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斑斓的蝴蝶，在明媚的阳光下相遇了。他们吮吸着雨露的滋养，吸收着阳光的热量，在温暖的风中翩翩起舞。是的，杨绛和钱钟书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开始了，新的篇章是从订婚那日开始的。
两个人，一个忠厚文明，一个贤淑聪慧。所以他们的世界里几乎没有矛盾，没有争吵，以至于直到订婚之前，他们竟然没有吵过架；以至于订婚的种种好笑与尴尬，丝毫没有影响的两个人的心情——
关于订婚，杨绛是感觉又无奈又好笑的。据她回忆到“我们那时候，结婚之前还多一道‘订婚’礼。而默存和我的‘订婚’，说来更是滑稽。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的，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绍给我爸爸，爸爸很赏识他，不就是‘肯定’了吗？可是我们还颠颠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当时两家都是恪守中国礼节的书香世家，无论对新思想多么提倡，在礼节方面还是希望按规矩来的，从杨绛的话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到她和钱钟书当时的无奈与好笑。其实钱钟书就此问题也向他的父亲钱基博征求过意见，按他的说法，直接结婚就得了，这么多俗套不好，可是钱基博十分严肃地批评了钱钟书，说这是规矩，无论如何是不能改的。钱钟书没有办法，只得照做。
钱基博专门找人给钱钟书做了一套新衣服，尤其是鞋子（钱钟书不喜欢区分左脚和右脚），他一直叮嘱钱钟书不要穿错了，钱钟书认真地听着，对于这么一件事，他还是有些担心的，这完全不像在课堂上背诵什么诗词，或者没事的时候给人写写字写写文章，这是从没经历过的事，可无论如何，他还是忍着自己的惶恐，跟着钱基博去了杨绛家，因为第一步照例是求亲的。
钱基博当时是兴高采烈的，任何一个从封建传统走来的家长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兴高采烈，自己的儿子订亲，就代表着一个家族血脉的源源流淌。杨荫杭对钱基博的才华十分钦佩，他盛情接待了钱钟书和钱基博，请了二人坐，然后观察钱钟书。钱钟书对这个陌生的丈母爷笑也不是，绷着脸也不是，只得低下头看自己的鞋子，他还在想自己的左右两边区分好了没哩！钱基博和杨荫杭如同亲兄弟一般，一见如故，聊得非常高兴，就这样钱基博甚至几乎连求亲的话都没说，两家就订下了，而且出乎别人意料的是，钱基博与杨荫杭长谈起来竟然没完没了，从中国古典文学到当今的文学流变，从国际局势到中国的时政……
只剩下钱钟书可怜巴巴地瞧瞧自己的鞋，又看看两位长者谈话……
过了大约一个多时辰，两位终于想起来“正事”了，钱基博按照计划，将朋友请来，和杨荫杭的朋友们一起，做订亲的证明人，也就是传统的媒人，这可能是当时两家打破传统的地方了吧。
两家在苏州的一家饭馆请客人们吃饭，至亲好友们都来了，男女分席，热热闹闹的，可是钱钟书和杨绛却对这个订婚没有什么感觉，他们一是害羞，二是从没经历过，只顾着去敬亲朋好友们酒。
杨绛在回忆中开玩笑似的说道：“我茫然不记得‘婚’是怎么‘订’的。”
作为一个新的进步女青年，杨绛对于旧社会这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订婚方式颇有微词也是人之常情，但念及她尚未从清华毕业，订婚这一举措也算得上是个不错的办法。
