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变为体制内的专业作家，是一种幸运，同时，也带来了压力。明白人都知道，在文学创作上，作家身份的变化并不能代表创作质量和作品达到的艺术高度。从爱好文学，到写出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包括引起一些批评的作品，陈忠实对于文学的理解渐趋深化。他明白，他需要一个蜕变，一个文化心理和艺术境界上的深刻蜕变。
这个蜕变是自觉的，但需要一个过程，一个生命和精神的演化和蜕变的过程。这个过程用陈忠实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剥离”与“寻找”。
“剥离”与“寻找”是陈忠实后期创作，特别是《白鹿原》创作必要的艺术创造心理过程。没有这个“剥离”与“寻找”，就没有后来的作家陈忠实，当然也就没有《白鹿原》。“剥离”与“寻找”，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没有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剥离”，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寻找”；而要“寻找”——陈忠实借用海明威的话来表述是“属于自己的句子”，就必然要经历“剥离”过程，“剥离”是“寻找”的必要前提。因之，陈忠实的“寻找”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剥离”过程；“剥离”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寻找”的过程。
1985年11月，陈忠实写成了八万字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这部小说与他此前创作的小说的区别是，他一直紧盯着乡村现实生活变化的眼睛转移到了1949年以前的原上乡村；由关注新的农业政策和乡村体制在农民世界引发的变化，转移到了关注人的心理和人的命运的思考。他认为，这是他思想上的一次突破和创作上的一个进步。关键是，他在创作过程中解析蓝袍先生的精神历程并揭示其人生轨迹时，也在解析自己；他以蓝袍先生为参照，透视自己的精神禁锢和心灵感受的盲点和误区，为的是“打开自己”，进行自己的“精神剥离”。
他的这种“剥离”意识始于1980年代初。从1982年春节因现实生活触动开始，尔后则贯穿整个八十年代，“这种精神和心理的剥离几乎没有间歇过”。当胡耀邦总书记在中央会议上号召党的各级领导带头脱下中山装换上西装，他看着电视荧屏上胡耀邦着西装打领带的形象，脑海里浮现出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一律着中山装的形象，意识到这不仅仅只是换一身装束；灞桥古镇上，逢集时那些牵牛拉羊挑担推车卖货买货的男女农民中，突然现出三四个穿喇叭裤披长发的男孩女孩，他们旁若无人地晃悠，引发整条街上的行人驻足观赏，惊呼为怪物；无主题无情节无人物甚至无标点小说和朦胧诗在文坛引发激烈争议，则使陈忠实和灞桥镇上第一次出现喇叭裤时乡民的惊诧联系起来；他被朋友引去看摇摆舞，第一次看见屁股绷紧胸部更为绷紧的妙龄女子疯狂地扭摆肢体的时候，他发胀的脑子里忽然浮现出“文革”中跳“忠字舞”的场面；而看到县长给全县第一个“万元户”披红戴花的电视画面时，他则又一次想到吃着自带干粮为农业社换稻种的梁生宝，想到梁生宝的生活原型王家斌，也想到柳青；当城市和乡村刚刚冒出一批富裕户，引起“造导弹的（收入）不如卖茶叶蛋的”惊呼，以及文坛上关于“文人要不要下海”的争论。如此等等，这些生活事象触动着他，引发他持续的思考。“这些接踵而来撞人耳眼的事，在我都发生着‘剥离’的过程，首先冲击的是我意念里原有的那些‘本本’，审视，判断，肯定与否定，淘汰与选择，剥离就不是轻易一句话了，常常牵动感情。以上不过是随意列举八十年代发生的生活事象，我既不能看了听了权作不见不闻，甚至没有一件会轻易放过，曾经怀疑自己心胸是否太窄，有些毫不关涉自己的事又何必较真；又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既有的‘本本’影响太深，剥离就显得太艰难，甚至痛苦。”改期开放初期各种新生的社会事象和生活变革都给陈忠实的心理、情感和思想以巨大而深刻的冲击，可谓“触目惊心”，并让人不得不思考。这种思考由此及彼，由现实生活事象进入历史的深层和思想的深层，“还有比这些生活事象更复杂也更严峻的课题，譬如怎样理解集体化三十年的中国乡村，譬如如何理解1949年新中国之前的中国乡村，涉及思想、文化、革命、传统与现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等”。这个“剥离”也真如陈忠实自己所说是“一种剥刮腐肉的手术”，“剥离这些大的命题上我原有的‘本本’，注入新的更富活力的新理念，在我更艰难更痛苦”（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103页。）。这个不断“剥离”的过程，是作家面对新的时代而发生的思想观念的改变和更新，通俗地说，就是“思想上的转弯”。当然，比单纯的思想观念发生改变和更新更为深刻和复杂的是，这种“思想上的转弯”连带着感情的转弯。思想上通了，感情上未必通，感情上的转弯和通过需要有一个过程。
尽管陈忠实一再说这个过程很“痛苦”，但还必须“剥离”，何以如此？因为陈忠实明确意识到“剥离”与创作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剥离的实质性意义，在于更新思想，思想决定着对生活的独特理解，思想力度制约着开掘生活素材的深度，也决定着感受生活的敏感度和体验的层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断发生的精神和心理的剥离，使我的创作发展到《白鹿原》的萌发和完成”。（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页。）陈忠实明白，如果没有这个“剥离”或“剥离”不够彻底，对他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和成功的作家影响巨大。对此，他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这种“精神和心理剥离”“既涉及现实和历史，也涉及政治和道德，更涉及文学和艺术”。“我此时甚至稍前对自己做过切实的也是基本的审视和定位，像我这样年龄档的人，精神和意识里业已形成了原有的‘本本’的影响，面对八十年代初生活发生的裂变，与原有的‘本本’发生冲撞就无法逃避。我有甚为充分的心理准备，还有一种更为严峻的心理预感，这是决定我后半生生命质量的一个关键过程。我已经确定把文学创作当作事业来干，我的生命质量在于文学创作；如果不能完成对原有的‘本本’的剥离，我的文学创作肯定找不到出路。”（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页。）这个“剥离”过程，其实我们还可以用西方宗教上的一个词语来表述和理解，这就是需要经过“炼狱”的洗礼。“炼狱”一词有精炼之意，在西方教会的传统中，“炼狱”是指人死后的精炼过程，是将人身上的罪污加以净化，是一种人经过死亡而达到圆满的境界——天堂过程中被净炼的体验。当然，这里所说的经过“炼狱”的洗礼，是指作家的精神和心灵，而非肉身。
陈忠实第一次产生“剥离”意识是1982年。这一年早春，陈忠实到渭河边的一个人民公社协助并督促落实中共中央1982年“一号文件”，这个文件的精神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一天深夜，他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村子往驻地赶，突然想起了他所崇拜的柳青，想起了记不清读过多少遍的《创业史》。一想之下，忽然惊诧得差点从自行车上跌下来。一个巨大的疑问号和惊叹号横在他的心里：你在干什么？你如今在渭河边的乡村里早出晚归所做的事，正好和三十年前柳青在终南山下长安乡村所做的事构成一个反动！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他思考着，追问着，一时想不清晰，就索性推着自行车在田间土路上一边走一边任思绪漫卷。
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这是农村走向繁荣富裕的康庄大道和必由之路；单干，私有，这是资本主义落后的东西。陈忠实这种思想认识与情感认知，既得之于当时的观念教育，更得之于赵树理、柳青和李准有关小说作品的教育。陈忠实喜欢上文学，就是因为读了他们的作品受到了感动，才决心走上文学之路的。而他后来这二十年的农村基层工作，主要就是为人民公社体制服务。现在，时代变迁，人民公社消亡了，这对他来说，确实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而要思想特别是情感转过弯来，一时还不是那么容易。直到第二年，看到分给自家的地里打下来那么多麦子，他心中那些困惑了很久的疙瘩才有所解开。这个“剥离”的过程生动而具体，也很说明问题。观念的转变不是说变就变，它需要反思，也需要时间。关键是，由于对这个巨大转变事先既缺乏思想准备，事后思想和情感又一时未能转过弯，陈忠实显然对自己思想的某些“迟钝”或者说是“滞后”有所警觉。他坦然承认，他的“剥离”性反思都是在现实生活的触动下而发生的，而且“几乎都是被动的”（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页。）。这说明，对于生活和历史，他并不是一个先知先觉者，他甚至还深切地感到了自己“思想的软弱和轻”。细味“思想的软弱和轻”这个形象化的表述，其实就是指思想对现实缺乏穿透性，对历史缺乏前瞻性。而这对于一个必须具有思想深度的作家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仍然要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来说，显然是一个致命的软肋。反映历史，穿透现实，走向未来，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基本要求。经过反省，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从精神到心灵都需要经历一个自觉的“剥离”过程。犹如蛹之蜕变为飞蛾，不完成这个过程，只能是一条爬虫，长不出翅膀，也就飞腾不起来。
陈忠实当年同时具有三个社会角色：农民，农村基层干部，作家——业余作者。陈忠实说他时常陷于三种角色的纠缠中。分田到户后，他有疑虑，直到亲眼看到自家地里打下了那么多意想不到的麦子。那一夜他躺在打麦场上，却睡不着，听着乡亲们面对丰收喜悦的说笑声，“我已经忘记或者说不再纠缠自己是干部，是作家，还是一个农民的角色了”（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三种角色对待生活的态度和看取生活的视角不同：农民，是生活者；农村基层干部，是党的政策的执行者；作家——业余作者，则要对生活进行冷静地观察和深入地思考，更要有思想的穿透性和前瞻性。不必讳言，在1980年代初以前，陈忠实作为作家的思想者素质还相当薄弱。正因为如此，他后来才对作家的思想者素质极其看重。从陈忠实自述的在八十年代引起他产生“剥离”意识的生活现象，诸如穿西服着喇叭裤等现象看，陈忠实当年要“剥离”的，第一是狭隘的农民的精神视野，不能仅仅以一种传统的农业文明思维看取生活，一个现代作家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都市视角和现代文明意识。第二要“剥离”的是政策执行者角色，还自己一个作家的角色。政策执行者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角色，这是被动的和被支配的，容不得有自己的个性和思考。第三，要“剥离”非文学的和伪文学的文学观念。第四，还要“剥离”如同他已经意识到的比生活事象“更复杂也更严峻的课题”，诸如“思想，文化，革命，传统与现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等”。在这些问题上，由于几十年来因袭的观念根深蒂固，“剥离”起来复杂严峻，也不是说“剥离”就能“剥离”净的。无论如何，应该说陈忠实还是比较早地意识到了“剥离”这个问题，而且是“自觉”的。
