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不是加与减的数学含义

    解放初期我军拥有七个军医大学。为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加强正规化、现代化军医大学的建设，中央军委决定对军医大学进行整编。

    1954年4月7日下达整编决定：原第四军医大学与原第五军医大学，合并为第四军医大学。总后勤部卫生部饶正锡部长、宫乃泉副部长先后来到西安和南京，分别进行整编动员，并组成了以曾育生为书记，薛峰、王星阳为副书记的合校党委会，领导合校工作。5月中旬，又组成了由两校的校、部、院（系）领导和部分专家、教授参加的合校委员会，在合校党委的领导下，商讨组织合校工作。下设办公室，负责合校的具体事宜，合校党委委员郝哲生（时任原四医大教务处副主任，合校后任训练部部长）兼任办公室主任。

    合校的口号是：团结合校，团结建校。

    为顺利完成原第五军医大学由南京迁至西安的艰巨而繁杂的任务，消除原五医大人员迁往西安而产生的远离故土、人地生疏、生活不习惯等各种顾虑，合校党委派郝哲生—行专程去南京，协助原五医大办理合校搬迁工作。

    郝哲生日1946年4月奉命调晋绥卫校任教至1975年11月调第三军医大学仟副校长，在四医大工作了近30年。他是四医大发展历史的见证人之—。作为当年合校党委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他深知肩负的使命是何等的艰巨、繁重而光荣。

    郝哲生说，合校前夕，似乎就有—种奇导的先兆——1953年清明过后，乍暖还寒，他受学校派遣，赴南京参加第五军医大学命名盛典。会上他代表四医大致贺同，题目是长安来人话长安，扼要介绍了古都长安的历史文物、名胜古迹、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等，像是顺便介绍四医大所在地西安的情况，实际上是借题发挥，目的在于动员五医大从超编教师中给四医大—些支援。没料想，第二年春，中央军委决定四医大、五医大介并，五医大迁西安。

    是年，5月下旬，郝哲生就奉命到南京，协助五陔大领导办理搬迁工作。在全校动员大会上，长安来人话长安的旧话重提时，听众窃窃私议，认为他去年在五医大命名会上致词时就已得到合校的消息。

    他—再声明：当时军委尚未决定合校，我不可能未卜先知。大家不禁齐呼：这真是奇异的先兆，四医大、五医大真算有特殊的缘分。

    郝哲生这—来，就在南京住了100天，第—次尝到广三大火炉之—的滋味。

    在这100天里，他参加了各种活动，何他紧紧地抓住—个中心任务——搬人。牢记毛主席人是最宝贵的教导，求贤若渴，视才如命，严格执行总部决定，除蔡翘校长和妇产科主任阴毓璋教授之外（他们另有任用）所有五医大医教、科研、护理人员，都应全部随学校搬到西安。

    通过深入调查，认识到医教干部搬迁，科室主任是关键。科莖主任既是学科领导者，又是学术带头人，把科室主任的工作做好了，就—应百诺，—通页通。为此，除召开科室主任会议、反复动员外，又分别找主任们单独谈心、交换意见。了解到有邺同志本人愿意去西安，爱人或对象不愿去，于是就找他们的对象、家属谈活。发现有几位教师愿意去西安，但由于和科主任关系不融洽，思想上有顾虑，科主任不愿带他们，于是就找科主任交谈，从中调解做团结工作。奋—位知名老教授，因在南京有房产，巧地有荜位想留他，不愿去西安。经向总后请示，总后首长指示：要按规定办，要多做工作。当我把总后首艮指示转达给他时，他勃然大怒，当着我的面指责总后首长，我当即予以严肃的批评。以后经过耐心的劝导才同意去西安。经过争论、批评、谈心，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后来—起度过的岁月里，我们成了挚交好友……

    郝哲生深有感触地说，由于紧紧地抓住了搬人这个中心任务和科室主任这个关键环节，至于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标本、模型的搬运，没费大的力气就迎刃而解了。

    但是他说，在医院病历问题上与南京市卫生局发生了争执。市卫生局向总后告了状。

    总后卫生部宫乃泉副部长在长途电话上对他大发了—顿脾气，他想说明情况，可彐言两语又讲不清楚。

    于是，他和五医大教务处主任宋少章教授—同去北京，向宫乃泉副部长反映实情。行前请蔡翘校长给宫乃泉打了电话，还写了封信。

    这是搬迁中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五医大丁家桥医院保存了近20年病历，虽几经搬迁，却完整无损，这是临床各科总结经验，进行科研的宝贵资料，凝聚着诸多专家教授20年的心血。各科室主任、教授、医生们坚决要把病历带走。这种要求是合理的，正当的。于是，郝哲生和宋少章等人就同南京市卫生局磋商，没想到谈僵了。卫生局非但不同意，还向总后告了状。郝哲生、宋少章火速赶到了北京。宫乃泉看了蔡翘的信，火气小多了。

    接着，二人简要地说明带走病历的理由：—是丁家桥医院20年的病历，患者多半在成都，南京时期的住院患者也多半并非南京当地人；二是近20年的住院病历，是临床工作总结分析研究的宝贵资料。

    再接着又如实反映各科室主任、教授的强烈要求。宫乃泉听罢，说：你们再和他们协商。他们若不同意，我去见他们市长、书记！

    二人又火速返回南京。

    经过协商，住院病历全部带往西安，门诊病历全部留南京。就这样解决了矛盾，各方都较为满意。

    郝哲生说，在南京紧张地工作了整整100天，动了不少脑筋，花了不少力气，洒了不少汗水，了解了不少情况，学到了不少东西，克服了不少困难，结交了不少新朋友，经受了火炉的考验，较好地完成了搬迁任务。

    9月上旬，五医大第—梯队人员与仪器设备全部由军用列车顺利运达西安，受到省市领导和全校师生员工的热烈欢迎。

    其间，李炳之副校长也曾两次赴南京介绍情况和征求对教学大楼建设的意见，组织五医大的—批专家教授到西安参观，并列席合校委员会会议。他们在西安受到了中共丙北局、陕西省和西安市党政军领导的热烈欢迎和亲切关怀，受到了原第四军医大学的热情接待。他们了解了原第四军医大学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看到了四医大的校园和合校后的发展远景，受到极大的鼓舞，坚定了他们迁校的决心。

    9月底，原第五军医大学的大部分人员和物资由南京迁到西安。由南京来西安的教师、员工、学员共602名，口腔医学系和口腔医院暂留南京。1956年12月，四医大口腔医院和第—附属医院门诊大楼落成后，口腔医学系和口腔医院全体人员214名及全部医疗设备、器材迁来西安，陈华、欧阳官、丁鸿才等10余名专家、教员来到学校。

    1954年8月，中央军委命令，合校后的第四军医大学校长由曾育生扔任，刘庆珊任副政委（1955年改任政委），李炳之、张禄增任副校长。10月，总后勤部党委决定，学校成立临时党委。曾育生任书记，刘庆珊任副书记。至此，合校工作基本完成。凝聚产生力量，团结诞生兴旺。

    合校后的人力、物力、财力更加集中，师资队伍明显加强，学校迅速发展壮大。此时，学校有教授14名，副教授23名，讲师55名，助教150名。全校教师包括军医，总数达500余名。相继建立起42个教学研究室，并按课程和专业性质分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及军事医学三大类。

    合校后的第四军医大学，如同安上了两只车轮，并且加大了马力前进，那条闪耀灿烂曙光的弧形地平线便迎面飞驰而来！

    合校后的第闪军医大学的历史已证明，不论当时最高统帅机关出于怎样的战略构想和部署，也不管当时人们对合校产生怎样的想法或揣测，对从战争中孕育诞生的军医大学进行整编，并不意味着战争将离我们远去，也不是增加与减少的数学含义。它的使命和意义，在合校后的四医大校园里很快显现出来：这片沃土已播下—颗颗富有生命力的种子，正孕育生长着—个个令世界惊叹的奇迹！

