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段空前绝后的美好时月

    1992年的春天悄然而至。

    陈忠实感到，这是他五十年生命历程中最好的一个春天。每天，或在原下的院子里散步，或在小书房里喝茶，他的心情是放松的；或上原坡，或走灞河长堤，看草长莺飞，他的心情是畅快的。乡党办红白喜事，盖新房，他依旧去当账房先生。雨天不能下地干活了，或是漫长的夜晚，他依旧和几位老棋友楚汉分界下下象棋。对于一直把时间当生命，把劳动和写作当成生活中最为要紧的事情的陈忠实来说，这一段日子，是他生命中最为闲散的一段，生活是闲散的，心态是闲适的。

    读书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几十年来他读的最多而且也最喜欢阅读的小说，居然现在一点兴趣也没有。他竟然想读中国古典诗词了。一直以来，陈忠实的阅读功利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为了自己的写作。他主要写小说，偶写散文，他的阅读也就主要围绕着这两个方面。他明白，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古典文学，基础浅薄。几十年来，他把有限的时间，基本都用在了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和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其中主要是小说，舍不得费时间去读中国古典诗词和文章。

    他此时欲读古典诗词，非为功利，纯为欣赏。

    在《白鹿原》获得肯定意见的前后时间段里，他读诗赏词的心情是不一样的。《白鹿原》书稿交出去了，在等待审读意见的日子里，陈忠实一个人住在原下老屋，感觉院子里是空荡荡的，任何书籍都读不进去，他找了一本古典诗词集，强迫自己阅读，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试图改变焦虑的心态，但是收效甚微。他又想了一个办法，大声朗诵，这一来有了些效果，自己感觉焦灼的心绪稍有缓解。他此时读诗词，完全是为缓解内心的焦虑，这样的救心之法，想来不会真正进入诗词的意境。等到后来有了一连串出乎他意料之外的肯定意见，他的心放下了，才被古典诗词之美打动，被古典诗词的万千气象和意境感染，最后竟然沉湎其中了。

    陈忠实的文学价值观，倾向于社会功利性。他对抒发个人情怀以及倾向于唯美追求的作品向来不大重视。这一次，在自由放松的心态下，他开始阅读古典诗词，由宋人到唐人，以至上溯到《诗经》时代，古人千百年来代代相传下来的绝妙好诗，拓展了他的文化视域，也丰富了他的审美意识。他在欣赏古人的诗词意境之美中获得了审美的愉悦，得到了绝好的精神享受。这样一种阅读心理和审美体验，对陈忠实这样的向来注重社会功利性的作家来说，可能以前不曾有过。心境来自处境，处境影响心境。

    由于个人心境的原因，陈忠实不仅觉得这一年的春天是他五十年来最美好的一个春天，连他过去不大注重的古典诗词，也如同这一年的春天一样，美不胜收了。“这是五十年生命历程中空前亦绝后的一段美好时月！”这是时隔十七年之后，2009年5月，陈忠实在写他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最后一章时，回顾人生来时路，所说的一句颇为感慨的总结性话语。此种自由愉悦的绝佳心态，他自我感觉前所未有，甚至在《白鹿原》出版之后也未曾有过。1992年这一年，陈忠实基本上是在阅读诗词和试写诗词中度过四季的。

    夏天，他在吟诗诵词的同时，虽然自知功夫浅陋，但毕竟也浸染多时，跃跃欲试，加之内心颇多感念，填了有生以来的第一首词《小重山·创作感怀》：

    春来寒去复重重。掼下秃笔时，桃正红。独自掩卷默无声。却想哭，鼻涩泪不涌。

    单是图利名？怎堪这四载，煎熬情。注目南原觅白鹿。绿无涯，似闻呦呦鸣。

    此后又写了一首《青玉案·滋水》：

    涌出石门归无路，反向西，倒着流。杨柳列岸风香透。鹿原峙左，骊山踞右，夹得一线瘦。

    倒着走便倒着走，独开水道也风流。自古青山遮不住。过了灞桥，昂然掉头，东去一拂袖。

    前者述创作的艰辛和对艺术新境的期望，“四载”“煎熬情”实为不堪，“想哭，鼻涩泪不涌”，“注目南原觅白鹿。绿无涯，似闻呦呦鸣”。后者写追求自己艺术之路的决绝心态，“独开水道也风流”，“过了灞桥，昂然掉头，东去一拂袖”。

    秋天，他收到何启治的一封信，信中告诉他出版社关于《白鹿原》书稿的发表和出版安排：先在《当代》杂志分两期发表，一期是1992年第6期，另一期是1993年第1期，单行本于明年出书。得到这个确切的消息，陈忠实更是安心了。他依旧优哉游哉，或吟诗诵词，或到原坡和河川散步，眼看着秋去冬来。

    陈忠实算计着《当代》第6期出刊快要临近，想着应该让报纸发一书讯，就找到他的朋友同时也是《陕西日报》文艺部编辑的田长山，说了《白鹿原》将在近期的《当代》杂志刊发，请他拟一则消息，在报纸上发一下，作为预告。田长山略小于陈忠实，1947年生，陕西泾阳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创作、评论兼擅。陈忠实与他合写的报告文学《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在这一年的5月，刚刚获得中国作家协会1990—1991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俩人情谊非同一般。田长山当即拟出一稿，陈忠实看了说，不要评价性的有溢美之嫌的话，也不要写小说之外的诸如耗时六年写作之类的事，尽量写得平实一些，告诉读者一个小说刊出的消息即可。陈忠实最大的担心，是小说如果刊出后，读者和文学界反应平平，那么宣传中所说的溢美之词就会成为笑话和讽刺。对于陈忠实提出的诸多限制，北京大学中文系培养出来的田长山居然一时下笔踌躇。田长山盯着陈忠实说：“这不准说那不能写，倒叫我写啥呀？”最后，俩人字斟句酌，费时一个多小时，才写了百把字的书讯。

    12月22日，《陕西日报》刊发了署名李山写的本报讯：

    我省作家陈忠实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鹿原》，已在今年《当代》杂志第6期面世。作家自甘寂寞，简居乡村耗时五年，终于完成五十万字的创造工程，以宏阔的思想视野和艺术结构，展现了从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白鹿原上白、鹿两个家族激动人心的兴衰史，刻画了几十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再现了这个时期关中平原所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不仅有史的价值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发排《白鹿原》明年二季度出版。

    不擅长更不愿意炒作，是陈忠实的一贯态度。当然，这个时候，文学上还没有用到“炒作”一词，这个词用之于文学，当在1993年下半年，上海有评论家在报纸批评《废都》时用到。

    《当代》杂志逢双月出刊，12月，这一年的第6期印出发行。陈忠实从乡下赶到城里，找到一家邮局，已经售完。他又赶到西安市中心的钟楼邮局，一问，也已告罄。售货女孩随意地说：“这期《当代》发表了咱陕西一个叫陈什么的作家的长篇《白鹿原》，这儿五十本《当代》两天就卖完了，还不断有人来问，你来得太迟了。”说着拿出一页登记着预订者名字的纸条，问他要不要登记预订。陈忠实看了那纸条上预订者的名字和单位，没有文学圈里的熟人，也几乎没有文学单位里的人，他感到大为欣慰，觉得《白鹿原》进入了真正的普通读者之中。

    这实在有些出乎陈忠实的意料。

    但陈忠实的心里是踏实的，更是高兴的。

    当然，有更出乎陈忠实意料的事还在后头。

    二、《白鹿原》：持续二十多年的火与热

    令陈忠实惊喜令出版社意外的是，《白鹿原》的销售异常火爆。

    《白鹿原》在《当代》刊出后，在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了轰动。何启治回忆，音乐家瞿希贤的女儿在法国学美术，她在《当代》上看到《白鹿原》上半部之后，委托父亲找到了人文社前总编屠岸，寻找《白鹿原》的下半部。1994年秋天，画家范曾在法国巴黎读了《白鹿原》，“感极悲生，不能自已，夜半披衣吟成七律一首”，称《白鹿原》为“一代奇书也，方之欧西，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

    《白鹿原》第一次印刷的书还没有印出来，西安新华书店就从文学界的大量好评中嗅到了商机。书店找到了陈忠实，让他在西安北大街图书市场签名售书，书店自己开卡车到北京堵在印刷厂门口，等着拉书。签售当天是一个大热天，早上8点，签售开始。陈忠实到现场的时候，读者排出了一里多长的队伍。陈忠实第一回遇到这种场面，很兴奋，坐在那里没动，一直签到下午一点多，四五个小时连头都不抬，只写他的名字。

