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我们客观、公正、冷静地回顾一下我国“计划生育”思想的酝酿、提出及至真正付诸实施的历史，就会发现许多耐人寻味的矛盾交叠的画面。
60年代初期，国家已分明感受到了人口压力的沉重负荷。这表现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郑重其事地指出我国人口发展过快；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漳则在《健康报》上撰文吁请全社会关注节育问题；1960年4月10日二届二次人大会议审议通过了《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中第四条明文规定“要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同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又正式发出指示：为了控制人口发展，“使生育从无计划走向有计划，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既定政策”。然而，就在1960年这一年，意识形态领域继1958年之后，再度掀起了大张旗鼓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高潮，并公然撤销了马老先生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更为严峻的是，由于“大跃进”失误及自然灾害带来的大饥馑造成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这一年全国人口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是建国以来人口发展的最低谷。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提倡节制生育”的声音便变得十分微弱而可怜了。
1962年，周恩来总理内疚地承认“宣传节育抓迟了，要公开宣传节育”。周总理一直操持在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他对人口发展过快对国民经济的巨大冲击，感受得尤为深切。
1963年2月26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对人口没有计划是个短处。”
1964年，国务院正式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机构，任命周荣鑫为主任、杨振亚为办公室主任、栗秀真负责技术指导。同年进行了第二次全国人口大普查，全国人口已达6.9亿多人。
1965年，周恩来总理八次讲计划生育问题，毛泽东主席也出面讲了五次。然而，由于一再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议论“人多”早已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禁区。
尽管党中央、国务院已正式提倡计划生育，但谁也不愿就人口问题去作切切实实的科学研究，提出行之有效的实施办法，这样，上面的号召也始终只能是“号召”而已。这一阶段，人口出生率高达43.6%，年净增人口首次突破二千万人大关——中国的人口生育已似一列开疯了的火车，风驰电掣，全速冒进，很难紧急刹住了。
及至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忙于革“文化”的命，忙于政治权力争斗，忙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大鞑伐，经济建设早被挤到了角落里，至于计划生育更是无人问津、无人管束，完全流于无政府状态。下面将要叙述的一个故事，对这一非常时期的人口失控现象作了极生动形象的注释。
故事是近似荒诞的，却又是真实的——1966年秋末。在祖国南方一个小城的某小学里，有一位名叫阿捷的新婚青年女教师。阿捷所在的学校，也和全国一样，卷进了“史无前例”的狂潮之中，十一二岁的娃娃闹起了“革命”，除了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天天要打扫校园和厕所外，其他的老师不上课也没事干，可也不敢不来学校，于是天天自发集中起来政治学习，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这一天，大家又围坐一室讨论《人民日报》上的一篇社论。百无聊赖之中，阿捷手拿半截铅笔头，想在一张报纸上写点什么，是下意识地，可也是思维神经的惯性作用，一写“毛主席万岁”这句当时充斥于人们脑海、溶化进人们血液的口号，便跃然纸上。讨论结束后，一位晚走片刻的男教师顺手拿起留在桌上的那张报纸，独个儿悠闲自得地欣赏起这五个娟秀、飘逸的铅笔字。依然是那根紧绷着的“阶级斗争神经”像雷达扫描仪一般敏捷，男教师猛然发觉，不左不右，不上不下，不偏不斜，这五个神圣的字体的反面，正好印着报纸的黑体标题字“打倒刘少奇”，能说是偶然吗？伟大领袖的教导犹然在耳：“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此刻，男教师心之一角还涌起一阵酸楚，前两年自己穷追阿捷，她却连理睬也不理睬。好哇，我们本属于你死我活两个敌对营垒的人！为了表现坚定的革命立场和无产阶级义愤，男教师操起报纸便风风火火奔造反派司令部举报去了……
当年中国办这类“案件”的效率总是极高的。不出三天，阿捷便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十年。
岂料，在这个命运的大逆转时刻，她发现自己的腹中已经有了一个小生命。在人生最悲惨的黑屋子里，她看见了透过缝隙的一丝阳光，叫同监的女犯们羡慕得个贼死。根据当时我国少得可怜的几条法律，对于有孕及哺乳期的犯罪妇女，须予缓刑或监外执行。因此，阿捷的刑期也依法予以监外执行，待孩子出生后，经一年哺乳期满，再收监服刑。
小夫妻俩常常扳着指头数日子，一年的哺乳期很快就要过去了，怎么办？难道真的扔下一个一周岁、刚呀呀学语的孩子去蹲九年大狱吗？天下哪有如此狠心的母亲？可又不能再将孩子装回肚里去呀！
阿捷不是忌狱如狼，而是忌夫离子散似虎。生，接着生，只有继续当孕妇，当一个“生产专业户”！别无选择，在丈夫的有效配合下，阿捷一鼓作气地生孩子，一年一个，两年一双，一连十年，整整生下了十个孩子，像农夫一样惟恐漏掉一个播种季节……
当国人提蟹煮酒，雀跃街头，欢庆“四人帮”垮台之日，当年削肩蜂腰、亭亭玉立的阿捷，早已变成了一个骨瘦如柴、踽踽而行的小老太婆了。可十年的大刑，她也到底在家中“监外执行”完了……
一场噩梦醒来，共和国的经济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总人口却发展到了近十亿。十亿人要吃饭，要穿衣，要住房，要上学，要就业……总之，“人口大爆炸”辐射的冲击波已经实实在在逼到了每个中国人的面前。
1977年12月26日，在广东汕头市召开的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座谈会上，第一次提出了人的生产和物质生产“两种生产一齐抓”的理论阐述。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53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正式将“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1979年9月25日，《人民日报》郑重其事地报道了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消息：经党中央批准，北京大学党委作出决定，为马寅初及他的《新人口论》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决定指出，《新人口论》观点是正确的，许多主张是可行的，1958年和1960年两次对他的批判是错误的。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从理论到实践，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说明了计划生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为控制人口生育而发表公开信，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尚属首次，它是党中央关于推动计划生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决策，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同年，中央还发出一号文件，开始倡导“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项政策在广大城市及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得以顺利实施。
至此，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1、少生一亿人与节资二万亿元
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迅速而有效地展开，首先得益于一个群众性的全民运动。
