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是贵州省，达28.3%。如果我们把这五个省区分别标在祖国的鸡冠形的版图上，一眼可见，它们都是分布在边远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需要特别指明的是，这种官方统计数字对于散居隐蔽在全国各地杂杂沓沓里的“黑孩”们，往往是无法包括人内的。
换句话说，每年都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黑孩”的重负加在祖国母亲瘦弱的肩胛上！
大多数“黑孩”可以说是盲流人员（亦即“超生游击队”）的“杰作”。
盲流人员人户分离，行踪不定，流动性大，婚孕产情难掌握，综合节育措施难落实，奖惩规定难兑现，使得密如蛛网的国家计划生育管理体系也往往网开一面，挂一漏万。据贵阳市对八万多暂住人口进行调查，女性人口中育龄妇女占用。6%，超计划生育和多胎生育现象相当普遍。浙江省1987年的统计表明，全省计划外出生的婴儿中，80%是流动人口所生。福州市流动人口所生的计划外二胎占全市计划外二胎总数的50%，多胎则占到总数的80%。武汉市江汉区贺家村的九户外来农民中有八户超生，其中一户已生到了第九胎。江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南昌、九江、奉新县等地区流动人口调查的结果：被调查的616名20岁到39岁已婚育龄妇女中，未采取任何节育措施的有329人，占流动妇女总数的53。4%；616户流动户中出生新生儿125人，出生率为53.6%，相当于该省平均出生率的3.1倍。
山东省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人的意见具有启示性意义。他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搞活，社会上的流动人口将继续呈现上升趋势，这一部分人的生育工作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有关部门“几不管”造成的“死角”——恰好成了流动人员“超生”的“温床”。加强对流动人口生育的管理，这是一项全社会综合管理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国协调步骤统一行动。因为现在的人口流动，不仅仅是县际、地区际，而已是省际间的大流动，是全国性的问题。倘若国家没有制定出一整套统一的严而有效的措施，此项工作势必流于空谈。
江苏省从1984年即开始了探索搞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新路子。他们的工作程序是：首先组织队伍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摸清情况，找准问题；在此基础上因时因地因人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定，然后要求公安、工商、劳动、城建、房管、农委、卫生、个体劳动者协会、乡镇企业管理、计生委等主管职能部门协同配合，齐抓共管，强制执行。
江苏省地处东南沿海，铁路、水运交通便利，商品经济发达，流动人口的队伍杂而庞大。通过调查，他们发现有建筑人员、“五匠”、船民、个体商贩、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季节工、以及城镇的拆迁户。半家户、空挂户、口袋户、待业户等，从事的行业多，工作散布面广，情况千差万别。扬州市的经验是将这些包罗万象的流动人口分门别类，划归为四大类型：一是流动船户；二是建筑工人；三是个体从业人员；四是临时工、合同工。然后根据不同类型流动人口的特点，分别纳入不同的管理轨道。
江苏省制定的并经当地政府和人大常委会联合签发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主要体现了下述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明确流动人口中属于计划生育管理的对象是指：出。人省市乡三个月以上的已婚育龄妇女。流出流进的均要管起来。
二、实行管理的部门：流动人口中的已婚育龄妇女先后由流出户籍地和流入居住地所属人民政府负责。村（居）民委员会要与外出的已婚育龄妇女签订计划生育合约，用工单位和团体组织负责其计划生育的管理。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用工单位和团体组织应列入工作职责范围。
三、流动人口中已婚育龄妇女外出前，必须持有户籍所在地乡镇和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证明》，否则有关单位不予办理签证。对营私舞弊出具“证明”或伪造骗取“证明”的要给予行政处分或经济制裁。
四、各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用工单位和团体组织对流出与流入的已婚育龄妇女要登记造册，其有关计划生育指标的统计由流出地负责，但计划外怀孕的补救手术的费用由用工单位和团体组织负责；外来的已婚育龄妇女应遵守流入地的有关计划生育规定，超生者由流入地区征收超生费和罚款，并在没有兑现罚款和采取绝育措施前，应暂停使用有关执照和证件。
