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铁血宰相

    “当我在议会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还要听那些稚气和激昂的政客们说一些很奇异的傻话。这个机会给了我几分钟的却并非我所愿的闲暇……当我当大使的时候，虽然只是一位官员，但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上等人；但是一当了内阁大臣就有一种做奴隶的感觉。人们同时聚集在这里，但是之所以聚来的动机却各不相同，他们的争吵就不足为奇。他们以自相残杀为乐事，这是采取这种体制的必然后果。这一群只善空谈的人是不能治理普鲁士的。我们必定要抗拒这群人。他们没有什么灵气却过着过于舒适的生活。他们性情愚钝却狂妄自大……我用这个“愚”字（用其普通意义）也许用得不太得当。他们也还算聪明，也还有些知识。是德意志大学教育的优质产品。然而这些并不能说明他们就很懂得政治，如同我们当学生时一样——制度其实有的还不如我们那时懂得多！说到外国的政治，拿他们一个一个地说来，都是些不懂世事的孩子。说到其他事情，当他们齐聚于议会中时，都变成了小孩子。”

    这就是俾斯麦写信给他少年时代的朋友莫特利的信。在他执政的头几个月里，他就怀有这样一种态度。他看不起这群人，看不起他将与之奋斗的理想家们，但是他却认为这群人中有些人还是有知识的。谈论起欧洲的有关事情，他觉得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强。同时他又觉得自己内心很痛苦，因为他要不停地与自己顾及体面的感觉相斗争。从前遇到他看不顺眼的事他定会毫不保留地回击它，如今他却不再这样锋芒外露了；从前他可以明论他的对头，在他当议员时，也常常会将演说台当成战场，在他当一个外交官时，也可以在报告与书信中论战。从此以后他却不再如此，他开始隐藏他的思想与计划，不让那些代表们晓得。不然的话，消息一旦泄露出去，让外国人知道，所有的计划都得重新制订。他一出来执掌大权，他又开始独来独往了。

    有一张柏林的报纸说了一番恭维他升官的话，他见了后极为诧异，文章这样写道：“他初出来做事时，是一个乡绅，有适当的政治知识，无论在见解还是在学问上他并不比其他受过教育的人们更高一筹，他在议院的名声在1849年与1850年达到了最高点。在他的演说中常常露出自己是个粗犷而残暴的人，将一些事情看得很淡。有时他好说一些俏皮话，常流于粗俗。这样的一个人何曾发表过一个政治观念呢？”众人的眼光确实有些瞧不起他，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他在最后十年间为和平起见做了哪些重要事情。他的许多行为，虽不是教士的性格，却是极为秘密的。弗莱塔格在《边疆报》中撰文说：“即便是一个有更大魄力的人，一旦与议院的强大势力相碰，也会触礁沉没的。我们可以让俾斯麦这样做一年。”不愧为诗人的预言，他掌权有二十八年。

    这时在他身边有一个人极为留心观察他，常怀疑他的神经有问题。过了几个星期后，他的一个下属这样写道：“俾斯麦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神经病，有时我看见他不太在意自己行为的结果。例如，当他给报馆发布训条的时候，思想犹如一匹奔腾的野马，使记录的人往往赶不上他的口授。柏林的外交界有大部分人都相信他不会长寿的，因为他从来都不注意休息。”

    如今俾斯麦做每一件事，都会用很科学的方法很平和很迟缓地细细考虑一番。打定主意后还要从各方面进行分析和试验后才很小心地进行。不久前他曾给罗恩说过这样一封信，说倘若他大权在握，群众们肯定会说：“现在我们要向魔鬼还债了。”他的对头们会猜想他会有激烈且糊涂的举动，他决意要这些人失望。他一到任先取消了1863年的决算，就用这种手段同议院停战。他还同那些老自由党们磋商，准备从他们中选几位入阁。他提议时的状态甚至比提议的内容更令这些人惊愕。有一个议员有些瞧不起俾斯麦，俾斯麦却并不怕他，认为他不过是一个无什么意识的君主党。但是他却同这个议员长谈，好像是很了解君主的举动，却又很批评君主，事后这个议员会对他的朋友们说些什么呢？还有一个名叫厄特克的自由党议员，他说与俾斯麦初次见面时，原先认为俾斯麦定会是“一个奴性十足的贵族，一个游手好闲且又喜游戏人间的赌徒。谁知几分钟后，我对他已完全是另一种印象，他并非如我所料想的那样。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有力气却很轻柔地走到门口，极其客气地欢迎我。同我拉过手后，随手将椅子拖过来与我坐下，他带着令人喜欢的微笑对我说，‘好呀，原来是你，有失远迎了’。他随即说，自从那次他很激烈地反对那些在街头闹事的民众以来，时局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法兰克福学到了许多东西，他极力地咒骂《十字报》，他那些骂人的语句是我所从未说过也从未听过的。”

    俾斯麦的许多对头猜测他待人会极没有礼貌的，然而他却另有手段来对付他们。他会很客气地接待他们，态度显得极为开诚布公。这位厄特克既非一个小官吏，也不是一个做小生意的，又不是在乡下俱乐部谈政治的那类俗人。他是黑森的诸多领袖之一，是一个律师，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来访受到了俾斯麦的盛情款待。厄特克为此也满心欢喜，这并非是因为俾斯麦是以首相之职来迎接他，其实这位和气的首相还是一位普鲁士的贵族少爷。因为在那个时候，自大无理是地主乡绅们的传统。人们都以为俾斯麦仍会以这种态度对待别人，孰料他却打破了这一印象，一反常态，举动极其自然。他会当着对头们的面，讲反对自己党派的话，说他们太过火了，表示他既不会因为现在人们称呼他“大人”而就变得古板，也不像一个贵族公子那样只讲理想。他表示自己是一个深知人情世故的人，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却仍是个模范的普鲁士官员。

    对俾斯麦初掌政权时期最为关注的人就是施勒策，在这段时期，他有好几次机会同俾斯麦喝酒。施勒策写道：“俾斯麦很透彻地上演着他的滑稽戏，尝试去惊吓君主与各党派。他将任何人都敷衍得很好，这让人觉得极有趣。他正在尝试劝说君主对兵役期限问题让步，他对上议院将他提议的问题讲得极为严重，他期望能够将他们唬住。对于下议院议员们，他有时会用很毒辣的手段，有时也不然，他的一切举动的目的就在于让他们答应他的提议。对于德意志的各内阁，他却使他们相信，君主也难以阻止他那新执政的加富尔主义。到现在为止，他仍然是以他那天才般的能力给人心目中留下了一个伟大的印象。让人们称赞他是个男子汉！”

    他虽然在他的尝试中饱尝了许多苦处，但目前他对人还是极其客气的。在他执掌政权才一个星期。他就利用一次开议会委员会的机会，坦白了自己所做的事。当辩论的时候，他打开自己的雪茄烟盒子，拿出一小条橄榄树枝给他的对头们看说：“这是我新近从亚威农拾来的，准备送给民众的党派，作为议和的纪念品。现在我却觉得这样做的时机还未到。”尽管他表现出蔑视的神情，但却说得很客气，好像是从捡橄榄树枝的地方带回客气。过了一会儿，这个政治上的行家改变了腔调，说报纸所控诉他的话（报上说他用谋划宣战，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不关注于国内的纷乱）都是不实的，他接着往下说道：

    “我们诚然难以避免在德意志境内发生的战乱，但这并非我们的过错，德意志不顾普鲁士的自由主义，却只顾发展它的势力。南部德意志诸邦很想无拘无束地实行他的自由主义，所以没有人愿意将普鲁士的地位交与他们！普鲁士必须聚集兵力，为这样好的机会准备，好机会已经来来去去有好几次了。自从数次与维也纳订立条约以来，我们的边界定得不好，不适合于一个强健的政治体制。关于时局的许多重大问题，并不是靠演说与大多数的议案就能决定了的（这原是1848年与1849年的大错），唯有用铁血政策方能解决。”

    这样的话是他站在一张绿桌子旁边，对着一二十个议员和几位阁员说话时说出来的，并不是有人激他说的，表面上看来是临时的即兴演说，实际上是早已预备好的。尽管当时并无速记员将这话记录下来，但是当这句话如一阵野火烧遍德意志时，当报馆和人民将这句话的节奏变为“铁与血”且发表出来，造成或真或假的恐怖气氛时，俾斯麦并不否认他说过这句话。

    但是他却悔用了这两个字。十四年前俾斯麦当议员时的第一次挥拳，同现在他当了内阁主席的第一次挥拳相同，都是挥在了空气中。这一次也与前一次一样，得罪了全部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对头。罗恩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知己，当他俩一道结伴回家时，罗恩也责怪他说这种话，他说：“它原是新鲜的有香味的题外话。”俾斯麦对一个议员解说这件事情时说：“我的意思是说君主需要军队。我的演说其意并非是要帮助德意志问题再向前迈进一大步。这不过是对维也纳与慕尼黑的一种警告，并不是要以武力反对其他德意志诸邦。‘血’就是指‘军队’。我现在才明白我应该小心的选用字眼。”俾斯麦所说的话中以这一句最让人注意，却是他最后的战略错误。

    君主读到这两个字眼也觉得很是恐怖，他在巴登受到了王后的指责，等到了王后的生日时，又受到了来自太子与太子妃的指责。他对于这位新上任的宰相充满了担忧。这位新宰相不过在一个星期以前对他宣誓过效忠，而且他还答应过皇后要对他严加约束。王室诸人甚至包括路易十六、斯德拉福与波林雅克等都对这话极为生气。巧的是说这话时正值王后生日的那一天，所有的庆贺生日的欢乐都消失了。俾斯麦预料到他的演说会在巴登带来什么效果。君主虽未写信也未发电报给他，但他仍能猜到君主心里是怎么想的。他想象过了几天，威廉从巴登回来，耳朵里装满了怎样的一些警告与责备。所以此时俾斯麦秘密出行，开始用手段来对付君主。事前他既没有告诉君主也没有告诉内阁，打算赶在君主回来之前准备到半路上去见威廉。

    在买车票时他遇到了温鲁，他是一个自由党的成员，他认识俾斯麦。他俩住在一间车厢里，二人很谨慎地谈些关于时局的话题。等车一到朱特博，俾斯麦就下车了，说是要去探望一个亲戚。下去后他坐在一所未盖好的车站里，“在黑暗之中，坐在一辆小车上”。四周有许多工人和不相干的人。他问一个驾驶员，君主要坐哪一趟火车时，这位驾驶员很粗暴地回答了他的话。当别人不知道他的身份时他就与凡夫俗子并无什么不同。他向来主张人们向他那个高贵的阶级致意，却好像不要人们向他的官阶致意。此时此刻那个人人都知道的主张铁血政策的人，那个全世界都在谈论的人也是全世界都在指责的人正坐在一辆被推翻的小车上，等候着君主的到来。

    那时普鲁士君主乘坐的列车还只是一辆普通车，俾斯麦找到他时，他正一个人坐在一间灯光很暗的单间里。看起来很沉闷的样子。当俾斯麦请君主允许他解说政局的时候，君主拦住他说道：“我很清楚这件事情的最终结局将会是什么样。在奥本巴拉兹，就在我的窗子底下，他们会来杀你的头，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来杀我的头。”

    俾斯麦似乎看到在君主的背后有奥古斯塔的影子在闪烁，他回答说：“陛下，那么再后来呢？”

    “再后来吗，我们都已死了！”

    “是呀，到了那个时候，我们都会死了！我们迟早是要死的，还有比这样死更体面的吗？我应该为我的君主我的领袖奋战而死。君主愿意以您的血来祭奠上帝所赐给您的权力吗？为了上帝的恩泽，拿自己的身体与牺牲生命作赌注，无论是死在绞架上抑或死在战场上，这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君主切勿想到路易十六，他在活的时候和死的时候都是一个懦夫，在历史上也并非是一个出色的人物。陛下还不如想一想查理一世，他为自己的权力而战，战败后，不动声色地走向绞架，带着一种王者之气从容就死，他在历史上永远不失为一个高贵的人物。陛下已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奋斗。您是不能投降的，哪怕是拿自己的生命冒险，您都必须抗争到底！”