    《白鹿原》于1993年7月在西安首次发行销售，十天后盗版书就摆在了书摊报亭里。人民文学出版社手忙脚乱地加印，6月第一次印刷，到了11月，已连印七次，半年内印了大约五十万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孙顺临当时在策划部，他记得，第一次印的一万四千八百五十册还没有全部印出来，全国各地追加的数量就开始大幅增加，印刷厂就连着印,“批发商在甜水园等着提货，每送去一批，很快就被抢购一空”（《陈忠实〈白鹿原〉曾风行全国至今仍在畅销》，载《新京报》，2009年7月20日。）。

    《白鹿原》出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差不多同时联播，在读者和文学界迅即引起巨大反响。

    《白鹿原》以及其他几位陕西作家的长篇小说在京城的相继出版，一时构成了媒体上称之为“陕军东征”的现象，而媒体上关于“陕军东征”的报道和宣传，也给包括《白鹿原》在内的几部陕西作家作品的热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最早在媒体上公开使用“陕军东征”一语的《光明日报》编辑记者韩小蕙回忆，1993年5月19日早晨，她去北京空军招待所参加《最后一个匈奴》研讨会。上电梯的时候，电梯里面有阎纲、周明、陈骏涛诸先生，不知谁跟阎纲和周明开了句玩笑，说：“你们陕西人可真厉害，听说都在写长篇。好家伙，是不是想来个挥马东征呀？”后来在会上发言时，有人提起电梯里的这句玩笑话，于是，发言者纷纷跳开《最后一个匈奴》这一本书的思路，争说陕军群体的文学成果与特色。当时明确提到的有《白鹿原》和《八里情仇》，也有人模模糊糊提到《废都》。因为《废都》的书和刊都还没有出来，《十月》编辑部怕人盗版，谁也不给看，据说当时只给了一位评论家看清样，是要约写评论。韩小蕙经过阅读和采访，写了一篇约两千字的文章《“陕军东征”火爆京城》，于5月2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二版头条位置，介绍了陕西几部长篇小说引起轰动的经过和作家创作的一些内情。很快，《陕西日报》也转载了该文。

    《白鹿原》发表、出版后，不仅在普通读者中，在评论界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评论界对《白鹿原》好评如潮。1993年3月23至24日和7月16日，西安和北京两地分别召开了《白鹿原》研讨会。西安研讨会后，《小说评论》同年第4期刊发了《一部展现民族灵魂的大作品》的纪要，并用约一半的篇幅发表了十二篇评论文章；北京研讨会后，《小说评论》同年第5期发表了题为《一部可以称之为史诗的大作品》的纪要。

    西安《白鹿原》研讨会上，与会评论家认为，“《白鹿原》是一部很有艺术魅力的作品，是近年来罕见的一部大作品，陈忠实因《白鹿原》而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白鹿原》以其全景性的历史观照和宏阔的史诗规模开拓了现实主义小说的新层面，它既不同于那种写市民写市井生活的新写实，也不是那种带有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它为现实主义小说提供了有力的新例证。《白鹿原》迷人的阅读吸引力也将改变人们对纯文学缺乏可读性的看法”，“《白鹿原》标志着陈忠实的创作摆脱模式走向自由，走向成熟”，“《白鹿原》的产生，既是作家创造的结果，也是时代造就的，陈忠实广泛地吸收了近些年的思维成果，开明、开放的社会环境保证了作家艺术创造力的充分发挥”。有评论家分析说，“《白鹿原》深刻地把握和表现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写出了传统文化——包括仁义思想、宗法观念等怎样沉积为农民心理的地质层，展示了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作品所写的民族历史是一种全景史，它突破了政治史、阶级斗争史的局限，也突破了社区、行业的局限，以大的历史事件为经，以白、鹿两家争斗为纬，将发生在关中大地上的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纳入其中，形成一种全景观照。作为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也是一部人格史，人心史，民族文化心理在近百年剧烈震荡的历史变化中的演变史”，“《白鹿原》中农村的政治领袖与精神领袖是分离的，它强调了文化、文化传统对人的重要作用。小说半是赞歌，半是挽歌，写了传统文化的力量，也写了它的负面，写了中国村社文化的最后的光环，也写了村社文化的终结，中国古典农民的终结”。与会者认为，“《白鹿原》重要的收获之一是在历史和人的结合中塑造了一系列真实而又有独创意义的中国农民形象。其中像白嘉轩、鹿子霖、鹿三、朱先生、田小娥、黑娃等，个性鲜明，有的极具典型意义”。与会评论家对《白鹿原》艺术表现手法上的探索也做了讨论，“《白鹿原》在总体写实的基础上，糅以民间传说和灵怪色彩，既表现出关中地区的民情风俗，又有一种亦真亦幻的艺术感染力。这既是当代长篇小说艺术上的一种新探索，也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手法的一种继承。陈忠实以往小说的语言比较朴素平实，而《白鹿原》的语言是高密度的大笔勾勒，具有节奏感和耐人的韵致”。不少评论家认为，“《白鹿原》是陈忠实生命体验与艺术体验成熟期的作品，是陈忠实创作进入巅峰状态的作品”，“整部作品是饱满的，均衡的，因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小雨：《一部展现民族灵魂的大作品——〈白鹿原〉研讨会综述》，载《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北京《白鹿原》研讨会上，评论家们纷纷发言，“《白鹿原》达到了一个时期以来出现的长篇小说所未达到的高度与深度”（冯牧语）；“阅读中我的第一个感受是中国文学领域出现了一部重量级的大作品，它厚重、深沉，必将并已经不胫而走”（雷达语）；“直接感受是：凝重深沉而凝练，密度大而酣畅淋漓，结构宏大而又精雕细刻”（朱寨语）；“从总体上它是气势恢宏的史诗，从局部、具体细节、语言看，……可以像《红楼梦》一样读”（蔡葵语）；“小说内涵大、内容丰富”，“是一部摒弃一切旧的模式，对民族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总结，对文学语言加以创造的辉煌巨制”（屠岸语）；“小说写了五十年，是五十年的民族生存史和人的历史”（谢永旺语）；“《白鹿原》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作品，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必将载入中国、世界文学史册”（张韧语）；“《白鹿原》本身就是几乎总括了新时期中国文学全部思考、全部收获的史诗性作品”（白烨语）。（《一部可以称之为史诗的大作品》，见《〈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此外，海外评论者梁亮说：“由作品的深度和小说的技巧来看，《白鹿原》肯定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梁亮：《论〈白鹿原〉与〈废都〉》，见《〈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页。）文学评论家何西来认为：“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能够反映那一时期小说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把这部作品放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格局里考量，无论就其思想容量还是就其审美境界而言，都有其独特的、无可取代的地位。即使与当代世界小说创作中的那些著名作品比，《白鹿原》也应该说是独标一帜的。”（何西来：《〈白鹿原〉评论集序》，见《〈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陈忠实在《白鹿原》卷前有一句引自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1980年代“文化心理结构”说的出现及其有关讨论，对陈忠实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以往的长篇小说相比，《白鹿原》在侧重描写中国农民群体人物形象及其性格的同时，特别注重描写中国农民的以及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白鹿原》问世后，评论家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不少论者在分析研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及其性格的同时，更从中华文化和民族心理角度对小说进行解读和阐释。不少论者认为，《白鹿原》是对陕西关中五十年生活的写照，也是对民族秘史的揭示。这种揭示是对人的文化心理、特别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儒家文化心理的探讨。雷达在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长篇小说卷时，对1976年至2000年长篇小说的审美经验进行了反思，他这样分析和评价《白鹿原》在当代小说史中的地位和价值：“现在的相当一批作品超越了启蒙意义上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乡村，而进入了文化的、精神的、想象的、集体无意识的乡村，很多作品不仅关心农民的物质生存，更加关心他们的灵魂状态、文化人格；文化作为一种更加自觉的力量和价值覆盖着这一领域。由于中国社会向来以家族为本位，家族小说成了传统结构模式之一，也许作家们觉得，惟有家国一体的‘家族’才是最可凭依的，故而乡土与家族结成了不解之缘。不妨以《白鹿原》观之，作品以宗法文化的悲剧和农民式的抗争为主线，以半个世纪重大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为背景，正面观照中华文化精神及其人格，探究民族的历史命运和文化命运。它的创新和超越主要表现在：一、扬弃了原先较狭窄的阶级斗争视角，尽量站到时代的、民族的、文化的高度来审视历史，诉诸浓郁的文化色调，还原了被纯净化、绝对化的‘阶级斗争’所遮蔽了的历史生活本相；二、除了交织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党派、家族冲突之外，作为贯穿主线的，乃是文化冲突激起的人性冲突——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灵与肉的冲突，这是此书动人的最大秘密；三、开放的现实主义姿态，比较成功地融化了诸多现代主义的观念手法来表现本土化的生存，在风格上，又富于秦汉文化气魄。事实上，看清了《白鹿原》文化秘史式的写法，也就基本看清了九十年代以来家族小说审美特色的所在，那就是文化化”（雷达：《20世纪近三十年长篇小说审美经验反思》，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1期。）。这个分析和评价应该说还是比较中肯的。

