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同治三年（1864）八月十三日，曾国藩给清廷上了一道意味深长的奏折：
今幸金陵克复，大功粗成，臣兄弟叨窃异数，前后文武各员无不仰荷殊恩；追思昔日患难与共之人，其存者惟李元度抱向隅之感，其没者尚有数人怀不瞑之恨，臣均对之有愧，不得不略陈一二。
曾国藩在写这篇奏折时，眼前一定会浮现出当年自己与李元度从最初相识、诗文唱和，到携手练兵、患难与共，后来却公开决裂、分道扬镳的一幕幕情景……想当年，曾国藩练兵之初，处境颇为艰难窘迫，就连郭嵩焘、刘蓉等老友都避而不见，唯有李元度不离左右，共度危局。兵败靖港时，清廷革了曾国藩的职，李元度冒死上奏，为曾大帅申请到“专奏权”，继续保持了同最高层的联系，日子才好过起来。为此，曾国藩曾发誓“三不忘”，并欲两家“缔姻而申永好，以明不敢负义之心”。
然而，白云苍狗，世事难料，谁能想到，若干年后曾国藩回报给这位当年共历时艰、生死相托的朋友的，却是两次重重的弹劾：
第一参，李元度被撤职返乡；第二参，他更是险些被贬到大漠边关……是曾国藩薄情寡义，还是李元度咎由自取？
曾李之间一波三折
的关系至今仍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之一。
但正如台湾近代史专家王尔敏先生所说，“人物关系之变化，为历史发展隐面之重要线索，往往只见表面史实转乘之突兀，无以明其因由。实则其复杂之隐面线索，在随时发生支配力量，以左右其表面之结果。此史家必须作深一层发掘之一方向也。”
因此，要想弄清楚曾国藩与李元度之间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还得追本溯源，从曾李二人最初的来往交集入手。
（第一节）京师初相见，练兵再聚首
李元度，字次青，又字笏庭，道光元年（1821）出生于湖南平江县爽口乡沙塅村，四岁丧父，家境贫寒，靠寡母纺纱织布为生。值得庆幸的是，元度的母亲是一位私塾先生的女儿，识得一些诗书，所以他很小就开始跟着母亲识字，接受了启蒙教育。
少年时的李元度天资聪慧，过目能诵，且慷慨任侠，勤奋向学，十八岁即考上了秀才，二十三岁成为举人，做过黔阳县教儒（教育局长）。但以后六次参加礼部考试，均未中第。
二十九岁那年，李元度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遇，被调到京城出任内阁中书。虽然这只是个从七品（相当于副处级）官阶，但毕竟从湖南的一座小县城，来到了人文荟萃的京畿重地，不仅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还极大地开阔了眼界。
李元度曾随上司有过一次东北之行，来到了清朝的“龙兴之地”奉天（今沈阳）。初到塞外，元度感到气象万新，奉天那朴实而不失强劲、豪爽而信义的民风给他以无限感慨，他似乎看到了清王朝所以勃兴的根源；他饱览北国风光，登临山海关，探寻“一片石”，凭吊古战场，吴三桂、陈圆圆的故事更让这位三湘才子遐想当年，唏嘘不已……广袤的北国风光，崔嵬的边关形胜，使李元度的心胸陡然开阔，顿时立下澄清天下志。
清朝承继明朝的体制，实行“两京”制度，即以北京为首都，以盛京（即沈阳）为陪都，除吏部等不设外，官员设置几同首都。乾嘉以来，清王朝经过长达百年的康乾盛世，现已步入衰象累累的晚年。而此时的“龙兴之地”，因为清初的“封禁”政策，开发较晚，仍然生机盎然。李元度似乎找到了自古以来，北方民族铁骑南下，几度取中原王朝而代之，而南方的众多少数民族“迄无建树”的奥秘所在。
按照清朝的制度，每位皇帝死后即设实录馆撰修《实录》。往往由大学士充任总纂官，国家的优秀人才充任修纂。
修纂结束后，实录馆即撤销。修成的实录以汉、蒙、满三种文字缮写五份，分别贮藏于皇史宬、乾清宫、内阁实录库和沈阳清宫等处。虽然《实录》自雍正以后多少有些“不实”，但仍集中了一代朝章国故，尤其是臣下的奏章与皇帝的谕旨记载最多，因而也可见一朝一代之兴衰。
李元度是个勤奋好学的读书人，也是一个才华出众的有心人。他在沈阳看到了当时人们极少能看到的《列朝实录》
，使得他对本朝兴衰、政事国章得以通晓。这样的经历，既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生命机缘，也是殊为难得的文学历练，为其日后赢得曾国藩的赏识，进入曾府署理文案、着书立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年的京师生活，不仅是李元度积蓄才智和力量的关键时期，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人——曾国藩。
曾国藩比李元度大十岁，虽然他们同为湖南老乡，但初次见面，以及建立所谓的“师生关系”，却都发生在北京。
据王尔敏先生考证，当初曾国藩任职京师时，元度还在湖南就读，道光十八年（1838）进学，二十三年（1843）中举，俱不出湖南境内。及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二年（1850—1852）这三年间，元度客居京师，得以从曾国藩游，请益诗文，也就形成了“师生关系”。
对此，李元度在《天岳山馆文钞》一书中也有记载：
庚戌辛亥壬子间，元度旅食京师。闲从曾文正、邵位西（懿辰）、孙芝房（鼎臣）、吴南屏（敏树）、杨性农（彝珍）诸公游。时执事与性丈同选馆职，诸君子相唱和，元度获窃闻绪论，心向往之，以未修士相见礼为憾。
可见，当时曾国藩与李元度关系并未走得很近，远没到“师生关系”，仅仅是“从游唱和”、“请益诗文”而已。否则，后来李元度也不会匿名给曾国藩上书言兵了。
咸丰二年（1852）秋，曾国藩丁母忧回籍，二人的初次交往即告一段落。
这期间，洪秀全的太平军以咄咄逼人之势，进军湖南、湖北、安徽等地。为了镇压太平军，曾国藩奉旨，于十二月十七日赴长沙帮办团练，并即招募湘乡乡勇千人，组军操演，为其生平治军之始。
次年，曾国藩移师衡阳，继续编练湘军，准备东征。这时，李元度也被调到湖南郴州任州学训导，掌管一个地区的教育。虽然二人同在一省，但时逢乱世，各忙各自，始终未有再次见面的机会，直到李元度托名“罗江布衣”，给曾国藩写了一封建言时局、纵谈兵略的千言长信。
当时，太平军的气势更加高扬，内忧外患的清廷束手无策，战火很快就蔓延到湖南的大部分地区。值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眼见生灵涂炭、人人自危，忧国忧民的“书生意气”使得李元度几乎变成了一个“愤青”，根本没有心思去学政衙门署理公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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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李元度没有像多数官员士绅那样忙着转移财产、逃离危地，也没有如个别投机钻营、骑墙观望的知识分子那样，试图投靠太平军或者外国列强以寻求保护和发展，而是选择拍案而起，“以天下为分内之忧，以桑梓为切肤之痛”，投笔从戎，为国担当。他隐约感到，自己指点江山、纵横捭阖的时机到了。同样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抱负，使得曾国藩与李元度再次走到了一起。
曾国藩练兵之初，事事草创，不断碰壁，客军虚悬，无位无权，兵微将寡，屡遭挫败。因此，他迫切希望招募那些志同道合、以天下为己任的饱学之士来辅佐自己，成就一番惊天伟业。
但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曾国藩仅为在籍侍郎，未授实职，人微言轻，四处受气。充任其幕僚，不但风险极大，而且并无看得见的实际利益和诱人前途可言，因此主动投靠者寥寥无几。这一时期曾国藩的幕僚多为至亲好友、亲朋子弟和降革人员。
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当曾国藩展读李元度这封千言长信时的欣喜之情了。据《清史稿·李元度传》记载：“国藩壮之”，当即要求召见这位上书人。可是，人海茫茫，“罗江布衣”究竟是谁？又上哪儿去找呢？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当然，也不排除是李元度故意留下了线索——总之，曾国藩几经周折，最后终于找到了李元度。
故人重逢，不禁令曾国藩大喜过望，他称赞元度：“非君之才，何以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于是，曾李之间开始了他们相识以来第一次推心置腹的交流。曾国藩这才知晓李元度博通古今，满腹经纶，非寻常辈可比，遂热情相邀，“引与规划军事”。可是，相比曾国藩的求贤若渴，李元度此时的态度还颇为犹豫。后来有人分析，这是元度仿效诸葛、期盼三顾的谋略，其实不然。
从客观上而言，以元度之才，在当时依傍诸侯、赢取功名绝非难事。事实上，李元度之前就充任过奉天学政、张之洞老兄张之万的幕僚。但良禽择木而栖，自视甚高、有“澄清天下之志”的李元度同样在寻找自己心目中的“明主”，他的千言长书极有可能不止投给过曾国藩一人，这或许也预示了他们日后分道扬镳的结局。因此才有了咸丰三年（1853）九月，元度途经衡阳过曾门而不入之事，弄得曾国藩在书信中有“良不可解”之语，深感：“此必鄙人平日立身无似，无以取信于君子，故相弃如遗乎？”
从主观上而言，李元度虽系文人出身，但向来慷慨任侠，直来直去，并没有那些所谓文人“好名而性复诡诈”的通病，这从他追随曾国藩之后忠心耿耿、不离不弃的表现中可见一斑。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放心不下家中的高堂老母。元度是家中独子，当年寡母含辛茹苦，“抚鞠教诲，得至于成人”。如今投笔从戎，置身沙场，一旦自己有个三长两短，家中老母谁来养老送终？
但曾国藩的恳切罗致，可谓披肝沥胆，我们可以从咸丰三年十二月他致李元度的一封信中深切地感受出来：
执别数月，相思饥渴，以仆之拳拳于左右，知阁下亦必不能忘情于仆。感应通神之理，自古无或爽也。自田家镇失防以来，吾楚局势益不可问。此闻黄州亦为贼踞，长江之险，非复我有。中夜以思，但有痛苦。顷奉谕旨，饬国藩筹备船炮，前往皖中会剿。当此艰难呼吸之际，尚复何辞。惟才力短浅，枉耗神智，无益毫末。阁下前所条陈数事，自托于罗江布衣之辞云：愿执鞭镫，│.
以效驰驱，断不思纸上空谈，置身事外。想阁下必不忍背无形之盟也。尤望阁下仗邓氏之剑，着祖生之鞭，幡然一出，导我机宜。
为了解除李元度的后顾之忧，曾国藩甚至私下里做通了李母的工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咸丰三年腊月，三十三岁的李元度终于为曾国藩的诚意所感动，做出了自己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他辞官回到老家平江，在本地征集五百名乡勇，稍加训练，就率部直奔衡阳曾氏大营，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位重要的谋士，开始了自己十余年的戎马生涯，曾李二人之间的关系也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第二节）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
对于李元度这样一位慷慨高歌、文采飞扬的“血性书生”，爱才如命的曾国藩自然大为欣赏，依任有加。自此元度即追随国藩左右，司奏折笺牍等件。他们共住一舟，朝夕相处，亦师亦友，情谊日深。
那时，曾国藩正严格训练他最初的五千湘军。每天黎明演早操，午刻点名，日落西山后演晚操。从早到晚，演武场上尘土飞扬，杀声震天。李元度初涉军旅，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与兴奋，虽然军营内政务繁杂，生活清苦，但他始终恪尽职守，乐此不疲，更加赢得了曾国藩的信任与好感。
曾国藩虽创立了湘军，但他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指挥官。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说，曾国藩“以惧教士，以惧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意思是说曾国藩虽然以戒惧的心情领导湘军从事训练及作战，但他自己并不适于直接领兵打仗，他的成功，完全得力于善于识拔将才并给予充分的信任。
这些话确是事实。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初所打的几次败仗，如咸丰四年（1854）正月的靖港之败，同年十二月水师湖口之败，以及咸丰十年（1860）六月祁门之困等，都是曾国藩自己担任指挥官时的“杰作”。
由此可见，李元度当初对曾国藩的犹豫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既已成为幕友与人臣，元度便义无反顾地恪守儒家的忠义之道，在那段动荡不堪的岁月，给了曾国藩以无穷的慰藉和帮助。
咸丰三年（1853）十一月，安徽、湖北两路告急，清廷屡次诏令曾国藩出兵援助，但他当时正因“长江千里，战船实为急务”，大练其水师，故拒不应命，直至拖到十二月，曾国藩这才奏陈鄂、湘、皖、赣四省合防之道，兼筹以堵为剿之策。为此，咸丰皇帝大为恼火，发下一纸朱批，将他狠狠地骂了一顿：
……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左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曾国藩于咸丰四年（1854）正月中旬接到这道圣旨后，凛于“天威可畏”，二十六日便带着几乎全部湘军——陆师十五营，带走了十三个；水师十营中的全部船只，包括战船二百四十艘、坐船二百三十艘，合计四百七十艘，官兵夫役在内共一万七千余人——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经过将近两年的严格训练，曾国藩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期望自己能够一鸣惊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却不想几天之后，就在靖港遭到惨败，挨了当头的一棒。
当时，太平军攻占岳州、湘潭后，兵锋正直指省城长沙。曾国藩若进入长沙无疑是自困城中。于是有人认为应先攻靖港，夺取太平军屯驻地；但也有人反对说，“若靖港失败，退还城下，即入死地。”应该攻湘潭。曾国藩见众人你一句我一语地争论不休，也没了主意。这时水师十营将官，公推彭玉麟决定攻守战略，彭取上策，定先攻湘潭并亲率五营先期出发，约定次日曾国藩率五营殿后。
但到了夜晚，长沙乡团来请师，称“靖港之敌只有几百人，没有防备，可一战而驱之。团丁只是借大帅旗鼓作威势，吓退敌军，而且已经架好浮桥接纳大帅，机不可失”。闻者无不踊跃，唯有李元度尚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对曾国藩说：“我们的精锐部队已调往湘潭，现在最好按照当初的约定，坚守不动，静候捷音。”
曾国藩并非想借侥幸取胜，但考虑到彭玉麟攻湘潭，这边攻靖港，可取夹击之势，牵引敌军，于是仍决定亲率留守之水陆营进剿，改攻靖港。元度再谏，国藩不许；请从行，亦不许。临行“以遗疏稿暨遗属二千余言”交元度保存，并嘱他断后处理余船辎重。
次日晨，水急风利，曾国藩率五营水师如离弦之箭，乘风而发，不到几个时辰即达太平军屯驻的靖港。太平军见湘军来到，即发炮攻，乡团勇先溃，曾国藩的营船随后也招架不住，向回退又逆风而行，只有挨炮打。好不容易退到浮桥处，又因浮桥是临时用门扉床板搭成的，人多桥坏，死伤了几百人。曾国藩见势不妙，便亲执长剑喝令士兵不退，并立令旗杆上，说：“过旗者斩！”但士兵仍从旗旁相拥而过，于是全军大败。
要不是撤离得快，曾国藩本人也当了太平军的俘虏。曾国藩沮丧到极点，觉得无颜见人，准备自杀以谢罪，一死了之。幸亏李元度早有预见，事先偷偷地让幕僚章寿麟“潜往匿后舱”，以备不虞。果然，曾国藩行到靖港对岸的铜官渚时，便支开左右，一头扎入了水中。章寿麟见状，跃身入水将其救起。
曾国藩生前对铜官渚投水一事，讳莫如深，很多人只风闻其事而不知详情。后来章寿麟因为终其一生不过官至知县，便认为曾国藩不肯大力提拔他，是忘恩负义，不够意思，故特地编撰了一本《铜官感旧图题咏册》，对曾颇有埋怨之词。该书详细记述了曾国藩跳水自杀一事的始末，于是投水一事，才公诸天下。
曾国藩此次出师不利，自杀不成反被部属救回长沙，据他自称当时的情景是“为通省官绅所鄙夷”，此外还有里闾百姓、市井小人的群相诟辱讪笑，视为自己平生“五大耻辱”之首。为此，布政使徐有壬以下的官吏逼着巡抚大人骆秉章罢黜湘军。
曾国藩误以为大势已去，悲观到了极点，回到长沙后不肯更衣，蓬头垢面，不饮不食。他甚至写好了遗嘱，密令他的五弟曾国葆替他把棺材买好，随时准备再次自杀。
值此穷蹙困窘之时，曾氏幕僚多半散去，虽结义至交如郭嵩焘、刘蓉亦不能免，独元度始终追随左右，不离不弃，由此曾李感情进一步加深，成为患难交契的挚友。事后曾国藩在致元度老母的信中，详细追述了两人之艰险与共，与元度忠笃于师友之情：
次青于我，情谊之厚，始终不渝。岳州之败，星驰来赴。靖港之挫，从人皆散，次青追随贱躯，不离左右。出则呜咽鸣愤，入则强颜相慰。
就在这时，自湘潭传来了塔齐布与彭玉麟击败石达开部将林绍璋的捷报，勇克湘潭，歼敌无数，湘军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事实证明，曾国藩编练湘军的心血没有白费，长江南北总算有了一支可用之兵。初八，靖港的太平军自动撤退，长沙之围宣告解除。曾国藩在全城军民欢呼雀跃、额手相庆之际，总算打消了死意。
湘潭全胜后，由湖南巡抚骆秉章、提督鲍起豹和曾国藩会奏经过，请奖立功将士。曾国藩则专起一个折子，痛陈自己靖港之败的过失，称有三谬，“自请交部从重治罪”。但咸丰皇帝实在是对曾国藩印象太坏，圣旨下来，又如同几记耳光，使他雪上加霜：
……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耶？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拿问之罪？殊觉可笑！想汝是时心操如悬旌，漫无定见也！
可谓嬉笑怒骂，无所不至！不仅如此，曾国藩本来不居官常，属义务练兵“剿匪”，咸丰因无法出气，竟革去了他的礼部侍郎职，“责成其戴罪剿贼”。
特别让曾国藩无法接受的，则是清廷将他过去一力保举的抚标中军参将、满族人塔齐布，赏总兵衔巴图鲁名号，超擢署理提督，统辖全省水路各营。塔齐布当了大帅，反过来要指挥曾国藩了。而原来的提督鲍起豹因“株守无能”，不善带兵打仗，只晓得“会衔入奏”，则被咸丰皇帝革了职。
按照清朝的制度，革职的官员不得专折上奏，凡皇帝的谕旨皆由大帅传知。因而每次听到提督、总兵喊“听圣旨”，曾国藩叩头大拜时的难堪，不仅让他失去了自尊，也让以师事曾国藩的塔齐布等颇不自在。但曾国藩对此却一筹莫展。
原来，康熙皇帝发明的这项“专利”，是专为沟通上下之情之举，即让最亲近的人专写奏折，由皇帝亲自批阅，再交上奏人执行。可谓“单线联系”，是连接最高层中枢神经的“特权”。而到了雍正时，能奏折的官员更多了，除了总督、巡抚外，道府中的个别人也特许奏事。因而被剥夺专折奏事权，则是最大的惩罚。更重要的是，臣情无法上达，皇帝自然很难了解下边人的苦衷。不能“专折”，只能“会奏”，即同地位身份相等的人一同上奏，但须意见一致，而且奏什么，大家都知道，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更何况皇帝下发谕旨属公文性质，由军机处“廷寄”，仍由巡抚、提督传谕。因此，曾国藩对皇帝如此“折磨”他，真是莫名惆怅，苦不堪言。
李元度深知失去专折奏事权将意味着什么。他为曾国藩的前途忧虑，也为自己的命运担忧。
一日夜晚，李元度将一份《革职待罪臣曾国藩乞请专奏以速戎机事》的奏疏呈给了心绪纷乱的曾国藩。但曾见后却大为不悦，因为革职后专折奏请本属“犯法”之事，加之咸丰皇帝此时猜忌很多，上奏的结果肯定会凶多吉少。他以为不但不能成功，反而有可能被加罪于身。
李元度说：“设无此项权利，他人沸沸扬扬，日达圣上，而我终不发一语，是人为刀斧，我为鱼肉，是非无以辩白。”
“此中利害，我岂能不知。只是军中情形复杂，不逊朝中。当此国家多难之时，做正人难，做正人君子更难，欲做愤然不欲之官难上加难。”
但元度一再坚持，并以受死赴难相请，曾国藩只好听天由命。