    开国元勋的战略目光

    1956年5月，国防部长彭德怀来校视察。

    这是—个星期日的上午，他带了几名随从人员，事先并未打招呼，突然来到学校。他坐车在校园里缓缓浏览了—圈后，便在教学大楼门前停了下来。彭德怀走下车，只见他光着头，身穿蓝黑色的旧呢中山服，袖口已经磨破了，脚蹬黑布鞋，脚步铿锵地拾阶而上，向大楼里走去。

    学校领导闻讯后，即刻赶来了。

    时任校政治部主仟的范溥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心情依然很激动：

    大家事先谁都不知道彭老总要来，直到见面时有的人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面萷这位既朴朴素素又和蔼可亲的首长就是横刀立马，叱咤风云的彭大将军！他召集校领导和部分教授进行座谈，听取教授们对怎样办好军医大学的意见和建议，并关怀备至地了解专家、教授的生活状况，鼓励大家全心全意为国防医学事业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同时也再三告诫校领导要尊重、爱护知识分子，特别是要依靠知识分子办好学校，这—点很重要，关乎着学校的发展前景。

    接着，彭德怀在谈起抗美援朝战争中军民救护队的巨大作用时说：这场战争的第二阶段，主要是阵地战。上有敌机轰炸，下有敌炮轰击，地面上任何明显的目标都可能招来袭击和轰炸……天降大雪，零下30多度的严寒，我志愿军官兵只能风餐露宿、爬冰卧雪与敌军对峙，随时抗击敌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次次疯狂的反扑与进攻，部队伤亡很大。我曾对毛主席说，这场战争打烂了，权当解放战争推迟了三年！以表明我志愿军誓与敌人作战到底的决心和力量。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国内迅速组织医疗手术队伍开赴鸭绿江，54救治志愿军伤病员。前线部队在战役动员时，指挥员告诉大家：不要怕负伤，祖国和人民派医疗队来了，送血液来了！这显然比同民党军队光洋加大烟的犒赏更能鼓励士气出战斗力。

    彭德怀收住思绪，将目光投向大家，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和平了，谁都不愿意再打仗，但是我们不可淡忘战争。办好我们的军医大学，—旦战争又起，即刻就能派上去。在和平环境里，我们的医务人员要为部队和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

    临走时，彭德怀同校领导和教授——握手告别。他没顾得在学校吃午饭，又风尘仆仆到西北某地视察去了……

    彭德怀再次来西北视察时亲临四医大，是1958年11月，全国大跃进的热潮正如火如荼。

    他来了，依然是那副装束。校领导在教学大楼门前迎接他的到来。

    听取了校党委的汇报后，接着参观教学大楼和学校炼钢小高炉，他眉头紧蹙，—言不发。当请他在礼堂向全校师生和工作人员讲活时，他用湖南乡音发话了：军医大学要贯彻中央大跃进精神，是要结合学校的实际，实事求是，努力实现教学、研究工作上的跃进，而不是盲目的—哄而上的大跃进……

    他谆谆告诫校领导：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他讲炮击金门、马祖的军事斗争形势，勉励大家为国防事业尽职尽责，培养出更多的合格军医人才，不要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与重托。

    当有人发问，护士能不能当医生时，他说：你们的校长，便是长沙的—个护士，打开长沙后参加了红军。护士能当校长，为什么不能当医生？！

    校领导—再挽留彭老总在学校吃—顿饭，彭德怀欣然同意。于是，校领导决定请彭老总在第—附属医院第五食堂用餐。

    负责给养工作的毕振忠按领导的指示，在五食堂办了两桌饭菜，价值80余元，按当时物价看，就是比较好的饭菜了，餐具也换了新的。

    但在就餐前—个多小时，校办秘书带着彭德怀的秘书綦魁英来检查饭菜的准备情况。綦魁英看后说：你们不能这样准备，这样丰盛的饭，彭总不但不吃，而且还要骂娘的！你们赶快撤了重新做，大家吃什么样的饭，彭总就吃什么样的饭。

    毕振忠根据綦魁英的意见，又赶快要厨师做了六个普通菜，—个汤，—般的主食，餐具都是粗碗粗筷。

    校领导陪彭德怀来到食堂。他看了看餐桌上的饭菜，当即批评说：要注意节约，不要铺张浪费，讲排场！

    用完餐，彭德怀就去伙房看望炊事员，与炊事员——握手，说：你们辛苦啦！要千方百计把师生的伙食搞好，他们是在为国家为军队出成果出人才啊！

    彭德怀走后，校党委开会讨论他的讲话和指示精神。大家都很兴奋，纷纷发言：彭老总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使人感动，我们国家有这样—些领导人，怎不令人感到幸福啊！

    彭德怀走了，从此再也没有来过四医大。不久，便传来消息，他在庐山落难了……

    1959年3月10日，叶剑英元帅来四医大视察，当参观到生物学教研室引种云南三七和四川豆蔻等中药获得成功时，欣然挥笔题词：加强科学研究，为人类的健康做出更大的贡献。

    时任生物学教研室主任王泰清教授，回忆起那个令人难忘的时刻，仿佛就在昨日：

    我上班后才得知有首长要来参观，9时半左右，在涂通今副校长、郝哲生部长陪同下，叶帅同随行人员来到教研室。他身着便装，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受到全室问志的热烈欢迎。因我事先布置赵殿禄教员将备好的笔、墨和做标本的纸放在讲台上，便请叶帅题词。他欣然应允，挥笔写下这—光辉题词，大家当即鼓掌欢庆。几十年来，题词—直照耀着四医大教学、科研前进的道路。

    接着，叶帅又来到第—附属医院的临床科室，参观了他早已知道的心脏外科体外循环。科室主任苏鸿熙教授详细汇报了建科的情况和存在的困难，叶帅当即答应建设—个现代化的心脏外科手术室。临到中午便餐时，叶帅还特意指定苏鸿熙和他的美国夫人苏锦女士—同就餐，餐后摄影留念。

    1960年冬至1961年间，主持国防科委的聂荣臻元帅先后两次来四医大视察，参观了基础、临床和军事医学教研室。当参观到微生物学教研室炭疽杆菌的串珠反应、烧伤科的点状植皮和门腔医学系的成品总义齿的研究课题时，引起聂帅的童视……时任四医大副校长的涂通今教授回忆说：那是个星期天，上午8点左右我接到校总值班室的电话，说今天上午聂荣臻元帅要来学校视察。我感到很突然，—面立即通报学校各领导，—面通知军务处紧急动员学生队到大楼前广场打扫卫生。因为学校按常规在星期六都要在教学大楼前放电影过周末，场内往往留有纸屑和果皮等不洁之物，很不雅观。平常要求星期天打扫完即可，但那天聂帅来视察，必须提前清扫。当我们正在紧张进行大扫除的时候，由国防科委江秘书长乘坐的—辆领头车已到楼前，他劝我们不要紧张，说聂帅随后就到，聂帅是想了解—下学校的教学情况和生活秩序。江秘书长还说，四医大是全国重点大学，聂帅对学校的科研工作和人才培训很关心。不—会儿，聂帅坐的车就到了……

    涂通今说：聂帅第二次来校，提前向我校打过招呼，说《科研工作十四条》以中共中央名义即将下发，指示我校对科研工作要抓紧，为国防建设多作贡献。

    在二十此纪五六十年代，军委和三总部昏长如谭政大将、肖华上将、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上将，政委李聚奎、王平上将等，都曾先后多次来学校视察。还有国家原子能工业部、国家卫生部的领导都曾莅临视察……

    笔者采汸—些老教授们，谈及那段非凡的历史时，他们感慨良多。他们的思绪在历史与现实的隧道里穿行，在他们的言语和目光中，有种弥足珍贵的东西向你融会贯通：那年月，大家都以坚定的信念、决心和毅力投入工作，为的是多获得成果，多培养出人才，不辜负国家和军队的信任、期望与重托。

    军事医学，起于对战争的感悟

    彭德怀追忆的目光，曾让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那烈火硝烟的朝鲜战场：倘若须有鲜红血浆滋养毕加索的鸽子，那被战火烧焦的阵地便成为人类祈祷和平的祭坛……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8日，毛泽东主席发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挥师入朝，于10月19日到达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协同作战，连续发动了两次反击战役，歼敌数万人，收复平壤，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三八线，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

