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之旅-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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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毕竟翻过了尘封网结的一页!

    1、沉重得令人落泪的故事

    到公的私的大的小的明的暗的五花八门的各式各样的医院去做人工流产的女人们,有一大部分是属于未婚先孕的年轻姑娘。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国门洞开,西方世界的各种思潮便滚滚涌入这块沉淀着几千年传统封建文化的黄土地。好比人们在一座密不透风的黑屋子里呆得过于久了,一旦推开窗门,灿然的阳光照射进来令人眼花缭乱。

    一时间,由于晚婚带来的婚前性行为呈上升趋势,加之我国的性科学教育历来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极不正常极不普及,避孕宣传跟不上,避孕工具、药具发放渠道多有不畅,婚前受孕现象急剧增加。

    虽然,不少青年人自己对于婚前性行为已不再认为是十恶不赦的渊薮;然而,在历史巨人刚刚抬腿跨越这道高高的门槛,往往还是进两步退一步乍暖还寒的时节,未婚先孕的姑娘们所承受到的心理压力和生理压力,她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确实是过于沉重和过于昂贵了。

    “未婚妈妈”的出现,在香港、台湾早已见怪不怪。但在大陆,人们是连想象都不敢想象的事。怎么办?医院里有门子有熟人的,或通过关系的关系七拐八弯终于打通门子找上熟人的,好办。拎上几条高级香烟、几瓶高级好酒,或塞上一把“大团结”票子,悄悄地也就给做了,人不知鬼不觉,花些钱破点财也值得。因为,堕胎这号事若是露了馅,领导找谈话,组织给处分,单位里同事们的嘴皮子像水波一般翻动的热闹场景,使得你的脊背上永远感受得到一股凉飕飕的冷风。若是没门子没熟人或找不到门子找不到熟人的,那就叫惨了。领开放风气之先的广州,一位丧魂落魄的男青年,在陪护女朋友去某医院就医时,就作过这样的一段自述——我们还没及结婚,她就出事了。我是待业青年,22岁,她才21岁,是一家纺织厂的挡车工人。我们是邻居,两家的关系挺好,平素有什么事都互相关照。因为青梅竹马,我俩早有了感情,可她的母亲嫌我待业,要给她介绍个对象,一个重点大学的本科生,她自己却三心二意的。我逼她说出了这情况,心想:人家大鱼大肉,还瞅着别人碗里的,我可是个连碗也没捞着的!如果这回又连个老婆都混不上,这辈子就太冤了……我得动动脑筋想想办法,将生米煮成熟饭,看她母亲还能怎么着?

    没想还真的一炮就中,她怀上孕了!她感觉四肢无力、恶心,一吃东西就吐,但还得躲着人,强打精神,装出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弄得我也茶饭不思,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万一让她父母、周围邻居知道了,我不就成了个千人指、万人骂的流氓?档案上再记一笔,待业也得待到四五十岁白了头……听人说医院打胎要出示双方单位证明和结婚证书才给动手术,我没有单位,她的事也不能让单位知道,我们更拿不出什么结婚证书。她的单位里有个女工,就因为结婚才六个月就生下了孩子,一直被人点点戳戳,被人们看成“烂货”呢!又听人说,吃药也可以打胎,我便去药房给她买回奎宁、麝香、十滴水;还让她贴过风湿止痛膏,一贴贴一排,像是腰间围了一圈子弹袋;还要她拼命做家务,洗衣服,刷锅洗碗,可是那东西结实得可以,就是掉不下来!我哪经见过这号事呀?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急得身子脱了形,原来毛重140有余,两个月里一下掉了二十几斤肉……好几次,我们鼓足勇气到了医院门口,想进去,又停了步,堂堂一个男子汉,就是让一纸证明给憋死了!

    前天,一个在医院门口蹓跶贼眼滴溜溜转的家伙拦住了我们,他细心问:“是不是想打胎?”我赶紧点了点头,他接着伸出四个指头说:“这个数,我给你们介绍。”

    无奈呀,我连想也没想就从兜里掏出四张“大团结”丢给了他。他随即把我们带到挨近郊区的一所偏僻房子里,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男子迎了上来,只见那大褂上灰的灰、黑的黑,像是几块大抹布给拼接起来的,一看就倒胃口。我真不想做了,但一回头,看到她已被中年人像赶牲口一样赶上了床,做吧,只有做了。也没怎么消毒,就草草动了手术,事后收了60块钱的手术费。走到门口,那中年人又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好走好走,欢迎下次再光临敝院。”我啐了他门上一口痰。回来的路上,身上总有龌龊之感,可是她眉头舒展了,我也想,心上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地了……谁料到,她第二天就发起了高烧,今天更是肚子痛得在床上没命儿打滚,我只好赶紧硬着头皮将她送进了医院。唉,我真是后悔死啦……