    “我越是这样说，君主的精神就越发振作，也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军人，决心要为自己的王位与国家而奋斗。他是一个普鲁士军官中的模范，如果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不会畏惧死亡，会去拼命打仗，会听从一切命令。但是当要他为自己而斗争时，他却畏惧那些在他之上的人们或是害怕世界对他的指责，这时他就会变得很懦弱。当他在巴登为夫人祝寿时，他已失去了自信，现在我的鼓动下，在不过几分钟之内他的自信又恢复了，也开始高兴起来。我们还未到柏林，君主的兴致极高，浑身充满了劲，从他对那些前来迎接他的大臣与官吏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俾斯麦是在事过三十年后写这段，事情的前后变化犹如一出戏剧那样令人惊异，这件事也是俾斯麦的诸多杰作之一。这次他并不是强逼一个对头投降，也不是强逼他的君主主战，他不过是尝试引诱这个发怒的君主改变立场转而赞同他的演讲，然而他自己却也认为这番演说是不该说的。俾斯麦坐在那辆小车上，觉得良心上有点过意不去。他虽然可以对一个对头承认他不该说“铁血”这两个字，但是当他已经做了一个星期的宰相后，却不向君主认错。所以他激励自己要努力说服君主。威廉的好战心被俾斯麦所激发，为将来的局势打下了基础。

    即使俾斯麦的所有手段可以归功于他天生的机警与善于谋划，但这却也是他内心最深处的感觉。从他最初的几次决斗起，俾斯麦一直是做好活到老，战到老的准备。他生平没有一次会害怕过要牺牲生命。这位宰相的勇猛却是极其真实的，君主原是个军人，浑身都是胆，他是最能真实地领略俾斯麦的胆识，这也是激发君主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

    君主只要一犯懦弱病，俾斯麦就用这种良方来治他的病。

    二、君臣之间

    “我与亲王不合，这个人必定要用一些细腻的手段来对付。”这是俾斯麦所说的；说这话时，威廉已经当了摄政，在俾斯麦未当宰相的前四年，易主之后，他为了自己对格拉赫指出种种为难之处。那时最重大的问题是，他是否适合于普鲁士。施勒策（带着又是爱他又是恨他的心情）却不敢说他是适合的。君主是唯一的普鲁士人，能否把普鲁士交给他，让他用政治手段去摆布？第一是要先抓住威廉，现在则是要把威廉抱得紧紧的。俾斯麦对付威廉的手段就如同一个有手段的男人对付他所爱的女人一样，晓得他不能完全相信她的爱情，如同一个创造家对付一个资本家，要依靠这个资本家供给他的资本来制造新机器——因为俾斯麦就是一个建造家。在这两个人的奋斗之中，彼此又是相互需要的，在不声不响的奋斗中（这两个人的性格是完全不同的），在他们的并不是为权力而只是为自制的奋斗中。在这样无穷大规模的争雄之中，每个人都各有一份功劳一份责任。我们难说哪一位更劳苦功高一些。一位是年纪较老且只有一般才智的君主，却要任用一位年纪较轻的人做宰相，还要事事迁就他，他不过是一个贵族公子，却有极高的天赋，是位才子；一位是有勇有谋的政治家，却常常要忍受一位犹豫不决的君主，读者试分析一下哪一方更为难些？那位骑马的老年人。时常不信任他所骑的那匹骏马，而那匹骏马却也时常不甘心受羁勒。

    他们君臣二人讨论国事时，各抒己见，因而往往是尚未讨论出什么结果便不欢而散。每当这时两人便恨不得立刻分道扬镳。但是当彼此都不能再忍受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以此作为一种灵敏的手段），做臣子的就会告诉君主说他要辞职，君王就恐慌起来，赶紧让步。他们也有狂怒地相持不下的时候，一般文字记载的只不过是些小规模的争吵罢了。

    早在俾斯麦与君主尚未得权之前，俾斯麦还在当大使时，就已预料到今天的这种情形。今天当他每日与君主商讨国家大事的时候，他就用比较宏观的手段处理事情。他饱阅人情世故，论及他的特长，那就是他极善于出入宫廷。有时他是一个军人，但他常常以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自居，不然的话他会使君主害怕的，君主此时已有七十二岁了。尽管君主已到了古稀之年，然而却时不时地大发脾气，有时甚至会一气之下将公文揉成一团。君主发过怒后，俾斯麦微笑着思考着这纸公文，看着揉成的那个皱褶团，觉得有意思极了，如同一位大画家看到画像上的皱纹会觉得更有趣味。俾斯麦不过是新近才学到这样的本领，那就是遇到君主发脾气时一定要保持镇静。他并不怪君主。因为他知道君主是个直爽的人，不像腓特烈·威廉那样口是心非——这位君主会欺骗他的大臣们，会拿这一位大臣打那一位大臣。威廉一世却不是这样，这位愿承担全部责任的君主会无条件地信任他的。

    俾斯麦在担任国事的时候，深知君主的性情，所以他认为君主不是那种乘人之危的小人。但是君主却是花了好长时间才慢慢地了解了俾斯麦的为人，等俾斯麦在宰相一职上已作出了许多成绩后，他才把他的许多成见抛在了一边。他与俾斯麦携手办事，本是不甚情愿的，所以在开始的那几年，他的那诸多皇亲国戚和朋友们都竭力想破坏他们的君臣之交。一开始的政客们就派亲信的人去面见君主，求他免去新宰相的职务。这位老君主眼看着他的人民并未对他表示同情感到十分难过。在早些时候，有人恨他，称他为“霰弹亲王”，他却不在乎别人的态度；现在正处在所谓的自由时代，他又开始赢得这样的同情。他任俾斯麦为宰相之后四个月，有一个军官，原是君主的老朋友，写了一封信给君主说道：“人民是忠于陛下的，但是他们也会牢牢地抱住他们的权利不肯放手……我乞求上帝的恩惠，请它免去一种可怕的误会所带来许多不利的后果！”

    这样的话语使他发怒，反抗使他更为执拗。他带着一种少年人的怒气写信回复这位军官，并在他认为重要的语句旁加注了两三行密圈加以强调。他回信说道：“我一向都是这样说，说我绝对信任我的人民，因为我知道我的人民也信任我！但我贬斥那些想通过我的手使人民不再信任我，不再爱戴我的卑劣行为。人人都知道有人要想达到这一目的会不择手段的。我不是已经让了四百万吗——我真的是很不幸！一个人这样利用他的权力，就是说将决算减少到这等地步，有如将所有国事都停下来不办，只配将他关在疯人院里！我来问你宪法里头有哪一条说到凡事只有政府让步而议员们决不让步？”

    这是一位君主写给一个不做官的人的信，我们相信，只有在他的良心被搅的不得安宁时，他才会写出如此愤怒的话来，这位虔敬的人正是为了他的宰相同上帝争论。

    当有紧急情况发生时，他每次都必定要先呼吁上帝，然后才肯将给君主的信发出。在耶稣诞辰那一天，君主送给他一条手杖，他将这比作“艾伦的棍子”，可惜这个比喻并不太妙。凡是有较大的计划等待决策时，俾斯麦总是会先慢慢地同威廉商议，随后才将决定权夺到自己手中，在尚未决定之前，俾斯麦又要很周密地观察君主的心态。他写信给罗恩说道：“君主的心在那一边。君主的感情是反对我的。”当动员令尚未发给罗恩之前：“明天一定要君主发布号令，否则一旦拖到复活节前的那个礼拜日，他的主意又该变了。”过了几年他又说道：“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啦，这样总是不停地同君主争论，我实在不想干了。”

    威廉开始并不欣赏俾斯麦，俾斯麦同样也不喜欢威廉。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才能超过君主，所以往往会骄傲自满，其实俾斯麦的为人就是这样。在他少年的时候，他喜欢仔细观察他所见到的人的身体状况及气色，到了年龄稍大一些时，他就开始研究他人的学识，以便使自己知道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会胜过这个潜在的对头。在威廉当储君及以后做君主时，等到再后来他俩成为共事的君臣时，俾斯麦开始存有两种感情，若无这样的感情他是绝对不能忍受他所处的地位的。再以后俾斯麦的心态又发生了变化，开始将君主视作封建制的主人。又视君主为父。俾斯麦结婚不久曾写信给他的夫人说：“我已宣誓效忠于他的血统。”现在俾斯麦每天都与威廉接近，似乎要成为君主的保护人。他那封建制的忠诚精神，范围也越来越广。况且这种精神在一见到须眉皓白的君主的威重天颜时会变得更加浓厚。俾斯麦到了晚年会对君主说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如同父与子，当父亲发脾气或做一些任性的事时，做儿子的必定要无可奈何，只有甘心忍受。俾斯麦说这话时却忘记了在他少年时，他却并不很敬重他的父亲。

    在他慢慢地使君主听他的话的那些年间，他却逐渐体恤让步于他的君主。威廉死后，他的这种感情越来越浓，正与他憎恶威廉二世相反，俾斯麦说得更加煽情，意在留给后人看。在头十几年间屡次出现危机的时候，俾斯麦常趋向于他那性情执拗的君主，那时他还有机会亲眼看见威廉的勇猛——在战场上纵横及后来几次遇到暗杀临危不惧的时候。

    威廉只怕一件事，那就是王后的关于“战略方针”的批评，俾斯麦憎恶那些干预政事的女人，尤其憎恶奥古斯塔，这种憎恶是从三月间的那一天在波茨坦的仆人的大厅与她谈话时引起的。无论他怎样敬重王室都无法减轻他对王后的憎恶之情，俾斯麦有时也会很宽容女性，会说“女人也有女人的权利”，但这些都无法改变他的厌恶。

    俾斯麦说过，他同奥古斯塔之间的斗争是“我生平最恶的恶战”。奥古斯塔的潜力是充分发挥于枕边与帐里的，她会对君主说俾斯麦是如何如何地瞧不起他的夫人，是如何如何地说她的坏话。除此之外她别也无计可施。如果她有任何政治观点或印象的理由来反对俾斯麦，那么即使是她打败了也是可嘉的；然而她却除了空泛的人道主义借口外。就没有任何可以摆出的理由反对俾斯麦，这背后的原因其实是她害怕再有一个1848年，在她的心目中，她认为俾斯麦会给她的丈夫带来不利的影响。然而她却没有想到三月间发生的事原是她的错误，并非俾斯麦之错。不肯听从她的计划，要保留君位给她丈夫的也是俾斯麦；她诬陷他有种种卑劣的动机，所以既不扶持他，也不肯将保存君主权利的功劳归功于他。

    俾斯麦那多疑与愤世嫉俗的性格使得他总以为许多人要与他作对，但在奥古斯塔一事上，我们却要体恤他的确受了她二十六年的苦。因为他的对头是个女人，并且贵为皇后，而他却毫无抵抗的武器，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无论什么时候，君主一旦受了王后的蛊惑（君主往往是在用早餐时，被奥古斯塔为达到某种目的所写的信函所激动），俾斯麦就能看透君主的内心所想。最初俾斯麦如果问君主这是不是王后幕后所指示，他得到的唯一结果不过是“君主说一句很尖厉的否认的话。即使是真受了蛊惑，君主也会板着脸不承认的。”

    当俾斯麦动员君主来反对王后时，他就会将这一剂药用许多离奇与恭维的话包起来。1865年他与君主在加斯泰因讨论奥地利条约，这一次又有许多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俾斯麦的政策。君主于是对俾斯麦说，他刚将这件事秘密地告诉过王后。俾斯麦回家，对君主这样处理国家大事感到十分绝望，然而他却预料到君主会有此等举动，将来也定会破坏他的计划。于是他坐了下来，亲笔写了一封信（因为他不信任别人办这样细致的事情），这是一篇较长的要求信，信中写道：

    “倘若陛下认为办这等重要的国事须要格外地小心细致，使我又想提起刚才陛下告诉我的话，如有冒犯我恳请陛下饶恕我。我同陛下一样相信王后陛下会对您所告诉她的严守秘密；但是由于过分信赖血缘上的亲戚，从科布伦茨却有许多消息传到维多利亚王后或太子与太子妃那里，或传到魏玛或巴登，我所严守的秘密就会一下子泄露开来。仅此一件事就足以使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不再相信我们，这会破坏全局的。这样破坏的结果，将是不可避免地要同奥地利交战。”

    “倘若必要宣战，这是由事情本身的状况和君主的责任所决定的，而并非由那些包藏的祸心所致，奥地利也不会给陛下以最后可以承认的权力。倘若我想陛下以前者的原因而宣战，那我会带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和较为自由的心态。我请求陛下相信我不仅仅是为了有利于陛下的事业起见，也是为了有利于陛下的高贵人格起见而作此想。也许我的顾虑是毫无意义的，即使真的是这样，陛下喜欢不顾我的顾虑，我该想是上帝在指导陛下的心，我决不会因此而不尽全我的职责。但是我还是想要让自己的良心满意，我恭敬地请求陛下是否可以让我发一电报，传信差回到萨尔茨堡。只要借口说有紧要的内阁公事，就可以传他回来。明天一早，可以派遣另一个信差，不然仍派遣那个追回来的信差，也无不可。我深信陛下有宽恕的美德，所以我也相信陛下即使不同意我的提议，也会宽恕我的，我之所以这样忠诚不二地为君主做事，不仅仅是要尽我的职责，更是要使陛下的高贵人格得到满意。”

