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本侵略军侵占粤东潮汕之后，又占据了潮州城和汕头市，并在潮州至汕头的潮汕铁路和护堤公路沿线的云路市、巷埠等据点驻扎。而我潮汕前线部队则部署在竹篙山以北的枫溪镇、乌洋、桑浦山等地，形成敌我对峙态势。
潮州城和云路市正面的枫溪至乌洋战线是广东省保安第二团的防区。团部位于凰塘，左翼阵地是第二营守枫溪镇，右翼阵地是第三营在某村（地名忘记，位于枫溪右方凰塘正前方），并有一个连在乌洋据守乌石山。第一营为预备队，驻扎在枫洋。
1939年8月间，保安二团是由丰顺县境开到这个前线防区的。我当时在第四战区随该团负责谍报工作，目击了我爱国官兵坚强抗击日军的两次猛烈进攻，并给予日军沉重打击。
日军的两次进攻，相隔不久，头一次是9月间。占据湖州的日军，挟其优势武器，重点进攻我团左翼阵地枫溪镇。清晨，日军轰鸣的大炮声打破了沉寂的战线，全团左右翼阵地都发现了日军。从观察日军的炮火射击来判断，日军之主攻方向是在我左翼阵地的枫溪镇，而我右翼阵地某村是日军的佯攻目标。潮州城西湖侧的金山上，日军炮兵发射的炮弹都落到了枫溪阵地的前沿，还有日军的一架飞机，飞临枫溪镇的上空盘旋扫射，并投下几颗小炸弹。
随后日军三辆坦克，掩护展开的步兵向我左翼阵地猛扑。我军二营营长蓝举初指挥前沿阵地部队，奋起抵抗，战况极为激烈。他们利用村落家屋，穿堂过室，苦战不休，机动灵活，不断地变动火力点来打击日军。日军又使小钢炮（即平射炮）轰击摧毁我前沿村庄的火力点，日军坦克亦冲碾了一部分院墙，打乱了阵地。战斗中虽有一排长牺牲，但官兵仍沉着应战，逐步撤退到联成一大片的家屋后面，以房屋为屏障，坚守抵抗。
接近中午时，团长黄光炎命令三营以一个连的兵力侧击进攻之日军，支援左翼阵地，但进展缓慢，未能压制日军的攻势。战斗至下午4时许，我左翼除放弃一些前沿阵地外，仍坚守着枫溪镇。
日军久攻不下，无法攻入我主阵地，便以一部分主力从枫溪右侧迂回到我左翼阵地侧背。我在池湖村的第三营（营长曾亢）第八连猛烈阻击日军，日军集中优势火力对这个连发起冲击。我八连官兵英勇奋战，伤亡惨重。池湖阵地一度被日军突破。在此战况极为危急之际，团长黄光炎在位于池湖右后方的野外指挥所，拔出手枪，快步地边走边叫：“跟我上去。”他亲自率领卫士和特务排一部分士兵直向池湖奔跑，赶到该连阵地。他们知道团长亲临督战，立即稳住了阵脚，反击日军。是时已近黄昏，日军见屡攻未能得逞，只得借夜幕掩护，拖带着尸体和受伤同伙，撤回潮州城去。
当晚在池湖村，团长黄光炎集合了八连官兵，全连近百人只剩下连长以下30多人了。
枫溪、池湖战斗之后，不满一个月。潮州城的日军在我左翼遭受打击，不能扩展潮州外围占领区。10月初旬，其又企图采取偷渡突击的战术，一举占领我右翼阵地右侧突出部乌洋村前的乌石山制高点，迫我撤出乌洋村，解除对其护堤公路交通运输的威胁。
这次日军利用夜间分三路，沿低洼地形，偷偷摸摸地接近到乌石山脚100多米的位置，并潜伏至拂晓，发起突袭。但天刚蒙蒙亮，据守乌石山的我三营七连前哨，发现了日兵利用田坎、地沟匍匐运动前进，立即奋起射击，使全连迅速占领阵地。日军亦三路向我展开攻击，迫击炮、掷弹筒，轻、重机枪，一齐倾倒到乌石山阵地，打得土石飞扬。
乌石山是我全线阵地的突出部，三面受日军威胁，武器较差，只有轻机枪、步枪抵挡着日军强大的攻击。激战终日，伤亡惨重，黄昏时一度撤退到乌洋村。当晚团长黄光炎坚决命令三营和七连立即组织反攻，务必在黑夜夺回山头。终于在是晚子夜前夺回了乌石山阵地。是役互有伤亡，而我团七连付出牺牲更大。
两次战斗结果迫使潮州城和云路市之日军龟缩城区，不敢再越雷池一步。战线对峙态势，得以相对稳定。
