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长安

    在所有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永不褪色的历史记忆。

    这份记忆是如此辉煌，以至无论何时，只要我们的目光向历史的深处回望，仿佛总是能看见一个澄明的天空，一片辽阔的大地，还有天地之间——那一座金黄色的富贵雍容的城。

    这座城就是长安。

    它生长在唐朝。

    在我的眼中，唐朝的长安凝聚了所有男性的雄伟与阳刚，也蕴含着所有女性的华丽和妩媚。我无法用更多的形容词来描摹它。我只愿独自穿过岁月的长廊，悄悄掀开时光的帷幔，用一种朝圣的目光，去抚摸这座城的每一块砖墙、每一株草木、每一寸土地、每一角飞檐以及这座城中每一个男女老幼的脸庞……

    我看见唐朝的阳光像花一样绽放，我看见长安向我敞开了母亲一样的胸膛。

    那一刻，我告诉自己，我是唐朝人。

    我告诉自己——

    长安，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故乡。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座都市，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它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米，全城周长36.7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1.4倍，是古代罗马城的7倍。城内共有三个建筑群：位于北部正中的是宫城，为皇帝和皇族所居；宫城南面是皇城，面积比宫城略大，是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宫城和皇城之外是外郭城，为居民区和商业区。

    整座长安城规模宏伟，布局严谨，结构对称，排列整齐。外城四面各有三个城门，贯通十二座城门的六条大街是全城的交通干道。而纵贯南北的朱雀大街则是一条标准的中轴线，它衔接宫城的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和外城的明德门，把长安城分成了东西对称的两部分，东部是万年县，西部是长安县，东、西两部各有一个商业区，称为东市和西市。城内南北有11条大街，东西有14条大街，把居民住宅区划分成了整整齐齐的110坊，其形状近似一个围棋盘。

    长安的每条街道都笔直而宽广，其宽度达到了令人咋舌、近乎奢侈的地步。比如南北主干道朱雀大街的宽度就达150多米，而今天中国的“第一街”——北京长安街最宽的地段也没有超过120米。再如位于宫城与皇城之间的承天门横街，宽度更是达到441米，堪称人类有史以来最宽的街道，其气势之雄伟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宽阔平坦的街道两侧大多种有整排的槐树和榆树，而宫城与皇城中遍植梧桐和垂柳，整座城市绿树成荫，风景宜人，既繁华热闹，又不失幽雅和静美。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唐太宗李世民在长安东北部的龙首原上初建了大明宫。龙首原地势高耸，可以俯瞰整座长安城，故而大明宫的气势远比太极宫更为煊赫。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唐高宗李治又对大明宫进行了扩建，使其功能更为完备，规模更为宏大。从此，大明宫取代太极宫，成为唐朝皇帝的起居和听政之所。

    大明宫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规制最为严整、规划最具特色的宫殿建筑群，其周长为7.6公里，面积达3.2平方公里，是明清紫禁城的4.5倍。宫城四面有11座城门，东、西、北三面都有夹城，南部有三道宫墙护卫，目前已探明的殿、台、楼、亭等基址共有40余处。在大明宫的中轴线上，自南而北依次是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大明宫就是以这三个宫殿群为中心组成的。其中，含元殿是大明宫正殿，是唐朝皇帝举行朝会大典以及阅兵、献俘等重大仪式的殿宇。此殿殿基高达15.6米，面阔75.9米，进深41.3米，面积达3134.67平方米，是现存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宫殿——北京故宫太和殿——面积的1.3倍。

    在含元殿主殿的两翼即东南和西南方向，分别建有突出主殿的翔鸾阁和栖凤阁，两阁相距150米，各以曲尺形廊庑与主殿相连。整组建筑两翼突出，主殿缩进，呈“凹”字形。主殿前是左右两条各长78米的蜿蜒迤逦的龙尾道。

    在整个含元殿建筑群的前方，是一个南北宽615米、东西长750米的大型广场，总面积达461250平方米，比今天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还大，相当于60多个标准的现代足球场。