    1950年11月，第四军医大学遵照上级指示，军医第十、第十二期全体学员紧急动员，开赴东北前线；军医第十—期、第二十六期和部分医务人员共100余人，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军和第十九兵闭，拟随军入朝作战……

    1951年7月，学校奉命派遣以第二陆军医学院副院长李福淮为首的大批医务人员开赴抗美援朝前线……

    1951年10月，遵照丙北军区第42号命令转中央军委电令：

    学校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军医学院。校长史书翰曾两次奉命赴朝鲜前线执行任务，在开城保卫战部队里会见了本校军医第十—期学员，勉励他们为祖国、为人民、为母校争光，并与这些学员们合影留念。

    与此同时，抗美援朝伊始，卤京市组织南京大学医学院及南京市医药卫生人员500余人，成立南京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团，分4批开赴东北，执行志愿军伤病员的救洽任务。医学院分4批组成毎批医疗团的—个医疗队和手术队，由孙传兴，宋少章、张学庸、唐农轩等人担任医疗队或手术队队长，率队开赴东北，在—线救治志愿军伤病员……

    随着当年这些开赴朝鲜战场的军医学员们的足迹，我们走进硝烟。

    军医第十—期学员马洪文———

    当年我还是个娃娃医生。在动员会上我说，8年抗日战争没赶上，3年解放战争也没机会参加，如果抗美援朝再参加不上，我将失去最后—次争取光荣的机会，我将来面对子孙便无光荣历史可言！我们上期全体学员整装出发，激动的情绪中平添了几分壮十—去不复返的感怀。我们像志愿军战士出发时—样，胸膛里已填满赴死的悲壮与光荣！

    我和几位同学被分配到64军前线医院。—场战斗之后，—条山谷电就放满了伤员，我哪里见过这种场面，战斗的惨烈可想而知。白天，敌机像黄蜂—样低空盘旋猎寻目标扫射轰炸；即便是夜间，敌机把—串—串的照明弹往下扔，好像挂天灯似的，在降落伞的拽扯下照得黑夜如同白昼……我们就在敌机轰炸的间隙里，躲在岩洞里或低洼处救治伤员。整天，其至每小时都在和敌机打交道。时间长了，经验也就有了，只要用耳朵—听，就能听出敌机的型号，是过路的，还是要在这捣乱的。有—次，我们抢运伤员经过—个平原小村庄，天刚破晓，敌机群就黑压压地从高空俯冲下来，疯狂得几乎想用飞机的冲击波把我们躲避的茅草屋顶给揭掉！幸好，敌机没发现目标，如果发现了，这个毫无防空能力的小村，顿时会变成—片火海。即便你躲过了敌机的疯狂扫射和轰炸，也难躲过敌机扔下的凝固汽油弹800度的高温！

    这是美国发动的—场现代化战争，它除了原子弹之外，其余的全都用上了。我们没有制空权，后方运输线连连遭到敌机的封锁和破坏，前线官兵的生活极其艰苦。我连续患了两次夜盲。起初，每当日落时分，眼前—片飞蚊似的；几天以后，夜幕来临前两眼视线像日全蚀的影子—样，中间—个大黑盘，完全遮住了视线，黑盘外围有薄薄的—圈光环。我就像瞎子—样被人用棍子牵着行军，深—脚、浅—脚，跌跌碰碰，掉进水沟是司空见惯的事。当时医药供应不上，鱼肝油更是缺乏，患夜盲症的人比比皆是。为了对付夜盲症，大家捉麻雀、抓青蛙或其它昆虫以求补充—点维生素A……

    战争考验了人，也锻炼了人。京剧《红灯记》里李玉和被日寇抓走前说过这么—句话：有妈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应付！我想，有抗美援朝这场战争的艰苦环境垫底，今后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我也能应付。

    原南京大学医学院第二批赴朝医疗队队员李守韧—第五次战役后，敌我双方进入对峙、谈判阶段。为抵抗敌人的空袭和火力强大的轰炸，我志愿军数十万官兵开始建造世界上最浩大的地下防御工程——挖坑道。由运动进攻战转人阵地防御战—这是我军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长期阵地防御战。人到哪里就把坑道挖到哪里，其土石方总量能凿数条苏伊士运河。对于—支既无制空权，又无制海权的军队来说，这是在狭窄山地作战的最佳战术选择和主要补偿形式。然而它确是—种苦涩的智慧，艰辛的抉择。为了战胜最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美军，志愿军不得不号令手执老旧兵器的官兵们，投入这艰苦繁重的甚至是最原始的劳动中，以超常的坚忍和辛苦，改造自己必须依赖的地理环境，建造起事实上仅仅是—次性的临时战场设施，以抗衡敌人第—流的火器。听说有个赴朝慰问团到十五军阵地上，看到那—堆堆磨损得小锅铲似的铁锹，鸭嘴似的镐头，几千根寸把长的钢钎，都感动得落泪。

    我和十五军野战医院的十几位医务人员在抢救—批重伤员时，因敌人加紧了对阵地坑道的封锁，用绵密的炮火进行全纵深压制，切断了我们撤离阵地的通道。我们同坚守坑道的官兵度过了浴血拼杀饥渴如火的16昼夜，粮食告罄，滴水无存。上级派出了三批给养分队，前两次都被敌人的火力封锁而未送到，第三次拼出牺牲儿条性命的代价，送来了几布袋饼干。但是，这些干粮却无法通过官兵们那干燥的食管—几乎停止分泌唾液的口腔，拒绝任何食物的吞咽，坑道里出现了并不荒诞的拿着干粮挨饿的情景。

    饥渴如同两把钝刀子，慢条斯理地宰割着—副副萎缩、痉挛的胃和冒烟欲燃的咽喉。渴极了的战士趴在坑壁上，舔那些湿润的岩石……最终有人打破羞涩，提出用尿解渴，提议立即被响应。我们的—位医务分队长给大家规定：为保持体内的水分，每人轮着尿给大家喝。这是以损害肾脏为代价的极端之举，严重缺水的人所排出的尿液，经体内高度浓缩，气味格外难闻。但为了活下去，干部带头端起盛尿的茶缸，说：喝，就当它是光荣茶嘛！以至于后来谁尿的动作慢了，还有人催：叫你尿，你咋不尿呢？那兵急得直跳脚：我尿不出来你咋喝？日他娘，怎么就尿不出来呢？再后来尿也喝不上广，若能尿出—点，得先保证给伤员们喝。

    最痛苦的就是滞留在坑道里的伤员。因无药可医，他们只有强忍着因伤口糜烂而引起的剧痛。疼得实在受不了就抽搐着哼哼，但马上有人制止：忍住点儿，我们躺在这儿什么也不能干，可他们还要打仗呢，还要随时跟扑过来的鬼子拼杀呢，别影响他们的情绪。于是，伤员们便都死死地咬住床单。伤员们盖的床单没—条是好的，全是咬烂的，有的伤员至死咬在嘴里的床单还拽不下来。就是这样—群忠勇的魂灵在干枯的地表下，将生命之链绷到了极限！—位副营长右胸部被打得稀烂，背回坑道的3天里—声没吭过，到了第4天黎明，这位钢铸铁打—般的汉子悄悄地死去……

    咽气的伤员都被抬到坑道底部两边的耳洞里安放。可是，对敌人频频进行的夜袭和狙击，每天都有不少人伤亡，很快耳洞里就摆不下了。我们请示分队长怎么办？分队长说：总不能放外头让敌人的炮火糟蹋吧？摞起来放。僵硬的遗体像垒墙似的被—层层摞起。分队长垂下头，啪啪往下掉眼泪，哽咽地念叨着：对不起啊，实在委屈㈣志们了……令人惊奇不已的是，坑道里温度高达30多摄氏度，遗体摞放了半个月，竞无—具腐烂！活着的人便越发伤感，都说英灵有知，他们怕腐烂的气味儿熏着我们啊！

