄了600余封，从县里、地区、省级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及他们的头头脑脑，直至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都逐个寄了个遍，有的没有回音，有的有回执、回函，加起来快二尺厚了。李某从中拣出一些个衙门大的随身带着，也还真能管事。警察就盘查过几回，李某把回执、回函一掏，警察就忙不迭挥手：“去去去……”

    十点钟，当我们怀着极复杂的感情驱车离去时，广场四周的铁栅栏上，已挂满了汗衫、毛巾、手帕、裤衩一类的洗涤物，五颜六色，飘飘扬扬，异彩纷呈，有如联合国总部门前的万国旗。一趟旅客列车又进站了，广场外随即响起一串悦耳动听的女中音：“住旅馆哟，交通方便，设备齐全，有单间、淋浴、电视、电话，代购车票……”再加上栅栏里开始响起的一阵阵鼾声，这一切那么矛盾、又那么有机地组合成了一个非常奇特、促人深长思之的社会景观。

    我突然想，连国家法令在这个盲流群落里有时也是无可奈何的；那么，计划生育的有关条例呢，在这里不更是形同戏言吗！

    2、“陆上游击队”轶事

    盲流大军目前除尚无能力占据空中领域外，一般分水、陆两翼齐头并进，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只要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上的地盘，他们都不舍千里万里长途跋涉，安营扎寨，尔后稳稳当当生养出一个又一个的男孩或女孩——我们姑且称陆路这一翼为“陆上游击队”。

    随着改革开放路线带来商品经济大潮的迅猛崛起，木匠、鞋匠、蔑匠、铁匠、裁缝匠、泥水匠等农村的能工巧匠们纷纷背乡离土涌入城镇，加之城镇的个体经营业、商品流通业、旅游服务业、建筑业、劳动服务公司等各业勃兴，使之盲流大军的成分更趋鱼龙混杂，也给予以“超生”为主要目标的盲流人员提供了多种生计手段和足以回旋的生存环境。据有关部门统计，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个体从业人员年平均增长率高达76.3%，眼下已激增至近700万人，这些腰缠万贯的新“大亨”们，不少就属于“超生游击队”的骨干力量。

    在四季如春百花争艳的昆明市，有一条长达两公里的青年路，一字儿摆开上千个个体经营的摊点，个体户的孩子们在摊点间三五成群追逐戏耍热闹非凡。据青年路居委会主任说，这些外来的个体户普遍超生，有的甚至已生至第四胎或第五胎了。

    仅就他们管辖范围的半公里多的路段调查，外来个体户超生的就有一百多对。其中一个来此地经商的湖南妇女，已经生了五个女孩，却公开扬言还准备再生。至于地处城乡结合部的郊区，外来个体户的居住人数更多，超生现象也更甚。昆明北郊的小菜园原本只有一百多户人家320口人，却住进外来个体户六百多人。男人进城做生意挣钱，留在家中的女人，不是怀胎挺肚的，就是拖儿带女的，可谁也管不了，谁也不想管。

    在雄踞中原的济南城，英雄山下散落着星星点点几十处修鞋匠的摊子。时值酷暑，每一处摊子的破旧凉席上睡着的全是伸胳膊露腿的孩子，少则一个，多则三四个。大的已有五六岁，小的才只几个月。路过此地的记者金纯龙随意数了数，16个修鞋摊旁，躺着21个孩子。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来自浙江、江苏和安徽等省农村，到济南谋生已有三四年之久。接着，一位年轻的妇女边拍打着怀中叼着奶头的男孩与金记者作了如下精彩的对话——问：“这孩子是来济南后生的吗？”

    答：“这个孩子就是在这儿生下的，这是第三胎，大的丢在老家了。”

    问：“你们那儿计划生育抓得紧吗？”

    答：“紧着哩！可跑出来他们就没办法儿了。”

    问：“罚款吗？”

    答：“罚，罚得狠哩，俺不在乎，多吃点苦三两个月也就挣回来了。”