刘祖辉：日军首次入侵桂南被击退的经过
全国抗战进入中期，日军为了彻底切断我大西南的对外交通，乃趁希特勒席卷西欧的关键时期，于1939年11月18日清晨3时，以南支派遣舰队高须四郎中将指挥第五师团和台湾旅团，凭借海空军掩护，在我钦州湾强行登陆，猛力向我守备桂南（邕江以南）部队陆军第四十六军何宣部队攻击。
当时何宣以黄固新的新编十九师守备钦州，冯璜的一七五师守备合浦，军司令部与苏祖馨的一三五师驻守南宁。日军于11月18日登陆完毕，会合于大塘街，19日冲破新编十九师在小董的防线，分别向邕宁方向急进。其主力于23日晚直逼邕江南岸，经过几日的猛攻，南宁于11月24日沦陷，落于日军手中。此后桂林行营及第四战区司令部调集各路国防大军，实行大反攻，在昆仑关、高峰隘一带，展开威震华夏的桂南大会战第一次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夺回昆仑关、高峰隘阵地，日军被迫退回南宁固守。
入侵日军于昆仑关惨败后，为守住南宁，挽回颓势，重新集结兵力，向我军反扑。日军华南派遣军司令官安滕利吉，从广州亲率近卫第一旅团和第十八师团、第二十八师团各一部共约3万人，于1940年1月下旬在钦州登陆，26日到达南宁，随即分向邕宾路及邕江下游进犯。
针对日军进犯动态，当时的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于1939年12月19日，将行营指挥所由迁江移设宾阳，重新部署，反击日军攻势，分三路应击日军：中路军以第三十八集团军徐庭瑶指挥的第二军、第三十六军、第九十九军，确保昆仑关要地；右翼以甘丽初军长率其第六军，向三庄岭北段日军攻击；左翼军以邓龙光指挥第六十四军和一七五师，由江口、南乡北渡邕江，协同左翼军攻击从永淳北上的日军，原东路军继续对邕钦路东监视攻击日军。
1月27日，日军转移攻势，经第十八师团、台湾旅团，从南宁向邕宾路北进，企图吸引我军于八塘、昆仑关附近。与此同时，另以二十八师团和近卫旅团由邕江南岸挺进，经蒲庙、刘圩，于27日突破我邕江南岸的警戒线，28日夜进占永淳，31日攻陷甘棠圩，2月1日攻陷宾阳，昆仑关以南的日军也从里面打出，想把我军一网打尽。但日军意图并未得逞，我军随即由日军包围网撤出，未受打击，只有在邕宾路上的部队稍受损失，第二军九师师长郑作民阵亡。
2月中旬某日，正在日军转移攻势、强力运动之际，位处柳梧交通要道的金鸡石龙镇石龙治隆区公所，接奉象县政府转来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急电：“限三日内，在石龙河面架设军用浮桥两座，以用我国防部队作战行动通道。”当时区长潘庆龄已下乡组织民国大队，开展游击区活动，区公所公务由干事陈阴棠主持，架设浮桥的紧急任务，潘区长指定由我负责执行。
于是，我发出征用木排、征购架桥需用器材的紧急通知：通知石龙有关商户，清点木排，安排好大缆索、铁钉等器材备用。接着，我便前往石龙镇属水沙街，找街长陈廷苏商议架桥事宜。水沙街居民船户对架桥向来熟悉，短时间的紧急动员会议后，我与陈明确分工，迅速行动：陈率同船户征集木排，督导施工，我则前往石龙搬运队组调集工人，征购器材，运送缆索木板，并且安排电工安装照明，以便日夜作业。船户非常努力，已将架桥定位打桩，并且利用河岸礁石洞穴，安置好固定缆索，铺开架桥。