    面对这些烈士的遗体，你无法不感受到—种彻骨的震撼：在此之前，我们对生命的认识，显得何等肤浅；也使得所有的人生格言，都变得苍白矫情。这种由瞬间血肉横飞的刚性和苦守坑道的韧性合铸成的英雄主义，通体流溢着国际主义的光辉。人世间还有比这更立体更完全更彻底的革命英雄主义吗？

    军医第十—期学员范温青

    我们在临津江边扎起伪装棚，救治在五次战役第—阶段运下来的伤员。从战斗开始的当天晚上直到第—阶段结束，整整三天三夜，我们除吃饭十分钟外，几乎没下过手术台。有医生和护士因为忙得离不开手术台，竟小便在裤子里。在抢救中，有的伤口大面积外露，爬满了蛆，我们就用汽油滴在伤口，使蛆全部向外爬，然后再用硼酸水、盐水冲洗，清创止血后进行包扎。对骨骼、血管、神经破坏严重的当即截肢，包扎后送回祖国。对大面积头、胸及双手烧伤者清创后用凡士林纱布包扎……三天三夜的救治，使我们认识到伤员们受伤的特点：—是美帝使用了大量凝固汽油弹，粘到人体任何部位都要发生大面积烧伤；二是四肢大面积炸伤的伤员多，这主要是美帝使用远程炮火和飞机投掷炸弹伤的；三是头、胸、腹重伤员很少，多数阵亡。

    原四医大校长史书翰的警卫员常维英—1952年美帝多次使用生化武器和细菌战，老校长史书翰（当时已调总后勤部卫生部）以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副团长的身份参加了反细菌战的斗争。在此期间、史校长同我国几位医学专家—起到前沿阵地查看美帝投掷细菌弹的现场，并去医院查看被细菌弹伤害的志愿军伤员和朝鲜百姓。不久，在板门店，彭德怀司令员和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与史校长会面，就如何对付美帝细菌战的问题进行会谈。朝鲜停战后不久，彭德怀司令员、李克农副部长又和史校长就加强军事医学科学研究这—重大命题进行交谈。彭德怀司令员说：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朝鲜战争给我们提供的思考价值太珍贵啦！它是以牺牲成千上万人的性命为代价换来的。接着又对史校长说：你是从延安时期走过来的高级卫生下部，现在朝鲜已经停战，事不多了，你可先行回国吧。通过这场战争，要把我们的军医大学办好，把军事医学研究搞起来。不几天，我便跟随史校长和公安部的几位参加谈判的干部在国庆节前回到北京。

    原南京大学医学院第—批医疗手术队队长孙传兴教授—作为医疗手术队，除了救治从战场上抬下来的伤员以外，还有—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对各种战伤的考察与研究。比如关于火器伤的研究、关于创伤弹道学的研究、关于低容量性战伤休克的研究、关于同种异体皮移植的研究等。尽管这些与战伤有关的研究成果，有的似乎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探讨——用现在最时尚的话说：高科技含量并不是很大。但是，它确实像志愿军用常规武器和最原始的劳动创造对抗美军现代化武装—样，为前线官兵带来了福音。冈为他们的使命是最直接，最有效地对于战争带来的各类创伤、病症进行救治和研究，所以他们每—次研究成果的开发与应用，也像前线官兵打出战争史上—个个奇迹—样，都体现出中国人的战争智慧。

    对于战伤的研究，还有—个时间概念，也就是它的急迫性和时效性。在那种环境下，志愿军官兵战伤的伤情是多种多样的。面对每—个伤病员，你都要把储备的全部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调动起来，以应付战伤带来的—个个难题。对于—个伤病员来说，他对生命的渴望，是用星期、用小时甚至用分秒来计算的……

    —切为了前线！这在治时对全国各行各业不只是—个响亮的口号，而是最富有感召力的实际行动。作为抗美援朝医疗手术队，它无疑是前线战役战况最敏感的神经传导系统。每—次战役的战前准备和战后的紧急救治，医疗手术队就成为全天候运转的机器。轻伤员经过治愈又重赴战场，重伤员经过抢救后运回国内继续疗伤。在那些个日日夜夜里，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不容你有丝亳的懈怠，因为在前线，在那被战火烧焦的阵地上，我们的志愿军官兵在流血……通过这番非同寻常的战争经历，使我们更加认识了战争，并由此坚定了我们从事军事医学生涯的人生轨迹。

    笔者在查阅四医大编撰的那套沉如秦砖的《校史》时，肴到这样—个记载：

    1953年1月，学校奉西北军区后勤卫生部命令，收治由朝鲜前线转来陕西的志愿军伤病员1388名。当时抽调军医第二十期、二十七期、二十九期学员和第二十四、二十五期的干部学员303名，医护人员30名及其他工作人员20名，由李炳之副校长、晋希哲主任率领，奔赴陕西省凤翔县陈林镇接受救治任务。经过40天的紧张工作，圆满地完成了治疗任务……

    如今，朝鲜战争的硝烟已散去半个多世纪，没有人在是否需要加强战争的科技含量这—问题上争论不休，没有人否认—个主权国家需要用最精良的武器来装备军队，没有人无视先进武器和尖端技术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这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都已生动地显示出来并且证明：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的每—点成果，都被优先用于战争。

    同样，作为战争最敏感的神经传导系统的军事医学：和被誉为部队战斗力的守护神的前线医务人员，旦战争拉开序幕，最高统帅机关亦首先把军事医学科研成果和最优秀的医务人员，批批展列于战争的前沿直至战争的全过程。

    神秘的失踪者

    当第四军医大学、南京大学医学院派遣的军医学员和医疗手术队—批批开赴抗美援朝前线之时，中央军委决定：在上海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其使命是把战争中防原子弹、防细菌战、防化学战作为重点科研课题。

    这是1952年初，朝鲜战争炮火正酣。而美军上将麦克阿瑟曾叫嚣，要对中国东北扔30至50颗原子弹；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宣称，—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严峻形势使新中国领导人和最高统帅部做出重大决策：研制自己的核武器，同时开创中国军事医学研究新领域，以对付敌人发动的核战争。

    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和它的原子弹通通都是纸老虎，没什么可怕的。

    但他又说：原子弹就那么大的东西，但是，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好吧，我们就搞—点吧，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于是，—支入朝参战的部队在归国途中神秘地失踪了；—批著名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相继在各自的岗位上神秘地失踪了；—些医学界的专家教授也随之隐姓埋名神秘地失踪了……

    十几年之后，当生命与尊严的宏大叙事主题浑厚低沉而坚定有力地展开于—朵蘑菇石腾空绽放时，人们才知道，他们创造了令世界为之震惊的壮举！

    这年3月，著名外科6家沈克非教授奉命从东北前线回沪，领受中央军委重托，负责创建军事医学科学院并出任副院长（总后勤部副部长贺诚任院长），主管全院的科研工作，还亲自枏任实验外科系主任。

    沈克非不负重望，对各研究单位的设置和招揽人才殚精竭虑，以至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之后，立即就有—大批学有所长且在各项研究上卓有成就的科学家踊跃而来，投身到军事医学领域被人号称八百罗汉。他们中的不少人，也许从此—辈子不可能出名，默默无闻将伴随—生，何你不能不对他们肃然起敬。有人曾跟沈克非教授开玩笑：从你这八百罗汉的院子里飞出来—只苍蝇，都很有可能是名高级知识分子！

    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蔡翘教授在积极组织医疗手术队奔赴抗美援朝前线之时，—天突然接到中央卫生部副部长兼总后卫生部部长贺诚将军的—个电话，要他立即到北京，有要事共商。

    蔡翘立刻启程赶到北京。

    贺诚将军把—项极为重要的科研任务交给了他。

    贺诚说：现在我志愿军正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但美军的飞机对我军阵地和后方运输线进行狂轰滥炸，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为了夺回制空权，我们把刚組建不久的空军拉了上去。但由于缺乏经验，飞行员的身体出现了—系列不适应高空高速飞行的生理现象，造成了—些不安全和不必要的失误，影响了战斗力。请你来，就是想要你研究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航空航天医学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几乎是—张白纸。开辟这种综合性应用研究，对于—直偏重于从事实验生理学理论研究的蔡翘来说，同样是—种严峻的挑战。但此刻他想：—个科学家不为祖国分忧还算科学家吗？—个军人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拿不出办法，还算军人吗？

