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寻根”与“挖祖坟”

    一个作家的创作，既有自己长期追寻的艺术目标，也受时代文艺思潮的影响而有所转向或调整。当代中国作家艺术探索上的一个显明特点，就是比较关注时代政治思潮和文艺思潮的发展方向，力求与时代保持一致而避免落伍。1980年代中期，当陈忠实觉得需要一个“枕头”而在创作上酝酿重大突破时，他觉得很有必要开阔自己的文化视野，同时寻求艺术参照的坐标，以避免盲目的摸索而误入歧途。他有方向地进行大量阅读。这个时期他的阅读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当时广被介绍的拉美文学以及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一个是国内的“寻根”文学创作以及有关的文艺思潮。阅读给他带来了思想和艺术上的重大启迪。在这种阅读过程中，文化的比较和文学的借鉴，使他逐渐明确了他要追寻的艺术目标。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陈忠实重点阅读的一部拉美文学作品。1984年3月，陈忠实参加中国作协在河北涿县召开的“全国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期间，看到《十月》杂志副主编、作家郑万隆在开会期间校对《十月》“长篇小说专刊”拟刊发的《百年孤独》文稿，就想先睹这部1982年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拉美作家作品。此时《百年孤独》还未正式出书。会后，郑万隆把刊有《百年孤独》的《十月》（这一辑的长篇小说专刊应该是《长篇小说·〈十月〉专刊》的总第三辑。但这一辑的封面刊名与前两辑不同，前两辑也就是总第一辑、总第二辑于1983年出版，封面是《长篇小说·〈十月〉专刊》，每辑标有“1”“2”这样的期数。总第三辑这一辑于1984年3月出版，封面刊名是《长篇小说》，没有了“《十月》专刊”字样，而是署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字样，也没有标明期数，只是在内文目录中注明为“长篇小说”“总第三辑”。据介绍，至少这一辑当时不是由邮局发行，而是由新华书店发行的。）寄给了陈忠实。这一辑《十月》“长篇小说专刊”于1984年3月出版，《百年孤独》由高长荣翻译，同期还刊发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由张永泰翻译、赵绍天校注的马尔克斯在瑞典文学院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拉丁美洲的孤独》，一篇是译者高长荣写的评介性文字《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百年孤独〉》。陈忠实读到这部《百年孤独》应该在1984年3月之后，他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最早读到这部作品并深为沉迷也受其影响的作家之一。《百年孤独》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由北京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高长荣翻译的《百年孤独》单行本于1984年9月出版。“寻根文学”的发起人之一韩少功后来回忆说：“我记得,在1984年杭州会议之前,我们已经从报纸上看到了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获诺贝尔奖的消息,看到了有些新闻中对他的评介。不过,当时他的作品还没有中译本,我想没有任何中国作家读过他的作品。在杭州会议上据我的记忆,谈论马尔克斯的并不多，更没有什么人提到美国小说《根》。参与者当时主要感兴趣的还是海明威啊,萨特啊。”（王尧：《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以“先锋”与“寻根”等文学话语的缠绕为线索》，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这个“杭州会议”是1984年12月开的，《百年孤独》已经出版，很多作家没有看见单行本倒是可能的，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载有《百年孤独》的《十月》在文学界应该有不少人看到。

    陈忠实一接触奥雷连诺那块神秘的“冰块”，就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感受，惊奇得不由自主地吟诵起来。在对马尔克斯的叙述形式、叙述节奏还未完全适应的时候，陈忠实已经十分专注地沉入一个陌生而神秘的生活世界和陌生而又迷人的语言世界。

    《百年孤独》的阅读对陈忠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那就是他把眼睛和兴趣从此前着迷的苏联文学上转移了。转益多师，与更多的大师和范围更广的经典对话和交流，使陈忠实的艺术视野更为开阔了。

    这一个时期，陈忠实非常关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和作品，尤其是介绍或阐释魔幻现实主义的资料。在《世界文学》1985年第4期上，他看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大师、古巴作家阿莱霍·卡朋铁尔的中篇小说《人间王国》，此作被认为是魔幻现实主义的首创之作。同期杂志还配发了林一安的评论《拉丁美洲“神奇的现实”的寻踪者》，这是一篇介绍拉美作家的创作特点特别是卡朋铁尔创作道路的文章，陈忠实读后才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对陈忠实富有启示意义的，是卡朋铁尔艺术探索的传奇性历程。卡朋铁尔创作之初，受到欧洲文坛各种流派尤其是超现实主义的极大影响。1928年，他远涉重洋来到超现实主义的“革命中心”法国，“但是八年漫长的岁月却仅仅吝啬地给予卡彭铁尔写出几篇不知所云的超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的‘灵感’”。卡朋铁尔在失望之余，意识到自己以及其他拉美青年作家若要有所作为，必须彻底改变创作方向，“拉丁美洲本土以及她那古朴敦厚而带有神秘色彩的民族文化才具有巨大的迷人魅力，才是创作的源泉”。卡彭铁尔深刻地进行了自我批评：“我认为，我为超现实主义效力是徒劳的，我不会给这个运动增添任何光彩。我于是产生了反叛情绪，感到了一种力图表现美洲大陆的热切愿望。”他回到古巴之后，立即遍访拉美各国。1943年，又深入海地这个拉美唯一的黑人国家，深为所迷，经过五年多的呕心沥血，写出了别开生面的《人间王国》。作品于1949年发表后，在拉美引起巨大反响，并在欧美文学界受到热烈欢迎，被小说史家称为“标志着拉丁美洲作家从此跨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并且，《人间王国》所用的“神奇的现实”创作手法还启发和影响了后来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卡朋铁尔对陈忠实启示最深的一点，是陈忠实对自己乡村生活的自信被击碎了。陈忠实感觉自己对于乡村生活知道得太狭窄了，只知当下，不知以往，遑论未来。他意识到，对于一个试图从农村生活方面描写中国人生活历程的作家来说，自己对这块土地的了解太浮泛了。

    从卡朋铁尔进入海地这一文学事件中，陈忠实体悟到必须把目光再从外国大师那里切换到自己民族的生存现实和文化土壤上，回归本源，才能“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关注本土，也能产生好作品和大作品，也能创作出令世人瞩目的不朽之作。而此时在国内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寻根文学”和文艺思潮中所阐发的“文化—心理结构”理论，同时对陈忠实产生了重大的思想影响。他把卡朋铁尔进入海地、“寻根文学”和“文化—心理结构”理论三者融会贯通，发现它们有共通的文学和文化指向，这就促成了陈忠实的一个行动，去西安周边的长安、咸宁（明清时与长安县并为陕西西安府治，民国并入长安县）、蓝田三个县查阅县志、地方党史及有关文史资料。不经意间获得的大量的民间轶事和传闻，使他关于一个新的长篇小说的胚胎渐渐生成，渐渐发育丰满起来，他感到真正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了。

    深处内陆的陕西，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沉积，再加上后来的延安红色文化传统，思想和文化上常常自成一体，较少受欧风美雨等“洋派”文化的影响。这一方地域的文化氛围和文学环境更为重视也更为强调历史和传统，因之，所谓的“现代派”“先锋派”文学在这里并不时兴。以陈忠实、路遥、贾平凹、邹志安等为代表的当时陕西中青年作家的中坚，出身乡村并长期在乡村生活，后来因为读书或从事文学而进入城市，但在文化和格调上并不能与城市文化融合，其人生阅历和文化背景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更多的是面向当下或面向历史。从陈忠实、路遥、贾平凹、邹志安这几位代表性作家的创作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他们的文学创作基本以农村为题材，创作方法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1984年3月的涿县“全国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上，大会安排有路遥发言，据陈忠实回忆，路遥还是强调现实主义创作自有其非凡的现实性和生命力。陈忠实回忆说，这次会议“讨论的话题已不局限在农村题材，很自然地涉及整个文学创作，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创作的现状和走向。其中现代派和先锋派的新颖创作理论，有如白鹭掠空，成为会上和会下热议的一个话题”,“在大会安排的发言中，我听到路遥以沉稳的声调阐述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结束语是以一个形象比喻表述的：‘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亚羊。’那个时候刚刚引进来澳大利亚优良羊种，正在中国牧区和广大乡村推广，路遥的家乡陕北地区素来习惯养羊，是陕西推广澳大利亚羊的重点地区。”路遥“沉稳的语调里显示着自信不疑的坚定，甚至可以感到有几分固执”。（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2、第43页。）路遥以“澳大利亚羊”这样的“洋羊”喻“现代派”“先锋派”，以“陕北山羊”指代他所崇尚并坚持实践的“现实主义”。路遥的发言说的是文学上的真理，也是常识，但在当时的中国，在一个长期强调追随潮流、不随潮流就被说成是落伍或者是落后的文化环境里，说这样一番话却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1986年春天，《当代》杂志年轻的编辑周昌义在西安拿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没有看完就退稿了，主要的原因就是认为该作读起来感觉“慢”“罗嗦”，“故事一点悬念也没有，一点意外也没有”。而那个时期，“伤痕文学过去了，正流行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正流行现代主义”，他认为这种现实主义的老套路不时兴了，没有市场，“当时的中国人，饥饿了多少年，眼睛都是绿的。读小说，都是如饥似渴，不仅要读情感，还要读新思想、新观念、新形式、新手法。那时候的文学，肩负着思想启蒙，文化复兴的任务，不满足读者标新立异的渴求，就一无是处”。（参见周昌义：《从文坛是个屁开始、当年毁路遥》，载《西湖》，2008年第1期。）所以，涿县会议上，听了路遥讲话的陈忠实接着说，“我更钦佩他的勇气，敢于在现代派先锋派的热门话语氛围里亮出自己的旗帜，不信全世界只适宜养一种羊”。而这里的关键是，陈忠实自己也坚信现实主义，“我对他的发言中的这句比喻记忆不忘，更在于暗合着我的写作实际，我也是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坚定的遵循者，确信现实主义还有新的发展天地，本地羊也应该获得生存发展的一方草地”。（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还有一点也很关键，在1985年前后，陈忠实在坚持现实主义文学信念的同时，也意识到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需要有所变化。所以，他接着这样说，“然而，就现实主义写作本身，尽管我没有任何改易他投的想法，却已开始现实主义写作各种途径的试探，这从近两年的中短篇小说尤其是中篇小说的写作上可以看出变数”，“涿县会议使我更明确了此前尚不完全透彻的试探，我仍然喜欢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必须丰富和更新，寻找到包容量更大也更鲜活的现实主义”。（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路遥的创作坚持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他的眼光，已经从乡村转向了城市交叉地带。邹志安的创作，后来也开始进行“爱情心理探索”。贾平凹的创作，在那一个时期，则与“寻根文学”遥相呼应。陈忠实这个时期的创作和艺术思维，除了在方法上注重借鉴魔幻现实主义，他关注生活和人的焦点，也由当下的现实转向历史的来路，转向了那个曾被他忽略了很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转向了清末以来的民国时期和国共纷争的历史烟云。对陈忠实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式的转变。在这里，陈忠实的创作与“寻根文学”有了某种牵连。

