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宪宗朝廷讨伐王承宗的这场战争中，最吃力不讨好的人，当属卢龙节度使刘济。他不惜撕破脸面跟成德大动干戈，而且辛辛苦苦帮朝廷打下了好几座城池，结果人家王承宗一转身就跟朝廷握手言和了，朝廷也欣然“昭雪”了王承宗，无疑把刘济置于无比尴尬的境地。
老子拼死拼活，到头来居然两面不是人，这叫什么事儿？
刘济的愤怒无从发泄，只能憋在心里，于是憋着憋着就憋坏了。就在朝廷罢兵当月，怒火攻心的刘济就病倒了。
刘济一倒，卢龙的内乱就爆发了。
刘济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绲，次子刘总。刘济率军讨伐王承宗的时候，以长子刘绲为节度副使，留守幽州；以次子刘总为行营都知兵马使，驻守饶阳（今河北饶阳县）；刘济自己则率部驻扎瀛洲（今河北河间市）。
战争刚一结束，刘济就突患重病，只好暂时留在瀛洲。有一天，突然有人自称是从长安来的，向刘济透露了一个消息：“朝廷认为大帅逗留不进，未建尺寸之功，已经擢升副使刘绲为节度使，任命状和旌节马上就到了。”
刘济一听，气更是不打一处来。
还没等他把气喘匀了，第二天又有人来报，说颁授旌节的朝廷特使已经过了太原。
几天后，又有人飞奔来报，说特使已过代州（今山西代县）。
节度使人还没死，朝廷就搞这么多小动作，军营中顿时人心惶惶。
刘济在病榻上翻来覆去，思来想去，最后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问题——这件事不可能是朝廷干的。
道理很简单，讨伐成德时，他刘济是所有藩镇中最卖力的，就算最后朝廷打了败仗，可他刘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断然不至于被朝廷罢黜。所以，这件事的幕后主使不可能是别人，百分百就是留守幽州的长子、时任节度副使的刘绲。
刘济怒不可遏。
老子人还没死，你小子就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了？
因为认定是刘绲搞的鬼，所以刘济愤而砍杀了帐下数十个平时与刘绲交好的大将，随后命人去幽州把刘绲带来见他。
得知父亲病重，次子刘总赶紧从饶阳赶来伺候。七月十七日，由于悲愤交加，急怒攻心，刘济病势转剧，整个上午水米未进。到了中午，刘济顿觉饥渴难当。此时，次子刘总亲手为父亲端上了一碗水。
喝下这碗水后，刘济突然七窍流血，当场暴毙。
同日，心急如焚的刘绲刚刚赶到涿州，就被一帮人拦住了去路。他们以刘济的名义宣布了刘绲的罪状，旋即把他乱棍打死。
刘济和刘绲死后，有个人无声地笑了。
这个人就是刘总。
没错，所有事情都是他一手策划的。从散布副使继任的谣言，到亲自在水中下毒，再到假传命令打死兄长，都在他的计划之内。
做完这一切，刘总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卢龙的军政大权。
可怜的是刘济，直到死前还在恨自己的长子刘绲。
更可怜的是刘绲，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死的。
对于卢龙的这场内乱，朝廷的态度是装聋作哑。刘总是否造他老爹的反，朝廷并不关心。只要刘总不造朝廷的反，此时的宪宗朝廷就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讨伐王承宗之战无果而终，不仅让李唐朝廷丢尽了脸面，也让朝中那些本来就反对开战的大臣们感到痛心疾首。更让朝臣们义愤填膺的是，九月初二，吃了败仗的吐突承璀返回京师后，却仍被宪宗任命为左卫上将军、代理左军中尉。
宰相裴垍当即进谏：“承璀第一个倡议朝廷用兵，结果疲弊天下，却没取得半点功劳，陛下纵然念在旧情不加杀戮，岂能不将其贬黜以谢天下呢？”
言官们也纷纷提议，应该将吐突承璀斩首。
李绛亦奏：“陛下今日不责罚吐突承璀，他日复有败军之将，陛下将如何处置？如果诛杀，则是同罪而异罚，被杀之人绝对不服；如果赦免，那么人人只顾保命，谁还愿意在战场上奋死拼杀？愿陛下舍不忍加罪之心，行不可改易之典，使天下将帅有所惩劝！”
宪宗无奈，只好在两天后把吐突承璀贬为军器使（兵器总监）。朝野上下人心大快。
然而，吐突承璀表面上的职务虽然降了，可宪宗对他的宠幸依旧，他在朝中的实际影响力也丝毫未减。自德宗以来，当权宦官往往能暗中左右藩镇节度使的人选，所以凡是军队将领企图当上封疆大吏的，通常都会向权宦行贿，最后也总能达到目的。
作为宪宗最为宠幸的宦官，吐突承璀自然也不例外。
李绛对这种宦官弄权的现象极为不满，所以经常在宪宗面前揭露吐突承璀的种种专横不法之举。宪宗有一次听烦了，忽然变色：“你说得太过分了！”
李绛当即泣下，至为恳切地说：“陛下视臣为心腹股肱，如果臣畏惧权贵，明哲保身，知而不言，是臣辜负陛下；但若是臣据实而言，陛下却不愿意听，那就是陛下辜负了臣！”
在宪宗不算太长的一生中，最大的缺点之一就是重用宦官，在这一点上他比德宗好不了多少。但是，宪宗和德宗最大的区别，也是他身上最难能可贵的优点之一，就是听得进逆耳忠言。
此刻，当宪宗意识到李绛的良苦用心后，马上压下了心头的怒火，也用一种诚恳的态度说：“贤卿所言，都是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所以，朕才能听见原本听不到的。贤卿不愧为忠臣，以后有什么话尽管说，就像今天一样。”
李绛看吐突承璀不顺眼，吐突承璀当然也不会让李绛的日子好过。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正月，李绛忽然接到了一纸调令。准确地说，这是一纸升迁令——把他调离了翰林院，擢升为户部侍郎。
李绛苦笑。
他知道，这肯定是吐突承璀在背后对宪宗施加了影响。之所以把他调离翰林院，就是不让他整天跟皇帝待在一起；而之所以把他升为户部侍郎，则是有意把他放在火炉子上烤。
为什么说户部侍郎是火炉？
因为户部主管财政，而宪宗朝廷经过去年的战事之后元气大伤，亟须大量输血，尤其是宪宗本人，更是视财政增收为第一要务。所以，这个户部侍郎就必须生财有道，更要有替朝廷和宪宗大肆聚敛的本领。
李绛有这种本领吗？
没有，所以他惨了。
果然，李绛刚上任没多久，宪宗就找他谈话了，说：“按照惯例，户部侍郎除了打理国库，更要想办法向宫中的内库进奉‘羡余’（财政收入的盈余部分），可你上任以来从不进奉，这是为何？”
李绛回答得很坦率：“陛下身为天子，不应该以聚敛钱财为务。”
宪宗大感冤枉：“如今河南河北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地区（今甘肃及青海东部）数千里，长期沦陷于吐蕃之手。朕日夜都想洗雪祖宗的耻辱，可财力不足，不得不尽力储蓄。倘若不是为了这个，朕宫中的用度极为节俭，存那么多钱干什么？”
宪宗说得没错，他确实不是一个铺张浪费的皇帝，他存钱的目的也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个人享受。李绛想了想，觉得自己有点错怪天子了，连忙正色道：“一般的地方官员，向百姓横征暴敛，以此换取朝廷的恩宠，尚且为天下人所不齿，何况臣掌管户部，更应该以身作则。户部所管理的，都是陛下的财物，无论收入还是支出，一律登记在册，怎么可能有盈余？如果只是把国库里的东西移到内库就算是盈余，那这跟挖东墙补西墙有什么差别？这种欺君之事，臣不敢做。”
宪宗闻言，对李绛的正直很是欣赏，从此对他更加器重。
吐突承璀处心积虑要李绛的好看，结果却弄巧成拙，反而给李绛提供了更多的表现机会，这实在是让吐突承璀懊恼不已。
当然，他不会就此罢休的。
随后的日子，吐突承璀一直在耐心地寻找机会，无论如何都要整垮李绛。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元和六年十一月，吐突承璀还没来得及整垮李绛，自己就东窗事发了。
吐突承璀有一个手下叫刘希光，时任弓箭库使。此人暗中收受一个羽林大将军的贿款二万缗，企图为其谋求藩镇节度使的职位，不料被人告发，经有关部门查实后，宪宗立刻将刘希光赐死。
刘希光虽然死了，但这个案子没完，因为还有很大的疑点——一个小小的弓箭库使，有什么能耐替人谋求节度使的职位？
案情明摆着——刘希光背后肯定有人。
谁？
傻瓜也知道，躲在幕后大搞腐败的那只黑手就是吐突承璀。
有关部门经过调查，很快就挖出主犯吐突承璀，然后就把这起案件的完整卷宗送到了宪宗手上。
看着这份证据确凿的结案报告，宪宗无语了。几天后，宪宗断然下诏，把他最宠幸的宦官吐突承璀逐出了朝廷，贬为淮南监军。
宪宗为自己的“大义灭亲”很是自豪了一把，随即对李绛说：“朕把吐突承璀赶走了，这件事办得怎么样？”
还用问吗？这事办得太漂亮了！李绛大有神清气爽之感，赶紧说：“朝臣们都没想到陛下会如此果断！”
宪宗毫不掩饰他的自得之色，说：“这小子不过是个家奴罢了，以前因为他当差的时间久，所以对他特别包容；但是一旦犯法，朕拿掉他，就跟拿掉一根羽毛一样！”
宦官吐突承璀与文臣李绛的这场博弈，最终以吐突承璀的出局而告一段落。
尽管这个吐突承璀并未就此落败，短短三年后就将重返帝国的政治舞台，但此刻的李绛毕竟少了一个实力强劲的对手。换句话说，没有了吐突承璀的掣肘和排挤，李绛的生存空间就显得敞亮多了，其仕途发展自然也要比过去顺畅。
元和六年十二月末，吐突承璀被贬一个月后，长期参与决策却无宰相之名的李绛终于被宪宗擢升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成了实至名归的帝国宰相。
在此之前，裴垍已因中风离开相位，目前与李绛同朝为相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原太常卿权德舆，去年九月以礼部尚书衔入相；另一个是原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今年年初以中书侍郎衔入相。
权德舆是个老好人，凡事模棱两可，没什么鲜明的政治立场，更谈不上什么政治能量。相形之下，李吉甫就要比他强势得多。所以李绛拜相之前，朝堂政务基本上是李吉甫一个人说了算。但是，随着李绛的入相，李吉甫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因为李绛不是权德舆。说白了，李绛本来就不是那种随时俯仰的人，他连皇帝都敢顶撞，又怎么可能去迎合李吉甫呢？
自从李绛拜相后，他和李吉甫就经常当着宪宗的面死磕。
每当二人同时上殿奏事，精明的李吉甫总是“逢迎上意”，顺着宪宗的口气说话，而耿直的李绛则是该反对的反对，该驳斥的驳斥，不止一次把李吉甫搞得面红耳赤、下不来台，“由是二人有隙”（《资治通鉴》卷二三八）。
元和六年的这个冬天，宦官与文臣的博弈刚刚落下帷幕，宰相之间的激烈比拼就开场了……
两个宰相的斗法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春，李吉甫和李绛的矛盾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李吉甫不久前刚刚提拔了一个叫元义方的人担任京兆尹，可新年还没过，李绛就把元义方贬出了京师，外放为鄜坊（今属陕西）观察使。
官场上的人都懂得，李绛这么做，当然是冲着李吉甫去的。不过，说李绛此举纯粹是为了打击政敌，倒也未必尽然。
因为，这个被贬的元义方确实不是什么好鸟。
此人很早就依附了宦官吐突承璀，深得吐突承璀的欢心，这些年凭着巴结谄媚的功夫在政坛上步步高升。李吉甫知道吐突承璀在宪宗心目中的分量，就把元义方擢升为京兆尹，借此向吐突承璀献媚示好。
李绛对这帮结党营私的政客深恶痛绝，所以去年十二月底刚刚拜相，今年正月十一就拿元义方开刀了。
元义方突然遭贬，当然是愤愤不平，于是就趁入宫向宪宗辞行的机会，狠狠地告了李绛一状，说：“李绛以权谋私，把他的同年（同榜进士）许季同提拔为京兆少尹，却把臣驱逐到了鄜坊。由此可见，李绛此人专擅威福，臣深恐陛下被他蒙蔽。”
