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经典-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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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乡杂记·一封信[7]

    年青的朋友:

    这算是我第一次写信给你。写几千字的长信,在我是例外之例外;我从来没有写过一千字以上的长信,但此刻提起了笔,我就觉得手下这封信大概要很长,要打破了向来的记录。原因是我今天忽然有了写一封长信的兴趣和时间。

    朋友!你大概能够猜想到这封信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写起来的罢?是在我的故乡的老屋,更深人静以后,一灯如豆之下!故乡!这是五六万人口的镇,繁华不下于一个中等的县城;这又是一个“历史”的镇,据《镇志》,则宋朝时“汉奸”秦桧的妻王氏是这镇的土著,镇中有某寺乃梁昭明太子萧统偶居读书的地点,镇东某处是清朝那位校刊《知不足斋丛书》的鲍廷博(鲍廷博[1728-1814]:

    安徽歙县人,清代藏书家。《知不足斋丛书》共三十集,内容包括经史改订、算书、金石、地理、书画、诗文集、书目等。)的故居。现在,这老镇颇形衰落了,农村经济破产的黑影沉重地压在这个镇的市廛。

    可是现在我不想对你说到老镇的一切,我先写此次旅途的所见。

    朋友,我劝你千万莫要死钉住在上海那样的大都市,成天价只把几条理论几张统计表或是一套“政治江湖十八诀”在脑子里倒去颠来。到各处跑跑,看看经济中心或政治中心的大都市以外的人生,也颇有益,而且对于你那样的年青人,或者竟是必要的。我向来喜欢旅行,但近年来因为目疾胃病轮流不断地作怪,离不开几位熟习了的医生,也使我不得不钉住在上海了。所以此次虽然是一些不相干的事,我倒很愿意回故乡走一遭。

    朋友,你猜想来我是带了一本什么书在火车中消遣?“金圣叹手批《中国预言七种》”!

    这是十九路军退出上海区域前后数日内,上海各马路转角的小报摊所陈列,或是小瘪三们钉在人背后发狂地叫卖的流行品之一!我曾经在小报摊上买了好几种版式的《推背图》(《推背图》:

    旧时流行于民间的一种妄诞迷信的图册。《宋史·艺文志》列为五行家的著作,不题撰人。现存传本一卷共六十图,前五十九图为预测以后历代兴亡变乱,末图为袁天罡欲李淳风停止预测而推李背的动作,故名《推背图》,又被认作袁、李合撰[南宋岳珂《史》作唐代相士李淳风撰。])和《烧饼歌》(《烧饼歌》:旧时民间流行的迷信读物。相传为明代刘伯温所作。),但此部《中国预言七种》却是离开上海的前夕到棋盘街某书局买来,实花大洋八角。朋友,也许你觉得诧异罢?我带了这惟一的书作为整整一天的由火车而小轮船而民船的旅途中的消遣!

    我们见过西洋某大预言家对于一九三二年的预言。路透社曾使这个预言传遍了全世界。这个“预言”宣称一九三二年将有大战争爆发,地球上一个强国将要覆灭,一种制度(使得全世界感到不安,有若芒刺在背的一种制度),将在战争的炮火下被扫除。路透社郑重声明这位预言家曾经“预言”了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战,所以是“权威的”预言家。不妨说就是西洋的刘伯温(刘伯温[1311-1375],名基,浙江青田人,元末进士。著有《诚意伯文集》。因他通晓天文,故后世借托其为《烧饼歌》作者。)或袁天罡,李淳风罢(袁天罡,唐代相士。李淳风[602-670],唐代天文历算家,曾任太史令。后世均借托袁、李为《推背图》作者。)?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预言家”毕竟和封建中国的刘伯温等等有点不同。资本主义国家预言家的“使命”是神秘地暗示了帝国主义者将有的动作,而且预先给这将有的动作准备意识,——换言之,就是宣传,就是鼓动。因此,它的作用是积极的。封建中国的“传统的”预言家如刘伯温等等及其《烧饼歌》,《推背图》,却完全是消极作用。取例不远,即在此次上海的战事。二月二十左右,日本援军大至,中国却是“后援不继”,正所谓“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的当儿,大批的《烧饼歌》和《推背图》就出现于上海各马路上了。《烧饼歌》和《推背图》原是老东西,可是有“新”的注解,为悲愤的民众心理找一个“定命论”的发泄和慰安。闸北的毁于炮火既是“天意”,那就不必归咎于谁何,而且一切既系“天意”,那就更不必深痛于目前的失败,大可安心睡觉,——或者是安心等死了:这是消极的解除了民众的革命精神,和缓了反帝国主义的高潮。这是一种麻醉的艺术品,特种的封建式的麻醉艺术品!

    朋友!我发了太多的议论,也许你不耐烦罢?好,我回到我的正文:我在三等客车中翻阅那本《中国预言七种》。突然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叫道:

    “喂,看见么?‘将军头上一棵草’!真不含糊!”

    我转过头去看了一眼,原来是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商人;单看他那两手捏成拳头,端端正正放在大腿上,挺直了腰板正襟危坐的那种姿势,就可以断定他是北方人。朋友,你知道,我对于“官话”,虽说程度太差,可是还能听得懂,但眼前这位北方人的一句话,我简直没有全懂;“将军——什么?”我心里这样猜度,眼珠翻了一翻,就微微一笑。朋友,我有时很能够——并且很喜欢微笑;我又常常赞美人家的“适逢其会”的微笑。但是那时我的微微一笑大概时机不对,因为那位北方人忽然生气了;他的眉毛一挺,大声说:

    “他妈的!将军头上一棵草!真怪!”

    我听明白了。我虽不是金圣叹,也立刻悟到所谓“将军头上一棵草”是指的什么,我又忍不住微笑了。我立刻断定这是《推背图》或《烧饼歌》上的一句。我再看手里的《预言》。

    “不错。万事难逃一个‘数’。东洋兵杀到上海,火烧闸北——蔡廷锴,蒋光鼐(蔡廷锴[1892-1968],字贤初,广东罗定人,曾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蒋光鼐[1888-1967],字憬然,广东东莞人,曾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烧饼歌》里都有呢!——上年的水灾,也应着《烧饼歌》里一句话……”

    在我左边,又一个人很热心地说。这是一位南方人了,看去是介于绅而商中间的场面上人;他一面说,一面使劲地摇肩膀。我的眼睛再回到手里的书页上。

    忽然一只焦黄而枯瘦的手伸到我面前来了;五个手指上的爪甲足有半寸长,都填满了垢污,乌黑黑地发光;同时,有一条痰喉咙发出的枯燥的声音:

    “对勿住。借来看一看。”

    我正要抬头来看是什么人,猛又听得一声长咳,扑的一口黄痰落在地板上,随即又看见一只穿了“国货”橡皮套鞋的脚踏在那堆痰上抹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我最怕这种随地吐痰而又用脚抹掉。我赶快抬起头来,恰好我手里的那本《中国预言七种》也被那只乌黑爪甲的枯黄手“抢”——容我说是抢罢——了去,此时这才看明白原来是坐在我对面的一位老先生,玳瑁边其眼镜西瓜皮其帽。他架起了腿,咿咿唔唔念着书中的词句;曾经抹过那堆黄痰的一只橡皮套鞋微微摆动,鞋底下粘着的黄痰挂长为面条似的东西,很有弹性的跳着。

    朋友,我把这些琐屑的情形描写出来,你不觉得讨厌么?也许你是。然而朋友,请你试从这些小事上去理解“高等华人”用怎样特殊的他们自己的方式接受了西洋的“文化”。他们用鞋底的随便一抹就接受了“请勿随地吐痰”的西洋“文化”。这种“中国化”的方法,你在上海电车里也许偶尔看到,但在内地则随时随地可以看到。他们觉得这样“调和”中西的方法很妥当。至于为什么不要随地吐痰的本意,他们无心去过问,也永远不打算花心力去了解。

    可是我再回到这位老先生罢。他把那本《预言》翻来翻去看了一会儿,就从那玳瑁边的眼镜框下泛起了眼珠对我说:

    “人定不能胜天。你看十九路军到底退了!然而,同人先笑而后号咷,东洋人倒灶也快了呀!”

    “哦——“我又微笑,只能用这一个声音来回答。

    “不过,中原人大难当头,今年这一年能过得去就好!今年有五个‘初一’是‘火日’呀!今年八月里——咳,《烧饼歌》上有一句——咳,记不明白了,你去查考罢。总而言之,人心思乱。民国以来,年年打仗。前两年就有一只童谣:‘宣统三年,民国二十年,共产五年,皇帝万万岁!’要有皇帝,才能太平!”

    “可不是宣统皇帝已经坐了龙庭!”

    我右边坐的那位北方人插进来说。

    但是那老先生从玳瑁眼镜的框边望了那北方人一眼,很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又过一会儿,他方才轻声说:

    “宣统!大清气数已尽,宣统将来要有杀身之祸。另是一个真命天子,还在田里找羊草!”

    于是前后左右的旅客都热心地加进来谈论了。他们转述了许许多多某地有“真命天子”出世的传说。他们所述的“未来真命天子”足有一打,都是些七八岁以至十三四岁的孩子,很穷苦的孩子。

    朋友,在这里就有了中国的封建小市民的政治哲学:一治一乱,循环反复,乱极乃有治;然而拨乱反正,却又不是现在的当局,而是草野蹶起的真命天子。《推背图》和《烧饼歌》就根据了此种封建小市民的政治哲学而造作。中国每一次的改朝换代,小市民都不是主角,所以此种“政治哲学”就带了极浓厚的定命论色彩。在现今,他们虽然已经感到了巨大的变动就在目前,然而不了解这变动的经济的原因,他们只知道这变动是无可避免,他们在畏惧,他们又在盼望;为什么盼望?因为乱极了乃有太平可享!

    十一点三十分,到了K站,我就下车了。

    【导读】

    不惮其丑,唯恨其恶

    茅盾先生始终把拯救国民灵魂放在自己的肩头,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封建迷信思想成为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病根,揭露封建迷信的丑陋与罪恶也就成了茅盾先生写作的重要内容。

    从上海大都市到颇有文化传统的故乡,人们都在狂热地相信《推背图》《烧饼歌》,作者用空间上的跨度折射出旧中国整个社会的病态——封建小市民的政治哲学:治乱循环,命在天子。

    为此,作者选择了这样几个场景。

    上海街头。

    抵抗日军的十九路军退出上海,人们不为战败沦陷痛苦战斗,却在《推背图》《烧饼歌》里找一点“发泄和慰安”。先生用归谬法剥除这些封建毒素的面皮:“闸北的毁于炮火既是‘天意’,那就不必归咎于谁何,而且一切既系‘天意’,那就更不必沉痛于目前的失败,大可安心睡觉——或者安心等死了。”进而指出其本质是“这是消极地解除了民众的革命精神,和缓了反帝国主义的高潮。这是一种麻醉的艺术品,特种的封建式的麻醉艺术品!”

    火车上。

    先生用简笔画的方式勾描出封建迷信者的嘴脸。一个“端端正正”的北方人,一个绅商中间的场面人,一位老先生。三者表现各具特色,北方人以极粗犷的方式从“端正”中放出与其端正的外表一样粗犷的封建奴仆味道;绅商则用自命不凡的先知式的方式从肩膀上“摇”出封建奴仆的味道;老先生则以极肮脏的手与极肮脏的嘴用“抢”的方式表达出封建奴仆的味道。

    尤其是对老先生的描写,作者不斥其秽,三言两语把老先生的脏、蛮、横、鄙绘在了纸上。

    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吐痰”这个细节。茅盾先生何以不惮其又秽又丑,把其行为劣态着于笔端呢?因为,它是整个中华民族文明特征的代表,这“一口痰”不是吐在了车厢里,而是吐在了五千年的文化史上。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与西方文明有着巨大的差距。茅盾先生明察秋毫,进而用一句“用鞋底的随便一抹就接受了‘请勿随地吐痰’的西洋‘文化’”揭开了国人接受文明的虚假姿态。用鲁迅先生的话讲,只能“恨其不争”!

