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乡当了小学民请教师

    1958年“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很快显现了出来。接下来的全国性大饥荒和经济严重困难，迫使许多高等学校大大减少了招生名额。

    1961年，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有百分之五十的学生考取了大学。只隔一年，到了1962年，这个学校四个毕业班考上大学的人加起来也只是个位数。学习成绩在班上可以称得优秀的陈忠实名落孙山。而且，他们全班无一考上，被剃了个光头。

    上不了大学，陈忠实只能回到老家乡村。村子里第一个高中毕业生回乡当农民，报纸上宣传说是光荣的，但在乡人眼里，陈忠实无异成为一个“读书无用”的活标本。

    高考结束后，陈忠实经历了青春岁月中最痛苦的两个月。青年陈忠实进入了六神无主的失重状态，所有的理想和前途未来在瞬间崩塌。回家之后，无数个深夜，他噩梦连连，时常从用烂木头搭成的临时床上惊叫着跌到床下。

    看着痛苦不堪的陈忠实，父亲陈广禄很是担心，“考不上大学，再弄个精神病怎么办？”

    有一天，沉默寡言的父亲终于很认真地对他说：“当个农民又如何啊，天底下多少农民不都活着嘛。”父亲的这一句话，一下子惊醒了他这个迷糊了多日的梦中人。是啊，人首先得活下来。农民虽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农民的日子虽苦，但天下那么多的农民，他们都活着。活下来是当务之急，也是人生的头等大事。

    在无情的现实面前，陈忠实选择了到村里的小学当民请老师，也就是后来的民办教师。经毛西公社批准，从1962年9月开始，陈忠实在西安郊区毛西公社蒋村初级小学任民请教师。一般民请教师，每月由生产大队给记二十几个劳动日。陈忠实所在的蒋村小学由三个村子合办，不能记工分，便由三个村子分担每月二十八元工资，年终结算。

    所谓“毛西”，乃毛河湾西村之简称。因当时的公社驻毛西村，故泛称这一带为毛西。学校由三个小村合办，设在东、西蒋村之间的平台上。这是一个初级小学，共有学生七十余人。所谓初级小学，就是只有一到四年级；而高级小学，是五到六年级。蒋村初小当时只有两个教师，一个是公办，一个是民请。陈忠实就是这个民请老师。教师办公室是一幢拆除了不知哪路神灵泥像的小庙，两个教师合用。教室旁边是生产队的打麦场。社员出工上地下工回家经过教室门口，嬉笑声、议论声和骂架声常常传进教室。

    那个公办教师姓陈名祖荫，年近六旬，是陈忠实外婆妹妹的儿子，算是亲戚。陈忠实管陈祖荫叫舅。陈祖荫有一个四叔，曾在杨虎城的军队里任旅长，捐资修建了狄寨原上的迷村小学，而陈祖荫则在这个旅长下边当了一个小官，主要是写字。陈忠实小时候逢年过节，去这个舅家，感觉很是阔气。陈祖荫的毛笔字写得极好，是老功夫。陈忠实说，他后来在西安还没有见过哪个人包括书法家有比陈祖荫的字写得更好的。在乡村，凡是婚丧嫁娶，陈祖荫就给人写对联。遇到有的人家没有毛笔，陈祖荫就扯一个棉花蛋蛋，蘸着墨水写，依然非常漂亮。陈祖荫国文教得好，但他有一个缺点，就是不会教算术。所以村里的小学生，年年升学考试都考不上。

    陈忠实来了以后，带毕业班，给学生强化补习算术。

    1964年，陈忠实当了东李六年制高级小学下属初级小学东片区教研组组长。陈忠实所带毕业班因为连续两年升学率百分之百，一下子轰动了全公社。7月，被评为“优秀教师”。公社教育部门因此奖给他三十元钱。这笔在当时并不算少的奖金，在他当年9月调到毛西公社新成立的农业中学任教之后发下。领到钱后，他把钱装在上衣的口袋里，接着与同事在操场打篮球，把衣服挂在篮球场边一棵树的树枝上。打完篮球，衣服还在，但钱却找不见了。

    1964年12月，毛西公社布置下属各单位为春节准备文艺演出节目。当时，全国正在大力宣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陈忠实采访了毛西公社陈家坡贫农陈广运，谈了整整一天，回去写了一篇老贫农忆苦思甜的快板书，作为春节参演节目。快板写好后，他看到《西安晚报》的一篇春节演唱征文启事，征文要求大家投寄小演唱、对口词、快板书、小戏等，就把这一篇快板书寄了过去。1965年1月28日，《西安晚报》发表了他的这个快板书，题为《一笔冤枉债——灞桥区毛西公社陈家坡贫农陈广运家史片断》。

    陈忠实调到毛西公社新成立的农业中学任教，仍为民请教师。他于1961年1月在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加入共青团，调到农业中学后，被推举担任了学校的团支部书记。

    1965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由于他工作表现突出，被推举出席了社教总团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这在当时是一种较高的荣誉。

    二、看不见未来的文学自修

    当了民请教师，工作算是安稳了，生活也有了着落。但是未来怎么办？就这样一辈子教下去，还是要有另外的打算？这个问题，其实在他刚一当上民请教师，就浮上了心头。

    二十岁时，人生已经进入成年。陈忠实切实感到，这是一个令人心悸魄颤的年轮。告别学生时代，迈入广阔的社会，眼前突然展现出一个茫无边际的世界。面对这个世界，人有时会非常迷惑，人生之路究竟应该向哪里走？怎么走？这是个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摆在陈忠实面前的人生选择，在当时，却是相当的有限。甚至，是别无选择。在当时城乡二元对立的中国社会里，究其实，民请教师就是不是农民的农民。然而，这个民请教师似乎还是比当一个农民好了一些。

    这个时候，在关于未来的思考中，陈忠实心底那个文学之梦又悄悄地浮上了心头。

    大学梦破灭了，文学梦还在。

    有梦就有希望。希望就在文学梦里。

    陈忠实决定自学。自学文学，自学大学课程。陈忠实回到了祖辈千百年来生活的故土，开始自学生活，并决定以文学作为终生追求。这样的选择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文学也许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中国当时社会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那时的农村青年要跳出农门，真比登天还难。陈忠实明白，自己在农村，几乎人生所有的路都堵死了，只能靠自我奋斗这一条路了。这无疑是一条悲壮之路。因为不知道何年何月才是出头之日。第二，文学毕竟具有精神慰藉功能，文学在当时也不失为苦闷情境下的一种精神安慰。当然，根本的原因是陈忠实自初二起对文学发生的兴趣，此时于绝望中更加突显出来。