    五十年前，一位政治家认为有必要要给一位君主写这样的一封信。如果不是依靠这位政治家，这位君主将不过是历史里头的一个充数的罢了！当我们一面读这封信的时候，我们难道不作这样的想象，一个出入宫廷的人不是求得荣华富贵就是乞求君主的恕罪吗？此时由于在加斯泰因进行的事情，写这封信的人盘算了许久，他希望会有个圆满的答复。他奋斗了许久，终于获得了君主的同意。无论是上帝或是良心、责任或是国事的需要，全与这许多国事无关。他不过是一个棋盘上的好手，走了几步让人琢磨不透的棋，将他的对头赶人一个角落里要吃掉他。当他正在同他的主人磋商条款的最棘手的问题时，他感觉这样不停地与君主争论实在让他备感心力交瘁，眼见他的计划遭到破坏，因为这一切都已被宫廷的闲谈所泄露殆尽。他想到一个计划就这样的被闲言碎语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倘若奥古斯塔将这个秘密告诉了维多利亚王妃（太子妃），王妃就会传到她那英国母亲那儿去（指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英国女王就可以写信给维也纳或德累斯顿，就可以用外交手段或由仇敌之手，破坏全盘计划。我们能责怪俾斯麦越来越瞧不起君王吗？我们所诧异的就是他仍是一个君主党！

    因为在所有的亲贵中几乎没有一个是扶助俾斯麦的。腓特烈常常会反对君主的小心谨慎，他也是受制于他的夫人的（夫人的知识比他高）；他将许多极好的英国观念介绍给普鲁士，却既无力量又无勇气同国人抗争以使国人接受。只有一次他显得很凶，那是在俾斯麦颁布法令限制新闻自由之后，一次太子与太子妃出巡，在但泽受到公众的欢迎。在市政厅的欢迎会上，他壮着胆子说道：“可惜我到这里的时候，正值政府与人民不和，我听说这件事后非常诧异。所以此时的法律我并不清楚，事先我也没听说此类事情。”

    君主读到他儿子的这篇演说（普鲁士各报都有刊登）很是生气，并不是因为太子做民主党的演说家，而是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接受过纪律的军人，相信这样一来，服从命令本是陆军的基础，如今这一点也濒临危险的边缘。十年前他自己诚然也处过这样的位置，但是却从未让他的愤怒走出自己的屋子之外。他记得当克里米亚之战时，他也是默默无语地服从命令，他的儿子今日竟当众宣布异议，这令他更为愤怒。俾斯麦在干什么！君主现在这样发怒，宰相是很容易劝动君主重重惩罚太子。君主有权传太子回来，将他迁调以示惩罚，甚至于将他幽禁在炮台里，对于这些俾斯麦全都想到了。但是俾斯麦却反过来劝说君主宽赦太子，他是不是要讨好太子呢？不见得！俾斯麦或许是这样想的，一旦加罪于太子，反倒给太子添了光荣！君主很喜欢从《圣经》中引经据典，俾斯麦对君主说：“您对付这位少年需要极为小心。当您在发怒的时候，切勿贸然决定一件事情，一切都应从国家大事为重，假若少年的弗里兹同他的父亲发生争执，人们会更加同情儿子的。但是就我个人而论，太子是应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他就是用这些小心谨慎的字句。调停了父子间的矛盾。

    他现在最恨俾斯麦，有许多贬斥俾斯麦的反对民主党政策的言论，且不肯再去听内阁里的不同意见，那是因为他会坚决地反对俾斯麦。过了一段时间，当他们俩再次会面时，俾斯麦问腓特烈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到内阁来，因为再过几年，内阁就会是太子的了，太子应该发表意见，这样就可以容易过渡。

    这句话使太子如同遭受电击一般，俾斯麦说“他相信（据我看来是这样），我想把路先铺好，以便于我过渡一下去听从于他。我有好几年都不能忘记他说话时的那种骄傲的口气。我还看见（俾斯麦三十年后写了这件事情）他的脖子向后微倾，那张发红的脸向左斜着看我。我竭力忍着我的怒气，想到卡罗斯与阿尔巴，我回答说我的过渡是指朝代……我在心里期盼他不要幻想有一天我会做他的阁臣，我从来都没有这种想法。他的怒气来的快，消的也快。最后他说的几句话却是很和气。”

    我们想象这两个人站在一间阴冷的大厅里的情景，当时他们都穿着军服戴着佩刀，俾斯麦觉得自己蒙受了巨大的羞辱，他那傲骨受到了摧残！从未有过什么人这样蔑视他。热血沸腾，使他刹那间想拔刀相向，然而他却默默地忍了下来，忍受他的羞辱。他猜度自己对头的想法，强迫自己低声下气地说：“我绝不会有这种想法的。”

    三、持不同政见者

    俾斯麦有许多对头是因为血统关系而反对他，此外还有许多对头是因为志向、性情等原因而反对他，也有许多是因为理念的不同而反对他。后来俾斯麦将这些对头分为第一等、第二等及第三等仇人。

    他只同罗恩一个人是完全和谐的。俾斯麦同任何阁臣、军长、出入宫廷的人、各党派的首领之间缺乏实实在在的信任。据他看来，《十字报》和路德维希·格拉赫都太过于极端。而自由党却又看俾斯麦是个易走极端之人。俾斯麦唯有对罗恩一人才表现出男子汉应有的大度与交情，并不受一些不同的见解所干扰。有一次，他准了罗恩六个月的假期，心里本是很不情愿的，他说：“如果我没有你的政治法权的扶助，是很难进行下去的，因为我们俩相处的时间是最久的。”

    他找乔特尔来帮他的忙，这个乔特尔是一位音乐家，也是乔安娜的朋友，俾斯麦因此也极为信任他。不料几个星期后，他们之间就有了冲突。乔特尔写信劝他说，关于丹麦问题，他必须得到舆论的帮助；他又说，倘若俾斯麦与他意见相左，他宁愿回去当一个音乐家，而二人交情依旧。第二天，俾斯麦就传他来问话，他“低声细气，虽然是很受扰动”地说道：“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写那样一封信呢？倘若你妄想你能够潜移默化地改变我的决定。我索性告诉你，像你这个年纪的人，是不能做这样的事啦。你对我了解颇深，且很早就了解我的为人，难道你能够想我同一个小军官一样粗心躁气地办这样的大事，你不知道我要在上帝面前对我的行为负责吗？我一想就无法忍受，只要一想就会有两个夜晚失眠。无法安睡。你的辞职是毫无理由的……我要你体会你是怎样伤了我的心！”乔特尔立即请求宽恕。要收回他的信。俾斯麦说：“这样一来，我们俩之间什么芥蒂都消除了。你若是再与我意见不同，你不要写信，要和我面对面的商谈。”

    俾斯麦就是这样的孤立无援，这个朋友和他已有十五年的交情了，同他夫人相识却远不止十五年，如今却是在做俾斯麦的属员，要毕恭毕敬地上他的奏折。他对事情的见解与普通观念相同，这一点却使这位政治家难以安寝。但面对报纸的指责他却不为所动，他愤愤地想：布鲁图，你也来反对我！这件事虽最终被粉饰好了，然而他们二人的交情却如同破碎的镜子一般很难如从前一样。乔特尔不能如施勒策一样赢得俾斯麦的敬重，他永远不过是个有才干的帮手，是一个擅长音乐的人。

    外交部中所有的人都反对这位总长，但这对俾斯麦来说却是“不必烦心”。当他得知驻扎外国的使臣们反对他的时候，他会在一个新的区域采取自卫的办法。出使佛罗伦萨的乌泽多姆和驻巴黎的戈尔茨都想当外交总长，他们直接写信给君主，诋毁外交总长的政策。但是君主对他的外交总长是深信不疑的，君主将这些信交给俾斯麦，由他自己去答复他们。如果是在腓特烈·威廉时代，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在以前俾斯麦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也曾写私人信函给君主和格拉赫反对他自己的上司，如今他当上了宰相后，却不肯容忍这样的事发生。这位有天才的人，带着特有的自信，坚定地认为自己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基于道德之上的。戈尔茨与乌泽多姆所做的事是不能与他从前所做的事相提并论的，他是不允许他们也做类似的事情的。戈尔茨伯爵原是他派驻巴黎的。他给戈尔茨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可以说是同类信中的一个独特范本，在这封信中，他可以将公事与平时的问候混在一起，天衣无缝。他这样写道：

    “没有人会这样反对总长的见解和报告，但是你的报告并非是习惯意义上的报告，你的报告颇有些像总长的奏折，劝君主采取一种反对的政策。如此的见解冲突会误事的，也不会有什么用处。因为这样的冲突只会导致犹豫不决，据我看来，无论什么政策都比犹豫不决的政策要好。我很看重你的政治见解。同时，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傻子。我也准备接受你指责我说这纯粹是自欺欺人！我告诉你。我在最后两个星期所努力做的事就是你的报告中的提议，你听着，你的心里将会为我的爱国精神与见解所佩服！”

    “但是你既然已坦白地说出你想攻击现在的政策，你说假若你能做得到反其道而行之，我怎能打定主意将我内心最深处的思想告诉你呢？倘若要使国家的利益不受损害，我作为一位外交部长是要绝对地开诚布公，连同我的政策的最后一个字，都要对巴黎驻使讲得明明白白。我要推倒与其他阁臣、参政间的一切障碍，包括那些在暗处运动的障碍，及其与两院、与报馆、与外国宫廷的障碍。但是必定不可以因为阁臣与使臣竞争，以一宗陷害我所管辖机构的纲纪而增加障碍。今晚是圣诞夜，下属们都告假走开了。我很少写这么长的信，无论给谁写信，我都不会超过这封信的四分之一长的。今天，我之所以写这么长，是因为我拿不定主义是否应写公事信给你……用你的报告的疏远腔调。倘若你推翻内阁，你必定要在这里和在报章内推翻，当反对党的首领，不能以你现在的地位推翻。你既然要决意推翻这一切。我就要以你自己的格言作指导。当爱国主义与朋友交情相冲突时，必定以爱国主义为重。我会使你相信，我的爱国主义是很强固很纯粹的，交情虽不能与之相比，却仍然可以是很好的。”

    这样的一封信足以使写信人收兵！俾斯麦虽是真的有些发怒，却仍是用很高明的手段，敬词加上恐吓，使得这封信更具有威力，并且表示作为朋友他会感到很伤心。他的恐吓虽然不是太明显，但却足以让他的劲敌晓得，倘若戈尔茨果真要尝试来推翻他，戈尔茨今后恐怕不会有好日子过。因为俾斯麦晓得戈尔茨是君主所喜欢的人，所以他就用官话来拒绝他。像是一粒药丸，外面包上一层糖衣，使得戈尔茨误以为他的长官敬重他，赞誉他。这种方法使戈尔茨满心欢喜，因为这位驻使一向是喜欢听别人的恭维的。这封信（我们只引了其中的四分之一）很有美术家的才能，如果我们再仔细地观察一番，就会发觉我们如同在一座古代石像四周走了一遭并仔细察看一般：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封信就足以证明俾斯麦不愧为一个有名的外交家。

    有人也曾以辞职来麻烦这位眼光犀利的长官。什列斯维希的总督是君主的朋友，也是俾斯麦的一个老朋友，他因为不堪忍受外交部不停地干预琐事而申请辞职。俾斯麦回信说道：“我是非常愿意将你的要求辞职的批准呈与君主的，但是有一点我要请你注意，假若君主派你当外交总长，派我当什列斯维希的总督，我愿意声明在先，我会很严谨地奉行你的政策。并不做任何让部里感到为难之事。假若我处在这种情形下，动不动就宣布心力交瘁，也许我早就该隐退了，赢回表面上的安闲，同时我由于听从君主之令和为国尽力而得到的心安理得也都丧失殆尽。所以我请你承认我的这封信是同你友好的、秘密地交流，我本来是更愿意同你面谈的。”

    这是一位主张“铁血政策”的人吗？这就是善于诱人人圈套的俾斯麦。

    他在对待他的对头——自由党们态度却大不相同，他对他们有时说些藐视的话，有时说挖苦的话。俾斯麦同所有的19世纪的独裁者一样，都认为自己是站在公道与合法的地位上。他打算违背宪法从而使陆军得利，他就开始重新解释宪法；他特意做了种种无意义的细微的区别。他私下里也定会发笑的。有一件事是宪法里头不相符的三个内容，他就没法乘机而入，在这其中查找漏洞。在1848年，他曾经愤怒地亲眼看见被推倒的专制国家，如今又被建立起来了。他在议会上很坦白地说：“国家机器是不可能停止不动的，法律的冲突就会变作权力之争，无论是谁，只要他大权在握，那么他喜欢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去吧。”