    医生检查后说:“胎儿没打掉,感染很严重!”于是,这位未婚少女再次进行了手术——全子宫切除,她永远不必再担心怀孕了。因之,这位男青年与她的关系也终于如磐石般稳固起来……

    读青年作家瘦马的长篇报告文学《人工大流产》,其中记述的一位女大学生堕胎的故事,它所展示的深刻的悲剧氛围,同样会使你觉得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啥滋味——

    史洁文静、腼腆、纤细、秀美、好学,从南方千里迢迢来到北国古城就读于某军医大学,21岁正是如花似玉的年华,可预见的前程也肯定会是铺满鲜花的大道。

    四年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临毕业前她被安排到一所地方医院外科病房完成例行的实习。实习期间,史洁连夜为一位急性盲肠炎患者实施了手术,她人生第一次拿起手术刀,自然显得紧张、兴奋、热情而又倍加珍惜,问题却恰恰导源于这次期待已久的成功的手术上了。

    患者名叫童森林,出于对医生的感激之情,病愈出院后他专门邀约史洁到他家去做客。两人海阔天高地神聊,一同做饭,都有点儿相见恨晚的意思——一个不可忽略的细节是童森林的妻子恰巧又上班去了。

    鬼使神差,史洁竟喜欢上了童森林这个男人。尽管她很清楚校方早有警示,在校学习期间不许谈恋爱,军校的纪律更是铁一般严明;尽管她也知道童森林已是一个有妇之夫,这爱情之花再绚丽也只能结出苦涩的果子;但是,史洁还是一腔真情深深地去爱了。似乎一切都很自然随便,又似乎一切都不可阻遏。谁又能说得清道得明这其中包含着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呢?我们姑且借助于文学大师卜伽丘的一句名言:“在所有自然力量中,爱情的力量是最不受约束和阻挠的!”

    这一切都在极其隐蔽的情况下悄悄地进行着。偷偷摸摸中,史洁终于怀孕了。

    童森林慌了,手足无措,发愁发愣。此刻,史洁却显得异常的镇定,她反倒来安慰童森林,让他放心好了,说,到时候我自有办法的。

    史洁的“自有办法”,指的是她准备由自己来实施人工流产手术,因为她是学医的,当然这样做生命要冒极大的风险。

    首先要选择流产的时机。史洁打算等到学校放暑假了再进行,这还得等上四个月。本来,怀孕的时间越短流产时痛苦越小,待胎儿长到四个月时再进行引产将承受相当大的痛苦,但史洁只能这样选择,因为只有到了假期可供她支配的时间才是充裕的。

    实施流产手术的“病房”理所当然选择在童森林的家中了。史洁偷偷地准备好一切必备的器械、消毒包、针剂,又陆陆续续分期分批将它们转移到童森林家,再锁人他的皮箱里。

    暑假终于到了。有一天童森林的妻子终于回娘家去住了。一切条件均已具备,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史洁和童森林决定当晚即动手引产。

    这不啻于一次拿性命开玩笑的游戏。

    史洁首先把引产原理详详细细讲给童森林听,她要让童森林当助手,童森林听得目瞪口呆。

    史法采用的是“水囊引产法”,这种方法现在已基本废弃不用了,原因是引产时间长,产妇痛苦大,也很不方便。

    整整一宿,史洁几次疼得死去活来;童森林则忙手忙脚的不是碰翻了瓶子,就是打碎了茶杯。这种引产术在设备齐全的医院手术室进行都还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史洁确实也是山穷水尽别无选择。总算是谢天谢地上苍保佑,折腾到天明,不足月的胎儿终于给打下来了。气息奄奄的史洁歪躺在床上,而头脑发蒙的童森林慌忙找了一张报纸,草草将胎儿包好,溜出屋外,假装着晨起跑步锻炼,在僻静处眼疾手快地将这包不洁的东西丢进了一个垃圾桶。

    故事到此本应划上句号的。

    谁想节外生枝。第二天,正当童森林在办公室里悠闲自得地品茶安神的工夫,突然被保卫部门“请”了去。起初,他还硬顶着不认账,很快,却一五一十全招了供。

    与此同时,史洁立刻从床上被带到医院检查核实,证实了童森林的口供无误。

    两个人遂被隔离审查。

    原来,问题全出在那张该死的包胎儿的报纸上了。那上面留有收发室工作人员分发报纸时顺手写下的部门、姓名;捡垃圾者又是一个极负责任的老头,马不停蹄就将“赃物”送交当地派出所;派出所按图索骥,事情马上露馅。真是一招不慎,酿成终生抱憾之灾。