    “寻根文学”出现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1985年前后的中国文学，是一个转折点。此前，自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形势总体上是以伤痕、反思、改革这样的潮流一浪一浪地向前推进着，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但都行驶在一条文学的河道上。而到了1985年，出现了拐点，出现了分流，出现了各自不同的追求，所谓“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其中重要的是两个思潮，一个是“先锋”，一个是“寻根”。一个向前求索，一个向后探寻。一个前瞻，一个后顾，正像一个人在路上，开始只是闷着头急急地赶路，到了岔路口，去向未明，需要前瞻后顾一番，很合情合理。

    “寻根文学”在新时期文学经历了关注当下现实生活的伤痕、反思、改革这些文学潮流之后，在对从西方不断移植文学观念和方法的“现代派”进行仔细打量之后，一方面力求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一方面把焦点对准本土，但是这种聚焦，目光更远。它从文化的角度，力图重新梳理和思考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脉”。举凡远古时代的风土人情，富有地域特色的民间文化，都成为寻根文学关注的对象。长期以来，宏大的主流意识文化浪潮滚滚，“寻根文学”冀望通过那些被边缘化或被遮蔽的远古文化和民间文化的探寻，捕捉历史积淀下来的传统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1985年4月，韩少功在《作家》杂志第4期上发表了《文学的根》，他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他还深入分析说，“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地属于不规范之列。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宗，更多地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它们有时可以被纳入规范，被经典加以肯定。……反过来，有些规范的文化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从经典上消逝而流入乡野，默默潜藏，默默演化。……韩少功同时也指出，这样的文学寻根“丝毫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不是反对文化的对外开放，相反，只有找到异己的参照系，吸收和消化异己的因素，才能认清和充实自己”。这种文化寻根主张得到李陀、郑万隆、阿城等作家的赞同。他们的文章，都提出了文学与文化的重要关系，要求文学把目光从浪花荡漾的社会层面透视到水面之下潜流滚滚的文化层面，进而发掘我们民族文化的根。

    与理论和观念相呼应，这一时期，寻根派作家写出了一大批作品。这些作品或写边民的原始气息，或写山野的古风民俗，或者写道家文化滋养下的人格精神，令人耳目一新，也形成了较大的影响。

    陈忠实最初对寻根文学是极为关注的，并且有一段时间进行跟踪和研究。可是，他很快发现，“寻根文学”的方向有问题，它后来越“寻”越远，离开了现实生活。陈忠实认为，民族文化之根应该寻找，但不在深山老林和荒蛮野人那里，而应该在现实生活中人群最稠密的地方。

    1986年，陈忠实一方面到蓝田县、长安县查阅当地的县志、中共党史和其他文史资料，一方面与村子里的祖父辈的老人拉话，希望能从老人口中完成他对自己所在村子以及白鹿原和关中的进一步了解。他或者上门到别人家里，或者请人到自己家里，让老人们随便谈。白嘉轩这个形象就是在与他们陈姓门中一个老人交谈中得以启示形成雏形的。在断断续续的两年时间里，在这种与老人的交谈和史志的阅读中，陈忠实感觉自己的思维和情感逐渐进入了近百年前的属于他的村子，他的白鹿原和他的关中。他很清醒，他不是在研究村庄史和地域史，他是要尽可能准确地把握那个时代的人的脉象，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他要通过历史人物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来透视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道德的多重形态。还有一点，他尤为看重，那就是当时代发生重大变故的时候，面对新的观念和新的价值观的冲击，具有不同文化心理结构的人会发生怎样的裂变。他相信，不同人物不同的裂变过程及其心灵轨迹，既显示着不同人物的个性，也清晰地传递着历史演变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它揭示着一个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秘密。既重视文化，重视脚下土地的文化，正在发生和曾经发生的文化，主流文化，主体文化，又重视诸种文化如何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和时代巨浪的冲击之下积淀为人的心理结构，积淀为不同人的不同心理结构。观其象，有表有里；察其变，有静有动。正是在这一点上，陈忠实的文学观察与思考，同一般意义上的“寻根文学”拉开了距离，而有了自己的特点和深度。

    西安是古都，历史上曾有大小十三个王朝在这里建都。西安周围的八百里秦川大地称为关中。这里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1990年1月6日，陈忠实在为他的家乡编的一本《灞桥区民间文学集成》作序时，把他对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人的认识和理解简明扼要地写了出来。灞桥地区旧属咸宁县，他说：“作为京畿第一邑的咸宁，随着一个个封建王朝的兴盛走向自己的历史峰巅，自然也不可避免随着一个个王朝的垮台而跌进衰败的谷底；一次又一次王朝更迭，一次又一次老帝驾崩新帝登基，这块京畿之地有幸反复沐浴真龙天子们的徽光，也难免承受王朝末日的悲凉。难以数计的封建王朝的封建帝君们无论谁个贤明谁个残暴，却无一不是期图江山永铸万寿无疆，无一不是首当在他们宫墙周围造就一代又一代忠勇礼仪之民，所谓京门脸面。封建文化封建文明与皇族贵妃们的胭脂水洗脸水一起排泄到宫墙外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结构。在严过刑法繁似鬃毛的乡约族规家法的桎梏之下，岂容哪个敢于肆无忌惮地呼哥唤妹倾吐爱死爱活的情爱呢？即使有某个情种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唱出一首赤裸裸的恋歌，不得流传便会被掐死；何况禁锢了的心灵，怕是极难产生那种如远山僻壤的赤裸裸的情歌的。”（陈忠实：《我说关中人——〈灞桥区民间文学集成〉序》，见《陈忠实文集》第五卷，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350页。）陈忠实在这里，论述的是关中这块土地的文化及其产生的历史渊源，他重点提及的与封建王朝统治者统治需要密切相关的乡约、族规、家法和民俗，显然是他“文化寻根”的一个重要发现。

    作此序时陈忠实正在写作《白鹿原》。他把他对关中人、关中土地和关中文化的理解和体验，都融入他的白嘉轩、鹿三、朱先生、鹿子霖、田小娥、黑娃以及白孝文诸人物身上了。

    1987年8月，在陈忠实与李下叔的啖桃夜话中，李下叔把陈忠实所说的关于“民族的某种根基的挖掘与构建”称为“挖祖坟”，陈忠实对这个说法“非常欣赏”（参见李下叔：《捡几片岁月的叶子》，载《当代》，1998年第4期。）。“挖祖坟”一说虽然不雅，却也形象传神。“挖祖坟”其实就是“寻根”。

    二、“作家”与“书记”之间

    1991年春天，陈忠实参加一个作家朋友的聚餐，范围很小。席间，有朋友对陈忠实说，上级领导要把他调到省文联，去做党组书记。陈忠实听了，根本不相信这个话。他近年虽然一直住在乡下，但对省上文艺界的情况很清楚，上级领导已经着手省文联和省作协的换届工作，而换届工作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新一届省文联和省作协领导的人事安排。人事安排总是牵动着许多人的神经，自然成为各方面人士关注的焦点，也是文艺圈子里人们议论的热点话题。

    作协陕西分会的前身是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成立于1954年11月。当时，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中国作家协会在全国设立六个分会，西安分会即为其一，为西北大区分会，会员分布陕、甘、宁、青、新五省（区）。以后各省陆续成立作协分会，西安分会就仅仅管理陕西会员，事实上成为陕西分会。1983年9月，正式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1985年4月21日到24日，作协陕西分会三届二次理事会（扩大）在咸阳召开。会议增补十六位会员为理事，选举路遥、贾平凹（西安市作协副主席兼任）、陈忠实、杨韦昕为副主席。从1954年到1983年，近三十年间，陕西的作家协会机构只开了三次换届会。1983年到1991年，时隔八年，一些老作家或谢世或进入离退休年龄，一些年轻的作家已经成长起来。

    风云际会，文艺界的人本来就思想敏锐，对时局和政治较为敏感，值此时刻，很多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种种形势进行推断和猜测，难免有多种小道消息流播坊间。陈忠实认为，关于换届人事安排的小道消息应该多为人们的猜测，其可信度很值得怀疑。而关于要调他到省文联当党组书记一事，在他看来，连百分之一的可信性都没有。所以，朋友说了也就说了，他并没有放在心里，聚餐完毕，他回到原下，继续写他的《白鹿原》。不久，也就忘记这个小道消息了。

    小道消息有时候是无稽之谈，但相当多的时候却是空穴来风，并非没有来由。当时作协陕西分会的情势是，作家和评论家中的胡采、王汶石、王丕祥等老领导都年龄大了，到了离退休的时候。如作协陕西分会第三届主席胡采生于1913年，到这一年即1991年已经七十八岁了；第三届副主席王汶石生于1921年，这一年已经七十岁；第三届副主席王丕祥生于1926年，这一年是六十五岁。而在文革前几年特别是新时期跃上文坛的一代中青年作家已经成长壮大起来，如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既是作协陕西分会第三届副主席，他们的创作也代表着新时期陕西文学的面貌、精神和成就。作为一省的作家协会，其头面人物是需要精心安排的。路遥携《人生》《平凡的世界》之风，在当时呼声相当高，上级有意安排他任作协陕西分会主席。陈忠实的创作特别是影响，与路遥伯仲之间，上级考虑也当有一合适位置安排才妥。于是，就有了让陈忠实到省文联当党组书记的安排意见。作协主席和文联书记，都是正厅级级别，没有上下之分，看起来很是妥当。