    将这句话换一个角度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强权是在公理之上的”——当要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时，俾斯麦是非常相信这句话的，然而他却不会那么傻，不会从自己的嘴里说出这句话。他为自己辩解说：“我并没做过什么，我只不过指出一件事实而已。”

    俾斯麦就这样毫不犹豫地迈出了大胆的一步，这使他如同身处悬崖峭壁边上。随即他为上院布置通过毫不更改的预算，下院于是宣称这个议案是不合乎宪法的。俾斯麦站了起来，请议员们下午三点钟到宫里来。在宫里他对议员们宣称，君主已决定实行改革，于是解散了议会。所有的普鲁士报纸都为之哗然。有的要求对宰相应加以权力上的限制，保守党们认为还不如免了他的职务。议会解散后，只剩余十一个人，柏林人戏称，这么少的人真可以将他们装在一辆街车里头。

    过了六个月，又召开会议，这一次俾斯麦采用了更毒辣的手段，当下报馆的议论与演说冲突得更为激烈。路西亚在一段文章中是这样描述俾斯麦的，他说：“他的大胡子还是褐色的，与他头上的几绺短发一样。他站在阁臣的桌子旁边，魁梧的身材显得精力充沛，样子很威严。他在闲暇间的态度、举动及言谈都带点挑战的样子。他将右手放在裤袋里，这令我回忆起那些在学生们奋战时性情暴躁的见证人。”他在言谈举止中无时无刻不流露出挑战的意味。他现在讲话比第一个星期更加流畅，那时他尚未最终决定是利用议会抑或是反对议会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施勒策写道：“那时，他讲话时还略带点口吃，没有两句话是互相联贯的，那是因为他一个人同时要骑两匹马！”

    现在他却趾高气扬地说：“政府认为需要宣战时就宣战，议院无权做出决定。”有一次他说：“普鲁士国（四年前的今天出生了一位储君，这是一件很让人注意的巧合的事情）尚未奉行它的使命，并不预备只做你们议院的装饰品而行事。”他说这话是在1月27日，他所说的储君就是君王的长孙，也就是后来的威廉二世。

    过了若干年后，俾斯麦表示自己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远远胜过那些在议院里与他相对抗的人们。我们要在后来的五十年历史中寻找凭据——如同在今天看已经过去的五十年一样，一切都已成往事。从前欧洲所致力去建立的功业，在欧洲战事前后，在各国所发生的诸多事情，大部分都记载在普鲁士的少年进步党的计划之内，所要求的不过是“以君主为元首的共和制”，也就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进步党与他们的同盟（最早的社会民主党）就如同俾斯麦给莫特利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才干是有的。不过却无从事外交的本事”。这帮自由党昨天还是受制于一个专制君主之下，并且国家同学识的积累增长是分道扬镳的，因此最初自然是缺少历练的。自由党的人们是有一定才干的，都受过高等教育，只可惜不是实干家，又缺乏创造性。这帮理想家们常常是坐在椅子上用两只眼睛看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位真正的实干家，他能用更加深邃的眼光细致地观察现在，尝试着用以往的策略来对付现在发生的一切。

    进步党中以菲尔绍最有意味，他比俾斯麦年少几岁，外表文弱，生长于中下层的持人道主义的社会中。他勤奋好学，少年时比俾斯麦更有大志，同俾斯麦一样有很强的分析问题的能力。我们拿他三十岁时所写的信与俾斯麦在相同年龄时所写的信作个比较（这两封信都是讨论大致相同的问题），我们不难发现，这位很早就声名鹊起的大博士、有名的科学研究家却比不上那位闲散的、虚无的、什么事都不想做的贵族公子。菲尔绍的思想是很空泛的。充满了妄想，也有些鲁莽的意味；俾斯麦却不然，他的思想全都是经过细致的盘算而得出来的。菲尔绍多次对他父亲说他有一种感觉。但却往往将这些感觉深深地隐藏起来——他所渴望的全都是感觉。他所自信的那些很强的感觉，却接连不断地被那些无法付诸实施的观念全部来自于外部的力量所扫荡一空，被某些潮流的东西卷走。“我是一个科学家，自然从属于共和党；因为要按自然律例所限定的诸多要求和人性的要求做事，只有在共和制的国家里才有实行的可能。”少年俾斯麦的信却是言之有物的，有甄别，信中常流露出一种傲慢之情，文笔带有很深的感触。菲尔绍的信全是临时的口头之语，由于他的官职起见，他答应不做那些在政治上捣乱的事，如同1849年3月间，俾斯麦剃去了胡须，改变装束一样的合乎情理。这两个人到了三十岁时都变成半路出家的政治家，那时的俾斯麦不过是一个二等的地主，而菲尔绍却已经是一个病理解剖学的泰斗，况且菲尔绍还是一个少年医士的时候就已因发表过多场有影响的社会评论而名声在外。此后俾斯麦从国家内部情形出发研究政治有十五年之久，菲尔绍却潜心研究纤维病理学；后者虽有些政治上的天赋，却最终败给了一个了解欧洲国情的人，其实说起来这也不足为怪。

    他们俩时常在议会里辩论不休，彼此都认为这样做其实是徒劳的。当两个极赋天才的人却为一些互不相干的事在极力地糟踏自己与国人的时候，真让人难以理喻他们到底是怎么啦！

    俾斯麦说道：“现在有一个人略微知晓一点解剖学，正面对听众口若悬河地发表演说。他在政治上对方才作演说的那个成员表示同情，私下里也与其人友好相处。然而对于解剖学，他却没有那位议员懂得多。在这些听众面前。这个演说家（辞令之妙也不如方才那位议员）可以很自信地说出几句关于解剖学的话。这个议员本来就是一位解剖学方面的专家，自然听得出这个演说家哪些地方说出了破绽，但是他要驳斥这许多破绽，是否只有在那些同样极为了解解剖学的听众面前才能将其驳倒？”

    菲尔绍说道：“我但愿宰相能够获得那些欧洲的许多外交家们都极为看重的很高贵的地位，如同我在我的专业中所获得的成绩与荣誉一样。他的政策是无定规的，有人称他根本就毫无政策……他可不晓得什么是民族政策，关于民族政策他一无所知。”

    俾斯麦反唇相讥：“我承认这位议员在他那领域中获得的地位，我也承认就此事而论他确实要胜过我。但当这位议员一旦抛弃自己所擅长的专业，且在未受过任何历练的情况下来侵犯我的领域时，我就要告诉他，就政治而论，他的见解我是并不看重的。诸位先生，我在想如果非让我说出口的话，那么我说我的政治知识要比他强得多，我并非讲夸口的话（众人大笑）。这位议员说我不懂得民族政治，我且将这民族二字删掉，反说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政治。据我看来，这位议员是没有任何一点政治知识的。”

    这两人的唇枪舌战如同两个戏子在化妆间里争吵，各人夸各人是如何如何的重要，是如何如何的受众人的欢迎。没有什么比俾斯麦与菲尔绍的争吵更让人感到小气和斤斤计较的。有一次菲尔绍对他人说，他认为宰相说的话是靠不住的，俾斯麦听说后勃然大怒，非要与其决斗，菲尔绍写信告诉俾斯麦说不想与他决斗，这一次的主动挑战是俾斯麦少年时血气方刚的最后一次发作，这时他已经有五十岁了。

    当他一旦大权在握、得心应手的做事时，建立起来的功业就更令人称道。西姆松这样评价他说：“这种政策是一个不是诗人的人在偶然间忽得灵感而作的诗歌。我们可以将俾斯麦比作是一个在绳索上跳来跳去的人，之所以有许多人称赞他，那是因为他不会从绳索上跌下来。如果我们对所有跳绳索的人都这样赞美的话，是不会合每个人的雅好的。”俾斯麦说：“我大可不必对雅好与正当这两个问题讨论。”

    他就是常常运用这种手段来对付他那些对头们，但是当他一旦要动用国家这个利器时，就显示出他是一个富有阅历的人，许多国家大事是可以用一些势力的因素来解决。俾斯麦认为冲突的最好结果就是运用独裁制的可能，其实是因为他并不想，或者说是不再去想二十五年前所渴望得到的皮尔或奥康尼的地位。像他那样的自信和他那样的把持政权，其实是一个独裁者的属性。所以当他在后来约有几十年的立宪政府的时候，他觉得不如那冲突不断的四年间做起事来那样顺手。凡是与民众权利有关的事他都是毫无顾忌的；他觉得同从前的猎熊一样，不晓得什么是危险。在“这样沉闷的国中如同普鲁士一般”还能有这样冒险的事，他很为自身暗暗庆幸。

    参政们的仇人们现在开始报仇了，从前没有哪一个政府元首像他那样在用人上如此劳心，因为无论是什么人，只要是他认为思路不够规矩的都被罢免。他一到任就立即开始清除那些在司法界和行政界有自由见解或是被怀疑为有自由见解的人，在最初的四年间，就有一千多名官吏被免了职。当进步党的议员替那些被免职的官员们求情，下一步该免职的就轮到这些议员头上。乡团的自由党军官们被罢免，市长、市政厅参议、彩票员、银行办事人员、公用的种痘人都被扣除一半薪水。司法界的官员们有的受了惩罚，有的被减了薪水，有的还被取消了养老金。

    最后他才开始集中力量对付报界。他学习俄国，颁布了报馆条律，比拿破仑的政策还要残酷得多。有一家报馆刊登了一篇抨击政府的文章，他认为仅让其停版几天难解心头之恨，他给这报馆列出种种罪状，责令让其永远禁止出版。当他做这些事的时候，都以所谓的道德的名义作装饰品，还要引据一些宪法的条文作扶助，以使“近年来由于党派或感情的潜入人心的并非出于自然的激动，将让步于比较安宁与较少成见的心境。”俾斯麦最后一招就是称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上帝和道德让他这样做的，这样君主就会相信他这样做也是比较合乎公道的。而且他也只有同样的解释才能让乔安娜满意，因为她的母亲还健在，这位老太太在精神方面的追求还是与从前一样，俾斯麦至今还记得这位老太太关于匈牙利革命给她女儿写信的内容，并且他也记得当初是怎样答复她的。他用不着以这样的借口来宽慰自己的良心，他看不起这许多人，只要他掌权，能驯服他们就足以让他十分满意。

    相对于自由来说，俾斯麦更热衷于权力，就这一点而论俾斯麦是一个德意志人。

    四、奥地利受挫

    整个德意志看见普鲁士国内的冲突都非常高兴，然而这种冲突却使政府的势力日益巩固。反动派的一些小邦们主要让议员们辩驳预算。博斯特将在萨克森，为民族之战而任由民间举行庆祝活动，并且任由少年的特赖奇克激烈的演说去鼓吹德意志自由，以激怒他那在柏林的同事们，维也纳显得尤其高兴。西摩林赞助一个立宪计划；勒克堡找出德意志问题的解决办法；有一个从前当过革命党的“平民”受到了绞刑，因他发展了一个为自由与正统主义的计划——用这个计划可以使奥地利与德意志在十分钟之内就可言归于好。

    哈布斯堡朝代的心脏开始跳动，这对那些革命的波兰人来说极为有利，那时他们看到俄罗斯与普鲁士正在订立同盟。1863年春天，波兰反对俄罗斯之所以得手，一是因为戈尔查科夫在俄都网络了一批亲波兰派，同时也是由于那些顺应西方自由趋势的使徒们，能够在民族自由的口号下，掩盖着他们反对俄罗斯的真实意图。拿破仑三世也对自由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因为法兰西妇女们都喜欢肖邦那激动人心的令人痴迷的爱情音乐。不久这件事变得很紧张，居然还有下最后通牒的消息，如同在1854年那样。也许在普鲁士的手中有最后的决定权。俾斯麦正在做些什么？此时他立刻同俄国皇帝订立了陆军条约，要夺取这个机会，紧紧地拖牢沙皇。

    英国大使对俾斯麦说道：“欧洲绝对不会让普鲁士帮助俄国。”

    俾斯麦很平静地问道：“谁是欧洲？”

    “诸大邦们。”

    俾斯麦接着问：“诸大邦会联合起来吗？”大使不作声！俾斯麦花了十二年的工夫才想出这种局势，这个局势在三次重大的危机中会导致相同或相似的联合。他会在晚上花好几个小时细细斟酌所写的一百多篇提要、报告与书信判断这种局势会出现的种种可能。现在他就如同一个象棋国手一般迅速、果断、自信地施展他自己的布局。