1978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明确要求“县以上要建立健全计划生育办公室，配备精干得力的工作班子，人员列入行政编制。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同时指明在公社。
街道一级亦须配备计划生育干部。文件下发的当年，广东、河北、河南、天津等14个省市，计划生育办公室即单独设置，成为各级人民政府的一个专门办事机构。
1980年，协助政府实施计划生育方略的全国性群众组织——“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正式宣告成立。迄今为止，其各级基层组织已发展到五十多万个，已接纳会员二千多万人。各地基层协会在会员中广泛开展“四带头”活动：一、带头学习。宣传计划生育方针政策；二、带头实行计划生育，发挥表率作用；三、带头联系群众，切切实实为群众排忧解难；四、带头勤劳致富，为计划生育工作造就更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更有利的舆论环境。很多基层协会还定期开展优生优育及避孕节育咨询服务活动，并积极主动协助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落实对独生子女的各种优惠政策，同时及时纠正一些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侵犯育龄人合法权益的各种不良现象。
1990年5月29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其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党的总书记和政府总理联袂发来贺信，对协会十年来卓有成效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赞誉并寄厚望——在你会成立十周年之际，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国广大计划生育工作者，以及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作出贡献的社会各界，表示诚挚的敬意和亲切的问候。广大计划生育工作者，在艰苦的条件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克服各种困难，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政府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
计划生育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它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相适应的理论为依据的。我国计划生育既要控制人口增长，又要提高人口素质，努力促进优生优育工作，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你们从事的工作是光荣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
面对我国严峻的人口形势，计划生育工作必须再接再厉，继续抓紧抓好，一刻也不能放松。计划生育协会是协助政府动员广大群众参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希望你们紧密依靠群众，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把计划生育工作做得更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支持计划生育协会和广大计划生育工作者的工作。
“我们庆贺你们今天的成绩，更期待着你们为明天作出更大的努力。”
由于有了这样一个从上到下遍布全国密如蛛网的群众性组织的参与和介入，由于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持久不衰的宣传攻势，无论你随手翻阅各种报纸、杂志，或晚餐之后全家人端坐在电视机荧屏前；也无论你漫步大都会街头，或深入到荒僻的乡村农舍，你抬头看一眼琳琅满目的广告牌、标语牌或墙报栏，有关控制人口、少生优生的信息都会扑面而来。计划生育在我国已日益深入人心，成为每个家庭一项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不论你持赞同态度或持抵触情绪），并且收到日益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由60年代的5.68，降至70年代的4.01，到80年代又降至2.47；
在60年代末之前（1959年至1961年因天灾和人祸造成人口锐减特殊时期除外），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始终徘徊在30%上下，人口自然增长率则一直维持在20%以上；自1978年至今，人口自然增长率已控制在11%至14%之间。参照世界人口统计资料，人口自然生长率平均水平，全球不发达国家是》24%，亚洲地区是22%，说明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明显低于不发达国家及亚洲地区的平均水平；
自1978年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我国全力推行计划生育，全国共少出生一亿多人。有专家测算，在我国抚育一个孩子，从婴儿出生到16岁，在城市需要2.13万元，在农村需要1.05万元，这少生的一亿多孩子，仅抚养费就使国家节省了二万亿元；
计划生育已肯定地令人信服地使我国的人口再生产状况，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类型，走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直接导致我国的“11亿人口日”至少迟到了5年。
十多年来，我国控制人口计划生育所取得的成就是辉煌而举世瞩目的，对于稳定亚洲及世界人口的增长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自1980年始，每年向我国捐赠1000万美元资助人口计划生育事业；1983年把首届联合国人口奖授予中国；1988年11月28日，国际“争取更好世界协会”在美国纽约举行隆重颁奖仪式，授予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该年度的“稳定人口奖”；二十多个国家先后来华考察，纷纷赞誉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具有“远见卓识”！
2、一场“生育率的革命”
计划生育可以称之为一场“生育率的革命”。
总和生育率（TFR）是评价计划生育成就的重要指标之一。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短短的十多年里，总和生育率从6左右奇迹般地下降到更替水平（2.2）以下，这在中外人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实现这一转变，往往都花了上百年的时间。因之，在中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学术讨论会上，世界著名人口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雷。寇尔欣喜地指出，中国生育率发生了急剧变化，“出现了令人震惊的下降”。来自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六十多位人口学家、学者和研究人员，一致作出如是评价：中国是世界上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国家。
我国计划生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有赖于各地各级政府创造性的工作，以及他们所积累的极其宝贵的创造性的经验。
地处黄海之滨的江苏省如东县，用改革开拓思想统揽计划生育工作，保证了人口生产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十年翻了两番，人口出生数十年累计少生20万人，1988年全县计划生育率达99.74%，计划外怀孕率已降到2.5%以内，并杜绝了多胎生育。
如东县人多地少，全县总人口111万，农业人口占了90%以上。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使农民们对劳动力的需求迫切起来，极大地刺激了群众的生育欲望。县委、县政府针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在摸清群众的思想脉搏之后，带领广大干部登门上户做思想工作，向群众讲清节育的道理，帮助群众改变生育观，同时组织医务人员下乡广泛开展节育优生知识咨询服务。更为得力的措施是，每逢农忙季节，各乡各村协调组成劳务助耕队，帮助劳弱户和已落实节育措施的农户抢收抢种，保证不误农时，这就切切实实解除了少儿少女庄户人家的后顾之忧，使广大群众逐渐将计划生育变为自觉行动。如东县已连续四年无多胎生育，计划生育率连续十年保持在99%以上，目前，据统计全县共有14000个家庭符合生育二胎的规定，而实际要求生二胎的只有4800个家庭。
