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你认定的路吧！不要耽搁了自己的的行程……

    一、西蒋村，出生地与家世

    1942年8月3日，陈忠实出生于灞河南岸、白鹿原北坡下的西蒋村（简称蒋村）。这一天是农历的六月二十二日，在五行中属火。这一年按中国人的属相说，是马年。

    陈忠实后来说，他命中缺水，不知与这个火命有无关系。他母亲说，陈忠实落地的时辰是三伏天的午时。落地后不过半个时辰，全身就起了痱子，从头顶到每一根脚趾头，都覆盖着一层密密麻麻的热痱子。只有两片嘴唇例外，但却暴起苞谷粒大的燎泡。整整一个夏天，他身上的热痱子一茬儿尚未完全干壳，新的一茬儿又迫不及待地冒出来，褪掉的干皮每天都可以撕下小半碗。很多年后，陈忠实在他的一篇散文《回家折枣》中写道，曾有一个乡村“半迷儿”的卦人给他算过命，说他是“木”命。他父亲喜欢栽树，他自小受父亲的影响，后来也喜欢栽树，也许是应了木命之说。

    西蒋村（原属毛西公社、毛西乡、霸陵乡）如今隶属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席王街道办，是一个很小的村子。村以“蒋”名，却没有一个蒋姓。除了几户姓郑的村民，西蒋村村民大都姓陈。西蒋村、东蒋村和位于白鹿原半坡上的史家坡这三个自然村，相距很近，同办一所初级小学。据1989年版作为内部资料印行的《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地名志》介绍，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载，东西蒋村原来是一个村，1936年分为两村。居东者名东蒋村，居西者名西蒋村。西蒋村位于灞河南岸，白鹿原北坡下，五十八户，二百六十三人，耕地四百○三亩。

    陈忠实的哥哥陈忠德介绍，陈姓祖先应该是在清朝嘉庆年间或嘉庆前从别处迁移而来的。何处迁来，难以查考。陈忠德回忆说，当年西蒋村的东边和西边各有两个小庙，“文革”中“破四旧”时被拆毁，庙里供奉的佛像也未能幸免。拆庙毁佛时，他在现场看热闹，看到一尊泥胎佛像身子中间是一根木棍，木棍外边绑着稻草，稻草上面再糊泥，这样泥塑的佛像结实。他说他记得很清楚，棍子上还绑着一本老皇历，他当时把那本老皇历拿回家了，翻看时记得其中有一页上画有红色标记，他认为那个红色标记应该就是建庙的吉日。可惜这本皇历后来不知去向。他还记得，佛像胸前有个护心镜，是一个嘉庆元宝。由此判断，村中建庙之年当为嘉庆年间。村子建庙，应该是村子初成规模之时。据祖传的说法，西蒋村陈氏家族的祖先迁移到这个村子后，给后代起名字排辈分，一共起了十个字，现在这十个字已经用完。陈忠德说，他们现在只能记得后六个辈分的字，依次是国、嘉、步、广、忠、永。“永”字辈的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十个名字就是十辈，一辈的年龄差距大致按二十年算，十辈人也就是二百年的样子。算起来，从清朝嘉庆年至今，恰好是二百年多一点，时间大致能对上。因此推断，陈氏家族居于此地或者说西蒋村的历史大致就是二百多年。

    关于蒋村村名的来历，笔者曾请教陈忠实和蒋村的一些老人。他们都说，目前还没有见到有关这个村子历史的文字记载，可能村子里曾经住过蒋姓人家，后来举族迁走，村名却留了下来。笔者曾和陈忠德探讨过村名的问题。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分裂时期。这一时期，北方以匈奴、羯、鲜卑、氐、羌为主的少数民族与当时内地汉族杂居、融合，关中被少数民族政权轮番占领。后秦，是羌族政权，以汉长安城为都城，国号大秦。羌族是个古老民族，地处陕西西部及以西地区，到西晋时，经过二三百年的生息繁衍，人口剧增，与关中西部的氐人连成一片，布满长安周围。当时人言，“关中之民，半为氐羌”。进入十六国时期，关中羌人数量持续增加。后秦建立后，羌人显官豪族集中长安，关中羌人数量达到数十万。在匈奴、羯、鲜卑、氐、羌等“五胡”大举入占中原以及关中的时候，中原以及关中的汉人大举南迁，很多人逃往江东即今江南一带。那时迁入关中的匈奴、鲜卑、羌、氐、羯等少数民族居于汉人遗弃的村子，被称为“戎村”或“羌村”。因为入居关中人口最多的一族是羌族，占当时关中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所以羌村数目最多，“羌村”成了各少数民族村庄的代称。而当时没有南迁的汉族人仍居于原地，被称为“留村”或“留堡”。随着历史的演化，特别是汉族政权的建立和汉族势力的强大，“羌村”地名也发生了演变，总体表现为去少数民族化倾向，“羌”这个具有鲜明少数民族特征的字被另外一些同音字取代。就像陕南的“宁羌”县后来改为“宁强”县一样，关中地区许多古羌族或氐族曾聚居过的村庄，地名也发生了演化，由“羌”字变而为“强”“姜”“江”等谐音字。比如笔者老家所在的村子，今名东江坡，现属长安区杜曲街道办，是一个古老村庄，大约形成于东晋时期，原名“羌堡”，后来演变为“姜堡”“江坡”。马长寿先生在《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关中部族》中说，西晋十六国时期关中“羌堡”后来多写为“姜堡”。宋人张礼在《游城南记》中记有“越姜堡过兴教寺”。由“姜堡”再谐音演变为“江坡”，与古名已经相差万里。清嘉庆《咸宁县志》中已把江坡分记为东江坡和西江坡二村，沿用至今。这样村名演变的例子很多。再如长安区王莽街道办“江村”的“江”，即由“羌”演化而来。如此看来，蒋村的“蒋”，也有可能是“羌”音演变而来。如果真是，那蒋村的历史就长了。

    据现在可考的历史看，蒋村的陈家是一个世代农耕之家。除了“耕”之外，陈家还重视另一个“家脉”，这就是“读”。“耕读传家”，是中国人也是乡村文化最基本的价值观和生活信念：既学谋生，又学做人。耕，是人与土地的关系，解决的是人的生存问题；读，是人与文化的关系，解决的是人的文化和精神传承问题。

    陈忠实的曾祖父陈嘉谟，曾经做过私塾先生。其人个子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他从村子里走过，那些在街巷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

    陈忠实的祖父陈步盈，也做过私塾先生。陈步盈这一辈有兄弟三人，分属两支，是堂兄弟关系。陈步盈为一支，单传；到陈忠实的父亲陈广禄，仍是单传。另一支两个“步”字辈的是亲兄弟，他们是陈忠实的祖父辈。其中老大去世早，陈忠实没有见过面，老大有两个儿子，“广”字辈，是陈忠实的叔父。老二在分家时住于陈家祖屋上房和门房之间位于西边的厦屋，陈忠实这一茬孙子辈称其为厦屋爷。厦屋爷有两个儿子，据说都属于不安分守己种庄稼过日子的人，跟着一个外来人走了，后来一前一后各回来过一次又走了，此后再无消息，于是就把老大的小儿子过继给了厦屋爷。这个小儿子是个孝子，他把厦屋爷从厦屋搬到了上房的西屋。陈忠实稍长，有了一些辨识能力的时候，他看到的厦屋爷已经进出于上房的西屋了。厦屋爷是陈忠实唯一见过面还有印象的爷爷辈的人。但是这个厦屋爷也在陈忠实八九岁时就去世了。厦屋爷与孙子辈关系不太亲密，陈忠实对他的记忆模糊而陌生，留下来唯一的印象，是他手里总捏着一根超长的旱烟杆儿，抽烟时需要伸直一只胳膊，才能把燃烧的火纸送到装满烟末子的旱烟锅上。直到快四十年后，陈忠实创作《白鹿原》，在写他祖父那一辈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时候，鬼使神差似的，他恍惚中听到了厦屋爷在夜深时的呻唤声，那一声重一声轻的呻唤，刹那间忽然唤醒了他沉眠已久的记忆。

