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墨海乘舟

    深厚的文学修养靠不得一时的小聪明。从今日回溯，我们惊诧于民国才子们广博的知识摄取量。可那是因为成千上万个伏案的日日夜夜，穿梭于图书馆的岁岁年年，才铸就他们眉宇之间的气质。

    钱氏夫妇在英国度过的两年在大环境上可谓是惊心动魄的，英国内部权利交替，国际上法西斯势力抬头。可以说钱钟书在牛津看到了英国历史的缔造，或者说他是一个moredirectwitnesstohistory的人。也可以说这开拓了他们的视野，为两人日后留学巴黎打下了伏笔。

    早在牛津留学时，两人即以通过杨绛的同学与巴黎大学取得了联系，办妥了留学的相关事宜。只需两张船票，这一家三口便可去巴黎学习杨绛感兴趣的法国文学。恰逢国际局势动荡，二人随时都有被断绝公款资助、流落异邦的危险，加之学业压力较大，所以两人权衡过后决定只注册选课而非考取学位。不能获得巴黎大学的学位对于钱钟书而言无疑是十分遗憾的，但退一步说，在种种外力的干扰下，这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

    巴黎大学(UniversitédeParis)是欧洲最古老大学之一，前身是建于1257年的索邦大学（CollègedeSorbonne）。在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发动之后，巴黎大学被拆分成13座独立的大学。巴黎大学的前身是索邦神学院，1261年正式，使用“巴黎大学”一词。在13世纪时，巴黎大学的学生已经上万，许多来自欧洲的邻国。在很长时间里，巴黎大学同教皇和国王都有特殊关系。17世纪，宰相黎世留出任巴黎大学的校长，使巴黎大学有了飞速的发展，奠定了他的国际威望。受拿破仑教育改革影响，巴黎大学于1793年被撤销，直至1896年才获得重建。

    得益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家们对于学校环境的建设，巴黎大学的环境是充满浓郁的法式浪漫、优雅的情调的。古老的建筑、挺拔苍翠的树木和如绿色毛毯般的草地，无不让年轻的夫妇感觉身处童话般的世界；名言雕刻、反映学校历史的壁画以及自由的学术氛围更是让二人感到心旷神怡。拉丁区里林立的书店、各式各样的咖啡馆和旅馆也给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慵懒、自由、充满艺术气息是巴黎的标志，这些特点在巴黎大学得到了极好的体现。仅巴黎大学西门一侧100多米长的街道上，大小书店就不下10家之多。长期以来，学界人士和青年学生不满足于课堂上的知识传授，而是热衷于课堂外的自由讨论，咖啡馆便为他们提供了适宜的场所。至于旅馆多，那是因为从法国和世界各地到这里求学的人络绎不绝，各种档次的旅馆和学生公寓便应运而生，生意兴隆。

    巴黎大学与牛津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首先从吃饭上就能体现出来。牛津有一项必须遵守的规矩，即学生每周得在所属学院的食堂里吃四五次晚饭以证明这学生住校，而巴黎各大学大部分都没有宿舍和食堂，学生们自己在外面找房子住，吃饭也在外面，好在凭着学生证，可以在巴黎的几十家学生餐厅吃上经济实惠的午餐。自由、独立、不受羁绊，一向是法国人最标榜的，这种精神也反映在学风上。巴黎大学没有新生训练、毕业典礼，没有上、下课铃，没有训导制度，甚至也没有所谓向心力、认同感。过了上课时间10分钟还不见老师，学生们就自动退席。而老师讲得兴起，超过时间，学生也可以鼓噪。迟到、早退、旁听……一切悉听尊便。学生们或是在咖啡馆讨论问题，或是去书店、图书馆读书深思，或是去索邦附近的卢森堡公园——从春天到夏天到秋天，公园中的铁椅子上总是有大学生坐着。

