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属于中国人的医学院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师生走上街头迎接解放军入城部队，庆贺盼望已久的历史时刻的到来。

    5月7日，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刘伯承、副主任宋任穷委派赵卓为驻中央大学军事代表，接管中大，实行军管。

    8月8日，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医学究改名为南京大学医学院。任命蔡翘为医学院院长，高学勤为大学医院院长，陈华为牙本科主任兼大学牙症医院院长，徐君伍为副院长——从此，医学院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新的坚实步伐向前迈进.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曲方医学先后传人中国。20世纪初叶，中国的医学教育几乎全操于外国人之手。中华民国成立后，政府和私人虽然也开办了几家医学院校，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前，外国教会（天主教、基督教）和外国人办的医学院，仍占医学教育的—统江山。迄今中国的前辈西医学家，大都是从协和、同济、湘雅、小河沿等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医学院走出来的。—如旧时中国陆军早期的黄埔、保定、昆明之分。除同济是德国人创办的之外，剩下的多为美、英、法派别。比如小河沿为苏格兰传教土创办；协和的创办当然属美国人的事；而湘雅实为美国耶鲁大学在中国的所分校（即现在的湖南医学院）。

    在那个年代里，中国医学界的爱国有识人土，渴望中国人自己创办儿所能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相媲美的医学院校，以打破医学教育为教会和外国人垄断的局面。

    1935年5月，国立中央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在南京筹建医学院，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延请原协和医学院著名内科教授、时仃南京中央医院内科主任的戚寿南为院长，并聘请知名学者蔡翘、郑集、易见龙、张查理、于光元等前来任教。

    中央大学始建于清末，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后改名为东南大学，最后更名为中央大学，是全国大学中院系最完整的综合性大学，共有八个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和商学院原设在上海，1932年—，二八事件后，学校感到联系困难，遂将这两个学院独立，原属中央大学的医学院改为上海医学院。后来又觉得—个完整的大学，必须有医学院，遂于是年夏决定在南京重建医学院。

    同年9月，招收的第届医本科学生共25人（学制6年）就正式开课了。

    1935年6月，中央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又开办了牙医专科学校，校长由罗家伦亲自兼任，聘请黄子濂教授为主任。同年秋，招收了第—届牙医专科学生170余名（学制4年）正式开课.

    1936年11月，牙医孥科学校内又开设口腔卫生训练班，招收初中毕业生200余名（学制1年半）正式开课了。

    牙医专科学校的开办，从此结束了只有洋人在中国兴办学校培养牙医的历史。

    1936年4月，中央大学医学院基础部在南京四牌楼建成。自当年7月至次年2月，陆续建成厂生物化学研究室、结构学科解剖宰、生理学科实验宰及组织学科、胚胎学科和神经结构学科共用的实验室等。牙医专科学校亦建成丁宿舍和牙症医院，包括19个实验宰、诊疗室，供教学、开诊之用。是时，医学院已有专任教师10名，牙医专科学校有教师9名。

    至此，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及牙医专科学校已初具规模。

    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医学院。

    这是中围人梦寐以求的愿望，慰抚—个民族创痛心灵的精神寄托……

    在中大医学院早期的创业史中，有几位做出贡献的教育家是特别值得我们怀念的——

    罗家伦。他是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家之—，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后调南京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在中央大学开办医学院是他向国民政府乃至蒋介石进涑陈情，据理力争的。同时向教育部争取，实现了在中央大学内创办国立牙医专科学校的计划，亲兼校长。利用国内最高学府的优越条件，特别是中央大学文学院、理学院的教授和设备，为医学院开设人文、自然等课目。在专业方面，又聘请国内著名的专家教授束校任教。医学院虽系初创，而名师云集，师资雄厚，享誉国内，是他校所没有的。所史小会忘记，罗家伦实为我国由国家创办医学院及牙医教育的创始人。

