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亮相《陕西文艺》

    陈忠实走上文坛，成为文学人物而引起全国性的关注，应该从他1973年亮相于《陕西文艺》开始。此前，他主要是在《西安晚报》或《西安日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一些诗和散文，按当时的一般看法，这样的作者只属于地方性作者，准确说，属于西安地区的作者。而在《陕西文艺》发表作品就不一样了。《陕西文艺》是当时陕西省唯一的以文学为主的文艺性刊物，代表着当时陕西的文学形象。况且，《陕西文艺》又与此前陕西的文学杂志《延河》有着前后相承的关系，《延河》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的文学名刊，而1970年代文学期刊也少。因此，能在这样的刊物上亮相，作品同时也有引人注目之处，就很容易被人记住或者说是“成名”。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在《我的精神自传》中回忆说，“文革”后期他在贵州，常和一些志趣相投的年轻朋友谈论文学，交流思想，他们觉得当时特别引起他们注意的作家有三个，一个是陈忠实，另外两个是蒋子龙和克非。（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在这里，我们梳理一下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历史和《延河》与《陕西文艺》的关系，以明其在变化多端的当代政治风云中的流变和名称变化。“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夏，成立于1954年11月的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即处于瘫痪状态，作家搁笔，刊物停刊，由文革小组领导。1967年1月，“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红色造反队”夺权，后成立“斗批改委员会”，直至1968年10月，工人宣传队进驻。1969年12月27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宣布：撤销原文化局、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中国剧协陕西分会、省剧目工作室、省音协、省美协等六个单位，领导和干部全部下放农村、工厂和“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0年6月1日，陕西省革委会文化局及文化局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局机关设办事组、政工组、文艺组、出版组。1972年11月6日，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成立，属省文化局领导的县级事业单位。《延河》于1956年4月创刊，为月刊，当时是由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主办的文学期刊。1966年7月，“文革”兴起，《延河》停刊。《陕西文艺》于1973年7月创刊，为双月刊，当时是由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主办的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的综合性文艺期刊。1977年1月，《陕西文艺》改出月刊，同年7月，恢复原名《延河》，为月刊。如此看来，刊物名字也有变，但实质未变，这就是《延河》或《陕西文艺》是陕西省的最高级别的文学刊物。

    《陕西文艺》编辑部当年位于西安市东木头市172号，一座貌不起眼的小院。这里也是当时“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的办公地。当年西安城里像这样的老院子很多。大门是老式的高门槛木门，坐南朝北，院内有几进土木结构的房屋。这个院落，历经时代的变迁，在原格局的基础上或拆或盖，已不那么整齐了。有门窗敞亮的高大正房，也有低矮简易的青灰平房，这里凸出来，那里凹进去，与普通居民的大杂院差不多。院里有个东跨院，青砖铺地，老树葱郁，一排坐南朝北的老式平房古色古香，《陕西文艺》就在这个小跨院里办公。《陕西文艺》编辑部人员大多数是原《延河》的班底。主编王丕祥，副主编贺鸿钧、王绳武，编辑部主任董得理，副主任杨韦昕，小说散文组组长路萌，副组长高彬，诗歌组组长杨进宝，评论组组长陈贤仲。

    1972年冬天，西安市的工人业余作者徐剑铭把陈忠实的一篇散文推荐给正在筹办《陕西文艺》的路萌和董得理。次年7月，这篇散文在《陕西文艺》1973年第一期亦即创刊号上发表，陈忠实由此跨进了陕西最高级别文学杂志的门槛，从而也进入了全省和全国的文学视野。

    上海当时是中国文化和思想爆发新火花的重镇，文艺上也领先一步。1973年5月，上海文艺丛刊第一辑《朝霞》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4年4月，《朝霞》丛刊第一辑《青春颂》出版。《朝霞》杂志1974年1月20日出刊。这个时期的文学写作也有所恢复，但作者基本上都是新人，称为“工农兵作者”。老作家不写或不能写了。以陕西为例，郑伯奇这样的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较大的作家新中国成立后就基本上不写作了，柳青、王汶石这样的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红极一时、影响很大的作家也不写了，杜鹏程还没有被平反。但是文学要恢复，要有新人和新作品，与时代文化氛围相适应，“工农兵业余作者”就应运而生。“工农兵业余作者”中有的人从此步上文学之路，甚至成为后来中国文学的中坚。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前无古人，也许后无来者。

    1972年，陈忠实所在的西安郊区，由文化馆召集本区内的业余文学作者开会，大家热情很高，创办了一份自编自印的内部文学刊物《郊区文艺》。创刊号在1972年出版，陈忠实的一篇散文《水库情深》刊登其上。这一年下半年的一天，陈忠实收到徐剑铭的一封信。徐剑铭在信中说，他刚刚参加过一个重要会议，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原来被下放到农村的作家和编辑又回来了，作家协会被改成了“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要恢复工作了；同时，《延河》也即将复刊，但是为了与当年的“文艺黑线”决裂，也不能用旧名，改名为《陕西文艺》。他参加的这个重要会议，就是“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和《陕西文艺》共同召开的，与会者都是西安地区的一些工农兵业余作者。会议让与会者向新的编辑部推荐各自认识的业余作者。徐剑铭说，新刊物需要作品，那些声名赫赫的老作家有的虽然从流放地回来，但思想改造的过程还很长，有的未被“解放”，有的虽被“解放”了，但仍心存余悸，无法进入创作，能否重新发表作品一时还很难说。这样，工农兵业余作者就倍受重视，刊物主要靠他们写稿，业余的工农兵作者一下子成了香饽饽，极受器重。《陕西文艺》希望大家给刊物写稿，并推荐工人农民解放军（工农兵）新作者。徐剑铭在“文革”前已是西安地区卓有影响的工人诗人。他向董得理、路萌等编辑推荐了陈忠实，董、路两人此时均表示对陈忠实毫不知晓。徐剑铭同时推荐了陈忠实刊登在《郊区文艺》上的散文《水库情深》，他把这篇散文剪贴好送到了编辑部。陈忠实对此极为感动，感动这种文友间真诚而无私的帮助。

    时隔不久，陈忠实接到《陕西文艺》编辑部的一封信，里边装着他的散文《水库情深》，这是发在《郊区文艺》上的剪贴样稿，在样稿的边角上，编辑用红笔做了很多修改和勾画，样稿呈现出一片红色。陈忠实当时刚刚从村子里下乡回到公社机关，看了附信，得知此稿将在《陕西文艺》创刊号发表，兴奋异常，下乡一天的劳累烟飞云散，饥肠辘辘的感觉消失了，居然情绪慌乱，无法坐下来阅读修改的文字。直到吃过晚饭，他才静下心来，把自己的作品再读一遍。对编辑那些用红笔修改过的字句，他更是细细琢磨，反复推敲，以求获得启示。同时，他也把自己的散文再行打磨，进一步完善。

    两三天后，陈忠实借到郊区机关开会进城之机，顺便到《陕西文艺》编辑部送去他的修改稿。他兴奋而又有些惶恐地走进东木头市文创室的院子，问到一间屋子，见了董得理和路萌。董得理和他说了几句诚恳的见面话之后离开了，路萌和他谈稿子。陈忠实这时才得知，用红笔修改他散文的人，正是当面坐着的这个名叫路萌的编辑。陈忠实感觉路萌很客气，很和悦，很谦逊，文质彬彬又热情洋溢，总之，印象好极了。初中二年级的时候，陈忠实的语文老师曾把他的一篇作文亲自抄写并投寄给《延河》，后来音信全无，此后许多年，陈忠实在他的业余文学创作操练和投稿过程中，一直对《延河》怀着一种敬畏的心理，从来没有敢给《延河》投寄一篇稿子。陈忠实事后回忆说：“在我的感觉里，说文雅点，《延河》是全国大作家们展示风采的舞台；说粗俗点，那门槛太高了。”此时此刻，陈忠实最深切的感觉是：“我终于进了早就仰慕着的这个高门槛了。”

    亮相《陕西文艺》之前，陈忠实共写诗和快板三篇，散文、特写共六篇，故事三篇，除两篇故事刊于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的内部刊物《工农兵文艺》之外，其余全部刊于《西安日报》或《西安晚报》。

    《水库情深》虽然只是一篇散文，但意义重大。从此，陈忠实迈入了他向往已久而且对之颇感神秘的高门槛。仅从增强文学自信心一点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

    二、《接班以后》一炮打响

    紧接《水库情深》亮相《陕西文艺》，陈忠实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又刊《陕西文艺》1973年的第3期，且发于小说栏目头条。

    这篇小说一炮打响，反应强烈。

    《接班以后》写于1973年的春天。当时，陈忠实到西安郊区党校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学习班”，郊区党校位于纺织城。至此，由临时到正式，陈忠实已在公社机关工作五年，对关中乡村生活和农民世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公社的工作，除了参加会议，多是跑在甚至住在生产队里，一来忙，二来作息不由自主，很少有相对安定和清闲的日子。在学习班这一个月，作息规律，空闲时间较多，陈忠实利用早起的时间，利用晚上看电影的机会，躲开大厅通铺的人，写成了他平生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接班以后》。这篇小说近两万字，首先在字数上突破了他以往单篇文章的字数，更重要的是，他在故事结构和人物塑造方面也完成了一次自我突破。此前，他写过叙事性的革命故事《春夜》《老班长》《配合问题》，其中《老班长》是当散文写的，后来被刊登在小说栏目。故事和小说是有区别的，故事基本是叙述，而小说要展开描写，前者重在情节，后者重在塑造人物。

    《接班以后》寄到《陕西文艺》编辑部不久，陈忠实便收到编辑部主任董得理用毛笔写来的长信，信中对这篇小说完全肯定，多有赞美，还说被编辑部传阅，大家反应热烈。最后，董得理约陈忠实到编辑部交换一些细节处理的意见。陈忠实利用到城里开会的机会，走进东木头市《陕西文艺》编辑部的大门。陈忠实当时还弄不清董得理在编辑部的身份，但能够觉察到他在编辑部负有重要责任。董得理本身是作家，又是一位职业老编辑，他和陈忠实谈稿子，显得很兴奋，这是一个职业编辑发现一篇好稿子时由衷的欣喜。谈到小说存在的问题，董得理谈得又很仔细，他对小说的细部包括一些不恰当的字词问题都一一谈到，和作者陈忠实交换意见，以期修改。陈忠实发现，董得理很坦率，谈到了真正的文学和当下流行的“假大空”文艺的区别，与一个作者第一次谈话，董得理就敢对“假大空”文艺表示鄙夷，这让陈忠实感到此人真诚而有胆识。

    陈忠实感觉很准，董得理确实是一位既懂文学又敢于直言并拍板的编辑部负责人。董得理原为《延河》老编辑，1972年9月至1978年底在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工作，任《陕西文艺》编辑部主任。作家京夫回忆董得理说，他当年曾借调《陕西文艺》做见习编辑，实为文学创作见习。他说董得理：“谈起当时全国的文学现状和潮流，他多是摇头。他常说，别看当前一些作品，小心误导了你，真正学习文学创作，必须认真读中外名著，文学按目前这种弄法，不行！‘文革’尚未结束，能有如此清醒，并把对文学的清醒毫不遮掩地表达出来，告诫青年文学作者，匡正文学路子，也是一种勇气。当时陕西文研室有一批这样的老作家和资深编辑。他们对陕西文学走向不无积极的影响。”（京夫：《董得理先生的清醒》，载《陕西文学界》，2000年第1—2期合刊。）