    自学环境是艰苦的：在一个破屋子里，窗户纸被西北风吹得一个窟窿接一个窟窿。条件是简陋的：一张古老而破旧的小条桌，用草绳捆着四条腿。桌上放着一个煤油灯，是用废弃了的方形墨水瓶制成。但是，陈忠实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度过了痛苦彷徨期的陈忠实，开始了虽然有所计划但其实遥遥无期的文学征程。一切都重新开始。他给自己订下了一条规程，自学四年，练习基本功，争取四年后发表第一篇作品。作品发表之日，就算他的“大学”毕业之时。

    后来，陈忠实曾多次不无诙谐地说：“成名无非是再换一根结实的绳子来捆桌子腿！”

    这是一个青年奋斗者的形象，也是一个文学殉道者的肇端。

    陈忠实将白天的时间全部给了孩子们，而晚上的时间则属于他和他顶礼膜拜的文学。

    他主要从两方面进行努力，一是读书，一是练习写作。那个时代乡村青年读书，没有图书馆，没有资料室，无人指定必读书目，也没人指点迷津，完全是遇到什么读什么，找到什么就读什么。这样所接触的书，一是数量少，二是品种较为单一，多为六十年代流行的文学书以及民间的一些藏书。这种阅读状况，在中国乡村社会，极为普遍。同时，这些时代流行书以及民间藏书的文化品格，对陈忠实的文化人格无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是塑造作用。陈忠实在阅读中，感觉合乎自己口味的，就背下来。对特别感兴趣的篇章则进行分析，学习其结构和艺术表现手法。读了就写，不断地写。这种写作，基本是文学练习，较少写完整的作品，大量的是生活笔记，长短不拘，或描一景，或状一物，或写一人，或述一事，日日不断。

    这个时候，陈忠实内心的信条只有一个，那就是“不问收获，但问耕耘”。每换一个新的生活记事本，他都要在开篇写上这句话，视之为座右铭。这个信条所含的埋头苦干的实干哲理令他信服，他也觉得适合他的心性。此言第一排除侥幸心理，第二抑制自卑心理，陈忠实觉得，这两种心理是他当时最大的敌人。

    陈家本来就不富裕，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及至以后，饱肚乃最大问题。陈忠实的“但问耕耘”，没有电灯照明，也没有钟表计时，晚上控制不住时间，第二天就累得难以起床。陈忠实想了一个办法，既能照明又能计时，他用一只小墨水瓶做成煤油灯，瓶中煤油熬干，即上炕睡觉。算来此时大约为夜里十二点钟。长此以往竟成为一生的习惯。

    春秋时节，气候宜人，日子好过一些；到了冬夏两季，就有点难以忍耐。冬无取暖设备，笔尖冻成了冰碴。夏无制冷手段，酷热常让人头晕眼花。更为难耐的是，蚊虫肆虐，叮咬得人无处躲藏，用臭蒿熏死一批，烟散之后，从椽眼儿和窗孔又钻进来一批。夜里，乡间的农民一家人在场头迎风处铺一张苇席纳凉，他却躲在小厦屋里，穿一条短裤，汗流浃背地读着写着。母亲有时担心他沤死在屋子里，硬拉他到场边去乘凉，他却丢不下正在素描着的某一个肖像，得空又溜回小厦屋去继续“耕耘”。

    陈忠实的自学和奋斗当时都是处于秘密状态。胸中虽有宏图，但这时的陈忠实自卑多于自信，在这个看不见未来的文学自修中，他不怕受苦受难，但是担心被人讽刺和嘲笑。一方面是内心创作热潮在涌动，一方面又全力避免更多的嘲讽。于是学习与写作便呈现一种“地下”状态，对任何人——包括他的父亲陈广禄，他都绝口不谈，偶被问及，总是极力回避，顾左右而言他。他的父亲对他的行为难免奇怪，常常忍不住问他整夜整夜钻在屋子里“成啥精”？他说“谝闲传”！见如此作答，父亲虽然心存疑问，却也不再追问。

    自学有其局限性。由于都是自己在摸索，而且是在黑暗中摸索，或者是借着一点亮光摸索，即使是非常用功的人，也仍然是自我封闭的摸索，既缺乏大师指点、高人指路，也缺乏群体学习环境中那种自由讨论乃至自由辩难所带给人的多向度的思维开启和精神启迪。所以，自学对一个人的成才，容易造成至少以下两个问题：一是知识结构的不平衡，不全面；二是文化视野受到局限。这个局限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视野不够开阔，二是虽然开阔了但又很驳杂，缺乏比较明晰的文化立场和精神向度。这种局限性，在陈忠实后来的创作实践中特别是早期写作和中期创作中都有或隐或显的表现。

    陈忠实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的文学自学，是在一种相对单一的文化和精神环境中进行的。那时的文学观念只有一种，就是“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没有人对此怀疑，至少没有人能公开对此提出怀疑，于是，这种观念就成了“真理”。陈忠实的自学，虽然可以使知识和技巧的学习很扎实，但文化视野一直受限于时代的文艺政策。

    自学也有其优长。由于是自己在黑暗中艰苦摸索，较少受外界的干扰和魅惑，反而容易形成自己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和坚定的精神信念。

    在写什么人的问题上，陈忠实学习和接受的当然是“写人民大众，不写个人”这样的文学观念。这一点，也形成了陈忠实迄今一以贯之的文学立场和观念。陈忠实的笔下，特别是他的小说，从1974年的《高家兄弟》到1979年的《徐家园三老汉》再到1988年至1992年的《白鹿原》以至2001年的《日子》，所写的对象，都是人民大众，是农民，中国社会底层的普通人。

    陈忠实的小说和散文创作，一直信奉和坚持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不信鬼神，不言佛道，以真实世界和生活经验为基础，进行艺术描写或必要的虚构。陈忠实创作还有一个特点，写人写事多采用正面描写，较少侧面取巧或以虚写实。他的写作特点以至后来的文学风格正好应了他的名字：忠实。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历史，忠实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

    三、“处女作”的诞生

    1962年下半年，陈忠实决定自学文学时，计划四年后发表第一篇作品，作品发表之日，即其“大学”毕业之时。结果，他提前一年多“毕业”。1965年3月8日的《西安晚报》发表了他的一篇散文，题为《夜过流沙沟》。