后李元度又将原折一改再改，并以军情变化万端，随时奏报圣上为主旨。写完后，密封上达。几日后，朝廷即下谕特许曾国藩单衔专奏。这不仅是皇帝打破常规之举，也是曾国藩获得的“异数”之一。
李元度为曾国藩争取专奏权后，曾对他更加信任不移。两人卧同室、游同舟、饭同食，形影不离。而似奏折信缄之类，也大多出自元度一人之手。曾国藩于咸丰四年（1854）七月家书中曾提及此情：
霞仙（刘蓉）定于本月内还家。渠在省，实不肯来，兄强之使来。兵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如冯树堂（冯卓怀）、郭云仙（郭嵩焘）等，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现除李次青外，诸事皆兄一人经理，无人肯相助者。想诸弟亦深知之也。
当然，曾国藩也没有亏待他的这位师爷。咸丰四年，他以收复湘潭功，保举李元度为知县，加内阁中书衔。在半壁山、田家镇诸多会战中，元度又因立功卓着，被保送同知，赏戴花翎。
咸丰四年底的湖口之战，使曾国藩与李元度的关系更进一步，成了情逾兄弟、无话不谈的生死之交。
当时，曾国藩率湘军水师入鄱阳湖，在湖口为太平军所阻。太平军得悉湘军在外江，大船势孤，便派出小船迅速包围了曾国藩的坐营，同时放火烧船，船借风势，直入曾国藩营垒。湘军水师当时尚无三板船，无法抵抗，因而几十艘船顷刻化为灰烬。
次日，太平军又将所获船只改装成官军模样，据湖口上游诱使湘军跟进，至湖口又断其归路。随后，太平军又展开了猛攻，湘军水师不支，守备王荣等部死伤甚多。曾国藩的座船也被团团围住，无望中，他再次投水自杀。李元度见状舍身相救，拼死力终将曾国藩抱过了江，使曾再一次幸免于难。可以说，李元度此次于曾国藩确有救命之恩。
曾国藩惊魂未定地到了南昌后，开始整顿水陆两师，总结自三月以来岳州、靖港、湖口三次大败的原因。当时追随曾国藩的幕僚已不多，望着如此冷清的场面，曾国藩心里空落落的，很不是滋味。他让众人指陈三次失败的原因，但大家面面相觑，不敢乱讲话。
曾国藩一向看重李元度，李于他又有救命之恩，便亲点名号说：“次青，你大胆请言！”李元度为人仗义，见曾国藩几次寻死觅活，总不得胜，心里也很着急。眼见这样下去，自己的前途也委实堪忧。于是他鼓足勇气，语未尽，已惊在座：“恩公东下之师，气势锐甚。然自三月至今，凡经三次大挫折。幸而屡蹶屡振，未坏大局。然依在下之见，非失于恩公不知兵，而失于知兵。”李元度的话，一针见血。众将官谁也不敢望一望曾国藩的表情，只是默不作声地坐在那儿。气氛紧张起来。曾国藩倒还沉得住气。他又说：“次青请细道之，吾愿闻其详。”李元度也不再犹豫，说：“岳州之败，师未集而因大风阻于洞庭湖，敌察我困，大股围入，其败可谓天意，于情于势都是如此的结局。靖港之败就不然。一惑于团丁之请，临阵变成谋，夕令朝改，是策略之失。
九江湖口之败，问题就更大了。三板大船入湖，敌断归路，变出不测，以大船攻敌小船，无异于猛虎拔牙，虎威无用。并且，师出不为退路着想，乃行军大忌。犯此，则不能不败。”
李元度的话虽然当众揭了曾国藩的疮疤，但无疑是一剂良药，众将领不由得频频点头，已忘了曾国藩此刻什么样的表情。
曾国藩善于听人之言，博采众长，以为己用，他的心胸是宽广的。此刻见李元度朗朗吐真言，荡荡无私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三次失败的原因，也颇觉叹服。于是他当众表态：“次青的话句句在理。望吾将士共当戒之。”
他一生嗜棋如命，此时，话锋一转，以棋喻战：
“大抵用兵之道，形同两人对弈，弈术高低备于棋谱，而临局走子，对方未必按棋谱走路，以符合我布下的阵。又如射箭，射经主要讲的是身正，但身正也未必都所命中。因为胜负都在变化万端之中。国藩不才，东下之师，胜败之情，也如临局发矢，优劣其见。孙子曰：‘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利危相倚，岂有常域。’次青的话我当铭记。”
从此，曾国藩遇事讲究一个“退”字，即不做绝人之路之事，凡事多留几招。
而李元度也从这几次的战事失利中，感受到独立统兵的重要性，开始谋求从耍“笔杆子”向抓“枪杆子”转变。
（第三节）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
咸丰五年（1855）正月，在李元度的执意要求下，曾国藩终于同意他回乡募勇，并自行管带操练，这是平江勇自立之始机。
客观而言，这是当时战事发展的必然要求——九江湖口惨败，曾国藩甚至丧失了座船，主要就是因为湘军水师孤悬，与陆师相隔甚远，不能唇齿相依。因此，曾国藩迫切需要一支既能平日里贴身护卫，关键时刻又可以串联起水陆两师的机动部队。这才有了李元度“锐意经营平江勇”的机会。
但主观上，李元度能够由幕府而升为统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曾李之间极其深厚的私人感情。曾国藩事后曾追述此事：
浔郡之败，次青耻之。恨贴身尚无劲旅，亟欲招勇，自行训练，以护卫国藩之身。斯二者（与靖港之挫并言也），皆国藩所镂骨铭心者也。
实际上，有“识人之明”的曾国藩当初并不看好李元度去带兵打仗，曾经几次欲“阻止之”。他在给弟弟的信中也曾感慨：
李次青忽然高兴带勇，于11日（咸丰五年三月）起行，赴南康府，实非其所长也。
最初，曾国藩只同意他招一千平江勇，在自己身边护卫。但后来李元度却招至三千，已有能发不能收、可进不可止之势。不过，平江勇创立之初，与湘军水师同扎南康，咫尺相依，互为拱卫，并用以护卫曾国藩之近身，在军事上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当时，湘军在江西经常遭到太平军的围攻，曾国藩随时都有被捉拿的危险。加之身处异地作战，所需饷项均仰仗当地长官，可以说，这是曾国藩最困难的时期。幸而有李元度独领一军，四面迎战，方可稍解倒悬之危。江西巡抚就曾上疏称赞李元度：“以三千疲饥之卒，当悍贼数万，自有战争，未之前闻。”
但心存大志的李元度并不满足于作为一支“亲兵卫队”，几个月后，便率平江勇移师湖口，国藩再三劝止未果，从此二人分离，各据一方。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李元度“翅膀硬了”，想“另立山头”，而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
王尔敏先生对此有过精到的分析：
元度带兵，转战江西各地，亦渐趋于独立发展，而与国藩大营相去日远，实因当时军务动向关系，各方求兵孔急，东遣西调，不免竟失组军原旨，而渐形成湘军之一分支。此在湘军发展过程，自不乏类似前例，且亦并为湘军扩张之一种必然途经。
这期间，曾国藩与李元度虽然各据一方，聚少离多，但毕竟相去不远，情谊依旧。所以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因父丧，坚意丁忧，未及清廷批准，便与曾国华离开湘军大营回籍守制时，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李元度。
曾国藩为自己匆匆离军，使元度失所依恃而深感不安，认为对不住当初患难相从、荣辱与共的好哥们。故于行前，再三致书元度，殷殷道其委屈，申其系念愧疚之情：
足下系因国藩而出，辛苦磨折，誓不相弃。今国藩迫于大故，不克相依共命，实深愧负。抚州各战，尚未保举，并负麾下士卒。临风无任歉疚。统惟心鉴。
及返故里，咸丰七八年间，悬念如故，并屡屡告知诸弟，让他们亲近李元度，由此可见曾李二人关系之契谊深厚。
咸丰七年（1857）六月，曾国藩因向清廷索要地方实权未果，弄巧成拙，被咸丰皇帝削除其兵权，准其在籍终制。
曾国藩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他闲居家乡，感怀故旧，念念不忘的还是与自己患难与共、情谊深厚的李元度，他在给元度的书信中写道：
自维即戎数载，寸效莫展，才实限之，命实尸之，即亦无所愧恨。所愧恨者，上无以报圣主优容器使之恩，下无以答诸君子患难相从之义。常念足下与雪琴（彭玉麟），鄙人皆有三不忘焉。足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志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树镇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此三不忘者，鄙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
又在《复方李次青太夫人书》中指天誓日，不忘李元度长期相随，历尽艰险，维护曾国藩与湘军的恩德与苦心。信的结尾说：
闻次青有两儿，不知有女几人？或平辈，或晚辈，有相当者可缔姻而申永好，以明不敢负义之心。
曾国藩还曾先后三次致书四弟曾国荃，述及自己愧负元度。十月初六信中说：
锋镝之中，极为危险，家庭之内，极为安乐，弟又何必与军事连在一起？李次青上年发愤带领兵勇，历尽千辛万苦，前些日在抚州一次败仗，就身辱名裂，不但官绅议论纷纷，就连他本县平江的兵勇也怨骂交加。用兵如用火，容易见到过失，难以见到功效。弟的才能不及次青，而所处地位，还不如次青能自行其志，如屯兵于吉安城下，久久不能决定自己去向，把小仗小胜作为功苦，把劝捐办团练作为能耐，对内有背于兄弟相助之情，对外造成骑虎难下之势，无论私情还是公谊，两方面都不无可取之处。
咸丰八年（1858）正月十一日信中说：
李次青之才，实不可及，吾在外数年，独觉愧对此人，弟可与之常通书信，一则少表余之歉忱，一则凡事可以请益。
二月十七日信中又说：
次青非常之才，带勇虽非所长，然亦有百折不回之气，其在兄处，尤为肝胆照人，始终可感！兄在外数年，独惭无以对渠，去腊遣韩升至李家省视其家，略送仪物，又次青约成婚姻，以申永好，目下儿女两家，无相当者；将来渠或三索得男，弟之次女三女，可与订婚，兄信已许之矣。
曾国藩在给他人的信中也说：
李君次青，从弟多年，备尝艰险。上年弟以忧（指丁父忧）归，李君力撑江省之东路，为人所难，百折不回，弟愧无以对之，寸心抱疚。
在曾国藩的极力促请下，李元度终于由胡林翼奏保入浙江参与防御，并济以军饷。元度在浙西防守广丰、玉山，连日力战却敌，解浙境之危，得到了当地官民称颂，声名大振。浙江巡抚向清廷保奏其为道员，不仅苦尽甘来，建立勋望，而且为他以后多次为浙省大吏所器重，埋下了伏笔。
咸丰八年（1858）五月，在胡林翼、骆秉章等人的联合奏请之下，清廷重新起用曾国藩，令其督军援浙。七月下旬，曾国藩行至江西，闻李元度在浙江大捷，喜出望外。在给诸弟的信中，其欣喜之情，仍依稀可见：
次青以一军分守（广丰、玉山）两县，各力战五六日夜，逆贼大创，解围以去。现在广信一带，次青勋名大着，民望亦孚。浙抚晏公，保举次青以道员记名，遇有江西道员缺出，请旨简放，将来玉山守城案内，余亦当优保之，苦尽甘回，次青今日得蔗境矣。
八月初八，曾国藩与李元度、沈葆桢相见于河口营，马上要求元度再回湘军大营营务处，而将平江勇转属沈葆桢统带。至此，曾李二人得以分而复合。
为弥补歉疚，曾国藩即于八月十二日奏保元度按察使衔并加给勇号。
曾国藩让李元度重新回到自己身边，本是出于好意。于公而言，他深知带兵打仗并不适合元度，这样做也是用其所长；于私而言，运筹帷幄之中，远离战场危境，对元度及其高堂老母，未尝不是一种照顾。但久经沙场、踌躇满志的李元度显然并不领曾大帅的情，不久即以请假返乡探母为由，负气回家休息去了，甚至曾国藩屡次催他返营，元度也一推再推，“未肯应手”。李元度在家赋闲了近一年时间，直到新任浙江巡抚罗遵殿有意重招他率平江勇援浙，这才准备重新出山。由此可见，曾李二人之间的关系这时开始出现了裂痕。
罗遵殿以前是胡林翼旗下最得力的文员，与李元度经历相似，个性相投，所以他由湖北布政使升任浙江巡抚伊始，马上就酝酿起用湘军为保浙之亲军，又以李元度在浙声威卓着，适并在乡间闲住，自然首选元度。十二月，罗致书元度，邀其援浙，同时分别函商曾国藩、胡林翼，以为促请。元度奉召，果然“踊跃请行”。当然，这时的他并没有忘记征求曾国藩的意见，在得到首肯后才准备复出援浙。但计划没有变化快，李元度未及成行，浙江战局骤变。
咸丰十年（1860）二月，太平军攻陷杭州，罗遵殿以身殉职。元度复出带兵之事，遂告搁浅，胎死腹中。
这时，杭州知府王有龄又利用李元度的不满，和他拉上了关系。罗遵殿死后，王有龄升任浙江巡抚，对元度屡加保举，任命其为浙江温处道道员。直到看见朝廷发来的咨文，曾国藩才知道这事，对此大为不满。他把李元度召来，明确告诉他，王有龄此举，旨在分化湘军；而元度投靠王的门下，也有背叛师门之嫌。李元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又见曾国藩此时已实授两江总督，自己也没有必要改换门庭，便答应不去浙江。于是，曾国藩向清廷奏请，改授李元度为安徽徽宁池太广道。
李元度从空有其名的浙江温处道（当地已为太平军所控制），一跃成为皖南地方主官，背后有着相当复杂的原因。
首先，曾国藩将李元度重新收归自己门下，对王有龄有釜底抽薪之效，也粉碎了政敌分裂湘军的阴谋。其次，对“闹情绪”的属下给予安抚提振，从中不难看出曾国藩对李元度的依任之专、私谊之厚。最后，这也是曾国藩汲取以往“不妄保举，不乱花钱，是以人心不附”的教训，通过报慰旧属，吸引人才。
因此，胡林翼在给李元度信中，谆谆告诫其为官之道，同时透露曾帅对其的极力提携之意：
涤帅（曾国藩）之改调皖南，私德于公甚厚，其公忠于国亦不薄。公可展垂天之翼，而培九万之风，既为地方官，则幕中可请友朋，不可以子姓昆季干预军旅地方之事，即德亦怨，异日且必有冤不可言者。每年以养廉三分之一，分惠宗戚，不可随营也。以涤帅之德之功，而人犹疑沅公（曾国荃），则阁下之族，必不可在皖南无疑。
此时的曾李关系似乎又回到了当初水乳交融、恩谊孚洽的时候。但初担重任、春风得意的李元度不会想到，等待他的绝非一马平川的坦途，而是一场刻骨铭心的惨败。
咸丰十年（1860）春，太平军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告急，曾国藩率军入驻祁门，准备攻占皖南州县，使其成为进攻苏南的基地。虽然李元度与李鸿章都提出祁门乃绝地，不可驻留，但曾国藩坚持自己的计划，并未采纳他们的建议。
当时，湘军前期重要将领如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曾国华等能独当一面者，均已相继战死，所以一旦面临重大战局，曾国藩在用人上难免捉襟见肘。八月初七，李元度率领新招募的三千平江勇刚到祁门大营，曾国藩便命其据守徽州。他当然知道元度“平日文理尚优，带勇非其所长”，但一来作为皖南兵备道，李元度职责所系，义不容辞；二来也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人选，不得不让元度去坚守待援。故于其行前再三训导、反复叮咛：
“徽州乃皖南大城，又是祁门的屏障，长毛打徽州，是想冲破这道门，窜进祁门来，守住徽州意义重大。张副宪防守徽州几年，虽说没有打什么胜仗，但也没有丢失，你千万不要把它丢了。”
“你放心，长毛撼山易，撼平江勇难。有平江勇在，徽州城决不会缺一个角。”李元度似乎胸有成竹。
曾国藩见他说得如此轻巧，反倒不放心他去了，但眼下实在调不出其他人，只得正色对他说：“此次围徽州的是长毛的精锐部队，你不可小觑。按理你带勇多年，我不用多叮嘱，但徽州府关系太大了，我不得不和你约法五章。你做得到就去，做不到可不去，我再另外择人。”
李元度心里大不悦，但也只好洗耳恭听：
第一戒浮。你身边有不少书读得好，但并无打仗经验的文人，对其中那些好说大话者，决不可重用。第二戒自负。
到徽州后，切莫自视过高，师心自用。第三戒滥。银钱的使用，立功人员的保举，都要有所节制。第四戒反复。为统领者切忌朝令夕改。第五戒私。用人当为官择人，不可为人择官。
曾国藩的这五章，章章都是针对李元度的弱点而言的，但元度此时却一句也听不进。曾国藩刚说完，他便拍着胸膛说：“你也不必多说了，我立个军令状吧，徽州府倘若丢失，你唯我是问！”
徽州府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又是皖南五府州的经济中心，历来以牌坊众多、石雕精美闻名于世，城内匠人制的纸、笔、墨、砚，最受读书人看重，尤其是徽墨，与湖笔、端砚、宣纸并称，号为文房四宝中的佳品。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张芾在徽州驻防六年，上个月奉召回京，后回陕西泾阳原籍任职，留下一万四千绿营兵在徽州。按理说人员不少了，但这些兵已有五个月未领到饷银，军心浮动，不但不能打仗，反而成了徽州城的祸根。
此时的皖南军务，已开始进入逆境，天时已过，事机不利，而踌躇满志、不知深浅的李元度哪里晓得其中利害。平江勇八月十四日开进徽州城，十六日宁国就告陷落，太平军将领罗大纲、周国虞率领四万人马直逼徽州城下。
李元度毕竟是文人带兵，军事上还比较外行，加之近来接连打了几场胜仗，不免有些飘飘然、陶陶然、昏昏然。此时的他早已忘记了曾国藩的“约法五章”和“只可固守，不可出城决战”的告诫，也忽视了湘军最为重视的扎营、筑垒，而是选择率军出城，与进攻徽州城的太平军对阵，想趁其立足未稳，速战速决。谁知平江新勇，未经战阵，难当大敌，一战即溃，只得退守孤城，期待后援。不料几天后，太平军侍王李世贤率领的五万精兵与罗大纲部会合一处，九万大军将徽州城围得个严严实实、水泄不通。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李元度四处布防、疲于招架之际，城内那些原本因为欠饷心存不满、后来又为平江勇所排挤的绿营军突然聚众哗变。他们里应外合，反戈一击，打开城门让太平军进城。初临大战、早已疲累不堪的平江勇哪里见过这种场面，顿时惊慌失措，仓皇四散。兵败如山倒，李元度虽竭力抵挡，几濒于死，却也有心无力，回天乏术了。最后，只好在少数亲随的护卫下，奋力突围，逃出城外。八月二十五日，徽州城遂告失守。
徽州失守的严重性，堪比三国时的马谡失街亭，不仅使祁门变成了前线，更要命的是使曾国藩的精心部署全被打乱，皖南战局急转直下。处于惊涛骇浪中的曾国藩远没有诸葛亮上演“空城计”时的从容与镇定，他私下里已现绝望之情，并偷偷地写了遗嘱，寄给家中的两个儿子，交代自己的后事。
就是在这样“连日忧灼之至，竟夕不能成寐”的情况下，曾国藩也并未有过多责怪李元度的失职，只是认为其“矜夸虚浮，视为不堪重用”，反而为其生死担忧。他在日记中写道：
是日平江各营败勇俱至祁门，未得次青实在下落，殊为凄咽……思次青之败，由于自是。
失守徽州，贻误大局，李元度确实难逃其咎。但此时的他不去反思自己的过失，反而仗着往日的功劳和交情，耍起骄气来，认为你曾国藩并不能把我怎么样。在八月二十六日写给曾国藩的报败之书上，他百般辩解，文过饰非，强词夺理。随后又惧罪不归，在外游荡躲避了近一个月，不得已才回到大营，却并未待罪听候处罚，而是私下向粮台索要欠饷，径自回湖南募勇去了。
儒家崇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清廷对于阵亡、殉职的文武官员，无不优予抚恤。所以当曾国藩接到李元度的报败之信后，方知他并未阵亡，亦未殉职，且语“多怙过饰非之词”，十分震怒，断定他“大节已亏，此后难于自立矣……此人殆不足与为善矣”
及至见李元度回来后毫无悔过与歉疚之情，更是怒不可遏。他在日记中写道：“傍夕，次青自广信来，至营一见，尚无悔过之意，恐难长进。”于是，治军严明的曾大帅也不顾往日的情分，决心挥泪斩马谡，向朝廷严劾李元度。
不料，此举却遭到以得意门生李鸿章为首的部属、幕僚们的集体反对，认为这是忘恩负义之举。众人之所以劝阻，主要是因为李元度是曾氏幕府的元老级人物，他入幕比李鸿章早五年，比左宗棠早七年，独立统兵比曾国荃还早一年半。而且元度“御士有恩，取友必信”，对后来者多有提携，广为关照，因此在幕府上下颇有威望。如今看到大师兄被参，大家难免物伤其类、兔死狐悲。在李鸿章带领下，全体幕僚一同为元度求情。
李鸿章见曾国藩不为所动，声言：“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
曾国藩正在气头上，马上表示你不拟稿，我可以自己写！
李鸿章原本就不愿在祁门这个兵家绝地再待下去，于是“愤然求去”，而曾国藩则“立遣之”。李鸿章随即离开祁门，到福建出任延建邵道。
最终，曾国藩还是力排众议，向朝廷上奏：
李元度躁扰愎谏，既不稳修营垒，又不能坚守待援，仅守一昼夜而溃，贻误大局，责无可贷，请旨“将李元度革职拿问”。
不久，廷谕照准，将李元度革职拿问。但曾国藩毕竟念及二人私谊，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追责，只是让其停职返乡，闭门思过。