    戚寿南。他是著名的心脏内科车家，被任命中大医学院院长。创办医学院时，正式挂牌子的医学院办公室仅为三间平房，办公人员只有3人，即—位院长、—位秘B及—位附属口腔专科学校主任。这就是后来被诸多专家教授传赞的三间平房起家，三人扛起医学院的佳话。就任4个月便招牛开课，然而当时医学院—无教员、二无教案、三无设备，他便将所有学员分配到大学内各学院上课。比如外文由文学院英文系负责，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由理学院教授分担。与此同时他便忙着筹建新教室，聘请有关医学教授前来授课。解放前夕，他又开办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附设大学牙症医院，此大学牙症医院的名称就是他定的。历史不会忘记，戚寿南在我国口腔医学教育的早期建设与开拓方面，作出了历史性的卓越贡献。

    蔡翘。他是世界知名的生理学家、医学教育家，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大医学院建立初期的生理学课程由他担任。当他接到罗家伦、戚寿南的聘请后，放弃了在上海雷士德研究所每月10OO块银元的高薪，毅然决然地来到南京，而中大医学院给他的待遇是每月500块银元。有人间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在上海是为外国人工作，来南京是为中国培养医学人才，义不容辞！他为医学院的发展与壮大招揽人才，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心血。后来他曾代理医学院院长。南京解放后，他任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原第五军医大学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黄子濂。他是留学美国的牙医专家，1935年受聘为牙医专科第—任主任，负责创建时期的教学计划制定与组织实施，又千方百计从美国聘请了郭乃全教授和磐国恩教授回国任教。他主持牙科大楼的设计与修建，从德国进口全套牙科设备，结束了木椅、脚机的时代，使中央大学医院附设牙症医院成为当时国内最新最大，以至有人誉为远东第—的牙科医院。历史不会忘记，黄子濂是我国由国家创办的第—所牙医高等学校的创建人。

    陈华。1930年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牙科，1938年应聘来校任教，主要负责筹建牙科门诊。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设法添置设备，组织人员，用木制牙科椅和脚踏钻机，在中大、华西、齐鲁三大学联合医院开设牙科门诊部，供牙科学生实习。这是医学院建立的正式临床教学基地。1946年他赴美进修牙科正畸学，回国后任中大医学院牙科主任兼大学牙症医院院长。他在为医学院的各项建设与发展，乃至后来为国家门腔医学和我军口腔医学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张查理。他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著名解剖学专家，英文名查理，张。戚寿南在兴办医学院之初，他应聘担任解剖学课程。他讲课不仅条理清晰，而且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学生听了，十分起劲。但他要求很严，注重实践，考试的时候，不但要学生背诵各条肌肉、血管、神经的来龙去脉，而且将标竿插在尸体标本各个部位，要学生逐—辨认：每次考试完毕，将学生成绩全部张榜公告。不及格就是不及格，毫不留情。解剖学是大课，解剖学不及格，肯定是留级。他的国文很好，并且酷爱文学，课下聊天总是引经据典，出口便是唐诗宋词佳句，但走上课堂讲课全部用英文，—个中文宇也不翻译，台上台下判若两人，常弄得学生如堕五里云中。故此学生叹谓：下课张查理，上课查理张。他就这样逼着学生置于死地而后生把解剖学学好，把真本领握牢学生手中。后来学生们十分珍惜而钦敬地领悟到：此公不只是逼你学好解剖，更是逼你学好做人。

    还有秉志教授（动物分类学家，时任中央生物研究所所长）；

    还有郑集教授（生物化学专家，解放后任南京大学医院生化研究所所长）；

    还响竟第周教授（细胞学专家，解放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还有吴洁教授（心血管病弩家，解放后曾任北京医院院长）；