    这篇散文，陈忠实视之为自己的“处女作”。（但是，在发表《夜过流沙沟》之前，他还公开发表过其他作品。最早的是发表于1958年11月4日《西安日报》的短诗《钢、粮颂》，发表这首诗时，陈忠实还是一个正读初三的十六岁的学生。此外，陈忠实在1965年1月28日的《西安晚报》还发表过快板《一笔冤枉债——灞桥区毛西公社陈家坡贫农陈广运家史片断》，在1965年3月6日的《西安晚报》发表过诗歌《巧手把春造》。也就是说，在《夜过流沙沟》之前，陈忠实就已经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过两首诗和一首快板。那么，陈忠实为什么把这两首诗和一首快板忽略不计，只说《夜过流沙沟》才是他的处女作呢？就这个问题，笔者问过陈忠实。他说，他觉得《夜过流沙沟》是一篇较长一些的散文，算是“像样”和“正经”一点的文学作品，而此前发表的两首短诗和快板，分量轻，不值一提，快板也算不得文学作品，属于曲艺一类。不过，在研究者眼中，当以“史实”为准。倘以公开发表而论，陈忠实的处女作，应该就是短诗《钢、粮颂》。）

    《夜过流沙沟》从写作到发表，用陈忠实自己的说说：“历经四年，两次修改，一次重写，五次投寄，始得发表。”（陈忠实：《何谓良师——我的责任编辑吕震岳》，见《陈忠实自选集》,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557页。）这一处女作诞生的过程，其实也是陈忠实在文学之路上不断“摸门”不断提高的过程。

    《夜过流沙沟》原题为《夜归》，最早写于1961年，陈忠实十九岁，正上高中二年级。那时他和同学组织了一个名为“摸门小组”的文学社，同时创办了一个名为《新芽》文学墙报。陈忠实为《新芽》创刊号写了一篇散文《夜归》。文学社的陈鑫玉读了《夜归》，甚为激赏，鼓动陈忠实把它投寄给报刊。陈忠实听了，颇受鼓舞，心中也一阵冲动，但思虑再三，最终还是缺乏勇气，未敢投出。不想陈鑫玉却把这篇散文另抄下来，代陈忠实投寄给了《陕西日报》文艺部。过了不到一月，有一天，陈鑫玉从家里来到学校，兴奋地告诉陈忠实报社来信了。陈忠实打开信一看，是一封编辑的阅稿信，信中肯定了《夜归》的一些长处，也指出了一些问题，让作者修改后尽快寄去。读罢信，陈忠实才真正地激动起来，觉得他似乎就要“摸”到那个向往已久的神圣而又神秘的文学之“门”了。陈忠实对《夜归》很快做了修改，寄了出去。然后便开始急切而又痛苦的等待。这是一个满含希望而又有些不敢奢望的等待。在等待的日子里，陈忠实每天最惦记的事就是到学校的阅报栏去看《陕西日报》，只找第三版，这一版是发表文艺作品的版面。这是陈忠实文学创作过程中第一次因投稿而焦灼地等待，在没有等到结果之前，希望与失望交替交织，令人非常煎熬。这差不多是所有文学爱好者第一次投稿必有的心情。陈忠实最终没有等到结果，他期望的奇迹没有出现。

    接下来，紧张的高考复习来临了，这是人生关键的一步，陈忠实将心中沮丧的情绪慢慢排解掉，投入复习，迎接高考。

    1963年春天，他对《夜归》再次做了修改，并再次投寄给《陕西日报》。报社不久即回信，肯定长处同时指出不足，让修改后再寄去。陈忠实根据所提意见进行了修改，将稿子再寄去。稿子寄出去了，心也似乎随之而去了。陈忠实又一次陷入期待的焦灼之中。

    久等无果，陈忠实沉不住气了，他借一次学校进城参加活动的机会，找到了地址位于西安市东大街的《陕西日报》社。到了报社门口，陈忠实却没有勇气走进去。进去找谁？说什么？他为这两个简单的问题颇费思量，徘徊门外，踌躇不前，内心的自卑和羞怯像浓雾一样罩着，挥斥不开。终于还是硬着头皮进去了，找到文艺部，看见几张办公桌前坐着几位编辑，他没敢多张望，只怯怯地朝坐在门口的那位编辑问询。编辑说那篇《夜归》不在他手里。再问其他几位编辑，也不在他们手里。在座的编辑们推测，如此看来，应该在另外一位下乡锻炼的编辑手中，但是这位编辑大约需要半年才能结束锻炼。看着陈忠实满脸失望而又想穷追究竟的样子，门口那位编辑给他说，按编辑部的规矩，凡是可以发表的稿子，编辑有事出门肯定会交代给编辑部安排处理，如果没有交代，肯定是发表不了的。这样说来，《夜归》当属不可发表的稿子。陈忠实走出《陕西日报》的时候，感觉那个庭院的甬道又深又长，出得门来，他回头再望一眼那拱形的门楼和匆匆忙忙进出的人，心中忽然感到，自己一直向往和追求的那个文学之“门”，遥遥不知其所在，还需要长途跋涉，绝非轻易就能“摸”到的。这样一想，一时的侥幸心理忽然烟消云散，心中反而轻松了。而轻松的同时，自卑感又加重了。站在这样一个高门楼下，他有些自惭形秽。

    1965年初，《西安晚饭》发表了他的一篇快板和一首诗，陈忠实虽然高兴，但他心里还是觉得这两样作品的分量有些轻，不是他心目中标准的处女作。

    这一年的春天，他在写作诗歌《巧手把春造》的同时，又想起了《夜归》。他打破《夜归》原先的框架，重新构思，重新写作，名字改为《夜过流沙沟》。这次修改他很满意。准备投稿时，他想了想，没有勇气投给省报，就改投市报。很快，3月8日《西安晚报》的文艺副刊《红雨》，刊发了他的这篇散文处女作。

    陈忠实觉得这篇散文，应该是一篇较为“正经”和“像样”的文学作品，把它视为自己真正的“处女作”。同时，他在心里告诉自己说：“我的自学大学应该毕业了。”

    关于《夜过流沙沟》发表的意义，陈忠实有一段话说得很透彻：“第一次作品的发表，首先使我从自信和自卑的痛苦折磨中站立起来，自信第一次击败了自卑。我仍然相信我不会成为大手笔，但作为追求，我第一次可以向社会发表我的哪怕是十分微不足道的声音了。……1965年我连续发表了五六篇散文（笔者按：1965年陈忠实在《西安晚报》实际发表散文三篇，另在《夜过流沙沟》之前发表诗歌一首，快板书一篇。），虽然明白离一个作家的距离仍然十分遥远，可是信心却无疑地更加坚定了。不幸的是，第二年春天，我们国家发生了一场动乱，就把我的梦彻底摧毁了。”（陈忠实：《我的文学生涯》，载《小说评论》，2003年第5期。）

    四、早期习作：黑暗中的摸索

    陈忠实的创作道路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文革”前到“文革”结束，时间大致为1965年至1978年。这一个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模仿性的习作期，为1965年至1966年，尚缺乏文学的自觉。这些模仿性的习作写的多是农村生活中的好人好事，歌颂新时代和新生活，或通过写贫苦农民的命运写阶级斗争的历史。