    冥屋[8]

    小时候在家乡,常常喜欢看东邻的纸扎店糊“阴屋”以及“船、桥、库”一类的东西。那纸扎店的老板戴了阔铜边的老花眼镜,一面工作一面和那些靠在他柜台前捧着水烟袋的闲人谈天说地,那态度是非常潇洒。他用他那熟练的手指头折一根篾,捞一朵浆糊,或是裁一张纸,都是那样从容不迫,很有艺术家的风度。

    两天或三天,他糊成一座“阴屋”。那不过三尺见方,两尺高。但是有正厅,有边厢,有楼,有庭园;庭园有花坛,有树木。一切都很精致,很完备。厅里的字画,他都请教了镇上的画师和书家。这实在算得一件“艺术品”了。手工业生产制度下的“艺术品”!

    它的代价是一块几毛钱。

    去年十月间,有一家亲戚的老太太“还寿经”。我去“拜揖”,盘桓了差不多一整天。我于是看见了大都市上海的纸扎店用了怎样的方法糊“阴屋”以及“船、桥、库”了!亲戚家所定的这些“冥器”,共值洋四百余元;“那是多么繁重的工作!”——我心里这么想。可是这么大的工程还得当天现做,当天现烧。并且离烧化前四小时,工程方才开始。女眷们惊讶那纸扎店怎么赶得及,然而事实上恰恰赶及那预定的烧化时间。纸扎店老板的精密估计很可以佩服。

    我是看着这工程开始,看着它完成;用了和儿时同样的兴味看着。

    这仍然是手工业,是手艺,毫不假用机械;可是那工程的进行,在组织上,方法上,都是道地的现代工业化!结果,这是商品;四百余元的代价!

    工程就在做佛事的那个大寺的院子里开始。动员了大小十来个人,作战似的三小时的紧张!“船”是和我们镇上河里的船一样大,“桥”也和镇上的小桥差不多,“阴屋”简直是上海式的三楼三底,不过没有那么高。这样的大工程,从扎架到装璜,一气呵成,三小时的紧张!什么都是当场现做,除了“阴屋”里的纸糊家具和摆设。十来个人的总动员有精密的分工,紧张连系的动作,比起我在儿时所见那故乡的纸扎店老板捞一朵浆糊,谈一句闲天,那种悠游从容的态度来,当真有天壤之差!“艺术制作”的兴趣,当然没有了;这十几位上海式的“阴屋”工程师只是机械地制作着。一忽儿以后,所有这些船,桥,库,阴屋,都烧化了;而曾以三小时的作战精神制成了它们的“工程师”仍旧用了同样的作战的紧张帮忙着烧化。

    和这些同时烧化的,据说还有半张冥土的房契(留下的半张要到将来那时候再烧)。

    时代的印痕也烙在这些封建的迷信的仪式上。

    【导读】

    在灰暗的背景上再绣一朵恶之花

    茅盾先生常常执着针砭时弊的如椽之笔,批评两千多年来的封建迷信思想,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他说:“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是与人类有关系的文学。”冥屋,有千年历史,流传甚广,当属典型的封建之物。茅盾先生选取这一常见、普遍,人人习以为常,甚至奉为真理的微小之物,反映整个社会的愚昧落后,“一粒沙里见世界”,可谓是以小见大的典范笔法。

    家乡的冥屋做成了“艺术品”,“一切都很精致,很完备”,人们把阴间视同人世,甚至在人世没有能力享用的,要在阴间里满足他的需要。不论是莽夫,还是愚汉,都要给他们配上楼台亭院,甚至还要有副对联以显其雅致。平平淡淡的叙写,让人们发现了愚昧的可笑!

    而上海的冥屋,则突出其大。“船和我们镇上河里的船一样大”,一切皆如阳间。人贪婪的虚妄,直到阴间也是如此强烈。更为可笑的是,拼命地建设冥屋,拼命地很快地烧掉,这简直是自我嘲弄。

    茅盾先生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借冥屋批判封建思想上,而是在揭露封建思想愚昧可笑的基础上,又向前挺进,抓住当下最新出现的丑陋再讽刺。

    把家乡扎冥屋的情形与上海扎冥屋的情形放在一起对比,让人们分明感受到,封建思想在现代化工程管理操作的技术支撑之下,与时俱进,似乎活得更好!人们运用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精密的工序流程把扎冥屋变成了“机械地制作着”,人成了制造封建思想的机器。

    茅盾先生可谓视角独特,眼光犀利,他所描述的这一现象,今天不是依然生机勃勃地存在着吗?因此,这朵恶之花确实具有典型性!

    乡村杂景[9]

    人到了乡下便像压紧的弹簧骤然放松了似的。

    从矮小的窗洞望出去,天是好像大了许多,松喷喷的白云在深蓝色的天幕上轻轻飘着;大地伸展着无边的“夏绿”,好像更加平坦;远处有一簇树,矮矮地蹲在绿野中,却并不显得孤独;反射着太阳光的小河,靠着那些树旁边弯弯地去了。有一座小石桥,桥下泊着一条“赤膊船”。

    在乡下,人就觉得“大自然”像老朋友似的嘻开着笑嘴老在你门外徘徊——不,老实是“排闼直入”,蹲在你案头了。

    住在都市的时候到公园里去走走,你也可以看见蓝天,白云,绿树,你也会暂时觉得这天,这云,这树,比起三层楼窗洞里所见的天的一角,云的一抹,树的尖顶确实是更近于“自然”;那时候,你也会暂时感到“大自然”张开了两臂在拥抱你了。但不知怎地,总也时时会感得这都市公园内所见的“大自然”不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好像是“人工的”,——比方说,就像《红楼梦》大观园里“稻香村”的田园风光是“人工的”一般。

    生长在农村,但在都市里长大,并且在都市里饱尝了“人间味”,我自信我染着若干都市人的气质;我每每感到都市人的气质是一个弱点,总想摆脱,却怎地也摆脱不下;然而到了乡村住下,静思默念,我又觉得自己的血液里原来还保留着乡村的“泥土气息”。

    可以说有点爱乡村罢?

    不错,有一点。并不是把乡村当作不动不变的“世外桃源”所以我爱。也不是因为都市“丑恶”。都市美和机械美我都赞美的。我爱的,是乡村的浓郁的“泥土气息”。不像都市那样歇斯底列,神经衰弱,乡村是沉着的,执拗的,起步虽慢可是坚定的,——而这,我称之为“泥土气息”。

    让我们再回到农村的风景罢——

    这里,绿油油的田野中间又有发亮的铁轨,从东方天边来,笔直的向西去,远得很,远得很;就好像是巨灵神在绿野里划的一条墨线。每天早晚两次,机关车拖着一长列的车厢,像爬虫似的在这里走过。说像爬虫,可一点也不过分冤枉了这家伙。你在大都市车站的月台上,听得“喈”——的一声歇斯底列的口笛,立刻满月台的人像鬼迷了似的乱推乱撞,而于是,在隆隆的震响中,“这家伙”喘着大气冲来了,那时你觉得它快得很,又莽撞得很,可不是?然而在寥阔的田野中,凭着短窗远远地看去,它就像爬虫,怪妩媚地爬着,爬着,直到天边看不见,混失在绿野中。

    晚间,这家伙按着钟点经过时,在夏夜的薄光下,就像是一条身上有磷光的黑虫,爬得更慢了,你会代替它心焦。

    还有那天空的“铁鸟”,一天也有一次飞过。像一个尖嘴姑娘似的,还没见她的身影儿就听得她那吵闹的骚音,飞的不很高,翅膀和尾巴看去都很分明。它来的时候总在上午,乡下人的平屋顶刚刚袅起了白色的炊烟。戴着大箬笠穿了铁甲似的“蒲包衣”(乡下人夏天落田,都穿这特别的蒲包衣,犹之雨天穿蓑衣或棕衣。——作者原注。),在田里工作的乡下人偶然也翘头望一会儿,一点表情都没有。他们当然不会领受那“铁鸟”的好处,而且他们现在也还没吃过这“铁鸟”的亏。他们对于它淡漠得很,正像他们对于那“爬虫”。

    他们憎恨的,倒是那小河里的实在可怜相的小火轮。这应该说是一“伙”了,因为有烧煤的小火轮,也有柴油轮,——乡下人叫做“洋油轮船”,每天经过这小河,相隔二三小时就听得那小石桥边有吱吱的汽管叫声。这小火轮的一家门(一家门:上海话。一家子的意思。),放在大都市的码头上,谁也看它们不起。可是在乡下,它们就是恶霸。它们轧轧地经过那条小河的时候总要卷起两道浪头,泼剌剌地冲打那两岸的泥土。这所谓“浪头”,自然么小可怜,不过半尺许高而已,可是它们一天几次冲打那泥岸,已经够使岸那边的稻田感受威胁。大水的年头儿,河水快与岸平,小火轮一过,河水就会灌进田里。就在这一点,乡下人和小火轮及其堂兄弟柴油轮成了对头。

    小石桥迤西的河道更加窄些,轮船到石桥口就要叫一声,仿佛官府喝道似的。而且你站在那石桥上就会看见小轮屁股后那两道白浪泛到齐岸半寸。要是那小轮是烧煤的,那它沿路还要撒下许多黑屎,把河床一点一点填高淤塞,逢到大水大旱年成就要了这一带的乡下人的命。乡下人憎恨小火轮不是盲目的没有理由的。

    沿着铁轨来的“爬虫”怎样像蚊子的尖针似的嘴巴吮吸了农村的血,乡下人是理解不到的;天空的“铁鸟”目前和乡村是无害亦无利;剩下来,只有小火轮一家门直接害了乡下人,就好比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他们也知道对付那水里的“土劣”的方法是开浚河道,但开河要抽捐,纳捐是老百姓的本分,河的开不开却是官府的事。

    刚才我不是说小石桥西首的河身特别窄么?在内地,往往隔开一个山头或是一条河就是另一个世界。这里的河身那么一窄,情形也就不同了。那边出产“土强盗”。这也是非常可怜相的“土强盗”,没有枪,只有锄头和菜刀。可是他们却有一个“军师”。这“军师”又不是活人,而是一尊小小的泥菩萨。

    这些“土强盗”不过十来人一帮。他们每逢要“开市”,大家就围住了这位泥菩萨军师磕头膜拜,嘴里念着他们的“经”,有时还敲“法器”,跟和尚的“法器”一样。末了,“土强盗”伙里的一位,——他是那泥菩萨军师的“代言人”,——就宣言“今晚上到东南方有利”,于是大家就到东南方。“代言人”负了那泥菩萨到一家乡下人的门前,说“是了”,他的同伴们就动手。这份被光顾的人家照例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也不会有的,“土强盗”自然也知道;他们的目的是绑票。住在都市里的人一听说“绑票”就会想到那是一辆汽车,车里跳下四五人,都有手枪,疾风似的攫住了目的物就闪电似的走了。可是我们这里所讲的乡下“土”绑票却完全不同。他们从容得很。他们还有“仪式”。他们一进了“泥菩萨军师”所指定的人家,那位负着泥菩萨的“代言人”就站在门角里,脸对着墙,立刻把菩萨解下来供在墙角,一面念佛,一面拜,不敢有半分钟的停顿。直到同伴们已经绑得了人,然后他再把泥菩萨负在背上,仍然一路念佛跟着回去。

    第二天,假使被绑的人家筹得了两块钱,就可以把肉票赎回。

    据说这一宗派的“土”绑匪发源于温台(此处所谓“温台”,指浙江省旧温州府和台州府的辖区。),可是现在似乎别处也有了。而他们也有他们的“哲学”。他们说,偷一条牛还不如绑一个人便当。牛使牛性的时候,怎地鞭打也不肯走,人却不会那么顽强抵抗。

    真是多么可怜相,然而妩媚的绑匪呵?

    【导读】

    屈平岂要江山助,却是江山遇屈平

    乡村,茅盾深深地爱着。

    乡村让人轻松,被都市压紧了的身体与神经,在乡村得到了放松;乡村让人富有安全感,即使是广大绿野之中只有一棵树,也不孤独;乡村让人闲适,就如那条泊在桥头的船,无忧无虑。城里的自然是假自然,乡村的自然才是真自然,真自然才会有“沉着”“坚定”的“泥土气息”。

    可是,这一切,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敏锐的茅盾先生,早已嗅出了这真自然的乡村风光马上要遭受一场劫难。

    茅盾先生用白描的方式描写着乡村的变化。当然,白描,并不是绝对客观地照相,高明的作家在客观性的描写中,会让读者感受到,认识到现象背后的真实意味。茅盾先生说:“真正有力的文艺作品应该是上口温醇的酒,题材只有平易的故事,然而蕴含着充实的内容。是从不知不觉中去感动了人,去教训了人。”

    在茅盾先生笔下的乡村杂景中我们看到了什么?