    还有黄志维教授（神经内科专家，曾任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还有董秉奇教授（外科专家，曾任第七军医大学校长）；还有热带病学专家郭绍周、细菌学专家林飞卿、神经解剖学专家程玉麟、耳科专家胡茂廉、眼科专家陈跃真、妇产科专家荫毓璋、植物学家陈植、鱼类学家伍献文；以及后来享誉海内外，创适医学奇迹的姜泗长、陆裕朴、苏鸿熙、郭祖超等教授。他们中间有小少人被称为中大医学院兴办之初的台柱子，是开创中国医学事业的拓荒者和耕耘者。用蔡翘教授的话说：他们是学校的母鸡，有母鸡才能下蛋。

    啼血金陵

    1937年7月，日寇发动了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

    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危及南京。时任中央大学名誉校长的蒋介石，下令中大及所属院校迁往重庆。不久，南京沦陷，国民党南京政府亦仓惶迁都重庆。

    同年8月至10月，中大所属文、理、法、上、农、师范等学院已陆续迁完。但由于重庆缺乏医学教学基地，医学院院长戚寿南等力排众议，争得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意，乃将中大医学院和农学院中的畜牧兽医系迁至四川成都。

    蔡翘、郑集临危受命，先期赴蓉与华西协合大学商洽，暂借该校校舍开学。获准后，医学院及牙医专科学校的全体师生员工，经武汉、重庆，于10月问辗转到达成都华西坝，在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升课。

    华西协合大学是英、美、加拿大联合创办的有名的教会大学之—，其医学院设有医科和牙科，中大医学院正是为与之合作，相依为伴而来的。

    这正是禁翘—行赴蓉的使命所在。

    蔡翘说，世态突变，风逝云谲，谁能料想中大医学院初步建成之日，正是日寇疯狂侵华之时，刚刚筹建好的实验室和生理科，倾囊购置的设备、仪器、图书等，尤其是拉起了这么—支师资队伍，实属不易啊……他扼腕顿首，痛惜难当，—切还要从零开始。他对师生们说，能搬动的通通搬走，—颗钉头—支竹签也不能丢下！

    这是—场国难当头、撕心裂肺的大迁徙……

    这是—个积贫积弱的民族，再次被屈辱被蹂躏被驱赶的命运的大漂泊……

    郑集教授回忆说：

    离开南京时，心情是极其悲愤而沉重的。那种感觉就像—个有家不能归的孩子，从今往后就要出外流浪了——启程那日，大家都眷恋不舍，—步—回首，声声啼血，挥泪告别金陵……

    丁鸿才教授于1991年撰写的回忆文章中说：

    国难当头，赶在南京沦陷前，利用暑假将学校全部迁到所谓大后方的重庆和成都，这是第—个由外地迁往四川的学校，事后看来是有远见的。没办法，这就是饱尝什么叫国耻的滋味，被人家打着到处躲，到处逃。国内许多其他院校，多在战争扩大后或已逼近时才搬迁，常常遇到重重困难，难以完整地搬迁转移，不仅在没备上造成大量损失，人员也多受艰难困苦，甚至出现伤亡事故。我有—位中学好友在清华上学，就在乘船人川的途中，因遭受日军轰炸而遇难……

    蔡用舒教授回忆说：

    国家遭受劫难，人民流离失所，中大医学院奉命西迁，那情景像个被遗弃的孩子……第—班同学在南京时为120多人，到了成都仅余16人，第二班同学仅有10人。齐鲁大学的学生，迁徙途中也失散减少了，所以，征得华西协合大学同意，由华西、中大、齐鲁合办三所大学的联合医院。同是天涯沦落人，当三个学校的学生合在—个班次上课时，其悲欢离合之情无法用言语表达……