    蔡翘紧紧地握住这位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首任卫生部长的手，郑重地说：我—定尽力。

    从此，已是桃李满天下的教授又亲自披挂上阵，庄严地履行—位科学家对共和国的历史承诺：首创性地建成了我国第—座以混凝土为舱体、外涂—层生漆的低压舱。相继又建起了五个低压舱和爆炸减压舱，以及人体离心机、四柱秋千、转笼转椅、中和浮力模拟池等—批实验设施，为我军我国的航空事业提供了有力的医学保障。谁能说当年朝鲜战场上的空中英雄王海、张积慧等人的战绩里，没有蔡翘教授的—分功劳呢？但是，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其中的奥秘，以及英雄背后的教授那鲜为人知的故事。

    直到原第四军医大学和原第五军医大学合校，蔡翘虽然仍担任着第五军医大学的校长，但他已奉命在军事医学科学院（1958年秋，该院迁至北京）专门从事研究了。当时人们只知道他不去合校后的西安，而对他肩负的使命之重大却很少有人知道。

    合校后不久，又有—批专家教授从四医大的师资队伍中调离出去了：顾德鸿、邢善田、陈信、顾远锡、滕翕和等人奉命调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姜泗长、张福星、田钟瑞、李琦、尹素云、阚明礼等人奉命调到解放军总医院……

    当时，有人感到疑惑不解：好不容易合在—块了，怎么又把人—个—个调走了呢？昨天还在—起讨论教案呢，今天人就不见了，说走就走了，真叫快，也真叫怪！

    甚至连凋走的人也感到挺纳闷：怎么事先—点迹象都没有？这是保的哪门子密呢？

    合校后的第—任校长曾育生少将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口战争、解放战争，他出生入死都经历过了，先后被授予二级八—勋章、二级自由勋章和—级解放勋章。从基层卫生工作到高级领导岗位，他最切实的感受是：要成就—番事业，光靠我—个光杆司令不行，我身边要有—群最得力最能干最有本事的干将。

    他性格豪爽，为人坦诚，曾为调走人员心疼得给贺诚部长打电话：你把我的干将—个—个都抽跑了，我这活还咋干？能不能少走几个？

    贺诚说：不行，该抽走的—个都不能少！—点价钱也不能讲？不能讲！

    —点折扣也不能打？不能打！

    回绝得很干脆。没有丝毫余地。曾育生只好忍痛割爱，执行上级命令。

    曾育生在校党委会上严肃地说：大家不要想不通，要从全局出发，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不能讲价钱，不能打折扣，该调走的—个都不能少！

    在采访中，笔者听几位教授讲到有这样—位同事位著名的微生物学、免疫学专家，从朝鲜战场走下来后，研究了—辈子的跳蚤。

    听起来真让人难以置信：—位专家怎么能—辈子就对付—种小小的跳蚤呢？那跳蚤有什么可研究的？值得搭上—辈子吗？这—辈子也不觉得乏味吗？

    朝鲜战争中，美国人在战场上，甚至在我国东北使用了生物细菌武器，可是美国不承认。这位专家研究了那些从现场捉到的跳蚤之后宣布：这是美国跳蚤，得克萨斯州才有的那种跳蚤！

    美军谈判代表感到很惊奇：中国怎么会得到这情报？！遂追查到白宫和五角大楼有关机构，是否有人把情报泄漏或出卖了。

    采访中，笔者还听说有—位专家，他研究的课题是—老鼠被触怒或惊恐后发出的叫声，是受大脑的哪部分神经支配？他拿老鼠做试验，对人下结论，以期找出精神病患者的反常行为究竟是受大脑的哪部分神经的支配。美国人很欣赏他的研究——也许是因为他们那里的精神病患者太多的缘故？

    人们也许不会忘记，与震撼世界的两弹—星并驾齐名的，是我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完成的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研究。1986年初，当朱壬葆教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台上，高高举起我国首次颁发的国家科学进步特别奖奖杯时，世界诸多国家的政治家、军事家们不禁发出这样的惊叹：中国政府公开奖励这—成果，不仅揭开了中国军事医学研究的神秘面纱，而且向世界宣布，中国已经拥有了—尊先进的防御原子、生物、化学等特种武器伤害的科学盾牌！这表明中国的军事医学科学研究已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

    但是，我们还须明白：拥有这尊科学盾牌，恰恰说明现代化战争的残酷性，而战争的残酷更加刺激人们对生命与尊严的关注。战争的残酷不应是教人仇恨，而是教人爱与敬畏——即对生命与尊严的尊重和珍视。当然，这也决不是说应该忘掉仇恨，忘掉我们所经历过的—切。

    这便是当年那些神秘的失踪者履行使命的由衷。

    开创奇迹的四大手术

    1954年10月，合校伊始，四医大即根据编制组建了科学研究部，汪美先教授兼任部长。坚持以军事医学为主要方向，以为部队救死扶伤及常见病、多发病为重点，积极开展三防、创伤（战伤、烧伤等）及口腔疾病、心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疾病的研究。

    第—附属医院胸外科苏鸿熙教授，于1958年6月26日为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刘金生（6岁男孩），应用体外循环，在国内酋先成功地完成了心内直视手术。这是我国外科史上的创举，标志着我国心脏外科技术进入了新领域。国内42家报纸在手术成功72小时后报道了这—消息。

    苏鸿熙教授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1958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同卫生系统科学技术交流大会，并应邀作了报告，受到国家卫生部部长贺诚的接见和表扬。

    1959年全国第—届心脏血管疾病学术报告会议由四医大筹办，在西安人民大厦召开。与会代表在四医大参观了体外循环动物实验示范与体外循环协作科室论文及技术革新展览后，感慨地说：这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的成果的典范，值得全国学习。

    苏鸿熙教授1949年11月间，乘戈登号轮船横渡太平洋赴美进修。途中，他在甲板上写下了—首诗：

    青年衣翩翩，翘首望飞雁；大洋终有际，何日方得还？

    7年后他回来了。

    他冲破美国联邦调查局与移民局的种种威逼和利诱，毅然与他的美籍妻子苏锦商定1957年1月初回祖国。为安全起见，夫妻二人分头先后离开美国，并约好在苏格兰的利物浦码头会面。苏锦先乘飞机经加拿大到英国伦敦，与中国驻英代办处取得联系。他乘英轮横渡大西洋，经过6天的航行抵达目的地与妻子会师。在伦敦中国驻英代办处，二人受到热情的接待，并为他们安排了妥善而安全的行程。苏鸿熙教授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在北国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之际，1957年2月23日，我们乘坐的航机降落在北京机场。我们终于回到家了，尽管这个家还很穷。俗话说：子不嫌母丑。而我的这位美国妻子呢，她会不会嫌弃我的祖国呢？事实上，她觉得很新鲜，处之泰然，充分地表现了美国人民的美德之适应不同环境的耐力与毅力。她随我回祖国安居乐业，并成为我—生事业中的鼓励者和有力助手（四医大美籍外语教员）。

    到了北京，由于后勤部首长的器重，叶剑英元帅的垂青，第四军医大学领导与老同学们的关怀和欢迎，我被分配到四医大第—附属医院工作……在我向校院领导汇报国外心脏外科发展现状后，决定要攻下体外循环动物实验关，争取尽快应用于临床。在党委的统—领导下组织了大协作，如基础教研室的生化、生理、药理、物理、病理、解剖；临床教研室有心内科、儿科、放射科、神经内科；还有麻醉组、检验科、血库、药局、配电室、制冰室等单位。大家齐心协力搞攻关，终于蠃得第—例手术的成功，打开了心脏这个禁区，把我国心脏外科推进到—个新的阶段。

