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沈葆桢二人尽管年龄、籍贯不同，身世、个性迥异，但同样具有经世致用、修齐治平的远大理想，都是晚清“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深深的足迹。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孰是孰非，这段历史公案，结果已不重要，但是二者之间关系的疏密变化，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晚清时局的变化。虽然他们在论辩攻讦中也难免有过激与失度的地方，但并不能因此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反而使他们从教条刻板的教科书中走进人间烟火，成为一个个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历史人物，也使我们能够穿越一百多年岁月的烟尘，窥见当时那些机锋交织的暗流和曲直是非的漩涡……
（第一节）本自同门出，相煎何太急
应该说，沈葆桢早年的飞黄腾达与入府曾营以及曾国藩的大力举荐是分不开的。正如庞百腾教授在《沈葆桢评传》
一书中所言：
1856年到1862年，在短短的六年中，沈从知府（从四品）晋升到省的巡抚（从二品），期间还有两年的自动离职（1859年7月至1862年1月）。这段时间内他的升官疾如流星，其后就不再有如此迅速的提升。危急年代和曾（他在这一时期跃到高位）的庇护，都是起作用的因素。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当曾国荃围攻天京进入最紧要的关头，沈葆桢突然不经函商，径直奏请，将原来解往雨花台大营充作军饷的江西厘金全部扣下时，曾国藩的愤怒之情了。
曾国藩比沈葆桢年长九岁。当曾在京踌躇满志，擢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时，沈刚刚实现家族夙愿入翰林，迈出自己仕途生涯的第一步。但官阶与地位的悬殊，并不能阻隔这两颗志存高远、卓尔不群的心灵彼此间的惺惺相惜。
曾国藩最初注意到这个来自福建的年轻人，并不仅仅因为他是鼎鼎大名的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而是由于一封奏折。
咸丰四年（1854），正值太平天国起义烈焰正浓之际，清廷已被迫采取守势。十月，曾国藩在屡战屡败后终于取得一场大胜，成功收复了战略要地武汉。咸丰皇帝龙颜大悦，立即赏给曾二品顶戴，并任命他署理湖北巡抚。但对于下一步的战略，朝廷内部意见并不统一。
时任江南道监察御史的沈葆桢在对形势进行客观分析之后，上奏《请饬统兵大臣乘胜东下折》，认为不宜立刻任命曾国藩为湖北地方官并着手湖北的恢复，而应让其乘胜追击。奏折中的策略方向和对军事形势的估计同曾国藩不谋而合，从而使他开始注意到这个年轻的御史。无意间，沈葆桢的远见卓识促成了他们二人关系发端的媒介。
曾国藩与沈葆桢的直接接触是从咸丰六年（1856）开始的。当时，太平军重占武汉三地，控制了长江流域的最重要地段之一，太平天国正走向全盛。
而曾国藩则面临着极端严峻的军事形势，供给不足，舆论压力增大，咸丰皇帝甚至对他发出了斥问。为了扭转形势，曾国藩迫切需要网罗大批人才来丰满自己的羽翼。恰在这年一月，沈葆桢受命担任九江知府，来到了江西。
欲经营好九江，就必须与负责江西一带防务的曾国藩保持良好的关系。于是沈便到位于南康的湘军大营拜见曾。
这次相见的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此前即对沈有着良好印象的曾国藩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因此他力邀沈加入自己的参谋部，为湘军出谋划策。由于此时府城九江仍被太平天国所控制，沈葆桢也别无去处，只有暂时入府曾营，等待新的任命。三个月后，广信府有了空缺。五月，沈葆桢便告别了曾国藩，到新官署就任。
事实证明，沈与曾的幕府关系虽然短暂，却对他日后事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曾国藩作为这一时期的关键人物，凭借其超强的个人魅力及显赫的政治地位，吸引了一大批学者、名流，组成了超强的幕僚班子，这无疑会极大地提升沈葆桢的眼界和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有影响的人物，从而使沈有了一张对其事业大有裨益的关系网。如郭嵩焘、李元度、周开锡等人，都在沈未来的事业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曾沈关系有突破性的进展，是在咸丰六年（1856）九月，沈葆桢取得了防卫广信的成功。
广信是浙赣走廊这一“生命线”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防守成败对曾国藩而言事关重大，因为他当时正深陷被困江西的窘境。如果失败，那么后果不堪设想。这样的重任交到了刚刚转任广信知府的沈葆桢手中，而沈也没有让人失望，再一次证明了曾国藩的“识人之明”。