    2010年8月8日，陈忠实在他西安的工作室“二府庄”写了一篇散文，名为《我经历的“鬼”事》，发表于大连的散文杂志《海燕》同年第10期，后来将文题简化为《我经历的鬼》，收入2013年10月出版的《白墙无字》散文集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回忆了一生所遇到的多件“鬼”事，其中谈到，“真正致我心里创伤的鬼事”是他1962年参加高考写作文遇“鬼”。他说，高考作文题有两个，一个是“雨中”，要求写记叙文；一个是“说鬼”，要求写论说文。依他平时的训练和实力，当然以选记叙文为上，但他当时居然鬼使神差地选择了并不擅长的论说文“说鬼”。“我已不记得我是如何说鬼的，也不必说我把鬼论说得如何，致命在于我没有写完。”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完了！我完了。看着监考老师从我桌子上收走考卷，我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我走出考场和设置考场的中学的大门，看到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这时才意识到尿湿裤裆了”。

    他后来自我检讨，当时之所以选择他并不擅长的论说文写“说鬼”，“原因是出于一种错误的判断；之所以发生判断的失误，说穿了是自作的小聪明所致成；再扎实说来，是不无投机心理的”。能说出有“投机心理”，认识不可谓不深。他回忆说：“我读高中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有一本名为《不怕鬼的故事》的书，不仅风靡全国，而且成为高中生的必读物，是政治课的补充教材。后来才知道出版并要求党政干部和高中以上学校师生阅读这本书的社会背景，既有国际因素，又有国内因素。国际关系中，兄弟般的苏联和中国，矛盾已发展到不可调和的面临翻脸成仇的地步，视苏联为修正主义，简称‘苏修’。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赫鲁晓夫，被喻为鬼。国内的背景是庐山会议关于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造成的灾难的事，持这种观点的彭德怀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也是鬼。无论赫鲁晓夫，无论彭德怀，两大事件尚没有向国民公开，先以打鬼运动造成舆论。我那时候似乎在私下里隐隐听到一点风声，便自作聪明地选择了论文‘说鬼’的题目，以为正合拍于社会的大命题，肯定要比‘雨中’这类抒情的叙述文更要切中社会热点……不料却栽倒在‘说鬼’上。那个年代的高考语文试卷，问答题占六十分，一篇作文占四十分。我的作文无疑为零分，我便觉得完了。”

    这是陈忠实后来第一次在文章中回忆并详细分析当年高考失败的原因。一个喜爱文学并且平时作文写得相当优秀的学生，高考作文“说鬼”，居然一败涂地，一方面固然可以说成是鬼使神差，“鬼”不好惹；另一方面，也实在清楚地表明了陈忠实当年在写作时的深层心理驱动。

    在这个“忆鬼”的散文里，陈忠实自我剖析，他当年高考写作文遇鬼惨败的原因，主要是有“投机心理”。所谓的“投机心理”，就是紧跟政治的脚步和风云变化，谁能走到政治潮头的前头，谁就抢着先机，逮住机会。一个还没有自我意识的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紧紧跟随政治形势，哪怕是“跟风”。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谁识得时务，谁就是俊杰。这种“投机心理”，其实是那个时代普遍的社会心理。陈忠实所回忆的这个生活细节颇有象征意味，而且意味深长。“雨中”一题要求写记叙文，偏于形象思维，虽为自己擅长，但较为抒情，属于个人性的，难以成为重点，更不会成为热点；“说鬼”，侧重抽象思维和深度思考，自己并不擅长，但这个神秘的题目背后关联着深层的社会热点，容易引起关注，说不定会一鸣惊人。陈忠实自我检讨说他这样选择“不无投机心理”，但若从深层的写作心理分析，也可以看出，陈忠实写作的题材兴趣和思想倾向，不在个人抒情，而在社会层面特别是社会热点。

    陈忠实早年的文学模仿和习作，基本上也是循着这个路子。

    1958年，他十六岁写的《钢、粮颂》，所写对象是农业、工业和军事，写了工农兵三个方面，这也是那个时代强调的社会的三个主要方面，依次写来，颇得当年文风之神气，豪言壮语，闭着眼睛极尽想象和夸张之能事。这当然是模仿当年遍地兴起的所谓的“红旗歌谣”写的。

    1964年，他二十二岁写的快板书《一笔冤枉债——灞桥区毛西公社陈家坡贫农陈广运家史片断》，通过写贫苦农民陈广运欠还地主“一笔冤枉债”的家史，写地主对农民残酷的阶级剥削，而“春雷一声得解放，来了恩人共产党，打垮地主分田产，广运从此把身翻”。然后写新社会的生活，“互助组，农业社，广运事事带头干”。文末表态：“咱要跟着共产党，朝着共产主义跑，楞格跑！”这是几近标准的当年文艺中流行的描写阶级斗争和歌颂新社会的模式，陈忠实虽是练习写作，但对套路的掌握却毫不走样。

    1965年3月6日的《西安晚报》还发表了陈忠实的一首诗《巧手把春造》：

    春雪飞，

    春风飘。

    不见“迎春”崖畔开,

    不见小燕剪柳梢，

    却见荒山秃岭上，

    红旗挥舞人如潮。

    利斧斩荆棘，

    铁镢把顽石刨，

    翻开千年土，

    踏得山动摇。

    劈石垒堰治穷山，

    梯田层层盘山腰，

    处处愚公来移山，

    多少双巧手把春造。

    这首诗以及陈忠实的处女作散文《夜过流沙沟》，散文《杏树下》（陈忠实：《杏树下》，载《西安晚报》，1965年4月17日。）《樱桃红了》（陈忠实：《樱树红了》，载《西安晚报》，1965年12月5日。）《迎春曲》（陈忠实：《迎春曲》，载《西安晚报》，1966年4月17日。）和革命故事《春夜》（陈忠实：《春夜》，载《西安晚报》，1966年3月25日。

    五、此生绝不能在女人问题上跌倒）等，也都是歌颂新时代和新生活，歌颂新人新事或好人好事，或通过写贫苦农民的命运写阶级斗争的历史。

    陈忠实从初中二年级开始爱上文学，到回到乡村当了民请教师写的这些习作，都属于习作时期的模仿性写作，尚缺乏文学的自觉。这些给他带来发表的喜悦和人生希望的习作，是他感应着时代的生活气息，与时代合唱的作品。冲出这个阶段，反思自我，寻找自我，对一个年轻的业余作者来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1964年，陈忠实二十二岁。这一年，是他当民请教师的第三年，他已经调到新成立的公社农业中学当教师。农业中学没有独立校舍，学生上课借用东李六年制高级小学的教室，他们就暂归该校代管。