    一月之后，陈忠实到作协陕西分会开会，又从正式渠道获知上级组织确实要安排他去省文联做党组书记，这一次是真的了。陈忠实当即毫不含糊地表明态度：自己不适宜去省文联做党组书记。陈忠实意志坚定，他这样做，既不是故作谦虚，也不是考虑到自己做好这个角色的能力如何，而是早已打定主意，明确自己后半生要以写作为主业。在“作家”与“书记”之间，陈忠实没有“一心处两端”的矛盾和犹豫，他只有一种价值选择，那就是既爱文学就当“作家”。所以，他不想别攀高枝，从而闹得分散心神和精力，更不愿意因此而意外地卷入什么人事纠葛之中，弄得脱不开身。

    小道消息可以不必在意，现在是信息确凿无误了，陈忠实一下子陷入了焦虑之中，甚至有些慌乱和惶恐。此种焦虑和惶恐的心情，不是因为心思游移，在做还是不做这个问题上心存矛盾，一时委决不下，而是觉得问题棘手。做还是不做，并不完全由着自己。自己是党员干部，而做省文联书记是上级党组织的人事安排方案，从组织纪律上说，个人得服从组织决定，此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陈忠实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妥帖地说服上级改变意见。

    陈忠实在从作协回到原下小院的路上，主意已经想好：给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巨才写信，申述自己不愿调离作家协会去文联任职的理由。

    回到蒋村，写了信，他骑上自行车，跑了八里路到邮局把信发走。

    信虽然发出了，陈忠实的心却悬了起来：事情到此只是开始，并未了结，自己所申述的理由王部长会不会认可？万一不认可，下一纸任命调令怎么办？他的心为此熬煎着，心力分散，一时心神集中不到正在写的《白鹿原》上。

    接下来，陈忠实几乎天天都在等待宣传部的回应，然而却杳无消息。既无回信，也没有人找他谈话。眼看着又过了一个月，他越来越紧张，便决定再写一封信申述。这封信，除了对前信申述的理由再作概括性重复之外，着重申明两点：第一，自己不愿意调离作协。组织部门如果径下任命书硬调，自己不遵从，不仅自己被动，于领导也不大好。他干脆把话说透，如果不开除党籍，他是不会调离作家协会的。第二，直言不讳地表明，如果作家协会人事不好安排，他甘愿放弃现任的副主席职位，只要能保留专业创作这个职业就心满意足了。他猜想，作协和文联换届的焦点是人事安排，如今的问题是，需要安排的人多而职位有限，僧多粥少，自己表明态度，不让领导为难，便于取舍。这封信他在前边署了两位领导的名字，一位还是宣传部王巨才部长，另一位是分管文艺的副部长邰尚贤。信发出以后，眼看着春去夏来，已经到了伏天，时间接近两个月，仍然没有任何反应。不过，却也没有调他去文联的任命书下达。

    连续发出两封致上级领导的辞谢书，干脆利落地表明：自己的最低底线是保留党籍，最高期望是能保留专业创作这个职位，正厅级的书记职位一再辞谢，就是现在的副主席身份也甘愿放弃，只求留在作协，当一个作家足矣。一般而言，陈忠实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作家，平时倒是沉稳内敛，除了公事，日常与上级领导的走动也不多甚至没有。这一次有些不同寻常，数月之内，居然迫不及待地连上两封辞谢书，这一方面显出了陈忠实个性中倔强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显出了他豁出来背水一战的决心。宁当一个普通作家，不做正厅级的书记，这个想法和做法不仅在文坛是反常的，就是在当代社会中也显得有些异乎寻常，乍一看可能令人有些费解。此事笔者有三解：第一，陈忠实志在创作，做官的“野心”不大。2006年10月的某一天，笔者与陈忠实闲聊，陈忠实说他自小就爱文学，后来也曾当过农村基层干部，经历过人生的挫折，就决心以文学为终生追求。他当年最大的愿望或者说人生理想，就是能当一个专业作家，专业作家的好处是生活有所保障，又能安心创作。此后，居然当了省作协副主席又当主席，最后还当了中国作协副主席，实在都是理想之外的意外收获，都是“多赚”的。第二，性格中有怕陷入矛盾、怕惹上麻烦的一面，内心深处图清净，希望安心写作。作协相对来说能清净一些，再者，他在这里已经生活、工作多年，已经习惯了这里。第三，1991年，正是他为自己的“枕头工程”《白鹿原》的写作进行最后攻坚的一年，他不想因任何事干扰他的这个至关重要的工程。

    事情的解决倒也顺利，显得简洁明快。这一年的伏天，在西安市南郊的丈八沟宾馆，陈忠实作为省委候补委员参加一次省委会。这天散会之后走出门来，听见有人在后边叫他，回头一看，是王巨才部长。两人站在一株大松树的荫凉下说话。王巨才说：“忠实，你的信我看了。省文联你还是去吧，省作协安排了另外的同志。”陈忠实说：“我留省作协，仅仅只是为了专心写作，绝不是要当领导。”王巨才说：“这已经是定了的事。你要服从组织决定。”陈忠实想了想，问：“我要不去会不会开除党籍，不让写作？”王巨才沉思了一下说：“那当然不会。”陈忠实说：“那就这样，我不去文联，也不在作协担任任何职务！决不和别人闹意见！”王巨才看他如此坚决，说：“你的第一封信看了以后，还以为你是怕去省文联耽误写作，便决定派一个能力很强的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你只参与大事的决策就行了，可以不坐班。第二封信看过以后，也让邰尚贤副部长看了，我们两人都很感动。有些人托门子找关系想挂一官半职，给你个正厅级你却不要啊。”王巨才真诚地说：“那你就原样不动，倒是觉得亏了你啊。”听罢这番话，陈忠实一颗悬着的心一下子落到了实处，也被领导的实心体贴感动了，他默默地握着部长的手，表示感激。

    从丈八沟回到原下小院，陈忠实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踏实和放松，同时也分明意识到了另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那就是，他把自己逼到了别无选择的境地，成了只能在一棵树上摘桃子的猴子了。一条路断了，另一条路敞开着，但得自己去走，走得通走不通，走得远走不远，全靠自己了。他似乎体味到了背水一战、孤注一掷的况味。

    再次摊开稿纸进入白鹿原的世界的时候，他感觉更沉静也更专注了。

    三、在踏勘、访谈和读史中获得灵感

    1986年至1987年，陈忠实去蓝田县、长安县查阅县志，还读了咸宁县志，查阅地方党史及有关文史资料。选择长安、咸宁和蓝田这三个县了解其历史，陈忠实有一个基本考虑，那就是这三个县紧紧包围着西安。西安是古都，曾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他认为，不同时代的文化首先辐射到的，必然是距离它最近的土地，那么这块土地上必然积淀着异常深厚的传统文化。查访过程中，不经意间还获得了大量的民间轶事和传闻。就是在这种踏勘、访谈和读史的过程中，陈忠实新的长篇小说的胚胎渐渐生成，并渐渐发育丰满起来，而地理上的白鹿原也进入他的艺术构思之中，并成为未来作品中人物活动中心。一些极有意义的人物，也从史志里或传说中跳了出来，作为文学形象渐渐地在陈忠实的脑海中活跃起来。

    史志里的一些材料让陈忠实震撼。1927年农民运动席卷中国一些省份，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湖南农民运动闹得很凶，陕西关中的农民运动其实也很厉害，仅蓝田一个县就有八百多个村子建立了农会组织。陈忠实看到这个历史资料后很感慨：“陕西要是有个毛泽东写个《陕西农民运动调查报告》，那么造成整个农民运动影响的可能就不是湖南而是关中了。”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令陈忠实思考，陕西关中是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封建文明发展最早的地区，也是近代以来经济形态相对落后、历史文化沉积最深最重的地方，人很守旧，新思想很难传播，怎么会爆发如此普遍的以革命为名义的农民运动呢？

    在陈忠实构想的未来的长篇小说中，最早冒出来的一个人物，就是后来小说中的朱先生，一个儒者甚至是大儒。这样的人物是“耕读传家”的乡土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导师，但是限于生活经验，他对写这个人物只有一些抽象的概念化的想象，缺乏活生生的性格和细节性的生活把握。正是在史志的翻阅中，他心中的朱先生渐渐地立了起来，活了起来。朱先生的原型是主编《蓝田县志》的牛兆濂，清末举人，人称牛才子。现实中的牛家与陈家一北一南隔灞河相望，距离很近，陈忠实还没有上学的时候，晚上和父亲一起剥玉米，父亲就给他讲过很多牛先生的故事。牛才子是当时乡里出名的“神童”，传说很多。关于这个人物，陈忠实回忆说，在一个文盲充斥的乡村社会，对一个富有文化知识的人的理解，就是全部归为神秘的卜筮问卦方面的传说。他听父亲讲，谁家丢了牛，找牛才子一问，牛才子一掐算，然后按其所说去找，牛就找着了。陈忠实很想把牛才子这样的儒者写到作品中去，但感觉最没有把握。牛兆濂主编的县志客观纪事，不加评价，只有几处写了类似编者按的批注表达了观点。陈忠实就是从那几处批注中，感觉和把握到了老先生的某些心脉和气质，感觉写这个老先生有把握了。这是他查阅县志另外的一大收获。