对于曾国藩而言，广信防卫的成功不啻为天大的福音，因为存亡攸关的不仅是他唯一的供应线得以保全，而且保住了他岌岌可危的领导地位。曾给沈的现实回报，就是极力向朝廷赞扬他的功绩，这又进一步彰显了沈的不同凡响。
咸丰七年（1857）六月，担任知府仅仅十三个月的沈葆桢，被任命为广饶九南道的道台，负责广信、饶州、九江、南康的防务。双方无形中形成的这种双赢关系，为二者关系在将来达到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咸丰十年（1860），清廷苦心经营的江南大营全线溃败，扞卫清王朝的重任不得不落到曾国藩和他的湘军身上。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位高权重的曾开始向朝廷大力举荐沈：查告养按察使衔九江道沈葆桢，明而能断……至该道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
翌年年末，清廷下旨：（沈葆桢）迅赴曾国藩军营，听候该大臣酌量奏请简用。同时指示曾：现在地方军务，在在需人。该员（指沈）到营后，即由曾国藩查看才具，如果能胜任，不必拘守常格，迅速保奏，听候简用。
同治元年（1862）正月十七日，沈葆桢被擢升为江西巡抚，时年四十一岁。这无疑是曾沈关系融洽到鼎盛的标志，但同时，也成为二者关系的分水岭。此后，他们便不断疏远乃至鲜通音信，而起因，就是由于“厘金之争”。
湘军非国家经制之兵，兵员自募的同时饷源也需自筹。打仗其实打的就是钱。战场上看得见的是刀光剑影、炮火硝烟，看不见的是白花花的银子。晚清时期的财政早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太平天国起义更是加剧了这一颓势。因此，相对于募兵和督军，筹饷是更让曾国藩感到头疼的问题。
曾国藩与江西巡抚间的军饷之争由来已久。咸丰四年至七年（1854—1857）间，江西巡抚陈启迈等视曾为客军，双方屡起冲突，关系很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争夺军饷、厘金引起的。咸丰八年（1858），再出后“性情大变”的曾国藩，开始注意与地方官吏搞好关系，因此这一时期的江西巡抚毓科等人与曾合作得较好，能够“尽本省所出，全力支持湘军”，曾国藩的筹饷压力大为缓解。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后，又先后奏明朝廷，将江西漕折、厘金等项全部提取，充作军饷。自此，江西便成为湘军的主要饷源地。
实际上，当初曾国藩极力保举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也有保障军饷这个方面的考虑。因为在他及湘军首领看来，沈久在曾氏幕府，熟悉湘军情形，又久任江西之官，熟悉江西情况，相信他出任江西巡抚后应该对湘军和曾给予有力支持，能在这一湘军的重要饷源地为湘军提供充足的军饷。
但是，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是，沈葆桢就任江西巡抚后不久，“地方主义倾向”就压倒了对他的感激之情，不仅未能如之前所期望的那样成为自己的强助，反而与他展开了一系列的利益争夺。
曾国藩认为，沈葆桢之所以把江西的财政收入留为己用，不愿再为湘军供饷，是急于想干出成绩，早日出将入相。
而沈葆桢显然不同意曾的说法，二人为了争饷，在皇帝面前打起了笔仗。
曾国藩为此“郁闷殊甚”。因为没有了这笔饷银，使得湘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欠饷多者十五个月，少亦八七个月”，屯兵天京城下的曾国荃每天只能发四成饷，士兵们甚至连半饱也吃不上，只能煮粥度日。湘军各部开始出现久违的“逃散现象”，并呈逐步增多之势，“达千人之众”。曾国荃因此大为不满，屡屡向大哥索求。曾国藩虽然极不满意沈的作为——他在日记中写道：
因沈中丞奏截留江西漕折，银两每月少此四万，士卒更苦，焦虑不已。
但考虑到江西军情确实严重，曾国藩只得忍下来，好言劝慰弟弟，有时则从别处腾挪一些饷银给他们。
同治二年（1863）三月，曾国藩给九江关道蔡锦青寄了封私信，叫他解九江关洋税三万两给金陵围师，以清积欠。不料蔡锦青刚解了一半时被沈葆桢知道，沈将蔡怒斥一顿，扬言若不收回，则撤去蔡的道员之职。
曾国藩对沈葆桢如此不讲情面大为光火。且不说沈是他一手保荐上来的，即使无这层关系，也要执行朝廷命令接受总督节制。沈此举既无情又无理，按照曾过去的性格，早就奏参了。但他毕竟不再是从前的那个曾国藩，最终还是忍下了这口气，将收到的一万五千两银子如数归还。金陵城下的曾国荃破口大骂沈葆桢，甚至责备大哥太窝囊。曾国藩听了，只是苦笑而已，并不分辩。
但厘金之争并未因此稍有好转，反而随着时局的发展愈演愈烈，曾沈二人的关系也愈来愈紧张。
同治三年（1864）正月二十一日，曾国荃率部攻陷天堡城，天京被湘军完全合围。眼看金陵城就要攻破，正是要拿银子去鼓励吉字大营卖命的时候，可这年三月，沈葆桢再次奏请，将应解金陵的五万厘金全部截留，统归本省支用。