宪宗瞥了元义方一眼，淡淡地说：“朕了解李绛，他不是这样的人。不过你既然如此怀疑，朕明日不妨问问他。”
元义方的指控当场被天子驳回，不免有些惭悚，只好灰溜溜地告辞出宫。不过，他还是心存一丝侥幸——既然天子说要问一问，那就证明天子对李绛的信任并不纯粹；既然不纯粹，那就证明自己还有机会。
次日，宪宗召见李绛，用一种若无其事的口吻问：“人对同年都有情谊么？”
李绛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不慌不忙地答道：“所谓‘同年’，只不过是九州四海的人偶然同登科第，或者登第后才相识，哪里谈得上什么情谊！陛下不以臣愚昧，让臣备位宰相，而宰相的职责就在于量才录用，如果真有才干，就算是兄弟子侄也要大胆起用，何况‘同年’！倘若为了避嫌而舍弃人才，那是明哲保身，不是出于公益。”
宪宗深以为然，说：“很好，朕就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于是当天就催促元义方离京赴任。
元义方被贬是一个信号，表明在两个宰相的斗法中，李吉甫已经渐落下风了。
李吉甫充满了危机感，随后越发想要讨好宪宗，可遗憾的是这么做只能适得其反。
三月的一天，宪宗在延英殿与宰相讨论政事，李吉甫赶紧粉饰了一番太平，然后不失时机地说：“如今天下已经太平，陛下应该及时享受帝王之乐。”
李绛当场发出几声冷笑，说：“眼下，河南河北五十余州，都是国家政令推行不到的地方；吐蕃人的势力已经逼近泾（今甘肃泾川县）、陇（今陕西陇县）一线，烽火从未平息。还有，各地的水旱灾害不断发生，国家仓廪空虚。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这正是陛下应该宵衣旰食的时候，岂能说天下太平，还敢说什么及时行乐？”
宪宗当即首肯：“贤卿所言，正合朕意。”
李吉甫被呛得满脸通红，却又不能发作，只好闷头不语。
片刻后，宪宗又问他们，德宗贞元年间政事治理得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李吉甫自认对这个问题相当有把握，连忙抢着说：“德宗自以为圣智，不信任宰相，导致奸臣有机可乘，因而作威作福，其政治之所以败坏，原因在此。”
李吉甫说完，用一种得意的目光挑衅似的扫了李绛一眼，觉得自己这回绝对可以扳回一分了。
没想到他话音刚落，宪宗马上摇头说：“这也未必全是德宗的过错。朕年幼时曾在德宗左右，发现政治上有重大缺失时，当时的宰相也并未再三劝谏，都是恋栈禄位、苟且偷安，今天怎么能把过失都归于德宗？你们应以此为鉴，朕但凡有错，就应当坚持你们的意见，提出警告，不要担心触怒朕而不敢说话。”
李吉甫大感委屈，说：“人臣不该勉强君王接受自己的意见，尽量做到君悦臣安不是更好吗？”
李绛立刻把他顶了回去：“身为人臣，应该犯颜直谏，指出君王执政的得失。倘若闭口不言，使君王蒙受恶名，岂能算是忠臣！”
宪宗一听，再次频频点头：“李绛的话对。”
一番君臣问对下来，李吉甫已经连丢两分，把他急得满头是汗。
为了扳回败局，李吉甫不等宪宗提问了，而是主动出击，转移话题，说：“自古以来，赏与罚是天子手中的两大权柄，不可偏废。陛下即位以来，对臣民的恩德已经非常深厚，但是缺少严刑峻法，以致朝廷内外的官员松懈怠惰，希望陛下采取严厉的措施，使他们重新振作！”
宪宗闻言，未置可否，转而问李绛：“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绛说：“王者之政，崇尚的是道德教育，不是严刑峻法，为何不效法汉之文、景，而追随秦始皇父子呢？”
宪宗再次报以赞赏的眼色，就说了一个字：“然。”
李吉甫顿时一阵眩晕，心里连连叫苦。
三个回合，李绛连得三分，而李吉甫却三场皆败，得了个鸭蛋。
那天退出延英殿，回到中书省后，李吉甫失魂落魄，瘫软在床，不停地长吁短叹，一副大难将至的模样。（《资治通鉴》卷二三八：“吉甫至中书，卧不视事，长吁而已。”）
接下来的日子，宪宗日渐冷落李吉甫，越发信任李绛。要是李绛时隔多日没有进谏，宪宗就会神色紧张地问他：“是朕不能容纳直言呢，还是最近无事可谏了？”
从宪宗对待李吉甫和李绛的不同态度，我们不难看出，单纯从虚心纳谏、择善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宪宗李纯可以说是个清醒而有自制力的皇帝。至少在中晚唐的十来个皇帝里面，他应该称得上是鹤立鸡群、出类拔萃的。
也许正因为此，宪宗李纯才能在元和五年那次短暂的挫折之后，迅速调整策略，不断地付出努力，从而在几年后成功平定两河诸藩，缔造出一个令人瞩目的“元和中兴”。也唯其如此，大唐帝国才会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黑暗后，终于在九世纪初绽放出一抹令人欣慰的亮色。
元和五年的短暂失败并未让宪宗变得一蹶不振，也没有把他变成第二个德宗。
在暂时沉寂的两年中，他其实一直在积蓄力量，等待新的机会。
元和七年七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精神失常，任意杀戮，导致军政废乱，其妻元氏召集诸将废掉了田季安，立年仅十一岁的儿子田怀谏为副使，接管军政；随后又任命深得人心的大将田兴为都知兵马使，辅佐田怀谏。
八月十二日，田季安病死的消息传到长安，宪宗意识到新的机会出现了，立刻命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治所滑州，今河南滑县）节度使，准备借此控制魏博，同时召集宰相讨论魏博问题。
李吉甫料定宪宗意在用兵，遂力主兴兵讨伐。
李绛却认为魏博不必讨伐，会自动归顺朝廷。
李吉甫随即陈述了一大堆不能不用兵的理由。宪宗听完，终于很罕见地赞同李吉甫，说：“朕的意思也是这样。”
李吉甫大为庆幸。可他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李绛提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案。事后来看，就是因为宪宗实施了这个方案，才渐次拉开了“元和中兴”的历史大幕。
李绛说：“臣观察两河藩镇，其驭将之策历来是分散兵权，使诸将势均力敌，相互制约。再加上一边有丰厚的赏赐，一边有严苛的刑罚，所以诸将互相猜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然而，这个策略要想发挥作用，必须有一个执法严明、手腕强硬的主帅，局面方可控制，而如今，田怀谏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军府大权必定人人觊觎，诸将权力不均，必起内讧。其往日分兵之策，恰成今日祸乱之源。田氏若非遭人屠戮，亦必为人所囚，何须朝廷出兵？再者，部将弑主自代，最为诸藩所恶，自代之将若不依附朝廷以求存，必为相邻诸藩碾为齑粉。故臣以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自归。陛下只须严令诸道秣马厉兵，同时以爵禄厚赏自代之将，两河藩镇闻之，定恐其麾下之将争相效法，因此唯有归顺朝廷一途。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策。”
很显然，李绛是打算用离间计分化两河藩镇。
宪宗茅塞顿开，决定依计而行。
李吉甫又一次被李绛抢了风头，自然极度不甘，几天后又屡劝宪宗对魏博用兵，并声称开战所需的军费和粮草皆已齐备，就等皇帝一声令下了。
宪宗动心了，于是征求李绛的意见。李绛说：“几年前朝廷大张旗鼓地讨伐成德，结果却丧师费财，劳而无功，成了天下人的笑柄。如今元气未复，人人厌战，若再度出兵，恐怕不仅不会成功，反而可能生出新的祸乱。更何况，不必对魏博用兵的道理，臣已经剖析得很明白了，希望陛下不要再起疑虑。”
宪宗闻言，终于一脸兴奋地拍案而起：“朕决定了，不对魏博用兵！”
李绛说：“陛下虽然这么说，可臣担心还有人会蛊惑圣听。”
宪宗厉声道：“朕意已决，谁能蛊惑？”
李绛当即拜贺：“若能如此，诚乃社稷之福。”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绛的计策非常成功——魏博果然爆发了内讧，并很快就归顺了朝廷。
这诚然是社稷之福。只可惜，这并非李绛之福。
因为，随着魏博的归顺，李绛的宰相生涯也就到头了。
不出李绛所料，田怀谏终究是个十一岁的孩子，所以刚刚坐上节度使的位子，军政大权就落入了家奴蒋士则之手。蒋士则小人得志，全凭个人好恶，肆意任免将领，终于触犯了众怒。九月的一天，魏博数千将士忽然哗变，杀了蒋士则及数十个党羽，然后找到都知兵马使田兴，全部跪倒在他面前，一意要拥立他为留后。
田兴这个人，跟两河诸藩的骄兵悍将有很大的不同，史称他“有勇力，颇读书，性恭逊”（《资治通鉴》卷二三八）。也就是说，田兴不是那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而更像是个有勇有谋、智虑深远的儒将。
这样的人，当然有他自己的处世原则，也不会在从天而降的利禄面前一下子迷失本性。他知道，节度使这个位子不是那么好坐的。尤其是两河藩镇，这几十年来遵循的都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制，如今他一个外人夺了这个宝座，就等于坏了这个老规矩，河南河北的其他藩镇会作何感想？
此外，虽然如今各个藩镇弑上夺权、拥兵自立的情况很普遍，但朝廷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予以承认的。换言之，如果朝廷觉得有必要，或者条件允许的话，还是有可能会发兵讨伐。因此，如果他在将士的逼迫下上了这条“贼船”，就必须做好与朝廷刀兵相见的准备。而这一点并不符合田兴的个人意愿。也就是说，田兴内心对李唐朝廷依然怀有相当程度的忠诚，并不想在纯粹利益的驱动下走上这条“乱臣贼子”的不归之路。
所以，尽管将士们极力拥戴，可田兴却一直不肯点头。
达不到目的，将士们当然也不肯散去。
僵持许久之后，田兴知道自己要是再不答应，很可能马上会有杀身之祸，于是只好勉强同意。但与此同时，田兴也跟将士们约法三章：一、不能杀田怀谏；二、遵奉朝廷法令；三、向朝廷奉上魏博的典册图籍，请朝廷任命各级官吏。
将士们同声承诺。田兴这才命人把田怀谏迁出了节度使府，然后接管了军政大权。
十月初，魏博将士拥立田兴的消息传到朝廷，同时，魏博当地的监军宦官也把田兴的归顺之意向朝廷作了奏报。宪宗大喜过望，立刻召见宰相，对李绛说：“魏博的情况跟你的预判丝毫不差！”
李吉甫在一旁醋意大起，赶紧抢着说：“应立即派遣中使（宦官）前往宣慰，以观其变。”
“不可！”李绛斩钉截铁地说，“如今田兴向朝廷奉上了土地和军民，坐等朝廷任命，如果不乘这个机会推诚安抚，结以大恩，而是派人取回当地将士要求节度使旌节的奏表，然后朝廷才加以任命，这对于田兴来说，恩德就不是来自朝廷，而是来自将士，其感激之心必然不如现在直接任命来得大。所以臣建议，立刻授予田兴节度使旌节，机会一失，悔之无及！”
宪宗顿时犯了踌躇，一时举棋不定。
李吉甫为了阻挠李绛，马上去找平日刻意结交的枢密使（宦官）梁守谦，希望他出面劝劝皇帝。梁守谦随即对宪宗说：“按照惯例，这种时候都要派中使前往宣慰，如果让魏博破了此例，恐怕不太妥当。”
宪宗也觉得有道理，立刻派宦官张忠顺前往魏博宣慰，准备等他回朝复命后再作定夺。数日后，李绛才得知中使已经出发的消息。眼看和平解决魏博问题的良机马上就要错失，李绛心急如焚，连忙入宫去见宪宗，说：“朝廷恩威能否重建，就在这一次了，机会如此难得，为何要白白扔掉？此事的得失利弊十分明显，希望陛下不要再犹疑了。估计张忠顺现在可能刚过陕州，陛下立刻下诏任命田兴为节度使，应该还来得及。”