徽州之败，虽然使得曾李关系再生裂痕，但确由李元度的过失而起，曾国藩作为主管领导，上奏弹劾，于情于理，都不为过。因此，这一事件对于两人的师生恩谊，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及至后来李元度期盼东山再起，竟然不惜背叛师门，方使二人关系进一步恶化，最终达到完全决裂、形同陌路的境地。
从金戈铁马、血肉横飞的战场，回到炊烟袅袅、青山绿水的家乡，李元度心里一点也不平静。当年，他凭着书生意气的一腔血诚，带着立德立功的狂热激情投笔从戎、转战南北。现在，他既为辜负了曾国藩的嘱托而深感内疚，同时也有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的志向。恰在此时，杭州告急，浙江巡抚王有龄召他增援。
王有龄任浙抚以来，一直想拉拢能征惯战的湘军，以屏卫浙江，遂许诺上疏，请求清廷撤销李元度的处分，并升任其为浙江布政使。而清廷此时也有意利用湘军集团的内部矛盾，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因此对王有龄笼络并奏调李元度的行为，自然表示支持。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初九日，清廷下旨说：
已革徽宁池太广道李元度，着曾国藩饬令前赴浙江，交瑞昌、王有龄差遣委用。其应得罪名，仍着曾国藩查办。
而李元度在官文、王有龄等人的撺掇下，“并不具禀请示，即行募勇赴浙”。
湘军中另一领袖级人物胡林翼，在徽州失守后，一直在挽救元度与弥合曾李关系。对于王有龄的用意，他看得很清楚。因此以好友的姿态致书李元度：
……兄以仓卒召募之师，跛焉而疾入徽城，谓锐于行义则可，谓精于治军则不可。失律之咎，涤帅所属望于兄者甚赊，故其责备于兄者亦切。盖徽防关系之重，至于急不择言。近闻右军（隐射王有龄）欲勾致阁下……岂未免动心耶？大抵吾儒任事，与正人同死，死亦得附于正气之列，是为正命。附非其人，而得不死，亦为千古之玷。处世无远虑，必陷危机。一朝失足，则将以薰莸为同臭，而无解于正士之讥评。右军之权诈不可与同事，兄岂不知？而欲依附以自见，则吾窃以为阁下不取也。兄之吏才与文思过人，弟与希庵兄（李续宾）均扫榻以俟高轩之至。如可相助，为理当，亦涤帅所心许，何尝不欲酬复前劳？
但急于摆脱不利处境、期待再次证明自己的李元度，哪里听得进胡林翼的好言相劝，仍然一意孤行，决定改换门庭，投靠王有龄。他又在平江招募八千名乡勇，号称“安越军”，从平江、通城一路追击太平军李秀成部，第二年九月进入浙江省，与左宗棠互相配合，一举击败了太平军李世贤的部队，这样，他升任浙江盐运使、按察使。
曾国藩原本就与王有龄政见不合，又因其身为富庶之省浙江巡抚却屡屡拒绝在饷银上接济自己，对他极为不满。这次发现他又趁火打劫，再次分裂湘军，更感义愤填膺。尤为可气的是王有龄征召李元度，居然没有同他与胡林翼打招呼，不但属于典型的私相交结行为，而且明显蔑视作为元度旧主的自己。要知道以往的浙江巡抚无论是晏端书，还是罗遵殿，如要征用湘军某部，事前必须征得他与胡林翼的同意，这在当时也是必循的官场潜规则。虽然如曾胡之至好，也是每每信守不渝。所以王有龄再次私招元度，正犯此大忌，难怪惹得曾国藩动了真气。
而李元度这次或许是因为斗气，也可能是碍于脸面，居然也同王有龄一样，在并未征得曾国藩同意的情况下，就径自重新募勇援浙，并公然打出“安越军”的旗帜。在曾国藩的眼中，这无异于公然背弃自己，改投王有龄门下，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可容忍的罪过。何况曾国藩还了解到，李元度在赴援浙江期间，一路冒功请奖，将太平军主动放弃的城池算成自己攻下的，由此得以复职。曾国藩越想越来气，旧仇新恨，齐涌心头，便决定再次上奏，弹劾李元度。
曾国藩这次加给李元度的罪名是：第一，私求王有龄调赴浙江，并且不向我请示而擅自回湘募勇，取名“安越军”
。第二，“安越军”在江西、湖北所得胜仗，多系“冒禀邀功”。第三，李元度于咸丰十一年十月到衢州，“节节逗留，任王有龄羽檄飞催，书函哀恳，不一赴杭援救。是该员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请予革职，“安越军”应予遣散。
后来，清政府命浙江巡抚左宗棠查复。左是当事人，对曾、李不睦的奥妙看得一清二楚。李元度从湖南率“安越军”到浙、赣边境后，曾奉命归左宗棠节制调遣。左本来奉命节制援浙诸军速赴浙江“剿办”，如果要追究杭州不保，王有龄兵败自杀，援救不利的责任，首当其冲的不是李元度，而是他左宗棠。但当杭州被围，王有龄呼救不迭时，曾国藩曾指示左宗棠“舍浙保赣”。所以，真正有责任的既不是李元度，也不是左宗棠，而是曾国藩。
对于浙江战事等情况，左宗棠身临其境，了然于胸，因此他在复奏李元度一案时说：杭州被围时，太平军已深入浙江腹地，散驻各郡县。所有赴杭路径，均皆梗塞，李元度势难赴援杭州，“实非有意逗留”。惟李元度驭勇过宽，营制不整，现将“安越军”十五营挑强汰弱，照湘军编制编成五营，由我节制，仍归李元度统率。李元度……亦为难得之选，应免治其罪，归我差委。
但后来，清廷还是遵照了曾国藩的意见，将李元度革职，并“发往军台效力”。军台是设在新疆、蒙古一带的邮驿，专门负责西、北两路军报和文书的递送。李元度实际上被发配到大漠边关，到那里当邮递员去！后来经过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联名奏保，皇上才收回成命，李元度得以免遣戍边，放归乡里。
（第四节）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
关于徽州失守后曾李交恶乃至决裂的原因，曾国藩事后在致同乡友人彭丽生的信中，做了这样的解释：
次青守徽，城未破而先遁；既败之后，又不速回大营，共支危局，乃徘徊于浙江、江西境内，经月不归；迨归至敝营，又不能束身待罪，径自回籍；今春又不以一函相商，擅自赴浙。论其自立，则往年抚州一败，去岁徽州再覆，既已置节义于不问；论其相与，则以中行待敝人，而以智伯待浙帅，又尽弃交谊于不顾。公私并绝，无缘再合。
曾国藩在信中借用春秋时期侠士豫让以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原先的主人范中行氏和后来的主人智伯的故事，说明李元度背叛自己，改换门庭，投靠王有龄。当然，曾国藩一而再、再而三地参劾李元度，还有信中不便说出的理由，即倘若这次不严惩李元度，很有可能会导致湘军被外省督抚引诱出走、被挖墙脚的连锁反应。
李元度一门心思要将功补过，不料却犯了官场的大忌，除了自认倒霉，同时也觉得冤枉。他黯然从杭州返回平江时，途经鹰潭，那天适逢中秋。去年，他与太平军在此曾有一场血战，虽然打得很艰苦，但打了胜仗，至今仍记忆犹新。
晚上，皓月当空，清风拂面，当地朋友陪他夜游信江。大家一边赏月，一边喝酒，李元度借酒浇愁，喝得酩酊大醉。他的苦闷和委屈一齐涌上心头。
他在游船上赋诗：
我不识开辟至今曾历几中秋？又不识金乌玉兔东驰西骤何时休？问天天不语，问月月当头。前有千秋后万世，我生此际微如海粟浮如沤。长江滚滚难洗今古愁！
郁结在心中的苦闷，如同冲出闸门的洪水，以至于使这首诗更像一首现代诗人的作品。
几天后回到平江老家，他又写道：
覆雨翻云事非常，拂衣归去卧柴桑。一官鸡肋醒残梦，万卷牛腰当宦囊。往事如风过马耳，世途涉险甚羊肠……沮丧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李元度努力使自己适应赋闲的生活。他在自家房子的东侧，筑一个花圃，修几间房子，作为读书奉母的处所。初夏动工，九月落成，他亲题匾额：超园。
他很是得意，有《超园小记》为证：
春秋佳日，奉太夫人行花畦竹径间，闻儿辈读书声，顾而乐之。客至则网鱼于池，摘蔬于圃，怡然自足。
俨然是“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
李元度生性风趣幽默，他又工诗善对，这期间，他在乡下留下许多轶闻笑谈。一位乡友准备在小镇开个茶馆，请李元度写对联。他提笔写道：
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去；苦中作乐，再斟二两酒来。
这也许是李元度自己的心灵写照。尽管调子比较低沉，但因为是李元度写的，老板也不好不贴上去。
还有一次，他在村前小河边散步，正遇有人问路。李元度嫌人家太唐突，以白眼待之。问路人谦恭地请问先生贵姓，元度随口说：“骑青牛，过函谷，着道德五千言，老子姓李。”似有意卖弄。问路者连声称久仰，但人家也不是白丁，不卑不亢地回应道：“斩白蛇，入咸阳，兴汉家四百载，高祖是刘。”李元度讨了个没趣……诸如此类的故事，在他的家乡广为流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李元度苦闷的心境与无奈。
二当然，赋闲乡里的李元度并没有就此意志消沉、牢骚满腹，更没有自怨自艾、自暴自弃，满足于从此做个乡村野老。他毕竟是一位饱读诗书的文人，传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人文品格，很快就从落寞的心态中走了出来，从而使他在严峻的现实中获得一种难得的淡定与从容。
李元度在家乡发起并编纂了《平江县志》，参与《湖南省志》的编写，在家乡创办爽溪书院，发起并主持修葺杜甫墓……这期间，他还完成了《国朝先正事略》《天岳山馆文钞》《天岳山馆诗钞》《古文话》《四书讲义》等三十多种着述，自成一家之言，这些作品至今都具有相当学术价值。
两年之后，洪秀全病逝，不久，湘军攻克天京。李元度闻讯后，为湘军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平生报国心犹在”，他忘了自己是一名已被削职为民的白丁，再次奋笔疾书，给曾国藩写了封洋洋洒洒的数千言长书。当然，这一次他署了真名。
在信中，李元度提醒曾国藩注意外国势力的干涉。他说，收复南京“由乱而治，事同开创。加之岛夷逼伺，其狡犷不可测。宜必有邃谋深识，消患于未形”。因此他提出要十分关注民生，他说：“图治必以教养为先，在今日则应养先于教。养之事又莫急于农田水利……”他建议招纳在外流亡人员开垦荒地；如遇水旱，免除税赋要与赈灾并行；官府要革除铺张浪费，禁止侵牟百姓，要使老百姓休养生息……官场受挫，蛰居山野，却仍然关注现实，心忧天下，这种强烈的感时忧国的使命意识，穿越一百多年岁月风尘，至今仍撞人心扉，李元度显然不是那些只关心个人进退得失的人可以比拟的。
李元度的一片赤诚，也触动了曾国藩。加上李鸿章、彭玉麟等人多次进言。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所言，曾国藩于同治三年（1864）八月十三日，给清廷上的那道意味深长的奏折，为李元度请功。在奏折中，曾国藩盛赞李元度的才学，认为“李元度下笔千言，兼人之才”。同时也对自己做了反思与自责，“臣昔弹劾太严，至今内疚”。请求朝廷重新起用李元度。他认为自己大功告成，圣眷尚好，提出这个不情之请，应该会应允。
为了达到目的，曾国藩花了很大心思，在折中这样写道：“李元度从臣最久，艰险备尝，远近皆知……李元度下笔千言，条理周密。本有兼人之才，外而司道，内而清要各职，均可胜任。”曾国藩为李元度开脱说，“惟战阵非其所长”，而“臣又强之带勇，用违其才，致使身败名裂”，将所有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在结尾又这样充满感情地说：“此二疚者，臣累年以来，每饭不忘，兹因忝窃高爵，拜恩怀旧，惭感交并。”因此希望朝廷重新起用。
从以上曾李二人的表现来看，两人俱念旧交，不期然而作趋合之步骤。特别是曾国藩奏请再度录用李元度，亦足以安慰元度那颗受伤的心。照此发展下去，二人交谊之恢复，应无问题。但李元度的命运实在多舛，出乎曾国藩预料的是，因为他的这番好意，却使李元度遭遇了另一个更大的挫折，从此一蹶不振，直至生命的暮年才翻过身来。
其实，朝廷在这种小事情上也很愿意给曾国藩这个面子。因为李元度当初是被交给左宗棠处理的，因此此时把曾国藩的奏折发给左宗棠，让他复查。在朝廷想来，左宗棠应该举双手赞成曾国藩的提议。因为当初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之时，左宗棠是反对的。左宗棠当时还说李元度“性情肫笃”，虽“两被吏议”，而“报国之志未衰”，“在时流中亦为难得之选”。所以朝廷认为，左宗棠一定会处理得令大家皆大欢喜。
没想到左宗棠的复查结果，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在回复奏折开头，左宗棠首先将曾国藩当年弹劾李元度的四条理由驳倒了三条，由此说明曾国藩当年对李元度的处理大部分是毫无道理的。他说，第一，当年徽州之守，其罪责不当由李元度全负，起码有一半要归于曾国藩：
以三千之众，仓促分驻丛山关，徽州府城，当十万猖獗之寇，势力悬绝。
这是曾国藩安排不当，而不是李元度作战不力。
至于李元度背曾国藩而投王有龄，左宗棠认为，王有龄起用李元度是通过上奏皇帝批准这样正当的程序，从大公角度考虑，这算不上错误。曾国藩汲汲于此，倒显出门户之狭隘。
至于曾国藩说李元度救浙不力，导致王有龄死亡，左宗棠更认为，这完全是不晓事的事外之见：
李元度当时未能孤军深入，情固可原。曾国藩谓其不能努力救杭，事外论人，每多不谅，未足据也。
论述至此，左宗棠已经将曾国藩羞辱得够呛了。在左宗棠的描述下，曾国藩成了一个识人不明、用人不当、心胸狭隘、蓄意陷害的奸险小人。攻击之酷烈，出乎所有人意料。不过读复奏至此，相信大多数人还会以为，左宗棠这样做，也是为给李元度恢复名誉。因此接下来顺理成章，会提出让李元度官复原职。这样，曾国藩虽然挨了骂，但最终的目的毕竟达到了。
没想到，在反驳了曾国藩弹劾李元度的三条理由后，左宗棠却在最后笔锋一转，对曾国藩的最后一条理由加以赞同：
李元度由平江、通城尾贼而来，于贼去之后，居复城之功，实近无耻！此罪之可议者一也。
这一条，恰恰是最重的一条。坐实了这一条，李元度要想翻身就很难了。
除了这一条之外，左宗棠又自己加上一条，说是当初李元度被交由自己处理后，不以国家为重，不听指挥，大闹情绪，“悻悻求去”。
臣曾饬李元度：“国家何负于尔？乃竟忍出此耶？”当浙事危险之时，心怀怫郁，不顾大局如此！此罪之可议者二也。
这样一来，李元度不但旧罪未除，反加新罪。不但不能官复原职，还要罪加一等，从重处理了。左宗棠的生花妙笔就是这样厉害。在奏折的结尾，左宗棠更指出曾国藩出尔反尔，翻云覆雨，是在拿国家公器开玩笑：“曾国藩……所陈奏者，臣僚情义之私”，而不是出于“国家刑赏之公”，所以他不敢附和曾国藩的意见，请皇上将此案发到部里按律定罪处罚。
朝廷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朝这个方面发展。不过作为方面大员，左宗棠的话有盖棺定论之效。朝廷既命他复查，也只好根据他的复查结果定案。同治四年（1865）正月，朝廷决定李元度“奉旨照部议发往军台效力”。曾国藩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本想让李元度官复原职，结果却又使他发配充军了。
消息一出，天下哗然。曾国藩固然“懊恼特甚”，湘系其他大臣也都看不下去，拍案而起。李鸿章联合沈葆桢、彭玉麟和鲍超，冒着朋党嫌疑，上了一道奏折，撇开左氏所坚持的国法，而从人情的角度为李元度求情，认为“李元度后此虽有可议之罪，前此究有不可掩之功”，并且说明李为家中独子、上有七十老母无人奉养的现实情况，要求加以照顾。为了打动太后，李鸿章在奏折中甚至用了“元度今蒙重谴，方将远离，菽水之养，托付伊谁？桑榆之景，旦夕莫保。计荷戈赴戍远之日，即依闾永诀之时，悬想此情，实堪矜悯”这样的文学词汇。正是这些话打动了太后，李元度才免予充军，代以罚款了事。
不过，李元度虽然屡遭老友曾国藩的弹劾，心有怨望，然而毕竟看到了曾国藩真诚的悔歉，所有恩怨早就一笑泯之。这之后两人长期保持通信联系，每逢年节均互致问候，直至曾国藩去世。
同治五年（1866），贵州苗民事变，李元度再度官复原职，两年间因功授云南按察使，不久又被川督参劾，于是，李元度干脆称病开缺回籍，以平常的心态潜心学问，“奉亲着书，极孝友文章之乐”。
李元度所着《国朝先正事略》一书写成后，李写信并将书稿寄给曾国藩，向他索序。此书受到曾国藩的高度推崇，预料“必可风行海内，传之不朽”。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的生命画上了句号，终年六十二岁。大江浩荡，巨浪淘沙，淹没了在长江上厮杀驰骋了半辈子的一代英雄。
曾国藩病逝后，李元度写了十二首诗以寄悼念，诗中对曾国藩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一首是这么写的：
记入元戎幕，吴西又皖东。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
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
好个“前期我负公”，表明李元度后来终于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毛病，对以前的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与反省，并表达了歉意。
好个“一例是春风”，则将彼此的嫌隙轻轻吹去。
在历经宦海浮沉之后，特别是当曾国藩改变态度之后，李元度仍然不免于他人的弹劾，彼时彼刻他或许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根本问题，于是，才有“前期我负公”的反省。
胡林翼对李元度的评价相对来说更为客观，他说：
爱才如命，疾恶如仇；而所疾固多恶人，所爱未必才士也。李次青正人也，任事一片血诚，笔墨亦敏捷清挺无俗尘，军事参谋可得一当，特未可专以治兵耳。
所恨多恶人，所爱非才士；可为参谋，不可治兵，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李元度的弊病所在。当然，也有人说，“前期我负公”的后半句应是“后期公负我”，但李元度是断断不敢说出这后半句的。不是说他没胆量，也不是说他宽容，而是他不能无视于事实。倒是“雷霆雨露皆春风”一句，真切地道出了李元度在曾国藩死后终于明白了老师三次参劾他的真正用意。
其实，人生当中最悲伤的莫过于和自己至亲的人交恶，这件事情应该对曾国藩的打击非常之大，甚至有可能超过左宗棠给他带来的伤害。好在后来曾李二人彻底卸下了包袱，重归于好，还是颇让人欣慰的。
（第五节）程门今已矣，立雪待来生
曾国藩与李元度二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一波三折，曲折动人。但难能可贵的是，李元度在被贬乡居期间所写的大量诗文中，并没有流露半点对曾国藩的怨恨，反而充满了自责和愧疚。他在援黔军中，有一首怀念曾国藩的诗：
赤手奠神州，惟诚能动众。平生我负公，独茹穷途恸。
他为辜负了曾国藩的厚望而深深自责。
曾国藩病逝后，李元度连作《哭师》五律十二首，情意缠绵，凄切感人。其诗开篇即云：“一夕大星落，光芒薄海惊。九重悲上相，万里失长城。”表达他的震惊和悲痛。挽诗叙述了曾国藩的丰功伟绩之后，又写了对他的怀念。
“一别十三载，相思欲断肠。”对于曾国藩对他的弹劾，李元度说：“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他不仅原谅了曾国藩，还将曾的严参（雷霆）和密陈录用（雨露），一例看作对他的爱护（春风）。
同治十三年（1874），李元度还在一首步曾原韵的诗中写道：“嗟我昔从公，中厥良自作。未逐鲲鹏化，甘同鲋辙涸。”把挫折归咎于自作自受。这种不怨不尤，反求诸己的态度，难能可贵；与前期的骄、娇对照，判若两人。大概是多年闭门思过，反躬自省的结果。
曾国藩的灵堂设在南京，李元度无法亲临致祭，他写了长篇《祭文》寄去，托友人代为祭祀：
呜呼！生我者父，知我者公。公之于我，地拓海容。我实负公，羊鹤氃氋。匪我异趣，赋命则穷。时艰世格，力不心从……李元度把曾国藩比作古时候的羊祜，把自己比作羊祜家的鹤。羊祜家来了客人，羊祜要鹤给客人表演，鹤故意不从。李元度想借此说明，他与羊祜家的鹤不同，面对艰难时局，是他力不从心，从而辜负了曾国藩的信任与重托。
李元度这种情怀是出自于内心的。两年之后，曾国藩的灵柩由南京运回湖南，下葬于长沙乡下，李元度专程去祭祀。第二年春，李元度东游南京，于农历花朝日（二月十五日）拜谒曾国藩金陵专祠，表达他永远的怀念。
李元度三十三岁投笔从戎，四十岁因丢掉徽州而除名回乡，四十二岁还差点被遣送到北国边关，戈壁沙漠。李元度一失足而成千古恨，许多人都为他抱不平。但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牢骚满腹，更没有托门子送礼说情。因为他知道，尽管是因奸细里应外合造成徽州失守，而作为统领部队的最高指挥官，难道是“失察”“疏忽”或者“交了学费”就可以了事的吗？更何况战场上的指挥失误，是要以无数兵勇的鲜血为代价的。孔子告诫他的弟子：“知耻近乎勇。”他的弟子曾参则说：“吾日三省吾身。”贪功诿过，推卸责任，绝对不是饱受圣贤教诲的李元度的人生选项。中国传统文化超越时空的穿透力，在李元度身上得到最完美的印证，他的人格和情操也令人顿生敬意。