曾国藩感到愤慨，他严厉地提醒沈葆桢：
臣忝督两江，又绾兵符，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臣皆得奏明提用。何况厘金奏定之款，尤为分内应筹之饷，不得目为协饷，更不得称为隔省代谋。如江西以臣为代谋之客，则何处是臣应筹饷之地？
他责备沈，作为一个官员是对上司的无礼，作为同僚和他的被庇护人，则又全无体恤之心。
但沈葆桢并没有知难而退。他上疏朝廷，据理力争，告曾国藩眼睛里只有金陵，全然不顾江西的危难，并声明若将厘金强行解走，他只有辞职不干。
更使曾国藩不能容忍的是，沈葆桢还得到了曾的好友、大学士、户部尚书倭仁的支持，并通过倭仁上奏，说两湖、川、赣、粤每月协解湘军军饷十五万五千两，即使不能全解，每月亦有十万两的进项，且江浙大半肃清，上海更是富甲天下，曾国藩强解赣厘，不是广揽利权、贪得无厌吗？
曾国藩看到了这份转发下来的倭仁奏折，简直要气昏了。饷银不继，金陵围师很可能功亏一篑；索求厘金，又激起上下忌恨。曾左右为难，忧虑重重，本已好多了的癣疾又突然发作，弄得他痛苦不堪。
“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曾国藩终于忍不住对着几个心腹幕僚咒骂起沈葆桢来，“我要建议朝廷于博学鸿词科外，再增设一个绝无良心科，取沈葆桢为第一名。”
彭寿颐和杨国栋等幕僚甚至揣摩曾国藩的意图，抢先起草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参折，罗列了沈葆桢的几条罪状：防守不力，丢州失县；吏治无方，奸角当道；大权旁落，劣幕操纵等等。特别是将这次拒绝拨饷，造成金陵不能速克的危害大大渲染了一番，建议朝廷立即革职查办。
奏稿在曾国藩的手中捏了很久，但却迟迟没有签发……幕僚们有些不理解，当年曾国藩只是作为一个在籍侍郎，客居江西，而江西巡抚陈启迈是他的同乡同年，尚且不能相容，罗织罪名，抗词上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现在他位居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奉皇太后、皇上之命节制四省军务；权力之大，威望之高，三藩以来没有第二个汉人可以相比。而对于沈葆桢这个“晚辈下属，又是自己所提拔的人”，却为何如此迟疑犹豫，拿不定主意？
其实，此时的曾国藩已经从当初的愤怒中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反思自己，推己及人，回想着沈葆桢的种种好处与难处——“为何江西的巡抚老是跟我过不去？沈葆桢在幕时也曾毕恭毕敬，而一旦坐上赣抚之位，便也跟着他的前任陈启迈、文俊一样与我作对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第二节）不为俗世累，坦荡磊落人
以往人们一谈到曾沈关系，大都聚焦在“争夺厘金”这一事件，从而多从沈葆桢的性格等方面查找原因，不但给人突兀之感，而且有失公允，值得商榷。
实际上，曾沈之间由亲近到疏远，乃至最后不通音信，公开决裂，绝非是孤立的、突发的事件。其中固然有沈葆桢等当事人性格等方面的原因，但背后深藏着的时代背景和客观因素同样不可忽视。可以说，曾沈之间的这种纠结关系，具有典型的“中国式”政治斗争与个人恩怨的痕迹。
嘉庆二十五年（1820），沈葆桢出生在福建侯官（今福州）的一个清贫的士绅家庭。从这个中国最早开放的国际港口出发，沈的一生如舟行大海，伴随着近代中国历史的潮流，载沉载浮。虽然屡屡被历史的惊涛骇浪、激流漩涡推逼着、裹挟着身不由己地跌宕前行，但沈葆桢始终恪守经世致用的儒家理想，犹如一名忠诚智慧的舵手，不断调整风帆，竭力破浪前行。
从现存的图像资料来看，沈葆桢长相一般，个子偏矮，而且小时候还非常多病，“屡濒于危”。但道光十二年（1832），在他年仅十二岁的时候，早已成为封疆大吏的舅父林则徐，能够将心爱的小女儿普晴许配给他，应该是早就看好沈葆桢前程的。事实上，当年还寄人篱下，蜗居在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府的林则徐，就是因为看到其父沈廷枫的一篇文章，大为赞赏，才力主将自己十八岁的妹妹林蕙芳许配给这个贫穷的教书先生。
应该说，这种姻亲关系并没有多少明显的政治效益。但鉴于此后林则徐提升到高位，而且死后还长期得到朝野内外的高度评价，这无疑会对沈葆桢的仕途发展与性格形成，造成一定的影响。
道光十七年（1837），十七岁的沈葆桢又拜林昌彝为师。此人是林则徐和魏源的知己，是当时“三礼”（《周礼》
、《仪礼》、《礼记》）的权威。他持务实的改革态度，因而同辈称他为“当代顾炎武”。林昌彝还是爱国者，鸦片战争之后，出于对英国人的仇恨，将书室命名为“射鹰楼”，因为“鹰”与“英”谐音。所有这些当初播下的种子，都在沈葆桢日后的思想和事业中破土而出、茁壮成长。