    《接班以后》的插图是王西京所配，王西京其时供职于《西安日报》，为美术编辑。小说发表后产生了广泛影响。许多人读了，说陈忠实的语言像柳青。《陕西文艺》的编辑把这篇小说送给柳青看，柳青阅读的同时，对这篇小说有多处修改。关于柳青对《接班以后》的阅读修改稿，陈忠实回忆说，他是在张月赓那里看到的。张月赓告诉陈忠实，和他同一个部门的年轻编辑张长仓，是柳青的追慕者，也很得柳青的信赖。张长仓从柳青那里看到了柳青对《接班以后》的修改手迹，拿回来让张月赓看。陈忠实在张月赓家里看到了柳青对《接班以后》第一节的修改文字，其中大多是对不大准确的字词的修改，也划掉删去了一些赘词废话，差不多每一行文字都有修改圈划。陈忠实和张月赓逐字逐句斟酌掂量那些被修改的字句，深受感动，也深受教育。柳青追求文字准确、形象、生动的精神令他震惊。陈忠实认为，这应该是老师对学生的一次作文辅导，让他难忘。

    新创刊的《陕西文艺》，很快团结起来一批青年作家。不过，这个时期的作家皆自称或被称为“作者”，同时在名字之前标明社会身份，如工人作者、农民作者、解放军作者等，以区别于“文艺黑线”，表明“工农兵”占据了文艺阵地。邹志安、京夫、路遥、贾平凹、李凤杰、韩起、徐岳、王晓新、王蓬、谷溪、李天芳、晓雷、闻频等，先后都在《陕西文艺》上崭露头角，进行了最初的文学操练。新时期开始，这些青年作者更加活跃，而各人都初具自己的文学姿态，一时成为荒寂十年之后文坛上耀眼的新星，形成中国文坛令人瞩目的陕西青年作家群。1981年，中国作家协会选择陕西和湖南两省，作为新时期中国南北两个形成作家群体的省份进行经验交流。

    陈忠实后来回忆总结认为，《陕西文艺》从创刊到恢复为《延河》的四五年间，即“文革”中后期，受极左政治及其文艺政策影响，他们这些青年业余作者由于文学基础薄弱，文化视野和艺术视野狭窄，均不同程度受到了当时的“三突出”观念的影响。所幸的是，《陕西文艺》聚集着一批懂得艺术规律的编辑，而其中有人又是作家，如董得理、王丕祥、路萌、贺抒玉等，有了这些编辑兼作家的指导，青年作者们得以在文学创作实践中不断摸索和体悟着文学的本真。陈忠实创作中最初的三篇小说，都发表于《陕西文艺》，1973年第3期发表《接班以后》，1974年第5期发表《高家兄弟》，1975年第4期发表《公社书记》，一年一篇。这些作品的主题和思想，都是按当时的要求跟着潮流走，都在阐释阶级斗争这个当时社会的“纲”，陈忠实自己都说事后简直不敢再看。但是，这些写作实践让他锻炼了直接从生活中选取素材的能力，锻炼了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更重要的是，演练了结构和驾驭较大篇幅小说的基本功。《接班以后》等三篇小说每篇都在两万字左右，写这样一些较长的短篇，单是结构这一点，陈忠实认为，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突破。

    由此看来，《陕西文艺》是当年包括陈忠实在内的一批工农兵青年业余作者的文学演练场。戴着镣铐的演练。还好，指导演练的有一些人是行家。他们在此学习，在此演练，也从此起步。

    三、三见柳青

    陈忠实一直视柳青为自己文学上的老师。柳青生前，陈忠实前后只见过三次。三次见面，由于不在一个位置和层面上，两人没有对过话。柳青是文学前辈，陈忠实是文学后生，后生见前辈，印象深刻，内心的感受很多，影响也很深远。陈忠实走上文学之路，从文学的角度观察生活、认识社会、体味人生，后来再以文学描写生活、反映社会、表现人生，最初的文字中，都留有柳青的影子。

    陈忠实第一次见柳青是“文革”初期。1967年春天一个寒冷的日子，他从乡下进城为学校养的几头猪买麸皮饲料，在大街上，偶然看到了柳青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被押在卡车上游斗。

    第二次见柳青，是1973年2月27日下午，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这是“文革”以来柳青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讲话。柳青谈了自己近几年的生活、学习和思想，谈了自己关于艺术构思的见解，在谈艺术构思时他以《创业史》四部的总体安排为例展开。陈忠实当时只是一个听众，坐在人丛中用心地听，不敢问话，也不敢上前与柳青攀谈。柳青在这个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来经整理，题为《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收入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的《柳青文集》第二册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的《柳青文集》第4卷。

    柳青这次讲话，商洛籍学者高信2007年6月8日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叫《卅四年前画柳青》，写他当年参加这个会议所见到的柳青情况，当时还为柳青画了一幅速写像。高信回忆说，陕西省出版局当年召开的是“陕西省‘三史’、小说、连环画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座谈会在当时最高等级的西安人民大厦举行，局长朱语今主持，从2月20日开始到28日结束，整整开了九天。因为是‘文革’闹起来后的头一次创作大会，领导十分重视。省委常委项南、文化厅的厅长庾喆吉都亲临指导，先传达中央首长讲话精神，再宣讲国内外‘不是小好’的大好形势，那时开会必先讲这两样，一样都不能少”，“主持大会的朱语今同志，曾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社长，在他任上，中青社出版了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三红一创’：《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而《创业史》的作者就是柳青，这回邀请柳青出来和大家见面，很可能就是朱语今的面子”。2月27日下午，“柳青上台了，一身旧旧的黑裤褂，一顶旧黑布帽，脸黑且瘦”，“如果没有上唇留着的引人注目的一撮短须和那一副过时的黑框眼镜，也就是农村里到处可见的一个老汉。百十人的会场鸦雀无声。他讲话，没有稿子，提纲也没有，一口陕北吴堡的土腔，声又不高，有点难懂，表情严峻，眼镜下的双眼神色凛然，有威仪”，“柳青每讲几句话，就掏出口袋里喉头喷雾器，扬起头，张开嘴，一次又一次地喷药。显然气短，咽喉又发炎，说话困难”。（高信：《书房写意》，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版。）

    据陈忠实讲，他第三次见柳青是1974年6月，陕西省文化局在西安西大街的省文化局招待所召开的一个文学创作座谈会上。柳青被请去在会上讲话，陈忠实是参加这个会议的业余作者。陈忠实说，他当时在延安南泥湾“五七”干校锻炼，接到上边通知，要他参加这个会。他特地赶到西安，听柳青谈文学创作。陈忠实说，这是一个配合当时形势宣扬“反潮流”精神的会，柳青的话，他记得很清楚。柳青先是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潮流有正确潮流和错误潮流之分”。陈忠实分析说，柳青先引述毛泽东的话，别人抓不住把柄，找不出问题。然后柳青谈了自己的意见说，对正确潮流和错误潮流有没有认识，分得清分不清，这是一个认识水平问题；而认识到了错误潮流，反还是不反，这是一个品质问题。陈忠实说他对这个话印象极为深刻。因为当时“四人帮”在搞“反潮流”，柳青说这个话，大家都可意会，但谁也挑不出什么毛病。陈忠实说，这一次，他仍只当了一个听众，不敢与柳青攀谈。

    柳青的这次讲话没有见到收入公开出版物。据与柳青是忘年交的李旭东回忆，在陕西省出版局和陕西省文化局招待所召开的这两次创作座谈会，大会的发言都印成了材料，唯独柳青的讲话没有印。但是，参加这两次会议的人有记录。李旭东摘引了一些柳青在省文化局招待所会上的讲话：柳青说，“‘实事求是’就是反潮流”，“革命工作者，无论搞什么的，包括搞文艺工作的，在任何情况下，要坚持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不能不承认客观存在。要主客观一致，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举例来说，要搞创作，就要深入生活，改造思想，这是‘实事’，谁也脱不开。要扎扎实实、老老实实地去做，不要弄虚作假，不要欺骗自己和别人”，“要实事求是，有的时候比较容易，有的时候不容易，要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要牺牲生命。要坚持实事求是，有时剩下一个人了，也要坚持，不动摇。要坚持你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在我看来，不符合实事求是，是带着市侩哲学气息的。凡是要实事求是，凡是不惜一切地坚持真理的人，就不能有投机心理。投机，有投大机的，有投小机的，投机心理是由个人主义产生的一种精神状态。两千年以前的诗人屈原，是封建社会的，他敢于坚持一种信念。要坚持真理，一定要是为人民的，而不是为自己的。如果为自己坚持什么，那是非倒霉不可。屈原当时是站在祖国人民的利益上的。我们今天要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的一面。鲁迅在当时上海的文艺界中，他坚持真理，他完全是为人民和革命的。我也是一个文艺工作者，我觉得，像在泥泞道路上走着一样，要一步一个脚印，要经得起一切考验”。（李旭东：《与柳青谈戏》，见《大写的人》，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第204、205页。）这些话，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的确是空谷足音，给人以震撼，也促人深思。所以多少年以后，陈忠实依然能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说他印象极为深刻，对柳青极为敬佩。

    三次见柳青，陈忠实都是一个观众或听众，没有和柳青直接面对面地交流过。

    2005年5月21日，陈忠实写成了一个短篇小说，名为《一个人的生命体验》，这是他的“三秦人物摹写”系列小说之二，写的对象是柳青。这篇小说刊于当年的《人民文学》第11期，后来收入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吟诵关中——陈忠实最新作品集》等多种个人文集中。小说写了柳青生命历程中的三个细节：一个是“文革”中被关在“牛棚”，手握电线企图触电自杀而不得；一个是被造反派押上批斗台批斗，造反派要他自报家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柳青”，柳青却报为“正在接受审查的共产党员柳青”，而且在拳打脚踢的暴力威胁下拒不改口；三是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文艺界人士也跟着开大会放“卫星”，柳青却一言不发，领导再三启发引导，他就是不表态。传神的细节是，柳青在听放“卫星”大会时居然自己把自己的手抠破了皮，露出红肉渗出了血，由此可见他当时的内心状况。领导发现了他的手，若有所思，再不逼他表态了。小说通过三个细节和一段关于“反潮流”的讲话，着力塑造的，是一个宁死不屈、坚守信念、坚持真理的人格形象。陈忠实虽然标明写的是小说，但显然是根据他所了解到的柳青的真实经历写出来的。三个生活细节，没有虚构，只是在具体的艺术描写和展开过程中，加入了小说家必要的合理想象。小说最后，陈忠实写到了他两次见柳青的情况，显然这是他的回忆性文字。从中我们可以一定程度还原他当时见柳青的情景。

    这两次见柳青，考以我们已经掌握的史料，可以认定，第一次就是1973年2月27日下午那次，第二次就是1974年6月那次。

    关于第一次，陈忠实写道：

    大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林彪事件”之后一年多，“文革”的气候似乎暂时缓和了一阵儿，出版界在西安召开第一次集会，我有幸作为业余作者参加了。得知这天下午柳青要来做报告，竟然兴奋得等不到开会。……柳青从会场的通道走向讲台，步履悠缓，端直走着，不歪向左边也不偏向右边，走上讲台时，我和与会者才正面看清一张青色的圆脸，最令人惊讶的是那双圆圆的黑白分明力可穿壁的眼睛的神光。开头所写（笔者注：指小说开头）的十万人里也未必能找到这样犀利的一双眼睛的印象，就是我第一眼看见柳青时有感而出的。柳青还留着黑色整齐的短髭，和善而又严谨……他在不过一个小时的讲话过程中，有三次从黑色对襟棉袄里掏出一个带着尖头的圆形橡皮喷雾器，张大嘴巴，把尖头伸进嘴里对准喉眼，用手一捏一放那个橡皮圆球，发出哧啦哧啦的响声。整个会场里鸦雀无声，一声咳嗽都没有，空寂的会场里就响着哧啦哧啦的喷气声。百余双眼睛，紧紧盯着这个心中偶像的右手一捏一放的动作。他大约已经不足七十斤体重了，我记得我只看了他第一次往喉咙喷雾剂，到第二次第三次，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圆环尖头的器具时，我就低下头去了……那哧啦哧啦的声音无法躲避，一直到现在还清晰在耳。