江苏省自实施上述管理办法以来，是收到了一定成效的。据1988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数字，该省总人口为6438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14%，计划生育率为70.74%，多孩率为6.11%，综合指标在全国属于前五名内的先进省份。
从1989年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会议上获悉，已有天津、浙江、安徽、山东、江苏、福建、广东、云南、陕西、青海、新疆等省、市、自治区制定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这在全国30个省市当中，还只占到三分之一，当然还很不够；但它毕竟标志着希望的开端，是一次强有力的起步！
1990年2月15日，国务院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沈益民宣布：我国现有流动人口已达6000万至8000万，以广东、福建、浙江等省为最多。准确地查清这些流动人口的数量、分布和从业情况，将是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重点内容，同时也是此次普查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显然，沈益民向大众传递出一个信息：国家将很快着手制定一整套对全国流动人口行之有效的管理法规。
五、人口素质：被遗忘的另一片世界
无论二百多年前英国人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论》，还是三十多年前中国人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论》，两者都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只集中强调了人口的数量问题。
人口实际上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
人口数量膨胀极大地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犹如在一只腾空奋飞的大鹏鸟翅膀上系结上一块沉甸甸的铁砣——这一道理在支付出昂贵的代价之后已在全社会基本达成了共识。
人口质量危机同样在现代化进程上设置了一道道屏障，犹如关山万重、恶水阻隔，使得共和国列车步履瞒珊——这一道理时至今日却并未在全社会引起足够高度的关注。
人口质量亦即人口素质，它起码应该包容人口的身体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
1971年6月，在奥地利维也纳发展研究所举行的“发展中心选择”讨论会上，智利知识界的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在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坎坷道路时，曾说过这样一句含义深刻的话：“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人的心理状态。”
因此，我们可以说，所谓提高人口素质，究其根本，便是一个由传统人向现代人嬗变的异常艰辛的演化过程。
英格尔斯在《走向现代化》一书中，有一段极其精辟的论述：“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和态度、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那么，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束将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
鉴于此，我们有责任大声疾呼：人口素质，向中华民族敲响了第二个警钟！
1、数字是枯燥的，又是沉重的
数字是枯燥的，又是沉重的，沉重得像一座大山。
我们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我国现有文盲2.5亿人，其中35岁以下的文盲（亦即青少年文盲）占文盲总数的30%左右，每年产生的新文盲多达200万人。我国的文盲率为22.7%，比发达国家要高得多，比如北美国家的文盲率仅有0.5%，欧洲国家的文盲率为2.2%。
我国的学龄儿童入率率仅达到95%，还有500万学龄儿童没有入率。我国的中学入率率才达到30。75%，大学入率率为16.98%。而美国的中学入率率高达99%，大学入率率达到58%；苏联的中学入率率为96%，大学入学率为21.2%；日本的中学入率率达到92%，大学入率率达到30.2%。以每万人在校大学生为例，美国为531.3人，苏联为197.2人，日本为206.5人，我国才11.8人，还低于印度的70.5人、埃及的123人。
近年来农村小学、初中的流失生不断增多，从而成为“廉价的小徒工”。他们去从事普通工、挖土工、搬运工、纺织工。无照商贩，或沿着城市公共汽车路线一路拣拾遗弃在地上的废旧汽车票，或终年终月终日都在农村私人承包的小块土地上从事农耕劳动……这样使得童工的队伍一天比一天壮大。