“剥离”是精神和心理上的“洗心革面”和“脱胎换骨”。陈忠实说：“我相信我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和储存的故事，起码不差柳青多少。我以为差别是在对乡村社会生活的理解和开掘的深度上，还有艺术表述的能力。”（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艺术表述的能力”与文学禀赋和艺术经验的积累有关，而“对乡村社会生活的理解和开掘的深度”则无疑与作家的思想素质和思想能力有关。而这思想素质和思想能力的培育，对陈忠实个人来说，就非得经历“剥离”这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不可。陈忠实反思，他从1973年到1976年四年里写了四篇小说，这几篇小说都演绎阶级斗争，却也有较为浓厚和生动的乡村生活气息，当时颇得好评，第一个短篇小说处女作《接班以后》还被改编为电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几篇小说致命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不用别人评价，陈忠实自己都看得很清楚，问题在思想，那是别人的时代的思想，而不是自己的思想，自己只不过做了传声筒。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确实是一个大转折的时代。在代际转换的重要时刻，从过去时代一路走过来的作家，精神和心理上“剥离”与不“剥离”，对其后来创作格局与发展的作用，效果是不一样的。有的老作家，在1950年代，写过一些引起广泛影响在当时也颇获好评的歌颂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文学作品；到了1980年代，面对时移世变，思想认识和感情态度基本上还停留在当时的基点上，而且对新的东西一时接受不了，对现实失语，对历史和未来失语，也就很难再进行新的创作，只好写一写艺术技巧谈之类的文章。这说明，不是任谁都能“剥离”，也不是任谁都愿意“剥离”，更不是任谁都有这个必须“剥离”的思想自觉。笔者和陈忠实闲谈得知，陈忠实对于有的作家在新时代面前无法适应，思想和创作陷入进退两难，看得很清楚，他以这些作家为镜，反思，自审，再一次确认自己的“剥离”很有必要。
“剥离”也不完全是放弃、扔掉，有的则是坚持中有所更新，类似哲学上的一个概念“扬弃”。比如对待现实主义创作方法。1984年，陈忠实参加中国作协在河北涿县召开的“全国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会上关于现实主义和现代派的讨论和争论就对他极有启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可以坚持，但现实主义必须丰富和更新，要寻找到包容量更大也更鲜活的现实主义。这之后，陈忠实开始自觉地反思自己的现实主义写作历程。他想到了柳青和王汶石，这两位既是他的文学前辈，也是当年写农村题材获得全国声誉而且影响甚大的陕西作家，陈忠实视二人为自己创作上的老师。但当他自觉地回顾一检讨以往写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必须摆脱柳青和王汶石的影响。“但有一点我还舍弃不了，这就是柳青以‘人物角度’去写作人物的方法。”（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对陈忠实来说，“剥离”之后的“寻找”，主要是重新寻求意义世界，包括艺术的意义世界。“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既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表现方式，也寻找属于自己的意义世界。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最重要的还是写人。陈忠实在小说艺术上寻找的结果，最终问题的归结点，还是集中在人物描写上。新文学从1942年即从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文学作品描写人物，主要是把人物简单地进行阶级划分，一类是剥削者、压迫者，一类是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然后按“剥削压迫，反抗斗争”的模式结构情节，设计人物冲突。陈忠实在“寻找”之后认识到，写人要从多重角度探索人物真实而丰富的心灵历程，避免重蹈单一的“剥削压迫，反抗斗争”的老路，要从过去的主要刻画人物性格变换为着重描写人的文化心理，从写“典型性格”转变为写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过去的小说是以塑造性格为目的，他现在要以挖掘和表现人物的文化心理为目标，在挖掘和表现人物文化心理的同时塑造人物性格，写出真实、完整而且丰富的人。
二、读书兴趣和文学接受
陈忠实谈到自己的阅读时说，“几乎所有阅读都不过是兴趣性的阅读而已，都只是为了增添知识，开阔视野，见识多种艺术风格的作品”（陈忠实：《生命里的书缘》，载《海燕》，2008年第9期。）。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阅读既是一种生活兴趣，同时也包含着关于创作的准备。要完全弄清一个作家的阅读情况是困难的，因为他的一生阅读范围可能很广，根本无法准确把握。但是，通过对这个作家曾经产生过特别影响的阅读进行一定的梳理，可以看出文化传统、文学传统以及时代的文化背景和氛围是如何对一个作家产生重大影响的，可以探知这个作家的某些精神来源和脉络。
2008年10月16日，笔者和陈忠实一起去宁夏银川，一路闲聊。笔者问他对中国古典名著的看法。他说他不爱看《三国演义》，因为“不喜欢看打仗的故事”；《水浒传》也不喜欢，同样的原因，“不喜欢打打杀杀”（2010年11月22日晚上，为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的记者饯行，席间聊到读书情况，陈忠实谈对《水浒》的印象是：前边写鲁智深、武松、林冲等人的情节觉得还好看，后面主要写怎么把一些有本事的人“日弄”上梁山，给人“挖坑”，不是逼上梁山了，就觉得没有意思，没有好好看。）；对于《西游记》这样的离现实生活更远的神魔小说那就更不用说了，不喜欢；至于《红楼梦》，陈忠实老实说他没有看完过，因为那种写贵族生活、爱情生活的小说，距离“咱的生活太远”。这样看来，他不喜欢中国古典小说，那么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传统对于他的影响应该说是微乎其微。
他在创作《白鹿原》之前，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词文章接受得也不多。阅读过一些，但显然不是太感兴趣，也没有下过功夫琢磨研究。《白鹿原》之后，他也写一些旧体诗，填过词，但没有下过太大的功夫研究旧体诗词的形式特点，只是利用旧体诗词这种形式来表达他当下的思想感情。由此对照陈忠实一贯的文字风格，可以看出，中国古典文学对陈忠实的文学思维和文学创作没有太大的影响。
陈忠实生长于他的故乡西安灞桥农村，也是在乡村读的小学和中学，他对乡村生活有特别深刻的体验和感情。一个人的阅读兴趣，与其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有着密切的内在的关系。早年，陈忠实由于时代背景、文化视野和生活范围的限制，除了上学的课文之外，他自己选择阅读和接受的都是当时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赵树理、刘绍棠、柳青、王汶石等，都是他喜欢的作家。现代作家作品也读过一些，高中时期到毕业回乡，他先后读过茅盾的《子夜》《蚀》、巴金的《家》《雾》《雨》《电》、郭沫若的《少年时代》，还有李广田的散文集等。
值得注意的是，陈忠实早年的阅读主要以小说为主，很少见他提过散文、诗歌和戏剧，更不要说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历史、哲学、文化一类书籍了。诗歌和散文或者干脆说诗文，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多的属于知识分子型作家的雅好。陈忠实的文学趣味不在这里。他似乎从一开始，就在潜意识里给自己定位为一个小说家。
陈忠实早年的文学阅读塑造了他的文学理想，也塑造了他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心理。他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心理最终凝结为一点，那就是乡村——乡村生活和乡村情结。1982年7月，陈忠实结集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就名为《乡村》。
陈忠实对世界文学的关注自少年开始，1958年的暑假，陈忠实阅读的第一部外国长篇小说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也是一部与乡土有关的小说。肖洛霍夫及其创作的顿河哥萨克乡村小说给陈忠实的文学思维和文学气质以极其深刻的影响。
进入青年，1962年，陈忠实高考名落孙山，回到老家做乡村教师。当确定把文学创作作为理想追求的时候，他从灞桥区文化馆图书室借到肖洛霍夫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这部描写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生活故事的作品，陈忠实读起来感到一种可以触摸的亲切，其中一些情节常常让他与身处的农业合作社的人和事联系起来，设想如果把作品中人物的名字换成中国人名，似乎完全可以当作写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小说。
由此陈忠实的阅读视野从苏联移往西欧：法国，西班牙，英国。没有目的的阅读给他的审美判断和艺术思维带来潜在而深远的影响。
“文革”中期，陈忠实被借调到公社帮忙，遇见了上初中时的地理科任老师。这位老师已经升为他们公社唯一一所中学的校长，但在“文革”中惨遭批斗。公社现在要恢复瘫痪多年的基层党支部，这位老师也被借调来公社帮助工作。闲聊时，这位前校长说，来此之前一直没有被重用，在学校当图书管理员。听到这里，陈忠实心里一动，提出借些书阅读。老师说学校的图书早已被学生拿光了。陈忠实不甘心，说总还剩一点吧？老师不屑地说，偷剩下的书在图书馆墙角堆着。陈忠实说服了老师，晚上骑着自行车悄悄进入校园，打开图书馆的铁锁，也不敢拉亮电灯，用事先备好的手电筒照亮，找到墙角那一堆大多已被撕去了书皮的书。结果喜出望外，陈忠实居然翻拣出了《悲惨世界》《血与沙》《无名的裘德》等世界名著。他把这些书装入事先准备好的装过尿素的塑料袋，拿出来后捆绑到自行车后架上，骑车出了学校大门，一如做贼得手似的畅快。老师再三叮嘱他，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看见这些书。陈忠实发誓，即使不慎被谁发现再被揭露，绝不会暴露书的真实来处，打死都不会给老师惹麻烦。
这个时候，样板戏的头几个样板已经推了出来。整个社会都挥舞着一把革命的铁扫帚，“封资修”已被全面扫荡。陈忠实后来回忆说，一天忙完之后，晚上洗罢脚，插死门扣，才敢从锁着的抽屉里拿出一本被套上“毛选”外皮的翻译小说，进入一种最安静也最冒险的阅读。院子里不时传来干部们玩扑克为一张犯规的出牌而引发的争吵声。最佳的阅读，则是下乡住到农民家里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电视，房东一家吃罢晚饭就上炕睡觉了。在前屋后窗此起彼伏的鼾声里，他毫无戒备地进入并畅游于小说世界。就是在这种没有功利之心而又颇具冒险意味的阅读中，他读完了《悲惨世界》《血与沙》《无名的裘德》这些世界名著。
这一阶段的阅读，陈忠实认为是他文学生涯里“真正可以称作纯粹欣赏意义上的阅读”。因为此前和此后的阅读，对他来说至少有创作“借鉴”的职业目的。陈忠实说，从“文革”开始，他就不再做作家梦了，四五年过来，没有写过任何与文学有关的文章。读这些世界名著的时候，也没有诱发他的写作欲望，他只是喜欢阅读。当他阅读这些当时被斥为“封资修黑货”的小说时，耳朵里灌进的是毛主席语录歌以及样板戏唱段，乡村树杈上的高音喇叭从早到晚都在向田野和村庄倾泻着红色音符，这两种不同的东西交织于陈忠实的心里，正好构成无产阶级文艺和资产阶级文艺全面对抗、尖锐冲突、“你死我活”的交战场面。这真是一个有趣的画面。陈忠实那时并不是一个自觉地对当时主流文化进行反抗的人，也不是一个自觉的反思者和批判者，但两种不同的艺术——“红”艺术和“黑”艺术同时作用于他的时候，一个强势到白天黑夜铺天盖地，一个则属于被遮蔽的地下状态，一个推之以势，一个动之以情，最后居然是后者影响深刻和久远。陈忠实说他那时不能判断以“样板戏”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前景怎样，他只是从常识层面思考，从自己的阅读体会思考，《悲惨世界》《血与沙》《无名的裘德》这一类作品，都是为劳动者呐喊的，而且被欧洲的无产阶级和穷人喜欢着，关键是这些作品和他的情感“发生过完全的融汇”。对陈忠实的审美判断来说，这可能是一次不自觉的关于真艺术和伪艺术的心理接受实验过程。
柯切托夫与其他苏联作家对陈忠实的影响，使陈忠实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和文学如何反映现实这样的问题上有了深切的阅读体验并引发一系列思考。而柯切托夫创作上的几次巨大转变，更令陈忠实惊讶，这让他进一步思索一个作家的责任和使命，思考为什么写、写什么、怎样写等问题。