    关于第二次，他写道：

    再见到柳青是两三年后（笔者注：应该是一年后），还是文艺界的一次会议，那时候不称会议称“学习班”。又有新的政治口号指示下来，“文革”又掀起一个新的浪潮，叫作“反潮流”，反“复旧复辟”的潮流，据猜测是针对复出不久的邓小平的。柳青被请到场讲话，还是青布褂子，对门襟，不过是单衣，还是整齐的短髭，还是锐可透壁的眼光。借着时兴的“反潮流”的话题，柳青有几句话震响：在我看来，反潮流有两层意义，首先要有辨认正确潮流和错误潮流的能力，其次是反与不反的问题。认识不到错误潮流不反，是认识水平的问题；认识到错误潮流不反或不敢反，是一个人的品质问题……

    语惊四座。会场里又是鸦雀无息的静寂。所有眼睛都紧紧盯着更频繁地从口袋里掏取喷雾剂的那只手，所有耳朵都接受着那哧啦哧啦的响声的折磨……

    陈忠实通过所见柳青的形、神、话语与给口中喷雾的细节，着墨不多，就画出了一个独具风神的作家形象。

    其实，陈忠实自己给人印象最深的，也是他那一双与其师“神光”相似的眼睛。

    四、《无畏》之畏

    1976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就是在这一年的上半年，陈忠实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名叫《无畏》，刊于1976年第3期的《人民文学》。这篇小说，随着当时政治形势的波诡云谲，先是被肯定，紧接着又被否定。甚至，它还成了陈忠实的一条“罪状”，对陈忠实的个人命运，带来了非同寻常的影响。

    当然，这篇小说，也被当作了“文革”后期文学上的一个代表作，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时隔三十五年后，学人李清霞还写了一篇研究性的文章，发表在《唐都学刊》2011年第4期上，叫《历史的真实与悖谬——从〈机电局长的一天〉和〈无畏〉看“文革”后期的文学生态》。

    陈忠实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发表以后，他每年都创作和发表一篇短篇小说，《无畏》惹事之后，他停了下来，几年未写小说。

    《接班以后》发表以后，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西安电影制片厂拟拍成电影，请陈忠实到西影厂改编剧本。据西安电影制片厂编的《西影30年》所载“大事记”所记，1975年“3月12日，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派钱筱璋等五人到达西安，当晚即向西影厂党委传达关于故事片创作生产的重要精神”。（《西影30年》，西安电影制片厂1988年版，第227页。）可见当时因形势所迫，电影故事片的生产已成为当务之急。但陈忠实考虑再三，却对西影厂的人说，他不能去，原因有二：一是他对电影不熟悉，不会写剧本；二是他刚被提拔为毛西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紧接着又到南泥湾“五七”干校学习，刚学习回来，既然是毛西公社的人，就要好好为公社做一阵子工作，不然啥都没有干，说不过去。西影厂说服不了他，就找到中共西安郊区组织部部长杨力雄——陈忠实被提拔为毛西公社副主任，就是杨力雄主的事——让他给陈忠实做工作。杨力雄把陈忠实叫到组织部，说：“你咋还会弄这事，我咋不知道？你要去写剧本。公社干部要多少我都能配多少，但会写小说、写剧本的，郊区还没有一个人。你要去。”

    既然是组织上的安排，1975年8月，陈忠实就名正言顺地到了西影厂，按西影厂的要求，将自己的两个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和《高家兄弟》改编为电影剧本。他被安排住在西影厂后边的简易招待所，进行改编工作。

    《接班以后》从小说到电影剧本，陈忠实下了很大功夫。据陈忠实回忆，1976年年初，《接班以后》电影已经拍摄完成。根据资料，这一年的3月2日，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处向各电影制片厂传达了“要拍摄反映‘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特别是反映和‘走资派’斗争的影片”的指示。据陈忠实后来对笔者说，拍竣的电影送审后，西影厂的剧本责任编辑给他传达的审查意见是，电影里的“‘走资派’怎么只是一个生产队长，官太小，‘走资派’走不动”，要求把“走资派”起码改成一个县一级的领导。陈忠实一听头大了，说，都已经拍完了，怎么还要改？原来的内容就是写的一个村子的事，现在要加县级领导，他改不了，怎么能这样改？厂方说不改上边通不过。陈忠实坚持不改。双方几乎闹僵，陈忠实要卷铺盖走人。这时，厂领导来了，找他做工作。来的领导叫田炜，时任西安电影制片厂革命委员会主任。田炜是一个老革命，原是新疆电影制片厂厂长，1964年底任西影厂党委书记兼厂长，是西影第二任厂长。他找到陈忠实，说：“你不改怎么办？我已经投入三十万了！只要通过就行，再加两个镜头补上一个大一点的领导就可以。”再劝陈忠实：这是陕西年轻一代作家中第一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大家都很关注，改好后上演了影响很大；改不好就通不过，通不过就发行不了，这个影响也是很大的，很不好啊！又慷慨许诺：“你改了，我让你坐飞机去一趟北京。”陈忠实对老厂长是尊重的，但对按上边要求修改还是感到很为难，所以没有松口。几经商量，双方达成妥协：作为编剧的陈忠实同意修改，但自己不执笔，由厂方找人改。

    1976年3月，刚刚在1月20号才复刊的北京《人民文学》，办了一个短期创作培训班，通知陈忠实去参加。这个班共有八人，全是当时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的业余作者。名曰创作培训，实际上是应约给《人民文学》写稿。陈忠实当时正为电影改稿的事焦头烂额，不想去。当时的陕西文坛，在刚刚起步露头的青年作家中，陈忠实文学创作的综合实力还是很强的，他的几个短篇小说，影响很大，所以创作班一定要他去。陈忠实说，他不是那种坐下来就能写出小说的人；创作班说，小说写不了，写一篇散文也行。在与西影厂达成电影修改的妥协意见以后，厂里的同志也劝陈忠实说，你出去散散心也好。田炜主任还答应让他坐飞机去一趟北京。陈忠实还从来没有坐过飞机，图新鲜，也想坐一回，就去了北京。

    陈忠实到北京的时候，《人民文学》办的这个创作班已经开办十天了。开头两天，因为说好的不写小说，陈忠实感觉很轻松，一直在闲转。转了两天觉得乏味，也觉得整天闲转不合适，他心想，既然来了，还是好好写篇东西。尽管说好的是只写一篇散文，但陈忠实当时的短篇小说影响很大，他原来也计划每年能写一篇小说，同时，《人民文学》极其响亮的牌子，对于一个业余作者来说，还是极富诱惑力的，能在上边发一个小说，效果自然要比散文好。因此陈忠实调整思路，重新构思，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写了一篇小说，题为《无畏》，交给创作培训班。

    《人民文学》很快刊登于1976年第3期。位置显要，位于小说头条。

    关于《无畏》的创作过程，以上说法来自陈忠实本人（陈忠实的档案中亦大体如是叙述）。

    此外，还有一个说法（为了方便叙述起见，以下笔者以第一人称“我”讲述）：

    2011年11月26日下午，我应《西安晚报》读书版之邀，在汉唐书店为读者做《中国书院的现代启示》讲座。这一天下午，还有一个活动，那就是画家江文湛先生在他的终南山沣峪口里边的红草园举办终南道院的首场讲道活动，江先生提前一个星期邀我参加。但因与《西安晚报》读书讲座的时间冲突，而且我的讲座已经先期登报预告，无法更改，我就先在汉唐书店与读者朋友座谈，5点结束后，我驱车到沣峪口外的吴胖子石锅鱼与参加终南道院活动的几位朋友见面。此行还有代江先生及夫人邀请的许埂和沈奇两位先生。

    吃饭过程中，沈奇和大家聊起了他近期的诗歌创作。我说他早先就是写诗的，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文革”后期的《陕西文艺》上看到过他的诗作。沈奇讲，他1975年到1976年，在《陕西文艺》当过编辑（借用），还退过陈忠实的一篇短篇小说稿，叫《反击》，写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他当时在诗歌组看诗歌稿，但是这篇小说不知怎么分到了他的手里，也许是门房弄错了，他一看，觉得不行，就退了，还给陈忠实写了一封退稿信。后来，这篇小说在《人民文学》发了，还发了头条。主编王丕祥得知此事，很是恼火，批评沈奇擅自做主，把一篇头条稿子退了，弄得《陕西文艺》想找这样一篇稿子而不得。我听了奇怪，说，《人民文学》发的小说不叫《反击》，叫《无畏》，而且，陈忠实自己所讲的包括他的档案里所载的关于这篇小说的写作过程和你说得不一样，老陈说他是在北京《人民文学》办的创作学习班上用一个星期写的，没有说是旧稿。沈奇说，这事你不信，可以去问王丕祥，还有，那个退稿信，陈忠实当时还保存着，后来见了我还说起过这事。我说，怪不得，我还纳闷，陈忠实先给《人民文学》说，他不是那种可以在几天之内就能按命题作文的人，他去北京，先是闲转了几天，后来怎么就突然坐下来，一个星期就写成了一个小说，原来是有旧稿做底子。

    据此可见，陈忠实创作的《无畏》，应该是先有一个旧稿，在北京又有所修改，最后成形的。

    话说《人民文学》短期创作培训班的八名业余作者中，有一个是傅用霖，后来与陈忠实创作上还有来往。傅用霖是满族人，1941年生，比陈忠实长一岁，在工厂当过工人和工会干部，属于工人业余作者。在这个创作班上，傅用霖也许是住在其他地方比较方便，没有住编辑部安排的旅馆，因此陈忠实和傅用霖见面不多，但彼此之间的印象都非常好。陈忠实感觉傅用霖为人谦和，待人诚恳，可以信赖。到了后来，1979年，傅用霖调入《北京文艺》当了小说编辑时，写信向陈忠实约稿，陈忠实颇为激动，一来这是陈忠实生平收到的第一封约稿信，二来陈忠实当时处境不好，他写的东西正愁没处投寄，有人约稿，就有了着落。1979年4月，陈忠实将写成的短篇小说《徐家园三老汉》寄给了傅用霖，很快就在《北京文艺》1979年第7期发表了。这是后话。

