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刻骨铭心的记忆:老兵讲述9-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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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时辅:忆湖口——马当之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驻在青岛的海军第三舰队有炮舰“永翔”、“楚豫”、“江利”、“鱼雷艇”、“同安”、“武装商船”、“镇海”、“威海”,改装破冰船“定海”等艇。南京失守后不久,海军第三舰队奉令将上述军舰沉塞在青岛港内,以舰上的人员和拆下来的武器编成舰炮总队,调防江西湖口,番号改为江防要塞守备第三总队。第三舰队还有一个教导总队,则调防马当,番号改为江防要塞守备第二总队。第一总队是由奉令沉塞在江苏江阴水边的原属海军第三舰队的“海圻”和“海琛”两艘巡洋舰上的人员和武器编成的,驻防田家镇及葛店等地。管辖这三个总队的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设在汉口,司令是原海军第三舰队司令谢刚哲,当时我在第三总队任中队副;第二总队装备的是轻武器,主要任务是阻击从陆上进犯的日军步兵;第三总队装备的武器是从舰上拆下来的口径为76毫米的平射炮,主要任务是射击从江上进犯的日军军舰。

    湖口地区沿江一带沙丘连绵数十里,把炮位安在哪里是大问题。国民党政府聘请的德国军事顾问来现场勘察,仍提出把炮位安在沙丘上,仅构筑土木质的掩盖工事以资防护。

    徐州会战后,日军即分江北和江南两路向武汉外围进攻,其江南一路于1938年6月到达安庆地区,并派飞机轰炸湖口要塞。建在沙丘上的工事,既不坚固,又很暴露,更无防空武器,日军飞机肆意进行俯冲轰炸,我军伤亡惨重。白天,除值班人员外,其他人员只好隐蔽在江边芦苇里。但在江上从未发现过日本军舰,看来主要战斗将在陆上。如果驻在赣东北的陆军把防线推到江边,与要塞连接起来就好了。在这期间,白崇禧和陈诚相继来湖口观察,为避免日军突袭,他们当夜来当夜走,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第二总队在初战中曾重创日军,但日军在经过航空火力准备后,突破第二总队设在湖口的阵地,并攻占了马当,第二总队的人员大都牺牲了。日军占领马当后,沿马当至湖口的公路向西进犯,企图从侧后围攻湖口要塞。在日军向要塞发起进攻后,战友们奋勇争先,冲入日军阵,即使身负重伤,仍然坚持战斗。但终因众寡悬殊,我军阵地被日军攻陷。

    我随大队部在夜间乘民船沿长江北岸撤退至田家镇,总队长和大队长等去武汉报告战况。不料他们到武汉后,即被投入监狱,并判处七年徒刑。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亦撤销,司令谢刚哲解除职务,遣回原籍。

    青岛海军第三舰队原属国民党东北军系统。西安事变时,日本为镇压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已将住在青岛的日本侨民全部撤退,关闭纱厂,扬言要在青岛登陆。当时,青岛市内驻有一个税警团,属国民党中央军系统;市外驻的是韩复榘部队,属国民党西北军系统。如果国民党政府下令讨伐,在青岛地区将发生一场混战,但只对日本有利。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化干戈为玉帛,海军第三舰队从中受到一次生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教育。到武汉后,武汉有一个群众组织,名“东北救亡总会”,阎宝航同志任总干事,于毅夫和于炳然同志分任组织和宣传部长,他们时常邀集第三舰队的官兵举行座谈会和茶话会,讨论抗战形势,宣传党的政策,并为自愿去延安参加八路军的人员办理登记手续。

    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撤销后,有些人克服各种险阻,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为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人民海军的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侯祖松[1]:武汉外围阳新半壁山的阻击战

    1937年冬,我参加了由湘、黔、川三边健儿组成的陆军八十二师(其前身为陆军独立三十四旅),在师部充当一名书记,执掌文件收发和电令传达,对部动态和人事机密了解颇为具体。师长罗启疆,北伐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独立团长。徐州之役,夜袭沙沟,鏖战临城,骁勇善战,名重一时。八一三之役,他以一旅兵力,与友军并肩苦战在淞沪战场达三个月之久。上海撤退后,该旅回到湘、黔、川三边地区松桃、秀山一带,迅速招募兵员,组成劲旅,编为八十二师,开赴武汉外围,挥戈再战。