    陈忠实祖居的老屋位于白鹿原北麓，坐南朝北，面向灞河和骊山南麓。陈忠实回忆，本门族的一位爷爷给他说，他们这个门族最早的一位祖先，是个很能干的人。这位祖先在村子里先盖起了陈姓聚居的第一个四合院，尔后积累了数年，又紧贴着这个四合院在西边建起了第二个四合院。他的两个儿子各据一个，后来就成为东门和西门。陈忠实是东门的子孙。陈忠实懂事起，就记得东门里居住着他的父亲和两位叔父。西门人丁更为兴旺，那个四合院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八家院。之后，东门和西门再未出现过擅长经营治家的人，后人便都聚居在这两个四合院里，再没有添一间新房，也无人迁出老宅，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陈氏家族应该在陈忠实曾祖父陈嘉谟那一代就确定了分家的格局，陈忠实的祖父陈步盈和父亲陈广禄在同辈兄弟中居长，东为上，陈广禄便继承了上房东屋和中院东边的厦屋。在上房的东屋和西屋之间是一间明室，作为两家共有的通道；因东屋和西屋是窗户对着窗户门对着门，其间距不过三大步四小步。陈忠实家的两间厦屋用土坯隔开，南边的做厨房，北边的做牛圈。一家人住在上房东屋。这是陈忠实出生后至成年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家庭院落格局。

    陈忠实出生的时候，他的祖父陈步盈已经过世。在散文《家之脉》中，陈忠实描写过祖父的遗物，那是一堆当过先生的祖父用毛笔抄写的书，行话叫“抄本”。它们实际上也是一份珍贵的遗产，包含着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信念，就像他父亲陈广禄所说，“当先生先得写好字，字是人的门脸”；当然也隐含了一些源远流长的文化信息，这需要陈忠实在后来的日子里长久地去体悟。

    陈忠实的父亲陈广禄生于1906年，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但他会打算盘，也能提起毛笔写字，还能读小说、剧本乃至《明史》这样的书。在当时的农村，算是有文化的人。陈忠实记述说：“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比村子里的农民多了会写字会打算盘的本事，在下雨天不能下地劳作的空闲里，躺在祖屋的炕上读古典小说和秦腔戏本。他注重孩子念书学文化，他卖粮卖树卖柴，供给我和哥哥读中学，至今依然在家乡传为佳话。”（陈忠实：《家之脉》，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陈忠实从对父亲的评价转到了家族之脉。他说，从做私塾先生的祖父到他的孙儿这五代人中，他的父亲是最艰难的。父亲没有祖父那样的做私塾先生的地位和经济基础，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农民，土地和牲畜都交了公，也无法从中获取可能有的劳动创造，可以说一无所有，但还是心强气盛，拼死也要供着两个儿子读书。父亲陈广禄耐劳、勤俭，性格耿直，这些同左邻右舍的村人并无多大差别，但是父亲坚信不疑的文化意识却是陈家最可称道的东西。陈家虽然说不上是书香门第，但敬重文化，重视子女教育，耕而且读，这些是陈家几代人传承不断的精神血脉。

    陈忠实的母亲贺小霞，生于1915年8月20日，是白鹿原上狄寨镇伍坊村人。

    陈忠实上有一姐陈希文，有一哥陈忠德，下有一妹陈新芳，排行第三。1958年陈忠德高中只上了一年，就在“大跃进”的第一年被招工到青海参加工作。“大跃进”后，青海兴建的厂矿和学校纷纷下马关门，陈忠德别无选择，只好和当时的许多陕西青年一样，回到老家，当了人民公社社员。陈忠实对笔者讲过一些他家里的情况，在他之后，他的母亲还生了六七个弟弟妹妹，除了妹妹陈新芳活了下来，其他都夭亡了。其中多亡于当地乡村所言的“四六风”，即出生后第四天生病抽风，第六天死亡。今天看这个病，其实就是破伤风。因为当时农村接生，是用没有消过毒的剪刀剪断肚脐，如果剪刀上带有破伤风病菌，就会感染破伤风。有一弟是四五岁时夭折的，应该是亡于肝炎。他说他记得很清楚，弟弟那时浑身发黄，甚至黄到透明。还有一个妹妹也是四五岁时病死的。陈忠实说，母亲说他“克性”大，一连“克”死了五六个弟弟妹妹。

    陈忠实后来在他的散文中几次提到神汉给他们家看风水禳灾的事，从中可以见出陈家当年的一些家庭境况。《火晶柿子》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读小学时，由于家里几年来灾祸连连，一个小妹夭折，一个小弟长到四五岁也夭折，又死了一头牛，父亲陈广禄就请了一位神汉到家里勘察风水，神汉从前院审视到后院，让把后屋和厦房过道间的一棵火晶柿子树砍掉。他父亲读过古代演义类小说，不用神汉解释，便悟出其中玄机，“柿”谐音“事”，就砍掉了柿树。在散文《父亲的树》中，陈忠实讲述了同样的“我们家诸事不顺”之后，说父亲惶恐中请来了一位阴阳先生，阴阳先生说他家祖坟所在的那块地西北角太空了，聚不住“气”，邪气乘虚而入，父亲听了阴阳先生的禳解之法，就在那里栽种了一棵皂荚树。

    父亲陈广禄当年对陈忠实的要求很实际。“要我念点书，识得字儿，算得数儿，不叫人哄了就行了。他劝我做个农民，回乡务庄稼，他觉得由我来继续以农为本的家业是最合适的。开始我听信父亲的话，后来就觉得可笑了，让我挖一辈子土粪而只求一碗饱饭，我的一生的年华就算虚度了。”（陈忠实：《忠诚的朋友》，见《生命之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10页。）

    陈忠实不愿意过那种“只求温饱而无理想追求的猪一样的生活”，不愿意虚度年华做一个碌碌无为的人，但他的一生应该如何度过，西蒋村还不能告诉他。他不愿意按照父亲的意愿和规划来安排自己的人生。这个木命而缺水的孩子，有着自己朦胧的人生理想。站在白鹿原顶，可以南望秦岭，北眺骊山；向西看，是繁华的都市——西安；向东，则可以走出潼关，走向山南海北。但是，人生之路应该怎么走，到底能走多远，年少的陈忠实显然还不知晓。

    二、灞桥，一个送人远行的地方

    灞桥，是一个送人远行的地方。也是一个被千古文人吟诵的地方。

    陈忠实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地：“我的出生地蒋村，北边东边东南边都与蓝田县辖的大小村庄为邻，我的小学高年级就是在灞河北岸蓝田县油坊镇的小学就读的，路程也就二三里地。那个油坊镇是一个古老小镇，农历每到单日逢集，总是人山人海，包揽了南原（白鹿原）北岭（骊山南麓）和灞河川道的庄稼人，到这里来完成农林牧副产品的交易。这是我十二岁以前所能看见的最繁华的景象。”（陈忠实：《一把铁勺走天下》，见《吟诵关中》，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陈忠实说，他的家就坐落在两千多年前项羽给刘邦设“鸿门宴”的那一带——“灞上”。他还说，当年刘邦机智地“起如厕”后，就是从他家猪圈的那个位置跑过的。

