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石的力量，不仅在于君权，更在于满汉分畛的部族政权。故此无论是对汉人，还是对地方，清王朝的掌控都来得分外严密，可谓心机深邃，重重设防。再加上咸丰本人不是靠睿智而是靠心机坐上的龙椅，一旦龙驭天下，心机就呈现出它可怕的一面：阴郁而滞重。
然而，藤蔓居然从磐石底下爬了出来，还爬出了一份惊世奇功。
这是背景的力量。背景是历经二百多年后的清王朝内囊溃烂的忧危现实。于是太平天国应运而生。于是，曾国藩这位汉族中小地主及经世派的后起之秀才告别了理学名臣的故有之路，神奇地转入军界，成为撕毁清王朝军制的一头雄狮。
更为神奇的是在曾国藩同咸丰皇帝漫长而艰苦的博弈中，太平天国最英明的统帅石达开竟屡屡充当曾国藩的贵人，再加上汉臣祁巂藻先贵人后小人的介入，致使曾国藩与咸丰皇帝这一对恩怨君臣间的戏目精彩纷呈。
（第一节）诤臣冒死谏，庸君图圣名
咸丰皇帝嗣位的第二天，曾国藩参加了朝议，朝议的内容是对已故道光皇帝的两项遗命是否遵行，这两项遗命是“无庸郊配、庙祔”，意思是郊外祭天时不要祭祀他、祭祀先祖时不要祭祀他。朝臣们议定的结果是：“郊配既断不可易，庙祔尤在所必行。”曾国藩当时也没有异议，可是回去仔细一想有些不妥，次日，即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二十八日，便上了名为《遵议大礼疏》的折子，拿出自己的意见。
关于“无庸庙祔一条”，他认为“万难遵从”，这本来与朝议相同，只是他阐明了其中的理由。因为后世的周天子有七庙之数：始祖，四亲即父、祖父、曾祖、高祖，当中还另加上文王和武王两位远祖。这其中始祖和远祖是不变的，而四亲则随着子孙繁衍而不断变化。那么，道光皇帝作为咸丰皇帝的父亲，属于四亲中最近的一位，无论如何都应该入祀祖庙。
关于“无庸郊配一条，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所谓“不敢从者有二”，因为郊祭是祭天的一种礼仪，但古礼都同时祭祀先祖，寓义先祖之德可配于天，而道光皇帝即有这种大德，如果不加祭祀，“则普天臣民之心，终觉不安”；我朝列祖相沿于此，已为成例，以道光皇帝之德，“即使无例可循，臣下犹应奏请”，何况古有“君行意，臣行制”之说，“在大行皇帝自怀谦让之盛意，在大小臣工宜守国家之旧制”。所谓“不敢违者有三”，其一，“坛壝规模，尺寸有定”，但后世子孙无穷，都享受配祭，将来是容不下的，道光皇帝正是“虑及”于此，“故定为限制，以身作则”；其二，唐、宋及本朝顺治年间都有因臣工奏议而兴废配享的先例，为了预防后世“援唐宋罢祀之例妄行陈奏”，道光皇帝特旨“非天子不议礼”，“大行皇帝以制礼之圣人自居，臣下何敢以寻常之识浅为窥测？”其三，“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遗命所在尤重”，历代圣主对前朝遗命都不敢违背，今道光皇帝有遗命在，岂可违背，何况道光皇帝“卑屈”自己以“尊崇”先祖，“此乃大孝”，对这种大孝又如何可以违背？“权衡”这“不敢从者有二”与“不敢违者有三”，显然后者为重。
毕竟事关礼仪，曾国藩身为礼部右侍郎，属于正常履职，即便表现不俗，甚至出众，也属为臣本分。何况，此时的曾国藩心中还不无忧虑，因为他于道光十八年（1838）即被道光皇帝由朝考第一等第三名，亲自拔置为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自此仕途顺遂，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即升授礼部右侍郎，八月又兼署兵部右侍郎，相当于今天两个部的副部长，官居二品，可谓道光一朝的后辈宠臣，而究其背后的原因，则是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他会试时的座师，十几年来对他屡屡提携。穆彰阿把持朝政，结怨甚多，曾国藩作为穆的得意门生，自然被视为穆党。如今道光皇帝已经晏驾，按正常逻辑，穆彰阿很快就会失势，那么曾国藩受其牵连也几乎无可逃避。然而，曾国藩竟然凭借这道折子，赢得新皇帝的赏识：“侍郎曾国藩所奏，颇有是处”；次日又蒙“召见”，“奏对甚详，上益嘉之”。
这无异于在曾国藩的心中漏进了一缕阳光，仿佛他与咸丰皇帝的君臣关系也是通过这道折子才明朗起来。
其实这种君臣关系本是先天注定了的。尽管一个出生于北京的皇宫，一个出生于湖南的乡下，但是既然江山是人家清朝爱新觉罗氏的，那么你一个汉族农家子弟要想改换门庭、出人头地，便只能沿着读书求仕的道路千里迢迢地奔赴京城，臣服于阶下。只是曾国藩在路上走到二十一岁那年，咸丰才在皇宫里出生，及至曾国藩二十八岁会试中第而正式进入京城，咸丰皇帝才刚刚八岁。而咸丰即位时年仅二十岁，曾国藩则已年届不惑，刚好四十岁。自此，四十岁的臣开始了与二十岁的君恩怨纠结的生命历程。
应当说咸丰皇帝的出生适逢其时。在他的三位哥哥相继死去之际，他还在母亲的肚子里。于是他就在父亲道光皇帝的深情瞩望中降临人世，为了告别哥哥们早夭的不吉，父亲为他取名刻意回避了“纟”字旁，而取了“言”字旁的奕詝，似乎是想到二者的谐音“丝”之易断与“延”之绵长的缘故。而他的母亲还是父亲最宠爱的妃子，到他三岁那年，孝慎皇后居然去世，他的生母便晋为皇贵妃，下一年又立为皇后。到他六岁时，父亲又为他择了“通典籍而知世故、老谋深算”的杜受田为师傅。谁料命运之神在他抵达峰巅之时，突然让他跌落下来。在他十岁那年，生母亡故，道光皇帝将他交由静贵妃抚养，静贵妃虽未晋为皇后，却也晋为皇贵妃，总摄六宫。而且皇贵妃还有一亲生儿子，名叫奕欣，仅小奕詝一岁。两位皇子相比，奕欣的聪明才智和胸怀为人都稍胜一筹，而且奕詝还有一短处，因从猎南苑，坠马伤骨，成为跛子，更有甚者，居然还有传说他因生天花而成为麻子。但是两皇子对皇位的角逐，却最终由奕詝胜出。胜出的原因恰在于心机，而他的心机则成于两个方面。一是他被人领养的经历，虽然同为皇贵妃抚养，但毕竟他心知自己不是亲子，难免暗怀卑怯，在弟弟面前，总要退让一步，久之成为习惯，便在道光皇帝眼中成了美德，其实退让并非出于真心，而是出于世故，甚至是伪装。二是师傅的导演，师傅知道他论资质比不过奕欣，便让他表现仁孝，诸如，奕欣在父亲垂询时知无不言，而奕詝则不与争锋，只在父亲自言老病，不久于君位时，伏地而泣；还有在会猎南苑时，奕欣获猎最多，奕詝则一矢不发，当道光皇帝怪而问之，则对以不忍伤生，从而博得皇帝老爹赞其为真帝者之言。于是，他便在父亲死后荣登大宝。
而比他年长二十岁的曾国藩却不知心机为何物。鉴于父祖两代人的殷切希望，及父亲读书无成的酸楚，曾国藩从小发愤苦读，科考之途虽屡经失败，却屡败屡战，终于以顽韧精神会试中第，随后又将这种精神用于修身求圣。
由此，他从理学家那里学到了求知与践行的方法论，不仅令他博通天地古今，更令他忧时济世的情怀格外真挚而殷切。至于他的官运亨通，则多半出于贵人相扶而不是善于钻营，故此并没有让他增长心机，倒是于深感皇恩浩荡之余，更强化了他报效君父的挚诚。于是一位年长却诚同赤子的臣与一位年轻则满腹心机的君便历史性地相遇了。
相遇的背景则是历经二百多年后的清王朝内囊溃烂的忧危现实。其一，人口暴涨与土地兼并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大批农民失去土地，而转成流民，并数量激增，汇集在会党、宗教的旗帜之下，成为对抗官府的强大势力。其中拜上帝会于咸丰即位当年（1850）十月初一在广西起事，十二月初十便正式建国号为太平天国，成为清王朝最大的敌人，历时达十四年之久。其二，西方列强的威胁已从海上日益逼近，十年前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曾让道光皇帝焦头烂额，十年后，已延续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便令咸丰皇帝逃离了北京。其三，抵御内、外强敌的军队系统却是一败涂地，八旗兵因特权而导致腐败，从而蜕变为清朝军事体制中的恶性肿瘤，绿营兵也因军制落后而战斗力沦丧，两个兵种每年却要耗银2000多万两。其四，财政则入不敷出，鸦片战争失败后战争赔款及鸦片走私导致白银外流量高达1.2亿两，是道光年间每年财政收入的三倍还多，清朝国库储备枯竭，至咸丰即位时，户部存银仅为187万两，战略后备极其虚弱。
危局需要英主，需要雄才大略，可咸丰不是英主，他才智平庸。尽管他也想登基伊始即绽放新皇风采，展现新朝气象，却绝无振衰起弊的睿智、魄力与手段。譬如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亟需知己知彼、高屋建瓴地预谋应对之策，但是咸丰却只是于海防上稍事整顿，随后便束之高阁，以致外患卷土重来之际，他毫无定见，一走了之，并就此颓废致死。由于外患处于暂时潜伏状态，国内矛盾便成燃眉之急。咸丰为此几乎耗尽了毕生心血，客观地说，他堪称勤政，而且也大抵称得上赏罚严明，听从劝谏，致使十一年执舵，为太平天国的最终剿灭，奠定了取胜的基础。正是在这剿灭太平军的过程中，咸丰皇帝与曾国藩君臣之间，历史地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精彩活剧，这第一幕便是奏折的风波。
咸丰于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二十六日即位，二月初八即下诏征言。他万万没有想到，一年零两个月后，即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一封词锋尖锐的奏折居然矛头直指自己，而且上折者竟是被自己屡屡施恩的曾国藩。
自去年正月上《遵议大礼疏》受到嘉奖后，曾国藩越发吉星高照。三月初二，曾国藩于咸丰皇帝下诏征言二十四天后便上了分量很重的《应诏陈言疏》。在这封长达三千言的奏折中，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京官“退缩、琐屑”，外官“敷衍、颟顸”的可怕现状，预言“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为此，他提出造就人才的三个办法，即转移、培养、考察，并对三个办法逐一详述。还请求咸丰皇帝仿效圣祖康熙，“俟二十七月后，举行逐日进讲之例”。所谓“日讲”，其全称为“经筵日讲”，本是康熙皇帝在铲除鳌拜集团后为整治朝纲而推出的一项举措，而其中的“经筵”，原是顺治朝所定的年例，即是讲读清朝列位先帝“祖训”的盛会，康熙将“经筵大典”改为“经筵日讲”，选内臣御前每日进讲汉儒经学典籍，隔数月，举行大典交流进讲，目的在于用儒家思想统一认识，拨乱反正，同时又不失为培育人才的有效途径。咸丰皇帝阅后，当即在折后加了长长的朱批，大加赞赏，不仅采纳曾国藩关于“日讲”的建议，还将曾氏所请的“二十七月后”改为“百日后”，几乎提前了两年。为此，一个月零两天后，曾国藩又上《条陈日讲事宜疏》，紧承前折，为“日讲”陈列十四条目，初定大概规模。可见曾国藩的上言得到了咸丰皇帝十足的重视。不仅如此，还于六月兼署工部左侍郎，十月变兼署兵部右侍郎为兼署兵部左侍郎。更为幸运的则是，当十月罢免穆彰阿时，被视为穆党的曾国藩并没有受到牵连。毫无疑问，对于曾国藩而言，新皇的态度已经超越了重视，而进展到保护，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例，这绝对是需要格外施恩的。
那么接连享受新皇恩遇的曾国藩何以反将矛头指向恩主呢？其原因便在于清廷防剿太平军频遭失败。
咸丰皇帝即位不久，便着手处理广西的匪事，三次诏命广西巡抚，委派广西提督，令两广、两江总督前往广西，钦差大臣就委派了三位，其中一位便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赴任途中即已病逝），另一位则是他最信任的、接替穆彰阿出任首席军机大臣的赛尚阿；所投兵力两万，加上募勇达三万以上；所投军饷仅赛尚阿就拨银1000万两；而且咸丰皇帝亲发上谕，随时详授机宜；更对败军之将予以革职查办，并及时更换将领。但是，太平军却不断突破清军围剿，由桂平斜上西北武宣，洪秀全在这里登基号称天王，到曾国藩上折时，已经离开武宣，北上象州。事实无情，咸丰应对太平军的举措几乎全都宣告无效。这是清廷正规军战斗力沦丧的明证，同时也是以清朝权贵为核心的军政系统溃败的明证。