1975年春天，陈忠实因改编剧本到西影厂以后，有业余作者给他透露说，西影厂图书资料室有几本“内部参考”小说，是供高级领导干部阅读参考的，据说这几本小说揭露了“苏联修正主义”的内幕。陈忠实经过申请，得到有关领导批准，作为写剧本的业务参考，破例破格阅读“高干”的参考书。
让陈忠实阅读之后感到震撼和兴奋的小说是《州委书记》（〔苏〕柯切托夫：《州委书记》，孙广英、潘安荣、佟轲、斯仁译，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作者柯切托夫。这部小说写了两个苏共的州委书记，一个实事求是做着一个州的建设和发展工作，另一个则欺上瞒下虚报成绩搞浮夸风。前者不断受挫，后者不断得到表彰和升迁，结局是水落石出，后者受到惩治，前者得到伸张。
1975年，已到“文革”末期，多年的社会动乱已经使中国社会濒于崩溃边缘，而这个时候一再加压的政治气氛，也已无法堵住国人私下的议论。夜色依然浓重，但是人们渐渐觉醒。人们在私下对于社会各个方面的黑暗已经有了一些直白的诅咒和谩骂。在陈忠实看来，这应该是施虐近十年的极“左”路线走向穷途末路的一个征兆。陈忠实这个时候也在私下里和几位朋友谈论《州委书记》。在陈忠实看来，如果把这部苏联小说中的人物名字换成中国人的名字，把集体农庄换成人民公社或生产队，读者会感觉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柯切托夫当时所揭示的苏联社会问题，在中国的现实生活里更普遍也更尖锐，而中国社会当时却把一切问题归结于“路线斗争”。陈忠实惊讶的是，《州委书记》是作为揭露苏共修正主义的一个标本译介到我国的，但它在苏联却照常销售，大家能普遍阅读，如果中国有作家写出类似作品，不仅不能出版，肯定连性命都难保全。
眼界打开了，陈忠实的阅读兴趣随之由作品转移到作家本身。他发现，柯切托夫创作历程中的几次转折似乎对于他更富于参照意义。他连续在西影厂图书馆借到了柯切托夫的两本长篇小说《茹尔宾一家人》（〔苏〕柯切托夫：《茹尔宾一家人》，金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和《叶尔绍夫兄弟》（〔苏〕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龚桐、荣如德译，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都是“文革”前翻译出版的。这两部作品从城市家族角度，描写产业工人在社会主义劳动中的英雄主义精神。这个以写和平建设时期的英雄而在苏联和中国都很有名气的作家，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却把笔锋一转，换了一个视角，揭示苏共政权机关里的投机者，以至他的《州委书记》等长篇成为中国“高干”了解“苏修”社会黑幕政权质变的参照标本。柯切托夫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折？在陈忠实看来，这显然不是艺术形式追求引起的变化，而是作家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是什么东西促成了柯切托夫的这种变化和视点的转移，陈忠实当时没有找到可资参考的资料，也没有寻找到答案。他当时能做出的判断是，这既需要强大的思想穿透力，也需要具备思考者的勇气。
一是思想，一是勇气。这两点给陈忠实的启发甚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柯切托夫的作品重新出现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包括曾经作为“高干”内参的《州委书记》。陈忠实买这本书时，有一种无名的感叹，不过六七年时间，世事竟有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不久又见到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苏〕柯切托夫：《你到底要什么》，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内部发行。），这是柯切托夫直面现实的思考和发问，尖锐而又严峻，令人震撼。“你到底要什么”这个书名也很快在中国传开，并被广泛使用。随后又买了柯切托夫的《落角》（〔苏〕柯切托夫：《落角》，草婴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新版。），柯切托夫在这本书里的变化再一次令陈忠实惊讶。陈忠实发现，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形式，那个他曾经熟悉的柯切托夫的风格几乎找不到了，这本小说写得有点隐晦，有点象征，更多着一层迷雾，几乎与他以前的作品割断了传承和联系。面对这一切思想和艺术上的巨大转变，陈忠实思考，柯切托夫自己“到底要什么”？陈忠实说他虽然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但却清楚地看到一个作家思想、情感以及艺术上的探索轨迹，柯切托夫从早期立场鲜明情绪饱满地歌颂英雄人物，变而为对生活里虚伪和丑恶的严厉批判与揭露，再到对整个社会和人群发出严峻的质问——“你到底要什么”，最后发展到晦涩的《落角》。这一切变化无疑是作家的思想和情感发生了变化，然而是什么东西促成了这种变化？陈忠实说他的直觉是，由热情洋溢思想敏锐转而为晦涩，柯切托夫可能太累了，也许还有某种深深的失望。让陈忠实同样印象深刻的是，柯切托夫逝世时，苏共“党魁”勃列日涅夫亲自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小到陕西作协院子大到国内，出现过一阵苏联文学热。当时中苏关系解冻，苏联文学作品被大量译介。国内编辑出版了《苏联文学》和《俄苏文学》两份专门译介苏联文学的杂志，陈忠实把这两本杂志连续订阅多年，直到苏联解体杂志停刊。陈忠实通过这两本杂志和阅读苏联作家作品，结识了许多苏联作家。他这时候住在乡下老家，到作家协会开会或办事，常常在《延河》编辑兼作家王观胜的宿办合一的屋子里歇脚。路遥也是这个单身住宅里的常客。他们的话题总是集中到苏联作家的议论和其作品的阅读感受上。艾特玛托夫、舒克申、瓦西里耶夫以及神秘的索尔仁尼琴，苏联与中国，他们与我们……关于这些作家和问题，陈忠实、路遥等作家互相交流阅读感受，互为补充，互相启发，倾心而谈。陈忠实认为这种作家朋友间的互相交流得到的收获,胜过那些正儿八经的研讨会。陈忠实印象深刻的是，当大家谈到兴奋处时，王观胜会打开带木扇的立柜，取出珍藏的雀巢咖啡，这在当时称得上是最稀罕最昂贵也最时髦的饮料，犒赏给每人一杯。烟气弥漫的小屋子里，咖啡浓郁的香气也浮泛开来，其乐融融。
阅读这些苏联作家作品，给陈忠实最直接的感受是，面对苏联的历史和现实，苏联不同的作家以其不同的思想视角和艺术形态，展示出各自独立的艺术思维和生命体验，因而也呈现出各自独有的艺术风景，柯切托夫即属于其中的一景。陈忠实开始意识到，要尽快逃离同一地域同代作家可能出现的某些共性，寻求属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艺术体验，这样才有可能发出自己富于艺术个性的声音。
三、寻求艺术突破的“蓄意”阅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陈忠实的创作酝酿着重大突破时，文学阅读给他带来了思想和艺术上的重大启迪。这个时期他的阅读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当时广被介绍的拉美文学以及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一方面是国内的“寻根”文学创作以及有关的文艺思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读者对中国文学包括小说的阅读兴趣大大减弱。究其原因，既与社会文化时尚的转变有关，也与当时中国文学太多形式和写法上的探索，与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欣赏趣味拉开了较大距离有关。很多作家出版的小说甚至没有基本的订户，更不要说可观的销量。小说应该好读，书出版了必须能卖得出去，这是陈忠实当时的一个基本认识。思想上的探索，艺术上的创新，这都是必要的，但还得考虑小说的可读性。小说的可读性或者悦人之处在哪里呢？为此，陈忠实有选择地阅读了一些“好看”或者具有畅销因素的小说。
陈忠实阅读了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此作于1985年问世，没有用《百年孤独》（1967年）时期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这部小说“一切都是严肃的，有分寸”。小说写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爱的故事。他们在二十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八十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六十年的时间跨度中，马尔克斯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幸福的爱情，贫穷的爱情，高尚的爱情，庸俗的爱情，粗暴的爱情，柏拉图式的爱情，放荡的爱情，羞怯的爱情……甚至“连霍乱本身也是一种爱情病”。透过这些爱情，小说表现了哥伦比亚历史。陈忠实阅读了二十世纪意大利著名小说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1907—1990）的《罗马女人》，这部长篇小说于1947年出版，当时我国国内有几个译本，在读者中较有影响。他还专门选读了美国作家西德尼·谢尔顿的几部长篇。西德尼·谢尔顿（1917—2007），五十二岁时才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70年，他的长篇处女作《裸脸》问世，次年就获得“爱伦·坡奖”提名和《纽约时报》最佳小说奖。从此，每隔几年都要发表一部长篇小说，其中许多作品名列畅销榜首。他的小说被译成五十多种文字，遍布世界一百八十多个国家，全球总销量逾三亿册。西德尼·谢尔顿的小说大多以西方上流社会的活动为背景，早期作品主角都是年轻美丽而聪明的坚强女性，着重描写她们混迹演艺圈的经历。自1978年的《血缘》起，西德尼·谢尔顿开始扩展自己的创作领域，描写社会的各种层面和各种人物。1985年的《假如明天来临》被认为是西德尼·谢尔顿的女性暴露小说的代表作。以后的作品多以女性为主人公，既有细腻的情感描写又充满了冲突悬念。西德尼·谢尔顿的小说具有极强的可读性，故事跌宕起伏，情节一波三折，悬念丛生，时空跨度大，人物多，涉足领域广，读起来酣畅淋漓。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记载，他是世界上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家，同时也是唯一集奥斯卡奖、托尼奖和爱伦·坡奖于一身的人。他共出版了十八部小说，我国陆续全部翻译，同一作品还有多个译本，当年流行的有《裸脸》《子夜的另一面》《血族》《天使的愤怒》《假若明天来临》等。陈忠实认为谢尔顿的作品不能称作俗文学，至少与中国当时那些所谓的“俗文学”——“地摊文学”不可同日而语。陈忠实认为他所读的几部小说不仅可读性强，而且对社会和人性的揭示相当深刻。陈忠实还读了当时刚被解禁的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社会与道德，暴力与犯罪，人性与感情，性与情色，这些西方文学喜欢表现的元素，对陈忠实原来的文学观念有所冲击并引发他的思考。写什么是要考虑的，陈忠实有自己的取舍，而通过对这些可读性强的小说阅读，陈忠实对怎样写也有了更多的艺术体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坛，主义、流派、方法异彩纷呈，“各领风骚一半年”，而其中的“文化—心理结构”创作理论，使陈忠实茅塞顿开。“文化—心理结构”这一概念，在我国大陆，最早是由李泽厚提出。李泽厚在美学、哲学和思想史诸方面进行研究时，提出有关“主体性”的理论和“心理积淀”“文化—心理结构”等学术概念，对于我国的美学、哲学、思想史、文化以及文艺理论诸领域的研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新时期美学和文学理论的更新和突破。“文化—心理结构”说最初与心理史学的研究有关。心理史学是一门结合历史学与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它利用现代西方心理学理论，特别是精神分析学说，根据集体的行为来解释历史现象和历史进程，进而推断社会未来的发展。