    首先是那“远得很,远得很”的铁轨,在铁轨上缓慢地爬行的“爬虫”、“有磷光的黑虫”。“爬虫”、“有磷光的黑虫”,这个比喻非常逼真地再现了原野上火车的样子,但这个比喻也同时暗含着揶揄的语调,显露出作者对它的不屑与嘲讽。

    再看“铁鸟”,“像一个尖嘴姑娘似的,还没有见她的身影就听得她那吵闹的骚音”,字里行间无不透着厌烦的情绪。尤其是“他们现在还没有吃过这‘铁鸟’的亏”,告诉我们这“铁鸟”预示着莫名的恐怖与危险。

    茅盾先生着重写了乡村田野里的小火轮。小火轮在乡村田野里虽然掀不起多大的浪,但已显出“就是恶霸”的凶相了,尤其可恨的是,它沿路还要“撒下许多黑屎”。秉笔直书,情意自现。

    这“爬虫”“铁鸟”“小火轮”,是来吮吸农民的血汗,抢夺农民的财产的。茅盾先生仅仅选取这三样东西就把三十年代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侵略的社会现实揭示了出来,微言大义,寓意深远。正如宋代李觏《遣兴》一诗所说:“屈平岂要江山助,却是江山遇屈平。”这片原野及其之上的乡民因茅盾先生的文笔而得以存留在文学史之上,可以说是他们的大幸!

    雷雨前[10]

    清早起来,就走到那座小石桥上。摸一摸桥石,竟像还带点热。昨天整天里没有一丝儿风。晚快边响了一阵子干雷,也没有风,这一夜就闷得比白天还厉害。天快亮的时候,这桥上还有两三个人躺着,也许就是他们把这些石头又困得热烘烘的。

    满天里张着个灰色的幔。看不见太阳。然而太阳的势力好像透过了那灰色的幔,直逼着你头顶。

    河里连一滴水也没有了,河中心的泥土也裂成乌龟壳似的。田里呢,早就像开了无数的小沟,——有两尺多阔的,你能说不像沟么?那些苍白色的泥土,干硬得就跟水门汀差不多。好像它们过了一夜工夫还不曾把白天吸下去的热气吐完,这时它们那些扁长的嘴巴里似乎有白烟一样的东西往上冒。

    站在桥上的人就同浑身的毛孔全都闭住,心口泛淘淘,像要呕出什么来。

    这一天上午,天空老张着那灰色的幔,没有一点点漏洞,也没有动一动。也许幔外边有的是风,但我们罩在这幔里的,把鸡毛从桥头抛下去,也没见它飘飘扬扬踱方步。就跟住在抽出了空气的大筒里似的,人张开两臂用力行一次深呼吸,可是吸进来只是热辣辣的一股闷气。

    汗呢,只管钻出来,钻出来,可是胶水一样,胶得你浑身不爽快,像结了一层壳。

    午后三点钟光景,人像快要干死的鱼,张开了一张嘴,忽然天空那灰色的幔裂了一条缝!不折不扣一条缝!像明晃晃的刀口在这幔上划过。然而划过了,幔又合拢跟没有划过的时候一样,透不进一丝儿风。一会儿,长空一闪,又是那灰色的幔裂了一次缝。然而有什么用?

    像有一只巨人的手拿着明晃晃的大刀在外边想挑破那灰色的幔,像是这巨人已在咆哮发怒;越来越紧了,一闪一闪满天空瞥过那大刀的光亮,隆隆隆,幔外边来了巨人的愤怒的吼声。

    猛可地闪光和吼声都没有了,还是一张密不通风的灰色的幔!

    空气比以前加倍闷!那幔比以前加倍厚!天加倍黑!

    你会猜想这时那幔外边的巨人在揩着汗,歇一口气;你断得定他还要进攻。你焦躁地等着,等着那挑破灰色幔的大刀的一闪电光,那隆隆隆的怒吼声。

    可是你等着,等着,却等来了苍蝇。它们从龌龊的地方飞出来,嗡嗡的,绕住你,钉你的涂一层胶似的皮肤。戴红顶子像个大员模样的金苍蝇刚从粪坑里吃饱了来,专拣你的鼻子尖上蹲。

    也等来了蚊子。哼哼哼地,像老和尚念经,或者老秀才读古文。苍蝇给你传染病,蚊子却老实要喝你的血呢!

    你跳起来拿着蒲扇乱扑,可是赶走了这一边的,那一边又是一大群乘隙进攻。你大声叫喊,它们只回答你个哼哼哼,嗡嗡嗡!

    外边树梢头的蝉儿却在那里唱高调:“要死哟!要死哟!”

    你汗也流尽了,嘴里干得像烧,你手脚也软了,你会觉得世界末日也不会比这再坏!

    然而猛可地电光一闪,照得屋角里都雪亮。幔外边的巨人一下子把那灰色的幔扯得粉碎了!轰隆隆,轰隆隆,他胜利地叫着。胡——胡——挡在幔外边整整两天的风开足了超高速度扑来了!蝉儿噤声,苍蝇逃走,蚊子躲起来,人身上像剥落了一层壳那么一爽。霍!霍!霍!巨人的刀光在长空飞舞。轰隆隆,轰隆隆,再急些,再响些吧!

    让大雷雨冲洗出个干净清凉的世界!

    【导读】

    带着枷锁的跳舞

    本文写于一个特殊的时期,茅盾先生在《茅盾散文集·自序》中说:“太尖锐,当然通不过;太含浑,就未免胡聊;太严肃,就要流于呆板;而太幽默呢,又恐怕读者以为当真是一桩笑话。”

    因此,茅盾先生三十年代的许多文章只能用象征手法来曲折达意,本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我们既要能从不太含混的文字中读出其本来的尖锐,又要从貌似幽默的语言中发现其严肃的本义。

    象征的因素有二,一是本体,一是象征体;象征的艺术性在于,本体即真。读不懂象征体亦能享受阅读之趣;读懂象征体,则愈得其妙。因此,读这类文本,应先求其本,再悟其相。没有对“本”的深透把握,则难以尽晓象征的意味。

    雷雨前,写了哪些内容?

    写了两个世界,天内与天外。

    天内的情景是:热、闷、灰、干、粘、黑、赖、逃;

    天外的情景是:划、挑、吼、扯、叫、扑、冲、净。

    首先说其本体的“真”。经过了一夜,石桥还是带点热,极写温度之高;河里开了无数的小沟,极写热得时间之长。“昨天整天里没有一丝儿风”,“整天”与“一丝儿”的对比,让人愈加绝望;可是傍晚有了雷声,给人带来了希望,竟然是干雷,希望破灭;最后“也没有风”,让人彻底绝望。简短的两句话,内中含着跌宕的叙述节奏,把干热的情景写得极其痛苦无奈。

    再如,“河里连一滴水也没有了”一段。先从河里的整体状况写起,连一滴水也没有;然后集中到河中心,“也裂成乌龟壳似的”,视觉上更集中,程度上更强烈;由河中心转到田里,则是“开了无数的沟”,较之于河,则更为严酷;还不止于此,这些沟里还冒着白烟。就这样,章法井然有序,一步一步,把干旱的程度推向极致,这就是叙述的力量。

    再从整篇来看。先从连续两天的闷热写起,然后写到午后三点钟光景,天空裂了一条缝,开始了闪电与灰幔的搏斗。整个过程极具戏剧色彩。天外的巨人由刚上来的划开一条缝,再划一条缝,到咆哮发怒,再到蓄积力量的沉默,到最后火山爆发式的扯破灰幔;而灰幔内的世界则是顽固地抵抗,当发觉这灰幔被划破一条缝的时候,比以前加倍的厚,加倍的黑;而且,让苍蝇蚊子来助阵,运用无赖手段;最后,幔破逃散,落了个清亮世界。整个过程由慢而快,由轻而重,逼真地再现了雷雨前的情景。可谓是穷形尽相,灵动自然。

    其次,来看其象征的内涵。1933年10月,在军事上,国民党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在文化上,唆使特务、打手捣毁进步的文化艺术团体;1934年2月又明令查禁一百四十九种文艺书籍,其中包括鲁迅、茅盾等革命作家的绝大部分著作。雷雨前的黑暗闷热,也即指国民党越来越残酷的白色恐怖。

    具体来说,这灰色的幔象征着国民党政府对进步文化力量的野蛮控制,这种控制让人窒息。那些从“龌龊的地方飞来”的苍蝇,特别是戴红顶子的金苍蝇,象征着官员政客,它们肮脏不堪,传染疾病;那些像老和尚念经似的蚊子,象征着一些特务打手,它们像无赖一样缠着你,喝你的血;那些在树梢头唱高调的蝉,象征着一些悲观主义者,一些御用文人,向社会传达着哀伤的调子。它们合在一起控制着这个黑暗闷热的灰幔社会。

    灰幔外的巨人,代表着革命力量,以无坚不摧的勇猛与这灰幔世界展开了英勇的搏斗。从最初的划开一条缝,到最后扯碎这灰幔,吓跑苍蝇蚊子蝉儿。革命力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建立了清亮的世界。借此,茅盾先生表达了国民党反革命必然失败的结果和革命胜利必将到来的坚定信念。

    从本体到象征体,妙结无痕,浑然天成,确实是象征手法的典范之作。

    黄昏[11]

    海是深绿色的,说不上光滑;排了队的小浪开正步走,数不清有多少,喊着口令“一,二——一”似的,朝喇叭口的海塘来了。挤到沙滩边,啵澌!——队伍解散,喷着忿怒的白沫。然而后一排又赶着扑上来了。

    三只五只的白鸥轻轻地掠过,翅膀扑着波浪,——一点一点躁怒起来的波浪。

    风在掌号。冲锋号!小波浪跳跃着,每一个像个大眼睛,闪射着金光。满海全是金眼睛,全在跳跃。海塘下空隆空隆地腾起了喊杀。

    而这些海的跳跃着的金眼睛重重叠叠一排接一排,一排怒似一排,一排比一排浓溢着血色的赤,连到天边,成为绀金色的一抹。这上头,半轮火红的夕阳!

    半边天烧红了,重甸甸地压在夕阳的光头上。

    愤怒地挣扎的夕阳似乎在说:

    ——哦,哦!我已经尽了今天的历史的使命,我已经走完了今天的路程了!现在,现在,是我的休息时间到了,是我的死期到了!哦,哦!却也是我的新生期快开始了!明天,从海的那一头,我将威武地升起来,给你们光明,给你们温暖,给你们快乐!

    呼——呼——

    风带着永远不会死的太阳的宣言到全世界。高的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汪洋的太平洋,阴郁的古老的小村落,银的白光冻凝了的都市,——一切,一切,夕阳都喷上了一口血焰!

    两点三点白鸥划破了渐变为赭色的天空。

    风带着夕阳的宣言走了。

    像忽然熔化了似的,海的无数跳跃着的金眼睛摊平为暗绿的大面孔。

    远处有悲壮的笳声。

    夜的黑幕沉重地将落未落。

    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过一次的风,忽然又回来了;这回是打着鼓似的:

    勃仑仑,勃仑仑!不,不单是风,有雷!风挟着雷声!

    海又动荡,波浪跳起来,轰!轰!

    在夜的海上,大风雨来了!

    【导读】

    黄昏中冉冉升起希望的太阳

    这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排了队的小浪,迈着整齐的步子,而且是“正步走”,用拟人的笔法,既写出傍晚大海里波浪的整齐,又渲染出作者内心的欢快,这种欢快加在大海的波浪之上,就形成了“正步走”的姿态,一切景语皆是赋予了作者内在情感之后的艺术表现。

    白鸥轻轻地掠过,悠然而潇洒,是波浪的战友。波浪的情绪在不断地高涨,越来越“躁怒起来”。它在蓄积着力量,在蓄积着情感,在为一波新的战斗准备着。

    这时,波浪的战友海风,吹起了冲锋的号角,“小波浪”由走正步,变成了“跳跃”着,充满了激情斗志。尤其是“金眼睛”的比喻,波浪成了眼放金光勇斗妖魔的大圣,嘘一口气,幻化成千百万个大圣,“满海全是金眼睛,全在跳跃”,活泼溢于纸面,神性扑于面前,从里到外洋溢着欢快的战斗精神。

    “一排接一排”“一排怒似一排”“一排比一排”,数量的累积,形成广阔、壮大、富有力量和朝气的表达效果。

    夕阳,是个重要的意象。夕阳虽然即将逝去,但“已经尽了今天的历史的使命”,太阳具有强烈的使命感,面对“死期”,仍然迸发出满腔的激情。从“喜马拉雅的最高峰,汪洋的太平洋,阴郁的小村落,银的白光冻凝了的都市”全给喷上了“血焰”,这是怎样的热烈与壮观,这是怎样的豪迈与激情。空间的广阔性延展了太阳奉献的伟大力量!