    问：“在济南生孩子，没有准生证，医院肯收吗？”

    女人嘿嘿一笑，在孩子的背上拍打了两下，答：“医院不管这个，只要交钱就行。有时为了讨个方便，就多塞点。”

    问：“你们那儿跑出来生孩子的有多少？”

    女人乐了，答：“多得没法说。反正能跑出来的都跑出来了，谁也不会呆在家里受罪。”

    金记者与另一位弹棉絮个体户（此人的工种与喜剧小品《超生游击队》中黄宏扮演的角色恰巧相同）的对话也照录如下：“您有几个孩子？”

    “六个，死了俩，还剩四个。”

    “都是逃在外头生的吗？”

    “不全是。天下大得很，我那儿的土皇帝管不了这么远。”

    “您家在哪儿？”

    “南方。”

    “有男孩吗？”

    “有，两个。”

    “还想再生吗？”

    “能生就生。”

    “政府号召计划生育，你们应该响应才对。”

    “我少生一个国家就能富起来？我生的孩子是我自己养活，又不是国家养活。”

    “不管怎么说，你们应该去做绝育手术，这对你个人也有好处的。”

    “结扎？不干，人不是他妈的畜生！我一看到农村那些王八蛋抓女人去结扎，就恨不得日他祖宗八代。”

    “你们生这么多孩子，今后能养活得起吗？上不了学当一辈子文盲……”

    “你别说了。我管不得那么多，孩子们长大了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上学不上学是无所谓的事，你没看现在的大学生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如街头卖烤红薯的老太婆收入多哩……”

    至此，对话已无法继续下去了！

    在八面来风人潮鼎沸的海口市。

    自从1988年春，党中央、国务院毅然决定海南建省办大特区，长期孤悬海外少人问津的海南首府海口市，一时身价倍增令国内外人士刮目相待，以图一展雄风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工程师、科学家、教授、学者、作家、演员、新闻记者、企业家以及各怀动机的谋职者，如涛赶浪般跨越琼州海峡，再渗人到这个32000平方公里风光旖旎亟待开发的亚热带“岛国”。然而，又有谁能预料得到，就在延揽四方人才的轮渡一班又一班靠上海口码头，旅客们肩负手提兴致勃勃步入推土机隆隆轰鸣、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的海口市区时，一支人数颇为可观囊括各色人等的“超生游击队”，同时也顺利完成了一次从内陆跨海越洋的战略大转移。在海口，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冒出的“工棚”，成了最理想的超生“保护区”。在海南机场营区内，你会看到一串首尾相接的工棚，这里居住着112户民工，总人数为566人。这批人95%来自广东、广西、四川、湖南等省区，平均年龄35岁上下，大多数人正处于生育高峰期，大多数人也正是为着“超生”而来的。

    一位来自广东省揭阳县的菜农，今年虽只有35岁，却已是膝下拥有5个孩子的父亲了，可他的生育之志不减当年，决心在海南再创一番奇迹。

    据海南省卫生厅、省人口局的粗略统计：1988年全省超计划生育的婴儿已达近10万人。

    3、“水上游击队”轶事

    “水上游击队”系指借助舟楫，以江、河、湖、海等水域为主要活动范围的。

    相对而言，“水上游击队”较之“陆上游击队”，在行动上更为机动、灵活、隐蔽、迅捷，因而也就更加应对自如、游刃有余。

    五六十年代，曾因山东籍作家刘知侠所著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及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而使得深藏于鲁西南丘陵间的微山湖威名大震。抗日英雄刘洪、王强、芳林嫂等人在浩渺无垠的湖面上驾飞舟踏细浪，出没于盛开的荷花、茂密的苇荡及望不及尽头的芨芨草丛中，令前来围剿的日军大部队纵有机动快艇也免不了处处受制、处处挨打而只能望湖兴叹、一筹莫展——这样的故事在二十多年前的中国家喻户晓，老少皆知。