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产生于西欧各国的新康德主义就充分肯定心理与精神分析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其“精神状态史”的研究范式对心理史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出于对历史研究中那种只关注政治史、制度史或战役史的不满，主张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并使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认为可以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长时段”“总体史”的综合性研究，形成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的“全面的历史学”。心理史学理论真正付诸具体实践，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学者殷海光是这方面最早的实践者，他在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中，运用文化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此后，他以同样的方法对“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变动，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他开始注意到“历史中之心理的、文化的、性格的成因”，尤其是对于“五四”以来的“偶像破坏”与反传统的文化现象，注重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入手去做深层的分析。殷海光晚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同步研究，在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同时，还兼采文化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对“文革”的结局做出了前瞻性的评估。1980年，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孔子再评价》一文，首次提出“文化—心理结构”概念，认为孔子学说为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奠定了基础，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对以后的思想文化研究以及美学、文艺学和文艺批评也影响深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一批具有革新意识的文学研究者如刘再复等人,把李泽厚在哲学、思想史、美学研究中提出的“主体性”“心理积淀”“文化—心理结构”等概念和理论引入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领域，对我国当时的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形成强大的冲击，引起强烈的反响。刘再复在《人民文学》1988年第2期发表的《近十年的中国文学精神和文学道路》一文中描述中国文学的演进过程，认为1977年之后的文学是反思文学，从政治性反思到文化性反思，再发展到自审性反思。在文化性反思的阶段，文学的眼光开始渗透到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和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探入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层次。而在自审性反思的阶段，达到了与民族共忏悔的精神层次。同时学界在研究人的现代化和国民性等问题时，也有人认为所谓国民性其实就是人的文化心理结构。陈忠实了解并接受“文化—心理结构”说，源自他对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和余秋雨的《艺术创造工程》以及当时的有关文学评论的阅读。陈忠实并不一定要深入了解这个理论学说的来龙去脉及其理论价值和意义，他得到的创作启悟是，人的心理结构是有巨大差异的，而文化是人的心理结构形态的决定因素。认识到这一点，陈忠实的创作思想就从人的性格解析转为对人物心理结构的探寻。探寻对象就是他生活的渭河流域，这块华夏大地上农业文明出现最早的土地，它的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对人的心理结构的塑造。“文化—心理结构”说影响陈忠实小说表现技巧的一点是，他在《白鹿原》创作中，摒弃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对人物肖像的外在描写，而注重刻画人物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气质。
作家对同时代作家作品的阅读应该说是很有必要的，一来可以对当前文学形势有所了解和把握，二来互相之间也有一种良性的促进作用。陈忠实在几篇文章中谈到阅读同代作家作品对他思想上的启迪作用。
1982年，读了路遥的《人生》，他的文学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开始思考小说如何写人。
1988年7月，作协陕西分会在秦岭山中的太白县召开长篇小说讨论会，陈忠实向一直关心他创作的蒙万夫透露了他写《白鹿原》的情况。蒙万夫对他写《白鹿原》的构想只谈了一个意见：长篇小说要重视结构艺术。长篇小说如果没有好的结构，就像剔了骨头的肉一样，提起来是一串子，放下来是一摊子。陈忠实觉得蒙万夫所谈，正好切中了他当时正在困惑并思考着的长篇小说结构问题。为此，他有目的地阅读王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和张炜的长篇小说《古船》，着重看这两部作品的结构方式，研究结构如何使多个人物的命运逐次展开。同时，他也阅读并研究了一些外国长篇小说的结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一个最好的结构，只有适合自己小说内容和人物的结构，并且，小说的内容决定结构方式，而《白鹿原》必须有自己的结构形式。
一个具有丰富性和博大感的作家，仅仅阅读文学作品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作家之创作，主要凭的是生活阅历、生命体验和社会经验，这就是所谓的“生活”；艺术经验也很重要，同时主体的思想水平、认识水平、知识结构和人格境界也极其重要。思想水平、认识水平、知识结构乃至人格境界都与作家的读书生活密切相关。读书，就是与高人相遇，人之要读之书，必有自己所缺之处，而著此书之人，必有高出自己一筹之处。因此，读书即为遇高人，倾听高人之高论，接受高人之教诲，同时也与高人进行对谈和交流，进而广视野，调思维，增见识，高境界。
陈忠实文学之外的阅读，据他所述，多与他的创作和写作准备有关。这其中，他为写《白鹿原》而读的历史、哲学著作最为广泛。所读之书大略为：
1、陕西关中地区的地方志、地方党史、文史资料。
2、中国历史研究著作，特别是地域历史研究著作。如《崛起与衰落——古代关中的历史变迁》。此书为王大华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全书十六万字，算一个小册子，但是内容却不单薄，该书在对关中以及古代中国史实的精当分析中详细地论述了陕西关中在中国历史上的“三起三落”，上起“周族的崛起”，下迄“唐末天下大乱”，最后落笔于对关中实乃中国西部第四次崛起的历史展望。贯穿全书的基本观点，一是历史跳跃式发展论，一是历史东西南北观。这种从地域文化的深层起因及其发展和影响来看社会变化的观点，对陈忠实的创作思想产生了潜在的影响，同时也帮助他更为深入地把握关中农村社会的历史和现实。
3、张载及关学有关著述的阅读。陈忠实是关中人，他的几乎所有小说包括《白鹿原》描写的都是关中农村生活和关中农民，因此，陈忠实对关中学派的创始人张载及其后来的关学代表人物，就有所关注。（据笔者对陈忠实著作阅读和同陈忠实接触得来的印象，没有发现陈忠实谈论过老庄著述和佛禅著述，道、佛、禅似乎与陈忠实的思想和人格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陈忠实思想观念中更多的是儒家的思想影响。）
4、其他关于历史、心理、艺术的理论著作。如范文澜的《中国现代史》，美国历史学家埃德温·赖肖尔的《日本人》，奥地利犹太人、精神病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以及著者不详的《心理学》《犯罪心理学》等。
四、西蒋村老屋的藏书
一般而言，作家读书，一是由着兴趣，看起来信马由缰，散漫无羁；二是根据自己创作的需要，有选择地读，看起来又有些偏窄，至少在某一个阶段偏于一隅。在藏书方面，作家不像学者和研究者，专博兼备，作家是实用主义者居多，他们的藏书一般都与自己的创作追求有关。因此，研究一个作家的藏书情况，既能看到一个作家的兴趣所在，也能发现一个作家的精神来源。
陈忠实有三个存书之所：西蒋村老家，西安建国路省作协他的办公室，西安石油大学他的工作室。后两个所在，一是他1993年以后进城，在省作协办公室所放之书刊，多为各方所赠；一是从2003年起，在西安石油大学工作室所放之书刊，亦多为各方所赠。他真正意义上的书房，还是西蒋村老家那个。这个书房，是他1992年底回城之前，也就是写完《白鹿原》之前，他的读书创作之地，其中存放着他数十年间所购、所藏之书刊。这个书房共有三个两开门书柜，其中两个样式一样，稍宽一些，上边是花纹玻璃推拉门，里面分为三层，下边是木拉门；一个较窄，上边是木框镶透明玻璃拉手门，里面分为四层，下边是木拉门。他的藏书大致有一个归类，如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但总体上没有很细致地分类存放。从藏书来看，书多刊少。书主要是文学书，文学书里又多是外国文学作品。
陈忠实没有多少藏书意识，他的藏书主要是为了自己开阔视野和文学上的探索。当然，他的阅读范围绝不止于自己的藏书。陈忠实五十岁以前基本上一直住在乡下即西蒋村老家，即使当了陕西作协的专业作家也是如此。他当年生活上还是比较贫困的，应该没有多少闲钱去买书。六十岁以后，他在西安位于二府庄的西安石油大学为自己安了一个工作室，读书兼写作，屋里堆了不少书刊，但多是别人送的，估计他看的时间也不会多。藏书意识可能仍然没有或没有多少。当然，有人送给他的一些书，很有收藏价值，如清代孙温绘图的《红楼梦》，作家出版社出的，但送了也就送了，他未必就像藏书家那样特别当一回事。
五、蛰居乡村的写作生活
陈忠实曾经说，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能当一个专业作家。调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从事专业创作之后，这个理想实现了。户口和人事关系都进了城，陈忠实决定，还是回到原下的祖居老屋。写作，特别是写农村题材，原下的祖居老屋接地气，也更安静。没有人要求他这样，他是自己深思熟虑之后决定的。
此前，陈忠实是灞桥区文化局的副局长兼文化馆副馆长。区委领导关心、爱护他的创作，只让他参与文化局大事的决策和研究，他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创作上。在文化馆期间，陈忠实的创作，实际上已处于半专业状态，读书和写作的时间是比较充裕的。因此，这个时期，他对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状态颇为满意。
1981年，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党组决定调进三个青年作家到创作组（专业作家部门）搞创作，其中有陈忠实。陈忠实知道后，喜忧参半，喜的是能进作协大院搞专业创作，忧的是万一创作难再发展提升，坐在专业作家那个位置上很难受。然而就在他得知这个消息几天后，西安市文联一位素未谋面的领导驱车来到灞桥文化馆，见了他，握手之后便直言相告，要调他去西安市文联。不待他表态，领导又直言不讳地说，得知省作协要调他，当即和相关领导交换了意见，要调他到市文联。陈忠实表示不愿去市文联。领导听后呵呵一笑，说他已经给人事局交代过了，不许放走陈忠实；说你如不愿去市文联，也去不了省作协。陈忠实为其坦白直率所折服，回话：“那我待在文化馆也挺好。”事情就搁了下来。1982年秋末的一个晚上，一位在灞桥区委工作的老同学到文化馆来，高兴地对陈忠实说，市里要下属区县为他们推荐两名年轻的备选干部，本区推荐的人中有陈忠实。老同学向陈忠实祝贺，这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提升良机。老同学走后，陈忠实却陷入慌乱，他早已确定以写作为终生事业，根本不想再回到行政部门。他担心一旦调令下达就麻烦了，当即决定到省作协通报此事。第二天一早，他进城找到省作协秘书长王绳武，说了他的情况。王绳武很热情，也说了调人的问题，说他到市人事局调人遭到拒绝，暂时还没有好的办法。这时有人给指出一条道，说王汶石的老师、作曲家张寒晖的夫人是市人事局局长，可找王汶石给其说说话或写封信。王绳武当即找到王汶石，如此办理，陈忠实调动的事很快就办妥了。