    更让人敬畏的是,太阳向死而生的精神,面对“死期”,丝毫没有悲观的情绪,因为,它知道今天的死期,即预示着明天新生的到来。这既是源源不息的生命哲学观,更是英勇无畏的人们对生命最高的礼赞。我们在许许多多的电影镜头里看到过这种场景:江姐、刘胡兰、董存瑞、雷锋、焦裕禄等等。这是生命意志的信仰!

    虽然,大海在黑夜到来时会暗下来,可是这时候的风、雷则来得更加猛烈,预示着革命的风暴即将席卷整个世界。

    透过这段文字,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作者昂扬乐观的精神风貌。火热的革命激情把海浪、太阳、风、雷全给点燃了,赋予了它们鲜明的人格精神,让我们在这个“黄昏”里看到了冉冉升起的希望的太阳!

    沙滩上的脚迹

    他,独自一个,在这黄昏的沙滩上彳亍。

    什么都看不分明了,仅可辨认,那白茫茫的知道是沙滩,那黑魆魆的是酝酿着暴风雨的海。

    远处有一点光明,知道是灯塔。

    他,用心火来照亮了路,可也不能远,只这么三二尺地面,他小心地走着,走着。

    猛可地,天空瞥过了锯齿形的闪电。他看见不远的前面有黑簇簇的一团,呵呵,这是“夜的国”么,还是妖魔的堡寨?

    他又看见离身丈把路的沙上,是满满的纵横重叠的脚迹。

    哈哈,有了!赶快!他狂喜地跳着,想踏上那些该是过去人的脚迹。

    他浑身一使劲,迸出个更大些的心火来。

    他伛着腰,辨认那纵横重叠的脚迹,用他的微弱的心火的光焰。

    咄!但是他吃惊地叫了起来。

    这纵横重叠的,分明是禽兽的脚迹。大的,小的,新的,旧的,延展着,延展着,不知有几多远。而他孤零零站在这兽迹的大海中间。

    他惘然站着,失却了本来的勇气;心头的火光更加微弱,黄苍苍地像一个毛月亮,更不能照他一步两步远。

    于是抱着头,他坐在沙上。

    他坐着,他想等到天亮;他相信:这纵横重叠的鸟兽的脚迹中,一定也有一些是人的脚迹,可以引上康庄大道,达到有光明温暖的人的处所的脚迹,只要耐守到天明,就可以辨认出来。

    他耐心地等着,抱着头,连远处的灯塔也不望它一眼。他相信,在恐怖的黑夜中,耐心等候是不错的。然而,然而——

    隆隆隆地,他听到了叫他汗毛直竖的怪响了。这不是雷鸣,也不是海啸,他猛一抬头,他看见无数青面獠牙的夜叉从海边的黑浪里涌出来,夜叉们一手是钢刀,一手是人的黑心炼成的金元宝,慌慌张张在找觅牺牲品。

    他又看见跟在夜叉背后的,是妖娆的人鱼披散了长发,高耸着一对浑圆的乳峰,坐在海滩的鹅卵石上,唱迷人的歌曲。

    他闭了眼,心里这才想到等候也不是办法;他跳了起来,用最后的一分力,把心火再旺起来,打算找路走。可是——那边黑簇簇的一团这时闪闪烁烁飞出几点光来,飞出的更多了!光点儿结成球了,结成线条了,终于青闪闪地排成了四个大字:光明之路!

    呵!哦!他得救地喊了一声。

    这当儿,天空又撒下了锯齿形的闪电。是锯齿形!直要把这昏黑的天锯成了两半。在电光下,他看得明明白白,那边是一些七分像人的鬼怪,手里都有一根长家伙,怕就是人身上的什么骨头,尖端吐出青绿的鬼火,是这鬼火排成了好看的字。

    在电光下,他又分明看到地下重重叠叠的脚迹中确也有些人样的脚迹,有的已经被踏乱,有的却还清楚,像是新的。

    他的心一跳,心好像放大了一倍,从心里射出来的光也明亮得多了;他看见地下的脚迹中间还有些虽则外形颇像人类但确是什么只穿着人的靴子的妖魔的足印,而且他又看见旁边有小小的孩子们的脚印。有些天真的孩子上过当!

    然而他也在重重叠叠的兽迹和冒充人类的什么妖怪的足印下,发见了被埋藏的真的人的足迹。而这些脚迹向着同一的方向,愈去愈密。

    他觉得愈加有把握了,等天亮再走的念头打消得精光,靠着心火的照明,在纵横杂乱的脚迹中他小心地辨认着真的人的足印,坚定地前进!

    【导读】

    在虚拟中读出真实

    本文依然采用的是象征手法,但与《雷雨前》《黄昏》显然不同,《雷雨前》《黄昏》是依物赋神,自然妙合;对于读者来讲,则可分可合,合读十分精妙,分读亦十分有味。但本文的象征之“象”,完全出于虚构,其价值就在于象征本身。茅盾先生的象征大都指向社会与政治这一目标。

    结合写作背景来读,本文的象征义是非常鲜明的。

    从1927年的“四一二”大屠杀开始,整个三十年代,都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在壁垒森严,豺狼遍地的情境下,反动统治者呈现出的面目极为复杂,并不是可以那么简单地分清敌人的真面目。茅盾先生用这篇文章给前进者施以提醒并指明道路。

    本文出现的第一个意象是“心火”。存在于内心深处的火,是指勇于前进者留存于心灵世界的精神支柱。在黑暗到来之时,精神支柱也倍受考验,因为,只能照亮“二三尺地面”。一方面强调黑暗势力之强大,一方面突出“心火”之羸弱。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希望能看到前行的足迹,以引导自己。可是那些足迹却是人鸟兽的足迹,虽然其中一定有人的足迹,但在人兽混杂的情况下,要区分十分困难。这里明确暗示,当时社会环境的复杂难辨。

    当前行者被眼前纷乱的情景所困惑的时候,便出了观望等待的心态。这一点很符合作者的亲身经历。“四一二”大屠杀后,茅盾先生对左倾狂热分子持怀疑态度,对革命的去向感到迷惘无奈。这种心态是当时的普遍情况。

    反动势力是不容许你等待观望的,他们手里有钢刀,他们在“找觅牺牲品”;不仅如此,那些幻化为人鱼的妖魔现出了妖娆的样子,来引诱欺骗你;更让人难以招架的是鬼火成了“光明大道”。这种种假象,极为危险,因为,在危急中的人很容易认为这是“得救”的办法。

    当他发现那条光明之路不过是鬼火之路的时候,才又去审视眼前重重叠叠的脚迹,终于从中发现了人的足迹。同时,还发现已经有“小小的孩子们的脚印”,暗示着当时许多青年学生上了反动派的当。脚印的错综复杂,展示了当时各种思想极为混乱的时代背景。

    当前行者终于发现了人的足迹之后,不再犹豫彷徨,靠着精神信念,再加上小心谨慎地分辨,最终找到了真正的康庄大道。表达了革命者英勇无畏,奋勇向前,最终必能取得胜利的决心。

    作者用妖魔鬼怪象征反动统治者,用妖娆的人鱼象征敌人善于利用各种骗人的花招来欺骗民众,用沙滩上混杂的足迹来暗示斗争的复杂,用灯塔代表着革命的方向。虽然魔鬼凶恶,花招迭出,但无法阻挡前行者的脚步。本文的象征都是依据作者要表达的内涵而设计出来的。

    40年代

    风景谈[12]

    前夜看了《塞上风云》(《塞上风云》:反映汉蒙民族人民团结抗日的影片。阳翰笙根据其同名话剧改编,应云卫导演,中国电影制片厂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间摄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迄一九四二年二月始正式公映。)的预告片,便又回忆起猩猩峡(猩猩峡:又作星星峡。位于新疆哈密县和甘肃安西县交界处。)外的沙漠来了。那还不能被称为“戈壁”,那在普通地图上,还不过是无名的小点,但是人类的肉眼已经不能望到它的边际,如果在中午阳光正射的时候,那单纯而强烈的返光会使你的眼睛不舒服;没有隆起的沙丘,也不见有半间泥房,四顾只是茫茫一片,那样的平坦,连一个“坎儿井”也找不到,那样的纯然一色,就使偶尔有些驼马的枯骨,它那微小的白光,也早溶入了周围的苍茫;又是那样的寂静,似乎只有热空气在作哄哄的火响。然而,你不能说,这里就没有“风景”。当地平线上出现了第一个黑点,当更多的黑点成为线,成为队,而且当微风把铃铛的柔声,丁当,丁当,送到你的耳鼓,而最后,当那些昂然高步的骆驼,排成整齐的方阵,安详然而坚定地愈行愈近,当骆驼队中领队驼所掌的那一杆长方形猩红大旗耀入你眼帘,而且大小丁当的谐和的合奏充满了你耳管,——这时间,也许你不出声,但是你的心里会涌上了这样的感想的:多么庄严,多么妩媚呀!这里是大自然的最单调最平板的一面,然而加上了人的活动,就完全改观。难道这不是“风景”么?自然是伟大的,然而人类更伟大!

    于是我又回忆起另一个画面,这就在所谓“黄土高原”!那边的山多半是秃顶的,然而层层的梯田,将秃顶装扮成稀稀落落有些黄毛的癞头;特别是那些高杆植物颀长而整齐,等待检阅的队伍似的,在晚风中摇曳,别有一种惹人怜爱的姿态。可是更妙的是三五月明之夜,天是那样的蓝,几乎透明似的,月亮离山顶似乎不过几尺,远看山顶的小米丛密挺立,宛如人头上的怒发;这时候,忽然从山脊上长出两支牛角来,随即牛的全身也出现,掮着犁的人形也出现,并不多,只有三两个,也许还跟着个小孩,他们姗姗而下,在蓝的天,黑的山,银色的月光的背景上,成就了一幅剪影,如果给田园诗人见了,必将赞叹为绝妙的题材;可是没有完,这几位晚归的种地人,还把他们那粗朴的短歌,用愉快的旋律,从山顶上飘下来,直到他们没入了山坳,依旧只有蓝天明月黑魆魆的山,歌声可是缭绕不散。

    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场面。夕阳在山,干坼的黄土正吐出它在一天内所吸收的热,河水汤汤急流,似乎能把浅浅河床中的鹅卵石都冲走了似的。这时候,沿河的山坳里有一队人,从“生产”归来,兴奋的谈话中,至少有七八种不同的方音。忽然间,他们又用同一的音调,唱起雄壮的歌曲来了,他们的爽朗的笑声,落到水上,使得河水也似在笑。看他们的手,这是惯拿调色板的,那是昨天还拉着提琴的弓子伴奏着《生产曲》的,这是经常不离木刻刀的,那又是洋洋洒洒下笔如有神的,但现在,一律都被锄锹的木柄磨起了老茧了。他们在山坡下,被另一群所迎住。这里正燃起熊熊的野火,多少曾调朱弄粉的手儿(调朱弄粉的手:作者于一九八〇年二月二日致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组的信中说:“应该是指‘女同志的手’,但是这些做饭的女同志也同时是文艺工作者。”)已经将金黄的小米饭,翠绿的油菜,准备齐全。这时候,太阳已经下山,却将它的余晖幻成了满天的彩霞,河水喧哗得更响了,跌在石上的便喷出了雪白的泡沫,人们把沾着黄土的脚伸在水里,任它冲刷,或者掬起水来,洗一把脸。在背山面水这样一个所在,静穆的自然和弥满着生命力的人,就织成了美妙的图画。

    在这里,蓝天明月,秃顶的山,单调的黄土,浅濑的水,似乎都是最恰当不过的背景,无可更换。自然是伟大的,人类是伟大的,然而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的活动,乃是伟大中之尤其伟大者!

