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黄河——血与火的冶炼

    1945年5月，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打击下，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法西斯也陷入风雨飘摇、四面楚歌的绝境。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于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战》的声明，指出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束了，号召八路军、新四年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直即向日伪军发起全面反攻，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8月10日，日本政府被迫发出乞降照会，并于8月15日宣布投降。

    延安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11日，连续向解放区发布七道受降命令，向日寇发起了全面大反攻。晋绥军区部队分南北两线举行反攻：北线由雁门军区和绥蒙军区部队向平绥铁路及其两侧地区发动进攻；南线由吕梁军区邪队向同蒲路西侧和汾（阳）离（石）公路两侧地区发动进攻；同时，在黄河西岸陕甘宁边区原属—二零师的部队也渡河东进，参加晋西北地区的反攻。

    为了适应大反攻形势的需要，晋绥卫校停课参战，兵分三路投入第—线战场救治伤病员。

    —路由晋绥军区卫牛部部长贺彪和卫校代理校长张金率领（祁开仁校长留在后方，负责医院对重伤员的救治工作），北上内蒙古参加北线部队反攻……

    —路由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史书翰率领南下吕梁，参加南线部队的反攻……

    第三路由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张汝光率领，经张家口、热河奔赴东北前线……

    —切为了前线！这是响彻卫校的—个口号。全校师生在不同的战场上以战地救护为轴心，伴随着轰鸣的枪炮声全面展开对日寇最后—战的大反攻，就这样开始了它灿烂的前奏，并始终以隆隆的炮声作为它华彩乐章的主旋律。

    据四医大校史记载：在参加对门年最后大反攻的战场上，有36名师生为救护伤员英勇负伤；有8名师生壮烈牺牲。在东北战场上，学员李金龙、魏纪忠先后在抢运伤员途中与疯狂抵抗的日军遭遇而中弹牺牲……北路前线的师生们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抢救伤员，抬着伤员涉水渡河。教员华均怀着身孕，夜以继日地为伤病员治病，终因积劳成疾，患中毒性肺炎，光荣牺牲在塞北的右玉县威远堡……红军学员李满志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抢救伤员，牺牲在吕梁山上，青年学员杨明轩把最后—滴血洒在大青山……

    —个秋阳斜照的下午，在重庆的军区干休所—幢小楼里，已是垂暮之年的张咸恒老人，慈眉善目地坐在—张小竹椅上，凝视着窗外缭绕的暮霭烟缕，在思绪的屏幕上拼接历史的镜头——

    那是个血色的黄昏，只见日头像烧红的铁饼—样，跌跌撞撞地栽进黄河的—刹那，就好像撞响了大反攻的洪钟，由陈赛率领的吕梁纵队同时打响了收复潼关、太原、汾阳等要地的战斗。奔赴南线的卫校师生也分别派遣到各战场救护伤员。

    日军在宣布投降之时，仍穷凶极恶地叫嚣武十道精神负隅顽抗。在太原—线，敌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向我攻城部队进行疯狂抵抗。冲击，反冲击；占领，反占领；争夺战越演越烈！太原城浓烟翻滚，火光冲天，到处是悲壮激越的呐喊呼号：冲啊！杀啊！为死去的兄弟姐妹报仇啊！指导员们喋血鏖战，衔命拼杀，—个弹坑—个弹坑地争夺阵地，殷红的枪管喷出复仇的烈焰！

    仗打疯了。

    指战员们忘却了死亡，忘却了伤痛。上，校的学员们也早把生死抛到了九霄云外，只要看到前面有人倒下，学员们立即扑向前去紧急救护……

    有个刚进卫校的新学员，长得很瘦小，刚16岁，人却很机灵，手脚轻巧麻利，大家都很喜欢他，称他叫毛猴子。他是在救护—个连长撤下阵地时被敌人的机枪子弹击中了胸腹，打出—片蜂窝状的焦糊，背肌被子弹打飞了，现出碗口大的窟窿，裸露出那根宁折不弯的脊骨，坚定地挺直其间。他身上有七处枪伤，竟无—处流血，他的最后—滴血，已流尽在救护伤员匍匐而行的路上厂，直到耗尽生命中的最后—点气息……可惜他走得太匆忙了，匆忙得没来得及和大家照—张合影留念，匆忙得甚至很多学员还不晓得他叫什么名字。他以16岁的少小年华告别了这个世界。人们只有在心中仰望着—个伟大生命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定格，而留给人世间的是—个永难消弭的生命尊严和巨大遗憾！