于是，朝野为之震动。反响最烈的是汉族中小地主及其代表经世派。
汉族中小地主是一个广大的社会存在，处于社会结构中的中层，始终充当社会的中坚力量，托载这个社会。历史已经证明，清朝权贵的溃败之所以没有导致清朝政权的覆灭，原因就在于中小地主及其代表经世派这一广大而坚实的中层适时崛起，这是否就是人们所说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结构？而汉族中小地主既为中层，便绝不想滑回下层，相反却一直向往上层，甚至攀附上层，这恰恰便是他们的本性。清朝权贵正是利用他们的这一本性，通过开科取士将他们吸纳到政府里做官，当然给予的权力十分有限，但毕竟为他们敞开了一条向上的通道，从而赢得了他们的依附，实现了政权的稳定。而这些步入官场的汉族中小地主的子弟，亦即汉族知识分子，自然成为他们所出生的那个阶级的代表。他们以儒学乃至程朱理学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与虔诚的信仰，正常岁月里，他们努力钻研儒学经典，凭此修身治国平天下，从而同清朝权贵泯然一体。而到了嘉庆年间，国势渐趋衰颓，他们目睹危局，不满于清朝权贵的浑浑噩噩，便从官僚集团中分化出来，形成一个正视现实、力主改革的派别，即经世派。他们编纂刻印了《皇朝经世文编》，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在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之后，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将经世之学引入学习西方技艺以制胜西方的轨道。可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患间歇下来，国内矛盾空前激化，迫使经世派的关切又重回国内。
由于经世派从一开始就是以湖南籍官员为中坚，故此，出生于湖南中小地主家庭的曾国藩便历史地被推上前台。其原因在于：他经世致用的学问功底扎实，名声很大；尽管京官生活清苦，但遇同乡有难，能倾囊以助，而且办事更是不遗余力，由此被人赞为德厚；而且，因官运亨通，早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月，就开始被湖南籍官员推举领衔奏事；及至下一年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后，在部司员都佩服他做事条理精密。于是，曾国藩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新一代经世派的领袖，无论在朝在野，他都众望所归。由此也对他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湖南朋友不断写信给他，指责他值此溃败时局，心怀贪位私心，不敢上疏直谏。本来他自己出于内圣外王的志向，上感皇恩，下怜百姓，已经在内心燃起火焰，如今又被从外面吹进强风，曾国藩如箭在弦，其势必发，便上了那封矛头直指咸丰皇帝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曾国藩在折中说：
臣窃观皇上生安之美德约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
臣私下观察皇上天生的美德约有三个，而与此相近似的弊端也有三个，不能不预防其日后的发展。
其一，“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仰瞻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臣每在侍奉祭祀时，看到皇上表情严肃庄重，对每一个小的步伐都很慎重，平时办事，也是每一步骤都考虑得精细周到，这是皇上敬慎美德，如果不早加严辨的话，那么它的流弊将为琐碎，对此不可不预防。）譬如对臣下因步履快慢、道旁叩头等小节动辄处罚。如此“谨于小而忽于大”，“于国家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在小事上谨慎而在大事上疏忽，在国家大计上必有疏漏而无暇去深入研究了。）其二，“又闻皇上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细，其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以‘毋庸议’三字了之。”“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又听说皇上于日理万机的空闲，以读古代典籍来怡养性情，即使游戏娱乐这样的小事，也效法前贤，这是好古的美德。如果不仔细分辨，其流弊将是徒尚文饰，也不可不预防。自去年向大臣们征言以来，岂没有一两条好的建议？但到最后，大都以“无须议”三字打发了。少有察纳所征之言的真心，不过是做一点虚心纳谏的姿态而已。）其三，“臣又闻皇上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防。去岁求言之诏，本以‘用人’、‘行政’并举，乃近来两次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臣又听说皇上以追求恬淡闲远来愉悦精神，以谦恭逊让而怡然自乐，虚怀若谷，好像掌有天下却与自己无关似的，这是胸怀宽广的美德。但如果分辨不精，也容易厌弃世俗常情而滋长骄矜之气，尤其不可不防。去年求言的诏命，本以“用人”、“行政”并举，但近来两次谕旨都说升降大权由皇上独自执掌。）不难看出，奏疏表面上言圣德，其实是在指陈名为圣德实则流弊，而且流弊也似乎还不是重心，重心在指责皇帝的过错，甚至涉及皇帝的能力与品德：皇帝只把眼睛盯在细枝末节上，意味着小气；征言而不用，徒尚虚文，意味着不诚；唯我独尊，乾纲独断，意味着自大。尤其是一一指陈调配人才、审度地利、慎重军需等防剿太平军的失当举措，以归罪咸丰。这对于登基仅一年零三个月、正雄心勃勃以展英姿的咸丰而言，无异于兜头一瓢冷水，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览折未毕，即怒掷其折于地，立即召军机大臣治他的罪。
曾国藩本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来上这道折的，意在对咸丰皇帝犯颜直谏，痛下针砭，以震醒自我陶醉的咸丰，做一代英主，挽狂澜于既倒。事后，曾国藩将奏折誊抄一份寄回湘乡老家，便立即引起家人的恐慌，叔父回信说他太过戆直，父亲则告诫他作为“副部长”这样的官员，不应当以直言表现自己，重要的是善辅君王实行德政。曾国藩自己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他深为自己的莽撞而感到后怕，正是在这种后怕中他空前痛切地领教了君权的无上淫威，以他的修为，他有力量维持表面上的镇静，却无法克制内心的惴惴不安，他度日如年地等候皇帝的发落。
幸运的是，曾国藩再一次遇到了贵人，其中之一即大学士祁巂藻。这是一位汉人，却跻身于清朝的权力中枢，他采用十分聪明的表达方式化解了咸丰的怒气。他首先讲了一个道理，即君圣臣直，意思是说，曾国藩之所以敢于如此直言，是因为他知道您是圣明大度之君啊！其次他又讲了处罚曾国藩的危害，毕竟你是下诏征言，如今有人因上言而获罪，还会再有人应诏吗？
这一招委实管用，咸丰为了证明自己是圣明之君，便不能对曾国藩予以治罪。
但是他实在是又羞又恼，便在曾国藩的折后写下了一大段文字，核心是为自己辩解，除了表示接受所说的预防“骄矜之萌”外，其余全都予以否定，批评曾国藩“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但是笔锋一转，让自己登上圣君的高度：“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这“不加斥责”
一语实在高明，判定曾国藩应该斥责，却不加斥责，便彰显了圣君的宽大为怀，从而同前文“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之语形成呼应。不过，日后的事实将会证明：咸丰皇帝已经将这份羞恼植入心底，从而为曾国藩的未来掌军埋下了隐患。
必须承认，咸丰皇帝还真是有些胸怀，因为曾国藩上疏一个月后，便又获兼署刑部左侍郎的任命，九个月后，再获兼署吏部左侍郎的任命，当然，这样的兼职并非实质的晋升，只不过有些看人能干便抓人劳工的意味，由此咸丰皇帝也难免动用心机的嫌疑，不过十四个月后曾国藩便获任江西正考官，这对于清贫的京官而言，可是能够从中获利的难得美差。至于曾国藩本人则似乎一如既往地上折，譬如，《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都是分量很重的折子，而且在刑部任职依然不敛其忠直之气，甚至在一次议案时，与众人“争之甚力，词气抗厉，四座为之悚动，其事遂已”。但是细心的读者会从曾国藩现存两千多封奏折中发现，如此不留情面地直言君过的折子再没有过。
而且，寄望于皇帝革除弊政之心也由此作罢。
（第二节）湘军悄然创，毕竟赖君恩
曾国藩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于咸丰二年（1852）六月二十四日起程赴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居然让他从此阔别京城达十六年之久；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此行不久即发生职业上的彻底转型。
因为太平军自咸丰二年四月下旬即由广西突围进入湖南境内，经永州南折道州，然后一路东进北上，陷桂阳、郴州、永兴、醴陵，其后兵困湖南省城长沙达八十天之久，因久攻不下，便走益阳，奔岳州，于十一月上旬进入湖北。
鉴于太平军祸乱湖南达六个多月，湖南驻军大都尾追太平军去了湖北，朝廷对湖南的防御格外重视，故此于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53年1月8日），诏命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使其成为继广西陈孚恩之后的全国第二个团练大臣。
这意味着他将弃文就武，奔赴兵危战凶的烽火一线；更意味着中小地主及其代表经世派于清朝权贵溃败后将真正登临历史前台。细究之下，事实竟是这样的契合所论：向咸丰皇帝推荐曾国藩出任团练大臣的是理学名臣唐鉴，此人既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还是指点曾国藩治学之方的恩师，更是第二代经世派的中坚人物；动员曾国藩出山的是湖南籍老乡兼挚友的郭嵩焘，此人与曾国藩同为第三代经世派的中坚力量，此时同曾国藩一样丁忧在籍；最终命曾国藩毅然出山的是他的父亲，本为湖南湘乡的中小地主，还兼备秀才身份，算得上一位在野的知识分子；最令人惊异的是曾国藩的母亲，她的去世竟然与朝廷诏命曾国藩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同出一天，即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是母亲适时的死，让儿子有了丁忧在籍的身份，进而才赢得充任团练大臣的资格。这似乎证明：中小地主及经世派正不失时机地协力将他们的代理人举上台面。