    站在这样一个气势磅礴的广场上仰望巍峨壮丽的含元殿，任何人都会为之悚然动容，心潮澎湃。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哪一个中国人心中，没有这样的一个唐朝？

    哪一个中国人心中，没有这样的一座长安？

    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

    走在长安车如流水马如游龙的宽阔大道上，你遇见的绝不仅仅是唐朝人。

    你随时会遇见突厥人、西域人、波斯（伊朗）人、大食（阿拉伯）人、拂菻（东罗马）人、日本人、新罗人、天竺（印度）人、真腊（柬埔寨）人、骠国（缅甸）人……他们中有元首、大臣、使节、士兵、商人、学者、留学生，还有僧侣、艺术家、工匠、歌姬，甚至有“色黑如墨、唇红齿白”的黑色人种昆仑奴，可谓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要感受什么叫作国际性大都市，你必须来长安；要感受什么叫作对外开放、与时俱进，你也要来长安；要了解当时的东西方和亚洲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交流的盛况，你更要来长安。

    因为当时的大唐帝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而大唐帝京长安则是整个亚洲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历史学家向达先生说，在唐朝，“一切文物亦复不间华夷，兼收并蓄。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长安是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城市中最具世界意义的城市，在这方面超过了同时代的君士坦丁堡，唐帝国和中国文明不仅为朝鲜，而且为更远的日本所赞赏和效仿，这显示了中国的威望。”

    据统计，唐朝曾先后与世界上3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交往。为了接待各国使节和来宾，唐朝专门设立了鸿胪寺，由当时朝中的国际政治专家担任主管官员。长安城中甚至有专供外国人长期居住的“番坊”。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到唐朝读书之后，进而参加科举考试，最后终身在唐朝为官。如日本人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字叫晁衡，于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来到长安的太学就读，当时年仅19岁，完成学业后留在唐朝任职，历任左补阙、秘书监、左散骑常侍等职。

    晁衡在长安与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结成了好友。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晁衡作为唐朝回访日本的使者，与日本遣唐使一起返回日本，不料途中遇险，船只漂到越南，友人们误以为他已经遇难，极为悲伤，李白为此写下了一首《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后来晁衡又辗转回到了长安，一直到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去世，前后在中国一共生活了53年。

    有一些外国使臣出使唐朝后也留了下来。比如波斯大酋长阿罗撼，于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出使中国后便留在唐朝为官，此后又以唐朝使者的身份出使拂菻等国，因功被任命为右屯卫将军，授上柱国，封开国公，位尊爵显，并一直在中国活到了95岁高龄。

    西方著名汉学家李约瑟说过：“唐代确是任何外国人在首都都受到欢迎的一个时期。长安和巴格达一样，成为国际著名人物荟萃之地。”

    除了留学生和使节，在唐朝定居数量最多的就是商人。唐朝专门设立了互市监和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兰州、凉州、敦煌，都成了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贞观时，西域各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而各国商人在长安西市开店经商、长期居住的也有数千家之多。广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口，有唐一朝，曾有大量的外商在广州定居，从事各种贸易活动，仅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死于战乱的外商就达12万人以上。

    为了适应国际交往的需要，唐朝的对外交通相当发达。陆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出敦煌、玉门关西行，可直达中亚、西亚、东欧，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海路方面，可由登州、楚州或明州出海，前往朝鲜半岛和日本。此外，由扬州、明州、泉州或广州出发，经越南海岸，在马来半岛南端穿越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可到达斯里兰卡、印度等地；再越过阿拉伯海，可到达阿曼湾、波斯湾，并可远至红海，抵达埃及和东非的港口，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就是通过陆地和海上这两条“黄金通道”，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来到了中国。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东罗马皇帝波多力遣使来唐，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书答礼，赠绫、绮等丝织品。东罗马的皇帝、贵族和妇女都极其喜爱中国的丝织品，拂菻也成了唐朝丝织物传入其他国家的重要转输地。

    7世纪初叶，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本人对中国文化非常向往，曾对他的弟子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遣使与唐通好，在此后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大食遣使来唐共达36次。唐朝文化因此大量传入阿拉伯世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造纸术。