据《中国法制报》透露，在南方的福建省，发现有三百三十多名不足16岁（国家规定从事劳动的法定年龄）的儿童在闽侯县的14家纺织厂里从事体力劳动。郭亮自称他14岁了，事实上他刚满10岁，每天清晨，他肩上挑着棉套出发了，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穿行，甚而挨家挨户叩门大声吆喝兜售他的棉絮，每卖出去一个他可进项二元钱。据《北京晚报》的一位记者介绍说，在北京城从事这项买卖活动的儿童，至少有2000人至3000人。他们差不多全都来自浙江省。就像9岁的简平叶一样，他们每季度可赚到7000元。郭亮和简平叶同住在北京西郊租来的一间农民房子里，和他们一起住在这间房子里的还有另外十来个同年龄的孩子，他们一个挨一个挤靠着睡在地铺上。指挥和调度他们工作的是四个五十来岁的师傅。这些“小徒工”中，绝大多数没有毕业就离开了小学，只有郭亮的两个小伙伴说自己有能力给父母亲“写信”——于是他们从背包里翻找出一封还没及寄出、错别字连篇、一口气很难读得下去的“信”。
驻北京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位代表说：“没有关于童工的官方统计数字。但是，很容易估计出童工的数目，因为人们知道全国至少有3000万儿童（占儿童总数的20%）没有读到小学毕业2另外，有5%的儿童是文盲。”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近的估计，有三分之一的中国儿童所受教育不满五年。据报界披露，在某些县里，受教育不满五年的儿童的百分比竟高达88%。其中，受教育不满五年的女孩于的比例则更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那位驻北京代表还指出：“让自己的儿女做童工的作法对父母亲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特别是因为在有2.5亿文盲的中国，还没有经济能力在全国各地真正实施义务教育和免费教育。”
国家教育委员会1985年估计有300万女孩子（占总数的7%）从来就没有进过小学校门。在富裕的浙江省，很多“家庭作坊”都雇用童工，其中有一多半是女孩子，最小的只有10岁。例如《浙江工人日报》报道在小城金乡，就有四百多名儿童在服装厂里做工，其中有半数孩子不识字。
据1987年报界公布的统计数字：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2.4，其中城市妇女的生育率为1.3，农村妇女的生育率为2.6，农村妇女的生育水平比城市高出一倍。
我们再来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的1988年上半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的另一组数据：北京的多孩率为1.79%，上海的多孩率为1.12%，天津的多孩率为2.59%，全国城市街道的多孩率平均为1.19%；全国县属乡的多孩率为17.63%。农村的多孩率是城市多孩率的15倍。
我国的总体文化水平不高，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5年。据1987年的统计数字：全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约占总人口的0.88%；工业部门中，工程技术人员仅占职工总数的2.8%；工人中，80%的人文化水平达不到初中毕业。全国文盲、半文盲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些文盲、半文盲人口92%分布在广大农村地区；而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数高达44%；15岁至19岁人口中近半数没有受过初中教育，25岁以上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9.7%。一次别出心裁的普查，对50岁以下的妇女按文化程度分类统计表明，平均生育子女数分别是：文盲5.86个，小学水平4.8个，初中水平3。47个，高中水平2.85个，大专水平2.05个。
上述三组统计数字，不容置疑地让我们得出了如此令人惊骇的结论：愈穷愈生，愈生愈穷；愈愚愈生，愈生愈愚！
这不但直接影响到我国现有人口的总体素质的下降，而且毫无例外地将导致我国下一代人口总体素质的继续滑坡。
接着要谈谈我国人口的身体素质。
毫无疑问，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保健水平的不断提高，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以及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我国人民体质普遍有了增强，人口发病率、死亡率迅速下降，平均寿命大幅度上升，昔日被人称为“东亚病夫”的状况早已不复存在。
在此，我们还不得不指出我国人口身体素质的另一个负面——据1987年4月1日进行的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结果推算：我国各类残疾人总数约有516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有残疾人的家庭约占社会家庭总数的五分之一，比例之高令人咋舌。其中：听力语言残疾患者1770万人，智力残疾患者1017万人，肢体残疾患者755万人，视力残疾患者755万人，精神病患者194万人，综合残疾患者673万人。