当然至为关键的还是朝廷的任命，但是，对于这一任命，咸丰皇帝绝没有将它看得很重，因为就在任命曾国藩十五天后，又敕各省绅士在籍办理团练，曾国藩只不过是全国四十五位团练大臣中的一位。然而，曾国藩却将这一被视为无足轻重的差事做得风生水起，最终竟让自己成为太平天国的掘墓人。换一个角度，清廷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恰是于不经意间做出一个不得不如此的选择：让唯一可以借重的力量即中小地主及其代表经世派代承担历史大任，如同一不留神将一头雄狮放出笼子，为他清除了眼前的危害，不过，却也将原来铁桶一般严密的王朝体制撕开一道缺口。
此时的曾国藩已经修炼成一双慧眼，他对清王朝从军制到吏治的溃败洞若观火，他断定绿营兵已经不堪其用，而诏命沿江各省所兴办的团练，更于事无补。要剿灭太平军，必须另造一支凶悍敢战的生力军。但是事关建军大事，即便清朝当局也不可能轻易进行，何况由你一位汉人操刀？即便地方兴办的团练，还一再要求地方督抚予以严控，其后还委派团练大臣专职协管。但这又绝对是当前必须做、亟待做、非做不可的事情，否则绝没有可能平息内患。于是，曾国藩便决定打着兴办团练的旗号，另起炉灶，但是这又必须经由朝廷允许，故此曾国藩决定瞒天过海。
曾国藩首先玩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游戏，在“团练”二字上做文章，在给皇帝所上的《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中说：“因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这已然使原来意义上的团练发生了质的转变，即由地方民兵变成官办军队。但是在用词上却十分讲究，总未脱“团”、“练”二字，却将真实意图暗藏在“择”、“招募”、“立一大团”之中，这分明是在团练的基础上另立新军，却被巧妙地遮掩在秉承圣命之下。
为了获得恩准，曾国藩陈列了无可辩驳的理由：一是太平军已经攻破湖北省城武昌，接下来就会窥伺湖南、安徽、江西等相邻的省份，长沙作为湖南省城，不可不严加防守，但眼下省城兵力单薄，原有的军队多半都被调走，故此长沙防守空虚。二是绿营兵之所以战斗力丧失，主要是因为未经训练。
其实曾国藩最想说的是绿营兵已经朽败，无力承担剿灭太平军的重任，必须另立新军，但这话只能存在心里，一旦说破，会立刻引起清廷的警觉，绝不可能获准。尽管自己于咸丰元年（1851）三月初九日所上《议汰兵疏》中对绿营兵的朽败做过尖锐的陈词，但那是在为自己裁汰冗兵的主张提供依据，毕竟那时自己的身份是兵部侍郎，无论如何尖锐，都属履职。而今天则不同了，不仅目的由裁军变成了建军，而且身份也由只有议兵权变为执掌兵权，因此说话的方式与口气甚至表面的重点都须细加掂量，这才巧妙地将实质上的建军说成练勇。说得严重点，曾国藩为了达到另立新军的目的，不惜玩弄手段以蒙蔽圣聪。当然曾国藩绝无私心，而是严峻形势下的无奈之举。
同理，也正是由于形势严峻，咸丰皇帝才无暇细想，以为曾国藩同别的团练大臣一样，只不过依照旧例在兴办团练，至于偶有不同之处，也不过在大体相同的前提下各行其法而已，于是便在折后朱批道：“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钦此。”
曾国藩请来了尚方宝剑，便着手招募、组建新军，其要害则在打造战斗力。在他的心中已经有了正反两个参照，即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成功与本朝绿营兵的朽败，二者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兵为将有与兵为国有。前者因兵将间的私相隶属关系，平素严格训练，纪律严明，战时即可收到如臂使指、得心应手的功效；后者则因兵将不相隶属，平素不加训练，纪律松弛，而且父子相承，当兵只为饷额，为官者则贪吃空饷、盘剥士卒，及至战时，则另由钦差大臣临时统率，绝难心气相应，形成合力。
曾国藩在充分借鉴双方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对现行军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首先实施从上到下层层聘选的原则，由大帅选统领、统领选营官、营官选哨官、哨官选什长，什长选士兵，而士兵之间又多为同乡、同窗甚至血亲的关系。这样一支以私人情谊为基础的军队既有利于形成下级对上级绝对服从的观念，又易于校正绿营兵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的恶习。此外还用另两条绳索将他们捆住，一是应募者必须注明府县里居及家庭成员，签下合同；二是不发全饷，只待探亲或遗散时补齐，以此控制士兵逃跑。其次强化训练，而且将训练分为训与练两个部分，前者着眼于塑魂，后者着眼于习技。其前提是兵将之源，即兵为朴实山农，将为明理士子，这样既易于灌输忠义思想，又易于练成过硬的技艺甚至形成相应的谋略。当然最根本的还在于能为众多的乡农与士子辟出一条谋生与仕进之路：实施厚饷制，凭此足以养家糊口，甚至发家致富；立有军功又可加官晋爵，从而吸引大批生活无着的山农与多年科考不第的读书人纷纷加入了湘军。
曾国藩以他特有的圣贤资质既为他亲手组建的湘军注入灵魂，又将湘军的训与练运作得细致入微、扎实详备，而超强的战斗力便在这从思想到技艺的严格训练中逐渐形成。与此同时，如同明代的戚家军一样，晚清的湘军也几乎等同于曾家军。毫无疑问，这一与现行军制相悖的兵种，理所当然地成为清朝部族统治的一种脱控、离心甚至冲击、破坏的力量与因素，日后受到咸丰皇帝以及其后的清廷不断的猜忌与打压也就在所难免。
曾国藩能够过得了皇帝关，却过不了湖南的军政官场关，因为咸丰皇帝作为清王朝的新任掌舵人，危亡系于一身，只要不是昏聩透顶，势必识别得了轻重缓急。但是以清朝权贵为中心的官僚集团早已经堕落乃至腐朽，连起码的警觉力都丧失殆尽，致使由他们所主导的整个官场，面对危局却依然故我，陈陈相因，即便咸丰皇帝，也终究是清朝官僚机构的总代表，故此对于曾国藩的支持也只能是以利用为前提。
曾国藩初到长沙时，湖南巡抚还是张亮基，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之所以前往湘乡动员他出山，正是受了张亮基的委托。有了巡抚的鼎力支持，曾国藩踢开了建军的第一脚。然而仅仅二十天后，张亮基便赴湖北代理湖广总督。湖广总督下辖湖南、湖北两省，但总督衙门却设在湖北。湖南巡抚由原来的布政使潘铎代理，布政使的空缺从云南调补，布政使下面还有按察使，由原来主管衡、永、郴、桂州一片的道员升任，名叫陶恩培，由于此人后来还会同曾国藩发生关系，故此特别需要记住这个名字。这里涉及四个称谓，就今天来看：巡抚即相当于省长，布政使相当于主管民政、人事和财税的常务副省长，按察使相当于主管治安、刑法的副省长，道员相当于管片的副省长。由于晚清的吏治已是自上而下、由外至里地腐烂了，即便不腐烂，一切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惯常的轨道，惯常的规则，如同昼夜交替、四时往复一样运行不辍，即便眼前就是深渊，也会一如既往、不改其辙地走下去。而曾国藩虽身为团练大臣，但既非官场正常系统内成员，又非钦差大臣，甚至连绅士都算不上，不过是朝廷应急性临时委派的角色，不入正常官场系统，只是从旁帮办，因此一切必须仰人鼻息，有巡抚支持则可，否则将寸步难行。果然，张亮基一走，代理巡抚潘铎竟然主张将省城从曾国藩的老家湘乡招募来的练勇千余人裁汰回乡。曾国藩据理力争，总算保住了一部分。经过扎实的训练，曾国藩初步打造出一支敢于拼杀的官勇，守卫省城，清剿本省及外省进入湖南的造反武装，而且还曾出省救援南昌。但在剿匪过程中却同陶恩培发生了严重的碰撞，由于擒拿盗匪本来是按察使的职责，陶恩培身为按察使，自己做不来，却又容不得别人参与，因为与职责相伴而生的还有权利，曾国藩剿匪可以无视权利，只想尽责，而陶恩培及他手下的官吏们岂能放弃从中渔利的良机？于是，便利用职权，并联合上下，对曾国藩处处施以刁难、掣肘。
眼见依靠正常轨道不能做事，曾国藩毅然抛开官府和已有的法律程序，自设审案局，对涉匪者进行严酷捕杀。其用意有二，一是制造白色恐怖，杀一儆百，“使民畏我远过于畏贼”，以此震慑不法农民对太平军的积极响应；二是为中小地主及士绅撑腰，使他们从害怕、讨好不法农民的可悲风气中振作起来，成为湘军的社会基础与兵力来源。
这样一来，曾国藩犹如一位外来者闯入土着的领地，侵犯了人家固有的权利，不仅僭越了省城治安司法部门，还勒令各府县将所拿之贼全部解送他的审案局，便又侵夺了下层衙门的权利，于是湖南官场上下同仇敌忾，曾国藩成为众矢之的，“曾剃头”、“曾屠户”的骂声不绝于耳。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要想做下去，唯一的办法便是争取咸丰皇帝的支持，他给皇帝上了一道折子，表示：“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省城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这话说得实在是太得体了，一是申明了自己乱世须用重典的主张；二是诉说了自己落下骂名的委屈；三是表达了自己不计个人得失坚决履职的忠心。这三点恰好投合了咸丰皇帝力挽危局的需求，咸丰皇帝立即朱笔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有了皇帝的支持，湖南官场对曾国藩的围攻才不得不有所收敛，而曾国藩则得以有恃无恐，大行其事，致使湖南的形势有了根本的改观，不仅不法农民响应太平军的势头被弹压下去，更成为日后湘军集团剿灭太平军的首要基地。
曾国藩无疑是一位敢于践踏晚清军政体制的斗士，他的手不仅伸向了行政系统，还伸向了军界。按清朝常例，各省绿营兵由总督管辖，平素操练归提督即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司令负责，除非兼有提督衔，否则连巡抚都无权过问。
可是曾国藩以一不官不绅的身份，居然染指绿营兵，先是聘请绿营的代理长沙营都司塔齐布教练他的练勇，然后又通过塔齐布传令营兵会操，并听取他的训话，招致绿营兵的强烈不满，为首的便是长沙协副将清德，他们不仅不来，还鼓动绿营兵对塔齐布群起而攻之。曾国藩便以沉于安逸、不理营务为由参劾清德，请交部从重治罪。清德本为满人，曾国藩以一汉人参劾满人是犯忌的，好在与此同时，还保举了同为满人的塔齐布，恳请予以破格提拔，并信誓旦旦地为塔齐布打保票：倘塔齐布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愿将自己一并治罪。咸丰皇帝再一次支持曾国藩，一方面赏给塔齐布副将衔，一方面将清德革职拿问。
上谕下来以后，清德对曾国藩恨之入骨，伺机报复。此前，接替张亮基的代理巡抚潘铎在任没多久便因病告假，巡抚一职又由骆秉章代理，为了预防太平军自金陵回攻长沙，骆秉章已商定提督鲍起豹调兵来省，这让清德及全体绿营兵有了靠山，气焰益发嚣张，肆无忌惮地同塔齐布所辖的辰勇滋事寻仇，终于激发一起事件，先是围攻塔齐布，塔齐布藏在草丛里逃过了一劫，晚上又冲进曾国藩的公馆，枪伤曾国藩的亲兵，曾国藩本人险些被击中。而巡抚骆秉章先是故作不知，不得不出面后，平息了事态，却不做处理。此事一出，不仅绿营兵扬眉吐气，政界方面也拍手称快。湖南军政双方联合起来，众口汹汹，欲合力剿杀曾国藩这位异己的闯入者。
面对如此屈辱，有人劝曾国藩据实参奏，曾国藩却意外地保持了相当的克制与冷静，他清醒地知道，自己一旦参奏，对方势必反诉，极有可能军政联手，众口一词，到了那时，咸丰皇帝作为官僚集团的首脑，很难违背众意，反过来支持一位千夫所指之人，即便侥幸获得了咸丰皇帝的支持，他自己也无法再在长沙待下去了，便说了一句颇为堂皇的话：
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弭乱，反以琐事上渎君父之听，于心不安也。
身为人臣，不能为国家消除战乱，反而以琐屑小事冒犯皇上，我岂能心安？
随后又找了一个颇为堂皇的理由，说衡、永、郴、桂州一带为贼匪聚集之所，数月以来，聚众为乱，巨案叠出，为了就近调遣，于咸丰三年（1853）八月十三日奏请移驻衡州。
（第三节）据理抗君命，借故杀臣威