    有一天教师们按往常的时间，聚在一起准备开会。开会的时间过了，校长还没有来。大家感到奇怪，在各种猜测中略有一些不安。又过了一会儿，大家看到，校长和几个公安人员走出校长办公室，还有民请教师西片区教研组组长。与会的教师都紧张地注视着他们一行人。陈忠实清楚地看到，刚一出校门，公安人员就把手铐铐在了西片教研组长的手腕上，押上警车走了。

    与会的教师悄悄议论，说这个教师所犯的事，是他跟另外一个小学女教师有男女关系问题，而这个女教师的丈夫是一个现役军人。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有不正当的行为，叫破坏军婚罪。军婚受国家法律的重点保护，破坏现役军人的家庭婚姻关系，会受到严厉制裁。民间把这种情况称为高压线，触碰这个高压线自然后果严重。

    校长来到会议室，接下来的会还照常开，但教师们的心里都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第二天下午，校长把陈忠实叫来，对他说：“走，咱俩给那个货去取铺盖。”

    陈忠实跟着校长，走上了学校背后的白鹿原北坡，到了一个长满樱桃的村子。到了犯事教师曾任教的初级小学，陈忠实看到，这个教师已经把他的办公室收拾得干干净净，铺盖卷早已打好了，整整齐齐地摆放在炕上。显然，他对自己的结局早有所料，而且提前做了准备。

    陈忠实把这个教师的铺盖卷背在肩上，随同校长往原下走。两人都不说话。秋天的夕阳还很灿烂。原上的风顺沟吹来，带来一股秋庄稼的气味。陈忠实无心欣赏这些，只是觉得自己的腿有些发软，心咚咚地跳，很紧张，想得也很多。

    完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就此完了。一个有才华的人就此完了。一个人被法办，然后坐牢，还会有什么前途呢？

    就因为一时冲动，感情冲昏了头脑。

    因为女人。被女色打败了。栽倒在了女人脚下。

    后果竟然如此的严重。一生都完了。

    陈忠实想到自己。刚走上社会，当了几年民请教师，还年轻，前边的路还很漫长。他告诫自己：这一生无论干得成干不成什么事，不论事情干多大干多小，反正，绝对不能在女人问题上栽跤。其他的错误，比如政治上犯不犯错误，这个有时不能完全由自己，但在女人问题上，可以完全凭自己掌控。切记切记！

    现实生活给他上了最生动的一课。

    这一课留给陈忠实的教训，应该是铭心刻骨的。他在后来的日子里，时刻提醒自己，要和女性保持必要的距离，避免让人误解。如果必须和女性在办公室或房间里谈事，他都要大开着房门。当民请教师时如此，当公社干部时是如此，以至到后来，他成为省作协的专业作家，也是如此。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代表的时候，有一天住在省委的一个招待所里开会，一个平时熟悉而此时作为会议工作人员的女性作家，晚上好心去他的房间看他，他也把房门大开着。事后，这位女作家当着陈忠实的面，向其他作家朋友揭露陈忠实的这个作为，说他如此作法是对女性的不尊重，令人尴尬。陈忠实这才意识到这个行为的不恰当之处。

    2011年12月6日晚上，陈忠实与几位文友吃饭聊天。闲谈间聊到陈忠实早期的小说创作，笔者说，陈忠实当年被誉为擅长写农村老汉，他的短篇小说《徐家园三老汉》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作。陈忠实说，他当时接触的农村基层干部，多是新中国成立后土改和合作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批干部，文化不高，年龄也都大了，他接触得多，熟悉他们，有生活体验，所以写起来顺手，写女性就差了。笔者说，他不擅长写女性，是他这方面的生活不够多，体验不够深。陈忠实笑着以为笔者所言不差，说他当年在女性这个问题上，思想禁锢比较多，而最初的起因，就是来自上述的生活经历。他说自己早期的小说，所写女性形象，一是比较少，二是比较单薄，基本没有引起读者和评论家的注意，后来他有意识地塑造女性人物，如中篇小说《四妹子》中四妹子的形象，这才引起一点反响。

    纵观陈忠实的小说人物塑造，总体上看，写男性多，写女性少。即使是他的代表作《白鹿原》，这样一部描写一方地域五十年历史风云和生活变迁的巨著，也是群“雄”竟出，只有寥寥几个女性。此种叶繁花稀的创作性别偏差，显然与创作主体的生活经验特别是深层的生命体验和文化心理有关。

    六、从农中教师到“保皇派”

    1964年，灞桥区毛西公社成立了一个农业中学。农业中学与一般中学的区别是，它招收的对象是没有考上初中的学生。这些学生因为年龄还小，不能参加劳动，也无法升学，就在农业中学学习。农业中学同一般中学的课程一样，只是多了一门农业课程，用以培养合格的有新文化的农民。陈忠实因为在蒋村初级小学教得好，多次被评为先进，这一年的九月就被调到了农业中学当教师，并担任该校的团支部书记。虽然由小学教师升为中学教师，但他的身份依然是民请教师，还是农民。

    1966年2月12日，陈忠实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那个时候，毛西公社机关已有七八年都没有发展党员，到了这一年，就发展了他一个。陈忠实当时认为他还不够党员标准，不敢写入党申请。公社领导让妇联主任找他谈话，启发他，他仍不敢写。妇联主任又和他第二次谈话，说他应该对党表一个态度。陈忠实这才写了入党申请书。

    陈忠实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神圣而纯洁的。1987年10月25日，他以中国共产党党员代表身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他坐在开阔的人民大会堂里，瞅着大会主席台上十面红旗簇拥着的金色的由铁锤镰刀构成的党徽，心中既安详又思潮澎湃，他回想起两件与入党有关的往事。一次是他听战斗英雄讲人生的目标和对共产党员的认识，给他深刻的影响。他回忆说，1960年代初，他忍受着瓜菜代粮的饥饿，坐在学校操场浓密的柳荫下，听一位人民解放战争的英雄慷慨激昂地演讲。这位英雄讲：“我一生无他求，高官嘛，没意思；金钱嘛，太乏味！我唯一的人生目标，就是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陈忠实说，“这段话，一字一句浮雕般地铭刻我心头”。另一件事是被批准入党。1966年2月，农历丙午年春节刚过，时令还是冬天。那是一个早晨，在毛西公社一个简陋狭小的房间里，不满二十四岁的他羞怯不安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听那些比他年长的共产党员们对他的评价，听介绍人向支部汇报对他的考察结果，他的心情激动难捺。最后，他被接收了。走出那个狭小的房间，看见冬天里灿烂的太阳，他几乎流下泪来。此时，他再一次想到了在学校听那个战斗英雄演讲的情景，想起了那段话。战斗英雄的话，也许正是此时此刻陈忠实的心声。