道光十九年（1839），年仅十九岁的沈葆桢，与老师一起中了举人。他名列第三。这与曾国藩当年前后考了七次，二十三岁才中了秀才，而且还是全县倒数第二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林昌彝的诗人气质与刚正不阿的性格，使得他终生难容于官场。作为林昌彝的得意门生，沈葆桢显然也没有把做官当作一生的事业去追求，而是终生践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宗旨。这一点显然使他有别于与他同期进士的李鸿章等“一心只为做官”的权臣官蠹们。
田园将芜胡不归？在中国历史上，可能也找不出几个像沈葆桢这样热衷于辞别官场的“异类”。他不仅多次回绝过曾国藩、左宗棠等封疆大吏的举荐和邀请，而且身居高位后仍向朝廷“数以病乞退”。甚至后来的两江总督这么一个肥缺，他也推三阻四地拖拉了五个月才到任，并且在四年的任上六上辞疏。
据说，咸丰九年（1859）他离任广信时，数千百姓和地方首领要求他留下。他去世（光绪五年，1879）之后数月，广信七县的人们为他立祠作为纪念。沈葆桢的行动，由此所意味的美德，以及他和林则徐、林昌彝在道德上和实际上的联系，也使他得到庇护，甚至在日后免于受到许多保守派的攻击。
应该说，即使当初没有曾国藩的大力举荐，沈葆桢作为一个忠诚、勇敢、有奉献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最终也会荣膺大任的。咸丰六年（1856）防卫广信的成功，便是对沈葆桢的忠心、才干和能力的一次全方位检验。
这年八月，江西中部秘密会社“边钱会”的成员和太平军联合起来，向广信发起猛攻。在这紧要关头，身为知府的沈葆桢正在五十公里以外筹饷募兵。得到消息后，他果敢镇定，义无反顾地赶回广信，同时向临近的玉山守将饶廷选求援。
当时的广信只有四百守兵，由于沈还在外地，大多数官员和衙役乱成一团，纷纷作鸟兽散，形势万分危急。此时，沈的妻子林普晴显示出了“将门虎女”的不同凡响——她拒绝逃跑，率残部冒死守城，并刺破手指写了一封血书送给饶廷选。在信中，她既委婉陈词，以唇亡齿寒的共同利害关系，恳请派兵增援；又朗声疾呼，发誓要等沈回来，和他一起守城至死，以报答皇恩。饶廷选为之动容，同时出于战略考虑，毅然率部飞驰救援。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接下来的几场艰苦卓绝的广信保卫战中，沈葆桢充分显示了高度的责任感和卓越的军事组织能力，与饶廷选密切配合，合力协防，确保了这个重要的战略要地的安全。
曾国藩对沈葆桢防守广信的成功给予了全面的肯定：
沈葆桢系原任云贵总督林则徐之甥，又系其女婿，讲求有素。此次守城，吏民散尽，衙署一空。其妻亦同在危城，无仆无婢，躬汲爨具壶浆以饷士卒。沈葆桢与杨升等徒步登陴，昼夜辛勤。两年以来，江西连陷数十郡县，皆因守土者先怀去志……沈葆桢守广信，独能申明大义，裨益全局。
正如曾国藩所言，城池失守绝非因为叛军的强大，而是由于抵御乏人。
1856年这一年，江西的十四个府城中有八个，七十五个县城中有五十三个陷落，其中绝大多数是因为官员的无心恋战，或者是在敌人还未出现时就弃城而逃。曾国藩在请求朝廷下令惩罚那些失职官员的同时，对沈葆桢大加赞扬，认为他充分体现了儒家深明大义的原则。显然，在曾国藩看来，这并不只是一个个体的胜利，更是他们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的胜利。
令人遗憾的是，曾沈二人之间这种互利共赢的融洽关系，并没能一以贯之地维持下去。
与曾国藩争夺厘金，绝不是沈葆桢一时的心血来潮、意气用事，而是他深思熟虑、权衡利弊后采取的“无奈之举”。作为官场中人，沈葆桢显然知道与自己的顶头上司和提携之人作对将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但他甘愿冒这样的风险，确有其难言的苦衷。
客观上，同治元年（1862）以前，曾国藩的军队主要在江西、安徽一带作战。江西出于自身安全考虑，理所当然成为湘军的主要饷源地之一。但随着战争的聚焦点转变至天京，曾国藩已不能完全履行原来承诺的保卫江西之责了，江西的防务成为当时最薄弱的环节之一，作为维护一方平安的江西巡抚，沈葆桢不能坐视不管。正如沈葆桢上奏请留漕银折上所言：
信郡地处必争，该逆（指李世贤）垂涎历有年所，宜及未雨绸缪，不当苟安旦夕。其为备患之计者：一则曰兵勇，再则曰团练。江省疮痍未复，饷绌而兵不得不单。尽躯以战，万一蹉跌，大有孤注之虞。困守各城则乡村何堪蹂躏？且彼有可掳之壮丁，有可掠之资粮。累年经月孤城亦有难搘之势。逆贼有上窜之势，景镇亟宜设防……接济军需以保完区而扶全局。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当时皖、浙、苏、江的战局中，江西承担着繁重的协饷任务，以致本省财税负担沉重，几有无法承受之虞。因此，再让江西“倾其所有，支持湘军”，确实有些勉为其难了。