本来是逃离省城，败走衡州，没想到一个仿佛天上掉下来的机遇却在前头等着曾国藩：创建水师。由于太平军自益阳、岳州掳得船只后，水陆并进，攻占了湖北省会武昌，随后沿江东下，势如破竹，四十天之内，连克江西九江府城、安徽省会安庆城，最后拿下江南重镇江宁，即今天的江苏南京，于是定都于此，改称天京。太平军的进攻如此神速，无疑是得益于水路，也使清廷的一些有识之士将目光瞄准了水师的创建。不过单凭这点，创建水师的差事远不足以落到曾国藩的头上，因为事涉建军大事，不到万不得已，清廷是绝不会将它交付一个汉人的。故此，他还需要耐心等待，等待一位贵人相助，只是这位贵人不再出自清廷内部，因为内部没有人能够助成此事，即便咸丰皇帝也没有这个力量，只有依靠敌人，从外面施以强力，如飓风般不可抵御，才会造成不得不然的情势，迫使咸丰皇帝于火烧眉毛之际破例恩准。这位所谓的贵人即太平军最英明的统帅——翼王石达开。这里绝非故弄玄虚，只消仔细地检索历史，就会惊异地发现，曾国藩此后五次大的转折有四次都是拜石达开所赐。如果说，没有太平军，就不会有曾国藩的转型，同理，没有石达开，也不会有曾国藩的大起大落，即便大落之后的复起，仍旧离不开石达开的“援手”。
太平军于咸丰三年二月初十（1853年3月19日）定鼎天京，清军尾随其后，分别在城南和扬州扎下江南、江北两座大营。但两营兵力加在一起不足三万五千，相对于太平军的十万，不仅形不成攻势，连防堵都做不到，充其量只起到一种武装监视的作用。而且由于这些兵力多从各地调集到这里，势必造成原驻地空虚。于是太平军避实击虚，兵分两路，一路北伐，一路西征。单说西征一路，初起，其战略构想并不够成熟，一是夺取粮草，二是攻其必救以解围天京。而且由于指挥不力，兵困江西南昌城下九十三天不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翼王石达开于咸丰三年八月受命主持西征战事，当月二十三日，即进抵安徽省城安庆，占据了号称太平天国的第一门户；与此同时，命南昌撤围，于当月二十七日拿下堪称天国第二门户的江西九江。随后又进军湖北，倘若再拿下湖北省城武昌，那么沿江三大战略重镇便尽收囊中，由此完成于长江上游建立基地以屏蔽天京的战略转变。
而曾国藩恰好于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即太平军攻克九江城那天抵达衡州。随后便面临湖北告急。代理湖广总督张亮基及随他同赴湖北的江忠源连吃败仗，张亮基改任山东巡抚，曾国藩的会试座师吴文镕赴任湖广总督。此时太平军已经攻陷了湖北黄州、汉阳，进逼隔江相望的省城武昌，朝野为之大震。咸丰皇帝自九月二十七日至十月初五不到八天，竟然用六百里加急给曾国藩连发三道上谕，其中第二道与第三道之间仅隔一天。咸丰皇帝说“长江上游，武昌最为扼要，若稍有疏虞，则全楚震动”，而贼匪先是“逼近武昌”，随后是“武昌被围”，再后是“武昌省垣情形已万分危急”；而荆州将军“台涌所带官兵及咨调江西官兵，未知何日赶到？武昌兵单，实恐不敷剿捕”，其后是“江忠源尚须先赴汉阳以图收复，未能即抵武昌，现已令吴文镕等悉力坚守，并令台涌即日拨兵前往救援，第兵力仍虞单弱”；故此“着骆秉章、曾国藩选派兵勇，并酌拨炮船，派委得力镇将，驰赴下游，与吴文镕等会合剿办，力扼贼冲”，随后命曾国藩亲自出马，“酌带练勇，驰赴湖北，合力围攻，以助兵力不足，所需军饷，着骆秉章筹拨供支”，并告诫二人：“两湖唇齿相依，自应不分畛，一体统筹也”，再后命曾国藩“赶紧督带兵勇炮船驶赴下游会剿，以为武昌策应”，而且前后两次使用“毋稍延误”一词，不过于下令之前，先施以褒奖：“曾国藩团练乡勇，甚为得力，剿平土匪，业经卓有成效”。
而此时的曾国藩正在谋建水师。其实筹建水师本是咸丰皇帝早在八月下达给四川、湖北、湖南三省督抚的指令，就曾国藩而言，既非督抚，便无筹建之责。但他一是深深意识到水师的重要；二是欲借筹建水师摆脱败逃衡州的窘境；三是衡州府城位于湘水与蒸水交汇处，水运发达，不仅船多，人们也多习水性，加上该府土地贫瘠、人口稠密，可为水师提供丰盈兵源。
但是湖北形势如此紧急，咸丰皇帝上谕频催，曾国藩没有任何理由不奉旨赴鄂；一旦赴鄂，筹建水师必成泡影，曾国藩日后的辉煌也就无从谈起，甚至连曾国藩这个名字都极有可能湮没无闻。就在这关键时刻，石达开帮了他的忙。因为石达开是在玩一个“声西击东”的把戏，他在湖北大张声势，将清廷的注意及兵力全部吸摄过来，造成安徽腹地空虚，于是他虚晃一枪，突然转身，直取庐州。就在咸丰皇帝于十月初五做出了第三道上谕的第二天，即十月初六，太平军便开始从湖北撤离。当第三道上谕在路上走了十五天，于十月二十日到达曾国藩手上时，武昌已经解严。真是天赐良机，四天后，曾国藩便给咸丰皇帝上了《暂缓赴鄂并请筹备战船折》。折中在说明武昌解严的情况后，提出“援鄂之师自可稍缓”；随后便自请筹办战船，曾国藩自会将理由讲述得十分充足：一是“贼匪以舟楫为巢穴，以掳掠为生涯，千舸百艘，游弈往来，长江千里，任其横行，我兵无敢过问者”，“皆由舟师未备，无可如何”；二是“今若为专保省会之计，不过数千兵勇，即可坚守无虞，若为保卫全楚之计，必须多备战船，乃能堵剿兼施”；三是“夏间奉到寄谕，饬令两湖督抚筹备舟师，经署督臣张亮基造船运炮，设法兴办，尚未完备，忽于九月十三日，田家镇失守，一切炮船炮位尽为贼有，水勇溃退，收合为难”；四是“现两湖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今若带勇但赴鄂省，则鄂省已无贼矣，若驰赴下游，则贼以水去，我以陆追，曾不能与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哉？”在做了如此周严的铺垫后，推出自己的主张：“再四思维，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臣现驻衡州，即在衡城试行赶办”，“若舟师办有头绪，即行奏明，臣亲自统带，驶赴下游”。
事情竟如曾国藩所愿，咸丰皇帝朱笔批道：“所虑甚是，汝能斟酌缓急，甚属可嘉。”不仅答应曾国藩关于提取广东解往江南大营现存放长沙的饷银四万两的奏请，还指令湖南拨付三万两，更特准截留由江南发往北京的漕粮。于是，被湖南官场打得一败涂地的曾国藩，居然在短短两个月后不亚于咸鱼翻身，风光跃起。如果说建军时还需要掩人耳目，那么此刻建造水师则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进行，而且原来所建仅仅是陆地练勇，职责也基本限定于省内剿匪，如今则可以名正言顺地出省讨贼，或许得以建树当世最伟大的功勋。不过，在咸丰皇帝的视线里，曾国藩也由几近边缘被大幅度拉近，对在建的水师寄望甚殷，甚至急不可待，由此不仅勾起昔日的个人恩怨，而且大背景下的满汉防猜也开始浮出水面。
历史简直就是戏剧。曾国藩是咸丰三年（1853）十月二十四日奏请办船，十三天后，即十一月初七，咸丰皇帝做出同意的朱批，仅四天以后，即十一月十一日，咸丰便接受礼部左侍郎宋晋的建议命曾国藩迅速援皖。好像是经过石达开计算好了似的，只给了四天时间，让曾国藩的办船奏请通过了咸丰皇帝的批准。因为太平军于十月初六开始撤离湖北，当月中旬即攻陷了安徽桐城、舒城，兵锋直指临时省会庐州。此前，江忠源已被授予安徽巡抚，命他湖北和安徽“一体斟酌缓急，相机进剿”，及至安徽事急，迅速挥师北上庐州，本来已是病体，谁料中途病情转重，不得不停在六安治疗。咸丰皇帝这才命曾国藩“自洞庭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面，与江忠源会合，水陆夹击，以期收复安庆及桐、舒等城，并可牵制贼匪北上之路”，还再次给曾国藩戴上高帽，先是转述宋晋的话“曾国藩乡望素着，人皆乐为效用”，其后又说“该侍郎忠诚素着，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
不难想象，咸丰皇帝的要求是何等不切实际。曾国藩纵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造出一支水师，不仅炮船船式无人知道，甚至连造船技术都没人能懂，更不要说招聘水师营官了，况且射程远的洋炮需要从广州引进，这绝不是一时半刻即能到达的。倘若仓促上阵，只能是自蹈死路。
曾国藩只好上《筹备水陆各勇赴皖会剿俟粤省解炮到楚乃可成行折》，说明油未干、炮未至、勇未募的情况，请求延缓至“明春乃可成行”。
让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奏请竟招致咸丰皇帝的极度不满，于朱批中措辞严厉而且刻薄：
现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己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早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现在安徽待援十分紧急，如果你一定要偏执己见，未免太过迟缓。朕知道你还能够激发天良，所以特命你前去救援，以解燃眉之急。现在看了你的奏折，竟一直以为几个省的军务由你一人就能担当，试问你的才力能还是不能？平时漫无边际地自夸，以为没人能超过你，及至临事，果真能与你说的相符最好，倘若有一点炫耀、轻狂，岂不贻笑于天下？命你想办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可收得早一步的益处。能自担重任，显然不是畏缩者所能比的，话既然出自你口，所行必须尽如所说，办给朕看。
所谓“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之说，出于曾国藩同吴文镕、骆秉章、江忠源等人商定的“四省合防，以剿为堵”
战略，由湖南、湖北、江西及安徽四省负责本省防务，由他筹建水陆之师作为机动兵力负责进剿。这本是汲取清廷原来“以堵为剿”战略屡遭失败的教训而及时做出的调整，无疑是十分正确的选择，可是当咸丰皇帝在曾国藩的奏折中读到时，不仅未予认可，反而痛加奚落。这不禁让人想到曾国藩两年前的那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皇帝当初强忍下来的羞恼，如今终于有了发泄的机会。
客观地说，皇帝远在大后方，不知前敌情形瞬息万变，却不能不知道偌大一个水师岂是三朝两夕就能成就了的？一定是事态严峻搞晕了他的头。但是作为具体的责任人，曾国藩深知水师在未来剿灭太平军中的作用，他此时的抉择关系到水师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未来的战局，身为当事人于重要关头能否持得住则是事情成败的关键。须知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帝制年代，圣谕之下，几乎无人敢于抗命，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然而曾国藩既敢于犯颜直谏于前，就敢于抗命申辩于后，于是在所上《沥陈现办情形折》中固陈己见，以貌似委婉的语气，将绝不匆促出兵的主张表达得坚毅如山，而且理由充足、不容置疑。其后说道：
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奏明，受畏葸不前之罪。
与其将来毫无功绩，承受大言欺君的罪责，不如此时据实奏明，因而承担畏缩不前的罪名。最后又说：
臣不娴武事，既不能在籍终制，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中夜焦思，但有痛哭而已。惟乞圣慈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竭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
臣不懂军事，既不能在老家按规定的时间守孝，以致在士林中留下被讥讽的把柄，又以说大话而坏大事，因而成为天下的笑料，臣有何面目自立于天地之间？夜半难眠，思虑焦灼，只有痛哭而已。惟乞皇上慈悯俯察，可怜为臣进退两难的窘境，以敬慎警诫为臣，不以立出成效来要求为臣。臣自当竭尽血诚，断不敢妄自夸耀，也不敢稍有退缩。