    国破山河碎，痛失家的悲怆，深深埋在背井离乡的学子们的记忆里。

    为了求学，为了拯救这个家，再寻找网来这个家，他们上路了。不管路途多么遥远，也不管遭遇多大艰难，他们颠簸流离，忍饥挨饿，举步维艰地向漂泊中的命运之岛靠近……

    他们恸问苍穹：我何时才能回家？！

    他们坚信：记住回家的路，就个怕迷失方向！

    沦落华西坝。

    成都华西坝。

    中大医学院第二、三年级的学生到达成都后，便借用华西大学的教室和实验室单独开课了。有些课程则与华西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合班上课。带来的寸比教学仪器和图书分别放置在华西大学的实验室和图书馆内。全体同学住在华西坝—个民办中学内，睡的是草席木床，吃的是每周—块银元的伙食，没有管理人员，全部由学生自己负责。后来搬至二大学集体宿舍，同学之间相处很好。

    三个大学的学生合在—个班次的教室里卜课，济济—堂，感情融洽，确有—种难兄难弟难舍难分有难同当的意味。

    尽管那时，中国的大学有二类：—是教会大学，学生多为高官富商子女，西装革履，大都洋气十足；—是国立大学，学生多出身寒微，穿的是蓝布大褂，大多土里土气。华西大学显然属于前—类，中央大学属于后—类。

    蔡用舒教授在《旧史拾零》中写道：

    中大医学院的学生平时看起来有点呆板，但关键时刻就显得很活跃；记得那年反饥饿游行时，仝院同学出动，高呼口号，大闹国民党教育部。全枝运动会时，拿不到项目锦标，全院同学人人出席，参加人数为单位的百分之百，夺取了精神锦标。工学院的同学说，这项锦标我们确实赶不上医学院。

    医学院自1935年新建起，就倡导学风诚朴，笃志博学，招收的首届新生都是各地来的高中毕业生，很少社会话动，多数只是参加间乡会，少数有特长者参加学校剧团或歌唱班。所以在中大有两个院系是著名的忙，—是医学院，—是化工系，学生上午学习理论课，下午忙在实验室。只有星期天或假日，方才自由活动，三五成群，漫游中山陵，荡舟玄武湖。同学之间，没有谈恋爱者，到了二年级才有两对，鸡公山下，六朝松畔，常有他们的足迹……

    而此时，在华西坝，穿西装的华西医学院学生和穿蓝布大褂的中人医学院学生已聚集在—起，融合在—起了，相互间看了又看，前—类已不觉后—类土里土气，后类也不觉前—类洋气十足了。

    是共同的命运矫正了彼此间的隔膜与参照？

    抑或是教学上的不同文化不同风格的相互吸纳与渗透？

    蔡用舒教授说：

    那是在实习期间，有两件事给同学们留L了难忘的记忆，—是妇幼医院半夜失火，200张病床的医院，—小时内就化为灰烬，但由于三大学的同学们奋力抢救，没有—个病人伤亡，这显示了团结的力量；—是日寇飞机轰炸，我们天天跑警报，—次—个同学躲在—个大坟穴里，不料炸弹恰好落在坟穴中，这位同学被炸死了，悲哀之余，大家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小把日寇赶出去，中国就没有—块安全的地方放书桌。

    1938年夏天，住四圣祠，由中央大学医学院、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和齐鲁大学医学院成立了三大学联合医院。这在那个危难时期的历史环境里，实属—个了不起的创举。

    中大医学院院长成寿南任联合医院院长兼内科主任。中大医学院外科教授董秉奇任联合医院外科主任。并在联合医院设立了牙医门诊部，由聘请来校任教的陈华教授负责（此前，牙医专科学校主任黄子濂因对国民政府教育部停发学校经费，又因从国外订购的器材无法运到成都，使学生实习困难，而愤然辞职。为挽救牙科专校的教学，中大校长罗家伦任命戚寿南兼任牙科专校主任），又在董秉奇的倡导下，增设整形外科课程，由此开创了我国口腔医学与整形外科相结合的历史。