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爆发，国难思良将，次年春，慈禧太后召见李元度。光绪十一年六月，六十五岁的李元度被授贵州布政使兼按察使，负责全省的政务和刑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李元度果然不负众望，在任三年多，政绩斐然。据《贵州通志·卷十一》记载：
李元度在黔，剪巨恶，劾墨吏，兴蚕桑，设矿局……善政多可纪。
但超负荷的工作，终于使他病倒了。药石未能使他转危为安，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1887年11月12日），李元度在贵州布政使公署辞世，堪称以身殉职。
孟子说：“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这是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文人对待个人进退的传统方式。
李元度对此无疑是身体力行的。
当年曾国藩与李元度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之际，曾有两家联姻之说。即要与李元度约成婚姻，“以申永好”。但是，早在咸丰八年（1858），李元度的两个儿子都已定聘，而曾老九（四弟曾国荃，族中排行老九，故称“曾老九”
）与李元度的儿女年龄相差过于悬殊，故终未结成亲家。曾国藩一直引以为憾，直到后来因李元度获咎、曾李二人交恶而中止。
私情引起的愧恨，自然最后也只好以私情来设法挽回。同治十年（1871），李元度旧事重提，欲将第四女许配给曾国藩长子曾纪泽的嗣子曾广铨，曾国藩在家书中不胜感慨地说：
余往年开罪之处，近日一一追悔，其于次青尤甚。顷闻次青欲与纪泽联姻，断无不允之理，特辈行不合，抱惭滋深耳。
曾国藩虽然对两家再续前缘大为赞同，但讲究礼数的他却为元度之女嫁给自己的孙辈属“辈分不合”而深感遗憾。
好事多磨，直到曾国藩去世数年之后，曾纪泽的抚子即纪鸿的四子曾广铨，终于与李元度的女儿结成秦晋之好，至此才了却了曾国藩在世时曾、李两家联姻的夙愿。
李元度曾在《哭师》诗最后一首中饱含深情地写道：“程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用“程门立雪”的典故，表达愿来世再为师生的心愿，情深意笃，感人肺腑，读之几可令人泣下。
光绪十三年（1887），李元度病故后，时人将他附祀于长沙曾文正公祠，不用等到“来生”，曾国藩与李元度重又相伴在一起，从此再也不分开了……第二章德星聚处是三人——曾国藩与刘蓉、郭嵩焘道光十六年（1836）六月，湖南省城长沙正是梅雨纷纷，在一座客栈里面，有三个年轻的读书人却欢聚一堂。他们探究义理，纵谈辞章，畅论古今因革损益得失利弊，兴致丝毫没有因为天气的潮湿闷热而受到影响。这场欢聚持续了两个多月，最后以三个年轻人互换庚帖、结拜为兄弟而告终。“重以松竹盟，合作金兰契。手足自相依，宁论胶与漆。”这也是他们人生中的首次相聚，时值曾国藩二十六岁，刘蓉二十一岁，郭嵩焘十九岁。三十六年后，刘蓉为曾国藩书写了如下的挽诗：“林宗襟度故超群，春雨长沙共五旬，信是壶中好日月，德星聚处是三人。”五十五年后，郭嵩焘在临终的枕上写诗道：“及见曾刘岁丙申，笑谈都与圣贤邻；两公名业各千古，孤负江湖老病身。”
其实曾国藩与刘蓉的相识要早此二三载，有两种说法：一是据黎庶昌先生《曾文正公年谱》道光十四年（1834）下称：“是岁始见刘公蓉于朱氏学舍，与语大悦，因为留信宿乃别。”和刘蓉相谈投机，为此连留两宿才和他告别。
这里的朱氏学舍，是指曾国藩挚友朱啸山（富春）家的立达堂或百燕堂（今双峰县洪山殿镇洲上村）。曾家与朱家原本世交，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和朱啸山的父亲朱镇南在嘉庆末年一起求学于着名学者张正笏（张笔石）的弟子彭兴护。百燕堂原名燕喜堂，曾国藩造访朱家时，目睹群燕呢喃，遂为其改名百燕堂。道光十年（1830），曾国藩在长沙和涟水河畔江口村人朱尧阶彼此仰慕，结成莫逆之交，后又同年一起考中秀才。而从道光九年（1829）开始，朱尧阶一直设馆于立达堂，刘蓉就在此师从于朱尧阶，所以曾国藩极有可能是在走访朱氏家族或是拜访朱尧阶时，与刘蓉相识的。
二是据台湾陆宝千先生《刘蓉年谱》所载，曾刘相识之初，应是在道光十三年（1833）春。有诗为证，刘蓉《寄怀曾涤生侍郎（并序）》其一云：“忆昔识面初，维时岁癸巳。虎观夜谈诗，龙城春校士。”其二云：“明岁鹿鸣秋，捷足先群辈。归来访旧游，邂逅成嘉会。”癸巳，就是道光十三年，而曾国藩乡试中举是在道光十四年（“明岁”）；“龙城春校士”透露的信息，是说其时正值县试。又有刘蓉云：“予昔读书岳麓，取友四方，岁晏而返。”
所以陆宝千猜测曾刘相识地点或即在岳麓书院。另曾氏殁，刘蓉作《曾太傅挽歌百首》之五云：“识面初从岁属蛇，龙城校士及春华。”蛇年即癸巳岁，看来二人相识在道光十三年应该无疑。只是地点尚不能确定为岳麓书院，陆宝千似误认“龙城”为长沙，而“龙城”是古湘乡县治所在地（今双峰县西北），是古湘乡县治的别称。
道光十四年（1834）曾国藩与刘蓉同在岳麓书院学习，此时山长为欧阳厚均先生（1774—1854，字福田，号坦斋）。同年曾国藩肄业岳麓书院，于秋闱中榜，中式第三十六名举人。从道光十二年曾国藩父亲曾麟书考入县学，到道光十三年曾国藩补入生员，再到道光十四年曾国藩考中举人，连续三年，曾家可谓喜事连连，扬眉吐气。刘蓉也因此大为高兴，与之“一话徵宵三日醉”，彻夜长谈连醉三日。十一月曾国藩进京去参加第二年三月的会试，刘蓉与他依依话别。写下了“镇湘城畔送行舟，驻马荒祠话别秋”的诗句。道光十五年（1835）曾国藩会试不中，为了避免往来奔波，继续参加丙申年（1836）的恩科，他在京城的长沙会馆居住了一年。在这一年里，“研究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词自此始。”研读经史，特别喜好韩愈的文章，立志从韩愈的文章下手学习。从事古文学研究就是从这时开始的。道光十六年会试再一次落榜，只好回家。虽然连续两年落榜，悔愧挫折之心有之，但曾国藩并未气馁。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他的落第原属情理之中的事情。更何况经过一年多的游学，曾国藩可谓饱览京师人物名胜，胸中自增长了一番阅历和见识。归途中他不顾囊中羞涩，向时任睢宁知县的同乡易作梅借贷百金，又典当衣物，凑在一起购买了一套《廿三史》。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在当时一亩良田只价值三十多两银子，一两银子可以买一百多斤大米。可见此时的曾国藩已经从乡下人的视野中走出来，头脑中装入了新的观念，有了决断任事的胸怀。
刘蓉自从曾国藩走后，一直在岳麓书院读书，欧阳山长崇尚“培植人才为有体有用之学”，坚持“教学者以坚定德行，明习时务”的教育方针，主张“诸生聘研抽密，各抒所长，或以理胜，或以气胜，或以才胜，平奇浓淡，不拘一格，总之惟其是尔”。刘蓉于之甚有相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学业有了相当的进步。道光十六年春，他遇到了初入岳麓书院的郭嵩焘，二人引为知己。《玉池老人自叙》中说：“初游岳麓，与刘孟容中丞交莫逆。”郭嵩焘刚刚于道光十五年考中秀才，年龄还不满二十岁，正是才华横溢风华正茂的时候，他的耳朵里早已被刘蓉灌满了曾国藩的大名，非常想知道这位“能诗文，名噪甚，试辄第一”的曾国藩到底是什么样子。“会曾文正公自京师就试归，道长沙，与刘孟容旧好，欣然联此。”正赶上曾国藩从京城考试回来，路过长沙，和老朋友刘蓉欣喜重逢。在刘蓉的安排引荐下，很自然地促成了他们三个人的首次相遇，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曾国藩后来写诗道：“自从有两仪，无此好日月。”从此拥有了两位良友，但再也不能重现那已逝的好时光了，表达了对盛会不再的感慨。他们相逢于人生的春天，正是思想才干渐趋成熟，理想前程着手实现的时候，未来的艰辛和磨难都暂时还远。这次相聚的美好记忆一直珍藏在三个人心中，成为他们一生友谊的起点，也成为他们心灵深处永远的慰藉。
（第一节）志有所同，趣有所分
中国人自古就重视“友道”，把它列为“五伦”之一。“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
”友道的行为规范是“信”。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可见“信”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忠信”是为人之本，虽然被经常相提并论，但它们两者之间又有区别，“忠”有人己之分，而“信”则是合二为一。两个人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最后达到心心相印，以共成道义之信，这才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友道。
曾国藩、刘蓉、郭嵩焘的友谊，历经五十余年，终生不渝。他们不仅是事业上的重要伙伴，也是彼此的精神支柱，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个人操守修养上的同志、同道。正是由于他们对传统友道精神的重视、实践和发扬，才促成了湘军集团的产生和发展，他们不仅陶铸出一支强大的军队，更陶铸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在风起云涌的时代里，持颠扶危，挽狂澜于既倒。他们的相遇、相识、相知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但又是社会、历史和文化影响的必然，我们不妨分析一下他们的成长环境和性格因素在这里所起的作用。
曾国藩原名子城，字居武，后改字伯涵，号涤生，祖籍湖南衡阳。清朝初年，远祖曾孟学将族人迁至湘乡荷塘都大界里，到了近祖曾应贞（元吉公）时，才小有产业，把生活安定下来。曾国藩的曾祖曾竞希和祖父曾玉屏，在嘉庆戊辰年（1808）迁居湘乡大界里白杨坪，距离湘乡县城一百三十里，是一个群山环抱、消息闭塞的小山村。曾竞希孝友敦笃，在乡里很受敬仰。三年之后，年近七十的曾竞希夜梦巨蟒入庭，恰好赶上曾孙出生。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早岁失学，少好游冶，壮年之后突然浪子回头，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曾国藩评价自己的爷爷：虽“依乎中道，无峻绝可惊之行”，却“实有雄传非常之概”。
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城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凡菜茹手植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
这段文字同样出自曾国藩之手，可以被看作关于祖父曾玉屏的一个精彩人生小传。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作为理学家的曾国藩改变不了从约身省心处下笔的习惯，把爷爷的故事，写成了袁了凡“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的绝好版本。其实抛开文字的虚饰，我们不难想到，所谓的“与裘马少年相逐”，也不外是与县城里的混子、二流子们常做一些吃酒、赌博的勾当。在中国农村的土地上，从来不缺少这种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角色。但曾玉屏又有所不同，在表面的浮薄之下，他又不乏心计、精明和胆识。在他身上有一种显着的执拗，一种骨子里的霸蛮精神。这种荆楚山民与生俱来的刚烈、倔强的个性，让他遇事好强争胜、遇人不甘屈服。如果时代给予机会，他很可能走出一条与脸朝黄土背朝天截然不同的道路。可叹生长在嘉庆道光年间的曾玉屏却没有这种好运气，社会没有给他任何可能发展的空间。他不但没有走出一条脱离乡间的发达之路，相反却饱受乡人的非议。如果我们引用二十世纪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对他进行推断，那么可以知道，在情感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三个方面的需求缺失，必然导致他会在心理上承受巨大的痛苦；而他不认输、不妥协的个性，又反过来激发了他的斗志，这也许正是他这种性格的难能可贵之处吧。在三十五岁的时候，他携家迁居白杨坪，具体情节已不可考，但决定另起炉灶重新开始的因素，是肯定存在的。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此时的曾玉屏早已认准了“种田、读书”的死理，他知道要想“光大门楣”，除此绝无二途。白杨坪的艰苦创业生活，不但彻底改掉了曾玉屏身上的惰性，也奠定了曾氏的家风。曾国藩后来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书中说：
“望吾弟专在作田上用些工夫，而辅之以‘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任凭家中如何贵盛，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规模。”“书”是勤读书，“蔬”是多种菜，“鱼”是养鱼，“猪”是喂猪，“早”是早起床，“扫”是勤扫地，“考”是祭祀祖先，“宝”是善待邻里亲族——这就是建立在劳体乏身、以苦为乐基调上的曾氏家风。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曾国藩养成了严苛个人欲望，极致追求情感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的人格和精神习惯。曾国藩不仅把代表曾氏家风的这“八字诀”奉为传家宝，而且还在封侯之后将荷叶镇的住宅命名为“八本堂”。
曾国藩的父亲竹亭公曾麟书，连考十七次童子试，才在四十三岁考中秀才，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似乎是一个资质平庸性格懦弱的读书人——其实不然，曾麟书在家族链条上所做的努力，丝毫不逊色于他的儿子曾国藩，他是“大界曾氏”几百年间的第一个秀才。他的人生精力都消耗在家庭和没有硝烟的考场上了，在传统的社会里做一个屡试不售的读书人谈何容易？“年年春色独怀羞，强向东归懒举头。莫道还家便容易，人间多少事堪愁”，这首诗道尽了曾麟书的心事。何况做曾玉屏的儿子又谈何容易？让我们看看曾国藩叙述的爷爷和父亲之间的生活细节，“往往稠人广众，壮声喝斥，或有不快于他人，亦痛绳其子。竟日嗃嗃诘数衍尤，封翁屏气负墙，踧踖徐进，愉色如初。”
曾玉屏不但在众人面前不给儿子面子，连与别人不快也迁怒儿子。这里的“绳”，是极力指责的意思。而曾麟书则大气不敢出还要垂手肃立，面陪愉容。由此可见，曾麟书一生成学之难、持家兴业之不易。他的坚忍、涵养、韧性，都是超一流的。曾国藩后来在功夫修养方面，常常提到朱子的“鸡孵卵”和“猛火煮”，其实对此一阴一阳，曾国藩是再熟悉不过了，父亲和爷爷身上发生的故事，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正是这些感性经验，这些得之于家庭的遗传密码，培养、铸就了曾国藩的性格。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在曾国藩的血液里，正不乏这种执着、坚忍的因子，无论得之祖父的阳刚，还是父亲的阴柔。而父祖的人生轨迹，他们的身体力行、终生践履，又使曾国藩过早濡染理解了立志的道理，他对立志认识最深，也行之最切。他后来总结说，“‘勤’字功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又说，“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这些都是曾国藩人生成功的秘诀，也是他事业的基础。可贵的是，这些信念在他青年时期就已经成形了。因此青年时期的曾国藩早已头角峥嵘，他坚信“志之所向，金石为开”，“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
居住在湘乡县城南120里处的四十都神童乡乐善里（娄底市娄星区茶园乡儒阶冲村）的槠山刘氏，原籍江南徐州府丰县彭城驿，后经战乱迁徙到广西桂林府临桂县，宋建隆元年（960）迁至本地。刘蓉，字孟容，号霞仙，是槠山刘氏的第27代。刘蓉的祖上没有出现过有功名的读书人，刘蓉说他的家族“伏处林泉，矻矻自守”。可是刘蓉的曾祖父刘恂南，平日“好施与”、“捐赀不惜”，在地方上很有名望，行乡饮酒礼时被尊举为“乡饮宾”。刘蓉的祖父刘有玮做过乡约正和族长，“屈服其乡人，吉凶之礼，饮食之讼，靡纤靡巨，咨而后行”，只要涉及礼法，事无巨细，乡人都要先行通过他的祖父，可见刘有玮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人物。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家境已经非常殷实。刘蓉的父亲刘振宗不仅是当地有名的乡绅，而且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奇人。刘蓉在他的名篇《习惯说》中曾写道：
蓉少时，读书养晦堂之西偏一室。俯而读，仰而思；思有弗得，辄起绕室以旋。室有洼，经尺，浸淫日广。每履之，足苦踬焉。既久而遂安之。一日，父来室中，顾而笑曰：“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命童子取土平之。
后蓉复履其地，蹶然以惊，如土忽隆起者，俯视地坦然，则既平矣。已而复然。又久而后安之。噫！习之中人甚矣哉！足之履平地，而不与洼适也，及其久，则洼者若平，至使久而即乎其故，则反窒焉而不宁。故君子之学，贵乎慎始。
虽然寥寥数语，但刘振宗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通过这段文字，我们一可见刘振宗在儿子内心深处的位置，二可见这位慈父的循循善诱。他对儿子寄予厚望，小小年纪就以“天下家国”相期。当然刘蓉也没让父亲失望，面对父亲的教诲，不仅领受理解，还能举一反三。父子俩就是在这样一种宽松、理解、互相尊重的气氛下，悄然确立人生志向和追求学问的。
为什么说刘振宗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奇人呢？中国的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唐，历经一千多年，是一种超越地域、文化、信仰、风俗、经济、阶层等诸多因素而举国一体的人才选拔制度，对于读书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科举之路成为读书人的宿命，而刘蓉直到咸丰元年（1851）三十六岁时，因县令朱孙贻欣赏其才找到刘振宗，刘蓉在刘振宗的严格要求下，刻苦学习，以县试第一的成绩考入县学。这就像一个在重点高中里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不参加高考一样，让人费解。虽然“士为四民之首”，读书人在乡曲之间被人高看，而“士志于道”又受社会期许，但刘蓉的这种特立独行的背后，还主要是因为父亲的理解和支持。可以说是父亲的灌输和纵容，才培养铸就了刘蓉的品格和人生轨迹。刘振宗对于儿子的了解，以及对于人才识别、社会变迁自有一番异于常人的深刻见识。