    从1960年代初在全国兴起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此时也掀起了新高潮。学习积极、表现良好的人会被不同层级、不同单位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这是一种很高的荣誉。1966年上半年，陈忠实就被评为毛西公社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1966年6月，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

    红卫兵运动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在这样的背景中，毛西公社农业中学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陈忠实由于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中共预备党员，贫农出身，底子好，也年轻，才二十四岁，被红卫兵组织看中，拉进他们的队伍，也成了红卫兵，并被推选为政委。当时毛西公社农业中学红卫兵活动较少，主要是搞“破四旧、立四新”。陈忠实的这个红卫兵政委前后共当了三个月。

    大串连开始后，毛西公社农业中学根据西安郊区教育局的通知精神，推选师生赴京代表，陈忠实被推选为赴京代表之一，并负责带领去北京的学生。他们于11月到达北京，在北京住了二十多天，一是接受毛主席第七次检阅，二是参观了一些学校单位的大字报。11月11日下午，毛泽东第七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陈忠实见到了毛泽东，激动万分。

    陈忠实在毛泽东逝世后应《陕西文艺》之约写的纪念文章《努力学习努力作战》（陈忠实：《努力学习作战》，见《毛主席啊，延安儿女永远怀念您》专辑，载《陕西文艺》，1976年第6期。）中，对这次被接见有过较为详细的回忆。抄录如下：

    最难忘，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声中，我作为一个红卫兵，在天安门前，华灯之下，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十年前动人的情景，此时那么亲切地浮在脑海，如在眼前。

    那是多么令人心花怒放的幸福时刻！十一月七日（笔者注：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是11日。），北京已是秋末冬初，长安街上的白杨已开始落叶，我们心里却正是一番明媚的春天，瓦蓝的天空，白云朵朵，轻轻飘浮，温暖的阳光照耀着雄伟的天安门、挺拔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广场上，东西长安街上，缀着祖国各地方名称的红卫兵旗帜，穿着各种服装的各民族红卫兵，唱啊，跳啊，在等待着那幸福的时刻！我作为一个农业中学的青年教师，夹在这些小将中间，顿然觉得自己更年轻了。是啊，在祖国的首都，在毛主席身边，我不正是一个年轻的小兵吗？我的心里不断地响着“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的旋律，渴盼着那幸福的时刻！

    四时，广播里响起雄浑的《东方红》乐曲，整个广场变成一个欢腾的海洋，毛主席乘着敞篷汽车，一身绿色军装，从西长安街徐徐开来。我看见毛主席了！我看见日夜想念的毛主席了！毛主席高大魁梧的身躯，一手扶着车栏，频频向两边欢呼的小将挥手，微风吹着主席的头发。我踮着脚尖，不住口地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正当毛主席经过我们队列前面的时候，主席侧过头来，挥着巨手，向我们挥动着。我看见毛主席满面红光，向我们微笑着，不禁热泪盈眶，幸福的泪水挡住了视线。我一直目送着毛主席向东长安街的红色波涛中驶去……

    我坐在地上，打开语录本，在毛主席像下，记下了这一永生难忘的时刻：“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笔者注：应为11日。笔者分析，陈忠实这里关于“七”的笔误，应该是他当时记的是“十一”，竖写。事后翻阅，“十一”下上笔触有些相连，因时隔久远，误判为“七”。）下午四时十七分，我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华表下，看见了您慈祥的面容。”……

    这个时期，天下大乱。人与人的关系也乱了。11月末，回到学校，社会上已经兴起造反高潮，原先的红卫兵多被认为是保皇组织，陈忠实所加入的红卫兵队伍，也被打成了保皇派，很快就散伙了。陈忠实这时成为批斗对象。

    中共灞桥区党委在1982年5月7日关于陈忠实的考察报告中，对这一段历史有这样一个考察结论：“该同志在毛西公社农中工作期间兼任学校团支部书记，‘文革’开始后，该校成立红卫兵司令部，陈被学校红卫兵推选为红卫兵司令部政委，当时该学校红卫兵活动较少，主要搞破四旧、立四新，他没有参与抄家、打砸抢等活动。大串连开始后，学校根据原郊区教育局的通知精神，推选师生赴京代表，陈被推选为赴京代表之一，并负责带领去北京的学生于1966年11月到达北京，在北京住了二十多天，主要活动：一是接受毛主席第七次检阅，二是参观了一些学校单位的大字报。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活动。陈忠实带领学生从北京返校不久，学校红卫兵分裂出对立的‘红色战线’组织，这个组织刚成立，就以陈忠实是公社党委的‘保皇派’‘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罪名，对陈忠实进行了多次批判。从此，陈忠实成了批斗对象，除了参加劳动、留校看门以及接受群众组织批判外，无其他活动。此后也再未参加过任何派性组织。”

    除了批斗，造反派学生还给陈忠实宿办合一的房间门框上贴了一副白纸对联，上书毛泽东的诗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横批是：送瘟神。门框右上角还吊了一只白纸糊成的灯笼。这种农村办丧事用的东西，在他的门前一挂就是三个多月，不得撕扯，不得取下，二十四岁的陈忠实天天面对这些晦气的东西，觉得自己政治上已经死了，文学前途也完蛋了。

    由于陈忠实受到运动的冲击，处境不妙，与他关系很近的人也要同他划清界限。

    屋漏偏逢连夜雨，受到打击，陈忠实极度灰心。

    入党很难，好不容易入了党，原来想着前途一片光明，没有料到，却被打成了“保皇派”。那个时代是以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选人用人，一个人一旦被划入“保皇派”，就是划入刘少奇的“资反”路线，被打入了另册，成了革命的对象，一辈子就完了。年轻的陈忠实，当时心劲很高，正欲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却斜地里来了一股风，把他吹倒了，并且晾在了岸边。

    1967年春天的一个日子，天气还很寒冷，陈忠实从乡下进西安城，为学校养的几头猪买面粉厂的麸皮饲料。他拉着架子车走在大街上，忽然看到有一群人被押在卡车上游街，其中竟然有他崇仰的作家柳青，柳青头上还戴着纸糊的高帽子。（据笔者和邢之美所编《柳青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记载，1967年1月1日柳青被西安造反派从长安县的中宫寺强行揪回西安。1月17日，于本月3号才成立的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陕西省作家协会前身）被红色造反队揪出所谓的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走资派”“反动权威”“牛鬼蛇神”和“资反路线”的主要执行者共十五人，游街示众，柳青即在其中。1月24日，柳青第二次被红色造反队揪出游街示众。1月28日，柳青第三次被红色造反队揪出游街示众。陈忠实所见柳青被押在卡车上游街，当为其中的某一次。）

