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世纪初，大唐帝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起，唐太宗李世民就引领着大唐帝国走上了一条励精图治的强国之路，短短十余年间就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无论是政治的清明、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还是社会的稳定、民生的富庶、人口的增长，无不显示出大唐帝国在文治方面所取得的骄人成就。
然而，文治的昌盛并不必然带来国家的强大。
对此，作为一个从血与火的战场上走过来的帝王，作为一个曾经用刀剑荡平群雄、鼎定天下的创业之君，李世民比任何人都清楚——要缔造一个繁荣而强大的帝国，既要有一袭崇文的华服，更要有一根尚武的脊梁。
换言之，李世民所追求的不仅是“垂衣天下治，端拱车书同”（李世民《重幸武功》）的煌煌文治，他同时更憧憬着“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李世民《幸武功庆善宫》）的赫赫武功。
上苍没有亏待李世民。
历史没有辜负李世民。
面对他那经天纬地的宏大抱负，上苍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垂青，历史似乎也显得出奇慷慨——就在李世民执政的第四个年头，一个威震四夷、功盖八荒的时代就在他的憧憬和仰望中訇然降临。
这就是令无数后人热血沸腾、心驰神往的天可汗时代。
贞观四年，也就是公元630年，天可汗时代正式拉开了序幕。
第一个被唐朝征服的对手，就是曾经盛极一时的东突厥。
从南北朝时起，东突厥就是历代中原王朝最强大的敌人。到隋大业年间，东突厥在始毕可汗执政时期臻于全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旧唐书·突厥传》）
大业末年，中原板荡，天下分崩，东突厥的百万铁骑屡屡伺机入寇。其兵锋所到之处，城郭宫室焚毁殆尽，财帛子女为之一空。而四方的逐鹿群雄也纷纷依附在东突厥的卵翼之下，如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窦建德、王世充、高开道等人，“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通典》卷一九七）。就连唐高祖李渊晋阳起兵时，也不得不借助东突厥的力量，将其引为奥援。
唐帝国建立之后，颉利可汗即位，依旧肆无忌惮，“承父兄之资，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国之志”，多次倾巢南侵，深入唐朝腹地。“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优容之，赐与不可胜计”，颉利却越发变本加厉，不但“言辞悖傲”，而且“求请无厌”（《旧唐书·突厥传》）。
如此强大的外患一天不铲除，大唐王朝就一天也不得安宁。
而最让李世民感到耻辱的一次，就是武德九年的渭水之盟。
那一次，李世民刚刚登基，政局未稳，颉利可汗就亲率十多万铁骑直逼长安。李世民被迫牺牲了府库中的大量金帛，与颉利签订了城下之盟，才换取了暂时的和平。
曾经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李世民断然没有想到——自己刚当上皇帝就被突厥人无可奈何地要挟了一把，结结实实地敲诈了一回。
这样的奇耻大辱不啻一道丑陋的伤疤，从此深深刻在李世民的记忆之中，并且时常浮现在他的眼前。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李世民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着雪洗前耻、根除外患的那一天。
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从贞观元年起，曾经“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的东突厥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鼎盛走向了衰落——
一方面，颉利可汗宠信佞臣，导致政局大乱，原本臣属于东突厥的薛延陀、回纥、拔野古等北方诸部相率反叛；另一方面，东突厥境内又遭遇了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其国大雪，平地数尺，羊马皆死，人大饥”（《旧唐书·突厥传》）。如此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巨大困境使东突厥很快露出了亡国之兆。
此外，东突厥王室又产生了严重的分裂，更使其形势雪上加霜。
这个致命的分裂源于颉利可汗与突利小可汗的叔侄反目。
颉利可汗即位之后，突利小可汗封藩于幽州北面，统辖其国东部。贞观元年，严重的雪灾导致东突厥各部族无以为生，于是，突利可汗下辖的奚、霫、契丹等部纷纷叛离，归降唐朝，突利没有办法阻止。颉利大为不满，怒斥其统御无方。双方的裂痕由此产生。不久，颉利在讨伐北方叛乱诸部的战争中失利，于是征调突利北上平叛，没想到突利又遭遇惨败，仅以少数轻骑逃回。颉利怒不可遏，将突利囚禁了十多天，并施以鞭挞的惩罚。二人的关系就此严重恶化，叔侄之间开始各打各的算盘。
突利先是满腹怨恨，继而生出了反叛之心。而颉利对突利也彻底失去了信任，在随后的日子里连连向他征兵，试图削弱他的力量。
突利意识到颉利这是在温水煮青蛙，迟早会把他弄死，所以他决不能坐以待毙。
危急之中，突利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当年在豳州五陇阪与他“约为兄弟”的秦王、如今的大唐天子李世民。
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四月，突利向李世民呈上密表，请求归降。颉利很快就得到消息，顿时勃然大怒，立即发兵进攻突利。
突利急忙遣使向唐朝求援，李世民问策于群臣。满朝文武都认为对付东突厥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时任兵部尚书的杜如晦更是强烈主张，应趁突厥内乱而将其一举荡平，否则将后悔无及。
然而，李世民最终还是没有大举出兵。
因为他知道，以唐朝当时的国力，还不足以发动一场平定东突厥的大规模战争。
可他也知道，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削弱东突厥的机会。
所以，李世民绝不会无所作为。
他一边派遣秦武通率兵接应突利，一边把目标锁定在了另一个人身上。
十几年来，这个人一直盘踞在唐帝国的北部边境，而且不遗余力地充当东突厥的打手，始终是唐王朝的肘腋之患。
他，就是梁师都。
在隋末的逐鹿群雄之中，梁师都绝对算得上是一个硕果仅存的老前辈。
早在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春，即李渊父子起兵之前，梁师都就已经在朔方（今陕西横山区）登基称帝了，此后一直在东突厥的支持下割据一方，虽然无力扩张地盘，却活得长久。当四方的逐鹿群雄都已被李渊父子一一剪灭的时候，梁师都却始终活蹦乱跳。直到大唐王朝已经建立了整整十个年头，梁师都依然在他的独立王国里自在逍遥，始终没有出局的意思。
可是到了贞观二年，梁师都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因为颉利可汗自顾不暇，再也罩不住他这个小弟了。
李世民先是打算“和平解放”朔方，于是给梁师都去了一封信，对他晓以利害，劝他弃暗投明，可梁师都偏偏不见棺材不掉泪，硬是不从。李世民遂决定武力铲除，把任务交给了夏州（今陕西横山区西）都督长史刘旻、司马刘兰成，命他们想办法拔掉这颗扎在帝国北部十几年的钉子。
二刘很有谋略。他们第一步采取的是骚扰行动，不断派遣轻骑兵深入梁国国境，践踏摧毁其农田庄稼，使其人心惶惶；第二步，他们发动了间谍战，派出大量间谍潜入朔方，造谣生事，上下撺掇，成功离间了梁师都与群臣的关系。自此，梁国国力渐衰，归降唐朝的人不绝于途。其国名将李正宝等人打算发动政变，劫持梁师都举国归唐，不料事情泄露，李正宝逃奔唐朝。
经此变故，梁国上下越发相互猜忌。二刘意识到时机成熟，遂上表请求出兵。李世民当即派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率部出征，同时命刘旻和刘兰成协同作战。
在此之前，东突厥曾经想放弃梁师都，拿他和唐朝做交易，交换叛逃到唐朝的契丹人。
可突厥人的这项提议遭到李世民的断然拒绝。
李世民说：“契丹人和突厥人是两个种族，而今契丹人已经归附大唐，你们有什么资格索回？梁师都身为中原汉人，侵盗大唐土地，凌辱大唐百姓，你们突厥人却庇护他。我兴兵讨伐，你们就出面干预。可他终究只是锅里的一条鱼，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就算暂时消灭不了他，我也绝不会以归附大唐的人和他交换。”
颉利可汗恼羞成怒，决定力保梁师都。当唐军逼近朔方时，突厥立刻出兵援救。在朔方以南数十里的地方，突厥与唐军展开遭遇战。此战突厥大败，柴绍乘胜进围朔方，突厥军队不敢救援，只能远远观望。
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朔方城粮尽援绝，回天乏术，梁师都的堂弟梁洛仁不得不将梁师都刺杀，举城投降唐军。
至此，这个在突厥卵翼下苟延残喘了十余年的割据政权终于覆灭。
接下来，李世民就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东突厥了。
贞观二年冬，叛离东突厥的北方各部纷纷推举薛延陀的首领乙失夷男为可汗。乙失夷男心里虽然很渴望，可表面上却一再推辞。因为这件事非同小可——一旦自立为可汗，就意味着与颉利可汗势不两立，成为东突厥最首要的敌人，一点回旋的余地和退路都没有了，所以乙失夷男不敢贸然行事。
最起码，在明确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以前，乙失夷男不想冒冒失失地当这根出头的椽子。
在当时，“国际社会”的首要代表当然就是唐朝。
要想当这个可汗，唐朝的态度很重要。
而让乙失夷男不敢想象的是，就在他大做可汗梦的时候，一个名叫乔师望的唐朝特使居然千里迢迢地给他送来了一道册封诏书。
千真万确！这道诏书是大唐天子李世民颁发的，不但册封他为“真珠毗伽可汗”，还赐给他象征着权力和威严的“鼓纛”（巨鼓和大旗）。乙失夷男激动万分，随即遣使到唐朝入贡，同时登上可汗之位，宣布成立薛延陀汗国，建王庭于郁督军山（今蒙古杭爱山）下。
从此，薛延陀的势力空前壮大，“东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诸部落皆属焉”（《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的秋天，乙失夷男又派遣其弟统特勒入唐朝贡，李世民又赐以宝刀和宝鞭。唐朝与薛延陀的关系迅速进入了蜜月期。
很显然，李世民所采取的是“远交近攻”的战略。他主动对乙失夷男进行册封，承认薛延陀独立，与其建立同盟关系，摆明了就是要让东突厥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面对如此不利的战略形势，颉利可汗大为惶恐，只好硬着头皮向唐朝称臣，并且要求迎娶唐朝公主，“请修婿礼”（《旧唐书·突厥传》）。
谁都知道，这种表面上的低姿态只不过是突厥人的权宜之计。一旦形势有所缓和，国力有所恢复，突厥人绝不会放弃对唐朝的侵略。
对此，大唐君臣自然心知肚明。
代州（今山西代县）都督张公瑾就上表力请朝廷出兵，并列举了东突厥必然灭亡的六大理由：“第一，颉利纵欲凶暴，诛杀贤良，亲近奸佞；第二，薛延陀等部族纷纷叛离；第三，突利小可汗、将军阿史那社尔等人皆被颉利问罪而无处容身；第四，塞北连年遭遇霜冻，突厥人粮食缺乏；第五，颉利不信任突厥人，将大权交给外族胡人，而外族胡人反复无常，如果大军压境，必生内变；第六，汉人因躲避战乱而流亡突厥的人数众多，如今突厥内乱，他们据险自保，若唐军出塞，其众必然纷起响应。”
张公瑾对形势的判断既全面又准确，可谓一针见血。
李世民意识到征服东突厥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这一年八月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北伐统帅，负责组建远征军。
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远征军集结完毕，各路将领多为当世名将。李世民命大军兵分六路：以李靖为行军总管、张公瑾为副总管，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世勣、右武卫将军丘行恭出通汉道；左武卫大将军柴绍出金河道；幽州都督卫孝节出恒安道；灵州大都督薛万彻出畅武道；任城王李道宗出大同道。六路大军共计十余万人，皆受李靖节度，从各个方向大举进攻东突厥。其中，担任正面攻击的主力部队是李靖与李世勣的部队。
六路大军就像六支寒光闪闪的利剑同时刺向漠北。这一次，唐帝国倾尽精锐，志在必得。
东突厥注定在劫难逃……
十一月二十八日，任城王李道宗首战告捷，在灵州（今宁夏灵武市）击败东突厥的边境部队。
十二月初二，突利小可汗逃离东突厥汗国，抵达长安朝见大唐天子李世民。