    也有论者对这部作品提出了批评。《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发表了三篇批评《白鹿原》的文章。张颐武的《〈白鹿原〉：断裂的挣扎》，认为《白鹿原》是巧妙地以高雅的、严肃的、史诗式的“定位”走进了文化消费的市场，其努力并未结出理想的果实，作品成为极度碎片化的零散的段落的连缀，它在读者中的反响很大程度上是以“雅文学”的定位获得的。朱伟的《史诗的空洞》认为这部作品“一切的一切，都是别人已经摹写过了的，从家族关系、主仆关系，到革命使两个家族成员的重新组合，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再到美人计、亲翁杀媳、兄弟相煎，从主干、枝干到每一个细部，几乎都能找到引文出处。所不同的只是它变成了多重多种过去已有文本中故事的重新组合与综合”，“在《白鹿原》中，我们感觉到的是陈忠实的生命形态被他所要寻找的形式与框架不断的阻隔。这种阻隔的结果，使他的生命形态在其中越来越稀薄，最后就只剩下一大堆材料艰苦拼接而成的那么一个‘对一个历史时期社会风貌全面反映’的史诗框架，这个框架装满了人物和故事，但并没有用鲜血打上的印记，在我看来，它是空洞的一个躯壳”。

    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由于《白鹿原》等作品的热销即所谓的“陕军东征”竟引发了长篇小说的出版和阅读热潮，这个热潮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周昌义后来有一段话，谈到了这个热潮的余波对于后来文学市场的影响，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白鹿原》当年火爆的巨大威力：“出版社出书，第一看市场，第二才看好歹。《尘埃落定》遭遇退稿的时间，应该是1995、1996、1997那几年。还记得不？《废都》和《白鹿原》及陕军东征是在1993年。那以后，长篇小说有了赚钱的可能。但对于大多数作品来说，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绝大多数作家，还只能自费出书。还有，《废都》和《白鹿原》开拓的纯文学市场，只适用于《国画》和《沧浪之水》这一类紧贴现实的现实主义作品。不适用于现代主义先锋们。《白鹿原》对于火爆了近十年的现代主义先锋们其实是丧钟，那以后，一切不能以正常人的思维和正常人的口气讲故事的这主义那主义都被正常人视为‘神经’，开始了永无休止的盘跌。1997年前后，恰恰是他们最凄凉的时候，坚持跟他们一起‘神经’的期刊都开始了跟他们一起凄凉的绝路……”（周昌义：《〈白鹿原〉复生和〈废都〉速死》，载《西湖》，2008年第2期。）

    《白鹿原》出版以后曾获得以下奖项和荣誉：

    1993年6月10日，《白鹿原》获陕西省作家协会第二届“双五文学奖”最佳作品奖。

    1994年12月，《白鹿原》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二届“炎黄杯·人民文学奖”(1986—1994)。

    1997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揭晓，《白鹿原》（修订本）获奖。2008年12月5日，由深圳读书月组委会、深圳报业集团主办的“30年30本书”文史类读物评选活动在深圳举行了盛大的颁奖典礼。经过全国专家与读者的共同推选，陈忠实的《白鹿原》入选。此次评选的书籍被称为“30本影响中国人30年阅读生活的优秀文史书籍”，入选书目既考虑其“历史的重要性”，也考量其“本身的价值”。

    2009年6月，《中国新文学大系》五辑100卷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齐。《白鹿原》完整入选“大系”第五辑(1976—2000)。

    2010年3月，《钟山》杂志在第2期上刊出“30年10部最佳长篇小说”投票结果，为盘点30年(1979年—2009年)长篇小说创作的成就，江苏作协主办的大型文学杂志《钟山》邀约十二位知名评论家，从纯粹的文学标准出发，投票选出他们认为最好的十部作品并简述理由，排名第一位的是《白鹿原》。

    《白鹿原》出版以后，先后被译成日、韩、越南、蒙古、法、维吾尔、锡伯、克尔克孜等语种文字出版，被改编或移植为秦腔、话剧、舞剧、歌剧、电影、电视剧、连环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

    在当代长篇小说的出版史上，《白鹿原》也创造出了非凡的业绩。《白鹿原》由畅销书已变为常销书。仅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例，至2012年5月，笔者所见该社出版的不同版本的《白鹿原》已达十一种之多。据笔者向《白鹿原》的责任编辑之一刘会军了解，在2006年12月底，人民文学出版社统计《白鹿原》的累计印数已超过一百二十万册。2014年，陈忠实说，他颇感欣慰的是，近十年来，各种版本的《白鹿原》加起来，每年的销量在十万册左右；多年来，读者包括一些单位找他为《白鹿原》签名的也经常不断，他曾在一个月里做了统计，这一个月竟有二十八天都有找他签名的，多的一次有五百多本，少的一次一本。

    一方地域的知名度与文学艺术有很大的关系。湘西凤凰古城之名闻天下，实在与作家沈从文和画家黄永玉分不开，是这表叔侄俩给人们提供了关于这一偏僻地域的文学的、艺术的和文化的想象，这只“凤凰”才能从边城飞向世界：而世界各地的游客从四面八方如潮而来，细细一想，也无非就是为了满足各自关于这个古老边城的艺术和文化想象。江南的乌镇多少是因了茅盾和他的小说，周庄则似乎是因了陈逸飞的油画《双桥》。《白鹿原》也极大地提高了白鹿原的知名度，如今，白鹿原已经成为西安周边颇聚人气的旅游和休闲去处。白鹿原名自周代，宋时因大将狄青在这里扎寨驻兵，后世又名之狄寨原，现在又因一部文学作品而恢复了原名，且天下闻名。

    陈忠实后来说：“回首往事我唯一值得告慰的就是：在我人生精力最好、思维最敏捷、最活跃的阶段，完成了一部思考我们民族近代以来历史和命运的作品。”（陈忠实：《文学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主题词》，见《原下的日子》，太白文艺出版2004年版，第323页。）

    三、主席之位

    命运实在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东西。作家特别是小说家，喜欢写人的命运，因为命运有一种令人敬畏的力量，它是强大的压倒一切的，又是神秘的不可知的。1992年，就在陈忠实写完《白鹿原》的这一年，作协陕西分会还没有换届，上级内定为作协陕西分会主席的路遥，在8月6日孤身一人去延安，一到延安就病倒了，之后辗转西安治疗，竟然一病不起，于11月17日撒手尘寰。

    在路遥的追悼会上，陈忠实致悼词。他说：

    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无论这个事实多么残酷以至至今仍不能被理智所接纳，这就是：

    一颗璀璨的星从中国文学的天宇陨落了！

    一颗智慧的头颅中止了异常活跃异常深刻也异常痛苦的思维。

    这是路遥。

    他曾经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文学大省里的一员主将，又是我们这个号称陕西作家群的群体中的小兄弟，他的猝然离队将使这个整齐的队列出现一个大位置的空缺，也使这个生机勃勃的群体呈现寂寞……

    年轻时候写过新诗后来一直没再写过的陈忠实，在伤痛路遥英年早逝的同时，感于生命的脆弱和命运的不可捉摸，于这一年的11月26日草写，后于1993年9月16日改写出了诗歌《猜想死亡》。诗中写道：

    天宇里

    有一颗专司死亡的星星

    是有意还是无意

    是选择还是冒碰

    一旦砸下来

    便要击中一个天灵盖

    这人便死了

    无论是元首还是将军

    抑或只是一个平民

    它不辨善也不择恶

    不分贵也不分贱

    更没有公平可论

    撞上谁

    算谁倒霉

    这个猜想如果成立

    我们反而坦然

    被砸中了便走向死亡

    砸不上便继续做自己的事

    总统继续竞选连任

    将军继续操练士兵

    平民继续忙油盐酱醋的日子

    担忧根本无用

    躲藏更属徒劳

    运气仅仅在于

    一个迟些……一个早些

    1991年执意不去省文联做书记，而愿意留在作协陕西分会只当一个专业作家的陈忠实，最终还是被推举为作协陕西分会主席。1993年6月，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改名为陕西省作家协会。6月8日至10日，陕西省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西安人民大厦召开。王汶石致开幕词。胡采代表第三届理事会做题为《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改革开拓，为繁荣发展我省文学事业而奋斗》的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修改《陕西省作家协会章程》，选举理事八十三名，常务理事四十三名。陈忠实致闭幕词。在四届一次常务理事会上，陈忠实被选举为省作协主席，王愚、王蓬、孙树淦（莫伸）、刘成章、李凤杰、杨韦昕、赵熙、贾平凹、高建群、雷进前（晓雷）被选为副主席。在四届主席团会上决定聘请胡采、王汶石、王丕祥、魏钢焰为名誉主席。任命雷进前（晓雷）兼任秘书长。