宪宗沉吟半晌，说：“要不……先任他为留后，看看情况再说？”
李绛急了：“田兴如此恭顺，自愿遵奉朝廷法令，主动献上土地军民，朝廷若不赐予他超乎寻常的莫大恩典，就不可能让他产生无与伦比的感激之情。陛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赶紧下诏吧！”
看着李绛一脸急切诚恳的表情，宪宗思虑再三，终于点头同意。
十月十九日，宪宗发布了一道让河北诸藩目瞪口呆的诏书——正式任命田兴为魏博节度使。
宣慰使张忠顺尚未回朝，诏书便已送抵魏博。连日来心中惴惴的田兴简直可以说是受宠若惊。历来发动兵变、自领军政的藩镇将帅运气最好的也不过是被朝廷任命为留后而已，可田兴万万没料到，朝廷此番出手竟如此阔绰，居然让他一步到位成了节度使！拜受诏命的那一刻，田兴千恩万谢，感激涕零，将士们则欢声雷动。
数日后，李绛进一步向宪宗提出：“魏博五十余年不沾皇化，一旦举六州之地来归，形同剜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如果不给予超乎所望的重赏，就无以安抚其士卒之心，更无以震慑其四邻藩镇。臣建议，发内库钱一百五十万缗赐予魏博。”
李绛这一招实在够狠，狠得让好一段时间丧失了发言权的宦官们忍不住跳了起来，纷纷对皇帝说：“给得太多了！其他藩镇要是都学他们，还拿什么给？”
宪宗也心疼了。
朝廷辛辛苦苦攒这么一点钱，难道就这样撒给河朔的骄兵悍将？
天子思前想后，终究还是有些舍不得。
可是李绛却不依不饶：“陛下为何爱惜小财而无视大计？这点钱买的是一镇的人心啊！钱用完了还会来，机会一失则永不复返。假如朝廷派十五万人去打魏博六州，就算一年收复，所花的钱又何止一百五十万缗！”
宪宗想想也对，最后一咬牙，说：“朕省吃俭用攒这些钱干什么？还不是为了平定天下！该花的时候不花，白白堆在府库里也没用！”
于是，天子豁出去了。
在一百五十万缗之外，天子又无比豪迈地给魏博百姓免除了一年的赋税和徭役。
元和七年十一月初六，宪宗命朝臣裴度带着一百五十万缗和免除一年税役的诏令来到了魏博。魏博军民奔走相告，欢声如雷，仿佛迎来了一个盛大的节日。宣慰仪式上，有几个人站在欢腾喧闹的人群中，呆呆地看了半天，最后相顾失色，长叹一声道：“倔强者果何益乎！”（《资治通鉴》卷二三九）
桀骜不驯、反抗朝廷者，到头来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几个人是相邻藩镇派来刺探虚实的。
魏博正式归顺了。
田兴不仅用最隆重的礼节接待钦差大臣裴度，而且陪着裴度到魏博各州县挨个视察了一遍，把中央的指示精神传达到了魏博的每一座军营和每一间农舍。紧接着，田兴又主动上表，请求朝廷委派节度副使，并奏报下属官职出缺九十人，请求朝廷予以任命。最后，田兴郑重其事地向全境军民重申——从此以后，魏博要坚决贯彻中央精神，严格执行朝廷法令，按时缴纳各项赋税，力争早日把魏博建设成为两河地区最和谐、最稳定的模范藩镇。
魏博和朝廷当着两河藩镇的面如此眉来眼去、卿卿我我，顿时把成德、平卢等镇的老牌军阀们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这不是在煽动两河藩镇的将士都起来造节度使的反吗？
李师道和王承宗等人忙不迭地派人去找田兴，使尽浑身解数，对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劝他一定要和朝廷决裂，重新回归两河藩镇的怀抱。
然而，田兴自始至终不为所动。
李师道恨不得把田兴碎尸万段，随即气急败坏地派人去跟宣武（今属河南）节度使韩弘说：“我们和田氏约定了世世代代的攻守同盟，现在这小子居然把咱给卖了，你也痛恨吧？我正打算联合成德去讨伐他，不知你意下如何？”
韩弘回话说：“我不管那么多，我只知道奉朝廷之命行事，你的军队要是一过黄河，我立马派兵拿下你的曹州（今山东定陶县）。”
李师道沉默了，此后一点动静也没有。
元和八年（公元813年）二月七日，宪宗为了进一步笼络魏博、刺激两河诸藩，又趁热打铁，给田兴赐名“弘正”。
浩荡皇恩一次次沐浴魏博，把田兴一次次感动得热泪盈眶，当然也把两河诸藩一次次搞得怒火中烧。可是，尽管李师道和王承宗等人恨得咬牙切齿，却始终不敢轻举妄动。
魏博的归顺无异于在两河诸藩的心上插了根钉子。
这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李唐朝廷在河北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而且难能可贵的是，这次胜利并没有依靠战争手段，而是一次纯粹运用谋略的“和平演变”。
林肯说过：“摧毁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变成朋友。”李绛显然就是这么做的。然而，随着魏博的归顺，李绛的麻烦也来了。
因为他太聪明、太能干了，让宪宗感到了莫大的压力。身为人臣，如果什么事都料事如神，把皇帝的风头抢光了，那么长此以往，皇帝威信何在，脸面何存？
事实上，就在魏博正式归顺的当月，宪宗就已经流露出对李绛的猜忌和不满了。那是在延英殿的一次廷对上，宪宗先是跟几个宰相说了些无关痛痒的事，接着忽然话锋一转，说：“你们要替朕爱惜官爵，不要随便私授自己的亲戚朋友。”
李吉甫和权德舆对视一眼，连声说微臣不敢。
李绛很清楚，这话不是说给李吉甫和权德舆听的，而是冲着他来的。因为自从拜相以来，他一直坚持“举贤不避亲”的用人原则，当初贬谪元义方时，宪宗就对他起过一次疑心，这回又旧话重提，目的当然还是要敲打他。
李绛趋前一步，坦然自若地说：“如果一个人跟臣非亲非故，臣又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才干？如果明知其人有才却不敢加以任用，那又怎么敢用丝毫不了解的人呢？朝廷用人，关键要看其才干是否与官职相称，如果为了避嫌而舍弃人才，那叫明哲保身，不叫大公无私。更何况，就算所用的人不称职，自有朝廷的典章律令来考核监督，谁能逃得过？”
宪宗知道自己说不过李绛，只好强作笑颜：“对，贤卿说得有道理。”
话虽这么说，但宪宗和李绛彼此都很清楚——他们的君臣关系已经出现裂痕了，而且是难以弥补的裂痕。
随后的日子，李吉甫和李绛这两个八字不合的宰相在很多事情上还是拼命死磕，老好人权德舆则始终当骑墙派，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宪宗对这个宰相班子越来越不满，遂于这一年二月罢免了权德舆，不久就征召西川节度使武元衡入朝为相。
武元衡其实早在元和初年就已经是宰相了。当时镇海节度使李琦反复无常，拒不入朝，就是武元衡力主讨伐的。此后，因西川节度使高崇文不善理政，宪宗就把高崇文召了回来，把武元衡派到了西川。武元衡在西川待了几年，颇有政绩，而且把当地蛮族也安抚得服服帖帖，显示出了极大的才干。所以，宪宗现在想为宰相班子输入新鲜血液，自然就想起了这个能文能武、出将入相的武元衡。
武元衡的回朝是个强烈的政治信号，预示着宪宗朝廷在今后的藩镇事务上，很可能会逐渐采取强硬立场。因为李吉甫一直是主战派，武元衡也是。
至此，朝廷三个宰相有两个是鹰派，只有李绛一个是鸽派，他的日子自然不会好过。
这年岁末的一天，宪宗李纯忽然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对李绛说：“最近有人说外面结党之风很盛，是怎么回事？”
从几个月前暗示李绛不要搞裙带关系，到现在直接指责李绛结党营私，这样的变化足以说明——宪宗如今对李绛的信任基本上已经是荡然无存了。
李绛当然知道天子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但他还是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自古人君最讨厌的事，莫过于人臣结党，所以小人要陷害君子，必定说他们结党。‘结党’听起来令人厌恶，可追究起来却往往无凭无据。东汉末年，凡天下贤人君子，都被宦官称为‘朋党’，从而遭到禁锢，被剥夺政治权利，最终导致了家国社稷的覆亡。这是小人打击君子的惯用武器，请陛下明察！再者说，君子本来就是要跟君子合作，难道一定要跟小人合作，才叫不结党吗？”
说出这番话的同时，李绛已经做好了辞职的思想准备。因为他知道，宪宗已经不想留他了。所以，与其灰溜溜地被人赶下台，还不如急流勇退，辞职走人。
此后，李绛以足疾为由数度上表请辞。宪宗正中下怀，于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正月将他罢为礼部尚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李绛下台的第二天，几年前被贬出朝廷的吐突承璀就堂而皇之地回到长安，复任左神策中尉，再度执掌了禁军的兵权。
李绛罢相，主要原因当然是他功高震主，引起了宪宗的猜忌，但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宪宗始终不敢过于倚重文臣。换言之，在宪宗心目中，宦官一直是制衡文臣的一种重要力量，尽管吐突承璀几年前让朝廷吃了很大的苦头，可宪宗仍然固执地认为——吐突承璀虽然无力对付藩镇，但用来制约文臣还是绰绰有余的。
也许，文臣李绛和宦官吐突承璀的这种权力跷跷板，只是宪宗施展帝王术的必然结果，不能作为皇帝昏庸或朝政黑暗的证明，也不能阻挡即将到来的“元和中兴”。但是，毋庸讳言，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中枢政治如果表现得清明高效，那必定是足智多谋的文臣与善于纳谏的皇帝通力合作的结果；而中枢政治的糜烂，几乎很多情况下都是始于阉宦的恃宠弄权和皇帝的用人不当。在宪宗李纯十五年的帝王生涯中，他一方面很努力地实践了前者，因此得以收获“元和中兴”的果实；可同时也很“用心”地实践了后者，以致最终命丧宦官之手，使得这场来之不易的中兴转眼就烟消云散。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武元衡被刺案
在李吉甫和李绛的斗法中，始终处于下风的李吉甫最后居然胜出了，这实在是令他喜出望外，同时也让他充满了世事难料的感慨。
喜悦和感慨之余，李吉甫当然要竭尽全力报答天子隆恩了。
元和九年闰八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了，他的儿子吴元济秘不发丧，接管了军政大权。李吉甫立即向宪宗进言：“淮西不像河北，四周没有援兵，朝廷用以防备淮西的常驻部队有几十万人，国家的人、财、物力都无法再维持，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宪宗也意识到收拾淮西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下诏削去吴元济的官爵，并任命严绶为招抚使，会同宣武等十六道兵马讨伐吴元济。
吴元济一边出兵抵御，一边遣使向成德的王承宗和淄青的李师道求救。王承宗和李师道上书请求赦免吴元济，遭到宪宗的断然拒绝。
李师道很清楚唇亡齿寒的道理，当然不愿坐视朝廷平灭淮西，可同时又想保存实力，不想拿老本去帮吴元济拼命，一时颇为踌躇。他平日豢养的一帮死士见状，就向李师道献计：“打仗最急需的，莫过于粮食和物资。眼下朝廷的江、淮赋税都储存在河阴仓（今河南郑州市西北桃花峪），我等愿秘密前往，将其付之一炬，并招募一批人潜入洛阳，在闹市中抢劫商家财物，并纵火焚烧东都宫殿，闹他个天翻地覆。如此一来，朝廷还没来得及平灭淮西，就要先解救自己的心腹之患，这也算是支援吴元济的一个策略。”
李师道闻言大喜，遂依计而行。
此后不久，东都洛阳陆续发生了一些骚乱事件，令当地士民人心惶惶。这一年四月十日深夜，河阴转运院又突遭一伙身份不明的歹徒攻击，守卫十余人被杀，院中储存的钱三十余万贯、帛三十多万匹、谷子三万多斛全部被焚毁。