    西蒋村原属灞桥区毛西公社，今属灞桥区席王街道。灞桥区是西安市辖区之一，据相关史志记载，灞桥区地处西安地区东部，辖境南以荆峪沟与长安区为界，东与蓝田县、临潼区为邻，北接高陵县（其中西段以渭河为界），西界北部隔灞河与未央区相望，南部隔浐河与雁塔区毗邻，中部在浐河以西与新城区相接。全区现辖纺织城、红旗、狄寨、十里铺、席王、洪庆、灞桥、新筑、新合九个街道办事处。西安市灞桥区是1955年建立的。回顾灞桥地区属县的沿革，从战国到清，建县两千多年间，分属芷阳县、霸陵县、霸城县、万年县、咸宁县等。1913年，民国政府撤销咸宁县，并入长安县。后撤府设道，长安县隶属设于西安城内的关中道。后关中道撤销，长安县遂直属陕西省，管辖今西安城区和长安区全部。1928年，将属于长安县的城区部分分出，设为西安市，旋于1930年撤市，1933年再次设为西京市，后又改为西安市。1938年长安县政府搬迁至城南大兆，1949年再迁韦曲，但仍管辖西安市东、西、南、北四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1955年划出长安县第五区（灞桥区）和第四区（狄寨区）的六个乡，设立了西安市灞桥区。1958年又将原长安县的新筑区划入，设立了新筑公社，将长安县的狄寨乡划入灞桥区红旗公社。此后，高陵县的耿镇地区曾一度划入，西安东关、胡家庙、韩森寨等地区也曾一度划入。1965年，灞桥区撤销，并入西安市新设立的西安市郊区。1980年，郊区撤销，灞桥区建制恢复。此后，灞桥区的辖境才开始稳定下来。

    陈忠实对自己所生长的这块土地的历史非常熟悉。2008年3月21日晚，在他陕西作协的办公室，他给笔者这样叙述他家乡的历史沿革：辛亥革命前的清政府时期，现在的西安一分为二，以钟楼为分界线，南至终南山，北达渭河，东片为咸宁县，西片为长安县。咸宁县政府在东县门，长安县政府在西大街。陈忠实笑着对笔者说：“我们咸宁县为第一邑，你们长安县为第二邑。”辛亥革命后，张凤翙主政陕西，把两县合并，取消咸宁县，保留长安县。范围东到蓝田，西达咸阳，南抵秦岭，北至渭河，没有现在的西安市及各区名。长安县名和范围一直延续到1955年合作化成立时期。其间，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飞机轰炸西安，国民党长安县政府为躲避轰炸，迁到长安县少陵原上的大兆镇；1949年共产党建立的长安县政府移到韦区，此后再没有进城。1965年到1980年3月，西安四个郊区合并，通称郊区。这个郊区当时有人民公社二十六个。陈忠实所在公社名为毛西公社。1980年3月至今，郊区又一分为三，东郊灞桥区未变，南郊雁塔区和北郊未央区名字也未变，只是把阿房区取消了，原来的阿房区南部归了雁塔，北部给了未央。

    “灞桥”得名始由秦穆公改滋水为霸水，与秦穆公当年的霸业有关。秦穆公，姓嬴，名任好，公元前659年至前621年在位。即位之初，秦国经济落后，穆公选贤任能，多方延揽人才，又广泛使用铁器，努力发展生产。秦国连年五谷丰登，国势日强。遂向东攻打晋国，灭掉梁国、卫国。后来在崤（今河南三门峡东南）被晋国打败，于是转而西进，灭掉了西戎，并乘胜灭掉了十二个小国，开拓了千里疆土。远在洛邑的周天子派使臣到秦国表示祝贺，承认秦在西部的霸主地位。秦穆公与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并称“春秋五霸”。公元前645年9月，秦、晋于韩原交战，秦穆公大胜，俘获晋惠公，双方于灵台订立盟约，晋国割让河西之八城（今陕西东部）归秦。秦国由此始获得滋水以东之地。公元前623年，为彰其霸业，穆公下令改滋水为霸水，并在灞河东岸（一说今席王街道附近）筑霸城，作为继续东进的指挥中心。霸城亦称霸宫。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又在霸城设置了芷阳县，“芷”“滋”同音。秦亡汉兴之后，“霸”渐渐演变成“灞”。灞桥区以灞桥得名，灞桥架在灞河上。

    灞河是渭河最大的支流，关中八水之一。灞河源出蓝田境内的秦岭山中，流经灞源镇后，由南转向西北，进入蓝田谷地，吸纳了清河、辋峪河，在蓝田县城以西受白鹿原的约束，转向西北，进入灞桥区，自东南而西北流，经洪庆、席王、灞桥等街道后，又吸纳了浐河再向北流过新筑，于新合街道境内注入渭河。其实，上古时，灞河本来是经灞桥街道豁口村一带北流入渭河的。后来不知何时，改道向西，鸠占鹊巢，反客为主，抢占了浐河河道，反令浐河成为支流。

    灞河出秦岭，过白鹿原后掉头向西，进入沃野千里的平原。唐代诗人岑参在诗中说，“山中灞水北”。隋唐灞桥，正好建于这一形胜地带。站在灞桥之上，举目南望，群山逶迤，驻足北眺，渭水东流，西接千年帝都，东倚锦绣骊山。河岸边绿柳成荫，河堤上游人徜徉，桥下游船如梭，桥上车水马龙。而桥头，则建有离亭和鳞次栉比的歌楼酒肆。这里留下了朝廷命官升迁贬谪时的身影，也留下了士农工商郊游踏青的欢声笑语，最为人传诵的，当是文人与游子送行饯别的瑰丽诗章。长亭折柳赠别，几乎成了灞桥的同义语。长亭，又称离亭，乃送别之地。唐朝灞桥的离亭，在今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校内。该校是陈忠实读高中时的母校。校中所存孙蔚如创办灞桥小学的纪念碑碑文记载，“主席孙公”“爰捐千金建一小学”，“就离亭龙王庙二处营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孙蔚如将军曾为当时尚存的古离亭写过匾额。1958年前后，三十四中在离亭故址修筑了办公室，“文革”前，该校还留有离亭廊柱基石一块。此地与1994年发现的隋唐灞桥的走向正好在一条线上。

    灞桥，送别之地。灞柳，送别之物。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陈忠实在小说《白鹿原》中，称灞河为“滋水”，称浐河为“润水”，意为滋润大地之水。

    1992年夏，陈忠实写完《白鹿原》之后，填词一首《青玉案·滋水》，这样描写灞河的风姿：

    涌出石门归无路，反向西，倒着流。杨柳列岸风香透。鹿原峙左，骊山踞右，夹得一线瘦。

    倒着走便倒着走，独开水道也风流。自古青山遮不住。过了灞桥，昂然掉头，东去一拂袖。

    “独开水道也风流”，说的是灞水，也是说自己。

    陈忠实也要寻找自己的路。

    三、不要耽搁了自己的行程

    1949年5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安。

    1950年春天，陈忠实八岁，开始在本村即西蒋村上小学。当时，西蒋村小学是一个四年制的初级小学，春季入学。

    许多年后，陈忠实还清楚地记得，1950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在他家那盏祖传的清油灯下，父亲把一支毛笔和一沓黄色仿纸交到他的手里，说：“你明日早起去上学。”他拔掉竹筒笔帽儿，里边是一撮黑里透黄的动物毛做成的笔头。父亲又说：“你跟你哥伙用一只砚台。”