    从陈忠实的出身、经历和文化教养来看，从他的做人和品性观察，他是一个不汲汲于富贵，也不戚戚于贫贱之人。但他也不是一个甘于淡泊的人，不是一个不在乎功利的人。他曾说，他从不言淡泊，文坛就是一个名利场。他只是赞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当权，得之有道。他不屑于蝇营狗苟，更耻于同流合污。

    陈忠实说过，他早年的人生最高理想就是能当一个专业作家，可以自由支配时间，能按自己的爱好写作。当了作协副主席，现在又当主席，显然，超乎他原来的理想之外，“赚了”。他没有飘飘然，也没有昏昏然，爱了文学三十多年，进了作协二十余年，他深知作家生活不易，创作不易，既在其位，得谋其政，需舍下身子为作家们的生活和写作创造一定的条件，要放下身段为陕西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做一些实事。

    多半生埋头创作，年过半百以后多少有些“意外”地荣任被誉为“文学大省”被称为“文学重镇”的陕西省作家协会的主席，陈忠实还是很想大干一番的。陕西作协有过辉煌的历史，但积弊也久。从1954年到1993年，近四十年间，陕西作协有三届领导，主席皆为从红色延安过来的文艺老战士：马健翎，柯仲平，胡采。现在，终于轮到陈忠实他们新的一代上来了，又乘着当时文坛盛刮的所谓“陕军东征”的东风及其余威，当选为第四任主席后，陈忠实在他所做的闭幕词中，激昂而豪迈地讲：“我们倡导这个群体的每一个成员，有勇气有锐气有志气有才气有风气。我们相信在这个群体里会形成大胸怀大气魄大视野，出现大作品大作家。”“陕西作家应该而且能够对中国当代文学做出无愧贡献！”这里所讲的“五有”和“五大”，也是本次大会的主题词，曾书写为巨大的横幅悬挂在会场周围，非常醒目。可以看出，在老一代作家渐次谢幕而由青壮年作家登台的这一届代表大会，包括陈忠实在内的主席团不仅显得朝气蓬勃，显出要大有一番作为的态势，而且目标宏伟，对未来的期待值很高。

    在闭幕词中，陈忠实在分析了陕西作家群的现状之后，还讲了未来工作的中心：“未来十年对于无论哪一个年龄档次的陕西作家都是至关重要的，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任何一个人都耗费不起有限的生命。本届代表大会产生的主席团，将清醒地认识并理解这一基本的现实，将坚定不移地围绕保证作家进行艺术创造尽最大可能释放各自的艺术能量这个中心而开展工作”，“我们将把改善作家创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作为最现实最迫切的一件工作提上议程”，“我们将努力倡导另外一种有利于作家进行创造的环境和氛围，即和谐”。

    当了省作协主席以后，陈忠实着实忙了几年，差不多有六七年的样子。所忙的事中，有一件就是给作协建办公楼。

    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前身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于1954年11月成立，筹备阶段，作家王汶石坐着当时给作协配备的唯一一辆吉普车在西安市到处寻看地方，最后选定建国路的一处院落作为作协的办公地址。这个院落始建于1930年代，原来是国军第84师师长高桂滋的公馆。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为了蒋介石的安全，需要寻找一处幽静又舒适的住处。西安事变两天后，蒋介石就被迁送到张学良公馆旁边的这座高桂滋公馆。蒋介石在此住了十一天。1949年西安解放后，高桂滋将军把这座公馆作价十五亿人民币（旧币）捐了一架战斗机，随后搬往另处居住。这个院落先后成为西北妇联和中苏友协等机关团体的办公处。作协西安分会成立，省政府将此地划给作协办公居住。这个院落分为前院、中院和后院。前院主体是一座带有地下室的西式建筑，坐北朝南，院子中间有一个喷水池。中院是花园。后院是室内层高两三米的平房，实木地板，青砖碧瓦，围成古色古香的三重院落。作协的两个公开刊物《延河》和《小说评论》以及一个内部刊物《陕西文学界》的编辑部、创联部，还有部分作协内外员工都住在这三个小院里。中院的花园已在1980年代被废弃，建了一个三层楼的招待所。作协的主要业务部门都在后院办公，陈忠实自己的一间办公室当年也在这里。但房屋年久失修，虽然院子里的蜡梅、玉兰还有高可参天的梧桐以及高大的平房在显示着这个院落的出身不凡，但毕竟在风雨中挺立了六十余年，四处可见墙倾屋圮，每逢下雨，有些房间的顶棚就会掉下来，伤人毁物。所以，给作协建一个办公楼就成了新一届作协领导班子诸项工作中的一个当务之急。

    建楼是一项大工程，报、批、要钱、施工，诸种事项既复杂还有困难。陈忠实放下创作，忙于那事，也忙这事。有一次，为办公楼的事，事先约好了，他和副主席兼秘书长晓雷去找一位领导，早早去了，等着接见。好不容易等到与领导在办公室见面，领导却一句正事不谈，大谈自己对某地区一个小戏的看法。陈忠实只好恭听，心里巴望着领导快快谝完闲传，言归正传说说盖楼的事。不想领导兴头很足，从中午十一点半谈到了一点，后来一看表，挥挥手说要吃饭休息。陈忠实出来后，在院子里仰天大笑了两声，冷笑了两声，然后对同来的晓雷说：“旧时代的官僚尚且知道尊重文人，这人则连为官做人起码的常识都不懂。”

    由此看来，处在主席之位，虽然想做些事情，但有时候也做不了多少。陈忠实当了省作协主席后，由于后院盖楼，他的办公室也搬到了前院，就是当年软禁蒋公介石的屋子。作家方英文打趣地说，现在陈忠实自己把自己软禁了起来。

    陈忠实五十岁以前，《白鹿原》出世以前的人生道路上，他辉煌过，也落寞过。但总体上看，他是不断咬着牙奋进的，为了他心爱的神圣的文学事业，“吭哧”“吭哧”（陈忠实用语，象声词，形容特别使劲而且吃力地干一件事。陈忠实1991年9月19日致白烨信中两次说到“我正在吭哧的长篇”。）不断努力，是一个埋着头苦干实干的形象，甚至不无拼命的意味，刚硬，坚毅，“豪狠”。由一个高考落榜青年，到以文学改变命运而成为一个工农兵业余作者，从一个农民到农村基层的国家干部，从业余作者再到专业作家再到一个省的作家协会副主席，不“吭哧”“吭哧”，没有“豪狠”，是断然不能的。何况，他到了四十四岁以后，还发誓要给自己弄一个死了以后可以“垫棺做枕”的作品，如此，除了“豪狠”，他还能有别的选择，还敢有别的心态？

    埋头写《白鹿原》时的陈忠实，尽管已是陕西省作协的副主席，文学圈里虽然知名，但在老百姓那里，还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他住在乡下写《白鹿原》，隔段时间回城里办一些事。有一次，陈忠实有急事，骑了一辆旧自行车过西安东大街，东大街那时白天不准自行车通行，他被那些从乡下招来的纠察人员拦住，硬要罚款，他怎么解释都不行，最终还是被罚了两块钱。陈忠实气恼且有点沮丧地把这事讲给一位同事听时，同事一边笑一边给他说：“你说你是作家陈忠实，他们也许就不罚了。”陈忠实说：“人家看咱更像个稼娃（关中方言，农村人的意思）。”确实，那时的陈忠实走在街上，更像一个乡下人。你要是在街上碰见他，看他散没在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的背影，你会觉得，他确实更像个地道的关中农民。

    四、归去原下

    2001年到2002年，陈忠实回到乡间——老家蒋村住了两年。复归两年，隐居两年，生活、思考、写作了两年。

    2001年春节刚过，陈忠实在城里买了二十多袋无烟煤和吃食，回到蒋村祖居的老屋。准备了这么多的东西，显然是打算在这里长住。妻子女儿一起送他复归原下乡村的老屋，他留下，妻女回城。他站在门口又送妻子和女儿。当他挥手告别妻女，看着汽车转过沟口，转过那座檐塌壁倾颓败不堪的关帝庙，折回身走进大门，进入刚刚清扫过隔年落叶的小院，心里竟然有点酸酸的感觉。这一年他五十九岁。已经是摸上六十岁的人了，何苦又回到这个空寂了近十年的老窝里来？

    如果说陈忠实的心中有隐逸的思想，很难令人信服。陈忠实是关中汉子，硬汉一个，出于贫贱，勇于进取，性格中无关于“隐”，甚至丝毫无关。他曾很多次说过，文坛就是一个名利场，他不讳言要在这个名利场中争取自己的东西。

    但是，如果仔细读他复归原下这一阶段的散文，就会发现，他居然步上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人走过的路子，归去来兮，隐于乡村。