    我们都曾见过西装革履烫发旗袍高跟鞋的一对儿,在公园的角落,绿荫下长椅上,悄悄儿说话,但是试想一想,如果在一个下雨天,你经过一边是黄褐色的浊水,一边是怪石峭壁的崖岸,马蹄很小心地探入泥浆里,有时还不免打了一下跌撞,四面是沉寂,灰色,没有一点生动鲜艳的,然而,你忽然抬头看见高高的山壁上有几个天然的石洞,三层楼的亭子间似的,一对人儿促膝而坐,只凭剪发式样的不同,你方能辨认出一个是女的,他们被雨赶到了那里,大概聊天也聊够了,现在是摊开着一本札记簿,头凑在一处,一同在看,——试想一想,这样一个场面到了你眼前时,总该和在什么公园里看见了长椅上有一对儿在偎倚低语,颇有点味儿不同罢?如果在公园时,你一眼瞥见,首先第一会是“这里有一对恋人”,那么,此时此际,倒是先感到那样一个沉闷的雨天,寂寞的荒山,原始的石洞,安上这么两个人,是一个“奇迹”,使大自然顿时生色!他们之是否恋人,落在问题之外。你所见的,是两个生命力旺盛的人,是两个清楚明白生活意义的人,在任何情形之下,他们不倦怠,也不会百无聊赖,更不至于从胡闹中求刺戟,他们能够在任何情况之下,拿出他们那一套来,怡然自得。但是什么能使他们这样呢?

    不过仍旧回到“风景”罢;在这里,人依然是“风景”的构成者,没有了人,还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再者,如果不是内生活极其充满的人作为这里的主宰,那又有什么值得怀念?

    再有一个例子:如果你同意,二三十棵桃树可以称为林,那么这里要说的,正是这样一个桃林。花时已过,现在绿叶满株,却没有一个桃子。半爿旧石磨,是最漂亮的圆桌面,几尺断碑,或是一截旧阶石,那又是难得的几案。现成的大小石块作为凳子,——而这样的石凳也还是以奢侈品的姿态出现。这些怪样的家具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这里有一个茶社。桃林前面,有老百姓种的荞麦,也有大麻、玉米这一类高杆植物。荞麦正当开花,远望去就像一张粉红色的地毡,大麻和玉米就像是屏风,靠着地毡的边缘。太阳光从树叶的空隙落下来,在泥地上,石家具上,一抹一抹的金黄色。偶尔也听得有草虫在叫,带住在林边树上的马儿伸长了脖子就树干搔痒,也许是乐了,便长嘶起来。“这就不坏!”你也许要这样说。可不是,这里是有一般所谓“风景”的一些条件的!然而,未必尽然。在高原的强烈阳光下,人们喜欢把这一片树荫作为户外的休息地点,因而添上了什么茶社,这是这个“风景区”成立的因缘,但如果把那二三十棵桃树,半爿磨石,几尺断碣,还有荞麦和大麻玉米,这些其实到处可遇的东西,看成了此所谓风景区的主要条件,那或者是会贻笑大方的。中国之大,比这美得多的所谓风景区,数也数不完,这个值得什么?所以应当从另一方面去看。现在请你坐下,来一杯清茶,两毛钱的枣子,也作一次桃园的茶客罢。如果你愿意先看女的,好,那边就有三四个,大概其中有一位刚接到家里寄给她的一点钱,今天来请请同伴。那边又有几位,也围着一个石桌子,但只把随身带来的书籍代替了枣子和茶了。更有两位虎头虎脑的青年,他们走过“天下最难走的路”,现在却静静地坐着,温雅得和闺女一般。男女混合的一群,有坐的,也有蹲的,争论着一个哲学上的问题,时时哗然大笑,就在他们近边,长石条上躺着一位,一本书掩住了脸。这就够了,不用再多看。总之,这里有特别的氛围,但并不古怪。人们来这里,只为恢复工作后的疲劳,随便喝点,要是袋里有钱;或不喝,随便谈谈天;在有闲的只想找一点什么来消磨时间的人们看来,这里坐的不舒服,吃的喝的也太粗糙简单,也没有什么可以供赏玩,至多来一次,第二次保管厌倦。但是不知道消磨时间为何物的人们却把这一片简陋的绿荫看得很可爱,因此,这桃林就很出名了。

    因此,这里的“风景”也就值得留恋,人类的高贵精神的辐射,填补了自然界的贫乏,增添了景色,形式的和内容的。人创造了第二自然!

    最后一段回忆是五月的北国。清晨,窗纸微微透白,万籁俱静,嘹亮的喇叭声,破空而来。我忽然想起了白天在一本贴照簿上所见的第一张,银白色的背景前一个淡黑的侧影,一个号兵举起了喇叭在吹,严肃,坚决,勇敢,和高度的警觉,都表现在小号兵的挺直的胸膛和高高的眉棱上边。我赞美这摄影家的艺术,我回味着,我从当前的喇叭声中也听出了严肃,坚决,勇敢,和高度的警觉来,于是我披衣出去,打算看一看。空气非常清冽,朝霞笼住了左面的山,我看见山峰上的小号兵了。霞光射住他,只觉得他的额角异常发亮,然而,使我惊叹叫出声来的,是离他不远有一位荷枪的战士,面向着东方,严肃地站在那里,犹如雕像一般。晨风吹着喇叭的红绸子,只这是动的,战士枪尖的刺刀闪着寒光,在粉红的霞色中,只这是刚性的。我看得呆了,我仿佛看见了民族的精神化身而为他们两个。

    如果你也当它是“风景”,那便是真的风景,是伟大中之最伟大者!

    【导读】

    无限风光在人间

    这篇散文不是谈风景的,是谈人的,是谈人的精神的,因此,用“无限风光在人间”来作本篇导读的标题。

    这不是一篇有连续情节的文章,作者先后写了六个画面。既然没有连续的情节,这六个画面可以变换顺序吗?

    不可以,因为它们有内在逻辑关联。

    戈壁驼铃,为什么要放在篇首?因为它为整篇文章界定了写作的视角——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把人放在特定的自然背景之下来写,是本文的特殊写作角度。

    让我们来看看,作者是如何打开这幅画卷的。

    作者先从它的广阔写起,“人类的肉眼已望不到它的边际”,“人类”可否用“人”来替换。不好,因为,“人类”强调作为特种的人的集合,而“人”则不严密,也可以指个体的人。作者意在强调沙漠之广大,人类之渺小。“没有……也没有……只是……”这组关联词,把沙漠的单调一层一层地呈现出来,读起来有越来越单调寂寞的感觉。“那样……连……也……那样……即使……”,我们发现,这两个句子非常特别,总是先把主词呈现出来,然后再作递进转折,这种表述通过后面的递进转折,把“平坦”“纯然一色”写到尽头,不留一点空地,也把读者淹在这无边无际的“平坦”和“纯然一色”之中,除了落寞、孤单甚至恐怖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片沙漠是那么地单调落寞,简直不可久留。作者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就是要让你读了之后感到难受,害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突显下文的驼队。

    写驼队,是用动态生成的方法。先由小黑点写起,先成线,再形成队,再形成整齐的方阵,然后定格在那“长方形猩红大旗”上。这是一组动态的镜头,由远而近;由远而近是观察者不动,驼队在向我们走来,我们是欣赏者,在欣赏这个风景,这样,整个画面就活了。

    到了这里,我们就明白作者为什么那么下力气写沙漠的广阔与单调,他们是互为表里的,没有沙漠的广阔单调,就没有驼队的动态生成效果;没有驼队的动态生成效果,也就体现不出沙漠的广大。但更主要还是要表达驼队的审美价值。不能忽略其中的两个细节,一个是那杆大旗。旗子是人类奋斗的标志,是人类精神的载体,尤其是那种鲜艳的“猩红大旗”,透着热烈的生命与旺盛的精神,它把整个广漠单调的沙漠给点燃了;人的意志征服了沙漠。另一个就是丁当的铃声。铃声划破了寂静,它在向这个世界宣告:我来了。它让毫无生命感的沙漠焕发了勃勃生机。这一旗一铃,便是“庄严”“妩媚”的源头。

    由以上分析可知,作者借“戈壁驼铃”这幅风景,展示了一个基本的表述方式,即,自然之上的人是风景的关键因素。因此,在这部分的结尾指出:“自然是伟大的,然而人类更伟大”。

    如果说沙漠中的驼队是一种不常见的景象,那么日常的生活呢?

    作者接着把笔触转移到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描写上来。

    先来看“归耕图”。

    土坡上的庄稼惹人怜爱,“月亮离山顶,似乎不过几尺”,这是真实的再现,也是有意的诗意化了。月亮伸手可触,超出了平常的感觉,月亮之上是仙境,似乎人间仙境相连相融了,突出了人间仙境的审美感受。

    “山脊上长出两只牛角”,这儿依然运用动画式的呈现方式,让人在这个美如仙境的背景里渐渐出现,紧紧地吸引了读者的眼和心,使其不自觉地发出赞叹:真美啊!还不止于此,在这静默的氛围下,忽然有粗朴的歌子“飘”了下来。这个“飘”字与整体上的宁静优雅的仙境般的感觉是完美协调一致的。

    这里也有两处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一是这个粗朴的歌。没有这歌,就只是几个晚归的农人,可是有了这歌声,人便有了精神,有了愉快,田园牧歌,即是如此;一是那个“小孩”,为什么要出现这个小孩?因为,小孩子的出现使这个画面立即呈现出家的温馨。有了家的温馨,这个画面就非常完美了。

    再看这里人与景的关系。庄稼人种庄稼,这里的美丽景色就是由庄稼人亲手创造的。下一个画面,风景的主体换成了革命战士,所折射的道理是统一的,因此,这两幅风景放在一起作为一个部分,揭示了“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的活动,乃是伟大之中尤其伟大者”的哲理。

    下面的两幅风景“石洞学习”和“桃林茶会”内涵指向也是一致的。

    “石洞学习”,石洞周围荒凉冷落的情景为两个学习的年轻人提供了反向的环境衬托,并运用对比的方式,揭示出这两个年轻人是“清楚明白生活意义的人”。“桃林茶会”则写了一个群体,一个来自四面八方并经历了诸多人生艰难的人们聚集在这儿,干什么呢?读书,谈哲学问题。

    这两幅风景在告诉我们,“人类高贵精神”可以创造第二自然,这又超越于人的活动所构成的风景了。

    最后一幅风景“高原晨号”。茅盾先生选取了晨号手与哨兵两个形象来写,并赋予他们两个人以“民族的精神”的象征。这民族的精神具体指什么呢?仅仅是“严肃”“坚决”“果敢”吗?

    我们应该注意,“号兵”所吹起的号声,是命令,是号召,是奋勇向前的精神,这个号兵寓意丰富,我们这个民族一直保持着奋勇向前的姿态,在1941年的延安,意义更加重大。同样“哨兵”的形象也耐人寻味。茅盾先生只用了一个“刚性”便凝聚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百折不挠的意志和不可侵犯的威严。因此,这是“伟大之中最伟大者”。

    回顾全文,我们发现,本文以“人”为主体,揭示我延安军民崇高的精神境界,主旨深远宏大,逻辑层次鲜明;而绘景显神,景神一体,斧凿痕迹虽存,但又让人感觉浑然天成,天人合一,妙合无垠。真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白杨礼赞[13]

    白杨树实在不是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毡子。黄的,那是土,未开垦的处女土,几十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所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翻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时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是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如砥,这时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这些山峰凭你的肉眼来判断,就知道是在你脚底下的),你会忘记了汽车是在高原上行驶,这时你涌起来的感想也许是“雄壮”,也许是“伟大”,诸如此类的形容词,然而同时你的眼睛也许觉得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味儿在你心头潜滋暗长了,——“单调”!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儿罢?

    然而刹那间,要是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地有一排,——不,或者甚至只是三五株,一二株,傲然耸立,像哨兵似的树木的话,那你的恹恹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我那时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

    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不是平凡的一种树!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呢,通常是丈把高,像是加以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桠枝呢,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是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无横斜逸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那怕只有碗来粗细罢,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二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

    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决不是平凡的树!