    中国的造纸术后来又从这里传入了欧洲，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唐朝后期，火药的主要成分——硝，也传入阿拉伯。阿拉伯人称之为“中国雪”。与此同时，阿拉伯的天文、历法、数学、建筑、医学也对唐朝产生了一定影响。阿拉伯的医学是近代欧洲医学的基础，而其外科医术就是在这时候传入了中国。

    7世纪中叶，波斯为大食所灭，波斯王卑路斯及其子泥涅斯先后定居长安，客死唐朝。当时许多波斯商人也流亡到了唐朝，纷纷在中国落户。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地都有波斯商人开设的“胡店”，以经营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材驰名。通过贸易活动，波斯的菠菜、波斯枣传入唐朝，而唐朝的丝绸、瓷器、纸张也传入了波斯。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在当时统称天竺。唐初，中天竺的戒日王征服了五天竺，统一了印度半岛，随即遣使与唐通好。从此，天竺与唐朝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印度半岛东西两岸常有唐朝商船泊港，天竺商船也到广州、泉州进行贸易。唐朝输往天竺的商品有麝香、纻丝、色绢、瓷器、铜钱，从天竺输入的物品有宝石、珍珠、棉布、胡椒。中国的纸和造纸术传入印度，从此结束了印度用白桦树皮和贝叶写字的时代。唐太宗也派人到中天竺学习制糖技术，据说学成归国后制出的糖，其颜色和味道比印度原产的还好。

    由于佛教经典的翻译，在唐朝产生了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变文。敦煌、云岗、麦积山、洛阳龙门石窟的壁画、雕塑，都受到印度北部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此外，天竺的天文、历法、医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都对唐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朝“十部乐”中便有天竺乐，舞蹈中也有天竺舞成分。

    唐初，在朝鲜半岛上，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都同唐朝有所往来。高宗时期，唐朝先后出兵平定了百济和高丽，新罗遂于公元675年统一了朝鲜半岛，此后与唐朝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贸易往来十分频繁。新罗商人运至唐朝的牛黄、人参、海豹皮、朝霞、金、银等物，占唐朝进口物品的首位。他们同时也从中国带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物品。

    新罗曾派遣大批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就是新罗人。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一次就有一百零五人。不少新罗学生还参加唐朝的进士科考，中举后就留在唐朝为官。

    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起，新罗就相继设立医学、天文、漏刻博士，专门研究唐朝的医学、天文、历法。公元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历法。8世纪中叶，新罗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新罗采用了科举考试制度选拔官吏，以《左传》《礼记》《孝经》为主考科目，此外又根据《唐律》改订了《刑律》。新罗原来没有文字，7世纪中叶，新罗学者薛聪创造了“吏读”法，用汉字作音符来标注朝鲜语的助词、助动词等，帮助阅读汉文，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发展。唐文宗太和二年（公元828年），新罗使者带回了茶叶种子，开始种茶。唐末五代，雕版印刷术传入新罗。（参见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

    有唐一朝，与中国交往最为密切、受唐朝影响最大的国家，当属日本。

    当时的日本仍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对大唐繁荣昌盛的文化和发达的物质文明无比向往，高度崇拜。日本人迫切希望能过上“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于是不断向中国派出留学生、学问僧。从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到唐昭宗乾宁元年（公元894年）的264年间，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13次，派船迎送唐朝使者6次，共计19次，其中实际到达长安为15次。唐初，遣唐使团不超过200人，可从8世纪初起，人数已多达550人以上。

    遣唐使给唐朝带来了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等贵重礼品。唐朝回赠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遣唐使团将中国的典章制度、天文、历法、文学、书法、宗教、音乐、美术、舞蹈、医学、建筑、雕刻、工艺美术、生产技术、生活习俗带到日本，推动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全面发展，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日本留学生中最知名的是吉备真备，学问僧最知名的是空海。吉备真备回国后，用汉字楷体偏旁创造了片假名；学问僧空海不仅将中国大乘佛教的密宗学说带回了日本，而且用汉字草体偏旁创造了平假名，使日本文化逐渐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参见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