    武汉保卫战,是以武汉三镇为中心,以豫西、豫东、皖北、皖南及湘、赣等四省为外围展开的一次大会战。1938年8月初以后,日军在长沙南北两岸的合肥、六安、宿松及九江等方面分兵五路,实行中央突破,南北迂回包围,向我军展开了以夺取武汉为目的的战略进攻。

    中日双方,在纵横数千里的战场上,进行了近三个月的激烈较量。日军调集了12个师团,补充了五六次,我军也调动了几乎所有能调动的兵力,进行了异乎寻常激烈而艰苦的搏斗。在所有的战斗中,也曾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胜利,如南浔路上日军一部孤军深入,就被我军将其彻底歼灭于万家岭。

    当时,日军江南两路都自九江出发,其一路沿瑞昌到武昌的公路直攻阳新、大冶。八十二师属三十一集团汤恩伯序列,后归七十九军指挥,奉令与友军扼守这一带阵地,阻击日军前进。兵力分作三线纵深部署,以四八七团(团长张国勋)守备阳新半壁山之线,正首当其冲;四八八团(团长毛定松)守备黄石港(石灰窑)之线;四九一团(团长张炳茂)守备大冶;师部及其指挥所位置于大冶城东南附近,令四九二团(团长文安庆)为预备队。各团日夜赶筑工事,激励士气,准备狠狠打击来犯之日军。

    日军一向依仗其活力优势,机动性强,陆、海、空协同灵动,骄横恣暴,不可一世。此际向我军大举进攻,先以海空军及炮兵火力向我阵地猛烈轰击,部分地区还用坦克前导,开拓进路,步兵在其掩护下蜂拥而来,向我半壁山张团阵地展开攻击。该团利用既设阵地,沉着应战。当日军炮火向我猛烈轰击,阵地上硝烟弥漫,弹片啸飞时,仅以少数兵力监视日军,主力则置于掩蔽部内或在反斜面隐蔽地方隐蔽,待其炮火延伸,步兵攻击到达我阵地前沿时,主力即刻进入战壕,依托掩体或射口,发扬步炮火力,猛烈射击,给予日军重创。

    但日军远距炮火非常猛烈,而近战火器如枪榴弹、掷弹筒之类亦较我军火器或手榴弹投掷为优。因此,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我张团半壁山阵地多次被毁,部分制高点反复争夺被日军占去,威胁侧背安全,士兵及排连级干部伤亡均重;特别是该团指挥所亦遭敌火炸塌,团长张国勋(贵州安阳人)左目炸坏,身体多处受伤,满身血污,不能支持,请求黄昏时将部队向后方移动。罗师长闻报后,当即严令张团继续苦守待援,非有命令不得擅移;同时命副师长欧百川亲率预备队的一个加强营赶往增援,利用夜晚迅速进入阵地,以必要兵力、猛烈炮火掩护,一举夺回失去的制高点。随即督同该团修复工事,加强防守,并将张团长连同其他伤员撤换下来,抬送后方野战医院治疗。同时,对全团轻重自动武器及步炮火力加以调整,补充弹药,构成多处对地对空的圆形阵地与交叉火网,准备日机再次空袭时,出其不意地予以打击。

    原来日军在此次进攻中,各军种的配合甚为严密,空军出动,尤为频繁,每天都有一个小队或中队三至九架的飞机,在我阵地上空盘旋肆扰。按照我军部队作战教令规定:遇有日机空袭,无高射炮装备的部队,以疏散隐蔽为主,不得还击。而此次日军进攻,志在必得,每次都任意低飞俯冲扫射或轰炸,机上人员,阵地上亦清晰可见,对我军士气影响极大,实际上所受伤害亦重。

    日军方曾宣扬:他们在中国每天只要保持1000架飞机的实力,即可控制中国战场的整个制空权。事实上也确是如此。日本是工业强国,其海、空军都居于绝对优势,上海及武汉会战中,中国空军虽曾做出英勇的抗击和巨大的牺牲,唯数量不足,难于持久。其间苏联和美国也曾给了我国很大的支援,但也远远不够,使我们感到防空处处薄弱,容易形成被动与挨打的局面。