也许由强臣的咄咄逼人，转为弱臣的楚楚可怜，卸下了咸丰皇帝心中的怒火；也许是陈破了利害，让咸丰皇帝无言以对；也许毕竟还需倚重曾国藩，反正咸丰皇帝做出了这样的朱批：
知道了，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朕独知。若甘受畏葸之罪，殊属非是。
知道了，成败优劣，本来就不可预知。不过你的心则天日可鉴，不仅朕一个人知道。如果甘受畏缩之罪，就大错特错了。
咸丰四年（1854）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终于从衡州起程，此时距去年墨绖出山，刚好一年零一个月；距去年八月移驻衡州仅五个多月，曾国藩竟神奇般地打造出水陆两军二十营一万人马，加上夫役等足有一万七千多人，拥有大小战船二百多艘、新式火炮五百七十多座。而起程之日，恰是安徽巡抚江忠源于庐州城破自杀的第四十三天、湖广总督吴文镕于黄州堵城兵败自杀的第十四天。二人一位是他的学生，一位是他的座师，这不仅是清廷的重大损失，也让曾国藩痛失膀臂与靠山，压力骤增。曾国藩强抑内心的悲愤，昼夜兼做，而且不待广州所购之炮到位，即决定启行。三天后，曾国藩向咸丰皇帝上了《报东征起程日期折》，折的末尾，曾国藩向皇上表明自己的心迹：
臣才智浅薄，素乏阅历，本不足统此大众。然当此时事艰难，人心涣散之秋，若非广为号召，大振声威，则未与贼遇之先，而士卒已消沮不前矣。是以与抚臣往返函商，竭力经营，图此一举。事之成败，不暇深思；饷之有无，亦不暇熟计。但期稍振人心而作士气，即臣区区效命之微诚也。
其间所说的“广为号召，大振声威”，即起程前在誓师大会上发布《讨粤匪檄》。这是针对太平军的《奉天讨胡檄》而作。《奉天讨胡檄》立意在民族大义，“慨自满洲肆毒，混乱中国，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甚矣哉，中国之无人也！”而且还拨动当年令华夏尤其是江南士人最感屈辱的那根神经：“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曾国藩清楚地知道，太平军着眼华夷之辩，立论不为不堂皇，只是清朝入关已历二百多年，尽管华夏知识分子不甘臣服之心早已泯灭，但异族江山却是铁定的事实。作为讨伐檄文，本应针锋相对，这就必须为清廷辩护，而且清廷最想看到的也必定在此。但是这对于号召广大华夏士人却无论如何都会是苍白无力的。于是曾国藩别出心裁，刻意避开华夷之辩，抓住太平军信西方上帝、反中华文化这一软肋而大做文章：
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毋庸置疑，曾国藩站在了中华道义的制高点上，这就使得他所统率的湘军不仅具备了相当的实力，而且成了极具号召力与凝聚力的正义之师。曾国藩将这篇檄文誊抄了数百份，通衢码头、市井馆舍广为张贴，引起极大的反响。
不想，清朝以及忠于清朝的人们正在一旁冷眼观瞧、悉心玩味，曾国藩貌似缜密的心机早被他们看个透彻，以致湘军到底是勤王之师还是卫道之师在京城竟成一时之议。
其实，早在曾国藩筹建水师之始，咸丰皇帝就睁开了那只疑忌的眼睛。像这种由汉人建军在清朝二百多年的历史上绝无先例，只是形势所迫，不得不首开其禁。但是咸丰皇帝绝不会不加防范，据王闿运《湘军志》所载：“文宗以国藩一人兼统水陆军，心忧之，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自黄州还，赴其水营，诏总督台涌会其师。”布克慎身为从一品的提督，命他进入湘军水营，即便不能取曾国藩而代之，至少是于内部施以监控。而且同为满人的台涌，时任湖广总督，命他同湘军会师，更有从旁牵制之意。只是因太平军由鄂入湘，曾国藩不能及时赴鄂，致使这一计划暂且搁置，但是咸丰皇帝心有不甘，终于抓住曾国藩的一个小把柄予以惩戒。
为了筹集军饷，曾国藩在衡州时曾接受原任湖北巡抚杨健之孙杨江两万两银的捐助，并应其所请，特上折奏请杨健入祀乡贤祠。前叙曾国藩在奏报东征起程日期折中，曾说及“饷之有无，亦不暇熟计”，这话听起来很有些悲壮的味道，至少说明湘军东征，正为军饷筹集所困，故此曾国藩才对杨健于道光年间受过处分的事未曾在意。不想咸丰皇帝览奏，居然大发雷霆，一说曾国藩“袒护同乡，以私废公，明显与圣衷相悖谬，可恶至极”；二说“各省题请乡贤，例由各省督抚学政核办其事，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竟敢专擅入奏，并特旨批准，饷词巧辩，所奏极不成话”
。于是便将曾国藩“交部议处”，却对杨江的捐输予以奖励。至咸丰四年（1854）三月中旬，即曾国藩从衡州起兵四十几天后，吏、礼二部遵照咸丰皇帝的旨意，对曾国藩作出如下处分：
该侍郎袒护同乡，专擅入奏，理应革职，只因该侍郎现在督带炮船，剿办贼匪，连获胜仗，尚知奋勉，故加恩改为降二级调用，仍行督带湘勇，速灭贼匪，不得有误。
平心而论，这事说大即大，说小即小，只是正值咸丰皇帝对曾国藩满腹猜忌之时，小题大做自然难以幸免。
（第四节）巡抚任复免，满君忌汉臣
曾国藩终于以统兵大帅的身份驰骋疆场了。这既为他始料不及，又属得偿所愿。然而等待他的则是千般困苦、万种酸辛。这些不仅来自敌人，更来自内部，来自他竭诚尽力所效忠的朝廷，来自那位满腹心机而恩、威、忌并用的咸丰皇帝。
又好像出于刻意安排，石达开已经奉调入京，主持天京城防事宜，西征主帅更为燕王秦日纲。但秦日纲远逊于石达开，一切听凭东王杨秀清于京城遥控。由于庐州的胜利，杨秀清有些头脑发涨，分兵三路，深入两湖腹地，却因战线过长，兵力有限，后来不得不实施战略收缩，由此成全了初涉疆场的曾国藩。这样说并非是对曾国藩的辱没，因为客观地讲，曾国藩区区一万人的部队，与数倍于己的太平军相比实在是寡众悬殊。但曾国藩竟能不失时机地乘势而起，到底非同凡响。
当然，经历挫折也在所难免，毕竟未经实战之军，很难抵御太平军挟庐州之胜而重回两湖的锋锐。
的确，两军初遇不久，曾国藩便遭遇了靖港之耻。当曾国藩率湘军离开衡州抵达湖南省城长沙时，太平军已经从湖北进入湖南，占领了紧邻湖北的岳州，随后一路南下，拿下了湘阴以及省城长沙以北的靖港和以西的宁乡。湘军首先在宁乡同太平军打了一个遭遇战，虽牺牲十八湘勇，却毙敌三百多人。同时也驱走了湘阴的太平军，并尾随至岳州。湘军水师于洞庭湖也小胜太平军。太平军见湘军来势凶猛，只好弃岳州而走，退回湖北。可是，当两路太平军会和后，便转败为胜，不仅复夺了岳州，还折损湘军兵将千余人。与此同时，湘军水师在洞庭湖进抵岳州之际，突遇北风大作，漂沉战船及辎重船二十四艘，撞破几十艘。曾国藩不得不率水师及岳州败军退回长沙。太平军则于岳州卷土重来，复夺湘阴、宁乡、靖港，而且前锋直抵湘潭，从北、西、南三面对长沙形成钳形攻势。此时的曾国藩头脑还十分清醒，他看准了湘潭之敌孤军深入的弱点，及时派出重兵攻打。不料却误听绅民提供的情报，曾国藩督军进攻靖港，本意是亲自指挥一场靖港大捷来挽回声誉，谁知竟是雪上加霜。也许是上天不佑，曾于洞庭湖漂沉湘军水师战船的北风，此时竟然转为西南风，致使船队无法停泊，径直闯入太平军营，惨遭炮攻。而陆师方面，不该让团丁在前，结果敌军一出，团丁掉头就跑，带动湘军跟着溃逃。曾国藩大怒，手提宝剑，在地立一小旗，传令：
“过旗者斩！”然而溃退的士兵居然绕旗而逃。曾国藩曾一再讥笑绿营兵望风溃逃，如今居然出现在自己的军中，不禁又羞又愤，当即跳了湘江，而且连跳了两次。当然是被人救起了，不久又传来了湘潭大捷的喜讯。
但是，长沙的官场却十分热衷于曾国藩的失败。岳州之败时，就已谤声一片，不仅大骂曾国藩无用，还主张解散湘军。湖南巡抚骆秉章虽不同意解散湘军，却也对曾国藩极其冷淡。如今又遭靖港之耻，不知是出于长沙方面拒入，还是曾国藩自感无颜，反正曾国藩这次回来连城都没进，只住在南门外的妙高峰寺。城里则已人声鼎沸，纷纷要求骆秉章参劾曾国藩，解散湘军，一时间风雨满城。曾国藩悲观到极点，依然准备自杀，以谢兵败之罪。以致十天后在给咸丰皇帝上《会奏湘潭靖港水陆胜负情形折》和《靖港败溃自请治罪折》的同时，还拟了一道未发的遗折，向皇上申明死志：“为臣力已竭，谨以身殉，恭具遗折，仰祈圣鉴。”
咸丰皇帝却更看重湘潭大捷。因为自兵兴以来，对太平军的围剿，几乎全是败绩，如今由曾国藩练出的湘军竟然取得了如此胜利，不亚于一片汪洋之中突然冒出一座孤岛，在咸丰皇帝的眼中格外醒目。也许早在三月初五曾国藩曾上《贼踪退出南省现驻岳州折》，就已经让咸丰皇帝受到了鼓舞，及至三月二十日曾国藩再上《岳州战败自请治罪折》，咸丰皇帝竟在朱批中十分惋惜却又不无体谅地说：“何事机不顺若是”。而此时，看到曾国藩因靖港之败而自请处分，他不能理解曾国藩败不讳败、功不矜功的诚实、谦抑之德，反笑曾国藩愚腐，批道：“此奏太不明白！岂已昏聩耶？汝罪固大，总须听朕处分。岂有自定一拿问之罪？殊觉可笑！想汝是时心操如悬旌，漫无定见也。”如此尖刻的挖苦出自咸丰皇帝，在曾国藩大抵已经习惯，尤其在此刻，更为一种受宠若惊所遮掩，因为，咸丰皇帝对曾国藩只处以“加恩免其治罪，即行革职，仍趱紧督勇剿贼，戴罪自效”，并没有剥夺他的军权，尽管仍属恩威并施，但毕竟恩大于威，尤其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对头即湖南提督鲍起豹竟被革职，并由自己一再予以举荐的塔齐布最终接替。不过，一个多月前，对曾国藩“专擅入奏”的处罚，“理应革职”却“加恩改降二级调用”，如今终于被处以革职了。致使曾国藩连专折奏事的资格都没有了，为了沟通便捷，不得不重新申请，好在获得恩准。
在曾国藩一心求死的日子里，他的父亲曾经来信，说了一句话很有分量的话：我儿此出，杀敌报国，不只为保家，出湖南战死，死得其所，若死在湖南，我不哭你！也许，父命加上君命，最终让曾国藩放弃了求死之念。曾国藩重新振作起来，开启了意义重大的长沙整军，他认真汲取湘潭大捷与靖港以及岳州惨败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明赏罚、严军纪，对溃逃的营伍坚决予以裁撤，连自己的亲弟弟曾国葆也不予姑息。经过这次长沙整军，湘军的战斗力空前提高。加上湘潭之战的胜利，迫使太平军不得不由战略进攻转入防御与退却，于是湘军于六月十三再次出征，一路斩关夺隘，于湖南北部逼迫太平军放弃岳州，退守城陵矶，双方在这里打了一场恶仗，先是湘军四员将官殒命，其后是太平军骁将曾天养战死，太平军再退至湖北省城武昌，但是进入湖北仅四十天，武昌及汉阳这一长江上游的军政重镇便易手湘军。
七天后，咸丰皇帝收到湖广总督杨霈“探闻湘军攻克武昌”的奏报，他根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又过了六天，即咸丰四年（1854）九月初五，曾国藩《官军水陆大捷武汉两城同日克复折》呈至案前，咸丰皇帝大喜过望，当即在奏折上批道：“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并做出上谕：“此次运筹决策，深合机宜，允宜立沛殊恩，以酬劳勋。曾国藩着赏给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
对此，曾国藩于咸丰四年九月十三日特上《谢恩仍辞署鄂抚折》。之所以称“仍辞”，是因为早在二十几天前就已经有话在先了，由于收复岳州先后取得一连串的胜利，咸丰皇帝赏赐曾国藩三品顶戴，曾国藩上折“恭谢天恩”，并“沥陈下情”，说自己母丧“守制未终”即“夺情视事”，“臣之方寸，常负疚于神明”，“终难自安”，随后把话说得很死：“即日两道夹攻，疾捣武汉，仰仗皇上天威，嗣后湖南一军，或得克复城池，再立功绩，无论何项褒荣，何项议叙，微臣概不敢受。”如今武汉克复，皇帝真的赏了下来，曾国藩自然要兑现前言。他在奏折中一说“窃臣办理戎务，过多功少，屡次陈奏在案”；二说武汉克复之功，一归于众将官，二归于皇上：“事机之顺，处处凑泊，则由我皇上忧勤所积，默挽天心，非臣等筹谋所能及”；三说不宜署理湖北巡抚的两点理由，一是“于公事毫无所益”，因为他要专事东征，无暇顾及湖北事宜，二是“于私心万难自安”，因为“臣母丧未除，葬事未妥，若遽就官职，则外得罪于名教，内见讥于宗族”；四说已经同湖广总督杨霈商议好了，将有关巡抚的关防手续交托给他暂时收存，“吁恳皇上天恩，简派贤员接任湖北巡抚”；五说“微臣供职之年尚富，受恩之日方长”。读到这样入情入理、挚诚恳切的奏陈，如果有谁再怀疑曾国藩请辞的诚意，恐怕就有失公允了吧？