    1976年7月2日到4日，文化部电影局局长亚马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审查了西影厂摄制的《接班以后》样片和另外几部准备上戏的剧本。《接班以后》的电影名字被改为《渭水新歌》。《西影30年》是这样记载的：“西影在1975年11月上报的1976年五部影片生产计划中，原来一部也没有写‘走资派’”，1976年7月，“当时的电影局长亲自赶来西影，审查了拍摄的影片和准备上戏的剧本，对西影进行了严厉批评”，局长“指出：‘写与走资派斗争是长期的斗争’，‘在反击右倾翻案，深入批邓的斗争中，要考虑究竟电影的根本任务是什么’，‘不能有了影片就算’。告诫西影‘低调作品不行，反调作品更不行’。该电影局长还指示要把当年的电影生产扭到‘写走资派’的轨道上去，‘题材规划该变就得变，上影、北影、长影都改了计划，已经大变’”。《渭水新歌》本来“写的是农村干部接班以后，新老干部间的思想斗争”，局长“指出影片中的阶级斗争‘根子追到地主刘敬斋，这就有问题，而且问题就大了’，要在‘老支书身上做文章，省里、县里有人，往上捅一捅就好。时代背景上要加加工，特别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毛主席做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要有和走资派斗争这条线’”。（《西影30年》，西安电影制片厂1988年版，第43、44页。）关于亚马局长来西影审查以及所提意见，陈忠实后来回忆说，西影厂没有人告诉他。

    《渭水新歌》几经周折，多次修改，最后终于在1977年1月正式发行。这部电影是彩色影片，编剧是陈忠实，导演是刘斌，摄影是林景，美术是王菲，作曲是李耀东，演奏、演唱是陕西省歌舞剧院，独唱是冯健雪。《西影30年》关于《渭水新歌》的发行情况有如下记载：《渭水新歌》《奥金玛》《长河奔腾》“这三部影片按照‘四人帮’的‘写与走资派斗争’的图谋改写拍摄后，弄得面目全非，不堪入目，于1977年先后完成后，其中两部不能发行，《渭水新歌》虽然勉强发行，效果极为不好。”（《西影30年》，西安电影制片厂1988年版，第44页。）

    1976年10底，《接班以后》已基本制作完成，根据《高家兄弟》改编的电影剧本也写出了打印稿，任务完成，陈忠实回到了原单位毛西公社。

    关于“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的政治背景，1976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化部批判组”的文章，对此介绍很清楚，从这篇文章的标题《“四人帮”鼓吹“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反动实质》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政治气候。也能理解陈忠实的《接班以后》电影拍摄中途为什么也会被要求写入“与走资派斗争”的内容，陈忠实在北京参加《人民文学》创作培训班，为什么会写出《无畏》。

    ……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开始揭批“四人帮”。区委领导在揭批“四人帮”报告中说，“我们区有人以小说反党”。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知道，本区除了陈忠实以外，没有第二个人。散会以后，区文化馆一位文学辅导干部见到陈忠实，显得比陈忠实还着急，说：“这是点你的名哩。”陈忠实说：“我也不知该怎么办？”该干部说：“咱们一起去找领导。”拉着他找到领导，领导对陈忠实说：“没有呀，我没有说你。”领导虽然不承认，但是各种压力都指向了陈忠实。区上还两次派人入京，到《人民文学》编辑部调查陈忠实写作《无畏》的政治背景。尽管调查无果，但在当年，一个人被组织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又不公之于众，人们不明真相，不知所以，于是各种传言乃至谣言就像蝙蝠一样趁着夜色向四处流窜。

    陈忠实一时之间感到了无边的夜色和巨大的压力。

    陈忠实回忆说，包括当时的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对他的态度也明显冷淡了下来。

    当时作协西安分会所有的文学活动，都不见了曾经相当活跃的陈忠实的身影。

    俗话说祸不单行，雪上加霜的是，除了《无畏》之外，当年把陈忠实提拔为毛西公社副主任、找陈忠实谈话的那个西安郊区组织部部长杨力雄，如今也被上下串线，打成了“四人帮”的人。因此，凡是经他之手提拔的干部也都在被审查之列。

    在陈忠实倍感压力和困难的时候，《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编辑崔道怡到了西安。崔道怡先向西安市和西安郊区有关方面就陈忠实创作《无畏》的过程和背景做了解释，再到中国作协西安分会找到《延河》编辑路萌，由路萌陪同找到了毛西公社。崔道怡代表《人民文学》向公社领导把陈忠实写作《无畏》的情况进行了说明。他讲，当时《人民文学》就是搞了一个创作培训班，陈忠实在学习期间，自己构思，写了《无畏》。可以对《无畏》这篇作品进行批判，但这件事跟江青无关。这之后，崔道怡还找到陈忠实下乡驻队的村子，一边安慰陈忠实，一边说：“如果有人再找你的麻烦，你打电话给我，我立即从北京坐飞机来向他们解释。”听了这话，陈忠实极为感动。

    后来，经调查他与“四人帮”无任何干系，也未在其工作中发现有任何错误。中共灞桥区委对此事的考察结论是：这篇小说“有严重错误，但不属在组织上与‘四人帮’帮派体系有牵连的人和事”。

    尽管如此，这篇《无畏》在当时还是给陈忠实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他被撤销了公社党委副书记职务。

    长期生活、工作于农村，陈忠实既是农村社会的一员，也对农民具有深厚的感情。当民请教师期间，“文革”特殊时期，学校停课以后，他投身于真正属于农民的田间劳作，翻地、拉车、割麦、打场……他成了生产队最壮的劳力。作为毛西人民公社基层干部的陈忠实，除了业余爱好文学并写了些作品外，在工作中踏实肯干、尽心尽力。当公社副主任和副书记期间，除了组织、人事工作他不负责，其他如大田生产、养猪、种菜等，他统统都要管。党在一个时期关于农村的大政策、小政策，他是最直接的贯彻执行者和参与者。1976年春节前，他组织社员拉着养肥的猪，到市里参加展示大好形势的游行。1976年冬天，为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他带人进村收鸡蛋。别人为完成任务，在村里翻箱倒柜，弄得鸡飞狗跳；他看农民实在穷得可怜，前村进，后村出，只收了一个鸡蛋，说这是一只母鸡刚下的蛋，蛋还是温热的，上面带着血丝。1977年夏，他是公社平整土地学大寨的总指挥，整整三个月坐镇在第一线，带领一千多人，完成把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蓄水、蓄肥田的任务。1978年上半年，作为工程副总指挥，他组织公社大量人力在灞河修筑河堤，多少年后，河堤还依然发挥着挡水护田的作用。

    三十来岁，就被撤职，这样的经历，对依然年轻的陈忠实来说，无疑是相当重的打击。心理上的压力尤其大。从一个多年的民请教师，到借调到公社帮忙，多年后才成为正式的国家干部，当了公社副主任，再当了公社副书记，虽然陈忠实以文字工作起家，后来的工作中也多与文字打交道，但他一直只是把文学创作当成业余爱好，最多是当成改变个人命运的一个工具，并没有把文学看作一个可以安身立命作终身追求的大事业来对待。如今，公社副书记之职被撤，看似少了一顶帽子，其实背后的真实含义是，他的政治仕途就此被终结。不管事实是否真的如此，至少，陈忠实当时就是这么认识的。他认为，在一个强调政治甚至过度强调政治的体制内，一个人在政治上被组织质疑，他的政治前途还会有希望吗？当时，在毛西公社内部甚至整个郊区，关于陈忠实，也是议论纷纷。有些话难免飘到了陈忠实的耳朵里，这使陈忠实感到了空前的压力。

    前途无望，继续待在公社，一种无形的压迫和尴尬的氛围，也使陈忠实感到极其烦闷。

    陈忠实开始考虑他未来的出路和命运。

    “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

    此时的境况是一种挑战，又何尝不是一个转机？

    归去来兮，还是回到文学吧。陈忠实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干一个接近文学的工作比较适合自己。

    五、“文革”后期的写作

    陈忠实文学之路的第二个阶段是“文革”后期，从1973年11月在《陕西文艺》第3期头条上发表平生第一个短篇小说《接班以后》亮相文坛，至1976年在《人民文学》第3期小说栏目头条发表短篇小说《无畏》，连续四年发表的四个短篇小说均在当时文坛和读者中引起较大的反响。《接班以后》《高家兄弟》《公社书记》和《无畏》这四个短篇小说，单从小说的结构、形象塑造和语言这些技术层面来看，都显得较为成熟，可以看作是陈忠实在文学创作道路上从前一阶段的模仿性习作提高为自觉创作时期的作品。

    这几个短篇小说，在“文革”后期那样一种万木萧索的文化荒原上，显得异常醒目，当时在社会上和读者之间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接班以后》到《无畏》，陈忠实成为陕西省工农兵业余作者中的佼佼者，是最亮的一颗星。这个时期，陈忠实三十岁出头，他从“落第”青年、乡村民请教师变成国家干部，刚刚（1973年）被提拔为毛西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继而（1975年）又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人生有了一个新起点，进入了一个辉煌期，也算青年得志。他精神焕发，意气昂扬，一年写一个短篇小说，篇篇紧扣时代的重要命题，发表后都引起强烈反响。短篇小说处女作《接班以后》，被西安电影制片厂看中，投入三十万元拍成电影，并请作者本人为编剧；第二个短篇小说《高家兄弟》也拟拍为电影，并请作者等人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只是后来因为政治形势突变而未能投入拍摄；《接班以后》还由茹桂、王韶之改编，华山机械厂王三县、《延安画刊》记者绘图，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为连环画，197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数高达二十五万册；《高家兄弟》也由何忠社、王永祥改编，陕西省艺术学院美术系连环画学习小组绘画，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为连环画，1976年6月出版。

    这个时期的文学写作，不单是陈忠实，几乎所有的文学作者都是戴着镣铐跳舞。陈忠实当然也不例外，他在当时一方面自觉地学习“三突出”写作模式，在表达既定政治与思想规范的同时，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一定的对农村生活的观察，但是很少当然也难以表达属于自己的生活感受。

    六、《信任》获奖

    1979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早一些。刚刚复苏的中国文学界也像自然界一样春潮涌动。

    春节刚过不久，农历还在正月里，公历的2月21日至27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在西安市和平门外的胜利饭店召开。这里离建国路的作协西安分会大院很近。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作协西安分会恢复工作以来的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共有八十三人。陈忠实是本次会议的代表。在这次会上，王汶石、杜鹏程分别致开幕词和闭幕词，胡采做了题为《解放思想，总结经验，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报告。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书记李尔重接见全体代表，发表了讲话。会议选举出理事二十九名以及王汶石、王丕祥、王绳武、杜鹏程、李若冰、胡采、张光、贺鸿钧、黄悌、寇效信、傅庚生、韩起祥、魏钢焰等十三名常务理事。理事会选举胡采为主席。王汶石、傅庚生、杜鹏程、李若冰为副主席，秘书长由李若冰兼任。作协西安分会恢复后，机构设置有办公室、会务工作室（后改名为创作联络部）、专业作家创作组和1977年7月原在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时即已恢复原刊名的《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延河》组成了新的编委会，王丕祥任主编，贺鸿钧、董得理、余念任副主编。专业驻会作家有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魏钢焰、李小巴、毛锜、任士增。

    会议最后一天，陈忠实的会议住房里来了一位客人。此人是《陕西日报》文艺部编辑吕震岳。

    “你是陈忠实吧？”吕震岳问过之后自报家门，“我是吕震岳，陕报文艺部的。”

    陈忠实急忙让座倒水。吕震岳是老编辑，比陈忠实年长，头发已显得稀疏。头一次见面，陈忠实手忙脚乱的礼仪中显出了敬重。吕震岳坐下以后，没有寒暄，直接表明来意，约陈忠实给陕报文艺版写篇小说。吕震岳说：“你以前的几篇小说我看过，很不错，有柳青味儿。”