    在八年抗战时期,日机在我国整个战场上,不仅横冲直闯,为所欲为。即使是对我国内地的不设防城镇与广大农村、工厂矿山、江河船舶、交通车辆线路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设施与风景名胜、人民群众无不肆意摧残,进行毁灭性地扫射、轰炸、烧夷,中国人民所遭残杀蹂躏,建筑、财产所受破坏损失,非简短文字也非抽象数字所能形容与概括。半壁山阻击战中,我军全体官兵,同仇敌忾,拧成一体,部队首长又亲临第一线掌握指挥,因此部队始终保持高昂士气和不屈不挠精神,虽遭受日军的连续全面进攻,伤亡惨重,仍浴血奋战,屹立不动。

    值得特别提出的,在这次战役的某一天战斗中,日机三架仍肆无忌惮地飞临该团阵地上空俯冲扫射,被我准备已久的机枪及步炮密集火力突然万枪迸发,将日机包围在层层火网内,使之无路可逃。瞬间其一架被击中,机舱起火,冒起一股黑烟,一个倒栽葱坠落在该团阵地前沿。大火熊熊,人机俱毁,其余两架日机,见状不妙,顿时窜入高空。

    我守备阵地官兵目睹此种景象,无不扬眉吐气,高声欢呼,并把阵地守备一直坚持到最后时刻。随后,另一股日军向我守备黄石港(石灰窑)之四八八团发起猛攻,该团亦奋勇进行阻击,给予一定杀伤;同时该团还配属一个工兵连,执行炸毁汉冶萍公司所属大冶铁厂,以免资助日军。

    八十二师在完成阻击日军任务后,才下令各团分别撤离阵地,按计划到达灵乡、金牛间集结。后经通山、崇阳、大沙坪、通城之线,交互掩护,节节阻击,于10月中旬到达岳阳以南新墙河之线,以幕阜山、药姑山为依托,占领阵地,与日军形成对峙状态,护卫长沙,坚持三四年之久。

    佚名:两次兰州空战大捷的纪实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东北之后,又制造各种事件为借口(如东北万宝山事件、南京日本外交人员藏本失踪事变)向华北进攻,妄想鲸吞全中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在这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于7月8日发表了抗日宣言,给全国人民指出了“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党中央的英明号召鼓励着爱国军民同仇敌忾,纷纷投入到抗日的洪流。

    我就在这时由天津到了兰州加入国民党的空军司令部,在飞行科当少尉书记(负责文书档案工作),亲历了1938年2月20日及2月23日两次空战大捷。特就当时空军的情况和我知道的一些材料记述于后:

    一、蒋介石的空军建设

    当时空军建设极为落后,根本不能制造飞机,而由外国买来飞机,又都是人家用过性能较差的东西。所以抗战开始,名义上有200架飞机,实际作战能用的不过三四十架。

    空军人员的来源:一部分是由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毕业的,年岁都比较小。大部分是杭州笕桥国民党航校培养出来的人才。

    二、1937年抗战开始时壮烈牺牲的空军烈士

    1.高志航,飞行大队长,曾打下过日本飞机三架,有赫赫战功。一次他正在河南周家口空军基地,日军飞机突然袭进来,高立即驾机起飞应战,尚未升到高度就被日机击中,壮烈牺牲。

    2.刘粹刚,东北人,在山西一带与日机作战,先后击落日机多架,敌人闻之丧胆。一次作战归来,日落西山,天气昏黑,在黎城县降落时信号不准确,撞击失事,机毁人亡。

    3.沈崇诲烈士,鉴于我空军轰炸长江日舰效果不大,他抱定为国捐躯的决心,驾驶了满载炸弹的飞机直向日军舰冲去,日军舰立时起火沉没,而我们的英雄也壮烈牺牲了。当时在武汉发行的画报还刊登着沈崇诲直冲日军舰的壮烈图景。

    4.李桂丹空军大队长。

    5.阎海文(事迹不详)。

    ……

    三、苏联由阿拉木图运来200架作战飞机

    苏联运来200架作战飞机,是由阿拉木图飞来,我方派飞行人员到新疆伊宁接收,然后飞兰州训练作战。这批飞机有两种:一种是E15式为双翼,转弯灵活;一种叫E16是单翼,飞机速度比较快,可以与E15配合作战。苏联并派来一个志愿队协同对日作战,苏方代表负责人叫阿尼莫夫。