    接下来是童森林为了保住自己党员、干部的资格,不惜昧着良心推卸责任,指责是史洁勾引了他。史洁则尽量为童森林开脱,将一切“罪责”全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结局是史洁被开除军籍,开除学籍,遣送回家……

    上述两个故事(这样同类型的故事在社会生活中有千千万万个)都证实了一点:80年代初期直至中期,未婚先孕及堕胎,极大地触动了几千年凝积的习俗与偏见——一根颇为敏感的社会神经。

    2、一年“流”掉一个大上海人口

    在对待人工流产问题上,道德审判无可奈何地让位于人口压力,只是近四五年的事。

    到医院要求人工流产的妇女越来越多,而且增长幅度一直以几何级数直线上升:未婚先孕的、婚外恋怀孕的、避孕措施不当怀孕的、超计划指标怀孕的、为“科学”生儿而对已怀上的腹中胎儿自觉不够“科学”的、为学习为出国为事业暂时不想要孩子却又已怀上孕的……不一而足,都需要到医院去做人工流产,而且每个去了医院的女人都能说出一套自以为是的理由,堕胎一度成为时髦,真比赶大集还热闹几分。有个年轻女子就公然宣称:“不做一次人工流产,算不上一个成熟女人!”

    于是,面对汹汹人潮,医院不得不敞开了大门,再不需要出示什么单位证明或结婚证书,妇产科医生们的眼神也不再像两柱探照灯光一样扫描,更懒得启口问婚否,只要掏钱交费就行。

    有关医书上指出:人工流产如果是第一胎,产妇手术后还须住院观察一段日子,以防不测。可这一条也早已成为过时皇历了。现在大城市哪家医院都人满为患,都不可能一到就做。预约登记,如期手术,过期不候。手术时,一拨轰进去10名,一上午轰进去若干拨,大部分还都是第一胎呢!那情景,那场面,青年女作家唐敏以亲身所获的体验描述为:“像赶牲口似的。”人一多,立刻就不显娇贵了。

    据某法制报披露,某医院做人工流产的妇女将近70%是属于未婚先孕的(这只是能够统计的数字,实际上未婚堕胎所占的比例还会更高一些)。尽管已经是很开放了,尽管人们已见多不怪,因之不再大惊小怪或大呼小叫;但对于未婚女青年来说,做人工流产手术保密还是第一重要的。需要永远是经营者最大的动力——一些在妇产科行医多年的退休老医生,在获得各级卫生局等有关职能部门的批准之后,开家个体诊所,专门做人工流产,往往生意兴隆,门庭若市,许多未婚先孕的女青年都乐意到这些个体诊所堕胎,虽然收费要比一般医院标准高一些,但医生的医术高明,态度和蔼,最为可取的是,保密性极好。

    北京市前门南大街。在挤挤挨挨人声喧哗的百货商场、电器商店、中西餐馆、服装、鞋帽、五金、食杂、医药门市部等繁忙杂乱的店面中,有一家并不太引人注的小小的街道医院——崇文区正大医院,一百四十多名医护人员每天忙碌在一幢二百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里。就是这么一家不起眼的小医院,每月来此做人工流产的,最多可逾二百多例,最少也不下一百四五十例,一多半是未婚先孕者。来者大多数却并不是崇文区的,而是西城区、朝阳区,最远的则有丰台区、海淀区,甚至还有来自外省的,仿佛是“文革”期间外调人员满天飞,现在则是做人流的满天飞。

    手术质量绝对有保证,服务态度更是没得说的,该医院每年做人流手术一千六七百例至二千例,10年里还没有发生过一次事故。价钱也便宜,过去做一次人流10元钱,现在随行就市涨到四十多元。姓名、单位、婚否……随你报,连工作证都不用掏。