    枪炮声鼎沸了—整夜的太原城，累极似的倏然沉寂下来，似能听见血浆渗进残垣断壁的咝咝声和尸骨焦裂的噼啪声。

    淡淡的晨雾与城池上空的烟尘混卷成—体，像扯起无边的挽幛。

    阳光流失了，阴冷寒冽的晚风，从连绵起伏的吕梁山脉吹来，其声如泣如咽！

    征战疲惫的指战员和战场救护的师生们，都没能仔细看看那个历史性的日子（日本投降），许多人甚至已记不清那个历史性的—天是朋还是晴。

    然而，每个人似乎都从脚下这片血沃的土地上闻到了清新迷人的和平空气，如真似幻地看见—群群雪白的鸽子，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扑啦啦地飞起，将悦耳的鸽。肖悠长地播向远天……

    抽同思绪，张咸恒老教授说，为什么卫校的广大师生不怕苦，也不畏惧死？首先靠的是党的教育，靠的是延安精神。当时人们有个口头语是：人民解放我解放，世人不成佛，誓不成佛！为了挽救国家和民众出苦海，我们甘愿受苦，以苦为乐，以死为荣。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对于后来人，则不是忘记过去，而是不了解过去。我们不仅要了解过去的帝国主义欺凌之苦和阶级压迫之苦，而且要了解革命传统，不然没有个比较就会是非不分，还怎么继承和发扬传统呢？记得有—副对联这样写道：读史有怀经世略，检方常著活人书。愿与青年朋友共勉之。

    短短几年间，—个由游击式的简易军医训练队，锻炼成长为初具—定规模、日趋完善的晋绥军区卫生学校，先后培养出400多名具有—定医药理论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医药卫生干部，输送到抗日前线。在战火烈焰中，他们完成了—尊尊优秀生命的冶炼与洗礼。在炮火与热血大面积种植的黄河两岸，救死扶伤——在他们身上折射出人生信仰与价值的理性之光，并—次义—次地抬升起人类认识生命的标杆。

    如此招兵买马

    1946年春，完成了参加南北两线反攻部队战场救治任务的卫校师生，陆续返回山西兴县碧村、任家湾集中整顿，准备复课。

    然而，现实很快打破了人们的美好憧憬。

    同年6月底，囤民党军按照蒋介石的部署，在和谈的掩护下，调动百分之八十的兵力，迅速抢占战略要地，向解放区大举进犯，妄图在3至6个月内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我各解放区军民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奋起迎战，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大幕。由贺龙司令员、李井泉政委率领的晋绥部队在晋北作战，歼敌近万人，收复了繁峙、代县等地区。

    是年底，祁开仁校长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他立即组建—个手术队，赴晋西南参加吕梁战役，救治陈赓纵队的伤员。根据形势和战争的需要，军区谓卫生部副部长史书翰来校兼任校长，学校政委由刘庆珊担任。

    祁开任带领16名医护人员，几乎是赤手空拳出发了。

    —路急奔，星夜兼程。路经离石县城，他派人去找银楼的首饰工匠，连夜打制了上几把镊子、钳子、探针等器具。到达刚解放的隰县县城，他立马又派人捡来汽油桶、罐头盒，做成大小蒸煮消毒锅。前方送来了缴获敌人的药棉、纱布和许多磺胺药粉等，祁开任笑着对大家说：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干活了。

    此时正逢1947年元旦，祁开仁和手术队员们吃着土豆就酸菜等着抬下战场的伤员。他鼓励大家说：对不起，等打完仗，我请陈赓司令员给大家补—顿饺子吃。

    说着说着，大批伤员就抬来了，大家立即投人紧张而有序的救治。

    经过三天三夜的努力，300多名伤员全部救治完毕，无例死。陈赓司令员来看望伤员时激动不已，说要报请上级首长为手术队记功。但他不得不下达命令，要手术队立即随作战部队出发北上，参加汾（阳）孝（义）战役。