    四、日空军基地和轰炸路线

    日军当时以山西运城为空军基地,不论轰炸西安、兰州、四川都是由此地起飞。我方在各地设有监视哨报告日机行动情报。

    我未到兰州时,市内就遭到一次大轰炸,善良的人民被炸得残肢断腿,有些残肢、血肉甚至挂在树上、贴到墙上,惨不忍睹。

    我到兰州后又一次遇到日机轰炸,人庙俱成灰烬。

    就在这年(1938年)2月20日、23日中国空军给了日本侵略者以严厉的打击。

    五、1938年2月20日、23日两次空战大捷实况

    2月20日这天,兰州第一军区空军司令官沈德樊得到情报后,立即命令各队飞机加油升高严阵以待,当日机20架由兰州北面进入市空时,即刻遭到我空军队长岑洋留等的截击。我们从地面看去就好像蝴蝶采花一样,日军领队机已被击中冒了黑烟,还坚持不肯坠落,一直带队到拱星墩我空军总站上空把炸弹倾泻后才栽落下去,其他受伤日机亦均坠毁。这次空战共击落日机九架,我空军总站只地面一架假飞机被炸毁,别无损失。

    2月21日,12架日机成梯子形由东面进入市空。我空军早已升空到三四千米以上,半滚俯冲直向日机冲去,立时有一架日机被击中,在空中爆炸,好像个大火球似的坠落下去,另有日机数架亦被击毁。这天共击毁六架日机。

    两天空战共打下日机15架。有一年的时间,日机没敢再来袭扰兰州。

    六、两次空战的战利品

    1.日军重轰炸机是意大利菲亚特厂的产品,每机有驾驶员、领航员、轰炸员、射击手、通讯员等七人。

    2.机上有机关炮、弹药、手枪、军刀、日本膏药旗、电台等,还有毒药一包、符咒一张,另有一块一尺多见方白布,上面用粉红色丝线绣成千百个小花朵,认为戴上这个“千人缝”就可不死了。这些战利品以及日机残骸照片均曾上报航空委员会。

    夏国栋:“四二九”空战大捷

    1938年4月29日,上午8时许,我随军从武昌乘渡轮去汉口,渡轮刚起锚,就见机场方面有多批三架一队的飞机,向东南天空飞去。渡轮驶至半途,听到了空袭警报。

    当我踏上汉口码头时,听到空中沉闷的轰鸣声,说明日机已到。顿时在日机周围爆发出朵朵白云,那是我高射炮兵在迎击日机。随后就看到我们的飞机从太阳那边飞来,如雄鹰搏兔那样直扑日军机群。顿时日机向四面散开迎战,我机也分别咬住日机紧打不放。

    天空中到处马达轰鸣,银光闪闪,只见敌我飞机在上下翻腾,左右追逐,好一场空战奇观,令人目不暇接。当人们屏息注视天空时,忽听人群中爆发一阵欢呼声,一架日机被我机击中。只见它机身喷火,尾冒黑烟,垂直地从天而下,随之在烟柱旁边看到有跳伞日军在随风飘荡。接着又听到阵阵欢呼,人们在争相数着:“一架!”“二架!”——我们看到是五条黑色烟柱从近而远地悬挂在东方天空中,成为一时奇异的画面。

    当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的时候,忽然有人惊呼:“飞机失火了!”原来是一架被日军击伤起火的中国战斗机在上空低飞盘旋,机尾不时喷出阵阵黑烟,情况非常紧急,但飞机就是不肯向机场降落。人们都在为我飞行员的安全而焦急,很多人都情不自禁大声呼喊、奔跑,“快下来!”的声浪此起彼落。不多时,机上火灭烟消,飞机安然无恙了,人们这才松了口气。认为飞机这时总可以降落了,可是我空中勇士却将机身掉转,径直向日机逃跑方向急追而去,这一英勇无畏和日军拼死搏斗的精神,在场的人无不被其感动而流下泪来。虽然空袭警报早已解除,但人们仍然伫立江边眺望天际,默祷我勇士胜利归来而久久不愿离去。