    而中国僧人东渡日本，传播大唐文化，最著名的是鉴真和尚。

    鉴真俗姓淳于，扬州人，对于大乘佛教的律宗造诣精深，在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戒。应日本圣武天皇之请，他东渡日本传法，经六次努力，历尽艰险，终于在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到达日本。鉴真其时已经年近七旬，双目失明，可他不仅将中国佛教的律宗传到了日本，而且向日本人传授了佛寺建筑、雕塑、绘画、医药等各种知识。日本现存的唐招提寺，便是鉴真主持修建的。他在日本整整居住了10年，圆寂后葬在了招提寺。

    7世纪以前，日本没有固定都城，直到公元694年，日本才兴建了藤原京，此后又于公元710年修建了平城京，公元794年修建了平安京。而这些都城的设计理念、城市布局和建筑风格，无一例外，全都是模仿唐朝的长安城。比如城中均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等等，甚至连建筑用的砖瓦纹饰也和唐朝如出一辙。

    基本上可以说，当时的日本京城俨然就是山寨版的长安。

    除了上述国家之外，唐朝与南亚的林邑（越南）、真腊（柬埔寨）、骠国（缅甸）、尼婆罗（尼泊尔）、狮子国（斯里兰卡）以及中亚的吐火罗（阿富汗）等国都有广泛的商业联系与外交往来。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文化交流中，南亚的佛学、医学、历算、语言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美术，东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欧洲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如八面来风纷纷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汉学家伊佩霞说：“与二十世纪前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的时代相比，初唐和中唐时期的中国人自信心最强，最愿意接受不同的新鲜事物。这个时期的中国人非常愿意向世界敞开自己。”

    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说：“第七、八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当时的欧洲人民尚处于茅舍坞壁的宗教桎梏之境，而中国人民的生活却已经进入安乐慈爱、思想自由、身心愉悦的境域。”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这么一句话：“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正是因为以李世民为首的大唐君臣具有如此博大的胸怀，公元7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的唐朝，才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自信、最开放、最博大、最宽容、最具生机和活力、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一个时代。

    这就叫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就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舌辩18天，大唐玄奘对印度6000僧人

    公元642年，五天竺的最高领袖戒日王向当时的印度全境发布了一道敕命——他要在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瑙季）举行一场规模空前的无遮大会，即大型的佛教经义辩论会。会议邀请了十八个国王，还有各国的大小乘佛教僧人三千多人、著名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寺的僧人一千余人以及婆罗门教和其他宗教的僧人两千余人，几乎集中了当时五天竺的所有政治和宗教精英。

    而邀请这些人与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与一个来自中国的僧人进行自由辩论。

    大会正式举行那天，整座曲女城人山人海，万头攒动，锣鼓喧天。除了被邀请的代表外，云集于此的还有各国的大臣、卫兵、侍从以及慕名而来的社会各界人士。会场内外“或象或舆，或幢或幡，各自围绕……若云兴雾涌，充塞数十里间”（《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场面之盛大隆重可谓前所未有，百年不遇。

    人们纷涌进入会场后，看见高坛的宝床上静静地坐着一个面目清癯、肤色白皙的僧人，在会场的门楼前高悬着两部用大字书写的大乘佛教论著——《会宗论》和《制恶见论》。

    这位僧人就是论主，他写的这两部论著就是本次大会的论题。与会的任何人都可以就这两部论著的任何一个论点提出质疑，进行辩论和驳难。戒日王命人在会场前高声宣布：大会为时十八天，在此期间，任何人只要能从这两部论著中找出一个字不合义理，并且将论主驳倒，这个中国僧人就要当场被砍掉脑袋，向众人谢罪！