    自由党在议会中大叫道：“俄国人宣战，我国的政府却不顾四五千万英里的面积会遭受战事摧残！普鲁士人罕有为这样的一宗政策而流血！我们被卷入以人为猎的惨事中去，这种牵累是何其的无谓，这会令全欧洲所厌憎！”当特韦斯腾、沃尔德克及菲尔绍等发表这种演说时，俾斯麦就会很客气地问：“一个独立的波兰，肯不肯让他的邻国普鲁士得了但泽与杜伦……不惜将国家利益让与别国，这是一种政治上的疾病，是德意志所独有的。”

    这两句话使这两件事形成鲜明的对比，就外交而言，俾斯麦是正确的。他所要做的事，反对波兰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与俄罗斯亲近。一个中兴的波兰很可能与俄罗斯及法国联盟以危及普鲁士。但是如果普鲁士不让俄罗斯对波兰担忧，并给以一定的帮助，亚历山大就难以在当普鲁士与奥地利作战时帮助奥地利。俾斯麦很便宜地就会买到俄罗斯的友谊，他的办法并非要付出一场战争的代价，或者是任何流血，不过是签一个字，被波兰商人仇恨罢了。他从华沙接到一封宣布他死刑的信，是装在一个盒子里用黑白带子捆的，另一封是从巴塞罗那寄来的，上面这样写道：“革命宣传委员会，已传你到堂接受审判。委员们一致同意定你死罪，决定于下月第一个星期内执行。”

    俾斯麦一生不知畏惧为何物，这是他武士精神的最好体现。他就是这样勇往直前、孤身一人、坚定不移地向着目的地前进。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他就无法将两院的恐吓、君主的疑心、王后对他的反对、诸朝廷的恶意攻击、许多大使的阴谋、外国革命党给他定的死罪，还有不久就要发生的狂妄理想派的手枪事件，这诸多障碍置之不理。假若他的根基并不稳固，假如他所做的事都是错误的，他的胆识过人仍是德意志人文官的榜样，也是诸多有胆量的人的模范。在他以后，许多领袖及诸王侯们皆因缺乏这种胆量而变得悄无声息了。

    维也纳讲阴谋，波茨坦讲胆量，如今维也纳的人们倾向于虚张声势的恐吓，当他们那些日耳曼兄弟狂怒咆哮时，奥地利的大臣们打定主意对此付之一笑。当他们读到俾斯麦的计划时，他们已经开始微笑了。俾斯麦到任不久就曾对克罗来伊说道：“我们两国的交情，不是变得更好就是变得更坏，这一点是在所难免的。普鲁士是愿意我们的交情变得更好，但是如果贵国的内阁却不愿迁就我们，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别的可能，并为之作准备。奥地利能够选择或抛弃它现在的反对普鲁士的政策，或抛弃一宗有名誉的条约的观念。你要相信我们，我们更想保护你们。你们若是不理睬我们的话，不理睬我们的想法与期望，那么我们想要做的事就是使你们相信，你们的选择必定是大错。”自从腓特烈少年时代以来，还未曾有过一个普鲁士人对奥地利大使说过这样的话。虽是如此，这位克罗来伊骨子里还是极为称赞这位宰相的，况且他是个匈牙利人，犯不着做这无谓的争吵，所以他很客气地以问作答，说道：“我们在什么地方找赔偿？”

    “最自然的办法就是你们把重心移到布达佩斯。”俾斯麦用一句极其聪明的话就把这位伯爵的嘴给堵住了，因为克罗来伊是个比较好的匈牙利人，必然存在着这种想法，只不过不好说出来罢了。不久之后，俾斯麦又对另一位维也纳派来的大使说：“我绝对反对用兄弟们‘自相残杀’这个字眼，我所承认的唯一政策就是一种不调解的政策，一拳对一拳，重重地击打。”这种话传到维也纳去会产生什么效果呢？维也纳的大臣们微笑着说：“那个人得了很重的精神病。”

    奥地利的策略就是要更换德意志联盟的形式。要设立五个总理，以奥地利为正主席，普鲁士为副主席，此外还要设立一个无权力的代表议会，由德意志诸议院选派。当俾斯麦以退席进行恐吓时，奥地利并不占优势。现在奥地利开始提议宣召全部的王侯，然后在法兰克福召开会议，这样一来，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威风提高了一些。“我们都是上帝恩赐的王侯们，一切将由我们来商定。”弗兰茨·约瑟夫忽然拜访威廉。在加斯泰因作他的贵客，难道来加斯泰因拜访老年人来挖掘矿泉吗？他提议成立一个帝国议院。议院有王侯们的议院，还有一个人民的议院。奥地利皇帝请普鲁士王跟他同去王侯们的议会，这个会议很快就要在法兰克福召开，其他王侯们也已经应邀赴约。老王威廉很想去赴会。这令弗兰茨·约瑟夫很是高兴。

    可惜这位很让普鲁士王痛恨的宰相，即使是在奥地利的山中，也不肯离开老威廉半步。俾斯麦晚年时写道：“1863年8月2日，我正在加斯泰因，此刻我正坐在一颗松树底下，在我的头顶上有一个长尾白头翁的鸟巢，我手中拿着一块表，正在计算一分钟内这两只白头翁会捉几次虫子给小鸟吃。当我正在冥想这种鸟会有何用处时，突然看见山溪对面威廉正一人独自坐在板凳上。”他回家后就看见君主来了一封信，让他去讨论奥帝来访一事。“这真是太迟了，假若我少花点时间去研究那些自然景物，早一点看见君王，那么奥帝的提议在他的心里留下的印象自然是不同的。”

    “首先，他未曾看到这样的突如其来的邀请，这样短期的邀请实际上是毫无礼貌的。也许是因为奥帝的提议，这就意味着诸王侯的一致同意，所以威廉老王会觉得很高兴。伊丽莎白皇后也逼我去法兰克福，我回答说：‘假若君主决定要去的话，我也会同去，替他做些事情；不过这之后我就不再回来当宰相啦。’这位王后对于前途显得很没信心，不再劝君主反对我的见解，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将君主劝住不再去法兰克福。当我们到达巴登的时候，我心里还想他一定已经相信我的见解了，不料一到巴登，萨克森王就以全部王侯的名义再次请君主赴会。我的君主觉得难以再次推脱，他屡次说，有三十多位在位的王侯们——还派了一位国王来当信差！’……我费尽了力气，弄得满头都是汗水，最终才劝住他。他躺在榻上，不由得流出了眼泪。我为了使他坚定地拒绝到会也使出了浑身解数。这时我已精疲力竭，差点就站不起来了。当我走出那间屋子时，身子晃得很厉害、脚步不定，精神状态也乱得很。当我从外面开门时，竟把门把手给弄断了！”当他将这封信交人送走时，将一个盛有玻璃盅的盘子打落在地。“只有这样，我才能释放一下自己！”

    这样一来，俾斯麦与威廉的冲突就在所难免了。俾斯麦拿话来恐吓伊丽莎白的母后，说君主简直一点也看不出来奥地利是在讨他的便宜。俾斯麦慢慢地使他明白过来。当普鲁士的宰相正在观察那一对长尾巴的白头翁时，他一半是个自然科学家，另一半却是个手握大权的执政家。当他正在算计小鸟们要吃多少只小虫子时，君主却正在与奥帝商谈。四个星期之内（倘若弗兰茨·约瑟夫称了心愿的话）威廉又会在德意志诸王侯中坐在第二把交椅上。老王威廉因为他们派了一位君主来当信差请他赴会，他却不得不推辞，所以难过地流出眼泪来。就连俾斯麦这位铁打的人，虽然劝说君主成功，却也累得了一阵子的精神病，且必须打碎点东西才能够呼吸。一个是世袭君王，一个是宣誓效忠的大臣，现在他们两个人开始构建一座宏大的德意志大宅，眼前却有许多障碍，好像他们永远都不会成功。

    这就是奥地利要在德意志仍坐第一把交椅的最后一次尝试，随后就发生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事件。

    五、普奥战争

    当普鲁士军队侵犯波希米亚的时候，俾斯麦极力鼓动捷克人起来谋反。他贴出一张告示，上面对“光荣的波希米亚居民”说，如果普鲁士军队获胜，“时机对波希米亚人与摩拉维亚人来讲会更加有利，他们就会如同匈牙利一样，按照自己的民俗所欲行事”。

    当时多数的德意志王侯都出兵帮助奥地利，普鲁士退出了德意志联邦会，对黑森拿骚、汉诺威、萨克森等邦下最后通牒，限其二十四小时内打定主意。在这些天里，俾斯麦请一名记者吃饭，这名记者是从伦敦来的，他们以前并不相识。他们在一起聊了很久，说了些俏皮话，讨论巴黎的旧事，俾斯麦故意做出一副很神秘的样子，这位客人当晚就给巴黎发电，详细描述了这次相会的情景。在下最后通牒的那个晚上，俾斯麦同英国大使在外交部的花园里散步。他谈起阿提拉，说他当天晚上是为了德意志而找着他。“说到底，阿提拉是个伟大的人物，他的伟名要超过你们下议院的约翰·布莱特！”当钟敲十二下时，他掏出表来看，说道：“这个时候我们的军队正在开进汉诺威与黑森，这次战斗同以往相比会更加激烈，也许普鲁士会打败仗，但是你绝对可以相信我们的军队会奋战到底。假若我军失利，我将不会回来，我将战死在最后的一次冲锋陷阵中。一个人终将一死，若是战败不如一死了之。”

    两个星期后，消息传来，普军已大获全胜，现在普鲁士人的心境与以前相比也大不相同。自上次那个理想派的刺客暗杀俾斯麦未遂自杀身亡后，有许多人暗地里用桂叶装饰死者的尸体，以示哀悼。假若俾斯麦被刺死在菩提树下大道，想必不会有这么多人怀念他。当时有人还私下里编了一本小册子，册子里画了一个表情骄矜决意复仇的人，面貌酷似威廉·退尔，正举枪欲射俾斯麦，本来可以将俾斯麦杀死的，不料这时有个魔鬼出来干预，站在这两个人之间说：“他是我的！”如今六个星期后，情形却大不相同。成群的人挤拥在宫门之前，大声欢呼他们的君主。这位君主在三月间的那几天却要逃出来躲在一个小岛上。君主站在罗恩与俾斯麦之间。向他的人民表示感谢。当俾斯麦要坐马车回家的时候，许多人却将马卸下去，甘愿以人代马抬俾斯麦回去。千万人聚在他家门前，其中有一人善意地喊道：“我们欢迎这位军长在外交战场上的胜利。”俾斯麦同他的夫人站在窗口同人民说话，他居然这样说：“君主的所作所为显然是很正确的。”他的话尾被一阵雷声淹没了，他大声喊道：“上天开炮恭贺我们了！”这样自大的话不久全城的人都知道了，要想了解俾斯麦的为人，有这几句话足以胜过任何别的宣传。

    俾斯麦向来不求讨好群众，今天他的地位使他更加瞧不起他们。他正在寻求较为稳固的基地以解决冲突，他决定重新进行选举。在前方开火第三天，他传反对党的两位首领前来商讨有关事宜，特韦斯滕曾在下院发表演说而与俾斯麦不合，如今他也跑来见他的对头俾斯麦了。我们可以相信他是怀着一种普鲁士人的信服精神，在国家危难之际前来与宰相相见的。虽然花了好几个小时才见到宰相，但特韦斯滕还是比较满意。俾斯麦同时召见的还有自由党成员温鲁，他们一起共同探讨国家新局面。俾斯麦同温鲁谈话是在花园里，在夏夜清凉的时候进行的，因为俾斯麦白天没有时间，温鲁只是谈到了宣言，并未说什么立宪政府的话题。俾斯麦听后激动地说：

    “人民通常认为我什么事都能办得到，然而他们却不知道我为此会付出多少努力，这一切有谁能体会到？我不可能劝君主做一切我所想做的事，但是人们却常常以为我能够做到这一点。君主接着就会说：‘这篇宣言与宪法同样不好’，按着这样说，一打过仗之后，他们可以裁我的军队！这是做不到的！”

    这并非借口之词，俾斯麦对着这两个人很率直地转述了君主的话，这就表明他同威廉明争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温鲁说：“我们现在的局面很像七年之战之前的普鲁士的局面。但是，我是很尊敬君主的。”