    毛笔、仿纸、砚台，这是传统的书写用具。应该还有一个墨锭。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用墨锭了，都是买瓶装的墨来用，所以也不一定用砚台。陈忠实当年上学，所用的还是传统的笔、墨、纸、砚。但是，由于家境贫寒，只能用仿纸代替宣纸。所谓仿纸，是儿童练习写毛笔字用的纸，有的上面印有格子，也叫仿格或仿格纸。砚也只能与兄长伙用一个。一个读书人一定要写得一手好字，而且是毛笔字。陈忠实后来回忆说，他记得他们家木楼上有一只破旧的大木箱，里面乱扔着一堆书。他看着那些发黄的纸和一行行栗子大的字问父亲：“是你读过的书吗？”父亲说是他读过的。随后又加重语气解释说：“那是你爷爷用毛笔抄写的。”这使幼小的陈忠实大为惊讶，他原以为这些书和字是石印的，想不到竟是爷爷用毛笔亲手写的，并且这个毛笔字居然写得和他课本上的字一样规矩。看着他一脸的惊异，父亲教导他说：“你爷爷是先生，当先生先得写好字，字是人的门脸。”虽然在陈忠实出生之前爷爷已经谢世，但会写一手好字的爷爷却让他由心底产生了崇拜。父亲的毛笔字比不上爷爷，但他父亲会写字。每到大年三十的后晌，村人三三两两夹着一卷红纸走进院来，求父亲给他们写春联。父亲磨墨、裁纸，为乡亲写好一副一副新春对联，然后摊在明厅的地上晾干。在一旁瞅着那些大字不识的村人们兴致勃勃地围观父亲在那里挥舞笔墨，陈忠实隐隐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自豪。

    人生忧患识字始。人生起步写字始。陈忠实后来的一生，都与写字分不开，他和写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2年，陈忠实十岁。春季和夏季，他在改迁到东蒋村的初级小学读三年级。这一年，学校由春季入学改为秋季入学。学校规定，学习好的学生进入下一年级，差的留一级。陈忠实在班上属于学习好的学生，到了秋季，就直接进了四年级。

    1953年夏季，他在东蒋村的四年制初级小学毕业。本来应该到离自己村子最近的东李村上五至六年制的高级小学，但那一年东李村小学不招高年级考生，他只好与三个同学一起到灞河对岸的蓝田县华胥镇油坊街报考那里的高级小学。结果，连他在内考上了两人。

    从灞河南岸的家里到北岸的油坊街小学，大约有二三里路。路不算远，但要过一条灞河。由于灞河一年三季经常涨水，往来不便，他便在学校搭灶住宿，晚上睡在木楼的教室里。夜里尿憋，要下了木楼梯，到流经教室房檐下的小水渠撒尿，早上又到这个小水渠里洗脸。大伙儿在这个小水渠又是撒尿又是撩水洗脸，不以为怪，只顾嘻嘻哈哈乐着。这条水渠从学校的后围墙下引进来，曲折流过半边校园，然后从学校大门底下石砌的暗道流到街道里去。小学所在的这条街叫油坊街，也叫油坊镇，后来称作华胥镇。这是一条繁华的街道，时常有集市。陈忠实上学以前，曾随父亲来这里逛集。名为油坊街，想是曾经有过榨油作坊，如今已经看不见榨油作坊的遗迹了。短短一条街道，有杂货铺、文具店、铁匠铺、理发店等，多是两三个人的规模。逢到集日，川原岭坡的乡民挑着或推着粮食、木柴和时令水果，牵着或赶着牛羊猪鸡来交易，市声嗡响，生动而热闹。父亲陈广禄经常来赶集。他在河川的几块水地渠沿上种植杨树，靠卖树供养两个儿子上学。

    考上这所高级小学，陈忠实除了认真刻苦学习功课，也好奇爱玩。他第一次摸了篮球，打了篮球。油坊街距华胥塚遗址所在地孟家崖村不过一华里，班上有孟家崖村的同学，但那个时候，陈忠实没有听人说过华胥氏的传说，却听过不远处的小小的娲氏庄，就是女娲“抟土造人”的地方。“抟土造人”的神话令陈忠实好奇。有一天，他和同学在晚饭后跑到娲氏庄，寻找女娲抟泥和炼石的遗痕，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陈忠实有时也耍小性子，有位算术老师平时非常喜欢他，可他却因耍小性子伤了这位老师的心，令他非常懊悔。

    1955年，陈忠实十三岁，他在油坊街高级小学毕业了。6月份，他到灞桥的西安市第十四初中（今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考区参加升初中的考试。到了1993年，也是在6月，距这次考试三十八年之后，陈忠实五十一岁，他回想起这一次考试路上的情景，感慨万端，写了一篇相当精彩也相当动人的散文《汽笛·布鞋·红腰带》（关于此文中系红腰带的时间，原文写的是“系上红腰带之后半年”。中国汉民族习俗是本命年系红腰带，陈忠实系红腰带应该是他整十二岁时，即1954年马年这一年。而这次考试时——1955年是羊年，他已经十三岁了。应该是，在他系头一条红腰带过后半年。经求证陈忠实，陈认为自己记忆有误。），回顾并且反思了这一次可以称得上是刻骨铭心的生命历程。

    在系上头一条红腰带过后半年，陈忠实在高级小学毕业了。四十多岁的班主任杜老师带领着他和二十多个同学，徒步到距家三十余里的历史名镇灞桥投考中学。他是这批同学中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一个。这是他第一次出门远行。他穿的是平常穿的旧布鞋，三十里的砂石路把鞋底磨烂磨透了，脚后跟磨出红色的肉丝，淌着血，血浆渗湿了鞋底和鞋帮。他渐渐地落在了队伍的后面。大家倒退回来，鼓励他跟上队伍，然而大家的关爱和激励并不能减轻他脚底的痛楚，他不愿讲明鞋底磨烂的事，怕穿胶鞋的同学嘲笑自己穷酸。他不愿在任何人面前哭穷。陈忠实又落在了队伍的后面。光脚磨在砂石路上，疼痛难忍，他先后用树叶、布巾和课本来塞鞋底，都无济于事。他几乎完全绝望了，脚跟的疼痛逐渐加剧，以至每一抬足都会心惊肉跳，走进考场的最后一丝勇气终于断灭了。就在灰心转念的时候，他听到了一声火车汽笛的嘶鸣，接着看到了一列呼啸奔驰过来的火车。停下来的脚步与飞驰的火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天呐!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坐着火车跑哩，根本不用双腿走路!一时间，一股神力突然而起，他愤怒了，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人不能永远穿着没后底的破布鞋走路！于是，他拔腿而起，在离学校还有一二里的地方，终于追赶上了老师和同学。

    汽笛、布鞋、红腰带，在这里都有极强的文化象征和生命内涵。汽笛是他生命中第一次听到的声音，代表的是远方的召唤。汽笛、火车都是他前所未闻、前所未见的东西，是文明，是新世界。汽笛的鸣叫似乎也在启迪着一个乡村少年，文明和新世界就在前方，召唤他勇敢地前行。布鞋代表的是他当时的身份与境遇。红腰带显示的是生命的年轮，代表来自母亲的生命祈福和传统社会给人的精神告慰。

    这次赶考的经历，给了他深刻的生命启示。此后，每当遇到人生重大挫折的时候，意念惶惑的时候，甚至企图放弃生命的时候，那一声汽笛的鸣叫就会从他生命深处响起。他知道，那是远方的召唤，让他咬牙挺过去。陈忠实明白并坚信一个道理：无论“生命历程中遇到怎样的挫折怎样的委屈怎样的龌龊，不要动摇也不必辩解，走你认定了的路吧”！“任何动摇包括辩解，都会耗费心力耗费时间耗费生命，不要耽搁了自己的行程”。（陈忠实：《汽笛·布鞋·红腰带》，见《告别白鸽》，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8页。）