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目前有各种先天缺陷患者3000万人，其中0岁至14岁儿童智力低下总患病率为1.07%，他们中间又有五分之二属于较重智力低下者，这就意味着约有120万程度较重的弱智儿童需要特殊照顾。
据全国945所医院对120万围产儿出生缺陷的监测，共查出病种111种以上，出生时肉眼可见的出生缺陷总发生率为13.2%，包括有严重出生畸形无脑儿。脊柱裂、唇裂、胯裂、唇胯裂等等。这样，我国每年约有38万肉眼可见的异常婴儿出生，约有85万婴儿有生理缺陷，我国的先天致残率已超过50%。天津市儿童福利院近年来收养的弃婴，年递增率为33%，其中除一部分健康女婴外，绝大多数属痴傻、严重畸形婴儿。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我国三亿多少年儿童中，由遗传因素等原因造成的残疾及智能低下者占到3%，高达1000余万人。
在城市已经实行围产期保健之后，不少农村地区的孕产妇却连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都还得不到保障，接生设备更谈不到。正如一首顺口溜所唱的：“一盆草木灰，一个棉花套，一把小剪刀，再熬水一锅……”其结果，在城市婴儿死亡率已占不到1%的情况下，某些边远农村山区婴儿的死亡率却高居15%。而恰恰又是广大农村的孕产妇们，始终在顽强地不屈不挠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生育着。可想而知，在广大农村地区病残新生婴儿的比率，只会是一笔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了。
就健康状况而言也不乐观：我国青年中营养不足者占28.9%，少年中则占到36.16%。有关专门机构曾进行过一项独特的调查：中国男女儿童在12岁时，身高比日本同龄儿童分别低7.2厘米和5.75厘米，体重轻9公斤。
儿童的状况困扰我们，老年人的状况同样困扰我们。
我们再来看一幅生机盎然的都市社会景观：每天晨曦微启，大街小巷欲醒未醒之际，各处含苞带露的公园里，或枝叶扶疏的街心绿地上，早已汇聚着成千上万舒展手臂，扭动腰肢，做出种种“高难动作”的老人们——这就是被西方国家形象地戏称为“白发浪潮”的人口老龄化现象。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前景是：目前已拥有9000万年逾花甲的老人，约占总人口的8.4%；到本世纪末，这支“队伍”将扩展到1.3亿人，占总人口的11%；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就算是老年型国家——这表明我国很快将正式步入“老年型”国家；到公元2025年，我国的老年人口将激增至2.8亿人，全国平均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老年人。我国人口老化速度之快，与世界公认的人口老化最快的日本己是并驾齐驱了。人口快速老化除了会导致劳动力资源的老化与不足，最终必然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外，日渐庞大的老年群体，也势必向社会提出越来越多的特殊需求。
笔者在这一节里实录了如此众多有关的调查统计数字，并不是要展览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哀，而是为着面对现实，正视现实，警醒国民，以期引起疗救！
2、重男轻女——封建老树上结出的一只苦果
自从我们的老祖宗留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德训诫之后，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宗法观念，千百年来一直像绳索一样牢牢捆住了中国人的灵魂，进而积淀为民族心理深层结构中摇撼不动的永固大厦。
也正是在这一社会各阶层共同严格恪守的道德规范的涵盖下，男子——成了“种子”、“根”、“苗”、“香火”、“顶门柱”。老人死后坟头的“哭丧棒”等等的代名词——成了家族乃至国家人丁兴旺的惟一标志（在此，女人显然被忽略不计了）。
于是，生男孩始终成为中国人生育追求的第一目标。
历史的巨大惯性力一直延冲至今日——东北。一农妇接连生下四个女孩之后，丈夫的脸黑得像是堆满了烈性炸药，一点就爆，出口伤人，动手挥拳，怪她的肚子是没用的“窑”，火再旺也烧不出块“金砖”来。于是，这个家是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摔盆子砸碗碟，再也过不下安生日子了。她一遍又一遍给观音娘娘上供烧香，跪拜叩头，又含着眼泪偷偷地找了算命先生，那瞎子却摇头晃脑地向她揭示命运的奥秘：“命中注定呀，大嫂你生完七千金后必定得子！”她生第五胎时，老北风裹挟着雪花从土墙的窗洞一个劲地往里灌，她的牙在打颤，心在哆嗦。在历尽痛苦与折磨之后，满身血污的婴儿终于生下来了。她不敢看——没勇气看；她也不愿看——没情绪看。反正是丫头片子，她摸索着胡乱抓起婴儿蠕动的双腿，顺手就丢进了床边的马桶里。她感叹自己命苦，任凭凄楚的泪水汩汩地流淌下双颊……丈夫从大田里三脚两步风风火火赶回来了，推开门，急问：“生了吗？是小子么？”她无力地抬手指了指地上那只黑糊糊的马桶。丈夫猛扑过去，抱起婴儿：“啊，是小子！是小子！”可婴儿已溺死了……