    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丽,——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横斜逸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却是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就只觉得树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儿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决荡(纵横决荡:作者于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致李西亭信中说:“‘纵横’字义易明,至于‘决荡’,出《晋书》刘曜载记《壮士之歌》。《壮士之歌》陇上人为陈安所作,颂陈安之战绩。其词有云:‘……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

    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力求上进的精神。

    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贱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注:作者于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致彭守恭信中说:“贵族化的楠木象征国民党反动派,我写此散文时也是这样想的。”)(那也是直干秀颀的),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罢,但是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导读】

    赤心畅吟一首抒情的歌

    五四运动之后,散文出现三种类型,一种是叙生活之事抒个人之情;一类是表达闲情逸趣,讲究生活情调;一类是关注社会政治斗争,或批判或赞美。茅盾的许多散文即属于第三类,《白杨礼赞》当属典型代表。

    之所以说这篇文章是一首抒情诗,是因为它有诗的特征。

    它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旋律——白杨树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开篇独立成段,立场鲜明,情感浓郁,一句畅吟为全文定下了感情及表达的基调。然后在全文中不断反复强化“实在是不平凡的树”这一主旋律,像一首激动人心的歌,让全文洋溢着热烈的赞美之情!

    它的语言经过了诗意的美化,第五段整段的排比,采用反复累加,层层强化的方式,完美地塑造了白杨树的向上品格。这些诗意化的语言渲染出了浓浓的诗情画意。

    这首抒情诗的特殊价值在于它是一首政治抒情诗,不是小我之个人情怀的展露,而是高扬讴歌北方军民的大旗。

    政治抒情诗易流于空洞抽象,政治激情有余,感染力不足,但本文却恰恰相反,它血肉丰满,政治与抒情完美融合。

    首先,展示在我们的面前的是黄土高原的雄伟。“几十万年”悠远的时间与“无边无垠”广阔的空间,给全篇铺设了一个苍茫雄伟的背景图。在这个背景图上,着意勾勒“麦浪”这一典型意象。这一意象让人产生大海的联想,在空间上向外延伸;同时,它的波动形成了鲜明的视觉形象,容易引起人们内心的激动,从而充满着欢快的激情!

    在这苍茫广阔蕴含着伟大的自然力和伟大的人类劳力的背景之上,白杨树出现了!

    “有一排——不,或者甚至只是三五株,一二株”,为什么要作一递减的强调?递减的目的是把白杨树的个体从群体中剥离,使其与整个苍茫广阔的背景形成更加强烈的对比,从而突出其个性鲜明的特色。

    于是,我们看到了白杨树的样子。

    茅盾先生紧紧抓住白杨树的核心特征“一律向上”,写其树干的直、枝桠靠拢,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北方的白杨树客观上确实如此,这里绝不是客观的写实,而是对客观情景作了特殊的处理,删去了无关的信息,保留了与象征义紧密相关的特征,使象征的意蕴更加集中而鲜明。读到了这里,那笔直的树干,一律向上的桠枝,一律向上的叶子,让我们感觉到整个白杨树团结一致,奋发向上,斗志昂扬!这种精神不就是延安军民的斗争精神吗?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国红军,在国民党围追堵截,经济封锁的情况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革命烈火照亮了整个大西北,其精神不也就是团结一致,奋发向上吗!这种精神完全融化在白杨树的形象里,因而,没有空口说教的弊病。

    抒情诗当然不能仅止于形象化的象征,作者的激情无法仅仅停留在形象之上。于是在下面一段里,作者就直抒胸臆,把对白杨树的满腔赞美之情倾泻出来。

    先以那些“婆娑”“屈曲盘旋”的妖娆之树作衬托,再突出白杨树的“伟岸,正直,朴质,严肃,温和”。为了强调白杨树的崇高品质,作者不惜用直接质问的口气向对白杨树没有感受,没有认识,甚至是错误认识的一些人发出了提示,警醒,甚至是警告的表白!言之切切,情真意浓,让人从混沌中警醒,让人在平淡中热血奔涌!这就是政治抒情诗的特殊性!

    在激情告白之后,作者的语气舒缓下来,用正面的诚恳的语气,对白杨树的品质再次做正面叙述,指出白杨树现在的处境,不被人重视;同时,用极短小的句子,一字一顿地强调“磨折不了,压迫不倒”的坚韧性。这段平缓的叙述是上一段激情过后的调整,也是在为文章结尾再次高扬蓄积力量。

    文章的最后,面向这个社会,发出庄严的警告和震撼人心的呼告。“看不起”“贱视”“顽固倒退”,三个词语指明了三类人,活画出了当时社会上对北方军民不能以客观公正态度看待的各色人等。用“让……罢,但……”表达出与那些追随国民党反动派的政客、文人、无聊的庸众的彻底决裂和对他们的批判!

    文章在这高昂的宣誓般的情感抒发中,戛然而止,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大地山河[14]

    住在西北高原的人们,不能想像江南太湖区域所谓“水乡”的居民的生涯;所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暮春三月,江南草长……”:语出南朝齐、梁间文人丘迟的《与陈伯之书》,见《昭明文选》卷四十三。),也还不是江南“水乡”的风光。缺少那交错密布的水道的西北高原的居民,听说人家的后门外就是河,站在后门口(那就是水阁的门),可以用吊桶打水,午夜梦回,可以听得橹声欸乃,飘然而过,总有点难以构成形象的罢?

    没有到过西北——或者就是豫北陕南罢,——如果只看地图,大概总以为那些在普通地图上有名有目的河流,至少比江南“水乡”那些不见于普通地图上的“港”呀,“汊”呀,要大得多罢?至少总以为这些河终年汤汤,可以行舟的罢?有一个朋友曾到开封,那时正值冬季,他站在堤上,却还不知道他脚下所站的,就是有名的黄河堤岸;他向下视,只见有几股细水,在淤黄泥沙中流着,他还问:“黄河在哪里?”却不知这几股细水,就是黄河!原来黄河在水浅季节,就是几股细水!

    大凡在地图上有名有目的西北的河,到了冬季水浅,就是和江南的沟渠一样的东西,摆几块石头在浅处,是可以徒涉的。

    乌鲁木齐河,那也是鼎鼎大名的;然而当我看见马车涉河而过的时候,我惊讶于这就是乌鲁木齐河!学生们卷起裤管,就徒涉了延水的事,如果不是亲见,也觉得可惊,因为延水在地图上也是有名有目的呀!

    但是当夏季涨水的当儿,这些河却也实在威风。延水一次上流涨水,把“女大”(女大:即延安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成立,1941年9月并入延安大学。)用以系住浮桥的一块几万斤重的大石头冲走了十多丈路。

    光是从天空飞过,你不能具体的了解所谓“西北高原”的意义。光是从地上走过,你了解得也许具体些,然而还不够“概括”(恕我借用这两个字)。

    你从客机的高度仪的指针上看出你是在海拔三千多公尺以上了,然而你从玻璃窗向下看,嚇,城郭市廛,历历在目,多清楚!那时你会恍然于下边是高原了。但在你还得在地上走过,然后你这认识才能够补足。

    你会不相信你不是在平地上。可不是一望平畴,麦浪起伏?可是你再极目远望,那边天际一道连山,不也是和你脚下的“平地”是并列的么?有时你还觉得它比你脚下的低呢!要是凑巧,你的车子到了这么一个“土腰”,下面是万丈断崖,而这万丈断崖也还是中间阶段而已,那时你大概才切实地明白了高原之所以为高原了罢?

    这也不是平空可以想像的。

    谢家的哥哥以“撒盐”比拟下雪,他的妹妹说,“未若柳絮因风舞”

    (“未若柳絮因风舞”:典出《世说新语·言语篇》:“谢太傅寒雪日内集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舞。’”谢太傅,即东晋政治家谢安[320-385],“谢家哥哥”指其侄谢胡,“他的妹妹”指谢安的侄女、东晋女诗人谢道韫。)。自来都认为后者佳胜。自然,“柳絮因风舞”,多么清灵俊逸;但这是江南的雪景。如果说北方,那么谢家哥哥的比拟实在也没有错。当然也有下大朵的时候,那也是“柳絮”了,不过,“撒盐”时居多。

    积在地上,你穿了长毡靴走过,那煞煞的响声,那颇有燥感的粉末,就会完全构成了“盐”的印象。要是在大野,一望皆白,平常多坎陷与浮土的道路,此时成为砥平而坚实,单马曳的雪橇轻溜溜地滑过,那时你真觉得心境清凉,——而实在,空气也清洁得好像滤过。

    我曾在戈壁中远远看见一片白,颇惊讶于五月有雪,后来才知道这是盐池!

    【导读】

    隐于针锋粟颗,放而成山河大地

    1940年至1941年,茅盾先生受邀到新疆学院文学院、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学,后来又去重庆,在这个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延安军民积极抗日,国民政府消极抗日的情景。其间写了许多散文表达对延安革命群众的热情赞美,本文是其中重要的一篇,不过,它与《白杨礼赞》相比,含蓄得多。

    全文写了三种事物,即河、原、雪。

    河。

    先从江南的河写起。引用丘迟的名句,烘托江南水乡花草丰美的特点,又通过否定的形式,指出江南最大特点即是水网密布。门外就是河,梦里有浆声。

    文章主要写西北之河,为何要加入这么一段江南之景呢?

    在未有展现西北大河面貌之前先从江南密布的河网写起,与后文完全不同的西北大河形成鲜明的对照,其间之不同,豁然于眼前,比单纯正面描写西北大河,灵动而多姿;另外,题目是“大地山河”,这江南之景亦属于大地之景的范畴。更为深层的内涵是,没有到过江南的西北人无法想像江南,而没有到过西北的江南人仅凭地图也根本不懂西北的河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那些凭空设想的图景都是不真实的,那些对西北抗日军民的妄加评论是不正确的。

    西北的大河是什么样子呢?

    作者概述了西北大河的两大特点,冬季干涸无力而夏季充盈威猛。作者选取了黄河与乌鲁木齐两条河流作代表,用叙述事实的方式,简单几笔,勾画出冬季河水之浅;抓住一个细节——把一块几万斤重的大石头冲走了十多丈——即写出夏季河水之威猛。

    由此看来,这西北的大河,有时看细弱无力;但一旦水势形成,则有千军万马不可阻挡之势。暗含于其中的意味,非常丰富!

    对高原的描写,一开始便亮出观点。“从天空飞过”,还必须“从地上走过”,你才能了解西北高原。

    从天空飞过,可以看到“城郭市廛”,知道这个区域就是西北高原,但是你必须走进西北高原,才会发现:你脚下踩着远处的峰顶,而自身却处在半山腰。使用相互映衬笔法,三两笔便把山山相连无穷际,一山更比一山高的高原景象描述得清清楚楚!

    而后一句“这也不是平空可以想像的”,再一次强调,绝知此事须躬行,要深入其中才得真谛!

    最后写西北的雪。作者并没有写眼前的雪,而是从谢家儿女比雪的典故说起,一反常人评价的结论,指出“撒盐空中差可拟”恰恰准确地反映了西北之雪的特点,让人耳目一新。

    综观全文,作者善于运用对比的方式连缀成文。比如写河,先是南北对比,既而是夏冬对比;写高原,先是空中所看与实地所感对比,实地所感中远与近形成对比;写雪,又是南北对比。多种对比的使用,形成不言而自明的表达效果,并把西北军民团结一致、信念坚定、大气磅礴的革命精神巧妙地蕴含在西北大河夏冬之变,高原崇高雄伟,白雪清洁的各种意象里,含而不露,而又意见鲜明!

    秦岭之夜[15]

    下午三点钟出发,才开出十多公里,车就抛了锚。一个轮胎泄了气了。车上有二十三人。行李倒不多,但是装有商货(依照去年颁布的政令,凡南行的军车,必须携带货物,公家的或商家的,否则不准通行),两吨重的棉花。机器是好的,无奈载重逾额,轮胎又是旧的。

    于是有组织的行动开始了。打千斤杠的,卸预备胎打气的,同时工作起来。泄气的轮胎从车上取下来了,可是要卸除那压住了橡皮外胎的钢箍可费了事了。绰号“黑人牙膏”的司机一手能举五百斤,是一条好汉,差不多二十分钟,才把那钢箍的倔强性克服下来。

    车又开动了,上坡,“黑人牙膏”两只蒲扇手把得定定的,开上头挡排,汽车吱吱地苦呻,“黑人牙膏”操着不很圆润的国语说:“车太重了呀!”秦岭上还有积雪,秦岭的层岚叠嶂像永无止境似的。车吱吱地急叫,在爬。然而暝色已经从山谷中上来。忽然车停了,“黑人牙膏”跳下车去,俯首听了听,又检查机器,糟糕,另一轮胎也在泄气了,机器又有点故障。“怎么了呀?”押车副官问,也跳了下来。“黑人牙膏”摇头道:“不行呀!可是不要紧,勉强还能走,上了坡再说。”“能修么?”“能!”