订婚后，杨绛仍在清华继续自己的学业，钱钟书则仍在南方任教，但出国留学的梦想仍在钱钟书心中不曾散去。终于，在1935年春，钱钟书参加了教育部公费留学资格考试。当时国民党教育部将英国退还的庚款用做国内青年去英国留学的奖学金，但这种公开招考的录取名额极为有限，英国文学就只有一个名额，虽然机会难得，但广大学习外国文学的学子无不雀跃不已，纷纷摩拳擦掌打算为自己赢得这个极其宝贵的机会。但在得知钱钟书报考后则纷纷放弃，连日后的大剧作家曹禺也认定这一名额费钱钟书莫属，因而放弃了报名参加。果不出所料，钱钟书以绝对优势名列榜首，平均分高达87.95分，顺利地拿到了这个名额。
消息传来，杨绛极为高兴，钱钟书告诉杨绛准备结婚，二人连袂出洋。有哪一个念西方文学的人不向往英国呢？这不仅对于钱钟书而言是极好的，得到这个消息后，杨绛的心也快活的要飞起来了。钱钟书打算两人尽快结婚，联袂出洋。这个消息简直是太振奋人心了，对于杨绛而言，一个女人只要能陪在心爱的人身边就是幸福的，而她不仅可以与一起，还将踏上英国那块她心目中向往已久的土地，学习自己钟爱的文学，何其有幸！她甚至闭上眼就能看到伦敦教堂上的尖顶，仿佛睫毛一动，便能拨开泰晤士河上层层的迷雾，如绿毯般茵茵的草地，美丽的少女与忧郁的骑士时时萦绕在她的脑海。已是向往了太久的心怎经得起这哪怕一秒都如煎熬的等待呢，与心爱的人远赴圣洁的文学殿堂去进修的愿望是如此迫切，她连毕业都等不及了。她同教师商量，用论文形式代替考试，提前一个月毕业了，迫能和志同道合的心爱男子，去梦想之地游学，这当是年少时最叫人愉悦的事了。她对离开清华回苏州的情形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我立即收拾行李动身，不及写信通知家里。我带回的箱子铺盖都得接票，火车到苏州市略过午时，但还要等货车卸下行李，领取后才雇车回去，到家已是三点左右。我把行李撇在门口，如飞的冲进父亲屋里。父亲像在等待。他‘哦！’了一声，一掀帐子下床说‘可不是来了！’他说，午睡刚合眼，忽觉得我回家了。听听却没有声息，以为在母亲房里，跑去一看，竟无一人，想是怕搅扰他睡午觉，躲到母亲做活的房间里去了，跑到哪里，只见我母亲一人在做活。父亲说，‘杨绛呢！’母亲说：‘哪来杨绛？’父亲说，‘她不是回来了吗？’母亲说：‘这会子怎会回来。’父亲又回去午睡，左睡右睡睡不着。父亲得意说，‘真有心血来潮这回事。’我笑说，一下火车，心已经飞回家来了。父亲说：‘曾母啮齿，曾子心痛，我现在相信了。’父亲说这是第六觉，有科学根据。”
七月中，他们正式完婚。婚礼仪式一共两场，杨绛娘家的那场采用西式，新娘披长纱，有为新娘提花篮的花女、及提拖地长纱的花童，有伴娘伴郎，还有乐队奏曲。新郎新娘鞠躬为礼，戴戒指，并在结婚证书上用印。而迎娶至无锡后，钱钟书家的那场，拜天地，敬高堂，入洞房，一切礼俗和仪式都按照中国传统的来。
在神圣的天与地之下，在父母亲人的祝福中，一对璧人开始了伉俪人生。他们都不是浪漫矫情的少男少女，没有煽情感怀那日的与众不同，没有觉得那日太阳星星都格外明亮。可是，在接下来的人生路上，无论贫穷富贵，顺途苦难，健康疾病，都毫不动摇地相依相伴着。
2.让我如何，不起波纹
古往今来，凡人描述起婚礼，皆是唯美向往的口吻。才子笔下，自然更多了几分浪漫优美。钱钟书却非如此。
与两人平实的相伴相比，钱钟书对婚礼仪式冗长繁琐的礼节并无好感。他们的婚期正当酷暑，正如钱钟书《围城》中描述的诗人曹元朗与苏文纨的结婚场面。
在书中，方鸿渐说：“这准是曹元朗想出来的花样。”因为结婚的日子是曹元朗挑选的，挑在星期三，而这天是一年中最热的一天。然后辛楣笑道：“总而言之，你们这些欧洲留学生最讨厌，花样名目最多。偏偏结婚的那个星期三，天气是秋老虎，热的厉害，我在路上就想，天之幸，今天不是我做新郎。礼堂里虽然有冷气，曹元朗穿了黑呢礼服，忙得满头是汗，我看他带的白硬领圈，给汗沁的又黄又软。我只怕他整个胖身体全化在汗里，像洋蜡烛化成一摊油，苏小姐也紧张难看。行婚礼的时候，新郎新娘脸上哭不出笑不出的表情，全不像在干喜事，倒像--不，不像上断头台，是了，是了，像公共场所‘谨防扒手’牌子下面那些罪犯的相片里的表情。我忽然想，就是我自己结婚行礼，在万目睽睽之下，也免不了像个被破获的扒手。因为我恍然大悟，那种眉开眼笑的美满结婚照相，全不是当时照的。”