西北。一农户一个接着一个地生下女儿，他发誓要生下儿子。为了防止计划生育手术队将妻送到乡卫生院做人工流产，他特地在屋后的黄土高坡上挖了一窑洞穴，洞穴长且深，里面铺上干草，备好了应有尽有的各式干粮食品，妻子一怀上孕就住进去，一住几个月直至生产后再重见天日。如此这般，他家的老三、老四、老五、老六4个女儿全都出生在洞穴里。显然，这个黄土高坡上大字不识几个的庄稼汉，对“深挖洞，广积粮”赋予了全新的含义……
京郊。一农妇卧怀上了第三胎后，她几乎就没再敢在自个家里呆过。这个亲戚家躲两天，那个亲戚家藏三天，怀胎十月，她东躲西藏居然就给躲藏过来了。村里大伙儿早已订了《计划生育公约》，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因为她头胎生了女儿，村干部照顾她再生一个，谁料想第二胎生的又是女儿。她心里也明白得很，照顾只能一次，不可能一直照顾下去直到让你生出男孩来的。现在她又想生第三胎，如果让村干部们看出了破绽，那是肯定要被弄到医院去引产的。按丈夫的话说：“俺村就紧挨着北京城，俺们这是在皇帝眼皮底下偷生孩子呀！”“偷生孩子”是要挨罚的，夫妻俩也早商议过一遍又一遍了，罚几个钱算啥，只要能生出胖小子来，就算是买个“议价儿子”吧！天遂人愿，这第三胎果然是儿子。不等人催，无须人叫，丈夫就高高兴兴眉开眼笑主动将三千元“超生款”送到村委会去了。做满月那一天，夫妻俩将双方的三姑六姨、亲朋好友，以及乡亲乡邻老少爷们全都请了来，高朋满座，喝酒划拳，大伙儿正吃喝得满嘴流油，天旋地转，做父亲的怀抱着新生儿出来朝众乡亲频频施礼，尔后郑重宣告：“俺琢磨好啦，现在国家时兴对外开放嘛，俺这儿子就起个日本人的名字，叫三千一郎！”话音落地，举座皆欢，鞭炮齐鸣……
西南。一农妇已生了三个女孩，任村干部们跑断腿磨破嘴皮子，她死活就是不肯落实节育措施，因为她和丈夫的目标是生男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她又怀上了第四胎，为了躲过计划生育手术队，她让丈夫将滚烫的沥青涂在自己的小肚子上，造成肚皮严重灼伤溃烂，这样医疗队自然无法对其施行手术了，得以生下第四胎，遗憾得很又是女婴。她很快又怀上了第五胎，这一次她则让丈夫用小刀在她的肚皮上划了一道长口子，结果伤口化脓，又无法进行引产手术了，再生下第五位“千金”。
这样一次又一次皮肉受苦，苦不堪言。但她忍了，一切全忍了。她认为女人到世上走一遭，如果不能生下个儿子，不等于白活了嘛……
安徽。当某乡计划生育小分队获得十分准确的情报，深夜来到一家“钉子户”准备凭三寸不烂之舌决心做通思想动员工作时，却发现长期躲藏在外今傍晚才潜回家的孕妇不翼而飞了，伸手摸摸床铺，床上的被褥余温尚存，人会跑到哪里去呢？
后来才知道，孕妇的丈夫已早有准备，在床下挖了一个地道直通后院的柴房，地道口用一块木板遮盖着。那天晚上刚听到叩门声，丈夫情知不对头，急忙翻身下床手脚麻利地移开木板，妻就从地道里顺顺当当逃出去了。这一细节颇像电影《地道战》里的场景！无独有偶，这类“金蝉脱壳”的故事在贵州的一个小山村里换了另一种形式又重演了一次：也是在一个更深夜阑时节，计划生育工作队来到一个怀第三胎的农妇家动员她去医院做引产手术，没料到农妇出奇地痛快，满口答应了，说是去换件衣服就走，说完便一脸春风转身就进了另一间屋，随即“砰”的一声将房门关上了。这边工作队的同志们正暗自窃喜今夜不必磨破嘴皮子了，便耐心地等呀等呀，却久候终不见她再出来。无奈，试着推开那间房门，只见一条炕上躺着她的公公及另一个“男人”，哪有她的踪影？在其他的房间里也遍寻不着。最后，工作队也只好悻悻然撤离她家。事后才晓得，那天晚上她就是乔装一番后坦然躺在公公身旁蒙上被子的那个“男子”——她采用如此大胆的出乎常情的手段终于在计划生育工作队同志众目睽睽之下蒙混过关！她信奉的人生哲学是：一个女人，蒙受钻公公被窝的羞耻却远比没有生下儿子的羞耻要差得多……
上述这些看似天方夜谭的故事，只要你有兴趣走向广大农村，去叩响庄户人家的院门，就会感到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中国的小农经济模式和传统文化观念共同浇注下的土地，深深植根于这块土地上的封建老树结出的苦果——“重男轻女”、“多子多福”就互为因果地编织成这样一个可悲而又可怕的“怪圈”——一方面，极大地刺激着人们（尤其是农民们）的生育欲望和生育热情，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十几年了，我国80。21%的家庭仍然生育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另一方面，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又迫使人们（尤其是农民们）千方百计不顾一切地生男流女，而现代医疗技术也起了副作用，不少孕妇利用医院的B超和羊水化验等手段鉴测胎儿性别，特别是二胎以上生育者，一经发现是女性，就做人工流产，若发现是男性，就想方设法生下来，很多地区甚至一再发生溺弃女婴事件，遂造成新生儿男女性别比例失衡。