    祁开仁率手术队又出发了。

    刚抵达汾阳县杨家庄，就见几辆大车把伤员送来了。翌日，孝义县城解放。部队攻打汾阳县城，祁开仁突然又接到命令，要手术队随晋绥军区王震纵队去参加保卫延安的战斗。当日傍晚，祁开仁奉命带领手术队连夜向陕北进发……

    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我各路解放大军由内线转到外线作战，向国民党军展开大规模的猛烈反击。晋绥军区卫生部人员和卫校师生，大部分都调到前线去了。学校奉命南迁，由山西静乐县出发，纵贯吕梁山，行军千余里，到达汾河西岸的新绛县南古交村。此时学校有学员151人，教员6人。

    解放战争顺利发展，人民军队迅速壮大，前线需要输送更多的医务人员。1948年底，上级决定晋绥军区卫生学校扩建为西北人民医药专门学校，改由西北军区领导，扩大招生数量，加速培养更多的医务干部支援解放战争，迎接全国胜利。

    1949年春，学校在刚解放的晋南地区各县招收了—千余名失学失业的青年学生。

    此时，平津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军区卫生部部长贺彪奉彭德怀、贺龙司令员之命来北平筹措后勤物资，筹建西北军区驻北平、天津办事处。贺彪在筹措物资的同时了解到：北平的大中学校大多未正式开课，也未确定招生计划，失业的医生、教授生活和处境十分窘迫。据此，贺彪当即决定在北平招兵买马——招收—批高中学生和医生、教授到西北去。

    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兼校长史书翰得知后，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火速赶到北平。仅用十多天时间，即招收429名青年学生和39名教授、医生，并请这些教授和医生通过各种关系，采购了600多箱药品，以及教学仪器、设备等。

    —切办妥准备停当，两位部长将此举报请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首长批准。

    彭德怀看了电文，笑着点点头，对贺龙说：贺胡子，你的部下真会抢占先机呀！竟跑到北平招兵买马，还把大学的教授、大医院的医生部挖来了，很是了得哩！

    贺龙不无感慨地说：求贤若渴啊！

    北平之行，收获甚丰。贺彪、史书翰—边与铁路管理部门联系安排运送专列，—边逐个通知招收的教员、学生到北平前门外西河沿集中报到。

    临行前，作为校长的史书翰特意会见了这39位教授和医生（如郭文宗、苏成芝、李继硕、于清汉、侯锐、杨为松等人，他们后来大都是桃李满天下，被医学界所熟知的医学泰斗、—代名师或著名专家教授），并与他们倾心交谈。

    已故去的于清汉教授在生前写的回忆文章中说——

    1948年5月，人民解放军兵临沈阳城下，国民党散布的政治谣言四起，说共产党攻下沈阳后，对知识分子要进行洗脑，改造、批斗、苦役、流放……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我受这些谣言的欺骗，也有点恐慌紧张，是逃亡他乡，还是听其自然，等待解放？趑趄徘徊，犹豫难断。同时义看到国民党大员纷纷逃离，感到沈阳解放在即。经过再三考虑，还是走为上策。于是，与友人为伴，匆匆乘飞机离开沈阳到了北平。

    北平，并不比沈阳好多少。物价飞涨，生活困难，失望、紧张、李虚混乱、恐慌气氛笼罩和弥漫着整个北平。国民党政府高级大员争先恐后携财出逃，军队花天酒地，军纪松懈废弛。而解放军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将北平重重围困。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于2月3日入城。百姓欢腾，欣喜若狂！看到人民解放军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容齐整，英姿昂扬，秋毫无犯，我深深地被感动。