    读牛兆濂主编的二十多卷的《蓝田县志》，陈忠实发现有四五卷记载的是该县有文字记载以来贞妇烈女的事迹和名字。这些事迹没有女人的名字，只是以夫姓和自家的姓合起来称呼，如刘王氏。事迹也无非这样一类：刘王氏十五岁出嫁，十六岁生孩子，十七岁丧夫，然后抚养孩子，伺候公婆，终老没有改嫁，死时乡人给挂了个贞节牌匾。有几卷没有记载任何事迹，只是把贞妇烈女们的名字一个个编了进去。陈忠实心中既悲哀也震撼：这些鲜活的生命活得是多么委屈啊！由此萌生了要写田小娥这么一个人物的创作冲动。这个人物不是接受了现代思潮的影响，也不是受到了某种主义的启迪，只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女人，她要按人的生存需要、人的生命本质去追求她所应该获得的。陈忠实说，他小时候目睹过一件事，一个年轻女性，因对婚姻不满意逃婚，被抓回来后，捆在一棵树上，全村的男人都用刺刷抽打她。他写小娥被刺刷抽打的情节，就是由此来的。他还发现，因为这个逃婚的女人，村子里所有的矛盾暂时都化解了，人们团结一致惩罚这个女人。这种行为让人深思。在封建婚姻观念长期教育下，人们的是非认定居然空前一致，这种观念，这种态度，反映了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某些深层的东西。他写田小娥，主要写她生的痛苦，活的痛苦和死的痛苦。

    族长白嘉轩这个形象的灵感触发，来自陈忠实曾祖父的某些影子。陈忠实听人说，他做过私塾先生的曾祖父，个子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从村子里走过去，那些在街巷里在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家，或就近躲进邻家的院门里头去了。腰杆直，为人严肃，这些形和神的特点后来都在白嘉轩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田小娥与白嘉轩，反映了人性的两极：感性与理性，人欲与天理。

    白鹿原实有其地。它位于西安市东南。原之东南依终南山余脉篑山，原与山隔沟相望；西和南临浐河；东和北依灞河；三面环水，居高临下，西望长安。地质学认为，此原为亿万年形成的风成黄土台原。远古时期，这里就是人类居住繁衍生息之地。白鹿原因有白鹿出现而名。《关中胜迹图志》上关于白鹿原有这样一段记述：“在咸宁县东，接蓝田县界。《长安志》：‘自蓝田县界至浐水川尽，东西一十五里。南接终南，北至霸川尽，南北四十里。’《三秦记》：‘周平王东迁，有白鹿游于此原，以是得名。’《雍录》：‘南山之麓，霸水行于原上，至于霸陵，皆此原也，亦谓之霸上。’‘霸’一作‘灞’。”（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张沛校点，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北宋年间，大将狄青曾在原上驻军，后世亦称之为“狄寨原”。陈忠实老家祖居就依白鹿原北坡而建，陈忠实自小就在原上拾柴割草，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

    1987年，陈忠实完成了长篇小说的构思和结构，计划三年完成。他考虑写两稿，第一稿草稿，拉出一个大架子，写出主要情节走向和人物设置；第二稿正式稿，细致写，精心塑造人物和结构情节，语言上仔细推敲，争取一次完成，几十万字不想写了再修改再抄第二遍。

    四、保全真实感受的固执

    1988年4月1日，农历戊辰年二月十五日，陈忠实在草稿本上写下了《白鹿原》的第一行字。漫长的《白鹿原》创作开始了。当他在《白鹿原》的草稿本上写下第一行字时，“整个心理感觉已经进入我的父辈爷爷辈老爷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原的沉重的历史烟云之中了”。

    草稿陈忠实写得很从容，坐在沙发上，把一个大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很舒服地写，一点儿也不急。7月和8月，因故中断写作两个月。9月再动笔，到次年即1989年的1月，草稿完成，约四十万字，实际用了八个月时间。

    1989年4月开始写第二稿即正式稿，这一稿打算用两年完成。他写得很认真，心里也很踏实，因为有草稿在。开始写得还算顺利，写完第十一章，陈忠实遇到了一个坎，不知为什么，第十二章写不下去了。陈忠实说，是“遇到了结构安排上的一个障碍”。此时，已经到了1989年的夏天，天气热了。

    1989年8月，酷热难耐。陈忠实在西蒋村老屋闷头写作的时候，同乡的青年作家峻里（本名李君利）来看他，说自己老家的窑洞里夏天特别凉快，你热得不行了就去那里写，而且那里地处偏僻，更为清静。陈忠实感觉此时暑热的程度还能忍受，起码前半天可以摊开稿纸，便说，眼下还能过去，实在热得熬不住了再看。他是担心换一个陌生环境，如果一时难以适应，进入不了写作状态反而不好。不料几天之后，持续干旱造成的酷热已不分早晚，屋子里像个大烤炉。他往常发明的在桌子底下放一盆凉水，然后把脚泡在水里降温的办法，现在也不管用了，身上大汗淋漓，汗水顺着胳膊流到了稿纸上，把写好的字都洇湿得漫涣不清。晚上睡在大门外的露天场地上，仍然汗流不止，难以入睡。《白鹿原》的写作，正在激情状态，难以中断，写到了第十二章，偏遇结构安排不顺，陈忠实心烦气躁，坐卧不宁。他想到峻里家的窑洞，即刻夹着提包渡过灞河，乘远郊公共汽车到一个路口下来，又开始爬坡，一路询问，找到峻里位于骊山南麓当地人称北岭上的村子，浑身衣服早已被汗水湿透。因为没有电话，事先也没有打招呼，他推开那扇土打围墙上的木门喊了一声“峻里”，峻里从窑里出来看见了他，大呼大叫着把他领进一孔窑洞。刹那间，一股清凉之气袭来，陈忠实当时的感觉是，“有一种天堂般的享受”。

    峻里家的农家小院位于一道高高的黄土崖下，依崖凿成两孔大窑洞，峻里一家三口住在西边窑里，东边那孔窑洞长期空着，陈忠实就住在这孔窑里。窑洞里果然凉快，但头天晚上，老鼠极多。陈忠实晚上睡下了，老鼠竟然跑到了脸上。第二天，峻里捉来了一只幼猫，居然吓得再没有了老鼠。与世隔绝的环境，凉爽如“天堂般”的土窑洞，陈忠实很快便进入了《白鹿原》的情境之中，大约一周时间，他便完成了《白鹿原》第十二章的创作。

    闲来也与峻里闲逛。有天晚上，听说有一场中国国家队参与的重要的足球比赛，他和峻里跑了很远的路，到峻里山中的一个亲戚家看球赛。山中电视信号不好，他们居然于朦朦胧胧中看完了一场比赛，心满意足，夜半歌啸而回。

    陈忠实正沉浸在写作的快意里时，有一天收到了当地公社通讯员送来的一纸电话记录，是作家协会通知他到单位开会。当晚，他回到原下溽热难熬的家中，第二天起大早赶远郊公共汽车到作协开会。从这天起，一直持续到年终，他竟没有时间再上北岭从那孔窑洞拿回他的手稿，后来还是由峻里给他送了回来。

    关于《白鹿原》最初的创作计划，陈忠实在1990年10月24日致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副主编何启治的信中，是这样说的：“此书稿87年酝酿，88年拉出初稿，89年计划修改完成”，“全书约四十五六万字”。看来原计划是，一年初稿，一年修改完成，明确是1989年就“修改完成”。实际写作情况是，初稿或按陈忠实的说法叫“草稿”，是1988年4月初动笔，同年的7月和8月因故中断了两个月，9月再动笔，到次年即1989年的1月写完，实际用了八个月时间。这个初稿陈忠实称之为“一个草拟的框架式的草稿，约四十万字”。二稿（陈忠实称为“复稿”或“修改完成”稿）于1989年4月开始，到了8月，第十二章写完。现在，在当前严峻的形势下，创作是必须搁下了。

    《白鹿原》原计划用两年左右时间写完，实际用了四年。时间耽搁，陈忠实开始还有些着急。后来想，早半年晚半年或者早一年晚一年写完，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如此一来，有了对一些问题再审视的从容，反而有利于把已经体验和意识到的东西更充分地展现出来，不留遗憾。心态从容了，也不着急了，他说他“死心塌地”地进入了后边少半部的写作。

    陈忠实是专业作家，但是专业作家也得服从现实生活的安排。

    如果把《白鹿原》归入特定的年代，那它无论怎么看，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虽然此作复稿是于1992年1月写完，但这部作品的起根发苗或称孕育是八十年代，开始写作的时间也是八十年代，《白鹿原》的思想、人物、故事以及艺术上的种种追求都在八十年代已然形成，陈忠实本来要在1989年就完成全书创作计划，只是因为八十年代的最后时段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事变，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耽搁了写作的进度。这里特别强调《白鹿原》是八十年代的作品，是因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与九十年代以及以后的中国，很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概括地说，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理想精神与创新激情的时代，这种理想精神与创新激情像火山喷发一样，其冲天的烈焰照亮了自1949年以来的历史天空，或者说是自1949年以来郁积已久的种种理想精神与创新激情的一次总喷发。而1989年是一个转折点，此后，这种理想精神与创新激情渐渐冷却，差不多就是《白鹿原》完成以后不久，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实用主义时代。

    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之交，社会思潮是理想主义激情渐渐冷却，实用主义态度兴起并转而代之，这是一个剧烈而复杂的动荡期。陈忠实此刻正在完成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枕头工程”，他的心态是复杂的，却也是坚定的。

    陈忠实此刻的内心必定也是剧烈动荡而复杂的，他不能不面对当时剧烈变化而复杂难辨的社会现实。

    在这个时段，他给一些信得过的好友写过很少的几封信，在谈其他事情的同时，偶尔也透露出他当时对一些问题特别是他写作《白鹿原》的一些想法和所持的态度。

    1989年10月2日，陈忠实写信给峻里。信中说：“我已经感觉到了许多东西，但仍想按原先的构想继续长篇的宗旨，不做任何改易，弄出来再说，我已活到这年龄了，翻来覆去经历了许多过程，现在就有保全自己一点真实感受的固执了。我现在又记起了前几年在文艺生活出现纷繁现象时说的话：生活不仅可以提供作家创作的素材，生活也纠正作家的某些偏见。那时是有感而发，今天回味更觉是另一种感觉”。