人类的正常生育中，新生儿男女性别比为1.3：1.6，男婴数略多于女婴数——这似乎是地球上自有人类以来上帝苦心孤诣的安排。而1987年，在我国新出生的2200万婴儿中，其中男婴为1162万，女婴为1038万，若按正常性别比103计算，女婴少生了八十六万；若按正常性别比106计算，则女婴少生了六十六万。这种失衡现象在广大农村地区表现得尤其突出，诸如“九个闺女不如一个瘸腿儿”、“无儿便是断香火”等封建传统生育观念还占据着许多农民的头脑——尤其牢牢占据着地处边远山区年岁大文化低的农民的头脑。湖南省曾对14个县市进行抽样调查，新生儿性别比为132.6，1/3的乡新生儿性别比高出200，其中某个生产队出生八个婴儿中竟然只有一个是女婴。河南省有关部门曾对285个农户进行抽样调查，在新出生的385个婴儿中，男婴205人，女婴180人，性别比为113，其中多胎（二胎以上）生的性别比为160，且这种性别比呈逐年扩大的趋势。在陕西省和河北省对尚无子女的育龄妇女进行调查的结果是，只有3%的妇女表示希望第一胎生女孩。河北省某地第二胎的性别比高达900。
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我国低龄人口的性别比态势颇令人忧虑——0岁组的性别比是109。54；
1岁组的性别比是111.72；
2岁组的性别比是109.73；
3岁组的性别比是109.88；
4岁组的性别比是108.68……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陈慕华指出：由于歧视妇女现象仍然存在，目前我国已开始出现男女比例失调，女性只占总人口的48.9%，男性则已占到总人口的51.1%。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康冷日前则向报界透露：因为有些人为生男孩，不惜违反国家政策连续超生，且野蛮地遗弃或溺杀女婴，导致自然存在的男女正常比例遭到人为的破坏，目前女性儿童比男性儿童少了2.2%，依照这个比例推算，当他们长到23岁时，将会有4400万娶不上妻子的男光棍汉出现。
专家们指出，人为地破坏人口生育规律，导致性比例严重失调，会给社会带来潜在危机，增大未来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直接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3、优生优育与“四二一”综合症
当今世界已经迈人知识爆炸、科技革命的崭新时代。随着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和珍视，无论在东方或西方，亚洲或欧洲，也无论什么文化背景、什么种族肤色，“优生优育”都成了一个时髦的社会话题。
优生学的本意是：生一个聪明、漂亮、活泼、健康的孩子。它是1883年由英国博物学家高尔顿最先倡导并建立的。自从我国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实施以来，这门学科得以迅速勃兴：婚前检查、禁止近亲通婚、讲求适当的婚龄和育龄、开展遗传优生咨询、进行产前诊断、提倡胎儿教育和幼儿教育等等，已经成为千千万万个家庭的一项重要生活内容。它无疑是提高我国人口智力和体力素质的必不可少的科学途径。
然而，任何事物都包容着它的正面和负面，就像是你手中正掌握着的一把双刃剑。我们经常会在林林总总目不暇接的报纸杂志上读到诸如此类的故事——丽丽长到五岁了，聪明、活泼、可爱，晚上从幼儿园回到家中，白天阿姨教授的歌舞记忆犹新，兴之所致，于是又在父母面前翩翩然跳起《天安门上太阳升》，惹得父母乐呵呵不拢嘴。
一天晚上，爸爸中学时的同窗好友来家做客。他见了丽丽的俏丽模样赞不绝口，又抚摩起丽丽芦笋般的纤纤十指，突然，他唱咏叹调般地感叹道：“老兄你好福气啊，丽丽真是个学钢琴的好材料，我可以打保票，只要你现在就开始让她学钢琴，她将来长大了不是傅聪，也一定是鲍惠荞！”
客人走了，那句话却整夜整夜地在丽丽爸爸的脑海里折腾。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普通到从芸芸人海里经过时，绝没有谁会多看他一眼。他甘于这种普通，按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命中注定”了的。现在，朋友的一席话在他的心中燃起了五彩般霞光绚丽的希望。其实，五年前自从丽丽降生的那一天起，他就把“希望”深深埋入了心之某一处隐秘角落——于是，他一个堂堂七尺须眉男子汉，才心甘情愿地干起了洗尿布、哄睡、洗澡、熬奶糕……只是到了今天，他心中的“希望”才变得如此明晰、鲜亮起来！
虽然，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式家用电器如海浪般涌进千家万户的今天，丽丽的家里还只有一台12吋的黑白电视机，没有冰箱，没有洗衣机，没有录音机。炎炎夏日，他也只能用保温瓶从大街上给丽丽提冰激凌回来。但是，为着能给女儿丽丽制造一个斑斓的梦，经济上的匮乏又算得了什么？他将拼命挤进这个梦里——戒烟。戒酒。戒肉。又东挪西凑借来1500元的外债。三个月后，一台价值3500元的光可鉴人的钢琴抬回家里来了。丽丽也不再送幼儿园，那个只会教孩子们“咿咿呀呀”唱歌跳舞的地方能培养出钢琴家吗？
拜师。上课。观摩。每次都是丽丽的爸爸亲自用自行车驮着她去，又自始至终一直守在她的身旁。
从此，钢琴犹如一块硕大无朋的巨石压在了丽丽的童年上。每天长达八九个小时的练琴，练得手臂都抬不起来了，三餐吃饭时，五指疼得抖抖索索，连筷子都握不拢，像是得了鸡爪疯。趁爸爸不在家，悄悄溜下楼去，同小朋友玩一会儿，可爸爸早已在邻居的孩子们中间安插了“克格勃”，发现举报一次，奖给五粒“大白兔”奶糖，尔后，丽丽必然要遭受一顿粗暴的呵责；夜晚，困了，丽丽的小脑袋一头栽下去，黑白分明的琴键上便洒下点点殷红，爸爸从里屋跑出来，看了看，往丽丽额头涂上点紫药水，还不“大赦”，他居然想出了一个效仿古人的办法，从屋顶上垂下两根绳子，用绳末拴住女儿的两根小辫……