在写到回忆钱钟书的文章中，杨绛从来都带有一种轻松的口气，这一点像极了幽默的钱钟书，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总是乐观的，而他们也相信这种了光带给了他们好的运气，比如在五七干校劳动的时候，二人还经常有见面的机会，而呆得时间越长，二人的宿舍就越近，最后竟然只相距五分钟的路程。
话说回来，《围城》里的这一段话，其实就是钱钟书根据自己的结婚典礼写的，杨绛回忆起在钱钟书老家的旧式婚礼时笑到：“不知磕了多少头”。但虽然婚礼在忙乱和喧哗中度过，但两人终成眷属。席间偶尔相顾一笑，纵然天气炎热，彼此的眼神却格外清明，纵然浑身上下都是汗水，但两个人的心中却充满了甜蜜，一个是才子，一个是佳人，世界上令人羡慕的结合就是如此了吧。钱钟书心性是醇厚的，就像一杯浓浓的红茶，杨绛的心性是善良而温和的，就像一缕温暖的阳光，两个的兴趣又全部集中在文学方面，这无疑是上帝的安排。
杨绛曾经笑称，自己和钱钟书的姻缘是上帝的安排，这个柔雅的女子，从始至终都自认为是幸运的，在家世上，他父亲博学多识，在成长的道路上，她没有遇见多大的困难，凭借着深厚的家学功底自己的勤奋用功，她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最后成为清华大学的研究生。
关于杨绛的父亲，还有一段很传奇而有趣的故事，话说清末状元，同时是当时最大的企业家张骞认识杨绛的父亲杨荫杭，而且在一次写信中，曾称她的父亲杨荫杭为“江南才子”，被状元郎这么夸奖，自然是一件值得全家高兴的事情，杨绛把这事情给钱钟书说了，不想钱钟书听完之后哈哈大笑，也把张骞写给他父亲的信拿给她看，原来在信中，张骞也称钱基博为“江南才子”，她哑然失笑。“江南才子”是否张骞敷衍送人的，不得而知，但她自认与这赞誉却是缘分非浅，她“从一个‘才子’家到又一个‘才子’家，而且，不管怎样，她嫁的男人，也一样担当得起这四个字。自此，夫妻携手，共同奔赴英国牛津大学开始全新的生活。
绿草萋萋，空气清凉。牧羊犬飞奔着接住主人掷出的飞盘，欢乐跳动的阳光，按摩着酸涩的眼睛。一杯新鲜的牛奶，一块刚出炉的土司，两个人，一本诗集，一把大榕树下的椅子，这是最初的期待，也是最美的回忆。
1935年8月13日，一艘驶向英国的航船吻别了上海码头，穿过红海，经过苏伊士，再经由地中海，终于到达了彼岸。码头上每天上演离别，但也昭示开始。拖着行李箱的人群中，挤着一对新婚燕尔的夫妇，虽然他们在船上不同舱，但人们早已从热烈的空气电波中感知到了二人的亲密关系。更所幸的是与李四光先生异乡相见，分外温暖。黄昏时三人共进晚餐，在席间，李先生也开玩笑对杨绛说道：钱夫人了。”
需要提到的是，杨绛和钱钟书的婚礼尽管是以这种紧张甚至有些茫然的的情境开始的，但是两人相濡以沫，这样的开始并没有给结婚后的生活带来任何的不良影响。钱钟书晚年定稿出版的诗集《槐聚诗存》，最后压卷之作为杨绛代拟的《无题七首》，诗前有其模仿钱钟书古雅文言文风格撰写的“缘起”，可见作家夫妻俩情投意合，夫唱妇随。钱钟书先生是幸运的，不仅因他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与杨绛是少有的文坛佳偶，更是撰写了一段羡煞旁人的佳话。
3.脚在异乡路上
陌生的土地上，遇见熟悉的面孔，两人方觉得双脚站在了地上，可以仰望满天繁星，并在其中拼凑出了龙门的形状。