因为我们日夜紧急施工、轮班作业，到天明时桥身已经加固建成。但因河面宽大，河流水势过急，经过检查鉴定，必须增加桩位、缆索，加固浮桥，增强其拉力和承力，以确保桥身坚固安全。实施上述措施后，方才铺设桥面通道，直到下午4时，桥面通道全部钉好。事有凑巧，正当我与陈、作业船户再次深入验收检查，并且决定轮派船户监护浮桥安全的时候，我军部队已从武宣县金鸡乡源源开拔而来，经浮桥渡河，陆续由石龙向柳州方向行进，直到翌晨方告截止。当晚，我东路军副总指挥蔡廷锴将军亦随部队来到石龙，在区长潘庆龄房间住宿了两晚，方才乘汽车奔赴柳州。
以上过境部队，即我原布防邕钦路及贵县一带的东路军部队。为了迅速撤离日军的包围网，乃由贵县经我宣开道石龙，开拔柳州布防，堵截日军。石龙浮桥及时建成，正好我转移阵地的部队行军到来，畅通无阻，因而我军行动迅速，抵御我军正面已挺进至宾阳附近的日军。2月22日，其先后由宾阳、上林、武鸣各县尽撤回邕，连昆仑关、高峰隘都放弃，只是固守南宁近郊。从邕宾路到四塘，日酋率领来援各部，由钦州上船回广州。至此，紧张的桂南战局迅速缓和，社会秩序又恢复正常。事后回忆这一段参与抗日、配合工作的生活实践，感觉自己经历了一堂严肃紧凑的军事政治斗争课，振奋而深刻。
王福善：中条山战役中，保护家眷和20多人的生命安全
战役发生在1939年腊月初八的下午，这也是让我极其难忘的一天。其实，在那前后的一段日子里，日本飞机经常以慢速低飞向我中条山各个角落扫射，吴老峰口（位于山南）南边又有日军重炮轰炸，另有各种比我军有优势的武器射击，致使我军伤亡惨重。
我是通信排的电话员。我虽年龄小，平常总爱玩弄各种武器，尤其喜爱打枪，命中率也在逐渐提高。当时我手无寸铁，就在日军炮火间断时，绕过同伴不计其数的尸体，出了吴老峰口，跑到紧靠东边的一土窑洞。里边藏有旅长家眷和我团书记官刘友珊等的家眷，还有卫士旅部译电员贾叔平，和我一连由富平才拨来的新兵十几名。他们分别都拿有轻机枪、手榴弹、步枪等武器。我告诉他们，这是炮火地带，很容易被日军发现，得赶快向东边坟地里转移。那片坟地里有很多很高的柏树，坟墓和人齐高，容易掩蔽。
我们共二十几人刚掩蔽好后，旅长太太因解手就被前面的日军骑兵发现了。日军估计我们没有武器，因为尽是家眷和散兵，准备活捉我们。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当时不满17岁的我叫大家赶紧准备打。拿机枪的新兵说，他还不会打枪，我叫他赶快把枪给贾叔平一挺，我也要了一挺，很迅速地装好子弹和步枪、手榴弹，做好了一切迎击的准备。就在这一刹那间，日军骑兵400多名，已经到了距我仅有二三十米的地方。我立即喊了一声“打”！于是，我们的各种武器一齐射击，顿时把来扑之日军打得人仰马翻，尸横满滩。日军死亡大半，我方除旅长卫士（茂）被日军打死，再无伤亡。
我们的同伴都没料到我有这么好的一手枪法。因为平常除打靶外，谁也不能随便多打枪。这次虽然新兵步枪射击的命中率差，但日军上来得较集中，而我拿的这挺机枪又是我平常最爱和最熟练的捷克式，所以撞也能撞他几十个。
这时夜幕已下。击退敌后，我和新兵在日军尸体上和地上捡了两挺轻机枪、七支步枪和一些弹药。我们又向东边另一大坟里转移，以防日军二次来犯。
吴槐：富春江东沙洲战役亲历情景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一声炮响，仅半年时间，华北、上海、南京、杭州相继沦陷于日本军国主义之手。眼看祖国大好河山和中华民族存亡危在旦夕，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感，我于1938年春弃政从戎。当时我在第三战区游击第四支队（后改为国民抗日军自卫团第一支队，继又改编为陆军暂编三十三师）赵龙文部下任军士队区队长。当年冬天，部队开驻钱江南岸前线守防，我们担任富春江东沙洲防务。东沙洲属浙江富阳县辖下的一个乡，与富阳县城隔江相对。