    这些话，也足以证明《白鹿原》是八十年代的作品。《白鹿原》不仅思想、人物和故事，而且全部的精神与气质，都是八十年代的。《白鹿原》是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精神和气质最后的闪耀和谢幕。

    五、倾其生活、艺术和勇气的全部而为之

    用笔写长篇小说，是一种既耗神又费力的劳动。陈忠实的解乏提神之法，是喝酽茶，抿西凤酒，抽巴山雪茄；散心放松之法，是听秦腔。这差不多也是陈忠实业余所有的爱好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陈忠实当了陕西作协的副主席以后，经济状况初得改善，便给乡下买了一个电视机，不想因为接收信号不好，收不到任何节目，有声无像。后来不甘心把电视机当收音机用，又破费买了放像机，买回一厚摞秦腔名家演出的录像带，自己欣赏，村子里的老少乡党来了，也让他们欣赏。电视机那时在农村还是个稀罕物儿，他常常要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才能满足越拥越多的乡党。后来，他又买了录音机和秦腔名角经典唱段的磁带，听起来不仅方便，而且经典唱段可以反复听。

    写作《白鹿原》的四年间，累了，陈忠实便端着茶杯坐到小院里，打开录音机听上一段两段，他感觉“从头到脚、从外到内都是一种无以言说的舒悦”。隔墙有耳，久而久之，连他家东隔壁小卖部的掌柜老太婆都听上了戏瘾，有一天该放录音机的时候，他也许是一时写得兴起忘了时间，老太太就隔墙大呼小叫陈忠实的名字，问他：“今日咋还不放戏？”陈忠实便收住笔，赶紧打开录音机。老太太哈哈笑着说，她的耳朵每天到这个时候就痒痒，非听戏不行了。

    陈忠实四年间听着秦腔写《白鹿原》，秦腔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似乎不可低估。《白鹿原》与秦腔，特别是与秦腔经典戏曲中人物语言的关系，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

    1990年10月24日，陈忠实在致何启治的信中谈到《白鹿原》的创作，说：“这个作品我是倾其生活储备的全部以及艺术的全部能力而为之的”。这里谈到两个“全部”，一是“全部”的“生活储备”，二是“全部”的“艺术”“能力”。其实，还应该再加一个，那就是“全部的艺术勇气”。没有“全部的艺术勇气”，是不能把《白鹿原》最初的艺术理想坚持到底的。

    在这封致何启治的信中，陈忠实透露了《白鹿原》的创作进度及遇到的问题：“原计划国庆完稿，未想到党员登记的事，整整开了两个多月的会，加之女儿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干扰，弄得我心神不宁”，“我了过此番心事，坐下来就接着修改工作，争取农历春节前修改完毕最后一部分”，“全书约四十五六万字，现剩下不到三分之一，我争取今冬拼一下”。他特别强调，他需要宁静的心态，“也不要催，我承受不了催迫，需要平和的心绪做此事。盼常通信息，并予以指导，我毕竟是第一次搞长篇”。

    陈忠实在这里给何启治说，“全书”“现剩下不到三分之一”，他争取在这一年即1990年年底前后（农历春节前）完成第二稿即修改完成稿，实际上因诸事耽搁，这一年并没有完成计划。全书完成，已经到了1992年的年初，临近农历辛未年的春节了。

    《白鹿原》的写作进度后来有些慢，也是陈忠实有意为之。2012年3月28日晚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一些陈忠实研究者签订图书出版合同，陈忠实在座，他讲在《白鹿原》写作过程中，他已经感觉“自己写的这个东西是个啥东西”，在当时政治氛围里，他认为根本不可能出版，所以改写第二稿时，就是慢悠悠的。

    1991年，陕西省文联和陕西省作协换届的消息不断传来，作为陕西作协现任的党组成员和副主席，陈忠实何去何从并不由他自己，但他不得不面对并处置相关问题。1991年8月30日，陈忠实在致信至交好友、陕西乡党、评论家白烨的信中提道：“陕西文联和作协的换届又推至十月末十一月初，人选在不断捋码中，一阵一种方案的传闻，变化甚大。无论如何，我还是以不变应多变，不求官位，相对地就显得心安了”。“不求官位”，而且他后来还拒绝了到省文联当正厅级书记的上级安排，一心当一个作家，一心写作，“心安”一语正是他当时写作的心态和要追求的心境。提到正在写作中的《白鹿原》，陈忠实说，“长篇这段时间又搁下了，因孩子上学诸事，九月即可投入工作，只剩下不足十万字了，能出不能出暂且不管，按原构思弄完，了结一件心事，也可以干些别的”。这里所说的“能出不能出暂且不管，按原构思弄完，了结一件心事，也可以干些别的”这话，再一次证明陈忠实不仅仍然是“按原先的构想继续长篇的宗旨，不做任何改易”，而且此时完全是一条道走到黑的心态，纯粹是沉入到自己的艺术世界中，不了结这一件“心事”，心何以安？怎么可以再干别的？

    1991年9月19日，陈忠实致信白烨，对白烨为他中篇小说集《夭折》写的序表示满意和感谢。信中说到，“您对我的创作的总体把握和感觉也切中实际，尤其是您所感到的新变”。“鉴于此，我更坚定信心写长篇了，且不管结局如何；依您对《兰袍》以及《地窖》的评说，我有一种预感，我正在吭哧的长篇可能会使您有话说的，因为在我看来，正在吭哧的长篇对生活的揭示对人的关注以及对生活历史的体察，远非《兰袍》等作品所能比拟，可以说是我对历史、现实、人的一个总的理解，自以为比《兰袍》要深刻也要冷峻一些了……”关于创作，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经验。陈忠实关于创作特别是关于长篇小说的创作，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蒸馍理论”，意思是说：创作像蒸馍一样，蒸馍是揉好面，做成蒸馍，放到锅里蒸，未蒸熟前不能揭锅盖，一揭锅盖就跑了气，馍就蒸不好或成夹生的了；创作也是这样，心中构思酝酿了一部作品，不要给人说，要憋住气写，这样写出的作品情绪饱满，中途一给人说就跑了气，三说两不说，气泄完，写起来不仅没劲，可能最后也不想再写了。1990年10月24日，陈忠实在致何启治的信中谈的一些话，可以作为“蒸馍理论”的注解：“朱盛昌（引者注：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主编）同志曾两次来信约稿，我都回复了。他第二次信主要约长篇，大约是从陕西去北京的作家口中得知的消息，我已应诺，希望能在贵刊先与读者见面，然后再作修改，最后出书。关于长篇的内容，我只是说了几句概要的话。作品未成之前，我不想泄露太多，以免松劲”。创作与作者的感情、情绪大有关系，创作过程中需要饱满的感情和情绪，感情、情绪不断释放，写出来的作品气韵肯定不足，往往面目苍白。陈忠实写《白鹿原》，显然是鼓足劲憋足气要蒸一锅好馍，他总体上是把锅盖捂得严严的，但是锅盖总有那么一两点漏气的地方，锅里的气压太大，这个锅也不妨漏出一点气。他在这里给白烨说的这个“长篇对生活的揭示对人的关注以及对生活历史的体察”，“可以说是我对历史、现实、人的一个总的理解，自以为比《兰袍》要深刻也要冷峻一些了”，算是漏出的一点点气，从中也可以见到他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思想上是如何把握的。

    历时四年，1991年深冬，在陈忠实即将跨上五十岁这一年的冬天，小说中白鹿原上三代人的生的欢乐和死的悲凉都进入了最后的归宿。陈忠实在这四年里穿行过古原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烟云，终于迎来了1949年。白鹿原解放了，书写《白鹿原》故事的陈忠实也终于解放了。这一天是农历辛未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992年1月29日。写完以鹿子霖的死亡作最后结局的一段，划上表明意味深长的省略号，陈忠实把笔顺手放到书桌和茶几兼用的小圆桌上，顿时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久久，他从小竹凳上欠起身，移坐到沙发上，似乎有热泪涌出。仿佛从一个漫长而又黑暗的隧道摸着爬着走出来，刚走到洞口看见光亮时，竟然有一种忍受不住光明刺激的晕眩。

    近五十万字的《白鹿原》是下午写完的。写完后，陈忠实却不敢确信真的写完了。

    四年间，早上开始写作，下午停笔，按正常工作，就应该休息下来了，但他的脑子根本休息不下来。手不写了，那些人物依旧在他的脑子里活跃着。他过去的写作，从来没有这样。他必须把白嘉轩、田小娥们从脑子里赶出去，晚上才能睡好。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结局都是悲剧性的，陈忠实与他们共同生活了四年甚至更长时间，亲密程度堪比亲人和邻居，因此，从情感上来说，陈忠实也很纠结。此前在写作后，要把这些人物从脑子里请出去，最初的办法是散步，时间稍长不灵了，然后学会了喝酒，喝酒以后，脑子似能放松，再睡一夜，次日才能继续写。这一天全书写完了，情绪却还在白鹿原上，久久缓不过劲来。

    傍晚的时候，陈忠实到灞河滩上去散步，胡乱走着，一直走到了河堤尽头，然后坐在那儿抽烟。冬天的西北风很冷，腿脚冻得麻木，他也有了一点恐惧感才往回走。半路上，又坐在河堤上抽起烟。突然间，他用火柴把河堤内的枯草点着了，风顺着河堤从西往东吹过去，整个河堤内的干草哗啦啦烧过去，那一刻，他似乎感觉到了一种释放。回家以后，他又把所有房间所有的灯都打开，整个院子都是亮的。村子里的乡亲以为他家出了什么事，连着跑来几个人问。陈忠实说：“没事。就是晚上图个亮。”

    六、“咋叫咱把事给弄成了！”