    陈忠实心中十分震撼：柳青这样的作家都被打倒了！他这个爱好文学刚刚起步的人还能弄啥，还想弄啥？

    其实，早在“文革”初期，陈忠实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横扫一切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有一天回家，他把自己几年来记的几厚本日记和为创作做准备的生活纪事，全拿到后院的茅房里烧毁了，烧得连个纸渣都不敢剩。

    此后多年，陈忠实再也没有读过文学书。

    这一次，陈忠实陷入了极其严重的精神危机。高考落榜，他悲观，彷徨无措，但好在还有文学作为他的精神慰藉和支撑。现在，这个支撑也塌了。他可以默默地忍受生活的艰难和心灵上的屈辱，然而不能没有文学爱好和追求。他十分悲观，十分迷茫，看不出生活中还有什么希望，甚至连生活的意义也觉得黯然无光。他一生中最悲观的时期，就发生在这一段。

    陈忠实变得脆弱，麻木，冷漠。凑合着活吧，这是他心里想的。

    这是精神的危机，也是生命的危机。别人包括身边曾经是最亲近的人也诅咒自己，他多次涌起过死的念头。死了算了，死了就解脱了。他的精神正在走向崩溃的边缘。

    就在此时，在外省生活的姐姐和表妹先后来看他。姐妹两人，一个没有文化，一个正上大学，但两人的看法惊人的一致：“想开点！刘少奇、刘澜涛都被斗了游了，咱个平头百姓算啥？”这个话犹如当头棒喝，使他多少有些清醒。

    陈忠实回忆，这种沮丧的情绪，一直延续到1968年，才慢慢地缓过劲来。

    他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

    七、“半个艺术品”修复了文学神经

    “文革”开始以后的几年里，在举世一片批判的风潮中，陈忠实的文学梦被彻底摧毁了。后来的几年，他与文学世界也隔绝了。他忍受着心灵上的折磨，不知道生活应该走向何处。

    “文革”期间，要破旧立新，全国各地曾经兴起一股地名更改风潮，将原来的老名字更改为具有“革命”或“红色”意味的新名。1966年10月，中共西安郊区委员会决定：将洪庆、新合、狄寨、十里铺、毛西、水流、席王等七个人民公社，分别更名为红星、永红、红原、向阳、立新、火炬、曙光人民公社。陈忠实所在的原毛西公社，这次就更名为立新公社。到了1972年5月，改名的七个公社又恢复原名。

    1968年，立新公社农业中学撤销，陈忠实到立新公社东李八年制学校（戴帽中学，原东风小学）任初中教师。12月，立新公社借调陈忠实到公社协助搞专案、整党等项工作。他主要是负责文字工作。这里的专案工作，主要任务是给农村“清理阶级队伍”揪出来的人落实政策。参加党建工作，组织后来对他的评价是：陈忠实在工作比较难的龙湾队工作，对犯错误的党员干部和一些对干部有错误认识的群众，坚持政策，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任务完成得比较好。

    这一借调，就持续了几年。一直到1971年6月，因为他的工资问题在公社不好解决，立新公社把他安排任公社卫生院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实际上就是院长，但当时不叫院长，叫革命领导小组组长。陈忠实在这里还学会了打肌肉针。负责公社卫生院，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组织十多名医务人员，先后进山三个月，采药一百多种，近万斤。组织的评价是：为“三土四自”方针开了新路，进一步巩固了合作医疗制度，职工和群众的反映都比较好。

    也就是这一年的夏天，立新公社来了《西安日报》的一位记者，采访合作医疗的发展情况。陈忠实受命陪同采访。记者知道了为自己引路的人名字叫陈忠实，很惊奇，说他们报社一位姓张的编辑，听说他要到西安郊区采访，特意让他留心并打听一下一个叫陈忠实的人的情况，想不到事有凑巧，居然一来就遇上了。经过这位记者的沟通联络，陈忠实和《西安日报》文艺部的编辑张月赓认识了。

    张月赓原在西安市和平门外的煤矿设计研究院工作，是一名地质勘探工作者，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业余创作与发表作品的时间与陈忠实基本同时。“文革”前他在《西安晚报》也发表过一些作品，对同在《西安晚报》发表作品的陈忠实有所关注。1969年5月，《西安日报》筹备复刊时，张月赓调干至报社，安排在文艺部编辑文艺副刊。副刊需要和作家联系，他便打听陈忠实，想约稿。陈忠实与张月赓见了面，说：“我已经六年不写文学作品了，对文学已经陌生了。现在，倒是熟悉了给上边写某项工作的总结材料，熟悉了给公社领导代写各种报告。”张月赓说：“你陈忠实总是有文学基础的嘛，重新试笔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盛情难却，同时，陈忠实心底那一缕对文学的情丝也还未断，便想重新写作。但搁得久了，思想也被几年来形成的公文思维占满，一时难以形成艺术的思维。就这么一拖再拖，过了半年，陈忠实也没有拿出任何作品。张月赓那边却不断地催问，不断地鼓励。

    在这期间，陈忠实和卫生院的赤脚医生到灞水之源的秦岭山中采药，听到一位军医在山区为群众治病的许多感人事迹，感动之余，忽生灵感，艺术思维也张开了，于是写了一篇散文叫《闪亮的红星》。他当面把这篇新作交给张月赓时，心中仍然没有底，诚惶诚恐。他对张月赓说：“六年了，手生了，思维也僵硬了，写东西时有时枯涩得连一句生动的词儿也蹦不出来，你看不行就算了。”没想到张月赓看过以后，很是满意。很快，这篇散文就在1971年11月3日的《西安日报》副刊上发表了。

    发表以后，在当时还引起了一些不小的反响。《西安日报》的文艺副刊自1969年复刊以来，是张月赓一人主持。张月赓说，当时文艺副刊上发表的诗歌散文等，基本都是标语口号式的，《闪亮的红星》刊出后，报社接到了很多读者的赞扬信，大家觉得很新鲜，认为有文学性。当时西北大学的蒙万夫等老师，称《闪亮的红星》虽然也有缺点，但可以算作“半个艺术品”。1971年11月29日，《西安日报》正式开辟了“延风”文艺副刊栏目。《西安晚报》“文革”前的文艺副刊名为《红雨》，“文革”中的《西安日报》文艺副刊更名为《延风》。那时报纸的文艺副刊很少，以《西安日报》为例，该报当时是四开四版的小报，1971年11月的文艺副刊只有两期，一期一版，第一期就是发表陈忠实散文《闪亮的红星》的那一期，第二期是《延风》栏目登台亮相的那一期。而到了下一个月，即12月，整整一个月，一期副刊版也没有，一篇文艺作品也没有。所以，对于《闪亮的红星》引起的较大反响，陈忠实自己倒很清醒。他明白，在“文革”开始后的六年里，文学和艺术类杂志全都停刊，报纸上的文艺副刊也取消了，书店里除了浩然的小说再见不到任何文艺书籍了。与文艺几乎绝缘了六年的民众，在报纸上突然看到一篇散文，肯定会有一些新鲜感，这是对于文学形式的久别重逢的新鲜感，而不会是因为看到了什么佳作。