    挨到了秦岭最高处时,一轮满月,已经在头顶了。这里有两家面店,还有三五间未完工的草屋,好了,食宿都不成问题了,于是车就停下来。

    第一件事是把全体的人,来一个临时部署:找宿处并加以分配,——这是一班;卸行李,——又一班;先去吃饭,——那是第三班。

    未完成的草房,作为临时旅馆,说不上有门窗,幸而屋顶已经盖了草。但地下潮而且冷,秦岭最高处已近雪线。幸而有草,那大概是盖房顶余下来的。于是垫起草来,再摊开铺盖。没有风,但冷空气刺在脸上,就像风似的。月光非常晶莹,远望群山骈列,都在脚下。

    二十三人中,有六个女的。车得漏夜修,需要人帮忙。车停在这样的旷野,也需得有人彻夜放哨。于是再来一个临时部署。帮忙修车,五六个人尽够了;放哨每班二人,两小时一班,全夜共四班。都派定了,中间没有女同志。但是W和H要求加入。结果,加了一班哨。先去睡觉的人,把皮大衣借给放哨的。

    跟小面店里买了两块钱的木柴,烧起一个大火堆。修车的工作就在火堆的光亮下开始了。原来的各组组长又分别通知:“睡觉的尽管睡觉,可不要脱衣服!”但即使不是为了预防意外,在这秦岭顶上脱了衣服过夜,而且是在那样的草房里,也不是人人能够支持的;空气使人鼻子里老是作辣,温度无疑是在零下。

    躺在草房里朝外看,月光落在公路上,跟霜一般,天空是一片深蓝,眨眼的星星,亮得奇怪。修车的同志们有说有笑,夹着工作的声音,隐隐传来。可不知什么时候了,公路上还有赶着大车和牲口的老百姓断断续续经过。鸣鞭的清脆声浪,有时简直像枪响。月光下有一个人影从草房前走过,一会儿,又走回来:这是放哨的。

    “呵,自有秦岭以来,曾有过这样的一群人在这里过夜否?”思绪奔凑,万感交集,眼睛有点润湿了,——也许受了冷空气的刺激,脸上是堆着微笑的。

    咚咚的声音,隐约可闻;这是把轮胎打了气,用锤子敲着,从声音去辨别其有没有足够。于是眼前又显现出两位短小精悍的青年,——曾经是锦衣玉食的青年,不过一路上你看他们是那样活泼而快活!

    在咚咚声中,有些人是进了睡乡了,但有些人却又起来,——放哨的在换班,天明之前的冷是彻骨的。……不知那火堆还有没有火?

    朦胧中听得人声,猛睁眼,辨出草房外公路上已不是月光而是曙色的时候,便有女同志的清朗的笑声愈来愈近了。火堆旁围满了人,木柴还没有烧完。行李放上车了。司机座前的玻璃窗上,冰花结成了美丽的图案。火堆上正烧着一罐水。滚热的毛巾揩拭玻璃上的冰花,然而随揩随又冻结。“黑人牙膏”和押车副官交替着摇车,可是车不动,汽油也冻了。

    呵呵!秦岭之夜竟有这么冷呢!这时候,大家方始知道昨夜是在零下几度过去的。这发现似乎很有回味,于是在热闹的笑语中弄了草来烘汽车的引擎。

    〔附记〕此篇所记,乃是一九四〇年初冬,作者从延安到西安,又在西安坐了八路军的军车经过秦岭时的事实。此篇发表时也被国民党的检查官删去了一些句子,现在既无底稿,也记不清,只好就这样罢。

    【导读】

    从朴素的叙述中读出美丽的诗

    茅盾先生在给我们讲故事,在讲一个艰难旅程的故事,他不动声色,只是在静静地说事,从这些事中,我们听到了一首美丽的诗!

    “下午三点钟出发,才开出十多公里,车就抛了锚”,在1940年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面对这样一个状况,可能会出现怎样的情景呢?担心,抱怨,感慨,无所事事地等待,但是,这里没有出现,出现的是“有组织的行动开始了”。故事开始就在告诉我们,这不是一群普通的人,他们有着特殊的言行准则,更有不同于世人的内心世界。

    作者把镜头聚焦在“黑人牙膏”这个司机身上。“一手能举五百斤,是一条好汉”,“把那钢箍的倔强性克服了”,这个好汉比这钢箍更倔强,更有韧劲。这是在讲好汉的故事,倔强与韧性就是他的精神核心。

    “汽车吱吱地苦呻”“吱吱地急叫”,远处是“层岚叠嶂像永无止境似的”,车疲惫不堪,路途在苍茫遥远之中,这本就是一个会让人感到苦闷,无望,甚至焦虑恐怖的旅程。“忽然车停了,另一轮胎也在泄气了,机器又有点故障”。车,已经停了一次,现在又停了,在担忧的程度上再推进一把;一只轮胎漏气,另一只轮胎也漏气,这会让人产生更多的担忧,这车还行不行;而更可怕的是“机器又有点故障”,这个“又”字把这个旅途的困境再加深一层。这就是叙述的魅力,作者平静地叙述着事实,而在这平静的叙述中,让我们的心随着叙述进程的推进一点一点地往上提,提到了嗓子眼上。

    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车上的乘客呢,为什么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茅盾为什么不写他们的反应,这样状况竟被他们忽视了,对,是被他们忽视了,忽视了这些,才鲜明了他们。在他们的眼里,这算什么呢,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在留白处写出了这些人的“坚韧”与“斗志”!留白,是一种叙事艺术!

    到了秦岭最高处,茅盾先生写了一句景物“一轮满月,已经在头顶了”。这句景物描写很有意味。这是一轮“满月”,可是他们正处在艰难的旅途之中,又处在车坏人乏之时,岂不更让人望月思乡,愁绪百生吗!但没有,因为,面对着“两家面店”,“三五间未完工的草屋”,心里想的是“好了,食宿都不成问题了”,视难如易,这就是坚韧,这就是刚强,这句话让“满月”成了美好诗意的背景。

    在秦岭上于未建好的草屋里过夜,该是怎样的滋味呢?

    “没有风,但冷空气刺在脸上,就像风似的”,这里没有一个字说多么多么冷,只说了一个感受:“刺”在脸上,像风。没有在北方居住过的人恐怕很难体会这其中的滋味,明明没有风,为什么会感觉像风呢,就是温度太低,如置身冰窑,人的肌肤无法承受。茅盾先生只用这么一句话便把山上的寒冷写得入木三分。

    接着又写了远望的景象“月光非常晶莹,远望群山骈列,都在脚下”,把意境扩远到无边无际的群山,而且把群山置于脚下,写出这苦寒之中高远的情怀,这是诗的境界!

    在以上的大背景之下,才着重写人物的活动。

    修车的修车,值班的值班。男士有君子情怀,女士自力自强,“有说有笑”“活泼而快活”,前文所写的所有艰难在这“笑声”和“活泼”里,在井然有序的组织里都得到了化解:什么样的困难能阻挡得了这样的一群人呢!用茅盾先生的话说,有着高贵精神的人创造了第二自然!

    因此,茅盾先生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感怀,在平静叙述的过程还是漏出了两句:“呵,自有秦岭以来,曾有过这样的一群人在这里过夜否”,并为之流下泪来。

    这些人物万难不辞、欣然前往、英勇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难道不是一首值得我们流泪吟诵的优美的诗吗?

    森林中的绅士[16]

    据说北美洲的森林中有一种“得天独厚”的野兽,这就是豪猪,这是“森林中的绅士”!

    这是在头部,背部,尾巴上,都长着钢针似的刺毛的四足兽,所谓“绅士相处,应如豪猪与豪猪,中间保持相当的距离”,就因为太靠近了彼此都没有好处。不过豪猪的刺还是有形的,绅士之刺则无形,有形则长短有定,要保持相当的距离总比无形者好办些,而这也是摹仿豪猪的绅士们“青出于蓝”的地方。

    但豪猪的“绅士风度”之可贵,尚不在那一身的钢针似的刺毛。它是矮胖胖的,一张方正而持重的面孔,老是踱着方步,不慌不忙。它的潇洒悠闲,实在也到了殊堪钦佩的地步:可以在一些滋味不坏的灌木丛中玩上一个整天,很有教养似的边走边哼,逍遥自得,无所用心,宛然是一位乐天派。它不喜群的生活,但也并非完全孤独,由此可见它在“待人接物”上多么有分寸。

    若非万不得已,它决不旅行,整年整季,它的活动范围不出三四里地。一连几星期,它只在三四棵树上爬来爬去;它躺在树枝间,从容自在地啃着树皮,啃得倦了,就打个瞌睡;要是睡中一个不小心倒栽下来,那也不要紧,它那件特别的长毛大衣会保护它的尊躯。

    它也不怕跌落水里去,它全身的二万刺毛都是中空的,它好比穿了件救生衣,一到水里,自会浮起来的。

    而这些空心针似的刺毛又是绝妙的自卫武器,别的野兽身上要是刺进了几十枚这样的空心针,当然会有性命之忧,因为这些空心针是角质的,刺进了温湿的肌肉,立刻就会发胀,而且针上又遍布了倒钩,倒钩也跟着胀大,倒钩的斜度会使得那针愈陷愈深。因此,遇到外来的攻击时,豪猪的战术是等在那里“挨打”,让敌人自己碰伤,知难而退。因为它那些刺毛只要轻轻一碰就会掉落,而又因其尖利非凡,故一碰之下未有不刺进皮肉的。

    然而具有这样头等的自卫武器的它,却有老大的弱点:肚皮底下没刺毛,这是不设防地带,小小的老鼠只要能够设法钻到豪猪的肚皮底下,就是胜利者了。但尤其脆弱者,是豪猪的鼻子。一根棍子在这鼻尖上轻轻敲一下,就是致命的。这些弱点,豪猪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所以遇到敌人的时候,它就把脑袋塞在一根木头下面,这样先保护好它那脆弱的鼻子,然后四脚收拢,平伏地面,掩蔽它那不设防的腹部,末了,就耸起浑身的刺毛,摆好了“挨打”的姿势。当然,它还有一根不太长然而也还强壮有力的尾巴(和它身长比较,约为五与一之比),真是一根狼牙棒,它可以左右挥动,敌人要是挨着一下,大概受不住;可是这根尾巴的挥动因为缺乏一双眼睛来指示目标,也只是守势防御而已。

    敌人也许很狡猾,并不进攻,却悄悄地守在旁边静候机会,那时候,豪猪不能不改变战术了。它从掩蔽部抽出了鼻子,拼命低着头(还是为的保护鼻子),倒退着走,同时猛烈挥动尾巴,这样“背进”到了最近一棵树,它就笨拙地往上爬,爬到了相当高度,自觉已无危险,便又安安逸逸躺在那里啃起嫩枝来,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

    这真是典型的绅士式的“镇静”。的的确确,它的一切生活方式——连它的战术在内,都是典型的绅士式的。但正像我们的可敬的绅士们尽管“得天独厚”,优游自在,却也常常要无病呻吟一样,豪猪也喜欢这调门。好好地它会忽然发出了声音摇曳而凄凉的哀号,单听那声音,你以为这位“森林中的绅士”一定是碰到绝大的危险,性命就在顷刻间了;然而不然。它这时安安逸逸坐在树梢上,方正而持重的脸部照常一点表情也没有,可是它独自在哀啼,往往持续至一小时之久,它这样无病而呻吟是玩玩的。

    据说向来盛产豪猪的安地郎达克山脉,现在也很少看见豪猪了,以至美国地方政府不得不用法令来保护它了。为什么这样“得天独厚”,具有这样巧妙自卫武器的豪猪会渐有绝种之忧呢?是不是它那种太懒散而悠闲的生活方式使之然呢?还是因为它那“得天独厚”之处存在着绝大的矛盾——几乎无敌的刺毛以及毫无抵抗力的暴露着的鼻子——所以结果仍然于它不利呢?