    陈忠实有一个习惯，个别重要的或有创意的作品写成后，会让周围熟悉的文学朋友看一看，把握一下“成色”。《白鹿原》写成后，他复印了一份，手稿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高贤均和洪清波拿走，复印稿他让陕西作协的评论家也是他的朋友李星看一看，给他把握一下“成色”。当时的复印机还很少，他托灞桥区文化馆和雁塔区文化馆两位朋友，一家复印了一半，才把厚厚一部《白鹿原》的稿子复印完。复印稿交给李星之后十来天，估计李星应该看完了，有一天早上，他专程从乡下进城，想听听李星的意见。陕西作协的家属楼在作协后院，是一座1980年代初建的那种简易楼。陈忠实进入家属院，拐过楼角，正好看见李星在前边走着，手里提着一个装满蔬菜的塑料袋。他叫了一声：“李星！”李星转过身，看到是陈忠实，却没有说话。陈忠实走到跟前，李星只说了句：“到屋里说。”陈忠实看李星黑着脸，没有平时的笑模样，感觉大事不妙。李星前头走着，陈忠实后边跟着，从一楼上到顶层五楼李星的家，李星居然一言不发，陈忠实一颗吊着的心此时沉到了底。进了家门，李星先把菜放到厨房，依旧头也不回地径直走到他的卧室兼书房，陈忠实又跟着进了门。这时，李星猛然拧过身来，瞪着一双眼睛，一只手狠劲儿地击打着另一只手的掌心，几乎是喊着对陈忠实说：“咋叫咱把事给弄成了！”

    李星情绪很激动，也顾不上让陈忠实坐，自顾自在房子里转着圈子边走边发表自己的阅读感受和看法。陈忠实跟在李星屁股后头，爬上李星家五楼的时候，心先是吊着，后是沉着，等到听了这一句“咋叫咱把事给弄成了”，一种巨大的惊喜如潮水般冲击而来，一时倒僵硬在那里，一动不动。李星后来说了些什么，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脑子里只盘旋着那一句最结实的话：“咋叫咱把事给弄成了！”

    有这一句就够了，足以说明所有问题了。

    这一句话，充分显示了作为评论家的李星的眼力和语言风格。

    李星当时还说了一些很重要的话。2010年9月28日，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周文福等人为拍陈忠实专题电视片采访李星，李星对周文福等人说：“《白鹿原》完稿后，陈忠实请我看，陈忠实后来咋只记住了‘咋叫咱把事给弄成了’这一句？我当时还说了三个预言。这三个预言后来都实现了。第一个是，你不用找评论家，评论家会来找你；第二个是，十年之内没有人能超过你；第三个是，《白鹿原》能得茅盾文学奖。”周文福第二天把这话说给陈忠实，陈忠实呵呵笑着说，李星好像说过，但当时只深刻地记住了“事情咋叫咱给弄成了”这一句。

    当日，在五楼李星家，陈忠实听完李星激动的评说之后，问李星：“稿子呢？”

    李星稍微愣了一下，回过神来，说：“稿子传出去了。单位的人、朋友们都在传看哩。现在在谁的手里，我也不知道。”

    陈忠实也就没有再多问多说什么，只是心里踏实地离开李星家。

    有一天，陕西师范大学的教授、评论家畅广元传话给陈忠实，说他听说了《白鹿原》，想看一看。陈忠实找李星再要复印稿，几经打问，才知道稿子现在传到了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刘建军手里。陈忠实跑到边家村西北大学新村，找到刘建军家，刘建军说，稿子家里几个人都在争着看，所以分了几部分，一人一摊子，床上一部分，餐桌上一部分，卫生间还有一部分，大家狗撵兔循环着看。刘建军还带陈忠实看稿子的分布情况，见如此情景，陈忠实也笑了。

    李星的话不仅使陈忠实重新恢复了自信，而且心情变得轻松和愉快起来。现在要等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审稿意见。

    接到高贤均对《白鹿原》高度评价的来信后，陈忠实想到了李星，觉得应该把高贤均来信肯定书稿的喜讯，也告诉他的这位朋友。

    李星家里没有找到人，他又到作协的办公院找。作协当时的业务办公都在后边的院子，这个院子是1930年代建的平房，高大而宽敞，但都已显得破旧。后院共有三重院落，中间那个院落有一棵玉兰树，树下是诗人晓雷的办公室，他听见里边人声喧哗，其中有李星的声音，就推门进去。里边是晓雷、路遥、李星和董得理，或坐或站，正在兴奋地议论着什么。顺便记一下，1980年代直至1990年代初，在陕西作协大院里，作家、评论家们多习惯于在办公室或院子里聚会说闲话，如果是开会期间，则喜欢在酒店里聚在某一个人的房间聊天，而不习惯于在某个人的家里或者是大街上的茶秀咖啡厅之类的地方说话。诗人晓雷的办公室和小说家王观胜的办公室，当年是作协作家和评论家们最爱聊天的两个据点。在晓雷办公室，陈忠实把高贤均来信大意告诉了李星及这一屋子的朋友。李星既为《白鹿原》被出版社看好而高兴，也为自己最先的评判和预见而得意，高兴地说：“看看，我说得怎么样？我早就这么说了么！”路遥说：“忠实应该出一部好长篇了。”

    1992年4月27日，陈忠实致信白烨。信中说，《白鹿原》“长篇终于弄完，于三月底交给来拿稿的两位编辑高贤均和洪清波，他们在四川活动半月后回到北京，即告知读罢《白鹿原》书稿的印象，悬空的心才落到实处，确真是大喜过望。当然，编辑初读后说点赞誉的话是情之所至，不可依此自恃，但仅出书能落实这一点，夙愿已经足矣”。又说，“稿子受审的半月里，我惶惶不可终日，先让李星读了，给我把握一下，李星在这儿是公认的艺术感觉最敏智最好的评论家，给我吃了定心丸”，不久接到高贤均的信，由于高信验证了李星此前对《白鹿原》把握和判断的准确，他对李星佩服得简直有些五体投地了。

    6月6日，陈忠实致信白烨。信中谈到即将出版的《白鹿原》时说，“我有一个预感，您会喜欢这部书的”，“原因是您喜欢《蓝袍先生》。这部书稿仍是循着《蓝》的思路下延的，不过社会背景和人物都拓宽了，放开手写了。另外，您是关中人，我是下劲力图写出这块地域的人各个风貌的，您肯定不会陌生，当会有同感”。

    7月10日，陈忠实致信白烨。信中谈到即将出版的《白鹿原》，“前几天与《当代》和出书部通过话，《当代》已定为本年六期和明年一期连载，大约得删掉十万字，主要是怕有失大雅的‘性’影响观瞻，每期约发二十万字，两期发完”，“因为主要是删节，所以我决定不去北京，由他们捉刀下手，肯定比我更利索些。出书部也有定着，高贤均已着责编开始发稿前的技术处理工作，计划到8月中旬发稿，明年三、四月出书，一本，不分上下，这样大约就有七百页。我提出出点精装本，作为赠好友和自己保留，他说得与社里商议后再定”。“原以为我还得再修饰一次，一直有这个精神准备，不料已不需要了，反倒觉得自己太轻松了。我想在家重顺一遍，防止可能的重要疏漏，然后信告他们，我免了旅途之苦，两全其美”。

    七、《白鹿原》的出版

    1992年2月下旬，陈忠实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何启治写了信，告诉他《白鹿原》的写作已经完成，修改也将于近期完成，稿子是送到北京还是出版社派人来取，请何启治定夺。

    二十年前的1973年，身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分管西北片的编辑何启治，在读了陈忠实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就向陈忠实约过稿子，1984年又在《当代》杂志第4期编发了陈忠实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初夏》，两人二十年来互相惦记，联系不断。

    在等待出版社回音的间隙里，他开始慢慢地修改《白鹿原》。

    《白鹿原》的前途命运如何，陈忠实这时的心中并没有底，或者说，信心并不很足。他在3月7日致好友李下叔的信中这样说：“我还在乡下，长篇到最后的完善工作，尚需一些时日。当然，编辑看后的情况尚难预料，我不乐观，所以也不急迫。正是您说的‘挖祖坟’的题旨，您想想能令人乐观起来吗？”（李下叔：《捡几片岁月的叶子》，载《当代》，1998年第4期。）

    这个时候的何启治，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的常务副主编，他收到陈忠实的信后，交给当时主持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朱盛昌等人传阅。人民文学出版社分管西北片的编辑是周昌义，但是周昌义1986年在西安拿到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稿子，没有读完就自作主张退掉了，从而错失了一次茅盾文学奖作品，有此前车之鉴，周昌义也因故推托（参见周昌义《〈白鹿原〉复生和〈废都〉速死》中的自述，载《西湖》，2008年第2期。），大家商量后决定派人文社当代文学一编室（主管长篇小说书稿）的负责人高贤均和《当代》杂志的编辑洪清波一起去拿稿。并提醒他们不能轻易表态，不能轻易否定这部长篇小说。

    3月下旬的一天，高贤均和洪清波离京到西安。到达西安的这一天是3月23号。二人这次出差的主要任务，是去成都看邓贤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顺便到西安把陈忠实的稿子拿回。

    陈忠实还在乡下，何启治把高、洪二人所乘火车的车次告知作协陕西分会，作协办公室的人又把电话打到陈忠实所在的乡镇，由乡镇通讯员把电话记录送到陈忠实手里。陈忠实一看，高、洪二位所乘火车到西安的时间是西安天亮的时候。刚看完电话留言，村子里的赤脚医生扶着陈忠实的母亲走进了院门，说他母亲血压升高，到了危险之数。陈忠实扶着母亲躺到床上，医生给挂上了输液瓶。母亲贺小霞这一年七十七岁，就此瘫痪在床，陈忠实侍奉左右。夜里，忽然下起了大雪，地上积雪足有一尺之厚。想着要接远方的客人，天不明陈忠实便起身，请来一位乡党照看母亲，他才出了门。积雪封路，他只能步行，走了七八里赶到远郊汽车站，搭乘头班车进城。高、洪二位走出车站时，陈忠实已经迎接在车站门口。把二位贵客带到建国路作协陕西分会招待所住下，安排好食宿，陈忠实说稿子还有最后的三四章需要修改，请二位编辑安心休息两天。他又赶回原下老屋，一边修改书稿，一边管护输液的母亲。