主观上，沈葆桢任职江西巡抚后，一改前任无所作为的旧习，希望在江西建立自己控制的兵勇队伍，这一点与清廷企图在全国重建经制之兵的意图相符。而募勇建团之饷，至少在当时战乱条件下只能是各省自己筹集供应，经费开支自然大为增加，这也给沈在财税问题上以巨大压力。与此同时，太平军在浙江战场失败之后，大量人员退到江西，江西局面危急，朝廷不得不调原来隶属湘军的席宝田、江忠义率部入赣增援。这样一来，江西的勇丁激增到三万多人，粮饷支出浩大，争饷也实属迫不得已。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因素，就是曾国藩与江西的矛盾多年积累已深，其爆发是历史的必然。江西官场从上到下对曾都没好感。先是当年湘军在赣北擅自建厘卡收钱，截了地方的财路。后来，又查禁私盐，空了不少官吏的私囊。最后是借父丧之机，不待朝廷批准，便扔下在江西的烂摊子不管，匆匆忙忙回籍奔丧，官场一时哗然。加之曾在江西几年屡败于石达开之手，一个九江城打了三年都打不下，离开后不久九江、湖口便相继收复。所以江西官场都认为曾国藩既乏军事才能，又好利争权。
沈葆桢在江西当过多年地方官，对过去的事情当然很清楚，做了赣抚后又听到上上下下的议论，觉得他们讲的有道理。尤其是江西并不富裕，他为筹集本省军饷已弄得焦头烂额，曾国藩却像“催命鬼”似的催促江西解饷，为了弟弟的首功就全然不顾别人的死活，激怒了沈葆桢和江西全省官吏，遂一致决定和曾国藩斗一场。沈葆桢自持一身清白，无把柄给曾国藩抓，宁愿丢掉乌纱帽也绝不屈服。
当然，沈葆桢与曾国藩的个性差异，也是造成二人关系变化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今最常见的沈葆桢肖像是一张同治十三年（1874）的相片，据说是由法国人贝托摄于台湾。相片上的沈官服翎帽，神情冷峻地目视前方，一看就不是随和温顺的性格。
在《清史稿》中，沈葆桢也被描写成一个特立独行、无欲则刚的人，常常无所顾忌地直陈己见，不在乎各种俗世的恩怨羁绊。只要出于公心，纵是谬见亦坦荡磊落，绝不肯谦卑地低下头来，因为飞短流长或者左右掣肘而向别人作揖，哪怕这个人是他的顶头上司，哪怕这个人曾经有恩于他。
这或许与沈葆桢多年来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和岳父林则徐的影响，不无关系。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吾辈出而任事，国家是为，岂其为朋友私情耶？”正是出于对民族前途和国家利益的关怀，他呕心沥血，“谤不敢避”。
在另一封信中他表白自己：“吾辈出而任事，嫌怨所不能辞，只求我无愧于人，何必人都原谅我，各行其是，自苦何为？”这种不畏毁谤、不惧困难的刚毅精神，显然符合儒家“见义勇为”的忠孝之道，与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
连一向孤傲的李鸿章，也对此大为称赞：“筹谋深远，成竹在胸，大都言人所不敢言，发人所未及发，钦服莫名。
”
曾国藩虽然与沈葆桢一样，也是长期接受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有着诸如忠君、孝悌在内的许多共同点。但在性格方面，显然是有差异的。湖南人以刚烈霸道、勇悍固执闻名于世，曾国藩从小深受其祖父“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的影响，性格倔强、刚毅。而且曾国藩深信：“做事之人总有脾气，不然，亦做不成。”虽然他后期做事学会了圆通，但内心的方正却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当然，沈葆桢有时确实心胸狭窄、性子急。据赵烈文记载：“沈幼丹自三年以前争饷后，至今未通信，其人大抵狭窄。”与沈葆桢私交很好的李桓也说沈乃“急性人”。据说，与沈葆桢青梅竹马、琴瑟相合的“贤内助”林普晴，也曾试图以委婉的劝告，帮助沈矫正他的这些缺点。但据沈自己坦白，她并不成功。
由此看来，曾沈二人可谓针尖对上了麦芒。依照心理学中“心理与社会行为”的相互关系理论，在现实环境和不同的利益需求中，个性差异往往会放大双方的分歧，而且都不肯轻易做出让步。更何况，这里面还有清廷这个“拉偏架”的主子呢。
因此，曾沈关系由密到疏，看似偶然，其实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客观原因。
（第三节）鹬蚌两相争，清廷收渔利
作为“根红苗正”的名门之后，清廷对沈葆桢卓越的才干、能力和忠心是充分认可的。咸丰帝称其“德望冠时，才堪应变”，慈禧亦赞其“办事素来认真，人亦公正廉明”。
清廷之所以对沈葆桢不吝赞美之词，不仅是为了树立典型，引人效尤。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了可以用来牵制和制衡曾国藩的一枚重要棋子。
从晚清政治体制的角度来分析，曾国藩与沈葆桢之间的矛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权力结构的弱点又加大了他们的分歧。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清王朝长期实行的高度中央集权不断受到巨大冲击，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淮系地方军政大员的权势明显增强，这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曾国藩、胡林翼等湘军集团首领而言，最初极力谋取统辖地方大权，首先是在战争的残酷形势下，出于自身生存的需要，主观上还没有与清廷分权的意识。正如朱安东先生在《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时局》一书中所言：