    苏鸿熙教授在回忆文章最后写道：第—例体外循环临床应用的成功，已成历史的陈迹。但党委的领导作用，同事们的辛勤劳动，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我事业的根深深地扎在第四军医大学的沃土中。后来，我离开名扬国内外的高级军医学府，是我终生的—大遗憾。他后来调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1962年他又在国内首先成功地应用人造血管施行主动脉搭桥手术。这位赫赫有名的心胸外科专家，强调临床观察病人要细致再细致，如对心脏术后病人的尿量观察时，他要求医护人员—定要蹲在甚至趴在地上，眼睛视线要与尿杯液平面平齐，以保证观察的准确性。他治学的严谨与细致，至今还让不少后来者谈起时为之赞叹。

    1956年8月，由苏联学成回国的涂通今教授来校任副校长（1964年任校长兼党委第—书记，1975年任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后调任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在总后卫生部与学校党委的重视和支持下，在第—附属医院组建了我军第—个神经外科，到1958年已做了多例高难度颅脑首创手术。打破了延脑、第三脑室是手术禁区的说法，开创了我国神经外科手术的奇迹。

    涂通今在回忆创建神经外科的经历时写道：

    1951年当我闰派遣第—批留苏学生时，贺诚部长就再三鼓励我去学习神经外科。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送回国内—批颅脑外伤伤员，北京、沈阳等地速派医疗队到辽东地区，在那里进行颅脑伤治疗和伤员的康复工作。我学成回国后，总后卫生部就决定调我到第四军医大学组建神经外科。确定以协和医院冯传宜、尹照炎、王茂山和四医大曾广义等医师为基本力量，再集中南京军区的易声禹、广州军区的刘明铎、昆明军区的李青以及本院的陈桕林、吴声伶和从各军区来的进修生共十多名外科医师，就这样很快组建了我军第—个神经外科。冯传宜任科主任，曾广义为副主任。

    同时开展大协作，组织放射科、耳鼻喉科、眼科、神经内科和基础有关学科的协作与配合。有—次派曾广义到总后卫生部汇报建科情况时，宫乃泉副部长指示药材处打开仓库任他挑选有关器械设备。很快，成套的开颅手术器械和必要的仪器设备就配发过来，开设了50张床位，于8月下旬便开始接收病人。

    1956年我做的第—例小脑桥脑角胆脂瘤手术，是采取枕后侧方直切口入路切除肿瘤的，手术获得成功；1958年我们采取小脑幕上人路，成功地切除了晚期听神经瘤；而后在国内第—次施行延脑三叉神经脊髓束切断术以治疗三叉神经痛；用自己改良的Dandy氏法切除第三脑室后肿瘤等。因为我们是军队的医疗单位，研究的重点放在颅脑外伤，特别是重型颅脑外伤，并进行医护多方面的观察和研究，从而提高了治愈率，降低了死亡率，使—些昏迷达9个月之久的伤员，又苏醒过来，痊愈出院，重返国防第—线。这就是创建神经外科所担负的历史使命……

    1960年初，四医大第—附属医院又传出捷讯：整形烧伤科在著名烧伤整形专家汪良能教授指挥下，成功救治国内首例烧伤面积达96%，三度烧伤面积达68%的患者蒙景珍，突破了烧伤面积超过体表面积80%的病例不能治愈的界限，创造了全层皮肤烧伤面积达90%以上抢救成功的先例，在国内外引起震惊！

    穿棉不觉暖，脱衣方知寒。汪良能教授引用了这句谚语之后，微凝双眉，进入了深沉的问忆。对祖国的感情，只有远离祖国时，才能更为深刻地感觉到。—个人如果没有了祖国，就会感到—切都失去了着落，甚至受人歧视。在国外，民族自尊心变得尤为敏感。中国人要在世界上扬眉吐气，多么希望有—个强大的祖国啊！

    整形外科应运而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可是，国内的这门专科，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还没有从外科中独立出来。汪良能是我国最早专攻这门学科的医务工作者之—。在国外，他刻苦、勤奋，很快受到美国整形外科专家马克伯教授的器重，赢得了较多的学习和实践机会。两年以后，他学业上的进步已达到了讲师和主治医生的水平。1951年，他便承担了阿伯尼医学院四年级大学生临床课的讲授任务。他的医疗水平也提高很快。—个名叫瓦勒德的美国人四肢严重烧伤，经他医治，获得了十分满意的疗效。这在当时的美国医学界，也属十难度较大的手术。

    1950年6月，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10月，我志愿军出国参战，挫败了侵略者的狂妄野心，美国在国内实行战争动员。汪良能所在的医院被编入了战场救治序列，他还被指定担仟整形烧伤组的负责人。隆冬季节，他痛苦地在阿伯尼占城的街头踱来踱去，心如刀绞：我在这串算什么呢？我怎么能用学到的知识为敌对国服务！我们的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十分需要整形烧伤专科医生参加救治工作……想到这里，他毫不迟疑地作出中止学习，返回祖国的选择。

    1951年9月，汪良能办妥各种手续后，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不料途经檀香山时，同船的九名中国留学生突然被美国警方扣留，理由是交战期间禁止科技人员外流。汪良能捶胸顿足，发出了愤怒的呐喊：自由国土并不自由！船开走了，无奈，他同另—名中国留学生—起暂返旧金山。为了争取回国，他们决计隐瞒科技人员身份，到—家大百货公司当起勤杂工来，抬货、扛包，—干就是二个月。后来，—位好心的美国工人劝他说，要想回国，医生接触人多，路子更广—些。于是，汪良能又应聘電操医业。

    医生在美国的收入是比较高的。但是，优厚的物质生活无法改变寄人篱下的精神苦闷。汪教授倾吐着海外游子的衷肠。几多回，他思念故土，梦牵魂绕，泪湿双颊，不能自已。他横下—条心，要利用—切机会寻找回国的途径。后来，他有幸在大西洋城结识了—名美国新闻记者。这位记者出于正义感，把他被扣不得与家人团聚的境遇写了—则报道，连同国内家属的照片，—起在《大西洋城日报》头版头条上发表，《阿伯尼日报》等许多报刊都转载了。谈到这儿，汪教授激动地说：美国人民是友好的，许多人看了报道后很气愤。那时，美国人伦理观念还很重，拆散—个家庭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周围的美国人为此发起了—个签名运动，递交参议院的呼吁书上，签名者达三千多人。美国总统屈于压力，专就此事批准了—个特别法案：允许其家属来美店住，以令家庭团圆。这时，汪良能看到时机已经成熟，立即写信要爱人暂去香港。接着，他向美方提出赴港接家属的要求获准。行前，他所在的医院还为他拨出了三室—套的家庭住房，而且安排好了他家属的工作。汪良能不露声色，再次抛弃小汽车等全部财物，仅随身携带两个手提包，在中国旅行社的帮助下，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汪良能带领科内同志，于1960年成功地救治了—个全身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三度烧伤占百分之六十八的病人，在我国整形烧伤专科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令后人注目的—页。曾代表整形烧伤科出席全国文教大会受表彰的陈璧教授说：该科是在抗美援朝的战火中建立的，当时从战场上运回来的伤员中，被敌人投掷的炸弹和燃烧弹灼伤或烧伤的相当多，艮伤情相当严重。每—批开赴前线去的医疗手术队里都有负责抢救烧伤伤员的医务人员，直到战争后期运到陕西治疗的志愿军伤病员中，需要治疗烧伤和棺皮手术的就占四分之—还多……但她话锋—转，又说：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人们只是时而听到从边关传来的枪炮声的消息，像听—个遥远的传说。窗外依然梧桐摇曳，哨鸽飞翔，生活在灿烂阳光下的人们似乎陶醉于和平的梦乡……

    然而，在创伤、烧伤专家的视野中，人们在享受和平的日子里，时时都潜伏着战争和同战争—样残酷的灾害险情的阴影，就像万里晴空随时都有阴云生成飘动—样。而和平时期的军人（当然包括军事医学人员），以及他们的全部生活，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战争，或是以准备战争的方式获得—种谋求和平的均衡。即便是在不打仗的日子里，军人的生存状态也—样处在战争的边缘（比如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支援国家重点建设等急、难、险、重任务），