    恰这时，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现在仍称中国医科大学，是与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合并的学校）派人来接在北平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回沈阳。我和—些同事思想波动很大，因受国民党政府欺骗宣传，怕回沈阳可能会被追究，批判、改造、劳役甚至被关进监狱；又怕与留在沈阳的同事们相见时，无言以对，且恐不受学校欢迎而遭冷落，受歧视或遭失业的厄运。此时我的心境实在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苦闷、焦虑，—筹莫展……正在犹豫徘徊之中，突然得到聘请我们—行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晋绥军区西北人民医药专门学校的信息。接到这个消息，无疑足雾海夜航中见到了灯塔，而这灯塔越来越近，越近越亮。经过—番深思熟虑，决心终于下定。

    韶光易老，几十年过去了。回首往事，犹在昨日。当时接受学校的聘请，参加人民解放军，是我—生中的转折，也是最大的抉择，或许是机缘，决定了我所走的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可贵，是我所从事的事业紧紧地为培养人民军医，保障军队和人民的健康相融在—起……

    第四军医大学解剖学教研室是国家重点学科，是全国第—批博士学位授权点，不仅在国内同行中有很高的声望，而且广泛地进行着国际学术交流。华发幡然的李继硕教授，这位解剖学界的泰斗，是这个教研室建设与发展的参与者和培育者，他曾担任解剖教研室主任多年，并担任着中国解剖学会神经解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和《神经解剖学》杂志主编等职务。

    1949年3月，李继硕和同伴从东北流亡到北平求职谋生，接受聘请，参军人校任教时，他刚刚30岁。

    他说；30岁方开始接触真理，虽然已晚，但是后来的几十年，却走了与30岁以前截然不同的道路。

    他说：我从外国人办的学校毕业，在旧大学当过8年解剖学助教和讲师。原来搞基础医学的目的是为了出国留学拿博士学位，个人奋斗，成名成家。解放了，180度大转弯，从原来对象牙之塔的向往，变为普及型的教师。是什么力量使我安下心来，参加到建设新中国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的呢？关键是——人生观的转变。毛泽东在1957年曾说过世界观的转变是个根本的转变，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我更加体会到这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侯锐老教授回忆起当年从北京出发前，同史书翰会见的情景，依然历历在日——

    我们—行39人就要到西北去了，虽然对西北地区的荒凉落后和学校工作条件的简陋有—定的思想准备，但还是顾虑重重。因为看到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身革命阵营，有的报名参军随部队南下，有的报考求职是大城市的学府和医院，而我们去贫瘠、闭塞的大西北会是什么前景呢？

    就在这时，史书翰校长跟我们大家会面，坦诚交谈。他身着干净的灰布军装，头戴布军帽，消瘦的面庞，和蔼的音容，讲起话来，虽轻声细语，却句句扣人心弦。他对西北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学校工作的简陋条件，毫无掩饰，坦率真诚。他鼓励大家到比较落后缺医少药的西北地区，为创建解放军—流的军医院校作贡献。他为学校建设求贤若渴的迫切心情，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在日后的接触中，我们对史书翰校长的个人经历有了—些了解：他早年毕业丁山西川至医专，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教于他的母校：七七事变后，他毅然携眷奔赴延安，先后任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教育长、副校长，是著名的内科专家。1942年调到晋绥军区卫生部任副部长，以后兼任卫校校长。

    原来，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位校长，他的个人经历、他的人生选择，已经为我们作出厂榜样。他的—席话，坚定大家克服困难的决心，增强了对未来前景的信念，促使大家愉快地踏上献身西北的征途。

    1949年3月下旬，由史书翰、武广志等人负责，带领着新招收的460多名学生和教员，携带着大批后勤物资、教学仪器和设备，乘专列从北平开往西北……

    至此，西北人民医药专门学校在校新老学员共达1637名，全体新老教员总数达61名。

    在废墟上缔织天使的摇篮

    1949年5月20日，我第—野战军—举解放了西安，并粉碎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部的反扑，将战争远远地推向西线。

    西北军区卫生部根据贺龙司令员批准学校定点西安的指示，速派先遣队进入西安，为学校搬迁选择理想的校址。

    6月上旬，史书翰校长率吴浩、牛联棣等人抵达西安，进城时还能听到从西南方传来的隆隆炮声。军管会的同志在城东门为他们安排了住处。随后，他们便分头去寻找理想的建校地点。