消息传到长安，满朝震骇。大臣们纷纷上奏，请求皇帝罢兵，可宪宗坚决不同意。
讨伐淮西的战争继续进行。然而，战况却并不理想。
由于朝廷参战部队众多，号令不一，协调困难，因此一直没取得实质进展。五月，宪宗命御史中丞裴度到前线去慰劳军队，并视察战况。裴度回朝后向皇帝表示，局势仍然对朝廷有利，平定吴元济只是时间问题。宪宗遂坚定了讨伐的决心。
李吉甫在去年十月朝廷对淮西开战不久就病逝了，此后宪宗便把用兵事宜全部交给武元衡负责。王承宗遣使入朝替吴元济游说，武元衡将使者轰出了中书省。王承宗恼羞成怒，一再上书诋毁武元衡。
这一年六月三日，一个与平常并无不同的夏日清晨，天还没有亮透，武元衡就已经行色匆忙地走在上朝的路上。
前线战事正酣，事务异常繁忙，所以武元衡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此刻，他脑中还在想着昨日未处理完的一批紧急公文。武元衡万万没想到，在这个宁静的早晨，一场杀身之祸已悄然向他袭来。
武元衡和几个侍从刚刚走出他所居的靖安坊的东门，前方的薄雾中突然射出几支利箭。侍从们大惊失色，当即逃散。还没等武元衡反应过来，几个身手矫健的刺客就已经冲到他的坐骑前。
一道刀光闪过，武元衡的头颅瞬间飞离了身躯。
刺客捡起首级，扬长而去。
就在武元衡遇刺的同时，另一位主战派大臣、御史中丞裴度也在通化坊遭到了行刺。
不过，裴度比武元衡幸运。刺客的刀虽然砍在了裴度头上，但裴度头戴的毡帽极厚，所以只是受伤，并没有死。被砍伤的裴度翻身落马，掉进路边的阴沟里。刺客正欲冲上去再补一刀，却被裴度的侍从王义从背后一把抱住。
王义死死抱住刺客，同时大声呼救。刺客惊恐，慌忙一刀砍断王义的手臂，夺路而逃。
这场突如其来的恐怖行动震惊了整座长安城。
居然有人敢在天子的眼皮底下砍了当朝宰相的脑袋，还砍伤了另一位大臣，这无疑是对朝廷的极大藐视和挑衅。
宪宗暴怒，严令金吾卫和长安府、县两级衙门捉拿凶手，并下令各坊大门加派岗哨，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同时宣布自即日起，宰相出入皆由金吾卫骑兵保护，而且要求卫兵箭上弦、刀出鞘，随时保持高度警戒状态。
首善之区陷入了一片莫名的恐怖之中。此后数日，朝臣们天亮之前都不敢上朝，以致宪宗一连数日都要在金銮殿上枯坐，苦苦等候文武百官上朝。
平日里威风八面的当朝大员此刻都成了惊弓之鸟，令一直躲在暗处的刺客窃笑不已。
几天后，得意扬扬的刺客又做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举动。他们居然致信给负责抓捕的金吾卫和长安府、县两级衙门，说：“谁先急着抓我，我就先把谁干掉！”
相关的各级官员接到刺客的恐吓信，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
随后，案件的调查陷入了停滞。各级衙门仿佛开始了一场缉拿凶手的比赛——不是比谁先抓到凶手，而是比比看谁的动作更慢。
因为大家都不想成为下一个武元衡。
就在满朝文武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的时候，终于有一个人忍无可忍地跳了起来。他叫许孟容，时任兵部侍郎。许孟容跑去见宪宗，悲愤难当地说：“自古以来，从没有宰相横尸路旁而抓不到凶手的，这简直是朝廷的奇耻大辱！”随即奏请宪宗起用裴度为宰相，以此表明朝廷讨伐淮西的坚定态度，并请宪宗严令各级官府缉拿凶手，挖出幕后主使。
六月八日，宪宗下诏，命京师各级衙门全力搜捕，抓到凶手者赏钱一万贯，赐五品官；胆敢窝藏刺客的，满门抄斩！
诏书一下，京师的官员们才动了起来，在全城范围内展开了地毯式搜索，连公卿家里的夹墙、阁楼都没有放过。
然而，几天前还致信问候各级官员的那伙刺客仿佛人间蒸发了。整座长安城被翻了个底朝天，凶手却依然逍遥法外。
两天后，案情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有人提供了一条重大线索，说成德进奏院（成德镇驻京办）的几名士兵这些日子一直鬼鬼祟祟的，形迹非常可疑。有关部门当即将张晏等八名成德士兵逮捕，宪宗即命京兆尹和监察御史会审。
疑点就这样集中到了成德的王承宗身上。宪宗想起不久前王承宗曾连续上疏，极力诋毁武元衡，便把那些奏疏全都公之于众。
在没有其他线索和嫌疑人的情况下，王承宗的这些奏疏不啻于是他谋杀武元衡的铁证。六月二十三日，亦即武元衡被刺的二十天后，审查部门终于得出结论——张晏等人就是刺杀武元衡的凶手，而幕后主使就是王承宗。
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五天以后，张晏及其党羽十四人被开刀问斩，长安士民们无不拍手称快。
可是，真相真的大白了吗？
此时此刻，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正在他的府上一边举办庆功宴，一边笑得合不拢嘴。
有几个人坐在他的身边。他们刚刚从长安秘密潜回淄青，并给李师道带回了一样东西——一颗血肉模糊、业已腐烂的人头。
那是武元衡的头。
李愬雪夜袭蔡州
在裴度养伤的二十多天里，宪宗派驻重兵在他的府第日夜守卫，并多次派宦官前去慰问。有人劝皇帝把裴度罢官，借此安抚王承宗和李师道。宪宗勃然大怒：“如果免了裴度的官，等于使奸人的计策成功，将置朝廷尊严于何地？我起用一个裴度，足以打败两个敌人！”
六月二十五日，宪宗任命裴度为宰相，让他继续挑起平定淮西的重担。裴度对宪宗说：“淮西是朝廷的心腹之疾，不能不除，而且朝廷既已出兵，两河藩镇都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以决定他们的下一步行动，所以朝廷绝不能半途而废！”
七月五日，宪宗下诏历数王承宗的罪行，不许他朝贡，并敦促他幡然悔过，自缚请罪，否则将择日讨伐。
就在朝野上下一致认定王承宗就是刺武案的幕后元凶时，从东都洛阳传来了一个消息，令宪宗和朝臣们大出所料。
消息是东都留守吕元膺送来的。他破获了一起由李师道幕后操纵的未遂暴动，从人犯的口供中获知——李师道才是谋杀武元衡的真凶。吕元膺上奏宪宗：李师道暗杀宰相，企图血洗洛阳，实属罪大恶极，不可不诛！
至此，宪宗才得知武元衡被刺的真相。但是，朝廷目前正对淮西用兵，并且又已跟王承宗翻脸，实在是无力讨伐李师道了。此刻，宪宗最关心的就是淮西的战况。只有尽快讨平淮西，朝廷才能腾出手来对付李师道和王承宗。
然而，淮西战况实在是令人无语。
从去年十月到这年九月，讨伐吴元济的战争已经打了整整一年，却始终没有任何进展。被宪宗任命为前线总指挥的这个严绶，就是当年上表弹劾王叔文的家伙。此人毫无军事才能，唯有一点非常突出，那就是花钱如流水。从到任的那天起，严绶拿了中央的巨额军费后只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毫无节制地犒赏士卒，收买人心；二是拼命贿赂宦官，构建人脉。
宰相裴度屡屡强调严绶无能，请皇帝更换主帅。九月底，宪宗终于下决心撤掉了严绶，改任宣武节度使韩弘为淮西前线总指挥。
然而，韩弘的到任却没有为战局带来转机。
因为韩弘与严绶半斤八两。他虽不像严绶那么会花钱，可他却想利用这场战争壮大自身的实力。他知道，对手活得越长久，他在朝廷心目中的分量就越重，与朝廷讨价还价的筹码就越多，所以淮西太早平定对他没什么好处。
说白了，韩弘就是想养寇自重。
一连两任主帅都不得其人，淮西战局逐渐陷入泥潭，而与此同时，河北的形势也一点不让人省心。
元和十年岁末，王承宗放纵军队四出劫掠，把相邻诸镇搞得寝食难安。于是卢龙（治所幽州）、横海（治所沧州）、义武（治所定州）等镇纷纷上疏请求讨伐王承宗。
宪宗早就想收拾成德了，河北诸镇的奏疏正中他的下怀。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正月，宪宗下诏削去王承宗官爵，命河东、卢龙等六道兵马出兵讨伐。
至此，李唐朝廷不得不在南北两线同时作战，这样的局面显然是危险的。不少朝臣想起了德宗当年的覆辙和教训，以宰相韦贯之为首的多位大臣力劝宪宗罢兵，等平定淮西再回头对付成德。
然而，对于大臣们的谏言，宪宗自始至终不为所动。
反战派对此忧心忡忡，却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说服这个一意孤行的天子。最后，大臣们只好悻悻地闭上嘴，静观事态的演变。
这一年六月，从淮西前线突然传回一则战报，令沉寂数月的罢兵呼声再度响起，并且空前高涨。战报称，淮西前线的主将之一、时任唐邓节度使的高霞寓在铁城（今河南遂平县西南）一带与淮西军会战，结果全军覆没，仅以身免。
此前，前线的参战部队偶有小胜皆会向朝廷夸大战功，凡是打了败仗则一律隐瞒。可这一次实在是败得太惨，只好如实奏报。
消息传来，满朝骇愕，反战派抓住此事大造舆论，并入宫力谏。然而，让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宪宗对此依旧不以为然。他若无其事地扫了大臣们一眼，说：“慌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应该讨论的是用兵的方略，当务之急是撤换不能胜任的将帅，及时为前线部队调配粮饷，岂能因为一个人打了败仗，就立刻罢兵？”
朝议的结果只有一个——接着打。
所有宰执大臣中，只有裴度一人坚持站在皇帝一边。
在反战派看来，宪宗这么做简直就是丧失理智。可在裴度眼中，天子这么做就叫义无反顾、百折不挠。
淮西战局的最终结果到底如何，目前还没有人敢断言，大家只知道皇帝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这些日子，反战派大臣一个接一个掉了乌纱。继去年年底宰相张弘靖、翰林学士钱徽等人被免职之后，本年七月，宰相韦贯之亦被罢免，九月，右拾遗独孤朗又遭贬谪……
宪宗似乎在用行动向朝野表明，他收拾跋扈藩镇的决心绝不动摇。
两场战争就这么旷日持久地同时进行着。
到了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五月，淮西已打了两年多，出兵九万余人，耗费粮饷无数，却未建尺寸之功。而成德打得更艰难，一年多来，朝廷出兵十多万，战线回环数千里，却因各部相距遥远，缺乏统一指挥，所以劳而无功；此外，因战线过长，每次从后方运送粮饷都要累死一大半牲口，导致后勤补给极为困难；最后，诸道军队都想保存实力也是朝廷无法取胜的原因之一。仅以卢龙为例，朝廷与成德开战后，卢龙节度使刘总仅仅打下一个县城，就停驻在边境五里处按兵不动。光他这支军队，每月耗费的开支就达十五万贯，令中央财政不堪重负……
很显然，这仗再这么打下去，朝廷已无力支撑。去年新任的宰相李逢吉力劝皇帝罢兵，一切等平定淮西再说。宪宗李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和矛盾之中。经过多日犹豫，宪宗不得不在五月十七日下令，撤销河北行营，让诸道军队各回本镇。
河北草草收兵，让宪宗觉得丢尽了面子。而在随后的日子里，尽管朝廷已经全力以赴对付吴元济，可淮西依旧固若金汤。
七月底，宪宗忧心忡忡地召集宰相们商议，李逢吉等人都认为中央已经师老财竭，再次建议皇帝全面停战。只有裴度默不作声。宪宗问他的意见，裴度说：“臣愿亲往前线督战。”
宪宗又惊又喜：“卿真能为朕走这一趟？”
裴度说：“臣观吴元济上表，显然已是势穷力蹙，之所以仍在顽抗，只因我军诸将心志不一，不能合力围歼。臣亲赴前线后，诸将担心臣抢了他们的功劳，必争相出战。”
元和十二年八月初三，裴度从长安出发，宪宗亲临通化门为他送行。裴度说：“臣此去若能灭贼，才有脸回来见陛下；若不能灭，臣永远不回朝廷。”
宪宗闻言，为之感怀泪下。
八月底，裴度抵达前线。很快，他就找到了淮西战局陷入困顿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就是监军宦官在战场上所起的反作用。