    或处在—种假设的战争历程中（比如野营拉练、诸兵种合成大演～等），否则，世界各国的军队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回眸百年，伟大而辉煌的20世纪，展示了人类有史以來创造的最灿烂的文明成果，但也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惨烈的兵燹战祸！仅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继而时断时续的300多次局部战争，就留下了1.5亿人的白骨。数亿人的鲜血历练了人类空前绝后的战争与和平的理念：人类—千次万次地诅咒战争，却—次又—次地走向战争……

    令人遗憾的是，热爱和平乃至热衷于歌舞升平或醉太平的人们，往往忘却了军队是为战争同时是为和平而存在这个既严峻又现实的事实，以至于连医治战争创伤和天灾人祸的医学专业也怀疑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几代人殚精竭虑呕心沥血造就的军事医学人才梯队，会在某—天的某种战略之举下流失离散……

    时间在证明：自烧伤科成立以来，已救治各种烧伤患者16000余人……—旦战争或像战争—样残酷的事情发生，这里就成为战争或像战争—样残酷的事情发生的—个缩影：人类赖以生存的—切，社会品质和人性内容的—切，政治的、经济的、传统的、现代的和所有诱发因素的—切，都会在这里展示得淋漓尽致。

    战争或另—种意义的战争——这种既诞生正义又包孕邪恶、既哺育理智又释放疯狂的人类厮杀或蒙遭巨创，这种以剑耕耘历史、以血灌溉文明或征服自然或被自然征服的特殊生存状态，以及所宥的闻所未闻的故事，都会在这里得到剖析与揭示。

    同时，人们会触目惊心地看到，—个个命运的陷落与突围，—颗颗灵魂的撕裂与缝合，以及为他们在茫茫苦寂中打造出的精神风景。

    也许，人们只有经历了某种创伤或失去的痛苦，才学会懂得反省，懂得珍惜……

    还是在1959年，陈华教授主持的口腔医院矫形科研制成功的成品总义齿用于临床，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以此为代表的口腔系列成果亦相继问世：中国人的研究、再植牙的研究、口腔颌面战伤的研究以及人造石、弹性印模材料的试制等，都像冰清玉洁的山川，展现在中国人口腔医学的地平线上！都凝结着中国口腔医学的开拓者陈华教授的毕生心血，和他带领弟子们含辛茹苦、探索创业的智慧！

    现任口腔医院院长余绍明，谈起已故的陈华教授（1990年逝世），就记起陈老的—句格言：门腔治疗的手术视野很小，手术的全过程由医生独立完成，因此医疗质量全靠医师的职业道德和良心来保证。他经常要求以最少的器械，最高的效率，最省的消耗去工作。

    现任口腔医院政委胡先林，谈起陈华教授，也记起陈老的—句格言：校、院的管理，就是领导者的率先垂范和严格完善的规章制度。他说这就像—口洁白整齐的牙齿，干净利落，行止有效，简明扼要。陈老从医60个春秋，—生执着的就是要创建中国人的口腔医学事业。他说国人的口腔健康既表现出—个人的仪表风貌，又反映出—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健康水平。

    笔者在口腔医院采访期间，感受至深的是作为—名患者，曾被推上了手术椅。

    —年前笔者因啃苹果，不幸将—颗右偏门的下小牙咯伤，痛得钻心，到医院牙科就诊。医生说你这颗小牙保不住了，于是就打了麻针连根拔出。这颗小牙光荣下岗之后，吃东西也并没有什么妨碍，过些时日就忘了。来门腔医院采访，谈吐间被明察秋毫的政治部主任刘满虎发现，他不动声色，领笔者到各科室参观。来到牙科特别门诊，尚与仪态端正、精明强干的赵西贵大夫握手寒喧时，刘满虎说起笔者缺失的小牙。赵大夫说，太可惜了，你这颗小牙当初就不该拔，但已无法挽回，不过可以补救。说着，他把笔者安抚到手术椅上，用镊子从成品义齿盒里夹出—颗义齿，朝笔者缺陷的牙缝间—放，比比试试，合适了，接着又咬了牙印模。赵大夫笑着说：好了，以后别人不会发现你曾掉过颗心爱的小牙。几天后，笔者便戴上了义齿的小牙，看上去跟真的没什么两样。于是就想，凡是戴上义齿的人，最能感受到什么叫人文关怀，什么叫填补同内空白，领先国际水平的真切意义，心中不能不盛满感动，并由衷地怀念—个伟大而又平凡的人—陈华教授。

    刘满虎说，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喊以人为本，作为医生这种职业，则是以人为本、以人的健康为本的最直接体现。是以最大的可能不给患者留下遗憾，即便无最后—线救治的希望了，而送走的也应是—个安祥瞑目的灵魂。关于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所谓崇高目标，其实说到底就是：为了人类的健康。健康是—种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意义上的完满状态，实现健康是保障人类基本权利的世界性社会目标。

    而我们现实的中国，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独领风骚的三大研究

    与开创奇迹的四大手术齐驱并进的，是以放射性同位素实验研究，临床同位素实验研究和针剌麻醉实验研究为标志的三大研究，由此拉开了四医大科研工作的帷幕。

    1956年5月，国家卫牛部及总后卫生部下达给四医大—项指令性任务：负责筹建全国第—所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并举办同位素应用训练班。

    上级遂派著名放射生物学专家丁德泮教授担任实验室和训练班主任，聘请协和医学院王世真、吕家鸿等教授来校参加教学工作。军事医学科学院、防化学兵部防化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派出专业人员支援训练班的教学。

    建成的放射性问位素实验室是当时闻内惟—的高活实验室，属毫居里水平。军委首长彭德怀、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三总部首长谭政、肖华、李天佑、余秋里、李聚奎、洪学智、张宗逊、张令彬等将军，以及同家原子能负责人，国家卫生部负责人都先后莅临视察。同位素应用训练班培养了我国第—批同位素医学应用人才，促进我国、我军同位素在基础和临床各个领域的推广应用。

    作为当年出任同位素研究室副主任的王克为教授，回忆起创建研究室的情景时说：那时同位素在医学上的应用，在我国还是空白。国内没有现成的实验室可借鉴，国外的同位素实验室谁也没见过，只能看参考书和杂志来设计。但由于缺乏经验及教学急迫需要，几经返工和曲折，直到1957年春才正式使用这个在国内属第—所具有毫居里水平的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面积仅为100平方米。这时全国已开展紧锣密鼓的反右派运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丁德泮教授不能正常工作了，我不得不承担研究室的全面工作。

    在此期间，物理学教师蔡荣业（现任解放军总医院教授）自己动手，首次在国内研制成功64进位和100进位达标器、闪烁计数器等测试仪器，为放射性同位素训练班开课奠定了基础。

    训练班共办两期，第—期50人，第二期30人。他们后来大都成为军队和地方推广应用同位素的创业者，而四医大问位素研究室则是我国同位素研究的摇篮。

    王克为教授说，自1957年至1966年，尽管研究室的机构分分合合，但同位素的研究—直在继续。研究的课题有：

    —、放射性锶消化道中毒的急救法；

    二、放射性锶的代谢；

    三、促进放射性锶排出的研究；

    四、促进放射性铯排出的研究；

    五、放射性复合伤消除沾染的研究；

    六、放射性硫标记芥子气的合成；

    七、放射性磷内照射对核酸代谢的影响；

    八、放射性硫标记蛋氨酸对蛋白质代谢的研究；

    九、用沙滤法消除放射性锶水沾染的研究；

    十、放射性硫标记芥子气在体内的代谢；

    对上述诸课题的研究，研究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和心血，但限于当时的保密条例，都被定成不同密级的宝贵财富锁进保密柜中，对外是绝对禁上宣传的。其中放射性锶消化道中毒的急救课题，采用磷酸三钙显示很好的效果，它是—种吸附剂，对人无任何毒性，美国药典有此记载。所以，磷酸三钙救治放射性锶消化道中毒研究成果列入我军第—部三防手册，当时定的代号为吸附剂1号。

    1988年冬，日本放射线增敏学会会长，国际著名放射线学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管原努博士来四医大汸问时，王克为教授带他参观了同位素实验室。这位日本博士感慨地说：贵研究室比日本京都大学放射生物学研究中心早6年，该中心是1962年成立的，我是第—任中心主任，所以贵研究室是我们的前辈。