    如果不是对自己的学识、智慧和辩才充满自信，绝不敢做出如此承诺，夸下如此海口。

    可是，这个中国僧人真有那么厉害吗？

    要知道，在座的这些人绝非等闲之辈——“诸贤并博蕴文义，富瞻辩才”（《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也就是说，五天竺最有学问、最有智慧、对佛法造诣最为精深的人都在这里了，难道以他们多年的修行和深厚的学养，果真挑不出这个中国僧人一个字的毛病？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不可能的事情最后还是发生了。

    在这十八天里，不断有人站出来挑战，提出了尖锐的质疑，进行了激烈的辩难。而这个中国僧人却始终神色自若，从容应对，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最后，挑战者无不理屈词穷，一一败下阵来。到大会结束时，确实没有一个人能攻破他的学说，驳倒他的立论。与会的众多高僧大德无不心服口服，对这个中国僧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戒日王非常高兴，当即赐给他大量的金银和法衣，在场的十八个国王也纷纷供养各种珍宝。按照印度惯例，无遮大会得胜的论主可以乘坐璎珞庄严的大象游行于各地，接受人们的礼敬和瞻仰。可对于这些赏赐、供养和尊贵的礼遇，这个中国僧人全都婉言谢绝了。

    本来人们对这位精通三藏、智慧如海的法师已经敬佩不已，而此刻他对名利的这种淡泊超然的态度越发赢得人们的崇敬。他的美名随后就传遍了五天竺，大乘僧众盛赞他为“大乘天”，小乘僧众尊称他为“解脱天”。

    这位来自东土大唐、名震五天竺并最终在世界佛教史上写下辉煌一页的中国僧人，就是玄奘。

    玄奘，俗姓陈，名袆，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人，世称“唐三藏”。“三藏”是指佛教的经藏、律藏、论藏，此称号意谓对佛教典籍的精通，只是一种泛用的尊称，并非玄奘专名。玄奘生于隋开皇十六年，即公元596年[16]，其祖上历代为官，父陈惠曾任隋朝江陵县令，后辞官归隐，潜心儒学。

    玄奘十一岁时，跟随他的二兄、已出家的长捷法师进入洛阳净土寺修学佛法，不久便熟习《法华经》《维摩经》。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大理寺卿郑善果奉旨到洛阳度僧，年仅十三岁的玄奘闻讯前往。素有“知士之鉴”的郑善果见其容貌俊逸、器宇不凡，就问他是否想出家，玄奘说是。郑善果又问他为何出家，他答：“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郑善果大为赞叹，对身边的人说：“若度此子，必为释门伟器，但恐果与诸公不见其翔翥云霄、洒演甘露耳！”（《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当时玄奘的年龄尚幼，本来是不能出家的，可郑善果却破格录取了他，将年少的玄奘剃度为僧。

    郑善果预料到这个少年终将成为“释门伟器”、一代高僧，可他无论如何也不敢想象，自己此刻的这个决定竟然会深刻影响此后一千多年中国佛教的历史。

    玄奘出家后，很快就精通了《大涅槃经》《摄大乘论》等重要的大乘经论。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天下分崩离析，熊熊战火燃遍中原，洛阳更是首当其冲。为了躲避战乱，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深造，玄奘离开洛阳，前往天下的名山大寺参学，先是到了成都，后来又辗转荆州（今湖北江陵）、扬州、相州（今河南安阳）、赵州（今河北赵县）等地，于贞观元年来到长安。

    将近十年间，玄奘遍访名师，究通各家，此时已成为备受赞誉的一介高僧。但是在多年参学的过程中，玄奘逐渐发现众多名师对佛法的理解异说纷纭，歧义互见，而考诸现有各种佛典译本，却又颇多矛盾抵牾之处，令人无所适从，于是萌生了前往印度求取更多佛学原典，尤其是大乘经典的强烈愿望。

    恰逢当时中天竺的僧人波颇密多罗来到长安，向他介绍了著名佛教圣地那烂陀寺（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县）的学术规模以及天竺高僧、该寺住持戒贤法师弘讲《瑜伽师地论》的盛况，更加坚定了玄奘西行的决心。他立即向朝廷上表，要求出境前往天竺。可由于当时出国之禁甚严，他的申请被驳回了，但是玄奘始终没有放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的决心和信念，一直做着各种准备工作。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八月[17]，长安和关东地区爆发了严重的霜灾和饥荒，朝廷同意灾民可以前往各地自谋生路，玄奘意识到时机成熟，终于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混在难民队伍中偷越国境，西行求法。