11月，到作协西安分会报到后，分到创作组，陈忠实觉得，这就是他最理想的人生位置，也是后半生的位置。然而欣喜之情很快过去，那个写不出好作品怎么办的忧虑又涌上心头。思来想去，“便决定回归原下老屋，那是一个清静的所在，有利于读书，也有利于回嚼曾经经历的生活”（陈忠实：《神秘神圣的文学圣地》，载《黄河文学》，2014年第7期。）。
陈忠实从1964年离开老家村子，近三十年间，单位和职业都换过几个，但都是星期六下午放假回家，周日晚必须回到供职单位。如今当了专业作家，时间是充分的自由了，他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力，觉得要尽量避免没有实际意义的应酬。在新时期跃上文坛的青年作家群中，他觉得自己的年龄是偏大的，适值文艺复兴时期，不抓紧不行。在乡村工作整整二十年了，必须安静下来，细细回嚼乡村生活的体验，反刍积累的素材，争取多出作品。他决定要认真读一些书，进一步开阔艺术视野，调整艺术思维，争取更上一个境界；要躲开热闹，也要躲开文坛的是是非非，保持思考必需的沉静心境，以把精力和用心都专注于对问题的思考和艺术的探索上。
成为专业作家的最初一年，陈忠实自己的户口进城了，但妻子儿女的户口还在农村乡里，他除了写作，还要作务庄稼。农业生产队实行大包干责任制以后，分给陈家五六亩地，其中一半是原坡地。陈忠实的母亲和妻子有病，儿女还小，作务庄稼全靠陈忠实干。家里没有成年男劳力，养不起牛，耕作是相当困难的。1982年的10月，陈忠实自己在地里拉犁，播完了小麦。1983年5月，根据“专业技术干部的农村家属迁往城镇”的相关政策，陈忠实的妻子和子女一共四人的户口由灞桥农村迁到了西安市，生活好转了一些。
这一个时期，陈忠实的级别为行政二十三级，月工资是五十二元。
此时陈忠实依然住在农村。他的生活与普通农民没有什么不同，唯一不同的是他与农民作务的工作不同，农民是种地，他是写作和读书。
1985年4月下旬，作协陕西分会三届二次理事会（扩大）在咸阳召开。在这次会上，陈忠实被增补为副主席。同时增补为副主席的，还有路遥、贾平凹和杨韦昕。陈忠实的行政级别成为副厅级，工资达到一百五十八元，这使他一直过得很紧的生活一下子宽松了很多。这一年的夏天，作协陕西分会发扬作家挂职深入生活的传统，安排一批新时期出现的青年作家到农村和工厂去任职，陈忠实不想离开自己的生活基地，被任命为中共灞桥区委副书记。
又回到老家的辖区挂职，陈忠实原想多参加一些区上的工作，充分感受正处于农村变革最活跃时期的生活脉动，但是这一年的秋末冬初，他在写中篇小说《蓝袍先生》时，萌生了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意向，便调整自己的安排，打算重点做长篇小说的先期准备工作，同时也不完全放弃对当下生活变化的关注。他同区委书记交换意见，就他挂职参加区上的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一是每个星期一参加区委常委会，了解区委的工作计划和大事；二是每开区乡村三级干部大会，他到各个小组听大家的发言，以便直接了解农村的发展动态和问题；三，区上的重大活动，争取参加；四，区上的日常事务不参与，以腾出时间写作。区委书记支持他的安排。
陈忠实不论挂职不挂职，其实都住在老家的村子里。在乡党眼里，陈忠实就是村子里的一员，只是工作特殊一些。大家种地，他是“作家”，坐在家里的凉房底下耍笔杆子就能挣钱，干的是一个省力的好事。至于陈忠实当副主席还是当副书记，还是当着副主席又兼着副书记，他们觉得和自己的关系不大，也不关心。乡村社会是一个小的自足社会，遇事乡党都要互相帮忙。乡党要办事，凡是想到陈忠实能办的，就径直进门找他说事。先是在破旧的厦屋，后来是在新建房子的写作间里，不管陈忠实是忙着读书思考还是弄他的“枕头工程”《白鹿原》，突然会有一位乡党走进来，眉眼里洋溢着不加掩饰的喜悦，以不容置疑也不许推辞的口气说：“明日给咱那个大货（大儿子）办事哩，今黑请执事，你今黑就得去。”作为乡党的陈忠实，不容许说半个“不”字，必得立刻应诺，还要表现出积极的情绪。乡党再叮咛一句“你还干你那一摊子事”，就又喜滋滋地忙着邀请别的执事去了。顷刻之间，陈忠实脑子中的有关文学的形象或思绪，统统消失，他当即要做的最切实的事，是给一家为儿子娶媳妇的乡党去做帮忙的执事，“那一摊子事”就是去做账房先生。
乡俗，村人红白喜事所请的账房先生一般要由村里最有文才、会计算而且正派公道的人充任。陈忠实做这个账房先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村人对他的认可。结婚喜事，他先一天下午要写好对联，并贴好。按讲究，一般需给临街大门、院子正屋和新房贴上三副对联，内容各有区别。大门对联是向全村的人宣示这户人家的某个小子结婚的喜事，正屋的对联一般是农家院主人胸怀和姿态的表白，新房对联则是对两个新人未来美满婚姻的祝福。再一个任务是协助总管安排好执事分工，总管一般由村子的书记或村长担任，喜事需要的挑水的、洗菜的、端饭的、烧酒的、洗碗的等等活路，都要落实到人，然后由账房先生写到红纸上贴到院子最显眼的墙壁上，各司其职，哪一个环节出现漏洞，就可以找到具体的人。除此之外，先一天晚上，乡党好友接二连三向主家送礼祝贺，或一段布料，或一床被面，或不等数量的现金，他都要一一登记，再用红纸书写了张贴到主屋正面墙上，这个工作需要持续到深夜，直至再无送礼者上门。最忙活的时段，是结婚这一天的上午，各路亲戚来参加婚礼，送来的既有传统的各色花馍，又有绸缎被面、布料和现金，偶尔还有城里人时兴的花篮，他一件一件登记，再用红纸写了贴在墙上。账房先生经管的最复杂的事，是对烟酒糖果的支配，虽然喜事不能扫了乡亲的兴，不能伤了朋友的面，但为主家特别是家境不太宽裕的主家着想，这些东西都要合适地控制发放，以免支应不到终场。陈忠实洞明世事，人情练达，处理这种事原则中又有灵活，善于应对，主家满意，乡亲也都高兴。
埋葬老人的白事要复杂一些。从逝者咽气倒头直到下葬完毕，短则三天，隆重一些的要持续五天或七天。这种复杂，一是要以对联的形式对逝者进行概括评价。把逝去老人一生的功德与性情概括在一副对联里，用白纸写了，张贴到大门门楼两边的门柱上，给以彰显。这样的对联往往能赢得乡村那些识字人的赞赏。他们看了以后常常赞叹说，逝者能得到陈忠实所写对联的表彰，死亦瞑目。陈忠实每每听到村人这样的赞叹与言说，甚感欣慰，自己的一篇小说得到了好评也无非就是这样的感觉。甚至有些村里的老人一边感慨地评说陈忠实所写的对联如何之好，一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到爷（或叔）闭眼的时候，你给爷（或叔）也写上一副，爷（或叔）一辈子受的苦就算没白受。”陈忠实在感动的同时也深深地意识到：语言和文字的力量确实是很强大的，即使一个最普通的农民老人，也需要在告别这个世界时获得一种客观的评价。复杂之二是，白事期间，主家多年因诸种原因甚至琐事累积的矛盾往往在老人去世后爆发出来，有的还发生打骂。陈忠实就得参与调解，以便逝者能如期入土为安。
乡党建房，陈忠实也被请去当账房先生。盖房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件大事。中国农村，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前期，建房的人家还是很少的，很多人住的还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盖的房。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只有六七十户人家的西蒋村迎来了建盖新房最红火的时期。以前的房屋，好的是青砖青瓦房，次一点的是土坯墙青瓦房，最穷的是土坯墙茅草房。这个时期兴起的新房，一是红砖红瓦砖木结构房屋，一是红砖立墙水泥板盖顶的平房。农村盖房，破土动工和上大梁（或吊装水泥楼板）是两个重要日子，主家一般都要庆祝。陈忠实自然又受邀成为账房先生，“管那一摊子事”。
除此之外，乡亲们偶尔遇到一些急事，想着他有着“官家”的身份，外边关系广，人熟些，能帮忙，也会找他。谁家酒酿好了，猪养肥了，要给儿子结婚，不料却因这因那领不来结婚证，要他去给乡政府领导说情；或者是女方家里又提出来了不能接受的物质要求而陷入僵局，要他去给女方家长做调解工作，诸如此类，陈忠实都不推却。刚给一个女方家做了调解，又回到作家协会参加文学作品研讨会，同作家朋友交流创作体会，议论某个新的艺术流派，他既能自然地适应生活赋予他的若干反差颇大的角色，也更有对比之后的新鲜感。
1986年春天，陈忠实自己建房，满村的乡党几乎全部都来帮忙了。陈忠实一方面还做“管那一摊子事”的账房先生，另一方面在活路紧张人手短缺的时候，也当一个劳力，或抬木头或搬砖瓦。西蒋村老家新房建成，他为自己辟出了一间书房，约有十多平方米。新房建设时，他还在屋后廊沿两边的石子墙上，以深色石子各画了一幅画，一边是山，一边是水和海燕，算是山水画吧，镶在墙上。这是陈忠实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作画。
在区上挂职期间，他除了每周一次要参加的区委常委会之外，其他诸种社会角色，一年也就是一二十回，不算什么负担。但是到了1988年春节过后，构思完成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即将动笔，他请求终止了中共灞桥区委副书记的挂职。其他的文学活动该参加的还得参加，账房先生的角色是不能免除的，陈忠实也乐于继续其职。
删繁就简三秋树。蛰居乡间，陈忠实自觉心境踏实，心思只集中在写作上，几乎没有什么别的欲望。尤其是在《白鹿原》的构思完成开始动笔以后，他更是觉得，他对这个世界几乎再无任何个人的欲望了。
事后回顾，从1982年到1992年，陈忠实认为这是他写作生涯中最好的十年。四季流转，心情恬静，偶尔忙一下，帮乡邻当一下账房先生，更多的时候是自己独处一室，面对自己笔下纷繁的人物世界和文学世界，上天入地，闪转腾挪，这里另有一个世界，别有一个宇宙。
生活是闲散的，从容不迫的。气定神闲，写作起来更为心神投入。
冬来了，忽然一夜大雪，漫天皆白。陈忠实起床之后，顾不得洗脸，先掂起长柄竹条扫帚扫雪。扫了院子，再扫大门外的道路。出门听到的第一句话是邻家扫雪的人不由自主地赞叹：“好雪！”雪于麦子的生长太好了。扫了雪，回到小书房，赶紧捅开火炉烧开水。洗罢脸，水开了，沏上新茶，喝上一口，身热神爽。面对窗外白鹿原北坡上覆盖的耀眼的白雪，创作的激情便潮溢起来，他铺开稿纸，开始写作。
春天的一个早晨，打开窗户，忽然看到院子里自己手植的那株梨树花儿开了，心不由得一阵悸动。跑到树下，点一支烟，久久不忍离去。春来第一次开花，不过十来串，却粉白娇丽，点缀在枝杈绿叶之间，竟是世界上最让他动心的花朵了。这以后就有了牵挂，梨树成为每天必赏的风景。眼看着一个个弹球大的小梨一天天长大，然后变成拳头大的青梨，再由青梨变成灿灿的黄梨，陈忠实认识到生命成长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三伏酷暑是一年里最难熬的季节。在乡下，不单空调是一个陌生的机器，电扇也是一种奢侈装备，趁着前半天凉快，陈忠实抓紧写作，午后便无法捉笔了。天太热时，他给桌下放一盆凉水泡脚降温。有时这个办法也不行，手心手背手腕上尽是汗水，弄湿了稿纸，无法写字，便只好等待次日早晨再写。这个时节，每当傍晚日落时分，他就到门前的灞河里先洗个痛快，再走上村背后的白鹿原北坡，择一处迎风地坎坐下，点一支烟。这里，顺坡而下的微风不时拂过，蚂蚱在整个坡地里此起彼伏地大声歌唱着呼应着，间或有一两声狐鸣，仿佛一种变奏，偶尔还会看到一团鬼火忽起忽落飘移游走，像是逐声而去。陈忠实抽着烟，静静地沉浸在这野风和天籁之中。
1991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早间新闻联播中公布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结果，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名列榜首。这天上午，陈忠实从乡下风尘仆仆赶到西安市北大街，参加陕西人民出版社召开的一个文学创作座谈会。由于路远，他晚到了一会，坐在会议提前安排好的位子上，就在路遥旁边。身旁的路遥正在发言，路遥那边是评论家李星。李星见他来了，从路遥背后侧过身子将早晨刚听到的路遥获奖消息告诉他。陈忠实早上走得急，没有听广播，听到这个消息，他说：“这是大好事。”他想等路遥发言完毕即表示祝贺，李星又从路遥背后侧过身来，问他：“你的长篇写完了吗？”他回答：“还没有。”李星说：“几年了，你躲在乡下都干了些啥，咋还没有完？”他说：“不急。”停了一会儿，路遥还在发言，李星又招手让他俯过头去说：“今年再拿不出来，你就从这七楼跳下去。”陈忠实没有说什么。直到1993年，《白鹿原》火了之后，陈忠实才几次旧话重提：“李星让我从出版社七楼跳下去，心急我了解，但我是不以为然的。自己还不满意的作品，匆忙拿出来又有什么意思？只能是又多了个印刷垃圾。”
