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被风吹皱的生活

    在新的社会秩序下，很多东西开始被重建。人们带着欣喜的心，去调整和感受。虽然不见得适应每一个步伐和调整，但总归不再担忧害怕。

    1952年清华大学各院系调整，钱钟书夫妇的工作，在当时略微显得有点“多余”。多余的意思有两层，第一，新中国的教育政策是跟苏联的教育模式分不开的，为了将国家的经济先搞上来，需要对理工科有足够的重视。钱钟书夫妇是研究文学的，所以他们的工作如此。第二，外国文学的研究在当时并不是非常受重视，他们二人中英文俱佳，从外文研究所退出来，也不为什么损失。他们都不擅长跟人争，在这方面完全听从安排。

    事实上确实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切重大方针政策均效仿苏联。教育上也实行改革，注重工科和自然科学。全国范围内进行大的改革，即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措施。

    清华也不例外，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钟书夫妇被派往新成立的文学研究所。当初属于北京大学，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的一部分。

    当时的所长是郑振铎，因为其兼任古代文学研究组组长，他对钱钟书是非常赏识的。有人曾经问郑振铎，为什么选钱钟书作为古典文学研究所的骨干。郑振铎说，无论从眼界、学养的深厚程度，还是从人品上来看，我们都相信默存先生是我们需要的人，他肯定会给中国古典文学带来贡献的。他于第二年将钱钟书由外国文学研究组调到古典文学研究组工作，钱钟书之后再也没回外国文学组。而钱钟书的才华，也的确如郑振铎所说，是尖子中的尖子。

    很巧合的是，钱钟书此时的性情已经由“不平而鸣”到了“凡事不鸣”。他是一个传统学者，也是一位非常有时代意识的作家，但是在五十年代初，他选择一种隐士的角色。相比而言很大一批老国民党员选择“逃到”台湾，此处绝无贬义之义，这纯属不得不的政治原因。钱钟书是一个精通历史的人，他敏感地觉察到，知识分子的命运大多不是由自己说了算的，尤其是在政权更迭的时期，更应该事事小心，处处留意。

    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必有高尚的人格作支撑，钱钟书对祖国的爱是任何情绪都代替不了的。他选择留在最亲爱的祖国，那么，留下来之后呢？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在等着自己？钱钟书悠悠地想象，他起先躺在藤椅上，脚在地上有节奏地打着节拍，想到紧要关头，猛然收住脚，为何不做一下宋诗的译注工作？——钱钟书一直很喜欢宋诗，他觉得宋诗没有唐诗那么丰腴，但筋骨力道十分紧衬。如果说风骨是衡量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宋诗显然是在风骨方面强于唐诗的（这里的唐诗与宋诗。只是文学概念，不是时间概念。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里面提到，唐诗和宋诗是两种不同风格的诗罢了。唐朝也有宋诗，宋朝也有唐诗，这两个概念不是按朝代划分的。

    当钱钟书的这个念头从脑子里过了之后，他心情马上就变得轻松起来。他慢慢地走出家门口，槐树的叶子已经开始凋零了，一地黄色，踩上去有沙沙的感觉。

    钱钟书将情不自禁地把手伸出去，抓起一把叶子来，在鼻子前面嗅着，不是清香，是一种醇厚的、阳光般的味道。钱钟书不喝酒，但这时候他在心中对此打了一个比喻，叶子有涩有老，好比酒有新有旧，越是陈年的老酒就越有滋味。钱钟书忽然笑了，他想做一瓶陈年老酒，而不是一瓶太多年轻而没有什么味道的酒。

    于是，从1950年开始，钱钟书编撰《宋诗选注》，其中选注了宋代最有代表性的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然后按照时间顺序先后，编出了次序。他对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理论有着很深的了解，但却不妄自品评。他不从唯心主义的观点上来考量，而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把有名气的诗人的名作展示出来，让人们欣赏。日后这一部著作出版之后，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争相购买。钱钟书又一次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做出自己的贡献。

    钱钟书自调到古典文学组后便开始着手编撰《宋诗选注》。《宋诗选注》作为50年代初期，有意整理中国古典文学，出版集中普及性的古典文学丛书计划中的一部诗选。这项编撰任务是有郑振铎于1955年交给钱钟书的。他非常器重钱钟书，说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宋诗的选注著作，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做好，这样才能对得起全国的文学爱好者。钱钟书心中默然一笑，以自己的才力，将这个工作做好是丝毫不费什么力气的。