    陈忠实应诺下来。

    吕震岳又叮嘱说：“一版顶多只能装下七千字，你不要超过这个数就行。”说罢就告辞了。

    吕震岳的约稿，让陈忠实心里暖暖的。三年过去了，《无畏》的阴影还多少留在心里，没有完全挥去。

    1976年复刊（文化部的报告并获中央批准的决定，则是“创办”，意在明确“十七年”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区别。）的《人民文学》是双月刊，逢单月出版。《无畏》5月刊出，10月“四人帮”被粉碎，在翻天覆地的政治变化中，小说《无畏》的遭遇和评价也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陈忠实的心理，也经历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是“四人帮”倒台之后普遍欢欣鼓舞的政治氛围和社会心理，一方面是因了《无畏》的写作而产生的严重挫败感，两者在陈忠实内心形成剧烈的心理冲突。这个心理过程很长，直到1978年的冬天，陈忠实在对自己创作的反思中，仍然陷入深深的自责和羞愧。

    1977年冬天，陈忠实被任命为毛西公社灞河河堤水利会战工程的主管副总指挥，组织公社的人力在灞河修筑八里的河堤，住在距河水不过五十米的河岸边的工房里。这个工房是河岸边土崖下的一座孤零零的瓦房，他和指挥部的同志就住这里，生着大火炉，睡着麦秸做垫子的集体床铺。大会战紧张而繁忙，陈忠实一天到晚奔忙在工地上。冬去春来，1978年到来了。站在灞河河堤会战工地四望，川原积雪融化，河面寒冰解冻，春汛汹汹。紧张的施工之余，陈忠实在麦秸铺上读了《人民文学》杂志上的两篇短篇小说。第一篇是《窗口》，刊于《人民文学》1978年1月号，作者莫伸，陕西业余作者，时为西安铁路局宝鸡东站装卸工人；第二篇是《班主任》，刊于《人民文学》1977年11月号小说栏头条，作者刘心武，北京业余作者，时为北京一所中学的教师。莫伸比陈忠实年轻，刘心武与陈忠实同龄，两人都是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这两篇小说在当时影响都很大，陈忠实读了，有三重心理感受：一是小说都很优美；二是不由得联想到自己的写作，更深地陷入羞愧之中；三是感到很振奋。特别是读了《班主任》，他的感受更复杂，也想得更多。当他阅读这篇万把字的小说时，竟然产生心惊肉跳的感觉。“每一次心惊肉跳发生的时候，心里都涌出一句话，小说敢这样写了！”陈忠实作为一个业余作者，尽管远离文学圈，却早已深切地感知到文学的巨大风险。但他是真爱文学的，他对真正的文学也有感知力，真正的文学在表现生活和写人的过程中，那种对于现实和生活的思想穿透力量和强大的艺术感动力量，他也是有深切体会的。他本来是在麦草地铺上躺着阅读，读罢却再也躺不住了。他在初春的河堤上走来走去，心中如春潮翻腾。他敏锐地感觉到：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事业来干的时候终于到来了！在陈忠实看来，《班主任》犹如春天的第一只燕子，衔来了文学从极“左”文艺政策下解放出来的春的消息，寒冰开始“解冻”了，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陈忠实望着灞河奔涌向前的春潮，明确地意识到，他的人生之路也应该重新调整了。

    陈忠实后来称这个偶然的阅读，是引发他人生之路“关键一步的转折”的阅读。

    1978年，陈忠实三十六岁。他对自己的前途和未来进行了分析和谋划，再三地审视自己判断自己，决定还是离开基层行政部门，放弃仕途，转入文化单位，去读书，去反省，从而皈依文学，真正全身心地进入文学领域。6月，在基本搞完灞河这个八里长的河堤工程之后，陈忠实觉得给家乡留了一份纪念物，7月，他就申请调动，到西安市郊区文化馆工作。

    组织上经研究，安排他担任西安市郊区文化馆副馆长。

    10月，陈忠实开始到文化馆上班。这个时期的西安郊区很大，含西安市城三区之外东南西北所有郊区，郊区党和政府所在地在西安南郊的小寨。郊区文化馆的驻地也在小寨，共有两处办公用房，一处在小寨工人俱乐部的小楼里，那里住着大多数文化领导和干部；另一处是“文革”前的老文化馆所在地，全是平房，在后来的陕西历史博物馆近旁。后一处房屋已经破落残损，院子里长满荒草。陈忠实图清静，选择了后一处。而这里好一点的房子也都被人挑走了，他便选了东南角一间无人居住的残破屋子。收拾好安身之处，陈忠实很满意，然后坐下来静心读书。

    他从图书馆借来刚刚解禁的各种中外小说，从书店也买了一些刚刚翻译出版的外国小说，其中有一些是诺贝尔得奖作品，在破屋里从早读到晚。倦了，看看窗外，窗外是农民的菜地，生长着白菜，白菜地的畦梁上插长着绿头萝卜。读到后来，他的兴趣集中到莫泊桑和契诃夫身上。这一个时期，他的创作处于写短篇小说阶段，所以对短篇小说艺术非常重视。读遍所能借到的这两位短篇小说大师的短篇小说作品之后，他又把注意力集中到莫泊桑身上。他在阅读中比较了两位作家的艺术特点，认为契诃夫是以人物结构小说，莫泊桑是以故事结构小说并塑造人物，前者难度较大，后者可能更适宜于他的写作实际。这样，他就在莫泊桑浩瀚的短篇小说里，选出十余篇结构形式不同的小说，反复琢磨，拆卸组装，探求其中结构的奥秘。这次阅读历时三个月，是他一生中最专注最集中的一次阅读。这次阅读，陈忠实提前做了时间上的精心规划和安排，是他在认识到“创作可以当作一项事业来干”的时候，对自己进行的一次必要的艺术提高。

    陈忠实从《班主任》发表后得到的热烈反响中，清晰地感知到了文学创作复归艺术自身规律的趋势。“文革”的极“左”政治和极“左”文艺政策，对社会对人的精神破坏极大，早已天怨人怒；而“文革”前十七年愈来愈“左”的文艺指导教条，也需要一番认真的清理。他在这个时期冷静地反思自己，清醒地认识到，从喜欢文学的少年时期到能发表习作的文学青年时期，他整个都浸泡在这十七年文学的影响之中，而十七年的文学及其经验，现在极需认真反思了。因此，他认为，自己关于文学关于创作的理解，也应该完成一个如政治思想界“拨乱反正”的过程。他觉得，这个反思和提高的过程，最为得力的措施莫过于阅读。阅读很明确，那就是读外国作家作品。与世界性的文学大师和名著直接见面，感受真正的艺术，这样才有可能排除意识里潜存的非文学因素，假李逵只能靠真李逵来逼其消遁。他后来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剥离”。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深化，是一个作家更新蝶变的最为有效的途径。

    窗外的白菜日渐硕大，萝卜日见粗壮，陈忠实读书的收获也日渐丰盈。阅读使他进入了五彩缤纷的小说艺术世界，非文学的因素基本被廓清了，他正在逼近真正的文学殿堂。1979年春节过后，陈忠实觉得自己羞愧的心理得以调整，信心也恢复了，心中洋溢着强烈的创作欲望。他在那间小房子里重新开始了小说写作。

    就在这个时候，吕震岳向他约稿。陈忠实感激的同时，自然十分珍惜，他想尽力写好一篇小说给吕震岳。此时他正在构思一篇小说，篇幅较大，计划写好后给《人民文学》，便想先写完这个短篇，接着为《陕西日报》写。不久，吕震岳来了一信，催问稿子。读罢信，陈忠实改了主意，决定把即将动笔要写的拟给《人民文学》的这个短篇给吕震岳。他按照七千字的篇幅，调整结构，锤炼语言，甚至一边写着一边按页计算字数，写完正好七千字。这篇小说就是《信任》。

    稿子写成以后，陈忠实心里又有点不踏实，担心自己所写的内容不合时宜，进而引起误解。《信任》以后辈的恩怨矛盾以至殴斗为切入点，写一位曾经蒙冤挨整的农村基层干部，在新时期复出以后，以博大的胸襟和真诚的态度对待过去整过他的“冤家仇人”，意在化解过往政治运动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怨恨情绪，团结一心向前看。这个小说的切点和主题，与当时的伤痕文学潮流形成反差，其时伤痕文学正势如怒潮，汹涌澎湃，文学在控诉“四人帮”祸国殃民罪行的同时，重在展现历次政治运动给人心灵带来的严重伤害，而社会情绪亦与此一致，平反冤假错案激起社会各阶层强烈的反应。在农村，包括当年“四清”运动的历史矛盾，在新时期又激起新的涟漪，矛盾复杂而尖锐。《信任》则是表现挨过整的农村基层干部重新掌权后却既往不咎，冰释前嫌，这与要清算历史旧账的控诉性时代情绪不大合拍。对这样的内容和主题，陈忠实一时把握不准，于是拿着稿子去找老朋友张月赓，想让他给把把关。

    张月赓住在西安晚报社两层楼的简易居室里，一大间屋子，卧室书房会客三用。陈忠实到的时候，部队作家丁树荣已经在座。陈忠实先说了自己的担心，再拿出稿子，丁树荣和张月赓先后读罢，肯定了这篇小说。陈忠实看他们表情认真，心里有了些自信。丁树荣很热情，说他和吕震岳很熟悉，正好还要去找吕震岳，愿意替陈忠实捎带上稿子。陈忠实把稿子交给丁树荣，第二天就在自行车后架上捆绑着被褥卷儿，车头网带里装上洗漱用具，到西安北郊下乡参加夏收劳动去了。

    一周之后，《信任》在《陕西日报》文艺版刊出，时间是1979年6月3日。

    《信任》发表后，陈忠实听到周围一些熟识的行政干部对这篇小说赞扬性的议论，不敢完全相信，以为多是鼓励。过了十来天，他从乡下归来，到文化馆看到报上发表的《信任》，眼中不由得发热。这是他第一次在《陕西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作品。但他的眼热并非因此，而是忽然间感慨习作的道路是如此艰难，自己这时多么需要得到鼓励，借以恢复写作的自信，而《信任》的发表无疑给了他最真实也是最迫切需要的信心。同时，他也接到吕震岳一封信，说作品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已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让他到报社去看看那些读者是怎么评说的。陈忠实很看重普通读者的意见，他骑上自行车沿着雁塔路直奔东大街，到了《陕西日报》社。吕震岳见了他很高兴，拿出一摞读者来信，高兴而感慨地说：“看看，刚发表十来天，来了多少信说这个作品。”

    陈忠实一封一封读着来信，禁不住热泪盈眶。他这时的激动，固然源自读者对于小说的好评，但他感受更多更深的，是读者对他的信任，或者说，“信任”的恢复。此时的他，是太需要读者对他的肯定了。三年来，《无畏》造成的不良影响，陈忠实一直深以为耻，也深以为痛，他也一直期望着，能以新的创作来重新证明自己，挽回那些可能弃他而去的读者，重新建立他和读者真诚的信赖。此时此刻，陈忠实手中那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就是在向他表明，他最期望的信赖，已经随着《信任》不期而至。

    不过，还有一封信，是另外一种态度和调子。这封信以不屑的口气评说《信任》，更以不屑的口气讥讽陈忠实，说陈忠实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写过一些跟风小说，现在却倒过来写什么《信任》，很不以为然。读了这封信，陈忠实心态平和，并没有不快或恼火，他真心认为，这个人所说的基本上是客观事实，这个人肯定读过他过去写的几篇以阶级斗争为主调的短篇小说。咎由自取，自作自受，怪不得别人。从这封表示不屑甚至讥讽的来信中，陈忠实也认识到，对人生和文学，自己还应该做更进一步的反省。