    我不打算在这里来下结论,可是我因此更觉得豪猪的“生活方式”叫人看了寒心。

    【导读】

    给绅士画个像

    读清晰茅盾先生笔下的绅士形象,是阅读本文的基本要求。

    首先,绅士身上长着无形的刺。

    豪猪的刺是用来防卫的,绅士的刺则未必仅用于防卫,还可用于保持“相当的距离”;因为其无形,所以在使用刺时就特别讲究艺术。也就是茅盾先生所说绅士们“青出于蓝”的地方。

    有哪些艺术性呢?无形的剌,让对方受了伤却不让他看到剌,被刺者须有盘算和领会的本事;明明有刺而不言,把暗刺放在那里,则须有阴冷的心;但绅士,之所以称绅士,就是因为,这些伎俩都在“无形”之中,表面上一团和气,万分大度,不然怎么能称得上“绅士”呢!

    其次,绅士还要有悠闲的生活姿态。

    “矮胖胖的”,是生活富足的表现,小肚子要挺起来;“方正而持重的脸”,如鲁迅先生笔下的猫一样,“方正”足以显示其“公允”,“持重”则给自己挂一个老成有尊严的牌子;“踱方步”,则是极低调地炫耀一下天生的智慧;“不慌不忙”,向世人宣告他的成熟;“逍遥自得”,“无所用心”,连他自己都被自己陶醉了,认为自己真的就“德艺双馨”了。

    再次,绅士确实有自救的本事。

    自己栽了跟头,不要紧,有厚的皮囊。比如,犯了种种王法,当然绅士是不会杀人越货的,用那皮囊一裹,就感觉不到疼了。

    一旦“落水”怎么办?豪猪的刺是空的,会把猪浮上来,不至淹死;绅士的刺是无形的,他会把刺统统收起来,自己变成副软骨架、一个皮囊,也可以慢慢浮上来。

    再次,绅士也有致命的弱点。

    绅士总有自身不硬的地方,总有一打就致命的“软鼻子”,因了这两个弱点,绅士便具有了非常不绅士的斗争方式:摆好挨打的姿势。虽然有无形的尖刺,但无论如何,这总是不光彩的行为。

    再次,绅士还非常健忘。

    刚刚与人争斗,或是被人追击,转眼就沉浸到享受“嫩枝”的口腹之欲中去了。这种健忘也是保证绅士们能够踱方步悠闲自在的重要条件。

    再次,绅士还常常玩“呻吟”。

    呻吟不是痛苦,而是一种娱乐方式。比如,绅士因为头街和资格要参加许多社会活动,你会发现一会金刚怒目了,一会如丧考妣了,一会雷霆万钧了……变化多姿,其实他内心平静如水,这只是“玩玩”而已,不然,怎能叫绅士呢!

    最后,绅士有个命运。

    绅士的命运就是:绝种!

    茅盾先生运用犀利的文笔把绅士们的遮羞布给撕了个稀巴烂。撕的方法有二:

    1.以豪猪喻绅士,本体与喻体的巨大反差构成了强烈的讽刺效果。

    2.跨界描摹,在本体与喻体间自由转换,形成了豪猪与绅士同体共生的效果。

    忆冼星海[17]

    那一次我所听到的《黄河大合唱》,据说还是小规模的,然而参加合唱人数已有三百左右;朋友告诉我,曾经有过五百人以上的。那次演奏的指挥是一位青年音乐家(恕我记不得他的姓名),是星海先生担任鲁艺音乐系的短短时期内训练出来的得意弟子;朋友又告诉我,要是冼星海自任指挥,这次的演奏当更精彩些。但我得老实说,尽管“这是小规模”,而且由他的高足代任指挥,可是那一次的演奏还是十分美满——不,我应当承认,这开了我的眼界,这使我感动,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对于音乐,我是十足的门外汉,我不能有条有理告诉你:《黄河大合唱》的好处在哪里。可是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光是这一点也就叫你听过一次就像灵魂洗过澡似的。

    从那时起,我便在想像:冼星海是怎样一个人呢?我曾经想像他该是木刻家马达(凑巧他也是广东人)那样一位魁梧奇伟,沉默寡言的人物。可是朋友们又告诉我:不是,冼星海是中等身材,喜欢说笑,话匣子一开就会滔滔不绝的。

    我见过马达刻的一幅木刻:一人伏案,执笔沉思,大的斗篷显得他头部特小,两眼眯紧如一线。这人就是冼星海,这幅木刻就名为《冼星海作曲图》。木刻很小,当然,面部不可能如其真人,而且木刻家的用意大概也不在“写真”,而在表达冼星海作曲时的神韵。我对于这一幅木刻也颇爱好,虽然它还不能满足我的“好奇”。而这,直到我读了冼星海的自传,这才得了部分的满足。

    从冼星海的生活经验,我了解了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有这样大的气魄。做过饭店堂倌,咖啡馆杂役,做过轮船上的锅炉间的火伕,浴堂的打杂,也做过乞丐——不,什么都做过的一个人,有两种可能:一是被生活所压倒,虽有抱负只成为一场梦,又一是战胜了生活,那他的抱负不但能实现,而且必将放出万丈光芒。“星海就是后一种人!”——我当时这样想,仿佛我和他已是很熟悉的了。

    大约三个月以后,在西安,冼星海突然来访我。

    那时我正在候车南下,而他呢,在西安已住了几个月,即将经过新疆而赴苏联。当他走进我的房间,自己通了姓名的时候,我吃了一惊,“呀,这就是冼星海么!”我心里这样说,觉得很熟识,而也感得生疏。和友人初次见面,我总是拙于言词,不知道说些什么好,而在那时,我又忙于将这坐在我对面的人和马达的木刻中的人作比较,也和我读了他的自传以后在想像中描绘出来的人作比较,我差不多连应有的寒暄也忘记了。然而星海却滔滔不绝说起来了。他说他刚出来,就知道我进去了,而在我还没到西安的时候就知道我要来了;他说起了他到苏联去的计划,问起了新疆的情形,接着就讲他的《民族交响乐》的创作。我对于音乐的常识太差,静聆他的议论(这是一边讲述他的《民族交响乐》的创作计划,一边又批评自己和人家的作品,表示他将来致力的方向),实在不能赞一词。岂但不能赞一词而已,他的话我记也记不全呢。可是,他那种气魄,却又一次使我兴奋鼓舞,和上回听到《黄河大合唱》一样。拿破仑说他的字典上没有“难”这一字,我以为冼星海的字典上也没有这一个字。他说,他以后的十年中将以全力完成他这创作计划;我深信他一定能达到。

    我深信他一定能达到。因为他不但有坚强的意志和伟大的魄力,并且因为他又是那样好学深思,勇于经验生活的各种方面,勤于收集各地民歌民谣的材料。他说他已收到了他夫人托人带给他的一包陕北民歌的材料,可是他觉得还很不够,还有一部分材料(他自己收集的)却不知弄到何处去了。他说他将在新疆逗留一年半载,尽量收集各民族的歌谣,然后再去苏联。

    现在我还记得的,是他这未来的《民族交响乐》的一部分的计划。他将从海陆空三方面来描写我们祖国山河的美丽,雄伟与博大。他将以“狮子舞”、“划龙船”、“放风筝”这三种民间的娱乐,作为他这伟大创作的此一部分的“象征”或“韵调”。(我记不清他当时用了怎样的字眼,我恐怕这两个字眼都被我用错了。当时他大概这样描写给我听:首先,是赞美祖国河山的壮丽,雄伟,然后,狮子舞来了,开始是和平欢乐的人民的娱乐——这里要用民间“狮子舞”的音乐,随后是狮子吼,祖国的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了。)他也将从“狮子舞”、“划龙船”、“放风筝”这三种民族形式的民间娱乐,来描写祖国人民的生活、理想和要求。“你预备在旅居苏联的时候写你这作品么?”我这么问他。“不!”他回答,“我去苏联是学习,吸收他们的好东西。要写,还得回中国来。”

    那天我们的长谈,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谁又料得到这就是最后一次呵!“要写,还得回中国来!”这句话,今天还在我耳边响,谁又料得到他不能回来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写这小文的时候还觉得我是在做噩梦。

    我看到报上的消息时,我半晌说不出话。

    这样一个人,怎么就死了!

    昨晚我忽然这样想:当在国境被阻,而不得不步行万里,且经受了生活的极端的困厄,而回到莫斯科去的时候,他大概还觉得这一段“傥来”(“傥来”:不意而得的意思。《庄子·缮性》:“物之傥来,寄者也。”成玄英疏:“傥者,意外忽来者耳。”)的不平凡的生活经验又将使他的创作增加了绮丽的色彩和声调;要是他不死,他一定津津乐道这一番的遭遇,觉得何幸而有此罢?

    现在我还是这样想:要是我再遇到他,一开头他就会讲述这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且要说,“我经过中亚细亚,步行过万里,我看见了不少不少,我得了许多题材,我作成了曲子了!”时间永远不能磨灭我们在西安的一席长谈给我的印象。

    一个生龙活虎般的具有伟大气魄,抱有崇高理想的冼星海,永远坐在我对面,直到我眼不能见,耳不能听,只要我神智还没昏迷,他永远活着。

    【导读】

    蓄势·奔放·回旋

    阅读,要从问为什么这样写做起。

    为什么文章开篇不告诉读者,冼星海死了,让作者很悲伤,然后再展开回忆呢?为什么从那次《黄河大合唱》写起?这些问题思考明白了,文本的来龙去脉也就清楚了。

    为什么从《黄河大合唱》写起,因为这是冼星海的代表作,写一个音乐家的最好方式是写他的音乐作品,他的音乐作品就是他的人格、精神、心魂。

    巧妙的是,这次音乐会不是冼星海指挥的,而是他的弟子,用冼星海的弟子来写冼星海,是我们常说的衬托,就像那些戏曲一样,大将总要在他人打斗了一会才上场的,用他人的打斗来衬托大将的武功之强。这与写文章的道理一样,冼星海的弟子指挥的《黄河大合唱》“开了我的眼界”,“使人鄙吝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何况冼星海呢!这样,一方面写出《黄河大合唱》具有净化灵魂的崇高境界,一方面衬托了冼星海音乐造诣之深。

    写到这儿,可以让冼星海出场了吗?

    没有,茅盾先生再写自己的想像,因《黄河大合唱》而思念起音乐家。茅盾先生先想象是“魁梧奇伟”人物,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因为《黄河大合唱》,按照常理,排山倒海的气势怎能不出自一个“魁梧奇伟”的人之手呢!这里既是想象冼星海,也是在写《黄河大合唱》。可是事实与我的想象正好相反,“中等身材,喜欢说笑”。如果与作者的想象一致,茅盾先生肯定不再写这一笔了,因为,那样就没有趣味了,文章的趣味来自冲突与不一致。

    写到这儿,可以让冼星海出场了吗?

    不行,作者再写看到过的冼星海的木刻像。“一人伏案,执笔沉思”“两眼迷紧如一线”。木刻以写其神为要旨。“伏案”,写其操劳;“执笔”,状其创作;“沉思”,揭其成功根源;“如一线”,形容其专注。两句话把《黄河大合唱》成功的原因告诉了我们,当然,也把冼星海的精神世界告诉了我们。

    冼星海可以出场了吗?

    还不行,作者再写到读冼星海的自传,显然,这是对冼星海生活事业的全面把握了。但内容极简单,茅盾先生只告诉我们他读到了冼星海做过各种小工,然后提出对冼星海人格的评价:战胜了生活,那他的抱负不但能实现,而且必将放出万丈光芒。

    这个时候才接着写第一次与冼星海的见面。前面诸段的写作都是在为冼星海的出场拦坝蓄水,积累势能,吊起读者的胃口,形成阅读的强烈欲望。这就是蓄势的价值。

    接下来写第一次与冼星海见面的故事,则属于开闸放水,形成一泻千里之势。

    “星海却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了”,由此,便是转述星海的话了。星海的话只有一个主题——音乐创作。从《民族交响乐的创作》的十年计划到他赴各地搜集音乐素材再到民族交响乐的三个方面的构想,再到“要写,还得回中国来”创作的理念,一个宏伟的音乐创作蓝图展现在我们面前,一个伟大音乐家的形象竖立在我们面前。这整个过程如黄河之水,奔流而下,势不可挡。这就是文势的奔放!

    在文章的结尾,茅盾先生深情地写道:“一个生龙活虎的具有伟大气魄,抱有崇高理想的冼星海,永远坐在我的对面,直到我眼不能见,耳不能听,只要我神智还没昏迷,他永远活着。”茅盾先生让冼星海永远活在自己的心里,当然,也将永远活在读者的心里,借着这文字,把精神,把心灵传向渺远的空间与永恒的时间。文止意远,言尽情长,文末形成了无穷无尽的意念,盘旋不已,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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