    果然，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宋诗选注》就完成了。这部诗选于1957年完成编撰工作，1958年印刷，至少在表面上来看，这本著作的完成过程还是十分顺利的。但是事实并非如钱钟书所愿，在很多问题上，这本书都经历了很多的争论。

    钱钟书在编选这部书时，并非顺顺畅畅，尽管他是一个对中国古诗有很高的造诣。因为在当时一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正宗，以阶级斗争为前提。这就使得编撰工作曲曲折折，无形中的框框限制住了他。钱钟书日后出访国外，说中国的文人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客套话。其实当时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审美思路已经强迫性地加在所有文人的身上。

    钱钟书需要从中做出调解，任何一个有自我的文人都会把审美放到评论文学作品的第一位，但钱钟书迫不得已了。胡适在看了这部选注后说：“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不过他的注确实写得不错。还是可以看看的。”这本选注所选的篇目并非钱钟书一人决定，而是由大家共同来决定的。当时参与遴选的有何其芳、余冠英和王伯祥等人。注和诗人小传均有钱钟书一人负责撰写。

    钱钟书百般回旋，尽量提炼出诗中最为人称道的部分，所以反映还是相当不错的。下面举一两个例子来论证一下：说到范成大的诗，他说：“范成大的风格很轻巧，用字造句比杨万里来得规矩和华丽，没有陆游那样匀称妥帖。他受了中晚唐人的影响，可是像在杨万里的诗里一样，没有断根的江西派习气时常还魂作怪。杨万里和陆游运用的古典一般还是普通的，他就喜欢用些冷僻的故事成语，而且有江西派那种‘多用释氏语’的通病，也许是黄庭坚以后，钱谦益以前用佛典最多、最内行的名诗人。”

    说一个诗人便联系到其风格的来源与影响，将一个诗人放到文学史上去进行评判，增加文学比较的内容，将诗歌评论的专业术语与平实的文风结合起来，给人以不一般的美学享受，钱钟书是一个细心的人，在这上面他总是为读者考虑。

    另外，说到徐玑时，他认为其与字灵晖的徐照、字灵舒的翁卷、号灵秀的赵师秀并称为“四灵”，开创了“江湖派”。这是一个没有什么诗派特性的诗派，是一部很散的集子，而钱钟书从中发现了江湖诗派的历史地位。他后来又说宋诗经叶适鼓吹，有了“四灵”的榜样。江湖派唐体诗风行一时。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江西派的势力。

    最后讲到叶适，他说：“我们没有选叶适的诗。他号称宋儒里对诗文最讲究的人，可是他的诗竭力链字琢句，而语气不贯，意思不达，不及‘四灵’还有那么一点灵秀的意致。所以，他尽管是位‘大儒’，却不能跟小诗人排列在一起。”

    细数文人才子，能够感怀身世，关心生活，伤春悲秋的人并不鲜见。但是能够胸怀现世，洞悉历史，学贯中西，对古今人事怀揣独到见解的，少之又少。岁月的年轮每增加一环，他的学问便翻腾着向前跃进一大步。

    2.穿过历史的永恒

    殷海光说：“看脚注就可以盘‘老底’。”意思很简单，看一个人给诗加的注，就可以明显看出一个人的学养如何。这一理论被很多人称道，那么看《宋诗选注》的脚注，就可以盘钱钟书的老底了。

    他的脚注写的确实是好，在此列举一二作为陈述。范成大的《催租行》中的“草鞋费”，从这个注便可看出其学问以及对中国唐诗宋词的谙熟。他说：“‘草鞋费’就是行脚僧有所谓‘草鞋钱’，早见于唐代禅宗的语录（例如《五灯会元》卷三普愿语录）。宋代以后，这三个字也变成公差，地保等勒索的小费的代名词，就是《儒林外史》第一回所谓‘差钱’。元曲里岳百川的‘铁拐李’第一折差人张千向韩魏公说：‘有什么草鞋钱与我些’，又写韩魏公骂他说：‘则我老夫身上还要钱买草鞋，休道别人手里不要钱’。”考据之详尽、有理，真是大家才能有的风范。