    史书翰提出选择校址的三个基本条件：—要地点适中，校园安静、方便病人；二要周围卒地开阔，便于发展；二要有—定的现成建筑，使学校能证即进驻，以便边教学边修建。

    经多处勘察，位于城东郊有块地方比较理想，这里有—个原为国民党制造军衣扣子、帽徽和弹壳的铜铁工厂、个汽车修理厂和—家私人造纸厂，附近还有—座古寺八仙庵。在这片地区内，战壕纵横，碉堡林立，除了些破旧不堪的房舍和厂房外，周围杂草丛生，荒坟遍野……

    史书翰亲自视察后，认为此地虽是—片废墟，但从学校长远发展看，是比较理想的—块地盘。

    于是，就找军管会商议。军管会的同志说，军区和地方的有关部门也想占用这个地方，若要把这么大—片地盘全部划给学校，这要报请西北党政军领导批准才行。

    于是，史书翰以军区卫生部的名义，迅速给西北党政军领导写了报告，很快得到贺龙司令员的批准。贺龙指令军管会，协助学校搞好校址定点，其他单位不得与学校挤占用地。

    历史证明，按照史书翰校长意图选择的现驻校址，为以后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6月中旬，军厌卫生部祁开仁副部长奉命到达西安，由他组织—部分干部和学员准备随部队入川参战，并接管国民党四川省卫生机构（1951年，在他主持下将重庆市西南军区医院扩建为第七军医大学——即现在的第三军医大学前身）。6月底，由学校副政委马从忻带领100余名军医学员赶到西安待命。此时，西北咸阳方向又响起激烈的枪炮声，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和青、宁马家军企图反扑重占西安。

    马从忻老人回忆说：当时城内部队很少，大多是机关后勤人员。前方传来命令，要大家全部武装起来，保卫西安。军管会也发给我们80支步枪和2挺机枪，上万发子弹和300颗手榴弹，由我指挥负责坚守北城门。我向学员们作了动员，—旦敌人冲到城边，拼死也要守住北门。王二伦队长接到命令立即召开誓师会，誓死保卫西安城。大约过了七八个小时，前线的枪炮声渐渐地稀了，前方传来消息，反扑的敌军被我军彻底击溃。后来才知道，是我十八兵团及时从太原南下，直逼西安，使敌人的企图未能得逞。

    11月中旬，100多名军医学员和部分工作人员、教员，在祁开仁、马从忻的带领下，随贺龙司令员指挥的部队开赴人川，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斗。

    校址已定。

    自9月底开始，学校师生员工从晋南新绛县分批陆续向西安进发，越过中条山，跨过风陵渡，至11月底全部顺利到达西安。

    住房告急！

    近两千人拥挤在几个小工厂的厂房里，—部分干部和—个学员队只好借住到—公里外的八仙庵。

    于是，学校发动师生员工劳动建校，将破旧的房舍改为简陋的教宰、实验室，就陆续开课了……

    1950年1月6日，根据西北军区命令，学校更名为西北军区人民医学院。

    为了加速学校建设，在李炳之副校长领导下，成立了以晋希哲（教务主任）为主任、赵炎（总务处副处长）为副主任的修建委员会，抽调于清汉、侯锐等教员及部分行政干部参加，积极规划学校的基本建设。师生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边教学、边生产、边建校，拆堡填冢，平整土地、开荒种菜、烧砖制瓦。仅1950年统计，共自制砖瓦36万余块，粉碎石料2万多立方米，拉运沙石4万多立方米——为基建工程提供厂材料，节约了资金，缩短了工期。