李世民不无自豪地对侍臣说：“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常痛心。今单于稽颡（叩首），庶几可雪前耻。”（《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同月下旬，东突厥的重要将领阿史那郁射也率部来降。
突利是东突厥的二号人物，阿史那郁射是颉利的心腹大将，他们的投诚意味着颉利己经众叛亲离，彻底变成了孤家寡人。
东突厥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
雪夜弓刀：东突厥的覆灭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正月。唐帝国北部边境。
地冻天寒，朔风怒吼。一支军队正顶着漫天飞雪从马邑（今山西朔州市）出发，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北推进。
一马当先的人就是李靖。
尽管这一年李靖已经年届六旬，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将了，可他跃马扬鞭的身影却依然和年轻人一样矫健。
紧跟在李靖身后的，是他从北伐大军中亲自挑选出来的三千精锐骑兵。
这三千铁骑要跟随李靖执行一项突袭任务，目标就是颉利可汗的王庭——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
突袭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抵恶阳岭（和林格尔县南），出其不意地歼灭了这里的突厥守军。稍事休整之后，李靖命令部队连夜开拔，直指定襄。
又有谁能想到，在这大雪纷飞、月黑风高的隆冬深夜里，大唐最精锐的一支铁骑居然会孤军深入，像一柄钢刀一样直直插向东突厥汗国的心脏？
头一个想不到的，就是颉利可汗。
此时此刻，颉利正在他那温暖如春的可汗大帐中烤火饮酒。尽管早已获悉唐朝出兵的消息，可颉利并不十分担心。
因为边境线上到处都有重兵布防，唐军北上的每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况且时值严冬，越往北天气越冷，唐军无论是行军作战还是后勤补给都将遭遇重重困难，要想在短时间内打到他的突厥王庭，无异于痴人说梦。此外，从最近得到的战报判断，唐朝各路大军进展都很缓慢，显然也是受制于天气因素，很可能要等到春天气候回暖，唐军才会发动大规模攻势。
所以，眼下的颉利根本没有理由感到恐慌。
周遭万籁俱寂，除了帐外的巡逻兵踏雪而过的脚步声，天地间什么动静也没有。摇曳的烛光下，颉利醉意朦胧，睡眼惺忪。
然而，那震耳欲聋的喊杀声还是响起来了。
就在颉利毫无防备的时刻突然响起来了。
有那么一瞬间，颉利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可他马上就清醒了。
这不是梦。
这是让人不敢相信却不得不相信的现实——唐军杀来了。
唐军就像插上了翅膀的雄鹰一样，越过茫茫雪原从天而降了。
颉利一个箭步冲出大帐的时候，看见整座王庭已经陷入了一片火海，到处都是砍杀声和哀号声。颉利对着左右怒吼：“如果不是唐朝倾国而来，李靖何敢孤军至此？”
可是，不管唐军到底来了多少人马，此刻的颉利都已无心恋战了。
他心里只有一个字——逃！
当夜，颉利带着部众逃出王庭，一路上恍如惊弓之鸟，头也不回地朝着阴山方向没命狂奔。
此战唐军出奇制胜，一举攻占了定襄。
这是中国战争史上又一个长途奔袭、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大唐名将李靖在自己辉煌的军事生涯中又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捷报传至长安，李世民大喜过望。当年的渭水之耻一朝冰释。数月后，当李靖班师凯旋时，李世民曾当面称赞他说：“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书名竹帛；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所未有，足报往年渭水之役！”（《旧唐书·突厥传》）
中唐诗人卢纶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塞下曲》，正是定襄之战的生动写照。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定襄的陷落对于东突厥和颉利可汗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此役之败，使颉利不仅丢掉了王庭，更丢掉了突厥军民最后的一点士气和人心。
李靖没有让颉利喘息，又派出间谍离间颉利的君臣关系。这一年正月初九，颉利的心腹大臣康苏密带着一干亲信投奔了唐朝。
与康苏密一起回到长安的，还有流亡塞北多年的隋朝萧皇后以及她的孙子杨政道。
颉利绝对没有料到唐军会对定襄发动突袭。在逃往阴山的路上，他一定对此百思不解。
可他更加没有料到的是：另一支唐军居然又守候在他的逃亡路上。
这就是李世勣。
按照李靖事先的战略部署，在他奔袭定襄的同时，另一支唐军主力李世勣部也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市）出发，绕道进抵颉利逃往阴山山区的必经之路——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在那里给颉利张开了一个口袋。
二月初八，当颉利逃至白道时，唐军突然从四面八方杀出，而李靖的追兵又迅速追至，对其形成了合围之势。突厥军队一日数惊，士气降到了最低点。但是突厥人毕竟骁勇善战，在扔下无数具尸体之后，残部硬是拥着颉利可汗杀开一条血路，仓皇逃进了阴山。
颉利一口气跑到了阴山以北的碛口（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没有力气再往前跑，只好暂时在此设立牙帐。惊魂甫定，颉利急忙派遣心腹执失思力前往长安，向唐太宗李世民谢罪，愿意举国投降，并承诺由颉利可汗亲自入朝。
李世民很清楚，这只是颉利的缓兵之计，此时如果不乘胜将东突厥一举击溃，颉利就会逃亡漠北，日后也必定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于是李世民一边命鸿胪卿唐俭前去与颉利谈判——实际上是稳住他——一边密令李靖继续进兵，不让颉利有丝毫喘息之机。
李靖与李世勣会师之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的作战方案。
他们很快就得出了一致结论：“颉利虽然兵败，但残部仍有数万之众。如果他们穿越大漠，与漠北的铁勒九姓会合，到时路途遥远，又为大漠所阻，唐军势必无法深入追击。现在唐朝特使唐俭正在碛口与颉利谈判，突厥人肯定会放松警戒。如果我们出动一万名精锐骑兵，携带二十日口粮，从白道出发，奇袭突厥牙帐，必然可以生擒颉利。”
副帅张公谨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皇上已经下诏接受了突厥人的投降，特使唐俭仍在突厥大营中，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发动攻击？”
李靖斩钉截铁地答道：“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机不可失。当年韩信大破齐国，便是抓住了战机。如果能以此一战击破突厥，唐俭之辈何足惜哉？”
这就是名将之所以是名将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不但要比普通将领更有谋略、更有胆识、更有决断力，而且绝对要比普通将领更为冷酷无情。
在李靖看来，牺牲一颗唐俭的人头，换取对突战争的最终胜利，这绝对值得。
是日深夜，李靖率部先行，李世勣随后跟进。大军进入阴山，遇到东突厥的殿后部队一千余帐，唐军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其悉数擒获。李靖命这些人当向导，大军继续向纵深挺进。
东突厥的丧钟已经敲响，可颉利可汗依旧没有听见。
他再次犯了麻痹轻敌的大错。
当唐朝特使唐俭一行来到碛口时，颉利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
他一阵窃喜，同时暗暗打定了主意——权且跟唐朝虚与委蛇，诈降称臣，伺机返回漠北，养精蓄锐，等到来年秋高马肥之时，再南下报仇。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颉利的如意算盘打得哗哗响。
可令人遗憾的是，他这辈子再也没这机会了。此时，唐军前锋苏定方率领的两百轻骑，已经在大雾的掩护下悄悄逼近了突厥大营。
直到唐军摸到了距离颉利大帐只有七里地的时候，突厥哨兵才侦察到敌情，慌忙发出了警报。
可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颉利根本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只好再一次脚底抹油，骑上早已准备好的一匹千里马，带着骑兵一万余人继续向漠北逃亡。
李靖大军杀入突厥军营后，与其说是在进行一场战斗，不如说是在实施一次大规模屠宰。
因为颉利一溜，突厥部众彻底丧失斗志，人人争相逃命，只能任唐军宰割。
片刻之间，一万多颗突厥人的脑袋就被砍了下来，剩下的十几万男女全部投降。唐军擒获各种牲畜数十万头。同时，东突厥历任可汗的夫人、隋朝的义成公主也被斩于乱兵之中[18]，其子阿史那叠罗施被唐军俘虏。
特使唐俭趁乱逃出，捡了一条命。
就在李靖进攻突厥大营之际，李世勣故伎重施，火速北进截断了颉利向北逃窜的退路。颉利麾下的几大酋长纷纷率部向李世勣投降，唐军共俘获五万余人。
面对唐军给他布下的天罗地网，颉利可汗傻眼了。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数十万部众死的死、降的降。短短几天之间，他就从一个堂堂的可汗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丧家之犬，眼下甚至到了灭亡的边缘。
流亡漠北、重整旗鼓已经变得不可能了，颉利现在唯一焦虑的只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
近乎绝望之下，颉利想起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他的叔父阿史那苏尼失。
苏尼失是启民可汗的弟弟，管辖部落五万家，牙帐位于灵州（今宁夏宁武市）西北。在颉利国势日衰、众叛亲离的这几年，苏尼失是少数忠于他的人之一。突利亡奔唐朝后，颉利就把小可汗的位子给了苏尼失，算是对他一腔忠诚的报答。此时此刻，颉利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只有他了。
思虑及此，颉利迅速掉转马头，带着少数亲兵往灵州方向奔去。
莽莽的黄尘中，颉利落荒而去的背影仿佛一只断翅的苍鹰，充满了孤独、恐惧和无望。
此次出征，唐朝大获全胜，斩杀突厥骑兵数万人，收降部众数十万人。北起阴山、南抵大漠的广袤土地，全部落入大唐帝国的掌控之中。
二月十八日，李靖大破东突厥的捷报传至长安，李世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喜悦，当即下诏大赦天下。
经过四年的忍辱负重和养精蓄锐，唐帝国终于一举平定了东突厥，洗雪了当年的称臣之辱和渭水之耻。自北朝以来数百年间一直对中原王朝构成强大威胁的边患，至此也宣告终结。
贞观四年三月初三，大唐帝国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
四方各部族的酋长和首领纷纷来到长安，齐集在太极宫前，共同向唐太宗李世民敬献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尊号——天可汗。
李世民说：“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这一刻，文武百官和四夷君长皆山呼万岁。自此，唐太宗李世民对四夷君长颁发诏书时，一律自称“天可汗”。
一个彪炳千秋、光芒万丈的天可汗时代从此拉开序幕。
天可汗不仅是一种尊严和权力的象征，更是一种实质性的国际政治体系。这个体系的确立，意味着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大唐皇帝，更成为四夷诸番共尊的万王之王，同时也意味着大唐帝国从此取得了国际联盟的首脑地位，不但是维护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也是处理国际争端的唯一仲裁者。
唐太宗以大唐天子身份“下行可汗事”，其成员国既保持原有的制度，又可以接受唐帝国任命，出任大唐官员。日本学者谷川道雄称其为“胡、汉二元体制”，陈寅恪先生称其为“胡、汉分治”，也有一些当代学者称之为“双轨政制”或“一国两制”。