众所周知，宪宗爱用宦官。在朝中，他用宦官制约文臣，是为了防止他们大权独揽，架空皇权；在战场上，他也爱用宦官，目的是防止大将拥兵自重，居功自恃。所以，自从与淮西开战以来，宪宗就为前线的每一支参战部队都派驻了监军宦官。
而问题就出在这些阉宦身上。这帮人既无军事才能，又无作战经验，却偏偏喜欢干涉主将的军事行动。每逢打了胜仗，宦官们就第一时间飞报朝廷，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要是打了败仗，他们就把屎盆子扣在将领头上。有这样一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在战场上掣肘，这仗能打得赢吗？
找到了症结所在，裴度当即奏请宪宗，很快就把所有监军宦官悉数召回了长安。于是，将领们重新掌握了指挥权，战场上的形势顿时有了改观。
可是，罢废监军宦官固然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但并不能保证在短时间内平定淮西。所以，裴度面对的仍然是一个困局。尤其是考虑到不堪重负的中央财政，裴度面临的难题就不仅是如何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
对于一场胶着了将近三年的战争而言，什么才是最快的决胜之道？
唯一的答案就是，抛弃正面对决的打法，采用出奇制胜的战术。
这年十月，正当裴度在郾城的统帅部里苦思冥想的时候，前线的一位大将派人给他送来了一份密报。准确地说，这是一个作战计划，一个相当大胆的作战计划。
看完计划，裴度不禁拍案叫绝：“兵非出奇不胜，常侍良图也！”（《资治通鉴》卷二四〇）
裴度口中的这位常侍，就是李愬（其中央官职是散骑常侍）。
李愬向裴度呈上的计划是——由他亲率一支奇兵绕过敌军主力，穿越淮西腹地，出其不意直取蔡州，生擒吴元济。
李愬是德宗时代的名将李晟之子。正所谓虎父无犬子，李愬虽是官二代，“以父荫起家”，但本人“有筹略，善骑射”（《旧唐书列传八十三》），并不是全凭老子荫庇的纨绔子弟。李愬入仕后，历任卫尉少卿、晋州刺史、太子詹事等职。元和十一年，淮西前线主将高霞寓遭遇惨败，被贬为归州刺史，朝廷调派荆南节度使袁滋接任，没想到袁滋还是碌碌无功。李愬意识到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当即上表自荐，要求上阵杀敌。宰相李逢吉认为他才堪大用，便向宪宗举荐。宪宗遂将袁滋贬谪，任命李愬为唐邓节度使。
元和十二年正月，李愬来到前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李愬到任后非但没有秣马厉兵、积极备战，反倒对士卒们放话说：“天子知道我天性柔弱，善于委曲求全，所以命我前来抚恤你们，至于领兵作战，就不是我要考虑的事情了。”
由于淮西战事迁延日久，且败多胜少，士卒们早已厌战，因此听了李愬的话，人人笑逐颜开。李愬的亲信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流露了不满之意。李愬告诉他：“前任袁滋消极怯战，吴元济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听说我来了，肯定会严加戒备。我现在故意示弱，就是想让他放松警惕，然后我们才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亲信恍然大悟。随后，淮西军发现朝廷新任的这位主帅和那个袁滋是一路货色，果然放松了戒备。
接下来的日子，李愬一边继续放烟幕弹迷惑对手，一边却暗中积极筹划，准备采取一个大胆的行动，突袭吴元济的老巢——蔡州（今河南汝南县）。
很显然，要实施这个突袭计划，就必须对淮西的兵力部署和各种战略情报了如指掌。而要获取对手的准确情报，最有效的手段当然就是招降敌军的将领了。
元和十二年二月，李愬手下的巡逻兵抓到了淮西的一员骁将丁士良。此人骁勇善战，曾屡败朝廷军，所以将士们都想把他剖腹挖心，以泄其愤。李愬命人把丁士良带到面前，见他面无惧色，视死如归，当即赞叹他是“真丈夫”，并为其松绑。
丁士良感恩戴德，誓愿为李愬效死。
当时，李愬面前的主要对手是淮西大将吴秀琳，此人是吴元济的左膀右臂，长期据守文城，令官军始终不能前进半步。丁士良主动请战，设计擒获了吴秀琳麾下勇将陈光洽，进而逼降了吴秀琳。
李愬不战而入据文城后，对吴秀琳及其降众极为优待，对每个人都进行了妥善安置，凡是家中有父母者，还发给钱帛，让他们回家尽孝。淮西降卒们无不感恩流涕。从此，各地的淮西士卒纷纷来降。李愬的麾下部众也一扫厌战情绪，重新焕发了斗志。
毫无疑问，李愬所做的这一切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攻心。
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将领，必须善于攻城；而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将领，则不仅要善于攻城，更要善于攻心。
唯其如此，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李愬显然深谙此道。
随着淮西将士的相继归降，李愬对淮西的整个战略部署逐渐了然于胸。“愬每得降卒，必亲引问委曲，由是，贼中险易、远近、虚实尽知之”（《资治通鉴》卷二四〇）。
元和十二年五月，在吴秀琳的建议下，李愬又设计擒获了淮西的骑兵将领李祐。此人也是骁将，此前与朝廷军多次交锋，斩杀官兵甚众，所以李愬的手下都嚷嚷着要杀他。可李愬还是亲自为他松了绑，并待之如上宾。
随后，李愬安排李祐住进了自己的帅帐，每天晚上都与他促膝长谈。不久，李愬更是不顾左右的竭力反对，任命李祐为自己的警卫队长，将麾下的三千精锐交给了他。
李愬的礼贤下士和推诚待人令李祐感动不已。
最后，李愬终于得到了他最想要的东西——关于蔡州的情报。
李祐告诉他，吴元济的主力全都部署在前线和边境，守卫蔡州的都是一些老弱羸兵，完全可以乘虚直抵其城，等到淮西各地将领得到消息，吴元济早已束手就擒。
李愬闻言大喜，愈加坚定了奇袭蔡州的决心。随后，李愬暗中招募了一支三千人的敢死队，每天亲自带队操练，为袭取蔡州做了充分的准备……
接到李愬的报告后，裴度第一时间就批准了他的计划。
吴元济的末日到了。
元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李愬亲率九千精锐，分成前、中、后三军，悄悄向蔡州进发。此行除了李愬本人和几个参与绝密计划的心腹将领之外，没人知道队伍要往哪里开拔。
李愬只对将士们下达了一个命令：什么都不要问，一直往东走。
部队经过急行军，迅速占领了六十里外的张柴村，稍事休整之后再度出发。将领们满腹狐疑地追问此行的目的地，李愬才对众人说：“攻击蔡州，活捉吴元济！”
毫无心理准备的将领们闻言，顿时大惊失色。
此时，暴风雪越发猛烈，旌旗冻裂，士兵和马匹接二连三地冻毙倒地。天色如浓墨一般，咫尺不辨方向。自张柴村以东就是淮西腹地，唐军将士们艰难地跋涉在厚厚的积雪上，人人心中忐忑不安，不敢去想道路的前方会是一种怎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
然而，没有人知道，就是这条雪夜中的道路，将带领他们走向辉煌的胜利。
从张柴村出发后，又经过七十余里的急行军，李愬的部队终于在十月十六日凌晨抵达蔡州城下。望着蔡州城墙上漆黑的雉堞，李愬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三十多年了！自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吴少诚拥兵割据之后，唐朝的中央军已经三十多年没有站在这块土地上了。但是李愬知道，从这一刻开始，李唐中央的旗帜就将在蔡州的城头上高高飘扬。
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李祐带着一支敢死队在城墙上凿孔，悄无声息地攀上城楼，暗杀了熟睡中的守门士兵，只留下更夫继续打更，然后打开城门，迎接大军进城。
鸡鸣雪停之际，李愬已经率兵突入了第二重城门。
此时此刻，吴元济依旧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呼呼大睡。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李唐的中央军会在这样一个风雪交加、滴水成冰的夜晚“空降”到他的蔡州城里。
负责警戒的将领发现敌情后，慌慌张张地冲进节度使府，叫醒了吴元济，惊慌失措地报告——外面突然出现了一支军队，可能是官军杀进来了！
吴元济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笑骂道：“官军？你不是疯了吧，哪来的官军？顶多就是一些俘虏和囚犯闹事而已，等天一亮，老子就把他们通通杀了！”
话音刚落，又有人冲进来报告：“两重外城均已陷落，内城也已被包围了！”
吴元济这才隐约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但还是不愿相信城池已经陷落。他骂骂咧咧地披衣起床，说：“都别慌！这一定是前线的士兵回来找我讨要冬装，没什么大不了的。”
吴元济刚刚走进庭院，就听见外面人马杂沓，并传来清晰的传令声：“常侍有令……”紧接着就是一片雷鸣般的响应之声，听上去足有万人之众。吴元济顿时一脸惊愕：“常侍？什么常侍？怎么到这里来了？”
意识到朝廷已经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吴元济才大梦初醒，慌忙组织士兵登上内城抵抗。
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
此时的吴元济已是瓮中之鳖。而这场历时三年的淮西之战，结局也已经毫无悬念。
十六日，李愬率部攻破了内城的第一道门，占领了武器库。次日凌晨，又对南面的第二道门发起进攻。这是吴元济的最后一道防线，他气急败坏地召集所有部众进行殊死抵抗。一时间，城头上箭如雨下。李愬担心强攻会付出太多伤亡，遂下令焚烧城门。蔡州城的百姓纷纷抱上柴草前来助阵。到了傍晚，城门终于倒塌。吴元济见大势已去，只好举手投降。
至此，割据三十多年的淮西宣告克复。李愬雪夜袭蔡州，从此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长途奔袭的经典战例。
十月十八日，李愬命人将吴元济押送京师。当天，淮西各州的叛军余部两万多人相继归降。李愬采取了安抚之策，除了一个吴元济外，对淮西的所有将士、官吏等概不追究，让他们各任原职，因而很快就稳定了淮西的人心和局势。
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宪宗李纯登兴安门接受献俘，并斩杀吴元济，向宗庙社稷献祭。
当吴元济那颗桀骜不驯的头颅应声落地的一瞬间，宪宗李纯的目光正穿透长安上空厚厚的云翳，像一把寒光闪烁的利剑一样，遥遥地指向河北。
淮西已经重归帝国的怀抱，那个骄纵跋扈、长年割据的河北还能逍遥多久呢？
此时，宪宗李纯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是的，李纯坚信，这个饱经战乱、动荡失序的老大帝国，很快就将在自己的手中回归一统，并且再度崛起，重绽盛唐时代的熠熠光芒。
“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平蔡州三首·之二》）