东沙洲是一个四面临江（富春江）的地方，左前方是日军盘踞的富阳县县城，正面是周家浦，其江面较为狭窄。我们部队即利用此一有利地形，常从周家浦到余杭凌家桥及杭州一带袭击日军巢（东沙洲距杭州90里），同时江南群众亦由此去杭州、上海经商。因此，日机也会经常不断地来此进行侦察和轰炸，企图达到破坏和威胁的目的。
记得1939年2月的一天，阴雨连绵。日军先以富阳县城颧山的炮兵阵地向我方阵地猛烈轰击，同时又以释放烟幕弹为掩护，继而从周家浦江面狭窄地带，于凌晨4点钟左右，分乘轻便橡皮艇，向我东沙洲阵地进犯，经我们第三大队全体官兵誓死奋勇抗击，未能得逞。但被我们打退的日军并不甘心，待天明后又增加兵力和橡皮艇，在日机对我阵地轮番轰炸和掩护下，大举进犯。激战至中午，日军又施放窒息性毒气弹。当时我们部队缺乏防毒面具，只知道用湿手巾塞住口嘴和卧倒即可避免中毒；与此同时，从前来支援的居民中获悉，当地居民不少人也已中毒，妇女儿童死亡颇多。就这样，在日军的飞机和大炮猛烈轰炸下，我们又中了毒气，气喘不过来，双目直淌泪。
战斗虽然如此激烈艰苦，但个个誓死要战死沙场，决不后退，坚决与日军拼搏到底。记得一次，我和班长钟维良、邹国祥等五个人利用坟堆作掩体，当日军扛着太阳旗和冲锋枪向我们搜索前进时，等其到达坟堆前仅距30米时，我们猝然出击，投掷手榴弹，眼看日军遗尸三具逃跑了。然而，我们的伤亡也是十分惨重的，特别是七中队中队长朱屏之（浙江义乌人，黄埔军校七分校毕业）身先士卒发起冲锋，在与日军搏斗中不幸牺牲！该中队士兵亦牺牲得非常惨重；田钟璜大队长虽然几次率部反攻，终因敌众我寡，未获成功，在最后一次的反攻中亦不幸中弹牺牲，不得已忍痛撤出东沙洲。我们所有官兵个个义愤填膺，同仇敌忾，誓死要夺回东沙洲。当天黑夜，我们乘日军立足未稳之际，在司令赵龙文的督率下组织反攻。
记得那天夜里大雨滂沱，整夜不停，我们有的穿蓑衣，有的仅戴一顶笠帽，冒雨从灵桥、里山、涣山渡江向日军偷袭，打日军一个措手不及。当时，有的日军拆民房正在烤火烘衣服，有的将整个毛鸡搁在火中煨，有的从老百姓家里抢来酒喝得酩酊大醉……当我们120多名短枪突击队在当地群众的引导下，已经迫近日军指挥所还尚未被发觉。经过激烈的战斗，当场击毙了日军的联队长，其余日军有的衣服尚未烘干，顾不上穿着即仓皇而逃，有的虽顽强反扑，但终因敌酋死亡、失去指挥而仓皇逃跑了。同时，我们大部队相继冲杀过来，激战至凌晨拂晓，我们将入侵东沙洲之日军全部击溃，整个阵地还于我们之手。
在此次反攻中，迫击炮队队长叶润华（浙江寿昌人，浙江警官学校毕业）率队向日军追击中，头部中枪，不幸牺牲；还有与我一起始终战斗的班长钟维良、邹国祥、王文金等人均在我身边相继中弹倒下去，血淌满地，令人极其悲愤！
郭世茂：忆鲁西戴李窑头一战
1939年5月9日，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天。这一天，日军的枪弹在我身上留下了烙印。在这一天，冀察战区总指挥孙良诚将军率部于山东武城戴李窑头，与日军血战数日，给日军以重创。我们也损失惨重。
我当时是冀察战区总指挥部政治部上校副主任，亲临战场，战斗情况历历在目，时至今日，尚记忆犹新。
记得，我们由冀中平原刚刚转移到山东边境，一夜行军，到达鲁西武城县戴李窑头宿营。旭日正在东方冉冉升起的时候，听到外围稀疏的枪声，继而机枪声大作，发现敌情。战士们构筑工事，准备战斗。原来是日伪军由远及近、由外线转入了核心，他们用的是“挖心战术”。外围佯攻，制造假象，重点主攻总指挥部——戴李窑头。