    负责学校修建的李炳之副校长，毕业于清华大学，奔赴延安后曾任延安中央医院院长。中央医院建于1939年，技术力量雄厚，解放战争中改编为西北联防军第—后方医院，李炳之仍任院长。他来到西安，在学校工作了6年，全身心都扑在了营建上。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1949年12月，中央组织部调我到北京工作。随后又通知我到西北军区人民医学院接替史书翰校长的工作。我遂于12月下旬到西北军区人民匿学院找史书翰同志了解情况。史书翰同志是内科专家，曾留学日本，又担任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对学校的感情极深。我们交谈中，他表示不愿意离开学校。我当时想，虽然我在延安中央医院和第—后方医院丁作了3年多，但过去在大学学习时没有学过匿，对于医学教育到底还是外行，如果能留下史书翰同志—道工作，对于办好医科大学极为有益。因此，我主动提出，他留校仍为校长，我当副校长。我们遂—同到西北局组织部长马文瑞处，征求他的意见。马部长问我：中央调你到北京工作，你还击不去，我说：我到学校工作，就不去北京了。马部长说：那就告诉北京，你不去了。就这样定下来了。我遂于1950年1月2日从第—后方医院迁入西北军区人民医学院。

    史书翰校长．刘庆珊政委，我们三家住在据说是原造纸厂厂长办公室的百平方米大—栋平房里。史校长有两个男孩和—个女孩，住在靠西边的两小间，我和刘政委住在靠东边的两小间，中间是我们三家会客、开会、吃饭的地方。史校长是山西人，刘政委是山东人，我是河南人，三人口味差不多，—个河南厨师给我们做饭。因为史校长是内科专家，经常出外给首长看病，又兼西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还要忙军区的事情。朝鲜战争爆发不久，他就奉命去了朝鲜。回来后，很快就调北京工作了。他走后，杨锡光同志任校长，但不久就调走了。刘庆珊同志也调离学校，薛锋同志任政委，没多久也调走了。因此，学校发展成个什么样子，我不能不在这方面多考虑了。我经常想，要办好—所大学，就得像清华大学那样有个足够大的校园，而且还应有个安静的环境，要有绿化和美化的条件，以利于教学工作。围为是—所医科大学，那就还必须有设备齐全、技术优良的医院，以利于学生实习和进行医疗工作。

    殊不知，校址确定后，征购土地是经过—番周折的。原先想的比较简单，以为在我们驻地附近征购土地，把几个居住地方连成—片就可以了。不料，待我们向西安市政府提出征购土地时，竟遭到了拒绝，不允许在原地建校，定要让我们到西安市南郊文化区去建校。这就逼着我们认真考虑问题工如果改变西安市建设规划，确是—件大事。虽然，我们和西安市委书记兼市长方仲如同志很熟识，关系很好，但要改变市建设规划也不是容易的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对西安市建设规划作了全面了解，认为南郊文化区确定修建西安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如果我们也在那里建校，两个医科院校和附属医院集中在—起，既不利于两安市民就医，也不利于临床教学实习。医科院校小同于其他大专院校，必须有教学医院，医院病人要多，来医院看病的人要方便，才能对临床教学和实习有利。

    其次，我们在东郊建校，西边靠近市中心区，往东直到灞桥十里铺，远近都要新建工厂，是个新工业区，对工业区工人及其家属看病非常力便，对于市区居民看病也很方便；病人多对临床教学义很有利，且有工厂旧址和军Ⅸ直属医院可以利用，建设比较省而且快，实为建设医科院校的理想地址。

    我们根据上述理由多次向市政府交涉，均无结果。最后，市政府提出要在东郊征地，改变西安市建设规划，必须经过西北军政委员会批准。我遂向西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常黎夫同志当面陈述理由，提出两个医科院校都建在南郊文化区不合理，分开建在南郊—个，东郊—个，对西安市有利。常黎夫说，这事他作不了主，还得往上呈。最终经西北局书记兼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批示，下水力例，同意了我们的意见。经过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的学校和医院在中兴路（即现在的长乐西路）建设起来，对西安市建设有利，亦完全符合西安旧人民的利益。

    规划虽经批准，但在征地过程中也发牛厂—些纠纷，，当时土改正在酝酿，在征购范围内，有相当—部分是地主土地，可无偿征用，但有些农民不愿卖地和迁坟，这就造成了矛盾。我们的营建工作又不能等待。于是就在征购确定的地界，派人修起土围墙，运进L—部分建筑材料，以致引起—些农民的不满。西安市监察委员会便召开会议，请群众参加，对我们提出批评和意见，并在报上点名批评。同时，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同志找我谈话，让我检查并写出书面检讨材料。我的心情卜分沉重。校长史书翰经常奔忙在外，政委很少过问行政工作，我又是营建直接负责人，只好由我到会听取群众批评，进行检讨，向群众道歉，写出书面检讨送西北局纪律榆查委员会……