这里，通过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来。道光二十五年（1845）前后，曾国藩的四弟曾国荃和刘蓉在一起求学，刘振宗就对他说：“意思是天下之乱已兆，无有能堪此者。其吾涤生乎？君与湘阴郭氏及我家阿蓉，皆中兴之资也。”意思是天下大乱的苗头已经出现，没有人能担当平乱的重任。难道说会是我们的“涤生”吗？你和湘阴的郭生还有我们家阿蓉，都是中兴之材啊。此时的曾国藩还是翰林院侍讲，从五品官职；此时的郭嵩焘正在京准备第四次会试，大有前途未卜之感。而此时的大清王朝，刚刚被揭开“天朝上国”的虚骄面纱。久处山野的刘振宗能在此时发此议论，也称得上“洞烛机先，明察秋毫之末”了。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位能够胸怀天下的父亲，所以刘蓉的志向超越同侪，卓尔不群。《清史稿·列传》中说他“抱负非常”；曾国藩赞赏刘蓉“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君子之道，自得于中，而外无所求”；郭嵩焘说他“思一用其学术以兴起教化，维持天下之敝，不乐贬道以求仕进”。刘蓉有志于道，泊然物外，他的高洁志行，赢得了湖湘士子的信赖与尊重。
郭嵩焘的祖上原居江西吉安，元末战乱迁到广东，明代万历年间再迁湘阴。他的曾祖父郭熊，号望湖，由于善于经营积累，成为一方首富。祖父郭括矩，性格豪爽慷慨，常急人之难，对人有求必应。到了他父亲郭家彪（字春坊）这一代，家道已经中落。郭家彪算得上是一个儒医，喜欢收集药方替人看病。郭嵩焘嘉庆二十三年（1818）生于湘阴，乳名龄儿，学名先杞，后改为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湘阴古称岳阳，地处长沙以北，南洞庭湖滨，水陆交通便捷，通江达海，素有“南北通衢”之称，县北七十里，就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诗人屈原自沉的屈潭，也叫汨罗江。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也许是故乡的独特地理、人文环境，影响熏陶了郭嵩焘的性格，屈原在《九章·橘颂》中说“嗟尔幼志，有以异兮”，“少有大志，不同于俗”
就是对郭嵩焘的最好写照。他自幼聪慧，读书勤奋刻苦，求知欲极强。道光十一年（1831），湘阴连遭大雨，家里有时甚至揭不开锅，郭嵩焘也没有中断学业。正是在这一年里，十四岁的他在堂伯郭家瑞（号雪舫）的指点下，粗通了时文的义法，掌握了写八股文的技巧。伯父对他的评价是：“龄儿遇事恂恂，独其读书为文，若猛兽鸷鸟之发，后来之英，无及此者。虽少，无几微让人，岂图欲诸生之雄哉？”说他平时恭谨温顺，在学业上却不甘人后，无人能及，何止是想做同学之首啊？敏感睿智，好强不肯几微让人，是郭嵩焘一生的个性。正如《橘颂》中所说：“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你的品质坚贞不变，只生长在江南；根深蒂固难以迁移，那是由于你意志专一啊。后来学者郭廷以先生就评价郭嵩焘说“性情褊急”，“又自视太高，自信过强，孤持己志，动辄与人相忤。在他是直道而行，在人则目为傲慢”。这是对郭嵩焘一生性格的总结，可以被认为是公允之论，也可以说是世人眼中的郭嵩焘。其实郭嵩焘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人物，在他身上不免显现出许多天才人物所共通的命运和性格特征。
曾国藩一生之中感情最深的朋友是刘蓉。道光十五年（1835），会试不售的曾国藩在京写诗道：“旧雨曾遗尺鲤鱼，经年不报意何如？自从三益暌违久，学得五君世态疏。碧树哪知离别憾，青灯偏照故人书。殷勤护惜金炉鸭，香火因缘付与渠。”表达了对刘蓉的思念。道光二十二年（1842）又作诗《怀刘蓉》：“我思竞何属，四海一刘蓉。
具眼规皇古，低头拜老农。乾坤皆在壁，霜雪必蟠胸。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刘蓉的殷殷情意和推崇。
而郭嵩焘对曾国藩的感情，可以说是由最早的敬慕、亲近，以至发展到最后的崇拜。他对曾国藩理解得最深，说他“其于用人处事，大含元气，细入无间，外面似疏而思虑却极缜密，说话似广大不落边际而处事却极精细，可为苦心孤诣”。评价曾国藩：“自汉置丞相二千余年，德业文章兼备一身，未有若公之盛者也。”正是因为与刘蓉、郭嵩焘的知心知己，使曾国藩常常发出“日日怀刘子，时时忆郭生”的感慨。
其实生长在同一块土地上的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他们有着太多的相同之处了。不仅是有着同样的文化风俗习惯，而且还有着同样的顽石赭土般的刚坚性格，甚至连家庭结构也是相似的。都有一个强干外向的祖父，都有一个饱学慈祥的父亲，都是家中的长子，都承负着整个家族的希望。拿曾国藩来说，十四岁时的诗文，就被父亲的好友欧阳沧溟先生称为金华殿上语，并将女儿许配给他。由此不难想象，曾的家庭会对他寄予怎样的厚望。刘蓉、郭嵩焘也都是幼小聪敏，少而能文，被以异儿视之。这种家庭的认可，使他们的自我评价、自我期待，从小就非常高，这也是促成他们形成高远志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心理学说，一个人的志向往往是他自己内在自我评价向外投射的结果。青年时期的曾国藩、刘蓉、郭嵩焘，正是因为彼此的高远志向，才一见如故、相识恨晚，在后来的岁月中，也正是因为彼此关于信念的坚守，才使得他们的信任越来越深，以至于荣辱与共、心心相印。
读圣贤之言，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事，这是千百年来读书人心中理想的人生模式。而走这条圣贤之路，就是要把人的可塑性发挥到极致，把现实的可行性忽略不计。曾国藩、刘蓉、郭嵩焘心同此志，用他们的执拗性格终生顽强地践履着。但是因为性格里面天生气质的因素、治学的侧重点和各自的外界环境影响，又使他们的趣向有所不同，在青年时期，就已显露端倪。刘蓉对当时的曾国藩的印象是，“锐意功名，意气自豪”。这与曾国藩从小在家庭里被定位的角色是分不开的，父祖在行为方式和态度上的期望，使他以科举进士为第一要务，并最终凭借自己的意志品格，走向了官场的最高峰。而刘蓉则以处士风骨相终始，在家时一心治学，以服务桑梓为己任，为官时清廉自许，丝毫不肯改变自己耿介的人格风范。郭嵩焘无论居处庙堂之高，还是远避江湖之远，更多体现的还是至情至性的文人情怀。
有志必有学，志学相因而起。有所学，然后灵活运用，才能成其才，成其识，最后成其器。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一生的功业成就不同，对待一些问题和人事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这与他们的治学有极大的关系，那么他们在治学上面又有什么特点呢？
（第二节）学有所宗，识有所因
湖南自古属于蛮荒之地，商周之际在这块土地上虽然诞生了堪与中原文化相媲美的楚文化，但直到唐朝，它一直是官员被贬和遭流放的地方。宋代孙光宪在《北梦琐言》里讲了一个故事，“唐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解’。刘蜕舍人以荆解及第，号为‘破天荒’。”唐朝荆州读书人少，每年选送的举人，都不能通过考试，被称为“天荒解”。后来出来一个叫刘蜕的读书人，以荆州考生的身份获得了进士及第，被称为“破天荒”。“薮泽”原意是指水草丰茂的地方，现在则指人才荟萃之地，用在这里是说读书人非常之少。刘蜕是荆南人，也就是现在的长沙人，后来官至中书舍人，左拾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时湖南的广大地区，尚处在文化落后的状态。这种局面直到宋朝，随着中原文化南迁才发生改观。宋朝中叶，出生在湖南道县的周敦颐，在吸收容纳了佛道两家之后，从儒学知识体系中提炼出一套精赅完备的心性义理哲学——理学，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弥补了传统儒学在形而上思考方面的不足，逐渐发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周敦颐一生主要的学术活动在江西，他虽是湖南人，也做过桂阳（湖南汝城）县令，程颢、程颐兄弟就是在此师从于他，但他生前对湖南的影响并不大。真正引起湖南学术繁荣的转折点，是在靖康之耻以后的南宋建炎四年（1130），大学士胡安国为躲避金兵之乱，率儿子弟子们由荆门转到湖南，在湘潭创办了碧泉书院。然后又于绍兴二年（1132），在南岳衡山紫云峰下创建了文定书堂。胡安国早年从学于程颢、程颐的弟子杨时，入太学后师从程颐的朋友朱长文、靳裁之，深得理学之妙。他修撰的《春秋传》，是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的教科书，用义理之旨阐发“《春秋》大义”，强调纲常礼教，力倡重践履重经世的务实学风。胡安国子侄众多，胡寅、胡宁、胡宪、胡宏等都子承父业，门下又培养出张栻等大批学者。张栻，南宋名相张浚之子，乾道元年（1165）主教岳麓书院，后又与朱熹会讲于岳麓书院，主张躬行实践，反对科举利禄之学，以培养传道济民人才为办学宗旨，在他和朱熹的努力下不仅使岳麓书院成为当时的理学重镇，而且也使理学的发展达到空前盛况，天下士子“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黄宗羲因此称之为“湖湘学派”，理学从此在湖南大兴。
经过两宋、元、明几代的发展，理学内部早已派别林立，有以张载为代表的客体理派，有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主体理派；而以二程、朱熹创立的绝对理派，在“道统”正宗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上升为元、明之际的官方哲学和意识形态。到了明朝末年，由于统治阶级的土崩瓦解和自身学术生命力的有限，理学出现式微。清初大儒们在深历亡国之痛后，更是对理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其中以王夫之最为卓越。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崇祯十一年（1638），他肄业于岳麓书院，其间师从吴道行，吴授之以朱张之道。从事抗清活动失败之后，王夫之隐居着述近四十载，专门从事对传统学术思想的研究和整理，通过解释和挖掘进而达到继承和重建，成为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成为宋明理学的完成者、终结者。他学承张载，提出“循天下之公”、“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政治主张，强调“理依于气”、“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主张躬行实践，知行统一，批判理学中出现的空洞、脱离实际现象。王夫之“以艰贞拄世变，维人极以安苦学”，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艰苦卓绝、百折不挠、自尊自强、博大精深，都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的。尽管他的着作在他死后近二百年才开始广为流传，但他与后来湘军集团中的很多核心人物如曾国藩、刘蓉、左宗棠、罗泽南等，都存在着一定的师承关系。光绪十五年（1889）的进士孔祥麟，在《拟请从祀文庙折》中曾说“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居多”，由此可见王夫之在湖南士人中的影响之大。王夫之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也是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他的治学精神继承了湖湘学派的传统，使“济世救民”、“经世致用”的学风再次宏扬于湖湘大地。
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十分重视运用程朱理学进行思想控制，康熙皇帝不仅称“自幼好读性理之书”，还诏升“先贤朱子于十哲之次”，并且颁行了《性理大全》、《朱子全书》、《四书注释》，定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又让一大批理学名臣高踞于庙堂之上，使理学再次出现表面上的繁荣。作为湖南的学术中心和理学重镇，岳麓书院始终为清朝统治者所警惕和重视，康熙于二十六年（1687）御书“学达性天”匾额，乾隆于九年（1744）御书“道南正脉”匾额。清政权对书院的抑制和思想禁锢政策，并没有改变岳麓书院历代山长对“经世务实”学风的坚持和努力，特别以李文炤、王文清、罗典三位山长尤为卓着，正是因为他们对明体达用、坚持实学的提倡，才培养出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等一大批湘籍经世派人才。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他们自幼生长在这样有着千年积淀的湖湘文化氛围里，又于青年时期一起求学于岳麓书院，在他们身上都洋溢着浓郁的理学气息，打着深刻的湖湘文化烙印，承载着乡邦先贤的遗志，肩负着传续和发扬湖湘学统的责任和使命。
刘蓉生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比曾国藩小五岁，作为曾的挚友和湘军集团的重要成员，刘蓉的人生可谓是以书生领甲兵的典型，特别是他早年的生活经历，真称得上天马行空、洒脱高洁。如果没有参与曾国藩平定洪杨的这出勘乱大戏，相信他也会以文名留载史册。刘蓉是后世学者公认的桐城派古文学家，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他的名篇《习惯说》，知道他幼禀庭训，有一位识见远大的父亲。而且在《习惯说》里他强调“君子之学，贵乎慎始”，那么刘蓉本人的治学之初又如何呢？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他与曾、郭等人论学的书信，一窥堂奥，并顺便一睹他的炳然文采。
道光十八年（1838），刘蓉写信给在京城参加会试的曾国藩、郭嵩焘，说：“窃以为文也者，载道之器，济治之方，非特记诵词章之谓也。”认为文章的成就，在于能传道和济世，并不限于仅谈论词章的记诵。又说：
虽然，作者苟无所关系夫世道人心之故，则犹花草之美，锦绣之文，犹末也。有关系矣，而于治乱之本原无所见，风教之颠危无所持，是犹迂阔之论，影响之谈，犹陋也。
体之精，故用之宏。积之厚，故流之光。由是充之以学，养之以气，济之以才，根之于经以正其源，酌之于史以尽其变，参之于诸子百家以定其是非，夫而后其功可程，其旨初备，夫又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在这里，刘蓉谈了他对文章的认识，认为如果没有济世之心，不见治乱之理，就是毫无价值的俗文、陋文；又提到他的治学观点，认为治学贵在静默沉潜，体积养济，经史百家，循序渐进。
道光二十年（1840），刘蓉在写给郭嵩焘的信中说：
早岁涉猎子史，博求典故，所资者，记诵之余，所志者，词章之末，泛览累年，茫无所得，然后退而求之四子六经，才觉圣贤所示修己治人之道，不出于是。
年少时喜欢博览经史子集中的典故，但收获不大，除了一些空泛的记忆，就只剩下对文章华美的追慕，后经反思开始研究四子六经，才感到圣贤的道理，都蕴含在其中不会超出这里。
道光二十一年（1841），刘蓉又在给郭的回信中说：
故某尝谓学者苟有志圣贤之道，必先玩索四子六经，沉潜反复，既得其宏纲要领所在，然后求之百家诸子以辨是非同异之故，考之史册传记，以察治乱得失之归。权衡定，则取舍不淆。辨别明，则是非不谬。学问之道，无有要于此者。
刘蓉所说的“四子”就是“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六经”就是《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刘蓉在这里强调的治学观点，无非是治学要以明圣贤之理为首，而途径就是精读四子六经。那么圣贤之理又以谁为依归呢？当然是程朱。我们随便看一下他写给好友陈懿叔的赠言，就可以清楚。
他写道：
圣贤往矣，其言之着于六籍者可考而知。自汉唐来，学者辈起，然道裂言庞，述而明者卒寡。程朱出而六经语孟之旨灿如日星，苟有目者，皆得见焉，非其心体而躬诣之，乌能昭晰若是。
纵观刘蓉的一生，他都是一个坚定的程朱理学信仰者，而且对程朱的门户持守很严，斥陆王为“阳儒阴释之家”，淆朱紫而混雅正。不过在看罢他的文章和书信之后，我们往往得到这么一个观感，就是刘蓉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他不畏服权威，有一种恃道卫道舍我其谁的气势。他崇信理学，认为穷理之学“正所以破拘挛之见，尽变通之妙也”，这种唯理是尚理学万能论的治学态度，不由得使我们联想到王阳明对待“心体”的态度，以及王学的流弊“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这里固然有刘蓉的性格成分，但其中是否也与王学有些相似之处呢？
道光二十三年（1843），刘蓉在《复曾涤生侍讲书》中写道：
王氏之学，自明嘉隆时已遍天下，至今逾三百年。弟往岁尝读其书，亦恍若有得焉，以为斯道之传，果出语言文字之外，彼沾沾泥书册求之者，殆未免乎泽薮之见也。
盖迷溺于诐淫邪遁之说亦已久矣。困而有悔，始复检孔孟程朱之训，逐日玩索，乃粗得其所以蔽陷离穷之端。
原来刘蓉自有一番沉溺和钻研王学的经历，是研习王学的经验和教训，树立了他对程朱理学的坚定信念。这无疑也透露了刘蓉在治学之初，曾以王氏心学为圭臬，时间应该是在进岳麓书院以前，而所受之影响又有非其本人所臆度者，怪不得知他颇深的左宗棠在与人议论时不无偏激之语，“霞仙生平好论学，且好以宋之程朱轨辙自命，实则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告子、阳明一路人耳。”
刘蓉对待程朱理学的态度，也招来一些其他朋友的非议，比如，陈懿叔的弟弟陈广敷就批评他“寄程朱矮檐，执方隅之见，以囿天下，其道已隘”。郭嵩焘也劝他“宜博览群书，不当墨守一经以自囿”。但刘蓉不为所动，深信孔孟之道即是程朱之道，“其能深契孔孟之微旨，则于程朱其终合乎！”在刘蓉的心目中，程朱理学“本末兼赅，精粗备举”，是上可以安邦治国，下可以修身齐家的屠龙之术。至于理学家被指责为“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刘蓉则以为那是因为没有得到程朱理学的精髓。他醉心于理学，但并不赞成那种静坐书斋，漠不关心国家大事的治学方法，他强调义理和经世的结合，强调学问的实用，将“时事、利病、规画、得失之故，莫不视为学问要切之事”，这也是湖湘“经世务实”的学风使然。
其实真正影响刘蓉对待程朱理学态度的另有人在，那就是大他九岁的同乡罗泽南。罗泽南早年受学于着名学者张正笏的第五子张眉大，师承可以直接追溯到王夫之，是一位坚定的程朱理学信仰者，刘蓉尊称他为“湖湘儒者之冠”
。两人相识于道光十八年（1838），“遂订交莫逆”，“书札往来，彼此规劝，考求圣贤为学之要旨，身体力行，至明且笃”。刘蓉关于理学的很多看法，就是来自与罗泽南的相互探讨和受他的影响。比如刘蓉认为“濂、洛、关、闽实衍洙泗之学，若子静、伯安窃禅旨，乱儒宗，不当在五子列”。而罗泽南则专作《姚江学辨》，认为“惟姚江良知之说，窃禅门之宗旨，乱吾儒之正道”，由此可见他们在“尊朱黜王”思想上的认同痕迹。从刘蓉身上我们不难发现环境、阅历对于一个人治学的影响，同时也不难理解湖南浓厚的理学氛围对于湘军集团成员们所产生的影响。
尽管纸上得来终觉浅，刘蓉年轻时所做的学问充满太多书卷气，又囿于地域、个人阅历等因素而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这并没有妨碍刘蓉的洞察力和他参与现实政治的热情。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之后，刘蓉议论时政，认为“国家承平日久，武备废弛，集游手以充兵，擢纨袴以为将，既未尝经历行阵，通习兵机，一夫夜呼，三军股栗”。国家长期太平无事，军事荒废，招募闲散游滑之人入伍，提拔纨绔子弟做将，既缺少军事训练，又没有指挥经验，结果一有异常，就军心浮动惊恐万分。他认为“夫攘外之策，守御为先，久罢之兵，精练为上。今诚以养兵之费，为招募之资，既省军粮，复收实用，又且熟知地道，谙悉敌情，因其爱护乡里之心，以作敌忾从王之气，将何敌之不克，而何功之不成”。在这里，刘蓉想到的“民兵御敌”之法，颇有些游击战全民皆兵的味道。然后他又指出当时政治有五大危机：“一、吏治不廉而民生日蹙；二、由于贿赂公行而官箴日败；三、风俗日坏而人心日沦；四、由于吏治、风俗之弊，财用日匮；五、盗贼横行奸民日众”。这些都不失为远见卓识之言。咸丰二年（1852），罗泽南的弟子王錱协助湘乡知县朱孙贻操办团练，刘蓉亦加入其中。从此之后，他先后出入曾国藩、骆秉章幕府，并且亲自领兵打仗，这些实际活动的参与，丰富了刘蓉的治学，使他更侧重于经术与治术的结合，这种治学特色一真延用到他征战和治理川陕。