当时，总指挥部只有一个旅担任外围警戒。戴李窑头仅有三个连的兵力，其中还有一个通讯连，其余是总部八大处的非战斗人员。另有石友三军团部位于五方头，相距不过五六里。我们的部署虽然也很紧密，但日伪军已掌握我们的兵力分布情况，分别钳制住我外围据点，直扑我们总指挥部。
从拂晓到黄昏，日伪军将我外围各个据点包围，然后集中汽车、装甲车、坦克共约百余辆，直插入戴李窑头，将我们团团围住。电台呼唤外围部队，并向石友三部呼援，然后，他们都在激战中，无力分兵应援。我们正式的战斗兵仅300余人。战士们同仇敌忾，英勇奋战，击退了日伪军30余次的冲锋。这个百余户的小村庄，顿时陷入火海之中，机枪声密如旋风，大炮轰隆震撼大地，硝烟弥漫天空，房屋大部分被摧毁；树枝树叶全被扫光，倒塌的枝杈宛如一盏盏的白色蜡烛；防御工事夷平再筑，筑成又被夷平。由于我方伤亡太重，八大处的非战斗人员也投入战斗。大家抱必死决心，与阵地共存亡。我亲眼看到有一位梁排长奋起喊打时，被日伪军一梭机枪将其头颅掀掉，梁排长立即阵亡！
在太阳就要下山时，我们准备突围。日伪军已攻入村头，孙总指挥亲自带领传令队堵截阻击，短兵相接，白刃拼搏，终将日伪军击退，部队趁机突围。这时日伪军又上来了，机枪已架在房顶上，我们只得且战且走，电台、马匹全部丢失。第二天收容集中战斗兵已经不足50人，连长负伤，排长、班长大部分阵亡，政治部的我和刘焕珍同志均负重伤……
战斗结束后，据当地老百姓目睹，运走日伪军尸体500余具。我们虽然溃不成军，但日伪军也受到重创，打掉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回想我们当时能有如此战果，也与友邻部队——八路军在外围应援有关。战后月余，我伤愈归队。孙良诚曾派我带亲笔信到冀中南宫县刘屯——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晋见杨秀峰、宋任穷二位主任，代表孙总指挥致谢意，相约以后互通情报，密切联系。杨、宋两位主任分别接见了我。曾记得宋任穷主任说：“孙总指挥骁勇善战，是北伐战争中的一员名将。我们是很钦佩的，不过我们当前武器装备尚劣于日本，暂时还不能用阵地战的打法，请转告孙总指挥，目前应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来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
翟作相：反扫荡战争的一段纪实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以后，江苏、山东两省划为鲁苏战区，战区总司令是于学忠，副总司令是韩德勤、沈鸿烈，战区总部设于穆陵关（安丘、沂水两县边境）前的一个村子——东圈（沂水地）。山东省政府设于铜陵关前的东里店（沂水县），因此沂蒙山区形成了鲁苏战区抗战的核心。所以日本鬼子对这个地区扫荡的次数最多，人民的痛苦也最大。
1939年，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二十一梯队缩编为七支一大队，我任大队附，驻防于胶济路以南铜陵关以北临朐鹿皋村，任务是防御胶济路日军对山东省政府的袭击。同年的旧历七月十四日，农作物成熟未收之际，我们的情报员得悉胶济路沿线的日本鬼子调动频繁，有进犯沂蒙山区的迹象，因此我们就秣马厉兵严阵以待，准备打击日军。