丽丽呀，望着楼下在“跳房”的欢天喜地的小朋友，她的脖颈伸得像鸭子一般老长老长；听着窗外绿叶枝头上小鸟宛如短笛的啁啾，她两腮上止不住扑簇籁滚满了泪珠儿；只要一眼望见那似一尊大老虎般的钢琴，她就吃不下饭，睡不稳觉，条件反射作用使得她经常在睡梦中也哭泣着喊：“我不要练琴，我不要练琴……”一种愤然而生的心理，越来越强烈，愈来愈骚动，丽丽她几乎不能自持了……
一天，爸爸上班前又照例扳着脸给丽丽交代了作业。要弹会两首练习曲，否则中午不许吃饭。望着爸爸背起工具袋推着自行车出门，“丁零零”汇入人流渐渐远去的背影，丽丽狠劲地紧咬住自己的小嘴唇，很快，小嘴唇上就留下了一排清晰可见的紫褐色的齿印……突然，丽丽“蹬蹬蹬”跑进厨房，拿来一把菜刀发疯似的向钢琴砍去，五下，十下，二十下，三十下……她越砍越来劲，像同小伙伴们跳橡皮筋一样来劲；她越砍越欢快，像过大年和爸爸妈妈去院子里放鞭炮一样欢快；渐渐地，她的手臂乃至整个心都麻木了，一下一下成了机械运动，仿佛不是她在使着刀，而是刀的魔力在扯动着她的胳膊一起一落砍下去……望着刀痕累累、面目全非的琴键，丽丽开心地笑了，那笑容决不像一个五岁的孩子的，深邃、艳丽，而又透出一股刀刃般的悲凉，颇似暴风雨前那熔金泼红的西天托起的壮丽……仅仅一会儿，笑容跌入恐怖的黑暗之中，丽丽知道爸爸下班回来之后，家里将会出现的炸药爆炸一般的浓烟密雾……
丽丽颓然地倒在地板上，天花板上的每一块方格图纹竟也印着爸爸狂怒的面容……
转个身，丽丽一眼瞄住了墙角边上的一只暗红色的玻璃瓶子，前些日子妈妈用瓶子里面的药水熏过蚊子，还特别叮嘱她：“这药水能毒死人，你千万不能动！”她努力地站起来，走过去，拿起了瓶子，像削铅笔一样轻巧地旋开盖，对着小嘴“咕咕嘟嘟”就喝了起来，神情平静得似乎在夏日里舒心地喝一瓶冰镇过的橙汁……
喝完后，丽丽走回到钢琴旁，用纤纤小手最后一次细心地抚摩琴键，然后将锃亮的琴盖轻轻盖上，然后又倒在地板上——静静地。窗外，响起一串稚嫩、甜美的童音：“一二三四五六七，马兰花开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
我们终于看完了这幕由一个五岁女主角上演的大悲剧！
问题是，这带着血和泪的悲剧还在社会生活舞台上日复一日地排演着。替孩子们精心设计前程，乃至将自己未及实现的梦，遗传基因般硬塞给下一代，不惜搀和进一股强劲扭曲幼苗的野蛮——普天下厚爱孩子、望子成龙的父母们，难道不应该深长思之吗！
下面，我们再来读一则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以《“抱大的一代”令人担忧》为题的新闻速写——连日来，天津东站出口处被一堆醒目的高校接新生标志牌围得水泄不通。一个负责接新生人校的校车司机抱怨汽车超员时说：“接来的一多半是学生家长。”
今年天津高校新生绝大部分由亲属千里迢迢护送到校，“盛况”远远超过往年。
在天津大学，无数家长拿着登记表之类的东西，人前人后挤来挤去，而他们的“公子”、“小姐”则在圈外若无其事地静候。一位家长竟然这样说：孩子从小就是由老师。家长“抱大的”，希望大学的老师能接着“抱”下去。她还说，如果不亲自送孩子来，她那“从没离开过家”的18岁的千金连衣服该放哪儿都不知道。一对从江西南昌专程送子上学的夫妻正在忙着，儿子在一旁静坐，他父亲说：“他昨天才第一次洗衣服。”一位从抚顺送女儿来的父亲，当年18岁参军时已经会自己做被子了，可他19岁的女儿却从未干过任何家务活。许多父母为了全力保孩子上大学，竟免了一切他们早该会做的事。这些家长可能从未认真想过他们的孩子在走上社会之后，还会不会有人“抱”着？
何止一个天津？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在哈尔滨，在拉萨，在海口……每年每年的夏秋之交，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高等院校迎接新生入率时，这样的“喜剧”都要上演得令观众目眩神迷。
1986年暮春，当青年女作家涵逸在大型文学刊物《中国作家》上发表她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小皇帝》时，中国的千千万万个家庭犹如共同经受了一次强烈地震——父母们争相传阅、奔走相告，报纸杂志纷纷转载，影视圈则忙于筹划将它搬上银幕，“小皇帝”这一形象的文学譬喻也毫无争议地成为我国独生子女的专有代名词。
涵逸的写作显然受到了《新闻周刊》的提示。美国这家颇具影响力的周刊，在1983年3月18日就刊载过一篇题为《一大群小皇帝》的文章：“拜倒在孩子脚下的父母称孩子们是小皇帝，中国的报刊称他们是娇生惯养的孩子。中国实行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以来，已有3500万孩子出生。小皇帝们所指的就是这一代孩子。”
涵逸在她的报告文学中，对“这一代”有着更为确切的指代，他们是“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及父母用全部精力供奉起来的、几乎无一例外地患了四二一综合症的孩子”。
多多的做衣服，多多的买巧克力，恨不得把百货商场里所有琳琅满目的玩具全都搬回家来，只可惜不能再把天上的月亮给摘下来了，全家四个祖辈、两个父辈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早到晚围着一个小皇帝转，百般迎合，千种娇宠，万分讨好，直转得乐乐然陶陶然皆大欢喜——独生子女患上“四二一”综合症的普遍性、严重性乃至荒唐性，使之一位专门从事儿童心理学研究的专家，不得不向广大家长们开列出这样一长串看似好笑实则悲凉的家庭问答试题——