    俾斯麦说：“局面虽相似，但在位的君主却不同，我们仍然要尽我们的能力去做……我居然能够劝一位普鲁士君主召集一个德意志议院，我觉得很得意。这样的一种政策却不是发一番空论。要决定几条议案空话是靠不住，要五十万士兵才能解决。我们要同匈牙利、鲁西尼亚、斯洛伐尼亚打仗，并不要同兄弟们打仗。”

    温鲁说：“人人都很诧异为什么宫门上还挂旗。”

    俾斯麦说：“我问过君主几回，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君王听后很不高兴地回答我说，什么时候动手他自己会做出决定，所以你就知道我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去做事。君主快到七十岁了，王后又常常反对我。”

    温鲁说：“我们若是打败了，将会发生什么事？”

    俾斯麦说：“那时候君主将会退位。”

    这几句话如同炸药一样，表示他如同一个游泳的人，一旦跳下水后就不得不用尽全身气力。现在如何暂且不管，最要紧的是要游到对岸。他和温鲁的对话很简短，但短短的几句话他就几次说出了君主此时此刻的心境。他十分清楚温鲁会把他说的话告诉别人。他也知道打败仗对他不利，君主退位也对他不利。当太子对他说有打败仗的可能性时，他也是凶狠地回答道：“倘若把我判绞刑，那又算得了什么？倘若那条绞索把你的君位捆在新德意志之上，捆得越来越紧。那就够了！”

    出兵三天后，俾斯麦与君主一同来到离柯尼希格雷茨不远的一个山顶上。此后，最令人关注，令人同情的是打败仗的司令官布涅得克的命运，法兰西皇帝会对他耍一种很不体面的把戏。普鲁士这次能打胜仗，全仗着太子的师团恰到好处地接应。乔特尔写道：“俾斯麦骑在一匹栗色大马上。他穿着灰色外褂、戴着钢盔，他的两只大眼睛放射着光芒，神色非常怪异，令我想起了小时候听说的从冰冻的北方来的巨人！当俾斯麦骑马从大批阵亡的将士尸体中走过的时候，俾斯麦突然变得很有人情味，他低声对乔特尔说道，‘将来有一天，赫伯特（俾斯麦的儿子）也许这样横卧在沙场上，想起来令人心痛。”

    当炸弹四处炸裂的时候，他哀求军长们把君主请出火线之外。但是哀求也没有用。罗恩回答说，君主喜欢到哪里就到哪里，他们无权干涉。“军长们都很迷信，他们既然是军人，就不会对君主说危险。那时候我只是一名少校，他们把君主送到我这里……我的身边就有十个披甲骑兵和十五匹马正在血泊中翻滚。”他跑上前对君主说：“如果你在这里被炮弹打中，我们打胜仗的欢乐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请陛下赶快退出战场吧！”君主随后慢慢地向左走了，走到了一条大路上，不久就被几个山头遮住，远离了敌人炮弹的射程。君主时年已有七十岁了，有五十多年都未曾见过战争了。俾斯麦劝说君主走开，为的不止是一个原因。他也许想到了前君主腓特烈·威廉的怯懦；倘若现君主中弹而死，他就想到了继位的人；他也会想到上帝，因为战后，他给他的夫人写信谈论君主一事说道：“我宁愿君主像这样，不愿意他过于小心谨慎。”

    当敌军开始做出让步的时候，他骑马过去问毛奇：“我们已经抓住了手巾的一角，你知道这条手巾有多长吗？”

    “不知道。至少有三个师团。也许是敌人全军。”

    打胜仗之后，有一位副官说了两句话很能总括俾斯麦的问题：“大人，你现在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假使太子接应得太迟，你就会变成一个大光棍了。”俾斯麦闻言后并不怪罪他，反而仰天大笑。

    第二天一早，消息传到了罗马，教王与大臣们大声嚷道：“世界要毁灭了！”此后，普鲁士变成了当强盗的维克多·埃马努埃尔的同盟。就在开战那天，普鲁士公开选举了一百四十名守旧派议员。第二天，俾斯麦同太子商谈战事。君主力主和平。俾斯麦要成立北德意志联合会，来推进德意志统一，这个计划在他心里已酝酿了很久，他希望太子协助他办成这件事。虽然意见不同，他们却合力办事，立了奇功，两人都深为感动。这次奇功使他们亲近了许多，以默许的方式和解了两人的矛盾。太子亲赴俾斯麦的宴会，这是多年来俾斯麦第一次宴请太子。

    经历这场战争，俾斯麦有机会看清了周围群众的真面目，他说：“我们的群众很有胆量、安静、服从命令、守秩序；他们无论对什么人都很和气，不掳掠不焚烧；他们很信奉、畏惧上帝。”在信中他对夫人说这完全是真实的，是他亲眼所见的。在他看来这番话好像是说他的农人们如同慈心的乡绅，他们敬畏上帝，才使他们身上产生诸多美德，他虽为平民的美德所感动，但与他们其实仍是格格不入的。他虽贵为宰相，却并不为自己要求特殊待遇。柯尼希格雷茨战后第一夜，他所睡的地方“不过比粪堆略好些，四周都是伤兵”，后来一位公爵把他带到稍好些的地方。

    军长们常让俾斯麦生气。当他一言不发时，军长们反而发号施令。为此他觉得很难以忍受。有天晚上，一位军长喊醒他，说君主要早上四点钟骑马出去看一场小战斗，他在床上大怒，气冲冲地嚷道：“这必定是你们过于热心，想布置一种后方的小战，在君主面前出风头，所以不让我睡觉！”有一次刚打完胜仗，他就给他夫人写信说：“倘若我们不过于苛求，倘若我们不相信已经征服天下，我们会缔结和约。我要拿冷水浇发酵的酒，让人们明白不是我们独居欧洲，还有其他三个强国怨恨我们、妒忌我们！”

    俾斯麦把注意力紧紧盯在欧洲时，军长们挥动着军刀，要进攻维也纳。在琴尔纳霍拉召开的那次军事会议上，俾斯麦到得较迟，君主把新闻告诉他，大炮在两个星期内可到，大炮一到，就向维也纳进军。俾斯麦听后浑身发抖：“两个星期！”他只是个少校，肩章既无宝星，也无一道红线，他说此话时军长们对他冷嘲热讽。他劝告君主不必攻打维也纳，不如向普勒斯堡进发就从那里渡丹努比河，敌军走东面就会处于不利之势，不然就要退入匈牙利不战而自动放弃维也纳。君主看过地图后，大加赞赏俾斯麦的战略。后来俾斯麦说：“他们虽采用我的计划，心里却不甚情愿的。我最担心的就是将来与奥国相冲突，要避免发生难堪的记忆。普鲁士得胜之师一旦进入维也纳，会很伤害奥国的傲气。当时我与腓特烈大王的想法一致，即使将来有战事，也要守护好此战所得的地盘。同奥国开战后，必定要同法国打仗，这是历史上所不能避免的事。”

    几天后又在布隆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提议与维也纳讲和。俾斯麦当面劝谏君主：“倘若敌军放弃维也纳而退入匈牙利境内，我们一定要追击。只要一过多瑙河，我们就不能与后军相接济，最妙莫如向土耳其都城进军，建立一个新的拜占庭帝国。”俾斯麦睿智镇静，表现出天才的雄志大略，挑起战争的是他，催促战争的还是他，然而打过一次胜仗后，他却浅尝辄止，收兵待命。因为此时新的一场战争就要爆发了，这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战后十日。他打定主意同奥地利“不索战费，不割土地”讲和。军长们血气方刚，要向维也纳进军。俾斯麦少校找不出一条更好的方法来，他是一位有智谋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位军事战略家，同时他又要实行他的计划以免得君主不高兴（君主是军人）。当军长们告诉君主说俾斯麦少校无精打采时，威廉有点不高兴。俾斯麦这位政治家只好另想办法。

    由于法国的催逼恰在柯尼希格雷茨将战之时，维也纳被迫答应把威尼斯献给拿破仑三世，只要他能阻止意大利进攻。法兰西皇帝却不愿干预他国的事，只愿给双方交涉，他对普鲁士的波希米亚大营献策，法兰西愿在中间调和。俾斯麦听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立刻答应：不要奥地利的东西；由戈尔茨在巴黎处理德意志问题。他说他预备对这个“高卢种”发一个汉尼拔的誓。这时巡哨兵已与巴黎交换过电报，危险似乎已不存在。俾斯麦的目光不仅仅局限于此，他要称霸欧洲，然而他却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庞大的权力出来干预他了，他就是普鲁士王！

    威廉尝到了打胜仗的甜头。再加上将军们怂恿，这位爱好和平的君主对土地也贪得无厌了。他对俾斯麦说：“请拿破仑三世做调停人，普鲁士要做德意志的领袖，要赔偿军费，要夺取他们的土地。”这就是威廉向巴黎所放出的一箭。但是俾斯麦从他自己的箭袋里取出第二支箭放了过去，他让大使把详情报告给拿破仑三世。

    拿破仑三世被大臣们所逼迫，“很动摇，很灰心”，他做错了一件事，以后怎么办呢？奥地利与萨克森是一定要保存。法国反对成立一个德意志帝国，在他看来最要紧的事就是仍使南北分离，无论怎样，至少也要做到表面上的分离。沙皇想乘机染指，要分享异味并提议开会商谈。这更使拿破仑三世雪上加霜。此时“瘟病”蔓延欧洲，内阁们得了割地热病，普鲁士军中传染病流行，霍乱病并未能阻止战争的爆发。

    同奥地利讲和，是早晚的事。“因为贪图小便宜，而阻止和谈，是我所不愿做的……”贝内德蒂的论调又出现了。他开始说：“我不能接受正式宣言，无论怎样，我们都可以坐下来商讨。普鲁士打胜仗却也不能割地，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密切注视普鲁士在比利时的行动。”贝内德蒂给巴黎打电报商讨让步，双方同意了。1866年5月27日，和谈会议在尼科尔斯堡宫召开。

    普鲁士的将军们打了胜仗，不肯就此罢休，君主受他们的鼓动，也反对俾斯麦和谈。这是俾斯麦一生最为关键的时刻，他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在军事和谈会议之前；要完全独立地做出历史性的决定。他平生第一次拥有这样的高度历史责任感（四年后在凡尔赛宫，他已不能自己独断专行）。这次与奥地利打仗，他是孤立的。假如他与君主和军长们妥协，他可以递一份报告以保护自己，必要时，还可以上书辞职，这样可以保护他的名誉。但是他必须要照着自己的意志办事，一切后果均由他一个人负责，他十分清楚唯有成功，国人才能饶恕他。

    这时恰逢俾斯麦患病，他无法穿蓝色军服，挂刀摆出威严神色来，只好穿着陆军便服在屋里养病，君主与军长们早上骑马回来，他只好在憋闷的病房里接待他们。他坚持自己的主张，并列出好几个理由。军长们提议乘胜长驱直入，君主对此大加赞赏。俾斯麦彻底孤立了。他的大脑已连续工作几个日夜了，精神都要崩溃了。他站起来一言不发，走进卧室放声大哭，不久军事会议就散了。

    他最后一次受到这样的感动，是在十七年前，那时候他在作演说，他对议会所说的最后两句话是“我们走的这条新路，如果能统一德意志，我将对发起人表示衷心致谢。但现在还不能够……”俾斯麦为此已奋斗十七年，他从长远利益、多方面、多角度地来看待这个问题，正是他解开了一个结，又系起来，又解开，不以一个单独观念为目的，也不从一个单独的思想为目的。

    议会这块拌路石被一脚踢开了，他的国君却挡住了路。十七年前，君主禁止他镇压革命，他献计用更大的力量！那时国君是一个懦夫，后来成了疯子死去。后来威廉继位了，他既不疯又不懦，却非常讨厌打仗。他在还未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却突然产生了霸占土地的念头。俾斯麦这时已成了百病缠身的老弱文官，君主和将军们不把他看在眼里。事实上俾斯麦是这场战争的发起人，他们原应该感谢他才是。此时这位老政治家不再发表任何激情的抗议，也不再以辞职来恐吓他们，只是一言不发地走去，不想听见、看见他们。如同十七年前那场大哭一样，这绝对是一幕杰出的古典悲剧。

    君主疑惑无主，站起身来，将军们也跟着走了出来，俾斯麦正哭着，听见他们出去的声音，凭他灵敏的外交官的感觉，他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提起精神把和谈的理由详细地写下来，并附了一条要求，若不听取他的建议，请君主让他辞职。第二天他拿着这件公文去见国君。在前厅听说霍乱病已在军队蔓延。他早预料到吃了水分少而熟透了的鲜果，匈牙利、奥地利将大闹霍乱。他劝告君主，奥地利若受重创，将与法兰西、俄罗斯联兵共同对付普鲁士，这就给奥地利留下一个空子，将为它新的革命开辟一条路。他再一次阐明，普鲁士用不着德意志的奥地利，拿德意志的奥地利同普鲁士混合起来，是不可能成功的，不能拿奥地利当做柏林的一个藩属来管辖。应赶快做出决定，不要让法国先下手为强。