自募自练勇营，则地方督抚须有统兵之权，而粮饷自筹则统兵将帅必须兼领地方。否则，他们皆难以为功，且难以自存。若非将军事、行政、财政、人事大权集于一身，遇事独断专行，则难以独当一面，也难获得成功。凡这样做、做得好的，即得以生存、发展、壮大，反之，则被革、被免、被杀。懵然无知或反应迟钝者，受到历史无情的淘汰，而遇事留心者，终于掌握了这一战争发展规律。
因此，在咸同时期，由于军权、财权及行政人事权开始由中央下移到地方，逐渐形成了军政合一的地方权力体系和政治制度。地方总督和巡抚也就成为地方一切事务的全权领导者。督抚的权力的增大，甚至出现将中央任命的布政使等官员降为督抚属员的趋势。但是总督和巡抚之间的权限却是不明确的。责权不明在实际的工作中必然引起矛盾，曾国藩和沈葆桢也不例外。
曾国藩作为两江地方权力体系的核心，与作为江西巡抚的沈葆桢在权力的分配上有着错综复杂的交叉重叠。政治体制赋予了曾国藩干预江西一切事务的合法性，而沈葆桢作为江西父母官，其管辖江西亦是天经地义。
在这种政治体制下，有效的行政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治”，特别是这些人对责任和权力的理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沈的前任毓科屈从于曾国藩的权力和意志，使曾国藩能够对江西事务加以更大的控制。但毓科既无能力又无主见，显然难挑巡抚重担，理所当然地受到指责和降级。而曾国藩亲自提拔起来的沈葆桢，是有能力、有魄力的，而且具有非凡的主动性，以至于不可能成为傀儡，只为曾的目的服务。因此，二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有了微妙的变化，矛盾和冲突便由此接踵而来。
从晚清时期中央与对方权力博弈的角度来分析，曾沈之间的矛盾，也是清廷采取“分而治之”政策的结果。
清廷在湘军建立之初，只是把它看作过去经常临时招用的练勇，并非要其担任镇压主力，而只是作为绿营兵力不足时的补充。咸丰三年至六年（1853—1856），随着清廷逐步认识到湘军的战斗力，清廷在对湘军加以利用的同时，逐渐加强了对湘军的防范和压制。
但内外交困之下，中央和地方形成了“外强中干”的局面。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结果，清廷也只有无奈接受现实，其所能做的只有尽量减小这种局面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了避免地方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清廷运用仅剩的权威和权力试图将已分散的权力收归中央。
沈葆桢和曾国藩争饷至中央时，曾已经督办四省军务，且其直接指挥的部队就扩充到十二万。军事上亦有战功，相继收复苏州、杭州等重要城市，权力煊赫一时。位高权重的曾国藩显然成为了朝廷的一大猜忌。
虽然这种疑忌、压制随着太平天国的兴起和发展而逐渐减弱，但是却从来没有消除过。故而，清廷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搞汉族地主阶级之间的权力平衡制约，对“右督而左抚”的争饷做出似乎公允的裁决。然而与以往清廷满足曾国藩要求的程度相比，实际上已是对曾的裁抑。这样，既造成了沈葆桢、曾国藩关系疏远的客观事实，也达到了清廷分而治之的目的。曾国藩的遭遇，也是“位高权重”的汉族地主阶级精英的命运的真实写照。进入政权核心中，如何消除清朝贵族的猜忌而获得继续发展下去的机会，成为困扰所有这些精英的问题。
从区域主义与省份主义的角度来分析，沈葆桢绝不是故意要将自己处于曾国藩的对立面的。事实上，他非常珍视与曾国藩的这种关系，为此甚至还曾一度遭受江西官场的非议与排挤。
咸丰八年（1858）九月，曾国藩结束“守制”回营，在广信附近与已升任广饶九南道道台的沈葆桢会面，并嘱咐沈负责湘军的供应。尽管沈葆桢过去和曾有着密切联系，但同时服侍两个上司确实很难，经常是疲于应付，两难周全。起初，在沈葆桢的勉力维持下，江西为湘军办理粮台之事，并没有辜负曾的期望，曾沈二人关系也自然“情好良笃”。在曾国藩的提携之下，沈葆桢也进步迅速。曾评价其：“幼丹近亦猛进，心地谦，而手段辣，将来事业，当不减于其舅。”
公平地说，沈葆桢曾经尽可能长地顶住了清廷要求建立江西武装的压力。当需要额外军事经费时，他首先考虑收回的是输送北京的，而不是答应给曾的粮饷。江西本省资源短缺时，沈葆桢在可变通的余地内，也并没有打湘军厘金的主意，而是另谋他法。如《恭报到防日期倡捐筑堡折》中倡捐廉银，《查明九江关实在情形并筹变通办理折》提出征收船厘等。扣留曾的经费是最后一招。