    之后钱钟书接着在这个注里评这首诗说：“参看柳宗元《田家》第二首：‘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李贺《感讽》第一首：‘越妇通言语，小姑具黄粱；县官踏餐去，薄吏更登堂’；唐彦谦《宿田家》：‘忽闻扣门急，云是下乡隶……老母出搪塞，老脚走颠踬……东邻借种鸡，西舍觅芳醑。’唐彦谦那样具体细致的刻画也还不及范成大这首诗的笔墨轻快，口角生动。”意思是强调范成大的文风之淡雅精致，又有浓厚的田园气息。近代很多人都选过古人的诗来进行注释，比如范成大，李商隐，杜甫李白等等，其实无论给谁的诗进行加注，最重要的是写出自己的水平，而自己的水平是完全可以通过注释来体现出来的，如果想让自己写的东西达到被世人传颂的效果，就必须有大师的学养。

    陆游《示儿》，诗云：

    死去元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首诗是陆游临死前写的，称为绝笔。尤其诗的最后二句，传颂千古。钱钟书为这首诗做了个小注，兹录如下。他说：“参看《剑南诗稿》卷九《感兴》第一首‘常恐先狗马，不及清中原’；卷三十七《太息》：‘砥柱河流仙掌日，肆仟恨不见中原’；卷三十六《北望》：‘宁知草木拱，不见塞尘清’；卷三十八《夜闻落叶》：‘死至人所同，此理何待评？但又二可恨，不见复两京’。”

    钱钟书在此写评语说：“这首悲壮的绝句最后一次把将断的气息又来说未完成的心事和无穷的希望。陆游死后二十四年宋和蒙古会师灭金，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十一《端嘉杂诗》第四首就说：‘不及生前见虏亡，放翁易箦愤堂堂，遥知小陆羞时芊，定告王师入洛阳’。陆游死后66年元师灭宋，林景熙《霁山先生集》卷三《书陆游放翁书卷后》又说：‘青山一发愁濛濛，干戈况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这一注可以明显看出钱钟书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如此旁征博引的例子不胜枚举。

    另外，钱钟书对名诗《游园不值》也进行了经典的评析。

    叶绍翁《游园不值》，诗云：

    应怜屐齿印苍苔，

    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

    这首诗十分有名，叶绍翁虽为小诗人，但这首诗，千古吟诵。对于这首诗的注，钱钟书写的十分不错。曰：“这是古今传诵的一首诗，其实脱胎于陆游《剑南诗稿》卷十八《马上作》：‘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霭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不过第三句写得比陆游的新警。《南宋群贤小集》第十册有另一位‘江湖派’诗人张良臣的《雪窗小集》里的《偶题》说：‘谁家池馆静萧萧，斜倚朱门不敢敲；一段好春藏不尽，粉墙斜露杏花梢。’第三句有闲字填衬，也不及叶绍翁的来得具体。

    这种景色，唐人也曾描写，例如温庭筠《杏花》：‘杏花艳歌春日午，出墙何处隔朱门’，吴融《途中见杏花》：‘一支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又《杏花》：‘独照影时临水畔，最含情处出墙头’；但或则和其他的情景搀杂排列或则没有安放在一篇中留下印象最深的地位，都不及宋人写得这样醒豁。”想这样的注，若非对唐诗宋词十分熟悉是写不出来的，而且在书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本书的序言也是尤为值得叙述的。钱钟书对宋诗的真知灼见，在其序言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如钱钟书说：“批评该有分寸，不要失掉适当的比例感。加入宋诗不好，就不要选它，但是选了宋诗并不等于有义务或者权利来把它说成顶顶好，无双第一。”他善于借鉴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长处，用“顶顶好”来做形容词，不能不说是一种有意思的玩笑，很有意思。

    另外，钱钟书从文学史的角度阐释宋诗，还说：“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我们可以夸奖这个成就，但是无须夸张、夸大它。”宋诗强于明代元代和清代的诗，但不可以说宋诗强于唐诗，也未必可以说唐诗强于宋诗，他们都是很美的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在这里，钱钟书没有把唐诗和宋诗比较，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争论。其实这两个观点其实可以用在一切的学术研究上。当然不仅是学术研究也不仅是宋诗。

    古希腊有位非常伟大的皇帝，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时，特别害怕自己的父王打胜仗，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件好事。毕竟得了胜仗，便可扩充自己国家的领土。又加上是自己的父亲打了胜仗，应高兴才对。他却害怕自己无用武之地，从而失去自己的价值。