    张月赓主持的《延风》越办影响越大，到后来，时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的傅作义的长女傅冬菊，还带了一位李姓编辑到《西安日报》，说《西安日报》办了副刊，办得很出色，《人民日报》也要办副刊。

    陈忠实“文革”前最后一篇文学作品是散文《迎春曲》，发表于1966年4月17日的《西安晚报》。

    《闪亮的红星》是陈忠实中断文学写作六年之后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在陈忠实看来，这是恢复写作生命的一篇散文。这篇散文写得很是艰难，先是找不到文学的感觉。但是心里记着一件事，要写一篇散文，因此，思维也在慢慢地转变着，眼光也在渐渐地调整着。公文时论思维要转换成艺术的形象思维，眼光也要从政治与政策，转向生活和人，以及人的情感。《闪亮的红星》作成，成败并不足论，重要的是，陈忠实把截断了六年的那根文学神经接通了，干涸了六年的那根文学神经也润泽了，变得有些僵硬的思维也柔软了，灵活了，似乎跳跃着文学的浪花，重新流动起来了。

    此后不久，他又写了一篇散文《寄生》，寄给张月赓。张月赓已经编好并排版，但在主编那里未能通过。主编认为这篇散文观念上有些问题。后由张月赓转投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编的《工农兵文艺》，《工农兵文艺》将原题改为《老班长》，发表在该刊1972年第7期的小说栏目头条。笔者见网上有些资料还记陈忠实有散文《寄生》，发表于1972年的《西安日报》，不准确。陈忠实在后来的各种文集、选集中未收此文。2011年9月15日，笔者查原始资料发现此文，询以陈忠实，陈忠实也只记得有散文《寄生》而不知有小说《老班长》了；陈忠实还对将原题“寄生”改成了“老班长”很惊奇，他想了想，认为可能是当时的编辑部认为“寄生”这个题目有些敏感，不那么“正面”，就把题目给改了。《老班长》所写的题材也是陈忠实那次和赤脚医生进山采药时发现的。陈忠实在秦岭山中发现了一种老树上的寄生物，这种寄生物没有树叶，长得很像小孩的手指头，靠寄食老树的营养维持生命。陈忠实在文中以“寄生”喻地主，所表达的主题是借对寄生物的批判，批判一切剥削阶级。

    这之后，陈忠实又陆续写出并发表了革命故事《配合问题》，刊于1972年8月27日的《西安日报》；散文《雨中》，刊于1972年10月22日的《西安日报》。闸门一开，涌泉之水汩汩不息。

    这些散文或革命故事发表之后，没有稿费。报社给他的报酬，有时是寄一些购书票。陈忠实当时收到的最高价码的购书票，是一元五角。然而拿着购书票去买书，却无可选择。他到西安城中最大的也是指定的钟楼新华书店去购书，却发现没有他想要的书。看来看去，看巴掌大的《新华字典》还算实用，就买回去供孩子念书。这样一来二去，买回了不少字典，多到自家用不完，又只好送给亲戚朋友的孩子。点灯熬油，自赔纸张，劳心伤神，稍有不慎还会惹来灾祸，写这些东西到底所为何来？陈忠实以为，全是因了个人的兴趣。再后来，这个问题一再浮出，始渐悟出，原来是有一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在作祟。

    有人的神经敏感于官，有人的神经敏感于钱，有人的神经敏感于声音与节奏，有人的神经敏感于线条与色彩，而他的神经，是敏感于文字。而且，写字作文，虽苦却乐。苦中自有其乐，甚至大乐。兴趣在也。

    在重新对文学产生兴趣后不久，陈忠实的个人命运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1972年，他从农民身份变成了吃公家饭的人。

    这一年，上面要培养一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接班人，条件是：年龄限于三十岁以下，中共党员。人选定后，被任命为公社党委副书记或副主任。西安市郊区共有二十六个公社，这一次试点培养十个，毛西公社即在其中。陈忠实是毛西公社推荐的人选。他当时最大的人生考虑是，这一次如果被任命为公社干部，他的身份就变成公家的了，变成了干部。此前他一直是民请教师身份。民请教师，属于大集体性质，是民办公助。因此，这个公社副主任对他的人生非常重要。

    负责这次干部选拔的，是中共西安市委郊区组织部，组织部部长叫来陈忠实谈话。谈话中，部长问了陈忠实一个问题，当时西安市有五个造反派组织，他问陈忠实认为哪一派好。陈忠实回答说，他认为西安交通大学工总司这一派好。陈忠实觉得，相对而言，其他四个造反派组织都很激进，而工总司这一派相对温和一些。不料，部长听了他的话，却很不以为然。部长说，交大工总司这一派是保皇派，而另外四派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上要用的是有造反精神的人。

    陈忠实心里想，完了完了，这一下完了。组织上谈完话后，陈忠实回去把这个谈话结果汇报给毛西公社的书记。书记听了，沉吟了一会儿说，他去给组织上再做一做工作。

    书记的热情陈忠实很感激，但陈忠实心里总觉得这事完了，自己的观点与组织上的用人要求不合，岂能被用？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后来还是被选上了。在西安市郊区这一批任用的十个年轻公社干部中，从政治态度和观点上分，九个都是造反派，就他一个保皇派。

    1973年，陈忠实被任命为毛西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这是他人生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他由十一年民请教师的身份转为国家正式干部。

    很多年后，陈忠实还说，他很感激这位组织部部长。

    话说“文革”结束以后，上边查这个组织部部长如何执行“四人帮”路线的问题，办学习班，分期分批让干部揭发，通知陈忠实也参加了一期。陈忠实始终没有说这个组织部部长的问题，他说他与这个组织部部长只见过一面，工作上和私下都没有联系，也不了解。组织部部长当年和他谈话中说的关于造反派中哪一派更革命这个话他也没有说。陈忠实认为，当时的政治就是这么要求一个组织部部长的。

    当年提拔陈忠实当革委会副主任的西安郊区组织部部长叫杨力雄。杨力雄后来从组织部门调到了另外一个局任局长。退休后，有一年春节，杨力雄携夫人到陈忠实家看陈忠实。杨力雄对陈忠实说：“当年调查我，找你谈话，你没有说过我一句不是，这事我知道。”陈忠实笑，杨力雄也笑。第二年春节，陈忠实也携夫人去看杨力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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