    陈忠实安排高、洪两位编辑住下的时候，还留给他们几本他的旧作，似乎是让他们闲时翻翻，用意似乎一是消磨时光，二是了解一下他的创作情况。洪清波后来回忆说：“接下来的三天，是我们出差史上最无聊的三天。”（洪清波：《先睹为快》，载《当代》，2016年第4期。下同。）陈忠实虽然安排作协的同志陪着他俩吃饭逛景点，但两位编辑感觉失去了进一步了解陈忠实特别是他长篇新作的机会，一切就都味同嚼蜡。洪清波回忆：“后来高贤均索性推辞了一切活动安排，说是要研读老陈既往的作品。记得老陈的作品集真不少，现在还有印象的是《四妹子》和《蓝袍先生》。读了一天作品，我俩面面相觑，但都明白对方的意思了。”后面这一句话，意味含蓄但很明显，他俩对陈忠实这些作品评价不高。洪清波接着说：“当然，我们担心的并不是这些作品，而是那篇至今神秘兮兮的长篇。”这话说得分明：他们对“那篇至今神秘兮兮的长篇”有些“担心”。

    第三天早晨，这一天陈忠实说他记得很清楚，是“公历3月25日”，他提着《白鹿原》的手稿赶往城里。在客人所住的房间里，他把近五十万字的厚厚一摞手稿（注：这一摞为手写稿。陈忠实自己留的是复印件。《白鹿原》出版后手稿又退还给陈忠实）准备交给两位编辑。那一刻，突然有一句话涌到口边：“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俩了。”但他把这句话硬是咽了下去。他没有因情绪失控而任性。他意识到，这种情绪性的语言会给高、洪造成压力，甚至还不无胁迫的气味，他便打住。从事创作多年，他明白，出版社出书，只看作品的质量，不问其他。接稿子的是洪清波，洪清波看陈忠实将厚厚一摞稿件交给他，却又不松手，表情看上去分明有些重要的交代，可到底没有说什么。陈忠实只是在稿件上拍了几下，就完成了他酝酿良久的交接仪式。

    中午，陈忠实请二位编辑在金家巷作协后院的家里吃午饭。在饭馆吃饭，陈忠实这时还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夫人王翠英尽其所能，给客人做了一顿头茬韭菜做馅的饺子。陈忠实回忆说，两位编辑很随和，连口说饺子好吃。很多年后，洪清波却回忆说：陈忠实“那天请我们吃了什么，一点印象都没了。没印象说明老陈为接待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了写《白鹿原》，老陈家的经济濒临破产。用老陈的话就是，那阵子他不怕请客，就怕客人吃不下家里的饭。”吃了什么没有印象，但洪清波对陈忠实家的经济情况感受颇深。“我对老陈家的宴请没有印象，可是对他家的印象太深刻了。一个副厅级的作协副主席，家里的状况可以诠释一句成语：家徒四壁。我吃饭时只记得房间墙角里散乱堆了些空啤酒瓶，这是我看到老陈家唯一能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标志物。当时全国人民都不富裕，但像老陈家这种情况的还是令人唏嘘。”

    下午，送二位编辑去火车站。天黑时，陈忠实又赶回乡下老屋，先看卧床的母亲。母亲说，腿可以动了。陈忠实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不由慨叹，在他完成最后一笔文字并交稿的这一天，天灾人祸竟然都来凑热闹了。现在好了，《白鹿原》的手稿由高、洪带走了，母亲的病也大有转机。他点了一支烟，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3月31日早上，陈忠实按习惯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突然听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报道。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听了邓小平南行中关于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讲话，陈忠实感到很振奋，同时，他也敏感地意识到，中国思想文化的春天也将随着自然界的春天一起到来了，《白鹿原》的出版也有望了。

    大约二十天之后，陈忠实再次进城去背馍。进门以后，陈忠实按往常的习惯随意问妻子，外边寄来的信件在哪儿放着。妻子随意地说在沙发上。他过去翻捡了一下，看到一个寄信地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封，不禁一愣。拆开信先看最后的署名，竟然是高贤均！陈忠实一瞬间感到头皮都绷紧了。陈忠实回忆说：“待我匆匆读完信，早已按捺不住，从沙发上跃了起来，噢唷大叫一声，又跌爬在沙发上。”（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这是一个人一生中很难遇到一回的激动时刻，他在另一处是这样回忆的：“这是一封足以使我癫狂的信。他俩阅读的兴奋使我感到了期待的效果，他俩共同的评价使我战栗。我匆匆读完信后噢噢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溅出来了。”（《陈忠实〈白鹿原〉曾风行全国至今仍在畅销》，载《新京报》，2009年7月20日。）叫了一声还是三声，陈忠实当时肯定并没有数，所以说法不同并不奇怪，他只是在那一刹那间把在心底憋了很多也很久的块垒一下子倾泻而出，流出眼泪自然也很正常。

    听到这一声惊叫，王翠英吓得从厨房跑过来，急问出了什么事。陈忠实在沙发上缓了半晌，才算缓过气来，给妻子报了喜讯。稍稍平静，他又忍不住细读来信。

    高贤均说，他和洪清波从西安坐上火车便开始读稿，一读便放不下手，俩人轮流着读；成都的事忙完，俩人也都读完了；回到北京，由他综合两人的意见给他写了这封信。

    洪清波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更为详细。他说，在西安等拿《白鹿原》稿子的三天“是我们出差史上最无聊的三天”，因此，当他和高贤均离开西安“登上开往成都的火车，我们无比轻松”。从西安到成都有十几个小时的车程，只是为了打发这百无聊赖的时间，洪清波并没有多少信心地开始阅读《白鹿原》手稿。“结果，是地球人都可以预料得到的。”洪清波显然还没有全部看完，但职业经验使他对这部作品已经有了相当确定的看法。他“拿了看过的稿子找到高贤均，顶着他疑惑的神情，向他保证这是货真价实的先睹为快”。洪清波记述，“果然，到了下火车的时候，高贤均就变得不那么淡定了，只要有时间就跟我开聊读后感。我都担心这样会让不明就里的四川作家朋友感到我们的移情别恋了。确实，以往看邓贤初稿的标配是，白天看稿谈稿，晚上一票作家朋友，在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里声色犬马。而这次，白天看稿谈稿依旧，晚上高贤均要求邓贤不要有任何安排，说是回宾馆看《白鹿原》。作家裘山山后来写过这段反常，那是在《白鹿原》成功之后。我们的四川作家朋友们，一起经历了这一见证奇迹的历史时刻”。“回到北京，高贤均和我分别走出书和出刊的三审程序，依旧是一路盛赞。”（洪清波：《先睹为快》，载《当代》，2016年第4期。）

    陈忠实后来回忆说，“让我震惊到跃起又吼喊的关键，是他（指高贤均。引者注）对《白》的概括性评价。他的评价之好之高是我连想也不敢想的事”。笔者认为，高贤均这封信非常重要，这是《白鹿原》的第一个白纸黑字评价，又是陕西文学圈之外的第一个评价，相对来说可能更为客观一些。笔者看到陈忠实在不同的地方，对这封信有着大同小异的转述，但都觉得转述不如原信来得准确和更有力量，曾向陈忠实说想看这封信，想引用原信。陈忠实说他找找，过了几天，说没有找到，可能还在乡下什么地方放着，有机会得慢慢找。笔者不好再催，只是觉得遗憾。有一天，忽然看到了《当代》编辑周昌义的一个长篇对话，其中引用了高贤均当年读了《白鹿原》手稿后的一个评价，话是这样说的：

    “老周：其实，《白鹿原》手稿复印件（笔者注：应为原稿）递到清波和小高手上的时候，好运就开始了。他们在火车上就开始翻，到了成都，在和邓贤谈《中国知青梦》的间隙，就把稿子看完了。还没回北京，感受就传回来了。

    小王：怎么说的？

    老周：开天辟地！”（周昌义：《〈白鹿原〉复生和〈废都〉速死》，载《西湖》，2008年第2期。）

    “开天辟地！”这是高贤均读了《白鹿原》手稿后传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评价，四个字，却有千钧之力。

    多年以后，笔者偶然得知陕籍在京的评论家白烨手中有陈忠实给他的高贤均此信的复印件，即向白烨要来此信复印件的复印件。原信照抄如下：

    老陈：

    您好！

    我们在成都待了十来天，昨天晚上刚回到北京。在成都开始拜读大作，只是由于活动太多，直到昨天在火车上才读完。感觉非常好，这是我几年来读过的最好的一部长篇。

    犹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样，它完全是从生活出发，但比《桑干河》更丰富更博大更生动，其总体思想艺术价值不弱于《古船》，某些方面甚至比《古船》更高。《白鹿原》将给那些相信只要有思想和想象力便能创作的作家们上一堂很好的写作课。衷心祝贺您成功!