    当年上油坊街高级小学，他和同村的同学是三个考上两个；这一次升初中，只有他一人考上。就读的学校是西安市第三十六中，位于韩森寨。由于三十六中的初中当时还在修建之中，他初一第一学期是在西安大东门外鸡市拐索罗巷的一个教堂上课。这里距家五十多里，路途遥远，他只好在学校寄宿。每到星期天的下午，他背上母亲给他准备的一个星期的干粮，多是粗粮馍，从西蒋村走到鸡市拐索罗巷，上一个星期的课。每天的伙食，基本上是开水泡干馍。到了星期六的下午，他再走回家去。家中境况好的时候，父亲会一个礼拜给他两毛钱，让他买点咸菜或者辣子酱。星期天回家，吃上母亲擀的面，就是最好的伙食了。

    1955年的西安大东门外，特别是鸡市拐索罗巷一带，还是一片荒凉，晚上经常有狼出没。到了冬天，天寒地冻，陈忠实仍然要在家与学校之间徒步往返。一个礼拜五的晚上，一场大雪骤然而至，足足下了一尺多厚。第二天上课，他心里一直发慌，这样的天气，怎么回家去背馍呢？熬煎到最后一节课上完，他走出教室，猛然看见父亲披一头一身的雪，迎着他走过来，肩头扛着一口袋馍馍，笑吟吟地对他说：“我把干粮给你送来了，这个星期不要回家了，你走不动，雪太厚了……”

    西蒋村地处灞河南岸，土地丰饶。父亲陈广禄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种庄稼是一把好手，吃苦耐劳，但是日子过得还是异常窘迫。虽是农民，他的眼光却看得长远，一个不落地供着两个儿子上学。没有别的门路，只有勒紧裤腰带，拼命向土地索取。同时供着两个中学生，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卖粮，一个是卖树。卖粮是尽量让自家少吃，卖树是拼着命向外开掘。那年头粮食太少，主要还是卖树。陈广禄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栽树。他在自家那四五块河滩地头的灌渠沿上，栽着纯一色的小叶杨树。树生长快，变钱也就快。陈广禄把有限的土地充分利用，树种得很稠密，不足一步就是一棵。两个儿子上学的费用一分钱也少不得，所以，他卖树不能等到哪棵树成材了才卖，一切依买家的需要而定，粗树当檩卖，细树做椽卖。当时一根一丈五尺长的椽子能卖一元五角，一丈长的椽子价位在八毛到一块之间。树卖了，陈广禄紧接着还要把树根刨挖出来，指头粗细的毛根也不舍弃，劈成小块晒干，然后挑到集上去卖，一百斤劈柴最高能卖一块五毛钱。陈忠实和哥哥陈忠德的课本、作业本、班费、班上大家合购的理发工具费，以及陈忠德的菜票、陈忠实的开水费等等，都得指靠这个卖树的钱。由于没有其他钱的来项，短短三四年时间，滩地上的小叶杨树就被砍伐一空，地下的树根也被掏挖干净。

    1955年底，农村实行合作化，土地归集体。父亲无地可种树，当然也无树根可刨了。

    “钱的来路断咧！树卖完了——”大年初一晚上，父亲无奈地对初中一年级只上了一个学期的陈忠实说，他期望儿子能够理解。“你得休一年学。”父亲的话，思谋已久，“一年。”父亲再次强调，显然说这个话还是感到很艰难。父亲的谋划是，让陈忠德先上完初中，如果能考上个师范学校或技校，学费就会由国家出，压力缓解之后再供陈忠实上学。陈忠实虽然也有委屈，但他理解父亲的难处，便答应了。

    春季开学后，陈忠实到学校办理休学手续。班主任在他的休学申请上写了“同意休学一年”的意见，校长签了“同意”二字。他到教务处开休学证书时，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对这个好学生因贫穷休学充满了同情，但又很无奈。送他走出校门时，眼含热泪嘱他明年一定记着来复学。

    休学后，陈忠实在家里看妹妹，经常背着妹妹在村子里闲转。有一天，乡政府书记在村子兴办农业合作社，他跟着看热闹。书记看到这个抱着孩子的孩子，很是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不上学。他说休学了。问他为什么休学，他不说。书记就问村上的人，村上人说，这娃学得好，但是家里穷，他父亲供不起休学了。书记立即发了火：新社会怎能让贫农的孩子失学？一定得上学。书记后来跟学校联系，让这个少年复学。学校每个月给他六元钱的助学金。那时对贫苦家庭孩子上学有助学规定，后来陈忠实换了几个学校，从第十八中学到第三十四中学，这些学校给不仅给他助学金，而且每月还升为八元钱。（关于初中助学金数额，陈自己有些文章写为每月八元。2012年5月5日下午，陈忠实就这个问题对笔者说，在第三十六中上初一和初二时是六元，转学到第十八中学后，变为每月八元。后来到第三十四中读高中，每月也有八元助学金。另外，有些文章写，陈忠实当时在第三十六中复学后，学校还给他免除了一切学杂费，陈忠实说并没有免除。）陈忠实后来说：“我是依靠着每月八元的助学金在读书，成为我一生铭记国家恩情的事。”（陈忠实：《父亲的树》，见《吟诵关中》，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页。）这是后话。

    到了秋天，他就又到学校上课了。但是因为他初中一年级第二学期的课程没有学，只能从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从头学起。这样，他虽然耽误了一个学期，实际上还是耽误了整整一年。因了这一年的耽误，他后来的命运也因此而改变了。

    四、赵树理：第一个文学引路人

    人是具有精神的动物。古今中外，都有一个突出的现象：生活中有一些人，愈是贫穷，愈是追求精神生活。极度的物质贫困与极度的精神丰富，形成鲜明的反差。

    陈忠实复学是从秋天开始的。这个时候，第三十六中的初中已经建好，他就回到韩森寨读书。依然是背馍上学，但从蒋村到韩森寨比到索罗巷要近一些。一日三餐，还是开水泡馍，不见油腥儿，最奢侈的是买一点杂拌咸菜。穿衣更是无法讲究，从夏天到冬天，穿的单棉衣裤和鞋袜，都是母亲手工做的；只有冬来防寒的一顶棉布单帽，是现代化纺织机械制品。他在乡村读小学的时候，一来年纪小，二来大家都是乡村学生，对于穿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如今到城里读书，整天面对那些穿着艳丽而别致的城市学生，反差太大，他不能视而不见，也无法不自卑。这种由心理自卑引起的心理压抑，比难以下咽的粗粮和薄不御寒的补丁衣服更让敏感的少年陈忠实难以忍受。

    痛苦了一阵子，陈忠实终于明白，自己抵御贫寒和自卑的唯一手段，只能是学习。物质上不能与人比，但学习可以走在前头。学习再沉重他也不怕，最怕的是学校组织集体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有不少是需要花钱的，如看电影、看话剧等。他没有钱，衣衫褴褛，特别不愿在公众场合亮相。因此，每当集体活动，特别是要花钱的集体活动，他往往选择一个人留在宿舍或者教室，自己读书，要么到大操场上熬过那些让人心酸的时光。