    钱钟书一家所住的公寓位于郊区，但是离巴黎也只有5分钟的车程，因便宜的价格和便利的交通受到许多男女学生的青睐。公寓的主人迦淑夫人〔MadameCaseau〕更是好客慷慨，由她负责的伙食菜式丰富而便宜，每顿饭菜一道一道的上上来，非常的法国式。可惜这样的法式优雅情调钱钟书夫妇是享受不来的，花两个小时来吃一顿饭对于他们而言实在是奢侈。看看嗷嗷待哺的阿圆和自己列出的长长的书单，夫妻二人更愿意多些时间照顾孩子、努力读书。所以，不久后二人退出了伙食，恢复了在牛津时自己做饭的生活，一下子又将大量的时间节约下来了。

    对于钱钟书而言，在巴黎的一年就是读书的一年。除了选修一些有意思的课，就是扎扎实实的大量的阅读。从15世纪读到近代，文化史上有名的或无名的他都一家一家的读来。在图书管理员看来他是贪婪的，每次借走的书那么多，可以不消几天又会来拿走新的一摞。在看书方面钱钟书可以说是独具天赋的，他看书极快，称得上具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能力。只有如此惊人的吸收和消化能力才配得上他安排的紧锣密鼓的读书计划。既有完整的读书方案，又能按自己的意愿恣意浏览。钱钟书的思路犹如一条贯穿法国文学史的帷幕，缓缓的张开，他感兴趣的内容在他的脑海纷纷登台。他将内心打造成一个异彩纷呈的文字王国，即山铸铜、煮海为盐，不以为过。中文、英文，隔日读法语、德文、意大利文，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通过文字在他的眼底浓缩。

    除此之外，钱钟书还努力提高自己的法语口语。虽然流利的阅读对于钱钟书来说使得心应手的，但若无缘学会那柔滑、利索的法语腔调，无疑是十分遗憾的。钟书深知高手在民间，若想真的吃透法国文化，理解法兰西民族的心里、语言，最好的就是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正如现代人从“京白”中体会老北京一样，从不问柴米的钱钟书提着菜篮子赶集去了。虽然所聊的谈话仅限于买肉、买菜，但钱钟书也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欣赏它语义之外的深远韵味。不久钱钟书的法语果然大有长进，按照巴黎人的标准：说那法语里能闻到‘大菜市场’〔leshalle〕的菜梆子味道。

    可以说，钱钟书在巴黎的生活是他这一生中难得的惬意时光。除了得以饱读图书，也有知心的朋友能够围绕在身旁、如向达、王辛笛、盛澄华、罗大冈等人。但他的心是更偏向安静的，故不太热衷于人情来往，读书的时间倒是更多。除了读书，便是在郊区散步，看看风景，换换心情。其时他到底在想什么，我们已经是不得而知了。但是通过他留下的诗，对于其情其景，或许可以窥见一斑：

    万点灯光夺月光一弓云畔挂昏黄

    不消露洗风磨皎免我低头念故乡

    电光撩眼烂生寒撒米攒星有是观

    但得灯浓任月淡中天尽好付谁看

    虽然在巴黎停留的时间是短暂，但是对钱钟书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曾说过巴黎大而世界小这句话，在巴黎的生活经历和新鲜文化的接触可以说为他日后创作《围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就像所有故事中说的，好景往往不长。战争的风云终于从亚洲席卷向了欧洲，钱钟书夫妇每日忧心不已，在惊闻杨绛的母亲于逃难的途中不幸逝世的消息后，初为人母的杨绛更是悲痛欲绝，归心似箭。而德国法西斯的魔爪也最终伸向了法国，多年的宿怨使得两国之间的战事一触即发。浪漫的巴黎已经放不下一张小小的平静的书桌。从法国回国的船票已经非常难买，几经辗转，最终拿到船票的二人仿佛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与其客死他乡，不如拼尽一口气回到生养自己的土地上。1938年8月钱钟书、杨绛和他们的宝贝女儿阿圆离开了他们喜爱的巴黎，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AthosⅡ），坐着三等舱，回到中国。