    这点类似于钱钟书所说的，在后面，他将唐诗和宋诗拿出来比较：“有唐诗做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摩仿和依赖的惰性。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价值所在。”

    钱钟书在序言中写道遴选宋诗标准：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也不选。这几个标准实在是太实用了，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没有大用，只是说理的一种小手段，不堪大用。所以钱钟书不选这样的诗，大模大样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这一条是非常需要勇气的。因为这需要选诗的人有极强的辨别能力和鉴赏力。第三，把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诗，这类是比较容易选出来的，但对学者的见识又很大啊挑战，有的诗在此处看来很恰当，很可能是剽窃前人的，其实作者本人未必有什么才华，让这样的人名垂千古，简直是对学问的侮辱。有好的句子，却没有整体美感的作品同样不选，每个人都有灵感，能写出好一点的句子，可最终一首诗的好坏是从全篇来说的。最后一个，我觉得是钱钟书稍微有些无奈的做法。

    有句话说教学相长，钱钟书自从调离清华，就没有教书。很多在课堂上才能悟到的东西他得不到了，但是他的思想并不穷匮。因为他已经到了自己领悟的年纪，他有了异于常人的经验，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对于学生而言没有钱钟书的课堂是一大损失和遗憾；对于他本人可能也是一种遗憾，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在当时可能因为一句不经意的话就会惹来“批斗”之祸。尤其钱钟书个性耿直，心直口快，偏好一些臧否人物，在学校这样一个环境下，很容易被捉到小辫子。

    《宋诗选注》与1957年春编完。当时钱钟书的父亲被批斗，所有的日记、文件等被毁。不久，其父生病住院，在武汉。钱钟书在去看望的途中赋诗《赴鄂道中》五首。这些诗可以反映出其当时的心情，兹录如下：

    路滑霜浓唤起前，老来离绪尚缠绵。

    别般滋味分明是，旧梦勾回二十年。

    晨书暝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

    碧海掣鲸闲此手，祗教疏凿别清浑。

    白沙弥望咽黄流，留得长桥阅世休。

    心自摇摇车兀兀，三年五度过卢沟。

    弈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

    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

    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懑雷。

    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

    3.峥嵘微露

    不是每一件好的事物，都能在适当的时候引起大众的共鸣，这造就了文人的失落，也促成了文人的坚守。

    钱钟书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承认，《宋诗选注》出版后在中国遭到批判，遭到批判的原因是因为钱钟书没有用唯物史观来解释缘由，其实钱钟书在历史唯物主义与唯心审美主义之间已经做出了极大的协调，至于最后的定稿，他还是倾向于中国传统的审美理念，他说自己拿出很多人来做例证，做对比，就已经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了，可是给他加这顶帽子的人丝毫不留情，不听他的争辩，对这本书大加贬斥，钱钟书非常伤心，但他忍着，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用颤巍巍的手把已经出版的《宋诗选注》拿出来，亲切地摩挲，这是他心血的结晶啊。

    幸好有杨绛在，她知道丈夫的委屈与无可奈何，她对钱钟书说道：“无论他们怎么看，我是知道你的，这本书我也看过，比什么历史唯物主义强多了。”钱钟书点点头，他知道杨绛始终是了解自己的，他对这件事情从没做过任何评价，在心底，他认为这就是命运的悲哀，世界上的哲学多得很，世界上的道理也多得很，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其中的一种，他很清楚，自己不会被一种思想莫名地奴隶。

    这种强烈的人格自觉，让钱钟书摆脱了，当代很多知识分子的悲哀，他们或是为政治大唱赞歌，或是在阶级斗争的泥淖中不可自拔，没有一个完整的自我，十分痛苦，与之相比，钱钟书不知道要强多少。

    杨绛说：“世界是不可知的，你认为呢？”

    钱钟书说：“如果确定世界是不可知的，就说明世界是可知的，如果不确定，那还是说明世界是不可知的，确定与不确定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世界是不可知的。”在这种情况下钱钟书都能拿事来说笑，杨绛对他的说法深以为然。

    宋诗选注没有得到大部分人认同，但一些有名的外国学者则对这本书大加称赞。比如在日本，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对于这本书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尽管日本人的思想保守，有的时候甚至违背常理，他们的学术不如中国。但在对钱钟书这本书的评价上，他们都给出一个学者应有的赞美，“毫无疑问，中国应该以钱钟书为骄傲。这本书里体现出的作者的广阔的研究视野与通俗的风格，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这本书填补来了宋诗研究的很多空白，尤其是是比较文学的阐发上面，钱先生的才力是我们日本人万万不及的。”这话说得非常谦虚，但多半都属实。