    陈忠实学习刻苦，课外很少有娱乐活动。有一回看了一场不要票的半截戏，结果还受了批评。这是后来他转学到第十八中学的事。第十八中学在纺织城边上，学生宿舍在工人住宅区内。陈忠实自小受父亲影响，喜欢看秦腔。有一天上完晚自习，他和同学在回宿舍的路上听到锣鼓梆子响，隐隐还传来男女对唱，禁不住好奇和诱惑，他们循声找到一个露天剧场。这是西安一家专业剧团在为工人演出，演员中有一位须生名角，名声响亮，在关中地区家喻户晓。这时戏已经演过大半，门卫不再查票，陈忠实就和三四个同学走了进去。虽然是半截戏，看得还是很有兴味，直到曲终人散。陈忠实以前看的都是乡村那些农民的草台表演，此晚所看乃专业演出，水平自非业余所可比拟，看后回到宿舍，回味不尽，兴奋不已，久久不能入眠。第二天早上走进学校大门，教导主任和值勤教师便堵在他面前，叫住并指令他站在一边。旁边已经站着两个人，都是昨晚看戏的同伴，陈忠实一看就明白了，有人给学校打小报告。教导主任以严厉著称，黑煞着脸，声狠气冷地训斥了几个看戏的学生。这是陈忠实学生生涯中唯一的一次处罚。

    生活艰窘，但少年人的精神是饱满的。在这种处处使人感到困窘的生活里，陈忠实喜欢上了文学。现实是灰色的，有时令人痛苦，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升华，往往指向美好。沉浸于文学的审美之中，有时可以淡化或忘记痛苦。文学作品是作家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建构的艺术世界，是一个精神家园。因此，人生痛苦的生存体验在阅读审美过程中有时也会升华，转化为丰盈的精神财富，从而使人在精神上能够超越无奈的现实。

    1957年，陈忠实十五岁。这一年的秋天，他开始读初中二年级。这一学期开始，中学语文课进行改革，分为文学和汉语两种课程。汉语讲一些干巴巴的语法之类，他很厌烦，文学课本收录了古今中外一些诗、词、散文和小说的名篇，富于形象和美感，他最喜欢学。陈忠实说：“在文学课本里，那些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作品，唤醒了我心中有限的乡村生活的记忆，使我的浅薄的生活经验第一次在铅印的文字里得到验证，使我欣喜，使我惊诧，使我激动不已。是的，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验证自己的生活经验，在我无疑具有石破天开豁然开朗的震动和发现。”（陈忠实：《收获与耕耘》，见《生命之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13、414页。）

    于是，他开始喜欢文学。

    文学课本中有一篇赵树理的短篇小说《田寡妇看瓜》，陈忠实学习之后，先是惊讶于这些农村里日常见惯的人和事，尤其是乡村人的语言，居然还能写进文章，还能进入中学课本？继而想道：“这些人和事，这些人说的这些话，我知道的也不少，那么，我也能编这样的故事，能写这种小说。”

    “我也能写小说”的念头在陈忠实心里悄悄萌生，却不敢说出口。那时候他很自卑，穿着一身由母亲纺线织布再缝制的对门襟衣衫和大裆裤，处身于城市学生中间，就觉得矮人一头。而喜欢文学，在一般同学眼里，往往被看作是极浪漫之人的极富浪漫色彩之事，怎么可能发生在像他这样人的身上呢？说出去岂不被人笑掉大牙。但是有了目标，心里也就有了主意。第一次，他踏进学校图书馆的门，去找那个令他着迷的赵树理。

    陈忠实借了赵树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的单行本回来阅读，感觉津津有味，兴趣十足。读到动人之处，他一边会心地笑着，一边把书拿到亮光下边，试图寻找那动人之处究竟是些什么。这是陈忠实有生以来阅读的第一本和第二本小说。赵树理这个作家对陈忠实来说是陌生的，但小说中描写的农民和农村生活对他来说却是非常熟悉的。赵树理笔下那些有趣的乡村人和乡村事，他几乎都能在自己的村子对应找到。这样，陈忠实在崇拜赵树理的同时，也开始学习或者准确地说开始模仿赵树理写作。

    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是陈忠实的第一个文学老师，也是引路人。

    这一学期，语文教师换了，新来了一位刚从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年轻教师，叫车占鳌。他热情高，教学方法新，作文课不命题，而是由学生自己自由拟题，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样一来，正合了陈忠实的心意。他激情澎湃，挥笔在作文本上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桃园风波》，两千多字。这篇小说是依着村里一个老太太的故事衍化而写，他还学赵树理，给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起了绰号，所有的人和事全是蒋村发生的真人真事，讲的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初级转入高级，把留给农民的最后一块私有田产——果园也归于集体，在归公的过程中，发生的几个冲突事件。陈忠实认为，这是他写作的第一篇小说，已非以往所写的一般作文。2002年7月31日，西安一批文学友人在给陈忠实举行六十华诞和文学生涯四十五周年庆贺笔会时，推算其文学生涯为四十五周年，依据就是这个短篇小说《桃园风波》的写作时间。这是他迈上文学之路的第一步。

    作文本发下来以后，他看到车老师给这篇小说写了近两页的评语，全是好评赞语。这个时候学校学习苏联的教育体制，计分为5分制，3分及格，5分满分，车老师不仅给他打了5分，还在“5”字的右上角添了一个加号，表示比满分还多。陈忠实一看喜出望外，欢欣鼓舞，同桌则把他的作文本抢过去，看了老师用红笔写的耀眼的评语，然后在同学中一个一个传阅。同学们都对他刮目相看。那一刻，陈忠实在这些城市同学中，忽然涌起了一种自信，平时的自卑和畏怯也像冰雪见了阳光一样融而解之。

    紧接着，陈忠实在作文本上又写下第二篇小说《堤》，写村子刚成立农业社时封沟修水库的事。

    一个大雪初霁的早晨，陈忠实和同学正在操场上扫雪，车占鳌老师突然来到操场，拍着陈忠实的肩膀，叫他到语文教研室去一下。陈忠实有点忐忑不安。此前，还在他写《桃园风波》之先，他的作文写了两首诗，车老师写的评语对他有些误会，他不服，曾和车老师在办公室闹过别扭。现在车老师忽然叫他，他不知底细，心里有些戒备。没有想到，陈忠实刚走出扫雪的人群，车老师就把一只胳膊搭到他的肩膀上，这个超常的亲昵动作，一下子化释了他心中的芥蒂，同时也使他有些受宠若惊，不知所措。一进教研室的门，车老师说：“二两壶、钱串子来了。”里面坐着一男一女两位老师，他们看着陈忠实，哈哈笑了。陈忠实不知所以，脸上发烧。“二两壶”和“钱串子”是《堤》中两个人物的绰号。车老师把他领到办公桌前，颇为动情地说，西安市教育系统搞中学生作文比赛，要求每个学校推荐两篇作文，他的《堤》被选中了。除了参评，他还要把这篇小说投给《延河》。他告诉陈忠实，如果发表了，还有稿费，他显然知道陈忠实曾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休学的事。最后车老师很诚恳地说：“你的字儿不太硬气，学习也忙，稿子就由我来抄写投寄。”