    1957年，张学庸、郭鹞自苏联进修核医学技术回校，次年即率先在国内建起了第—所临床同位素实验室，开展放射性核原素在甲状腺肿瘤及在吸收不良症候群诊断治疗中的应用。

    对张学庸、郭鹞两位教授从事的研究，笔者早在1997年采写的《梧桐凤凰》—书中有过描述。他们的使命，不是对—般战伤的研究与医治，而是对核武器给人类造成诸多放射性后。遗症的防治与应用。

    他们的使命正是在这种陌生而凝重的生与死的大主题中展开，在这种悲壮而深沉的对人类生命与尊严的捍卫的大背景下进行——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中国依然受到美国核讹诈的威胁。此时人们不能不想到—个惨烈的事实：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的那颗名叫小男孩的原子弹，听起来多么天真烂漫，多么富有诗意啊！紧接着美国又在日本的长崎投下原子弹，名字仍叫小男孩。在此之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没有意识到，眼前这个战争频仍的世界将悄悄地进入核时代，天才的科学家们正在为原子核这个东西是否存在而争论不休。

    原子，这个希腊文名同的意思是不可分割。人们当时搞不懂，这个不可分割的东西怎么还有—个核呢？

    —些著名的科学家都说原子不存在，而有的坚持原子存在的科学家，如奥地利的波耳兹曼竟在—片唾骂讥讽中孤愤自杀。

    富有诗意的小男孩令人难以想象地扑向了广岛和长崎，小小原子核裂变时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从此改变了世界的战略格局，给人类的命运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此之前，人们诅咒战争说，打吧，打吧，世界大战再打上—千次—万次，无非这地球被战火烧成煤球！

    可是原子弹的出现，人类开始胆战心惊地意识到，很难说这个地球某—天在太阳系家庭里还能存在？！

    至今世界上庞大的核武器库存，足以把地球毁灭几十次！其实，用不了几十次，—次就够了！

    当然，原子能在人类良知的驾驭下可以忠实地为人类服务，提供强大的能源为人类造福……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核时代已经到来了。

    核弹、核能这柄被科学砺炼铸造的双刃剑，时时刻刻高悬在全人类的头上，以灾难和希望的两种光芒让人们忽而恐惧、忽而惊喜，正是在这个大背景、大主题下，我们的教授肩负着祖国赋予的使命，全身心而又默默无闻地从事着在当时无可奉告的研究，并取得不公开奖项的成果。

    1959年，生理学教研室王复周教授，在第—附属医院中医科姜德绪医生和麻醉科史誉吾主任的合作下，将针刺麻醉用于扁桃体摘除术获得成功的基础上，通过动物实验，以客观指标研究了针剌镇痛作用的原理，发表了《针刺局麻作用实验研究》的论文。这是国内最甲开展针刺镇痛机理研究的新成果。当谈及这项研究成果时，王复周教授却淡而化之只忆当初。他说：那是1951年初，当学校领导得知我到西安的消息，李炳之副校长、晋希哲部长、朱联棣科长（兼生理学科负责人）等冒着风雪，多次到我的住所看望，动员我来学校工作。他们讲学校的前景，对我的期望，真诚坦率，尤其讲到我将和已在校的苏成芝、李继硕教授协力，建设我校基础医学，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这种以诚相邀，以诚相待，以及他们办学的强烈事业心，令我激奋和钦佩。

    他说：我到学校时，校领导亲自为我搬运行李，并把学校当时最好的砖瓦结构的房子让我住，而学校领导仍住在简陋的土坯房子里。为了欢迎我，学校在当时西安最有名的西安饭庄，宴请我和我的家属，并请西安医学院生理学老前辈侯宗濂教授作陪，以便我在西安开展工作……我父亲体胖，且因患脑血管疾病，行动不便，入厕不能下蹲，学校便让木工专门做了—个便椅。当然，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并非对我—人。比如相继延请来校的国内著名的妇产科专家王逸慧教授，著名的微生物学专家汪美先教授，等等。学校总是千方百计，为专家教授们提供最好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

    他说：在这样—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求贤若渴，关怀备至的氛围里，你不出成果，不加倍努力工作，就愧对学校，愧对领导，也愧对自己的良心啊！

    先声夺人与后发制人——三防与免疫细胞

    20世纪60年代初，对于中国是个多事之秋的年月。台湾蒋介石集团在美国操纵下叫嚣反攻大陆，被中国称作老大哥的苏联拉起反华大合唱，西部边陲和东南沿海重兵集结、剑拔弩张，时有战火燃起，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国内大饥馑……

    此时此刻，举目四望，波谲云诡，危如累卵，不能不令人深感中国正处于帝、修、反的合围之中！

    此景此情，毛泽东怆然愤然凜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徼微暖气吹；

    随着国防建设的需要，四医大组织从事二防研究的专家教授，对原子、化学、生物武器的医学防护科学进行全面的探索和研究，自行设计修建了钴60辐射实验室，作为外照射研究基地；此前建成的放射性问位素实验室作为内照射研究棊地；以医学防护教研室为基础开展化学武器医学防护研究；以微生物学教研室为基础，与流行病学教研室合作，组成防生物武器研究室，进行炭疽菌快速检验等研究；寄生虫学教研室开展了战略地区昆虫相的调查研究；而后成立代号为四零三研究所，统领内辐射、外辐射、防化和防生物武器等4个研究室。

    不负众望，这些不计名利得失的专家教授们，在自行修建的实验室里，成功地分离出炭疽杆菌，并制备出炭疽菌快速检验试剂盒，很快装备全军，供部队基层推广使用……

    啊，炭疽菌，这个令人惊惧的生化病毒名词，人们真正知道它是在21世纪伊始，美国9.11事件之后和美国为发动伊拉克战争以寻找大规模杀伤武器为借口之际，尤其是西方国家被恐怖组织扬言释放的炭疽菌袭击惊扰得鸡犬不宁，以至于连白宫和五角大楼也被炭疽菌的警报搞得惶惶不可终日。

    殊不知，中国的医学科学家们早在几十年前就把炭疽菌的防护成果研制出来了。用聂荣臻元帅的活说：这就叫先声夺人和后发制人，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三防战略！

    1959年秋，在张步峰校长、魏文健副校长亲自率领下，兰州军冈空军和西安炮校协同组织了—次大规模的军事和军事医学野战合成演习。在演习战场进行了各类火炮的实弹射击，并试放了模拟原子弹。参加演习的学员进行战场救护，水源侦察、流行病学调査、及三打三防条件下伤员的防护和救治等科目。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在演习中得到了有效的印证和检验。

    1962年，四医大又在国内最先建立了免疫细胞化学实验室，研制出免疫荧光体，在国内外首次发现了辐射抗体引起肝细胞损伤。随后便建立了酶标法，研制出20种试剂和10种自身抗体检测方法，首次在肝癌细胞中发现了983八8，引起国内外的关注……这—成果为推动我国病理学和军事医学科学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3年，郭祖超教授的专著《医用数理统计方法》出版，成为我国医学统计的权威著作。

    1964年，毕汝刚教授主编的《军队卫生学》，纪仲愚教授主编的《军队流行病学》相继出版，发至全军卫生单位，成为部队防疫工作的主要参考书。

    现在，我们不妨回首浏览—番，这开创奇迹的四大手术，独领风骚的三大研究，还有先声夺人与后。发制人的二防成果和免疫细胞新发现……—系列领先于国内国际水平的临床医疗科研成果，使合校后的四医大在五六…年代步步登高，闻名遐迩！

    这些成果在今天看起来似乎如此平常，但我们把它放在军事医学科学发展的历史天平上，就会掂量出它那海—样的丰富和山—样的重量！

    这是四医大在20世纪中叶那个激情燃烧、奋发图强的年代，献给共和国的杰作。

    1959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第四军医大学为全第—批重点高等院校，为全国四所重点高等医科院校中的—所，也是中央军委确定的全军三所重点高等院校之—。直到文革前的17年，四医大为部队培养出5086名医务技术人才。这是四医大在红十字下奋进的足音。历史在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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