    后据报载,这架受伤飞机追至黄石港上空与日机相撞,而与日军同归于尽了。此役一共歼灭日机七架,而我方空军仅损失一架。

    阙辅三:铺陈葛店封锁线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随后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当时我在英国朴次茅斯皇家海军基地学习。每天早晨阅读报纸新闻,感到上海战局严峻,加上当时英国人带着蔑视态度,在新闻报道中总是在显要版面刊载中日双方每日的伤亡数字,对比非常悬殊,我十分苦恼,与周围同学谈话,处处遭到人家讥讽,心里非常悲愤。我心想,一个军人理应奔赴国难,于是毅然束装回国,参加抗战。

    1938年初,我回国后,头一段时间在舰上任职。当时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政府临时迁到武汉。日本侵略军逐步深入内地,在海军、空军配合下溯江而上,1938年6月中旬攻陷安庆,不久突破了马当封锁线,企图进犯武汉,拉开武汉会战的序幕。政府号召人民保卫大武汉,加紧武汉外围的防卫工事。

    1938年6月,我奉命来到武汉下游葛店镇白浒山协助大队长邓兆祥铺设横江封锁线,阻止日本海军沿江进犯。我们选定封锁线的方向是在葛店观音山下游的江面,南北伸开,采用卧式水雷触发装置,铺设多组雷群,每组有卧雷五枚,梯恩梯炸药一吨,呈梅花形,铺设在江底,由海底电缆牵引传至瞭望所。瞭望所设在封锁线上游南岸,内设指挥台控制各组雷群。我随同邓兆祥夜以继日地工作,工程进行到紧张阶段,上面增派张天洪、单韵湘、刘荣霖、张绍熙等四人来队增强力量,协助工作。

    当时抗战形势日益吃紧,9月中下游广济已经沦陷,田家钰炮台相继失守,政府迁都重庆,日本空军不断结队,轰炸骚扰我后方城市。我们在大队长邓兆祥的领导下,日夜加紧工作。新派来的四位,刘、张两位是我同班同学,都在英国皇家海军一起学习。张天洪是我的同校同学,曾在练习舰“通济号”上共事,当时他任该舰大副,我任三副。我们平时感情融洽,志趣相投。我与大队长邓兆祥也曾在“通济号”上工作一段时间,当时他任该舰副舰长之职。单韵湘曾在美国学习电气专业,大家彼此非常融洽。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又在一起,心情特别舒畅,干劲十足。

    铺设封锁线的进度很快,在此期间我经常得到邓兆祥的鼓励和帮助,大家经常在一起倾吐胸怀,无所不谈。有一天上午,邓兆祥带领我、张天洪、单韵湘横江巡视工程,检查质量,中午到了北岸分队部。

    吃完中饭,我们又乘汽艇横江继续巡视检查,在向南岸行驶途中,敌机三架发现我艇在江中设防,立即散开,在我艇上空低飞盘旋,继而先后俯冲,向我艇投弹。很快汽艇中弹,机器失灵。我们四人潜入江中,敌机仍然不断低空盘旋,轮番俯冲轰炸,我们四人抱着木板在江中极力躲避挣扎,随流漂移,历时约一小时,三架敌机才离去。

    不幸的是,张天洪沉没江中,多方寻觅,到了第五天经下游民众发现,才把遗体捞上岸,上面派炮艇装棺,送往武汉。原来张君左背肋骨部位在敌机轰炸中为弹片刺伤,不幸牺牲。我们三人幸免于难。

    当晚,我们回到队部,换下衣服,稍事休息。晚饭后,邓兆祥又勇敢地带领我们重上战场,继续白天没有做完的工作。他的无畏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他临危不惧又处处以身作则,带头苦干,经常勉励我们要吃得苦中苦,才能克服种种困难。他说抵抗日本侵略者,要作长期打算,首先就是要能吃苦,能吃大苦耐大劳,不管条件多么艰难,都要坚持下去,才能把敌人拖垮。

    武汉失守以后,我国的抗战进入更加艰苦的阶段,此后我继续在邓兆祥领导下辗转各地,坚持抗战到底。

    谭刚:抗日战争片断——黄梅广济之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广西部队首先北上的有第七军、第四十八军,他们在上海和台儿庄各战役中,与日军作殊死战斗,其中,许多人都为国牺牲了生命。为了增强抗日力量,广西又成立第八十四军(军长初定为夏威),军辖一八八师(师长刘任)、一八九师(师长凌压西)等。这些部队在八年全面抗日战争中,作战地点多半是在中原地带,时间虽已过去多年,但印象仍很深刻。笔者是一八九师成员之一,现将自己亲身的经历概述如下:

    一八九师编组

    1938年5月5日,一八九师在广西横县成立。师长凌压西,副师长黄琪,参谋长江克勋,参谋处长王佐文(后改为王佐民),参谋葛莽苍、易琼、陈雄飞,副官处长黄秉乾,副官黄子材、林继武、梁仲芳、谭刚、凌强,军需处长卢义,军需李乃湘。还有好几个人,名字已忘记。师辖五六五团长杨露,五六六团长黄伯铭,五六七团长白勉初,另附一个补充团长谢镇东。

    离广西北上

    5月18日晚上,师部率领五六六团登上轮船。19日晨由横县起航,下旬初抵达梧州市,稍事休息,补充军需后于27日继续向东航行。29日破晓到达广州市船泊天字码头。清晨,除少数人员随同师长上岸办事外,其余官兵仍在船上待命。9时许,广州市防空部发出空袭警报,没有受过空袭的市民,此时惊慌失措,有的伏卧在骑楼下的沙袋旁,有的躲入防空洞,有的跑进沙基英租界躲避,不料英国兵竟对这些中国人加以拳打脚踢。

    空袭广州市的敌机共9架,飞得很高,轰炸重点是黄沙车站,所投均属重磅炸弹,其中有一枚落在市府内,爆炸声震耳欲聋。几门高射炮也向敌机开火,此时市内各行各业已陷入半停顿状态。下午6时左右,空袭警报解除,社会上各种活动恢复,好些中外记者都涌到车站拍摄现场情况。车站及其附近,到处是炸弹坑,铁轨有的被炸得弯曲,枕木被炸得折断或被炸飞不少,房屋也倒塌了很多。但是,当时当地的铁路工人同仇敌忾,斗志昂扬,同心协力清除被毁铁轨、枕木及倒塌的建筑物,填平必须填平的弹坑。经过六七个小时的努力,当晚十一二点,铁路轨道重新修复了。凌晨1时左右,一八九师部、师直属队及五六五团全体官兵都上了火车,接着,火车向北前进。

    6月初,师部及直属队渡过长江到汉口东端的刘家庙外,所有各团都先后在湖南的汀泗桥附近下车,步行向阳新、大冶地区集结。不久,师部亦由刘家庙开往大冶县城集中。6月下旬,一八九师全部奉命由黄石港乘轮船东下,在武穴登岸,朝广济、黄梅地区挺进。

    七八月间,一八九师兵力部署为下:五六五团分别进驻黄梅南面的小池口(对面是江西九江市)龙坪一带,监视长江中的敌舰动静;五六七团驻黄梅城及其以东地区,向宿松方面警戒,五六六团在双城驿一带构筑野战工事,师指挥所设在桐梓河以南的大洋庙。

    9月间,日军沿太湖宿松向黄梅我师正面进攻,先用数十门各种口径大炮向我阵地轰击。连续好几天,敌机每批10架,每日在我阵地上空轮番轰炸,从早晨开始一直到下午5时左右才停止。敌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多次向我冲杀,均被我军击退,战斗非常惨烈。在敌军凭借装备优势的逼迫下,我师官兵英勇奋战,历时一月有余。虽蒙受惨重伤亡,仍坚持抵抗。在战斗过程中,令人遗憾的是五六六团长黄伯铭没有奉命坚守而撤退了,五六五团长杨露也畏缩后退,致使双城驿主阵地一度陷入敌手。结果黄伯铭被就地枪决,杨露亦被撤职永不录用,五六六团长缺由王佐文接替。

    10月间,日敌突破我左翼友军阵地,直向随枣猛进。我师奉命急速转进,经浠水、上巴河、黄陂、花园、广水、应山,到达随县附近整补,时在1938年10月末。以上是黄广之役的始末。

    注释

    [1]侯祖松,于1937年冬,在中国陆军八十二师师部工作,参加了武汉会战。以后考入中央军校十八期,毕业后历任师军参谋作战科长,参谋主任等职务,继续参加了湘北及滇缅远征诸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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