    出书我看是不成问题了。责任编辑是刘会军，也是您认识的。关键是《当代》。我将向朱盛昌、何启治建议分二期全文刊载。洪清波与我看法完全一致，他会在《当代》尽力鼓吹。

    先简单写几行字，以解悬望。《当代》方面一有消息即告。如见到田长山、小阎请代为问候。问您夫人好，感谢你们的热情接待。

    握手！

    高贤均

    4,16

    难怪陈忠实读信之后在沙发上又是跃又是伏，又是吼又是叫的。陈忠实难得有这样的性情表现。这里，既有类似十年寒窗苦一朝登金榜一样的欣喜若狂，也有千里马遇到了伯乐、俞伯牙遇到了钟子期那样的欣慰。

    陈忠实在平静下来之后，对妻子王翠英说：“可以不去养鸡了。”

    随后，陈忠实又收到了何启治的来信，信中充满了一个职业编辑遇到百年等一回的好稿子之后的那种兴奋和喜悦。何启治强调，作品惊人的真实感，厚重的历史感，典型的人物形象塑造和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使《白鹿原》在当代文学史中必然处在高峰的位置上。因此，出版社一致认为应该给这部作品以最高的待遇，即在《当代》杂志连载，并由人文社出版单行本。

    1992年的4月到6月，《当代》杂志的洪清波、常振家和时为《当代》杂志常务副主编的何启治先后完成了对《白鹿原》的审稿，8月上旬，在删去其中两章后，《当代》另一位副主编朱盛昌签署了在《当代》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连载《白鹿原》的意见。同时，人文社当代文学编辑室也完成了对《白鹿原》的审读程序。

    下面摘引《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一编室有关《白鹿原》的审读意见。这是一份重要的资料，既是关于《白鹿原》的最初的来自专业文学编辑们的考量和评论，也是当代出版史上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其意义正如何启治所言，有心人在读了这些审稿意见之后，“当更能体察《白鹿原》诞生时所处的气候、土壤和环境等条件”（何启治：《〈白鹿原〉档案》，载《出版史料》，2002年第3期。）。何启治说，《白鹿原》在内部审读过程中几乎被一致看好，但编辑在看稿的过程中，心里不但有作者、读者，还会有上级领导，也会想到管着他们的相关政策，因而，他们不但看到了、充分肯定了《白鹿原》的思想认识价值和艺术魅力，而且也注意到了它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可能引起责难的地方。

    （一）《当代》杂志审读意见

    洪清波的初审意见（1992年4月18日）：

    作品最突出的优点是，所描写的生活非常扎实，因而就大大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当代文学创作中，如此生动、丰富、真实描写农村生活的还不多见。

    其次，人物形象非常成功。白嘉轩、鹿子霖是两家的家长，他们的命运无不与历史许多重大事件相关，所以他们是那个时代中国农民的缩影。用既定的思想观点很难判断他们一生的是是非非。但是读者无法怀疑他们的真实性。

    在艺术表现上，总的看来十分朴素。作品以叙述为主。一般说来叙述得比较清楚，并显示出一定的丰富性，但也有个别地方有枝蔓（和）不合理的问题。当然，作为一部长篇，这种朴素的表现方式，显得有些单调，特别是有时候该出情绪的地方，烘托不上气氛。但是这也与作者的写作风格、描写内容有关。此作是比较冷静的现实主义，很少渲染夸张。

    总之，此作可读性较强，内容丰富，认识深刻，我以为是很不错的作品。

    常振家的复审意见（1992年5月3日）：

    这是近年来一部比较扎实的作品，历史感强，人物形象鲜明而丰满。特别是作者能把人物的命运与性格的展示同整个社会的历史变迁结合起来，这就不仅加强了人物性格的深刻性和丰富性，而且使作品产生一种厚重感。

    作品不足之处在于笔墨过于均匀，变化较少，“浓淡相宜”注意不够。有些性的描写似应虚一些。但总的来说，这还是一部不错的作品。

    何启治的终审意见（1992年6月30日）：

    这是一部扎实、丰富，既有可读性又有历史深度的长篇小说，是既有认识价值也有审美

    价值的好作品。

    1.此作体现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历史观、革命观。在政治上是反“左”的，是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写国民革命、写国共又合作又斗争的历史相当冷静、准确、可信。可以说比较形象、真实地描绘了国共两党初期闹革命阶段的真实面貌，如十六章写白灵、鹿兆海以铜圆的正反定入党的对象，其后又在实践中互变为另一党的党员，就很有时代特色。

    2.此作通过白、鹿两个家族、两代人的复杂纠葛反映国民革命到解放这一时期西安平原的中国农村面貌，也是准确而有深度的。我们有一个时期以简单的阶级斗争（甚至扩大化）观点来统帅一切，事实已证明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白鹿原》在这一点上显示了作者的冷静和勇气，而作为文学作品，则显得既新鲜又深刻、准确，因而特别值得肯定，值得重视。

    3.作品的历史观和革命观都不是概念的表述，而是通过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塑造和生动、形象的生活画面来表现的。

    如老一代的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就写得很好。朱先生作为一个有骨气的正直博学的知识分子写得很成功。白嘉轩作为一个有原则且能身体力行的倔强的族长形象也很动人。十六章写他被打断了腰仍不失威仪，夺过鹿三的牛鞭子在夕阳中扶犁耕地，就像一幅充满悲壮意味的夕照图。鹿子霖干尽了坏事，但也不是简单地（写他）干坏事，都按一定的生活逻辑落笔。凡此，显示了作者的冷峻和艺术功力。（长工鹿三的形象也值得注意）

    当然，鹿兆鹏、鹿兆海兄弟和白灵、白孝文、黑娃等形象也不错。特别是小娥这个表面看似淫荡而实际上并未泯灭人性的艺术形象也是成功的，值得注意的。

    这就牵涉到此稿的性描写如何处理的问题。首先，我赞成此类描写应有所节制，或把过于直露的性描写化为虚写，淡化。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性描写是可有可无的甚至一定就是丑恶的、色情的。关键是：应为情节发展所需要，应对人物性格刻画有利，还应对表现人物的文明层次有用。自然，应避免粗俗、直露。试想，如果《静静的顿河》去掉了阿克西妮亚会成个什么东西？如果《子夜》删掉了冯云卿送女儿给赵伯韬试图以美人计刺探经济情报这段情节，又怎么样？（这情节不但写活了赵伯韬的狂傲，冯云卿的卑鄙，也写出了冯女的幼稚和开放。）《白鹿原》的小娥就是个很重要的形象。她在鹿子霖挑唆下拉白孝文下水这一段性情节，就很能表现鹿子霖的卑鄙，白嘉轩的正直、严厉以及小娥和白孝文的幼稚和基本人性、为人态度等等，是不可少的情节。

    此外，作品还有一些比较弱的或比较经不起推敲的部分（如992页写白灵发动学潮，1218页鹿兆鹏让鹿兆海送白灵到张村，1427页反反复复讲白孝文买鹿家门楼等等），应在编辑时或删或作适当改动处理。

    陈忠实迄今最重要、最成功的小说就是这一部……赞成适当删节后采用，刊《当代》今年第6期和明年第l期。请发稿编辑把文字加工工作做细一些。（大约可删去五万字左右？）

    朱盛昌（时任人文社副总编辑，实际主持《当代》杂志工作）意见（1992年8月10日）：

    按何启治同志的意见处理。

    关于性描写，我不是反对一般的两性关系描写。对于能突出、能表现人物关系、人物性格和推动情节发展所需要的两性关系的描写是应当保留的。但直接性行为、性动作的详细描写不属此例，应当坚决删去，猥亵的、刺激的、低俗的性描写应当删去，不应保留……不要因小失大。

    （二）当代文学一编室意见

    刘会军的初审意见（1992年12月18日）：

    这部作品既有严肃深刻的思想内容，又有生动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两者完美的结合，提高了小说的品位。它对生活的冷峭、深邃的描写，对人物琢磨不定，但又入情合理的性格刻画和总是出人意料的情节发展，以及篇幅宏大而情节、人物单线发展却又完整自然的框架式的艺术结构，都显示出作品的独到之处。它既能引起作家、出版家、评论家、学术研究者的重视，也能受到一般文学爱好者的喜欢，能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它的经济效益在目前情况下不敢企盼过高，但希望在文学评奖中获奖，还是抱有信心的。

    高贤均的复审意见（1993年1月11日）：

    同意刘会军同志对作品的分析和评价。

    这部以叙事为主要表现手段的小说，其艺术感染力却强于众多浓墨重彩着力描绘的作品，原因就在于生活本身的丰富和魅力。作者沉潜数年，努力探索生活本质，研读名著，反思以往创作，终于摆脱了过去种种观念、戒律、创作模式的束缚，走上了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并调动了自己的全部生活积累和生活感悟，完成了这部现实主义巨著，从而在自己的创作历程上飞跃了几级台阶。这部作品在艺术手段的运用上少有出新之处。但它的恢宏气势，扑面而来的真实感，生动复杂鲜活的人物形象，内涵无穷，使人见仁见智的情节，都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生活的力量，真正现实主义的力量。这是近几年不可多得的长篇小说佳作，远非那些耍花枪的时髦作品所能比拟。应该作为我社重点作品推出。

    何启治（1992年9月调任人文社副总编辑，分管当代文学的出书工作）的终审意见（1993年1月18日）：

    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宏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白嘉轩等可视为典型），使它在当代小说之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应作重点书处理。（以上审读意见均见何启治：《〈白鹿原〉：拔地而起的艺术高峰》，见《美丽的选择》，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48页。）

    1993年6月，《白鹿原》单行本正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数是一万四千八百五十册。这是一个有整有零的数字。这在当时的文学市场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是在事后看来，还是显得相当保守。这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文学市场情况。当时的文学市场总体上相当萧条，小说作为最贴近大众的一种文学体裁，市场景况也相当冷落。作家甚至是名作家的小说集征订数很少甚至没有征订数是很正常的情况，长篇小说相较于中短篇小说集，市场可能略微好一些，但总体上也是很不景气。以陈忠实自己来说，他此前出过五本小说集，第一本太早不论，第二本《初夏》，中篇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印数是三千四百册；第三本《四妹子》，中篇小说集，中原农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印数是五千四百六十册；第四本《到老白杨树背后去》，短篇小说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印数是四千六百册；第五本《夭折》，中篇小说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印数只有一千册。其中，《四妹子》和《夭折》没有稿费，是出版社以书抵的稿费。我们再来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该书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第一部1986年12月出版，印数是一万九千四百册，到了1988年4月第二部出版时，印数平装本只有九千一百册，精装本印了八百九十五册，总共不到一万册。所以，《白鹿原》能印一万四千八百五十册，陈忠实已经很高兴了，而出版社则认为还多少冒了一些风险。据《当代》杂志编辑周昌义说，《白鹿原》在新华书店第一次征订的数量只有八百册，数量如此之少，但还是大胆地印了一万四千八百五十册。（周昌义：《〈白鹿原〉复生和〈废都〉速死》，载《西湖》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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