    也许可称作为历史的悲哀，今日的微山湖，却成了“超生游击队”得天独厚的“水泊山寨”。生于斯长于斯的渔民们和流入此地的外来户，他们依凭一条船一张网，日出日没，捕鱼捞虾，小船是他们栖息的家，方圆660平方公里的湖水是他们的“自由世界”；他们已不再弹起心爱的土琵琶唱那首著名的电影歌曲：“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而是对着迷濛水天呼着大嗓门喊：“下雨天，造人天！”他们都单个作业，各自为战，没有娱乐活动，没有群体观念，连电视也难得看到，生孩子便成了他们惟一的乐趣；他们想生就生，想生多少就生多少。在这里生孩子成为无计划的完全属于个人好恶的事情；政府想管很难管，政府真管也管不了，一条小船随便钻入哪片苇荡，像泥鳅遁入湖底一般，便“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地茫茫皆不见”。再者，今日渔民们操作的小船，又远非昔时破烂不堪，大多已装备上了发动机，只要马达一响，“突突突……”一溜烟驶离微山湖，苏杭数百里水路来无影去无踪。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民谣最为形象贴切：“年年想生年年生，处处无家处处家，只要河流水不断，跟着流水走天下。”据有关消息透露，微山湖一带超生没编人户口册的“黑孩”数早已逾万！

    大陈岛，这颗镶嵌在浙江省中部沿海大陆架上的“东海明珠”，在硝烟炮火弥漫的50年代之初，曾因遭受一场惨绝人寰的洗劫——路清退的国民党军用刺刀军舰强行劫持岛上渔民逃往台湾，而一度变得空寂、冷清、荒漠以至了无生机，孤岛伴枯草，潮起又潮落。四十载弹指一挥间，人民政府招募有为青年大力开发大陈岛，这颗“明珠”蒙尘落尽再现光华，复又帆影点点，炊烟缭绕，现今岛上居民已达五千二百多人。

    大陈岛的喧闹繁忙更有另一面驳杂迷离的景观——每日从椒江、温岭、黄岩、临海、三门、乐清、苍南、象山等隔海相望的市镇，再加上远及江苏、上海、福建等省市穿越滚滚风涛前来捕捞的流动船只，一列列、一排排，多达四百多条，船上人员共有三千多人，等于从海上漂来多半个大陈岛；

    若逢渔汛季节，更是空前壮观，两三万外来渔民云集于此地，把个小岛闹成沸沸腾腾。这些个流动渔船大部分是个体船，许多人就是为着“超生”而来，在岛上安营扎寨，生上三胎四胎不嫌多；还有人干脆制定长期战略措施，在岛上借宿空闲房屋，男人出海捕鱼，女人在家生子。如果你有兴致上岛游览一番，就会不断遇上手上牵着一个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蹒跚而行的挺着大肚的孕妇。一位来自温州的渔民欣欣然报告大家一则喜讯，他的妻子已生下三个女孩，最近又在大陈岛上生下一个男孩，他的人生目标实现了，这一下全家人可以“衣锦还乡”了……大陈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也深感在他们治下如此张狂地多生多养有损规范，长此下去岛将不岛，于是一次又一次劳动双腿，走前村，串后街，四处八方苦口婆心地游说外来户们采取计划生育措施（他们的权限也仅能游说游说而已），然而成效寥寥。人家不避艰险不辞辛劳长途跋涉驾舟远渡专程而来，全部目的就是为了“超生”、多生，仅靠游说有用吗？显然，必须要制定一整套相应的强有力措施！

    江苏省苏北某地农民杨氏，夫妇俩已生三个女孩，他们发誓要再生一个男孩。

    村里计划生育抓得紧，咋办？苦思冥想数日之后，杨氏一拍脑门：“有啦！”他即刻变卖掉所有的家产，买回一条机帆船，又将三个女儿送往丈母娘家，夫妇俩便扬帆出发了。船在京杭大运河上往返漂泊，或捕捞，或运输，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生完一个孩子即送回丈母娘家一个，前方。后方绝对配合默契，直至生到第六胎果真生出一个男孩，才像凯旋的将军一样息桨归田。