抵英后，钱钟书照事先安排进了牛津大学。牛津大学不同于其它的大学，城市与大学融为一体，街道就从校园穿过。大学不仅没有校门和围墙，而且连正式招牌也没有。楼房的尖塔在烟雨蒙蒙中若隐若现，高高的石墙上爬满老藤，稀疏的绿叶中绽放着红红的花朵，小城显得古朴素雅。牛津城的建筑古色古香，分属于不同历史年代的不同建筑流派。在牛津街道上散步，不就像回到了历史之中吗？这风情万种的建筑，这云飞浪卷的校园，这几百年积淀的斑斓文化。英国人把牛津大学当做一种传统、一种象征，一种怀恋和一种追寻。能作为这百年名校的一员，年轻的钱氏夫妇无疑是十分幸运的。这种幸运更可以说是一种缘分，说起与牛津大学的渊源，钱钟书尚在清华求学时，教英文的叶公超便曾在课堂上对这位爱徒说：“你不该进清华。而应该去牛津。”没想到一语成谶。
假如不以传奇的笔触描写牛津，便可说：这是一座中世纪建立的城市，当初一帮被巴黎大学驱逐的英国人选择在这里自立门户，继续研习传教授业解惑，并把它发展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学。
可太多的轶事，让这所学校已然成为传奇。它的每一个学院都有独特的名字，除了精致的教学建筑之外还拥有自己的哥特式教堂、花园、草地、健身房以及超大足球场。
比这些更牛的，还有牛津的人。一本英国名人录，几乎就是牛津和剑桥两所学校的天下。光说出身于牛津的首相，就是其他大学所望尘莫及的。
因为声誉之隆，牛津挑选学生标准十分严格。事实上，除了英国人外，外国学生亦无不以进牛津为荣。牛津有很少部分名额保留海外的精英，钱钟书念的是ExterCollege，如果论历史悠久，它在牛津的三十多个学院里，是第五位。
钱钟书与杨绛最初先爱上了牛津这个浪漫古典的小城，他们喜欢沿着石块砌成的房子行走，手指滑过层层叠叠烟灰色的板岩，再滑过围墙上的绿色青苔，或是停下来，观赏白色窗台上的美丽花篮，他们被这些特别而可爱的景致吸引着，脚步很快适应了这里的小路。作为屹立在世界学术巅峰的名校，牛津的庄重和雄浑，它高山仰止的气魄，也让钱钟书夫妇也很快为之折服。
导师制是牛津的一大特色。新生一旦入学报到，学院就给他指定一位导师。本科生导师称“Tutor”，研究生导师称“Supervisor”。导师是学生所选科目的学者，他负责指导学生的品行，并协助安排学生的学习计划，指导他如何取得进步。对于学生而言，上课不是最重要的，他们可以去任何一个学院听他们感兴趣的任何课程，也可以几乎不在学校上课，但是每周必须到导师那里去至少谈话一次。导师负责指定学生阅读的书目，学生按时去见导师时，要把心得报告读给导师听，导师作一些评论，两人进行讨论。可见，在牛津导师不仅请到授业解惑的作用，而且在品行、心理等方面也对学生加以指导。因此，导师能够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许多学生在毕业后还与导师和同学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钱钟书的导师名BrettSmith，两人约定，每周见面两次，进行谈话或者授课。有时，钱钟书也去上别的课，但这些课比较自由。第一年的课程几乎都是预备性质，有的课不必考试，有些课则比较严格一定要成绩及格，才能写论文，取得学位。
心未老的勇士活在最好的时光里，置身于与自己国度完全不同的学术氛围中，青年钱钟书如同渴望遨游的鱼，找到了大海，而牛津丰富的藏书量更是在这对年轻的夫妇面前开启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牛津大学总图书馆名BodleianLibrary，钱先生译为“饱蠹楼”，藏书五百万册，手稿六万卷。两人在这里埋头用功，确有点像书虫那样饱蠹。作为旁听生的杨绛拥有大量的时间可以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书，虽然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图书向例不外借，但是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杨绛就自己占据了一张桌子，从架上取书来读。