旧历七月十四日的夜间，约在零点时分，胶济路的日本鬼子与汉奸兵分数路，直冲我们的防地而来，但是我们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一顿“大餐”等他们来吃。不多时，即闻正前方枪声、手雷密如连珠，一声喊杀，响彻云霄，周围两山上火光冲天。日本鬼子汉奸被我们的埋伏腰截两段，打了个落花流水，抱头鼠窜。
这一次的伏击战斗，日本鬼子的的确确吃了好大苦头。约有一小时后，发现正面、左右翼的大批日本鬼子汉奸向我军直扑而来，于是又开始了激烈的战斗，直至第二天的天明还在争夺高地山头的战斗中。最后我们才发现，我军已被日本鬼子四面包围了。
这时的我已经陷入战场的核心，也就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了。霎时间日本鬼子横冲直撞，一拥而上和我们展开了肉搏战。我在一个山坡下坚决抵抗，手中的步枪枪口已经打得通红。此时枪又发生了故障，我不得不把手枪掏出来向着离我十余米的日军算账了，心中自忖“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有利的时候了”。“砰，砰，砰。”我一连向着正面的日本鬼子打了三四发子弹，眼见前面的日本鬼子一个受伤、一个绝气而亡。
就在此时，前面的一个日本鬼子直扑我来，一刺刀就把我的颈部刺伤了。颈上鲜血顺着我的脸流在胸前的军衣上。料想不到的是，又从我后面上来两个日本鬼子兵，一脚将我踢倒，把我的两臂一扭，解下我的裹腿狠狠地把我绑了起来。我咬牙切齿，欲死不能！只好任其摆布了。
当天过午，我被押解到了临朐县的监狱内。在监狱内，我受尽了日军的宰割与侮辱，在这人间地狱一连过了六七天。我与这次扫荡俘虏的中国军人以及无辜百姓数百人，后来统统经由益都被解往济南，又送到关外吉林省通化县五道江煤矿做了不如牛马的苦工。月余之后，就在这个矿上，我秘密地结交了一个爱国工人（他是山东省沂水县崔家峪附近人，姓赵）。他千方百计地把我救了出来。脱离虎口以后，我从大连到青岛，返回了山东。事虽如此，杀敌报国之心仍如烈火，归来之后，继续抗战一直干到日本无条件投降。
屈保坤：在泊镇击落日军飞机
1937年9月，河北交河县的泊镇成了支撑抗日前线的战备要点，也是津浦路、大运河两大动脉并行通过的水旱码头，当时是宋哲元第一集团军（由二十九军编成）总部所在地，往南不远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驻扎的桑园。所以，这也就使泊镇成了日机突袭的重要目标，加之日机不断沿津浦线深入我大后方侦察、寻衅，往返经此地时难免稍有骚扰。因而泊镇的空袭警报整日不断，日机投弹、扫射时有发生。
这时在津浦线上，中日两军在天津以南的静海、马厂、青县、歧口一带激烈作战，连日阴雨，洪水成灾，我军艰苦抵抗，日军推进缓慢。而刘多荃的四十九军（原东北军）由火车紧急运送经泊镇北上接防，加上难民、灾民大量涌来，致使泊镇遭日军空袭的因素又增加了。
直属集团军总部的军事训练团（附机关炮营之一部，团部驻第九师范）担负车站、码头及市区警备防空。
一天上午，由南霞口方向开来一列铁甲车，据说该列车上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将军。当火车停在车站南口隐蔽待发时，由于当地汉奸、日谍猖獗，日军情报敏感，很快便飞来三架轰炸机，迅速进入车站上空，拉开队形轮番向铁甲车投弹。
炸弹在铁甲车旁爆炸，路基、轨道被炸坏，铁甲车向西侧倾斜，但未中弹。此时两架日机离去，剩下一架大大降低高度，继续盘旋向铁甲车投弹。看样子，是必欲摧毁而返了。这样狂妄无忌，激起了正在隐蔽的防空人员的极大愤怒，不少铁路工人干脆从隐蔽处站出来，以各种举动做出阻止其暴行的表示：有的指着日机高声痛斥；有的连声喊“打”，为防空兵助战；有的自动协助军队监视汉奸、日谍的出现，严防这类潜伏分子乘机为日机指示目标和搞其他阴谋破坏活动。