    1958年9月，陈忠实转学到第十八中学读初三。这里离家又近了一些，位于西安东郊刚刚兴起的纺织工业基地，通称纺织城。这一年是大跃进之年，学校处于停课或半停课状态，学生被组织起来，一阵儿到东郊原坡上打麻雀，一阵儿端着洗脸盆到灞河的沙子中去淘铁沙，一阵儿又到纺织厂周围小巷子里的马路上和垃圾堆中去捡拾废铁。学校还建有小高炉炼铁，又从生产队借了一块试验田准备“放卫星”。上课时断时续，老师布置学生自己命题写作文。陈忠实偏爱文学，在这种松散的学习状态下，正好可以腾出时间阅读文学作品。在狂热的大跃进中，也兴起了全民诗歌运动。“诗歌创作形式名目繁多，诗窗、诗棚、诗府、诗亭、诗歌堂、诗碑等等遍地开花，田间路畔、工厂车间、部队岗哨到处布有诗坛。为了调动群众创作热情,各种各样的赛诗活动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起来。1958年3月，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白庙村首创赛诗会，其经验在其他地区迅速推广后，即成为群众性最广泛和最普遍的诗歌创作活动方式。与赛诗会相似的诗街会、战擂台、联唱会等也应运而生，蜂拥而起，广泛开展活动。”（岳芃：《大跃进诗歌概述》，载《唐都学刊》，1997年第3期。）看着乡村骤然间魔术般变出的满墙气吞山河的诗与画，少年陈忠实的心中也不免涨出亢奋和欢乐的情绪。一次作文课上，老师让大家写诗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这三面红旗，他一气写下了五首，每首四句。作文本发回来时，老师给他写了整整一页的评语，全是褒奖。他把这五首诗寄到《西安日报》。

    几天后，有同学在阅报栏上发现了陈忠实的名字，问他，他很激动，激动到不好意思去查看。后来被两个同学拽着，硬拉到了学校前院的阅报栏。这是1958年11月4日的《西安日报》，上面发表了署名陈忠实的一首诗，题目是《钢、粮颂》：

    粮食堆如山，钢铁入云端。

    兵强马又壮，收复我台湾。

    这是陈忠实见诸铅字的第一篇文字。

    五、由向往“神童”而眺望遥远的天际

    陈忠实文学之路上遇到的第二个人是“神童”刘绍棠。

    陈忠实对文学产生兴趣的时候，正在上初中二年级的第一学期，时值1957年下半年，全国“反右”正在进行。语文老师车占鳌是一位初出茅庐的中文系大学生，思想开明，常在语文课上逸出课本内容，讲某位作家某位诗人被打成“右派”的逸事，尤其是当年被称为“神童”的刘绍棠被定为“右派”，给陈忠实的印象最为深刻。1957年8月27日，《中国青年报》刊出一篇由该报记者高歌今写的通讯，题目是《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陈忠实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天才”，“神童”，远远比那个他尚不能完全理解其内涵的“右派”帽子更多了几分神秘色彩，他十分急迫地想看看这个神童在与他差不多年龄时所写的小说。课后，他到学校图书馆查阅图书目录，居然借到了刘绍棠的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和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大约是学校图书馆尚未来得及禁绝“右派”作家的作品。他读了《山楂村的歌声》，很喜欢，觉得语言很美，五十多年后还能记得小说开头的一些句子。2008年12月9号晚上，在西安建国路省作协陈忠实办公室，笔者拿着从孔夫子网上购来的旧版《山楂村的歌声》让他看。陈忠实翻到此书开头，说他对小说开头的句子印象很深，接着就给笔者忘情地朗读起来，一边朗读还一边赞美。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刘绍棠，被誉为“天才”“神童”作家，在当时的中国驰誉一时，影响很大，对当时的青少年文学爱好者极具神秘性和吸引力。刘绍棠1936年出生于河北省通县大运河岸边儒林村的一个普通农家。1949年读初中二年级时就开始发表作品，此时他刚十三岁。1952年元旦，《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刘绍棠的小说《红花》，在全国青年中反响强烈。当时他上高中一年级时，团中央便对他进行重点培养。在团中央工作的胡耀邦曾找刘绍棠谈话四个多小时，希望他多写农村青年题材，并且让他到东北农村去采访。刘绍棠在东北住了两个多月，把在东北得到的创作素材挪到自己的村子里，换上他所熟悉的人物原型，开始构思他的小说《青枝绿叶》。《青枝绿叶》写成后，在1952年9月5日的《中国青年报》上以整版篇幅发表，后来迅即被编进了高中语文课本。1953年，刘绍棠又以《青枝绿叶》为名出版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并因此一举成名。那年，他只有十六岁。195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翌年退学，原因是他觉得在中文系学习对他的写作没有用。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被誉为“神童作家”。1957年被划成“右派”。刘绍棠走上乡土文学之路，受到孙犁和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影响很大。刘绍棠一生最为佩服的作家是肖洛霍夫，而对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肖洛霍夫是一个以写家乡顿河地区人民生活为主的作家。刘绍棠很小就喜欢这部小说，受此影响，他常常想如肖洛霍夫那样，成为一个专意写作自己故乡人民生活的作家，过一辈子肖洛霍夫式的田园生活，住在家乡写乡土小说。“神童”刘绍棠长陈忠实六岁，他的这些“光彩”甚至是“异彩”无疑对一个同样是少年的陈忠实产生了极大的魅惑力，一方面加深了陈忠实对文学的喜爱，另一方面也促使陈忠实对文学的“天才”作用产生长久的思考。

    在《山楂村的歌声》后记里，刘绍棠说到他对肖洛霍夫的崇拜和对《静静的顿河》的喜欢。因此，陈忠实也很想见识一下肖洛霍夫和他的长篇小说。他到学校图书馆查找，在书架上看到了《静静的顿河》，四大本摆成一排，显得极为壮观。梦寐以求的小说就在眼前，他却有点望而生畏，读这么四大本需要多长时间？他抑制了自己的欲望，没有立刻借阅，而是等到放了暑假，才把这四大本著作背回乡村的家中。他要等待有了更为从容的时间，再细细阅读。

    根据时间推算，陈忠实读《静静的顿河》应该是1958年的夏季，也就是他初中二年级上完之后的那个暑假。小小的陈忠实那时候还在忙于自己的生计，整个暑假，每逢白鹿原上集镇的集日，他前一天下午就从生产队的菜园里趸取西红柿、黄瓜、大葱、茄子、韭菜等，大约五十斤左右，天微明时再挑到距家约十里的原上去卖。一趟买卖可赚一二元钱，开学时就揣着自己赚来的学费报到了。而在集日的间隔期里，陈忠实每天早晨和后晌都去割草。他背着竹条大笼，提着草镰，或下灞河河滩，或爬上村庄背后白鹿原北坡的一条沟道，到处寻找鲜嫩的青草。因为年幼，他还没有为农业合作社出工的资格，但是割草交给社里获得的工分有时比出工还要多。就在这卖菜和割草的间歇里，陈忠实拿出《静静的顿河》，兴趣盎然地阅读顿河哥萨克的故事。小说中那条远方的顿河常常幻化为他家门前那条冬日清冽夏日暴涨的灞河，辽阔的顿河草原上的山冈，那舒缓起伏的线条，也与他天天面对着的骊山南麓和白鹿原北坡之气韵叠印在一起。那个生动的哥萨克小伙子葛利高里，那个风情万种的阿克西尼亚，虽然生活在远方异域，读起来却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一个是陈忠实少年生活范围以外的另一个民族的生活形态——顿河哥萨克的故事，一个是卖菜割草的尚未成年的乡村孩子，书里书外，存在着遥远的距离和巨大的差异。然而，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少年陈忠实的视野抵达了一个虽然找不到准确方位但却在远方存在着的顿河草原，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快乐和悲伤牵动着他的情感。这种文学的熏陶是悄然的，也是深远的。静静的顿河，辽阔的草原，哥萨克，奔放的小伙子，热烈的女人，红军，白军，这些主题词无疑深深地扎根在少年陈忠实心里，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的酵母。