陈忠实当了专业作家蛰居乡间写作的十年之中，最初是一家六口都住在农村。他的妻子和子女户口迁往西安之后，陈忠实和妻子基本住在农村。后来，老母亲陪着陈忠实的大女儿陈黎力在城里读书，二女儿和小儿子在中学寄宿读书。1991年深冬，在西安城里陪陈黎力读书的老母亲双腿因老年性病变，行走不便，无法支应买菜做饭的家务，妻子王翠英就进城代替老母亲，原下的小院便只剩下陈忠实一个人。陈忠实依然投入地写他的《白鹿原》，生活自己料理，自己打火做饭，洗锅刷碗。为图方便，王翠英走的时候给他擀下并切好一大堆面条，陈忠实吃饭时只需把面条下到锅里煮熟就行了；还留下不少馍，饿了在火炉上把馍烤得焦黄，陈忠实感觉味美无比。得着空闲，王翠英还回来给他送馍，同时再擀些面条。王翠英如果太忙，陈忠实便赶到城里家中，再背馍回原下。陈忠实感慨，自己与背馍结下了不解之缘，少年时为读书从乡下把馍往城里背，中年时为写作又把馍由城里往乡下背。
1991年农历腊月，王翠英最后一次回原下给陈忠实送面条和蒸馍。临走，送妻子出小院时，陈忠实说：“你不用再送了，这些面条和馍吃完，就写完了。”王翠英突然停住脚，问：“要是发表不了咋办？”陈忠实没有任何迟疑，仿佛考虑已久地说：“我就去养鸡。”王翠英没有再说话，转身出门，进城去了。
陈忠实给妻子说的长篇小说如果发表不了他就养鸡，不是一句随便说的话，他深思熟虑已久。《白鹿原》已经写了四年，到了这一年的冬天，快接近完成，胜利在望了。但是，有一个问题，陈忠实不能不认真考虑，那就是出版的可能性。用他的话说，他很清楚，他“弄下了一个什么”。在当时的文学环境里，能不能出版真是一个谁也说不准的问题。陈忠实就得从最坏处着想。他暗自决定，假若不能出版，不管是因为作品本身不够出版水准，还是因为出版政策的原因，他都不会继续过以写作为专业的生活了。四年期间没有稿费收入，生活很艰难。有一年，三个孩子相继上高中、上大学，暑假拿不出他们的学费。一位朋友听说后送来了两千块钱，这个朋友曾经跟他在乡下一块搞过文学，后来搞乡办企业赚了钱。陈忠实当时感觉，农民企业家真是厉害，两千块钱就给你摔在桌子上了。专业作家已经当了整整十年，摸上五十岁了，年过半百，就算老人了，写出的长篇小说出版不了，一个专业作家就得考虑自我调整。靠写作过不上像样的日子，那就以养鸡为专业或者说主业，而把写作只当一种爱好。
人都有思退路的时候。退路已经想好，陈忠实的心态反而更为沉静了。
乡村十年，除了创作《白鹿原》，他创作上的其他收获也是不小的。这十年中，他出版了六本书：
1982年7月，短篇小说集《乡村》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数：3000册。定价：0.66元。这也是陈忠实出的第一本书。
1986年6月，中篇小说集《初夏》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印数：3400册。定价：1.95元。
1988年4月，中篇小说集《四妹子》由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印数：5460册。定价：3.50元。
1991年1月，文论集《创作感受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数：1500册。定价：3.15元。
1991年1月，短篇小说集《到老白杨树背后去》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印数：4600册。定价：2.70元。
1992年12月，中篇小说集《夭折》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数：1000册。定价：4.75元。
六、从追踪政治与人到探寻文化与人
中国文学经过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初的思想反思与艺术转型，到了1980年代前期，作家的创作开始进入艰苦的艺术实践与艺术探索。
陈忠实创作的第二个时期，大约为1979年到1986年。这一个时期陈忠实的创作也在进行着突破前的艰苦探索。这个时期的创作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从追踪政治与人的关系到探寻文化与人的关系。
1978年春天，陈忠实读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受到极大震动，他敏锐地感觉到：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事业来干的时候终于到来了！这一年的10月，他由毛西公社调到西安市郊区文化馆工作，开始有目标地认真读书和思考，并把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提炼为小说作品，写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
短篇小说《南北寨》（刊《飞天》1978年第12期），通过北寨的社员到南寨社员家里借粮引起的风波和故事，讲述了因两个村寨以支书为首的干部领导作风和工作思路不同，南寨主抓农业生产，北寨紧跟政治形势，坚持搞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热衷于写诗唱戏，不抓农事，导致了南、北两个村寨社员不同的生活境况和水平，南寨社员有粮吃反而被上级领导批评，北寨穷得借粮却被树为“样板”，小说意在批判极左政治思潮对农村社会和群众生活的破坏。
《小河边》（1979年）写了三个人物：一个是老九，搞科研的知识分子；一个是老八，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一个是老大，原来是村支书，为大队围滩造田，被划成地主成分。“文革”后期，三人都无所作为，老九钓鱼，老八摸鱼，老大搬石头修河堤。小说重点写三个难友在困难时期互相激励的情谊。在周恩来总理逝世后，他们在小河边给总理遗像敬献鲜花，表达了特殊环境中几个不同身份的人共同的坚定的政治态度。
《幸福》（1979年）写幸福与引娣这两个同村的中学同学的故事，幸福为人实在，引娣喜欢弄虚，热衷于参加各种会议和学习班，喜欢在各种会议上代表贫下中农发言，表态积极，批判激烈。两个本来要好的同学有了分歧。谁是谁非？幸福劝导引娣，农民讲究实在的，可是引娣却因其所作所为入了党。公社原拟推荐幸福上大学，引娣揭发了幸福和她私下的一些言论，取而代之。后来幸福自己考上了大学。小说通过两个同学的为人和命运，揭示了扭曲的时代对人格的扭曲和对人物命运的捉弄，表明生活中最后的得益者还是老实人。
《徐家园三老汉》（1979年）描写徐长林、黑山、徐治安三个同年龄段的老汉，性格各异，“俩半能人”，都是务菜能手，同在大队苗圃干活。徐长林性子沉稳，智慧。黑山老汉是直杠子脾气。徐治安自私，有心计，人称“懒熊”“奸老汉”。徐治安起初一心想来苗圃干活，想方设法来了，干活却不下力气，看园子时偷懒睡觉，让猪拱了菜园子。徐长林是老共产党员，帮助他，教育他，使徐治安有了大的转变。小说写农业集体化时期三个老农对待集体的不同心态和行为，把公与私的心理和诚与奸的人格联系起来写，是那个时代较为普遍的文学意识。陈忠实写了三个农村老汉，意在塑造三种不同的性格，此作在《北京文艺》1979年第7期发表后，受到称赞，陈忠实被誉为写农村老汉的能手。
《信任》（1979年）写时代转变时如何对待过去的矛盾和问题。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有四个，第一个是“四清运动”中被补划为地主成分、年初平反后刚刚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罗坤，第二个是其子罗虎，第三个是“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罗梦田，第四个是其子罗大顺。在当年的政治运动中罗梦田整了罗坤，罗虎觉得如今时代变了，为了报复，寻衅找碴打了罗大顺。子辈的打架事件是现时显在的矛盾，背后折射出的是父辈在过去政治运动中的恩怨情仇。如何对待今与昔的矛盾，罗坤的处理方法：一是看望并精心照顾被打的罗大顺，二是将打人的儿子交给派出所处理。罗梦田父子受了感化，全村人也更为拥戴罗坤。小说在当时普遍写历次政治运动给人心留下的深重“伤痕”的时代文学风潮中，另辟蹊径，表达了要化解矛盾、克服内伤、团结一心向前看的主题。
《七爷》（1979年）写生产队长没有人愿意当，主人公“我”只好当了，可是没有生产经验，一个被叫作“七爷”的富农分子则在向“我”汇报思想时夹上条子暗中帮助指导怎样抓农业生产。这个“七爷”原名田学厚，原来是田庄的农会主任、农业社社长、人民公社田庄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在“四清运动”中被错划为富农。陈忠实多年在农村基层生活和工作，他认为“四清运动”普遍打倒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对农村社会破坏性极大。这篇小说着重写的，是一个在“四清运动”中被错划为富农的农村基层干部、农民积极分子在身不由己的困难环境中的积极作为。
《心事重重》（1979年）写老汉方老三的儿子准备结婚，女方提条件，要男方进了社办工厂才行。老汉只好去找公社林书记“走后门”“塞黑拐”，起初送两斤点心一瓶酒被点名批评，后来送了两根木头就把事办了。老汉心事重重，不断进行自我道德谴责，借此表现社会风气变坏。
这一时期陈忠实的小说创作，总体特点是紧紧追踪时代的脚步，关注时代中政治与人的关系，注重描写政治与政策的变化给农村社会特别是农民生活、农民心理带来的变化，又通过农民生活特别是农民心理的变化来反映政治革新和时代变化。小说侧重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性格描写中，着重展示人物的道德品质。道德品质是那个时代对人物的一种强调和评判。
中篇小说《初夏》在陈忠实的创作中是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重要的过渡。里程碑是说这是他的第一部中篇，过渡是说这部小说既有以往写作的惯性延伸——如注重塑造新人，又有新的社会问题的发现和强烈的现实关怀。这部小说共十二万余字，是陈忠实写得最早的一部中篇小说，也是最长的一部中篇小说，发表却在中篇小说《康家小院》之后。《初夏》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家庭父与子的故事。离开还是坚守农村，只考虑个人前途和利益还是带领大伙走共同富裕之路，在人生选择问题上，父亲这个农村的“旧人”与儿子这个农村的“新人”发生了激烈的无法调和的冲突。父亲冯景藩，是冯家滩的老支部书记，他创办了家乡的第一个农业合作社，当年真诚地拒绝了当脱产干部转换身份的机会，几十年来一直奋斗在农村基层，把一切都献给了党在农村的集体化事业。如今，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面对这一颠覆性的历史巨变，他觉得以前的工作白干了，努力白费了。特别是看着当年的同伴冯安国，此人曾和自己一同搞合作社，后来顶了自己让出的机会当了国家干部，一家人的日子从此过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很是舒心，而自家的生活不仅一仍其旧，而且受人欺辱。思前想后，他感觉自己忠诚地为集体化工作是吃了大亏，亏了自己也亏了家，从而有一种强烈的幻灭感。冯景藩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极具时代的典型性。醒悟之后，他走冯安国的后门，决定让儿子到城里当司机，离开农村。不料，儿子冯马驹却重蹈他的覆辙，居然放弃了他多方奔走弄到的进城机会，决心留在农村创办农办工厂和副业，带领大伙“共同富裕”。这是一个中国社会历史转型初期的故事，陈忠实的思想观念和艺术观念也正在转变的过渡之中。他在与著名的写合作化题材的作家王汶石的通信中说，他写这部小说，期望“用较大的篇幅来概括我经历过的和正在经历着的农村生活”（陈忠实：《关于中篇小说〈初夏〉的通信》，见《陈忠实文集》第二卷，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492页。），但他写得很艰难。陈忠实说：“这是我写得最艰难的一部中篇，写作过程中仅仅意识到我对较大篇幅的中篇小说缺乏经验，驾驭能力弱。后来我意识到是对作品人物心理世界把握不透，才是几经修改而仍不尽如人意的关键所在。”（陈忠实：《在〈当代〉，完成了一个过程》，见《陈忠实文集》第六卷，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页。）他于1981年元月写了《初夏》第一稿，写好后寄《当代》杂志编辑何启治，何认为“有基础”，对小说中冯景藩和彩彩这两个人物很感兴趣，希望陈忠实能“充分”写他们，基本肯定后提了一些意见退回让他修改；他再改后，《当代》主编秦兆阳阅后指出，“冯景藩等人物身上有很大潜力可挖掘”，让他再改。他在三年多时间里三次修改始得完成。《当代》杂志于1984年第4期刊载，后获1984年《当代》文学奖。陈忠实写冯景藩，集中笔力写的是这类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负担”和失落情绪。小说中写的这个人物是真实的，颇有时代的典型意义和相当的思想深度，也反映出作者对于生活的敏感。但是，陈忠实这时的艺术思维，受“十七年”文学影响所形成的心理定式还未完全冲破，他还习惯以对比手法塑造与“自私”“落后”的冯景藩对立的另一面——乡村里的新人形象冯马驹。冯马驹是一个退伍军人，年轻的共产党员，对于进城他虽有犹豫，但最终还是心明志坚，主动放弃了进城机会，矢志以同村六十年代初放弃高考、回乡建设奋斗的冯志强为榜样，扎根农村，带头与青年伙伴一起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共同致富。冯马驹这个人物不能说现实生活中绝无仅有，但他显然是作者艺术固化观念中一个想象式的人物，缺乏历史的真实感和时代的典型性。