    2003年12月11日，陈忠实在城里二府庄写了《原下的日子》，这是他回城以后写的回忆那两年乡间生活的散文，这篇散文是他那两年心绪的集中表达。

    他写道，回到祖居的老屋，尽管生了炉火，看到小院月季枝头暴出了紫红的芽苞，传达着春的信息，但久不住人的小院太过沉寂太过阴冷的气氛，一时还不能让他生出回归乡土的欢愉。文字之外，让人感受到的，是他的心情许久以来过于郁闷，也太过压抑，所以，尽管回归了朝思暮想的老屋，但心境一时还是难以转换，是一派春寒的冷寂。“这个给我留下拥挤也留下热闹印象的祖居的小院，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我站在院子里，抽我的雪茄。”“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原坡上漫下来寒冷的风。从未有过的空旷。从未有过的空落。从未有过的空洞。”一连三个排比，三个“空”字，三个斩钉截铁的句号，极力表达着作者内心的空茫和宁静。

    他写道：“我听见架在火炉上的水壶发出噗噗噗的响声。我沏下一杯上好的陕南绿茶，坐在曾经坐过近二十年的那把藤条已经变灰的藤椅上，抿一口清香的茶水，瞅着火炉炉膛里炽红的炭块，耳际似乎缭绕着见过面乃至根本未见过面的老祖宗们的声音：嗨！你早该回来了！”

    “嗨！你早该回来了！”这是陈忠实的表达语言。陶渊明或千古以来文人的表达句式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意思是一样的。陶渊明也是回归了家乡。所不同的，是陶渊明辞了官，陈忠实没有辞。其实，陈忠实辞不辞都一样，反正都是闲职，有和无一样，用乡间的话说，是“样子货”。

    第二天微明，他在鸟叫声中醒来，“竟然泪眼模糊”。闻鸟声居然泪眼模糊，陈忠实此时的内心太过敏感，感情太过脆弱。显然是积郁已久，终于找到突破口了。在乡间，闻鸟鸣。傍晚，他走上灞河长堤，看到一个男人在河滩里挖沙筛石。他久久地站在那里观看，直至入夜，浮想联翩。在这一年的5月12日，他写了短篇小说《日子》，写的就是一个挖沙男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生样态，其最初的生活触发点，可能就是来自这一天傍晚他的所见、所感与所思。

    春来，杏花、泡桐花、洋槐花等各种花儿次第开放，香气溢满原上和川道。夏至，“令人沉迷的绿野变成满眼金黄，如同一只魔掌在翻手之瞬间创造出来神奇”。秋临，弱柳变为金黄。冬到，小雪接着大雪，踏雪原野，听雪声脆响。这是陈忠实在乡间一年四季之所见，更是他的生命感受。他“由衷地咏叹，我原下的乡村”。在这里，陈忠实又变得极为抒情。

    夏夜无眠，他在夜色中思接千载，怀古思今，更为确信“在原下进入写作，便进入我生命运动的最佳气场”。

    与《原下的日子》异曲同工而又各臻其妙的散文作品是《三九的雨》。2002年1月17日，正是他在乡间隐居的时候，陈忠实写成散文《三九的雨》。1月17日是农历辛巳年的腊月初五，旧历一年将尽之时，陈忠实此时写这篇作品，除了三九的雨给人带来了特别的触动之外，也有岁尽时的顾后瞻前之意。这一场陈忠实有生以来仅见的三九的雨是从腊月初二下起的，一直下到初四天明，初五他已然写就这篇关于三九的雨的散文，时间上算起来没有间隔。《三九的雨》写得非常从容，然而情绪却又回环往复，宛如一首慢板的乐曲。这是他当时的心境，也是他当时的生活状态。悠游从容，淡定自然。

    三九本该是严寒的天气，三九三，冻破砖，滴水成冰，却没有落雪，而是下了一场雨。雨从前天下起，小雨，连绵至今天天明。陈忠实一直感觉自己生命中缺水，缺雨，三九天居然下了这一场雨，自然令他欣喜万分。腊月初四天明后，他来到村外一片不大却显得空旷的台地上，极目四望，感受三九雨后的乡村和原野。四野宁静，天籁自鸣，陈忠实觉得宁静到可以听到大地的声音。雨后的一片湿润一片宁静中，陈忠实的目光从脚下的路延展开去，陷入往事的回想。脚下的砂石路当年只有一步之宽，为了求学，他走了十二年。当年背着一周的干粮，走出村子踏上小路走向远方，小小年纪情绪踊跃而高涨，但对未来却是模糊无知。当时最大的宏愿无非是当个工人，不想却爱上了文学，“这不仅大大出乎父母的意料，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背着馍口袋出村挟着空口袋回村，在这条小路上走了十二年”，所获的是高中毕业。曾经路上遇狼，但有父亲壮胆。陈忠实在那一刻意识到，他的一生，都与脚下的这条砂石路命运攸关。农村基层工作二十年，往返于这条路；即使他后来在城里当了专业作家，还是毅然从城里回来，沿着这条路回到自家的老屋。然后是从1982年冬天到1992年春天，他在原下祖居老屋里读书、写作。他总结道，这十年，是他最沉静最自在的十年。

    在回顾了过往的大半生的人生之路后，他强调“我现在又回到原下祖居的老屋了”。“老屋是一种心理蕴藏”。“心理蕴藏”，是否可以理解为给心理以力量的蕴蓄？这个祖居老屋，曾经是父亲、叔父以及祖父们共居的地方，如今他们已经长眠于白鹿原北坡，但他们的某些生命气息依然回荡在老屋。他在和祖先默视、和大地对话的过程中，获取心理的力量蕴蓄。

    特别是，从他第一次走出这个村子到城里念书的时候起，他的父亲和母亲送他出家门，眼里都有一种“神光”，“给我一个永远不变的警示：怎么出去还怎么回来，不要把龌龊带回村子带回屋院”。而且，“不要把龌龊带回村子带回屋院”似乎是陈氏家族固有的观念，“在我变换种种社会角色的几十年里，每逢周日回家，父亲迎接我的眼睛里仍然是那种神色，根本不在乎我干成了什么事干错了什么事，升了或降了，根本不在乎我比他实际上丰富得多的社会阅历和完全超出他的文化水平”，关键是，“别把龌龊带回这个屋院来”。

    “别把龌龊带回这个屋院来”这个警示，给“这个屋院”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它是净地，它是祖屋。

    在这篇散文即将结束的时候，陈忠实简单地提了一句他前不久在北京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有记者向他提问，他的回答是：“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始终把智慧投入写作。”然后，他从容地写道：“我站在我村与邻村之间空旷的台地上，看‘三九’的雨淋湿了的原坡和河川”，“粘连在这条路上倚靠着原坡的我，获得的是沉静”。完全是宠辱不惊的气度，宁静致远的心态。

    熟悉陶渊明或王维回归田园、隐居乡间诗作的人，一定可以看出陈忠实这里所写的，一方面是对“腻”和“龌龊”的厌弃或逃避，另一面是对自然的由衷喜爱和歌咏，对农人、农事的发自本心的亲近和关切。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非之间，凸现出作者当时的人生处境、心境和价值取向。

    陶渊明《饮酒》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王维《济州过赵叟家宴》诗：“虽与人境接，闭门成隐居。道言庄叟事，儒行鲁人余。深巷斜晖静，闲门高柳疏。荷锄修药圃，散帙曝农书……”以这些描写隐居乡间的诗作，比照陈忠实的这些散文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古往今来，某些内在的精神意绪，实在是一脉相通。

    陈忠实隐居乡下的时候，在2002年7月9日，写成了一篇散文，特别的意味深长。这篇散文叫《遇合燕子，还有麻雀》，写的是一个燕子筑的巢被麻雀霸占的事，此事为陈忠实亲见亲历。这篇写鸟的散文很长，约有五千字，估计不是一天写完的。记得陈忠实写这篇散文的时候，因为什么事和笔者通过电话，随口说到了他正在写的这个散文，他在电话那头呵呵笑着，给笔者讲这个燕巢雀占的故事。笔者当时心里一震，觉得这里边别有意味。后来笔者再读这篇散文，觉得这确实是一篇意在言内又意在言外的作品，信息非常之多。陈忠实后期散文，除了写自己某一段或某一种人生经历，写游历观感，还有两种特别醒目的题材，一是喜欢写树，一是喜欢写鸟。陈忠实说过，人之喜爱文学，没有别的，是因为此人有一根对文字、对文学敏感的神经。以此逻辑观照陈忠实自己，他之喜欢写树和写鸟，也是对树和鸟有一根敏感的神经。陈忠实也写过花，但很少，如《种菊小记》，最喜欢的还是写树，原因有三：一是当年他求学，全赖父亲种树卖树，令他刻骨铭心；二是他自小就生活在乡村，后来又长期在农村工作，几乎是触目皆树，院内院外树木常年伴他，让他感到亲切、悦目；第三，曾有算命先生算过他是“木”命，也许冥冥之中他和树木还真有更深一层的神秘关系，虽然说不清，权为一说。动物里，陈忠实写过蜘蛛和狼，都不是专题专意写它们，而是写树或其他事时顺带写的，但他却有多篇散文是专题专意写鸟的。他写过鹭鸶、白鸽、朱鹮、斑鸠，这一次，是专意写燕子和麻雀。而与以往写鸟就是写鸟不同，这次除了写鸟本身之外还写一种生命现象。或者说，重要的是写一种生命现象，这种生命现象又有着普遍的意义，可以说也是一种生活现象、社会现象甚至历史现象，而且富于哲理。