军民同仇敌忾，一反消极防空常态。部队各防空火力点紧紧追踪射击，不让日机逃脱自己的有效射程。各处对空监视哨和疏散隐蔽中的步枪兵，也不放过有利时机自动参加射击。火网密集，火力集中，打得日机顿失飞行自由，不堪平稳自持，被迫停止投弹，放弃达成摧毁铁甲车的罪恶任务，仓皇掉头往北抬头爬高欲逃，岂知挣扎已经无效。
突然，日机被它自身冒出的黑烟笼罩，霎时火光一闪，巨响一声，机体裂为两段，从空中加速下降，飞机前面重心部分坠落在泊镇车站东侧（南皮县境）不远的一小块草地上（机尾部分落于异处）。附近军民人等，几乎是在日机坠地的同时赶到现场，只见机上五人全部毙命。驾驶员烧得焦头烂额，腿臂弯曲，像烧鸡一样跪伏在飞机残骸上，其他四人似已气绝，但其肌肤还在抽搐颤动。
愤怒的铁路工人，挥舞着铁锹赶到现场，深以未能亲手活捉毛贼而遗憾，遂将日军尸首运走。军队派人对飞机残体作了检查，拆掉了机枪，处理了两枚尚未引爆的炸弹。
时间不长，日军一架侦察机飞来，只在高空盘旋一圈，呜呜的叫声像是来为其同伙送丧。当然，它会把效忠“天皇”的野蛮强盗殉葬的丑态摄入镜头的。
这次击落日机，使日军经常肆无忌惮空袭泊镇的气焰受到沉重打击，给中国人出了气，鼓舞了泊镇军民团结抗战的热情。
颜士琦：抢修飞机场克复昆仑关
1939年秋，日军为谋速战速决，企图截断我国西南国际交通线，集中大量兵力，在北部湾海面登陆，侵入广西。仅十余日，钦州、海防、南宁相继失陷，攻占昆仑关。当时我在广西贵县任国民党空军第五十二站站长，在桂南战况危急时，我奉空军总站急电，命饬立赴都安空军第七站主持站务，部署空军基地作战事宜。我抵南宁军次时，敌军已进逼南宁，敌空军用疲劳轰炸战术，派遣大批飞机，由海南岛起飞分批飞往南宁空袭，并以飞机掩护协同其地面部队进攻。在南宁市区、近郊夜以继日不断地轮番狂轰滥炸，投下爆破、烧夷、毒气等各型炸弹，夜间投下照明弹寻找目标，南宁高大建筑房屋及繁盛区域大部分被炸烧毁，变成一片废墟，无辜老百姓死伤无数，断臂残肢呻吟凄凄，尸横遍野血迹斑斑，令人惨不忍睹。在我躲避空袭之间通宵达旦沉浸在火光熊熊烟雾弥漫的紧张气氛中，夜幕降临时忽闻机声隆隆，由远而近，“轰、轰、轰”的炸弹爆炸声如雷震耳，接着，混杂泥土的铁粒碎片飞溅到我身边。我一阵恶心头昏目眩，霎时喷嚏连天，泪流不已，日寇施放毒气弹，卑鄙无耻，其暴虐行为是我亲历目睹者。翌晨拂晓，我带着中毒病躯向都安前进。闻我走后几小时敌前卫骑兵部队，趁我援兵未到突袭侵入南宁，控制要隘，其后续部队相继攻入占领要地昆仑关。
我在都安航空站会同空军第二路司令部的一位陈参谋和空军总站的航政股长张季良按照作战计划部署空军作战基地，其间，机场连遭敌机轰炸，弹坑累累。为了升空部队不失战机，漏夜抢修机场和进行地勤的一切设施。完成任务未几，因敌固守昆仑关后进军北犯，贵县又告吃紧，我复奉命调回原站，因贵县机场与前线敌人相隔仅30余公里，前线炮声清晰可闻，伤员不断抬送县城野战医院。我奉命立即将站存油弹物资运送柳州，同时破坏机场后率我站全部人员转移至鹿寨机场。
冬间，国民党调集夏威第十六兵团等五个集团军和杜聿明的第五军、调动空军飞机100架，参加桂南大会战。在白崇禧总指挥下，于12月28日发动总攻，我空军分批出动飞机掩护地面部队进攻，经四昼夜的激战，克复昆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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