读不完的书留在桌上，下次来接着读。在图书馆读书的学生不多，环境非常清静，杨绛的心态也平和宁静，她给自己订了一个课程表，将一个一个经典作家按照文学史往下读。不仅一部一部从头到尾的细读代表作，同时也读有关的评论来丰富自己的理解。让这钱钟书羡慕不已，自然也不甘落后。除了听课之外，钱钟书差不多把业余时间全部泡在读书上面。他借来一大堆书，涉猎包括文学、哲学、心理学、历史等各种图书，一本接一本地阅读，并做了详细的笔记。无疑，这对于他的治学生涯来说，是值得珍藏一生的经历。
不过，这位智慧超群的才子，也并非门门功课都优秀，比如一门古文字学，就让他伤透了脑筋。
杨绛回忆所及，她只见钱钟书有一次苦学，“那是在牛津，论文预试得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门课，要能辨别十五世纪以来的手稿。他毫无兴趣，因此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休养’得睡梦中手舞脚踢，不知是捉拿凶手，还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结果考试不及格，只好暑假后补考。”这着实是很让人头疼的。钱钟书实在不理解为什么要从古代的书写方法来鉴定作者手稿书写的年代，如果是印刷术发明之前，这种方法还有些实用性，如今却没有任何现实价值，但尽管兴趣缺缺，还得硬着头皮去做。
对此，英国人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这是训练一个学者洽学严谨与能耐的好办法。对于钱钟书来说，本想让他辨认出两行文字便可，但必须没有谬误。却不想这位中国才子一口气整理了整部书稿，自然做得多，错得多，没能达到考试成绩的要求。
岁月的修辞，铺满了历史。后来有传言称，钱钟书当年是因为嗜读侦探小说而挂了学业，言辞中的幼稚看法令当事人嗤之以鼻。生活不是一道证明题，但总有人循着原始的规律，编造一些无营养的假设和结论。也许大家更该庆幸，钱氏还有这一门秘方修养头脑，不然以此门课程之枯燥繁琐，才子脑中的思想早被束缚、僵化掉了。无论怎样，经过补考后，钱钟书的古文字学终于合格了。他感到终于偿还了心上的债务，开始准备毕业论文。
每一片天空都蕴藏着秘密，也暗藏着挑战。在牛津，做论文并非易事。须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题材，又要在十分有限的材料中发现新问题，很多时候都是逼着学生们自己去发掘真相，独立思考。这种训练是很严格的，当然，有机会接受这种训练也算是钱钟书的荣幸。
纯真的热爱可以缩成一粒种子，钱钟书深扎进泥土里，练就了最纯粹的学者魂。他最初拟定的论文题目十分精彩，叫做“中国对英国文学的影响”，可惜没有得到导师的允许。这只能说，当时的英国还存在所谓大国的愚昧架子，如果这个题目真的做出来，会是比较文化史上的一个飞跃。无奈之下，钱钟书改做“17世纪及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钱先生的学位论文写成后，几经修改，获得通过，打字装订成册，收藏于牛津大学图书馆，编号为MsB.litt.d288。抗战期间，钱先生任教昆明西南联大时，曾将论文打印稿交给同在昆明的大后方大学图书馆总负责人、《中国图书季刊》主编袁同礼一阅，后分三期发表在1940、1941年出版的《中国图书季刊》上。在中外皆引起不俗的反响。据说英国女王于1986年10月访华前，还曾调阅此件。
牛津的岁月里，钱钟书感到大学和这个城市紧紧地融为了一体，他终于真正地摸到了西方文明的脉搏，打开了更多的细胞来接收新鲜观念的洗礼。在这个异次元故乡中，在那庄重的、金碧辉煌的建筑和梦幻的尖顶上，他的梦想缓缓升起。
4．生活的滋味