    此时的中国，大片大片的国土已被日军占领，各地流亡的知名医学界人士云集成都，众多学子跋山涉水投奔名师门下……

    然而，素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在日冠的机翼下，已不是人们可期盼的安身之地。

    1940年10月4开，日寇空袭成都，血光之灾就在这个黎明时分降临华西坝——

    —群群绿色的、双引擎轰炸机从薄薄的云朵里秃鹫般地向轰炸的目标俯冲而来，机翼上的红膏药标记清晰可见。警报器凄厉的嘶鸣被疯狂的爆炸声淹没，烽烟冲天，四处都在起火……城市在颤抖，在哀嚎；人们在奔逃，在哭叫……成堆的人被炸死，树枝上、房檐卜挂着血肉模糊的农衫和断肢……

    蔡翘教授生前在他的自述中写道：

    到成都后，—切又是从零开始，但我毫不气馁，克服重重困难，不但立即开课，还成立了生理学研究所。借华西医学院大楼半地下审储尸房隔壁的—间阴暗狭小的房间，建起厂实验室。开始培养研究生，招收进修生。1939年时就招收宋少章、程治平、陈定—、李昌甫等4名研究生，随后来进修者有十余人。那时，物价暴涨，日数变。日机轰炸成都时，我—家4口临时在桌子下躲—躲，炸弹虽未直接命中，但气浪把房屋震塌了，我也受了—点轻伤。我们只是拍打了—下身上的尘土，包扎—下伤口，又继续投入工作……

    1938年秋考入中央大学医学院的张学庸教授，亲身经历了日军轰炸重庆、轰炸成都那—幕幕惨烈悲切的场景，他在追忆中央大学医学院学生生活片段中写道：

    1939年5月3日和4日两天，日机连续大举轰炸重庆市区，我和同班同学们当时正在柏溪（医学院迁成都时，—年级学生都在重庆柏溪分校上课，上二年级才到成都）。看到数千民众死伤，房屋烧毁后的惨相，悲愤的情绪重重地压在心头。重庆是山城，可以凿岩开石挖防空洞，空袭时还叮躲到洞里去，而成都地居平原，每当有空袭警报，师生们便随同市民—起跑到郊外，找块坟地或低凹的地方躲下，只有碰运气希望炸弹不要落在身边。那年秋季，日机更加疯狂地轰炸成都，—些炸弹落在东郊，把夏传芬、张治德两位同学炸死，陈定—等同学被炸伤。同学们把夏、张两人断裂的肢体缝好后，开了—个小型追悼会，在悲痛的气氛中向两位同学的遗体告别。最后，头部被炸伤，包扎着绷带的陈定站出来说：难道我们中国人就甘心受日本人的欺压和残杀吗？难道我们不能把国家建设强盛，摆脱这种苦难的处境吗？短短两句话，道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

    张学庸教授说，面对同伴的遗体，他和同学们的心在颤栗：上下五千年古老文明的中国啊，你的伟大在于古老？！你的悲哀也在于你的古老吗？！

    面对外国列强野蛮入侵，—个残破的中国，—个扛着贫穷和烟枪的民族能战胜什么呢？

    这是—个民族的记忆——国耻。

    这是用血泪和屈辱浸泡的历史！

    张学庸教授说，也许是那惨烈的生死场面激发出人的强烈生命意识，同学们都抱定—息尚存、发奋苦学的决心。教室里放不下安静的书桌，就跑到野外读书上课。

    为此，在华西坝成立了成都学生抗敌救亡宣传团，成立了空袭救护队，中大医学院张查理、陆振山教授担任队长，率领部分同学参加市区伤员救护工作。每当听到哪里有爆炸声，哪里有哭喊，他们就迅即奔向哪里……

    那年月，兵燹战祸、天灾瘟疫—起向中闰人头上砸来。

    1944年春，中原发生严重灾荒，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成千上万的灾民流离他乡，不少人饿死路旁。掘墓啖尸、易子而食等惨绝人寰的消息传到华西坝。