此刻，就连十几年前因“永贞革新”失败而被放逐的刘禹锡，也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这个多年来一直忧国忧民却郁郁不得志的诗人，已经悲喜交集地预见到，一页承载着盛唐余晖的历史，正在被天子李纯缓慢而坚定地掀开。
这一页历史的名字，就叫“元和中兴”。
平藩的最后一战
吴元济败亡后，两河的跋扈藩镇不免生出了唇亡齿寒的忧惧。
最恐惧的莫过于淄青的李师道。
李师道本以为把鹰派宰相武元衡除掉，朝廷就会偃旗息鼓、鸣金收兵，没想到宪宗却力排众议，决意死战，还起用了同属鹰派的裴度为相。而裴度去淮西走了一趟，就轻而易举地摆平了顽抗多年的吴元济。不难想见，朝廷的下一个打击目标肯定就是他和王承宗。
形势的逆转令李师道彷徨无措。他手下一个叫李公度的官员历来倾向于朝廷，于是趁机劝他送上人质和土地，向朝廷谢罪，以免步吴元济之后尘。计无所出的李师道只好听从。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正月，李师道遣使奉表，主动请求派长子入朝为质子，同时献出了沂、密、海三州之地，以表自己归顺朝廷的诚意。
宪宗接受了李师道的投诚，随即派遣左散骑常侍李逊前往郓州（淄青治所，今山东东平县），名为“宣慰”，实则是敦促李师道履行他的承诺。
李师道一服软，河北那几个尚在观望的藩镇更是慌了手脚，赶紧纷纷表态。
二月，横海（治所沧州）节度使程权遣使上表，愿带着全族人一起入朝，把横海镇拱手还给中央。
四月，成德的王承宗也把两个儿子送往朝廷为质，同时献出德、棣两州，并自愿将征税和官吏任免权归还朝廷。
同月，卢龙的刘总也在大将谭忠的劝说下向朝廷上表，宣誓效忠。
短短几个月内，跋扈多年的两河藩镇全都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李唐中央的权威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敬畏和服从。朝野上下一片欢欣。没有人会怀疑，这个历尽劫难的帝国很快就将走出黑暗而漫长的历史隧道，实现渴盼已久的中兴。
然而，通向光明的道路从来不会是一条坦途。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惯性。小到个人的生活习惯，大到历史的积习，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对于当惯了土皇帝、逍遥了半个多世纪的跋扈藩镇而言，情况更是如此。
所以，最先向朝廷低头的李师道，第一个反悔了。
——朝廷的宣慰使李逊来到淄青后，看到的不是李师道诚惶诚恐的笑容，而是一张阴晴不定的脸。
在两河藩镇中，淄青是拥兵最多、据地最广的一个镇，所以，要让它放弃享受已久的特权，自然也没那么容易。而且，人都是有侥幸心理的。有道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对于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居安思危”的道理很容易懂，却很少有人愿意去做。
比如李师道的老婆魏氏。
一听说李师道要把宝贝儿子送到长安当人质，魏氏肺都气炸了。在她看来，淮西的吴元济打不过朝廷，那是他自己无能，凭什么我们就要不战而降？
魏氏咽不下这口气，便怂恿另外几个姬妾，一起向李师道猛吹枕边风：“自从先司徒（李纳）据有淄青以来，我们就拥有十二个州的土地，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割让给朝廷？更何况，我们现在的兵力不下数十万，不献三州，顶多跟朝廷打一仗，就算打不过，到时候再献也不晚啊。”
李师道原本就不太情愿投降，现在被枕边风一吹，立马改变主意。
宣慰使李逊到了郓州后，看出李师道心里有鬼，就问他打算什么时候让儿子入朝。李师道却跟他打哈哈，说：“前些时候因为父子之情，舍不得让他走，而且将士们一再挽留，所以耽搁了一下，未及动身。现在有劳钦差亲自前来，我怎敢再三心二意？只不过，到长安路途遥远，还得让犬子再准备准备。”
李逊让他给个准信，以便自己回朝复命。李师道还是支吾其词，王顾左右而言他。李逊没再说什么，掉头就走，回朝后立刻向天子奏报：“李师道冥顽不灵，反复无常，恐怕不对他用兵是不行了。”
宪宗勃然大怒，决意出兵讨伐。
没有人喜欢流血，但是历史往往钟情于暴力。自古以来，历史老儿每掀开新的一页，似乎都要蘸上万千生灵的鲜血，否则那一页历史就无法书写。
这真是让人无可奈何的事。
元和十三年七月初，宪宗下诏历数李师道的罪行，命宣武、魏博、义武、武宁、横海五道兵马共同讨伐李师道。
削平强藩的最后一战就此打响。
从这一年秋天起，五路兵马开始对淄青发起全面进攻。挟着淮西新胜的余威，朝廷军在这一战中可谓势如破竹。
首先建功的还是李愬。
十二月，时任武宁节度使的李愬与淄青军连战十一场，每战皆捷，并于三十日攻克淄青的战略要地金乡（今山东金乡县）。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初二，宣武节度使韩弘攻陷考城（今河南民权县）；十三日，李愬攻下鱼台（今山东鱼台县）；十七日，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在东阿（今山东阳谷县东北阿城镇）大败淄青军，斩杀一万余人；二月初，李愬之兄李听接连攻克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东）、朐山（今江苏连云港市）、怀仁（今江苏赣榆县）；稍后，李愬又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市）再败淄青军，占据丞县（今山东枣庄市东南）。
开战不到半年，朝廷军便以所向披靡之势横扫淄青全境，各条战线捷报频传。
郓州城里军心浮动，人人都开始紧张地思考退路。
李师道平日里嚣张跋扈，不可一世，可实际上是个外强中干的货色。接到前线一连串的败报后，李师道惶惶不可终日，很快就病倒了。
眼看大军四合，李师道紧急动员郓州百姓修筑城墙，疏浚壕沟，准备做最后的顽抗。
可是，还没等官军杀到郓州，李师道的脑袋就被人剁了下来。
动手的人是淄青的都知兵马使刘悟。
早在各路官军挺进淄青的时候，刘悟就已经在准备退路了，所以数战皆败，屡屡后退。李师道的帐下幕僚警告他，说刘悟别有用心。李师道赶紧把刘悟召回，准备杀他。又有人劝李师道，说大敌当前，如果临阵斩将，必然动摇军心。李师道耳根子一向很软，想想也有道理，就采取安抚策略，送了很多金帛，把刘悟放了回去。
可没过几天，又有人警告李师道，说他这是在纵虎归山，必将后患无穷。李师道这才下定决心，暗中派了两个使者到刘悟军营，命行营兵马副使张暹把刘悟干掉。不料张暹一向与刘悟交好，就偷偷跟他报信。刘悟愤然而起，杀了那两个使者，于二月初八连夜率领大军杀回郓州城。守城士兵只做了轻微的抵抗便纷纷投降。李师道在绝望和恐惧中躲进了茅房，最后还是被刘悟搜了出来。
李师道瘫软在地，不停地磕头求饶。
刘悟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说：“我奉天子密诏把你押送京城，可瞧瞧你现在这样子，有何脸面去见天子？”
话音刚落，刘悟便一刀砍下了李师道的脑袋。
元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李师道的首级被快马送至长安。
淄青宣告平定。
自代宗广德年间迄今，在将近六十年的时间里，横跨黄河南北，占据三十几州，赋税自享、官吏自任、一切自专的跋扈藩镇，至此全部回归李唐中央。分裂动荡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唐帝国，终于重新回到了大一统的轨道上。尽管表面的辉煌之下仍旧隐藏着诸多难以根除的隐患，可宪宗李纯已经完全有理由为这一刻感到自豪。
十三年了。
从登基到现在已经整整十三年了。
尽管这十三年的岁月充满了曲折和艰辛，但一切总算有了令人满意的报偿。
此时此刻，李纯完全有资格站在李唐王朝列祖列宗的灵位前，无比豪迈地宣称——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缔造了伟大的中兴。
是的，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无论是李唐先皇的在天之灵，还是帝国的万千臣民，都应该为宪宗李纯感到骄傲，都应该为这一刻的到来额手相庆。
而一个缔造了中兴伟业的帝王，接下来该干些什么呢？
是再接再厉，巩固到手的胜利果实，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还是满足现状，躺在光芒四射的功劳簿上，开始随心所欲地享受人生？
宪宗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历史很快就证明，这是一个愚蠢的选择。
对于李纯个人来讲，这样的选择也许无可厚非，但它却一举终结了李纯刚刚开创的中兴伟业，同时开启了他个人的悲剧命运。而帝国命运的K线图，也随之在短暂的企稳反弹后，重新掉头向下，再度回到了自安史之乱以来就屡创新低的下降通道上……
当然，此时的李纯看不到这一切。
中兴：一朵刹那凋零的昙花
实际上，早在元和十二年平定淮西之后，宪宗李纯就开始变了。“淮西既平，上（宪宗）浸骄侈。”（《资治通鉴》卷二四〇）
宪宗的第一个重大变化是，一改从前克勤克俭的作风，开始大兴土木，专注于个人享受。元和十三年正月，宪宗命禁卫六军负责对麟德殿进行修缮。由于当时淄青、成德等镇都尚未平定，禁军大将张奉国、李文悦私下认为，此时朝廷仍是用兵之际，不宜“营缮太多”，可他们又不敢抗命，只好请宰相裴度代为劝谏。
裴度当然也不赞成宪宗的做法，就在一次奏事的间隙，委婉地表达了反对意见。宪宗一听，就知道是张、李二将把消息透露给了宰相，顿时火冒三丈，几天后就把张奉国和李文悦双双贬谪了。等禁军修完麟德殿，宪宗像是要跟裴度较劲似的，又命禁军疏浚了龙首池，另外又建了一座全新的承晖殿。
裴度知道自己怎么劝也是白搭，只好把嘴闭上。
从此，大明宫的土木工程就接二连三地上马了。于是，国库的钱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哗哗往外流。
为了平衡收支，也为了获得更多享受，宪宗变得越来越喜欢敛财，就跟晚年的德宗如出一辙。当时，朝中的两个财政大臣敏锐地察觉出了发生在天子身上的微妙变化，赶紧投其所好，千方百计在财政收入的大蛋糕上划出了一块专供皇帝的小蛋糕，也就是所谓的“税外羡余”，每个月都准时送进天子的小金库。
这两个人，一个叫皇甫镈，时任户部侍郎兼判度支；另一个叫程异，时任工部侍郎兼盐铁转运使。
可想而知，这两个聪明人很快就博得了天子的宠幸。
元和十三年八月，宪宗没有跟裴度等宰执大臣商议，就忽然下了一道诏书，宣布任命皇甫镈和程异为宰相。
诏书一下，朝野哗然。
虽然唐朝历史上多有财政大臣入阁拜相的成例，但其人选通常要经过严格的考核评定，并且交由现任宰相审议。而现在的问题是，皇甫镈和程异的资历、品行、德望等等，都远远不符合宰相的标准。比如皇甫镈，据说就是靠贿赂宦官吐突承璀上位的，这种人要是当了宰相，整个朝廷岂不成了权钱交易的乐园？
所以，宪宗的诏令一出，不仅满朝文武骇愕，就连长安坊间的贩夫走卒也不免嗤之以鼻，将其引为笑谈。
宪宗如此独断专行，自然引起了裴度的极大不满。裴度当即和另一个宰相崔群当面向宪宗劝谏，极力反对这项任命，可宪宗却置若罔闻。
裴度愤然提交了辞呈。
宪宗压下辞呈，只回了两个字：不准。
裴度忍无可忍，再度上疏，说：“皇甫镈和程异都只是‘钱谷吏’‘佞巧小人’，当宰相只会让天下人耻笑。倘若陛下执意任命二人为相，那臣只好告老还乡。臣要是不辞职，天下人会说我不知廉耻；臣要是不劝谏，天下人会说我有负圣恩。如今陛下既不许我辞职，又不听我劝谏，臣仿佛烈焰焚身，又如同万箭穿心，实在是不堪忍受……”
宪宗看见这道奏疏时，气得脸都绿了。