    由于王汶石等人的推荐，7月号的《人民文学》迅速转载了《信任》。那时候，还没有《小说月报》一类选刊，《人民文学》辟有转载各地刊物优秀作品的专栏，每期大约转载一两篇。1980年的春天到来时，《人民文学》的女编辑向前给陈忠实写来一封信，告知《信任》已获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奖采用读者投票的方法，计票结果一出来，前二十名得奖作品便被确定下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为新时期最早设立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之一（另一项是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0年是第二届评奖。1978年是第一届，那一届获奖的陕西作者，一个是莫伸及其《窗口》，一个是贾平凹及其《满月儿》，这一届陕西作者只陈忠实一人。

    颁奖仪式很隆重。但陈忠实因为夫人突然生病没有去成，他只是在报纸上看到了发奖的消息。

    七、大树的风格

    民间有一个说法：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高人指路。初学写作的人，除了观察、研究生活，认真读书学习，勤于思考，多写多练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要开阔文化视野。开阔文化视野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一定要与文学高人交流。高人如果还是一方的名望，则对后生小子更有荫庇之幸。名望高人，实为一方之大树，对后生小子，一可荫庇，不使太受风摧雨残；二来树立多项标高，风神独具，是为后进之所学所向；三来高可参天，自挡风雨，能安宁一方。

    陈忠实在其文学追求过程中，主要是自学，但也不乏高人指点和关怀。他少年时期喜欢上文学，对文学有一定的认识，得之于赵树理和柳青，也得之于王汶石。王汶石是陈忠实自小崇拜的一个文学前辈，读高中二年级时，他与“文学摸门小组”的两个同学常志文、陈鑫玉合资订了一本《人民文学》，读到王汶石发表在该刊上的短篇小说《沙滩上》，激动不已，三人相约到灞河沙滩上，围坐一起，热烈讨论《沙滩上》，从中学习。1973年2月，在陕西省出版局召开的“陕西省‘三史’、小说、连环画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陈忠实以“工农兵业余作者”身份见到了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小说大家，极为兴奋。不过，这个时候，陈忠实与王汶石，一个在台下听讲，一个在台上讲课，受教是有的，交流还谈不上。

    1979年6月中旬，陈忠实从西安北郊参加夏收归来，到《西安晚报》参加一个有关创作的座谈会，见到了杜鹏程。杜鹏程谈到他刚刚发表的《信任》，喜形于色，多有赞扬。末了，杜鹏程对陈忠实说，《信任》王汶石也看了，认为很不错。当天晚上，陈忠实回到郊区文化馆，看见自己门上贴着一张纸条，是《人民文学》编辑向前留的。向前是一位女编辑，与陈忠实同龄，196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慧眼识人，当年就是她从几麻袋的自然来稿中发现了莫伸的《窗口》，铁路装卸工莫伸因《窗口》为世人所知，走上文坛。向前留的这个纸条是想见见陈忠实。陈忠实按纸条所写找到向前来西安的住所。见了面，向前说，她见过王汶石，王汶石一见面就给她谈《信任》，肯定的同时建议《人民文学》转载。向前说，她已经找到《信任》，读了，感觉确实不错，也已经给编辑部打了长途电话，转达了王汶石、杜鹏程的意见。编辑部也找到了《陕西日报》，看过了《信任》，决定7月号转载。陈忠实算了一下日子，此时已是6月中旬，7月号的《人民文学》怎么来得及转载呢？见陈忠实疑惑，向前说，这很简单，抽掉一篇已排好的稿子就成了。陈忠实骑着自行车返回郊区宿舍的路上，心里一直不能平静，他着实被王汶石和杜鹏程这些前辈对他的关心感动了。

    《无畏》之后，陈忠实一直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自觉尴尬而羞愧。《信任》是他沉寂三年后的一次重要的亮相，能得到陕西文学两棵大树的肯定，他心里感到一些踏实的同时，更多的是感动。他感到了老一辈作家身上那种令人敬重的人格魅力。

    陈忠实自己也认为他是“走了弯路的青年作者”，一个自学的文学青年，一个主要在农村基层工作的业余作者，确实就像在黑暗中摸索前行，个人和时代的多种复杂因素汇集一时，“走了弯路”几乎不可避免。世俗的嘲笑、冷眼甚至打击可以料到甚至也不可避免，但大树就不一样了。大树脚踩大地，头顶苍天，自然高瞻远瞩，胸怀博大。陈忠实由此而参悟到了作家的人格与境界的内在联系，境界与思想高度的内在关系。陈忠实后来形成的关于作家人格精神与思想境界密切关联的观念，大约就肇端于此时的感受和思考。

    陈忠实后来回忆说：“我更想到另外一层，他们早已是文学大树，这样关注一个走了弯路的青年作者，在他最需要支持和处于羞愧心境的时候，做出如此热诚的举动，足够我去体味《风雪之夜》创造者的胸怀、修养和人格境界了；具有这样的人格境界的人，才能酿制出《风雪之夜》这样的蜜来。我要接受的显然不单是《风雪之夜》书的艺术，而是创造者本人的人格魅力了。许多年以后，我经历了更多的创作实践，也多多少少经历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进程，也许是增长了不少的年岁，愈来愈觉得作家自身精神境界和人格修养对于创作的关键性作用了。制约作家感受生活挖掘素材深层提炼的因素中之最关紧要的一条，便是人格精神；人格精神的错位，往往会把良好的艺术天性矮化了，令人惋惜。”（陈忠实：《为了十九岁的崇拜——追忆尊师王汶石》，见《陈忠实文集》第六卷，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王汶石对陈忠实创作的关注和关心不限于一时一篇。陈忠实历经数年、多次修改的中篇小说《初夏》在《当代》1984年第4期发表，王汶石阅读之后很快给陈忠实写了一封长信，细致地评说这部小说的优长与缺憾。1990年，陈忠实和田长山合作的报告文学《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在《陕西日报》刊出以后，王汶石又以写信的方式给以评点。这一切，都如春风化雨，滋润着陈忠实的心田。

    陈忠实从大树的身上不断汲取营养，并在大树的荫护下，以更稳健的姿态走自己的路，走向远方。

    八、在灞桥文化馆的日子

    1980年的春节刚刚过罢，西安市郊区被划分为雁塔、未央和灞桥三个区。陈忠实所在的郊区文化馆亦随之一分为三。陈忠实选择了离家较近的灞桥区文化馆。妻儿老小还在乡下，依赖生产队生活，他回到灞桥，关照家里方便。而且，家里的自留地还得他务弄。

    新设立的灞桥区党政办公地在西安东郊纺织城，一时缺少办公房舍，就把文化馆暂且安排到距区政府机关约十里之外的灞桥古镇上。灞桥古镇有一家电影院，据说是1958年大跃进年代兴建的文化娱乐设施，是以木材和红瓦构建的放映大棚。放映棚后边，有一排低矮的土坯墙平房，是电影工作人员宿舍兼办公的地方。如今这里腾出一半，给文化馆干部入住。门前挂出一块白底黑字的招牌：灞桥区文化馆。陈忠实是副馆长，分到一间小屋，里边配备了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块床板，宿办合一。陈忠实给自己买了一只小火炉，用以烧水做饭。煤按统购物资，每月定量，到灞桥南边的柳巷煤店去购买。陈忠实此时还兼着灞桥区文化局的副局长（西安市灞桥区党委1980年4月5日任命），本来可以在区政府给文化局分配的稍好的办公室办公，但他选择了和文化馆干部搅和在一起。

    陈忠实选择到文化馆，一是图这里清静，二是喜欢这个千年古镇。此地乃古人折柳送别之地，能让人生出诸多文化联想。灞桥南头又是他的高中母校，他于此曾读书三年，平添了一缕温情。重要的是，陈忠实觉得这个古镇富有文学情调，合于自己的心性。

    这个时期的陈忠实，虽然生活习性、生活方式与当地的农民差不了多少，但内心深处，却还是有一种不同于一般农民的文化情调。农民的生活基本上是实用的，而陈忠实，一般也讲究实用，但对自然与生活，无疑多了一重审美的眼光。早春时节，灞河刚刚解冻，陈忠实喜欢到长堤上漫步，探看杨柳枝条上春色着未。夏日傍晚，他喜欢把脚伸进水里，静静地看长河落日，看它如何由灿烂归于黯淡。深秋时分，他徜徉于灞河滩里，眼看着杂草野花一日一日变得枯黄，也会有悲秋之感。隆冬时节，柳细河瘦，望远处雪原茫茫，心绪亦随之悠远。而灞桥古镇每逢集日，男女乡民推车挑担，拉牛牵羊，拥挤着，吆喝着，又是一番生动的生活景致。时代刚刚跨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古镇周边的乡民有一种春回复苏的气象，他们纷纷聚集于集市，脸上有一种刚刚获得喘息的轻松，脚下却是奔向好日子的急迫。古镇也呈现着先前未有的活力，牛马市场，木材市场，小吃摊前，市声嘈杂，人声鼎沸，陈忠实时常徜徉于此，沉迷于此，内心激荡着，思绪飞扬着。

    傍一弯灞河，依一堤柳绿，古镇灞桥近连城市，远接乡野，西望长安，东眺关外，闹中有静，僻而不陋，陈忠实觉得此地甚佳，非常切合他的生活习性和生存理念。

    这一年的夏天，陈忠实落脚古镇半年之后，一个酷暑三伏最难熬的日子，有一个小伙子走进电影院后院的平房，来找陈忠实。此人是《北京文学》的编辑刘恒。一见之下，陈忠实急忙让座，递茶。陈忠实知道，从西安城里到灞桥，来一趟不容易。两者之间只有一条13路公交汽车，一小时一趟，人拥挤，路不平，行车很慢。一个来自北京的编辑，居然冒着酷热造访，陈忠实自是感动不已。刘恒喝着粗茶，说他来约稿，是《北京文学》小说组组长傅用霖让他来的。陈忠实与傅用霖1976年相识于北京的《人民文学》创作培训班。有了这层关系，陈忠实觉得与刘恒一下子亲近了许多。

    俩人聊了一会，中午饭时，陈忠实说去吃牛羊肉泡馍，刘恒说好。陈忠实把灞桥镇上的吃店在心里盘算了一下，电影院对面，有镇上供销社开办的一家国营食堂，虽有几样炒菜，但味道不怎么样；然后就是面条了，有八分钱一碗的素面条和一毛五一碗的肉面条，镇上有多家，但拿不出手，不能招待远方客人；最有地方风味特点的饭食，在西安，那就应当数牛羊肉泡馍了。其时经济政策刚刚松动，古镇上先有了一副卖豆腐脑的挑担，紧跟着就是这家牛羊肉泡馍馆开张。这家仅有一间门面的泡馍馆乍一开张，就引起争议，而且这个争议旷日持久。所议者乃是重大是非，关乎两种制度和两条道路的问题。争议不断，而牛羊肉泡馍馆生意日隆，从早晨开门到天黑很久，食客盈门，排队编号，店伙计粗着嗓门呼喊着号码让客人领饭的叫声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午饭时间，一间门面四五张桌子，无法容纳汹涌而来的食客，门外的人行道上，食客便或站或蹲，黑压压一片。