唐朝的天可汗制度，可以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国际性质的组织和制度。四夷诸番自愿结成联盟，共推大唐天子为联盟首脑，以唐帝国的国力和声威作为一种稳定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和平的力量。在唐帝国的主导下，体系内全体成员有权利和义务对破坏和平的成员国实施制裁。唐帝国也有权力和义务保障各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维护各国独立，仲裁国际争端。各成员国必须绝对服从天可汗；各国嗣君即位，必由天可汗下诏册封；各国军队必须统一接受天可汗的征调，可以联合起来，对破坏和平的成员国发动制裁性的战争，必要时也要接受征调到中国平叛。
在这种以天可汗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和战略格局之下，唐帝国可以利用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制衡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防务开支和战争成本，而广大的成员国则能享有一种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尤其对于那些弱小的国家而言，更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受到强大邻国的侵略。所以，这种天可汗体系既有现代国际安全组织的性质，又有类似于今天联合国的作用。
如果没有一种强大的国力为依托、没有一个强盛的文明为背景，唐太宗李世民绝不可能成为号令四方的天下共主，而大唐帝国也绝不可能在公元7世纪初就创造出如此震撼人心的历史功绩。
后世史家对此也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新唐书·北狄列传》）
颉利狼狈投奔苏尼失之后，虽然已经是一个输得精光的赌徒，可他心里依旧残存着一丝翻本的希望。
因为苏尼失麾下仍有五万帐的部众，其中作战部队绝对不少于五万人。此外，他的另一个心腹将领阿史那思结麾下也还有四万铁骑。
颉利想，凭着这些筹码，自己完全有可能东山再起。
然而，无情的现实很快就粉碎了颉利残存的希望——三月初五，东突厥最后一支劲旅阿史那思结率部投降了唐朝。
消息传来，颉利目瞪口呆，如遭电击。
在这种树倒猢狲散的时刻，颉利心里顿时产生了一个更大的怀疑和恐惧——苏尼失会不会把自己卖了？
东突厥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人都降了，他苏尼失能忠贞不渝，誓与可汗共存亡吗？
这种可能性太小了。
在此刻的颉利看来，眼下整个东突厥已经没有一个人值得他信任了。与其坐在这里束手就擒，还不如继续逃亡，投奔吐谷浑。
现在任何异族人都比本族人更让颉利感到放心。
就在颉利准备再度逃亡的同时，唐大同道行军总管李道宗的军队已经向苏尼失的大营迅速逼近。李道宗还先行遣使警告苏尼失，让他即刻逮捕颉利，向唐朝投降。
疑心满腹的颉利嗅出了危险的气息，随即不辞而别，带着几个亲信连夜出逃，进入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中，抄小路往吐谷浑方向狂奔。
接到李道宗的信后，苏尼失大为忧惧。尽管他很不情愿背叛颉利，可眼下的东突厥就快死翘翘了。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假如不按李道宗说的办，他苏尼失只能陪着颉利一块完蛋。
现在颉利从他的眼皮底下溜了，唐军一定会认为是他故意放跑的，这份罪责他无论如何也承担不起。思虑及此，苏尼失不得不痛下决心，火速派人进入山区追捕，最后硬是把颉利给抓了回来。
贞观四年三月十五日，唐大同道副总管张宝相率部进抵苏尼失大营，苏尼失连忙把五花大绑的颉利交了出去，随后率麾下的五万帐全部降唐。
至此，“漠南之地遂空”，唐朝平定东突厥的战争终于画上圆满的句号。
东突厥亡国后，其残余部众一部分归降薛延陀，一部分投奔西突厥，另有十万余人归附唐朝。太宗李世民在广泛听取群臣的意见后，采纳了中书令温彦博“全其部落，顺其土俗，授以生业，教之礼义”的意见，将突厥降众安置于东起幽州、西至灵州的各个州县内，希望以中华礼仪之邦的文明力量，逐步将其同化。
原东突厥的疆域，颉利辖境被分置为六个州，设立定襄都督府与云中都督府；突利辖境分置为顺、祐、化、长四州。
颉利被擒至长安后，李世民先是把他的家人和他一起软禁在太仆寺。颉利终日抑郁寡欢，与家人悲歌而泣。李世民遂安排他出任虢州刺史，因为其地“多獐鹿”，可以让他纵情打猎。但颉利辞谢，李世民只好授予他右卫大将军之职，并赐以田宅。
对于一个自即位之后便屡屡侵犯唐朝的亡国之君来说，李世民的做法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颉利在无尽的悔恨和哀伤中郁郁而终。李世民命其族人以突厥礼仪葬之，赠其“归义王”，谥号“荒”。
对于东突厥的突利小可汗及一干降将，李世民更是展示出了一个天可汗的非凡气度和博大胸襟。他说：“凡有功于我者，必不能忘；有恶于我者，终亦不记！”（《旧唐书·突厥传》）
突利先是被封为北平郡王、右卫大将军，后又出任顺州都督；苏尼失封怀德郡王；阿史那思摩封怀化郡王、右武候大将军，后出任北开州都督，统领颉利旧部。其他突厥降将官居五品以上者共有一百余人，占朝廷高阶官员的一半；原东突厥的贵族政要进入长安定居的将近一万家。
高原之战：平定吐谷浑
在唐朝与西域诸国之间，有一条地形狭长的交通要道，称为河西走廊。从长安往西北方向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可到达西域；再穿过西域，可直抵中亚、西亚诸国，甚至远抵欧洲大陆。
这条贯穿欧亚大陆的重要交通线和贸易通道，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而吐谷浑汗国就位于河西走廊的南侧，扼守着丝绸之路的咽喉。
很显然，吐谷浑与唐朝的双边关系如果良好，就能保障这条贸易生命线的安全与畅通。
不过可惜的是，从李世民上台执政起，双方的关系就一直显得不太良好。尽管太宗李世民努力与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可吐谷浑却屡屡入寇河西走廊，严重威胁着唐朝边境与丝绸之路的安全。
吐谷浑是鲜卑族慕容部的一支，西晋末年从东北的白山黑水迁徙至水草丰沃的青海、甘肃一带，“有地数千里”。6世纪中叶，其王慕容夸吕自立为可汗，建都伏俟城（今青海湖西岸布哈河河口）。隋末唐初，慕容伏允在位，曾一度被隋炀帝杨广击败，逃奔党项。大业末年，趁中原战乱之际，慕容伏允收复失地，重建其国。其长子慕容顺曾入隋为人质，唐朝建立之后，高祖李渊以送还慕容顺为条件，与吐谷浑相约共击河西李轨。平定李轨后，李渊履约将慕容顺遣送回国。
贞观初年，慕容伏允年事已高，遂将朝政大权委于宰相天柱王，对其言听计从。天柱王是一个鹰派人物，倾向于对外扩张。在他的影响下，吐谷浑采取了阳奉阴违的做法，表面上经常遣使朝贡，背地里又频频入侵唐朝的西北边境，曾先后纵兵大掠兰州、鄯州（今青海乐都区）、廓州（今青海化隆县西）等地。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五月，吐谷浑又一次故伎重演，一边“遣使入贡”，一边又“大掠鄯州而去”（《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太宗李世民终于忍无可忍，遣使对慕容伏允大加责备，并命他亲自到长安朝见。
慕容伏允谎称有病，拒绝入朝，同时又为其子尊王请婚，要求迎娶唐朝公主。
吐谷浑的这种做法看上去好像颇为自相矛盾，不可理喻，其实也不难理解——他们这么做，无非是一方面想多劫掠一些财帛，捞一些实惠，一方面又不想与唐朝彻底决裂，怕唐朝大动干戈，所以才会屡屡玩这种既当强盗又抛媚眼的不入流把戏。
吐谷浑自以为高明，其实是在玩火。
而玩火者必自焚。
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
李世民对吐谷浑的求婚做出了非常明确的答复——要娶唐朝公主可以，但是尊王必须亲自到长安迎娶。
慕容伏允再次当起了缩头乌龟，不但没有让他儿子入朝，而且再度纵兵入寇，甚至扣押了出使吐谷浑的唐朝使臣赵德楷。
这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李世民一再容忍，连续派遣十批使者与吐谷浑交涉，但是毫无结果，慕容伏允置若罔闻。李世民又亲自对吐谷浑的使者“谕以祸福”，但冥顽不灵的慕容伏允“终无悛心”（《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李世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虽然天可汗这种国际政治体系的性质决定了李世民必须把忍耐的尺度放到最宽，必须尽量采用政治斡旋的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但是，忍耐绝不意味着纵容，政治斡旋更不意味着放弃武力征服。
就在李世民考虑对吐谷浑用兵的同时，鄯州刺史李玄运也上了一道奏疏：“吐谷浑有非常优良的马匹，这些马都放牧于青海湖一带，如果我们派出一支轻骑兵进行突袭，必能夺取他们的良马。”
吐谷浑的良马就是著名的青海骢。这是原产于波斯的良种马，极为健硕，耐力超常，据说可以日行千里。因为吐谷浑地处青藏高原，水草丰美，很适宜放养这种波斯马，因此吐谷浑大量引进，将其放牧于青海湖一带，并且迅速繁衍。吐谷浑骑兵就是凭借这种优良的青海骢，才得以快速出击，在对唐朝的侵略和作战中占据了充分的速度优势，攻击河西走廊屡屡得手。如果唐朝能夺取这些马匹，不但是给吐谷浑一次严厉教训，而且具有十分突出的战略意义。
贞观八年六月，天可汗终于出手了。
李世民命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率唐朝边境守军及契苾、党项等外族军队，组成一支多国联军，对吐谷浑发动了一次闪电战。段志玄出征后，迅速击溃了吐谷浑的边境部队，并向纵深追击了八百余里。然而，深入吐谷浑的国境后，段志玄却担心粮草不继而下令撤兵。
唐军的第一次西征就这样无功而返。
此次出征的结果让李世民很不满意。
看来，要想彻底平定吐谷浑，段志玄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那么，满朝文武中谁最合适呢？
答案只有一个——李靖。
在李世民看来，没有谁比他更有资格出任远征军的统帅。可问题在于，此时的李靖已经是一个六十四岁的老人，而且身患足疾，前不久刚刚因病辞去右仆射之职，李世民还特意赐给他一把灵寿杖。这么一个年过花甲、连行走都要借助拐杖的老人，愿意承担这项重任吗？
李靖得知天子有意让他出征后，当即找到房玄龄，让他向皇帝转告：“靖虽年老，固堪一行！”（《旧唐书·李靖传》）
李世民龙颜大悦。
不出所料，李靖这把宝刀果然未老。
贞观八年十二月，李世民命李靖为远征军最高统帅，李道宗与侯君集为副统帅，率契毖何力、执失思力、薛万均、薛万彻等人，下辖唐军和东突厥、铁勒、契苾等骑兵部队，组成六大兵团，以雷霆万钧之势，对桀骜不驯的吐谷浑发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战争。
为了抵御唐朝的远征大军，吐谷浑积极施展外交手段，先后把南部的党项族人和洮州（今甘肃临潭县）的羌族人从唐朝阵营中拉拢了过去。党项人和羌人在这种时候背叛唐朝，无疑是在给吐谷浑当陪葬。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三月，高甑生部率先对洮州羌发起进攻，很快就将其击溃。闰四月初八，李道宗部进抵库山（今青海湟源县南），大败吐谷浑的前锋部队，首战告捷。
面对来势汹汹的唐朝大军，慕容伏允感到了一阵莫大的恐惧。这个在位时间长达三十九年的可汗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将是一生中最危险的一场战争。
慕容伏允很清楚，以吐谷浑的国力和兵力，绝对不可能与强大的唐军抗衡，如果硬着头皮与其正面对决，无疑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唯一的办法只有一个字——拖。
具体的战略就是：首先，大幅度向吐谷浑西部的山区和沙碛地带后撤，保存实力，避敌锋芒；其次，利用吐谷浑国境的广袤和纵深拖长唐军的战线，让唐军在寻找对手主力的过程中疲于奔命，使其行军作战和后勤补给同时陷入困境；最后，凭借高原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挫尽唐军的锐气，再利用各种复杂地形进行阻击，并从各个方向出动小股部队进行袭扰，不断消耗其有生力量，最终拖垮唐军。
打不赢你，难道我还拖不死你？
李靖的主力部队刚刚抵达鄯州（今青海乐都区），慕容伏允就丢弃了他的王庭伏俟城，带着军队一撤两千里，轻装进入了沙碛地带（今青海柴达木盆地）。
临走之前，慕容伏允下了一道命令，把青海湖沿岸的广袤草场全部焚毁，给唐军留下了千里赤地和一片焦土。
这是一记狠招。
他想把唐军的战马活活饿死。
要想进行远距离作战，马匹没有草料是万万不行的。李靖得到这个不利消息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策。以副统帅李道宗为首的多数将领认为：“马无草，疲瘦，未可深入。”（《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侯君集立即反驳。他说：“吐谷浑才打了一场败仗就鼠逃鸟散，连侦察哨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可见他们士气低落，无心恋战。眼下他们君臣离心，收拾他们易如反掌。若不把握战机，必然后悔不及！”