因为与曾国藩的这种密切关系，一度导致了沈葆桢与江西省的官员之间关系紧张。据说当时的江西巡抚耆龄就非常嫉妒沈的能力以及他与曾的亲密关系，常常给他“穿小鞋”。这也是造成他两年多时间自动离职的主要原因。
正如同治元年（1862）李桓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分析：“江皖痕迹已深，两贤终恐相厄。”即曾国藩与江西的矛盾多年积累已深，其爆发是历史的必然，并不是个人所能完全控制的。由此可见，区域主义与省份主义的客观矛盾，也是曾沈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
（第四节）天涯成陌路，老死不往来
相信有那么一个时刻，手拿弹劾沈葆桢参折的曾国藩几次下了狠心，欲签上“照缮”二字，但最后他还是决定不发，并亲拟一封奏折，巧妙地化解了这场原本互不相让、剑拔弩张的是非纷争，这正应了老子那句名言——柔弱胜刚强。
但是，冤家宜结不宜解。曾沈二人由于“厘金之争”结下的矛盾，就像是嵌入他们友谊之树上的一枚钉子，虽然矛盾可以化解，但留在上面的感情裂痕却永远无法弥合如初了。
必须承认，在处理与沈葆桢的矛盾上，凸显了曾国藩为人处世的高明以及成大事业的气度，这显然是当时的沈葆桢所欠缺的。
曾国藩深知，参沈葆桢这事本身便是不妥。沈葆桢是自己一手保荐的，说沈该革职查办，岂不等于说自己荐人失察？因李元度事件，已向朝廷承认荐人有误的曾国藩，不愿再给自己的脸上抹黑。再说，催饷解金陵，虽是为了速剿太平军老巢，但一半也是为了自己的弟弟，这一点，朝野上下也洞若观火。位高权重，本已到招人嫉妒的地步了，再为军饷而参劾自己节制内的巡抚，更会给攻讦者提供口实。越是对方锋芒毕露，越是要柔弱退让，方能显出自己的理直气壮。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于是，曾国藩决定以柔克刚，以退为进。
彭寿颐等幕僚仍不甘心，但曾国藩显然拿定了主意，他淡然地说：“沈幼丹有意掣肘，我哪能不忿恚，但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百计设法以锄异己，这是权臣的行径；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为忧虑，这是圣贤的用心。我正要借沈幼丹之拂逆以磨励自己的德行。”
曾国藩提起笔，亲自动手拟了一个词气委婉的“沥陈饷缺兵弱职任太广户部所奏不实”的折子，将“奏参折”变成了“情况报告”。先叙述户部所言两湖、川、赣每月协济银十五万多两之事全系捕风捉影。四川五年来无丝毫之款，湖南今年也未解过，江西解来的九江关洋税已退还，只有广东今年解了九万两。写到这里，曾国藩不禁暗自感激老友郭嵩焘。自从去年郭嵩焘署粤抚以来，粤厘几乎没有断过，这显然与沈葆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澄清事实、讲明道理后，曾国藩笔锋一转，来了一番沉痛自责：
臣才识愚庸，谬当重任，局势过大，头绪太多，论兵则已成强弩之末，论饷则久为无米之炊，而户部奏称收支六省巨款，疑臣广揽利权。如臣虽至愚，岂不知古来窃利权者每遘奇祸。外畏清议，内顾身家，终夜悚皇，且忧且惧。
曾国藩以四两拨千斤之力反击了倭仁奏折上的不实之数，使谣言不攻自破。接着，曾国藩开始请求给假养病，以示退避。他在奏折中说，现今“臣所居职位，昔年凡六人任之”，臣“曾经两次奏请简派大臣来南会办，未蒙俞允。
今兵弱饷绌，颠覆将及”，一旦大局决裂，“臣亦何能当此重咎？非敢预为诿过之地，实以绵力而兼病躯，自度不足扞御贼氛，不得不沥陈于圣主之前”。实际上，这也是向清廷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曾国藩在幕僚们的提示下，另辟蹊径，以退为进，再修一疏，向朝廷索要李泰国舰队的退款，以解当下天京之急。
而此时，沈葆桢也陈请开缺，以示不得江西厘金誓不罢休的决心。清廷无可奈何，只好将江西厘金一分为二，一半留本省，一半解由江督支配，并将李泰国退还的五十万两银子全部作为军饷，留在上海的二十一万立即调往金陵，以救燃眉之急，一场危机终于渡过去了。
争饷之事刚刚平息，另一个纷争又出现了。“幼天王事件”使本已裂痕斑斑的沈葆桢、曾国藩关系继续恶化、疏远乃至多年不通音信。
同治三年（1864）七、八月间，即太平天国大本营——天京被攻破之后，曾国藩上奏报捷，谓悍贼十万诛戮尽净，叛军首领洪秀全服毒自尽，他的继承人——伪天王洪福瑱自焚或已被乱军杀死。
然而，左宗棠的报告和曾国藩相抵触，左的情报表明洪福瑱逃跑了。沈葆桢的部队据左宗棠提供的幼天王已逃入湖州的情报，在追击搜捕中，于十月“得之荒谷”，并请求“将洪福瑱解省确讯”。沈葆桢的无意之举却置曾国藩于难堪境地。
沈葆桢与曾国藩的关系跌至谷底，从此二人形同陌路，多年不通音信。直至同治六年（1867）沈葆桢出任福建船政大臣时才重新建立公事上的关系，又有了偶尔的联系。但二者关系的蜜月期已经过去，再也难以恢复到先前的高度。