人太世俗，就难以成为品性高洁的艺术创作者。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古今中外的历史中，文艺领域的大人物多半拥有“生疏”或者“笨拙”的生活特征。
钱钟书作为才子在学问上是如鱼得水的，但在生活中却难免有点“迂”。据杨绛忆述：“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他是一人出门的，下公共汽车未及站稳，车就开了。他脸朝地摔一大跤。那时我们在老金家做房客。同寓除了我们夫妇，还有住单身房的两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访问的医学专家。钟书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手绢上全是鲜血，抖开手绢，落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我急得不知怎样能把断牙续上。幸同寓都是医生，赶快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
这次“亲吻英国大地”只是二人国外生活开始的一个小插曲，柴米油盐的日子自然是欢笑不断、尝试不断。
初到牛津，老金家为这对年轻的夫妇提供了食宿。少了许多家务，生活自然是比较轻松自在的。可时间一长，钟书比较保守的饮食习惯就越发暴露出弊端来。英国的奶酪、牛排、浓汤，不合他的胃口和心，如他在诗中所叹“嗜膻喜淡颉羹浑，夷味何能辨素荤”。加之老金家的伙食日渐糟糕，不忍钟书日渐消瘦下来的杨绛忧心不已。自己节约下食物留给钟书的确是下策，所以“自立门户”对于杨绛而言就成了当务之急了。
杨绛开始并不与钟书商量，只悄悄寻觅报纸广告，自己跑去找房。机缘巧合，一次散步“探险”到牛津大学公园对街高级住宅区，偶见一座三层洋楼贴有招租启事。虽然再去看时告示不见了，但杨绛不甘心，仍然独自一人闯上门去碰碰运气。这真是难得的运气，房主达蕾女士展示给她二楼的出租房：一间卧室，一间起居室，两间屋子前面有一个大阳台，是汽车房的房顶，下临大片草坪和花园。浴室厕所专用。更难得的是有自己独立的厨房，虽然只能使用很小的电灶，但对于杨绛而言，已经可以说是称心如意。钟书来看房后心仪于这里的地段，去学校和图书馆可以说是非常的便利。并且环境幽雅，门对修道院。钟书看了房子也很喜欢，于是，这里就成了二人的新居。
在达蕾女士租给的家具用具中，包括炊具餐具，两人很快学会使用电灶电壶。日常需要的食品，两人又多半在上图书馆或傍晚散步时，路过商店订购，店里按时送货很是方便。二人的家庭生活才算是真正就此展开。
自己有了厨房，他们玩儿着学做饭、炒菜，试做红烧肉。曾经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杨绛为了爱人洗手作羹汤，虽是个手艺尚不精明的美厨娘，但凭着向俞家姐妹学习，又回忆母亲做菜的方式，终于成功做出了红烧肉。杨绛以为，自己“搬家是冒险，自理伙食也是冒险，吃上红烧肉就是冒险成功。从此一法通万法通，鸡肉、猪肉、羊肉，用‘文火’炖，不用红烧，白煮的一样好吃。”自此，杨绛“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汤。”她把做午饭作为她的专职，而一向早睡早起的钟书则包揽了早餐。住入新居的第一天早晨，从同学那里刚学会冲茶的钟书大显身手，他烤了面包，热了牛奶，煮了“五分钟鸡蛋”，刚冲好的红茶又浓又香，配着装满了小碟小罐的黄油、果酱、蜂蜜，一股脑儿用带脚的托盘直端到杨绛床头。“拙手笨脚”的钟书竟能做出如此丰富的早餐，杨绛着实惊喜不已。钟书也乐得得到爱妻的表扬，从此两人的早餐便由钟书负责制作，这个传统以后竟持续到老。