    陈忠实由对作家刘绍棠的好奇和喜欢，知道了遥远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借阅了他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这是陈忠实有生以来阅读的第一部长篇翻译小说。陈忠实与文学之结缘，是从乡土小说开始的。《静静的顿河》也是一部与乡土有关的小说。肖洛霍夫及其创作的顿河哥萨克乡村小说给陈忠实的文学思维和文学气质以极其深刻的影响。

    很多年后，陈忠实才意识到，他的文学阅读转向，偏向喜欢阅读欧美小说，就是从这一次发生的。他的阅读心理也在这一次从“说时迟，那时快”的语言模式里跳了出来。

    刘绍棠对陈忠实的启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文学创作的“天才”问题，陈忠实此后很多年里都在打量自己有无文学天才并思考天才问题；二是通过刘绍棠，陈忠实结识并深深地喜欢上了异国的肖洛霍夫，开阔了陈忠实的文学视界，使陈忠实的文学眼界和文化视野由脚下的乡土伸展到了无际的远方；三是不论是刘绍棠还是肖洛霍夫，都喜欢扎根于自己的乡土，生活于此，创作于斯，并以小说的形式描写脚下这块熟悉的土地，为乡土立传。这最后一点，对陈忠实的影响是内在而深远的，它的意义会在以后的岁月里逐渐显现出来。

    陈忠实后来一直没有离开自己生活过的土地。他在六十岁回顾自己生命和创作历程的时候说，他对自己曾有两次重要的把握：一次是在1978年初，当中国文学复兴的浪潮涌动的时候，他选择离开人民公社干部的职位，调入文化馆搞写作；第二次是1982年，他调入作协陕西分会当了专业作家，回归老家，一住就是十年，直至五十岁写成《白鹿原》。

    六、柳青：文学道路上的第二个导师

    陈忠实一直认为，他走上文学道路，有两位作家对他影响最大，他从心底认为这两个人是他的文学导师，一个是赵树理，一个是柳青。赵树理使他喜欢上了文学，柳青很长时间是他创作学习、认识生活和艺术地反映生活的榜样。

    1959年春天，陈忠实从报纸上得知柳青描写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将在《延河》4月号开始连载，心里按捺不住地兴奋和期待。这其中有对一位著名作家的崇拜，更多的还是好奇，他极想看看柳青是如何描写农村生活的。家里境况好的时候，父亲一周会给他两毛买咸菜的副食钱，为了买《延河》，他把两毛钱早早省了下来，每天只吃干馍喝开水。到了4月，他赶到纺织城的邮局买了一本渴望已久的《延河》。《延河》4月号刊发的《创业史》是《题叙》，发表时也不叫《创业史》，而叫《稻地风波》。小说题头画的稻田，稻田水渠上有一排白杨，白杨迎风舞摆。陈忠实一看到这幅画，就想到自家门前的景象。他家门前是灞河，一道一道的灌渠上是一排一排的白杨，少有柳树，也有稻田。陈忠实一口气读完《题叙》，心里感到很安慰，用省下的咸菜钱买了这本杂志是大大地赚了，苦没有白吃。接下来，陈忠实每月按时买《延河》，读《稻地风波》。

    7月，他于西安市第十八中学初中毕业。他有一张初中毕业照片，是与同学的合影留念。前排左边的第一人为陈忠实，少年的青涩尽写在脸上。他光脚穿着一双方口布鞋，手里拿着一本刊有《稻地风波》的《延河》杂志。这应该是1959年7月号的《延河》。照片下面依稀写着：“惜别。1959于纺织城。”

    毕业后回到家里，既没有了两毛钱的菜钱，乡下也没有邮局，看不到已经让他沉迷的《稻地风波》了，陈忠实心中有些怅然若失。

    1959年秋天，陈忠实到灞桥的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上高中。这座中学是1944年由灞桥周围六乡群众倡议、推动，在1935所建的私立灞桥小学校址上扩建而来，由地方集资创办，名私立树人中学，曾得孙蔚如将军大力资助，是灞桥境内第一所中学。1945年，长安县政府接管树人中学，改名为长安简易师范学校。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秋，长安简易师范迁至申店乡局连村，原校址改名长安第三初中，1954年归市属后改名为西安市第十四初级中学，1956年改为完全中学，1958年定名为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学校坐落在古人折柳送别的灞桥桥南，学校的东围墙就扎在灞河河堤根下。上了高中，陈忠实还念念不忘《稻地风波》。后来听说《稻地风波》要在《收获》1959年第6期全文刊出，他赶紧托在西安当工人的老舅帮他买了一本这一期的《收获》，送到学校，他才完整地读完了《创业史》第一部。

    从《延河》8月号起，柳青的《稻地风波》改题为《创业史》，至11月号全部载完。《创业史》第一部脱稿时间是1959年10月3日下午4时。1959年11月，《收获》第6期发表《创业史》（第一部）修订稿。

    初读《创业史》，陈忠实还不能完全理解，但小说中的几个人物给他印象很深。梁三老汉、梁生宝、郭世富、姚士杰、改霞这样的人物，他在蒋村一个一个都能找到相对应的形象。蒋村和柳青生活的那个皇甫村，相隔大约六七十里路，陈忠实读着《创业史》，心里感动着，常常向南眺望。柳青成了他崇拜的第二位中国作家。柳青对农村生活的艺术描写，对农村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自然也深刻地影响了年轻的陈忠实。

    陈忠实后来回忆说，他接触柳青以后，即1959年在《延河》读到《创业史》后，就深深迷上了柳青，而把赵树理搁下了。当时写农村生活的小说作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赵树理和柳青。何况，柳青还是陕西人，他的《创业史》写的是陕西关中的农村生活，这与陈忠实所知道所体验的农村生活更为接近。因而，柳青对陈忠实的影响就更大一些。

    从1959年9月入学，到1962年7月高中毕业，陈忠实的高中学习，全程经历了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极度的饥饿折磨着正处于身体生长最活跃期的陈忠实，而他对付饥饿的唯一办法就是投入文学的迷醉之中以忘记饥饿，以精神上的饱满抵抗物质上的贫乏。在1961年最困难的这一年，陈忠实正在读高中二年级，无法化解的饥饿折磨着包括他在内的几乎所有人，市教育局采取了非常措施，取消晚自习，取消一切作业，实行“劳逸结合”来对付饥饿。空闲时间多了起来，陈忠实就把课余的时间和精力全部用于阅读和写作。他和同样爱好文学的同学常志文，每天晚饭后，抄近路步行十里，到纺织城书店读喜欢的新书，回来的路上再交流读书心得。上床睡觉之前，饥肠辘辘，就喝一大碗盐水哄自己入眠。他还和同学常志文、陈鑫玉，组织起来一个文学社。苦于喜欢文学而总是找不到创作的门路，文学社就被命名为“文学摸门小组”。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出，他们当时对于创作的心境和情态，急切而又彷徨。成立文学社的同时，他们又决定创办文学墙报，起名为“新芽”，大家都为之写稿。

    这个时期，陈忠实读了很多文学作品。可以确知的是，他陆续读了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等小说，李广田的散文等，极大地开阔了文学眼界。他借来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周六回家，沿着灞河河堤一路读过去。《顿河故事》收入二十余篇短篇小说和一个中篇小说，绝大部分创作于1923年至1926年之间，这些小说描写顿河哥萨克在国内战争期间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初年的生活和斗争，情节富于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生动活泼。陈忠实认为“篇篇都写得惊心动魄”，虽然是肖洛霍夫早期作品，“却堪为短篇小说典范”。

    无疑，这样纯粹出于兴趣的阅读，对他的文学感受能力和文学思维方式，起到了最初的培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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