    《遇合燕子，还有麻雀》先是写了两种燕子，瑚燕和草燕，瑚燕属于精致一类，且极爱干净，草燕粗糙肮脏。家里曾有草燕筑巢孵蛋，如今来了已经极为罕见的瑚燕，所筑之巢精美绝伦，令人叹为观止。后来，作者出门数日归来，发现瑚燕已杳无踪迹，而让人吃惊又好笑的是，麻雀占了燕巢。作者百思不得其解，有鸠占鹊巢一说，鸠凭的是力量和凶猛，而麻雀与瑚燕属于一个量级，显然说不上力量也谈不上凶猛，凭什么就占了燕巢呢？作者将此奇事说与村人，村人哈哈大笑说：“麻雀根本不会和燕子动武。麻雀根本用不着和燕子动武。麻雀只要往燕子窝里钻一回，燕子就自动给麻雀把窝腾出来了。为啥？麻雀身上的臊气儿把燕子给熏跑了。燕子太讲究卫生了，闻不得麻雀的臊气。”作者大为惊异：“哦！这又是我料想不到的学问，一个令我惊心的学问。”作者由此浮想联翩，以此燕巢雀占之理推及自然界，又推及人类社会生活，想到林黛玉如果遇到鸨婆，谦谦君子如果遇到泼皮无赖，“不必交手结局就分明了”。明白了这一层，虽然令人惊心，却也令人开心。“我站在台阶上抽烟，或坐在庭院里喝茶，抬头就能看见出出进进燕窝的麻雀的得意和滑稽，总忍不住想笑。起初，麻雀发现我站着或坐在院里，还在屋檐上或墙头上窥视，尚不敢放心大胆地进入燕窝，一旦我转身进屋，‘哧溜’一声就钻进去了，还有点不好意思的心虚，显现出贼头贼脑的样子。时间一久，大约断定我其实并不介入它占燕巢的劣行，就变得无所顾忌的大胆了，无论我在屋里或檐下，它都自由出入于燕窝。我也就对麻雀吟诵：放心地在燕窝里孵蛋，再哺育小麻雀吧！毕竟也还是一种鸟！”这里，既显出了作者的仁厚、宽容与大度，也显出了作者在精神姿态上的居高临下。

    至此，我们不禁要探究，陈忠实为何在摸六十岁的时候，当着省作协的主席，又是党组成员，妻子儿女此时也都居于城里，他却放下方便和自在，独自一人归于原下，一住便是两年，是一时心血来潮，还是别有缘由？读了这些隐居的散文，特别是这篇写鸟的散文，我们会恍然明白若干谜底。

    这一个时期，陈忠实不仅以散文的形式借景抒情、借物抒怀，也以评论、序文的形式表达他这个时期某种强烈的生活感受，表达他对一些人及社会问题的看法和思考。2002年10月中旬，他给笔者的一本散文随笔集《种豆南山》写了一篇序文，其中的许多文字，意蕴深广，有着他强烈的生活感怀和对现实的批判。在评说笔者的散文《做一个简单的人》时，他引用了笔者的一段话：“我说的简单的人意思是：为人处世，特别是与人交往，尽量化繁为简，而不要把事情复杂化，更不要耍心眼，与人钩心斗角。”他认为这是笔者的“立身宣言”，然后展开分析说，“时下的社会生活形态，似乎恰恰是复杂化。即把很简单的事和处理这些事的最直接最规范的途径废置，寻求某种曲里拐弯草蛇灰线暗箱操作的幽径，取得一个意料不及面目全非又是出奇制胜的结局，名曰生存智慧。生存智慧酿造生存技巧。官场擢升商场暴利乃至文坛出名，更显灵的就是此道了。敢于挑战这样的生活世相宣言做一个简单的人，必定是见多了也洞透了所谓生活智慧和生存技巧所演示的龌龊，而独守一分清静，继而发出做一个简单的人的宣言，独立成一种人生姿态”。接着他又进一步展开论述，“小利引用一个曾经有过显赫声名的红卫兵头目的话：‘在政治上只有头脑而没有良心。’小利断定：‘简单的人肯定做不到这一点。简单的人是讲良心的。’这里就划开了一个最基本也是最严峻的人生界线，即良心。良心的界线毁弃了，黑可以说成白，丑可以说成美，指鹿为马也不觉得荒谬了。良心毁弃的唯一因素就是某种生存目的实现。譬如说在某种非正常的环境下，譬如说在自身能力和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势中，而要达到权欲的名利的生存目的，就得玩弄生存智慧生存技巧了，就不能简单地把黑说成黑把白说成白把丑说成丑把美说成美把鹿说成鹿把皇帝说成什么衣服也没穿的光屁股。指鹿为马的中国历史典故，正好为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提供了生活的依据或注释，前者为生活真实，后者为艺术真实，相得益彰，鉴示中外古今。为什么会把这样简单的事象完全弄到面目全非复杂混账呢？任谁都不会怀疑洋的和土的两帮重臣文化高低造成了失误，都是为了生活得更好的目的而讲究了生存智慧生存技巧的必然结局，良心显然没有了。这样，我就意识到关于简单的人的真实内涵，并不简单；而要做到一个简单的人，更不简单。其中丰厚而又严峻的意蕴是，守护良心，守护心灵家园的纯净，坚守作为一个人的尊严”（陈忠实：《陈忠实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2、353页。）。陈忠实在这里对生活中一些现象的指斥，显然有他在生活中的感受和发现。

    2001年到2002年，这是陈忠实自1992年年底写完《白鹿原》以后到西安城里居住、生活工作之后复归乡村的两年。复归老屋旧居，仔细分析，除了逃避或者说躲开他屡次有意无意地透出的“龌龊”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重新打量世事人事的同时，他也要重新打量自己，调整自己的心理。归于宁静，再次获得宁静，应该是他这两年最大的收获。

    这两年，用他自己的话说，也是他自1992年进城以后写作字数最多的两年。

    笔者查看并统计了一下，这两年，或散文，或言论，或小说，他每月都有一篇或数篇作品写成。2001年，他写成散文、言论计二十一篇，短篇小说三篇，出版散文集一部；2002年，写成散文、言论计三十五篇，短篇小说两篇，出版散文集、小说散文合集四部。

    虽然归于原下，但陈忠实不是要做一个“隐者”，只过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生活。回归自己的田园，也许更有利于他对农村社会的观察，对农民命运的思考。而农村，一直是陈忠实关注的焦点。2002年5月9日中午，笔者陪一位企业人去西蒋村，同陈忠实商讨一件与作协文学活动有关的事。聊天时，陈忠实说《中国作家》第5期发了他的一篇短篇小说《腊月的故事》，这篇小说是写农民的，是他对农村生活、农民问题观察和思考的一个反映。陈忠实说，他对官方现在提的“弱势群体”这个说法有很不同看法，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三，这么多的人口，不能简单说是一个“弱势群体”。他的《腊月的故事》中，有一个民工说，市长是城里人的市长，不是乡下人的。他现在很关心城乡的差异甚至对立。陈忠实甚至有些激动地说，国家对城里人和对乡下人的政策有很大的不同，城市的学校是国家投资的，而乡村的学校却要农民集资办学，还搞了一个“希望工程”让有钱人捐助，这是区别对待。

    企业人讲了一个观点，权强国富，权弱民富，权力强硬，就能收揽权力和财力，利于国家；权力软弱，管不住，财散于民间。陈忠实认为此说新鲜而且有道理。企业人讲了一个笑话：过年时，领导人看望穷苦百姓，送去米面油还有钱，问还缺什么，农民说，缺陈胜吴广。企业人分析说，米面油还有一点可怜的钱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过罢年怎么办呢？陈忠实说，这虽然是个笑话，却让人思考。

    后来我们一起回城。路上，笔者和陈忠实闲聊，说：“晚明文人很讲究生活的艺术化，有个叫屠隆的，说他最理想的生活是：‘楼窥睥睨，窗中隐隐江帆，家在半村半郭；山依精庐，松下时时清梵，人称非俗非僧。’这个人理想的环境是‘半村半郭’，清静，又不清冷；理想的身份是‘非俗非僧’，闲适，又不空寂。这种生活方式，可进可退，非常灵活。陈老师现在的处境就多少有一点这样的意思。住在乡村，又离城很近，是城边，可以说是清静但又不偏僻；生活方式呢，读书写作兼会客，清闲中又很充实。”陈忠实呵呵笑着说：“我居住的地方是‘半城半乡’，人是‘半官半民’，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民’啊。”