如东县创造的另一个奇迹是成功地有效地控制了外流人员的计划生育。如东县地处沿海，商品经济发达，据统计全县外流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人员多达三万人。一段时期，这部分人犹如断了线的风筝，无人管，也无人管得了。如东县委、县政府经过周密的调查和整顿，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卓有成效的管理办法：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协调工商、税务、公安、卫生等有关部门，对外出人员逐一登记造册，督促其外出前落实好节育措施；派出专人或去函与外出人员所在地政府密切联系，要求当地政府协助管理督促；与此同时，对流入本县的外地人员严加管理。实行两地双向跟踪管理办法后，做到了人员“流”到哪里，管理就跟到哪里，基本堵塞了漏洞，消灭了死角。
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红旗单位——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计划生育率已达到99.99%，他们的做法是将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实行计划生育合同公证。目前，全区已有26248对育龄夫妇签订了合同并进行公证，从而极大地加强了对人口增长的宏观控制能力。
自1988年1月始，金州区在农村广泛实行计划生育合同公证。具体做法是：围绕人口控制目标，由当地乡镇（街道）或村（委），同本地已生育两胎以上的育龄夫妇、政策允许但尚未生育两胎的夫妇、新婚夫妇分别签订合同书。合同中载明按政策规定允许育龄夫妇生育的胎次、生育的时间和应采取的节育措施等内容，同时白纸黑字写下奖罚条款。对自觉履行合同的，给予颁发独生子女保健费，同时报销节育手续费；对于违反合同规定的，则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育龄夫妇签订合同书时，必须按规定交纳保证金或相应的抵押物，并自请担保人；合同期满，保证金、抵押物连本带息返还本人；如当事育龄夫妇违反合同无力交纳罚款，担保人负有代行偿还罚款的义务。
金州区实施的这套计划生育合同公证管理办法，显示了法律和人际关系的双重制约作用，对人口增长的宏观控制取得明显效果。自1988年以来，全区已有4751名育龄妇女主动采取长效节育措施，长效节育率达80.04%；另有77名计划外怀孕的妇女主动到医院采取补救措施；全区没有发生一例计划生育合同纠纷。
武汉钢铁公司是拥有五万多名育龄女职工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目前全公司已有三万多对育龄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其中生一个女孩后主动领证的夫妇占49.6%，独生子女领证率已连续六年达100%；计划生育率自1983年以来，连续五年保持99.98%，1988年达到100%。
武汉钢铁公司创建了一套双承包、双考核制度：既承包物质生产任务指标，又承包计划生育人口指标；同时考核生产和计划生育两项工作。计划生育考核包含独生子女领证率、计划生育率和一胎率等六项内容。完成得好坏与奖金、干部政绩直接挂钩，逐月考核，记录在案，年底兑现。1987年全公司共有78个单位全面完成承包合同，总计获奖金二万六千多元，只有一家单位未完成合同，则受到处罚。公司明确规定计划生育要做到五纳入：纳入公司的总目标管理和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各级经济承包责任制；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纳入企业评比考核；纳入职工的生活福利待遇。
为了造成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优生优育优教的大环境，武汉钢铁公司专门创办了一所孕妇学校，每季度招收一百名学员，进行轮训学习，让孕妇们较系统地了解和掌握孕期。产期、产褥期、哺乳期和新生儿教养等知识，掌握数胎动、测量宫底高度和听胎音等技能，提高孕妇家庭自测和监护的能力。该公司还坚持举办每月一次的计划生育讲座，讲授内容包括胎教与优生、妇科常见病等，使生育科普知识教育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和系列化，几年坚持下来，共举办了六十多期，参加讲座的近4万人次。武汉钢铁公司的一整套办法，既有针对性、实用性，又有科学性，不但有效控制了人口数量的增加，而且确保了人口质量的提高。
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克鲁普斯卡妮扫盲奖”和“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县”的山东省五莲县，从1978年至1987年，十年间全县累计仅增加15000人，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7.3‰，低于北京8.8‰和天津10.27‰的自然增长率，仅略高于上海6.4‰的自然增长率（上述京、津、沪三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系1988年的统计数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奇迹！
显然，山东省五莲县大力抓好扫盲工作，努力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知识，对转变被农民们视为天经地义的几千年形成的旧有的生育观念起了很直接的催化作用。
农村实施生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中流行的口头禅是“各种各的地，各赚各的钱，多生孩子自家养。”五莲县委、县政府在向群众宣讲计划生育政策时，采用具体事例强化了人均意识的教育。比如安排工作任务，尽量按人头算出具体指标，使人们能够一目了然地看到人口增长过快与各项经济工作的直接利益关系，明白多生孩子并不是“自家养”的事，而是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对于违反计划生育条例和有关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和事，坚决进行公开处理，以儆效尤，收效甚好。
到1987年，全县青年晚婚晚育率达80%以上，全县计划生育率达99.1‰；到1988年上半年，全县已有22510对育龄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有四百四十多对符合二胎生育条件的夫妇自愿不再生育。
五莲县在努力转变人们生育观念的同时，花大力气健全计划生育工作网络。近几年来，全县已投资一百七十多万元，在22个乡镇95%的村建起了计划生育服务室，乡镇计划生育站配齐站长，并招聘了二百五十多人充实到工作片、计生站，使全县形成上下有人抓、日常工作有人做、节育对象有人包的工作网络。县委、县政府在配备基层领导班子时，一般都配备一二名干部专职抓计划生育；在提拔使用干部时，将抓计划生育工作能力的强弱列入考核条件之一，对抓计划生育工作不得力、造成人口失控的干部及时调整撤换，反之，抓计划生育成绩突出的基层干部则得到提拔重用。五莲县抓计划生育还有两手绝招：一是建立党员联系户制度，本着自愿结合、自找对象的原则，党员直接与农户建立联系，包思想教育，包晚婚晚育，包宣传政策，包节育措施。目前全县已有510个村的13200名党员与51200个农户建立了联系户。
二是实行群众自治制度，县、乡、村三级都成立计划生育协会，发动群众自行管理，全县已建立起计划生育协会392个，发展协会会员3950人。上述两项措施，对于计划生育目标的实现，起到了十分有力的保证作用。由于五莲县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协调了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关系，十年来国民经济收入增长了4.4倍，人均分配却增长了6.2倍，使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尝到了计划生育的甜头。
驻扎在北京郊区的人民解放军卫戍区某师，将计划生育工作作为军民共建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全师143个共建点。片的晚婚率、一胎率连续三年达到100%，这些点、片也都分别被评为县市或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针对商品经济条件下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该师自1985年以来，先后从部队机关及医务部门抽调干部战士2300多人次，组成宣讲小分队，利用办板报、墙报。广播讲座、技术咨询和上党、团课等多种形式，深入村镇院户、工厂街道，耐心细致地向广大群众进行人口理论、人口政策及优生优育知识的宣传教育。该师驻军密切配合当地政府，在开展军民共建活动中，特别注意做好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等技术服务工作，积极为群众提供方便、安全、可靠的优质服务。三年多来，他们通过孕情编组、随访调查、谈话登记、妊娠化验等综合措施，先后为对21400多名育龄妇女建立了科学有序的生、节育档案资料和孕情登记卡片，坚持将避孕药具按时送上门。到1988年底，该师共建点、片的21200多名只有一个孩子的35岁以下的育龄妇女，全部采取了长效节育措施，其中1356人做了结扎绝育手术。部队还定期为妇女儿童作健康检查达18600多人次，并对1200多名患有不同病症的幼儿和妇女及时进行了治疗。由于解放军官兵的不懈努力，该师全部共建点人口自然增长率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人口素质也有所提高。