《初夏》以及陈忠实这一时期的相当一部分小说，如短篇小说《枣林曲》（1980年）、《丁字路口——南村纪事之三》等，都把青年人进城与留乡的行为选择、为公与谋私的个人打算作为衡量、评价人物的一个标尺，有时还给人物涂上或浓或淡的先进与落后的政治色彩，笔下自觉不自觉地对人物进行着高尚与低下的道德人格评判。在《初夏》中，与冯马驹有特别关系的两个农村女性人物，一个是嫌农爱城进而毁弃婚约的女教师薛淑贤，一个是暗地里爱着冯马驹矢志不移的乡村赤脚医生冯彩彩，也在这个标尺之下被衡量着。两人在道德人格上的孰高孰低，经过对比手法的描写，非常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而且，在陈忠实的《初夏》以及同类小说中，往往还表明了这样一个认识：农村的贫穷，主要是因为没有或缺乏好干部的领导。所以，陈忠实在多篇小说中，都在着力塑造好干部的形象。这样的好干部差不多都有着与冯马驹一样的性格特征：年轻，党员，公而忘私，能舍弃个人利益一心扑在集体事业上；肯吃苦，脑子也灵活，最终成为农村走共同富裕之路的带路人或榜样。由此表明，陈忠实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有一个顽强的思维定式，那就是塑造不同时期农村好干部的新人形象。这样一来，作者所塑造的人物性格，特别是正面人物形象和作者心目中的新人形象，都有着或浓或淡的某种既定概念的影子，人物往往只是表达概念的工具，而不是艺术的目的。所以，这些人物的性格在艺术上都显得比较单薄甚至纯粹，往往是非此即彼，缺乏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艺术思维的简单化，或者说受“十七年”文学观念的影响过深，思想缺乏必要的前瞻与超越。
《初夏》的艰难写作以及此一历史时期诸多社会和思想的变化引发了陈忠实的文学反思，他后来称之为思想和艺术的“剥离”。陈忠实于1982年的9至11月间，写了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发表于上海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小说界》杂志1983年第2期，这是陈忠实发表最早的一部中篇小说。陈忠实写这部中篇，至少受到两个外部因素的影响，一是1981年夏，他参加由《北京文学》组织的黄岛文学笔会后，去曲阜参观了三孔——孔府、孔庙、孔林，在那里，他对文化与人的关系深有感触，由此生发而孕育出了这部小说；二是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在《收获》1982年第3期发表后，他于当年的6月间读了，为其人生主题、人物的真实准确描写和艺术感染力而深受震撼，触动他深入思考文学如何写人。《康家小院》开始关注文化与人的内在关系。小说在写真实人物和真实人物命运的过程中，触及了文化与人的关系这一重大命题。陈忠实此后的小说不断触及这个命题，最后走向《白鹿原》并在《白鹿原》中全面地完成了他关于文化与人的文学思考。
中篇小说《最后一次收获》（1985年），写一个即将举家迁往城市而最后一次回到家乡收获庄稼的文化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感悟，该作深刻地融入了陈忠实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一般作者选择这样的题材，可能会简单地处理，写成一种抒情性的感慨之作。陈忠实显然不是一个仅仅喜欢抒发个人感慨的作家，他正面切入这个题材，“硬碰硬”地展开描写，而且进行了深入开掘，人物性格真实、准确、生动，乡土生活气息浓郁，是一部艺术魅力极强的小说。
写于1985年夏秋之季的《蓝袍先生》，探讨文化观念对人行为的影响，特别是传统礼教与政治文化对人的束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徐慎行，是在乡村坐馆的私塾先生，思想上受到了封建礼法的束缚。新中国成立后的徐慎行，因为一次不自觉的言论——批评他的同学兼校长刘建国有些“好大喜功”，被打成“中右”分子，一顶右派帽子对他的思想特别是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敢言，不敢动，甚至主动提出与他心爱的同学田芳分手，还写出了恶毒咒骂田芳的信。其实，文化人的言行相对粗野之人显得有些“拘谨”，正是因为被“文”所“化”，他的内在思想和气质有一种“文”在支撑，是一种修养，一种已然内化为生命的精神气质，而非像只披了一件蓝袍那样的外在和简单。小说虽然以较长的篇幅写乡村的小知识分子，也触摸到了文化人的一些特点，但陈忠实对文人和知识分子还是多少有些隔膜，不如对农民那样了然于心，对文化人精神世界的把握还未能深入内里，多少有些外在和表面。由于把握不到位，写出来的蓝袍先生的性格，前后有些不够连贯，甚至有不太协调的地方。
写于1986年夏天的中篇小说《四妹子》，是陈忠实第一次从地域文化入手写人。小说描写来自陕北农村的女子嫁到关中乡村的生活，其爽快、敢作敢为的行为方式与关中人的因循守旧形成鲜明对照，也因此产生了陕北人的大刀阔斧风格与关中人的谨小慎微风格的冲突、陕北女子的性格与关中女人性格的冲突，以及因性格冲突引发的生活矛盾。《四妹子》鲜明地体现了陈忠实当时的一个认识：人的性格是由其文化心理决定的，而地域文化更是一种深厚的源远流长的文化，这种文化影响甚至塑造着一方人的文化心理，从而形成特定地域人的性格。人的文化心理不同，性格也就相异，思维方式、办事态度、行为习惯也就不一样，做事的结果当然也就不同。
从1978年到1986年，八年时间，陈忠实在时代巨变和文学演进的惊涛骇浪中，自觉不自觉地完成着自己的文学蜕变。文学是人学，围绕文学如何写人，他的一篇篇作品，一步一个脚印，清晰地显示出陈忠实步履维艰地从文学是狭隘政治的工具、是一时政策的传声筒中走了出来，走向了广阔的生活和文学。关键是，他认识到了文化与人的重要关系，也开始了文化与人的艺术探索与文学表现。
七、《人生》的“打击”与《康家小院》的“新生”
作家、文人是以其个性立足的。有些作家或文人，尽管可能同属于一个时代，一方地域，但是细察他们的作品，还是大有分别的。但是，在一定的因缘下，作家或文人也还喜欢结为团体。古代的文人，基本上是以志趣抱团，比如“竹林七贤”，他们性格各异，但在一个时段里志趣相投，这就是都崇个性，好山林。民国时期，那些现代作家或文人，多以社会思想、文学主张相近而结为团体，办报办刊，互相鼓吹，与世争锋，如“文学研究会”诸君，“创造社”诸人。当代作家也有团体，这种团体大多不是以个人的趣味和志向结合在一起，而是在党统一领导下的文学组织，比如作家协会。所以，作家协会内的各个作家，在个人性格、思想倾向和艺术趣味等方面都差异很大。在这样的体制内，各个作家在一个大的规划内进行组织化的文学生产，比如在有限的时段内被要求拿出几部作品。组织上会提出一个总的创作思想方向，视作品生产状况，组织发表或出版，组织讨论或宣传，组织评奖或颁奖等。如此进行的一系列的组织化行为，其目的还在于引导，为的是不出问题或不出大问题，从而保持文学思想上的相对统一性。这样的团体基本不问文学和艺术本身的问题，作家之间也缺少真正的文学交流和艺术对话。所以，关于文学和艺术本身的探索和思考，基本上都是作家个人的事。这样一种文学团体内的作家关系，虽然被称为“同志”，但实质上是一种同行关系。
这种同行关系，借用陈忠实一篇文章的题目来概括——“互相拥挤，志在天空”，比较恰当。2001年8月，中国作协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揭晓，陕西的两位作家叶广芩和红柯榜上有名。作为省作协主席的陈忠实，欣喜之余，写了一篇祝贺性的文章，题为《互相拥挤，志在天空》在10月30日的《文艺报》刊发。一年后，陈忠实在六十岁生日之前，回答李国平的采访时，谈到了他写此文时的一些内心感受。陈忠实说：“《白鹿原》离不开当时陕西文坛氛围的促进。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叫《互相拥挤，志在天空》说的就是当时的文学氛围。那时候我们那一茬作家，几十个，志趣相投，关系纯洁，互相激励，激发智慧，不甘落后，进行着积极意义上的竞争。可以说每一个人哪怕一步的成功，都离不开互相的激励。”（陈忠实：《关于45年的答问》，载《陕西日报》，2002年7月31日。）这里所说的“志趣相投”恐怕只是就共同爱好文学而言，非指艺术趣味，而“竞争”与“激励”两个词，实为核心概念，也应该看作是陈忠实数十年身处共和国文学团体之内，对同行关系的积极意义上的真切感受。共一个团体，比如在陕西作协，陈忠实和路遥，互相之间的“竞争”与“激励”，与对方的人格与思想有关，更多的是与作品有关。陈忠实阅读同行特别是阅读同代作家的作品，用他的说法，对他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具有某种“摧毁与新生”的作用。1982年5月，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分会主席胡采率领七八个刚刚跃上新时期文坛的陕西青年作家赴会，陈忠实为其中之一。这一年，陈忠实已届不惑。关于这一次去延安，陈忠实有一篇《延安日记》，还有一篇《万花山记》，后一篇其实也是一篇扩展的当作散文写的日记，都发表了。从陈忠实当时所记日记可以看出，他去延安和在延安的心情是兴奋的，轻松的。目的也很明确，是“寻根”来的。他们是5月6日出发去延安的，路上经过一个叫介子河的地方，介子河是共产党在陕北时期红区与白区的分界线。同车坐了四位老作家，“都是二十上下从秦晋两地的乡村奔到延安寻求光明和进步的青年”，其中一个是杜鹏程，一个是王汶石，两位老作家看到介子河，都激动地话起当年。陈忠实在这一天日记的末尾，感慨地写道：“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正是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处境最困难的时候。我是属于第一代享受革命胜利成果的青年。我切切感到，今天去延安，在我，是‘寻根’来的。”5月8日，参观王家坪。陈忠实在日记中写道：“参观完延安革命纪念馆，站在王家坪的坪场上，我在思索‘革命’这两个字的含义。”5月9日，参观杨家岭。日记中写道：“这是杨家岭，两壁土墙围成的小院，一幢灰砖砌成的小楼，上刻‘中共中央办公厅’。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无产阶级艺术家的《讲话》，毛主席就是在这里演讲的。”5月10日，“坐在延安剧院里看历史文献片《延安散记》”。5月16日，去万花山，参观花木兰故里，感叹“万花山美，牡丹花美，万花山的传说更美”。
这一次去延安，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除了“寻根”之外，对作家陈忠实影响或者说是震动最大的，当是路遥《人生》发表这一件事。不过，陈忠实的“延安日记”中对此事没有记载。多年以后，他回忆了此事，谈到当时对自己的“震动”。
胡采主席带着赴会的包括陈忠实在内的几个青年作家，散居于陕西各地，平时难得相聚，如今一见，便在参观路上，吃饭桌上，抓紧时间交流。晚上，他们喜欢聚在某一个人的房间，谝着闲传，同时也交流创作信息，议论新发表的小说。这几个人中，路遥谈得最多。有一天晚上，路遥说他的一个中篇小说《人生》将在《收获》杂志第3期发表，这一个月即五月份就会出来。路遥先向大家介绍了这部小说的梗概，又讲了《收获》责任编辑对这部中篇的高度评价。《收获》杂志，是中国文学的名牌刊物，作为一个青年作家，能在上边发表一个中篇小说，而且评价又是如此之高，确实是一件喜事，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而且，几位青年作家都是文学行内之人，一听路遥所述的小说故事梗概，便能感到其中的分量和某种文学突破的意义。陈忠实记住了《人生》，着急想看，但在延安没有找到。
纪念《讲话》的活动结束，陈忠实一回到灞桥镇，当天就到文化馆，拿到馆里订阅的第3期《收获》。然后迫不及待地回到自己的房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就没有起来，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十多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读完之后，陈忠实坐在椅子上，“是一种瘫软的感觉”，这种“瘫软的感觉”不是因了《人生》主人公高加林波折起伏的人生命运，而是因为《人生》所创造的“完美的艺术境界”。