    从南阳盆地走出来的布衣学子张学庸，此时此刻他的心在呜咽，在啼血！他和几位河南籍的同学发起了—次赈灾募捐活动，他们首先捐献了自己身边的全部存钱，紧接着师生们积极响应，不到两天使募集了两千多元。同时学生会组织歌咏队，经过短期演练，举办了救灾义演，卖票所得近—万元，悉数捐赠赈灾，支援灾区民众。虽是杯水车薪，微乎其微，却也体现出医学院师生对人民疾苦的悲悯与抚慰。

    1945年7月，成都地区爆发霍乱疫情，中大医学院附属公立医院（194L年8月成立）立即成立霍乱防治应急病房，内科、儿科的大部分医师、护士及药剂人员投入紧张的防治上作。与此同时，师生分兵数路赴简用、内江，自贡、荣县、乐山等地农村抢救百姓性命……

    命运之战

    抗战胜利后，中大医学院先于中大校本部和其他各院于1946年4月中旬，升始分批分路向南京迁返。师生们或经重庆、武汉水路东下，或取道西北，经宝鸡、两安陆路迁回南京。

    八年了，日本鬼子投降了！

    沦落在外的学子们期盼了八年，煎熬了八年，苦学了八年…—今天终于义回来了，回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家！

    然而，眼前的现实，使这些怀着和平建设富民强国良好愿望的莘莘学子们感到希望破灭了，对国民党政府由不满而失望，由失望而痛恨，由痛恨而奋起斗争！

    1947年5月20日，以中央大学为主的16个大专院校，在南京联合举行请愿，发动了—场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国民党政府指使军警特务对游行学生施行残酷镇压，受伤学生30余人，被逮捕和失踪者40余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二O血案。其影响很快扩大到平、津、沪、杭等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有力地冲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毛泽东给予五.二零运动以高度评价，称之为伟大正义的学生运动，是反蒋斗争的第二条战线。

    在这场运动中，中大医学院许多学生都积极参加，并为反动军警打伤的学生进行医疗救护。

    1947年底，中大医学院院长戚寿南被派往美国，担任中国驻世界卫生组织代表，由蔡翘代理院长。在此期间，戚寿南还争取了留美奖学金，先后派耳鼻喉科姜泗长及公共卫生科郭祖超赴美深造。此前已派汪良能赴美专攻整形及烧伤外科。不久，陈华教授由美进修回国，继任牙科、专科主任及牙症医院院长。

    蔡翘在他的自述中写道：中大医学院迂回南京，—切又要重砌炉灶。从零做起，这儿乎像是我命运中注定的事情，我已习以为常。于是，我们又振作精神，在丁家桥重操旧业干起来……

    是啊，他们这—代人注定要承受太多的心灵痛苦，或许就是因此而变得伟大。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南京解放在即。蒋介石宣布下台，退居幕后操纵，李宗仁代理总统。国民党政府气数已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面派代表赴北平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面取得喘息机会伺机反扑，并企图把中央大学及附属医院南迁广州、厦门或台湾。

    这是中国命运的最后较量！这是民族前途的生死抉择！

    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中央大学广大师生拒绝执行迁校命令，接过国民党应变口号为我所用，成立应变会保护学校，蔡翘担任中大二部应变委员会负责人。鉴于原中央大学校长周鸿经于元月21口凌晨卷款潜逃，学校成立了校务维持委员会，蔡翘、郑集为该会委员（共11人）处理日常事务，组织护校反迁活动。

    1949年4月1日，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10余所大专院校师生联合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实现真正的和平。国民党南京卫戌区司令张耀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指使军警、特务对游行学生大打出手，致使3名学生死亡，81名学生受重伤，115人受轻伤，造成了又—次惨绝人寰的四.—血案。

    中大医学院的师生迅速组织救护队，协同大学医院的医护人员，对这次惨案中受伤的学生进行及时的抢救治疗。

    毛泽东主席闻讯后，发表《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文章，对南京学生的革命行动加以恃定，对反动派的野蛮行径加以谴责。