侯君集的看法与李靖不谋而合。
李靖知道，慕容伏允之所以弃城而逃，就是因为他非常了解李靖的打法，担心李靖又给他来一招长途奔袭，擒贼先擒王，使他重蹈东突厥颉利可汗的覆辙，所以才第一时间远避沙碛，企图一方面自我保全，一方面又拉长唐军的战线，最后伺机将唐军各个击破。
对于慕容伏允这种自作聪明的打法，李靖不禁冷笑。
针对敌方的图谋，李靖制定了一个“兵分两路，迂回包抄，大举扫荡”的宏大战略——北路由他亲自指挥，率领李大亮的部队和薛万均、薛万彻的部队，沿青海湖南岸由北向南作战，扫荡盘踞在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西南切吉平原）一带的吐谷浑主力；南路由侯君集、李道宗两路部队组成，直插吐谷浑的大后方，进攻黄河源头的吐谷浑各部落据点，最后在大非川与李靖的部队会师，完成南北夹击、包抄合围之势，全歼吐谷浑军队的所有主力。
伏允啊伏允，你以为我李靖纵横天下数十载，靠的就是一招直捣王庭、猛虎掏心吗？
笑话，真是笑话！
你想拉长我的战线，把我一步步拖垮，再把我一块块吃掉是吧？
行，我成全你！
就让你伏允好好瞧一瞧，看看我李靖除了打擒贼先擒王的奇袭战之外，怎么打一场硬碰硬的歼灭战！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艰苦卓绝的远征。
按照李靖的战略部署，唐朝的两路大军必须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区——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深入吐谷浑国境数千里，克服种种恶劣的自然条件，穿越复杂而陌生的地形，在缺乏粮草、补给和后援的情况下，进行远距离作战和大尺度迂回，追踪吐谷浑的主力并与其决战，其艰难和危险的程度可想而知。
这对于所有出征的将士——上至六十四岁的统帅李靖，下至每一个普通士兵来说，都是一场勇气、耐力和意志力的考验。
他们能经受住这样的考验吗？
由李靖率领的北线兵团，首先在曼头山（今青海湖南岸日月山）打响了第一战。
闰四月二十三日，李靖的部将薛孤儿带着一支轻骑兵，在曼头山与吐谷浑的军队遭遇。由于唐军是主动求战，而吐谷浑军是被动应战，双方的士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唐军骑兵发起冲锋后，很快就将吐谷浑军击溃，不但斩杀了这支军队的首领——吐谷浑的一个亲王，而且缴获了大量的牛羊。
获得这些战利品后，唐军的士气更为高昂，而且更重要的是军粮也有了保障。
这就叫以战养战。
对于任何一支深入敌境、补给匮乏的军队而言，这四个字都是克敌制胜的不二法门。
曼头山战役后，李靖率部继续向纵深挺进，又在牛心堆（今青海湖南岸）打了一场胜仗。
闰四月二十八日，大军迅速推进到赤水原（曼头山西）。
在这里，唐军遭遇了自出征吐谷浑以来最危险的一场战斗。
因为连连败北，吐谷浑军队不甘心失败，于是在这里集结了一支重兵，给唐军设下了一个伏击圈。
唐军前锋薛万均、薛万彻部一进入赤水原，吐谷浑军队立即发起异常猛烈的进攻。薛氏兄弟率领麾下骑兵左冲右突，可漫山遍野都是敌军，根本无法杀出重围。一番鏖战后，兄弟二人身中多处枪伤，坐骑也被砍倒，只好下马作战。敌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唐军伤亡惨重，战死者超过了三分之二，眼看就将全军覆没。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左领军将军契毖何力奉李靖之命率援军赶到。他亲率数百骑突入重围，竭力反击。兵锋所过之处，敌军望风披靡，战场形势迅速逆转。最后唐军反败为胜，大破吐谷浑军队，俘虏其南昌王慕容秀俊，并再次缴获各种牲畜数万头。
其后，李靖的北线部队长驱直入，连战连捷：李大亮部在蜀浑山（今青海天峻县西部山区）击败吐谷浑军，俘虏了二十个亲王，获杂畜五万头；薛万均、薛万彻部在赤海（今青海茶卡盐湖）大破吐谷浑宰相天柱王率领的主力部队，缴获各种牲畜二十万头；稍后，执失思力又在居茹川（茶卡盐湖附近山川）击退了吐谷浑军队的反击。
北线部队在李靖的指挥下，以所向披靡之势横扫青海湖南岸，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盘踞在这一带的吐谷浑主力全部歼灭。
李靖不愧为千古名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南线的战况。
在南路，侯君集和李道宗部队遭遇了比北路更大的困难。因为南面都是高海拔地区，平均海拔起码要比青海湖沿岸高出1000米以上。将士们不但要克服严重的高原反应，而且所经之地荒无人烟，粮草和补给都供应不上，甚至连“以战养战”都不太可能。
南线部队面临的第一道障碍，名叫“汉哭山”（今青海鄂拉山）。
这座山为什么叫这个奇怪的名字，史书无载。但是依常理判断，这个相当不吉利的名字不可能是汉人自己取的，很可能是从前的汉人经过这座山时，经常会出现剧烈的高原反应，所以吐谷浑人才会以此命名，说这是一座让汉人哭泣的大山。
但是跟后面要遭遇的困难比起来，汉哭山根本算不上什么。
当唐军翻过此山，穿越破逻真谷（鄂拉山口）后，更为严峻的考验就来了。
南线部队此次远征的目标是分布在黄河源头的吐谷浑各部落，而从鄂拉山口到目的地之间，是绵延数千里的不毛之地和雪域冰川。唐军经过这里的时候，已经是农历五月，在汉地早已是骄阳似火、热浪逼人，可这里却依然是一片白茫茫的冰雪世界。侯君集和李道宗部队整整跋涉了两千里，不但一头牛羊都找不到，而且连人马的饮用水也无从寻觅。将士们只好“人吃冰、马啖雪”（《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克服了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辛苦总是有回报的。
南线部队进抵乌海（今苦海，位于鄂拉山口西南）时，终于发现了一支吐谷浑的大股部队，其首领是吐谷浑的亲王梁屈葱。
好些日子没打过仗的唐军将士顿时大为兴奋，于是人人奋勇争先。经过一番激烈厮杀，吐谷浑军大败，梁屈葱被唐军俘虏。
不言而喻，南线部队同时也缴获了大量牲畜。
获得充分的补给之后，唐军开始长驱直入，从星宿川（今黄河源头的星宿海）一路打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扎陵湖），连战连捷，彻底摧毁了吐谷浑在黄河源头一带的军事力量。
最后，南线部队胜利班师，与李靖部队会师于大非川。
此次远征，两路大军历尽千难万险，奔袭数千里，大小几十战，终于将吐谷浑军队的有生力量歼灭殆尽，完全实现了李靖预期的战略目标。
就算放在几千年的中国战争史上，这一战都堪称难得一见的大手笔。
然而，慕容伏允仍然在逃。
没有把他彻底摆平，这场战争就谈不上完美。
此时，慕容伏允已经穿过柴达木盆地的戈壁荒漠，越过阿尔金山脉，一口气逃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部的且末城（今新疆且末县）。
这里是吐谷浑国境的最西端。经过一个多月连续作战的唐军将士，还有没有勇气和力量进行数千里的追击？
有。
稍事休整之后，李靖就发出了一道新的命令——追！
慕容伏允万万没有料到——唐军说来就来了。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撒丫子跑吧！
于是伏允就跑，埋着脑袋继续跑，沿着突伦川（又称图伦碛，今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一直向西跑。
只是在跑路的过程中慕容伏允百思不得其解——唐军难道是铁打的？为什么如此辽阔的高原冰川非但拖不死他们，反倒被他们轻而易举地征服了？
慕容伏允逃进突伦川后，想想自己的国家好像也没有哪个地方是安全的了，要保住老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投奔于阗。
留得这把老骨头在，或许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就像当年从隋帝国手中夺回失去的江山一样，慕容伏允想。
遗憾的是，这一次，伏允他老人家再也没机会了。
唐军前锋将领契毖何力一听说慕容伏允逃进了突伦川，马上要领兵再追。薛万均担心像上次那样遭遇伏击，坚决不同意。契毖何力瞪着眼说：“那老家伙现在没有城郭了，只能随水草迁徙，如果不趁他们聚居在此地时发兵袭取，一旦四散逃去，就没机会端他们的老巢了。”
话一说完，契毖何力也不管薛万均同不同意，自己挑了一千精锐骑兵，鞭子一甩就直奔突伦川而去。薛万均无奈，只好随后跟进。
时值盛夏，沙漠地带又严重缺水，被热辣辣的太阳暴晒几个时辰后，唐军将士个个嘴唇干裂，头晕目眩。最后没办法，只能杀了心爱的战马，生饮其血。
就是靠着这种坚毅顽强的精神，这群不怕死的硬汉终于进入了突伦川。
唐军再一次从天而降，慕容伏允的残余部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也没心思打仗了，个个抱头鼠窜，争相逃命。唐军轻而易举地砍下了数千颗首级，同时俘获牲畜二十余万头，并生擒了伏允的妻子和儿子。
慕容伏允跑得快，没被唐军逮着。可是在沙漠里跑了十来天，最后的一千多名骑兵几乎都跑光了。剩下的几个亲兵蓦然发现，再跟着这个国破家亡的老头混下去实在是没前途，索性一刀把他砍了，提着脑袋投降了唐军。
吐谷浑之战至此取得圆满胜利。
贞观九年五月十八日，李靖向朝廷呈上了捷报。
慕容伏允败亡后，唐朝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置吐谷浑这个国家。
选择有两个：第一，把它从这个世界上抹掉，在其地建立羁縻州府；第二，扶植一个亲唐政权，让它在唐帝国的西大门站岗，防范并制约西域诸国。
很显然，后者比前者更节约成本，更高明，并且在道义上显得更为堂皇。
好在吐谷浑国内也不全是鹰派，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比较典型的亲唐派。
他就是慕容伏允的长子慕容顺。
此人久居汉地，对中原王朝有亲近之感，而且由于从小就出国当人质，太子之位被弟弟夺去，所以他“意常怏怏”（《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回国后自然就成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而自古以来，这种前朝政坛的“非主流”往往最适合充当新政权的领导人。
就在吐谷浑军队连连败北之际，慕容顺就意识到自己咸鱼翻身的机会来了，于是“顺因众心”，把一直独揽朝政的宰相天柱王斩了，顺势夺回了政权。慕容伏允一死，慕容顺便自然而然地“举国请降”，归附了唐朝。
贞观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李世民下诏，特准吐谷浑复国，册封慕容顺为吐谷浑第十八任可汗，兼大唐的平西郡王。此外，李世民还命凉州都督李大亮率部留驻吐谷浑，以防慕容顺镇不住人心。
吐谷浑平定后，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声又像往常一样热闹起来了。
然而，表面的繁荣之下却隐藏着新的危机和隐患。
在吐谷浑西边，有一块地方始终令李世民放心不下。
那就是西域。
日月照霜雪：征服高昌
西域是一个统称，泛指今天的青海、新疆以及中亚的东部地区，涵盖的范围十分广阔。在西域之内，分布着大大小小数十个国家和部族，诸如西突厥、吐谷浑、党项、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罽宾、康国等，其中势力最为强大，唯一能与唐帝国抗衡的国家，无疑就是西突厥。
突厥是南北朝晚叶继匈奴和柔然之后崛起的一个游牧民族，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此后东突厥日益强盛，而西突厥则日渐衰弱。到了隋大业年间，也就是射匮可汗执政时代，西突厥的国力逐渐恢复，开始攻城略地，开疆拓土。唐武德初年，射匮可汗卒，其弟统叶护可汗继位。
统叶护是一代雄主，史称其“勇而有谋，善攻战”。他上台之后，进一步加大了对外扩张的力度：“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旧唐书·突厥传》）
到唐太宗李世民即位的时候，整个西域的控制权已经牢牢掌握在西突厥手中。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年底，西突厥突然爆发政变，统叶护可汗被其伯父莫贺咄所杀，莫贺咄随后自立为可汗。统叶护可汗的旧部不服从莫贺咄，遂拥立统叶护之子为可汗，称为肆叶护可汗。于是双方开打，西突厥陷入内战，对西域的控制开始削弱。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帝国一举平定了曾经如日中天的东突厥，这对西域诸国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震撼。同年九月，伊吾（今新疆哈密市）国王率先摆脱西突厥的控制，亲自入朝，以其国七城归附唐朝，李世民在其地置西伊州。十二月，西域的一个重要国家高昌也向唐朝伸出了橄榄枝，国王麹文泰亲自到长安朝见。李世民隆重接待了他，不仅赏赐甚厚，而且赐其妻宇文氏姓李，封为常乐公主。
伊吾的归附和高昌的入朝让李世民大喜过望。
因为唐朝如果要经营西域，要从西突厥手中夺取对西域的控制权，就必须首先控制伊吾和高昌。