让曾国藩意想不到的是，与他在湖北写请辞折的同一天，咸丰皇帝已在京城做出了新的上谕：“曾国藩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署理巡抚。”这一上谕在路上走了十四天，于九月二十七送到曾国藩手上，曾国藩于十月初七上《谢兵部侍郎衔恩折》，一谢皇上体谅：“蒙圣慈垂念，体恤周详，免其署理巡抚，俾臣内不亏于名义，外得效乎驱驰。凡私衷不敢上达之隐，无一念不在洞鉴之中，感激涕零，莫可言喻”；二谢皇上赏衔，让自己又惭愧又恐惧，因为“未展寸功”，却“责任愈重”；三向皇上表示忠心：“臣益当慷慨誓师，枕戈待旦，拯生民于水火，纾宵旰之忧勤，以期仰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正因为出乎曾国藩的意料，才有他“感激涕零”的话，这就是在折中所表达的一个意思：我的请辞还没有呈送给您，您就能体谅臣下的心意，可见无一念不在圣上的洞察之中。为此他发誓报答皇恩。可是没过几天，咸丰皇帝对他请辞署理湖北巡抚一折的批示下来，他才发觉自己的感激涕零是多么的可笑：
览。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虚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汝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事大，着严行申饬。
已阅。朕料定你一定会辞谢不就，又考虑你将要率师东下，不能留下来治理湖北，代理巡抚也是徒有虚名，故此赏给你兵部侍郎职衔。你的这一奏折，虽然不全是固执，但是官衔竟然不写代理巡抚，好名的过错还是小的，而违旨的罪过则是大事，应严加斥责。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此前咸丰皇帝在《谢三品顶戴恩折》后的批示：
知道了。殊不必如此固执。汝能国而忘家，鞠躬尽瘁，正可慰汝亡亲之志。尽孝之道，莫大于是。酬庸褒绩，国家政令所在，断不能因汝请稍有参差。汝之隐衷，朕知之，天下无不知也。
这话说得是何等的圣明而大气，这绝对是为君者所应该有的风范。可是仅仅过了一个月左右的光景，态度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建有惊世大功，反被鸡蛋里挑骨头，严加申斥；而那句“国家政令所在，断不能因汝请稍有参差”的帝王承诺，早变成了小儿的把戏；至于“朕料汝必辞”一语，其潜台词是：因为料你一定会辞而不就，我便提前答应了你，看来咸丰皇帝是把比自己大二十岁的曾国藩当成了三岁孩子。
再过些时日，曾国藩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事情竟坏在他的一位故人手上。据曾国藩的弟子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说：
文宗显皇帝喜形于色，谓军机大臣曰：“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某公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文宗默然变色者久之。由是曾公不获大行其志者七八年。
咸丰皇帝喜形于色，对军机大臣说：“没想到曾国藩一个书生，竟能建如此奇功。”某公说：“曾国藩以侍郎的身份在老家守孝，只相当于一个普通百姓。而一个民间普通百姓，振臂一呼，追随者竟达万人之多，恐怕不是国家的福分。”咸丰皇帝闻听此言，脸色大变，默然不语了好长时间。正因如此，曾公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达七八年之久。
这里所说的那位军机大臣被许多人认定是祁巂藻，祁氏同曾国藩因共同爱好理学而成为好朋友，而且他的弟弟更与曾国藩是生死之交。前面我们曾说及在曾国藩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后，即是祁巂藻巧妙地化解咸丰皇帝的怒气，使曾国藩免遭惩处。可是同样是他，如今却又说出了这样对曾国藩极其不利的话，从而由当初的贵人，转而充当了小人。这让曾国藩感到十分气恼，而且悚然心惊。因为正是祁巂藻的一席话，唤起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很深猜忌。据说后来有人同祁巂藻说起此事，祁氏却说是为了保护曾国藩，也许祁氏只是站在中央的角度上看待问题，他这样做当然是为了维护中央，同时按他自己的说法，也是为了让曾国藩离开手握兵权又兼地方督抚实权这种易受猜忌的位置，但这样的保护，曾国藩无论如何都承受不起。因为祁氏只知自己是军机大臣，而忘记了自己和曾国藩都是汉人，而经他提醒的咸丰皇帝却不仅记起了中央对地方的防猜，更记起满人对汉人的防猜。一旦这双重防猜施加到曾国藩的头上，曾国藩本来就充满艰辛的路就更加难走了。
（第五节）索权臣落败，君心深似海
如前所说，石达开先是声湖北之西，击庐州之东，给曾国藩腾出四天的时间，让他创建水师的计划获得咸丰皇帝的批准，随后又撤离对西征的主持，让曾国藩得以攻克武汉，初创湘军辉煌，如果说这两次都是助曾国藩大起，那么接下来，他就要致曾国藩大落。
咸丰四年（1854）十月，石达开再度临危受命，重掌西征大局，导演了着名的九江湖口会战，致使湘军水师被断为内湖与外江两段，几近瘫痪，湘军被阻扼在九江城下一筹莫展。曾国藩“四省合防、以剿为堵”战略由此破产，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发生逆转，太平军乘胜收复已然失去的湖北，曾国藩自衡州出兵以来的所有努力尽付东流。
我们当然不能过高地估计石达开的作用，因为湖口惨败是外部与内部、客观与主观多重因素纠结在一起促成的。应当说，对于将要来临的失败曾国藩是有所预感的，咸丰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克复武昌、汉阳两城，八月二十七日上《官兵水陆大捷武汉攻城同日克复折》，及至八月三十日再上《水陆搜剿襄河续获大胜折》时，就清醒地说道：“然臣等细察大局，尚有可虑者数端”，一是将士“志骄气溢”，“时出怨言”，“暗伏挫败之机”；二是太平军实力尚在，“乱民尤多”，稍有挫折，就会陷入“四面皆贼”的境地；三是湖北经济未及恢复，粮饷仍需湖南供给，“此后去湘日远”，“势难长久接济”，“一有缺乏，军士溃散前功尽弃”。简直是一语成谶，这种前功尽弃的局面竟被曾国藩不幸而言中。至于咸丰皇帝却绝没有这份警觉，因为他太急于求成了，故此他做出的上谕是：
楚省大局已定，亟应分路进剿，由九江、安庆直抵金陵，扫清江面。应如何分兵前进，如何留兵防守，着杨霈、曾国藩、塔齐布妥筹商定，即行具奏。曾国藩以杀贼自任，必能谋定后战，计出万全。沿江剿贼之事，朕已责之曾国藩与塔齐布。楚省防贼回窜及搜捕江北等处余匪事宜，朕以责之杨霈。务当协力妥筹，不可稍存大意。
不过，即便警觉的曾国藩也并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乃至形成暂缓东进的定见，因为在他上折的第八天即咸丰四年九月初七，又上了《统筹三路进兵折》，就已经制定了进剿江西九江，进而“疾捣（安徽）安庆”的方略。而咸丰皇帝需要九月初五才看到武汉克复的奏折，即便马上做出进剿九江与安庆的上谕，也不可能两天后就能到达曾国藩的手上，就是说，进剿九江、安庆的方略不是遵奉咸丰皇帝的指令，而是曾国藩自行制定的，那么咸丰皇帝的上谕便是对曾国藩的批复了。而且这一批复应当是在看了曾国藩的担忧之后做出的，因为他在批复中特别强调了“谋定后战，计出万全”，只是这种强调太过苍白。
于是，曾国藩饱尝了贸然东进的苦果。只是这一苦果并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因为咸丰皇帝以署理湖北巡抚的职衔对曾国藩授而复免，还转赠给他在长沙剿匪时的冤家对头——湖南按察使陶恩培，这让两湖乃至江西官场上的人们从曾国藩的头上看到了一片黑云。
于是，黑云罩顶的曾国藩便开始了他久困江西的噩梦。因为不被皇帝信任的讯息，像风一样很快就传遍了各地的官场，而官场最大的通病就是势利，于是，曾国藩无论走到哪里，都很难遇到热眼。当然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曾国藩没有地方督抚实权。当初他出于自己堪称愚腐的道德自律，诚心诚意地请辞署理湖北巡抚，可是没过多久，就让他深深领略到没有地方实权的苦痛，当然这并非取决于自己的请辞，而是取决于咸丰皇帝的不授。
湖口之败发生在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855年1月29日），十三天后，太平军又袭击九江江面的湘军水师，连曾国藩的座船都被俘获，文件尽失，曾国藩再一次投水自尽，被人救起后，又要策马赴敌而死，经人劝解后才打消了寻死的念头。为了拯救被隔为外江与内湖两段的水师，曾国藩命外江水师退回湖北金口予以修复，而被封死在江西鄱阳湖内的一百二十条舢板，如果没有大船随行，就不会冲出湖内，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迫使曾国藩不得不于咸丰五年正月十二日从九江启行，赶赴南昌，同江西巡抚陈启迈商议赶造长龙大船事宜，由此开始了同江西官场极不愉快的合作。
客寄虚悬的身份给曾国藩带来了巨大的尴尬。本来以团练大臣创办湘军，又带兵打仗，就被保守的官员们视为越轨，如今虽有兵部侍郎之衔，即便后来补授兵部侍郎，但毕竟不是钦差大臣，而所带之兵又不是国家经制兵，故此在江西的官场处处受到歧视。更重要的是没有地方实权，所需军饷必须仰仗江西供给，因此被江西的官吏视为额外负担。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军饷中的最大一项即所谓厘金。写作《清代皇帝传略·咸丰帝奕詝》的茅海建认为，当清廷陷于经制兵与财政双重溃败之际，是厘金的创办与湘军的崛起拯救了清廷的困局。所谓厘金，则是咸丰三年开始实行的商业税收，因为初定税率为值百抽一，即一厘，故名厘金。由于厘金的诞生，致令已经崩溃的财政有了一线生机，由此解决了刻不容缓的军饷难题。当厘金为湘军所用，便于朽败的正规军之外诞生一支生力军，从而成为以太平军为代表的反抗势力的克星，致使濒临危亡的清王朝又得以延喘六十年。而此时的曾国藩同江西官场矛盾的焦点便集中在厘金的收取。坐等供给，无异于乞食，于是便自己开办厘局，这简直是虎口夺食，种种冲突势同水火一般不可调和，令曾藩在江西举步维艰。没办法，曾国藩上折参劾江西巡抚陈启迈。好在咸丰皇帝支持了他，将陈启迈予以革职。然而接替者一如前任，曾国藩的处境丝毫没能改善。
不幸竟接踵而至。作为湘军两大支撑之一的塔齐布于咸丰五年七月十八日在九江城下病故，而另一支撑罗泽南则见在江西不能图功，加上筹饷困难，便主动请求回援湖北，于一个月后成行。石达开更趁湘军精锐尽入湖北之机，从湖北分兵两万亲自统带，避实击虚，直捣江西中西部，迫使曾国藩不得不撤离九江之围，随后石达开又于素有省城咽喉之称的樟树镇大败江西的湘军主力，然后进逼南昌，很快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四州县尽归太平天国的版图，曾国藩被困南昌及九江的南康一带，文报不通，联系中断，连送家书都不得不使用蜡丸隐语，化装潜行，还依然有百人以上被太平军捕杀。
就在太平军先后攻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之后，却于咸丰六年（1856）八月初四至十月十一日出现了内讧，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及数万将士为此死去，太平军元气大伤。至十一月二十二日，湖北湘军又一次收复武昌、汉阳，然后水陆东进，于十二月进抵九江城下。曾国藩闻讯后由南昌前往劳军，自己也因两湖方面的救援而摆脱危境，并趁势收复十多州县。可是没过多久，却于咸丰七年（1857）二月十一日接到父亲的死讯，母丧守孝未终，连丧事都未能办妥，便夺情出山，而今父亲又突然去世，曾国藩五内俱焚，仆地欲绝，愧疚之情、负罪之感潮水般汹涌，恨不得“星飞抵里，抚棺一恸”，当即奏报丁忧并陈请开缺，却不待谕旨即委军而归，由此开启了一场历时七个多月的君臣博弈。