裴度居然把他最宠信的两个大臣说成“佞巧小人”，这不明摆着骂他有眼无珠吗？
不过，让宪宗怒不可遏的还不仅仅是上面那些，而是裴度在奏疏最后说的这一句：“陛下建升平之业，十已八九，何忍还自堕坏？使四方解体乎？”（《资治通鉴》卷二四〇）
这句话把宪宗彻底惹毛了。
朕无非就是任命两个宰相而已，你裴度有意见可以提出来，犯得着如此危言耸听、上纲上线吗？
在宪宗看来，裴度对这件事的反应之所以如此激烈，问题并不是出在皇甫镈和程异身上，而恰恰是出在他自己身上。表面看来，裴度坚决反对这项任命的理由似乎是冠冕堂皇的，可事实上，此举背后分明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动机。
什么动机？
四个字：把持朝政。
身为首席宰相，而且是刚刚为帝国建立大功的宰相，此时的裴度在朝野的威望和影响力正如日中天。在此情况下，他当然不希望有人来到相位上分享他的权力，所以才会死活不让皇甫镈和程异入相。
说白了，裴度此举纯粹是为了打压异己，其目的就是要独揽朝政。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宪宗更加确信自己提拔皇甫镈和程异的决定是正确的。即便不考虑他们的理财能力，也不考虑他们一年能进贡多少“羡余”，仅从权力制衡、防止裴度一人独大的角度来说，这项任命都是至关重要、刻不容缓的。
所以，看完裴度的奏疏后，宪宗随手就把它扔进了废纸篓。最后，皇甫镈和程异还是在朝野上下的一片反对声中进入了宰相班子。
从“宰相风波”后，宪宗对裴度的信任就荡然无存了。之所以还把裴度留在相位上，仅仅是因为当时的淄青尚未平定，朝廷在军事上还不得不倚重于他。
可尽管如此，宪宗还是没有忘记敲打裴度。
元和十三年岁末的那些日子，每逢召集宰相议事，宪宗总是当着裴度、皇甫镈、程异等人的面，说：“身为人臣，应当尽力为朝廷分忧，岂能一心交结朋党？朕一向对这种事厌恶至极，希望诸卿好自为之！”
听到这种话，皇甫镈表面诺诺，心里却不住窃笑。
因为谁都听得出来，这话是说给裴度听的。
面对天子不点名的批评，裴度坦然自若地回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无论君子还是小人，都不免有各自的圈子。但是，君子是因志同道合才走到一起的，小人则向来以利益相交，因此才被称为‘朋党’。”
宪宗冷笑：“如何判断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裴度不卑不亢地说：“圣明之君，只要观察人臣的所作所为，就能分得清清楚楚。”
其实，类似的君臣对话在宪宗一朝已经多次重演，一点也不新鲜。比如几年前的宰相李绛，就曾多次被宪宗指责为“交结朋党”。说到底，所谓“朋党”云云，往往只是个幌子而已。李绛和裴度真正遇到的麻烦不是这个，而是因为功劳太大，无形中抢了皇帝的风头。所以，就算他们没有私欲、一心为公，到头来也逃脱不了鸟尽弓藏的命运。
这就叫功高震主。
元和十四年二月，淄青平定，裴度的最后一点利用价值也就消失殆尽了。短短两个月后，宪宗便迫不及待地下了一道诏书，将裴度外放为河东节度使。
战火熄灭，烽烟散去，帝国重归一统，天下终于太平。可是，就在这样一个普天同庆、朝野欢腾的时刻，“元和中兴”的第一功臣裴度，却只能黯然离开长安，满心凄惶地踏上贬谪之路。
没有人为他送行。
只有灞桥边上绿意盎然的两行垂柳，无言地目送他远去。
人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最高贵的动物，但没有人能否认，人同时也是最多欲、最贪婪的动物。穷困潦倒的时候，人人渴望丰衣足食，丰衣足食了就想要飞黄腾达，飞黄腾达了又渴望权倾天下，权倾天下了又想要流芳百世，真的建立了流芳百世的事功之后，人又会想要什么呢？
四个字：长生不老。
宪宗李纯虽然是真龙天子，不用像普通人那样白手起家，可他对金钱、权力、成功的渴望，却丝毫不亚于普通人。他当上皇帝的时候，国库里的钱不多，小金库的钱更少，而天下的藩镇又天天跟他叫板，所以他需要用钱来发动战争，然后通过战争摆平藩镇，最后成就流芳百世的中兴大业。
如今，李纯什么都有了——既不缺钱，也巩固了权力，又建立了不世之功。接下来，他自然要考虑长命百岁的问题了。
早在元和十三年十月，李纯就喜欢上了道教的长生术，开始频频征召天下方士。皇甫镈赶紧投其所好，向天子举荐了一个叫柳泌的方士。此人自称能炼出长生不死的丹药。宪宗大喜，立刻召柳泌入京，让他住进兴唐观，专门为自己炼药。
柳泌在兴唐观里埋头鼓捣了一段时间，没搞出什么名堂，怕自己脑袋不保，就忽悠宪宗说：“天台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有很多灵草。如果派臣去当那里的地方官，保证能炼出长生之药。”
很显然，这个大忽悠是想找一条退路，离皇帝远一点，一旦事情败露，他就脚底抹油，一走了之。
可宪宗却对柳泌毫不怀疑，二话不说就任命他为代理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刺史，并赐三品金紫衣，命他即刻走马上任。
谏官们得知此事，大感荒谬，纷纷上疏反对：“历代人君喜欢方士的很多，可还从来没有让他们当地方官的。”
李纯不以为然：“如果竭尽一个州的力量，就能换来人君的长生不老，做臣子的又何必吝惜？”
群臣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柳泌在台州逍遥了一年多，天天驱使官吏和百姓上山采药，可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柳泌不敢再忽悠了，慌忙带着老婆孩子逃进了山里。他的顶头上司、浙东观察使得知柳泌弃官而逃，赶紧派人去追，最后总算把他抓住，派人押回了京师。
按理说，这个大忽悠这回是必死无疑了。
然而，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非但没死，反而活得比以前更为滋润。
因为当朝宰相皇甫镈罩着他。
一看柳泌露馅，皇甫镈唯恐承担连带责任，便千方百计替他求情。当时宪宗已经吃了一段时间的丹药，估计脑子也糊涂了，便又既往不咎地任命柳泌为翰林待诏，让他继续炼丹。
面对如此“钟情”于自己的天子，柳泌在心里哭笑不得，只好硬着头皮把忽悠进行到底。
随后的日子，兴唐观便日夜弥漫着浓酽而神秘的药香。没人知道柳泌每天都往青铜大釜里扔些什么东西，只知道每天都有许多丹药出炉，旋即被送进了宫里。
见到梦寐以求的长生丹，宪宗如获至宝，每天准时服用。
很快，满朝文武不约而同地发现，天子的气色越来越难看，而脾气也越来越暴躁了。
起居舍人裴潾忍不住上疏，说：“从去年以来，各地推荐的方士越来越多，臣不免心生疑惑。纵使天下真有神仙，也必然是隐藏在深山老林中，怕被人知道，哪有拼命跻身于权贵之门的？究其实，这些说大话、炫奇技的人，都是哗众取宠、心术不正之辈，岂可轻信他们的话，乱吃他们的药？何况，金石之药酷烈有毒，不是人的五脏六腑所能承受的。陛下若不信，臣请陛下让献药者先吃一年，则真伪自辨。”
宪宗吃药正吃得上瘾，一见此疏，勃然大怒，当即把裴潾贬为江陵县令。
很显然，此时的李纯已经听不进任何有理智的声音了。而所有阿谀谄媚之辞，他则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元和十四年底，以皇甫镈为首的一帮摇尾派商议着要给天子加尊号，准备在原有尊号“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的基础上，再加上“孝德”二字。
这显然是很无聊的文字游戏，不过几千年来的中国官场就喜欢搞这套。因为这种事最讨巧。既不用花钱也不用花力气，轻轻松松就能讨领导欢心，大伙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李唐朝廷也不全是摇尾派。
比如宰相崔群就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有‘圣’字，孝德就包含在里面了，没必要再加。”
皇甫镈一听，马上一状告到天子那里，说：“崔群居然对陛下吝啬‘孝德’二字，无人臣理！”
宪宗大怒，当即罢免了崔群的宰相之职，将他贬为湖南观察使。
种种迹象表明，自元和十三年平定淮西之后，那个励精图治、虚怀纳谏的李纯就已经死了。眼下的宪宗李纯，只是一个脸色青黑、目光散乱、行为乖张、性情暴戾的中年男，一个躺在功劳簿上专心致志地追求财货、贪慕虚荣、幻想长生的昏庸帝王。
曾经的艰难和忧患造就了他的奋发有为，可终于到来的巨大成功却把他彻底埋葬。而一度令世人瞩目的“元和中兴”，最终也只能变成一朵昙花——一朵刹那盛开又转瞬凋零的昙花。
其实，早在元和十四年夏天，也就是裴度被贬谪出朝的时候，已经有一个正直而清醒的朝臣，不无悲凉地向宪宗进了一番忠言。
进言者叫李翱，是个史官。他给宪宗上了一道奏疏，其中一句话是——“臣恐大功之后，逸欲易生！”（《资治通鉴》卷二四一）
当然，忠言都是逆耳的。李翱的奏疏旋即被宪宗抛诸脑后。
而后来的历史果然被李翱不幸言中。
宪宗之死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正月，尽管时令已是初春，但料峭春寒依旧笼罩着长安城，令坊间闾巷的士民瑟缩不止，身心备感压抑。而对于大明宫中的宦官和宫人来说，这个萧瑟森冷的春天更是比往年的任何一场春寒都让他们感到痛苦难挨。因为此刻，侵袭他们的不仅是外在的寒气，还有另一种更为可怕的寒意。
这种寒意无处不在，如影随形。就像死神冰冷的呼吸，时刻在你的耳边和脸上吹拂，令你无从抵挡，无所逃遁。
是的，这是死亡的寒意。它来自大明宫的心脏、帝国最至高无上的地方——中和殿。
那是天子李纯住的地方。
从去年暮冬开始，在所有宦官和宫人眼中，这座雍容富丽的天子寝殿就成了一座阴森可怖的地狱——每天都有人活生生地走进去，然后变成僵硬的尸体被抬出来。
所有被杀的人都是无辜的，而那个残忍的凶手就是他们的天子——李纯。
李纯天天服食丹药，丹中所含的铅汞之毒日复一日地流进他的血管，渗透他的骨髓，最终在他体内燃起了一团暴戾而疯狂的火焰。服侍他的宦官和宫女稍有不慎，就会被这团烈焰无情地吞噬。世人都说伴君如伴虎，可此时的李纯显然已不是虎，而是一个疯狂的屠夫、一个嗜血的恶魔。
为此，中和殿的宦官和宫人们惶惶不可终日。
他们看见死亡的利剑就悬在自己头顶，却不知它什么时候会落下。
内侍宦官陈弘志跟其他人一样，日夜活在恐惧和绝望之中。每次轮到他值班的时候，一迈进中和殿的大门，陈弘志就会全身战栗，手脚冰凉。而每次值班结束，多活一天的庆幸刚刚从心里升起，下一轮恐惧便已重新把他攫住。
有人说，对死亡的恐怖比死亡本身恐怖得多。
陈弘志现在就是这种感觉。
这种比死还惨的日子，到底哪一天才是个头呢？除了无可奈何地成为下一个冤死鬼，自己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绝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等死。陈弘志想，肯定要想个摆脱绝境的办法。
可是，办法在哪呢？
作为天子李纯最宠幸的当权宦官，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这些日子也活得很不安。
他担心的倒不是像那些内侍宦官一样无端被砍掉脑袋，而是担心天子一旦驾崩，自己的权力和富贵便会随之烟消云散。
吐突承璀之所以能在宪宗一朝备享荣宠，得益于他在宪宗的身边最久——早在李纯还在东宫当太子的时候，吐突承璀就是他最贴心的奴才。因此，李纯即位后，吐突承璀就成了最得势的宦官。即使是后来因战败和受贿而两次遭贬，他还是能屡仆屡起，圣眷不衰，自始至终都牢牢执掌着禁军大权。
从这个意义上说，吐突承璀能否在宪宗死后继续在朝廷混，而且混得好，就完全取决于他跟当今太子的关系。
可要命的问题就在这里。