    君主说这些考虑还不够，一定要奥国割让西里西亚，再从其他德意志诸邦取几块零碎土地。俾斯麦对此竭力反对，他警告威廉千万不要分割那几个城邦，不要听几个靠不住的同盟的话。威廉不过是一个陆军的军官，他不肯让获胜的军队中途停战，但他又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反对俾斯麦，只好拍拍他的肩膀说：“那个首犯，必须惩罚！至于那些被他误导而走错了路的，可以从轻发落。”

    俾斯麦对此不以为然：“开庭审判不是我们的分内事，我们只管德意志政策。奥地利同普鲁士争雄，就如同普鲁士同奥地利争雄一样，我们可以理解。我们要办的事，是以普鲁士王为首领而成立统一的德意志，或者先迈出一步，走向统一。”俾斯麦从前从未说过这些超越民族的公道和创业道理的好话。八百万德意志人属于一个国家已经有千年历史，现在俾斯麦要阻拦他们，反对对立与分裂。俾斯麦挑衅奥地利而引发战争，现在他最想做的就是治疗伤口，他不要土地，不要赔款，只想建立起性质相同的一种合于理性的联盟。他排斥过分依赖武力，他看重仔细地打“算盘”。俾斯麦唯有在尼科尔斯堡，唯有在这个地方，才走近二十世纪的政治思想。

    反对俾斯麦的是生于第十八世纪的威廉，他为不明白俾斯麦的意图而感到十分生气。“我再往下解释也没用，他已听不进我的话了，我只好走开。”俾斯麦出来后，最先想到的事是入伍当军官，利剑在手，继续打他以为很糊涂的仗。这想法至少可以证明他并不是没有勇气。走回去后他又觉得很难受：“不如从窗子跳下死了完事。这时太子推门走了进来，他把双手放在我肩上，轻轻地说，‘知道我原本反对打仗，要打仗，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你若感到已经达到目的，要讲和，我愿帮你同父亲讲话，做你的坚强后盾’。”

    不到半小时，腓特烈回来了，他神色镇定地说：“我们辩论得厉害，父亲终于答应了。”太子这样帮助他的对头，对俾斯麦来说是一件很光彩的事，他在俾斯麦的奏书上批道：“两军相抗，相持不下，危急关头，宰相把责任交付给我，我暂且找不着人替代他。我儿子与宰相意见相同，我很难过，却也不得不听从他们。”

    这件事很像一幕诙谐剧：老头子很想跳舞，医生不许他再跳，并拿不再医治来恐吓他。他找不出另一个医生，别无所措，只好接受儿子的劝告，他对乐队点点头，优美婉转的音乐戛然而止。

    六、政治远见

    尼科尔斯堡危机过后一星期，在布拉格开往柏林的火车上，君臣两人又开始了斗气。俾斯麦不许君主惩罚国外的仇敌，君主说即使不能惩罚国外的仇敌也要惩罚国内的。这时与俾斯麦斗争了许久的极端反动派。蜂拥而至，他们要推翻宪法，至少也要修改宪法，换句话说保守派的议员们逼迫君主动手拔去新当选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自由党的牙。

    俾斯麦反对这件事，他对此高瞻远瞩：“不满于打胜仗的德意志人要离开专制的普鲁士，几个新省会投入反对党的怀抱，我们就要进行的是一场征服普鲁士的战争，但普鲁士的民族政策束缚了我们，早已走不动了。”现在人们看重宪法，政府做了不合宪法的事，按照英国习惯，应求民众议会免除追究其责任，此时俾斯麦仍用当初回国时说的这句话来劝告君主。

    打了胜仗还要让他们请罪，君主是不是将俾斯麦当成了懦夫？他为此愤愤不平：“我不会承认我做错了任何事！”俾斯麦指出：“政府与君主按照这种关系来处理问题，确是办得对。所谓要求就是要求承认这一层。这是一句颠倒的话，但是君主也只能懂这样的话。而且这句话必定会加在君主的诰敕里。”俾斯麦回忆说：“时间是很紧迫的，在君主的诰敕里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我很小心谨慎地说给他听，觉得很疲倦。屋里有三个人，君主、太子和我。太子并不是诚心帮我，但他脸上的神气却表现他的见解同我一样。这是为了报答我对他父亲的态度。后来君主很不情愿地让步了。”

    四个星期前，太子还是俾斯麦的仇敌，是君主的对头，现在太子将不反对议院免于对其的追究，他的父亲知道他是一个自由派，但是他却示意给他的仇敌，他就是这样逼着俾斯麦站稳脚跟的。不久，俾斯麦在议会发表讲话：“我们要讲和，要同他们合力解决眼前许多困难。关于这件事，我绝不履行宪法允许之外的权力。”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听见有这么多人对他持赞同的态度。他绕了许多弯子，接着说，“我们目前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军队建立的功绩不过增加我们的赌本，与从前相比，我们一旦输了，就会输得更惨。诸位先生，我们的任务是保持全国一致，事实上和表面上的一致。你们的眼光要放远一些，留意一下国外，千万别忘了我们必须同心合力一致对外！”这掷地有声的金玉良言赢得众人的声声喝彩。议院也因此而放弃权利，不再因为政府的行为不合宪法而弹劾政府。

    几个自由党的领袖如拉斯克与芬克等都赞成不必追究。这是俾斯麦预料之中的。他竭力使自由党分裂，但是在这时，极端自由党同君主一样，不知道这次不过是开了个玩笑。沃尔德克说：“我们抗议，反对政府不承认我们的奋斗！”菲尔绍也发表意见：“我们要谨防对成功搞偶像崇拜！”“政治实在是实用哲学。”俾斯麦说，“政治是一门次好的艺术”。倘若在这种艺术中，只有打胜仗才能办到，那么政治就是崇拜其能得胜的诸多宗旨。柯尼希格雷茨用大炮解决的不止是权力与自由之间的争论。当一个副官骑马跑上去，对俾斯麦说：“假使太子接应得太迟，你现在就变作极大的光棍！”这时，岂不标志人们开始崇拜成功吗？

    十年后，许多事情都成为历史，俾斯麦当着菲尔绍的面承认：“十年前众议院毅然决定他们自以为是的事，我很敬重他们，你那时不知这种政策的目的，我也不能证实这种政策的效果。即使我能够告诉你，你也可以回答我说，‘与外交政策相比，我们更看重宪法’。所以我并不想责怪任何人——有时在争吵得非常激烈的时候，我虽然责备人，其实是并非我所愿的。”

    只有这一次，议会的风向变了。在议院与在朝廷的所有保守党都很愤怒，他们一致要求在和约还未签字前，应多占些土地。现在到了最后的关头，君主要在奥地利夺回从他手中抢去的东西。一年前，君主曾在兴勃隆宣布他在什列斯维希并无什么权力，三个月前，他祈祷上帝，求上帝答应他打仗，胜利后，他居然对罗恩说，“这次胜仗使我立刻想再打一场。在东西几省之间还有空隙，我们一定要把汉诺威与选侯的黑森取来‘打成一片’，符腾堡既然已经把霍亨索伦的小领地侵吞了，我们就要从他们北方取一块土地，归人普鲁士的版图，安斯巴哈与拜尔雷特原是属于我们的祖先的，无论怎样牺牲，我们必须要取回来！”

    俾斯麦骨子里虽不反对君主，却反对另外一些人和事。巴登人跑到柏林买卖市场来证明强大的巴伐利亚能够阻止德意志统一。巴登人声称只有一件事能够永远和平，那就是在南方诸邦形成势均力敌的态势：从巴伐利亚割一块地给巴登。巴登人走后，黑森人跑来，要求割巴伐利亚一块地，以赔补黑森所让出的土地。巴伐利亚大使诉苦道：“倘若普鲁士要汉堡，查理王妃是会哭泣的。”君主党俾斯麦辩驳说：“假若我们那些在柏林的人们会让王妃烦出眼泪来，那么我们什么东西也得不到。”

    俾斯麦对付南方诸邦还是相当客气的。他把他们当做将来后宫里最可爱的佳丽，首先要同他们亲近。他说：“我并不管感情和家庭关系的，我也不要做这样的差使。君主可以将这件事交给负责公众礼拜与教育的大臣管理。”他最初要巴伐利亚使臣赔款割地，等到已经使这个巴伐利亚人极度灰心了，才转告他们：“你可以同我订一个不必割地的和约。”

    “既然这样。你要什么条件？”

    “只要你立刻同我签订攻守盟约。”巴伐利亚使臣听到这句话，高兴得一下拥抱住他，差点流下泪来。俾斯麦与巴伐利亚使臣的这次私下会谈只有两三个人能在公文中看到此次会谈的结果。当把这些公文锁在他的铁柜里时。他感到十分高兴。

    在西方天气喜怒无常，瞬息万变。1866年8月，拿破仑三世的态度忽然变得强硬起来，要求恢复1814年的边界，俾斯麦也改变了态度，他对贝内德蒂说：“你若苦苦相逼，我们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讲和，我们不会在德意志民族中独断专行，甚至把南德意志交给奥地利，或再承认联邦议院。我们会马上联兵，用八十万军队到莱茵河夺取阿尔萨斯。我们两国的军队已经开始交战了，你的军队还未行动，你还是权衡一下利弊！”他终于吓倒了法兰西人。但是在1866年夏天几个星期，这种局势还很不稳定，巴伐利亚宰相赫因罗厄相信俾斯麦提议“割一部分巴伐利亚的土地让给拿破仑三世，君主若不让步，普鲁士就会与法兰西打起来”。随后，法兰西从侧面同普鲁士协商，要同普鲁士联盟灭掉比利时。戈尔茨居然赞成这个办法。九月初，他在柏林处理这件事足足花费一个星期。在这段时期里，俾斯麦四处尝试。俾斯麦假如没有预知这个新的拿破仑朝代有点不稳固，也许会答应这种方案，无论怎样，他不要口头的承诺，而要写出书面的提议。他请贝内德蒂起草一个条约草稿，里面明确地说明法兰西要据比利时为己有。等到极其不利于法国时，他就会从铁柜里把这个草稿拿出来。

    他把法国人视为掌中之物，等到布拉格方面签订和约，等到德意志联盟成立，战败国奥地利不仅要承认割让三个德意志王侯的土地，并且要解散德意志联邦会，还要承认美因以北成立一个新联合，此外奥地利还必须答应：在这条线以南诸邦，一定要联合，与北德意志联盟的民族合并，任由这两个联合达成一个契约，南方的联合必须在国际上占有一定地位。

    这就是在尼科尔斯堡的好斗的政治家的目的——不是割地，不是赔款。十二年前他曾写过：“奥地利是一个外族”。现在奥地利要在全世界面前承认它是被排除在德意志之外的。

    打过仗后，威廉要特赏他的宰相。俾斯麦已经是一个伯爵了，他还要什么？他已经有了军长的军衔，还有四十万元钞票。“发动”既是“打仗”的美称，“免去追究”又是“恕罪”的美名，“津贴”就是“赏钱”的美名，可惜俾斯麦这时候精力用得太快了，累得几乎要生一场大病，不能享受这笔赏赐。当胜利凯旋的军队进入国都的时候，俾斯麦骑马跟在君主的身边。威廉和他的将军们都被太阳晒黑了，却比出发时显得更有精神，俾斯麦却不同，他面无血色，好像是刚从病榻上爬起来。他知道自己身体衰弱，精力不支，他伤感地说：“我最好是辞职，我知道我曾为国家做过许多好事，我应该辞职，把这种印象流传千古，我怀疑我有没有精力去做以后要做的事。”

    乔特尔劝他说道：“你不如在里维耶拉过冬，你的精力不久就会恢复。”

    “波美拉尼亚的妇女临产的时候，会说：‘现在我必须面对危险’，到了明年春天，国人的得意心境基本上淡漠了，我若不把国事交给别人，就得自己辛苦去做。我又不知道找谁接替我职位，只要我的精力复原，还得去担负艰巨的任务。现在我还不如去波罗的海边住几个星期。”

    一进入国都后，俾斯麦就走开了；在普特巴斯，俾斯麦病倒在一家小客店里，有几个朋友们把他带回家去。他的夫人闻讯急忙赶来，只见他愁闷无神，像从前得了静脉炎一样。她写道：“政治使他忧愁、发怒，如果他安静不动，看看蓝天、绿田、翻翻图书，会康复得很快。”