其实，这正是清廷希望看到的结果。通过曾沈之争，清廷至少收到了以下三项效果：第一，对当时征收厘金的一个重点地区，也是湘军集团厘金充饷的一个重要来源——江西厘金之数，有了基本的掌握，也为进一步控制厘金征收调配权打下了基础。第二，进一步了解到湘军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矛盾很多，尤其是督抚之间利益矛盾，为清廷施展这种手段提供了很大的空间。第三，清廷由此了解到自己实施的分化、钳制政策颇具成效，以致曾国藩因日感掣肘之重，而有“隐退数年，以息疑谤”的想法。
同治六年（1867），在左宗棠的三顾茅庐和极力推荐下，在家丁忧的沈葆桢接替左宗棠出任首任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其后八年，沈葆桢作为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全身心地投身到了中国最大的近代企业之一的管理工作。
这期间，固然有不少有识之士极力撮合曾沈二人和解，然而，再把他们联在一起的机会始终没有出现。自此，曾国藩与沈葆桢渐行渐远，像两条平行的铁轨，再也没有交集。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曾国藩因脑溢血病逝于南京两江总督府，享年六十二岁。消息传出，天下震动。一时之间，同僚朋友、门生故吏云集南京，曾国藩的葬礼成了一场诗文大会。李鸿章的挽联后来成了千古名作：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
就连当时身在西北前线、与曾国藩一生恩怨不断的左宗棠也千里迢迢地派人送来一副挽联：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左宗棠极为难得地以“晚生”自居，表达了对曾国藩这位老朋友、老对手的钦佩和惋惜之情，一时成为当时的一段佳话。遗憾的是，我们在众多祭文挽联中并没有发现沈葆桢的只言片语，是遗忘，还是当初的心结始终没能解开？
作为诗人林昌彝的高徒，沈葆桢的诗文能力毋庸置疑。一年后，曾经患难与共、感情甚笃的爱妻林普晴辞世时，沈葆桢亲撰的挽联就令人感到由衷的悲怆唏嘘：
念此生何以酬君，幸死而有知，奉泉下翁姑，依然称意；论全福自应先我，顾事犹未了，看床前儿女，怎不伤心。
对此，我更愿意理解为，此时正值中国造船业青涩起步、艰难爬坡之际，百事缠身、殚精竭虑的沈葆桢已无暇顾及私情了。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被高山族人民误杀为借口，发动了侵台战争。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办理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筹划海防事宜，办理日本撤兵交涉。五十四岁的沈葆桢一如当年奔赴虎门销烟的翁舅林则徐一样，临危受命，不辱使命，不仅以其敏锐的视角、果敢的作风，创建南洋海军，击退日本侵台阴谋，而且开启了台湾的近代化倡导之路。由此，沈葆桢开始了他一生最后也是最壮丽的航程。
令人痛心的是，在光绪九年至十一年（1883—1885）的中法战争中，他一手创办的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他苦心经营的马尾船厂也成为一片废墟。虽然这已是沈葆桢死后四年发生的事了，但对这凄惨的一幕，蒿目时艰、忧国忧民的沈葆桢或许早就料到了——他在晚年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之后，曾在信中写道：“不才以病躯视息江南，满目哀鸿，一筹莫展，除祈死外，更无长策。”从当初的“苦债未偿，万无死法”，义无反顾、白手起家地开创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先河，到晚年身居高位、一言九鼎却“除祈死外，更无长策”，我们看到了沈葆桢忧国忧民的深情溢于言表，也看到了他思想上承受的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几经挫折、几经蹉跎的负担何等沉重。
无独有偶，当年曾国藩看到自己艰难创办的长江水师在整个社会风气的裹挟下已经堕落成了百姓的祸害时，也曾深感“愧郁交乘”，眼看神州陆沉却无能为力，只有“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
事实上，曾沈二人以及晚清时局中的一系列精英，以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挽回传统社会积年形成的强大颓势；他们用尽一生精力换来的“同治中兴”，不过是一片虚假繁荣，清王朝的命运，无论如何是不能挽救了。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失败，而且是封建王朝整体的失败，从这个角度来说，曾沈二人也算是殊途同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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