吐突承璀跟当今太子李恒的关系不是不好，而是相当不好。
事情要从八年前的立储之争说起。
其实早在元和四年，宪宗就已把长子李宁册立为太子了。可没人料到，李宁福分太浅，才当了两年太子便一命归西了。继任储君的人选有两个，一个是次子澧王李宽（后改名李恽），还有一个就是三子遂王李宥（后改名李恒）。
按惯例，澧王李宽排行靠前，理应是储君的不二人选，可他虽是“长”，却非“嫡”（其母只是普通宫女），而排行靠后的遂王李宥才是真正的嫡子（其母郭贵妃是宪宗元配），所以，大臣们都认为应该册立遂王李宥。
就在这个时候，吐突承璀上场了，力劝宪宗立澧王李宽。
吐突承璀之所以力挺澧王，原因很简单；澧王是庶出，在这场储位之争中处于绝对弱势，大臣们都站在遂王一边，吐突承璀在这个关键时刻挺澧王，一旦他真的入主东宫，必定对吐突承璀感恩戴德。吐突承璀立下了定策之功，日后也就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
然而，吐突承璀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宪宗虽然宠幸他，可在立储的大事上，还是要采纳大臣们的意见，所以当即否决了吐突承璀的提议，决定册立遂王。
也许是为了让争议的双方面子上好看一点，并使得最后的结果看上去更有说服力，宪宗在立遂王之前，特意让时任中书舍人的崔群为澧王代拟一份让表，表示他自己主动让贤。没想到崔群却不以为然地说：“把属于自己的东西让给别人才叫让，遂王是嫡子，太子之位本来就是他的，澧王凭什么让？”
宪宗一听，顿时哑口无言，只好作罢。
元和七年七月，遂王李宥被正式册立为太子，同时改名为李恒。
吐突承璀跟李恒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他极其失落，同时也对未来产生了深深的忧惧。
现在，宪宗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显然已经时日无多。吐突承璀很清楚，如果坐视太子李恒继位为帝，日后肯定没他的好果子吃。所以，吐突承璀决定孤注一掷，赶在宪宗驾崩之前，废掉太子李恒，改立澧王李恽。
吐突承璀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废立行动，频频召集手下将领和其他要害部门的宦官，日夜密谋。
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吐突承璀一动，太子李恒立刻就得到了消息。
李恒大为惶恐，赶紧派人去跟他的舅父、司农卿郭钊问计。没想到郭钊却给他回话说：“殿下只要孝顺恭谨，以待天命，其他事无须忧虑。”
郭钊这话当然没错，可问题在于这是一句废话。在权宦吐突承璀蠢蠢欲动、图谋废立的当口，在东宫岌岌可危的情况下，郭钊叫李恒“孝顺恭谨，以待天命”，基本上就是叫他坐着等死。
李恒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却苦无对策。
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有一帮人站出来力挺他了。
他们是另一拨宦官，为首的是梁守谦和王守澄。
梁守谦时任右神策中尉，手里掌握了另一半禁军。虽然唐朝尚左，梁守谦的级别和地位低于吐突承璀，但在这样一个即将变天的非常时刻，级别和地位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有武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守谦足以和吐突承璀打个平手。至于最后的胜负结果如何，就要看谁的出手更狠，动作更快了。
王守澄时任内常侍，跟陈弘志一样，是在宪宗身边侍奉的几个主要宦官之一。平日里，像王守澄、陈弘志这样的内侍宦官，肯定是不敢跟吐突承璀叫板的，可在目前这种特殊时刻，王守澄和陈弘志的优势显然要比吐突承璀大得多。因为天子病重，已经多日没有上朝，此时宫闱中的情况外臣几乎一无所知。不要说吐突承璀，就连宰相恐怕也很难获悉大内的消息。就此而言，像王守澄和陈弘志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角色，很容易就能掌控宫中的局势。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甚至可以左右整个帝国政局的发展方向。
而梁守谦、王守澄等人之所以在这个紧要关头站出来力挺太子，理由其实也跟吐突承璀一样——无非是想抢一个定策之功，以便保住现有的爵禄富贵，并且在新天子的朝廷里得享更多的权力和荣宠。
至此，博弈双方都已选好各自的阵营，押上各自的筹码。最终究竟鹿死谁手，就取决于天子李纯在最后一刻的态度了。
此刻，在吐突承璀看来，自己的胜算要比对手大得多，因为自己是天子最宠幸的人，当然最有可能影响天子的决定。虽然李恒已经做了八年的太子，可只要促使天子李纯下一道诏书，李恒就得乖乖地滚出东宫，把储君的宝座让给澧王。
一道诏书的事，难吗？
不难。
吐突承璀信心满满地想。
然而，吐突承璀过于低估内侍宦官的能量了。
正常情况下，要影响天子的决策，他当然比王守澄、陈弘志之流更有发言权，可有时候，后者能做的事情绝对是吐突承璀鞭长莫及，甚至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什么事情？
弑君。
是的，就这么简单。李纯如果是一个活人，要影响他确实很难，可要是把他变成一个死人，王守澄、陈弘志等人就可以代替他做出各种决定。换言之，只要李纯一死，内侍宦官们就能以大行皇帝的名义发布遗诏，从而神不知鬼不觉地攫取生杀予夺的天子大权。
这一点，是吐突承璀万万没想到的。
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深夜。大明宫中和殿。
三两盏金黄的蟠龙烛台在黑暗中擎起几簇微弱昏黄的光亮。飘忽的风从半掩的雕花长窗迤逦而入，幽幽地拂动龙床周匝的透明帷幔。床上那个脸色蜡黄、面目浮肿的中年男子迷迷糊糊地翻了一个身，喉咙里发出几声低沉浊重的闷响。他的半张脸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下闪闪烁烁，另外半张隐没在浓墨般的黑暗中。
一条黑影无声无息地向龙床迫近。忽然，殿外掠过一声夜枭的哀鸣。黑影顿了一顿，打了一个寒噤。四周重新陷入一片死寂的时候，鬼魅般的黑影已倏忽飘至龙床之前。
那个中年男人犹自沉睡，对近在咫尺的杀机浑然不觉。他的眼皮在轻微而急促地跳动，似乎在梦中遭遇了令他骇异恐怖的事物。他或许很想逃离那个身不由己的梦境，回到这个由他主宰一切的现实中来；他或许还习惯性地在梦中发号施令，可梦中的一切已无法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最后，这个曾经睥睨天下、指点江山的男人终究没有醒来。
当那个鬼魅般的黑影毫不犹豫地出手，李纯就只能永远留在自己的梦中了。
其实，李纯没有醒来不见得是件坏事。至少，他不用面对被家奴手刃的耻辱；至少，他无须感受死不瞑目的悲愤；至少，他不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蓦然发现——现实有时候远比噩梦更为恐怖。
这一夜，大明宫的上空大风骤起，恍如声声呜咽的鬼哭。中和殿的数扇长窗被凶猛袭来的夜风訇然吹开，龙床周匝所有蟠龙烛台的火光在同一瞬间遽然熄灭。
殿中的黑影摇晃着身子，步履凌乱地冲出了阴森幽暗的大殿。
一弯娥眉月凄清地挂在大明宫阙的一角飞檐上。
月光惨白，照见了一张脸。
那是陈弘志同样惨白的脸。
“庚子，（宪宗）暴崩于中和殿。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类讳之……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资治通鉴》卷二四一）这就是唐宪宗李纯的最后结局，也是他遗留在史册上的最后一点印迹。
一代中兴之主，竟然以如此方式告别人世，告别他的帝国和臣民，着实令人错愕，更令人不胜唏嘘。
在有唐一朝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上，宪宗李纯是第一个被宦官弑杀的皇帝。
在他身后，这一幕还将不断重演。
宪宗之死，历史上被称为“元和宫变”。后人普遍认为谋杀李纯的凶手就是内常侍陈弘志，而幕后主使就是梁守谦和王守澄等人。甚至有人怀疑，太子李恒和他的生母郭贵妃也间接参与了这场弑君的阴谋。
当然，谁也没有确凿证据把这对母子推上历史的被告席，人们只能从李恒事后的一系列行为和表现，猜测他很可能事先知道了宦官们的密谋。即便他没有参与其事，至少他采取了袖手旁观的姿态，对这帮宦官的弑逆罪行予以了默认，并在事后予以了充满讽刺意味的褒赏和嘉奖。
仅此一点，太子李恒就难辞其咎。
不过，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换言之，这个世界历来只看重结果，过程通常不必过问，只要目的达到，手段也往往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只要除掉天子李纯，太子李恒和他的拥趸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做他们想做的一切了。
宪宗被弑的当天夜里，以王守澄为首的内侍宦官就发布了天子驾崩的消息，还附带说明了天子的死因——药物中毒。
发布消息的同时，早已准备就绪的梁守谦带领全副武装的神策右军士兵冲进了吐突承璀的府邸，不由分说，将其砍杀，紧接着又冲进澧王府，杀死了李恽。
吐突承璀可能至死也没弄明白，自己到底输在什么地方，又为何会死得这么难看。
除掉所有对手后，李恒立刻以帝国储君的身份，大举犒赏拥立有功的梁守谦和王守澄等人，并赐予神策左、右军官兵每人五十缗钱。
元和十五年闰正月初三，亦即宪宗暴崩的短短几天后，二十六岁的太子李恒就在宦官的簇拥下登上了皇帝宝座，是为唐穆宗。
李恒登基次日，就把宰相皇甫镈逐出了京师，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市）司户；数日后，又命人将柳泌乱棍打死，将其他所有方士也全部流放岭南。
宪宗李纯和他的元和时代就这么成为历史了。
朝野上下当然都会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惋惜，可人们最多也就是把宪宗之死归咎于迷信方士和误食丹药而已，没有人会想到皇帝的真正死因。所以，对于新君李恒贬逐奸相、流放方士的举措，长安士民无不拍手称快。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新天子英明睿智的表现。
既然朝廷公开发布的宪宗死因是药物中毒，那么罪魁祸首皇甫镈等人当然要受到应有的惩罚。
这是给宪宗的在天之灵一个交代，也是给天下人一个交代，有谁会怀疑李恒的动机呢？
其实，李恒的动机还真是值得怀疑。
诚然，恶名远播的皇甫镈和他推荐的那些招摇撞骗之徒早就该被清理了，如今的下场是他们应得的。可如果我们就此把新君李恒视为一个英明之主，那显然是把事情看得太过粗浅了。客观上，李恒固然是办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但主观上，他难道不是想让皇甫镈和那些方士为宪宗之死背黑锅吗？
说白了，只有把皇甫镈等人推到被告席上进行宣判，李恒才能躲在历史的幕后，不动声色地把弑父弑君的鲜血悄悄抹掉。
也许，这才是李恒的真实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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