为了向人民群众进行广泛、深入、持久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教育，强化人们的优生优育意识，各级地方政府可谓千方百计、花样翻新，组织了一系列别开生面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寓宣传于娱乐之中，收到了潜移默化的功效。
福建闽西是著名的老革命根据地，在创建人民共和国的血与火的斗争岁月，成千上万的老苏区妇女唱着民歌送郎当红军曾传为历史佳话。1990年新春伊始，闽西首府龙岩市出现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摩托车宣传队，为首的地市委书记、行署专员、宣传部长、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等党政负责人身披“独生子女一枝花”、“按政策生育光荣”等鲜红缓带，引得万人空巷驻足观望。摩托车队缓缓绕城一周，尔后驶向郊区红坊、东肖、曹溪、西破等五个计划生育先进乡镇亲临慰问，赠送贺信。他们的口号是要发扬当年老苏区人民闹革命的光荣传统，坚决完成计划生育任务，力争在叨年代第一春创立无早婚。无大月份引产、无计划外生育的“三无”村镇。
位于祖国西北边陲、天山北麓的乌鲁木齐市（蒙古语意即“优美的牧场”）。
1989年喜迎新春佳节之际，“优美的牧场”活跃着一支由各级计划生育干部组成的别具情趣的春节慰问团。他们踏着皑皑白雪，迎着凛冽寒风，走街串巷，去叩响一家家喜气洋洋的院门，向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乌孜别克等少数民族计划生育光荣户登门慰问拜年。自从1988年7月1日始实施“自治区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暂行规定”以来，全乌鲁木齐市已有五千多对夫妇自愿领取了《计划生育光荣证》。
1989年7月15日，“西施兰杯计划生育知识大奖赛”揭晓，在收到的千万多份答卷中，全部答案填写正确的多达54（份。这次竞赛是由卫生部妇幼司和《健康报》社联合发起举办的，内容包括避孕、节育等一系列科学知识，这是在群众中进行计划生育意义教育和计划生育技术普及的非常有效的办法之一。类似这样的知识竞赛活动，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也时有出现。
所有上述的一切努力，都为着一个目标：将我国的“生育率”降下来，再降下来！
3、一支忠于职守的队伍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无论是繁华喧闹大都市的阡陌街巷，还是荒漠边陲小村寨的庄户庭院，都密布有专司计划生育工作的职能机构——有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这些大大小小机构供职的在编或不在编的工作人员，他们经年不息的奔忙，他们任劳任怨的工作，他们空前的热情与百倍的努力，才使得在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的计划生育事业取得了令世人惊叹不已的成就。
1989年新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电视电话表彰大会，对六名在各自负责的计划生育工作岗位上作出突出贡献者，授予自治区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赤峰市计划生育办公室副主任唐耀明，14年如一日坚持深入第一线，率先推行节育“四术”和避孕“三网”目标化管理办法，使全市计划生育工作成绩斐然，1988年同1982年相比，全市计划外二胎出生人数从13474人降至724人，全市汉族多胎率仅为0.14%，多胎出生人数从7395人降至57人，计划生育率达到98.02%。
身为林西县隆平乡红旗村党支部书记的刘凤兰，自己在本村第一个做了结扎手术，以此带动众人，从1981年至今，这个村人口自然增长率始终控制在4.6%以下，晚婚率、节育率均已达到100%，刘凤兰确实创造了了不起的奇迹。呼和浩特市左旗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站站长武巧莲，则早在1963年就带头做了绝育手术，她长期刻苦自学医疗技术，熟练掌握了接生、结扎、上环、人工流产、引产等手术操作技术，自1979年以来，足迹遍及全旗三百多个乡村，为全旗接产4000余例，做各种妇科手术一万多例，从无一例医疗事故发生……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这些人劳动模范称号，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国务院外交部机关，由于它的工作面对世界的特殊性，因此表现出国内所有机关都难以呈现的特殊状态：摊子铺得大，战线拉得长，遍及五大洲四大洋，且人员流动大，调动频繁，每年都有上千人在国内外反复轮换。外交部专司计划生育的干部便在这水流般的状态里，创造出该部计划生育工作程序水流般的活泼：凡举办干部出国前的学习班和回国休假的轮训班，都把计划生育政策学习列为必不可缺的内容之一；每位出国人员在办理离部出国手续时，必须到部计划生育办公室了解有关规定，落实节育措施，填写节育卡片；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主动访问各驻外使馆、领事馆的领导同志，吁请他们做好本馆的计划生育工作，并经常同各馆妇女小组和计划生育宣传员通讯联络，沟通情况；长年储备了各种型号齐全的药具，对在国外工作的同志，定期托人捎去药具与材料；驻外各馆领导一旦发现计划外怀孕情况，立即与国内联系，使之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之中；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纷乱如麻的国际事务活动中，就曾为一例人工流产的处理方案，接连向国内拍回三次电报，写回两封信，并做大量的工作，最后进行了妥善处理……正因为外交部计划生育干部创造了如此出色有效的工作方法，自1983年以来，该部机关独生子女领证率及计划生育率均一直保持在100%。
在北京崇文区天坛街道，笔者专门采访了两个居委会的几位主任、副主任。她们都是退休工人，年龄都在55岁上下，按北京人的称呼，该叫“老太太”了。抓计划生育是老太太们最主要最繁重最艰巨的工作之一，为此，她们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是非和眼前亟待化解的矛盾，加在一起，可谓千头万绪。下面，就是这几位老太太娓娓道来有如潺潺小溪流水般的自述……
抓计划生育是难。打从盘古开天地起，有了个儿子还想要个闺女，有了闺女的更想要个儿子，谁人不是这样？现在要改谱了，规定了新道道，只准许生一个，自然不容易！我们居委会一没行政权，二没经济权，只有靠做思想工作，跑细两条腿，磨破嘴皮子。碰上对方有单位的，好说，有单位、居委会两头配合做工作；碰上通情达理的，三次不行，跑五次，也总有做下来的时候；若碰上个不讲理的，得了，你有千条妙计，他有一定之规，“甭来了、够逮捕条件就让公安局来！”“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你翻开《宪法》仔细查一查，哪条哪款上写了多生一个孩子犯法？”……
你就是说出个大天来，他也不听，咋办？偏偏咱这帮老太太还没有多少文化，而有文化的人又不愿干这居委会工作——吃喝拉撒睡生死。没权，连个行政二十五级的小干部都摊不上，可又样样得管着。甭说别的了，如今计划生育方面的账卡、报表特多，填起情况来，还好些，这个字不会写，找个字代代，就是写错了，那意思上面猜也猜得出来；一串串数字可没法代了，你得根据一项项要求坐在那里硬憋硬算，动不动就是百分之几、千分之几，还指明要算出小数点后面的数。在自家过日子，谁还管它百分之几、千分之几呀！每回填报表，都让咱们心里犯怵……
没权，没多少文化，那咱们就多掏心。生了一个闺女，还想要个儿子，也怀孕了，经过多次反复做工作终于答应做人流，去了，因月份大了得住院，医院没床位，她又借故不做了。怎能让前功尽弃？咱们便厚着这张老脸皮去医院求神拜佛，找了妇科主任找住院部主任，找了住院部主任又找院长，心诚则灵，床位总算求下来了。
又得回过头来找她本人，白天不在家夜里找，夜里没找着第二天接着找，一天接一天守在她家门外等，终于找着了讲得连牙床都出血了也容不得再拖延了，若再晚几天，床位又飞了不说，肚子里的那国肉也许就下不来了。总算做下来了、咱们心里寻思，人家那么大月份了还去做人流也真不易，咱老大姐几个便你一元我两元凑份子，拎了两瓶罐头、几斤水果，专程去医院慰问她，一是感谢她支持了咱居委会的计划生育工作，二是了却一份情，这样做了心里舒畅些。有的人，确是真心实意地支持咱，膝下就只一个四五岁的丫头，自己便主动要求做了绝育手术，就算是咱自己的闺女，恐怕也会再三、再四地想万一、万一……真有个不测风云，那后果还只能自个兜着哩！人家硬是去做了，这样的事情，咱们发现一个，及时走访慰问一个，多多少少总得有点表示。人家为国家主动牺牲了个人的利益，咱们破费点钱财算什么？咱们没多有少，总是一片心意，让人家心里觉着政府在感谢她。孩子们拿石片子打水漂，河里都有一串击水声，何况这，你说是不是……
掏心之外，咱们还得鼻子伸长点，腿脚放勤些。搞计划生育工作不比抓卫生，哪旮旯不干净，哪房前屋后有堆垃圾，一眼就望到了，你发动群众来搞就是。可计划生育抓的是肚子里的东西，两三个月之内，自己不说别人咋发现得了？一发现就是五六个月了！若说比救火、堵决堤还紧急，这是夸大；可七个月一过，医院里不愿做人工引产，怕出了人命危险，本人则更是不肯做，她想方设法拖到今日，便是为着造成既成事实。咱们的目标是力争在两三个月内消灭“隐患”。不是孙猴子，没有火眼金睛，也没有特异功能，咱们只能靠了两条：一是将凡有可能怀上第二胎的，分门别类，建立重点人员卡，定期联系，逐一记录，出现问题及时处理；二是一经发现可疑情况，决不放过，非查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