    异国生活的经验，让他们开阔了视野，丰富了许多见闻。但脚步踏上故土的一刻，心才和土地打通了脉络，一方土地养一方人，离开过的人们，更加懂得这种眷恋与深爱。

    2.可以仰望的角落

    乱世之中，心是漂泊的。如能退守一方净土，有一个安静的小世界，是多么奢侈的愿望。

    初回国时，国内的状况已经是很不乐观了。战火遍地、哀鸿四野，各地大学和学生纷纷向较为安全的大后方撤去。所幸，学成归来的钱钟书早已是名声在外，不少大学想聘他。最后，还是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占了上风，当时竭力促成钱钟书回清华任教的是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请钱钟书来西南联大教书的除了冯友兰，还有钱钟书的老师吴宓。钱钟书1938年回国前给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写了一封求职信，冯接到信后向梅贻琦校长力荐钱钟书，请求破格录为正教授，冯友兰给梅贻琦的信中说：

    “月涵先生：

    钱钟书来以航空信，言可到清华，但因其于九月半方能离法，又须先到上海，故要求准其于年底到校。经与公超、福田商酌，请其于11月底或下学年第二学期来。弟意瞩其开在国外学历，此航空信说已有一信来，但尚未接到。弟意或可即将聘书寄去，因现别处约有钱者有外交部中山文化教育馆之《天下》月刊及上海西童公学，我方须将待遇条件先确定与说。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如承裁可，望将聘书及附去弟与前函一并航空寄去。”

    就这样，年仅28岁的才子在西南联大谋得了立足之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组成联大以后，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

    破格成为教授的钱钟书在大批学者中毫不逊色。钱钟书为联大外文系学生开了三门课：大一英文(六个学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四个学分)、现代小说(二个学分)。在许渊冲的印象中，“钱钟书先生读中文书、外文书数量之多，冠绝一时”。许渊冲听过钱钟书的大一英文课，他记录了钱钟书上课时的情形：“钱先生只说英文，不说中文；只讲书，不提问题；虽不表扬，也不批评，但是脸上时常露出微笑。”许渊冲还记得课堂上的一个细节：当时昆明的电影院正放映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钱钟书微笑着说：“有许多人看了这部电影，男的想做罗密欧，女的想做朱丽叶。”钱钟书口才极好，人很风趣，许渊冲说，钱先生妙语如珠，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慨。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和现代小说是为高年级的学生开设的选修课。据王佐良的回忆，钱钟书第一天上课时，叶公超亲自至教室介绍钱钟书，说钱是他的学生，得意之状，喜形于色。吴宓借阅了李赋宁记录的这两门课程的笔记，对钱钟书授课非常佩服。由此可见，联大的教授都是爱才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联大汇集了这么多的人才中间，钱钟书依然如明星灼灼，丝毫不损其色。

    钱钟书住文化巷11号，虽然邻居有顾宪良、周珏良、李赋宁、杨武之等人为伴。但彼时杨绛在上海，夫妻两人异地分居，钱钟书自然是十分想念妻子和幼小的女儿阿圆的。钱的《昆明舍馆作》第一首、第二首即是怀人的：

    万念如虫竞蚀心，

    一身如影欲依形。

    十年离味从头记，

    尓许凄凉总未经。

    屋小檐深昼不明，

    板床支凳兀难平。

    萧然四壁埃尘绣，

    百遍思君绕室行。

    住在“屋小如舟”的联大宿舍，钱钟书依然笔耕不辍。他为栖身之所取了名为“冷屋”，闲来写了一系列妙文嬉笑怒骂，竟也辑为“冷屋随笔”。

    严酷的外部环境，困窘的生活环境，却可以激发出更多生命感怀。人在面临动荡世界时，会展现出人性的更多面。所以安逸的别墅里只产生绵软，并结不出冷屋里的辛辣文字。

    3.因为有光，才折射出了影子

    言语的严苛有两种。

    一种源于内心格局太小，总是斜眼看人，便口出狂言，没有端正认识。

    另一种则是“含泪的讽刺”与“善意的调侃”。因为内心向往真善美，对一切假恶丑难以附和。因为内心将对方看做有担当的人，相信彼此有心灵的宽度，所以才乐于调侃，提出对方的不足。