    五、清夜闲谈

    2002年1月22日下午，应泾阳吉元集团总裁陈元杰之邀，陈忠实去泾阳参观那里的吉元工业区，笔者也应邀同去。此前，陈忠实一直住在蒋村乡下。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后，工作上事情多，各方找他的人也很多，陈忠实很忙。陈忠实和民营企业家陈元杰认识，缘于吉元集团支持陕西作协设立陕西作协吉元文学奖。吉元文学奖是吉元集团出资设立奖励基金、陕西省作家协会于2000年设立的一项文学奖，旨在奖励创作突出的陕西青年作家。笔者当时是这个文学奖的联络人，陈元杰通过笔者三次邀请陈忠实到他们那里考察并参加他们企业的文化活动，陈忠实直到此日下午才把时间安排出来。五点，陈元杰派助手邹军、陆德开车来接。近七点时，到达泾阳，住当地的吉友宾馆。陈忠实喜欢吃搅团，路上就说让打搅团。搅团一般是用苞谷面打的，但这里晚饭端上来的搅团却是麦面做的，可能是这里平时没有准备苞谷面这样的粗粮，只有白面细粮，但白面细粮做出来的搅团有形无味，不好吃。吃完饭，主人请去吉元大酒店看侏儒表演，说这是土行孙表演。看了一会儿，陈忠实不感兴趣，就和笔者先回了。回到宾馆，陈元杰陪着洗了桑拿，陈忠实不敢蒸，说受不了。洗完澡，笔者到陈忠实房间，和他说闲话。陈忠实说他晚上一般到凌晨1点睡觉。此时10点过一点，时间还早，我们就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

    说了一会闲话，聊到官的问题。陈忠实和笔者在同一单位，我们都回避谈单位的人和事。笔者当时刚分了新房，也成了新家，陈忠实对笔者说，你这个人心性淡泊，现在房子和家庭问题都解决了，安顿下来以后，要多写东西，搞评论，应该关注并参与全国性的文学话题讨论，研究一些全国性的文学问题，普遍性的文学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才能造成更大的影响。笔者说，我对当官和弄钱都没有什么兴趣，是准备好好静下心来写东西的。陈忠实说：“四十岁后，日子过得很快。你现在的年龄（笔者注：四十四岁），是我八六年（1986年）的年龄，现在感觉就像是昨天的事。回想五六十年代，是感觉有些遥远，但四十岁时的事，确实就像昨天。人到了五十岁以后，时间更显得快。”他说：“我小时候，看那五十岁的人，就是个老汉。”笔者插话，杜牧有诗说“四十已云老”。陈忠实继续说，“那时在乡下，就有这样一个老汉对我说，人老了，就像日头下山一样快啊。那时不理解这话，现在理解、体会得很深。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你甚至不觉得它的移动，日头在头顶的时候，你也不觉得它的变化，到了下午五六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太阳下得很快，很快就落下去了。特别是太阳压山的时候”。陈忠实睁大眼睛看着我，边说边在茶几上比画，“太阳压到山上的时候，你先看还是一轮，很快就变成了半个，紧接着，几乎是一眨眼的工夫，就下去了。这时候，你会感觉到黑夜突然降临了”。接下来，他强调说，“人生要抓紧”。他说：“那个时候，我在四十多岁时，突然感到了强烈的生命压力，而这时正好有了一个好的题材，那时对历史的认识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和高度，我不敢懈怠，就写了那部作品（笔者注：指《白鹿原》）。”

    说到官，陈忠实显然颇有感触。他提到了一位刚下台不久的某地领导，说：“这个人现在很难受啊，我跟他年龄差不多大，现在很庆幸我选择了写作这条路。此人在台上的时候，前呼后拥，现在忽然冷清下来了，你想他心理上会是个什么感受？先不说弄了多少钱，钱可能不缺了，光是手上那些事，那些他亲自干的事，这个建设那个建设，现在忽然让他撒手不管了，心理上那个窝囊呀，确实难受得很。听说此人有一次在大雁塔旁边那个日本人修建的唐华宾馆吃饭，一时激动难耐，当众说了好些不该说的话。”停了一下，陈忠实继续说：“我是省委候补委员，几年来见的事，也让我感慨不已。光是开会主席台上的你上我下，就让人很有看的。先是这个人当书记，在主席台上慷慨激昂地大讲‘开发’‘振兴’，忽然间，那个人来了，坐在台子上讲话，唾沫星子乱溅，这个人苦着脸坐在台下听，忍受着那个老汉那陕西腔夹杂着醋熘普通话的折磨。接下来，那个老汉还没坐满一届，第三个人又来了，老汉又坐在了台下，老老实实瞪大着眼睛，听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人坐在台上又讲话，那个失落，那个难受，比啥都难受。”

    笔者说，这就是《红楼梦》中说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后还不是“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这一晚，我们聊了很久才休息。

    笔者想起陈忠实的人生态度。他说他从来不言淡泊，就是有功利心。看来是实话实说。但对有些事笔者还是感到不解。心想他到了今天这个地位上，功成身退，归隐田园山林，如张良一类崇尚“从赤松子游耳”的人心向往的生活是可以做到的。但陈忠实不是这一类人，他一是崇尚建功立业，二来意识深处没有隐逸思想，平时也不好佛道，没有受过“出世”“无为”思想的熏染，本可以深居简出，放下好多既无聊又无意义的事不管，落个清闲自在，可是他为什么还要抛头露面，弄得身疲心累，好像显得不甘寂寞呢？这几日偶然想到这个问题，此刻忽然一下子明白了。陈忠实和他们那一辈人，那一代作家，包括贾平凹、路遥、邹志安、京夫等，出身贫寒的农家，从小受苦受难，一直在人生之路上奋斗挣扎，在文学之路上走得也不容易，用邹志安的话说是一直在“左冲右突”，期盼着的，就是有朝一日能浮出水面，放出光彩，今天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机会，有了今天的地位，怎么会轻言淡泊，又怎么会自我引退且甘于寂寞呢？一直什么都没有的人怎么会轻言放弃呢？对这些问题，如果仔细检视一下他们的出身、经历以及文化背景，是不难找到答案的。

    第二天，陈元杰请了天人书画院的一批文人书画家来，给县上领导写字。书画家们在一个大厅里写，请陈忠实在一个房间写。陈忠实只写半张纸，即将四尺整纸裁开，或条幅，或斗方，只写四五字。陪同的陆德让给吉友宾馆题字，陈忠实踌躇着说，写什么呢，写个“宾至如归”没有新意，有一句话“睡觉睡到自然醒”，又觉得不那么合适。陆德是个机灵的姑娘，连说这个内容好。陈忠实就写了，说，这个怕不能挂在宾馆大厅，适合挂在房间里。按主人的要求写完后，陈忠实见笔者在旁边看热闹，说给你也写一幅。关于内容琢磨了好一会儿，却没有下笔，看来他很认真，不知写什么好，笔者说那就写“坐看云起”四字吧。此四字乃笔者第一本书的书名，也是笔者非常向往的境界。陈忠实把这四个字写在一张四尺对开纸上，写毕，自己评价说：“‘起’字最好，‘看’字第二，‘云’字第三，‘坐’字笔墨未到位。”陈忠实的人生态度是积极入世，对笔者这种“坐看云起”的心态似乎不想鼓励，写完后又特意加了“小利雅兴”四个小字，表明此语不是他的意思。

    六、寓居二府庄

    1993年3月，陈忠实在回答《小说评论》主编李星的提问时说过一句有名的话：“我永远再不会上那个原了。”（陈忠实、李星：《关于〈白鹿原〉的答问》，载《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陈忠实在这里所说的“原”，不是地域概念的“原”，而是指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原”。李星问：《白鹿原》“小说的许多人物的命运里程都延伸到解放（1949年）以后，请问你有无写《白鹿原》第二部的打算？写第二部需要什么条件？”陈忠实答：“我去年初已经下了白鹿原。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全部构想已经完成。基本可以肯定，我永远再不会上那个原了。”

    很明显，陈忠实这里所说的“原”只是借喻意义上的“原”，而且是特指《白鹿原》的续书。《原下的日子》是陈忠实一篇散文的名字。这个名字后来又用作两本集子的书名，一本是小说散文集，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一本是《陈忠实集》之散文卷，精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从散文篇名到书名（主要是散文集），一再使用，说明它特别契合陈忠实的某种处境和心境。确实，“原下的日子”颇能概括反映陈忠实在《白鹿原》之后，特别是约莫六十岁的时候及以后的生活情状和文化心态。陈忠实因《白鹿原》而名震天下，地理上的白鹿原也因《白鹿原》而天下驰名，陈忠实下了《白鹿原》的“原”，却走入白鹿原的“原”。“原下的日子”中所说的“原下”，既是《白鹿原》的“原”，也是白鹿原的“原”。