咱们在居委会工作每月有40元钱的补贴。咱这些老大姐都是干了几十年的老工人了，虽说手脚已不太灵便，技术可还是硬邦邦的，只要走出去，到哪里也不止挣这个数。眼下正逢改革开放盛世，街道企业、乡镇企业都似当年的水泊梁山，延揽四方英雄、八路好汉。一家拉链厂就来联系过，去到那里，不动手光动嘴，每月补贴加奖金带福利一百三四十元……就是再不行，坐在哪儿管管卫生总行吧。有人介绍咱们的一位主任去王府井中国照像馆门口管卫生，一个月补贴80元，另有罚款的40%归个人提成；那来人说，咱中国，也许再也没有比在王府井罚款更兴隆的地界了，就那三四十米宽的地面，最多的一天罚了二十多个，个人提成落入腰包的便有半张“大团结”……
咱们在居委会干计划生育图个什么呢？受气挨累不说，一年拼死老命下来，若没一个计划外超生的，上面会给发点奖金，少则几十元，最多也不过二百元。就这点钱，咱几个老大姐也不能分了装进自己的腰包。不错，工作咱们干得多，可也还靠居民们配合呀。因此，不是用这钱组织积极分子们出去玩玩，就是开个表彰会，买点纪念品什么的发给大家。最后真正分到咱们手上的那点钱，还不够一年的磨鞋费呢！如果有超生的，哪怕只是一个，那奖金也黄了，而且一年的辛苦说都没地方说……
说实话，没少灰过心，灰心时也没少敲过退堂鼓。但转念又一想：不干，行吗？
咱们可都算是过来人了，50年代，去天安门站上个把钟头，难得见上有两辆车子并排着走的；无论去前门，还是去逛北海、颐和园，走哪儿都从从容容，就像现时老爷子们赶早散步遛鸟似的……现在可好，谁上街谁怕，连在胡同里走着都不安全，不是小车挤进来弯道，就是自行车突然从哪个口子里蹿出来“咬”你一口，人太多呀！听说国外科学家们都算出来了，80亿人口是地球负担的极限，若以目前的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22%来推算，那么咱们国家人口的极限便是17.6亿，可现在都已经11亿多了！不但咱中国重视，连联合国也专门到咱北京来开人口问题大会，咱们还能无动于衷吗？虽说到那时咱们早两腿一蹬，各人都能在一个小骨灰盒里舒舒服服住着，可咱们都有子孙后代，谁不希望那时他们也能生活得幸福呢……
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受点气不算什么，好在咱们这帮老太大都还挺宽怀的，“大人不计小人过”，咱们不是什么大人，可咱们都是往花甲上奔的人了，还和晚辈们斤斤计较些什么？个人发不了财，还得破费点，那更算不了什么，现在谁家还真会缺吃少喝的揭不开锅？只要工作能做好，所管辖的居民片里没有出现超计划外生育，咱们的老脸上就感到有光彩了……
《光明日报》1990年2月22日的二版头条位置上，记者以《辛苦了，计划生育工作队的同志们》为题，充满感情地报道了地处晋冀豫交界处峰峰矿区计划生育工作队进行“1989年度人口责任目标执行情况考核”的一天实况。
这支计划生育工作队由区属11个乡镇、9个局抽调出的46名从事计划生育工作多年的同志组成，成员中有妇联主任。医务人员、计划生育积极分子等。考核活动将分两路深入到24个村庄、5个居委会进行逐家逐户登门调查登记；考核为期一周，调查登记的表格项目内容详细、具体，包括育龄妇女姓名、本户人口、结婚年龄、现有子女、符合政策情况、当年采取节育措施等。
时值岁末，天空纷纷扬扬飞飘着鹅毛大雪，他们一行10余人的小分队乘车在泥泞的山道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一个名叫立合村的小村庄。队员们跳下车，雪花迎面扑来，寒冷的老北风直往棉衣里钻，浑身上下冻得直打颤，面对矗立在皑皑白雪上的一栋栋新砖瓦房，他们恨不得立即踏进农家门，喝上一杯热山茶，围坐在火炉边暖暖身子。
敲开了第一家农户的门。农家主妇既不给踏雪冒寒前来的客人们让坐，更谈不上给每人端上一碗热山茶。屋内谈话的氛围如同室外的天气一样冷冰冰的，一问一答，话语不多不少，临走也听不到一句送客声。但队员们对主妇的冷漠似乎毫不介意，照样认真的观察，热情的询问，仔细的登记、填表，一项一项工作有序地进行。
队员李锦秀笑着对记者说：“像这种情景，我们见得多了，也早习惯了。只要能够顺利地进行问答。登记，我们就很满足了。我们看白眼、听骂街话是常有的事，有的人还吓唬你，甚至想要动手打你两下，但我们能扔下这份工作不管吗？”
走了一家又一家，串了一户又一户，直到中午12点过后，在寒风雪地里忙乎了一上午的队员们才先后聚到村党支书家中。进门后，大家便毫不客气地各自端起茶杯，围着小火炉，喝了个够，要知道整整一个上午，她们谁也没沾过一滴水呀！谈起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感受，大家七嘴八舌说开了：“我们在农村常年搞计划生育，不管雨雪冷热，不分白昼黑夜，更谈不上节假日休息日，一个心眼想做好这项工作；可由于在农村多子多福、无子断根等传统观念很深，我们这些人常常得不到社会和群众的体谅，工作起来很吃力，压力很大。”“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确实难搞，不过，通过这几年的努力，这项国策总算逐渐地在农村扎下了根，一年比一年顺利起来了。希望不久的将来，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真正深入人心，成为人们发自内心的自觉行动！”说毕，她们又一步一滑地在雪地里继续着挨家挨户地走访登记……
这是一支忠于职守的队伍。
人民共和国应该大喊一声：感谢你们！
八、2000年：新世纪的挑战
20世纪的帷幕即将徐徐落下，新世纪的曙光已照临人类的窗口。
我们听到了激荡的浪涛在不远的彼岸拍响，那是新时代的呐喊。
岁月悠悠，生命悠悠——自从“上帝”轻轻地把“诺亚方舟”放向宇宙，人类便在此中繁衍生息；
一万年以前，人类社会发生了称之为“第一次浪潮”的农业革命；
三百年以前，以英国及整个西欧为发端，“第二次浪潮”即产业革命席卷全球；
时至今日，世界工业体系所创造的整个文明即将解体，以科学技术革命为先声的“第三次浪潮”正已勃然兴起；
“诺亚方舟”变得越来越动荡不安：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控、能源危机、军备竞争加剧，以及最为严峻的人口爆炸压力……
世界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预言：“人类正在走向一个非群众化的社会，它不是黑白两色的构图，不是非此即被的取舍，而将是一个异彩纷呈的世界和充满个性的选择……”
现代文明的支柱是：科学、技术和管理。
下一个世纪的特征是：卫星、计算机和航天世界。
公元2000年——新世纪的挑战。
中国——将以怎样的身姿，走向那朝霞磅礴的黎明呢？
1、前景堪忧——并非危言耸听
1989年4月14日，中国大陆总人口突破11亿大关（若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在内则为11.26亿人）。
“11亿”——意味着什么？
早在1982年，我国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于众时，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中，就曾以“十亿中国人走过天安门要用多少时间”算了一笔账：“假如将所有的中国人按四人一排编成队，每队相距6英尺（约1.8米），以每小时3英里（约5.8公里）的恒速（即保持速度不变）走过天安门的话，将需要十年多的时间才能全部通过。”
“中国的节育措施已将人口增长率降低到14%，但每隔两秒钟仍有一个婴儿呱呱落地，每天大约出生43200人。假如再把他们的父母在十年内以每小时三英里的速度通过天安门期间所生的婴儿计算在内，那么这支队伍全部通过天安门的时间，则还须再加上20个月……”
显然，这样一支要走十多年的队伍，对于共和国的经济大厦来说，无疑是一股潜含着巨大冲击波的洪峰巨浪！
中国科学院一批专门从事经济统计、系统分析、资源考察、粮食预测、环境监测方面研究的专家们组成的“国情研究小组”、提供了一份名为《生存与发展》的报告，以科学的声音向国人发出警告——我国拟于本世纪末将人口控制在12亿的目标已基本落空（预测将达到13.13亿）；
到下世纪20年代至少达到15亿，稍一放松即可达到灾难性的16亿至17亿；
半个世纪后，总人口将达到不堪想象的20亿左右。
这并非危言耸听！
首先，农村的情况令人忧虑——前些年从上面吹下来的风是逐步开“小口子”。如1982年有通知照顾二胎生育面为5%；1984年扩大至10%；又过了两年，改为允许各省根据本省实际“抚慰”独女户，照顾面竟突破了60%。于是各省头一年放开5条照顾对象，第二年增至8条，第三年涨为13条，第四年再加上一条“抚慰”独女户，摆出年年后退的架势。这有如洪水年年愈见高地漫上堤坡。以山东省莒南县为例：1982年6种人可生二胎；1984年15种人可生二胎；次年，又新规定凡一胎生女的独女户，在拉开间隔的前提下均可生二胎。我国农村妇女生育的总态势是：大部分农村妇女生二胎，相当一部分妇女生多胎，生一胎的妇女大都是年龄较轻的新近结婚者，经过一段时间后，她们存在着生育第二胎的极大可能性，而已生二胎的妇女中有四分之一以上存在着生育第三胎的极大可能性。这样一来，不少农村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放松了，出现了半失控、失控的严重态势，“一胎化”只是写在标语上的口号，生二胎、三胎已屡见不鲜。