    有人说钱钟书刻薄，言语多讽刺。可看向他的脸，却又不见丝毫恶意。所以只能说，这世界因为有光，所以才折射出了影子。

    钱钟书在西南联大任教只有短短的一年，这一年，他传授的东西不少，而对于他为何匆匆离去的传言也很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钱钟书在联大骂遍了人，呆不下去了。

    据说他曾有此言：“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对此，钱钟书、杨绛夫妇是极力否认，声称这是不属实的。以钱钟书的学识和为人，说其作出了这种辱骂轻视师长的事的确是颇难让人相信的。

    不过在西南联大聚集了许多当时的大家，文人相轻，若说互相间有些小小的不愉快也是有的。众人对钱钟书的评价也一贯是比较高傲，能入其眼的人很少。加之钱钟书是一个敢于讲真话的人，比如关于冯友兰的事情，尽管冯友兰对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的工作出了力，可是因为他在反右派斗争中的不道德行为，钱钟书在日后评论起他的时候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坚持原则，不肯含糊与是非对错，这可以说是钱钟书的人格总是为人称道的原因，但也可以说，或许因此让他与同事间难免会有一些失和。

    钱钟书对于在大学工作中人际关系的失望和嘲讽在他的作品《围城》中是可见一斑的。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到底是否与同事关系有关，我们已不得而知了。不过为众人所知的是，叶公超和钱钟书二人之间早就是貌不和、神已离。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披露：联大外文系里收购钱钟书从国外带回的西书，没有依价偿付书款。这事情和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有关。《吴宓诗集》中收录了钱钟书致吴宓的一首诗，让我们隐约看到事情的原委：“清缮所开目，价格略可稽。应开二百镑，有羡而无亏；尚余四十许，待师补缺遗。媵书上叶先(叶公超)，重言申明之。珏良(周珏良)所目睹，皎皎不可欺。朝来与叶晤，复将此点提；则云已自补，无复有余资。”虽然这看似一件小事，但在二人之间造成的裂痕还是颇为巨大的。都是爱书如命的文人，昔日的师生情谊竟真因此而走向了陌路。据学者李洪岩考证，《围城》中诗人曹元朗的原型是叶公超。以至若干年后有人向叶公超问起钱钟书在联大的情况时，叶公超竟回答说他不记得钱钟书曾在那里教过书。

    对于钱钟书匆匆离开西南联大这段公案还有另外一种比较让人信服的说法，即受父命前往蓝田师院执教。可以说1939年的那个暑假对于钱钟书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生命中的转折。自他去上海探亲，就再没有返回西南联大了。也许他在整理行囊、踏出校门时还未得知这已经是最后一瞥。昆明即将在他的生活中成为过去，不管舍得与否，等待他的未来已经在蓝田。钱钟书的离去犹如静水投石，引起猜议纷纷是情理之中的：且不说他已接到清华大学新一年的聘书，作为破格录用的教授，私自离去实为背信弃义，蓝田师范学院比之西南联大更可以说是天差地远，不但名声平平，教师队伍更是良莠不济，学富五车、一向自视甚高、满怀抱负的钱钟书竟会选择去这样一所学校发展，实在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

    但其时他父亲钱基博已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考虑到身体老弱、时局动荡，希望儿子在身边陪伴的愿望就越发的迫切了。不仅是父亲，连同他的母亲、弟妹、叔父都将其视为一件天大的好事。