尤其是高昌——它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重要了。
从河西走廊出玉门关后，第一站是伊吾，第二站就是高昌。而伊吾面积狭小，与高昌不可同日而语，所以高昌的战略地位就显得十分突出。
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在汉代称为车师国，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两汉时期，汉朝与匈奴就曾经为了争夺此地而爆发多次战争。
要从西域诸国进入河西走廊，本来有两条通道：一条是南道，也就是穿过白龙堆沙漠，途经楼兰国，抵达玉门关；另一条是北道，就是穿过高昌国境，经伊吾到玉门关。
但是自从楼兰古国神秘消失后，南道就被废弃了，于是高昌自然就成为丝绸之路上独一无二的黄金通道，其重要性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以取代。当初玄奘西行求法时就曾经在此滞留数月，差一点被麹文泰挽留而无法成行。
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高昌几乎垄断了西域与中原之间所有的过境贸易，从中获取了源源不断的巨额利润。
高昌的得天独厚令人羡慕，自然也就令人垂涎。
位于高昌西南面的焉耆就对此垂涎不已。
但是光垂涎是没有用的，心动不如行动。
焉耆人很快就行动了，他们卷起袖子喊出了一句令高昌人振聋发聩的口号——要想富，先修路！
是的，焉耆要修路，要把当初废弃不用的那条碛路——楼兰古道重新修起来。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焉耆国王龙突骑支遣使到长安朝贡，“顺便”向唐太宗提出了请求——“开大碛路，以便行李”（《旧唐书·焉耆传》）。
李世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
反正多修一条路，对唐朝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更何况是地方政府自筹资金，又不要中央政府拨款，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李世民当即表示同意，并对焉耆善于搞活经济的思路和做法给予了高度肯定。
听到焉耆喊出修路的口号后，麹文泰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如今听说他们居然还跑步进京，把唐朝政府的“红头文件”都搞到手了，顿时暴跳如雷。
这还了得！这不明摆着跟老子抢饭吃吗？
还有，这李世民也忒不靠谱了，对于这种抢人饭碗、恶性竞争的卑鄙行径不但不进行批评教育，反而还公开支持，鼓励纵容，这当的是哪门子天可汗！
麹文泰当即决定出兵，给龙突骑支一点厉害尝尝。
你小子想虎口夺食，老子就打得你满地找牙！
随后麹文泰便纵兵攻打焉耆国，并尽情地洗劫了一番，然后满载而归。
高昌估计是把焉耆打算修路的资金都抢走了，要不就是把他们搞活经济的勇气给吓没了，所以修路之事后来就莫名其妙地没了下文。
修路事件虽然不了了之，但高昌与焉耆却因此结下了梁子，而唐朝与高昌的关系也从此蒙上了一层阴影。
随后的几年里，高昌对唐朝越来越不客气，不但自己不来朝贡，而且屡屡拦截西域各国的入朝使者和过往商旅，摆出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蛮横架势。
这已经不叫垄断经营了，而是活脱脱一个车匪路霸。
麹文泰之所以敢如此嚣张，背后的原因跟西突厥有关。
西突厥在贞观初年爆发内战，后来肆叶护可汗击败莫贺咄，重新统一了西突厥。但是到了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西突厥就再度分裂为东、西二部，以伊犁水为界，西部由乙毗咄陆可汗统辖，东部由咥利失可汗统辖。两个可汗一方面大打内战，一方面又积极寻找外部盟友。东部的咥利失与唐朝通好，成了亲唐政权；西部的乙毗咄陆则与高昌结盟，成了麹文泰的后台老板。
正是有了这支西突厥势力的撑腰，麹文泰才会有恃无恐，屡屡与唐朝作对。
为了加强自己的垄断地位，麹文泰又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与西突厥联兵进攻伊吾（西伊州），大有将其吞并并彻底封锁河西走廊之势。
李世民勃然大怒。
这一次要是再不出面干预，不但天可汗的脸面无存，大唐帝国的安全和利益也要受到赤裸裸的威胁和侵犯。李世民下诏怒斥麹文泰，点名要高昌的执政大臣阿史那矩入朝，当面作出解释。
可是，麹文泰却拒绝派遣阿史那矩，只派了长史麹雍来到长安，装模作样地向唐太宗谢罪。
李世民叫麹雍回去告诉麹文泰：要谢罪可以，但是要拿出点诚意和实际行动来。当初东突厥败亡时，很多流亡当地的汉人转而投奔了高昌，你们马上把这些汉人都送回来。
麹雍带着李世民的诏命回去后，麹文泰依旧装聋作哑，毫无行动。
非但如此，他还变本加厉，又联合西突厥大举进攻他的死对头焉耆，连破焉耆三座城池，大掠其男女而去。满腹冤屈的焉耆国王龙突骑支连忙遣使向天可汗告状。
李世民再次遣使诘问高昌。麹文泰却冷笑着说：“苍鹰在高天上飞翔，野鸡在荒草中躲藏，猫在堂间悠游嬉戏，鼠在洞里偷吃东西，各得其所。难道就不能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天地吗？”（《资治通鉴》卷一九五：“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
明摆着，麹文泰根本就没把天可汗放在眼里。他甚至还遣使对薛延陀的真珠可汗进行挑拨，说：“既为可汗，则与天子匹敌，何必对唐朝卑躬屈膝，顶礼膜拜呢？”
李世民随即遣使对麹文泰发出了严厉警告：“为恶不诛，善何以劝！明年当发兵击汝！”
面对唐朝的战争威胁，麹文泰毫不示弱，开始高筑城墙，深挖壕沟，积极备战。
又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开始玩火了。
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可不想引火烧身，他赶紧遣使向李世民大表忠心：“我受大唐厚恩，常思报答，请允许我发兵作为前锋进击高昌。”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十一月，李世民对麹文泰发出了最后通牒，下诏“示以祸福，征之入朝”，希望他能悬崖勒马，悔过自新。然而，麹文泰却依旧置若罔闻，“称疾不至”（《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在所有的政治手段都宣告无效后，天可汗终于忍无可忍，只能开动战争机器。
是年十二月，李世民任命侯君集为交河行军大总管、薛万均为副总管，率赵元楷、阿史那社尔等将领，大举发兵远征高昌。
听说唐朝真的出兵了，高昌朝野顿时人心惶惶，可麹文泰还是一脸镇定自若的表情。
他胸有成竹地对群臣说：“长安距我们七千里，其中沙漠戈壁就有两千里，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大军岂能通过？以前我去长安，亲眼看见秦陇北部地区一片荒凉，城邑萧条，和隋朝根本没得比。如今他们伐我，发兵多则粮草运送不及，发兵若少于三万人，我们完全有力量将其制伏。现在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以逸待劳，坐收其弊。唐军若屯兵城下，最多二十天，粮食吃光，必定撤走。到时候我们就追，必能将其俘虏，根本用不着担心！”
大臣们听了，都觉得很有道理，满腔忧虑一扫而光，并且对国王麹文泰这种临危不惧的王者风范、这种蔑视一切帝国主义纸老虎的大无畏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
国王就是国王，心理素质就是比一般人强啊！
可是，让高昌人万万没有料到的是，短短几天后他们对麹文泰的信仰就彻底崩溃了。
因为麹文泰死了。
准确地说，他是被吓死的——“及闻王师临碛口，惶骇计无所出，发病而死！”（《旧唐书·焉耆传》）
高昌的臣民们目瞪口呆——几天前的豪言壮语犹然在耳，他怎么就死了呢？大敌当前、生死存亡之际，让他们无比景仰、无比信赖的这位国王怎么能抛下他的万千子民，说死就死了呢？
直到此刻，高昌人才蓦然发现，麹文泰的心理素质要远比他们想象的低得多。
可他已经两手一甩，双腿一蹬，撂挑子了。现在再去研究他的心理素质已经毫无意义。如丧考妣的高昌人赶紧把麹文泰的儿子麹智盛拥上王位，希望这位新国王能继承乃父遗志，带领他们抗击入侵之敌。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五月，唐朝远征军抵达高昌边境的柳谷（今新疆哈密市东），此时侦察兵来报：“麹文泰的葬礼即将举行，达官显要都将云集于都城。”众将闻讯，纷纷建议直接对高昌都城发动突袭。侯君集却说：“不可，天子以高昌无礼，命我讨伐它，如今在人家的葬礼上发动袭击，不是吊民伐罪的正义之师。”于是命大军向高昌城东南的田城（今新疆鄯善县西南）进发，于次日拂晓兵抵田城城下。唐军命守军投降，守军不从，唐军随即发起强攻，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将其攻克，俘虏了七千余人。
高昌国丧结束后，侯君集立刻命中郎将辛獠儿为前锋，向高昌城发起进攻。高昌军出城迎战，辛獠儿迅速将其击溃。随后，唐军主力全部进抵高昌城下。
麹智盛慌忙给侯君集写了一封信，说：“先王麹文泰得罪唐朝天子，已遭天惩，身已亡故。我继位时间尚短，恳请阁下怜悯体察。”侯君集回信说：“若真心悔过，当自缚双手到军营前投降。”
自缚投降？麹智盛当然不干。他老爸生前早把高昌城修筑得沟深城坚，何况西突厥的援军此时就驻扎在北边不远的可汗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县）。既然手上还有这些筹码，麹智盛岂能不战而降？
高昌不降，唐军只好开打。
侯君集一声令下，士兵们迅速填平了护城壕沟，随即把云梯、撞车、抛石机、巢车等大型攻城器械全部推上战场，一股脑儿往高昌城上招呼。
一时间，箭矢飞石犹如暴雨倾盆而下，高昌城内顿时血肉横飞，一片哀号。守军一个个抱头鼠窜，纷纷躲进房屋里面，压根就不敢露头。
值得一提的是，唐军此役动用的这些攻城器械都是经过特殊改进的，不但打击力度超强，而且精确程度非常高，属于当时世界上技术含量最高的尖端武器。比如巢车，就是高昌人以前闻所未闻的东西。它的高度足有十丈，士兵躲在巢车中，足以“俯瞰城中”，“有行人及飞石所中，皆唱言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也就是说，巢车并不是攻击型武器，而是一种“精确制导”武器，犹如今天的卫星定位系统和电子制导仪器。在它的指挥下，唐军的抛石机指哪打哪，一打一个准。如果准确命中目标，车顶上的“观察员”就向下面汇报战况；假如没有命中，下面的投石手就根据观察员的提示，改变打击的角度和力度，直到命中为止。
在唐军的这种致命打击之下，高昌军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眼看高昌城即将灭顶，麹智盛不住地向天祈祷，巴望着西突厥援军赶紧到来。
可是，西突厥的援军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他们所在不远——就在唐军的军营里。
准确地说，是在唐军的俘虏营里。
尽管高昌很早就和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订立了攻守同盟，相约“有急相助”，然而，这种“相助”绝对是有条件的。如果是帮助高昌欺负伊吾、焉耆这些西域小国，顺便掳掠财帛子女，咄陆可汗的积极性当然很高，可要是碰上唐朝这样的巨无霸对手，咄陆可汗的态度马上就不一样了。
这一次，当侯君集的远征军刚刚抵达高昌国境，咄陆可汗就一溜烟跑了，“惧而西走千余里”（《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只留下一个亲王驻守可汗浮图城。没想到这个亲王比咄陆更怕死，咄陆前脚刚走，他后脚就开门投降了唐军。
事已至此，麹智盛还有什么指望呢？
这一年八月初八，彻底绝望的高昌国王麹智盛举城投降了唐军。侯君集随即兵分数路，把高昌境内的二十二座城池全部占领，俘获人口共计一万七千七百。
早在唐朝出兵之前，高昌国内就已经悄悄流传着一首民谣。
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
日月照霜雪，回手自消灭！（《旧唐书·焉耆传》）
这是一则末日预言。当时麹文泰怒不可遏，曾下令彻查初唱者，可后来却一无所获。麹智盛断然没有想到，他即位不过才几天，这则可怕的预言就应验了。
至此，曾经猖獗一时的高昌，终于像烈日下的霜雪一样化为乌有。
贞观十四年九月，唐太宗李世民在高昌故地设置西州，将可汗浮图城置为庭州，各置属县，同时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市）设置安西都护府，留兵镇守。
唐朝征服高昌后，“国威既震，西域大惧”（《唐会要·高昌》）。尤其是安西都护府的设立，既确保了丝绸之路上这条黄金通道的安全与畅通，又使得大唐帝国的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唐帝国在西域的强势介入令西突厥大为恼怒并且深感不安。
一山不容二虎。
西突厥一贯将西域诸国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自然不甘心就此放弃这个经营已久的“后花园”。