    他远离家庭躺在病榻上，如有人提起有关他的事，他不是哭就是骂人。这时国人正赞美他，称他是筹划与赢得胜利的关键人物，每个人都要向他庆贺。他为国家操劳了一生，如今什么都做不了了，只能偶尔翻翻有图片的书消遣。

    七、新德意志宪法

    俾斯麦身体略微康复以后就回来了。1866年9月的一个下午，他口述让布赫尔草拟一部新的德意志宪法。布赫尔当晚就润色好了，第二天就要在内阁会议讨论，要赶快送给各邦的大使过目。“印张刚从印刷厂出来就交给会议审议了，有许多还是湿的”。德意志联盟的宪法，一直都没有多少改变。这个宪法酝酿了十年，拟稿人却没超过五个小时就完成了。俾斯麦的治国权术全包含在里面，从这部宪法里可以看到他灵魂的影子。

    这部宪法是一部巩固君主制的宪法，并非人民的宪法。这是从上发起的革命的胜利，实行这种革命反对人民，已有四年之久了。德意志人的自治程度这时还不高，却不能拿这一层来断定来推理五十年后的情形。我们知道当日指导俾斯麦的并不是这样一种信任，而是他看不起群众和群众领袖们的缘故，因为他从心底厌恶群众。

    在他的心里，这种憎恶与藐视，却并无任何爱或尊敬君权作为反衬。他心里既不相信戴王冕的人的智慧，也不相信被选举的首领的智慧。他的自重与他的诟世，使他在整个人生的日常琐事和所有国事中，做出反对群众的诸多决定。他不能与人联手共事，所以他常独自承担责任，又因为他有充足的理由，证明自己是国内最有睿智的，所以他相信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得多。骄傲、憎厌、大胆，是促使俾斯麦大权独揽的重要原因。他单独负责任，使他排斥负责任的议院制。这是全体自由派所要求用以治理新国家的制度。他仅仅想到国家的诸多大权都在他自己身上，这个霸道人把全部责任都背在自己身上，别人是不会愿意这样做。他规划城堡，好像他永远能做庄园之主。他很像拉萨尔，因为拉萨尔也是这样把自己看得太重，所以害得他的很多组织都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俾斯麦设立联邦议会与帝国议会，即上议院和下议院，使之相互制约。在联邦议会里，各邦王公们的主权意见可自由发表，他们的大使，同在旧的德意志联邦会一样，也在会议场列席，以联邦会的宰相为首领，其实他不过是普鲁士外交部长的邮差。俾斯麦用这种方案使那些不愿受制于法兰克福皇帝或不愿将他们的权力混合于法兰克福权力之内的人，全部变成新国的君主——其实不过用以遮掩普鲁士的真实权力罢了。表面上是把立法与司法权都交给联邦议会，其实是仍在普鲁士手中。这样的国体如同一条船，器械都准备好了，就是水浅行不通，有了“钢甲”，就可以扬扬自得地放在议院的海面上了，并且不会冒什么风险。

    当时的舆论反对这样的计划。投入反对党怀抱的新党不想在新的联盟里有两个前线，如同在普鲁士一样，他们要人民与政府联合，要有帝国议会负责的大臣。他最不喜欢这个想法，“在这样一种体制中，没有负责的人，倘若做错了事，大臣的耳朵就如同被一个看不见的权力打了一个巴掌。在这样神秘的合作中，有一种权力，如同一个秘密法庭，常使人们所依赖无法独立。”

    作为奋斗家的俾斯麦一向都是大权独揽，刚开始时，他勉强推行了议院制。虽然难以想象将来他如何结束这种局面，但他却知道将来怎样对付对方的斗争。假如一位君主并不过分地认为他自己的睿智远胜于他人，愿意听一位有超人本领的政治家的指导，这样的制度才能够行得通（即使行得通也是很难推行的）。倘若君主们是骄狂的人，而宰相们却没有独立人格与见解，这个统一的国家，在这样的宪法之下，只会导致追求权力，从而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相阻遏。俾斯麦预料到这种情况，但他却偏挑这条路走，他要么巩固他今天的权力，要么巩固继任的权力，但他不能两样“兼得”，如果让他在爱国、爱君两者中选择其一，正像罗恩所说，他一定会巩固自己的权力（他认为这样最有利于国家）来抵抗政党的任意妄为。君主虽没主见。他却不能不重视，因为君主的优柔寡断，比帝国议会没有主见的危害要少得多。

    诚然有人尝试反对，要使宪法有一个近代国家法权的雏形，所以插入一个公式，说：“联邦会会长的法令与处置，要以联盟的名义发出来，只有经由联邦会的宰相签字之后，他就是这样为别人担负责任。”我们要对谁负责？对帝国议会负责，还是对联邦议会负责？对君主负责，还是对最高裁判院负责？对于所有这样的诘问，帝国议会全不回答。俾斯麦大笑，他是普鲁士人的当家的，在他与任何联邦会的宰相之间，有个大空隙，他决意去填补这个空隙，决定自己担任这个宰相，而不让萨维尼担任。因为这个人不愿让人称他“宰相”，他其实不过是一个邮差。兼联邦会的宰相同普鲁士宰相于一职——俾斯麦就是用这个巧妙的办法把他的对头们的批评，变为他自己的利益，因为现任联邦国的所有官员在逻辑上都要依赖联邦会的宰相，所有官员都变成了他的官员，他的下属。

    俾斯麦成了唯一的负责人，无人能够说明他究竟对谁负责。他站在争雄的焦点上，后来二十年问的帝国议会就指挥所有竞争者都反对他。帝国为什么要承认俾斯麦的计划？假如议会同意，本可以排斥不用它。大多数议员们都是为有利于他们的俸金而投票，真正为限制议院权力，为民众政治而投票的只有五十三票，民众党，很像德意志劳工总会，都很明确要求“统一德意志以成为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不要世袭的中央集权，不要受制于普鲁士之下的小德意志；不要受制于奥地利之下的大德意志。”

    这个宪法与普鲁士宪法不同，它不是从上头压下来的，而是人民的选员代表投票选举的，“人民自身是历史的制造者，他们承担宪法的权利和义务，负一切责任。”

    帝国议会不是由普遍与平等的选举所成立的，而是秘密投票而成立的。俾斯麦曾反对过，他的理由很令人诧异，他说秘密投票与德意志人光明坦白的性格相违背。拉萨尔曾与俾斯麦争论，普选能否第一次变成实用政治，可惜他已经死了。他与俾斯麦不曾说明的赌，终以拉萨尔输了而告终，因为俾斯麦希望在普鲁士搞君主集中制。民主党看出这些苗头，但他们却不能排斥为此奋斗了很久的普选权而被人取笑。俾斯麦说：“如果普选权没有好处，我们就不必用这个办法。”他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排斥议员受薪俸的议案，因为他要在帝国议会中拥有财产和势力。靠罗恩和毛奇的军队实行了他的政策，他的大多数自由党对头就投靠到他这边来，他很看不起他们，只有十九个自由党议员投票反对他的宪法，说是“有缺点，限制了人民的权利”。只有一个代表拉萨尔的诸多观念的社会民主党同那反对的少数党投票。自从铁血主义战胜之后，宪法国家、人民权利，都缩入背景里了，因为现在统一德意志不必有奥地利，保守党如格拉赫已经退在后面。

    最有势力的党是新的民族自由党，这个党的名称表示两个世界的通融。拉斯克、特韦斯滕、科尔肯贝克、温鲁，这几位都是普鲁士议会的议员，还有汉诺威的本尼格森都是领袖；重要的是实业与轮船公司的股东们供给费用，教授们供给公式。俾斯麦数了一下人数，对于为数不多的几件形式上的事作了让步，看见新国家的灵魂正在他的联邦会里有完全的势力，很高兴。全会共有四十三票，他虽然只能控制十七票，但他处在会长地位，比奥地利从前在德意志所操纵的权力还大得多。俾斯麦写信给罗恩说：“普鲁士王所控制德意志权力，是形式上的，我从不放在心上。但我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使他有实权的事上来了，使他的控制成为事实。”

    俾斯麦要增加君主、宰相、陆军这三方的权力，在旧议会里所撇开不必奋斗的，在新的帝国议会里则要开始为此奋斗：代表议会有权不给陆军钱，现在为此争论得很凶：“一个人苦战五年才能得到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东西，一个人因为这件事耗费了一年的美好时光，牺牲了他的精力……随后那些全然不知这种战斗的先生们，在这里有这种举动……我只能请他们读《查理四世》剧本第一幕的最初几场。那时有一个大臣向哈瑞·伯希要几个犯人，他觉得怎么样，贺特斯波尔受了伤很劳累，这个人对他说了很多关于火气和内伤的话，使他很讨厌。”随后，议员们为帝国议会要求有投票决定供给军需的权力。如果让他们有这样的权力，就是说议院有权决定陆军人数。俾斯麦在台上异常生气地说：“假如有一个在柯尼希格雷茨因打仗而残废的人，问你这几场血战有什么收获？你怎么回答他呢？他对他统一德意志这件事还没有办到，不久总会办到……但我们已经办到。下议院有投票规定军用供给的权力，这种权力逐年用下去将危及普鲁士的陆军。我们所以在普鲁士城堡之外同奥地利作战，就是要避免危害普鲁士陆军。”

    十六年前俾斯麦曾站在这个讲台上演说，反对与奥地利打仗，而所有的自由党人因为奥尔米茨的国耻，在院里吵闹要打仗。那时俾斯麦大声说，“打过这样的仗后……你们有胆量面对一个因战争而伤残的人，对丧失了儿子的父亲说：‘你们虽已大受损失了，但你们要与我们同乐，因为联合的宪法已经得救了’吗？”现在的议会里也一定有人听过俾斯麦那时的演说，有人回忆起他所说的正是拉多维茨从前所要的，要在普鲁士统治之下的一种德意志联合，排除奥地利是在十六年后所办到的。那时俾斯麦既不是一个伯爵，也不是一个国家官员，他会受到很不公道的耻笑，到现在，他只能够复述拉多维茨的演说。他的真正原因是他从前反对打仗，而与新近所引发的战争有相同的目的，那就是制定一个新的德意志宪法。对于此次打仗受伤的人们，俾斯麦的内阁也不能给他们较好的安慰，不能超过拉多维茨的战争补偿，现在德意志统一大业还未完成，南德意志的民主党虽然为统一而努力，但不幸德意志诸王公无不表示反对。只有巴登的元首赞同，他是威廉国王的女婿，当俾斯麦召集南德意志讨论关税联合的时候，他们都反对，以为这么联合“必定造成德国的初步统一”，当巴伐利亚大使为他的君主的普鲁士劲敌开始喝彩的时候，他脸色很难看。那时是赫因罗厄王爵当巴伐利亚领袖，曾记载过这件事。他反对巴伐利亚人联盟，巴伐利亚宫廷与巴伐利亚社会也是这样。巴伐利亚是敬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领袖却不断地反对北方的耶稣教主义，因为“维特尔斯巴赫朝的历史地位”，巴伐利亚什么也不要，只要一个德意志“诸邦的联合”（并不要一个“联合国”），宁愿与奥地利。不愿与普鲁士结合。柯尼希格雷茨之战后，赫因罗厄在普鲁士与法国战争上发表观点，曾说：“这两国如果打仗，巴伐利亚与奥地利愿帮法兰西。”直到1870年年初，符腾堡“宁愿变作法兰西的一员，不愿变作普鲁士的一员”。但是在这个时候，就不用滥用作为乱杀人民的利器。符腾堡的女王是俄罗斯人，却正在那里阴谋反对普鲁士。赫因罗厄发表他的德意志统一的观点中最妙的证明就是黑森的大公，这位可敬的先生在1868年秋，以他的大臣达尔维克作后盾，告诉斯特拉斯堡的镇守官，现在正是法兰西攻击普鲁士的时候，同时这位大公以黑森的莱茵河西边的海口作为礼物，要求拿破仑三世牺牲巴登，赔偿他的损失。

    俾斯麦在等待时机，行动方案快设计出来了，各邦把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上面来。1870年春天，他对符腾堡大使说；“考虑到策略问题，我们与南方的联盟并不稳固，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在其他方面，我们根本用不着与南方联盟。很难说谁是我们最不友好的仇敌，谁是你们的独立派，谁是你们的民主派。在稳妥的政治家看来，先来的事肯定要处理的，可以暂缓的事后处理……当我投饵猎鹿的时候，第一个来嗅饵的鹿，我并不开枪打它，等到全群的鹿都来了我才会再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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