    陈忠实领着刘恒走出电影院的敞门，走到熙熙攘攘吃着喊着的一堆人跟前。陈忠实要了优质泡馍，俩人便蹲在街道边的人行道上，掰馍，等叫，然后大热天吃泡馍，大汗淋漓，后来干脆站起来吃，十分畅快。事隔二十六年，直到2006年11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陈忠实和刘恒在豪华的北京饭店过厅相遇，双方刚握住手，刘恒便笑着说起这一顿午餐。正说着，围过来几位作家朋友，刘恒还向朋友们着意强调是站在街道边上吃的。

    陈忠实在灞桥区文化局任副局长，分管的是农村业余文化，主抓农村业余文化创作活动。从1981年开始，他连续办了九期“文学创作讲习班”，为灞桥区农村培养了一批业余创作人才。有一次，文化馆要举办一期创作讲习班，陈忠实到西北大学中文系去请蒙万夫来讲课。路上，陈忠实担心“庙小难安大神”，没想到给蒙万夫一说，蒙万夫满口应承。陈忠实又抱歉地说，文化馆没有车，他也借不来车，到时候只好委屈蒙老师坐公共汽车去。蒙万夫说：“你这人，作那个难干啥哩！你给我说清去灞桥该坐哪路车，在哪儿乘车、换车就行了，再就甭管了，保证误不了讲课。”陈忠实一一说了。到了讲课的日子，陈忠实早晨起来还没有来得及吃早点，蒙万夫已经走进他的屋子。蒙万夫进门轻松地说：“汽车方便得很嘛！路也不远。”陈忠实知道，蒙老师是以轻松的话来解除他的窘迫，他心里很感激。

    蒙万夫的讲演大获成功。蒙万夫不用讲稿，不坐椅子，一直站着讲，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蒙万夫从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讲到俄国的托尔斯泰，然后又讲到中国的柳青，讲到1980年中国文坛那些活跃的中青年作家及其作品，陕西的中青年作家及其作品。蒙老师的课视野开阔，旁征博引，深入浅出，趣味盎然，艺术理论与创作分析紧密结合，非常适合业余作者的接受。灞桥地区的农村、工厂、学校等单位的五六十名文学爱好者听了这个讲演，感到很有收获。有几个学员还直后悔没带录音机，说把这场讲演录下来再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很好的关于创作的论文。

    日子是散漫的，但陈忠实心中有明确的目标。在文化馆，他的目标就是读书和写作。以下是一笔他在1981年的创作和与创作有关的流水账：

    1月18日，写成短篇小说《短篇二题》。刊《延河》1982年第5期。

    1月11日草，2月改，写成短篇小说《乡村》。刊《飞天》1981年第6期。

    1月，写成短篇小说《土地诗篇》。刊《长安》1981年第6期。

    3月26日，写成言论《短篇小说集〈乡村〉后记》。

    4月，写成散文《面对这样一双眼睛》。刊7月12日《西安晚报》。

    9月，写成言论《看〈望乡〉后想到的》。刊《银幕与观众》1981年第11期。

    10月14日，写成报告文学《崛起》。刊《延河》1982年第1期。

    其他具体月日不详，但是在本年写成的有：

    特写《可爱的乡村》。刊11月8日《陕西日报》。

    短篇小说《正气篇——〈南村纪事〉之一》。刊《北京文学》1981年第10期。短篇小说《征服——〈南村纪事〉之二》。刊《奔流》1982年第1期。

    短篇小说《丁字路口——〈南村纪事〉之三》。刊《奔流》1982年第12期。

    共计：短篇小说六篇，散文、特写两篇，报告文学一篇，言论两篇。

    另有往年写的三篇短篇小说《尤代表轶事》《苦恼》《回首往事》于这一年分别刊于《延河》1981年第1期、《人民文学》1981年第1期、《长安》1981年第2期。

    1981年4月中旬，陈忠实应邀参加由陕西评论界“笔耕组”组织召开的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他近年的小说创作受到陕西评论界的关注。老新闻工作者、评论家杨田农在发言中说：“究竟当前农村生活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左’的东西还是不是主要的东西？应该说，当前生活中的种种矛盾，还是来源于‘左’。陈忠实的作品，受到人们的重视，一个总的主题，就是批判农村中‘左’的错误思想。前几年，他的作品揭露批判‘四人帮’的‘左’的路线的危害；这几年则是清理‘左’的流毒，像最近发表的《第一刀》等就是这样。广大人民要求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当然要清理这些‘左’的错误思想。”陈忠实在发言中说，这几年在写作中，他最大的苦恼就在于对农村生活中主要矛盾和矛盾的各个方面摸不准，看不透，常常陷入就事论事的境地。他认为，只有更深入地认识我们这个变革的时代，才能更深刻地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变革。

    6月25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在西安举行茶话会，祝贺陕西三十多位作家的三十六篇（部）文学作品获奖。陈忠实近年获奖的作品是：短篇小说《信任》，原刊《陕西日报》1979年6月3日，获中国作协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立身篇》，原刊《甘肃文艺》1980年第6期，获《甘肃文艺》1980年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第一刀——冯家滩记事》，原刊《陕西日报》1980年11月2日，获《陕西日报》1980年好稿奖一等奖。陈忠实在会上发表了获奖感言《回顾与前瞻》。

    夏天，陈忠实出了一趟远差，在与青岛隔海相望的黄岛上，参加了由《北京文学》小说组组长傅用霖组织的文学笔会，会上和会后都大有收获。

    1981年，陈忠实三十九岁，临近不惑。他感觉生命已到了中年，自觉有一种紧迫感。他强烈地意识到，应该在文学上寻求一种突破了。

    九、一个“业余作者”的精神面影

    1982年11月，陈忠实调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1993年6月，更名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成为一名专业作家。这一年，他四十岁。在此之前，也就是他四十岁之前，虽然写作，但他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早年是“工农兵业余作者”中农民出身的“业余作者”，后来是农村基层干部中的“业余作者”。

    “工农兵业余作者”是共和国独有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前无古人，这是共和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和思想需要而产生的。二十世纪世界历史一个重要的社会实践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打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人类历史上没有的全新的世界，这个全新的世界不仅有新制度，更有新思想、新文化和新道德，而要创造这样的新世界，关键是要靠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新人来创造，所以，无论是当时的苏联还是中国包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培养“新人”就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现实任务。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毛泽东的秘书、《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这是陈伯达在毛泽东于当年二三月间与他一次谈话的启发下写的一篇文章，是陈伯达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对当时社会和当时的人提出的一个理论概括和理想要求。在建设“全新的社会”、培养“全新的人”中，文学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创作文学的作家更显得极其重要。作家的创作，不仅要求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更要塑造“新英雄人物”。什么样的作家才能担当此任呢？旧文人不行，旧知识分子也不行，理想的作家当然是工农兵作家，即“自己的作家”。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特别提出，文艺要为“工人”“农民”“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服务”，更为重要的是“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工农兵”服务。1942年10月3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康生写的“代社论”，题目是《提倡工农同志写文章》，号召培养工农通讯员，帮助工农同志写文章，还号召文艺家要做“理发员”，替工农同志修改文章，提高工农写作水平。《解放日报》为此特辟“大众写作”一栏，经常发表工农创作。新中国成立后，培养新时代的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更是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1956年2月27日至3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出席会议的除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外，还有一部分作家以及新疆、内蒙古、延边等地区的某些民族作家和各省、市文艺工作负责人。在这个会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在《开幕词》中说：“我们推进事业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一切应当是有计划的，有远见的。”茅盾强调说，在这次会议上，希望大家着重讨论的两个问题中的一个是“培养青年作家”（另一个是“发展兄弟民族文学”）。他说，“大家都已熟知，加强培养青年作家”，“已经成为我们发展文学事业的日程表上最迫切的问题了”。他检讨说，在中国作家协会，“过去我们对这两项工作，注意得很不够”，然后着重强调，“今后必须把它们作为主要的工作”。（《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新中国成立后，在种种政策和措施的支持下，共和国的大地上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了一大批“工农兵业余作者”和“工农兵作家”。陈忠实就是其中一员，历史地看，他无疑还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在文学上的起步和发展，从一个文学爱好者成为一个业余作者，再从一个业余作者成为一个专业作家（至1982年，陈忠实的创作成果主要是发表了三十余篇短篇小说），都得益于党和政府相关政策、措施的支持和扶持。因此说，陈忠实的生活道路特别是文学道路，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

    分析“业余作者”阶段的陈忠实的精神面影，具有某种典型剖析的意义。

    从中国文化和精神谱系上看，陈忠实既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也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四十岁以前，他的经历与农村密不可分。他在那个年代所受的教育，除了学校和读书略有一些现代意味，更多的和深层的还是来自农民生活和乡土社会的教育。他由经历和教育所形成的生活观念和思想观念，都更接近于中国农民的生活观念和思想观念。传统文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艺术趣味，经过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积淀，有源有流，自成一条源远流长、博大汹涌的江流，有自己的“文统”，也有自己的“道统”，上与朝廷官府迥异其趣，下与黎民百姓截然有别，它是“士”阶层的文化与精神。中国传统文人虽然也做官，成为朝廷官府之一员，但他们在思想和精神上与朝廷官府之习气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他们在朝廷与山林田园之间进行价值选择，或进或退；他们也可能出自草野民间，但他们与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也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这就使他们对普通百姓的态度，既有关怀、同情的一面，也有劝导、批判的一面。知识分子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它与工具理性相区别，注重价值理性，是社会的良心，上对权力保持警惕和批判态度，下对民众负有启蒙和引导的责任。总之，无论是文人还是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坚持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说陈忠实既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也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着眼点就在于此。在四十岁以前，陈忠实基本上还没有或者说尚缺乏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受自身的文化背景、教育以及时代观念的影响，他的意识中，还是觉得自己是人民大众的一员，即使是一个作家（作者），也应该是人民大众的代言人。他的眼光基本是向人民大众看齐的，对上则是要听从党的领导和指挥，而对于文学的认识，除了认同文学的“真”（真实地反映生活）和“美”（艺术地反映生活）这两条原则之外，也认同文学是党的事业，是代人民大众说话的工具，认同文学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个时代的口号的。

    他在当年的一些言论性文章中也鲜明地表达了这一点。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陈忠实写了一篇怀念毛泽东的文章，题为《努力学习，努力作战》。学习当然是学习毛泽东思想，“作战”这个提法，一是当时阶级斗争观念的深刻反映，一是对当时针对“党内走资派”讨伐话语的套用。这篇文章的思想结构是当时那个年代的典型文本模式，虽然是对当年“文革八股”的因袭和套用，但其中的一些内容，也不全是虚言，有些话是“心里话”，而且很真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陈忠实和作为一个业余作者的陈忠实，在那个时代较为真实和清晰的精神面影。

    此文开头写道：“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的噩耗传来，我无法控制自己悲痛的心情，与我身边的同志抱头放声大哭。抬头望着我们敬爱领袖慈祥的面容，我思潮如涛，有多少心里话要对毛主席讲啊！”接着是抒发自己对毛主席的感恩：“是毛主席拯救了我这样一个贫农的儿子出火海，给了我做人的权利，祖祖辈辈如牛如马的奴隶子孙，开始呼吸自由的空气，可以大声说话，放声笑了。作为一个自由人，我才感到我们灞河两岸，是这样的美好。”他是“贫农的儿子”，“奴隶的子孙”，是毛主席救其出火海，“给了”他“做人的权利”。接着又是感恩：“是毛主席给了我读书的权利，可以不再像父辈那样扛长工，打短工，或者卖身资本家去当‘相公’，（而是）坐在党办的简易小学里去念书，识字。”他上初中一年级时，因家贫辍学，是他所在公社的党委书记给学校打电话让他上学，不仅上了学，从那以后，学校每个月还给他六元钱（后来又升为八元钱）的生活补助，后来多次转学但补助依然，一直到他高中毕业。这样的恩情他怎么能忘记呢？而且，“是毛主席教给了我做人的道理，指给我们青年生活的道路，革命的道路，我逐渐懂得了人活着为共产主义奋斗才有意义，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当人民的勤务员，在毛主席的阳光雨露滋润下，我从一个只会割草、拾柴的小奴隶，成为党的干部。”然后，又“是毛主席给了我一支笔，一支在上层建筑领域斗争的笔”，“今天才能写出一点文艺作品”。总之，自己的一切，都是党和毛主席给的。