    2001年12月26日，陈忠实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届一次全委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

    2003年春天，陈忠实从蒋村乡下住了两年又回到了城里。他晚上住在建国路金家巷陕西作协家属院，但白天一整天的活动，包括写作、读书、会客都在二府庄。二府庄乍一看像个村名，其实在城里。西安市有四个叫二府庄的地名，雁塔区有两个，莲湖区有一个，未央区有一个。陈忠实所在的这个二府庄，隶属雁塔区小寨街道办事处，是一个城中村，位于电子一路西安石油大学家属区的东邻。陈忠实还把建国路省作协的所在地称为雍村。他写完一篇或一部作品，往往在文末缀上时间和地名，地名喜欢用带“村”或“庄”的字，感觉像在乡村。这也反映了陈忠实浓厚的乡村情结。早在2002年秋天，由在西安石油大学任教的白鹿原人王新建牵线搭桥，西安石油大学聘请陈忠实为该校驻校特聘教授，2008年在续聘为驻校特聘教授的同时，又聘为人文学院名誉院长。既然是驻校教授，就给陈忠实提供了一套三室两厅的单元房作为休息室兼工作室，可以使用，没有产权。2003年春节过后，陈忠实就从乡下搬了过来。对陈忠实来说，这里毕竟生活上更方便一些，在乡下吃饭得自己弄，这里可以在食堂买饭，而且饭菜较为丰富，可以自由选择。这个村名为何叫二府庄，据传是因为明代有两个官员在此建庄，故称二府庄。陈忠实将自己的生活与工作室称为“二府庄”，除了乡村情结之外，亦有深意存焉。王新建说，当年他一看到陈忠实在文末署上“二府庄”的地名，就知道陈忠实把这里当作了第二个府第，打算长久安居了。果然，陈忠实后来一直住在这里，早来晚归。即使是节假日，也有很多时间是待在这里。

    陈忠实是一个很能扎根的人，喜稳定不喜动迁。算起来，他在农村一待就是五十年；当了省作协主席，居其位而谋其政，就扎在建国路省作协的办公室，一待有八年；复归祖居老屋，一待两年；回城居二府庄，再没有动迁。

    新世纪以后，陈忠实更多地“向外转”，注重与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合作。

    2005年6月6日，陈忠实担任终身院长的白鹿书院由陕西省民政厅批准成立。这是陈忠实和一批作家、学者联合西安思源学院共同创办的非营利性文学艺术及相关文化研究的组织。6月28日，白鹿书院和西安思源学院联合在西安曲江宾馆腾龙阁举行了隆重、热烈的白鹿书院成立庆典。来自省内外的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二百六十余人参加了庆典活动。

    在白鹿书院成立庆典上，陈忠实讲到了创办白鹿书院的缘起：“我在长篇小说《白鹿原》里曾写到一个书院，这个书院就叫白鹿书院。小说是虚构的艺术。《白鹿原》中的人物大都是虚构的，但唯有白鹿书院的山长朱先生是有生活原型的，就是清末举人著述甚丰的学人影响很大的蓝田人牛兆濂；白鹿书院也有真实生活依托，就是牛兆濂先生当时主持的蓝田县的芸阁学舍。如果要追溯芸阁学舍的文化脉络，渊源可以追溯到宋代，芸阁学舍是在为宋代‘关学’代表人物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所修‘四献祠’的基础上，拓修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书院，鼎盛一时，曾有韩国留学生在此学习。2002年，我和几位学者讨论一些问题时，有学者建议，可以在白鹿原上创建一个白鹿书院，承继中华传统文化的脉络，弘扬其优秀品格。创建白鹿书院的构想得到了社会各方人士的热心赞赏，西安思源学院周延波院长更是大力赞同积极支持，白鹿书院从而由构想变成了现实，白鹿最终回到了白鹿原上。”

    为什么要以白鹿来命名书院，陈忠实说：“在我们传统文化乃至民族心理意识里，白鹿是吉祥、和谐、纯洁、美好和超凡的一种象征性图腾。上至王宫下至庙堂乃至民居宅院都有鹿的各种生动壁画和雕刻。以白鹿来命名书院，就是想创造一种和谐而纯净的学术探讨和文化研究氛围，这种和谐与探究的精神与我们所要创造的和谐社会的精神是一致的。”

    陈忠实谈到创办白鹿书院的文化思考时说：“书院是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同时它又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象征。我们办白鹿书院，一是要承继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和风神秀骨。以白鹿书院为平台，广泛团结、联系国内外的学者、评论家和作家，开展游学、讲学、讨论等交流活动，让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生机。白鹿书院诞生在古长安这块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土地上，我们将会开掘源远流长的关中文脉，承续关学精神，探索促进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新途径。第二，我们现有的这些人差不多都是从事文学和艺术的人，文学和艺术只是大文化范畴里的一系，文学、艺术与社会、历史和人的生存形态有非常紧密的关联，但只是一条途径。因此，书院的研究课题将对现实问题和人类普遍面临的问题，既从文学和艺术的角度，也从思想理论的角度，以及学术的角度，进行研究和探讨，争取对我们的生活发展做出富于建设性的建树。第三，白鹿书院还会以文学和艺术为其特色，藏书、编书、教书，研讨、交流，从而对陕西、对西部乃至全国的文学事业发挥作用，为促进和繁荣文学事业起到促进作用。”

    陈忠实谈到白鹿书院的发展时说：我们将“争取与国内外文学界、学术界进行高层对话，把白鹿书院办成一个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我希望，白鹿书院能办成一个萃集各界贤达优秀思想的地方，办成一个能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和传播时代新声的地方”。

    白鹿书院成立后，位于白鹿原西畔的白鹿书院，既是陈忠实处理包括白鹿书院公务在内的一些事宜的办公地，也成了陈忠实的会客厅。书院院门外，左有一片竹林，门前是芍药园和一片茂密的树林，环境清幽，每来全国各地和海外的文学界朋友和各界人士，陈忠实都喜欢在书院的院子里接待，交谈。

    2005年10月19日，陈忠实又被西安工业学院聘为人文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同日，西安工业学院陈忠实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成立，他担任中心主任。

    写作依然是陈忠实日常最主要的工作。除了必须参加的文学活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他每天早出晚归，早上8点多一点到二府庄，晚上6点多一点离开回家，一整天都在那里坚持写作。

    陈忠实珍惜和看重他在生活道路上和文学创作上各种具有大树人格的人给予他的庇护和帮助。五十岁以后，他把很多精力用于帮人和助人，特别是帮助作家和帮助文学界的年轻人。他为文学同行呐喊奔走，解决了很多人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笔者细数了一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4月为他出版的十卷本《陈忠实文集》，从1992年以来，他为全省乃至全国的作家和艺术家写的书评、序言、作品点评、通信达一百六十余篇，短则千字，长则上万。这些带有评论和研究性质的文字，写起来非常耗时耗力，他需要知人论世，更需要认真阅读作品，细心体会，精心研究。陈忠实所写的对象和文学艺术品类，相当广泛，文学中有小说、散文、诗歌，还有文学评论以及民间文学；艺术中有书法、国画、连环画、雕塑，有戏剧、戏曲，还有电影和摄影。陈忠实的专业是作家，他要评论这么广泛的文学艺术品类，涉及那么多的行当，需要预先做很多功课，要进行必要的知识储备和艺术准备，所以耗时费力自不待言。陈忠实有时为写一篇序言，从准备到写出，其他什么都不干，需要三四个月才能完成。有次偶尔谈到这种事，笔者说写这些东西太费时，太劳神，陈忠实笑笑说：“咱能给人帮啥忙嘛？就是动动笔嘛。”他明白许多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是想借重他的声望宣传自己及其作品，他说：“多宣传年轻人和年轻人的作品，对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也是一种促进。要多帮年轻人！”他尤其重视老同志特别是一些退休了的老同志的写作，重视一些边远地区的业余作者的写作，他给这些同志和作者写序言、写评论，都分外认真。西北大学教师刘炜评的母亲董淑珍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教育工作者，在商洛山区工作了几十年。退休以后，她创作完成了一部十多万字的回忆录《槲叶山路七十年》。书稿杀青后，刘炜评的西北大学同学周燕芬女士为该书作了序。刘炜评又呈送稿子于陈忠实，请他也赐一短序，二三百字即可，算是给母亲尽一点孝心。没想到书稿得到了陈忠实充分的肯定，他认真地写了八千多字的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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