博弈由咸丰七年二月中旬开端，六月上旬至七月初抵达高潮，九月下旬煞尾。其间曾国藩给咸丰皇帝上了七封奏折，咸丰皇帝做出五道谕旨和一则朱批。
曾国藩在第一道折即二月十六日所上的《报丁父忧折》中，吁恳天恩，准予在籍守制，即自闻丧日起回原籍守孝三年，实际是二十七个月；但也不敢指望，便补了一句“抑或赏假数月，仍赴军营效力之处”。至于第二道折，则是到家后的汇报。必须说明，请假天经地义，但不经谕旨，便擅自丢下军队而径自回家，则不合礼数，甚至是有罪。
据说是有人从中通融，但无论如何，咸丰皇帝并没有治罪，即便不治罪，问罪总是可以的吧？咸丰皇帝表现得十分宽容，在上谕中一点问罪的意思都没透出，只是不准他丁忧终制，而是赏假三月，回籍治丧，并赏银四百两作为丧葬费。不过有两点需要提及，一是申明军务正当吃紧，本可不令回籍，反衬给假的恩德；二是在说明给假的原因中却有“惟念该侍郎素性拘谨”之句，无形中透露了曾国藩在咸丰皇帝心目中的形象。还需补充说明的是，曾国藩请假一事，是由湖南巡抚骆秉章和自己分别上奏的，故此咸年皇帝也分别于二月二十七日和三月初一做出两道回复骆和曾的上谕，内容其实就是一个，不准终制，赏假三月。
三月二十六日，曾国藩上第三道折即《呈请代奏谢恩折》，对咸丰皇帝表示感激。但是原本应该对自己不经谕旨即委军而归的罪过予以检讨，曾国藩至第三道折都只字未提。你不提，咸丰皇帝心中不会没有，但是却被他轻松放下，可见咸丰皇帝这一次的表现绝对属于上乘。
但是曾国藩在三个月假期已满时，却又上第四道折，即《沥陈下情恳请终制折》，恳请终制，即由三个月假延长为二十七个月。其陈述的主要理由在于无论是大局，还是江西，形势都在好转，他不在别人都打理得很好，因而“添臣一人，未必有益；少臣一人，不见其损”。还援引去年一赏假六月，后又准其终制的先例，说明自己假期将满，但丧事未毕，故此再请终制。并声言“微臣报国心长，治军才短；守制之日有限，事君之日无穷”。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按照丁忧自闻丧之日算起的规定，曾国藩是于二月十一日接到的讣告，三个月的假期应当至五月十一日即满，但是曾国藩却于十天后即五月二十二日才上折奏请，似乎又是一次违规，即便按咸丰皇帝准假的二月二十七日算起，至五月二十七日结束，那么他提前五天启奏，五天时间折子恐怕是到不了皇帝手上的，更不要说须批复的谕旨到达自己手上，自己才有权决定在家，否则即应当启行回军。
但是咸丰皇帝又一次没有问罪，在第三道谕旨中只是不准曾国藩终制的请求，理由是“惟现在江西军务未竣，该侍郎所带楚军素听指挥”。咸丰皇帝又动用戴高帽的老套路，不仅说曾国藩本人“数年以来，战功懋着，忠诚耿耿，朝野尽知”，还夸曾国藩的父亲，说他们“尤属一门忠义”。但后面却只赏一个“署理兵部侍郎，以资统率”。须知早在咸丰三年九月十二收回他的署理湖北巡抚时便赏给他兵部侍郎衔，到咸丰五年九月初四又补授兵部右侍郎，而今在不准他丁忧终制之际，反倒仅给了他一个代理兵部侍郎，似乎有那么一点还须重新做起的意味。
无论如何这都应当算得上咸丰皇帝的一个失误，他太不拿臣下当回事了，你臣下只有乖乖效命的份，而我是君，永远高高在上，无论怎样对待你都可以。也许是咸丰皇帝的这一任命，唤起了曾国藩多年的屈辱，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判定咸丰皇帝的，是装糊涂？还是真不明白？反正他决定不再隐忍，故此于咸丰七年六月初六连上第五、第六两折，在前折即《恭谢天恩并吁请开缺折》中，他对咸丰皇帝所说逐一回复，例数自己自帮办团练以来的一路败绩，证明自己绝非“战功懋着”；陈列事实证明“士无常亲，惟抚驭者是亲”，即谁有权管他，他就跟谁亲，并非“所带楚军素听指挥”；至于赏以署理兵部侍郎，他则说自己“两遭亲丧，自度不祥之身，决非宏济时艰，挽回大局之象”。故此“吁恳天恩，俯准开除兵部侍郎缺”。而重心却在后折即《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他痛陈其难：
其一，没有军队实权，致使有功人员不能像国家经制兵那样补授实缺，久之自生绝望；其二没有地方实权，诸如筹饷等事处处受到地方官吏掣肘；其三，没有钦差职衔，以致印信既非正式，办事又非明令，故此处处受人歧视、刁难与排挤，甚至故意奚落，令他难堪。基于上述三点，他说：“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与其如此，莫如“由将军、巡抚会办，事权较专，提挈较捷”，而让自己在籍守制。
话说得已经十分明白，必须位任巡抚，才能领军。当然，曾国藩说得也还得体，他讲的是一个道理，是客观上如此，放谁身上都一样的道理。而不是直接在说你不给我巡抚，我就不能出山。但咸丰皇帝以及军机大臣们却完全可能做出另外一种解读，是你曾国藩在跟朝廷要巡抚，是在要挟中央。但是他们也许认可曾国藩所说的道理，因为几年以后的事实证明，他们终于是按曾国藩所画的道走的。但此刻他们的态度则是坚决不授，可表达出来的却是“着照所请”，就是说这第四道谕旨做得十分得体，先说“曾国藩以督兵大员正当江西吃紧之际，原不应递请息肩”；随后话锋一转，“惟据一再陈请，情词恳切，朕素知该侍郎并非畏难苟安之人，着照所请，准其开先兵部侍郎缺，暂行在籍守制”；最后还留有余地，一旦江西事情紧急，或他省需要，仍须候旨前往。
如果说咸丰皇帝争夺皇位是靠心机取胜，那么即位以后，这种心机似乎不再那么必要，尤其是在对待曾国藩的问题上更多地表现为有失君范，当然习惯使然，有时也不可避免地使用心机，不过，却往往表现得拙劣，但这一次，竟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因为对心机的运用简直是炉火纯青。
其高明之处，就是对你所诉说的无实权之难，有实权之关键，视若无睹，不置一词，而只依循曾国藩表面上所请，准予终制。这绝对是一种不动声色，是极高层次上的圣虑高深。曾国藩到底是一儒生，无论如何掩饰，却终究难脱其坦直本色。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毕竟身为人臣，无论看起来是怎样的理由充沛，却终究难敌政治资源原本只是一边倒的皇家市场，官职被深深装在帝王的囊中，他要不想给，要是没用的。而且，这原本就是不该要的，要而不给，只能自讨没趣。好在，咸丰皇帝这回竟是意外的深沉，他没有一句讥讽与谴责，一切来得超乎寻常的轻松与平静。但是不难想象，越是如此，越会令曾国藩产生惊心动魄的震撼。曾国藩的上折陈情，或许本就有些破釜沉舟的意味，发折后可能会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热切期盼，焦灼以待。然而，却如此出人意外地被做了冷处理。曾国藩可能是被击蒙了，一时间，他的大脑也许会一片空白，意识浮转之时，恐怕即是难以承受之重。
不是吗？于情于理，皇帝准予你再三再四请求，你该高兴才是，因为它来得太不容易了，故此，作为难得之喜，你该迫不及待地予以谢恩。但是曾国藩却像是被击得瘫倒在地，许久都缓不过来，因为他六月初六上的折子，咸丰皇帝六月十九日即做出谕旨，大抵十天左右至迟七月初就会送达曾国藩的手上，然而曾国藩的谢恩折却要等到九月初九才做，至少耽搁了两个整月，这无论如何都是有失礼数的。
而且推迟两个整月的谢恩折，还是在咸丰皇帝的第五道谕旨到来后才做出的。这第五道谕旨是八月十四日就一位官员的奏议所做的批复，这位官员在奏议中认为不该允许曾国藩在家守制，应命其仍赴江西，咸丰皇帝批道：江西虽无须曾国藩前往，但湖南贼情未息，可在籍经办团练，予以筹防。如果说咸丰皇帝在他的第三道谕旨中对已经实授兵部侍郎的曾国藩又让他从代理兵部侍郎重新做起，而这回则更为彻底，居然让他从最初的帮办团练做起。这其间的分量，曾国藩当然一目了然。九月初九，他上了请辞事件中的第七道即最后一道折子：《钦奉两次谕旨覆奏折》
，首先解释：皇帝准其在籍守制他没有及时回复，是因为看军事未定，恐有后命；如今闻江西军务办理得手，故此无须前往；至于令他在本籍办理团练，他客气地称颂皇帝是“圣主使臣以礼，因时制宜”，然后说：“目下湖南全省肃清，臣当仍遵前旨，暂行守制。”当然也表示，日后倘湖南告警，再行奏明办理。最后还说，“臣自到籍以来，日夕惶悚不安，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亦非有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事之清议。惟盼各路军事日有起色，仰纡宵旰之忧，即微臣恪守礼庐，寸心亦得以稍安。”咸丰皇帝在折后朱批道：
“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大臣出处，以国事为重。抒忠即为全孝，所云惧清议之赀，犹觉过于拘执也！”
至此，历时七个多月的君臣博弈终于落下了帷幕。不难看出，博弈是以曾国藩完败告终。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太平军内讧后，局势大有起色，而不同于衡州筹办水师时的万分紧急，于是曾国藩便显得无足轻重了。这当然是帝王无情的有力见证，不过，咸丰皇帝的心机竟出人意外地抵达帝王心术的巅峰，足以坐收四两拨千斤之功效，不能不让人惊异。相比之下，倒是曾国藩逊色颇多。不过，做出这样的比较，本来就有失公允，因为说到底，江山是人家爱新觉罗氏的嘛！
（第六节）博弈臣终胜，撒手君西归
曾国藩像一双穿旧了的鞋子被咸丰皇帝丢弃在一边。这下可苦了心高气傲、抱负满怀的他。他也许会想象自己像一只被潮水丢弃在滩涂的船，正呆呆地观望不远处浪与船酣畅淋漓的交响，而那里曾经是自己的领地，只是风浪依旧，船却不再是自己，而且当时的凶险万状，如今都做了诱人的隔岸风景，这益发加重了自己的失落。失落导致焦躁，焦躁难免失态，不要说自己的亲弟弟经常遭受他的谩骂，连几位弟媳都不时因细微小事被他怒斥。这应当是一个反省的过程，反省的第一阶段是羞愧与懊恼。也许最让他感到无地自容的是自己伸手要权，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让自己丢尽脸面的事儿，如果说当初对皇帝犯颜直谏曾经让他痛切地领略到了帝王的淫威，而此次的经历更让他对这种淫威的领略痛切到极点；其次他也许会反省自己对湖南以及江西官场的莽撞碰击，由此想见自己在别人眼中形同怪物甚或小丑；当然最关键的是他反省到自己的渺小与过错，绝不像自己原来所以为的那样唯我独贤、唯我独能。
渡过这一段几乎难以忍受的磨折，他步入了升华阶段。儒家的内圣外王与经世致用仍旧作为他的立身之本，但是却方正内敛，圆通其外，原来所力行的申韩法家之术，更一变而为老庄的崇尚自然、超然物外，加上早年就曾致力于易学而领悟到的求缺戒满，他由此学会了柔道，任你来势凶猛，我自以柔克刚，其深厚的内力足以将强力化解，一旦反弹回去，便是至强无敌，这势必给他的执着进取增添了弹性张力与十足的坚韧。如果说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炼就了火眼金睛，那么曾国藩却在这如同炼狱般的境遇里修成了金刚不坏之身。
石达开竟最后一次帮助了曾国藩。太平军于咸丰六年（1856）八月至十月发生内讧以后，石达开奉诏回京收拾残局，因策略得当，大得人心，却反受天王洪秀全的猜忌，不仅百般牵制，更意图加害。无奈，石达开于咸丰七年五月离京避祸，前往安庆，其后进军江西，下一年即咸丰八年三月又由江西转入浙江。由于缺乏威望素着的大员统兵，这才想到曾国藩，咸丰皇帝于五月二十一日做出上谕：“令曾国藩驰驿前往浙江，办理军务。”但仍未给予实权，甚至只提其旧时的侍郎职衔，除此没有任何封赏，却还加上一句勉励的话：“谅能仰体朕意”。一个“仰”字，泄露了多少内涵，即你务须甘居下位，仰面事君，迎承上意。至于你作为臣下自身的利害则没资格计较，君上也无须顾及。