所以，围绕着西域诸国的控制权，一场激烈的较量在所难免。
西域：激烈的较量
西突厥自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分裂为东、西二部后，西部的乙毗咄陆可汗和东部的咥利失可汗一直处于混战状态，双方势均力敌。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底，咥利失可汗被叛乱的部下所杀，其麾下的另一个部落拥立其侄继位，是为沙钵罗叶护可汗。自此，咄陆的政权称为北汗庭，沙钵罗叶护的政权称为南汗庭。南汗庭继承了咥利失的外交政策，仍旧与唐朝通好，“累遣使朝贡”，唐太宗李世民则“降玺书慰勉”（《旧唐书·突厥传》）。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七月，也就是唐朝征服高昌之后，李世民再次遣使前往南汗庭，赐以鼓纛，极力扶持这个亲唐政权。然而从这一年起，北汗庭的势力逐渐强大，“西域诸国多附之”，南汗庭的沙钵罗叶护可汗又在随后的一场战斗中被杀，北汗庭的咄陆可汗遂重新统一了西突厥。
这对唐朝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
因为南汗庭的败亡意味着唐朝几年来的外交努力付诸东流，而北汗庭的崛起则意味着西域的安全开始受到严重威胁。
果不其然，统一后的咄陆可汗“自恃强大，遂骄倨”，不但出兵攻灭了吐火罗，而且屡屡“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九月，西突厥突然发兵入侵伊州（伊吾）。
唐朝与西突厥在西域的激烈较量自此展开。
由于西突厥刚刚一举踏平了吐火罗，咄陆可汗的气焰十分嚣张。
他认为唐朝在西域经营的时间还很短，驻扎的兵力也十分有限，所以在他看来，要击溃唐朝在西域的势力，重新夺回对西域的控制权，简直是易如反掌之事。
可是，咄陆错了。
唐朝不是吐火罗。
在西域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个异常强悍的对手。
这个人就是唐太宗亲自选拔任命的安西都护——郭孝恪。
郭孝恪，许州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人，史称其“少有志节”，隋末率数百乡人投奔瓦岗。因其足智多谋，深受李密赏识，他与李世勣一同被派驻黎阳仓，随后与李世勣一起降唐。虎牢之战中，郭孝恪曾向李世民献策，力主两线作战，围洛打援，被李世民采纳。破窦建德、王世充后，李世民在庆功宴上当众褒扬：“郭孝恪谋擒建德之策，出诸人之右也。”（《旧唐书·郭孝恪传》）此后，郭孝恪历任贝、赵、江、泾四州刺史，因能力突出，政绩显著，不久便获得升迁，入朝担任太府少卿，随后又迁左骁卫将军。
在考虑安西都护人选的时候，李世民很自然地想到了郭孝恪。因为他既在开国战争中立过功勋，有勇有谋，又拥有丰富的地方管理经验，足以独当一面，这样的人才当然是镇守西域的不二人选。李世民随即任命郭孝恪为安西都护兼西州刺史。
李世民的选择是正确的。
西突厥很快就要在郭孝恪面前尝尽苦头。
西突厥此次入寇的目标之所以选择伊州，很显然并不是为了劫掠财帛子女，而是出于一种试探虚实、炫耀兵威的目的。因为伊州远在高昌故地之东，西突厥要攻打它，就必须横穿整个高昌故地，即眼下的安西都护府辖境（西州），倘若仅仅是为了打劫，显然不必如此大费周章，舍近求远。
所以，郭孝恪马上就判断出——这只是一次试探性的战略进攻，敌人出动的兵力肯定不会很多。他当即决定予以迎头痛击。
郭孝恪亲率两千骑兵轻装疾进，在半道上对西突厥军发动了一场阻击战，轻而易举地击溃了这支来犯之敌，给了突厥人一个狠狠的下马威。
第一次试探失败，西突厥很快又组织了第二次进攻。
这次攻击的力度明显加大了，而且兵锋直指安西都护府。
咄陆可汗命令屯驻在西州附近的处月、处密两个突厥部落，出兵进攻西州境内的天山城（今新疆托克逊县）。在它东北面不远处就是安西都护府所在地——交河城，可见西突厥此次进攻的目的是想直捣郭孝恪的心脏，企图一举摧毁唐朝在西域的指挥中枢。
假如天山失守，交河必定危急。
郭孝恪意识到，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出击。于是火速率部进援天山城，亲自指挥城防战。
突厥军队多为骑兵，本来就长于野战，短于攻城，何况此次郭孝恪又亲自坐镇指挥，所以西突厥军根本捞不着半点便宜，多次强攻均被击退，付出了重大伤亡。处月、处密两部落见取胜无望，只好收拾部众，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郭孝恪居然率部出城，紧紧咬住了他们。
突厥人慌了神，赶紧拍马狂奔。可不管他们跑多远，郭孝恪就追多远。这一追直接追到了处月部落的老巢。处月人逃进城中，还没来得及喘息，唐军就开始攻城了。而且，与他们啃不动天山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军没花多少力气就把城攻破了，处月酋长慌忙带着族人再次落荒而逃。
相比之下，处密部落似乎幸运得多，他们眼见唐军追着处月部落去了，心里大呼侥幸。可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就在他们翻过遏索山（天山支脉），狼狈不堪地回到驻地不久，郭孝恪的唐军居然又打过来了。
处密人彻底傻了——这唐军到底是插了翅膀还是会分身术，怎么能两头一块打呢？
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唐军的刀已经架到了他们的脖子上。
结果，处密的下场比处月更为不堪——处月只不过丢了王城，处密的部众则大多数投降了唐军。
偷鸡不成，反倒蚀了一把米。
这样的结局真是令咄陆可汗大跌眼镜，同时也让他惊愕不已。
他终于意识到——这个安西都护郭孝恪实在是一个可怕的对手。
一连两次败北之后，咄陆可汗再也不敢与唐军交锋了，转而向西攻击康居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途经米国（今撒马尔罕东南朱马巴扎尔）的时候，又顺便将其攻破，掳获了大量战利品。
咄陆可汗打仗很有一套，可他这个人却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毛病——吝啬。
对于普通人来说，吝啬也许算不上什么毛病；对于一个土老财来讲，吝啬兴许还是一种优点。但是，对于一个政治领袖而言，吝啬就是一种致命的缺陷了。
咄陆可汗获得这些战利品后，全部据为己有，一毫也没有分赏给部下。将领们大为不满，其中有一个将领企图强行夺取，结果被咄陆可汗一刀砍了。这个杀鸡儆猴的举动顿时引起了部众的公愤，大伙忍无可忍，索性起兵造反。咄陆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被迫逃奔白水胡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随后，咄陆可汗的旧部阿史那屋利等人遣使入唐，请求废黜咄陆，改立可汗。
这对唐朝实在是一个意外的喜讯。唐太宗李世民随即下诏，册封莫贺咄的儿子为新可汗，称为乙毗射匮可汗。新可汗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连忙将以前被咄陆扣押的唐朝使节全部送回了长安。
唐朝在西突厥重新扶持了一个亲唐政权后，西域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安宁。
然而，这样的安宁终究是短暂而脆弱的。
因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夹在西突厥和唐帝国这两个强国之间的西域，说白了就是一块是非之地、一块四战之地。
除非西突厥彻底灭亡，否则它与唐朝在西域的较量就不会停止。
短短两年后，新的战争就爆发了。
这次战事发生在焉耆——就是当初因修路事件被高昌多次暴打的那个小国。
焉耆原本一直亲附唐朝，可西突厥为了拉拢它，就搞了一次和亲，让重臣阿史那屈利的弟弟娶了焉耆的公主。如此一来，焉耆国王龙突骑支自然感觉西突厥更为可亲、更可依赖，于是转而投向突厥人的怀抱，对唐朝的朝贡从此就有一搭没一搭，一回比一回少了。
安西都护郭孝恪马上就愤怒了。
对于这种见异思迁、朝秦暮楚、到处磕头认老大的家伙，最好的教训就是——扁他。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八月，郭孝恪征得朝廷的同意之后，率部讨伐焉耆，生擒其国王龙突骑支。但是阿史那屈利不久便在焉耆重新扶植了一个亲突厥的傀儡政权。
此后的几年里，唐朝接连对高丽和薛延陀用兵，暂时无暇顾及西域。到了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随着一个新契机的出现，李世民当即决定大举出兵，彻底解决西域问题。
这个契机源于西域的另一个国家——龟兹。
龟兹位于塔里木盆地的北部、焉耆的西面，有大小城池八十余座，算是西域诸国中实力较强的一个国家。就像其他的西域国家一样，龟兹一直在西突厥与唐帝国之间采取骑墙策略，一方面对唐朝“岁贡不绝”，一方面又“臣于西突厥”，打算两边讨好，两边都不得罪。可是在郭孝恪讨伐焉耆时，龟兹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不但“遣兵援助”焉耆，而且“自是职贡颇阙”（《旧唐书·龟兹传》）。
龟兹之所以援助焉耆，很可能是出于唇亡齿寒的担忧；而它之所以从此对大唐的朝贡锐减，估计是对唐朝强硬的西域政策心存不满。
对于龟兹的心态，李世民洞若观火。
贞观二十一年，龟兹老国王病卒，其弟诃黎布失毕继位。新国王上台后，不但没有及时修复与唐朝的关系，而且又“渐失臣礼，侵渔邻国”（《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龟兹这么做，无疑是在自取灭亡。
李世民绝不允许任何藩国蔑视天可汗的权威，无视大唐宗主国的地位。
他意识到征服龟兹、威慑西域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这一年十二月任命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统帅，右骁卫大将军契毖何力为副统帅，会同安西都护郭孝恪所部，集结铁勒十三部、东突厥、吐蕃、吐谷浑等骑兵部队共计十余万人，联兵进讨龟兹。
此次远征是大唐自经营西域以来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而且上自最高统帅，下至普通士兵，大多是来自四夷的胡人，这样的安排绝非偶然。它一方面显示了唐太宗李世民志在必得、彻底控制西域的决心，一方面也是对唐帝国主导下的天可汗制度的重申和强调——各国军队必须统一接受天可汗的征调，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组成联军，对破坏和平的成员国发动制裁性的战争。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十月，阿史那社尔率大军兵分五路，以犁庭扫穴之势横穿焉耆国境，兵锋直指龟兹。焉耆国王薛婆阿那支丢弃王城，望风而逃，准备投奔龟兹。阿史那社尔遣兵追击，将其捕获，二话不说就把他砍了，另立其堂弟先那准为新国王，并命其对唐朝修藩臣礼，按时朝贡，从而在焉耆重建了一个亲唐政权。
焉耆不战而败，龟兹举国震恐，各地守将纷纷弃城而逃，唐军如入无人之境，顺利拿下龟兹都城伊逻卢城（今新疆库车县），生擒国王布失毕。龟兹国相那利逃脱了唐军的追捕，从西突厥搬来救兵，大举反攻郭孝恪驻守的伊逻卢城。郭孝恪寡不敌众，与长子郭待诏一起壮烈殉国。
唐军随后重新夺回伊逻卢，擒获那利。此后，阿史那社尔率领大军如同秋风扫落叶一样，接连攻克了龟兹的五座大城，同时招降了七十余座小城，彻底占领了龟兹全境。
唐朝成功征服龟兹之后，史称“西域震骇”，“西突厥、于阗、安国争馈驼马军粮”（《资治通鉴》卷一九九），以此表示对唐朝的臣服之意。
此役的胜利，标志着在与西突厥争夺西域的较量中，唐朝笑到了最后。
阿史那社尔在龟兹立下一块石碑，把大唐远征军取得的赫赫武功永远镌刻在了碑石之上，然后班师凯旋。
诺真水之战：经略北疆
在唐朝经营西域的这段时期，唐太宗李世民也一直没有放弃对帝国北疆的经略。
尽管东突厥汗国早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便已被彻底平定，可是代之而兴的薛延陀汗国却趁“北方空虚”之机强势崛起，雄霸漠北，麾下足足有“胜兵二十万”，成了唐帝国北面的一大军事强国，同时，无疑也成为帝国北疆潜在的一大边患。
对此，李世民当然不会视若无睹。
他知道，如果不采取措施对其进行遏制，日后薛延陀必将成为唐帝国的一大劲敌。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九月，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命他的两个儿子分别统辖其国的南部和北部，李世民立刻意识到这是分化其势力的一个良机，随即遣使册封他的两个儿子为小可汗，并“各赐鼓纛”，“外示优崇，实分其势”（《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然而，这毕竟只是一种间接的防范手段，要想确保帝国北部边塞的安宁，就必须在漠南地区——唐帝国与薛延陀之间的东突厥故地——设置一道捍卫的屏藩。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七月，李世民颁下一道诏书，册封右武候大将军阿史那思摩为东突厥的新可汗，“赐之鼓纛”，同时命“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还其旧部，俾世作籓屏，长保边塞”。