同治四年（1865）灞桥兵败之后，刘蓉被革职回乡，命书斋为“遂初园”，“日取先圣昔贤之书，端坐而诵之”。虽不无萧艾之感，但仍“心盛志强，殆遇壮岁，方思追古人千载之上，而躬驾以从之”。他此时的治学方向深受曾国藩影响，崇尚“以礼经世”，“洞彻先王经世宰物之本，达于义理之原”。
刘蓉早年囿于地域因素，治学不能逾越程朱窠臼，后来戎马倥偬，又多行于秦、泯荒僻之地，于夷务少有接触，不可能具有站在时代前沿的开阔视野，因此晚年他也只能寄希望于传统经术，来维护清朝统治者的统治秩序，以达到稳定国家和社会的目的。
同治十年（1871），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为父母改葬所写的《台洲墓表》里，谈到了少年时的学习情况。
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召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
国藩愚笨，从八岁开始跟父亲在家塾学习。早晚讲授，悉心指点，不懂就反复重来。时而路旁，时而枕边，主要着力于那些一直搞不懂的问题，一定要弄明白为止。
这些情景的回忆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父子俩当时求学的刻苦，也让我们体会到在科考之路上攀登的艰难。
其实现代人对科考的知识了解甚少，只知道明清两代的科考是最难的，还知道八股文严重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说起八股文，我们且不论它的是非，只对它稍做一些了解。康熙十二年（1673）的状元韩菼曾有过经验之谈，他认为写好八股文虽是小道，但因为出题必主“四书”“五经”，所以需要“四书”“五经”烂熟于心，而且需要对宋儒代表人物周、程、张、朱等各家学术思想有全面、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要做到能融会贯通。这就需要下非常大的功夫，因为各种注释理论之间原本就纷繁芜杂，莫衷一是。他又接着说：
必旁而浸淫于古。自晚周、秦、汉以来，如左氏、公羊、谷梁、屈原、庄周、扬雄、司马迁、班固之文章，以迄于韩、柳诸家，皆能往复出入，变化于其行文之所以然，以养吾气，以达吾才。夫然后俛而为科举之文，皆彬彬可观也。
就是说仅仅这些还不够，还需要旁及古文，要有深厚的古文基础，对以上诸古文大家的文章要做到了然于胸，明白其行文之所以然，然后才能写出像样的八股文来。
科举考试的内容，特别是八股文的写作需要，决定了读书人的治学基础，在这一点上曾国藩和所有读书人一样概莫能外。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十七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说：
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
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
从西汉至今，读书人做学问有三条途径：一是义理之学，一是考据之学，一是辞章之学。各执一端，互相诋毁。我私下以为，义理之学学问最大。
义理清楚则身体力行有原则，待人处世有根基。词章之学，亦是用以发挥义理的工具。考据之学，我没有从中得到什么。这三条途径，都可为研习经书史学服务，各有门径，我以为，欲读经书史学，就应当研究义理，那样专心一致而不会心绪杂乱。由此学经则应专守一经，学史则当专熟一代，读经书史学则专心致意于义理。这都是专的道理，确实是不可改易的。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治学思路和刘蓉并无二致，都是强调治学以义理为首，这不仅是宗仰程朱理学的原因使然，也是“吾道一以贯之”的学术传统使然。而且曾国藩与刘蓉在对待文章的看法上也基本是一致的，刘蓉把文章看作是“载道之器，济治之方”，曾国藩则认为“载道者身也，而致远者文。
天地民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惟文能达而传之”。他们的分野，是在对待学习古文的态度上。刘蓉认为学古者容易师心自用，犯泥古、贼古的毛病，为使自己不犯这样的错误，则“举凡班马左史之文，韩柳欧苏之集，尽束高阁”，正是这种偏激的对待古文的态度，决定了刘蓉的治学方向，使他画地为牢，深陷程朱理学的窠臼而不能自拔。曾国藩正相反，由于对科举之业重视，所以他在试帖、律赋、时文等方面的造诣都相当了得，特别是道光十五年（1835）他首次参加会试之后，在北京准备来年的恩科，更是开始加大力气学习古文。由于重视对古文的学习，开阔了曾国藩的视野，使他后来既服膺于理学，又能对汉宋采取调和的态度，而且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欧阳兆熊说他一生三变，先理学，后申韩，再后老庄；郭嵩焘说他“故其为学，因文以证道”
，都可谓知人之言。
曾国藩一生的成就最得力于他的修身功夫，那么曾国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上自我修养的正途呢？应该说是从道光二十年（1840）之后，在曾国藩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开始提到倭仁、吴廷栋、窦垿、何桂珍、邵懿辰的名字，与他们一起订日课，相互监督，而这些人后来也都成为晚清的理学名家。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曾国藩执弟子礼问学于唐鉴。唐鉴官至太常寺卿，是湖南善化人，世家子弟，父祖不仅为官清廉，而且都是名闻一时的学者，唐鉴不仅家学渊源，而且深受湖湘文化学统熏陶，以程朱理学为正学，特立独行，在汉学兴盛之时受诟讥而不悔，并且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他指导曾国藩“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又说：“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制度不外乎此。”尽管唐鉴等人的学问趋于保守，格局也有失创新，不过正是与这些理学师友的交往，增长了曾国藩的见识，使他走出科举之学，远离鄙识俗见，服膺于理学的自我修身之法，并且持之终生。
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月，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结识了国子监学正刘传莹。刘传莹精通古文经学和考据，曾国藩通过向刘传莹学习，才认识到汉学之长在博，“博则能究万物之情状，而不穷于用”，又认识到汉学讲究实证，实证则考而有据，“征诸古制而不谬”。于是开始重视汉学，并试图融合汉宋。曾国藩一生最为重视的是对礼学的研究，他不仅将学礼与切己体察结合起来，而且尤为注重礼学的经世治世本质，到了晚年视野则升华到习礼行仁的道德层面，在研究礼学的过程中，就明显体现了他这种兼容汉宋的治学特点。另外，曾国藩一生对易学也尤为偏好，善于体察盈虚消息之理，精详吉凶悔吝之道。通过学《易》，曾国藩明于知变，敏于应变，长于求变，又慎于用变，因此能够顺应时代潮流，与时推移，履险绝而不覆，并总能反败为胜，又能有条不紊，积累寸之功，成宏图之业。应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学问的积累，拓展了曾国藩胸中的识度，使他后来在应对复杂局面时，能够实事求是，从善如流，选择出比较有力有效的思想和方法。咸丰元年（1851）湖南审案局时的严刑峻法，咸丰七年（1857）为父守孝时的化刚为柔，就是运用刑名和老庄之学来化解危机的具体应用例子。
纵观曾国藩一生治学，宗仰于湖湘学统经世致用之风，在时代的新形势下，又能不囿于传统而力求出新。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儒学四科“义理、考据、辞章、经济”，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独立出来，走出理学藩篱，并且有以“礼”代“理”的学术倾向，同时具有初步的法治观念，重视以“礼”治本，以“法”治表；坚持以“礼”践仁，以“法”惩恶，告别了礼法不分，单纯崇尚以“礼”治国的德治观念。在军事、外交方面也都能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合理独到的原则和方法，包括后来的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培养西学人才，在这些学术思想和行为的背后，都体现了他务本求实、兼容并蓄、不拘一格、为我所用的治学特点。曾国藩通过自己一生的学与用，为世人贡献了自己丰富的思想和方法，充实、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品质和内涵，他不仅影响、改变了他所处的时代，而且也必将因其对待现实的态度和智慧，因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影响、改变他之后的中国历史以及民族的未来。
道光十五年（1835）郭嵩焘考中秀才之后，进入着名的岳麓书院学习。在校期间他表现得十分优异，还和素有大志的刘蓉结成莫逆之交，通过刘蓉他又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岳麓书院提倡学生“共相切磋”、“端坐辨难”、“反复推详”、“共相质证”，这种学风与郭嵩焘的性格志趣极为相投，使他在治学上广为受益。其实岳麓书院坚持这种辨难求真的学风是极其不易的，因为从顺治五年（1648）开始，在每一个县学府的明伦堂上都设置卧碑，明确规定：
为学当尊敬先生，若讲说，皆须诚心听受，如有未明，从容再问，毋妄行辨难；为师亦当尽心教训，勿致怠情。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这些规定的实质，就是不让读书人有学术自由，不让读书人过问政治。由此可见，清朝统治者当时实行的文化专制制度对学术思想的束缚是何其严重，而郭嵩焘能够顺利进入岳麓书院学习，沐浴在这种学风里是何其幸运。
道光十三年（1833），经学大师阮元的弟子湖南巡抚吴荣光为改变当时书院教育中只注重科举仕进的陋习，培养通经史、识时务的经世致用人才，在岳麓书院的成德堂内创办了湘水校经堂，专门招收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的优秀肄业生，郭嵩焘有幸成为了其中的一员。湘水校经堂是湖南最早的专门学习汉学的机构，专课经史，强调治学“精微并举”，兼容各派，无门户之见。郭嵩焘自幼就兴趣广泛，尤其喜好辞章之学，通过对汉学的学习，更是开阔了视野，很自然地形成了汉宋兼容的观念，而且主张通经致用，侧重于将“因革损益”“治乱兴衰”“人事之变”与治经结合起来。
饱受湖湘文化熏陶的郭嵩焘，虽然内心里充满了特立独行和经世致用的精神，但青年时期的他依然一步一个脚印地追逐着读书人心中理想的士大夫之路，浸润在传统的思想和观念之中。真正引发他思想和灵魂发生嬗变的转折点发生在道光二十年（1840），郭嵩焘第二次参加会试落榜之后，应浙江学政罗文俊之邀前往浙江入幕，亲身经历了鸦片战争的硝烟烈火，并参与了浙东的防守。英夷的坚船利炮，战后百姓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不仅激发起他强烈的爱国热情，更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之后他每到一地总是留意走访那些接触过“夷情夷务”的人员，通过和他们的攀谈交往，逐渐了解了鸦片战争的来龙去脉，而且也认识到外患与内政的联系，得出“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的结论。他后来一直强调与洋人打交道，要以“理”
交涉，便是来源于此。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军起，郭嵩焘为保境安民出力献策，先是促成左宗棠出山，再是劝请曾国藩“墨绖从戎”，然后又为好友江忠源代写了着名的《请置战舰练水师疏》，成为湘军倡建水师第一人。咸丰六年（1856），郭嵩焘为曾国藩去江南筹款，途经上海，至此才亲眼目睹了他日思夜想的“夷人夷情”，其间所见到的科技书籍和新闻报让他大开眼界，而对于洋人的居所器物他也认为“细致精妙，非中国所能为也”。咸丰八年（1858），郭嵩焘进翰林院，之后深得咸丰皇帝重用入值南书房。咸丰九年（1859），参赞僧格林沁防守津沽，极力反战，认为“战无了局”，僧王不听其言轻启战端，遂酿成英法联军入京，清政府不得不签订《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
郭嵩焘从此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洋务处理得荒谬失措，全属执政者于“国体、事要、商情、地势”毫无所知，背后透露的则是士大夫阶层的无识短视，昧于理势而不自知。更为可忧的是，这些虚骄之辈动辄“春秋大义、华夷之分、君父之仇、宗庙社稷”，站在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上，博取时誉，左右朝廷决策，盲目鼓动国人排外，致使外交局面再无挽救的可能。郭嵩焘深感自己的主张得不到重视，报国无门。
如果说郭嵩焘的识见才干有百分之二十取决于他的天分，那么剩下的百分之八十就完全取决于他的经验和阅历了。
作为最早的亲历鸦片战争的知识分子，郭嵩焘不仅目睹了战场上的血与火，更亲身体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决策过程，这些独特的经历是他之所以比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敏锐深刻的主要原因。命运的安排还远不止于此，同治二年（1863），郭嵩焘受命出任广东巡抚，广东当时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渠道，与洋人打交道最多最繁情况也最复杂。郭嵩焘虽然任期短暂，又多受掣肘，但在任期间于洋务多有建树。他晚年回忆说“在粤处置洋务，无不迎机立解”，由此可见郭嵩焘当年的豪情和自信。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以花甲之年出使欧洲，首任驻英法公使，欧洲之行使他真正接触到西方文明，对当时的世界局势有了基本的认识，他超越了洋务派一直认同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明确指出西洋之强在于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而非仅是船坚炮利；并认为“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
郭嵩焘不仅是洋务派一直推崇的“第一流”理论家，对于西方文明有着高人一筹、超越时代的见解；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位造诣深厚的学者、思想家，他对于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研究也有其独到精深之处。作为湖湘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他目光如炬、用心良苦，定屈原、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四者为湖湘文化的坐标，以屈原的忠贞爱国为魂，融合改造周敦颐的诚、神、几相统一的方法论，对王夫之严以治吏、宽以养民的政治思想，以及尊实有、务实行的实学思想和理势统一的历史观，都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和吸收，并一直在政治实践中身体力行；对于老朋友曾国藩，他更是称为并世之内无人能超越的知己。在治学方面，他的学术取向也与曾国藩大体相同，主张从学术入手，规范人心，试图通过“循理”、“尊礼”以达到“通经致用”。他在理学、礼学、史学方面都有丰硕的成果，特别是他对礼学的研究，通过疑礼、制礼、习礼、践礼，形成了系统的礼学观点，是连梁启超都十分推崇的晚清礼学名家，他的礼学成就要超过曾国藩。正是因为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作为基点，他才能融会贯通西方文化，形成自己独特的洋务思想，认识到西方文明的本源在于它的民主和制度，并巧妙地把西方科技归并到中国的实学中，克服了国人学习西方文明的文化心理障碍，在时代趋势和世界潮流面前因应时势，慧眼独具地认清了中国这艘古老航船应该前行的方向。
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一生治学，或兼收并蓄，或趋于保守，或超越时代，但他们的学不可谓不深、识不可谓不广，而这些学识向内收缩到最核心的地方，就是对圣贤之道的践履。作为真正的儒者，当他们的赤子之心、理想与信仰，投入现实的人生和政治之中，会激起怎样的滚滚红尘？——我们简要看一下他们的人生际遇。
（第三节）命有所定，运有所乖
“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里的一只蝴蝶，因为偶尔扇动了几下翅膀，结果微弱的气流导致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两周之后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州出现了一场罕见的龙卷风。”这个现象叫做蝴蝶效应，是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提出的。在中国文化里面，有一个故事堪与此媲美。“北宋治平年间，洛阳城内有一座天津桥，一天，有一位名叫邵子的高士正和客人在桥上漫步，忽然听到杜鹃的啼声，邵子不禁愀然不乐。客人问他缘故，邵子说：‘天下太平，地气自北向南；天下将乱，地气自南向北。洛阳本来没有杜鹃，今天忽然有了，说明地气已经由南向北。用不了多久，皇帝就要重用南方人出任宰相，变乱纲纪法度，终有宋一代而不得太平。’”——大家看看，这位北宋邵子的思维跨度，丝毫不比爱德华·洛伦兹逊色，爱德华讲的是昆虫和气候，邵子讲的是飞禽和政治。而在这个飞禽和政治的故事里，就蕴含着一定的中国人的命理观念，出现了像“地气”这样的名词。故事里的这位邵子，就是大名鼎鼎的邵雍邵康节；即将受重用的那位南人，是指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
邵子是在易学发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易学大师，宋史称他“远而古今世变，微而草木走飞之性情”，无不“深造曲畅”、“通达不惑”；民间称他“智虑绝人，遇事能前知”，是江湖术士们顶礼膜拜的祖师爷。