1.您的孩子能自己洗手帕吗？
2.您的孩子会自己洗脸吗？
3.您的孩子能把自己的玩具、小人书等收拾好、整理好吗？
4.当您的孩子提出要求遭到拒绝时会怎样？
5.您的孩子白天敢独自在房间里呆着吗？
6.您的孩子晚上敢独自去里屋拿东西吗？
7.您的孩子跌了一跤时会怎样？
8.您的孩子在游戏中遇到失败时（例如搭不成积木或玩具坏了）会怎样？
9.您觉得您的孩子对人有礼貌吗？
10.您的孩子合群吗？
11.您的孩子与小伙伴们玩时能谦让别人、同别人好好玩吗？
12.您的孩子在家里听大人的话吗？
13.您的孩子在大人不让他（她）做什么时，他（她）偏要做吗？
14.您的孩子有常性能坚持到把一件事做完为止吗？
15.您觉得您的孩子无论做什么事都很有信心吗？
16.您的孩子做一件事时喜欢同别人一起做吗？
17.您的孩子平时做事时有主意吗？
18.您的孩子与别的孩子一起玩时爱领头吗？
19.您觉得您的孩子胆大吗？
20.您的孩子常与别人打架吗？
21.您的孩子在家时常毁坏玩具、小人书等东西吗？
22.您的孩子常与别的孩子吵架吗？
23.您的孩子在遇到自已不懂或不知道的事时，爱向别人打听吗？
24.您的孩子爱把自已知道的或懂得的事告诉别人吗？
25.您的孩子常常要求别人帮助吗？
26.您的孩子常常帮助别人吗？
27.您觉得您的孩子娇气吗？
28.您的孩子喜欢别人夸奖吗？
29.您的孩子在遇到伤心事时，常常需要别人安慰吗？
30.您的孩子会安慰别人吗？
在我国的近、现代史上，曾有“八旗子弟”一说，它系指清代封建王朝的官宦贵族家庭，养育出一些不学无术、饱食终日、提笼玩鸟、打架斗殴、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最终往往在这些声色犬马之徒手上断送了先辈基业。
现在我们论述的问题是，当我国因十年改革开放物质生活水平刚刚从贫困型步入温饱型，众多的普通工人、普通农民。普通干部、普通知识分子，却以超乎寻常的热情和超出实际生活水准的慷慨，去娇宠、溺爱自己的孩子。而且，此风日炽，演化成全民行动，父母们一齐去抢购钢琴，父母们一齐送孩子上大学，父母们一齐来“抱”大孩子……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它无异于全社会正在进行这样的工作：非贵族家庭培育出贵族子弟！
我们不想说美国社会什么都好。但美国青年一般长到18岁，他们就尽可能地离开家庭，离开父母，走向社会，自己去打工，自己去挣钱，去磨砺独立生存的能力，不论他们的父母当总统或是百万富翁，也照样去餐馆端盘子、洗碗碟，去大街上打扫卫生，没有贵贱荣辱之分，只有自食其力之乐。人人争取自立自强，遂造成全社会自立自强的意识，进而形成一种宝贵的国家性格、民族性格。这样的国家、民族就具有一种强烈的创造意识、竞争意识，就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也不想把问题说得耸人听闻。但20年之后，30年之后，抑或更久的将来，这一代“小皇帝”必定成为共和国的主人，他们将主宰国家的方方面面，把五千年华夏民族的历史延续下去。试想，如果我们现在培养出来的是众多的“贵族子弟”，共和国的明天将会是多么的暗淡无光。
请记住：父母们、家长们，你们正在建造共和国明天的大厦，正在续写一部中华民族的未来史！
六一支未曾走入社会的大军：不准出生的人。
当今，历史已演绎到以“第三次浪潮”为标志的高科技时代。
试管婴儿的出现，无可怀疑地宣告：人类了解自身生命延续的奥秘，已同庄稼人了解春播秋收一样明白无误。然而，问题却在于，人类要想阻隔那一瞬间生命的吻合就千难万难了。全世界数以十万计的科学家们为彻底解决避孕问题而伤透了脑筋，就像为攻克医学上的大敌——癌症一样伤透了脑筋。迄今为止，人类尚无法掌握一种能够确保百分之百效果的避孕药物或避孕手段。
于是，只能求助于人工流产（堕胎）。
人工流产显然是人类自行调节生育机制的一种亡羊补牢式的莫可奈何的办法。
在我国，自古崇尚广土众民，人口多多益善。儒家文化的祖师爷孔子就说过“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一类的话，他的所谓“庶民”思想，也就是指的人口越多越好。稍孔丘之后的墨子也主张人口众多，为此他还极力提倡早婚早育：男子20岁娶妻，女子15岁嫁夫，禁止畜养妾腾。这样同历朝历代统治阶级钦定的各种制度、相关利益搀杂在一起，再经过世代的社会化过程，遂成为一种不可逆忤的道德行为规范准则：堕胎被视为罪恶之举。《阅微草堂笔记》卷九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有一女子高价向某医生求购堕胎药，医生坚决拒绝，结果女子因私生子的降生而败露，子被杀，女子也自缢身亡了。死后，女子到阎王殿上去告那医生，医生却理直气壮地答曰：“药以活人，岂敢杀人以渔利！汝自以奸败，与我何尤？”
因之，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医术典籍中，向来只谈如何“有子”。“有种”，却从不言及堕胎。纵然一些民间郎中手中握有堕胎秘方，也从不敢轻易示人，更不可载于堂堂正正的医书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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