    编撰完《宋诗选注》之后，钱钟书还写了二三篇学术论文。其中有一篇较为出色且体现其高素养，这说明即使自己不受最高层文化的认同。钱钟书依然有坚决的创作力，他将自己的论文给父亲看了，钱基博非常欣赏。尽管已经不是因为父亲夸奖就高兴一整天的孩童，但钱钟书依然很高兴。

    另外值得一提的时期是，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林琴南是反对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的是同道中人。对于文言文的坚守使得他们名气大增，又显得那么不识时务，但是他们的关系并不好，有时会十分激烈。有一年本拟钱基博去北京师范大学执教，但是林琴南在其中作祟，导致钱基博没有去成。钱基博非常恼怒，但也无可奈何。

    另外，钱基博的著作要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刊布，但也因为林琴南而作罢。钱钟书的另外一篇论文《林纾的翻译》，一点没有不平之处，也没有因其得罪父亲而公报私仇。钱钟书说这“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他也并非因为林对其父亲的不公而去研究林，甚至于去“找茬”。他自己说是林翻译的小说让他感兴趣，让他有读原著的欲望。

    他说：“最近，偶尔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没有丧失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随处都是。”而且林在翻译的作品里的不忠实的地方他却认为并非其语言文化程度低，相反却有着能够表达狄更斯的风趣。他始终认为即使在今日，林译的小说还是很值得一读。

    钱钟书对林写过这样的评语，他说：“译者运用‘归宿语言’的本领超过原作者运用‘出发语言’的本领，或译本在文笔上优于原作，都有可能性。最讲究文笔的斐德就嫌爱伦·坡的短篇小说词句凡俗，只肯看波德莱亚翻译的法文本；法郎士说一个唯美派的少年告诉他《冰雪因缘》在法译本里尚堪一读。虽然歌德没有承认过纳梵尔法译《浮士德》比原作明畅，只是旁人附会传讹，但也却有处于作者亲口的事例。惠特曼并不否认弗莱里格拉德德译《草叶集》里的诗也许胜过自己的英语原作。博尔赫斯甚至赞美伊巴拉把他的诗译成法语，远胜西班牙语原作。惠特曼当然未必能辨识德语的好歹，博尔赫斯对法语下判断却有资格的。哈葛德小说的林译颇可列入这类事例里。”

    各种忙碌过后，剩下的，就是自己咀嚼自己的经历了。让钱钟书始料不及的是，尽管自己喜欢一种比较安静的生活，但名声在外，身不由己。他的《宋诗选注》凭借着深厚的历史感与独到的见解没有让人承认，但这让钱钟书静谧的心思起了波澜。

    他再一次回到了“大地”上，这本书使他自己很得意，而其中涉及意识形态的一些问题，竟然也带来了不少苦恼。或许人生就是这样的可遇不可求，很多东西本来已经确定了的，但不知何时何样的一个变故，就会将所有的一切翻过来，人生的奇妙与无可奈何都是这样。

    4.沙漠不荒凉

    让钱钟书没有想到的是，生活的无奈才刚刚开始。

    不久，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这次中华文明的灾难将一大批博学多识的知识分子推向了深渊，钱钟书和杨绛同样没有能够幸免，据杨绛《我们仨》回忆：

    我和钟书先后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阿瑗急要回家看望我们，而她属“革命群众”。她要回家，得走过众目睽睽下的大院。她先写好一张大字报，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线，贴在楼下墙上，然后走到家里，告诉我们她刚贴出大字报和我们“划清界线”---她着重说“思想上划清界线”！然后一言不发，偎着我贴坐身边，从书包里取出未完的针线活，一针一针地缝。她买了一块人造棉，自己裁，自己缝，为妈妈做一套睡衣；因为要比一比衣袖长短是否合适，还留下几针没有完工。她缝完末后几针，把衣裤叠好，放在我身上，又从书包里取出一大包爸爸爱吃的夹心糖。她找出一个玻璃瓶子，把糖一颗颗剥去包糖的纸，装在瓶里，一面把一张张包糖的纸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藏入书包，免得革命群众从垃圾里发现糖纸。她说，现在她领工资了，每月除去饭钱，可省下来贴补家用。我们夫妻双双都是“牛鬼蛇神”，每月只发生活费若干元，而存款都已冻结，我们两人的生活费实在很紧。阿瑗强忍住眼泪，我看得出她是眼泪往肚里咽。看了阿瑗，我们直心疼。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之后自己的女儿来照顾钱钟书和杨绛。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残酷剥削竟然升级到了如此的程度，而更为让人惊心动魄的还在后面。