另一方面，省与省、县与县开的“小口子”大小不一。在其他方面诸如经济、教育、技术上的差距可以慢慢赶，而这方面出现差距的信息却咄咄逼人，差距的缩短也是时不我待，而且你攀我比，互相花样翻新、花招迭出，很快“小口子”变成了“大口子”，又像水流一样地蔓延开去。无怪乎近年来在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民中，流传开了这样一首顺口溜：“先放女，后放男，两年三年都放完……”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给计划生育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过去生产队是经营单位，什么都被管得死死的，计划生育工作也能被管得死死的。现在，农民们被松了绑，计划生育也似乎被松了绑，在土地承包到户、经济上自负盈亏之后，一大部分农民总在自觉、不自觉地企求或表现出生育上的“自负盈亏”。基层干部们却失去了昔日的权威，在过去，起码能攥住农民屯里的粮、厩里的草。现在能攥住什么呢？全中国的农村基层干部都几乎不约而同地拿起了一件笨拙而又原始的武器——罚款。罚款其实并不是灵丹妙药。对于富裕地区的农民来说，有的干脆变“罚款”为花钱买“合法”，我出钱，我多生，似乎占了理谁也管不着。在山东省蓬莱县有一个农村专业户，就主动向县计划生育委员会捐赠七万元人民币，并说明其中的两万元作为自己生育第二胎的罚款，另五万元则赞助县里建一个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这场面哪有一点点被罚的沉痛意味，有的只是某类喜剧的色彩了！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说，无论罚多罚少，都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虱子多了不怕咬”，你罚你的，我生我的，双方面打的都是“空对空导弹”；另有一些农民交不起罚款，干脆携家带口背井离乡，加入到规模日益庞大的“超生游击队”或“超生盲流群”行列。对于在广大农村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基层干部来说，一种是不愿得罪群众则采取说假话虚报数字应付上面，致使计划生育系统的人口数字严重失实；另一种是敢抓敢管，必然出现强迫命令，处罚面越来越大，干群矛盾日趋尖锐化。这里问题的全部症结在于农民们陈腐的生育观念——几千年世代相沿的积习啊！要想彻底转变它，绝不是在短时期内就能轻而易举办到的事情。
我国农村人口约有8.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2.6%，且总体年龄结构较年轻，蕴藏着巨大、潜在的生育能力。若按近几年来不算最多的1986年全国2.42的总和生育率推算，那么，到2000年，农村人口将增至10.65亿人，这意味着，城市人口即使一个不增（这实际上不可能），全国总人口也将突破13亿。
其次，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咄咄逼人——人口增长自有其不可阻遏不可逆转的巨大惯性。
我国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出现在50年代中期至后期，高峰期的时间跨度不算长。
我国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出现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与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太逼近了。《中国青年报》记者郭蓝燕这样评述说：低谷效应还没显露出来，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抓紧时间把经济底子搞得厚实一点，第二个高潮就淹没过来——整整3.6亿人！
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3.6亿人，开始陆续进入婚育期。按目前实际生育水平持续下去，今后十几年中每年处于生育高峰年龄组的妇女（20－30岁）将高达一亿人以上，而生育年龄区间的妇女则将保持在三亿人以上（1988年有育龄妇女三亿人，1995年有可能超过3.3亿人，2000年则可达到3.4亿人）。专家预测：今后每年出生人数不可能低于2500万人，并将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大，人口生育高峰年中，每年出生人数将达3100万人。我国的人口总数将在五至六年间净增一亿。这就是说，我国的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已汹涌而至，如果在2000年之前不能将此次生育高峰压下去，则持续时间将一直延至下一个世纪的20年代到30年代。倘若人口增长控制得好，届时，峰值人口也不会少于15亿，稍有疏忽则可突破17亿，并由此而迅即导致我国第四次人口生育高峰的来临，而且必然是更为可怕的放大效应！
历史留给我们的回旋余地已经很小。在人口生育问题上，一代人一年中播下的错误种子，要用几代人、六七十年的时间来补偿；但如若一代接一代十几年几十年地犯人口错误，只怕是永无补偿的机会了。
人口增长的惯性规律是不以任何人（包括伟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的！
2、“经济巨人”穿上紧身衣之后……
1987年，中国人的眼前曾经一亮：国民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全世界排名由第八位跃升为第七位。
198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3694亿元，又比上一年增长了11.2%；而改革之初的1978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482亿元，十年实现了翻两番。
毫无疑问，是十年大刀阔斧革故鼎新的改革开放救国运于贫弱，使中国开始走出了穷困的山谷——中国人得以顺利登临经济总体发展战略目标的第一道台阶。
然而，若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在全世界128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中，中国仍屈居于倒数第20位。
人口——已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挑战性的障碍！
犹如“经济巨人”穿上了紧身衣！
1990年3月24日，日本贸易振兴会海外调查部部长汤泽三郎，在《日刊工业新闻》上发表题为《从人口问题看中苏改革》的政论文章，其中对我国部分作了颇为客观、冷静的分析，特摘录如下——中国的人口每年以超过155万的速度在增加。据估计，1989年底的11.12亿人口，到2000年将超过13亿。也就是说，中国每年增加的人口相当于整个阿富汗的人口或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口。
“要想让如此迅猛增加的人口吃上饭并有工作，没有长远的对策是不行的。”
从人民公社的解体到农业耕地的租赁，这个转变取得了成功。农业产量从1978年的3.05亿吨，最近三年已增加到4亿吨。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每年的粮食消费也增加1000万吨至1500万吨。从1987年起，中国重新变为粮食进口国。“这三年间的粮食进口，每年都超过1500万吨，1989年的粮食进口额达30亿美元。”
“今后，农业生产也不会取得显著的增长，理由是耕地面积将越来越少和农业生产率下降。45亿多的农业劳动力，总是在寻求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只要不走出农村地区，耕地面积的缩小和生产率的下降将在所难免。以吸收劳动力为目的而推行的经济开发，主要集中在耕地面积广大的沿海地区，结果，往往导致耕地的减少。”提供就业机会的开发，当前代价很高。耕地面积的减少，除导致粮食进口的增加外，还扩大了开发所需的原材料、机械和原油的进口。1985年至1989年，机械进口额是60亿美元，工业原材料的进口额是35亿美元，两者都有增加。中国原油产量的增加速度逐年放慢，1989年同上一年相比，几乎没有增加。原油的出口，这几年也一直在下降，1989年是2440吨，同1986年相比，减少了近15%。另一方面，进口则由1986年的46吨增加到1989年的326吨，1989年是1986年的七倍。
“人口增加导致粮食进口的增加和工业原料等进口的增加，这需要大量的外汇。于是必须以促进出口为首要任务，以确保外汇来源。幸亏这四年来，出口增长很顺利，出口额已由1985年的260亿美元增加到1989年的525亿美元。但是，产品出口比率不到50%，其中的70%是纺织品和杂货，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很激烈，现在还无法保证将来的出口会继续增加。”
日本学者的分析起码证实了这样一点：人口的急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中国十年改革开放所获取的来之不易的成果。
四川是拥有一亿人口的内陆大省，素有“中国粮仓”之称。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未治蜀先治。”可见治蜀之重要。
然而，“中国粮仓”的现状堪忧——据权威人士测定，四川省“七五”期间人口生育计划很难实现。进入“八五”以后，每年将有142万女青年步入婚育期，育龄妇女达322万人以上，其中20岁至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的比例平均为41.25%，比全国高出3.5个百分点，每年约有230多万新生儿降生。