中国人的星相学、星命学虽然是集宗教、神学、文化、民俗以及心理、骗术等为一体的混合物，但其中也有一些值得人关注的未知领域。在这一点上，颇似蝴蝶效应所揭示的混沌学理论，从无序不规则的现象中找出有序必然的联系。说到这里，一定有朋友会问：我们要了解曾、郭、刘的生平经历，怎么把蝴蝶效应、混沌理论、邵康节和江湖术士都扯进来，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说得没错，因为曾国藩会看相，郭嵩焘也以觇看风水知名，刘蓉对此也颇有研究。曾国藩最着名的一次看相经历，是预言后来的湘军第一名将江忠源。道光二十四年（1844），郭嵩焘和江忠源一起进京赶考，两个人是道光十七年（1837）的同科举人，关系很近，所以郭嵩焘把江忠源引见给曾国藩。江忠源是一个性格豪爽的人，“任侠自喜，不事绳检”，与性格拘谨的曾国藩恰好相反，但是第一次见面，曾、江却谈得非常投机。送走江忠源以后，曾国藩对郭嵩焘不无欣赏地说了一句“生平未见如此人”，然后沉默片刻他又突然冒出了一句“此人必立名天下，然当以节烈死”。江忠源后来官任湖北按察使，咸丰四年（1854）战死于庐州（安徽），曾国藩的预言应验了。郭嵩焘看风水的知名度不啻于曾国藩看相的知名度，曾国藩和刘蓉两位老朋友最后的墓址选择，郭嵩焘都不辞劳苦亲身参与其中；刘蓉在与人往来的书札中于此方面也多有解语。尽管命理之说颇多虚妄，又尽是以讹传讹的成分，但曾、郭、刘自有他们的时代局限性，而且作为传统文化里根深蒂固的观念，对他们的影响是巨大的。
西方的心理学认为，命运观念是人的一种缺失性心理体验，当人的既定目标无法实现或者是遭遇不幸时，情绪被悲观、失望所笼罩而产生的一种自我安慰。而中国人的命运观念要被赋予更多的哲学含义和人生智慧，首先中国人认为宇宙万物之共同原始是气，气的特性是微而动，是变化的最小因子，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是不易觉察的变化，这些变化的积渐散合，构成宇宙的万形万象，中国人把气的这些量变过程叫做“化”，而把那些专门涉及人事的量变过程，就统而言之曰“运”。“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气运”，即是此意。“命”则指格局、过程、结果，又关乎“天”与“性”，天为不可知者，性为受禀于天者。“命”与“运”一静一动，其后面牵涉的都是“时”，人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面临着一个时空的大格局，而他人生的每一刻无不伴随着变化，新的气机的形成、气势的改变、固有格局被新的格局取代，这些都被统而称之为命运。正如人在不同时期，需要被动和主动地做哪些活动，哪些是必须做的，哪些是可以不做的，哪些是自己主动选择的，哪些是可以做成的，哪些是你无论使多大劲也无法做成的，诸如此类。我们正可以通过命理思想这一侧面，来加深对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一生遭际的理解，他们都是从穷乡僻壤中走出来的书生，后来重膺封疆大吏，在中国老百姓的眼中本来就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充满了传奇色彩。如果说现代人的重头戏要从出身、升学、就业、婚姻、事业谈起，那么我们就从他们的资质、出身、婚姻、升学、入仕、军兴、结局说起吧。
有一个传说，说曾国藩少年时有一天晚上在屋里看书，房梁上躲着一个小偷，小偷想等曾国藩睡着了之后再偷东西，可是这位曾少爷一篇文章怎么也背不会，一直折腾到半夜也没见想睡的意思。小偷到最后都被气疯了，从房梁上跳下来，把文章从头至尾背了一遍，然后对曾国藩说：“就你这脑袋，都笨到这样还念什么书！”摔门扬长而去。
这个故事是想说明曾国藩的智商不高，很多写曾国藩的书，都把他写成是笨小孩励志的故事。那么曾国藩的智商到底如何，真是那种愚不可及的类型吗？我们且看看曾国藩对自己的评价。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十七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在这里曾国藩认为自己天分不低，只不过是被身边的俗人们影响了。而且从语气上分析，他可能认为自己的天分还很高。曾国藩无时无刻不向弟弟们灌输“以诚待人”的观念，面对最了解他身世的家里人，相信他说的这句话应该是实在话。而在曾国藩的日记里经常流露出对自己诗文的自信，如“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吾狂言者”。曾国藩的诗文，深宏骏迈，雄奇瑰玮，自成一家。从他诗文的成就来看，曾国藩虽然不是天纵其才的生而知之者，但也绝不是平庸的寻常之辈。另外纵观曾国藩的家族，他爷爷和父亲在个性方面都有超常的表现，他的四个弟弟，曾国藩最认可的是三弟国华和四弟国荃，认为天分都在己之上；即使曾国藩认为天分稍差一些的二弟国潢，其实才能也很出色，把家里照顾得井井有条，使曾国藩免除了许多后顾之忧，所以说曾家的“遗传基因”是很优秀的。刘蓉和郭嵩焘更是天资聪颖、悟性甚高，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他们的家庭，和曾国藩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他们性格里面都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以繁勤自励，能胜劳躯之苦。《中庸》说“天命之谓性”，西方哲人说“性格即命运”，看来曾国藩、刘蓉、郭嵩焘的天分满足了他们能堪大用的基本条件。
和天资一样不能选择的是人的出身，曾国藩、刘蓉和郭嵩焘都远非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达官贵人之子，但是他们也颇得祖荫的庇护。以曾国藩为例，曾氏家族的兴旺实肇基于他的祖父曾玉屏，曾玉屏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天分过人，从曾国藩记录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曾玉屏的毅力和悟性。尽管他一辈子没能离开田间垄头，但不是圣贤也不失为一名豪杰。现在流行一句话“我不能成为富人的后代，但我能成为富人的祖先”，曾玉屏算是把这句话彻底兑现了。有传说曾玉屏因为宅基地和一个乡绅打了一场官司，明明有理结果却因没写好状纸而被判赔二百两银子，曾玉屏为此大病了半年，从此发誓要好好培养子孙读书。不管传说是否属实，总之曾国藩一出生就别无选择，他面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读书。读书为什么？当然是为了上皇榜，为了做官。有人问了，说如果曾国藩这辈子没能得到功名，那该怎么办？这个不需要回答，因为答案已经有了，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早做出了标准答案，那就是生儿子接着读书。
由此看来，命有所定并非虚言，人还没有出生，他的人生道路就已经被预设好了。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条路又有不同的走法。拿刘蓉来说，他就毅然决然地退出了科举之路，选择了归隐田间韬光养晦，如果从后来社会形势的发展来看，这不失为明智之举。当然这也与个人的心志和悟性有关。那么曾国藩和郭嵩焘为什么会头也不回一心一意地把这条科举之路走下去呢，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身上的责任和义务。他们身上担的担子实在太重了，承载了太多家庭赋予他们的期望，这也就是人的出身会对人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一生行事谨慎、本分，这与他从小就被培养成的循规蹈矩的个性有关，不过在面对他个人的“终身大事”问题上，他做得稍微过头了，这也许是他生命里的第一次。黎庶昌在《曾文正公年谱》中记载，曾国藩父亲的好友衡阳廪生欧阳沧溟非常欣赏他的文采，对他的试律诗和八股文大为赞赏，“因以女许字焉”，这一年曾国藩十五岁。
根据《钦定大清通礼》规定，男子十六岁、女子十四岁，就可以准许结婚。那么曾国藩是在什么时间迎娶的这位欧阳小姐呢？是在道光十三年（1833）十二月，曾国藩二十三岁的时候，在这一年里曾国藩考中了秀才，名字上了红榜。四年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曾国藩无畏时俗物议，算是彻彻底底地做了一回晚婚晚育的典型。人们只知道曾国藩一生科甲顺遂，不太清楚其中的付出，现在从他这种不羡鸳鸯只问功名的狠劲里，我们可窥一斑。欧阳夫人为曾国藩生育了三男六女，一生与曾国藩聚少离多，曾国藩在外以廉率属，欧阳夫人在内以俭持家。后来他们的小女儿曾纪芬回忆道：
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拮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以为督抚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若此。其时乡间有言，修善堂杀一猪之油，止能供三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作三日之用。修善堂者，先叔澄侯公所居，因办理乡团公事客多，常饭数桌。黄金堂则先母所居之宅也。即此可知先母节俭之情形矣。
欧阳夫人卒于同治十三年（1874），比曾国藩晚走了两年。正是因为有了这位贤内助的终生相持相助，才使曾国藩实践了他的圣贤之志，真正做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相比之下，郭嵩焘就没有曾国藩那么好的运气了。道光十五年（1835），郭嵩焘只有十八岁就考中了秀才，然后和当地人陈兴垲的女儿陈隆瑞结为夫妇。陈夫人为郭嵩焘生了一男三女，婚后一直跟随他辗转奔波，咸丰十一年（1861）在生幼女时死亡，终年只有四十三岁。值得一提的是，陈夫人故去两年之后，郭嵩焘在赴广东上任的途中路过上海，在冯桂芬等人的热心撮合下，续娶了苏绅钱鼎铭之妹。不料洞房之夜，新娘子的品貌实在让郭嵩焘大失所望，又因郭嵩焘的爱妾邹氏身穿命妇的服饰与新夫人相见，最后导致新夫人在到达巡抚衙门的第二天，就离开广东回了上海。这件事引起很大轰动，使郭嵩焘饱受非议，一是指责他不懂礼数，行事乖张；另外指责他治家尚如此不近情理，为政又怎能不有失稳重。所以说郭嵩焘的婚姻生活不但坎坷，而且对他的事业和声望都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出使英国，在欧洲的两年，他的如夫人梁氏作为大使夫人，和他一起举办茶会，参与交际应酬，算是弥补了他过去在处理婚姻关系方面的遗憾。
有资料说刘蓉的长女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后来嫁与曾纪泽为继室，长子培基生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后娶罗泽南之女为妻，由此看来，刘蓉结婚恐怕也不是很早。但因为资料所限，具体情况就不太了解了。
“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就是成功”，这句话也许适用于今天的有为青年，但绝不适用于当年在科考之路上搏杀的士子们，因为这件正确的事情太难做了。如果把这句话改为“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做成功了就是运气”，相信他们都会点头说“太对了”。曾国藩十四岁开始参加童子试，考了七次，在道光十三年（1833）二十三岁时中了秀才，这比他父亲少考了十次，提前了二十年。第二年二十四岁时首次参加乡试中了举人名列三十六，可以说非常顺利。其实考取举人是很难的，中了举人就相当于成为一名候补官员，有了做官和参加会试的资格，清代大文豪蒲松龄十九岁考中秀才，却一辈子也没能考上举人，直到七十一岁才破例成为岁贡生。郭嵩焘道光十五年（1835）十八岁考中秀才，道光十七年（1837）二十岁时就中了举人名列二十四，正是少年早达，前程无量。在这一年的冬天，曾国藩和郭嵩焘结伴入京，准备参加来年道光十八年（1838）的会试。没想到道光十八年竟然成为两个人命运的分水岭，在此后的十年里，两个人的境遇真称得上是天壤之别。
曾国藩在道光十八年的会试中是第三十八名贡士；殿试列三甲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本来以此成绩也就被授个各部主事或知县，弄不好还要候补。谁知曾国藩吉星高照，在殿试之后的朝考中发挥出色，来了个惊天大逆转，名列一等第三名，还不仅仅如此，道光皇帝看了之后，又把他从第三名提到第二名，真是好运气来了，想挡都挡不住。于是曾国藩就进了翰林院做了庶吉士，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研究生。两年多的研究生院生活很惬意，光是省亲就用去了一年半。道光二十年（1840）正月曾国藩回到京城，在四月的翰林院散馆考试中名列二等十九名，被授以翰林院检讨，从此以从七品的官阶正式迈入仕途。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被提为翰林院侍讲（从五品），连升四级，直接跳跃翰林院编修（正七品）、翰林院修撰（从六品）、内阁侍读（正六品）。道光二十五年（1845）五月，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正五品），六月补授左庶子，九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开始充任文渊阁直阁事，相当于皇家图书馆业务副馆长。道光二十七年（1847）六月，升授内阁学士（从二品），兼礼部侍郎衔（正二品待遇），又是连升四级。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被正式升授礼部右侍郎（正二品），以后分别兼署兵、工、刑、吏四部侍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连跳十二级，真可谓是青云直上。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曾国藩在仕途上如此顺利脱颖而出的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打铁先需自身硬，他的文章、道德、学问、才干，特别是他性格的坚忍，行事的谨慎、严密有条理，看问题的敏锐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圆熟老练，在当时的官员中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但是有了千里马，还需要有伯乐，能遇到伯乐并被伯乐发现才是人一生中最大的运气。关于曾国藩发达的传说有很多，其中普遍认为发现曾国藩的伯乐是军机大臣穆彰阿，穆彰阿是道光十八年会试的主考官，与曾国藩有师生之谊。但我认为虽然穆彰阿对曾国藩器重赏识确有其事，可是道光皇帝的慧眼识才也不可小觑。道光皇帝能在朝考中把曾国藩从一等第三提到一等第二，相信这件事情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自己奖掖提拔的这位年轻人也抱有一定的关注和期待。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三年和道光二十七年的两次詹翰大考上，分别名列二等第一名和二等第四名，两次都获得了连升四级的提拔，虽然考试成绩不错，但提拔也属破格，连曾国藩在写给祖父的信中也多有“此皇上破格之恩也”、“蒙皇上破格天恩也”的字句。道光皇帝虽不是一个能振衰起敝的明君圣主，但也确实是一位兢兢业业崇俭抑奢励精图治想有所作为的勤政皇帝。他曾经重用湖南人陶澍，力排督抚众议，取得了盐漕改革的成功，所以对湖南人颇有好感。在曾国藩充任文渊阁直阁事之前，日记中就有“天语垂问共四十余句”的记载。入值之后因侍从道光皇帝读书，交流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随着了解的加深，道光皇帝对陶澍的这位小同乡青睐有加，使他成为大清二百年历史上第三个不到三十七岁就官居二品的大员，历史证明了道光皇帝的眼光，而对于曾国藩来说正是鸿运当头。
郭嵩焘于道光十八年（1838）的会试中落第，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会试，不过对于他来讲也没有什么，在京师结交了很多同考的湖南士人，同年八月秋天和曾国藩一起回家。道光十九年（1839）年底，和曾国藩再次结伴赴京，参加道光二十年（1840）的会试，结果又一次落榜。六月曾国藩突然得了急病，差一点不治而死，多亏了郭嵩焘、欧阳兆熊、吴廷栋等一帮在京朋友的照看才化险为夷。之后郭嵩焘应浙江学政罗文俊之邀，前去入幕却正赶上鸦片战争。道光二十四年（1844）郭嵩焘已经二十七岁，再一次前往京师住在曾国藩家里准备会试。会试之后，曾国藩亲自送他参加“大挑”。大挑是指挑选屡试不中的举人，由礼部分省造册，分为知县、教谕二等录用。郭嵩焘会试、大挑都未被录取，后来与冯树堂一起考中了教习，留在京师。此时的郭嵩焘因功名不遂，大有穷愁潦倒之感。道光二十五年（1845）恩科，郭嵩焘再一次落榜，如此已经四度落第了。第二年郭嵩焘应江西吉安知府陈源衮之邀入幕，不到一年又准备入京参加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会试。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初九郭嵩焘入场，十六日出场，终于中式贡士。四月二十一日殿试，名列二甲第三十九名，授进士出身，以庶吉士进翰林院。这一年秋天离京省亲，没想到赶上父母先后去世，只得在家丁忧守制，成为为数不多的不能参加散馆考试的庶吉士。虽然郭嵩焘考中进士才不到三十岁，只比曾国藩晚两年，但这十年的煎熬经历，已经使他神情大为消磨。郭嵩焘的个性，从来就是不做第二流人，进取心极强，所以挫折感愈大。况且与曾国藩等人的科甲顺遂相比，现实的反差使郭嵩焘的心理压力尤剧。
实际上郭嵩焘虽然历尽千辛万苦做成了正确的事情，但他已错过了正确的时间，随之而来的社会动乱，彻底打乱了他的仕进之路。
刘蓉自道光十七年（1837）年底与曾国藩、郭嵩焘分别后，一直隐居乡里。
他一贯反对功利之习、科举之学，因此乡居期间，以寻师访友、着书立说为乐，当然经历鸦片战争之后，他也十分关注局势，在与乡贤、友人的信中发表了很多批评时政的意见。刘蓉从少年时起，就志向远大，一心以任道为先，绝意仕途。曾国藩在《养晦堂记》中说他，“自其壮岁，则已泊然外富贵”，而且刘蓉一生最注重名节，绝不肯轻意为利而改变初衷。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起义，刘蓉的人生命运也许仅限于一个广着文名的乡间硕儒，可是时代改变了刘蓉的生活。咸丰元年（1851），由于县令朱孙贻一再要求，在父亲刘振宗的督迫下，一向不乐贬道以求仕进的刘蓉参加了童子试，并以县试案首中了秀才。所以说刘蓉的升学和入仕都是在军兴之后了。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金田村发动武装起义，这是一起严重动摇和改变清朝统治的重大事件，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在以后的时间里，读书养望、科举仕进都退居其次，在这个时间段里最正确的事情就变成了领兵讨逆、行军打仗了。咸丰二年（1852）七月，曾国藩赴江西充任乡试正考官，途中闻母丧返乡，时值太平军进犯长沙，十一月上谕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事务，实际上就是任命他为团练大臣。但此时的曾国藩尚举棋不定，草写奏章请求终制。适逢郭嵩焘前来吊唁并以出保桑梓力劝，促请其“墨绖从戎”，才打消了曾国藩为母守制的念头。“墨绖从戎”是指服丧期间从军作战的古制。
稍后刘蓉劝请出山的书信也到了，曾国藩后来回信说“吾不愿闻弟谈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刘蓉、郭嵩焘遂先后入幕相助，并表示“服劳不辞，惟不任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曾国藩告诉管钱粮的下属，“郭、刘二君，是吾兄弟，不与众同。薪水惟所支用，不限数也”。而郭、刘在营时未支用一钱，终曾幕而不获保荐，确实说到做到。时势的变化就是如此不可思议，时势的力量就是如此不可抗拒，高居庙堂的曾国藩、守制在野的郭嵩焘、远僻江湖的刘蓉，本来已经殊途异路的三个好朋友，现在再一次被命运召集到一起，重新开始了新的征程。