曾国藩此时已无暇计较这些，因为只消让他重新出山，便是对他的最大恩赐，他不再向咸丰皇帝讨要实权，于六月初三接到谕旨，初七即迅速起程。不料石达开却很快回军江西、福建，又进入湖南围攻宝庆，以便进图四川。当曾国藩的好友胡林翼侦知这一消息后，便想趁机为曾国藩谋取四川总督的职位，说动湖广总督满人官文，让他上奏朝廷，并对奏折的内容详加指点，以期为曾国藩争取到总督的地方实权。但是咸丰皇帝于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做出谕旨，只令曾国藩带兵入川，却绝口不提川督之事。咸丰皇帝算是认准了一个死理，就是不给曾国藩实权，经曾国藩举荐的塔齐布早就做了从一品的提督，如果说因为塔齐布是满人，那么收回的巡抚却反手给了同为汉人的陶恩培，也许看中的是陶是曾国藩的对头，陶恩培上任没多久，便因武昌城陷而自杀，这巡抚又给了胡林翼，且不说当初投靠曾国藩时仅为一从四品的知府，居然一年多点的时间便连跃五级，官居正二品，而且胡林翼虽说不是湘军嫡系，但说到底也是湘军，至于当初仅以从六品的千总为曾国藩所招募的水军统领杨载福更做到了从一品的提督，他可是地地道道的湘军嫡系，可唯独曾国藩这位湘军的创始人兼总帅却就是一味使用，而不赋实权。看来祁巂藻的那句提醒竟是这样的管用，让咸丰铭记在心，恪守不渝。不止于此，咸丰皇帝还进一步动用了心机，他面对湘军的日益壮大，知道离开湘军不成，却又心怀忌惮，于是他的防范策略便步步升级，先是以满制汉，然后是以汉制汉，最后又以湘制湘，这后者的要害即通过提拔曾国藩以外的湘军头领以达到分化湘军、孤立曾国藩的目的，其用心真可谓既深且阴。
可曾国藩是经过炼狱之人，他已经深谙柔道，初回军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衙，因为他已暗下决心，要同朽败的官场大施柔术，而对于至高无上的皇帝则更需要如此，他已然领悟到一个道理，官是不能要的，不给官也得做事，否则连做事的资格都被剥夺，将会更惨，但做事，必须量力而行，必须首先自己立得住，否则死无葬身之地事小，不仅个人的青云之志将尽付流水，而且于整个朝局都将构成损失。于是他于咸丰九年六月十八日上了《复陈防蜀缓急折》，谢恩、颂圣之后，即详陈兵力之弱及布防之难，正处顾此失彼的窘境，尤其眼下正全力谋取江西重镇景德镇，无暇抽身，而且“臣以区区万人入蜀，剿固不敷，防亦不足。孤军客寄，伤亡难补。以势度之，恐无裨于大局”，若非要入川，必须添水陆之师三万，而这后一点，在当时是根本无法办到的事情。因为曾国藩清楚地知道，倘若入川，必然陷入比在江西更惨的客寄虚悬的窘境，而且，四川距离平灭太平军的主要目标与路径更远。故此他打定主意，同咸丰皇帝周旋。可是咸丰皇帝却于六月二十九日、七月初二又连下两道谕旨，催促曾国藩入川。虽然其后的七月初四及七月十二日曾连发两道谕旨，令曾国藩就近增援安徽徽州或拨兵浙江建德，但直到八月十三日才最后做出“曾国藩缓赴川省”的决定。如此看来，从五月二十一日始命援川到八月十三日取消，其间经历了八十多天，在这八十多天里，曾国藩一是于奏折中申述理由，一是行动上消极迟缓，便拖出了一个机会，因为石达开没有拿下湖南的宝庆（今邵阳），只好撤兵广西，于是曾国藩极不情愿的入川的使命便被他给拖没了，并且结束了一年零两个月类似消防队长四处救火的流浪生涯，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归武汉—九江—安庆—南京这一以上制下的主航道上来。
前文说到，曾国藩帮办团练以后历经五次大的转折，前四次都是拜石达开所赐，而这第五次，则是由太平军的后起之秀干王洪仁玕与忠王李秀成接替石达开完成。清军的江北、江南大营都各自经历了两建两破，其中最后对江南大营的攻破，便是洪仁玕与李秀成的得意之作。他们用的是围魏救赵之计，却比围魏救赵更漂亮，因为他们对魏不止于围，而且还破了。洪与李定计后，由李秀成奔袭杭州，吸引江南大营的清军分兵驰救，李秀成攻占杭州后，在城上遍插旗帜，以为疑兵，然后悄悄地撤离杭州，却又不是径奔江南大营，而是采用迂回战术，盘活外线，最大限度地调动清军力量四处剿堵，从而造成营外空虚，太平军集中优势兵力乘虚而入，形成合围，最后内外夹击，一举将江南大营攻破。
于是一场君臣间新的博弈再次上演。江南大营二次被攻破的时间是咸丰十年闰三月十六日（1860年5月6日），从这时起，直到当年七月下旬的三个多月时间里，君来臣往七八个回合，咸丰皇帝不再是上一次的不动声色，而表现为极度的急迫与无奈，而曾国藩则一反上次的沉不住气，而表现为坚毅如山，其原因恰在于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江南大营的最后崩溃，标志着清廷在南方的绿营兵已经基本瓦解，由此彻底打破了清廷汉人卖命、满人收功的美梦，不得不转而依靠湘军独拯东南大局。主持江南大营的钦差大臣和春自缢、副帅张国梁战死，两江总督徐桂清逃往上海，随后被革职拿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清廷军政双方所有的目光全都集中到曾国藩的身上。因为江南大营一溃，整个江苏南部即苏州、常州、无锡等地的形势都岌岌可危。于是杭州将军满人瑞昌屡次三番奏请咸丰皇帝调曾国藩前往救援，不惜建议咸丰皇帝给曾国藩以事权，借此激励曾氏以迅速前来挽救苏南溃局。面对国家经制兵在自己的眼前无可奈何花落去，咸丰皇帝只好转而寄望于湘军，而且四顾无人，不得不收起防猜之心，起用曾国藩，授予两江总督的地方实权。当然，在两江总督的任命上，咸丰皇帝也曾想绕开曾国藩而授予胡林翼，是首席军机大臣肃顺的建言令咸丰皇帝改变了初衷。由此让我们看了耐人寻味的一幕，即汉臣与满臣的相向转化，当初是汉臣祁巂藻建言唤醒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防范，如今却是满臣肃顺令咸丰皇帝放下对曾国藩的猜忌。这不难想象，汉臣若要巩固自己在满人皇帝心中的宠信，必须表现出十足的忠心，包括用牺牲同类来证明自己的忠心；而满臣则由于没有顾忌，反而更能看重对汉臣的使用。
与前次相比，这一次矛盾的焦点不在地方实权的伸手索要与坚执不授，而是用兵方略上的激烈碰撞与反复相争。曾国藩的主张一如既往，坚持以上制下，从长江上游的武汉—九江—安庆，直指太平军的老巢南京，而此时武汉和九江已经由胡林翼和李续宾先后拿下，而作为安庆西路门户的太湖也已由曾国藩和胡林翼协力收复，并分别于江南大营崩溃前四十天做出围城与打援的具体部署，后二十六天由曾国藩的四弟率军进围安庆。但是咸丰皇帝却主张先舍上游，直入苏南，而全力规复下游，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因为这里是清廷的钱库和粮仓。初时，咸丰皇帝还担心曾国藩东下会招致西线太平军的反攻，同时也寄望苏南的清军能够阻滞太平军东征，故此对曾国藩还只是采用商量的口吻。谁料不到二十天时间，常州、苏州、无锡相继失陷，咸丰皇帝再也沉不住气了，便开始严旨催促，也正是这时，才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要他立即起程赴任，这相当于将曾国藩置于这样一个位置：不再是仅仅为清廷做事，而是去收复自己的领地与衙门。但是曾国藩不为所动，他上书痛陈利害，他同咸丰皇帝讲了一个道理：苏常未失，即宜提兵赴援，以保完善之区；如今苏常既失，则须通筹全局，抓住要害，立足根本。然后从兵势与历史经验入手，向咸丰皇帝建言：“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方能成功”，而在此时，则是“非皖莫属”。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成竹在胸：清军整个战局必须服从他的部署，即以湘军为主体，以湖北、湖南、江西为战略基地，以浙江、镇江、扬州、皖南等地为支撑，全力施行以上制下的用兵方略。
形势今非昔比，咸丰皇帝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尽管他大为恼火，但又奈何不得，只好认可曾国藩的方略：“通筹全局，甚合机宜，即着照所拟办理。”其后又将曾国藩的两江总督由代理变为实授，还委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尽管其后还曾借机令曾国藩奔赴苏南，但已如强弩之末，再无强迫曾国藩之力。事情竟是这样的荒诞，太平军好像是曾国藩的清道夫，将挡在曾国藩前面的障碍逐一搬除，以让他来掘自己的坟墓。但是曾国藩终究是咸丰皇帝请出来的，当年的那位傻得可恼可恨又不乏可爱的诤臣，居然同自己扳了十年手腕，最终被扳倒的居然是高居君位的自己，实在是匪夷所思。好在君臣恩怨纠结的所有剧目行将演完之际，又突然续出一个尾声，尽管这尾声几乎形同闹剧，但是却为这难解难分的君臣关系做出了画龙点睛般的归结，从而为咸丰皇帝赚回了脸面。
本文开篇不久即提到过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有一个间歇，这让咸丰皇帝有了喘息之机，得以全力去应付内患。不幸的是，这间歇终于结束，咸丰十年（1860）七月，英法联军自北塘登陆，攻占天津，进军到北京通州。咸丰皇帝命那位曾经同自己争夺帝位的六弟即恭亲王奕欣留守北京，准备同外国人谈判，自己则慌忙逃往热河。途中接受满人将领胜保的奏请，下旨令各地速派兵进京“勤王”，其中一道下给曾国藩，要他饬派鲍超率精勇二三千速赴京城，交胜保调遣。这其实是胜保的别有用心——欲借机挖走曾国藩麾下号称战神的鲍超，于朝局远水不解近渴，没有实际意义，但于湘军却损失甚大，因为严峻的形势实在离不开鲍超，而咸丰皇帝作为一国之君却不假思索地在臣下的奏折上朱笔一挥，毫不理会这一无益之举会给身居要职的曾国藩造成了多么大的压力。
曾国藩不惜抗命，终于换来了对安庆之围的坚守。这当然是太平军所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于是，洪仁玕故伎重演，再施围魏救赵之策，组织二次西征，兵分五路，由长江两岸合取湖北，攻湘军之必救，以解安庆之围。南路太平军进入皖南，先攻克宁国府，击毙领军提督周天受，随后攻克徽州府，守城将领李元度逃走。徽州一失，东面粮路即断，直接危及曾国藩扎在距此不远的祁门大营，曾国藩于次日接报，正自焦急万分，忽又接到调鲍超北援的上谕。这一事涉勤王大事，无论是谁，无论何种情境，都必须二话不说，即刻奉旨。但是，事情的实质远非勤王的本义这般庄严，曾国藩对此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却又无法翻越勤王这道貌似庄严的山脊。那一份诚惶诚恐，那一份心理折磨，平生竟从未有过，如果说犯颜直谏之后是怕被治罪，不过至多是死，但身死还有名在；要实权不授之后涉及的主要是耻辱；那么这一次，则怕的是名节，这让他怕到心的深层，怕到骨子里，他才真正领略到帝王的无上淫威，竟是永无止境。当然，最终还是依靠智慧予以化解，他上折对咸丰皇帝说，勤王这样的大事，鲍超仅一将才是担当不了的，还是在我和胡林翼之间您任选其一吧。表面是请旨，其实是利用往返须费时一月的时间差，延宕此行。
结果真如所愿，和约签订，无须北援。但是曾国藩却还是因此留下一个奸伪的骂名，由此而引发的笔墨官司一直打到今天，还将没完没了地打下去。究其根蒂，正在于君臣名分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大节，你既生而为臣，便一直到死都要被君像山一样压在底下。
不是吗？咸丰皇帝在给曾国藩出完这最后一道难题，便跑到避暑山庄寄情声色，而曾国藩却要在前敌经历生与死的考验，居然写下遗书，帐悬佩刀，随时准备赴死。几近一年的时间，即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1861年8月21日），咸丰皇帝便在寄情声色中死去，尽管不是寿终正寝，但也葬于正墓。但曾国藩却还要浴血奋战三年，虽说最终建立了当世最大的功勋，但是却还须自裁湘军才能换来清廷的隆重礼遇，从而为功成名就一词做出最堪玩味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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