1989年四川粮食产量曾创历史最高水平，但全省人均产量则因人口增长反而比1984年时低22公斤。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到2400年，四川全省人口如能控制在1.2亿人，按世界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的标准计算，则平均每年必须增产粮食8.3亿公斤。可是，从1985年以来，四川粮食总产量一直徘徊不前。四川农业部门发出警告说：全省粮食单产每公顷比世界平均水平已高出1400公斤，在现有生产条件下，再要大幅度提高单产将十分艰难。显然，“中国粮仓”即将被不断增多的人口的“口”所吞没！
有关社会学专家算了这样一笔账：我国每年的新增人口需消耗掉20%左右的新增国民收入。以1987年为例，我国有48.5%的增产粮食和45.6%的增产肉类用于新增人口，有35%的新设医院病床以及37。7%的城镇竣工住宅用于城镇地区的新增人口。如以本世纪末我国人口13亿为基点，从现在到2000年，我国人口要净增近二亿人，按人均年消费粮食400公斤计算，需增产粮食近800亿公斤；按人均住宅面积6平方米计算，需增建住宅近12亿平方米。到那时每年增加1000万人口，人均国民收入就将下降10元左右。
对于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将要出现的负效应，《中国青年报》记者郭蓝燕为我们描述了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图景——全国总人口将再增加四至六亿，其中农村潜在失业人口将以目前的1.4亿为基点，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递增，耕地面积以每年5%的速度递减，耕地总面积将减少二亿亩，绝对总量和人均量都将进一步减少；水危机将成为耕地危机之后的中国的第二个自然资源危机；加之历史上开发资源规模过大，以及在政治、经济、人口等方面的重大失误，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的问题日趋严重：草原退化加剧，沙漠化迅速发展，水土流失很难有效控制，污染物总量大幅度增加……总之，我们的子孙后代将生活在十分恶劣的自然环境中。
我们有一句喊得很响亮的口号“胸怀全球，放眼世界”。那么，世界的现状如何呢？
当今世界，简言之是由富的半球和穷的半球组合而成，也可以说是由人少的半球和人多的半球组合而成。
经济较落后（穷的）的五个地理区域：非洲、印度次大陆、东南亚、中东、拉美，分布在这些区域的人口近40亿，占世界总人口的70%多，人口年增长率为25‰，每年增长人口达7000多万；尤其是非洲人口增长率从1977年的‰上升到现在的30‰，约为世界人口平均增长率的两倍，如此发展下去，到本世纪末，非洲人口将翻一番猛增到11亿，人口飞速增长为非洲人民酿成的深重灾难，将决不亚于那场教人谈虎色变、饿死了数万人的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大旱灾……
在经济发达的（富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在欧美，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另一种人口危机：现时的全欧洲人口年出生率为12‰，美国也不过16‰；在这些地域独身主义已成为一种时髦，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结婚，即使结婚了，也不愿生孩子。
在西德、东德、丹麦和匈牙利，人口呈直线式下降，以至于北约和华约组织均感到兵源匿乏，联邦德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将国民兵役期由原先规定的15个月延长到18个月。随着学生锐减，大批学校随之关闭，数以万计的欧洲教师已面临失业威胁。1985年的上半年，在意大利竟然第一次出现了出生率低于死亡率，卫生部部长忧心忡忡地说：若长此下去，意大利人在下一个世纪将会绝种。法国前总理希拉克曾宣称：从人口发展趋势看，欧洲正在消失。有的宣传媒介则用醒目的大号标题发出警告：欧洲正在集体自杀……
莫非是地球出了毛病？
一边是经济不发达，贫困的人们生育欲望恰恰极为高涨，愈生愈多的人口又反过来给落后的经济加上沉重的负荷；
一边是物质高度文明，“义明”装饰过度的人们却不愿意生育，而愿意尽情地享受，于是人均占有的财富便越来越多。
1990年5月，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表的年度报告，进一步揭示了这一“怪圈”的发展趋向——
目前全世界总人口已达到53亿。
在90年代，预测世界总人口还将增加10亿。世界人口现在正以每秒钟3个人，即每天25万人，每年9000万至1亿的速度增长，这个数字相当于整个东欧的人口。
20世纪叨年代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将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十年。
世界人口的增长状况是极不平衡的。其中90%的人口增长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的一些落后国家。
问题恰恰是这些经济落后国家最缺乏人口增长所必需的资源！
检视一下我国不同地域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态势，同样笼罩在这一“怪圈”的阴影之中——上海的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约是贵州的近20倍，贵州的总和生育率则是上海的3倍强；
浙江的人均工农业总产值是广西的2倍，广西的总和生育率则是浙江的2倍强；
江苏的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约是新疆的3倍，新疆的总和生育率则为江苏的近3倍……
统计资料一再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率之间有着明显的反比关系。越是经济发达地域，如京、津、沪、江、浙、东北松辽地区，生育率越低；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域，如西南、西北地区，则生育率越高……
《马太福音》里说：“让富有的更富有，让没有的更没有。”这句话被控制论称之为“马太效应”，用来形容“正反馈”。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人口与经济统计数字所呈现的，正是一个“马太效应”：生育率越低，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就越高，生活也就越加富有；生育率越高，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就越低，生活也就越加贫困。
长此循环下去，这两者间的巨大差异将永无吻合之日！
3、迎接挑战——我们别无选择
尼采说过一句很精彩很深刻的格言：“悲剧的义务是向自然举起一面镜子。”那么，既然“人口失控”这面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对于子孙后代的“悲剧的镜子”已经高高举起，既然这面“悲剧的镜子”已经照出过去、照出现在、照出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回答是——强化计划生育机制！
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上至高层政要，下至黎民百姓，谁的心里都明白得很：中国的事情纵有千难万难，计划生育为第一难！
在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传统思想观念很深蒂固、政治经济文化又不甚发达的国家，要人为地实行控制人口，所面对的将是如大山般的难题。辽宁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杨魁孚的一番话说得颇有见地：“现在的人口形势早已不是什么潜在的忧虑，而是现实的危机了。计划生育与中国现有的经济、文化水准相比，是一种超前行为，光靠群众的觉悟是达不到的，因此必须强化社会制约机制。”
如何强化社会制约机制呢——必须立法，必须使计划生育工作走上法治的轨道！
不少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有识之士早就抱怨说：“无论是超生或无计划生育的，在法律上都属于民事范畴。除了经济制裁和行政处分外，不能判刑。说服教育的功效是有限的。”“一边是国策，一边是宪法，我们到底该按哪个办呢？”
著名人口学家、全国政协委员邬沧萍教授在政协大会上一再呼吁说：我国人口激增，是由于我们未能在两次生育高峰出现之前，抓紧时机防患于未然。我们失去的第一个机会是50年代初，那时全国总人口才5.5亿，每年进入婚育龄的妇女平均不到500万，那时着手控制人口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失去的第二个机会是60年代初，当时的全国总人口是6.6亿，每年进入婚育龄的妇女少则500万，多也就是600万至700万，如果当时加以控制，也不会出现第二个特大人口生育高峰。现在是第二个生育高峰的人口陆续进入婚育龄的时期，平均每年新进入的婚育龄妇女是1100万至1300万，平均每年进入婚育龄的人群比过去的两个高峰前多一倍。第三个人口生育高峰已不可避免，且来势比过去迅猛得多。为了抓住这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前的机会，我们必须尽快通过《优生法》和《计划生育法》，用法律条文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并明确规定为了中华民族的国家、社会的共同利益，公民有承担一对夫妇不生育三个或三个以上孩子的义务。