    孝顺的钟书是不忍拂去家人的希望的，战争爆发时正留学国外的他没能陪在家人身边，对此已经是万分自责不已。当时的他是矛盾的，一方面想着陪伴老父，圆其颐养天年之愿；可一方面私心又想着一年后得了“自由”可以重返清华校园，不辜负母校对自己的栽培以及老师对自己的厚爱之情。

    关于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的经过，杨绛先生回忆道：“钱基博先生当初函召儿子远走蓝田师范‘侍奉’，说好一年后同回上海。钱也不敢确保爹爹会不会信守承诺，因此他1939年11月在写给清华秘书长的信上说：‘不知一年后可返我自由否？’”。对这一段故事，杨绛先生专有一篇《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一文，可以作为信史，现摘抄如下：

    “1939年暑假，经由西南硕大回上海，打算过去暑假就回校，可是暑假没过多久，他就接到他父亲来信，说自己年老多病，作客他乡，思念儿子，又不能回沪。当时，他父亲的老友廖光如先生在湖南蓝田师范学院，要他父亲帮忙，他父亲就去蓝田师范任职，并安排钟书到蓝田师范当英文系主任。钱可陪侍父亲，到下一年暑假，父子俩可结伴回上海，钱钟书不是不怀念父亲，但是清华破格聘他为教授，他正希望不负母校师长的期望，好好干下去。他工作才一年，已经接下了下一年的聘书。怎能跳槽到蓝田去当系主任？他又不想当什么系主任，即使钟书这么积极‘向上爬’，也不致愚蠢到不知国立清华和湖南蓝田师范的等差。不论从道义或功利出发，钟书决没有理由舍弃清华而到蓝田师范去。……钟书从小到大，从不敢不听父亲的话（尽管学术上提出异议），他却也不忍拂逆老父的心愿……钟书表示为难，已有倔强之嫌；他毕竟不敢违抗父命。他父亲为师院聘请的人，已陆续来找钟书……钟书在家人的压力下，不能不合作，可是就此舍弃清华，我们俩都觉得很不愿意”。

    说忠孝不能两全，似乎言重了些。但生活就是如此纠结，当面临一道两难的选择题时，考验的就不是抉择，而是放弃。做不到心无遗憾地放手，那么只能将它放在心底，用岁月慢火烹调，待来日再成就另一番人生滋味。

    4.飘吧，浮萍

    与大多数人的人生一样，钱钟书也不免要面对选择的困境。生命的起承转合不是小说，脉络清晰，不留多余的枝枝蔓蔓，所以过多纠结这次的问题也并非聪明之举。

    纵然钱钟书有千般不愿，但爱惜家人的他只能听从家里的想法。加之蓝田师院聘请的其他教师不断上门相邀启程，万般无奈的他只好在尚未得到叶公超回信的情况下前往湖南蓝田了。

    叶公超没有回信答复的原因是不得而知了，是忿不过得知钱钟书骂自己“太懒”，还是不屑回复这位与自己颇有嫌隙的昔日学生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向梅贻琦汇报了此事，梅贻琦还曾两次电报挽留。但命运总是爱捉弄人的。谁知，钱钟书刚走一两天，杨绛就收到沈茀斋(沈履，杨绛的堂姐夫)来电，以近乎责问的口气，怪钱钟书不回复梅校长的电报。钱氏夫妇既感觉莫名奇妙，同时也是委屈万分的：他们并没有收到梅贻琦的电报。而彼时钱钟书已经奔波在仍然不太平的路上，三四十天的颠簸旅途对于他来说是万分艰辛的，根本没有能力回复校长的电报。承受着身体上的劳累和心灵上的压力，那段日子对于钱钟书而言是十分压抑的。当他抵达蓝田师院后即刻做了一份情真意切的电报发与梅校长，其纠结的心境跃然纸上：