    因之，他对毛主席自然就无限热爱，无限崇敬，“最难忘，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声中，我作为一个红卫兵，在天安门前，华灯之下，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那是多么令人心花怒放的幸福时刻！”“四时，广播里响起雄浑的《东方红》乐曲，整个广场变成一个欢腾的海洋，毛主席来了！”“我看见毛主席了！我看见日夜想念的毛主席了！”“我踮着脚尖，不住口的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我看见毛主席满面红光，向我们微笑着，不禁热泪盈眶，幸福的泪水挡住了视线。我一直目送着毛主席向东长安街的红色波涛中驶去……”然后，“我坐在地上，打开语录本，在毛主席像下，记下了这一永生最难忘的时刻：‘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笔者注：应为十一日）下午四时十七分，我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华表下，看见了您慈祥的面容。’”这是那个时代，一个普通青年对毛主席最真实也最为普遍的感情。

    他对文学是怎样认识的呢？在这篇文章的后边，他回到了文学，说，“作为一个业余作者”，我们要“充分发挥革命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的战斗作用”。文艺是“有力武器”，因之要发挥它的“战斗作用”。然后发誓：“牢记毛主席‘为工农兵所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教导，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鼓舞人民，团结人民，同心同德地与党内外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牢记毛主席‘到火热的生活中去’的谆谆教导，永远扎根农村，投身三大革命斗争的火热生活，首先做一个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的基层干部，才能使自己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也才能使自己不断改造世界观，防止演变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再表态：“我要努力学习，努力作战，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文艺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前进！”

    陈忠实这样的认识和思想，是当时那个时代，一个工农兵“业余作者”普遍的认识和思想。它是真实的。

    他在另一次颁奖活动中的表态性发言，也能映现他当时的精神面影。1981年6月25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在西安举行茶话会。参加会议的“文革”结束后几年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奖和新诗奖的中青年作家，有莫伸、贾平凹、陈忠实、京夫、路遥、李凤杰、毛锜、刘斌等，还有获得各省（市）、有关系统文学创作奖的作家贺抒玉、李天芳、王晓新等。陕西省党政领导对会议十分重视，省委常务书记章泽、省委书记陈元方、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黄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作宾、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谈维煦到会祝贺。参加会议的还有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陕西日报》、省文化局、省出版局、省社会科学院、《西安晚报》、省美协、省音协、省剧协、《延河》编辑部的负责人以及省工、青、妇、文艺宣传单位的负责人或代表。正在西安访问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涂代生、《光明日报》记者李准、《文学报》记者陆行良也应邀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共有一百多人。会议可谓隆重热烈。

    章泽、陈元方、黄植在会上做了讲话。章泽在讲话中提出三点要求：“要很好地培养扶植中青年作家，希望有更多的中青年作家成长起来，接好我们文学事业的班；作家要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当提笔写一部作品的时候，要想到这部作品告诉群众什么？应该供给群众高质量的精神食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很好学习、提高文学创作水平。”陈元方在讲话中说：“一个作家在创作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创作了有益于人民的作品，产生了好的社会效果，就应该受到鼓励。批评是一种武器，奖励也是一种武器。文艺之需要批评犹如人们之需要洗脸。希望今后的文艺批评犹如真正的洗脸一样，洗了之后，被洗者感觉良好，感到是对他的帮助与提高，而不是‘伤脸’‘丢脸’。”陈元方强调指出：“陕西地区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是政治文化中心，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特别是我党中央在延安时期，创造了优秀的革命文化，我们要很好地继承这个传统。”黄植说：“我省的文学作品生活气息较浓，有浓厚的泥土味，这个特点要继续保持下去。我们的作品有泥土味，还要有时代味，要深刻地反映我们的时代，正确深刻地表现我们新的时代精神和新时期的新生活、新矛盾，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形象，塑造四化建设中创业者的形象。要发展提高作家队伍，办好文学刊物，培养更多作家，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主席胡采代表协会讲话，肯定几年来陕西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绩，介绍培养中青年作家工作的主要方法和经验，然后对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提出希望。胡采说：“我们面临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任务。广大人民群众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相信有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我们省委的热情关怀与支持，有我们同志的紧密团结和同心协力，我们今后的创作一定会更加繁荣，更加旺盛。希望大家以更好的成绩，来回答新的历史时代对我们所提出的新的要求。”（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文学简讯》，1981年第3期。）

    陈忠实、贾平凹、路遥代表获奖作者发表获奖感言。陈忠实的题目是《回顾与前瞻》。他说：“我的创作，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是令人脸红的。作品少，思想艺术水平也不高，基本上属于习作的小故事，还不是真正剖析生活，剖析社会的艺术品。但不管怎样，我这样的‘丑小鸭’，能够写出这样一些作品，却是我的父母那一辈庄稼人无论如何无法做到的。这不是他们没有天资，而是他们没有我这一代人的学习和追求某种事业的社会条件。而这个条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浴血奋战取得的，这是铁铸一般的事实。人总不能忘本。”先是客观地认识自己，剖析自己，然后话题一转，开始感恩。紧接着一段又是感恩：“在纪念我们党诞生六十周年的时候，回顾自己成长的历史，自然地想到党的恩情。没有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我的一切，包括现在从事的文学事业，都是无法设想的。”

    谈到对于文学的认识，陈忠实谦卑然而又是不无坚定地说：“在文学创作这条道路上，我是一个初学者，谈不到什么经验，但亲历的事实和教训，却一再启示和教育我，使我深信，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不能任性，不能动摇。否则，是会吃大亏的。”他接着谈了“一些基本问题”，这其实也是他在当时关于文学创作的一些基本认识。

    第一，要“坚持我们文学的鲜明的党性原则”。认为“我们的文学事业，是我们党的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规定了它的社会主义的性质，无产阶级的性质”。接着，也人云亦云地讲，“我们的先辈们，譬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等，他们的光荣道路，他们的不朽业绩，可以说是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的道路，是实践这个原则的业绩”。然后说，“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艺，是他们事业的继续和发展，理所当然地要申明它的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性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所领导的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当然也是我们文学事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选择的结果。谈出这个结果，不能认为是老生常谈的套话。”接着，他强调了文学创作要关心政治，认为社会政治“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的甚或是核心的影响一切的内容”，作家要离开政治是困难的，也是不可能的。他其实强调的是，“文学家不一定要做政治家”，但是要以政治的眼光看待生活、描写生活。

    第二，要“坚持深入生活”。“离开生活，无法创作”，“我至今信用不惑”。“回想起来，自己虽然生活在农村，但自幼就上学，一直上到成年，对农村和农民的了解，仅仅是一些表象而已。真正对农村，对农民有一点了解，那还是在公社工作的十余年间。这段生活是难忘的。如果没有这一段生活阅历，很难想象我能写出现有这些作品来。”

    第三，要“永远虚心学习”。都要学习什么呢？他说，“学习社会，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我们民族文学的优秀传统，学习‘五四’以来现代和当代的优秀文学作品，学习外国著名作家的优秀作品，加以消化，为我所用，不断地永不满足地丰富自己的文学库存，加深文学修养，提高艺术技巧，走出自己的路子，闯出自己的风格”。

    最后，他借用柳青的一句话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认为创作要“老老实实，埋头苦干，不务虚名，更不能投机取巧。谁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宝葫芦’，洋洋自得，不可一世，那么文学生命就可能是短暂的”。（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文学简讯》，1981年第3期。）

    陈忠实这里所谈，虽然可以说全部是当时的流行话语和主流观念，但是可以看出，在这个隆重而热烈的奖励性的茶话会上，他当着一百多位文学同行、各界人士以及有关领导，显然还是要谈出一些真正属于自己的心得。说的是“套话”，但却也是“加以消化，为我所用”的。因此，也可以说，这里所谈应该就是陈忠实当年作为一个工农兵“业余作者”，关于文学的一些基本见解。

    文学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工农兵“业余作者”，自然是党领导下的一兵，属于整架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传统文人和知识分子认为“人”或“我”是独立的“个人”，而作为工农兵“业余作者”时期的陈忠实认同的是那个时代的普遍意识，没有独立的“个人”的存在，只有作为“人民”一员的“群众”的存在。文学当然也不是甚至绝对不是关于“自我”的表现，而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因之，文学创作，要服从党对革命事业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文学是按照党的意志对人民生活和群众“意愿”的反映，当群众的“意愿”与党的意志一致时，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而在当时的文化语境里，任何背离党的意志，表达自己所认为的群众“意愿”，要么被认为是“不真实”的，要么被视为“自我”“小我”的表现，是要受到批评甚至批判的。这种关于文学的认识，在当时，不仅仅是陈忠实一个人的理解，它简直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意志。

    这个时期以至以后的陈忠实，反复强调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认为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因此，特别强调要深入生活。比如他在1980年4月写的《我信服柳青三个学校的主张——〈信任〉获奖感言》，1982年5月写的《和生活的创造者一起前进》，1982年12月写的《深入生活浅议》，都从不同角度反复地谈到了这一点。他的这个观点或者说是认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方面，源自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说：“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另外一个是创作实践方面，陈忠实在很长一段时期特别是早期一直以柳青为榜样，而柳青为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从北京到西安，再从西安城市到了长安县农村，扎根农村十四年写出了《创业史》，《创业史》对陈忠实影响极大极深，同时也令陈忠实钦佩不已。陈忠实认为，《创业史》的创作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柳青坚持了“深入生活”。文学与生活的美学关系问题，文学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理念的普及，始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成为权威的文学观念。这个观念追根溯源，乃是源自周扬翻译的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这本书早期也被译为《生活与美学》。《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提出“美就是生活”的论断，要求文学再现生活，说明和评判生活，作“生活的教科书”。陈忠实对车氏的理论知之不多，但对吸取了车氏理论某些重要观点的毛泽东的《讲话》，则是要时时学习，至少在那个年代，每年到了5月23日前后，文艺界都要掀起一个学习或者是重温《讲话》的热潮。因此，对其内容无疑极为熟悉，其中的基本观点应该是耳熟能详，牢记在心的。潜移默化，影响自然就深了些。

    假如我们把“美就是生活”，简单地理解为艺术要反映或者表现生活，其实是没有真正地理解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讲话中所说的“生活”，是有特定指向和范畴的。它不是一般所言的泛泛的生活，也不是胡风所言的“到处都有生活”的“生活”，它指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士兵以及“革命的干部”的生活，特别是人民革命“火热的斗争”生活。这是写什么的问题。接下来是为谁写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一句话，它不是为所有人的，更不是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而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的阶级”和“革命”的“同盟军”“革命战争的主力”以及“革命的同盟者”的。明白了这些，才算是基本读懂了毛泽东的讲话。而毛泽东所要求的文艺家也不是一般的文艺家，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的文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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