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是十九世纪英国思想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一译密尔）最著名的代表作，自1859年问世迄今一百五十多年来，就一直是政治哲学乃至人文思想领域享誉最高的作品。1903年，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严复以文言第一次将本书翻译为中文，名之为《群己权界论》，然而因译文文辞古奥，颇不易为普通人所理解。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一个中文白话译本，书名直译为《论自由》，译者署名程崇华（2005年以简化字重印后改署许宝骙），成为此后本书在中文世界里流传最广的译本。虽然在没有其他译本问世的时候，该译本为中文读者了解和研究穆勒自由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其生硬晦涩的翻译风格也确实影响了人们对穆勒思想的理解，以致让许多人临文却步。近年来，在名著重译的风潮之下，本书又增添了若干新译本，让读者有了更多选择，然而细品之下，无论从翻译本身还是编校方面来说，新出的几个译本都是失之粗疏者多而工于精审者少。笔者曾专门撰文对《论自由》各中文译本做过详细比较和评论，此处不赘（参见本书附录）。总之，目前已有的《论自由》中译本还有待改进，无论是对普通读者还是对专业研究者来说，都亟需更好的翻译版本来改善当前的状况。有鉴于此，2009年夏至2010年春，笔者遂在仔细研读严复所译《群己权界论》的同时，对照英文原文，重新做了一个白话译本。在将译稿公之同好之际，笔者就本次重译的总体情况，略作几点说明。

    笔者本次重译，所据原文系《穆勒作品集》第18卷之《论自由》部分（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Volume XVIII—Essay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pp.213-310），原书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编者为多伦多大学著名学者John M.Robson。该版是《论自由》一书目前比较精善完备的版本，原编者对穆勒原著添加了详尽的注释，其中很多注释对更好地理解原文以及追溯穆勒思想渊源和轨迹颇为必要。在本次重译中，笔者将比较重要的“原编者注”都迻译过来并加以注明，并对穆勒所引用文献做了多方的查证核对（详见本书附录说明）。在注释体例上，笔者将穆勒自注统一放到每章末尾，这样做是考虑到穆勒本人添加的注释总体说来不是很多，但长者颇长，短者颇短，如做页下注，会妨碍版面总体的整洁；原编者注以及译者注一般说来都较短，则统一加括弧做文中注（随文注皆排做楷体）。另外，增译了几乎为其他所有译本所省略的作者献辞（穆勒这篇写给先他而逝的妻子的短短献辞，对研究穆勒自由思想与他妻子影响之间的关系颇为重要）。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采用的翻译办法大体上仍属于直译范围，依照原著的段落、句群一一对照翻译；但是为了意思表达上的通畅，以及转折、递进等逻辑推理关系的明晰，又绝对遵循严复“不得不略为颠倒”的办法。盖因笔者认为，对翻译来说，有时最重要的是要传达原文的文气。译文在传达原文字面意思的同时，还要传达作者力透纸背的那些东西（尤其是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以及整个篇章间的逻辑推进关系），甚至对某一个相关字词做精当的挑选以便对读者的理解活动有所帮助，这些都是过于生硬的直译所无法传达的。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有所变通，在保证译文意思准确的前提下，对原文的词序、语序乃至句式等稍作调整，务使其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并在必要的时候增加使句子有机联系起来的衔接词。在《论自由》这部经典著作中，穆勒原文长于丝丝入扣的逻辑推理，如果译文把原文每句话的意思都差不多正确地翻译过来了，但若因亦步亦趋地对译而导致文气不畅，尤其是导致句与句之间的气脉滞涩甚至断裂，那译文传达原有文意的效果还是要大打折扣的，这恰恰是之前许多译本的最大问题所在，也正因此严复才说“原文文理颇深，意繁句重，若依文作译，必至难索解人”（严复《群己权界论·译凡例》）。

    因此，一般情况下，在不影响文意准确传达的情况下，译者大都照顾原文的语序、词序、句法；而一旦这样行不通之时，必冥思苦想，略为变化，务使文意畅达方休。但是面对《论自由》这样一部因作者注重论证严密而导致长句颇多且句子结构复杂的著作，此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实难。为此，译者采取笨法，就是每译完一段文字，先自己出声阅读，觉得有拗口窒碍的地方，就在保持忠于作者文意的前提下，力求做文句上的变改，直到通顺为止。全部译文就是经译者这样反复诵读、字斟句酌的结果，并且在此基础上力求译文文笔的雅训。惟愿经过译者的辛苦努力，不负原作者所说的“我的作品中没有哪部像此书这样具有如此缜密的构思，并得到如此孜孜不倦的修改”，“书中每一句话都经过我们（指作者和妻子——引者注）多次认真思考和反复推敲，并细心剔除了我们所校查到的思想上或表达上的错误”（《约翰·穆勒自传》，郑晓岚、陈宝国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185页）。笔者虽不敢奢求如此文理深奥的作品在讲堂上宣读出来，完全都能被大家即刻理解，但也望其十之七八能自听者之耳而入听者之心。

    在翻译过程中，笔者主要参考了严复旧译《群己权界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许宝骙译《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1982年及2005年重印本）两个译本，对其他几个译本也间或有所参考。笔者终能译毕穆勒此一经典名著，受益前贤实多，虽对前贤遗漏与失误之处时有弥补与校正，但对前贤译文精彩之笔也间或有所采取，在此至表感谢。如无前贤所译文字在先，则笔者究竟能否完成这一重任，实不敢说，至少不会完成到目前这个程度。

    学问之道，贵在精益求精。但对于这样一个已经有多种译本问世的思想经典，笔者不揣鄙陋的重译，是否达到了最初想要的效果——忠实、畅达地再现穆勒异常严密的逻辑论证，最终还要以是否能获得读者的首肯来检验。严复曾在其旧译《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说：“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訾其艰深，不知原书之难，且实过之，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然严译出版之际，毕竟还是西学在中国方兴未艾之时，况且译文又是典雅文言，当然可以这样为自己辩解，在今日西学已然大大普及的时代，自然不可再以此做挡箭之牌，何况笔者此次重译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做到译文的通达流畅，所以，非常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在拙译即将付梓之际，我要对在本书翻译过程中给予过关心和帮助的众多亲友师长表示由衷的谢忱。感谢我的妻子史杰女士，没有她的不断鼓励，本书的重译也许早就半途而弃了；她还是本译稿的第一个“听众”和读者，在翻译进行的半年多时间里，她一段不落地听我朗诵了全部译文，并不时基于对文字的敏感给出难得的修改意见，她对译稿的通顺流畅功不可没。感谢雷颐老师和刘东老师对译稿的称许并热心推荐出版。感谢高全喜老师慷慨答允在百忙之中审阅译稿并为本书撰写导读。几位老师提携后进的情谊让我倍感人间温暖。感谢张博树老师、唐磊博士对本书翻译的关心和鼓励。感谢我的父母，他们不恤自身艰难的全力支持是我不断前行的动力。感谢豆瓣网关心译稿出版的诸位网友。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慷慨将拙译纳入出版计划。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亲人师长友朋的关怀和支持，艰苦的翻译过程才变成了快乐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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