东突厥突然复国，这对薛延陀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李世民知道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必定会有抵触情绪，于是也给他发了一道诏书，说：“中国贵尚礼义，不灭人国，前破突厥，止为颉利一人为百姓害，实不贪其土地、利其人畜，恒欲更立可汗……既许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将遣突厥渡河，复其故国。”为了稳住真珠可汗，李世民又强调说：“尔薛延陀受册在前，突厥受册在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
但是在诏书的末尾，李世民也对薛延陀进行了警告：“尔在碛北，突厥在碛南，各守土疆，镇抚部落。其逾分故相抄掠，我则发兵，各问其罪。”（《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真珠可汗虽然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可表面上也只能唯唯。
东突厥复国，不但薛延陀不乐意，就连被李世民册封为新可汗的阿史那思摩也是一百个不情愿。
对于这顶从天而降的可汗冠冕，阿史那思摩丝毫感觉不到喜悦和荣耀，有的只是恐惧和忧虑。因为时移世易，今非昔比，如今的薛延陀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任人吆喝的铁勒小部落，而东突厥就算重建，也不是那个“高视阴山、控弦百万”的大汗国了。
这北返漠南的一步，阿史那思摩始终没有勇气迈出去。他犹犹豫豫、拖拖拉拉，一直拖到了两年后的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正月，才带着一脸凄惶动身北上。临行前，他凄凄惨惨地给皇帝上了一道临别奏疏，说：“臣非分蒙恩，为部落之长，愿子子孙孙为国家一犬，守吠北门。若薛延陀侵逼，请从家属入长城。”（《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阿史那思摩打定了主意，反正自己就是一条看门狗，一旦薛延陀来攻，自己立即撒腿往南跑，管他三七二十一。
阿史那思摩北渡黄河后，建牙帐于定襄故城，麾下有户数三万、士兵四万、马匹九万。
看着这个迷你型的东突厥汗国，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又好气又好笑——就这点家当还复什么国啊，捏死你不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吗！
这一年十月，真珠可汗听说唐太宗李世民要前往泰山封禅，大喜过望地对部下说：“唐朝天子去泰山封禅，必有大部队随从，边境必然空虚，我利用这个机会打阿史那思摩，简直就是摧枯拉朽！”随即命其子乙失大度为统帅，征调同罗、仆骨、回纥、靺鞨等部落军队，共计二十万人，以志在必得之势横穿大漠，直扑定襄。
阿史那思摩风闻敌人来了，赶紧带着他的部众一溜烟跑进了长城内，一直到朔州（今山西朔州市）才停下来喘气，随即派快马去长安告急。
阿史那思摩说他要为大唐“守吠北门”。如今看来，“守”是谈不上了，“吠”倒是吠得挺及时。
该来的终于来了。
其实李世民早就在等这么一天。
重建东突厥，让阿史那思摩迁居漠南的目的其实有两个：一是防范，二是试探。如果薛延陀有自知之明，与东突厥相安无事，那当然最好不过；但是，假如它始终不愿放弃扩张的野心，那就利用东突厥的复国来刺激他们，使其狼子野心尽早暴露，那么大唐就能顺理成章地铲除这颗日渐壮大的毒瘤。
所以，与其说李世民担心薛延陀来打，还不如说他担心薛延陀不来打。
道理很简单——乙失夷男要是够聪明的话，再忍个十年八年，到时候唐朝要铲除薛延陀必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十一月，李世民迅速作出了反击薛延陀的战略部署。唐帝国一共出动了十几万兵力，在东起营州（今辽宁朝阳市）、西至凉州的数千里战线上，命兵部尚书李世勣、右卫大将军李大亮、营州都督张俭等人，分五路出击，与薛延陀拉开了决一死战的架势。
大军出征之前，李世民特地召集众将面授机宜：“薛延陀自以为强大，横穿大漠南下，行程数千里，战马定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薛延陀军队未能趁思摩不备而迅速发起攻击，在思摩退入长城之后，他们战机已失，却又没有果断撤退，他们败局已定。我已授命思摩在撤退时焚毁沿途的草场，薛延陀军队粮草日尽，在野外又劫掠不到任何东西。方才谍报人员回来，说薛延陀的战马没有草料，只好啃树皮，而且连树皮都快啃光了。你们当与思摩互为掎角之势，不必急于交战，等他们撤退之时，立刻发动进攻，必能大破薛延陀。”
真珠可汗眼见儿子领着二十万大军直扑漠南，虽然吓跑了阿史那思摩，却没有捞到半点好处，反而让几十万大军陷入粮秣日尽的困境，而且唐朝多路大军已经出动，要是再拖下去，自己这点老本怕是要全部赔光。无奈之下，真珠可汗只好遣使入唐，要求与东突厥和解。
和解？
说得倒轻巧，你乙失夷男把漠南当什么了？当你们家门口的草坪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没那么便宜！
李世民没有对薛延陀的使者作出任何答复。
他料定，不出十天，前线的李世勣必能传回捷报，到时候再让使者回去传话，教教乙失夷男如何做人。
乙失大度亲率三万骑兵一路猛追阿史那思摩，追到长城脚下不得不勒住了缰绳。
再往南就是唐朝的地界了，乙失大度可不敢轻举妄动。
要进进不得，要退又不甘心，乙失大度左右为难，只好派人登上长城叫骂，想把阿史那思摩逼出来。
可阿史那思摩就是龟缩着不肯出来。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任你口水漫天，我自岿然不动。
乙失大度站在长城脚下吹胡子瞪眼，彻底没辙。
就在此刻，远处忽然尘埃滚滚、杀声震天——李世勣率领的唐军主力到了。
乙失大度顿时倒抽了一口冷气，随即马鞭一挥，掉头就跑。李世勣亲自遴选了六千名精锐骑兵，迅速向北追击，越过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一直追到了青山（阴山山脉东段大青山）。
乙失大度跑到青山北麓的诺真水（今内蒙古艾不盖河）时，决定不再跑了。
因为经过白道川的时候，他已经和自己的主力部队会合，眼下足足有二十万人。
三万人被六千人追着跑已经够没面子了，难道二十万大军也要被六千人追着跑？乙失大度愤愤地想，那我回到薛延陀还怎么立足？
不，老子今天不跑了，就在这里和你李世勣决一雌雄。
随后，薛延陀的二十万大军在诺真水沿岸一字摆开，阵势横亘十里，刀枪林立，旌旗蔽日。看那架势，就是踩也要把唐军踩死。
六千对阵二十万，这绝对是李世勣军事生涯中少有的一场恶战。
李世勣能赢吗？
乙失大度之所以敢和唐军决战，除了兵力占据绝对优势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薛延陀通过这些年的征战，尤其是在对付突厥骑兵的过程中，逐步摸索出了一种新的战术：作战时以五人为一组，其中一人负责管理五匹马，其余四人徒步作战，而马匹主要是在战斗获胜后追击敌人用的。
换句话说，作为擅长骑兵作战的游牧部落，薛延陀已经在固有的骑兵优势基础上，着重强化了步兵的战斗力，所以当两个兵种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时，仍旧固守单一骑兵战术的突厥人就远远不是他们的对手。
此刻，乙失大度正带着一脸得意的笑容注视着兵少将寡的唐军，想看看当世名将李世勣如何败在他的手中。
果不其然，当李世勣麾下的三千突厥骑兵率先对薛延陀军队发起进攻后，很快就招架不住，迅速败下阵来。乙失大度战旗一挥，薛延陀大军立刻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唐军，同时万箭齐发，唐军骑兵的战马纷纷扑倒。
李世勣果断下令士兵下马，用长矛与薛延陀士兵贴身肉搏。
这是一场血肉横飞的白刃战。
乙失大度自以为他的步兵已经很强悍了，可是在唐军面前，他这套所谓的新战术无异于班门弄斧。唐军步兵的战斗力远远超乎他的想象。尽管薛延陀人多势众，可还是抵挡不住唐军的冲锋，阵脚开始溃乱，乙失大度的指挥系统顿时有些失灵，人多的优势不但发挥不出来，反而变成了劣势。
就在这决定胜败的关键一刻，李世勣使出了撒手锏。
早已埋伏在附近的副总管薛万彻率领数千骑兵突然杀出，直冲敌军后方，专砍那些负责管理马匹的士兵。薛延陀军没料到唐军会来这一手，那些牵马的士卒顿时抱着脑袋各自逃命，受惊的战马无人看管，四散逃奔。
前方的步兵回头一看，集体傻眼。
那些战马不但是战胜时追击敌人用的，也是战败时逃命用的。更何况，现在时值严冬，他们又是在远离薛延陀千里之遥的地方作战，无论此战胜负，他们都不可能留在漠南地区过冬，可眼下战马都跑光了，他们如何回去？总不能用两条腿走回郁督军山吧？
所以战马就是他们的命根子，没了战马，他们死定了。
在这种心态下，薛延陀军的士气一落千丈，人人无心恋战，二十万人瞬间变成了二十万只无头苍蝇。乙失大度知道大势已去，立刻掉头而逃。主帅一跑，薛延陀军兵败如山倒。唐军乘胜追击，砍杀三千余人，生擒五万余人，大获全胜。
屋漏偏逢连夜雨，乙失大度率残部穿越大沙漠时，又碰上了暴风雪，结果又有大部分士兵与马匹活活冻死。
等到乙失大度狼狈不堪地回到薛延陀时，二十万大军只剩下不到两万。
诺真水一战，大唐名将李世勣以六千破二十万，而且生擒五万，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又一个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同时也在他那辉煌的名将征途上又书写了传奇的一页。
贞观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李世勣的捷报传回长安。与薛延陀使者入唐要求和解，时隔仅仅五天。
李世民笑了。
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就在薛延陀使者灰溜溜地打点行囊，准备返回漠北的时候，李世民又特意召见了他，说：“吾约汝与突厥以大漠为界，有相侵者，我则讨之。汝自恃其强，逾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将才数千骑耳，汝已狼狈如此！归语可汗：凡举措利害，可善择其宜。”（《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回去告诉你们可汗：要做一件事之前，最好先动动脑子！
不知道薛延陀使者把这句话转告真珠可汗的时候，他老人家会作何感想？
不管他有什么想法，反正这次老本是赔光了——将近二十万铁勒将士啊，外加与之数量相等的战马，就这样埋骨黄沙，有去无回了。
乙失夷男仰望苍天，无语凝噎。
这就叫血的教训。
可是，薛延陀会汲取诺真水惨败的教训吗？
天可汗悔婚：薛延陀的末日
诺真水惨败后，薛延陀的真珠可汗锐气尽失。
他决定夹起尾巴做人，向唐朝臣服。
起码在薛延陀恢复元气之前，乙失夷男绝不敢再与唐帝国为敌。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九月，真珠可汗派遣他的叔父入唐，献上三千匹良马、三万八千张貂皮和一面稀有的玛瑙镜，请求与唐王朝和亲。李世民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是要以武力征服薛延陀，还是要与之和亲？”房玄龄说：“中国新定，兵凶战危，还是和亲比较有利。”李世民遂同意与薛延陀和亲。
随后，李世民遣使赴薛延陀，答应将大唐的新兴公主许配给真珠可汗，但是有一个条件，薛延陀必须释放一个人——契毖何力。
这个曾经在吐谷浑战争中千里追击伏允可汗、为大唐立下赫赫战功的勇将，怎么会落到真珠可汗手里呢？
契毖何力是铁勒族契苾部落的人，东突厥败亡后，他与母亲、弟弟率千余部众归降唐朝，任左领军将军，在大唐征服吐谷浑和高昌的战争中屡建战功，深受唐太宗李世民赏识。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年初，被安置在凉州的契苾部落有异动迹象，李世民遂命契毖何力前往凉州探望他母亲和弟弟，同时安抚其部落。
没想到契毖何力抵达凉州后，契苾部落已经决定叛逃薛延陀，而且他的母亲和弟弟（时任贺兰都督）早已先行离开凉州，逃到了薛延陀。何力大为震惊：“主上对我们恩重如山，为何突然反叛？”族人要挟说：“老夫人和都督都已经走了，你怎么能不走？”何力坚决不从，说：“我弟弟孝顺母亲，我忠于君王，绝不跟你们走。”
族人一听，不由分说就把他绑了，强行押往薛延陀。
到达真珠可汗大帐前的时候，桀骜不驯的契毖何力突然拔出佩刀，向东高呼：“大唐烈士岂能在此贼帐之中受辱？我之忠心，天地日月可鉴！”说完一刀割下自己的左耳，以表誓死不降之心。真珠可汗勃然大怒，准备把他砍了，后来可汗夫人劝解，真珠可汗才悻悻作罢，把契毖何力关了起来。
契苾部落叛逃，朝野哗然，群臣纷纷传言是契毖何力带的头。李世民说：“这绝对不是何力的主意。”有人阴阳怪气地说：“蛮夷就是蛮夷，臭味相投，契毖何力到了薛延陀，岂不是如鱼得水了！”
李世民脸色一沉：“大谬不然！何力忠肝义胆，心如铁石，必不叛我！”