    此行前途未卜，生死难料。

    出发的这一刻，除了简单的行囊和一腔求法的理想之外，玄奘什么都没有。

    没有人知道，十九年后，这个孑然一身的“偷渡客”竟然会带着震古烁今的伟大成就载誉归来，不仅受到举国上下的盛大欢迎，而且得到太宗李世民的亲自接见。

    没有人知道，他迈出长安的这一步，是在书写一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

    玄奘茕然西去的背影显得寂寞而苍凉。

    走向天竺的这一路，充满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一路上虽然没有白骨精和盘丝洞，没有牛魔王和火焰山，没有魑魅魍魉和九九八十一难，却有一望无际的大漠黄沙，有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有关卡盘查、官吏缉捕的困扰，有缺水断粮、迷失方向的危险。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让他葬身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或者迫使他心生懊悔，黯然东返。

    然而，这一切都没能挡住玄奘的脚步。

    早在迈出长安的那一刻，玄奘就已发出宏大的誓愿——

    此行不求财利，无冀名誉，但为无上正法。

    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

    宁可就西而死，岂能归东而生？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正是这样一种单纯而伟大的信仰，使他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甚至蔑视死亡的威胁，顽强地走向自己生命中的圣地。

    玄奘从长安起程，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出玉门关外五烽（五道重兵把守的关卡），进入“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的八百里戈壁——莫贺延碛，在克服了四天五夜滴水未进的困难之后，终于穿越这个可怕的死亡地带，经伊吾（今新疆哈密市）抵达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

    高昌国王麹文泰盛情接待了他，但执意要求他留在高昌讲经说法，否则就要把他遣送回国。玄奘无奈，只好以绝食相抗，“水浆不涉于口三日”。最后麹文泰终于被玄奘的至诚所感动，提出两个放行的条件：一、与他约为兄弟；二、求法归来后在高昌停留三年。

    玄奘同意。麹文泰大喜，当即“为法师度四沙弥以充给侍，制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韈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此外，为了玄奘能顺利西行，麹文泰还专门准备了二十四封国书，命护送的大臣交给沿途的二十四国国王，每书奉送大绫一匹为礼物，并且亲手写了一封辞义谦恭的信，随信献上“绫、绡五百匹，果味两车”，请求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致信其势力范围内的西域诸国，为玄奘法师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就这样，玄奘离开高昌，过焉耆、龟兹等国，翻越凌山（葱岭北部），到达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西南），会晤了统叶护可汗。随后，在统叶护可汗致所经诸国的信件和护送使节的帮助下，玄奘顺利经过西域诸国，过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入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而后沿今巴基斯坦北部，过克什米尔，进入了北印度。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秋天，玄奘终于抵达朝思暮想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寺。在这里，玄奘拜戒贤为师，潜心学习梵语，研习各种大小乘经论，尤其专攻印度法相宗（唯识宗）代表作《瑜伽师地论》，历时五年。此后，玄奘遍访五天竺，足迹遍及印度各地。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玄奘重回那烂陀寺。此时他的学业已经粲然大成，戒贤命其升座为众讲解大乘唯识经典。在此期间，他著有《会宗论》，会通了印度大乘瑜伽、般若二宗，将唯识与中观学说相互融贯，自成一家。此外，由于当时南天竺的小乘僧人著有《破大乘论》攻击大乘学说，负面影响很大，玄奘就应戒日王之请，又撰写了破除小乘见地的《制恶见论》。

    从此，玄奘在印度声名鹊起。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玄奘又在戒日王举办的曲女城无遮大会上挫败了五天竺所有的论敌，其盛名更是如日中天，几乎取代戒贤，成为全印度造诣最深、声誉最隆的佛教思想界领袖。