    扬州市曾抽调大批干部进行摸底调查，初步查明共有流动船只33000条，从业人口15万人，活动范围达十多个省，这些船民生遍天南海北，他们的口头禅是：“要得养，买挂桨！”……

    4、“瞒天过海术”新篇

    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以勤劳朴素、任劳任怨、不屈不挠等凝聚着民族光华的传统性格闻名于世，倘若再拨动那根深藏不露的狡猾和智慧的琴弦，那必然可以弹奏出无往而不胜的进行曲。

    下面将要讲述的一则故事，相信读者们肯定会被故事中男女主人公天衣无缝的谋略和机巧过人的行动惊讶得目瞪口呆——故事发生在山清水秀的福建某山村。

    狗仔和喜妹结婚四年，接连生下三个丫头片子。晦气吗？且慢，喜妹不是又怀上了，狗仔就不信自己生不出个小子来。

    计划生育的风声日紧一日，县医院组织的结扎小分队像猫头鹰一样搜寻着目标，一经发觉动静连夜就会奔袭进村强行实施手术。可这一切都难不倒绝顶聪明的狗仔，别看他书只读到初中毕业，平素小人书、侦探片看得多了，脑瓜子里的鬼点子也多着哩！只见狗仔伏在喜妹的耳朵旁嘀嘀咕咕一阵子，说得喜妹两颊羞红嘴里直骂“亏你想得出，亏你想得出”——一个工于心计的“喜剧小品”很快就将搬上舞台，由狗仔和喜妹有声有色地进行表演。

    一日，正在磨房里碾老玉米的喜妹突然大叫肚子疼，疼得双手捂住肚子在地上打滚哭爹喊娘呼天抢地，病情的危急如同火烧房子，邻居慌忙喊回在麦地里锄草的狗仔，只见狗仔急得满头大汗，风风火火拉上平板车就把喜妹往十几里外的“县医院”送。第二天，夫妻双双返回村子，一脸的悲戚，狗仔逢人便说倒了八辈子大霉，医生诊断出喜妹肚子里长了一个大肉瘤子，凶吉未卜，县医院也束手无策，必须送省城的大医院才能保住性命。说到伤心处，狗仔又抹眼泪又刮鼻涕，众乡亲听得唏嘘叹息，更有村里的小媳妇、老太太们陪着嘤嘤饮泣。

    果然，乡邻们看到喜妹肚子里那个可恶的“肉瘤子”日见长大，长得圆圆的鼓鼓的。村里三五个媳妇在溪边浣衣时互相逗趣说：“真背时，喜妹那肚里的肉瘤子着换成个胎儿，敢情就好啦……”

    此时的狗仔正忙着八方筹措盘缠，细心打点行装，吃的用的穿的一应准备齐全之后，把三个刚会呀呀学语的小囡留给老爹照管，便情切切凄戚戚告别众乡亲，带着病病歪歪的喜妹，也带着乡亲们的一片虔诚祝福，坐汽车换火车上“省城”求医去了。

    此后好长一段日子里，狗仔老爹俨然成了牵动全村人神经末梢的新闻发布官。

    最初报道的消息称：狗仔费尽周折托人送了一大把笋干、香菇、乌龙茶，喜妹才得以住进省城××大医院，手术相当复杂，难度大，病人又多，得按先来后到排号慢慢等着。

    接下来的消息报道说：大医院的大专家们协同会诊的结果，发现“肉瘤子”不是恶性的，医生动手术时像摘瓜一样把“肉瘤子”摘下来了，喜妹的性命总算保住了。

    乡亲们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回到原位，都齐声赞颂省城的大医院大医生果真有能耐妙手回春，能将人从阎罗殿上拉扯回来。也有人说在肚子上划一道口子也不是好玩的，这又不是生孩子像母鸡下个蛋一样顺当。