薛延陀的和亲使者来到长安后，李世民详细询问了契毖何力的情况，听到他自割左耳一事，李世民不禁泣下，对左右说：“听见了吧？何力是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吗？”
随后，李世民便以和亲为条件，命薛延陀放回了契毖何力。为了表彰他的坚贞和忠义，李世民将他提拔为右骁卫大将军。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六月，按照预定的和亲协议，薛延陀遣使入唐，向唐太宗呈上了和亲的聘礼目录：马五万匹，牛和骆驼各一万头，羊十万头。
这份聘礼绝对够厚重，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薛延陀与大唐的和亲就算成了。
可意外还是出现了。
因为有人坚决反对此次和亲。
他就是契毖何力。
薛延陀暗中策反契苾部落一事，让李世民颇有几分不悦。所以他实际上对这门亲事也已心生悔意，只是天子金口玉言，实在不好轻易反悔。李世民有些为难地说：“我既然已经答应了，身为天子，岂可食言？”
契毖何力反正是铁定了心要搅黄这门婚事，所以早就想好了对策：“臣不是让陛下一口回绝，而是故意迁延，命夷男亲自到大唐迎亲，就算不来长安，起码也要到灵州（今宁夏宁武市）。夷男必定不敢来，到时就名正言顺地把这门亲事推掉。夷男生性刚愎暴戾，大唐一旦不与其和亲，其号召力自然减弱，部众必怀二心。而且臣斗胆估计，夷男已经年老，也没有几年好活了，只要他一死，两个儿子争位，其国必乱，到时候陛下便可坐而制之！”
李世民一想，有道理，于是依计而行。
可是，出乎李世民和契毖何力意料的是——乙失夷男居然来了。
他不顾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毅然带上他的聘礼——几十万头牲畜，一路浩浩荡荡直奔灵州而来。
这回，他也是铁定了心要把唐朝公主娶到手。
眼看契毖何力的计策失灵，李世民也有点头大，没想到乙失夷男这老匹夫这么有勇气。如果他如期抵达灵州，李世民也只能硬着头皮把公主嫁了。
然而，谁也没想到，乙失夷男的运气实在是太背了。由于薛延陀距灵州有数千里之遥，所经之地又多为沙漠戈壁，尽管他一路紧赶慢赶，恨不得插上一双翅膀，可赶到灵州的时候，还是错过了约定的时间，而且更惨的是——他的几十万头牲畜因为缺乏草料而饿死了将近一半。
李世民总算找到了借口，于是忙不迭地下诏拒绝了这桩婚事。
乙失夷男也只好自认倒霉，带着一肚子委屈和怨气打道回府。
堂堂天可汗居然食言悔婚？
此事顿时在朝中激起轩然大波。
时任谏议大夫的褚遂良立即上疏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天子既然已经许婚，就不应“一朝生进退之意，有改悔之心”，此举实在是“所顾甚少，所失殊多”，其不良后果就是“彼国蓄见欺之怒，此民怀负约之惭”，而“嫌隙既生，必构边患”！他最后说：“陛下君临天下十七载，以仁恩结庶类，以信义抚戎夷，天下莫不欣然，为何不能有始有终呢？更何况漠北的夷狄部落数不胜数，中国岂能尽而诛之？臣以为，应当怀之以德，使为恶者在夷不在华，失信者在彼不在此！”
此外，群臣也纷纷表示：“国家既许其婚，受其聘币，不可失信戎狄，更生边患。”（《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可在李世民看来，这些看法通通是书生之见、迂阔之谈。为此，他很不客气地给群臣上了一堂“国际政治”课。
“诸卿只知古代而不知当今形势。汉初匈奴强、中国弱，所以采用和亲政策，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可如今中国强大，戎狄弱小，以我步兵一千，可击破胡骑数万。薛延陀之所以向我们匍匐叩首，不敢骄慢，只不过是想借中国之势威服周边部落罢了。倘若同罗、仆骨、回纥等十几个部落联手进攻，薛延陀必定破灭。这些部落之所以不敢发动，是因为真珠可汗是中国册封的。如今再把公主嫁过去，乙失夷男自恃为大唐之婿，其他部落谁敢不服？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然反咬一口，成为大唐的祸害。如今我拒绝和亲，其他部落知道他被大唐抛弃，用不了多少时日，就会把他的汗国瓜分一空。诸卿走着瞧！”
这次和亲失败让乙失夷男顿感颜面扫地。
没想到自己一张热脸居然贴到了唐朝的冷屁股上，乙失夷男又羞又恼，一腔愤怒无从发泄，只好找东突厥出气。当然，他不敢再像上次那样兴师动众了，而是不断派出小股部队对东突厥进行骚扰。
阿史那思摩本来就不想当这个可汗，如今面对薛延陀的骚扰更是束手无策，只好上疏太宗，要求南渡黄河，迁往河套地区。
李世民知道阿史那思摩镇不住他的手下，只好同意。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十二月，光杆司令阿史那思摩灰溜溜地回到了长安。李世民给了他一个右武卫将军的职务，以示安慰。
至此，由唐帝国一意扶持、大力重建的东突厥汗国再度宣告解体。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不顾文武百官的极力反对，御驾亲征高丽，乙失夷男马上遣使入唐，表面上说是来朝贡，实则是来刺探虚实。李世民很清楚夷男在想什么，对他的使者说：“回去告诉你们可汗，如今我父子东征高丽，要是他觉得有能力乘虚而入的话，叫他赶快来！”
乙失夷男一听天可汗这话味道不对，赶紧再次遣使到长安谢罪，还说要出兵帮助唐朝打高丽。李世民一摆手：出兵就免了，叫你们可汗自重就行。
唐军开始攻打高丽后，高丽执政官泉盖苏文派人游说薛延陀，让他们南下进攻长安，并以厚礼相诱。乙失夷男鉴于诺真水的惨败，又想起李世民的警告，最后还是拒绝了高丽的游说。
这一年九月，乙失夷男病卒。他一死，薛延陀的灾难就来了。
因为一切就像契毖何力当初预测的那样，他的两个儿子果然为了争夺汗位大打出手，结果嫡出的小儿子杀了庶出的长子，自立为多弥可汗。
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多弥可汗显然就是这么一只牛犊。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兵攻打唐朝。乙失夷男苦心孤诣维持了好些年的和平局面，就这么被他儿子一朝打破了。
而薛延陀的末日也随之降临。
多弥可汗自以为唐帝国正对高丽用兵，所以有机可乘。可他错了，李世民早在出征高丽之前，就已命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率部驻扎在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的北面，专门防备薛延陀。现在听说薛延陀来犯，李世民又命左武候中郎将田仁会率部驰援。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年底，多弥可汗亲率大军入侵河套地区。执失思力故意以老弱残兵诱敌深入，然后在夏州境内与田仁会部左右夹击，大败薛延陀军，并且一直向北追击了六百余里，直到将其打回漠北，才班师凯旋。
第一次出兵就狼狈而回，年轻气盛的多弥可汗大为不甘，没几天就再度集结大军卷土重来。此时李世民已从高丽退兵，闻讯立即派遣李道宗镇朔州，薛万彻、阿史那社尔镇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宋君明镇灵州，执失思力镇夏州。
多弥可汗没想到唐军的反应速度如此之快，见对手已经严阵以待，不敢贸然进攻，可又不甘心退兵，于是就在夏州北面与唐军对峙。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春，唐军经过一个冬天的休整之后，开始对薛延陀军发起猛烈进攻，再次将其击破，俘虏了两千余人。
经过这么多次打击，多弥可汗总算领教了唐军的厉害，当即丢下他的大军，轻骑逃遁。
看见这个年轻的可汗如此不堪一击，并且如此贪生怕死，薛延陀国内顿时人心思变，辖下的各个部族开始蠢蠢欲动。
多弥可汗为了稳定政局，于是大力清除前朝旧臣，培植个人势力。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这么做无异于加速自己的灭亡。薛延陀朝野更是人心惶惶，回纥酋长随即联合仆骨、同罗等部落一起发动兵变。多弥可汗又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薛延陀顿时陷入空前的混乱状态。
一切就跟当年的东突厥一样，薛延陀亡国的征兆已经彻底显露。
贞观二十年六月，天可汗果断地出手了。
李世民任命江夏王李道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等人数路并进，大举北伐；同时又征调薛延陀东边的乌罗护、靺鞨两部落，命他们出其不意，从东面攻入薛延陀。
在如此泰山压顶般的致命打击面前，多弥可汗又岂是唐军的对手。少数仍然忠于他的军队稍微抵抗之后便纷纷溃散，薛延陀举国震恐。
多弥可汗迅速丧失了对局势的掌控，随即带着数千骑兵准备投奔其他部落，却在半道上被回纥骑兵截住。多弥的脑袋很快就被砍了下来，其领地被回纥部落全部占据，宗族也被屠杀殆尽。
多弥一死，薛延陀各部落一边大打出手，互相攻击，一边争先恐后地遣使归唐。多弥可汗的旧部尚有七万余人，他们共推真珠可汗的侄子咄摩支为首领，咄摩支随后自动削除可汗之号，并遣使奉表向唐朝称臣，请求回到其旧地郁督军山之北。
此次北伐，唐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征服了薛延陀，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置咄摩支这支残余的薛延陀势力。
李世民针对这个问题举行了廷议。廷议的结果，群臣普遍认为：假如保留咄摩支这个势力，恐怕日后又会坐大，遗患无穷。与此同时，原来臣属于薛延陀的铁勒九部听说咄摩支又要回郁督军山，无不担心其死灰复燃，也是极力反对。
在此情况下，李世民当然没有理由再留着这条尾巴了。他随即派遣李世勣前往漠北，会同铁勒九部一起解决这个问题。李世勣临行前，李世民给了他一个八字方针——“降则抚之，叛则讨之。”
李世勣抵达郁督军山后，咄摩支部下的一个酋长随即率部投降。可咄摩支却率众逃进了郁督军山南麓的荒谷中，既不抵抗，也不投降。李世勣先礼后兵，派通事舍人萧嗣业前往招降，咄摩支意识到薛延陀已经没有复国之望，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终于还是向萧嗣业投降。
但是，他的部众仍有三万多人不肯放下武器。李世勣随即命令军队发起进攻。
这一战当然没有任何悬念。尽管薛延陀这支最后的武装力量依旧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在被唐军砍下五千颗首级之后，余下的三万人再也没有斗志了，全部缴械投降。
至此，这个继东突厥汗国之后称雄大漠十余年的薛延陀汗国，终于在唐帝国的致命打击下彻底灭亡。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正月，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在漠北设立六个羁縻都督府、七个羁縻都督州，合称“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
六府是：瀚海府、金微府、燕然府、幽陵府、龟林府、卢山府。
七州是：皋兰州、高阙州、鸡鹿州、鸡田州、榆溪州、蹛林州、寘颜州。
其范围包括今蒙古中部、北部和俄罗斯南部。
同年四月，李世民又设置了燕然都护府（治所在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统辖六府七州。
此后，随着漠北其他部落的归降，燕然都护府的管辖范围不断扩大。同年八月，骨利干部落归附，唐朝在其地置玄阙州。骨利干部落位于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畔，即汉代苏武牧羊之处，“去京师最远，自古未通中国”（《旧唐书·北狄传》）。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二月，结骨部落归降，唐朝在其地置坚昆都督府。据《资治通鉴》记载，结骨部落的人“皆长大，赤发绿睛”，意思是他们身材高大、红发碧眼，显然属于白色人种。
这就是伟大的天可汗时代。
这个时代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它已然成为一座历史的丰碑。
时至今日，天可汗时代之所以仍然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崇敬和仰望，就是因为它能把华夏帝国的疆域拓展得如此广袤而辽远，也能把许多不同文、不同种的少数民族纳入中华文明坚毅而宽广的怀抱。
在大唐帝国开疆拓土和文明传播的过程中，我们看见了一种强悍而勇武的英雄血性，也看见了一种开放而博大的文化胸襟，更看见了一种自强不息、拼搏进取的民族精神。
无论岁月如何久远，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天可汗的精神必将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脉中传承，天可汗时代也永远是中华民族记忆中不朽的骄傲与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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