    玄奘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已经圆满完成，遂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告别了戒贤法师和戒日王，返回中国。经过两年的时间，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终于回到了阔别将近二十年的长安。

    和他一起回到中国的，是657部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梵文佛典。

    玄奘大师的西行求法，前后历时十九年，行程共计五万里，堪称世界中古史上一次艰难而伟大的探险之旅、朝圣之旅，也是意义最为深远的一次学术和文化之旅。

    玄奘回到长安的时候，受到了朝野上下隆重而盛大的欢迎，与他当年“偷越国境”时寂寞而苍凉的境况相去不啻霄壤。

    然而，玄奘还是当年的那个玄奘，信仰还是当年的那个信仰。

    唯一不同的，只是外在的评价和世人的目光。

    贞观十九年二月，玄奘去洛阳见了李世民。李世民对他极为赞叹和欣赏，劝他还俗从政，玄奘力辞。于是李世民就请他把西行路上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随后，玄奘在弟子辩机的协助下，用一年时间完成了价值不可估量的《大唐西域记》。

    这是一部当之无愧的世界名著。

    它记述了玄奘西行途中所历所闻的150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历史沿革、地理形势、水陆交通、气候物产、风土人情等，不但是当时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不可多得的一部著述，而且成为后世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和印度历史、地理及中西交通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众所周知，印度在哲学和宗教方面拥有灿烂的成就，可他们的历史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马克思甚至声称：“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因此，要研究印度古代史，《大唐西域记》就是一部谁也绕不过去的重要著作。

    一回国，玄奘就开始着手翻译带回来的佛学典籍。唐太宗全力支持他的译经事业，命房玄龄在弘福寺为他组织了一个规模完备的译场，并“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当他的助手。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玄奘译出了一百卷的《瑜伽师地论》，太宗御笔钦赐《大唐三藏圣教序》。同年，太子李治为亡母长孙皇后祈福所建的大慈恩寺竣工落成，玄奘奉命成为住持，进入该寺继续译经。

    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年已六十八岁的玄奘终于译出了多达六百卷的《大般若经》，而他的生命也已在彪炳千秋的译经事业中走到了终点。

    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二月初五夜，玄奘大师在宜君山的玉华寺圆寂，终年六十九岁。

    出殡之日，莽莽苍苍的白鹿原上出现了一支一眼望不到头的送葬队伍。

    这里有朝廷官员，有佛教僧人，可更多的是自发为大师送行的长安百姓。史称：“（玄奘）归葬于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数万人。”（《旧唐书·玄奘传》）

    从回到长安的第二十七天起，玄奘就开始着手翻译佛典，一直到去世前的二十七天，他才搁下手中的译笔，诚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十九年间，玄奘带领弟子们共译出佛教经论75部1335卷，计1300万言。

    玄奘大师对梵文造诣精深，而且学术态度极为严谨，因而由他主译的这批卷帙浩繁的佛教经典，无论是在名相的辨析安立、文义的精确畅达，还是在翻译体例的制定、矫正旧译的讹谬方面，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从而在中国译经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纪元。后世因此将他与前秦的鸠摩罗什、萧梁的真谛、开元时代的不空，并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四个人中，其他三个都是外籍僧人：鸠摩罗什祖籍天竺、生于龟兹，真谛是西天竺人，不空是北天竺人，只有玄奘是唯一的中国人。

    梁启超说：“自古至今，不但中国人译外国书，没有谁比他多、比他好，就是拿全世界的人来比较，译书最多的恐怕也没有人在他之上。”“法相宗的创造者是玄奘，翻译佛教经典最好、最多的是玄奘，提倡佛教最用力的是玄奘。中国的佛教，或只举一人作代表，我怕除了玄奘，再难找到第二个。”

    只有伟大的时代才能诞生这样伟大的人物。

    在古代中国，盛世修书一贯被视为国家富强、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而玄奘大师西行求法、盛世译经的壮举，又何尝不是为贞观时代添加了一笔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又何尝不是从宗教和文化的层面彰显了大唐王朝的盛世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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