二人恢复了习惯的中式饮食，吃的饱了，自然就希望有更丰富的业余生活。杨绛是爱音乐的，但在外国却不可得，只得求了父亲寄来一本《元曲选》，自己唱唱过瘾。而平时专于学习读书的钱钟书也是个淘气的，很能学，犹善插科打诨，一面读一面自己表演，两人笑得打跌。钱钟书诗中有“欲调无筝，欲抚无琴”；“咏歌不足，丝竹胜肉”大概说的就是这时的生活吧！
当然，快活的天地也是常有意外发生的，小到杨绛出门忘带钥匙，被锁在门外，为了省下开锁的钱而爬窗进屋，大到两人在少用的起居室喝下午茶，钟书走后杨绛忽感不适，心知是煤气中毒的症状，挣扎着起来推窗自救……对于缺少独自生活经验的年轻的夫妇，远赴重洋的生活是不易的。既要有学识涵养，又要有勇气和能力，杨绛做到了。对于钟书，杨绛是朋友，是妻子，也是情人。而在牛津，杨绛又被赋予了生命中另一个尤为重要的角色：母亲。
据钱钟书回忆，得知杨绛怀孕是在游玩巴黎后返回牛津的路上。虽然路途颠簸，杨绛又时有孕中恶心呕吐的反应，但这一路得到了同行加拿大朋友的照料，加之得知即将为人母的喜悦心情，旅途还是十分愉快的。
年轻的夫妇对于这个还未出世的孩子极其的爱怜，钟书又担心杨绛辛苦，所以早早的就到牛津妇产医院订下了房间和接生大夫。院长推荐了最好的女医生斯班斯大夫，更巧的是他与杨绛同住一区，诊所就设在家里，而房子外面的花园也极美。杨绛定期去检查，开始每月一次，后来两周一次，步行来去，不过十来分钟，即方便，又让这位年轻的母亲在美丽的景色中逐渐放下心来。斯班斯大夫预计婴儿将在国王加冕大典那天诞生，夫妻俩很欢喜即将有一个加冕日娃娃。
可是预产期过了快一周，还是没什么动静。住院观察了几天，终于有了分娩的迹象。许是小家伙还是留恋温暖宁静的子宫，所以带给杨绛的阵痛并不强烈，是舒缓的。这位年轻的准妈妈甚至躺在产床上看完了一本小说。到了第二天，大家终于等不及了，医生不得已对杨绛实施了麻醉，用产钳将婴儿夹了出来。因为缺氧，婴儿已憋得浑身青紫，是护士使劲拍拍拍，才把她拍活的。
作为在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孩子，这个婴儿是受到了极大的喜爱的。医生护士们戏称，可能斯班斯大夫的产钳夹红了她的脸，她感到委屈，就特别响亮的哭起来。护士们因她啼声洪亮，称她MissSingHigh；杨绛后来为女儿译意为“高歌小姐”，译音为“星海小姐”。
初为人母的杨绛是满足而又喜悦的，相比之下，初为人父的钱钟书多了几分忙碌。奔波于医院与学校、家庭之间，既有得了爱女的喜悦，又对妻子怜惜不已。彼时杨绛因为麻药和生产后的极度疲倦而昏睡着，钟书六次探望都不得与之一言。终于，第七次杨绛清醒。护士特为钟书把娃娃从婴儿室抱出来让一家人小小的团圆一下，钟书看了又看，高兴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杨绛记住了钟书的“欢迎辞”，女儿长大后，杨绛把爸爸的“欢迎辞”告诉女儿，她很感激。
“星海小姐”最终得名钱媛，小名唤做“阿圆”。阿圆刚出生的时候钱钟书在家和医院两头跑。虽已为人父，他仍难改老闯祸的毛病。他陆续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她每次都笑咪咪的说：“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不过，她出院回家的时候，他却为她炖了鸡汤，还剥了嫩蚕豆搁在汤里，他做得很好，而她也真的把他做的“坏事”都修好了。就这样，两个人终于完成了由青年到成年的蜕变，这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在未来多年将共同经历风雨，一同携手，不离不弃的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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