    “一九七四年的一月十八日下午，我刚煮好一锅粥，等阿瑗回来同吃晚饭。校内“批林批孔”，运动正值高潮。我听到钟书的呼啸和平时不同，急促得快连续不上了。多亏两家邻居，叫我快把“爷爷”送医院抢救。阿瑗恰好下班回来，急忙到医院去找大夫，又找到了校内的司机。一个司机说，他正要送某教师到北医三院去，答应带我们去抢救病人。因为按学校的规则，校内汽车不为家属服务。

    我给钟书穿好衣裳、棉鞋，戴上帽子围巾，又把一锅粥严严地裹在厚被里，等汽车来带我们。左等右等，汽车老也不来。我着急说：“汽车会不会在医院门口等我们过去呀？”一位好邻居冒着寒风，跑到医院前面去找。汽车果然停在那呆等呢。邻居招呼司机把车开往小红楼。几位邻居架着扶着钟书，把他推上汽车。我和阿瑗坐在他两旁，另一位病人坐在前座。汽车开往北医三院的一路上，我听着钟书急促的呼啸随时都会停止似的，急得我左眼球的微血管都渗出血来了--这是回校后发现的。

    到了医院，司机帮着把钟书扶上轮椅，送入急诊室。大夫给他打针又输氧。将近四小时之后，钟书的呼吸才缓过来。他的医疗关系不属北医三院，抢救得性命，医院就不管了。钟书只好在暖气片的木盖上躺着休息。

    送我们的司机也真好。他对钱瑗说：他得送那位看病的教师回校，钱老师什么时候叫他，他随叫随到。钟书躺在宽仅容身的暖气片盖上休息，正是午夜十二点。阿瑗打电话请司机来接。司机没有义务大冬天半夜三更，从床上起来开车接我们。他如果不来接，我们真不知怎么回小红楼。医院又没处可歇，我们三人都饿着肚子呢。

    裹在被窝里的一锅粥还热，我们三人一同吃了晚饭，钟书这回不呼啸了。

    一家三口，居家食粥，但这样也没能够将二人的情感疏散，在那种黑暗的日子里，钱钟书的健康，全落在杨绛一个人的身上，因为是哮喘，更要格外留心，一不注意就可能引发大的后果，杨绛十分担心，可是她不知道，正是因为她对钱钟书的好，差点让自己掉进无底的深渊。

    当时钱钟书被人扣上一顶帽子——污蔑毛主席，这在当时是死罪一条，比得罪了皇帝还严重，于是钱钟书被人剃了光头，游街，钱钟书和杨绛都觉得自己冤枉，但是有冤无处诉，只能忍着。最后杨绛想出一个办法，在批斗钱钟书的大字报下面贴上了一张小字报，为钱钟书辩护。结果这个行为被革命小将抓到，杨绛被剃了一个不伦不类的阴阳头，二人经常带着帽子四处游行，受尽了折磨。最严重的时候钱钟书因为受了风寒，哮喘发作，差点就喘不过来气了，多亏认识一位医生，打了几针才好。

    在生死边缘，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杨绛和钱钟书从没改变过自己的初衷。夫妻情深，在当时风声鹤唳的文革年代，这是非常难得的。而更为难的是，他们的女儿钱瑗始终不离开二人。

    阿瑗在革命阵营里是“拉入党内的白尖子”，任何革命团体都不要她；而她也不能做“逍遥派”，不能做“游鱼”。全国大串联，她就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她画了一幅延安的塔寄给妈妈，在文革中，她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没做一件亏心事，这是钱钟书和杨绛喜欢看到的，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坚定而善良的人格。

    在那场暴风雨中，中国大地上演了很多黑色的悲剧故事。在这其中，钱钟书一家的命运，并不算悲惨。但是身处困境，他们更加体会到彼此的温暖，也更加期盼，明天的太阳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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