    笔者曾专程前去正大医院采访,一位在妇产科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大夫,感情颇为复杂地对我诉说——五十年代,很少有未婚先孕的。偶尔有一个,也得在我这里先哭上半天,我边叫人看住她,一边还得设法去叫她的家属来,担心她想不开寻短见。她的妈妈来了,嘴皮子还挺硬的:我闺女特老实一个孩子,怎会有这种事?莫不是医生给弄错了?出院后,又得忙着去街坊邻里四处扩散:我闺女怀哪门子孕?唉,是肚里长出个瘤子,在医院刚刚动了手术……现在呢?可好,一拨拨、一茬茬的,最小的才十四五岁,最大的有四十五六岁,多是二十岁左右的。其中还有不少属于二进宫、三进宫的,有一个姑娘,人流三次了,间隔时间最短才两个月,还没来例假就怀上了。有进来笑眯眯的,后面跟着个大小伙子,或是个胡子拉碴的中年汉,那神气像是走进了游乐场,大大咧咧地说:大夫,我怀孕了!你结婚了吗?我没结婚。你为什么不结婚呢?她耸耸肩,撇撇嘴:我年龄不够,或者我们没房子,还有竟拍着那男子的肩膀说:这哥儿们现在养不起我。思想开放到了这份上,我们当医生的还能说什么呢?也有一进来就冲着你哭哭啼啼的:我跟某某好了一段,现在他不要我了……那你就当个教训吧,搞对象就搞对象,别忙着发生关系,一有身孕,男的没事,女的可遭罪了。现在罪你受,钱该叫他出,他人在哪儿?他不肯来……要她报了个单位,可一查,那单位根本没这个人,想必连名字都是假的呢!总起来看,现在难为情的劲没了。结了婚的反而有难为情的,偷偷摸摸来做,不敢让单位知道。如果单位知道了,因为计划生育措施没落实好,不但要扣发她个人的奖金、工资,还会影响到整个班组的奖金。这批人可怜呐,按正常情况,她们是采取了避孕措施后仍怀孕的。人工流产手术后一般要给14天假休息,恢复身体,可她们没敢向单位要假,只能出了医院门便硬挺着身子去上班,或是有补休的用补休,无补休的则请两天事假对付一下。

    九月底来医院做人流的多是这类人,因为国庆节有两三天休假,可缓冲一下,过完节再去上班……

    不管人们愿意承认或不愿意承认,近年来人工流产现象大量存在却是不容怀疑的事实。继1986年《福建青年》以九、十、十一连续三期的版面,刊载唐敏采写的旨在“献给所有合法与非法的丈夫们”的报告文学《人工流产》之后;1988年新春之际,《青年文学》又以探索“当代青年面面观”为栏目,在头条显赫位置推出了瘦马撰写的报告文学《人工大流产》。后者较之前者在大标题上增加了一个醒目的“大”字,“人工流产”加“大”的确够触目惊心的了——文学,永远是感应社会生活的一根最敏锐的水银柱!

    那么,如何来看待“人流热”(且有愈来愈热之趋势)这一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社会问题呢?

    首先,在对待人工流产的患者方面,医院一改往昔“道德审判者”的冰冷面孔,而代之以宽容、宽厚、“开绿灯”的态度是可取的。从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看,它减轻了产妇们的心理压力和生理压力,给予一颗颗痛苦流泪的心以慰藉。从社会现实需要看,它极大地减缓了祖国母亲背驮的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人口负载,据有关部门统计,1986年全国人工流产总数为1158万例,换句话说,一年“流”掉了一个大上海的人口。试想。若让这1158万“不准出生的人”降临人世,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其次,人工流产毕竟不是像喝咖啡、跳迪斯科一般的赏心乐事。人工流产无疑是庞大的计划生育措施中一个重要的和必要的组成部分,但它又确确实实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从医学角度上看,刮宫时,子宫内膜刮薄了,犹如一片新整治过的土壤,再次怀孕还比较快,于是造成了越刮越孕、越孕越刮的恶性循环;再者,由于多次人流,损伤子宫,带来输卵管发炎、宫腔粘连、闭经等疾病而影响婚后性生活,乃至造成终身不育者,不乏其人。从社会学伦理学角度看,未婚先孕或非婚怀孕而做人流,不是像穿牛仔裤、抹唇膏与指甲油,可以招摇过市的,它对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都会造成不小的震荡或冲击波,乃至酿成五花八门的社会悲剧。

    由此说来,不该怀孕而又怀上孕的,医院一定要给予种种方便而让其能够及时终止妊娠,顺利完成堕胎手术。像过去那样人为地设置障碍实属不必要,而且弊大于利。当然,上上策是不该怀孕的最好不要怀上孕。这就需要对未婚青少年男女进行一些必要的性科学性知识教育,正式渠道不畅必然导致歪门邪道旁出,羞羞答答遮遮掩掩不如公公开开大大方方教育为好,同时辅之以道德教育和社会责任感教育。

    对于已婚育龄夫妇,则极需加强计划生育和避孕宣传,同时改正和完善避孕药具、工具的发放办法,也期待着医学工作者能够尽快地研制出更为简便更具效力的避孕药具和避孕工具。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着普天下的衣食男女更幸福、家庭更和美,以及国家更昌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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