    “月涵校长我师道察：

    七月中匆匆返沪，不及告辞。疏简之罪，知无可逭。亦以当时自意假满重来，侍教有日，故衣物书籍均在昆明。岂料人事推排，竟成为德不卒之小人哉。九月杪屡欲上书，而念负母校庇荫之德，吾师及芝生师栽植之恩，背汗面热，羞于启齿。不图大度包容，仍以电致。此电寒家未收到，今日得妇书，附茀斋先生电，方知斯事。六张五角，弥增罪戾，转益悚惶。生此来有难言之隐，老父多病，远游不能归，思子之心形于楮墨，遂毅然入湘，以便明年侍奉返沪。否则熊鱼取舍，有识共知，断无去滇之理。尚望原心谅迹是幸。书不尽意。

    专肃即叩钧安

    门人钱钟书顿首上

    从杨绛的文章，可以大约看出钱钟书的纠结心情，我们只能说，钱钟书又很多的难言之隐，是不足为外人道的，那么，到底是什么事情呢？钱钟书不喜欢做太多的表面文章，这也使得他不喜欢表露自己的心境，不过有人经过系统的研究后发现，直接的原因是可以推断出来的，那就是钱基博，迫于父亲的威严，钱钟书只能去滇，"而钟书始终没肯这么说。做儿子的，不愿把责任推给父亲，而且他自己确也是毅然入湘"。虽然钱钟书是在没有收到梅贻琦电报的情况下去了湖南蓝田，但在情理上，钱钟书也意识到，“不才此次之去滇，实为一有始无终之小人”，一种难言的苦楚，只有他自己知道，可他毕竟是一个非常有自我的人，他说的有始无终的小人，当真是言尽天下受害文人的酸楚。

    在中国古代，文人经常受到重视，但也经常被人忽视，甚至遭受陷害。中国最好的诗人与词人，往往都有被流放的经历。比如苏轼、欧阳修，甚至杜甫、李白，辛弃疾没有被流放，但是他没有被重用，也是含恨离开的这个世界。但就像司马迁说的那段有名的话，伟大的人物都是在经历过极大的悲痛之后才能成就自己的价值。钱钟书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情离开西南联大，未来是什么样的他不知道。如今看来，正是去蓝田师范学院任教的经历，使得他创作《围城》拥有了活生生的素材，而这一次经历也在本质上激发了钱钟书写围城的心绪。

    其实，从宏观的眼光来看，钱钟书离开联大隐约折射出联大外文系人际之间的矛盾。1940年春，吴宓因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不聘钱钟书，愤愤不平，斥为‘皆妄妇之道也’，他深知钱钟书的实力与人格，在他的心中，钱钟书是最自己最得意的弟子了，他受不了钱钟书被人这么多带，于是他利用自己的各种关系，到处寻人帮助，可是没人来帮他，他愤愤不平，‘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又怨公超、福田先生进言于梅校长，对钱等不满。”

    有了西南联大和蓝田师范学院的经历和遭际，钱钟书后来在小说《围城》中塑造了很多学者的形象，虽然是小说，但也暗含他对当时的学者的评价，小说曲折地映照现实，这个道理钱钟书永远记在心中，他借鉴《儒林外史》，对当时的虚伪知识分子进行无情的揭露，不怕人说，怕丑陋不被说，这就是钱钟书永远的风格，这也构成了钱钟书最基本的魅力。

    世界上的确有那么一些在智商上让人敬佩的人，他们仿佛有无数个大脑，可以高度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可以轻而易举地明白世界上的道理可，可以在面临困境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运用奇谋绝技。但是，每一个人要知道，人活在世界上有两种值得别人尊重的东西，首先是道德，其次才是各种外在能力，钱钟书的人生是辉煌的，可以说达到了做学问的极致的地步，可他的故事就这么传下来，绝不单单因为他的外在能力，内在的学识，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与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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