    谈起征地时的情景，赵炎老人至今仍感叹不已——

    当时，城市建设规划委员会还未成立，国家也无关于基本建设征购土地的法规，只能通过地牙纪（也叫牙侩，是旧社会买卖双方中间的经纪人）从中说合。这时土地都在私人手里，买卖自由。你想买，他不愿意卖；你出—百，他想要—千，地牙纪就从中捞油水，鼓动—些农民抬高地价，但报上批评我们强购土地、与事实有出入。因为打围墙固的地是经过批准的，如何能说是强购呢？不过李副校长从大局着想，小推诿塞责，承担了责任，以求息事宁人。没过多久，购地手续办完了。至此，校址从东至西，连成—片，纵横千余亩。现在回头看，当初若无史书翰校长、李炳之副校长等人的远见和决心，就小可能奠定第四军医大学日前这样的发展规模。

    侯锐老教授说：学校的建设和发展都浸透着李炳之副校长的心血，他的功绩应该载人校史史册。

    其实，李炳之到学校后的第—件工作，是在西安购买棉花运到上海去卖，在上海购买图书、仪器、药品运回西安。学校虽然在那些破旧房舍里落下脚，就开始上课了，但是极端缺少图书仪器，无教学设施，就连—个合用的教室都没有，教员也缺乏，特别是高级教学人员更少。李炳之到任后向军区卫生部长贺彪提出急需解决教学用的图书、仪器、药品等问题，贺彪便批给了5亿元（旧币，即币制改革后的5万元人民币，下同）作为资本，购买棉花运往上海去卖，再买罔书、仪器和药品运回来。

    李炳之是到任后半个月，即1月17门启程去上海的。随他—同去的有郭文宗教授、教材科科长俞同勋和—名会计。他们押着从渭南—带购买的1.3万斤棉花—路颠簸到了上海。然后就跑交易所与各棉纺厂联系，落实买主。孰料、这期间逃居台湾的国民党出动飞机偷袭上海，炸坏了闸北电厂，部分棉纺厂无电停上，棉花价格暴跌。无奈，他们只好把棉花低价出售。尽管这样，除了本金还赚了2亿多无。不久，军委卫生部又拨给10亿元，在上海卫生局的大力协助下，购置了大批图书、仪器设备和药品，价值人民币约18亿。其中包括显微镜400多架，各种型号的天平29架，还有经香港空运来的西德制高倍万能显微镜、光度计、照相设备等，以及不惜重金收买了上海私立协和医院和眼科诊所的全部设备，还有5名专家教授连人带枪—块端过来了……

    建设—所新型的军医大学，除有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先进的仪器设备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支思想进步、技术优良、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定址西安，学校即决定利用各种途径招贤纳士，广聘人才，首先向军区、向西安医学院、两安各大医院求援，商调、借聘；在开业医师中物色、聘请。1950年至1953年间，通过各种关系，从广州、上海、大连、北京、兰州、西安等地调、聘了迟仲阳、郭鹞、汪美先、王逸慧、乇复周等30多名教授、讲师和医生来校任教。此外，1951年暑假，史书翰校长取得总后勤部批准，偕校教育处郝哲生副主任专程赴南京，从华东区国家分配给军队的高等医学院校中选调了刘彦仿等16名应届毕业生来校任教。至1952年，学校教师人数已增加到92名，其中教授5名，副教授10名，讲师26名，助教47名，护理教员4名，基本上可以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

    1952年7月25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部队医学院校整编问题的决定》，学校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

    时光如梭，穿过历史的隧道，相信你已经看见，—群忠勇的魂灵在血与火大面积种植英雄的岁月里，他们披胆沥胆，呕心沥血，将救死扶伤的使命与信仰，播洒在黄河两岸！继而，在战争的废墟上缔织天使的摇篮，在贫瘠荒凉的黄土地上耕耘出军医大学灿烂的未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