中国的事情却往往是：尽管不乏社会贤达、各界名流不断呼吁、上书，尽管上下左右都已心知肚明时不我待、必须赶快做、越快越好，但做起来又总是莫着急、慢慢来、老牛拖破车。一部《计划生育法》，自1980年即开始酝酿，至今披阅十载，易稿十数次，却仍未有送达一定级别的委员会讨论、审议。至于一些与计划生育相关的单项法规，如《优生法》、《违法婚姻处罚条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等，虽然报端上也时有披露有关职能部门正在着手抓紧制定，却是只闻打雷声，不见雨下来，左盼右盼、千呼万唤不出来。
有关的会议开得够多了，有关的文章写得够多了，有关的话也说得够多了。关键的问题已不在于坐而论道、一再发布宣言，而在于紧急行动。
1988年11月23日，我国优生史上第一个禁止痴呆傻人生育的地方法规——《禁止痴呆傻人生育的规定》，终于在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第七届第五次会议上正式审议通过，这一明智大胆的壮举，如同一股势不可挡的巨流，冲开了千年伦理、道德观念的防堤。《禁止痴呆傻人生育的规定》以不容置疑的法律口吻庄严宣告——禁止因家族遗传、近亲结婚等先天形成的痴呆傻人生育；
痴呆傻人必须施行绝育手术后方准予结婚，在本《规定》公布前结婚的痴呆傻人也必须施行绝育手术；
对已怀孕的痴呆傻妇女，必须中止妊娠；
对违反《规定》造成痴呆傻人生育的直接责任者将给予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
痴呆傻人，医学上称智能低下者。据统计，这类患者目前在全世界约有1.5亿人；
我国的智力残疾人约为111万人；甘肃省则是痴呆傻人比例较高的省份，人数为27.8万人，且每年还新出生痴呆傻婴儿2000多人。
痴呆傻人是人类自身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出的残、次、废品。当他们呱呱坠地降临人世，便给家庭、社会带来无尽的烦恼与沉重的负担。根据有关资料测算，为保证这些“终生消费者”的正常生活，国家每年得拿出50亿至70亿的巨额资金。甘肃省每年仅用于痴呆傻人的救济粮就有4000多万公斤，各种救济款则达1400多万元。
痴呆傻人虽智力低下，生活不能自理，但其生育的本能并未丧失。这些人的父母亲朋也大多煞费苦心地为他们相亲成亲，希望他们生下个一男半女对自身有个照顾。可基因遗传规律却导致这些人结婚成亲后，他们所生育的子女仍多为智力低下的痴呆傻人。甘肃省服县十里乡大沟寨村有一农户，全家八口人，除老母亲和小女儿精神、智力正常外，其余五男一女全是痴呆傻人。这种状况，于家于国都不能不说是深刻的悲剧。
社会上如此众多的痴呆傻人，年复一年，子孙繁衍，代代相传，劣生劣育，长此下去势必大大影响到中华民族的总体人口素质。有鉴于此，甘肃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从1986年开始，即多次派出调查组前往痴呆傻人病患高发区实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尔后，又与卫生、民政和负责研究优生遗传学的同志反复磋商、座谈和探讨，取得共识。接着，他们组织写作班子，草拟出一稿、二稿、三稿、四稿连续上报省政府和省人大，建议对痴呆傻人在结婚和生育上进行必要的限制。
然而，要制定一部在国内尚无先例可循的采用法律形式制约一部分人生育的法规，立即招致各种非议和看法，甘肃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在讨论议案时也发生意见相左，争执不下。这样，一方面由甘肃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地方病防治、医疗卫生、民政等部门牵头，组建成十个调查组，再度分头分批深入各地调查情况；甘肃省有关部门还对人们接受这一《法规》的心理承受能力专门组织了一次民意测验，从兰州市、武威市和康县11种不同职业的2786人的问卷调查中得悉，90%以上的人积极要求政府立法。另一方面，组织专职人员开始查阅国内外大量相关的科学技术资料，特别注意参照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瑞士、瑞典、奥地利、挪威、冰岛、丹麦。芬兰等发达国家及墨西哥、印度、罗马尼亚等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立法程序。与此同时，还多方邀集了国内外优生学专家、各方面的学者对制定“禁止痴呆傻人生育法规”的可行性反复论证。在一份份翔实可靠的科学依据、一串串确凿无疑的调查数字基础上，我国优生史上第一个禁止痴呆傻人生育的地方性法规，才像一个孕育已久的难产婴儿，终于降生了。甘肃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杨玉林无限感慨地说：“这法立得可真不易啊！计划生育战线上的同志们为此奋斗了整整三年时间。”是不易，可贵的是他们见诸行动去做了，而且做出了成效。
甘肃省《禁止痴呆傻人生育的规定》颁布、实施不到三个月，陕西、青海、宁夏、吉林、河南、河北、内蒙、山东、辽宁等省、区计划生育部门和卫生部门纷纷来信、来函、来电，表示准备起而效仿。
无疑，甘肃省计划生育战线的同志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也有一些人口学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提出了“突破性和创造性”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田雪原认为，目前国家每月发给独生子女5元奖金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此，他提出一项独具慧眼的建议：每年发给独生子女的60元奖金暂不发给个人，以信用卡形式存人银行，按相当于国库券利率14%增值，假设从孩子0岁、父母25岁起存人，这样到孩子14岁、父母39岁时即可增值到2630元；当父母处于55岁至60岁时，则已增值到5770元，每年可领取养老金808元。终生未婚或终生不育者应享受上述同等的待遇。如此，5元钱可发挥巨大效应：从国家角度看，当前把每月支付的5无独生子女费推迟到14年后支付，等于变这笔消费支出为积累基金，于国、于民、于社会发展都大有稗益；从民众角度看，实行这一措施既解决了养老问题，又可使农村、落后地区和文化较低人口的生育热情降下来。
田教授的这项建议受到中央和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并在四川省的德阳、乐山、南充等地实行了试点。据悉，德阳市区已有16万份独生子女保险，占独生子女总数的44.2%。1989年该市一孩率达到90%以上，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长。
1987年7月11日——地球“50亿人口日”来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曾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人们既不应受贫穷之苦，也不应该把贫穷传给子孙后代……为了50亿公民，为了我们大家分享全球的未来，我们必须面对人口的挑战！”
中国是当今世界拥有最多人口的大国，面对这场挑战，每一个中国人肩上所承受的分量将格外沉重。
笔者不久前在“九省通衢”的大都会武汉市采访时，曾看到地处汉口的海军工程学院校门口赫然立着这样一块大字标语牌：“同志请警惕——我们已不再拥有地大物博，而只剩下人口众多！”
那么，就让我们左肩背起危机感，右肩背起奋斗感，背起来——全民为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共同努力！
只有卓有成效地控制住人口增长，不断地提高人口素质，持续稳定地发展国民经济，人民共和国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才有希望，华夏子孙才有希望！
如是，当我们告别世纪末的夕阳，眺望新世纪的日出——中国，将放射出绚丽夺目的光华……
1990年4月20日—6月10日
写于北京珠市口斗室
这是一个久远而深邃的梦——人类自从步入文明时代的第一天起，世界各民族就共同执着地追求昌盛，繁荣，民主，自由，发达，富强……
北京。故宫这座宫殿巍峨，形制严整，左右铺陈，前后延伸，大小建筑物尊卑有序的紫禁城，既象征着五千年文明的辉煌，又象征着五千年文明的衰败。
古往今来，生生灭灭，中华民族曾撞响多少命运的晨钟！
推开厚重的历史之门，人们似可听见金戈铁马的呼啸——
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李自成挥戈挺进北京……
林则徐虎门销烟……
洪秀全饮恨金陵……
严复译《天演论》……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共图戊戌变法……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毛泽东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邓小平畅游北戴河……
一个苍劲的画外音：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改革开放，就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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