    中央大学为四.—血案死难的学生召开追悼大会，激发了广大师生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国民党南京政府更加恼怒，南京卫戌司令部开列了黑名单，对进步教授、学生策划了—次大逮捕、大屠杀。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迅速转移了—大批知名专家教授和学生，避过了军警、特务的搜捕。同时，学校师生员工积极行动起来，成立护校大队，队员们手中没有武器，便手持棍棒，结伴巡逻，轮班站岗，有效地阻止了国民党散兵特务人校骚扰和破坏，在坚忍的昼夜守护中迎接解放的到来……

    4月20日，国民党当局祀绝在谈判协议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

    4月21日凌晨，毛泽东、朱德下令，人民解放军在长汀全线大举渡江。

    4月22日晚，在沉寂的校园里，师生们屏住呼吸，聆听从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很快，大家都在激动地低声传递着—个消息：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了！第三天清晨，经过激烈的巷战，解放军即进入南京城。学校的师生和市民们纷纷走上街头，迎接入城的人民了。

    天亮了！

    南京解放，中央大学暂时实行军管。

    就在这当口，陆裕朴、苏鸿熙、蔡用舒、姜东明等相继接到国外邀请进修深造的电报，他们的出国护照在南京解放前夕已办好。不少人分析认为，中国已经解放了，怎么还口以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习呢？再说，你们办的是中华民国护照，现在还有效吗？

    医学院院长蔡翘将此事向驻校军代表赵卓报告，商议如何决定。赵卓说：此乃事关重大、非同寻常，须向上级首长呈报广

    赵卓遂向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伯承汇报。

    刘伯承当即指示：到国外学习技术这有什么关系呢？全国解放后，我们要建设，需要大批人才，有机会可以去，但要早去罕回。

    陆裕朴教授生前曾回忆说，当时他们这些要出国的人谁也没有想到，会得到刘伯承将军的批准。大家不禁为共产党的这种信任和理解，感到深刻的教會和鼓舞。这些人后来因朝鲜战争爆发，不能如期回国，后在日内瓦会议时，经周恩来总理据理力争，才先后——回国。有几位到了上海，陆裕朴、蔡用舒等回到了西安四医大，苏鸿熙因美籍夫人的关系，特绕道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苏联而后回国，也到了四医大。他们回来了。

    他们坚守着当初的那分信任和理解，同时肩负着—种责任和使命回来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他们激动的心在默默背埔着依稀记得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芬的诗句，这诗句此时最能表达他们各自的心境：

    我是你的，我的袓国！都是你的，我的这心，这灵魂！假若我不爱你，我的祖国，我能爱哪—个人？

    你虽贫弱，我却不将你嫌弃。

    对于任何别国，我的心毫无寄托……

    中央大学医学院自1935年创建至1949年，走过了近15个年头的艰难、曲折、战乱、漂泊的岁月，成为当时中国医学院校中最负盛名的医学学府。在教学、医疗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形成了治学严谨、勤奋刻苦的优良学风。—贯重视延聘人才，将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纯朴笃实、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师作为办好学校的根本。许多知名学者都先后在校执教，培养出许多享誉海内外的医学名师（校史记载：中央大学医学院创建15年来，培养了9届医学生共362名。其中医本科225名，牙本科29名，牙专科59名，护士师资班10名，高级医事检验科8名，司法检验专修科23名，研究生9名）。解放后的5年期间，共培养学员664名，他们大都分布全国各地，在部队或地方不同的岗位上辛勤工作，许多人已成为医疗、教学或科学研究中的骨干力量和学科带头人，有的已成为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

    1950年12月，由中央大学医学院所改的南京大学医学院，脱离南京大学，直接隶属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1952年1月，归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建制，改番号为华东军区军医学院，继而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学院。1952年12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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