    围绕着喜妹肚子里那个颇为神秘的“肉瘤子”的舆论渐渐平息下来了，村民们该扛锄下地的扛锄下地，该出门跑买卖的出门跑买卖，小媳妇们照例嘻嘻哈哈结伴赶大集扯花布，老大爷们照例悠哉游哉围成一堆品茶下象棋……这样一晃眼又过去了多半年。

    忽一日，小山村笑语喧哗，原来是狗仔、喜妹夫妇双双从“省城”回来了。喜妹虽经一场“大病”，可已调养得白白胖胖，两颊红润润灿若三春桃花。狗仔老爹在院门口挑起一挂“电光炮”噼噼啪啪燃放起来，分得喜糖的光腚孩子们追逐戏闹不止，老大爷们则咂巴着嘴连连称道：“大难不死，往后狗仔家的福气用门扇板都挡不住哩，哈哈哈……”

    白白胖胖的喜妹坐在院子里，向围着她的小媳妇们叙说“省城”里的高楼都像俺村后的大山一般高一般大，听得这些穿红挂绿的小媳妇们眼睛里都放出一道道绿光来……

    又过去大约一年光景，狗仔老爹又一次在院墙门口挑起一串“电光炮”噼噼啪啪燃放起来，这一次是喜妹她大姨领来一个孩子，说是过继给狗仔、喜妹做儿子的。

    乡亲们一看，孩子长得虎头虎脑，简直就是从狗仔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

    至此，大幕徐徐降下，这出“喜剧小品”算是表演完了。

    乡亲们自是心知肚明。

    5、“黑孩”知多少？

    1989年暮春时节，我曾经驱车从鲤城泉州出发，专程去造访众说纷纭毁誉参半充满神秘感和诱惑力的晋江石狮市。

    刚踏入林林总总像万国旗一般挂满各色服饰的拥挤不堪的街市，就目睹了一幕惊心动魄令我终生难以忘怀的场景：一群半大不小的顽童，最大的不过十三四岁，最小的则只有七八岁，在街市一角手拉手圈成一个圆圈，然后由两名不足十岁的男孩和女孩登场表演绝活。所谓绝活，即用一根锋利的粗铁丝狠劲穿透细嫩瘦小的手掌心，殷殷血水顺着铁丝渗出后滴滴嗒嗒落地有声……此刻，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卷毛小子领头高喊“好！好！”于是数百名围观者中不少人也一齐直着脖子喊“好”。

    接下来，一个上身穿红肚兜的小女孩手举一托盘绕着围观者一路叩头如仪，大家遂将零钞。硬币“叮叮当当”往托盘里扔……事后我了解到，这群孩子的父母都是“超生游击队员”，孩子生多了，入不了户口册，领不到粮油副食票，更上不了学，父母也无力抚养，就让他们自个儿去闯荡江湖自谋生计了。

    这一类故事可以组接成一部厚厚的《社会通俗演义》。

    在北京火车站以及海淀区万寿路“侃爷村”、朝阳区六里屯贸易市场，你不时可以见到一群黑不溜秋的野孩子，他们向南来北往的旅客、倒爷、推销员、过路人伸出又脏又瘦的小手：“大爷叔叔阿姨们，行行好……”；

    在上海市五角场。十六铺等个体商贩聚居地，小“拉兹”们结成团，抱成伙，昼伏夜出，撬门入室，扒个钱包，抱台电器，视为家常便饭；在广州市海珠广场，在深圳市沙头角中英街，以及安徽黄山、江西庐山、山东泰山、浙江普陀山、福建武夷山、四川九寨沟、湖南张家界、河南少林寺、河北秦皇岛、海南天涯海角等各处旅游风景区，于一片如织人潮中突然会闪出一颗颗小脑瓜来，手举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旅游纪念品，兜头拦住游客就高声吆喝叫卖，那叫真的神态连一个子儿都不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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