军兴之后的命运，与曾国藩十四年的京官生涯恰好相反，每一天都是在困逆和凶险中度过。曾国藩先是募勇，然后在长沙设立审案局。没想到他的这两项举措都触动了地方官员的奶酪，惹得绿营兵闹事，整个长沙官场对他不能相容。曾国藩只好躲到衡阳练兵，改革军制准备大干一番，结果出师不利靖港惨败，曾国藩不堪重负投水自杀，幸被部下救起。经过了生死成败的考验之后，曾国藩完成了从书生文官到军人统帅的转变，先后取得了城陵矶大捷和攻克武昌的胜利。显赫的军功奠定了湘军的军事地位，曾国藩被任命为湖北巡抚署理，也就是暂时代理湖北巡抚。但是十二天之后咸丰帝断然取消了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任命，赏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从此之后，曾国藩的头上又多了一把随时监视他谋反的利剑。咸丰五年（1855）湖口大败，曾国藩再一次被逼上绝路，“欲策马赴敌以死”。
然后坐困南昌，为广西官场所不容。咸丰七年（1857）父逝回乡请求守制，被时人讥为“非礼非义”，而咸丰后来的准许其守制，也暗含有卸磨杀驴之意。经过一年多的悔愧自省，咸丰八年（1858）七月曾国藩出办浙江军务。客悬七年之久后，才最终被授以两江总督头衔，算是彻底辞别了无职无权的尴尬生涯。谁知驻军祁门，适逢太平军攻破徽州，十倍太平军将士最近距离曾国藩大营仅二十里地，可谓“危险万状”。咸丰十一年（1861）攻陷安庆，清除了通往天京的最大障碍。同治三年（1864）攻陷天京，最终完成了曾国藩东进取江西，克安徽，从长江上游步步进逼天京的战略计划。盖世功勋的风光背后，是充满杀机的政治风浪和陷阱，清朝以“夷狄”入主中原，怎么能容忍汉人如此染指军权，曾国藩的前途注定是“兔死狗烹”的下场，中华民族又面临着一场新的血雨腥风。然而曾国藩以超人的智慧从这场政治漩涡中走了出来，为表明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迹，尽管他身心精力早已大为消减，本应告老还乡，但却又奉上谕赴山东剿捻。一年之后剿捻无功，回任两江总督，然后又调任直隶总督。就在曾国藩已经六十岁的时候，肝病日趋严重，右眼完全失明的情况下，再次接到上谕奉命处理天津教案。深感大限已至的曾国藩，不顾个人性命安危立即展开调查、厘清事实，在综盘考虑各方利益和力量对比情况之后，没有迎合清议、逞一时之快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他的天津教案处理意见招来舆论大哗，多年以来建立的道德名誉形象，转瞬之间倾塌，不仅被冠以汉奸、卖国贼的骂名，连乡籍都被从湖南会馆清除。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曾国藩就是在这种“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的压力之下，走完了他六十二年的人生历程。
咸丰二年（1852）七月，太平军进围长沙，刘蓉开始与罗泽南、王錱、李续宾兄弟一起协助湘乡县令朱孙贻操办团练。他们招募的团勇，成为曾国藩后来创建湘军的基础。自此，刘蓉的人生发生了转折，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愿和率性的书斋生活。其实刘蓉后来的军旅之路之所以曲折，也就是与他不愿意放弃个人意愿，无法改变自己率真执着的性格有关。咸丰三年（1853）二月刘蓉加入曾国藩幕府，后因葬母返乡。咸丰四年（1854）二月再入曾幕，在此之前，江忠源已战死庐州，对刘蓉的打击很大，他在帮助曾国藩整顿军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七月攻克岳州，刘蓉随曾国藩赴南津港指挥。咸丰五年（1855）二月石达开火烧湘军水师，曾国藩欲策马赴敌而死，刘蓉和罗泽南力劝乃止。八月罗泽南从义宁赶来与曾国藩、刘蓉面商军机，决定回师攻复武昌，由罗泽南自领中军，刘蓉领左军，李续宾领右军。在蒲圻战役中，刘蓉的弟弟刘蕃被流弹击中致命，刘蓉悲痛异常，护送尸骨还乡，遂辞归养亲。失去亲人的创痛，使刘蓉深刻意识到军旅生活非他所愿，他最向往的还是宁静自由的书斋生活。其间朝廷多次下谕敦请他出山，都被刘蓉拒绝。直到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因樊燮案向湖南巡抚骆秉章提出辞职，并举荐刘蓉替代自己，刘蓉才不得不再次出山。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随骆秉章西行入川，镇压李永和、蓝大顺起义。刘蓉实掌军务，在绵州大败蓝大顺，被破格提升为署理布政使之职，同治元年（1862）实授，其超拔擢升速度之快为湘军第一人。同治二年（1863）刘蓉亲赴雅州筹划围攻由滇入川的石达开部十余万人，屡战屡胜，诱降石达开并处以极刑。随后整顿在汉中新败的湘军，乘太平军东援天京，收复汉中、城固等地。同治三年（1864）四月至西安接任陕西巡抚，在任内平定镇压多支太平军、捻军、回民起义军。同治四年（1865）三月，翰林院编修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参劾恭亲王奕欣，内涉攻击刘蓉“善夤缘而外任封疆”。本来对于这一类言官的参劾，只要据实回奏，表现出诚惶诚恐的态度，也就没事了。可是性格刚严、嫉恶如仇的刘蓉对此进行了义正词严的辩驳，惹得御史再次参奏他“放言高论，妄自尊大”，结果触怒朝廷，被降调革任，后又恢复要他“仍带革职留任处分署理陕西巡抚”。同治五年（1866）刘蓉因病奏请开缺，十一月新任巡抚乔松年正式到达西安上任，刘蓉仍不准回籍，受命被留陕督办军务。因与乔松年意见不合，又因军队欠饷日久，以及轻敌冒进所托将领非人等诸多因素，十二月刘蓉属下的三十营湘军在西安东面的灞桥十字坡被张宗禹所率的西捻军全歼。湘军奇才、屡立战功、军事才能出众的刘蓉，从此英名毁于一旦，命运无情地和刘蓉开了一个玩笑，给他打上其成也勃，其败也忽的悲剧烙印。然而推究这场惨败的本质原因，非刘蓉无才，浪得虚名，而是他的性格过于耿介，过于激浊扬清，不能圆融地处理官场内部的上下层关系，遵循官场的陋习和潜规则，所以一旦失去骆秉章这样的靠山以后，自己就不能独当一面了。同治六年（1867）春夏之交，刘蓉被革职返归故里，从此足不出户五年，专心读书治学，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病逝。
郭嵩焘一生最得意的两件事情，都发生在军兴之后，一是力劝曾国藩“墨绖从戎”，他认为是自己实赞其行；二是编练湘军水师，他认为是自己实发其议。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曾国藩在郭嵩焘的劝说下，毁掉请求终制的奏疏决计出山。其实在此之前的一个多月，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左宗棠，已经加入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府，郭嵩焘亦分享敦劝之功。正是因为曾经大义劝曾、左出山，所以当好友时任湖北按察使的江忠源来信说：“兄纵不为弟出，独不为天下计耶？”郭嵩焘实在无言以对，只得投笔从戎。时值太平军西征部队围攻南昌，郭嵩焘随罗泽南带领一千多湘军，增援江忠源，在交战之余，识见高人一筹的郭嵩焘观察到太平军船只在长江上面通行无阻，往来神速，不仅认识到“非急治水师，不足以应敌”。他把想法告诉江忠源，江忠源马上意识到郭嵩焘提议的战略意义，于是要他代写奏章。后来的战事发展，印证了郭嵩焘看问题的前瞻性。在太平天国后期几次重要的决战中，太平军都是因为陆师单独作战，而尽失战机，相反湘军水师独大，水陆配合如虎添翼。咸丰四年（1854）郭嵩焘被朝廷授以翰林院编修，又重新回到仕途的正轨上来，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江忠源在上奏中强调他在江西助战有功。
但江忠源不幸战死于庐州，郭嵩焘只得去衡州帮助曾国藩营建水师，并一直负责筹办粮饷。咸丰七年（1857）年底，郭嵩焘重回北京赴任翰林院。不到一年，咸丰八年（1858）年底，蒙兵部尚书陈孚恩举荐，被咸丰皇帝着在南书房行走。此时的权臣肃顺亦对楚才极为推重，局面对郭嵩焘的个人前途极为有利。不足两月郭嵩焘被委以重任，参赞僧格林沁防务津沽。僧格林沁在当时被誉为既贤且勇，郭嵩焘亦是诚心与之合作。但无论战略还是战术，郭嵩焘与僧格林沁都是格格不入。僧王主战，而郭嵩焘认为洋人通商之局已成，战无了局、后患无穷；在具体防务方面，两个人之间的分歧也是很大。幸好咸丰九年（1859）九月，郭嵩焘奉命前往山东查办厘税诸事，他到之后跑遍了沿岸的每一个海口，拟定章程，规划全局，可谓辛苦至极，不料因为协助他的僧王属下暗中掣肘，他委派士坤开办的厘局因此事故频发，僧王遂以“擅行开办”对郭嵩焘施以参劾。而山东巡抚文煜不敢得罪僧王，反倒对郭嵩焘落井下石，使得郭嵩焘被交部议处，降两级调用。实际上咸丰皇帝并没有改变对他的好感，可是倔强的郭嵩焘却乞病休回籍，主动放弃了这次在仕途发展的绝好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他爱憎分明的文人性格起了决定作用，他确实对这个只讲利益不讲是非的腐败官场心灰意冷了。三年之后同治二年（1863）七月，身任两淮盐运使的郭嵩焘正忙于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筹饷，却再次接到谕旨着三品顶戴署理广东巡抚。而这一次在广东的任职经历，本来雄心勃勃，却又困于督抚不和，到处碰壁，历尽挫折。先是受抑于两广总督毛鸿宾，然后再受抑于署理总督的广州将军瑞麟，令人不可想象的是最后竟惨遭同乡好友左宗棠的恶意相倾，在奏疏中四度弹劾他。这里面固然有郭嵩焘遇人不淑的成分，但推究个人原因也与他勇于任事不妥协的行事风格有关，打破了大清官场上下之间唯唯诺诺，“多磕头，少说话”的潜规则。做了两年多的广东巡抚，同治五年（1866）五月屡受阻扼满腔郁怫的郭嵩焘终于离任广东，而官声之差竟然有甚于那些贪官污吏，这是他仕途中遭遇的第二次滑铁卢。此后八年郭嵩焘隐居乡野，直至光绪元年（1875）再次被起用。光绪二年（1876）十月，郭嵩焘被任命为大清帝国的首任公使前往英国，出使前后风波不断，先是被国人视为辱国之举，横遭议论，成众矢之的；后又有他所写的《使西纪程》刊刻出版，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再有副使刘锡鸿有意相制、恶意构陷，列“十款”、“三大罪”攻击郭嵩焘。终于在光绪五年（1879）三月，郭嵩焘被召返回国内，这次花甲之年的游宦经历，成为郭嵩焘仕途上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痛。实际上此时的郭嵩焘才六十二岁，距离光绪十七年（1891）过世还有十二年时间；距离中日甲午海战还有十五年时间；而此时的日本，明治维新才刚满十年，作为当时中国最清楚世界形势的顶尖人才，本应在此关键时刻发挥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清政府对于郭嵩焘不但没有委以重任，更不要说像曾国藩一样被视为柱石，相反却是高高挂起，让他终老于江湖。如此荒诞的结局，不知是天意，抑或是人事。
曾国藩、刘蓉、郭嵩焘的人生际遇，就是由这样的一幕幕重头戏所组成，在每一段经历里，面对着不同的格局，他们展现出自己不同的变化，而这一切背后都隐藏着命运的潜台词。纵观他们的人生经历，不可不谓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不可不谓精彩，作为读书人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不仅能够出将入相还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作为信仰坚定的儒者他们也是成功的，因为他们把“穷理尽性”发挥到了极致，不仅立德立言还成就了彪炳千秋的中兴之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为大变局中的国家和民族奠定了很多进步的因子。但是造化弄人，他们的个人命运又是和家运、国运、时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生逢乱世无论成败顺逆，总是忧勤惕厉、终生怫郁——他们想撑起将倾的大厦，无奈力不从心，最后都以悲剧收场。
（第四节）德有所成，道有所传
从湘水岸边的青年学子，成长为左右十九世纪中国历史舞台的大人物，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一路走来，与其说他们显扬于经世卫道的军政事功、卓越深刻的思想见解、力挽狂澜的治国之才，毋宁说他们成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作为带有浓厚理学色彩的士大夫，他们对传统文化中固有美德的追求，往往超越了现实的政治和人生。曾国藩在《湘乡昭忠祠记》中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咸丰元年（1851）五月，曾国藩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同时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说“折奏虽多，断无似此之激直者，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看来身家性命也无法阻挡曾国藩对“忠”的践行；同治九年（1870）六月，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从大局出发，采用妥协方式处理，结果引来举国声讨，曾国藩再一次用一生清誉换来了对“忠”的践行。这种超越生命和毁誉的“忠”，已经不单单是针对一家一姓的清朝统治阶级了，而是上升为爱国爱民的“公”的层面。如果说在曾国藩、刘蓉、郭嵩焘眼里，“忠”还是传统纲常伦理的基础、前提，那么“诚”则成为天地万物之本了。《中庸》
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实是天道的法则，使自己诚实是人道的法则。对于“诚”的追求，是他们人生中的主旋律，实际上也是他们事业发展前进的原动力。刘蓉的直、郭嵩焘的真，都是对“诚”的最好诠释，曾国藩在写给郭嵩焘的信中曾讲过一段自己最难熬的内心经历，“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然造端过大，本以不顾死生自命，宁当更问毁誉，以拙进而以巧退，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犹有余羞！是以戊午复出，誓不反顾。”由此可见，“诚”是如何植根于他们的灵魂深处，又是如何对他们的人生事业起到关键作用的。正是因为具有了公诚之心，所以他们才能治事以勤，待人以恕，服众以廉，应物以明，才能识广度宏，成就非凡的气局和胸怀。也正是因为拥有了这样的人格素养和人格规范，才使他们“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其中以曾国藩尤为突出，被后世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典范。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衡量，曾国藩、刘蓉、郭嵩焘自有其历史局限性，他们永远无法跳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立场，他们拼命扞卫和维护的封建等级制度，是注定要被时代所淘汰的，这是他们的悲剧，他们只能看到旧世界的覆灭，而不能等到新时代的曙光。不过，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救亡图存的夹缝间，在内外交迫的困境下，他们执着于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应用，最后能够舒解时艰救民于水火，使传统文化有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精彩展现，可以说他们深得中国传统文化之正，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集大成者，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再造者、发扬光大者。作为那个时代英才的杰出代表，他们秉性中的刚毅、诚笃，他们所遭际的复杂、艰危，使他们一改南宋以来中国文化气脉的虚、骄、文、弱，更趋向于中国文化固有的阳刚、包容和实事求是精神。正是因为立足于这样的文化立场，拥有这样健康的文化心理，所以他们一生艰苦卓绝所开创的业绩，在很多领域都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政治上他们秉持的是“致贤、养民、正风气”的原则，博采众长择善而从，既注重为政与修身的关系，又重视法令规则的营建，他们的政治远见和政治勇气，都是值得后人景仰和效仿的；军事上湘军的军事思想虽然没有发展成完整的体系，但对中国近现代军队建设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曾国藩开创的把政治思想工作介入军队管理的方法，更是为蔡锷、蒋介石、毛泽东等时代人物所推崇和追随；教育上他们都是人才至上论者，其中曾国藩更是培养人才、识别人才的大师，他开创了幼童留美学习的先河，刘蓉和郭嵩焘也都是多年致力于桑梓的书院建设，他们的教育思想和经验，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和整理；外交上曾国藩、郭嵩焘的认识是超越时代的，曾国藩在外交上提倡的“记大德忘小怨”、“待之以诚”，是现代和平主义外交的雏形，李鸿章继承了他的衣钵，后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也没有超出它的范畴。郭嵩焘“避战求和”的外交思想，长期以来被误解为是投降主义、卖国主义，实际上历史已经证明了处于那个时代的积贫积弱的中国，每战一次都会损失更大一次，更惨一次。郭嵩焘的见解是在和局的前提下徐图自强，他清醒地认识到背弃敌我力量客观现实的外交政策，终究会贻误全局、贻害民族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代表着那个时代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的最高认识水平，他们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和认识程度，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在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思想转变，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发展到曾国藩主张的“师夷智”，再到郭嵩焘最后发出“非民主之国，其势有所不行”这样在今天听来尤振聋发聩的呼声，说明中国人对待西方文明的认识，已经由表面走向了思想制度层面，这其中他们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就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后人也有一定的启迪意义。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一生相知，他们互相切磋学问、砥砺气节，用一世友情见证了自己的人生，见证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谱写了他们的传奇。曾国藩曾写过一首诗，最能表露出他们对于自己人生的感慨，我们录在这里，作为全篇的结尾：
山县寒儒守一经，出山姓字各芳馨。要令天下消兵气，争说湘中聚德星。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书生自有平成量，地脉何曾独效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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