这是一种艺术的打击。陈忠实很受震撼，他当时创作激情正高涨着，读罢《人生》之后，却是一种几近彻底的摧毁。此后连续几天，陈忠实一有空闲便走到灞河边上，或行或坐，却没有一丝欣赏的兴致，思绪翻腾，不断地反思着他的创作。《人生》中的高加林，在陈忠实所阅读过的写中国农村题材的小说里，是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高加林的生命历程和心理情感，是包括陈忠实在内的乡村青年最容易引发共鸣的。陈忠实真诚地认为，《人生》是路遥创作道路上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的里程碑。
《人生》发表之后，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说成“轰动”也不为过，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相阅读，文学界也是好评如潮。陈忠实周六骑自行车回西蒋村老家的路上，遇到了中学时一位也喜欢文学的同学，这个同学见了他，挡住去路，问他：“你咋没有写出《人生》？”1982年，路遥三十三岁，比陈忠实小七岁。陈忠实明晰地感觉到了他和这位比他小七岁的同行之间在创作上的距离。
陈忠实在灞河沙滩和长堤上的反思是冷峻的。他重新思考怎样写人。思考的结果是，人的生存理想，人的生活欲望，人的种种情感情态，只有准确了才真实。而一个真实的人物形象，可以超越时空，不受生活地域文化背景以及职业的局限，可以和世界上一切种族的人交流。
这一年，从9月18日起，至11月3日止，由秋入冬，陈忠实凭着在反思中所形成的新的创作理念，写成了他的第一个篇幅不大的中篇小说《康家小院》。此作后来在上海的《小说界》1983年第2期发表，并获得了《小说界》首届文学奖。需要说明的是，陈忠实写的最早的一部中篇小说是《初夏》，1981年初动笔，比《康家小院》早，但是《初夏》他写得很苦，几经修改，直到1983年才写完，后刊《当代》1984年第4期，发表也是在《康家小院》之后。
《康家小院》是一部写人的作品。以人为本，人是中心，也是重心。小说的核心人物有四个：农民康田生，康田生的儿子康勤娃，勤娃的新媳妇吴玉贤，冬学教员杨老师。康家小院的故事就在这四个人中间展开。康田生，是一个老实、厚道、本分的男人，生活教给他的，一是忍耐，二是倔强。所谓倔强，并不是与人过不去，而是硬撑着不被生活压垮。他三十岁上死了女人，留下两岁的独生儿子勤娃，靠给人打土坯挣钱，谋算着能续上弦。十几年过去，弦没有续上，儿子勤娃成人了。勤娃也是一个老实、厚道、本分的男人，“生就的庄稼坯子”，也跟着父亲给人打土坯。乡邻吴三看上这父子俩的厚诚和实在，想着这样的人家是不会亏待人的，主动提出把女儿玉贤嫁给勤娃。接着新中国也成立了，新政权建立的同时，康家小院也终于有了女人，一个普通农家的生活自此有了生机。玉贤孝敬公公，心疼勤娃，勤娃爱着玉贤，拼命打土坯挣钱，想着把日子过得更好。新政权给村上派来了冬学教员，教妇女认字学文化，当然，也传授新思想：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同时介绍一些外面的世界包括世界上的大事，如苏联妇女和男人一样上大学啦，在政府里当官啦，等等。十八岁的漂亮新媳妇玉贤，遇上了二十岁左右的长着白净脸膛的冬学教员，被其所带来的新生活气息迷惑，也被其迥异于农民勤娃的文化气质迷住。就在玉贤迷迷糊糊之时，这个冬学教员趁着在康家吃派饭的机会，与玉贤有了私情。面对这样的事，十八岁的“庄稼坯子”勤娃的反应一是无论如何想不通，二是怒火万丈，康田生则是张皇无措。老实的康家父子在勤娃舅父的劝导下，明白此种家丑只能捂住，然后就只能是忍，继续过日子。出人意料却也符合人物性格逻辑的是，玉贤在挨了丈夫勤娃的打骂、父亲吴三的打骂、母亲苦口婆心的生活劝导之后，却去找杨老师，希望他能给她一句靠得住的话，她就和勤娃离婚，和“可亲”的杨老师结婚。此时县文教局已经风闻杨老师的问题，正在派人查他，这个宣讲婚姻自由的冬学教员面对天黑来访的玉贤，显出了叶公好龙的本相，唯恐躲避不及，说他与她不过是玩玩。这里有意味的是，当被启蒙者真的觉醒后，“启蒙者”却以自己的行为否定了自己的“启蒙”之说。小说对玉贤的心理刻画相当深入，她本来是按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生活，一切都相安无事，但与冬学教员相遇之后，接受了一些文化教育或者说是简单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她精神深处某些沉睡的意识开始觉醒。还没有等她完全想明白就经历了一系列的突然事变，她一下子陷入了亲人的痛责之中。但她还是坚持按自己觉醒后发现的一点精神亮光勇敢地向前摸索，结果却发现是黄粱一梦。经历了这一切，她有所觉悟，觉得自己错了，应该悔过。她又去找勤娃，觉得“死了也该是康家的鬼”。玉贤由精神的某种程度的觉醒，到经历了人生的痛苦和迷乱，而后又有所觉悟，历经生活的否定之否定之后，从人生轨迹来看，似乎是画了一个圆又回到原点，其实她是在精神上跃向了新的层面，看到了生活的本相，也真切地认识到了自己人生的位置。小说是一个悲剧，吴玉贤的悲剧是双重的：没有文化的悲剧和文化觉醒之后又无法实现觉醒文化的悲剧。勤娃的情感经历了深爱与大恨，生命情态从勤谨到发狂再到隐忍，都是性格使然，生活使然。所以说，这部小说写的是人，主题是人生。
《康家小院》叙事从容，人物语言是地道的生活用语，极具表现力，小说准确地写出了不同人物的生活态度、不同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及其性格特点，真实地再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生活氛围，那些人物，那些人物的心理和观念，那些生活，都是特定时代才有的，给人一种文学活化石的感觉。2009年10月25日，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小说界》主编魏心宏来西安公干，陈忠实晚上在荞麦园请其吃饭交流，魏心宏提起了《康家小院》，称赞这部小说内蕴丰厚，说过了多少年回头再看，还是有持久的艺术魅力，如果拍成电影，容量恰好，内容也非常精彩。
陈忠实读了路遥的《人生》，受到沉重的艺术“打击”，从而促使自己进行艺术上的深刻反思，进入新的境界，更上层楼，这也许就是同行之间“竞争”与“激励”的积极结果。
八、生命的警钟与“枕头工程”
1986年，陈忠实四十四岁。这一年，陈忠实很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
这生命的警钟并不仅仅是在这一年敲响。早在1981年，他临近四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种人到中年的强烈的紧迫感，他考虑着要在文学上寻求一种更大的突破，只有如此，才能不辜负自己。
四十四岁这一年，生命的警钟再次敲响，而且是那样的强烈。四十四岁，是生命的正午。已过不惑，迫近知天命之年。陈忠实遥望五十岁这个年龄大关，内心忽然充满了恐惧。他想：自己从十五岁上初中二年级起开始迷恋文学至今，虽然也出过几本书，获过几次奖，但倘若只是如以前那样，写写发发一些中短篇小说，看似红火，但没有一部硬气的能让自己满意也让文坛肯定的大作品，那么，到死的时候，肯定连一本可以垫棺材做枕头的书也没有！而且，到了五十岁以后，日子将很不好过。这种“不好过”，乃心理压力，乃一个作家特别是专业作家将要承受的心理和责任的压力，没有一部硬气的作品，不要说对世人交代，关键是如何对自己交代？陈忠实此时的心境，倒确实有一些“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况味。
也是在1986年，三十七岁的路遥在这一年的夏天，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创作。这一年的11月，广州的《花城》杂志在第6期刊载了这部长篇小说；12月，北京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该书的单行本。陈忠实与路遥同在作协大院工作，都是专业作家，路遥的创作情况如果对陈忠实一点触动都没有，似乎不大可能。但已经四十四岁的陈忠实，对于文学创作，有自己的体会和见解。他认为，创作是作家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的展示；别的作家的创作，写的是别的作家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羡慕也好，嫉妒也好，对自己的创作都毫无用处，关键是，要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对自己来说，也不能视文友们的辉煌成果而感觉压力在顶，心理要平衡，心态要放松。
1985年8月20日至30日，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在延安和榆林召开长篇小说创作促进座谈会。陈忠实和路遥、贾平凹、京夫、王宝成、李小巴、王绳武、董得理、任士增等三十多位作家和评论家与会。召开这个会议的起因，是连续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奖，陕西省都推荐不出一部可以参评的长篇小说，所以要开会促进一下。会议讨论了国内长篇小说的发展状况，深入分析了陕西长篇小说创作落后的原因，制定出三五年内陕西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规划。会上，有几位作家当场表态要写长篇小说。会后，路遥就留在了延安，开始写《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陈忠实在会上有一个几分钟的简短发言，一是明确表态，尚无写长篇小说的丝毫准备，什么时候写，也没有任何考虑；二是谈了阅读马尔克斯长篇小说《百年孤独》的感受，认为如果把《百年孤独》比作一幅意蕴深厚的油画，那么他迄今为止所有作品顶多只算是不大高明的连环画。
没有想到的是，当陈忠实回到西安写他构思已久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过程中，一个若有若无的长篇小说的混沌景象却不断地撞击着他的心，就此萌发了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
1985年的8月底到11月间，天气转凉，陈忠实动笔写《蓝袍先生》。在此之前，陈忠实的小说创作基本上是紧密关注并且紧跟当下的现实生活，有几篇小说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如《康家小院》《梆子老太》等，基本上都是作为一种故事背景简单提及，重在描写现实生活，而这一部中篇小说写的是一个有一定历史内涵的“历史人物”。蓝袍先生徐慎行的性格和命运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延伸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描写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展现人物命运的时候，特别是发掘这个特意把“耕读传家”的“耕读”二字调换成“读耕”——亦读亦耕的人家的时候，这个悬挂“读耕传家”匾额的门楼里幽深的宅院以及这个宅院所能折射出的隐秘的民族文化心理，那历史深处某些重要而神秘的春光乍泄，让陈忠实久久凝目沉思。仿佛一个急着赶路的人，眼光一直盯着前面和脚下，未曾歇脚，未曾回首来时的路；偶尔一回顾，倒让陈忠实暗暗大吃一惊。身后的风景居然还有那么多迷人之处，而且，身后的更远处，迷茫的历史烟云飘忽不定，脚下的路正从那里遥遥伸展而来。“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仿佛黑暗的夜空突然燃起了一束明亮的火花，陈忠实心里一亮，那“苍苍横翠微”之中有着创作的巨大宝藏。这里曾经是自己忽略的。但是，理不清来路，就不知道去路。由此引发了他对民族命运这一个大命题的思考。陈忠实决定用五六年的时间继续这一思考。
1987年8月，陈忠实到长安县查阅《长安县志》和有关党史、文史资料。有一天晚上，他与笔名叫李下叔的《长安报》编辑记者李东济在旅馆，一边喝酒吃桃一边闲聊。两人说得投机，陈忠实第一次向外人透露了他创作《白鹿原》的信息。说到后来，陈忠实谈起自己艰难而又屡屡受挫的创作历程，叹说自己已经是四十五岁的人了，说一声死还不是一死了之，最愧的是爱了一辈子文学写了十几年小说，死了还没有一块可以垫头的东西呢。关中民俗，亡者入殓，头下要有枕头，身旁还要装其他物什，这些东西，有时是由死者生前准备或安排妥当的。陈忠实说：“东济，你知道啥叫老哥一直丢心不下？就是那垫头的东西！但愿——但愿哇但愿，但愿我能给自己弄成个垫得住头的砖头或枕头哟！”（李下叔：《捡几片岁月的叶子——我所知道的〈白鹿原〉写作过程》，载《当代》，1998年第4期。）也就是说，弄不下个像样的能给自己交代的作品，陈忠实大有死不瞑目的恐惧。
李下叔用“豪狠”来概括陈忠实的气性，陈忠实觉得“豪狠”这个词很得劲，也很对他的心思。他写《白鹿原》，应该说使的就是这个“豪狠”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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